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 Powered by Discuz!NT Archiver

东方红 - 2011/7/19 19:28:00

按：修正主义路线养肥了两股势力，封建残余（官僚资本集团）和自由资产阶级，都在为自己阶级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地搏杀，此文阶级立场反动，企图乱史以乱今，手法之隐蔽卑鄙，值得警惕！“四人帮”，“真相内幕”等字眼不偏不早在革命大讨论热演时出现，以上两股势力正在走向共同应对新革命的反动同盟上来。革命快来了，所以妖魔化文革要更尽心尽力了，自由资产阶级如此，封建残余更是直接亮刀质问曰：“xxx，你难道要为文革翻案”？这篇旧文在6.20日左右同时惊现于强国、天涯、猫扑、不少大专院校BBS上，一改十年动乱一言以蔽之的反动派文革史观，而开始改用卑鄙手段搬起文革这块大石头，人民大众为文革翻案的时机快到了，反动派总是喜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动派可以决定战争的开始却决定不了战争的结束，更难以控制战争的结局。

刘少奇主持朱德批判会惊人内幕

肖思和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鄙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1】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但为什么持如此的“鄙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他说：“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2】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奇怪的是：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只要对这个记录稿匆匆一瞥，明眼人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共至今违忌莫深的态度了。人们不难理解林彪对朱德“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凶狠。因为朱德曾是红军的司令，林彪只有通过打倒他来建立自己在军内的最高威信。然而，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却是“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陈毅和周恩来：他们甚至无中生有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另外，积极参与批判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们，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也无一不是后来的文革受难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关“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憨厚老实的朱德元帅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怎么还能把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这个记录稿，最令人心酸的是八十岁的朱德在林彪和陈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黄袍加身，当皇帝”的质问下的嗫嚅自辩：“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这点浅显的道理，难道所有这些政治局委员们都不懂吗？无疑，他们都是有常识的人。然而，数天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用心良苦地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紧接着，林彪在5月18日作了“防止政变”的长篇报告。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还有谁，他们一定会即刻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阶级斗争”的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闻风而动的。其潜意识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别人、保自己。

    如果说参加那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共要员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也未免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据当时的华北局负责人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3】。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4】。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么，为什么最后还会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从上述记录稿的开卷说明中来看，批斗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对这一冤案的态度要比朱德无情坚决的多。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的丑陋风气：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朋友，也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大的情谊，这个人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顷刻为人敝弃。二是如果有什么人胆敢“持消极态度”（如朱德那样）不肯助纣为虐，以邻为壑、落石下井，那么这个人也会立刻成为人人喊打的众矢之的。如果说林彪的“政变经”是为了造成一种发动文[和]革绞肉机所必需的恐怖气氛，那么几乎所有政治局成员对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这种恐怖气氛，推动了文[和]革绞肉机的轰然起动。

    如果从中共党内派系的角度对批判朱德的政治局成员作一个分析，他们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派系：林彪属“毛系”，周恩来、陈毅属“周系”，刘少奇、薄一波、张鼎丞属“刘系”，乌兰夫大概算是独立派系。而朱德也正是最没有任何派系力量的独立派系。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朱德头上开刀，是“柿子挑软的捏”：既可以表达自己对最高领袖毛的忠心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拥护，又没有任何在未来派系斗争中受到报复的危险性。从这一点上来看陈毅等人的丑恶表演，便不难理解个中奥秘了。另外，在井冈山和红军时期的所谓“反毛”错误，其实陈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以及他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更包含着某种“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推卸责任的卑下。从这点上来看，陈毅何止是被动地卷入文革，完全是主动地通过批判他的老战友朱德，歪曲历史事实来表达对毛的忠心，来支持文革的发动。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也就不难理解了。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的政治演技要炉火纯青得多了。他对朱德的批判从自己与“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对毛主席”的错误诚恳地检讨起，但凶狠的结论却是“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在列数朱德解放后的严重问题后，周竟把朱上纲上线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个定时炸弹”。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做了一个坚决支持，“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除了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他还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大谈“保持晚节问题”，并主张把刚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的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打成“叛徒”，提出非常极端的主张：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周说：“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此，导致了红卫兵的毁墓暴行。【5】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与林彪、周恩来来相比，刘少奇及其他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刘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在同一天里，刘少奇和邓小平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的“书记处”（彭、罗、陆、杨大都为书记处书记）的中央决定。刘的干将薄一波竟然还把朱德种兰花都胡说成是政治问题。那么，为什么刘要这样做，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刘的政治经验和权术水准决不在与会者之下，他决不会没有一点感觉。但纵观历史便不难明白，刘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迎合的“祸水他引”的策略。六十年代年的“四清”运动，毛对他不满，刘便立刻搞出“桃园经验”，搞得比毛还要左的多。1966年7、8月份的派工作队，也是想用整基层干部和所谓的“地富反坏右”来换取他对运动的控制权。他和邓小平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发动的的政治绞肉机。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与刘邓相比，政治局中唯一的少数民族（蒙族）成员乌兰夫的表演和下场具有更快更惨的悲喜剧性。在批斗朱德的前一天，他参加了刚开始的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会议自5月22日开始，至7月25日结束，历时64天，李雪峰受中央委派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成员、各盟市书记，区党委各部委、直属机关党政负责人，部分旗、县负责人，共计146人出席会议。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故伎重演，代表中央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为纲，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把他打成继彭真后的又一个省委书记级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不久，在刘邓的指示下，7月底由华北局起草的《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驱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报告给乌兰夫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他的罪行要远远超过他批判的朱德。从此，乌兰夫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6】。

