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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党保国”的口号错在哪里？      （2）

                       作者：中国工人 2011.01.14

编者的话：一个时期以来，“救党保国”的口号，在个别网上叫得很响，甚至把围绕它提出的政策和策略吹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回归和复兴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就是说，今天的左派必须按照这个口号去“救党保国”，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否则，都是死路一条。哎呀呀，在左派面对群众的需要探讨各种社会主义革命的方略时，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唯一正确”的道路，岂不让人喜从天上掉？但是，只要人们运用马列毛主义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个“救党保国”的口号完全是一个亡党亡国的口号。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口号有着一系列的政治错误。

首先，它错在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严重歪曲上。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是个什么社会？连外国有识之士都看出我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魏巍同志在他的11条里表述的那样，“这30年的变化说明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了。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现在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革命。”

“救党保国”口号的提出者开始是不承认这个表述的，现在承认了，说这个表述“是完全正确的”，“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表述，他要做“特殊”的表述。他从毛主席一段话里找到“根据”：“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就根据“附庸”二字，提出“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正逐步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列举了那些当前我国经济和政治上的种种事实，就是要说明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不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造成的，而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造成的。这不仅是内外因的倒置，更是主从因的倒置。这种倒置是他们曾经不批修、不批邓，反而“拥邓”、“挺胡”政治纲领的必然反映。

谁都知道，我国现在之所以沦落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完全是邓小平及其继承人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如果不动员群众，起而打倒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彻底改变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绝对改变不了这种丧权辱国的附庸地位。即使美、日帝国主义打到国门，也只能是“甲午战败”历史悲剧的重演。“救党保国”口号的提出者把“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作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就是有意放过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因为在他们看来，“代理人”不是这个修正主义集团，而是这个集团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个别“大领导”，即他们暗喻的“瘟神集团”。这是他们“挺胡”的一大方略。他们这种宣传，是把这个集团的一切坏事都算在“瘟神集团”头上，而把这个集团的所有骗人的“善举”都封在那个更善于伪装的“大领导”身上。试问：这样的方略能触动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根毫毛吗？

其次，它错在毫无根据地在党内杜撰一个“社改派”。

我们曾经揭露过，“资改派”这个概念是“八字（举毛、拥邓、批江、挺胡）方针”制定者，为了回避肯定文革、肯定走资派，同时为了肯定“改革开放”一个时期的合理性，而制造的一个非科学的概念。那时，他们还没有直接表白他们自己就是“社改派”。只是在众多的人利用“资改派”概念反思“改革开放”时，他们很自然地就以“资改派”的对立面而成为“社改派”了。

他们最早的理论根据是江老板的“两种改革观”，即社会主义改革观和资本主义改革观。魏巍同志曾就此说：那时人家这么讲了，我们大家都赞同。后来人家变了，我们还信这个吗？就是说，从邓小平篡权的那一天起，“改革开放”就走上了邪路。 他采取的是两面派手法，欺骗了党和人民，根本不存在什么“两种改革观”。主张自己是“社改派”的人，又搬出“四项基本原则”作论据。但是，认真分析一下，邓氏的“四项基本原则”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是修正主义的货色。因为这不过是他那曾被毛主席痛批过的“三项指示为纲”翻版罢了。其要害都是不要阶级斗争这个灵魂。

“救党保国”口号的提出者，又用新的手法论证这个杜撰的概念。他说他“所说的党内社改派，指的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为国家主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主旋律的共产党员”。在修正主义统治下，这些标准就能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吗？每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懂得斗私批修，不搞阶级斗争，那他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不沾边。何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并不是“社改派”，因为“社改派”不过是打着社改旗号同样搞的是资本主义；比起“资改派”多了一层障眼法罢了。至于他把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的作为，也作为“社改派”例证，那就充分暴露了他们杜撰“社改派”的真实目的，是在继续“挺”他们心目中的那一位。

“社改派”、“资改派”这些似是而非概念的提出，都是为了转移人民认识主要敌人的视线。魏巍同志在“革命的对象”一条里，明确指出“就是党内走资派和篡党夺权的修正主义集团”。他们不接受老人的11条，却用老人的另一段话，即区分修正主义集团和极右派在反共手法上的区别，下结论说：“他认为极右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做了这样的曲解后，就大肆吹捧说：“实践越来越充分地证明，这一论断，是魏老最大的贡献之一。”还说：“对魏老的最好纪念，是切实践行这一论断。”把自己的错误论断变戏法地算在老人头上，然后再加以推崇、颂扬。捞稻草捞到这份上，岂不悲乎加悲夫？老人在医院里形成11条的时候，同志们纷纷传阅，他们这些人却躲躲闪闪，连医院探望一眼都不敢去。现在竟然编造谎言，说老人赞同他们的观点，还说这是“最好的纪念”。错了，这是最大的污蔑！作为继续革命的伟大旗手，魏巍同志生前就亲自组织了对“八字方针”的严肃批判。老人一生鄙视对敌斗争的献媚心态；对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这个最凶恶、最无耻、最危险的敌人，更是揭露有加，不遗余力。懦夫拉战士壮胆，情有可原；心怀叵测的人，可就要警惕了！

