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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丛刊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 机会主义的斗争》第十七章《 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1. 工人运动内部的两种错误思潮

为了把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要求各国共产党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策略的灵活性，既不陷入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泥坑，又不犯“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适应这种需要，列宁于一九二O年四月，写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总结了俄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的经验，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工人运动的内部敌人进行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并得到锻炼的。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敌人，现在它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无论过去和现在布尔什维主义都对这个敌人给予最大的注意。”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是“左”倾思潮，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72、84 、61 页。)。列宁认为，“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而且已经开始）经历一种斗争，首先而且主要是正在成长、巩固和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反对本国的（每个国家的〕‘孟什维主义’，即反对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斗争，其次是反对共产主义‘左派’的斗争（这可说是一种补充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72、84 、61 页。)

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列宁是这样估计的：“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右倾教条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与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72、84 、61 页。)

这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抱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这是一种异常可喜、可贵的情绪，应当善于重视和支持这种情绪，因为没有这种情绪，英国或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获胜的希望的。对于那些善于表达群众这种情绪，善于激发群众这种（往往是朦胧的，不自觉的、未唤醒的）情绪的人，应该爱护，应该竭力帮助。”列宁又接着说：“应孩直言不讳地告拆他们：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是不够的；即使是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某些错误，也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危害。”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13、14、72、84 、61 页。)

无论是右倾思潮或者是“左”倾思潮，在本质上都是非无产阶级的，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彼此补充、互相转化。列宁一再强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继续以主要力量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要反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已经产生的“左”倾错误。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部著作中，列宁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叛卖行为，详尽地批判了“左”倾思潮，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总结了德国和匈牙利革命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反复教导共产党人学会掌握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和斗争艺术，竭尽全力来引导千百万群众前进，以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的胜利。

2. 普遍规律和民族特点相结合

列宁叙述了俄国的革命者寻找真理的痛苦过程和布尔什维克经历的多种斗争形式。他说：“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以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 - 8、8、 12、1、2、73、73 – 74 页。) 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又经历了十五年（一九O三至一九一七年）的斗争实践。在“合法的与非法的，和平的与激烈的，秘密的与公开的，小组的与群众的，议会方式的与恐饰主义的”复杂的斗争中，布尔什维克熟练地掌握了能进能退、善攻善守的革命策略，从而获得了无比丰富的经验。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一切国家都必然要做俄国已经做过的事情。” 俄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具有在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 - 8、8、 12、1、2、73、73 – 74 页。)。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具有国际的意义，十月革命的道路反映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可是第二国际的‘革命’领袖们，如德国的考茨基、奥国的奥托· 鲍威尔和弗里德里希· 阿德勒之流，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比他们就成了反动分子，成了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和背叛社会主义的辩护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 - 8、8、 12、1、2、73、73 – 74 页。)

毫无疑问，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十月革命所反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时候，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特点，不这样做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列宁说：“要使各国共产党人十分自觉地既考虑到同机会主义以及‘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这个基本的原则性的任务，又考虑到这种斗争由于各国经济、政治、文化、民族成分（例如爱尔兰等）、所属殖民地以及宗教派别种种特征而具有而且必然具有的一些具体特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 - 8、8、 12、1、2、73、73 – 74 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策略上的统一，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取消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运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情况时，在细节上把这些原则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应用于这种情况。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性，这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阶段上的主要任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 - 8、 12、1、2、73 – 74 页。)

3.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和党的纪律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党的纪律问题，批判了“左派”共产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糊涂观点。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之间对立的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机会主义领袖叛变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起了普通党员和劳动群众对这些“领袖”的愤恨。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左派”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懂得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什么“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问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进行革命活动，没有领袖是不可设想的，问题在于选择什么样的领袖。列宁说：“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旧领袖。”“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把群众和阶级拿来对比，只有把一般并不按照社会生产地位区分的大多数人同那些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比才可以”。“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组织、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23、28、23、6、6 - 7 页)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然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

“左派”共产党人在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上的糊涂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列宁说，这就等于为资产阶级效劳而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这就等于放纵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统一行动等劣根性，而纵容这些劣根性，就必然使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都遭到失败。

列宁总结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认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进行需要有坚定性、需要有纪律、需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23、28、23、6、6 - 7 页)这种纪律依靠什么来维持呢？依靠什么来检验和加强呢？“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政治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 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23、24、23、28、23、6、6 - 7 页)

