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者 - 2011/9/30 17:26:00
论走资派掌权后的政权性质和内在矛盾
发布: 2011-9-30 16:53 | 作者: 傲雪芳枝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61 | 回复: 0
论走资派掌权后的政权性质和内在矛盾
丁早春
2010年2月
提要：在界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和官僚特权的区别，以及官僚特权产生的原因以后，探索了资本的作用和资产阶级在此阶段中的去向，确定了走资派掌权后政权的阶级属性乃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而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形态掌握政权的阶级属性。且通过对官僚资本内在矛盾的分析得出此类政权只不过是私人资本全面掌权前的过渡形态罢了。
一、 引言
走资派⑴在原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掌握了最高权力后的政权是什么性质的政权？这一问题困扰了马列主义者好几十年。人们往往被这种政权的社会主义旗号所迷惑，混淆官僚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所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分不清哪个是列宁所说得那种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哪个是资本家不缺席的国家资本主义。因而，从早期30年代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所谓“官僚主义的退化了的工人阶级国家”理论⑵、50年代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理论⑶、70年代包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革命后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理论⑷，直到近期90年代大卫.科兹（David Katzs）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⑸都未能从根本上回答这种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
一个政权的阶级属性取决于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也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权必然是一个维护私有制的政权。相反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政权必然是一个反对私有制的政权。进一步说，一个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⑹基础上的，捍卫私有制的政权必定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那些现代所谓“民主”国家的政权往往把自己标榜为一个代表所有公民的、超越阶级的、凌驾在各阶级之上的政权。但是由于他们的本质是捍卫私有制，说到底他们还是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此，对一个政权的阶级属性，我们不能光靠当权者自己来定位，还必须全面地考察一个政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考察它的阶级关系，从而才有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些原先存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走资派们上了台，掌握了国家机器后，他们不会，也不一定愿意马上就把其政权一夜之间转变为公开捍卫私有制的政权。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的鉴定在完全私有化以前的，还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权的阶级属性。
要回答这一类政权的国家性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讲清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分析，指出什么是走资派，而后我们才有可能对这种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做出较彻底的解答。
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必须是一个以无产阶级的全局和长远利益为其出发点的政权。因而它必定是一个政治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捍卫全民所有制，为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压迫、把共产主义作为其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权；经济是一个以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政权；文化上是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一切私有观念，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提倡全局观念的政权。
由于现在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混淆了人们视野，这里就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一根本问题做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社会主义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完全不同。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像“社会主义的妓院”一样，是个骗人的鬼话。这是因为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必然是以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的，而不是以全局利益出发的交易行为，因此市场经济不可能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全局利益。相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按照个人或小集团利益来生产，而是按照人民的需要来安排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起先属于全民。全民中的个人再到市场上按照个人的需要，以自己的劳动所得，买回原来属于全民的商品成为己有。因此，社会主义的产品是个半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商品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计划经济才有可能使全社会的经济按照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全局利益的方向发展，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需要来安排生产，所以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就必须是计划的经济。
但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全民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共同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全民所有制，必须同时是一个无产阶级大民主⑺下的全民所有制。否则，“全民所有”就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无从谈起。
