无产者 - 2011/11/17 15:38:00
广胜：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
2011-11-17 00:12 原作者: 李民骐
作者简介：广胜，就是程广胜，都是笔名。真名就是李民琪。
摘要: 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二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上三个条件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都将不复存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一旦停止运转，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迅速上升到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所无法容纳的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的坍塌，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 ... ... ... ... ... . ...
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完全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工人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调整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和许多种原材料的最大消费者。按照现在的趋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简言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态矛盾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并且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产业工人队伍的日益壮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基本规律正在中国发生作用。
2009年7月，吉林省国有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愤怒的工人将代表资本家执行私有化的总经理打死。这次斗争，迫使当地政府放弃了私有化计划，并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其它地方的反私有化斗争。
2010年夏，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沿海各省，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部门。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退却与沉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重新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2009年与2010年的事件将被证明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工人阶级斗争高潮的新时代。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成长为新的社会与政治力量，这一重大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进程？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某些“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曾试图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来调和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冲突，从而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调和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呢？
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之中，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方面的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二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上三个条件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一旦停止运转，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迅速上升到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所无法容纳的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的坍塌，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无产阶级 – 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
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即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将要成长壮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人在工作中与生活中都更加集中了。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以及工人的进一步集中，工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的直接利益开始与资本家展开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因素。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进步便利了工人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国际间组织起来。在工人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将通过政党的方式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阶级。马克思预言，随着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了来自西方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严重挑战。1914年至194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被迫进行重大的自我调整。大政府、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代替了小政府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亚非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
通过对西方的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出有限的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阶级冲突得到缓和，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得以保全。全球资本积累复苏的条件具备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出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所谓黄金时代的末期，新的世界矛盾产生了，出现了新的世界工人阶级斗争高涨的局面。革命浪潮席卷了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差不多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都遭到了利润率急剧下降的打击。在整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动荡不安。到了1979年，美元几乎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世界资产阶级决定对世界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新自由主义就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攻。表面上，新自由主义是企图恢复早已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为了重新调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利润率并重建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极大的扩充全球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队伍。通过将工业生产从西方“核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办法，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直接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不仅如此，通过以产业转移相威胁，跨国公司还可以迫使西方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劳动强度，并且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并减少对资本家的征税。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认为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使全球可供资本主义剥削的实际有效劳动力队伍增加了一倍。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雇佣的工人达到两亿人，几乎相当于全部西方国家工业就业人数的两倍。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未必成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都恢复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了。到了本世纪初，中国与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开始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2003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小“黄金时期”。
但是，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暂时得逞，也为它的自我灭亡准备了条件。就近期来说，全球工业的大部分转移到半外围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全球工业生产过剩。半外围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扩张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贫困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全球失衡”，半外围国家的生产过剩不得不通过向西方核心国家大量出口的办法来加以消化。而美国，则成为半外围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自己，则靠借债消费维持需求扩张。这根本是不可持续的，并终于导致了200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就中期和长期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造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这种新形势，将最终导致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且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
首先，随着中国、印度和其它所谓“新兴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全球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破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在未来几十年，世界所面临的前途，不是人类奋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一个在社会与生态方面都完全可持续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类在全球生态灾难中与资本主义同归于尽。这一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21世纪压倒一切的世界历史性要求。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同时也为它自己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新的掘墓人，那就是在广大的半外围地区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并且学会组织起来，假以时日，中国工人阶级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并且要求实现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利。
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世界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无法逾越的生态极限。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既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又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各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利润生产的要求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的要求，两个方面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切客观的历史条件都表明，只有以革命手段打倒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全球力量对比极大地有利于全球无产阶级，并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能够承担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且无愧于世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称号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各方面的客观历史条件，但是同样取决于工人阶级能不能、敢不敢发扬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一切必要的主观历史条件。
中国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
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在充分发动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基础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后夺取政权。大多数的党员来自于工农并且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这些历史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
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基本性质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阶级关系相较于一般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群众，要有利地多。
在五十年代，所有的工农业基本生产资料都完成了国有化和集体化。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已经认识到，要真正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在形式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更加主要的，是要改变实际的生产关系，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际上领导经济和政治。
在城市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拥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受到“铁饭碗”的保护。所谓“铁饭碗”，包括就业保障、公费医疗、廉价教育、廉价住房、退休养老保障等广泛内容。“铁放碗”使工人能够在工作场所敢于抵制干部和管理人员滥用权力。“铁饭碗”使工人在事实上对于劳动过程有了相当的控制权，并限制了官僚主义特权的发展。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领域的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改造。很多工业企业实行了“鞍钢宪法”，要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
在农村，在最初阶段受到一些挫折以后，人民公社制度在六十年代得到巩固。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农业产量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在农村得到了大发展。到七十年代末，百分之九十的农村普及了合作医疗。
1960年至1980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由47 岁提高到了66岁（增加了19岁）。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由52岁提高到了63岁（增加了9岁）。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2岁提高到了51岁（增加了9岁）。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8岁增加到了61岁（增加了13岁）。
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韩国一样（66岁），超过巴西（62岁）和土耳其（60岁），比印度（55岁）整整多了11岁。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经济剩余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使新生的官僚特权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有了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集团一旦得势，必然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特权和政治权力，并且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及其战友决心通过直接号召与发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学生，来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由于政治上缺乏经验、思想上缺乏准备，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没有能够承担起直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再加上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还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尚未完全暴露，使工农群众无法明确斗争对象与团结对象，不能够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没有得到实现。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策动了1976年9月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的战友遭到监禁与迫害，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完全被清洗掉了。“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堕落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专政的党，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开始了。
所谓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农业生产完全私有化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成为被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到九十年代初期，私有制企业（包括当时事实上已经私有化了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九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所有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被贱卖甚至于直接赠送给资本家的。私有化的受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原国有企业经理、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公司。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盗窃掠夺全民和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完全形成了。与此同时，几千万国有和集体职工被迫下岗，沦为城市贫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旧党章仍然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新党章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先进生产力”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委婉语罢了。
