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同志不知道的一点历史材料
http://www2.cddc.vt.edu/marxists/chinese/chenduxiu/marxist.org-chinese-chen-19300413.htm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陈独秀（1930.4.13）
......... 现在全国的罢工潮流不是在汹涌的向前发展么?不是日益脱离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而走向坚决的革命斗争么?上海、天津、青岛、唐山、哈尔殡、武汉、广州，到处暴发巨大的罢工，这正是中国革命浪潮复兴的主要象征。（见第七十一期《红旗》）
如果真是这样，革命高潮即在面前，我们便应该集中全力准备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为什么反而跑到乡村里组织土匪溃兵和失业农民的“红军”呢?其实我们的党在城市中还很软弱，统治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加紧向工人进攻：加时，减薪，开除工人，掉通班，严定厂规，具保结，不断的雇流氓巡捕毒打工人（如最近上海的永安、新怡和、申新第七厂），以至不断的枪杀工人（如最近上海的安迪生电泡厂、祥昌棉织厂、三星棉织厂），而工人的斗争还未曾由防御走到进攻，由经济罢工转到政治罢工，主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自从遭遇了上次革命之严厉的失败，至今尚未恢复其组织，不但工人还没有自己的工会，即国民党黄色工会也没有群众，两年以来，对于资本进攻不断的经济罢工，大半因为是无组织的斗争而失败。史大林派的盲动政策（每个小的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罢工），更是加速其失败，加重其失败，因此工人群众往往自动的斗争起来而不愿意接近共产党。在金价米价日渐高涨的现在，工人经济斗争早迟必然要普遍的起来;然对此方兴的斗争，若加以过分的估量，以为即此已是革命复兴，而采用盲动政策来领导，会铲除此方兴的斗争之萌芽，而延迟革命高潮之到来。叛徒们自己也并不真是相信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复兴已经可以领导农村的暴动，他们自己也说：
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
就是史大林派的国际也说：
赤色工会的大多数（其实那里有半个赤色工会！）还不是群众的组织，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北方）黄色工会里尤其有影响，共产党在国民党黄色工会里的工作，还没有认真的实行，共产党还没有能够在生产里，把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共产党当然是更加没有解决。（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信）
城市中既然还没有群众的组织，党的组织力量也不健全，更未能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并未能团结主要的革命工人干部在党的周围，在这样状况之下，怎样会有工人革命高潮来领导农村暴动?怎样会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说有共产党的领导吗?离了工人群众的组织，共产党还有什么?说有全国总工会领导?全总之下有几个工会呢？差不多全总就是罗章龙，罗章龙就是全总。说有共产党员在“红军”中做领导工作吗?这不仅如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日久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叛徒们现在还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口头上不得不说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游击战争只有获得城市工人的领导—才是唯一的胜利的前途”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这类话做假面具，而实际上他们另有一个根本理论和这些门面话完全相反。国际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的信说：
中国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回民暴动，红枪会等类的暴动，……要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
因此中央第六十八号通告说：
固然，全中国革命高潮将要到来之最主要的象征，还是大城市工人斗争的复兴，但继续两（年）来的农民土地斗争与红军的发展，的确反证了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决无稳定可能，而且因军阀战争之继续必然日趋崩溃，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目前农村苏维埃与红军之发展是处在极苦的斗争时期，……我们要使这一斗争，不仅单发展在许多南方乡村，并要影响到大城市。
又这个通告开始便说：
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遭了失败，无产阶级受了莫大的损伤，但在南方的农民土地革命却并未因之死灭，反而因中国党脱离了机会主义的领导（?），坚决的领导农民作艰苦深入的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于是从湘鄂赣三省的秋收暴动蔓延发展成为整个南方的游击战争，……红军的发展，自朱毛第四军至最近鄂东因大冶兵变而成立的第八军，总共已集中的武力不下五万人，散布在两广、闽、赣、湘、鄂、豫诸省。……这一伟大的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便连反动统治的报纸都不能予以否认。
第七十二期《红旗》上又说：
取消主义者费尽了气力的大声叫喊着：现时中国尚没有革命，中国也就不会有红军。不错，红军是革命产生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下的军事组织形式，可是取消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中国现时有的是日在深入与扩大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的发展上再加上统治阶级矛盾的剧烈，和中国经济的地理的条件，遂建立了布满南中国的苏维埃。在这些苏维埃中，广大农民的游击队伍，各地地方暴动的工农武装（？）以及全国普遍发展的兵变，都在围绕着土地革命的深入与扩大上逐渐转变而为红军，这就是取消主义者所不愿了解而且不能了解的事实。
叛徒的理论很明显的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无产阶级虽然受了莫大的损伤，然而农民仍能够继续担负中国革命的任务，现在更加上变兵、土匪、神兵，回民、红枪会、大刀会等所组成的“红军”日渐发展，就是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就是城市工人还没有群众的组织，也可以由这班“红军”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来影响大城市，决定新的革命高潮，完成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就是所谓“中国式的特点”，而为反对派所不能了解的。这种由“中国式的特点”所推演出的理论，不但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而且很明显的是“以乡村领导城市”、“以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工人”的政策，诚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对派所万分不能了解的。 他们这种理论，是有始终一贯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中国的革命有为马克思、昂格斯、列宁所未见到的中国民族的特点，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能够领导革命，所以中国的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所以中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以至现在所以斗争能够凭藉土匪、散兵、失业农民所组织成的“红军”来代替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决定革命高潮。所以从前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国民党北伐军，现在又对工人群众宣传欢迎拥护“红军”，始终不是教育无产阶级把解放自己阶级以至解放全民族的使命担在白己双肩上，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欢迎拥护自身以外的一种特殊武装势力来解放自已。叛徒们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非无产阶级的政策，将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我们反对派若不及时在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面前从原则上公开的指摘出来，简直是罪恶！ 