4. 必须善于掌握一切斗争形式

列宁分析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认为提到各国共产党的日程上来的任务，是要布置百万大军，配置社会的一切阶级力量，促使决战时机完全成熟。这就要求：(一)使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完全陷于混乱，彼此冲突，互相厮杀，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而筋疲力尽；(二)使一切动摇的、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妥协分子，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自己；(三)使无产阶级中间主张采取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那种群众情绪产生出来，并且大大高涨起来。到那时候，革命时机就成熟了。如果共产党人能够正确地选定时机，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

要做到这些，共产党人必须把对共产主义的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才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加速他们的分裂和崩溃；必须善于毫不遗漏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最充分地发动群众，并且时刻准备着最迅速和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列宁说：“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倘若我们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的状况发生了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把我们特别没有把握的一种活动形式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有时甚至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 34 – 35 页。)

列宁教导各国共产党人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关中，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用革命的方法来行动的群众中，捍卫革命的利益，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坚决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

“左派”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在反动的工会里工作，应该退出工会，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清一色的共产党人的“工人联合会”。列宁说，这是“可笑的幼稚的废话”，最清楚地说明了“左派” 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列宁指出，拒绝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走狗、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的影响之下。要想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因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勾结），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要在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里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哪怕那些机构是最反动的，也要不顾一切牺牲，克服重大障碍以便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在那里进行工作。”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77, 34 – 35 页。)

当然，在反动的工会里工作的共产党人，必须同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列宁说：机会主义者、工人贵族盘踞西欧各国的工会，他们具有帝国主义的情绪，被帝国主义收买。必须同他们斗争到底，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领袖们颜面扫地，并且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不把这种斗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

“左派”说，“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了的议会斗争形式，都应当坚决拒绝。” (转引自《共产主义运动巾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 第31卷，第 37 页。) 列宁回答说：“不能把对于我们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阶级也已经过时的东西，当作对于群众也已经过时的东西。” 从这里可以看到，“左派”不善于作为阶级的政党、作为群众的政党来判断事理，处理事情。“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参加议会讲坛上的斗争，其目的正是在于教育本阶级的落后阶层，正是在于唤醒和教育不开通的、闭塞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村群众。”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列宁全集》 第31卷．第40、47、80 页．) “最尖锐、最无情和最坚决的批砰，不应该是对准议会制度或议会活动，而应该是对准那些不善于尤其是不愿意以革命精神、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利用笔议会选举、利用议会讲坛的领袖。”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列宁全集》 第31卷．第40、47、80 页．) 拒绝参加议会是幼稚的，因为用这种简单、轻便、似乎是革命的方法，是不能解决工人运动内部对资产阶级民主影响作斗争这一困难任务的，这样做，实际上是逃避困难。

列宁教导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会创造一种新的、异乎寻常的、非机会主义的、不贪图地位的议会活动方式，使共产党能够提出自己的口号，使真正的无产者能在没有组织的，备受欺凌的贫民的帮助下散发传单，走遍工人住所，走遍农村无产者和穷乡僻壤（好在欧洲的穷乡僻壤比俄国要少得多，英国就更少）农民的茅舍，深入最普通的平民酒馆，进入最普通的平民会社、团体以及他们的临时集会，不用学者口吻〔也不要太像在议会中说话那样）跟民众说话，丝毫也不追求议会的‘肥缺’，而要到处启发思想，发动群众，抓住资产阶级说过的话，利用资产阶级设立的机关和它规定的选举以及它向全体人民发出的号召，向群众宣传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推病》。《列宁全集》 第31卷．第40、47、80 页．) 。

5. 革命者的妥协和叛徒的妥协

“左派”还提出了“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他们说，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的政策，都是不正确的和异常危险的，都应当坚决拒绝。列宁批判了这种所谓“原则上”反对妥协的有害的说法，认为这简直是难于当真看待的孩子气。在布尔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有不少实行妥协的事例：还在布尔什维克产生以前，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间，列宁参加的老《火星报》 编辑部，就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司徒卢威成立过政治联盟；一九○七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成立过短期的政治同盟；一九○三年至一九一二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批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同考茨基派等，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十月革命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全盘接受了未作任何修改的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所有这些都是妥协。布尔什维克通过这种妥协，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联合他们反对共同的敌人。但是，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从来没有受这些政治派别的约束，一直对它们的错误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斗争。列宁指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革命活动中，特别是在推翻国际资本的斗争中，就像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一样，绝对不可能走一条笔直又笔直的大道，一定要通过许多迂回、曲折和中间站，才能达到最终目的，也就是一定要采取许多机动、通融和妥协的策略。应当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应当运用这个策略，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削弱和瓦解无产阶级的敌人。