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仍然比较弱小。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一旦失去了一个成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自觉地组织成一个阶级去战斗。在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方向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也就丧失了抵抗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有力地配合了世界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通过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全球工厂”。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扩张，并在一段时期内造成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巩固的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
2002年，中国官方的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份“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的初衷是为官方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提供依据并且宣传所谓“中间阶层”正在迅速发展的观点。但是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却表明，中国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最主要的变化。
1978年至1999年，无产阶级（包括工业工人、商业工人、服务业工人、职员和失业者）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从23%增加到了43%，即增加了20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各种所谓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和城市小业主）从4%增加到了9%，即增加了5个百分点。1999年，资产阶级（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和所谓“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合计占劳动力队伍的4%。农村半无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占44%。
另据《中国统计年鉴》，非农业就业人口占中国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31%上升到了2000年的50%，又进一步上升到了2008年的60%。这一趋势与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所表明的阶级结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对两组数据相比较表明，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队伍约占中国全部非农业劳动力队伍的85%。由于非农业就业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没有生产资料并被迫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非农业劳动力就业人口的迅速增长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
中国的快速资本积累主要是依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数据，2005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40美元，而巴西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10美元，墨西哥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40美元，波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590美元，韩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00美元，美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900美元。中国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5%。
1990年至2005年，中国的劳动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50% 降到37%。这一数据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工资和薪金收入，包括资本家经理的高额薪金。所以，这一数据实际上低估了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程度。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5 倍。但是人们基于日常观察普遍怀疑官方价格指数的可靠性。有一项研究根据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价格纪录发现，1978年至2005年，食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倍，衣服价格平均上涨了10-50倍，医药和教育服务的价格的平均上涨了50-100倍，房租和水电的价格上涨了至少50倍。按照这项研究，1978年至2005年，消费者价格平均上涨了15-50倍而不是5倍。（参见万晓西的有关研究）
2005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月工资约为1000元。1978年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50元。考虑到住房、医药和教育成本，2005年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不如1978年一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尽管根据官方统计，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增长了19倍，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陷于停滞甚至下降。
“农民工”承担了中国制造业工作的70%和建筑业工作的80%。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约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中国的出口制造业正是依靠剥削农民工发展起来的。
2003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有的工人日劳动时间甚至达到16 小时。超过70%的工人节假日从来不休息。
另外的研究表明资本家经常对工人侮辱和体罚。管理人员经常找借口克扣工人工资，工人被克扣的工资平均达到“正常工资”的15%。
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约两亿中国工人在危险有害的环境中工作。每年约有70万中国工人因工受重伤，因工而死的工人每年达到10 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要经历几个阶段。起初，只是个别工人起来反抗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在这个阶段，工人仍然处于分散的、不团结的状态，偶尔的团结也往往被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竞争所破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并且大量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工人的力量增长了，并且工人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做斗争。很多地方的斗争逐步地联合为全国范围的斗争。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发展规律正在中国发生着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化的、阶级觉悟逐步增长的工人队伍正在形成。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根据主流媒体的描述，目前约有一亿工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1980年以后出生。他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很快就来到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更加认同城市而不是农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学历，对工作要求比较高，期待更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不大能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准备着有利的客观条件。在经过多年的快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终于开始萎缩了。2007年和2008年，也就是在上一轮全球经济扩张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刚一开始加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沿海各省又出现了。广东省声称缺少工人两百万人。为了吸引工人，很多城市被迫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2010年5月，本田公司设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约2000名工人罢工，造成生产瘫痪。随后本田和丰田公司其它若干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在整个夏季，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的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主流学者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罢工频繁发生、廉价劳动力体制终结的时代，并会威胁“社会稳定”。
在今后几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潜力很可能继续增长。在经过了持续几十年的稳步增长以后，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在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口）预计将在2012年达到9.7亿人的顶峰，此后将逐步下降，至2020年将下降到9.4亿人。其中，作为制造业廉价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来源的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年龄在19岁至22岁之间）在2009年达到1亿人的顶峰以后，预计至2020年将急剧下降到5000万人。
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10年的1.1亿人急剧增加到2030年的2.3亿人。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依赖比预计将由现在的1:9上升到未来的1:3。
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快速减少有可能在未来造成广泛的青年劳动力短缺，造成有利于工人斗争的局面，并且为工人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和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如果政府增加对资本家的征税以应付老龄化开支，将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并威胁资本积累。如果政府无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如前所述，可以用一个国家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图1比较了中国、韩国、巴西和埃及自1980年至2008年非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重要的半外围国家。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韩国工人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并对韩国政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巴西工人党建立。到九十年代，巴西工人党已经成为巴西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韩国和巴西，工人斗争的高潮以及工人组织的大发展都发生在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全部就业人口的70%-80%的历史时期。在最近的埃及政治动荡中，埃及工人阶级对于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埃及的非农业就业人口近年也达到了70%左右。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70%，似乎是一个国家工人运动转入高潮的“临界点”。
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60%。按照1980年至2008年的趋势，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上升约一个百分点。按此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并超过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70%的临界点。
在韩国和巴西，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利都一度得到了改善。但是，无论在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都已经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而专注于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范围内争取局部改良。本世纪以来，韩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在资产阶级新的进攻面前，无所作为、徘徊迷茫。在巴西，广大工农群众照样生活在赤贫之中。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世界的改良主义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不要走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的老路，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内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放弃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
事实上，中国政府目前在名义上的政策就是建设所谓“和谐社会”，也就是努力标榜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妥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则幻想通过所谓“政治改革”，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以达到迷惑工人阶级、并将工人斗争引向歧途的目的。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应当跟在外国工人贵族的屁股后面，走外国工人一再走却走不通的老路，更不能受嗟来之食。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有勇气、有胆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世界历史的新路，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走与剥削人压迫人的现存社会秩序完全决裂的路！抛掉红豆汤，夺回长子继承权！
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是要红豆汤，还是要长子继承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客观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主观历史条件。就客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取决于，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特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见识、有本钱能够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必要的但是有限的让步以后，照样维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就主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则在于中国工人阶级能否超越自身眼前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认识到只有通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自己长远的、根本的阶级利益，并将这一远见付诸实现 。
毛主席留给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曾经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铁饭碗”制度的保护下，中国工人敢于与官僚主义和管理人员的特权做斗争，不仅在企业里参加管理，而且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大事。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利与尊严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是现在一般的中国工人，所不能想像的。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曾经取得这些伟大的历史成就，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和领导。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产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私有化，数以千万计的国有工人下岗，挣扎在贫困之中。从此以后，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反抗私有化和捍卫自身基本生存权利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老工人”），也包括目前仍然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工人。通过这种斗争，国有部门的工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产生了不仅是一般的阶级意识，而且是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意识 – 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就这一意义来说，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集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特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点和优点，因而是毛主席留给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据一位工人活动家讲，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中国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比较完整的阶级意识”。通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体会了当家作主并且认识到了自己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又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又深刻体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是怎样把人变成鬼。
由于有了这种历史经验，国有部门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很多工人领袖都认识到，工人目前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不是由个别资本家造成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暂时得逞。正是因为失去了列宁所说的“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阶级才更加懂得珍惜“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如果丢掉了“长子继承权”，“红豆汤”也是保不住的。
