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毛选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作者：王瑞文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家门口夜市上的小贩开始贩卖一种名叫“发泄猪”的小玩具，样子做得像小猪，很可爱，里面是水，外面包一层韧性很好又很柔软的透明塑胶，无论你怎样用力摔它、挤它、压它、掐它，即使把它摔到地上变得一张纸那样薄，它也不会强烈反弹，而只是在外力消失的时候，才慢慢返回原来的样子。除非摔到非常尖利的硬物上，压迫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负荷，它才会破掉，溅你一地板的水。旧中国农民的性格大约与这种小玩具相仿。
旧中国农民这种知足常乐的普遍心态，使得稍微聪明一点的统治者，都可以保持其江山永固。被农民起义推翻了的统治者，实在是混蛋的不能再混蛋了。这样的道理大家都懂得，但统治者就是做不好。唐太宗“君舟民水”的论断，奥巴马关于增加对富人征税的提议，大约都是这个意思。然而，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没有私欲，这样的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建立起来这样的制度，就没有办法禁遏统治阶级内部的私欲。就统治阶级内部来说，任何个体都愿意选择把垃圾倾倒在统治阶级的公用领域，而不是倾倒自己家的花园里，或者说任何个体都愿意选择损害本阶级的整体利益来实现其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而又没有任何制度可以有效阻止这种倾向。与亚当？斯密说的完全相反，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不是社会的进步，不是人民的幸福，而恰恰一个私有制社会制度的完蛋。封建剥削达到顶点的时候，王朝就会在血与火中覆灭。资本主义也一样，虽然选举制、政党制、议会制等统治形式已经远高明于封建帝制，但其作用也不过是延缓资本主义覆灭的命运而已，决不可能改变这一历史进程。与封建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覆灭极有可能采取整个制度一次性覆灭的形式，而封建社会里则是一个王朝覆灭，另一个新王朝诞生，而封建制度仍然继续存在。
旧中国农民能活即安，吃饱即足的性格特点，还使得农民起义必然走向不是被地主阶级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就是彻底失败的结局。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农民起义，除了刘邦与朱元璋所谓圣天子参与的起义取得成功之外，就只剩下黄巢、李自成、洪秀全领导的勉强称得上是准成功的起义了。其他的王朝变迁，多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武力换届。刘邦、朱元璋之所以为史家所重视，无非就因为二人出身小地主，至多算是富农，竟然最后取得了成功，其领导能力、政治眼光实在有可圈可点之处。然而依现在的眼光来看，二人也不过具有瞄着皇帝位子千秋万代而去的雄心，其他准成功的起义领袖以及完全失败的起义领袖，则是在起义取得重大突破之时，思想上没有及时跟进，仍停留在能活即安，吃饱即足的阶段，不求上进罢了。后者不能说是农民本身性格的集中体现。
当历史的车轮转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情况发生变化了。国共合作，并力北伐，共产党基层组织、左翼青年、国民党左派在北伐军经过的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发动农民的运动。一向为当时的政治家们瞧不起的极端自私、数量分散、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展示了全新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革命斗争能力。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农民们打倒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推翻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在农村的基础，挖掉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面对翻身站起来的强大的农民力量，当时已经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蒋介石害怕了。蒋及其追随者张静江、刘岳峙、戴季陶等人开始给农民运动泼冷水，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共产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开始附和蒋介石之流，中间派与左派也开始对农民运动的革命性产生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回到湖南，对湘潭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并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高度肯定这篇报告，并认为其对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起到了很好促进作用。该篇报告的部分章节刊登在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但寄到中央之后，陈独秀、彭述之不准其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说，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详情见链接：
http://news.sina.com.cn/o/2010-07-01/153917739896s.shtml）
在这篇报告里，毛泽东用详细具体而又确凿的事实，有力反驳了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之类的谬论，彻底揭穿了国民党右派诬蔑农民运动的无耻谰言，及时地教育了党内怀疑农民运动革命性的同志。毛泽东主要举出了以下事实：农民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农会；农会成了湖南部分乡村真正的政权机关，土豪劣绅被打倒；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农民的革命热情绝对没有什么过份，农民运动不是“痞子运动”而是革命先锋。孙中山革命四十年想要推翻而没有推翻的封建豪绅政权，农民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彻底推翻了。毛泽东还列举了湖南农民运动所做的十四大事，即组织农民、政治、经济上打击地主、打倒都团、推翻地方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大枷锁、普及政治宣传、禁绝毒、赌等不良生活习惯、清除匪患、废苛捐、开展文化运动、建立合作社、修道路塘坝等。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同志，都应当在农民运动的前面领导他们，支持他们，而不是站在他们后头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最后，毛泽东对蒋介石、张静江等人假革命真反动的虚伪嘴脸给予了无情揭露，“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这篇报告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差不多已经奠定了毛泽东政治生命的基础。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加上后来毛泽东发现并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原因，实际上在建国之前，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我们现在从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最多见到的也是农民的身影。