这是因为虽然资本家（即官僚资产阶级）不缺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国家所有制也可能是计划经济的，如苏联解体前几十年和中国80年代的经济，但是那种计划经济是为少数人的利益，即为官僚垄断资本服务的（违背群众路线的精英式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发挥大家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计划经济。而且历史证明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尽早他们会抛弃计划经济，转而推行市场经济的。
这里我们可以从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存在的部分国有化企业的所有制进行分析来认识“国有”的阶级本性。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区分官僚资本掌权的国家所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所有制两类不同的所有制。
资本主义国有化的所有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表现在国有化企业和国有化时间段的选择上必须是服从于大资产阶级全局利益的。因此，只有在主宰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企业和行业里才会有国有化的可能。我们看到面对着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很多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一个个地把他们许多的行业（如银行业）国有化了。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他们会纷纷再次把它们私有化的。二，国有化企业或行业实行的是“一股一票”的资本主义股份制，劳动力仅仅是个商品，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是雇佣关系，不存在被管理者如何监督管理者的问题，因此它排除了无产阶级的大民主。
那种对其阶级属性避而不谈的“公有制”的概念是个很不严格的概念，它既可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所有制，也可以是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常见的国有化的“公有制”，又可以是个为了混淆视听，为官僚资本打掩护的那种属于官僚资本把握的国家所有或“公家”所有的那种“国有制”称为“公有制”⑻。
由此可见，那种撇开阶级属性的所谓简单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的论点是错误的，危险的，套用到苏联解体前的国家性质上甚至是反动的。
三、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产阶级和走资派的产生
在我们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后，我们下一步就要考虑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分析，就要对什么是走资派有个准确的理解。
（一） 官僚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对比
在经济不发达的原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官僚资产阶级的出现起先表现在党政干部就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和子女教育等方面所享受的官僚特权上。这些官僚特权与其它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如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和按技术等级、按资排辈和按劳分配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不一样的，有着本质的区别。
那些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仅仅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把技术、资历和生活待遇挂钩了的法权思想。它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面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还占有着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面对着数量可观的小生产的存在，为了团结大多数所作出的一种让步，因此它是不可避免的。
官僚特权却不同。它把党政干部的领导地位和个人的生活待遇挂了钩。它混淆了在物质缺乏的情况下，按工作的需要而配置给各级领导的诸如住房、交通、通讯、医护等等的差别和个人家庭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上按领导地位和等级给予的诸如工资和待遇上的差别⑼。后者的差别，既按照领导地位的高低而获取的生活待遇的优劣反映的不是一种让步。它反映了执政党内部的世界观还带有着很大的资产阶级性⑽。
（二） 官僚特权出现的原因和走资派的产生
官僚特权的出现有几方面的原因。就拿中国来说，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内存在着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主要的是为了反对旧中国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从邓小平负责的1957年反右运动的坚决性可以看出，这些人在反对老牌剥削阶级的斗争中是毫不手软的。但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很高的积极性。因此，这一批老一辈革命家中广泛地存在着“打江山坐江山”的私有观念⑾，使得他们在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腐蚀缺乏应的警惕性。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或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和拿苏联为榜样等其他原因）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能够很好地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把领导地位和生活待遇严格地区分开来，使得“升官发财”成为既成事实，严重的腐蚀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干部，招引了大批投机分子入党，为官僚资产阶级尔后的成长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例如中国解放后，由于领导地位和生活待遇的挂钩，越来越多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目睹着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和群众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生活地位，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不敢坚持真理，否则影响的不光是个人的荣誉，而且是全家大小的生活，“成本”太高。因此他们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认定“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的处身哲学。这种作风与解放前革命干部的工作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无产阶级政党内的民主革命派，出于个人利益的需要，联合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在党内逐渐的形成了一种官僚资产阶级势力。这种人办事从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全局利益出发。他们为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忽“左”忽右，在他们统治的范围内对人民群众往往实行的是法西斯专式的官僚资产阶级专政。
50年代原河南省的吴芝圃和安徽省的曾希圣就是这些势力（即走资派）的典型例子。1958年大跃进时他们一再的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放“卫星”，连年超额征购粮食，造成饥荒。而后为了掩盖自己的谎言，不顾人民的死活，严格封锁消息，围堵逃荒农民，镇压检举他们的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信阳地区1959至1960年春天那样的大量人口饥荒和死亡事件。他们的胡作非为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他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分田到户搞单干的口号⑿
