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 2011/5/17 13:19:00
苏共亡党亡国之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发布: 2011-5-16 15:15 | 作者: 南飞雁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743 | 回复: 2
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十论苏共亡党亡国
萧湘延
苏联是在沙皇俄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背负着沉重的民族问题历史包袱。苏联解体、苏共亡党亡国，民族问题是关键因素。
沙皇俄国是从一个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起来的。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称沙皇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沙皇俄国被推翻，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经过不断的征伐和扩张，沙皇俄国从一个仅有280万平方公里领土、单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成为地跨欧亚大陆、濒临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的大帝国，版图扩张8倍，征服民族达120多个。面对这么广袤的领土，这么众多的民族，沙皇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唆使俄罗斯人鄙视、仇恨、欺压非俄罗斯民族，致使沙皇俄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族矛盾最深的国家，是名符其实的“各族人民的牢狱”。
十月社会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但是在沙皇俄国旧疆域基础上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及民族问题历史地遗留给了苏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大障碍。
列宁非常重视民族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政策。他指出，俄国民族问题是仅次于土地问题的一个重要问题。“十月革命”前，列宁是反对联邦制的。1913年，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说：“只要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统一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就决不主张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主张任何分权制。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走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统一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步骤。”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他改变了想法，认为联邦制“是把俄国各民族最牢固地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集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最可靠的步骤”，提出了各民族共和国按平等自愿原则组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的主张。根据这一原则，1922年底成立了苏联。按联盟条约和苏维埃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各民族共和国享有主权国家的地位，均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但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维埃联邦，不可能在各共和国分立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各加盟共和国一开始就未能独立行使自己的国家权力，联盟中央把军事、外交、财政及其它大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分给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十分有限。实际上，联邦制并未付诸实施，更未能根据实践经验在理论上加以充实完善。
列宁逝世后，历届苏共领导人为巩固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各民族文化水平，促进各民族的融合和接近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即便是极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也不能否定。1992年3月10日，俄罗斯《消息报》的一篇文章说：“不管共产主义制度多么荒谬，但在提高前苏联各共和国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水平方面还是要做出过努力，而且是很顽强的努力。现在，这些国家受教育的程度、文化水平、每千名居民中大学生的人数都高于土耳其和伊朗。”“不应当忘记，讲俄语的居民在社会方面从来没有像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自己的殖民地那样，在共和国自己居住的地区被特殊优待。”
在多民族国家，通常不可避免地存在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主义的倾向，这都是影响国家团结稳定的重要因素。列宁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是希望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成员国的平等，靠联盟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谐。列宁一再告诫，要对境内少数民族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要让步多一些，要温和一些，不能歧视少数民族，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又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但实际上，苏联历届领导人在民族理论和政策方面出现了重大错误，致使两种倾向都在不断发展，最终成为苏联解体中成为一个关键因素。
