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 2011/5/8 17:22:00
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太重要啦！
发布: 2011-5-08 16:29 | 作者: 江山风雨情 | 来源: 毛泽东旗帜网 | 点击: 104 | 回复: 0
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请看文革前的史实
原载【红旗】杂志第2001－05期 作者：中国时代
1964年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城市高薪阶层的情况
以下资料中涉及到的人民币金额，可以通过银价比获得今日实际价格的印象－－60年代，一块银圆折合当时人民币 3元，今天，一块银圆比人民币为50元，这个价格还是在银价跌落之后的估算，由这个比值，我们可以推算，60年代的人民币与今天的比值大概为1:16- 17.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新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过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人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转引毛主席的指示）
前言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长期以来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打着“红旗”反红旗，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的黑手伸得很长很长，伸向了党、政、财、文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中。就是在这个人民公敌的黑手掩盖下，在中国培植了－个高薪阶层，作为他在中国辟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为了彻底揭发和批判刘少奇这个中国的最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恶劣影响，现把劳动部《革命战斗队联合造反团反阻力第一战斗队》揭发高薪阶层的材材摘抄如下，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一：高薪阶层的情况
资本家：1964年底，我们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 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 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 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 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 655元，保留工资 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象。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1,000元以上。请看：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 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 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 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 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 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刘少奇指使下，由其死党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 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 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 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 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二：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 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 485元，其中保留工资 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三口之家顾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 402元，其中保留工资 2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 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 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 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 200元的。四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二十斤。夏天他怕长痱子，花 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 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 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流氓成性，反共老手：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 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三：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 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线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 143人，有保留工资的 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产生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沈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 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 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四：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ＸＸ，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ФФ，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 “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ＸＸ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辐，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ＸＸ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ＸＸ的技术，向往魏ＸＸ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 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共产党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 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共产党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分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
（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 950元。
五：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ＸＸ，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褓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