第三，他还错在对待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上。

众所周知，我国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胜利地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已经从所有制方面转向思想政治上。正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被基本战胜以后，毛主席破天荒地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亲自发动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帮助人民认识这个伟大的真理。邓小平用他的翻案复辟，从反面帮助人民更加认清了这个伟大真理。

但是，“救党保国”口号的提出者，对这个伟大真理压根儿就不置可否。老实说，他们对邓氏的“改革开放”打一开始就是满怀希望的。当人民觉醒以后，他们这种希望自然要面临破灭。他们不甘心，除了用上述的办法为统治者设障眼法，就是把他们的感情投向修正主义精心培育的一代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说：“在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新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是指没有官僚权势及外国势力背景的私营企业家。”又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又是“新民族资产阶级”，又是“没有官僚权势及外国势力背景的”，这些私营企业家是多么的可爱呀。难怪作者要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说明“民族企业、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什么力量？就是他们“救党保国”的力量。他们还把他们自己对这些私营企业家的爱渲染成“民心民意”，要人们同样地去爱他们。他们说：“在现阶段仍然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集中力量首先狠狠打击资产阶级的右翼，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不然的话，“容易导致经济甚至整个社会局势不稳，给买办资产阶级造成可乘之机。”

新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眼里变成了“新资产阶级”，不仅是“新”，而且冠以“民族”，那就更可爱了。难怪他们要给这些私人企业家戴上红帽子，称他们是红色企业家。试想想，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这几十年在神州大地制造的人间惨剧，比起老资产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农民工年年讨薪的凄惨景象，难道不是大小资本家有意拖欠造成的吗？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是谁孵育出来的？难道不是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孵育出来的吗？它的右翼不过是把这个新生儿的反动本质集中暴露出来罢了。集中打击它，而放过修正主义，不但打击不了，还会使它心头的保护伞有了新的保护。

像当年，利用群众一时看不清，提出“八字方针”，公开“拥邓”、“挺胡”一样，现在，群众觉悟了，就利用群众素有的爱党爱国情绪，变相提出“救党保国”口号，鼓噪一番。但是，只要稍加分析，人们就会发现，这个口号要救的不是党，而是修正主义；要保的不是国，而是内外资本主义利益。真正的救党保国，就是发动群众，进行一场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推翻修正主义反动统治，使党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重建社会主义共和国。

在两条道路斗争中，路线错误，很难改正         益鸣

“犯了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已被大量历史事实所验证。然而却有人不看社会现实，对修正主义抱有了幻想，说什么十八大要有“重大变化”。这一论调流传甚广，神乎其神，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以后，其政治路线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回到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撰写文章，宣传修正主义已开始“更新”。其中有两篇文章最具有蛊惑力。一篇打着批修正主义的旗号而行维护修正主义之实，我们故且称它为“B文”。另一篇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修正主义掌控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回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称它为“Z文”。上述两篇文章虽然论述的题目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在散布幻想论，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挺举那个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深渊的大人物。

