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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项观奇先生《从文革的失败反思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的看法
发布: 2011-6-03 09:01 | 作者: 东极老翁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329 | 回复: 1

谈谈对项观奇先生《从文革的失败反思反修和防修的一致性》的看法



对项先生的这篇文章，本想做为跟帖谈谈看法，然写就之后很长，只好独立成篇。

关于打倒一切“”。“打倒一切”在文革运动初期是存在的，但后来很快得到了纠正。事实上，许多地方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造反派在运动中是遵守《十六条》的，也是注意掌握政策的，是后来披着造反派外衣的保守派才“打倒一切”。

关于“官复原职”。“官复原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林彪事件之后，各地都开始“请隐士、举逸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全部解放。二是与当权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部队的当权派原本就没有受到触动，这些人一直都是“原职”，不存在“官复”的问题，这些人恰恰是“二月逆流”的主力与先锋。三是没有把混入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贵族”坚决驱逐出党，而仅仅依靠思想斗争来“战胜”他们，以至于后来被机会主义分子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和巩固的道路就是把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者、社会帝国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社会爱国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从党内清洗出去的道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关于“当时（1968年），我们就感慨，全国的实际的阶级关系的状况是，真正造反派掌权的主要就是上海一地。其它地方，政权大多回归右派势力。”就全国来看，基本如此。所以，文中所说“真正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五位老同志――黑龙江的潘复生、山西的刘格平、山东的王效禹、贵州的李再含、河南的刘建勋诸同志”似不符合文革的实际。其他人的情况不清楚，黑龙江的潘复生就是残酷镇压造反派的。所谓“造反派的血泪”，可以理解。我所接触的一些工人造反派，他们对“造反”都有很深刻的感受，都是有一本“血泪帐”的。

关于“毛主席最后说，‘不要蒯大富、聂元梓、翁森鹤那样的’，我是这样看的：这些人在文革初期确实发挥了闯将的作用，但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却是错误的。一方面他们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他们后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主席对他们看得很清楚。毛主席真正要依靠的是王洪文和陈永贵那样的工人和农民，而他们具有革命的彻底性的。至于王洪文后来叛变是另外一回事。据资料记载，王洪文在监狱也被折腾得够呛，挺不住了，才当的叛徒。

关于“主席这时的想法是调整策略，由进攻转为防守，小平同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来的。”我以为邓的复出，尽管主席讲了“人才难得”的话，但是很可能是违心的。他不会不知道刘邓是连在一起的，不会不知道邓“绵里藏针”，不会不知道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邓毕竟在书记处搞了12年独立王国。邓代表了那个阶级。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不是指邓一个人“在走”，而是指那个阶级依然“在走”。所以，斗争没有完。

关于“打倒资产阶级要剥夺，打倒特权阶级，走资派，要不要剥夺？”毛主席说他们“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比资本家还厉害”，这是对那个阶级而言。毛主席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会容忍“比资本家还厉害”现象的存在，否则搞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一句空话，这也是文革要解决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当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不过，由于毛主席逝世以及后来的粉碎“四人帮”，使这一切成为历史的遗憾。

关于“主席说，‘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说彻底改善，讲部份改善，可以。’”列宁曾经说过：“世界历史的新的一章，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已经开始。不过还要由许多国家来改善和完成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形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把我们的工作做完，改作和从头做起。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和提高一步，都必定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注1）。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讲“部分改善”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正确的。否则，便是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毛主席曾经说过，总而言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话。文革恰恰是“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事实上，文革前存在的特权与没有得到应当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都是这个“制度”的弊端。这个弊端不是主流，不是整体，没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改革开放之后，右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故意夸大“苏维埃制度”的弊端，继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提供所谓历史“依据”，为现实的政治服务。

关于巴黎公社原则。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实行人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党内民主。遗憾的是，这两条原则真正贯彻起来十分困难。毛主席说过：“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所谓“走资派”，他们大多是国家的功臣。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必然要触动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否则，对文革就不会“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了。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依然很难。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孔孟之道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一直毒害着人们。文革中即使搞了批林批孔，封建遗毒也没有也不可能根除。家长制、一言堂现象在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党内的政治生活中大量存在。另一方面，人们由于受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也是不可否认的。许多地方的党委，其实就是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在党委会上，有些议题如果书记表了态，其他委员即使有反对意见，出于明哲保身也会保持沉默。砸烂“孔家店”不是一句口号，彻底批判孔孟之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如今看来，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要走完这个路程，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行的。即使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也许更长些。对此，我不抱乐观态度。