刘少奇所一手炮制的“高薪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４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５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４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２０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２０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文革后“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张德元教授农村文革回忆文章读后感
看来人们的知识，以及体现为知识系统一部分的历史记忆，是可以按照特定需要进行改造的，在阅读张德元教授关于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文章时，这个感受尤其强烈，以至于我最终打算把感想写成文字。
由于缺乏适当的理解框架，当然也许是由于我阅读范围的局限未能发现有用的知识积累，因此我不得不把自己的分析工作，建立在毛泽东的判断基础上――把认识层面分成“红”（政治性认识）和“专”（技术性认识），一个人的知识或者认识最终要受到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的限制。人的认识，一个方面是由自身利益诉求而形成的视野局限，或者表述为立场（即看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认识的政治方面；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前人认识的积累和传承，这是知识的技术方面。相比较而言，在认识论方面，今天人们很重视认识的技术性方面，把认识的政治性方面轻视到可有可无的地步。
就个人知识的取得和积累而言，政治性方面的重要性即使不高于技术性积累，也决不低于它。而且，认识的政治性方面由于受到利益实现方式的博奕性质所决定，具有结构性特点，在历史上曾经呈现出周期性重复的特征，成为人们认识形成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国古人最重视超越个人利害关系约束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去私欲之蔽、见天理之明”的认识论口号。而记忆改造工程之所以能够成功，按照老田的理解，主要不是在技术性知识积累或者创新方面着手，因为历史史实一经发生就无可追回，但是对于利益实现的重新厘定，或者换句话说，记忆改造工程可以在重新建立的“政治统一战线”中间去实现，这是可以在事后进行安排的。基本的逻辑是：在给予利益的前提下，由更改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去否定或者重新界定认识的技术性方面，认识是在新的政治认同基础上被“接受”的，而不是被技术性地“说服”的。也许认识的政治性方面对认识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的存在，才使得技术性方面的记忆改造工作得以进行。
从文革后的主流知识精英所掌握的舆论宣传效果看，一般民众心目中间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印象确实是被颠覆了，与毛泽东的理论认识乃至当时的政策实践完全相反，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所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是针对“党内走资派”还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二是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到是指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即解决政权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还是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工作的政策指导），即有没有长期要求一般工农脱离生产去专门干革命；三是毛泽东到底应该为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负责，文革后的非毛化时期，则宣传说毛泽东的个人专断发展，要为一切消极影响负责，而一切积极进步则是他的决策被抵制的结果，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进步是执行正确，毛泽东时代的消极面是决策错误，与执行无关，在这个方面最突出的宣传要点集中在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以此去凸现毛泽东的绝对影响力。以老田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发现关于毛泽东时代的负面问题要由什么人负责的问题，实际上是后毛泽东时代政治宣传的核心所在，“记忆改造工程”就是服务于这一目标，把处在执行地位上的官僚精英群体的“错误和责任”清洗干净，把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说成是“决策错误”引发的。这一点在张德元教授的回忆文章中间，也有体现，虽然时过境迁，张德元教授也不是服务于那个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的，但是那样一个记忆改造工程的强大舆论影响确实仍然在规定着人们的记忆和理解线索，因此，在理解张德元教授文章时，就不能脱离这样的历史背景。
张德元教授在农村问题研究上，较少追随那种“拿着西方真理批判一切”的“主流治学捷径”，更多地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主流学风极端浮躁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但是就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言，张德元教授的认识明显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不符，而是与文革后“被改造的记忆”一致，由于此种现象在中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态，也由于老田在这个文革和毛泽东研究方面下过几年功夫，就以张德元教授的文章《我所记得的农村“文革”——祭发布四十周年》为例，做一个现象案例分析。
对于文革和阶级斗争，张德元教授根据自身的记忆，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抓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毛主席的语录中就有一条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当时的说法，之所以要抓阶级斗争，是因为‘地、富、反、坏、右’这些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非对这些‘敌人’进行斗争不可。我所见到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就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敌人’进行精神打击，开批判会批判他们，让这些敌人交代‘罪行’，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二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肉体打击，包括对他们进行捆绑、关押、游街等。需要跟现在的孩子们说清楚的是，这些打击方式在当时是无产阶级的‘天赋’权利，是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应该说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把这样的阶级斗争进行方式与毛泽东联系起来，就与历史文献依据相反了。
文革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建国后的阶级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动”，在这个认识的背后，实质上新政权的颠覆力量来自何方？是来自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是来自新社会中间新生的精英阶层？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要向下指向“黑五类”，还是“向上”指向“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高干子弟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提出“血统*”对联，认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把文革的方向从对准“当权派”转移向“老的剥削阶级”及其后代。张德元的记忆，实质上与新中国的强势群体的政治意向相关，而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根本相反。如果说在“土改”和“合作化”阶段，毛泽东所强调要建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夺取旧的剥削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权，这一时期的阶级斗争和专政对象确如张德元教授所理解的，但是文革的对象则恰恰反过来，是指向社会的上层和**党内部，在经过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四清“前十条”，1964年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后十条”，以及一九六五年初的“二十三条”的系列争论，文革的对象已经锁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不存在任何模糊和犹疑之处。