对上述两篇文章所隐含的政治动机不能小觑，更不能漠然对待，这不仅因为文章的作者在左派文坛上都是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他们的论调也迎合了一些左派人士的急切心理。因此一切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都应站出来说话。为了维护左派的团结，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先说说B文。作者在文章题目中说什么“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实际上却在分化左派。他这样说：“在如何战胜修正主义的具体道路选择上，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却发生了重大分歧。在政治目标完全一致的前提下，所谓重大分歧主要表现在具体道路选择的根本不同上。（不同“道路”的政治派别能否有完全一致的政治目标？——笔者诘问）。一派同志选择的是‘另起炉灶’，另一派同志选择的是‘救党保国’……”何谓“另起炉灶”派，“救党保国”派又是指的什么？B文没有解释，不过从字的行间可以看出点眉目。B文中有这样几句话：“任何一个政党，即是（使）完全从执政者个人利益考量，对任何另起炉灶的政治力量都是极度敏感的，不能容忍的”。这就不难看出，所谓“另起炉灶”派就是对立于修正主义集团的、用马列毛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者。而“救党保国”派则是幻想修正主义“自我更新”，并做出一些改良和让步的政治派别。B文作者如是说：“如果我们选后者（即“救党保国”派——笔者注），从诸如抵制转基因，救助赵东民、起诉袁腾飞，声援洛阳红歌队等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具体事情做起……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通过若干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为马克思主义最终战胜修正主义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救党保国派的行动是在修正主义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仅限于一些具体事情，而不是开展路线斗争，并且还要用“若干年”的时间去“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做好一切必要准备”。如果按照该先生的说法，左派反对修正主义的革命活动必须要偃旗息鼓，要像跪乳羔羊一般，在感到奶水不足，或者不如意时，才碰撞几下母体，但不能触怒母亲。至于什么创造必要条件，做好必要准备都是骗人鬼话，直白一点说，其目的就是让人们放弃革命。毛主席说得好，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对于剥削阶级，你不推翻它，它自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30余年，私有化几乎是在没有干扰和抵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群众醒悟以后，为时已晚，当局便来个军警维稳，但统治者仍嫌专政工具不足，又加了一支庞大的保安队伍。试问，在这样的高压之后，你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吗？同样，进步势力也不是在和平环境中发展壮大的，而是在斗争中得到锤炼和成长。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被压迫者一次次举行反抗和斗争，把统治者一次次赶下政治舞台。正如毛主席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填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所写的“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而B文则强调在统治者允许的范围内“救党保国”。也就是说，保住了统治者的地位，也就是“救了党”，维护了修正主义头子的权威，也就是“保了国”。所以B文作者率直承认自己是救党保国派。他为了消弱和瓦解左派，又胡乱制作了五顶政治帽子：一曰“它（指另起炉灶——笔者注）是非法的（即修正主义当局不允许——笔者注）”；二曰“它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污蔑，因为毛主席是反修的伟大旗手——笔者认为）”；三曰“它没有群众基础（没有群众基础的是修正主义头子及其帮凶——笔者评论）”；四曰“它是最容易被内外反动派所利用（反动派所看中的是修正主义——笔者评论）”；五曰“它是当权派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这倒是一句耐人寻味的实话，既道出了修正主义仇恨革命的本质，又说出了救党保国派们的心里话。B文作者为了阻止人民群众“另起炉灶”，还武断地说道：“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保党救国派们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笔者断言）选择了另起炉灶……肯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注定死路一条！” 好一副教师爷的嘴脸！殊不知革命者不屑于苟且偷安，为国为民，甘冒风险。B文的作者在文中大量摘引了列宁的话，目的是把自己打扮成左派，而又干着右派的勾当，这种两面派的手法正是一切心怀叵测者的惯用伎俩。

我们暂且结束对B文的评论，回头再看看Z文说了些什么。Z文的题目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在正文中分别又以5个小标题加以论述。一、“‘千日维新’所形成的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二、重庆模式“就是在实践上形成了一个历史转向的突破口”；三、“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带本质性的一个政治特点”；四、“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个结论对于当今中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五、“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所独有的自我更新能力，完全是毛泽东建党路线发挥作用的结果。”

对于重庆所谓“千日维新”的详情笔者不甚了解，只知道被广泛称之为“唱红打黑”。因此，仅就“唱红打黑”谈谈自己的看法。唱红打黑确实是件好事，对社会有益，老百姓欢迎，更有利于当权派维护政权。但仅就此就下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的结论，还说是转向的突破口，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了；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不敢苟同。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的黑社会势力也像其他腐朽现象一样迅速生长，欺行霸市，残害百姓，甚至插手政务，挑战当地政府，被群众称为“第二组织部”、“第二公安局”，政府办不了的事情黑社会可以大包大揽，气焰十分嚣张。任何负责任的政府，任何正直的当权者，对于这种恶性社会肿瘤，都不可能坐视不管。重庆的打黑行动，只能说明执政者具有务实精神，决不是政治路线“自我更新”的“突破口”。即使在旧社会，在一些清明官吏中也不泛整治社会的卓有成效者。据笔者所知，有一个国民党县长，在某县任职期间，采取强硬措施整治社会，将一些欺行霸市扰乱社会者尽数收监。他还到近百华里外的地区“抓赌”，并公开审判为首的赌棍。全县赌风迅速收敛，一些浪迹于社会而不务正业者隐形匿迹，诉讼案件也少了许多，社会风气大有好转。在他离任时，百姓给他送了万民伞，排列三四华里长的人群夹道欢送。但该县长不是共产党，他也不曾有脱离反动政权的迹象，更看不到他的“自我更新”。