一位下岗工人领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阶级兄弟姐妹，所以就不会有大规模下岗。但是，私有化以后，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再是主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会大规模下岗。”这位工人领袖进一步指出，工人的斗争不应该限于个别问题、个别要求，只有恢复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现在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很多是下岗的老工人的后代 ，或者有与老工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或者与老工人生活在同样的工人阶级家属区。所以，国有企业的在岗工人经常受到老工人的现实斗争与历史经验的影响。2009年发生在吉林通化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就是新老工人团结共同反对私有化的模范事例。
通化钢铁公司（“通钢”）原为国有钢铁企业。2004年，王珉被任命为吉林省长。在担任苏州市党委书记期间，王珉就曾经疯狂推行私有化，曾经创下在一年内“改制”一千多家国有企业的纪录。来到吉林以后，王珉决定当年就要“改制”八百多家国有企业。
通钢在2005年实行“改制”。价值100亿元的国有资产被评估为仅值20亿元，号称拥有中央高层背景的私人建龙公司实际仅仅支付了8亿元就接管了通钢。在建龙接管以后，36000名工人中的24000名被迫下岗。过去，从事危险工种的工人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私有化以后，这些工人的月工资降为1000元。建龙还推行所谓台湾式管理方式，实行封建把头式的等级制度。一个中层经理的月收入就可以高达30万元，管理人员可以任意惩罚工人。
自2007年开始，通钢工人就展开了反私有化斗争。在斗争中，老工人的代表吴师傅成为工人公认的领袖。2009年2月，建龙公司竟然对下岗工人住宅区停止供暖。吴师傅连续几个星期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并张贴海报。吴师傅告诉工人，问题不仅仅是供暖或任何其它具体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私有化，工人恨的就是改制的政治路线。工人代表开始定期聚会，并讨论斗争策略。
2009年7月，通钢工人发动总罢工。建龙公司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工人力量，竟敢威胁将所有罢工工人开除。这个丧心病狂的资本家，被愤怒的工人当场击毙。王珉率大批武装警察赶到现场，但是慑于通钢工人的强大斗争声势，不敢轻举妄动，坐视资本家被工人打死。事后，吉林省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对通钢的私有化改制。
通钢工人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在通钢胜利的鼓舞下，其它几个省的钢铁工人也进行了反私有化斗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其它地方的工人将通钢工人的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纷纷表示“打死的（资本家）太少了”。
在九十年代的斗争中，国有部门工人对于政府仍然有着较大的幻想。在当前的斗争中，这种幻想已经比较少了，工人普遍认识到政府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工人也产生了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的鬼话。他们认识到，正是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失去了一切权利并陷于贫困。在很多斗争场合，工人都明确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经过多年的私有化以后，国有企业（含所谓“国有控股企业”）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30%。但是，在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要地位。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值的59%，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的96%，占石油加工和炼焦业产值的72%，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即钢铁工业）产值的42%，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的45%，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值的92%。
国有企业占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经下降到约20%。但是国有工业企业工人仍有约2000万人，并且集中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工业和几个重工业部门。如上节所述，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进程的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是迟早要发生的。这个高潮一旦来临，国有部门工人，只要能就近控制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就必然发挥出远远超出他们人数比例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不妨设想，如果在国有部门工人的领导下，整个煤炭行业的工人总罢工，那就足以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瘫痪，并迫使资产阶级投降。
最主要的是，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优势。只要有革命知识分子的适当帮助，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就完全可以成为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并引导中国工人运动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前进。
腐朽的中国资产阶级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2005年，中国最富的10%的家庭拥有全部居民收入的31%，而最富的20%的家庭则拥有全部居民收入的48%。另一方面，最穷的1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居民收入的2%，最穷的60%的家庭加起来的收入只有全部居民收入的30%。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加令人震惊。据2006年“世界财富报告”，中国最富的0.4%的家庭竟然拥有全部居民财富的70%。当年，有3200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一亿元，成为中国的“亿万富翁”。其中，据估计有2900人属于党政高级官员子女。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达到20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吃社会主义老本、搞资本主义复辟起家的。他们的绝大部分财富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的掠夺和盗窃。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心里是有数的，是记着一本帐的。
有人估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累计流失的国有资产达5000亿元，相当于当时国有资产总量的20%。杨帆近年做过一个估计，在私有化过程中损失的国有和集体资产总量达到30万亿元。
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表的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部门的“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所谓“灰色收入”，绝大部分属于政府官员通过贪污受贿而获得的非法收入。
在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ＸＸＸ到处鼓吹要人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保持信心，说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慷中国人民之慨，将中国出卖亿万工人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实际上一文不值的美国国债，给美帝输血，使其得以苟延残喘。
这位号称“亲民”的大领导，一面继续推行私有化，一面不忘了“公私兼顾”。其子Ｘ云松，掌握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其妻号称珠宝界女王。Ｘ氏家族拥有资产300亿元，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总理家族。
前总理ＸＸＸ，在任期间主持了大规模私有化，并迫使几千万工人下岗。他的另一项主要政绩，是完成了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将中国转变成了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所谓“世界工厂”。朱氏家族在金融业占有一席之地，拥有资产50亿元。
ＸＸＸ，在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期间，将所谓“三个代表”的“思想”写进党章，从而正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专政党的转变。江氏家族拥有资产估计为70亿元。
ＸＸＸ，为Ｘ氏政治盟友，号称掌控石油与石化工业。其子在房地产投机中暴富。曾氏家族据称拥有资产120亿元。
这种普遍腐败的情况，不仅早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严重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所谓“执政能力”。主流社会学家孙立平近期提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溃败”。孙立平认为，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其成员所追求的完全是他们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人关心中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中央政府不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而任何一级政府也都不能有效控制它自己的各个部门。几乎每一级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腐败不仅已经失控，而且已经“不可治理”。
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当时的所谓“知识分子”，现在一般所说的“中产”、“白领”，即自由职业者与技术工人，属于拥有一定特殊技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高、对自身劳动过程有较高控制程度的雇佣劳动者上层）是所谓“改革开放”（即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如果当时没有小资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要打败无产阶级，是不那么容易的。
1989年的所谓“民主运动”，虽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并且部分地反映了城市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满，但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次由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其基本纲领就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尽快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之间，没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他们之间的争斗，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掠夺社会主义财富的过程中分赃不均而引起的。
但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不仅使亿万工农沦为赤贫，而且也彻底打碎了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中产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等教育曾经为很多来自底层的青年人提供了通过投机钻营混迹于上层社会的机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实际上就是私有化了。从2000年至2010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6倍，但是政府的高等教育支出却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只能由学生自己负担。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变成了变相的牟利机构。
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暴增，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价格急剧贬值。根据官方统计，至2010年底，约四分之一的当年高校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仍有15%没有找到工作。 而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则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甚至不比农民工的工资高。据说有大约100万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生活在各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被称为“蚁族”。
住房、医疗、教育成本的暴涨使得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迫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完全放弃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篇网文中描述了他月薪4000元的“悲惨生活”。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苏州工业园区找了一份职员工作，扣除各种税费后年收入5万元。相比之下，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税前，不包括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为29000元。这说明这位复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是比较好的。
这位复旦毕业生这样描述他的日常开支。十二个月的伙食大约6000元；租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外加水电费等，年开支2万元；交通费、固定电话费和手机费每年约4000元；另外上网、买书、去外地探亲、与亲友往来等各项开支约9000元。如果一年下来不生病，不上医院，那么每年可以结余5000元。
几年下来，这位复旦毕业生积攒了3万元，但是苏州每平方米的住房均价当时是6000元。人到三十，却发现自己既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更养不起小孩。这位复旦毕业生现在退了城里的公寓，在郊区农民村与另外七位“白领”合租一间房。
在网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复旦毕业生代表当今中国的千百万“小资”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号：“要老婆干嘛？要小孩干嘛？要爹妈干嘛？只要转变观念，像我现在这样，不养父母，不讨老婆，不生小孩，不供楼，不坐车，不生病，不娱乐，不穿商场里卖的衣服，不吃正规快餐店里的盒饭，就可以找到幸福生活的真谛！
社会要把我们逼疯，这样的简单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不了，我们错了吗，我们只想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政治上开始追求进步。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没有左派（即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或出于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派别）。在过去十年中，左派在群众中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增长。有些左派网站，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中国工人网”，已经取得了全国性影响。有些主流网站，如人民日报下属的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也被左派言论主导。
2005年，江西省几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对所在高校的在校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试图了解“新左派”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调查发现，有半数的大学生浏览过左派网站。有30%到70%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左派思想。负责调查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认为，日益增长的左派思潮，有可能会削弱大学生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建议政府组织专门的网络评论员来抵消左派思想的影响（表1概括说明了这次调查的内容和结果，见下页）。
与其它国家的左派相比，中国左派有一个目前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在形式上已经在中国左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事实上，任何人现在想要在中国当左派，都必须首先声明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2010年，在毛主席的逝世纪念日和诞辰纪念日，全国几百个城市的工人群众和近百所大学的师生，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挠和破坏，自发地举办了广泛的群众性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2011年春节期间，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的群众达到70万人。
当前，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泛指如下的政治立场：正面肯定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赞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左派在表面上已经统一在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之下，在左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严肃的政治分歧。在目前阶段，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的。这是因为，随着左派的发展壮大，各种小资产阶级的乃至资产阶级的成分必然混入左派队伍，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必然反映他们实际的阶级立场。只有通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实际革命斗争，这种状况才能加以改变。只有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才能将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成分逐步地从左派队伍中驱逐出去，并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左派内部的完全的领导地位。
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失败和破产；也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真正地教育群众，并逐步地将群众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表1 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
（2005年9月，江西5所高校，被调查对象1271人）
对下列问题做肯定回答的比例 (%)
曾经浏览过至少一个左派网站
52%
曾经浏览过至少十个左派网站
10%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65%
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49%
中国不应当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
70%
全球化背后掩盖着不平等
56%
改革的目标不应当是走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72%
开放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资本主义的逻辑
66%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民主比自由更重要
42%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激烈的阶级对立
39%
中国工人被剥削得连简单的生命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了
39%
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
43%
医疗市场化使老百姓看不起病
52%
教育市场化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26%
党内权力资本精英实行权贵私有化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送给外国
41%
改革开放导致大批工人下岗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45%
资料来源：“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有关资料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c83b370100n3eg.html.