    然而，那些所有不懂得唇亡齿寒的基本道理的人，那些一心只想无原则地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中共领导人们在文[和]革中很少善终。刘少奇和邓小平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刘惨死得连被火葬时都只能用“刘卫黄”的假名。陈毅在所谓的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在中共九大的小组批斗会上被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翻开历史老账，批得“呼赤呼赤吐着气”、“颤巍巍”、“灰溜溜”【7】。最后在比朱德更为郁郁不得志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周恩来机关算尽，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也是在毛的新贵——“四人帮”的一片含沙射影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林彪在发动文革上充当了毛的第一号打手，也曾位极人臣，当上了“接班人”，但最后还是被毛猜忌，被迫为保命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的下场……

    至于薄一波，也只是有权批判别人不到一年：1967年3月便被毛定为“叛徒集团”为首份子，十年文革差不多坐了九年牢。而事实真相却是，1936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人的自首出狱是得到中央批准和毛的首肯的。而毛在30年后公然出尔反尔，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把他们打成了“叛徒集团”【8】。

    如果说这份紧锁在中央档案馆里的记录稿说明了什么，那么最能说明的一是历史真相，二是历史教训。这个不幸而痛苦的历史真相是：中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文[和]革和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有的只是在毛最高独

    裁者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更为丑陋的是，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无辜者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这种毫无原则的“害别人、保自己”的行为，在中共党内已由恐惧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风、最后到了见怪不怪集体无意识的地步。

    说到历史教训，从这一历史真相的记录中人们所看到的“文革”的发动完全是一种积极推动革命绞肉机发动又不希望自己成为绞肉机中的消极牺牲品的集体合力，这种集体犯罪并不一定时时是有意识的，但最可悲和最可怕的正是作为这种丑陋之风盛行底基的无意识状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首是在于“害人者”和“被害者”在角色上的差别性和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所谓的党内斗争的认知上的一致性。中共研究刘少奇的党史专家张化在分析刘为什么在文革发动期主持那些最后导致打倒自己的会议时指出：

    “从‘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刘少奇的思想状况来看，这场‘革命’与他思想中的某些认识存在着相通之处，这构成了他接收‘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张化进一步指出了诸如“拥护开展反修防修运动”、“夸大阶级斗争”和“开展夺权斗争来解决基层问题”等三条【9】。当然要补充的是：刘少奇所倡导的所有文革式的“阶级斗争”是只准备残酷地斗争别人的。历史的逻辑向他设想的反面走去：他所支持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却最后残酷地斗死了他自己。

    在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动文[和]革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他非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五一?六通知”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他自己）——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这已经不是一种自保，而是一种自戕了【10】。

    做这一如是观，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文革式的悲剧在中国是一定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重现的。

注解：
【1】康克清，《最后的十年》，载《解放军报》1986年11月29日。
【2】许农合主编，《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和]革”发动内情》，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612页。
【4】罗冰，《官方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载香港《争鸣》，1999年3月号，21页。并参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和《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
【5】周恩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吴迪，《“内人党”大血案始末》，载《文[和]革大屠杀》，香港开饭杂志社，2001年，61－62页。
【7】徐景贤，《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47－48页。
【8】见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的《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为薄一波等人平反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调查报告》的通知。
【9】张化《刘少奇的悲剧于悲剧中的刘少奇》，载《回首“文[和]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41－843页。
【10】见注【3】612页。朱德（1886—1976）

东方红 - 2011/7/24 18:54:00

推荐老田《新中国五十年来精英阶层内部矛盾分析》一文

老田这篇文章用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党内派系路线斗争与社会斗争的关系问题，如果资料真实、来源可靠，那么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也比较客观公正。关于过去的政治派系斗争，也许是一个不大光彩的疮疤，很多人不愿意提，特别是当权者，因为派系斗争的根源还是为了自身的直接利益，公开说起来总不那么名正言顺。但现实政治中，派系的利益又确实是很要紧的，这不仅表现在能够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方面，也影响到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方面；所以毛主席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两报一刊五一社论《乘胜前进》）“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之后还是这样。”（1968年4月2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等一系列言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当然，用官僚精英集团与知识精英集团之间的斗争能否正确地表述事实上的社会阶级斗争。我的观点是还可商榷，但我以为至少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党内左倾现象的变迁进行非常有意义的诠释。

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的所谓派性斗争，实际是执政党内派系斗争的基层外化表现，是中央党务派与野战军派、本地派与外来派、白区派与根据地派等等派系之间交混错综复杂斗争的反映。这种斗争主观上是为了争权夺利，客观上起到了破坏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作用。所以把派性斗争归罪于造反派是不科学不全面的，也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新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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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新中国五十年来精英阶层内部矛盾分析》
作者：老田