一是混淆阶级和民族两个不同历史范畴的界线，导致“民族关系中已不存在问题”观念的形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早在苏联成立之初，斯大林便认为“民族纷争的组织者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和燃烧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真正的兄弟合作建立起来了”。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制度，民族关系中已不存在问题了，并因此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忽视民族关系的调整。30年代源于阶级斗争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反映在民族问题中，大批的所谓民族主义集团、地方少数民族干部被清洗，被迫害的少数民族群众达100多万。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以“集体叛变”和“国家安全”为由，用武力强行流放境内的卡尔梅克、卡拉恰耶夫、巴尔卡尔、车臣、印古什、克里米亚鞑靼、梅斯赫特土耳其、日耳曼、朝鲜、希腊、库尔德等11个民族，3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移居中亚和西伯利亚，其中至少有100多万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流放中死亡。虽然这些民族在50-60年代先后被恢复名誉，但其中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仍被剥夺了重归故地的权利。这种混淆民族和阶级问题，把少数民族中的个别败类同其整个民族等同起来，以至对整个民族进行歧视和仇恨的做法，抹杀了民族内部的阶级界线，伤害了少数民族的自尊心，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戈尔巴乔夫时期揭开民族动乱序幕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问题、伏尔加河日耳曼人问题、弗尔干纳地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和乌兹别克人的冲突，都是当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民族歧视政策的结果。
二是忽视形成民族诸因素中的血缘和宗教因素，急于推动各民族的相互接近和融合，否定某些人数较少或居住地较分散的民族作为民族实体，忽视宗教在某些民族中的巨大影响，造成许多恶果。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和50年代初，在具有反犹性质的“世界主义”斗争中，苏联公然否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对境内犹太人严加控制和歧视，使犹太民族极为不满和愤怒。此外，苏联还进行过火的反宗教宣传，甚至不许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党员参加宗教形式的婚礼和葬礼，伤害了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的感情。
三是在难以克服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影下，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民族一体化导致在民族政策上只强调民族共性，忽视民族个性，只强调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忽视各民族具体利益的多样性。苏联的大俄罗斯主义由来已久，尤其是卫国战争以后，在不断肯定俄罗斯民族的功绩、传播革命文化和先进文明的掩盖下，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即大俄罗斯主义不仅未得到克服反而到处泛滥，并干扰某些正确的民族政策的执行。而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本身也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斯大林曾说俄罗斯人是“加入苏联所有民族中的最突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夸耀俄罗斯的功绩：“过去落后的民族在比较发达的民族，首先是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援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提高到先进民族的水平。”。于是，对俄罗斯文化的推崇，对掌握俄语重要性的片面宣传，导致了对其它民族文化和语言、历史、艺术的忽视和贬低，使少数民族感到苏联是在强制实行俄罗斯化，因而十分反感。从1938年起苏联强行推广俄语，使不少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母语，有些民族几近消失。而一些苏联文化知识界的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因为他们在文艺作品里反映了自己民族的自豪感而被指控犯罪。因此，反对强化俄语教学成了苏联各民族抗议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是对民族融合的超前认识以及形成的“苏联人民”的理论，导致各民族的强烈反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同样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在民族问题中，认为“新的工业中心的产生，……都促进了人口的迁移，扩大了苏联各民族的互相交往，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属于许多民族的人们共同生活着，和谐地劳动着。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的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各民族人民有了共同的祖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目标，“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的共同特点”。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继续宣传执行了上述理论纲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也是如此，他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更助长了对各民族个性和特点的忽视，以及对各民族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忽视，这自然激起了各民族的反感。另外，这一理论在实际上是把已形成的作为苏联人民的国民意识错误地理解为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样就反而刺激了苏联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日益膨胀。
五是没有使各民族走向共同富裕和繁荣，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好处，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经济政策上，苏联也有颇多失误。比如，苏联片面强调“区域分工”，使民族地区经济单一化，畸形发展。导致它们不能根据各自的优势，建立相应的经济体系，结果严重损害了民族共和国的自主性，强化了对联盟中央的依附性，最为典型的是中亚五国。20世纪50-70年代，苏联政府将哈萨克适宜种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把乌兹别克可作牧场的土地划给塔吉克，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导致乌兹别克每年向苏联提供60-70%的原棉，却要从共和国外运进1.5亿米左右的棉布和其它针织品，以解决穿衣问题，其粮食生产也一直是苏联最落后的共和国之一；哈萨克成为全苏最重要的产粮区（占全苏粮食收购量的1/5），但农产品加工极不发达，居民所需面粉等不得不从其它地区大量输入，由于牧场缺乏，居民几乎吃不到肉制品特别是新鲜肉食。这种分工造成地区经济单一化，导致各民族国家相互猜忌，相互封锁，搞地方保护主义，民族隔阂日益加深。