唱红歌（不叫革命歌曲——笔者提请注意）也是件好事，它可以勾起老人们旧时的记忆，振奋精神，也可以让年轻人了解点历史。但唱响全国的红歌大多是民主革命时期（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而没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歌曲。这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情。如果究其原因，大概是政治路线之故吧。用毛主席的话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驱逐出日本侵略者，将蒋介石政权赶出了大陆，完成了民主革命，对此持异议的人不多，就连走资派们对毛主席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功绩也是肯定的。但他们反对的却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更仇恨文化大革命，因为“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大演练。因此这个时期的革命歌曲被排除在“红歌”之外，成了禁唱歌曲。由此可以看出，首创唱红歌者对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态度也就十分明确了。一个对毛主席所做的第二件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异议者，还能自我更新到无产阶级革命路上去吗？所谓的“突破口”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文人笔下不着边际的杜撰。最后要说的是，重庆的唱红打黑声势很大，彻底认真，在全国引起了震动。但是重庆的政治路线没有改变，私有化、贫富悬殊依然存在，剥削制度依然存在，那么重庆模式的内涵又是什么？“自我更新的历史能力”又表现在什么地方？笔者却认为，一个在修正主义执政中飞腾为中共中央的高层人物，其父又是所谓八大元老之一，基于这种深层次的关系和影响，是很难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的，至于那个长期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政党更不容易在政治方向上更弦改辙。这是因为：

一、错误路线的头子很难改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路线斗争，仅民主革命时期的较大路线斗争就有好几次。虽然那个时期的路线斗争不属于对抗性矛盾，但为首者宁肯疏远革命队伍，也不肯改正自己的错误。而社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斗争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自然就更难改正。比如头号走资派，毛主席曾多次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但他仍旧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从“资本家剥削有功”到“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再到大跃进中的“五风”、“四清”中的形左实右，最后在文革中成立官办文革，镇压群众，一直坚持错误路线，可以说是死不悔改。又如三起三落的二号走资派，曾信誓旦旦地说“永不翻案”，但一有机会就翻案，反复无常。毛主席逝世后，他自封为“第二代”领袖，设计了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由其继任人付诸实施。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修正主义的头子能“回头”吗？

二、一个政党的政治路线是由该党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不同的政治路线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处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中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来就是互相对立的，他们之间既不可能“和谐”相处，也不可能有协调的余地。富人要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要维护代表他那个阶级利益政党的路线。穷人要摆脱被剥削被压迫的处境，就得有自己的政党，而且这个党是以马列毛主义作指导，否则就不会彻底改变命运。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没有半点含糊。中国的改革开放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既包括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也有以权谋私的官僚体系，还有念歪嘴经的不良学者。他们既在政治上享有特权，又在经济上占有巨额财富。同时“富二代”、“官二代”也已经形成，又在培育“富三代”和“官三代”，假若“自我更新”能变为现实，这个利益集团能舍得自己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富有的经济条件吗？比如某地级市一个区的公安局副局长，这在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只不过是最末端的一分子，但他却为儿子准备了五套住宅，这些财富是怎么来的呢？儿子酒后驾车在大学校园中肇事，致使两名大学生一死一伤，而肇事者却只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且是监外执行，这就可以看出这个利益集团有着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面对这样一个主宰中国社会的庞大群体，即使有个别人有缓和阶级矛盾的想法，也会因尾大不掉而难以付诸实施。如果真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自我更新”，利益集团的特权就会灰飞烟灭，这不仅要伤及修正主义头子的自身利益，而且整个利益集团也会土崩瓦解，那么这个集团中的所有分子的身价就会一落千丈，从显赫的地位上跌落在平民堆里。那么以自私自利为人生观的富有者们能心甘情愿吗？所以说，那些散布‘更新’论的人不是痴人说梦，就是别有用意。