这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与俄国革命在革命过程与主力军方面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在这些影视作品中，我们还能发现，当时的农民不仅对革命倾尽全力支持，而且其眼神中多数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憧憬，他们感觉那时的革命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革命，这在以前的农民起义中是从未有过的，是毛泽东充分重视农民力量的指导思想之贯彻，使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找到主人的感觉，虽然当时他们还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即使八十多年过后的今天读起来，这篇报告还能令人产生特别荡气回肠酣畅淋漓的感觉。甚至你无法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在毛泽东的文章里，全是干货。笔者读过之后的体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政治问题，不同的阶级绝对会有不同的观点。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其观点绝对完全相左。坚持本阶级的观点与主张是真正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必要条件，一切调和都是投降。与敌对阶级展开坚决的斗争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必要手段。斗争过程是和缓的还是暴力的血腥的，或者是采用批判的武器还是用武器进行批判，取决于统治阶级的压迫方式、压迫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取得胜利之后，原来的统治阶级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与此前统治阶级曾经给予被统治阶级以怎样的下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二、组织很重要。在共产党、左翼青年、国民党左派领导农民组织农会之前，农民就是一般散沙，形成不了任何对地主阶级豪绅阶级买办阶级真正有威胁的力量。在宋代诗人词人范成大的笔下，“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又收租”，面对封建剥削，农民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在民国文人郁达夫的笔下，“男种秧苗女摘茶，乡村五月苦生涯。先从水旱愁天意，更怕秋来赋再加”，农民还是忍受。而在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中，农民面对日益加重的压迫，也不过发几句牢骚，还怕人听到。各方人士面对各地发生的抢米风潮，也只是通电、开会，丝毫没有解决农民苦难的真正办法。在历代农民起义中，被称为“匪”或“暴民”的农民队伍虽然让地主阶级极端害怕，但那时的组织也不过仅存一时，一旦社会太平，农民还是一盘散沙，分散为彼此之间很少联系的个体，继续忍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与疯狂压迫。柔石的文章《为努力的母亲》中对穷苦农民命运的真实描绘，读来令人心碎。
组织不仅对于农民很重要，对于任何弱势群体都很重要，其重要性首先体现在能够有力表达自身群体的声音上，其次还能使弱势群体找到归属感。为何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漠？主要还是因为过度宣扬个人主义，弱化乃至抹杀组织及集体的作用所至。除此之外，组织还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活得更带劲、更有味、更有信心、远离寂寞与孤单。打过篮球的朋友都清楚，并肩作战过之后，即使球队解散了，原队员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能保持很长时间。另外，根据历史经验，如果社会散落的没有组织的群体太多，那么这些群体极容易被封建会道门利用。
三、对于任何希望解放自己的群体而言，自己解放自己是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等”和“靠”其实是最靠不住的。虽然历史上不是出自某一弱势群体而代表他们讲话的也不乏其人，但是能够最充分最到位地表达弱势群体心声，最了解弱势群体缺少什么，最知道弱势群体应该怎么做的，却依然是弱势群体自己。声称最代表弱势群体、本身又不属于这个群体，且还反对弱势群体自己发声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弱势群体对于这种人，千万不要报有任何希望，否则受伤的只能是自己。这大概是毛泽东后来一直主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真正原因。令人欣慰的是，华尔街示威的民众，也从资本家的忽悠声中走出来，认识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次示威最终能走多远，但这至少是被压迫民众的一次真正觉醒。
从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来看，他也是考察之后才发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的。对于农民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毛泽东更是感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后来，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只怕也与这次考察所产生的深刻认识有关。甚至可以说，这次考察还使毛泽东更深刻、更彻底、更全面地认识了农民这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
四、理论对于革命固然重要，行动更重要。若不是毛泽东把农民革命理论转化为革命行动，中国革命哪会有后日之成功？然而，如孔明所言，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中国向来多的是理论家，少的是行动家。中国南北朝时代王朝走马灯式的更替，可能就与清谈之辈太多，而有行动能力的人太少有莫大关系。如今的机关作风里也不乏这样的理论家，行文讲话，洋洋洒洒，处理问题，马上麻爪，这样的作风可实在是要不得的。
面对当前社会中存在的腐败丛生、道德沦丧、思想混乱、基层散乱、治安不安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好好读一读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真思考一下，前述问题的最大受害人是谁？只有最大受害人成为解决前述问题的主力军，才能最迅速、最有效、最彻底地解决那些问题。叠床架屋式的制度设计，如果把最大受害人排除在外，或者只给他们提供一个远离舞台的位子，可以肯定是不会产生多大效果的，或者说越弄越糟也不是不可能。另外，如果最大受害人数量巨大，而又没有正规的渠道组织起来，那么必然有他人会以非正规的渠道组织起来，虽然这些人没枪没炮，但他们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小视的。就像毛泽东在这篇报告中问的，笔者也问一下，是把这支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呢，还是把他们推给别有用心的人呢？这个问题或许真地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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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湘江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