文革中间阶级斗争的“大方向”往往被转移为指向“黑五类”，虽然明显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意志，但是却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整体利益，他们把打击矛头指向黑五类之后，自己就逃脱了被追究的厄运。即便是在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仍然说“炮打司令部是炮打牛鬼蛇神，不是炮打湖北省委。”“先触及一下那些老寄生虫，再保他们过关。”毛泽东亲手制定的政策，就这样被官僚精英群体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过滤掉”了。按照美国迈斯纳教授的分析，不同的阶级概念中间蕴含的是不同的利害关系：“共产党官僚主义的自身利益而言，最适宜的方式是把本来属于他们但现在已不存在的革命时期那些社会阶级的‘阶级成分’安在自已头上，而不是承认新社会具有产生新阶级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这可以很方便地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只能按照生产进程和私有财产所有制来划分阶级这一狭义的阶级定义作出一个大致的解释。由此出发，产生了共产党的一个普遍的正统观念(斯大林在1936年首次系统阐述)：在一个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不可能再产生新的剥削阶级。”（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P406）“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前几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迄今任何掌权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敢苟同的。毛泽东现在确信，社会主义会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社会主义转变’的主要障碍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残余，而恰恰是现在的官僚主义者，是那些从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们变成了统治者，他们凭借政治权力支配着新社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占取了大量社会劳动的果实。有时，毛泽东是相当明确并非常坦率地提出这种观点的，例如，在1965年，他就谴责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泽东还毫不犹豫地指出了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或他们的领导人的地位和来源。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指控说，他们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上，P408）把新中国的阶级关系固定到旧社会的剥削阶级身上，不仅是官僚精英群体出于自保的需要，也迎合了干部子弟的优越心理，所以当权派和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一拍即合，但是确实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指向无关，张德元教授虽然没有硬指是毛泽东要这么干的，但是却不加区别地把相互对立的阶级分化认识“一锅煮”了。不管张德元教授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疏忽，由于他过分强调了自身的感受以及在技术性认识上不恰当地联系了他所熟知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在后果上确实佐证了“记忆改造工程”的成就。
而毛泽东的看法和政策被歪曲，与其说是官僚精英群体对于旧剥削阶级的担忧和恐惧，毋宁说是寻找一个方便的借口以清算“造反派的造反行为”是“右派翻天”，在没有真正的造反派可资清算的大多数农村地区，清算旧剥削阶级和黑五类就成了地方官僚“紧跟政治形势”的唯一表现手法了，这一点迈斯纳也看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规定按照政治行为来确定阶级，而现在他却对站在旧路线上的官僚主义者作出了妥协，后者认为，强调社会阶级出身在政治上十分有利。这样，调查组受命不但要审查被市查对象的政治历史，还要审查他与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为了适合当时的政治潮流，对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激进组织的领导人的审查清洗十分严厉。据观察，保守派的政治领导人对‘清理’运动的反应十分热烈。一般地说，整顿运动是从干部扩大到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到了各种形式的迫害和岐视。过去的社会出身如今再次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标准，家庭历史不那么纯洁的人成为与其在政治上或个人关系上有宿怨(更不用说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大量的新的仇恨)的其他人的嘲弄对象。”（P458）相比较而言，清算造反派是文革后期按照力量对比不利于造反派的现实，所进行的一场“秋后算帐”的政治博奕，目的是落实“造反无理”的信条，特别是在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间，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完成了系统清算造反派“造反行为”的政治功能，而作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也就是文革初期保守派所主张的“阶级关系不变论”或者“血统论”，张德元教授童年时期被“阶级斗争”运动无辜波及，并非毛泽东所强调的那一种“阶级斗争”，而是在“反文革力量”清算文革积极分子的运动中间被殃及池鱼的，是“打着B52旗号以打击B52力量”这一政治策略的结果。
在文革期间所发生的个人崇拜问题上，明显有两个非常不同的阶段，其政治内涵完全相反。第一个阶段是在文革的发动时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其目的是矮化一切“非毛泽东思想”，从而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单一的思想资源，扩张为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并占据绝大部分领地，这样，与此不同的思想资源的指导作用和影响就被急剧地压缩了。按照毛泽东本人的总结，这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此时拔高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是为了给“造反有理”正名，为群众突破各种思想藩篱的压制开辟道路。而在文革的群众运动的终结时期，继续推广“个人崇拜”，目的是把毛泽东思想“仪式化”，把肯定毛泽东思想主要不同于其他思想资源的部分――特别是“造反有理”的精神取消掉，目的是夺取造反派的文化权力和取消造反行为的“合法性”，为进行“秋后算帐”作舆论准备。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则从强调“造反有理”转移到强调通过仪式来显示对毛泽东个人“忠诚不忠诚”的表演上，“仪式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通过“早请示、晚汇报”来宣誓要“三忠于”“四无限”、大量印发毛泽东的著作、制作“像章”“塑像”、搞“忠字舞”、“宝书台”等等。笔者小时候就亲眼见到老家很多农民在今天堂屋放祖宗牌位的地方，布置了“宝书台”以放置《毛泽东选集》。文革后期的“仪式化运动”，和文革初期的“高举旗帜”一样，也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不过这一次的政治内涵则完全相反，是体现当权派的政治意志，目的是充分利用当权派实际掌握国家资源分配能力的优势，通过比对手更能在“仪式化”方面表现得更多更好的方式，去“垄断”毛泽东思想解释权。张德元教授的记忆，是一个盲目跟风的农民的一次谈不到任何政治竞争目标的“失误行为”，以及由此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张德元教授所回忆的现象，在浅层次上是足以支持“记忆改造工程”的样板材料，但是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仪式化”运动，却不是出于跟风农民偶然行为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强势群体的精心选择和大力推动的结果，其内在深刻的政治博奕内涵，因为被“记忆改造工程”给抹杀了，由于“记忆改造工程”必须掩盖和遮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造神运动”背后的重大政治内涵，最重要的理由不能呈现给今天的人们看，所以那些高人们今天只好说，那个时候人们都发疯了，丧失理智了，都不会思考问题了。实际上，逻辑上可能恰恰反过来，丧失理智思考和分析能力的，是今天的那些高人。