“左派” 反对布尔什维克实行革命的妥协，而机会主义者则歪曲地援引布尔什维克所作的妥协，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为了教育革命者，同时也是为了回击机会主义者，列宁反复地论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他说，“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罢工者钱用完了，没有外方援助，陷于极端的饥饿和苦难)所迫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使接受这种妥协的工人削弱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把一切推在客观原因上，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有时是被资本家说服，有时是被他们的小恩小惠引诱，有时是被他们的甜言蜜语迷惑住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49、19 页。) 。前一种妥协，是局部的、非根本问题上的、暂时的妥协，是为了等待有利的条件，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对敌人进行英勇无畏的进攻，后一种妥协是放弃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叛卖性的妥协。列宁又举布尔什维克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例子，说明这是革命的妥协，是做得完全正确的，不容机会主义者任意歪曲，而机会主义者同资本帝国主义强盗实行妥协，则是使自己成为资产阶级强盗的同谋犯，是叛卖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妥协。妄图把这种妥协同革命的妥协混为一谈，是拙劣的、可卑的。列宁说．“愿意作一个有利于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就应当善于辨别在哪种具体情况下，妥协是机会主义和叛卖的表现，因而是不能容许的，并且对这种具体的妥协全力展开批评，最无情地加以揭露，毫不调和地同它作战，决不许那班老于世故的‘求实主义’的社会党人以及议会掮客，拿‘一般妥协’的空谈来支吾搪塞，脱身卸责。”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49、19 页。)

6. 既要具有革命热情，又要保持冷静头脑

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它在国际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扩大，使俄国和国际资产阶级几乎气得神经错乱。他们一方面用暴力镇压革命，一方面发动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围攻。他们建立了各种腔调痛骂布尔什维克。 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们总以为用真枪真剑或唇枪舌剑可以窒息真理，但是，事情却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正是由于他们的围攻，促使了更多的群众去探真理。对于他们所干的蠢事，列宁已经这样写道：“我们应该对这些资本家先进鞠躬致谢。他们在为我们效劳。他们帮助我们使群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和意义问题发生兴趣。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因为要‘抹杀’和窒息布尔什维主义已经办不到了。”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左派” 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他们单凭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单凭情绪来领导群众．他们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列宁在分析这种思潮的社会根源的时候指出，小资产者“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被资本主义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者，也和无政府主义一样，都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革命狂热动摇不定，华而不实，有一种很快就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的特性”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

列宁认为，“左派”的情绪，在某些方面表达了被压迫被剥削群众对资产阶级的憎恨，这是可贵的。但是，制定革命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热情，而必须清醒地极为客观地考虑本国的和世界范围内的一切阶级力量，并且要参照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他说：“政治乃是一种科学，乃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 。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要善子利用敌人的矛盾，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列宁说：“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并且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本国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要利用～切机会，哪伯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

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列宁说：在领导群众对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把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说服了，而且要问，社会一切阶级（必须是一切阶级，一无例外）起历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经布置就绪了”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至少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且表示完全不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单叫先锋队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但是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宜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既要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强信心和无比热情，又要在实际斗争中保持清醒的、冷静的头脑，并且善于把两者结合起来。列宁说：“生活总是会给自己开辟道路的。就让资产阶级豕突狼奔，暴怒若狂，肆意横行，做出许多蠢事来吧！让它向布尔什维克预先报复，竭力屠杀（在印度、匈牙利、德国等国）几百个、几千个以至几十万个明天或昨天的布尔什维克吧！资产阶级这样做，正和历史上一切注定要灭亡的阶级的垂死挣扎一样。”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82、14、61—62、52、75 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在所有的国家里，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经受锻炼和日益发展着；它已经如此根深蒂固，摧残和迫害削弱不了它，困顿不了它，反而加强了它。各国共产主义者应当坚信，未来无论如何是属于我们的。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的疯狂挣扎，应当把最大的热情和最冷静最清醒的估计结合起来，把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高度原则性和策略上的最大灵活性结合起来，更有信心地、更坚定地向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