从大量的斗争史料来看，党内的官僚资产阶级在文革前其实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就像一个还没转变成苍蝇的蛆，这种官僚资产阶级的萌芽还不是个掌权的阶级，它还不能自由的发展，它还不能展示其阶级本性。它还处于一个雏形状态，因此它只能是以执政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目来出现。但是，又象蛆一样，这种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具备了资产阶级的所有的根本特征，它是在社会大生产下，一个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和一个为了资本增值的需要而奋斗的政治集团。一旦条件成熟，它的本质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三）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分析和资产阶级的去向
毛泽东和一些其他党内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解放后，对党内外出现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和政治倾向进行了坚韧不懈的斗争⒀，在总结多年斗争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反复的思考，他们终于认清了官僚特权者的阶级本性，把其认定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⒁
毛泽东的这一具有孙悟空识别白骨精般洞察力的判断起先很不为人们所理解。他们想不通共产党内怎么会有资产阶级！他们照搬以往阶级社会的阶级分析法，意识不到从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理应有着巨大的区别：后者在掌权以前是不会直接地占有生产资料的。这就使得以往人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按照生产关系定位的阶级分析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应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社会主义内部阶级的存在和区分不再是资产阶级专政下那么明了。虽然工人无产阶级⒂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存在却变为隐性的、无形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看不见，摸不着的了。这是因为老一代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失去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新一代的资产阶级萌芽（即走资派，或官僚资产阶级前身）还未演化为生产资料的直接所有者。
因此，人们所看到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在人民大众中的深远影响，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人们以为就像封建思想残余的存在不等于封建阶级的存在一样，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并不能因为其思想的广泛影响而说明其阶级的存在。
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无产阶级掌权了，但是作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却消失了。这就像一个失去了南极的磁铁，或一个没有后背的人那样的荒谬。要么就像封建地主和佃农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同归于尽一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也是同归于尽了，转化为一对新的阶级（或像斯大林那样错误地认为所有的阶级对立在苏联都消失了）。要么资产阶级就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存在。既然阶级和阶级冲突仍然存在，尤其是工人无产阶级仍然存在，那么我们就要回答资产阶级到底到哪里去了的问题。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对资产阶级的本性有个更全面的认识。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本家原来也不过是个像马克思所说的人格化了的资本。资本主义的规律是物化劳动（即死劳动，也就是过去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机器、设备等等的生产资料）支配着活劳动（即工人）。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能够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前，物化了的劳动，作为资本，就有可能像洪水猛兽一般地奴役着人类。因为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军备竞赛和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环境污染越演愈烈，人类生存的空间遭到空前的威胁。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规律。个别的资本家如果不想让自己受资本增值规律（也就是利润最大化和利润率平均化规律）的奴役，那么有的是其它资本家会站出来替代它。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资本的代理人罢了。
只有到了人们普遍地把劳动当作人生的第一需要，而不是谋生手段的时候；到了人们经过社会化（甚至全球化）大生产而普遍的认识到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是如何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紧密相连的，从而认识到只有满足大家的共同利益才有可能最大的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的时候；到了人们的温饱已经解决了以后他们所追求的是没有压迫的平等，而不是无止境的通过财富的积累、攀比和炫耀及权力的膨胀来争当人上人地位的时候，（也就是人性的升华到了脱离兽性的时候），物化了的劳动才会从资本这条猛兽的外壳中脱离开来，才会驯服地为活劳动服务⒃,而不是相反的允许活劳动为物化了的死劳动，为资本服务。
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前，资本，作为物化劳动的形态，仍然存在着。这是因为人们通过对物化劳动的控制来获得人上人的地位的可能性还仍然存在着。因此驾驭披着资本外衣的物化劳动这条猛兽，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无产阶级。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虽然作为资本人格化了的老一代的资本家阶级被推翻，但是由于资本的存在，它必然会有新的管理人或代理人。无产阶级创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因此成为新的资本管理人，甚至不得不成为其代理人。同时，那些无产阶级政权中甘愿作为资本代理人的资产阶级分子也就趁机摇身一变，藏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辩证法就是这样的无情。在国家消亡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⒄!这是因为，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必须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策略就不得不多多少少地按照资本运转的逻辑来行使资本代理人的职责。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很多矛盾，如生产的管理者（干部）和被管理者（工人）间的矛盾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所带来的按劳分配造成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觉地按照各部类生产部门（如农轻重的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有可能实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通过盲目竞争达不到的像苏联30－40年代或是中国50年代那样高速的工业发展和资本的空前积累，表现出优秀的资本代理人特征。