改良还是革命 – 中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面对即将来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潮，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先进经验”，搞一些经济和社会改良，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有限让步以后，保持资本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从而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长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目的？这个问题，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未来一个时期都必须面对的基本政治问题。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已经花了好几年宣传那个所谓“和谐社会”，把它描写成是阶级调和的天堂。站在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目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几乎所有媒体和报刊，也积极地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在“权贵”，而不在“资本主义”，只要推行“政治改革”，搞西方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就可以稳定了。
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民主资本主义也好，只要是资本主义，就要靠资本家，而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必须是利润。如果资本家有利润，资本积累能够照常进行，那么就有本钱搞改良、搞政治改革。反之，如果资本家没有利润，资本积累陷于危机，那么无论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怎样妙笔生花、创造出怎样新鲜的理论和名词，都不能够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灭亡的命运。
只要搞清了这个问题，就能够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就不会被一些眼前的、表面的变化搞得眼花缭乱、五心不定。
那么，中国的资本家是怎样获得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靠什么为资产阶级积累本钱的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高速积累，一是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二是靠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靠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秘密。
首先来看出口。在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未来将陷于长期停滞，并可能在今后几年遭遇到新的严重危机。这样，中国就不再可能依靠欧美市场来维持出口 的高速增长并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了。
目前，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消费约占40%，政府消费约占10%，投资约占45%，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占5%。也就是说，在国内需求中，投资是最主要的。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评论中，也已经广泛认识到，中国的投资比例偏高，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经济危机。另外，维持高投资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上都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的“失衡”状态（也就是中国国内所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消费主导的新的增长模式。
但是，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并且工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体上就决定了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资本家之间经常处于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占上风，资本家不得不把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也就是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生产抢占市场。所以，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就大体上决定了投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时，还必须考虑到政府税收和开支，工人的储蓄以及资本家的消费等因素。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些次要因素相互抵消以后，工人的工资总额与全体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则与整个经济的投资水平大体相当。比如，中国目前的工资总额（包括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与居民消费大体相当。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工资总额和政府消费，可以算出资本家的总利润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与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大体相当。考虑到折旧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则净利润目前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家才有本钱搞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由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问题就来了。因为就长远来说，要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首先提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就是必须降低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但是，中国的哪些资本家愿意牺牲他们个人的利益，拿一些本钱出来给工人阶级消费，以便实现整个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呢？是不是可以依靠“中国共产党”来代表一下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强迫资产阶级的个人成员拿出一些本钱来搞改良呢？然而，按照上述的主流社会学家的分析，似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执政能力”了。况且，本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财富就是通过掠夺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全民财产外加贪污腐败积聚起来的，如果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某些个别成员逼迫过甚，一旦内部矛盾激化，搞成鱼死网破的局面也不一定。
即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远见和决心要搞改良，他们也未必出得起搞改良的血本钱。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从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说，“合理”的投资水平是多少。表2说明了根据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合理”的投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分别应该是多少。（见下页）
比如，如果将来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折旧率为5%，且资本-产出率为3:1（也就是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总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1的资本-产出率相当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平均资本-产出率，也与中国目前的资本-产出率接近），则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应为36%（在表2 中约计为35%）。
如果不是这样，比如，如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36%，那么在扣除折旧以后，净投资（即用于新增固定资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要大于21%。用净投资除以现有的固定资本，就会发现，按照这样的投资比例，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将大于7%，也就是说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将超过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以及资本家的利润下降。如果这一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有可能突然大幅度减少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所以，按照上述的假设的各种情况，要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运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保持在35%左右，未来的净出口假设为0（即假设贸易平衡），则总利润和净利润应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和20%。与现在的利润份额相比，这就要求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利润改为工资。按照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规模大约为6万亿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愿意拿出6万亿元来搞改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吗？但是，6万亿元可能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将来能维持在什么水平呢？有一个方面，当前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所顾忌的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球生态系统现在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和其它全球生态灾难已经威胁到了人类文明的存续。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集中反映了全球的生态矛盾。下面着重分析能源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制约情况。
首先看石油。石油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0%。中国目前的石油日消费量约为1000万桶（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至2020年，中国的石油日消费量有可能达到1500-2000万桶。另一方面，世界石油生产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就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那么，中国所需要的500-1000万桶额外的石油日消费量将从哪里获得呢？如果采用煤制油的办法，那么，要每日生产1000万桶燃料（相当于每年5亿吨石油），需要每年消耗20亿吨煤炭，相当于中国现有煤产量的三分之二。
再来看煤炭。煤炭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5%。所以，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1979年至2009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年平均增长5.3%，同期，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大约比煤炭消费的增长率高5%。考虑到将来石油消费将趋于下降，并制约经济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与煤炭消费增长率之差很可能会小于5%。但是，本文在下面的论述中，仍然乐观地假设，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比煤炭生产的增长率高5%（假设煤炭生产与煤炭消费的增长率相同）。
中国的现有煤炭储量约为1900亿吨。中国的历史累积煤产量约为500亿吨。两者相加，中国煤炭的最终可采储量约为2500亿吨。据此可以推算出，中国的煤炭产量很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达到峰值，峰值产量约为50亿吨。图2比较了中国历史上的和未来预期的煤产量。（见下页）
中国未来煤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2010-2020年，3.4%；2020-2030年，0.6%；2030-2040年，-2.3%；2040-2050年，-4.6%。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10-2020年，约8%；2020-2030年，约5%；2030-2040年，约3%；2040-2050年，约0%。
从表2可以看出，至2020年，净利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须下降到15%，也就是比现在的比例下降20个百分点。至2030年，这一比例须下降到10%。至2040年，这一比例须下降到0%。
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能在0%的利润条件下正常运转呢？
表2 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利润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
10%
7%
5%
3%
0%
资本-产出率
3
3
3
3
3
投资占GDP比重
45%
35%
30%
25%
15%
净出口占GDP比重
5%
0%
0%
0%
0%
总利润占GDP比重
50%
35%
30%
25%
15%
折旧占GDP比重*
15%
15%
15%
15%
15%
净利润占GDP比重
35%
20%
15%
10%
0%
* 折旧率假设为5%，即固定资本每年折旧5%。若资本-产出率为3:1，则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不仅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将永远沦为贫困，而且，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也就为期不远了。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还在迅速增长。除非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完全停下来，并且被砸得粉碎，要想避免全球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世界历史性的问题。人类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21世纪的世界革命，打倒资本主义，从而拯救自己？
马克思认为，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通过社会改良 暂时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妥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依靠的是通过剥削广大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以及对世界环境和资源的疯狂掠夺。
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随着亚洲工人阶级的大批无产阶级化，世界历史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符合马克思所预言的情景。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矛盾的中心。上述各节的分析表明，在2020年以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很可能在中国集中爆发，这就排除了通过改良主义手段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一切可能性。
由于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国的主观历史条件将有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经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武装起来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条件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关键工业部门，并在未来的全国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广大的一般无产阶级（“农民工”）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广泛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将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抵抗。
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关键的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胜利，其世界意义将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分工体系将崩溃。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改变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使其发生对世界无产阶级决定性的有利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21世纪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从而使人类能够在克服21世纪危机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一步繁衍和发展。
历史将见证，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无愧于他们的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
2011-11-17 00:12 原作者: 李民骐
作者简介：广胜，就是程广胜，都是笔名。真名就是李民琪。
摘要: 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二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上三个条件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都将不复存在。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一旦停止运转，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迅速上升到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所无法容纳的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的坍塌，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 ... ... ... ... ... . ...
在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完全建立在对亿万廉价工人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在新自由主义全球调整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和许多种原材料的最大消费者。按照现在的趋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简言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态矛盾的中心。