不错，从前国民党北伐军之发展和现在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的“红军”之发展，都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们正因为沉溺在客观事实里而离开了无产阶级之阶级立场的根本原则，这就是机会主义发生的源泉，机会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不同，它不是毫无理由的空想，它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根据，而且这些客观事实之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应该忽视的。倘然没有很明显的客观事实之诱惑可以资为口实，则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又何至发生机会主义的右派呢?西欧大革命后各国资本主义之和平发展，这是很明显的客观事实，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为口实而曲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西欧机会主义发生的客观原因;在东方殖民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时期中，在客观事实上，自然免不了许多这一民族在历史上在经济上所形成的特殊现象，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策略时当然要十分注意这些现象，但若是根据这些特殊客观事实的需要做出发点，而离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阶级文场，必然要走到机会主义。谁不懂得这个，谁便终身不能脱离机会主义的窠臼。 我们再退一步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是怎样：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军，为原有鄂东北黄安、麻城之三十一师，豫东南商城、光山、罗山之三十二师和皖西六安尚在拟编中之一师所组成，第三十一师为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后所成立，有枪五六百枝，兵数一千左右，其中农民成分较多。第三十二师为当地农民团、土匪、富农合编而成，有枪三四百枝，师长及参谋长等重要分子，多是土劣出身，商城县委和该师长勾结一致，曾谋杀党代表，他们用“保境安民”的口号，拒绝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最近中央派黄埔学生某前往接替该师工作，但某以该地纠纷未解决，不愿去冒险尝试，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会）一部分民团和少数暴动后失业的农民，合计三四百人，多无枪枝。 （二）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 （三）赣西吉安一带之第三军，除当地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及聘陵萍乡逃去的农民外，便都是井冈山的积匪和江西警察大队，吉安的靖卫队联防队及金汉鼎部的变兵，合计二三四团和一二两大队约三千人，枪枝与人数相差不远。 （四）朱毛的第四军（略）。 （五）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己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带之第六军，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师的一部份变兵组成的，人数及枪枝不详，据《红旗》上说：“这个部队（指新一师）我们可以领导的有枪四千，”又说：“借旗帜并不能十分鲜明，”又说：“他们还未坚决的扩大游击’。 （七）广西西边之第七军，主要的是俞作柏的旧部，俞军中本有两个大队长是同志，俞军被粤军打败后，这两队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挂起红旗，不久即为李宗仁的军队所败，退走到龙州，随又被桂军第八师及安南法军夹攻而溃走上山，此“红军”在龙州时，竟有“专杀广东佬’的口号。 （八）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二十元。据湖北来人说、第八军及第五军所到的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农的土地财产，并竭力保护商业，对土劣只勒捐而不杀害。以图经济的生存。 其余另星的红军如：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当地土匪及景德镇附近的溃兵，阳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旷部的变兵，现在都算是“红军”了。此外，《红旗》上所大声呼喊的“红色阿西”，倒还未曾编成第几军，据最近从那边来的一个工人同志说：自朱毛的“红军，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变，闽西各县的驻军调走一空，因此农运和“红军”得着自由发展的机会，可是“红军”大半是土匪，有小部分是溃兵，农运领导者多半是富农及中农，他们的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对于“红军”及“苏维埃，都很冷淡，更不愿参加“红军”，而“红军”及“苏维埃”却竭力保护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农民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综计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它们的现象，己走上内讧、火并，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的道路，这都是客观事实，这些客观事实说明了什么?是说明了所谓决定革命高潮的“红军”这一伟大革命事实之存在和发展，“的确”有它的“中国式的特点”其实就是非民众直接的武装势力之共同点。 无论从理论上看，从事实上看，这种游民无产阶级的“红军”之发展，都没有决定革命高潮的可能，此时不但党内并且党外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对统治阶级愤激，遂对于所谓“红军”发生幻想。可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欲望，终于不能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因此，他们的愤激与幻想，虽然有时也利于我们，但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追随他们的意识，而不将先锋队及整个的无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而不根据自己阶级的意识估计自己阶级的力量来决定政策，便是无产阶级的叛徒。 没有城市工人革命领导的所谓“红军”，其前途不知是：（一）统治阶级的内部战争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阅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此外不能有别的前途。 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将来所谓“红军”的运动失败了（所谓失致并不一定是马上完全消灭，因为中国的土匪问题是一时不能解决的），史大林派的国际，必然又要归罪于中国党，说他们未能遵守国际的训令，“特别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分”、“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和“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其实他们教导中国党以“全国危机和革命浪潮有中国式的特点，”和“坚决的反对党内对于农民斗争以及游击战争估量不足的倾向，多份的要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则游民无产阶级意识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本来浓厚，惯于军事投机的中国党，受了国际指导机关这的暗示，自然更加游民无产阶级化、农民小资产阶级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于农村游击战争，自然无法同时“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工作了。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恶，也就是他们对于中国革命领导之最后破产！ 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寸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四月十三日
1930年7月1日《无产者》第二期署名：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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