在过去五十年来，共产党政权底下的当权派总是被人有意或者无意地看作铁板一块；或者把毛泽东个人作用格外突出出来，把当权派自身的意志和利益取向刻意淡化，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作为局中人毛泽东对此有非常深的感触，他曾经转述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一句话来形容，这已经广为人知。此外在1968年，毛泽东还说过“派别是阶级的一翼”（两报一刊五一社论《乘胜前进》）他还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并且断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之后还是这样。”（1968年4月2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

在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在新中国已经消失，然而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仍然存在。这个新形成的社会精英阶层的构成是两个群体：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这两个群体也是对在新中国恢复精英主义制度最有兴趣，毛泽东在1957年称之为“思想上的阶级”，这个阶级实际上在现实中尚未形成，只有在他们追求的优势地位被制度化之后，才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也就是所谓的潜在“复辟势力”。毛泽东虽然本人是思想上独树一帜的人文学者，同时也是官僚精英群体的首脑，但是与这两个群体都有矛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长期站在这两大精英群体的对立面，来批评指责他们，并发动一系列运动试图改变他们。毛泽东与他们的矛盾不是精英阶层的内部矛盾或者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是体现了阶级和路线分歧的内容，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

在这里我们集中讨论一下新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矛盾的发展轨迹与演变过程。

一、中国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

在精英阶层内部存在着推进精英主义的一致性，但是也存在重大分歧，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平民革命特色，在革命中知识精英群体选择了看客或者反革命的位置，结果在革命成功之后，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边缘化的社会政治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精英阶层内部知识精英群体和官僚精英群体存在着长期的分离与隔阂，而且由于知识精英群体掌握着的话语权，一方面对执政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构成挑战（表现为邓小平和彭真积极的反右扩大化要求），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平民革命的思想遗产相对立（表现为与毛泽东的对立）不能真正自觉地为捍卫多数人利益而言说，因而带来长期的摩擦和磕磕碰碰。

1、反右是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矛盾的大爆发

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城市工作部改名为统战部，统战部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滞留香港的知识精英群体的佼佼者接回，筹备政治协商会议，为成立新中国中央政权做准备工作的。在具有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集团时，共产党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关系是相对融洽的，没有了共同的敌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将要受到严峻的考验。

知识精英群体拒绝共产党在战争期间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多数人利益优先原则，他们总体上希望的是一个政治上可以进行轮流坐庄或者实现公开分赃的欧美精英阶层民主的政治模式，实现精英阶层的整体化。然而在战争年代备受考验的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深知不能抛弃多数人的利益，在感情上也无法舍弃或者背弃对工农的解放承诺，足以促进精英阶层整体化的民主协商政治很快就有名无实，知识精英群体对共产党的不满也日益外露。1957年的大鸣大放就为他们表述自己意愿提供了机会，这一表述应该说是不彻底的，也是遮遮掩掩的，但是毕竟都是高手过招，相互知道对方的后手和引而不发的部分，结果这个事件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成为打击右派的由头，反右扩大化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官僚精英群体要捍卫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不容批评和挑战。在这一次运动中，陆定一布置收集并编辑的右派言论，决定了毛泽东必然地要据以同意部署反右运动，得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之后，共产党高层官员中最积极的是邓小平和彭真，彭真首先在北京搞按单位下指标和比例，邓小平则积极地通过自己掌握的党务体系，把彭真在北京取得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各地的当权派则在巩固自身既得利益的积极性驱使下，积极地加以执行和贯彻。这一次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扩大化，各地的当权派都非常积极地执行了这一有利于巩固自身优势地位的“反右扩大化”政策，扩大化自然有官僚精英群体的目标在内，此后再也少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当权派的了，当权派的从此可以比从前更放心地为所欲为。相比较而言，工人农民提意见远远没有知识精英群体的眼光，也没有他们那样具备良好的表述能力。

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许多官僚精英群体按照保护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惯性，特别愿意把这一次运动理解为反右运动的新高峰，这样他们可以再次打击足以对自己的滥用优势地位构成可能挑战的知识精英群体，从而更进一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所以不管四清23条和16条规定的运动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在哪里，运动的方向就一定是要指向对既得利益构成威胁的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文革初期牛鬼蛇神再次遭殃的根本原因。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在内部会议上评论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时说，炮打司令部是要打牛鬼蛇神，不是要触动湖北省委。这其实就是今天人们常常提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也正是因为两大精英群体之间的隔离和矛盾，在文革期间，造反派的主力军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教育和科技界的人士，特别是学生。文革之所以顺利发动并发展到后来的规模，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精英群体与知识精英群体这两大精英群体相互隔离的状况有紧密的关系，而且官僚精英群体中的多数人总是把知识精英群体看作是对自身既得利益的最具有威胁的群体，并常常给以刻意打击，借以保护自身的优势地位的现实有关。

2、毛泽东和知识精英群体的分歧及其被利用

毛泽东希望通过旧有知识精英群体的学习和思想改造，最终能够建立起与中国式道路相适应的思想格局的历史使命。根据毛泽东的说法，这个思想格局既与正统的马列主义相区别，也与西方的主流思想相区别，就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然而自五四运动以降，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群体一门心思就陷在西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泥潭里，无法自拔。总以为只要这样就足以整合中华民族的人力物力，在不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目标。这个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完全相反。其实在共产党内部，也是存在着这样的类似分歧，从陈独秀思想上的“二次革命论”和实践中的右倾投降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后来的王明等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都是这样的书生意气，不看现实。