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具有资本新的管理人和代理人的这种两重性，因此，从无产阶级掌权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资本（就是物体劳动）的增值利益至上还是无产阶级（也就是活劳动）利益至上的问题，存在着主要的是要成为资本代理人还是管理人的斗争。一旦增值利益至上的话，资本就找到了它所理想的代理人。资产阶级也就破土而出，由隐藏的变为公开的，由潜伏的变为明显的，由无形的变为有形的，由看不见摸不着的变为活生生的，血淋淋的了。
但是，由于这个新生资产阶级的生母不同于早先的封建社会，它的长相也和早先的资产阶级有着很大区别：它是以全面垄断性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的。
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那些带有严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一旦他们取得局部的掌权地位，他们就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化身，成为一个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和一个为了资本增值的需要而奋斗的官僚势力集团。虽然他们还不能直接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官僚特权，间接地获取与生产资料占有者相关的利益和人上人的地位。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哪些人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定性，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它的客观性。但是毛泽东的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毫无疑问的。掌权人是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推行的方针、路线、政策成为区分无产阶级带路人和走资派的关键性标志。
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一个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的政权，那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各级党政领导人（掌权者）所推行的方针必然是一个从全局利益而不是从局部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的方针；执行的路线必然是一个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路线，即无产阶级大民主的路线，而不是一个害怕群众、排斥群众、压制群众、依靠精英冷冷清清办事的路线；所遵守的政策必然是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人的政策，而不是一个矛头向下，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政策。
四 走资派掌权后的国家性质
在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和什么是走资派的有了较清楚地了解后，我们看到毛主席生前对走资派阶级性质的论述和判断是经得起近半个世纪社会实践的检验的。历史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对这种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完全可以做出彻底的解答，不应再有太多的异议了。
从近三十年有目共睹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现状来看，它基本上是一个在帝国面前既有买办性质的，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又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欺软怕硬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权，是一个资本利益至上的政权，是一个处处与工人阶级为敌的政权，是一个压迫剥夺工人阶级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政权。
但是这种政权要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实行像某些依靠铁腕个人一统天下、铁板一块的小国那样的官僚统治还不容易（蒋介石办不到的别人也很难办得到）。利用市场经济来协调地方官僚之间各自所掌握的像机器制造、能源、化工等等行业的利益冲突，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发明的有效途径。
因此这种政权在经济上把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从全局利益出发的计划经济体系改变为一个事事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抓大头，放小头”，一方面把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全民所有制的国家企业变为为少数人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另一方面把其它不带有垄断性质的全民所有制的国家企业通过倒闭、拍卖、合资等各种形式直接地变为地方党政领导、原企业领导、外资、或原资本家的个人财产。
这种政权一方面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大小差异，如在职和退休之分、工龄长短之分、男女之分、正式和临时之分等等的区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工人阶级队伍，打着“裁员增效”的旗号，通过买断、内退等等手段，砸碎了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享受过的“铁饭碗”，把他们变成饱受资本任意宰割的雇佣劳动群体，另一方面又抚养了一大批高官厚禄的既得利益者作为支持其政权的社会基础。
这种政权在政治上不光终止了原来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旨在提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能力的社会实践（如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还把起先无产阶级对付老牌资产阶级的专政手段转过来对付工农百姓对他们的反抗。
这种政权不光武力镇压全民所有制下所存在过的，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结社自由（即成立相对独立的群众组织的自由），取缔了曾经写进宪法的以大字报为代表的言论自由和罢工自由，他们还严格地限制一些一般资产阶级常规政治上的，诸如社会上的结社和言论等基本自由。
这种政权就像毛泽东预见的那样带有很浓厚的法西斯味道。
这一需要来之两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迫使这个政权不得不借用这一旗号。面对着日益增长的官僚腐败现象，面对着规模越来越大的有些矛头直对官僚集团的“群体事件”浪潮，官僚资本不得不依靠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作掩护，依靠毛泽东的形象为自己涂脂抹粉。国庆60周年游行中的“毛泽东思想”方阵和近几年文艺上讲解毛泽东1949年前丰功伟绩的一系列电视剧就是例证。第二，代表即得利益的“党国”，即官僚资本想要摇身一变成为私人资本，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的确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些“先富”行为不认账，像六四的斗争那样对这种“官倒暴发户”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了顽强的反抗。但是另一方面，很多“党国”集体独裁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各级党政的官僚们并不愿意把自己的地位由资本的主人变成为资本家服务的公仆。社会主义的旗号是官僚资本继续主宰社会财富的借口。