比如，苏联长期以来为消灭国内各民族经济上的差别，采取了“挖肥补瘦”的平调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促进民族互助、落后民族赶上先进民族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大大加重了发达地区特别是老工业基地的经济负担，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挫伤了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波罗的海三国在30年代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与北欧诸国如芬兰、瑞典相差无几，而自并入苏联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已与北欧国家相去甚远。三国人民认为加入苏联乃是他们极大的不幸，也怨恨其它加盟共和国挖了他们的财富，拖了他们的后腿，因此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恶性膨胀。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向联盟发难，这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苏联领导人在民族问题理论和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这些隐患由于强有力的苏共的控制，虽不时有所暴露，但对苏联政权构不成很大威胁。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政策的推行，苏共力量不断削弱，这些隐患便如火山一样爆发而难以收拾了。法国史学家埃莱娜·唐科斯早在苏联解体前，曾经指出：“在苏联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急需解决而又最难解决的显然是民族问题。像它所继承的沙俄帝国一样，苏维埃国家似乎也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雷日科夫在《大国的悲剧》一书中明确指出：“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苏联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失误，给历史留下深刻的教训。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但是历史复杂、原因复杂，民族问题又不简单等于阶级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民族问题，可以简单归结于一句话，只要产生阶级、阶级压迫，就会出现民族压迫、民族冲突。简单地把民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是不对的，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在民族问题中不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是要犯严重错误的。不管具体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因素多么复杂，或者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必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红线贯穿始终，只有劳动人民才是我们紧紧依靠的对象，一切把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希望寄托在民族和宗教上层分子身上的做法都是的错误的，都是得不偿失的。
苏联民族问题爆发的总根源还在于经济没搞好。到苏联解体时，苏联GNP占美国的比例与沙俄时期相当。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与质量不仅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低于东欧国家和曾经落后的亚洲国家，这使得各大小民族对“苏联”产生反感乃至敌意，联盟国家失去了凝聚力。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群众亲身感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最重要的手段。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时代，处理民族问题是最为成功的，民族团结盛况空前。但是目前民族问题出现了严重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出现了严重问题。“藏独”和“疆独”势力的发展蔓延，在国际国内造成的声势越来越大，必须检讨我们的民族政策。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出在西北、大藏区。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在西北建立经济重心区，提高国家在西北发展的政治分量。笔者认为，开发大西北有四条关键性的措施:一是建设西宁—兰州—银川城市带，使之成为西北经济重心区，成为西北最大的、中国重要的工业经济带，聚集西北将近5000万的人口，使更多的西部人口成为现代化的市民，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二是修建青藏大运河，从青藏高原修运河进新疆、河西走廊，使大漠戈壁成为良田沃土。据调查，修青藏大运河调水进新疆、河西走廊，和内蒙阿拉善地区，可以得到100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国土面积，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在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有赖于大西北成为中国的粮仓。同时迁移更多西北少数民族进入垦区，与汉族杂居。三是迁移甘肃、宁夏、青海、四川、云南山区居民进入河西、新疆，移民实边。同时组建西藏建设兵团，像新疆建设兵团一样，既发展生产，建设边疆，又保卫边疆。在横断山脉地区、甘肃定西、陇南等大山区、极度干旱区，建设生态保护区，维护生态环境。四是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丰富的太阳能、风能资源、水资源，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设施农业，改变藏族人的生活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进入西藏地区，实现汉藏杂居，逐步实现民族融合。
带刺的青青果 (2011-5-17 07:15:27)
何为中国改革的理论标志？本人以为是邓先生抛出“不管黑猫白猫”那天起开始的。
正是这一理论，才打开了一切“以钱为中心”这个潘多拉魔盒，掀起了轰轰烈烈地“捞钱运动”。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也不管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有的运用权力，有的凭借暴力，也有的靠出卖肉体。什么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等等。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凡是能用的手段都派上了用场。目的就是要“抓更多的老鼠（钱）”。
在此大的背景之下，理想受到了玷污，英雄被恶意丑化，正义成了笑柄，好人倍受责难。可以断言，如果照此以往的发展，中国的未来肯定比苏联解体的下场还要惨！
万里东风 (2011-5-17 11:40:38)
钱学森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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