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知识精英群体拒不接受中国革命的血写的教训和经验。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汇报会上，在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中国革命只有在把大多数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实现人力物力的整合与动员，达成中国革命的目标。新中国在建设时代，经过五十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也已经证明只有多数人的利益才能整合中国的人力物力，达成发展目标。这一点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是拒不接受的，他们的眼光是盯着自身的优势地位，并显然认为只有把自身的优势地位建立在为“五张皮”服务的基础上，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毛泽东与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根本分歧所在，毛泽东要坚持中国的血写的遗产，而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希望快速的优势地位建立，这刚刚好与毛泽东把握的思想存在尖锐的矛盾。

因此真正的问题乃在于思想的革命，而这又无法通过学习或者外在的强制来实现，这需要个人的自觉努力和真诚接受，需要的是个人意志力量的成长和良知的觉悟。所以从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从批判研究红楼梦的唯心主义、批判武训传到批胡风，从反右到文革，都是这一试图促使知识精英群体完成思想革命进程的不成功的系列环节。每一份资源都不会被浪费，毛泽东对知识精英群体的不满，被官僚精英群体利用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不受批评和挑战，成为官僚精英群体打击知识精英群体的借口，最大目的当然是万马齐喑。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需要的是知识精英群体的思想革命化和革命精神，完成新的思想格局建设使命；而官僚精英群体需要的是“万马齐喑”和“莫予毒也”那样一种使自身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不受到任何性质的质疑、批评和挑战的逍遥状态。当然即便是毛泽东明确做了相反的表示，官僚精英群体由于控制着国家行政权力，并且实际上也控制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和文化阵地，也一样能够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文革初期，官僚精英群体就公然敢于与毛泽东对着干，仍然转移运动方向，把打击矛头对准知识精英群体。结果文革后来是毛泽东和部分知识精英群体结盟，搞踢开党委闹革命。

当然官僚精英群体还是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毕竟是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以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权派跨了，而以林彪或者“黄吴叶李邱”为象征符号的军队系统当权派上台，最后造反派组织力量固然是在前两者的联合打击之下迅速解体，知识精英群体也受到了很大的波及。出现这一结果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意外，虽然毛泽东把自身的全部砝码压在造反派一边，明确表态运动和矛头要对准党内当权派，但是由于在力量对比上的不足，运动中间特别是运动的初期和后期，还是按照当权派的意愿实现了打击目标的转移。

在毛泽东时代，许多知识精英群体为了过关，就特意说假话套话，甚至装扮极左以图蒙混。不仅有个人的心理创伤，而且对社会也毫无贡献和价值。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经济学家‘左’，蒙混过关，教抓到小辫子，四十条草案为证。”知识精英群体就是这样选择风险最小的路径，来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既得利益，至于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则丢到九霄云外了。毛泽东如果想要依靠这样的知识精英群体来完成文化革命或者是思想格局的创新，不也是太难了吗？最后毛泽东对他们感到彻底绝望，说把他们养到老算了，改而希望通过培养工农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来完成文化革命---重新建设新的思想格局---这一历史使命。

3、精英阶层的整体化

在1970年代清理完四人帮的“黑爪牙”之后，在1980年代又进一步清理了“三种人”，许多军队出身的老干部，都在1980年代陆续进入干休所或者顾问委员会，退出权力核心。由于这样的清理过程，仍然无法足以根本保证邓小平放开手脚大搞“改革开放”。因此需要强有力的更大规模的换班，由于邓小平个人权威的不足，加上毛泽东选定的道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否定，因此需要在组织路线上实现开创性的调整。这就是在“知识化和年轻化”的名义之下，大力提拔知识分子干部进入权力中心，而且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上竭力膨胀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本来原来政府做一个决定原来只有30个人有表决权，邓小平通过这样的方式提拔300人进来，这样的原来的权力结构就不能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过程具有一石二鸟的功能，一方面把不听招呼的老干部老军头边缘化，把他们在既有的权力中心的决定性影响冲淡；一方面把精英阶层整体化，原来站在体制外对官僚精英群体通常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群体，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实现了融合。这样精英主义道路不是经过论证和说服过程，而是通过权力中心组织路线的保证下进行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不做调整的情况下，迅速改变执掌国家政权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性质，来改变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结果还没有到艾奇逊所指望的第三代第四代，和平地改变国家性质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愚蠢的知识精英希望彻底否定毛泽东，而邓小平显然比他们高明，知道毛泽东绝对是不能彻底否定的，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人作为一个符号象征，代表着共产党曾经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时代化身，这是一份无法简单复制的巨大财富。一个最狡猾的继承人，总是希望继承财产同时赖掉债务，而毛泽东时代共产党人对工人农民的承诺无疑就是这样一笔债务，相反毛泽东那一辈共产党人，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在人民心目确立的威信，无疑是执政所必须的巨大无形财富，这一财富对于没有选举那样的程序合法的执政者来说，就是其执掌政权的全部合法性来源。