因此，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不能因为蛆没有腿，不会飞，就说它不属苍蝇类。同样的，我们不能用静止的观点去分析官僚资产阶级的本性，不应被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后的社会和老牌成熟了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表面上的差异所迷惑，不要因为前者某些方面还没有或还没有全面的市场化从而否定它的资产阶级本性。就像昆虫包括着五花八门的像苍蝇和臭虫那样的大量低级动物一样，新型官僚资产阶级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变种罢了，而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形态。
就拿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存在着的黑奴来说，我们不应仅仅以劳资关系中存在的奴隶制为理由从而否定南方庄园主的资产阶级本性。南方庄园主的生产，例如棉花，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是为英国纺织工业提供原料的商品生产。那些庄园主们从来不会教条地说因为它们是堂堂的资产阶级，它们就必须雇佣自由劳动者。
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资本增值，它是不会在乎手段的。如果它能通过直接的奴役劳动者从而更好地获得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是不会心软的⒅，2007年山西揭发出的骇人听闻的“黑煤窑”，“黑砖窑”的老板们不就是现代的“奴隶主”吗？但是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是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资本的增值是通过市场竞争还是通过全面垄断的手法来实现，就要看统治阶级内部对两者的利害权衡。历史证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老牌的第三世界的官僚资本在当今帝国主义时代通过市场竞争是不会有多大起色的。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发展必须另寻道路。
新型的官僚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就是一个通过国家机器全面的垄断了几乎所有社会财富的垄断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这种高度的垄断使得他们有可能采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按照更加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的方向去加速原先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以便有可能和当今主宰世界的各国列强争霸，这就是前苏联后期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早期学习的榜样。
因此，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在现代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是以官僚资产阶级的面目出现的，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老一代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后，新一代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是不得不以官僚资本的面目在邓小平上台后整体登台出场的。
由于斯大林时代未能制止的极大膨胀起来的官僚特权的错误，使得苏联的政权在他去逝后很快地落到了官僚资本手中。但是又由于斯大林时代高度工业化的成就，使得官僚体制以外的私有经济得以发展的空间寥寥无几，再加上为了维护官僚资本体制的既得利益，私人资本长期难以得到足够的发展，导致了苏联官僚资本体制获得了长达近40年的相对稳固时期。但是，由于它的内在矛盾，它的解体也是必然的，是像大坝决堤那样的迅速⒆。
相对前苏联来说，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在七十年代末要低的多，官僚体制以外的私有经济有着广阔的天地，因此很容易得到发展（农村就是它的薄弱环节和私人资本成长的突破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的，官僚资产阶级内部也是有着两种主要的势力。一种势力对官僚体系的依赖性较强，因而不愿看到官僚体系的瓦解（如邓小平、陈云和他们所代表的一大批党政官僚）。另一种势力对官僚体系的依赖性较弱，看到了官僚体系的内部矛盾和它所必然引起的不可持续性，相信私有化对自己这一类人的好处是远远的大于官僚体系所能提供的（如赵紫阳类）。
五． 官僚资本的统治只不过一个过渡现象
虽然中国以新型“党国”官僚资本为基础的政权和西方老牌的以私人垄断资本为基础的政权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现在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这种带有法西斯味道的“党国”集体独裁式的资本主义政权顶多不过是一种还没有完全过渡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罢了。它很有可能是不会长久的。
这是因为资本到底还是要归宿于个人的。个人资本的竞争和增值最终还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官场幕后政治上的竞争对官场中的个人资本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缺陷：首先，它不容易反映个人资本在市场上实力的更变。这是因为官场的争权夺利在一定范围里还是以他们内部一官一票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以资本所要求的一股一票的“财主”股份制方式来解决。其次，它很难解决集体独裁内部分赃不均的矛盾，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问题就是这一矛盾的反映。第三，它不能保证官场中个人资本的分赃权，说不定哪一天乌纱帽没了，就不能参与官僚资本的分红了。这是因为官场的潜规则层出不穷，变幻莫测，因人而异，导致个人在官场投机的风险要比市场的风险大的多。第四，它不便于官僚资本财产的继承，“太子党”们很难名正言顺地接管父辈的业绩⒇。以上这些就是官僚资本为何要尽力的推行私有化的根本动力。
因此，从官僚资本中衍生出来的，市场上强大起来的个体私人资本会要求其在政治上的影响也相应的提高。他们的势力强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就不会顺服地接受官僚资本对他们的控制。早期这一矛盾的表现就是六四时邓和赵的冲突；近期的表现就有“西山会议”、“改革攻坚”和《08宪章》叫嚣，以及对现实社会诸如医疗、教育和住房处理上的争执。所谓“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之争也是这一斗争的反映。
除此之外，代表私人资本利益的南方报社集团和受其控制的《新京报》近期以来一再的敦促政府，要求其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也反映了这个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
为了迷惑民众，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都会开动各自的宣传工具为自己说好，企图把老百姓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发泄到对方的身上。就拿谁是越涨越高房价的推动者和受益者来说，开发商的舆论是把矛头指向政府，避开政府财政收入的用途还有国计民生部分内容和私企利润用途全属个人挥霍的本质区别，以政府征收的各项土地费用占销售成本近40%，而开发商的纯利润仅仅只占销售收入26%（21）为理由来说明房价的高昂是政府的过错。