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并且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带来产业工人队伍的日益壮大，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化同时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这一基本规律正在中国发生作用。
2009年7月，吉林省国有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阶级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对私有化的斗争。愤怒的工人将代表资本家执行私有化的总经理打死。这次斗争，迫使当地政府放弃了私有化计划，并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其它地方的反私有化斗争。
2010年夏，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沿海各省，打击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部门。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失败、退却与沉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正在重新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2009年与2010年的事件将被证明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即将进入一个工人阶级斗争高潮的新时代。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成长为新的社会与政治力量，这一重大发展将怎样影响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进程？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某些“半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曾试图通过社会改良的办法来调和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冲突，从而达到维护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采取类似的办法来调和与中国工人阶级的冲突呢？
当前的世界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之中，面临着不可克服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生态方面的矛盾。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所依靠的，一是对广大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二是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以上三个条件在未来的不长时间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一旦停止运转，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必然迅速上升到资本主义的狭隘历史界限所无法容纳的程度。中国资本主义的坍塌，将为中国以及全世界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
无产阶级 – 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吗？
在《共产党宣言 》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社会条件，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即自身不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将要成长壮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的组织准备了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工人在工作中与生活中都更加集中了。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以及工人的进一步集中，工人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为了维护自身的直接利益开始与资本家展开斗争。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因素。在交通与通讯方面的进步便利了工人在全国范围乃至在国际间组织起来。在工人斗争发展的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将通过政党的方式组织成一个统一的阶级。马克思预言，随着无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组织起来，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无产阶级终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遭到了来自西方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严重挑战。1914年至194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大萧条。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蓬勃发展。世界资本主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被迫进行重大的自我调整。大政府、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代替了小政府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良。亚非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
通过对西方的工人阶级以及非西方的民族资产阶级做出有限的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阶级冲突得到缓和，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得以保全。全球资本积累复苏的条件具备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出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
但是，到了所谓黄金时代的末期，新的世界矛盾产生了，出现了新的世界工人阶级斗争高涨的局面。革命浪潮席卷了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差不多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都遭到了利润率急剧下降的打击。在整个七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动荡不安。到了1979年，美元几乎完全崩溃。
面对这种局面，世界资产阶级决定对世界革命力量进行反扑。新自由主义就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反攻。表面上，新自由主义是企图恢复早已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是世界资产阶级为了重新调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恢复利润率并重建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而采取的战略措施。
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极大的扩充全球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队伍。通过将工业生产从西方“核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和半外围地区的办法，跨国公司就可以通过直接剥削外围和半外围的廉价劳动力获取超额利润。不仅如此，通过以产业转移相威胁，跨国公司还可以迫使西方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和更高的劳动强度，并且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削减社会开支并减少对资本家的征税。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认为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变、印度的自由化“改革”以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使全球可供资本主义剥削的实际有效劳动力队伍增加了一倍。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雇佣的工人达到两亿人，几乎相当于全部西方国家工业就业人数的两倍。没有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加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将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且未必成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后半期，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都恢复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资本积累速度加快了。到了本世纪初，中国与印度的高速经济增长开始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显著贡献。2003年至2007年，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小“黄金时期”。
但是，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暂时得逞，也为它的自我灭亡准备了条件。就近期来说，全球工业的大部分转移到半外围的所谓“新兴市场经济”（如中国、印度、东欧和拉丁美洲）以后，出现了严重的全球工业生产过剩。半外围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扩张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贫困的工人阶级的购买力。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全球失衡”，半外围国家的生产过剩不得不通过向西方核心国家大量出口的办法来加以消化。而美国，则成为半外围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美国自己，则靠借债消费维持需求扩张。这根本是不可持续的，并终于导致了2009年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就中期和长期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造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这种新形势，将最终导致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而且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土崩瓦解。
首先，随着中国、印度和其它所谓“新兴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全球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环境的破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全球生态系统已经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在未来几十年，世界所面临的前途，不是人类奋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代之以一个在社会与生态方面都完全可持续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就是人类在全球生态灾难中与资本主义同归于尽。这一与以往根本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21世纪压倒一切的世界历史性要求。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调整同时也为它自己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灭亡准备了新的掘墓人，那就是在广大的半外围地区形成了新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特别是在中国，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并且学会组织起来，假以时日，中国工人阶级必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并且要求实现越来越广泛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利。
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世界资本主义都面临着无法逾越的生态极限。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既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又维持资本主义积累所必需的各种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为利润生产的要求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的要求，两个方面的冲突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一切客观的历史条件都表明，只有以革命手段打倒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基本矛盾。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从根本上改变全球力量对比，使全球力量对比极大地有利于全球无产阶级，并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扫清道路。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能够承担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并且无愧于世界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称号吗？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各方面的客观历史条件，但是同样取决于工人阶级能不能、敢不敢发扬伟大的革命首创精神，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一切必要的主观历史条件。
中国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
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在充分发动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基础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二十二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以后夺取政权。大多数的党员来自于工农并且忠实于劳动人民的基本利益。这些历史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
尽管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基本性质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表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内阶级关系相较于一般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对于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一般劳动群众，要有利地多。
在五十年代，所有的工农业基本生产资料都完成了国有化和集体化。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及其同志们已经认识到，要真正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在形式上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更加主要的，是要改变实际的生产关系，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实际上领导经济和政治。
在城市里，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拥有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受到“铁饭碗”的保护。所谓“铁饭碗”，包括就业保障、公费医疗、廉价教育、廉价住房、退休养老保障等广泛内容。“铁放碗”使工人能够在工作场所敢于抵制干部和管理人员滥用权力。“铁饭碗”使工人在事实上对于劳动过程有了相当的控制权，并限制了官僚主义特权的发展。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领域的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改造。很多工业企业实行了“鞍钢宪法”，要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
在农村，在最初阶段受到一些挫折以后，人民公社制度在六十年代得到巩固。从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农业产量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共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在农村得到了大发展。到七十年代末，百分之九十的农村普及了合作医疗。
1960年至1980年，中国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由47 岁提高到了66岁（增加了19岁）。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由52岁提高到了63岁（增加了9岁）。所有低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2岁提高到了51岁（增加了9岁）。所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48岁增加到了61岁（增加了13岁）。
198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与韩国一样（66岁），超过巴西（62岁）和土耳其（60岁），比印度（55岁）整整多了11岁。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并且受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完成工业化，经济剩余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这就使新生的官僚特权集团和技术精英集团有了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集团一旦得势，必然要求拥有越来越多的物质特权和政治权力，并且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及其战友决心通过直接号召与发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学生，来制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由于政治上缺乏经验、思想上缺乏准备，中国的工农劳动群众没有能够承担起直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重任。再加上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还处于萌芽状态，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尚未完全暴露，使工农群众无法明确斗争对象与团结对象，不能够理清阶级阵线，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没有得到实现。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策动了1976年9月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的战友遭到监禁与迫害，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完全被清洗掉了。“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堕落为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专政的党，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开始了。