二、中国官僚精英群体的构成及其内部矛盾

中国的解放和蒋介石的垮台，使得新中国的政权建立提上议事日程。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然通过延安整风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但是在实际上由于地域的彼此分离和作战任务的相对独立性，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人财物在管理上，还是存在着实际上不可避免的山头主义。

新中国的政权机构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组建的，中央政府实际上是以刘少奇领导的北方局和薄一波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为主体建立起来的。而各个地方局和省政权的建立，在官僚精英群体组成人员的来源上看，华东局各省主要是三野军转人员为主（陈毅、粟裕部下），东北局和中南局主要是四野（林彪部下），西南局是二野（刘伯承邓小平部下），西北局、华北和内蒙是一野和华北兵团专业人员占据优势（彭德怀部下和聂荣臻、杨成武部下）。由于战争年代的军队内部需要令行禁止的高度一致作风，因此这个深刻地影响到人员组成上的派系和势力分野。此外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乃至旧政权留用人员，也占有相对较小的成分，但是在局部地区往往还占有一个相当大的比例。

实际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官僚精英群体内部就同时开始了基于权力和位置争夺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除了和西方国家一样，往往以政策主张和信念为依据划线之外，还要加上新中国刚刚成立，从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官僚精英阶层的群体分野，也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些具有政治权力斗争性质的争夺，往往被共产党自己界说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长期忽视了对参加者基于自身政治利益诉求，而主动参与的一面。实际上，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间，就有许多当权派利用这次机会搞党同伐异，最明显的表现在河南省，原来的淮阳地区和商丘地区合并之后，商丘地区的干部在省委第二书籍吴芝圃等人的支持下把淮阳地区过来的干部打成右派；而吴芝圃自己则在中央刘邓等人控制的组织部系统的支持下，一举把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掉。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纯粹是“五风”干部联合起来，在上至中央的“五风”源头刘邓等人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通过“指鹿为马”测试之后进行的大规模清洗和换班。“四清”演变成按照“桃园经验”展开之后，也是一次试图建立和强化上下级之间父子或者猫鼠关系的努力。这些权力斗争过程，都是依托垂直的组织系统，在同级或者下级之间进行的清洗过程，目的是要建立起上下勾结良好的组织体系，在文革期间被学生造反派抨击为“黑帮”。

1950年代，对中央一级权力分配格局不满的情绪，主要集中在军队干部群体中，并且以有军功的干部对无军功干部的高权位不满表现出来。因为中央政府的组建主要是以刘少奇薄一波系人马为主，因此对中央一级政治权力分配的不满，往往就表现为对刘少奇等人的非议。1953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四野、三野、一野的部分政治势力，要求重新划分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的诉求。当时的背景是毛泽东在内部吹风中已经提出要退居二线，而且毛泽东还对刘少奇在工作方法方面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这样高岗等人就认为自己虽然不敢与毛泽东比，但是和刘少奇还是有得一比，应该轮流坐庄。当时出面支持高岗的明里除了饶漱石之外，暗里还有一野的彭德怀等人。而极力支持刘少奇一方的除了邓小平、陈云之外，还有周恩来。在这一次斗争中，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阵线非常分明。最后取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毛泽东，毛认为刘少奇政治上比军队干部强，最后支持了刘少奇他们一方继续掌权，某些人就借机对挑战者高岗等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

1959年的庐山会议，被一些有心人描绘成毛泽东不容许不同意见，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彭德怀于7月14日递上万言书，万言书中的内容就其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远远不如庐山会议前期所讨论问题的深度，也没有超出毛泽东开列的19个讨论问题的范围。信中指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被认为是大大地冒犯了毛泽东，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自己在会上讲话，实际上承认了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过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还说马克思曾经预言说资本主义很快就要灭亡也是同一性质。许多人喜欢把毛泽东描述成听不进别人意见的大独裁者，但是毛泽东已经出版的书信、讲话和著作，都完全是一种可以商量的口气说话，即便是在军事指挥问题上，也常常附带说明如果有不同意见请提出反驳。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挑落马下，显然与他的万言书无关，更与冒犯毛泽东没有关系，这毫无疑问是具有另外的重大原因的。

对于庐山会议，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在邓小平时代春风得意的“党内高层非毛化专家”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书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会上，毛对彭德怀说：‘我６６岁，你６１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１９３页）根据王震后来的回忆，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就跟斗地主一样，这些“斗地主”的参加者，恐怕不是出自毛泽东的授意和安排，结合毛泽东和李锐的说法，那些基于政治利益的主动性并且“有恐慌感”的人，恐怕还是大大地有所表现。而且后来给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定性是“高饶反党集团余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帮助下闹了一场风波”，已经跟信件完全没有关系了，而是在算老帐和新帐，而新帐却是与信件内容无关的彭德怀在国外访问的表现，如果还说有什么疑问的话，恐怕就是毛泽东必须为“有恐慌感”的那些人吃定心丸，继续为他们掌权创造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果说1953年是高饶等老军头，在政治利益驱动下的主动出击，要求重新划分中央政治权力格局；1959年看起来象是有些人充分把握机会，反过来对老军头进行的主动出击，以维护既定的权力格局的稳定性。