关于“炮打司令部”问题，我同意项先生的看法：“司令部毕竟是司令部，它不过是阶级的代表，是社会基础的集中体现。”当年，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那是毛主席做好了与那个司令部全面开战的各项准备，而最充分的准备就是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即无产阶级的军队。所谓“炮打”就是一声号令。然而，当无产阶级丧失政权之后，当无产阶级还没有做为阶级行动起来的时候，当革命还陷入低潮的时候，不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量，没有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做为指导，空喊些“打、打”，“杀、杀”的口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年，鲁迅先生就对所谓“革命文学”进行了深刻的解剖，指出：“‘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注2）。也就是说，脱离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和周密分析，脱离革命的具体实践，所谓“打、打”，“杀、杀”，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喊。

关于“毛派现在的斗争，有时就显得缺少总纲，缺少路线，缺少策略”。目前，真正的毛派力量是弱小的。之所以说弱小，就是还没有形成所谓“派”。何况现在鱼龙混杂，许多派别都自诩“毛派”。毛派不是自封的，毕竟要经过革命斗争的检验。而今，革命的阵营尚未形成，而反革命的阵营则十分强大。“毛派”如今还在分化，所谓“缺少总纲，缺少路线，缺少策略”，就是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一个核心，没有自己的战略与策略，而这只有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并在今后的斗争中才能解决并逐步形成。也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不会一蹴而就。列宁曾经指出：“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压迫的真正广大的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注3）。所谓“政治经验”，就是广大群众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的专政。说句不中听的话，广大民众也许还不知道网络上的“毛派”。不能不承认，所谓“毛派”至今还是网络上的沙龙。组织唱唱“红歌”，或者宣传一下反对转基因，也不是什么“毛派”。这样的“毛派”，人民不会认同。

所谓“这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我以为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当然，这是指斗争的性质而言，而作为当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然，目前不存在不等于将来不存在。魏巍同志不是说：“联合起来就是一个党”嘛！

关于“救党保国”。那些高喊“救党保国”的人们，无论搬弄多少马列主义的词汇，无论如何狡辩，都掩饰不了他们假革命、真保皇的嘴脸。事实证明，有的人不过是将“革命”做为敲门砖而已，有的人不过是同情劳动人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引用过去说过的一句话作为结尾：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人民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注1）：《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7页。
（注2）《而已集》：《革命文学》。
（注3）：《列宁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246－247页。
泽东小学生 (2011-6-03 09:48:20)
关于“主席这时的想法是调整策略，由进攻转为防守，小平同志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来的。”我以为邓的复出，尽管主席讲了“人才难得”的话，但是很可能是违心的。他不会不知道刘邓是连在一起的，不会不知道邓“绵里藏针”，不会不知道犯路线错误的头子改也难，邓毕竟在书记处搞了12年独立王国。邓代表了那个阶级。毛主席说“走资派还在走”，不是指邓一个人“在走”，而是指那个阶级依然“在走”。所以，斗争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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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

此外，我认为。毛主席对邓是看的很清楚的；即使邓出山也时时不放心、事事考察着他的；天安门事件是邓下台的最好、最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在党中央没有政变、正常的时候，实质上对邓的处理，等于是永世不让他翻身了。
邓的出山是由于总理的推荐，与容易让实力派接受的人没有，与还没有足够理由说服实力派邓不可当总理（实际也是以后最高领导人的理由）的原因
所谓“人才难得”是走资派们的贴金。主席的愿意是总理的人才难得，而不是邓的人才难得，他是顺着自己的思路说的，而不是应答周的推荐邓的。由于两人的话在时间上相接，还由于总理的兴致所在、暂时没有强力的证据取消他的念头、而没有否定他而已，所以走资派利用了这种说法。
像这样的情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中也经常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