所谓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人民公社被解散，农业生产完全私有化了。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打工”，成为被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到九十年代初期，私有制企业（包括当时事实上已经私有化了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占到中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九十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所有的中小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国有企业都被私有化了。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被贱卖甚至于直接赠送给资本家的。私有化的受益者包括政府官员、原国有企业经理、与政府有联系的私人资本家以及跨国公司。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事实上完成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盗窃掠夺全民和集体资产的基础上完全形成了。与此同时，几千万国有和集体职工被迫下岗，沦为城市贫民。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修改了党章。旧党章仍然声称“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新党章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先进生产力”不过是资本家阶级的委婉语罢了。
尽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进行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队伍仍然比较弱小。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一旦失去了一个成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尚不能自觉地组织成一个阶级去战斗。在失去了政治上的领导和方向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也就丧失了抵抗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的能力。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有力地配合了世界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通过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全球工厂”。这一客观历史条件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快速扩张，并在一段时期内造成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巩固的条件。
中国工人阶级的兴起
2002年，中国官方的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份“中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报告作者的初衷是为官方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提供依据并且宣传所谓“中间阶层”正在迅速发展的观点。但是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却表明，中国阶级结构的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复辟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最重大、最主要的变化。
1978年至1999年，无产阶级（包括工业工人、商业工人、服务业工人、职员和失业者）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从23%增加到了43%，即增加了20个百分点。在同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各种所谓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和城市小业主）从4%增加到了9%，即增加了5个百分点。1999年，资产阶级（包括私营企业主、经理和所谓“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合计占劳动力队伍的4%。农村半无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占44%。
另据《中国统计年鉴》，非农业就业人口占中国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31%上升到了2000年的50%，又进一步上升到了2008年的60%。这一趋势与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所表明的阶级结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对两组数据相比较表明，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队伍约占中国全部非农业劳动力队伍的85%。由于非农业就业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没有生产资料并被迫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非农业劳动力就业人口的迅速增长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
中国的快速资本积累主要是依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数据，2005 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140美元，而巴西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10美元，墨西哥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340美元，波兰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590美元，韩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00美元，美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900美元。中国工人的工资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5%。
1990年至2005年，中国的劳动性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50% 降到37%。这一数据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工资和薪金收入，包括资本家经理的高额薪金。所以，这一数据实际上低估了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的程度。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1978年至2005年，中国城市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了5 倍。但是人们基于日常观察普遍怀疑官方价格指数的可靠性。有一项研究根据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的价格纪录发现，1978年至2005年，食品价格平均上涨了10倍，衣服价格平均上涨了10-50倍，医药和教育服务的价格的平均上涨了50-100倍，房租和水电的价格上涨了至少50倍。按照这项研究，1978年至2005年，消费者价格平均上涨了15-50倍而不是5倍。（参见万晓西的有关研究）
2005年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月工资约为1000元。1978年中国城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约为50元。考虑到住房、医药和教育成本，2005年一个普通中国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不如1978年一个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尽管根据官方统计，中国经济在此期间增长了19倍，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却陷于停滞甚至下降。
“农民工”承担了中国制造业工作的70%和建筑业工作的80%。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约一亿五千万农民工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中国的出口制造业正是依靠剥削农民工发展起来的。
2003年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有的工人日劳动时间甚至达到16 小时。超过70%的工人节假日从来不休息。
另外的研究表明资本家经常对工人侮辱和体罚。管理人员经常找借口克扣工人工资，工人被克扣的工资平均达到“正常工资”的15%。
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约两亿中国工人在危险有害的环境中工作。每年约有70万中国工人因工受重伤，因工而死的工人每年达到10 万。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要经历几个阶段。起初，只是个别工人起来反抗直接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在这个阶段，工人仍然处于分散的、不团结的状态，偶尔的团结也往往被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竞争所破坏。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并且大量集中在工厂和城市。工人的力量增长了，并且工人日益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做斗争。很多地方的斗争逐步地联合为全国范围的斗争。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发展规律正在中国发生着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化的、阶级觉悟逐步增长的工人队伍正在形成。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都注意到了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根据主流媒体的描述，目前约有一亿工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1980年以后出生。他们在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很快就来到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更加认同城市而不是农村。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学历，对工作要求比较高，期待更高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并且不大能忍受艰苦的工作条件。
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准备着有利的客观条件。在经过多年的快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农村的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终于开始萎缩了。2007年和2008年，也就是在上一轮全球经济扩张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是，2010年，中国经济刚一开始加速增长，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沿海各省又出现了。广东省声称缺少工人两百万人。为了吸引工人，很多城市被迫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2010年5月，本田公司设在中国南方的一家工厂约2000名工人罢工，造成生产瘫痪。随后本田和丰田公司其它若干家工厂的工人罢工。在整个夏季，罢工浪潮席卷了中国的汽车、电子、纺织等行业。主流学者为此忧心忡忡，担心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罢工频繁发生、廉价劳动力体制终结的时代，并会威胁“社会稳定”。
在今后几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潜力很可能继续增长。在经过了持续几十年的稳步增长以后，中国的全部劳动年龄人口（指年龄在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口）预计将在2012年达到9.7亿人的顶峰，此后将逐步下降，至2020年将下降到9.4亿人。其中，作为制造业廉价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来源的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年龄在19岁至22岁之间）在2009年达到1亿人的顶峰以后，预计至2020年将急剧下降到5000万人。
另一方面，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2010年的1.1亿人急剧增加到2030年的2.3亿人。老年人与劳动年龄人口之间的依赖比预计将由现在的1:9上升到未来的1:3。
最佳年龄段青年人口的快速减少有可能在未来造成广泛的青年劳动力短缺，造成有利于工人斗争的局面，并且为工人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将使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养老金支付和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如果政府增加对资本家的征税以应付老龄化开支，将遭到资本家的反对，并威胁资本积累。如果政府无力解决老龄化问题，将进一步激化原有的社会矛盾。
如前所述，可以用一个国家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来代表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化的程度。图1比较了中国、韩国、巴西和埃及自1980年至2008年非农业劳动人口比重的变化情况。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重要的半外围国家。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至九十年代，韩国工人运动曾经蓬勃发展并对韩国政治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巴西工人党建立。到九十年代，巴西工人党已经成为巴西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在韩国和巴西，工人斗争的高潮以及工人组织的大发展都发生在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全部就业人口的70%-80%的历史时期。在最近的埃及政治动荡中，埃及工人阶级对于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埃及的非农业就业人口近年也达到了70%左右。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70%，似乎是一个国家工人运动转入高潮的“临界点”。
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目前已经达到60%。按照1980年至2008年的趋势，中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平均每年上升约一个百分点。按此趋势，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达到并超过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70%的临界点。
在韩国和巴西，经过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权利都一度得到了改善。但是，无论在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都已经放弃了推翻资本主义的目标而专注于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范围内争取局部改良。本世纪以来，韩国的工人运动停滞不前，在资产阶级新的进攻面前，无所作为、徘徊迷茫。在巴西，广大工农群众照样生活在赤贫之中。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全世界的改良主义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如果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中国工人阶级必然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不要走韩国和巴西工人运动的老路，承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内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实际上放弃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正如列宁所说的：“为了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
事实上，中国政府目前在名义上的政策就是建设所谓“和谐社会”，也就是努力标榜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妥协。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则幻想通过所谓“政治改革”，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以达到迷惑工人阶级、并将工人斗争引向歧途的目的。
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应当跟在外国工人贵族的屁股后面，走外国工人一再走却走不通的老路，更不能受嗟来之食。中国工人阶级，应当有勇气、有胆识，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走世界历史的新路，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走与剥削人压迫人的现存社会秩序完全决裂的路！抛掉红豆汤，夺回长子继承权！
是走老路，还是走新路？是要红豆汤，还是要长子继承权？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取决于客观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主观历史条件。就客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取决于，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特点，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否有见识、有本钱能够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必要的但是有限的让步以后，照样维持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就主观历史条件来说，问题则在于中国工人阶级能否超越自身眼前的、狭隘的经济利益，认识到只有通过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自己长远的、根本的阶级利益，并将这一远见付诸实现 。
毛主席留给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阶级曾经享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铁饭碗”制度的保护下，中国工人敢于与官僚主义和管理人员的特权做斗争，不仅在企业里参加管理，而且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管理国家大事。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阶级所享有的权利与尊严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也是现在一般的中国工人，所不能想像的。
尽管中国工人阶级曾经取得这些伟大的历史成就，中国工人阶级仍然年轻，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在毛主席逝世以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方向和领导。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资产阶级发动了大规模私有化，数以千万计的国有工人下岗，挣扎在贫困之中。从此以后，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反抗私有化和捍卫自身基本生存权利的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不仅包括下岗工人（“老工人”），也包括目前仍然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工人。通过这种斗争，国有部门的工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产生了不仅是一般的阶级意识，而且是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意识 – 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就这一意义来说，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集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独特历史以及由此带来的特点和优点，因而是毛主席留给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宝贵财富。
据一位工人活动家讲，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较，中国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比较完整的阶级意识”。通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体会了当家作主并且认识到了自己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又通过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经历，中国工人阶级又深刻体会了资本主义的剥削，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是怎样把人变成鬼。