相反中共当权派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性，不仅表现在中央一级，而且在地方也同样，并且相互对垒干部群体也是大同小异。1950年代陶铸和在广东大搞反对地方主义小集团，牵涉的人数多达5万，这在相当程度上把广东省的政治权力重新分配了一遍。这个运动的主题就是南下干部反对非南下干部（主要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包括留用的旧人员等），就是权力格局中心的强势集团，发动的要求得到更多权力的清洗运动。在湖北曾经长期存在南下干部，揪住新四军五师干部的历史问题不放，这显然也是要在政治上矮化对手，因而具有权力再分配性质。

在文革期间，一些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矛盾和争夺比较严重的地区，都发生了后来称为“特大冤案”的政治利益重新分配事件。在这些冤案中，没有例外的是一些人被淘汰出权力中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趁机补充进来，并占据空出的高位。如云南的赵健民特务案，有3万多人挨整，14000余人被迫害致死，是文革期间的第二大冤案。这个案件实际上也达到了重新划分云南省政治利益的目的，着手实施的实际上就是从前的刘伯承和邓小平部下，得益者也是他们，而被打下去的多数则是留用的旧人员和原来的“边纵系”人马。因为云南的卢汉是起义的，云南政权中间留用的旧人员比较多。此外“内蒙古人民党冤案”号称是文革最大冤案，实际上起作用的也是军队转业干部和地下党干部的矛盾，同时还伴随着汉族干部和蒙族干部的矛盾。这个案件的幕后人物实际上也指向杨成武，后来杨成武在接受权延赤采访的时候，也大致上如实地指出了云南和内蒙冤案的积极制造者和矛盾利害关系双方（参见《龙困与微行》）。没有例外的是，优势群体打击弱势群体，目标是重新划分政治权力格局，参加者并非都是由于秉承上面的所谓“错误指导思想”，而主要是出于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诉求。

而且文革的方向最后决定性地被误导为清查历史问题，明显地与老军头势力强大的影响直接相关。毕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人，屁股比较干净，而且历史也容易说清楚，或者说比较清白，这样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是对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带来严重的不利。毕竟政治就是被定义为基于整体利益的操作和安排，对整体利益的背弃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抓叛徒就是要抓那些背弃整体利益的人士，这个说法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非常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三、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聚散离合

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为新中国的权力结构奠定了基础，军队干部由于山头主义和军功辉煌，游击习气和单纯注重军事，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地方经济和政治工作上，也不太愿意接受纪律和约束，结果成为整风运动的主要对象，而且在政治上相对于文官的不成熟也表现得很彻底，这显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党内高层权力划分的一个重要认识基础。特别地在当时解放区各自分割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党务系统在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与在延安的中央具有紧密的联系，七大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鲜明地提出“刘少奇代表白区党的正确路线”，已经是为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在铺路了。特别地有许多人热衷于提到刘少奇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而彭真率先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并把这个作为毛泽东任用私人的证据；其中至少有一点是真切的：那就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和彭真的高层政治地位是不稳固的。因为与他们竞争的对立面是具有军功的老将们，他们格外需要毛泽东的鼎力支持，因为他们的致命问题就是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和平民革命中，没有能够在战场上确立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后来他们在执政的过程中，往往非左即右，也是因为背后具有老军头们辉煌军功下无言的政治竞争压力，他们需要不断地以言说和行动来证明自己地位的合法性，需要让人们看到自己的聪明才智及其施政成果。

许多人喜欢颠倒是非地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清除刘少奇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权力斗争，实际上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能够在共产党高层站稳脚跟，完全依赖毛泽东的支持。如果毛泽东什么时候撤除对刘少奇的支持，刘少奇在高层权力斗争中就一定会成为弱势一方，被老军头们清洗出局。1953年的高饶反党集团就试图达成此一目标，实现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最后是因为毛泽东的明显支持，刘少奇才得以稳住其地位的；1959年对彭德怀具有恐慌感的，当然也不是权力地位低于彭德怀的人，也肯定不是老军头们，他们彼此之间向来是互不买帐的。1966年底中央召开军队干部干部会议，会上将军们发言调子非常激进，毛泽东在会后说这样的会议不宜再开，再开刘少奇就要成为反革命了。特别地是在文革中揪出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高级干部被打倒，中央一级政治权力确实实现了重新划分，这实际上是完成了1953年以高饶为代表的老军头，希望重新划分中央一级政治权力格局的未竟事业。而且重新划分的受益者，就是后来出来掌权的军功高的将领群体，在通常情况下本来就是应该他们掌权的，只是因为毛泽东的缘故，才让刘少奇他们占先了。后来说江青乱点名批判老干部，因此造成许多老干部受迫害，实际上那些人已经是必然要倒了，他们在失去了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之后，他们不可能在老军头眼皮底下还能够坐稳自己的位子，政治竞争的胜负完全是由力量对比决定的，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在1967年2月后来被称为“二月逆流”的那次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是以要张春桥保一下陈丕显为由头，为老干部的既得利益和老干部第二代（“联动”）受冲击鸣不平，为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而冲冠一怒，当然也难免夹杂着一些兔死狐悲之情；李先念主要是为“联动”被定性为反革命鸣不平；这两个人与陈毅相比，明显在眼界和胸怀上都不够，基本上没有超脱狭隘的个人视野与小圈子感受。而陈毅则非常有意思，他提到一个久远的、最终影响了解放后国家权力格局的历史安排：“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毕竟是延安整风确立了党务和政务体系干部，具有相对于军队干部的优越地位，进而在解放后的国家权力格局中占尽优势，陈毅的反思确实到了追根溯源的高度，胸怀和视野是谭震林李先念等人完全不能比拟的。

