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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农民起义在历代皇朝更迭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一是不能将皇朝更迭一概而论为通过农民起义实现，因为不是事实。二是不能因为起义队伍主要成分是农民就一概而论为农民起义。
　　
　　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长期作为君主社会中最大的社会集团，在技术层面最主要的缺陷是无组织。严格一点，应该说是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太小，就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一户，互不联系，能有多大力量呢？地主之所以能在村里称王称霸，不单单是因为土地多，往往也因为他那个家庭大。大也不过是称霸一方而已，又能如何？他们如果不是官僚地主、如果不能和政府权力（官吏）联系起来，如果完全是开田而耕、一分一厘土地积攒而成的小地主，也很可怜，看看北宋的衙前里正的命运就会明白。
　　
　　他们的组织者，就是君主，君主通过其任命的各级政府官吏将农民组织起来。
　　
　　这样一来，农民一旦需要造反的时候，就是反对自己的组织者，在技术上就形成以无组织对抗有组织的状态。农民最初的反抗，就是完全的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不要认为中国的农民愚昧，他们很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明白自己的弱小，明白造反的最可能前景。所以，中国的农民只要还有一点其他的可能，一般不会造反。一旦被迫造反的时候，他们所抱定的就是必死的决心，视死如归，“譬如辽东死，砍头何所伤”？好赖都是死，要从万死中搏一生，这个共同的命运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时，这个最弱小的社会集团就会在瞬间成为最强大的社会集团，所向披靡，摧枯拉朽，势不可挡。
　　
　　秦末大起义率先登高一呼的为什么是陈胜、吴广？陈胜说得很清楚，他们已经到了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地步。项羽那样的六国贵族、刘邦那样的基层官吏，虽然很早就认识到“大丈夫当如是也”，很早就渴望“彼可取而代之”，又为何不率先登高一呼呢？他们个人的日子大概还能过得下去，也就不会贸然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任何能够把中国农民逼上梁山的统治者，无论其最初的动机是多么善良，曾经是如何想要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后来腐败贪婪，以为有功于民就无尽的索取，彻底走人民的对立面。客观上一定是已经成为陷民于水火的混蛋，走到了以卖国为生的境地，无论以前他们多么光荣伟大，这样的政府一定应该被推翻。在君主社会中，农民的反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
　　
　　但是，造反的农民依然需要、更加需要一个组织者。当陈胜、吴广们以生命为代价表明天下苦秦久矣、表明造反的大路已经开通、并且点燃天下的时候，力量更雄厚、经验更丰富的项羽、刘邦、李渊们立即就后来居上，并通过种种手段成为高踞于农民头上的组织者。这个组织者，一般就是新的君主。
　　
　　大多数农民起义的作用更像朝代更迭的铺路石——新朝君主踏在脚下走向金銮殿；更像导火索——引爆天下之后就灰飞烟灭了；更像投石问路的石头——扔出之后甚至不再注意滚到哪里去了；更像测试化学成分的试纸——用过之后就扔在一旁、甚至踩在脚下了。
　　
　　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大多情况下都是异常悲壮的自我牺牲。

本文很有意义。这次无产阶级不干则已，干就要来一次完全的无产阶级革命。打出一片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天空。绝不为民运，苏拉密，李文采之流所利用。不为资产阶级做嫁衣。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给以沉重的打击。对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起了推动作用，使刚刚掌权的地主阶级的施政比较清廉。而且，农民起义后，往往都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平分土地制度，也是改变了土地私有的集中化程度，释放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所以每一次农民起义后的新朝代，会有一段繁荣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