三、有人提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促使修正主义集团改变路线，恢复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流血的斗争中来个天翻地覆，这是再好不过的革命效果。这种想法的出发点不错，但未必行得通。批评和自我批评确实是个解决错误问题的好方法，但只适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不了对抗性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是非对抗性矛盾，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不了的。这已被建国后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所证明。否则，毛主席也不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走资派的问题，中国人民也不会以重大牺牲为代价来打垮蒋介石政权。我们还应看到，只有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才有自我批评的胸怀和气度，其他阶级是没有这种勇气的。修正主义者更是防口如防川，听不得不同意见。他们一方面用警察（包括武警和特警）和保安维稳，一方面用空话、谎话、大话进行欺骗，将大量的社会矛盾掩盖起来。这样虚伪的胸怀是不可能虚心接受批评的，更不能进行自我批评。如果他们能听得进群众呼声，也不会屡屡出现迫害上访冤民的事件。在旧社会还可以拦轿喊冤，而在当今社会有的人却因拦车向一位将军反映问题，而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当权者，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和改正自己的方向路线错误吗？绝对不能。因此奉劝左派同志千万不要轻信幻想论。否则，上当非浅。也会给革命斗争招致损失。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确实如此。

于2010年-12月-18日

中组部公布离退中央领导待遇 海外华人震惊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老干部局最新公布：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 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一共是5654人。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

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去年公费开支达947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公室）”。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

中共在职政治局常委的每个人的开支预算，均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记者采访了参加集会的徐梅小姐和王明钗小姐、张伟女士。徐梅说，最近我们从中国国内网站发现这个消息，这让我们万分震惊。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很腐败，但是中国政府高官如此规模的挥霍国家财产，挥霍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而且明火执仗、堂而皇之地公开挥霍，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愤怒。要知道，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至今没有任何福利，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了都没有钱安葬，这些高官们却如此穷奢极欲！他们就是想保住他们的特权地位。

张召忠称：中国公务奢华程度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据报道中国现有公务用车六百多万辆，国家每年光养车的费用就比军费还高，是这样吗？张召忠：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真是触目惊心啊！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更多精彩，尽在★军事第一播报★http://jsdybb.netsh.com.cn】

一是吃饭喝酒，大摆排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十倍，可美国人公款请客不会超过四菜一汤，标准非常清楚，没有弹性空间，你愿意八菜一汤可以，对不起，多余的部分你必须自掏腰包！美国人请我吃饭，每次总是把菜汤倒在米饭里吃掉，不浪费一粒米、一根菜，一口汤，我们的官员能够做到吗？一顿饭能够吃掉一个大学生四年的学费，一个小学一年的经费，这样下去得了吗？当然，在经济萧条的今天，大吃大喝或许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方面呢！你看现在经济危机影响到餐饮业了吗？相反，却越来越红火。还有送礼的问题，托人办个事儿动辄就是几万、十几万的送，多么吓人！如果有机制，有考核，还需要这样吗？按程序办就是了，为什么留有那么多的黑洞和暗箱操作空间？在美国，送礼可以，但必须限制在10美元以下，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涉嫌行贿受贿，受贿的要判刑，行贿的也要判刑。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它虽然在衰落，但值得我们学习的实在太多了。

二是楼堂馆所，极尽奢华。我去过很多国家，发现中国各级政府的楼堂馆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奢华、豪华、壮观。在美国、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市政厅、市长办公室市民都是随便进去的，没有站岗放哨、戒备森严的。我去过的一些市政厅和市长办公室都非常的简朴，从规模、豪华程度而言比不上我们有些地方的乡镇办公条件。如果市政厅很简朴，老百姓就很容易与你来往，如果你搞得过于富丽堂皇，老百姓就感觉你是个衙门口，距离也就拉开了。再看看宾馆，我去过以色列，他们的人均GDP一两万美元，比中国高数倍，但最好的酒店说是四星级，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的三星级。看看中国吧，在有些开放的城市，步行十分钟的范围内，就会发现十几家五星级、超五星级豪华酒店，政府的很多会议都安排在那里召开，政府的很多官员经常在那里开房间，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联系群众。在我小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县委书记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吃饭采取派饭制度，就是今天在张家吃，明天到李家吃，那个时候农民很穷，没什么可吃的，县委书记就跟着农民那么随便吃。住宿也是这样，与农民一起住，焦裕禄同志就是那个时期的典范。现在行吗？我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去年终于发现了一个典型案例，但不是在大陆，是在台湾，这个人曾经当过市长，是党的主席，他下乡的时候，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完一天活，晚上就睡在猪圈里和牛棚里，个人的名字叫马英九！他现在成为台湾的领导人。