然而在文革中后期，军队干部确实成功地排除了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成为中国政治权力格局中的主要力量，然而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政治稳定上，军队当权派的政绩远远不能叫人满意，特别是军代表主持进行的“清队”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完全不讲政策和法律界限，导致人望尽失，在民众中间激起的民愤，超过刘邓在文革前17年期间积累的民愤总和。这样一段老军头们在前台主政的历史，反过来在事实上证明了毛泽东主导的延安整风所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是正确的，看起来陈毅的看法还是没有超脱自身个人利害的局限，也是经不起检验的，还是要承认是毛泽东而不是陈毅把握住了最根本的事实。

毛泽东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借陈伯达提倡“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发难，发动了“批陈整风”，而这个陈伯达就是在1968年担任中央专案小组的组长，专管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把全国革委会内部的群众代表和造反派几乎一网收尽，从而为军队在地方全面掌权清除了障碍。因为当时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已经是死老虎了，而造反派有群众基础是活老虎，军队干部要全面掌权，必须在权力中心清洗造反派的势力。造反派群体则是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陷入了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深受其害。陈伯达则在这个过程中为以林彪为符号象征的军队势力出掌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当然也就无可避免地站到了亲自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的对立面。在这一次庐山会议上“黄吴叶李邱”五人被迫做公开检讨，而且这些检讨最后还指定要送交毛泽东本人过目；在1973年底毛泽东进一步采取措施，实现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果断终止军队干部全面干预地方政治的局面，这一段历史是军队干部群体用自己的行动，雄辩地证明了延安整风运动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是正确的。

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个人关系与工作合作上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明显超过对彭德怀等粗人和武将，对刘少奇的才能与工作魄力也评价在武将之上，因此毛泽东很早就产生提前交班以培养威信的想法。但是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工作上的分歧，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同时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鼎立支持，刘少奇将不可能到达他曾经到达的位置，而且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也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坐稳，在对付高饶和彭德怀的事情上，毛泽东明显有为刘少奇清除对立面、为其树立工作威信的考虑。如果这两件事毛泽东放手，站在中间立场上，刘少奇由于自己固有的短处，将无法顺利过关。一是刘少奇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和人望不足以与对立面抗衡，二是刘少奇的工作方法也为对手留下了太多的材料和靶子。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支持，在于刘少奇更能够领会和贯彻建设新中国的合适政策。

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不受威胁，固然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资历和声望在起作用，同时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内政外交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没有人能够可以和毛泽东的见识相比拟，毛泽东在党内的牢固政治地位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牢固基础之上。这也使得毛泽东能够超然于党内派性斗争之上，担负一个最后仲裁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因为毛泽东在思想上和路线上既没有搞极左以表现自己的压力，也没有走极右路线去取悦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这是因为毛泽东自己的地位牢固，不需要通过在路线、政策乃至高级职位分配上作交易，来赢得内部和外部的支持。毛泽东有了这样的地位之后，他个人也似乎刻意追求一个超然的身份，到“体制外”去监督“体制内”人士如何行政，因此在建国初期就主动提出要退居二线要到“体制外”去，后来王明在莫斯科告状说毛泽东一贯反共产国际，在国内常常是逼迫80％的干部作检讨。权力斗争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拉一派去打另外一派，王明告状涉及的事实，恰好是毛泽东地位稳固的最好阐释，如果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人离权力斗争最远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超脱党内权力纠纷，毕生注重的是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甚至毛泽东不认为需要以组织路线去贯彻自己的意图，即使是在文革前夕，毛泽东仍然对重要职位分配和任命还是不插手，对陶铸调中央文革小组的任命仍然是邓小平物色和推荐的。许多人把毛泽东说成是热衷于搞权力斗争和权力欲特别重的人，然而事实却是毛泽东对政治和思想的注重，远远超过了对组织路线的注重，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也仍然很少介入和过问人事安排问题，这类事情通常是有周恩来或者林彪系将来着手安排的。