由于有了这种历史经验，国有部门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不是局限于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很多工人领袖都认识到，工人目前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不是由个别资本家造成的。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中没有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暂时得逞。正是因为失去了列宁所说的“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阶级才更加懂得珍惜“长子继承权”。中国工人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如果丢掉了“长子继承权”，“红豆汤”也是保不住的。
一位下岗工人领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是阶级兄弟姐妹，所以就不会有大规模下岗。但是，私有化以后，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不再是主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人会大规模下岗。”这位工人领袖进一步指出，工人的斗争不应该限于个别问题、个别要求，只有恢复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现在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很多是下岗的老工人的后代 ，或者有与老工人一起工作的经历，或者与老工人生活在同样的工人阶级家属区。所以，国有企业的在岗工人经常受到老工人的现实斗争与历史经验的影响。2009年发生在吉林通化的钢铁工人大罢工就是新老工人团结共同反对私有化的模范事例。
通化钢铁公司（“通钢”）原为国有钢铁企业。2004年，王珉被任命为吉林省长。在担任苏州市党委书记期间，王珉就曾经疯狂推行私有化，曾经创下在一年内“改制”一千多家国有企业的纪录。来到吉林以后，王珉决定当年就要“改制”八百多家国有企业。
通钢在2005年实行“改制”。价值100亿元的国有资产被评估为仅值20亿元，号称拥有中央高层背景的私人建龙公司实际仅仅支付了8亿元就接管了通钢。在建龙接管以后，36000名工人中的24000名被迫下岗。过去，从事危险工种的工人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私有化以后，这些工人的月工资降为1000元。建龙还推行所谓台湾式管理方式，实行封建把头式的等级制度。一个中层经理的月收入就可以高达30万元，管理人员可以任意惩罚工人。
自2007年开始，通钢工人就展开了反私有化斗争。在斗争中，老工人的代表吴师傅成为工人公认的领袖。2009年2月，建龙公司竟然对下岗工人住宅区停止供暖。吴师傅连续几个星期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并张贴海报。吴师傅告诉工人，问题不仅仅是供暖或任何其它具体问题，问题的关键是私有化，工人恨的就是改制的政治路线。工人代表开始定期聚会，并讨论斗争策略。
2009年7月，通钢工人发动总罢工。建龙公司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错误估计形势，藐视工人力量，竟敢威胁将所有罢工工人开除。这个丧心病狂的资本家，被愤怒的工人当场击毙。王珉率大批武装警察赶到现场，但是慑于通钢工人的强大斗争声势，不敢轻举妄动，坐视资本家被工人打死。事后，吉林省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对通钢的私有化改制。
通钢工人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的斗志。在通钢胜利的鼓舞下，其它几个省的钢铁工人也进行了反私有化斗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其它地方的工人将通钢工人的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纷纷表示“打死的（资本家）太少了”。
在九十年代的斗争中，国有部门工人对于政府仍然有着较大的幻想。在当前的斗争中，这种幻想已经比较少了，工人普遍认识到政府是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工人也产生了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所谓“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的鬼话。他们认识到，正是因为失去了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失去了一切权利并陷于贫困。在很多斗争场合，工人都明确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在经过多年的私有化以后，国有企业（含所谓“国有控股企业”）占中国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30%。但是，在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占主要地位。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值的59%，占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的96%，占石油加工和炼焦业产值的72%，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即钢铁工业）产值的42%，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值的45%，占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产值的92%。
国有企业占工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已经下降到约20%。但是国有工业企业工人仍有约2000万人，并且集中在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战略意义的能源工业和几个重工业部门。如上节所述，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进程的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是迟早要发生的。这个高潮一旦来临，国有部门工人，只要能就近控制几个关键的工业部门，就必然发挥出远远超出他们人数比例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不妨设想，如果在国有部门工人的领导下，整个煤炭行业的工人总罢工，那就足以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于瘫痪，并迫使资产阶级投降。
最主要的是，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优势。只要有革命知识分子的适当帮助，中国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就完全可以成为整个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并引导中国工人运动沿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前进。
腐朽的中国资产阶级
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资本主义复辟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的有关数据，2005年，中国最富的10%的家庭拥有全部居民收入的31%，而最富的20%的家庭则拥有全部居民收入的48%。另一方面，最穷的1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居民收入的2%，最穷的60%的家庭加起来的收入只有全部居民收入的30%。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加令人震惊。据2006年“世界财富报告”，中国最富的0.4%的家庭竟然拥有全部居民财富的70%。当年，有3200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一亿元，成为中国的“亿万富翁”。其中，据估计有2900人属于党政高级官员子女。他们拥有的财富总量达到20万亿元，相当于中国200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靠挖社会主义墙脚、吃社会主义老本、搞资本主义复辟起家的。他们的绝大部分财富来自于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产的掠夺和盗窃。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心里是有数的，是记着一本帐的。
有人估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累计流失的国有资产达5000亿元，相当于当时国有资产总量的20%。杨帆近年做过一个估计，在私有化过程中损失的国有和集体资产总量达到30万亿元。
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发表的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部门的“灰色收入”达到5.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8%。所谓“灰色收入”，绝大部分属于政府官员通过贪污受贿而获得的非法收入。
在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ＸＸＸ到处鼓吹要人们对世界资本主义保持信心，说什么“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慷中国人民之慨，将中国出卖亿万工人血汗换来的外汇储备用来购买实际上一文不值的美国国债，给美帝输血，使其得以苟延残喘。
这位号称“亲民”的大领导，一面继续推行私有化，一面不忘了“公私兼顾”。其子Ｘ云松，掌握中国最大的私募基金。其妻号称珠宝界女王。Ｘ氏家族拥有资产300亿元，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总理家族。
前总理ＸＸＸ，在任期间主持了大规模私有化，并迫使几千万工人下岗。他的另一项主要政绩，是完成了与美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将中国转变成了剥削亿万廉价劳动力的所谓“世界工厂”。朱氏家族在金融业占有一席之地，拥有资产50亿元。
ＸＸＸ，在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期间，将所谓“三个代表”的“思想”写进党章，从而正式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专政党的转变。江氏家族拥有资产估计为70亿元。
ＸＸＸ，为Ｘ氏政治盟友，号称掌控石油与石化工业。其子在房地产投机中暴富。曾氏家族据称拥有资产120亿元。
这种普遍腐败的情况，不仅早就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严重削弱了统治阶级的所谓“执政能力”。主流社会学家孙立平近期提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溃败”。孙立平认为，中国现在的统治集团，其成员所追求的完全是他们个人的短期利益，而没有人关心中国资本主义的长远利益。中央政府不再能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而任何一级政府也都不能有效控制它自己的各个部门。几乎每一级政府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腐败不仅已经失控，而且已经“不可治理”。
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于当时的所谓“知识分子”，现在一般所说的“中产”、“白领”，即自由职业者与技术工人，属于拥有一定特殊技能、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较高、对自身劳动过程有较高控制程度的雇佣劳动者上层）是所谓“改革开放”（即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之一。如果当时没有小资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帮凶，资产阶级要打败无产阶级，是不那么容易的。
1989年的所谓“民主运动”，虽然是现实社会矛盾的产物，并且部分地反映了城市工人阶级对于资本主义“改革”的不满，但是，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次由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其基本纲领就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和尽快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之间，没有根本的政治分歧。他们之间的争斗，无非是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掠夺社会主义财富的过程中分赃不均而引起的。
但是，近年来，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不仅使亿万工农沦为赤贫，而且也彻底打碎了很多小资产阶级分子的“中产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高等教育曾经为很多来自底层的青年人提供了通过投机钻营混迹于上层社会的机会。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实际上就是私有化了。从2000年至2010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6倍，但是政府的高等教育支出却没有增加，额外的支出只能由学生自己负担。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变成了变相的牟利机构。
由于大学毕业生人数暴增，大学毕业生的劳动力价格急剧贬值。根据官方统计，至2010年底，约四分之一的当年高校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仍有15%没有找到工作。 而那些“有幸”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则不得不接受低工资，甚至不比农民工的工资高。据说有大约100万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生活在各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被称为“蚁族”。
住房、医疗、教育成本的暴涨使得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迫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完全放弃所谓“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一篇网文中描述了他月薪4000元的“悲惨生活”。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在苏州工业园区找了一份职员工作，扣除各种税费后年收入5万元。相比之下，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工资（税前，不包括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为29000元。这说明这位复旦毕业生的工资待遇是比较好的。
这位复旦毕业生这样描述他的日常开支。十二个月的伙食大约6000元；租一套40平方米的公寓外加水电费等，年开支2万元；交通费、固定电话费和手机费每年约4000元；另外上网、买书、去外地探亲、与亲友往来等各项开支约9000元。如果一年下来不生病，不上医院，那么每年可以结余5000元。
几年下来，这位复旦毕业生积攒了3万元，但是苏州每平方米的住房均价当时是6000元。人到三十，却发现自己既买不起房，也结不起婚，更养不起小孩。这位复旦毕业生现在退了城里的公寓，在郊区农民村与另外七位“白领”合租一间房。
在网文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复旦毕业生代表当今中国的千百万“小资”发出近乎绝望的呼号：“要老婆干嘛？要小孩干嘛？要爹妈干嘛？只要转变观念，像我现在这样，不养父母，不讨老婆，不生小孩，不供楼，不坐车，不生病，不娱乐，不穿商场里卖的衣服，不吃正规快餐店里的盒饭，就可以找到幸福生活的真谛！
社会要把我们逼疯，这样的简单的要求我们都满足不了，我们错了吗，我们只想活！”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社会经济状况的无产阶级化，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政治上开始追求进步。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实际上没有左派（即站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立场上或出于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派别）。在过去十年中，左派在群众中的影响有了很大的增长。有些左派网站，如“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中国工人网”，已经取得了全国性影响。有些主流网站，如人民日报下属的强国论坛（深入讨论区）也被左派言论主导。
2005年，江西省几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对所在高校的在校生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试图了解“新左派”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调查发现，有半数的大学生浏览过左派网站。有30%到70%的大学生不同程度地接受左派思想。负责调查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认为，日益增长的左派思潮，有可能会削弱大学生对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建议政府组织专门的网络评论员来抵消左派思想的影响（表1概括说明了这次调查的内容和结果，见下页）。
与其它国家的左派相比，中国左派有一个目前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在形式上已经在中国左派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事实上，任何人现在想要在中国当左派，都必须首先声明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2010年，在毛主席的逝世纪念日和诞辰纪念日，全国几百个城市的工人群众和近百所大学的师生，不顾当地政府的阻挠和破坏，自发地举办了广泛的群众性的纪念毛主席的活动。2011年春节期间，到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向毛主席表达敬意的群众达到70万人。
当前，赞成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泛指如下的政治立场：正面肯定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赞成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左派在表面上已经统一在毛泽东主义的旗帜之下，在左派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严肃的政治分歧。在目前阶段，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地要存在的。这是因为，随着左派的发展壮大，各种小资产阶级的乃至资产阶级的成分必然混入左派队伍，他们的政治主张也必然反映他们实际的阶级立场。只有通过相当一个时期的实际革命斗争，这种状况才能加以改变。只有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才能将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不良成分逐步地从左派队伍中驱逐出去，并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左派内部的完全的领导地位。
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反复地证明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失败和破产；也只有这样的斗争，才能真正地教育群众，并逐步地将群众引向正确的革命道路。
表1 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
（2005年9月，江西5所高校，被调查对象1271人）
对下列问题做肯定回答的比例 (%)
曾经浏览过至少一个左派网站
52%
曾经浏览过至少十个左派网站
10%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65%
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49%
中国不应当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
70%
全球化背后掩盖着不平等
56%
改革的目标不应当是走向自由放任资本主义
72%
开放不意味着无条件接受资本主义的逻辑
66%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民主比自由更重要
42%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激烈的阶级对立
39%
中国工人被剥削得连简单的生命再生产都难以为继了
39%
中国的贫富差距太大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
43%
医疗市场化使老百姓看不起病
52%
教育市场化导致大学生就业难
26%
党内权力资本精英实行权贵私有化将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送给外国
41%
改革开放导致大批工人下岗群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45%
资料来源：“关于新左派思潮对大学生影响状况的调查报告”，有关资料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c83b370100n3eg.html.