三是公务车越来越豪华。我在英国的时候，英国的中将以下都不配车，官员都不配车，军事院校没有一辆公务车，都是私家车，开到伦敦郊区停下来换乘地铁进城上班。单位集体活动都是租车，租用出租公司的车，专业司机，准时准点，没有事故隐患。这样的管理，省去了大量的司机编制，抑制了腐败，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大大减缓了城市交通压力。北京市为了控制交通，采取了很多的法规，包括限行制度。但是，这些都是制标不治本的，真正管用的措施：一是在现有公务车的基础上，同比例缩减70%以上（当然包括驻市内的军车）；二是确定一个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凡是高于这个标准的车辆，一律不得进入五环以内，严重者强行限制淘汰；三是数倍提高三环以内停车收费标准，过去一辆车停一小时花费5元，以后应该增加到15-20元，随着时间的增加收费要呈指数增多。

英国的将军带领学员到外出参观见学，身着迷彩服，乘坐出租公司的车辆，到达战场后徒步行进。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2001年我去访问的时候，发现包括上将、中将所有将军的车，都没有空调，车辆的级别相当于我们夏利车的水平，他们的办公室没有空调，只有电扇。相比之下，我们真是汗颜啊！GDP不算高，国力不算强，享受方面却走在世界前列，而这种享受不是普通民众，却是民众的衣食父母。不是张口闭口就说领导就是服务吗？既然是服务就要把自己当作公务员，而不是衙门里高高在上的官僚！我是将军，给我配有专车和专门司机，如果从我开始搞改革，我愿意带头放弃专车和专用司机，我不会有任何意见。我不是在说空话，我是在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立党为公，行政为民。当了官儿就一步登天，生活和物质待遇就一下子增长了那么多，那么多实惠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人民还愿意跟你说真话、讲实话吗？

           邓小平与苏振华的一次谈话     作者: 百丈冰  

   这是现在央视热播中的《解放大西南》中的一个片段。

   二野发起解放大西南战役前夕，时任二野政委的邓小平与所属的每五兵团政委苏振华漫步长江岸，边走边谈。

   （苏振华原名苏七生。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雇农家庭。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时不到十六岁。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抗战，从一个儿童团员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多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

   苏振华回想往事感慨万千，说：“中国革命实在是太难了！如果将来我们共产党人中间出了不孝子孙，我就是死了也难以瞑目啊！”

   邓小平答：“但是啊，按照‘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去看呢，我们共产党人出不孝子孙是有可能的。”

   邓小平用这句话轻松地结束了这个话题。而在这个话题的前面，他还对苏振华说：“如果你不参加革命，现在还在你的湖南老家领着孩子种田。”

   苏振华纠正说：“我们家是没田，说不定领着孩子讨饭。”

   邓小平：“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的原因。”

   邓小平这句话，大概就是他心目中的革命目标，也就是封建时代就有了的农民起义的初衷，为自己求得解放，求得政治的与经济的最大利益。当然，为了自己的出人头地，也必须兼顾劳动人民最起码的利益。

   这两个的对话，足以让人们领悟出：

   1、为什么那些解放老将帅愿意跟着毛主席搞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文化大革命。

   2、为什么邓小平顽固坚持搞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改革开放

官员背后都有《红楼》，富二代都去《西游》，地方政府在上演《三国》，老百姓怎麽办？只能酝酿《水浒》了。

关于"刘少奇叛徒案"拾零2008-02-25 15:20作者：恽仁祥
      
      关于刘少奇叛徒案，自十一届代表大会后，是争论较大的问题。因为在1968年10月13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其中一项议程就是关于刘少奇问题。
      
      
              至目前所见材料，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十二中全会通过的，仅一人表示反对。以前所传达的，刘少奇专案组由周总理负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出版物也有说周总理是专案组组长的。但从华国锋宣布对刘少奇的平反决定以后，大多数出版物都按华国锋定的基调宣传，例如，我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立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就是个典型，刘少奇的案子，就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逼供信、残酷迫害等搞出的假材料，诬陷刘少奇。这同十二中全会传达的内容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这种急速转弯，有的人跟得上，甚至能超前跟上；有的人就跟不上，甚至很难跟上。不仅因为这相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都是党中央的决定的名义传下来的，作为个人，你相信哪一个决定，组织原则上都不犯错误。道理很简单，你华国锋说十二中全会的决定是一些人搞出的假材料；那么你华国锋搞的就一定全是真材料，你都能伪造毛主席"你办事我放心"而搞右派政变，你就不能在刘少奇问题上搞假材料陷害旁人？这些等等议论，能说没有道理？
      
      
            本人首先声明，我不懂法学，有个法盲资格，好在并没有规定法盲就不能议论法。同时，既没有当过叛徒，也没有看过叛徒，所看到的判徒，都是写在书、刊上的或电影、电视里的。但我有两位亲人因叛徒出卖而牺牲了，史称《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占了两位，一道被出卖和牺牲的有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哥哥)、李求实等二十四人，《陈云传》说我的亲人恽雨堂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解放后，中央和华东局用了不少精力挖掘这个叛徒，但一直未找到，而出了不少误传，其中，因烈士们生前极力反对王明路线，所以有误传是王明出卖的。因此，我对叛徒没有实践认识，所以我的题目叫"拾零"比较确切。
      