在共产党内也从来没有成长起来一个足以威胁毛泽东地位的权力中心，毛泽东关心的全部问题就是中国应该走何种道路，如何保证多数人利益的制度得到最后落实，毛泽东显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乃在于思想和政治路线上，否则即使一代人问题解决了，下一代人还将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毛泽东真正热衷的事情，是要实现“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而不是着眼于组织革命和干部大换班。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虽然从解放初期开始，就对刘少奇的某些工作方法不满，却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原因，对于三面红旗和继续革命这样的战略性安排，毛泽东则通过长期耐心的教育和说服工作，来促使党内高层人士在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实现转变，并通过周期性的整风和整党工作来保持优良作风。直到刘少奇的错误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挽回、并且刘少奇也表示不打算悔改的四清运动期间乃至文革初期，毛泽东才痛下决心把他换下去。用权力斗争来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一个方面显示了右派的无知，也暴露了他们的无耻。对于右派里面极其个别的骗子来说，这是极为高明的策略，毛泽东是共产党内积极因素的总代表，妖魔化毛泽东成功的话，就足以从根本上丑化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起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执掌的党务和政务权力，是始终没有得到军队干部的全力支持的，这在1980年代邓小平上台之后仍然可以看出来。当时经过1970年代毛泽东搞十大军区对调、强调“权归政、兵归营”的弱化，加上经过解放后三十年时间的自然淘汰，邓小平仍然无法整合残留在权力中心的老军头们，更不用谈驾御这一股庞大的政治力量了。最后邓小平不得不采取“中和与冲淡”两大政治技巧来处理这个棘手问题，首先是在知识化年轻化的名义大量地提拔年轻的干部，本来开会只有30人举手，邓小平不得不请300人来举手，以减少老干部左右政治局面的能力，削弱他们在权力中心的决定性地位，在1980年代政府机构的急剧膨胀，就内含了这样一种政治权力格局的非正常换代功能，直至最后直接地让一批老一辈军队干部进入干休所和顾问委员会休息。

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可以说是从来不注重思想和政治路线，偏重以组织路线来保证自己的施政方略。特别是邓小平长期主管的组织人事和媒体宣传两个方面的工作，在五十年来更是劣迹斑斑，几十年来人们普遍对党政系统工作存在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1980年代两个总书记都是被邓小平自己亲手提拔上来，再亲手打下去了，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工作方法：偏重以人事和组织安排来贯彻自己的意图，而不耐烦做长期的政治思想工作。

四、简要回顾共产党内高层思想分歧与路线斗争轨迹

由于中国革命是一场社会底层平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的“哀兵奋起”的搏斗，不是一场埋葬旧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平民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而为多数人所畏怯，缺乏持久战的意志，因此转而注重中心城市工人运动，希图一举竟全功的左倾主义乃至于盲动主义很有市场；这些人在认识上就表现为在革命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心态。由于马克思在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中留下了后门，许多人就前赴后继地对此进行再认识和重新发现，并加以利用，从陈独秀和托派的“二次革命论”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论”“补课论”“社会主义制度异化论”“唯生产力论”等形形色色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充斥着共产党内，这是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教条主义。这个至关重要问题和相关争论，应该说在大革命失败和红军进行长征这样的惨痛教训打击下就已经结束了，在党内高层是形成了充分共识的，在解放后刘邓等人所做的“重新认识”过程，是背弃了共产党内已经形成的共识，至少是没有认识上的根据的，而只是个人利害关系和地位变化起作用的结果。

实际上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和根本回答了这样的问题，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关心和力量动员，就无法完成社会人力物力的动员，完成革命的使命和建设的起步。多数人的利益优先本身，才足以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去努力奋斗，不需要经过少数人的优势地位，再给多数人利益提供未来和保证，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建设年代是后发外生型的工业化，面对的世界是无法对外转嫁矛盾的现实，以资本为中心整合要素，以竞争为旗帜，不能够顺利实现资本积累过程的完成，只能是激化国内矛盾，无法整合国内的人力物力实现对外竞争的优势，反而会成为新殖民主义的盘剥对象，适足以成就别人，损害的只能是自己，这是解放前和改革后的教训所在。

因为毛泽东时代采取平民主义的发展战略，社会分化受到有意识的抑制，经济上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因此精英阶层的优势体现是不明显的，或者说与精英阶层掌握的政治和文化优势相比，他们的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却相对不明显，因此精英主义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两个群体在争取推进精英主义和扩大社会经济分化上，是积极的而且也常常是很主动的，这是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的依据所在。中国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精英阶层总是试图建立或者发展主张精英主义的思想格局和利益格局，并要求相应的政治力量格局，就是当时号召人们警惕的“党变修、国变色”。因为中国平民主义发展战略的全部保证力量，就是共产党政权的人民性，而要实现复辟其起手要当然是掌握政权的人，这其实就是“政治挂帅”或者是“突出政治”的内涵，毕竟这是双方争夺的要点，是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实现或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关键。

根据权延赤采访毛泽东身边卫士和工作人员的资料，毛泽东平时刻意与党内高层保持一定的距离，只和党外一些人保持相对密切的往来，毛泽东有意自外于党内派系斗争，在高层人士之间保持等距离接触，也是为了防止自己被派系斗争作为筹码而利用。毛泽东与党内当权派代表人物的重大分歧，不属于精英阶层内部矛盾，而是具有平民阶层与精英阶层的阶级对立性质，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主义之争”，因而具有“不得不争”的性质。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他自己是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海的孤僧”，有人说是斯诺翻译错误，不过也许不仅仅是翻译错误，毕竟代表多数人利益的人，在精英阶层内部总是少数，要不然孔夫子发现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惯例，就不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间成为一个难以突破的惯例了。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初稿

二○○三年九月八日修改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忌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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