改良还是革命 – 中国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面对即将来临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高潮，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否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先进经验”，搞一些经济和社会改良，在对工人阶级做一些有限让步以后，保持资本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从而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长久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目的？这个问题，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未来一个时期都必须面对的基本政治问题。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已经花了好几年宣传那个所谓“和谐社会”，把它描写成是阶级调和的天堂。站在反动的新自由主义立场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目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几乎所有媒体和报刊，也积极地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按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意见，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所谓“权贵资本主义”造成的，问题在“权贵”，而不在“资本主义”，只要推行“政治改革”，搞西方式的“民主的”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就可以稳定了。
权贵资本主义也好，民主资本主义也好，只要是资本主义，就要靠资本家，而资本家生产的目的必须是利润。如果资本家有利润，资本积累能够照常进行，那么就有本钱搞改良、搞政治改革。反之，如果资本家没有利润，资本积累陷于危机，那么无论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怎样妙笔生花、创造出怎样新鲜的理论和名词，都不能够挽救资产阶级统治灭亡的命运。
只要搞清了这个问题，就能够坚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就不会被一些眼前的、表面的变化搞得眼花缭乱、五心不定。
那么，中国的资本家是怎样获得利润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呢？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靠什么为资产阶级积累本钱的呢？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实现高速积累，一是靠对亿万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二是靠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环境的疯狂破坏，三是靠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秘密。
首先来看出口。在2009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未来将陷于长期停滞，并可能在今后几年遭遇到新的严重危机。这样，中国就不再可能依靠欧美市场来维持出口 的高速增长并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了。
目前，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消费约占40%，政府消费约占10%，投资约占45%，净出口（即贸易顺差）占5%。也就是说，在国内需求中，投资是最主要的。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评论中，也已经广泛认识到，中国的投资比例偏高，长此以往，将造成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利润率下降，并导致经济危机。另外，维持高投资需要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生态上都是不可持续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的“失衡”状态（也就是中国国内所说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消费主导的新的增长模式。
但是，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呢？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并且工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体上就决定了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资本家之间经常处于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为了在竞争中占上风，资本家不得不把利润的绝大部分用于投资（也就是扩大再生产），以便增加生产抢占市场。所以，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也就大体上决定了投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化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时，还必须考虑到政府税收和开支，工人的储蓄以及资本家的消费等因素。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些次要因素相互抵消以后，工人的工资总额与全体居民的消费大体相当，资本家的利润总额则与整个经济的投资水平大体相当。比如，中国目前的工资总额（包括农村居民的劳动收入）大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与居民消费大体相当。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工资总额和政府消费，可以算出资本家的总利润大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这与投资和净出口之和大体相当。考虑到折旧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则净利润目前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的利润，中国的资本家才有本钱搞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从而实现高速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由投资为主转变为消费为主，问题就来了。因为就长远来说，要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首先提高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就是必须降低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但是，中国的哪些资本家愿意牺牲他们个人的利益，拿一些本钱出来给工人阶级消费，以便实现整个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呢？是不是可以依靠“中国共产党”来代表一下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强迫资产阶级的个人成员拿出一些本钱来搞改良呢？然而，按照上述的主流社会学家的分析，似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执政能力”了。况且，本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财富就是通过掠夺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全民财产外加贪污腐败积聚起来的，如果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对资产阶级的某些个别成员逼迫过甚，一旦内部矛盾激化，搞成鱼死网破的局面也不一定。
即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有远见和决心要搞改良，他们也未必出得起搞改良的血本钱。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一下，从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说，“合理”的投资水平是多少。表2说明了根据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合理”的投资水平和利润水平分别应该是多少。（见下页）
比如，如果将来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折旧率为5%，且资本-产出率为3:1（也就是机器、厂房等固定资本的总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3:1的资本-产出率相当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平均资本-产出率，也与中国目前的资本-产出率接近），则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应为36%（在表2 中约计为35%）。
如果不是这样，比如，如果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于36%，那么在扣除折旧以后，净投资（即用于新增固定资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要大于21%。用净投资除以现有的固定资本，就会发现，按照这样的投资比例，固定资本的增长速度将大于7%，也就是说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将超过对产品的有效需求的增长。这必然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以及资本家的利润下降。如果这一情况长期得不到纠正，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有可能突然大幅度减少投资，从而导致经济危机。
所以，按照上述的假设的各种情况，要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稳定运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保持在35%左右，未来的净出口假设为0（即假设贸易平衡），则总利润和净利润应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和20%。与现在的利润份额相比，这就要求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由利润改为工资。按照中国目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规模大约为6万亿元。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愿意拿出6万亿元来搞改良，以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吗？但是，6万亿元可能还远远不够。
中国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将来能维持在什么水平呢？有一个方面，当前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那就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无所顾忌的资本主义积累以后，全球生态系统现在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气候变化和其它全球生态灾难已经威胁到了人类文明的存续。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资本主义积累已经集中反映了全球的生态矛盾。下面着重分析能源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制约情况。
首先看石油。石油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20%。中国目前的石油日消费量约为1000万桶（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按照目前的增长趋势，至2020年，中国的石油日消费量有可能达到1500-2000万桶。另一方面，世界石油生产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就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那么，中国所需要的500-1000万桶额外的石油日消费量将从哪里获得呢？如果采用煤制油的办法，那么，要每日生产1000万桶燃料（相当于每年5亿吨石油），需要每年消耗20亿吨煤炭，相当于中国现有煤产量的三分之二。
再来看煤炭。煤炭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5%。所以，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1979年至2009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年平均增长5.3%，同期，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大约比煤炭消费的增长率高5%。考虑到将来石油消费将趋于下降，并制约经济增长，未来的经济增长率与煤炭消费增长率之差很可能会小于5%。但是，本文在下面的论述中，仍然乐观地假设，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比煤炭生产的增长率高5%（假设煤炭生产与煤炭消费的增长率相同）。
中国的现有煤炭储量约为1900亿吨。中国的历史累积煤产量约为500亿吨。两者相加，中国煤炭的最终可采储量约为2500亿吨。据此可以推算出，中国的煤炭产量很有可能在2030年以前达到峰值，峰值产量约为50亿吨。图2比较了中国历史上的和未来预期的煤产量。（见下页）
中国未来煤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预计为：2010-2020年，3.4%；2020-2030年，0.6%；2030-2040年，-2.3%；2040-2050年，-4.6%。预计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010-2020年，约8%；2020-2030年，约5%；2030-2040年，约3%；2040-2050年，约0%。
从表2可以看出，至2020年，净利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须下降到15%，也就是比现在的比例下降20个百分点。至2030年，这一比例须下降到10%。至2040年，这一比例须下降到0%。
什么样的资本主义能在0%的利润条件下正常运转呢？
表2 经济增长率与投资、利润之间的关系
经济增长率
10%
7%
5%
3%
0%
资本-产出率
3
3
3
3
3
投资占GDP比重
45%
35%
30%
25%
15%
净出口占GDP比重
5%
0%
0%
0%
0%
总利润占GDP比重
50%
35%
30%
25%
15%
折旧占GDP比重*
15%
15%
15%
15%
15%
净利润占GDP比重
35%
20%
15%
10%
0%
* 折旧率假设为5%，即固定资本每年折旧5%。若资本-产出率为3:1，则折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无产阶级的胜利与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人类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不仅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将永远沦为贫困，而且，人类文明的自我毁灭也就为期不远了。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并且中国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还在迅速增长。除非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的机器完全停下来，并且被砸得粉碎，要想避免全球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严重的世界历史性的问题。人类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完成21世纪的世界革命，打倒资本主义，从而拯救自己？
马克思认为，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在世界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曾经一度通过社会改良 暂时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妥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依靠的是通过剥削广大外围地区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以及对世界环境和资源的疯狂掠夺。
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占到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随着亚洲工人阶级的大批无产阶级化，世界历史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符合马克思所预言的情景。
中国，目前正处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矛盾的中心。上述各节的分析表明，在2020年以后，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将很可能在中国集中爆发，这就排除了通过改良主义手段解决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一切可能性。
由于中国革命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中国的主观历史条件将有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经过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武装起来的国有部门工人阶级，有条件占领并控制中国的关键工业部门，并在未来的全国革命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在国有部门的工人阶级、广大的一般无产阶级（“农民工”）和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之间，可以形成一个广泛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一旦形成，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将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一切可能的抵抗。
由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关键的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胜利，其世界意义将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分工体系将崩溃。新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极大地改变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使其发生对世界无产阶级决定性的有利的变化。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21世纪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开辟道路，从而使人类能够在克服21世纪危机的基础上实现文明的进一步繁衍和发展。
历史将见证，中国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将无愧于他们的伟大的世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