      
      刘少奇的问题，同时涉及六十多人的叛徒集团案。对此案有不少人发表了看法。
      
      
      李先念："据我所知，毛主席一开始并不想打倒刘少奇，但是听了许多人揭发批判后，毛主席才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其中有个重要证据，就是薄一波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
      
      
      汪东兴："1935年11月以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当时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救亡工作紧张，北方局干部缺乏。据他们讲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提出了要关在北京军人反省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北方局同意这一建议，作出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当时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准了北方局的决定。这个决定传到监狱后，反省院的党员不相信这个决定，没有执行。后来，组织催促，他们才发表'反共启示'出狱，陈云和邓小平认为这些人不是屈服于敌人，而是服从了组织决定，他们出狱后，许多人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在历次审查干部中，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这就是中央认为他们没有问题的有力证明"。
      
      
      "1966年8月，康生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进行调查。9月16日，康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背景报纸，从他们登报的'反共启示'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决定。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印影件"。
      
      
      "毛主席对此不置可否，但是他批准了周恩来亲拟的中共中央11月24日对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的批复，同意周恩来送审此批复时给毛主席的信，这封信里就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故中央必须承认此事。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康生确实亲自向这几个学生组织的头头了解了一些领导人的历史问题，从而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
      
      
      “到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中的许多人在重新入党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个批示里引用了毛主席1月31日在谭震霖关于农口几个单位阶级斗争情况报告上的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进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了，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清轻重，酌情处理”。
      
      
      华国锋："你说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究竟了解不了解？"
      
      汪东兴："知道大概，不了解他们具体写的情况。看了《反共启示》后才大吃一惊的。"1967年2月3日，主席会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过去是共立党员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反共的启示。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立党。这些方面，红卫兵小将是有功劳的"。
      
      华国锋："有人对我说，打倒刘少奇是毛主席受了'四人帮'的骗。他们搞的这些材料是断章取义甚至弄虚作假，串起来一看似乎触目惊心，其实没有份量。红卫兵不懂历史、不懂政策，所以在揪叛徒中搞了许多假案。他们是要求重新审查这段历史的"。
      
      汪东兴："我看这就是他们要用伪造历史来为自己翻案的舆论，你想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想打倒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涉及到叛徒这类问题，更是要有详细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把关，谁敢胡来？没有人敢胡来的！我那时在专案组，我知道许多情况。现在安子文说：康生以让他当中央委员的官位为诱饵，让他证明刘少奇是叛徒。我就不信他的鬼话。康生对安子文恨得要命，还能对他许那样的诺？再说，他的叛变，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推也推不翻，还需要他揭发什么刘少奇？所以，现在有些人的证明和回忆，都是不可靠的。我最相信的就是原始材料！那是铁证！现在弄虚作假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一点意思！现在邓小平这些人攻击人家张平化和其他的一些人，目的都是为了给这些人翻案"。
      
      (以上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江青的辩护词："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样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文化大革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他们大批这方面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青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
      
      
      邓小平看了江青的辩护词后说：“……，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效果”。
      
      
      　监管人员询问张春桥有关问题时，张春桥："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是服从纪律的表现。'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现在，这些人居然一个个都平了反，重新担任了中央的高级领导职务"。张春桥几次哼道："这样的中央还能拥护吗？这样的中央还能服从吗？现在是叛徒的天下，修正主义的天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天下，而不是人民的天下！我是宁死也不屈服的！"(参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张春桥在狱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立党重大事件纪实》(作者按：书店以该书为某权威党校用书作广告)第三册，有如下内容：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时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已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3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文天这个叛变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我认为，该书，关于毛主席改变对刘少奇的看法这一部分分析，只是叙事方面含糊其词外，但仍看出与其它公开材料及本文上述材料基本一致。但有关刘少奇这个问题，本书其余部分没有对上述出狱自首书这一原始根据作针对性的陈述，离题较远，因此没有抄录其其余内容，有兴趣的朋友可参阅该书第三册，第1539至1546页)。
      
      
      李雪峰在接受师东兵的采访时，对于1936年的时期他说过一点看法，他说：“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师东兵《访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文）。
      