一旦时机成熟，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这一矛盾就有可能导致官僚资本的瓦解和灭亡。苏联的解体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所谓颜色革命主要的就是这一矛盾的具体结果。
这种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是很明显的狗咬狗的矛盾。对于人民大众来说，他们都是吃人的狼。目前中国仅就搬迁条例一项内容就可以看出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是如何狼狈为奸，胡作非为，猖狂的囤积和瓜分人民财富的。
那些避开这一现实，脱离群众的民主要求，光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却对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官僚资本的独裁统治避而不谈的人，到底是站在那一个阶级的立场上，替那一个阶级说话呢？我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少则五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中国政治上的颜色革命是个迟早到来的问题。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都要在这场斗争中提出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和纲领，考虑的是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如何利用私人资本和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为人民群众的反抗创造活动空间，通过组建工人自己掌握的像独立工会那样的群众组织来不断的壮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变资产阶级的颜色革命为无产阶级的红色革命。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有可能重新夺取政权，重建社会主义。
注释：
⑴ 即无产阶级政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那些事事从极少数人的利益而不是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全局利益出发的党内的当权者。
⑵ 虽然托洛斯基的理论还不能算是走资派掌权以后国家性质的分析理论，但是它对而后的马列主义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此理论的谬误在于它仅看形式而不看本质。官僚体制在（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内的）国家消亡前是必不可少的。此理论不是从路线、方针、政策来区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差别，而是从表面现象，从民主和官僚的对立来看问题。此理论缺乏操作性。例如：官僚主义有多大才是敌我矛盾？
⑶ 吉拉斯理论把所有的政权机构人员基本上统统的定为新的统治阶级，从而否定了无产阶级掌权的可能性。
⑷ 斯威齐的理论仍然是一个看不出到底是哪个阶级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的理论，是个就事论事，表面分析的理论。他否定前苏联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但又说不出它到底是什么阶级。
⑸ 大卫、科兹理论犯了同样的非阶级观点看问题的错误。他把国家看为是凌驾于社会各阶级之上的机构，而不是隶属于某个阶级的镇压工具。它仅仅以是否存在市场来界定资产阶级的存在，未能看穿从封建社会诞生的和从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资产阶级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产生的表现上的不同，以为他们是两类本质不同的阶级（见《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二章）。
⑹ 社会化大生产指的是直接生产的规模超出了个人单干的范围，因而需要多个人的协作才能完成。
⑺ 这里的大民主指的是下至经济基础的每一个细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交换等等），上至上层建筑的每一个领域（文化、教育、管理，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罢免权等。
⑻ 严格地讲，私有制的对立而不是公有制，而是共有制。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谓“共”产党而不是“公”产党的原因。
⑼ 两者的区分有时是不很清楚的。当飞机和软卧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求时，工作需要和按级别分配就很难划清，相反的，专门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就具有很明显的官僚特权特征。
⑽ 官僚特权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次被打破的。提拔为各级领导的新一代的工农代表如王洪文,陈永贵等,以及各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都还仍然领取提拔前的工资(工分),没有享受到官僚特定的特权.同时,绝大多数被打倒的当权派,工资照拿,住房照住,在生活上是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的(到五七干校劳动不包括在内,是另一类问题)。
⑾ 一个阶级“打江山坐江山”是必定的，但是一个阶级里面的个人这样做就是另一回事了。
⑿ 详情见文革揭发材料，张宏志著《还清白于毛泽东》附录，及《七千人大会》和附录。
⒀ 这些都表现在三反五反、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和而后的三自一包的斗争，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上面。
⒁ 见1965年制定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 3条。
⒂ 虽然当工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以后，严格的讲它就不再是“无产者”了。但是他们仍然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因此人们还是习惯的称其为无产阶级。
⒃ 人类历史上劳动者创造工具的原始动力就是为活劳动服务的，劳动者是工具的主人。但是劳动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和劳动者脱离，作为资本，反过来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工具。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才可以完全重新成为劳动工具的主人。这就是否定之否定。
⒄ 这些有可能就是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的一个根源。同时，斯大林错误的一个根源也就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否认阶级的存在，过早地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⒅ 美国北方的资产阶级不是没有试行过劳工的奴隶制，而是因为劳工的奴隶制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不利于资本的增值。南方的庄园主资产阶级也曾经试图把农业生产中的通用的奴隶制搬到刚刚起步的工业生产中去，结果都失败了。这是因为工业化大生产中没有劳动者的积极性是不可能。一方面，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劳动者很容易的通过对机器的破坏从而进行对奴隶主的反抗，另一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奴隶就有和奴隶主讨价还价的可能。
⒆ 详情见大卫、科兹的《来自上层的革命》。
⒇ 以下例子就很好的反映了官僚资本财产继承的困难：2008年四月先是网上发出的，后被官方证实了的《辽宁省本溪市发生高官子女抢官风潮》的报道，就揭露出了当地团委四名候选人中就有三个太子党的丑闻。
21 见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2009年2月26日发表的《关于我国房地产企业开发费用的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