      
      从上述情况看，基本上可以看出：
      
      1、十二中全会作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他们的“反共声明”，即历史证据；
      
      2、第二种看法是以《中国共立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为代表，它含糊地说"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是定案主要依据。如果明日有理解错的话，指的是"出狱"时的"材料"，而不是有些人说的文革期一些人逼供信的"口供"。遗憾的是该书有关这个问题并明日有针对"出狱问题的材料"的真伪进行是与非的论述，而是避开这个主题，罗列了一堆文革期间所谓逼供信的问题。说是一个权威性党校的教材，"出狱问题的材料"用词之含糊，不知是语文水平问题、还是有难言之苦？！
      
      3、还有一种是包括华国锋为代表的一些人公开讲的并向下传达的 ，干脆就不讲"反共声明"，反而宣称全是江青、康生、谢富治搞逼供信的口供，全都是假的。
      
      《毛泽东传》这本书也是按这个口径讲的，看了就不知对该书作者逢先知等两位老同志表示遗憾好呢、还是表示赞美好？
      
      
      本人的看法：
      
      1、说文革中都是几个人逼供信搞的假口供不可知信，例如上述李雪峰讲的，文革期间，"康生、戚本禹他们或派来的人…"，就不存在逼供信的问题，而且他明确表态："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这明显是不赞同华国锋们作的结论。但华国锋们扣压这种不同意见，更没有向全党传达。这明显是批评旁人搞假材料的旗号下，自己搞假材料。
      
      2、在我已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周总理讲：关于被审查的老同志的问题要七个人签字才有效。这从上面汪东兴一段话和江青的辩护词可信。不仅周总理的高贵人品使人高度信任他的讲话，而且证明总理讲的是真实情况。对如此严格的制度，华国锋们不知出于何用心，把他贬为等同于"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中央一样乱成了一团糟，只能理解是另有打算……
      
      3、不管是谁，决定让关在狱中的人写反共声明、并宣扬国民党，无疑是XX行为；华国锋翻这个案，不管处于何种情况，该以XX论处。不这样处理，不足以严明党纪。
      
      
      今天的京华时报以《学会在舆论监督中工作》为标题，在Ａ13版转载了人民日报2月18日即昨天的这篇文章摘要。介绍了好多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实例，还强调要欢迎监督，而不能你监督你的，我干我的，但愿能如此 。证明了邓小平不让人讲话是错误的；汪东兴、叶剑英压制不同意见是违纪的(他们压制的具体情况在我以前发表的文章已作了介绍、并注明了出处)。毛主席早就告诫过：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不让人讲话，终有一天要塌下来！哪有共产党怕人讲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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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邓氏之奇谈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过去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

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氏《文选》第三卷249——250页）


简评：

除了上面的说法之外，还有什么“过高的估计了战争的危险性”等等的说法，笔者顿生疑窦，是在什么时间，是在什么形势下，是谁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笔者断定邓氏是无法拿出确凿的有说服力的证据的，只能是在那里瞪着眼睛瞎白话！

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提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那是有着非常现实的背景的，就是有人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啊。是坐以待毙、引颈受戮，还是未雨绸缪，奋起抗争？无疑毛泽东是对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正是由于我们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使敌人才未敢轻举妄动，保卫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在当时恐怕已经被敌人吓破了胆、尿了裤子的人，现在却大言不惭地说起了风凉话，真是令人好气又好笑！不就是有人在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做起了鸵鸟，当起了缩头乌龟嘛，实行什么“搁置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卖国政策，还自以为是一项什么了不起的发明而沾沾自喜，这就是明证！

实践证明，以斗争求和平，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和平亡！这就是辩证法，这就是历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搁置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两厢比较，哪个更高明，哪个更愚蠢；哪个更高瞻远瞩，哪个更鼠目寸光；哪个开创了万年不朽的基业，哪个给后代遗留下了害人的祸根？大多数的中国人和世界上的有识之士难道不是已经一目了然吗？毛泽东真伟人也！

当时中国存在着现实的战争的威胁和危险，和要打世界大战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要准备打仗，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大问题，对一名军人、对一支军队、对一个国家来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时期，只有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期既备战时期，因为要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是一个政治家的起码常识。走一步看一步，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和卖国贼差不多，起码是个近视眼，到真正打起来了再准备，想哭爹都来不及了！再者，中国什么时候因为战争就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忽视了经济建设？举世注目的、而且取得了辉煌成绩的“三线建设”，是不是发展了生产力，是不是经济建设！？

靠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也是邓氏的拿手好戏啊！


（敬请参考笔者《简评邓氏的“对外开放”和“共同开发”》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