今天许多人都经历过毛泽东的建设历程，许多人还是作为劳动者长期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的，今天青年人和他们的父辈相比，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落差，几乎没有例外，照理说人们在经济建设方面最不容易受到“记忆改造工程”的影响，但是恰恰相反，我们看到这个方面的历史记忆歪曲相当成功。文革后为了给毛泽东确立一个“只会搞阶级斗争”和空谈“政治挂帅”的形象，宣传上特别突出了“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两个口号，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该记得，毛泽东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割资本主义尾巴”，至于“宁要草不要苗”的说法，我本人当时则闻所未闻。在“深揭狠批四人帮”时期，说这两个口号都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具体化，甚至以此去影射乃至替代毛泽东的治国方针，虽然全部批判文章都没有提供“宁要草不要苗”的具体出处，但是批判工作的力度很大，其宣传成就是这两个口号几乎成为今天人们把握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主要线索。
从国家管理的权责分工看，四人帮从未具体负责过经济建设方面的领导工作，在文革期间他们主要是把持“两报一刊”等舆论阵地，同时与一些“写作组”关系相对密切，显然追踪四人帮的极左影响，就有必要去考察当时的舆论倾向。有一个名叫“在锈弦上弹奏”的网友，从四人帮的权责范围内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就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进行检索的结果是：“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从1957年11月到1976年期间共有26篇文章提到，文章对口号持肯定态度的只有5篇，21篇是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甚至在1975年8月1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共产主义思想和现阶段的政策》中间，还出现这样的句子：“他们经常地是否定不断革命，抛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类的反动口号，反对革命从这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反对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有时候则把革命的不同发展阶段混淆起来，叫喊什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商品生产，破坏现阶段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不论采用什么手法，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后来柳随年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记载，邓小平当年主持了“农业要整顿”的会议，“会后，各地区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社队帮助整顿。”这个整顿工作队，根据许多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就是下农村去“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民日报的文章看来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同一个网友就“宁要草不要苗”这句话检索人民日报的结果是：“‘宁要……不要……’这个句式在中国新闻报刊上出现的频率，1976年以前不算很高。以1947年至1997年《人民日报》为例，文章中有‘宁要……不要……’、‘宁愿要……’句式的共255篇，这种句式的文章涉及各方面内容，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方面更是经常出现，但是，1976年以前不到二十篇，大量出现是在1976年以后。”“从查阅资料看，所有有关所谓‘四人帮’‘宁要……不要……’的文章（包传记文学作品）均出自这里，与当时的教育革命形势相关，也即是说，张春桥可能确实对周荣鑫说过‘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的话。但是，因为这两篇文章也是批判时引用，并非讲（谈）话记录原文，笔者只是结合1976年5月10日《北京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那篇《调查报告》的结论判断张春桥有可能说过此话。其它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火车）晚点，不要资本（修正）主义的正点’、‘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等等，应属后来的人的推论或写文章的人的猜想了。1976年11月3日新华社那篇有关‘毛泽东号’机车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涉及的‘宁要…不要…’属引用（引用哪里的，未知）而非出处。” 邓小平曾经对人说过四人帮主张“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这倒是有可能，因为邓小平与四人帮在高层一起共过事，有许多机会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锋，有可能知道一些舆论未披露过的言论，但是一般的大批判文章作者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看来，后来“深揭狠批运动”时期的文章，很多色彩特别鲜明的言论，是相关大批判文章作者通过强烈对比、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代‘四人帮’立言”的结果。我们看到在张德元教授的文章中间，也有把从文革后大批判文章获知的言论，按照宣传的惯例附加到过去的记忆中间去了，大致上可以肯定，张德元教授没有可能在当时就得知“宁要草不要苗”这句话的。
张德元教授的专业领域是三农问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文革和当时的毛泽东思想，问题在于：那些专职研究文革历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专家们，也没有高出“个人记忆”的浅薄层次。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专家本身是服务于“记忆改造工程”需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出现真正的研究和反思，也正因为如此，张德元教授的“农村文革”文章，是值得提出来进行具体分析的上好案例材料。
就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这是毛泽东和非毛化人士所共同承认的，在判断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寻求着手解决问题的路径上，则存在着绝然对立的主张。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没有大的问题，问题在于人基于其基本利益和立场方面的障碍，因此解决方案是从“责任落实到人”并从“追究责任人”的路子出发去解决问题，在毛泽东看来问题是出在党内官僚精英群体身上，解决的方法是从发动党外群众对他们进行周期性的监督和批判来短期解决，长期解决方案不存在；文革后的非毛化时期，认定官僚精英群体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制度上，由于不便说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存在缺陷，因此说问题存在于根本制度下面的“体制”上，解决问题不是追究人的责任，而是要根本改革体制的弊端，解决方案是放过人然后着眼于体制改革。显然，文革后对于问题的判断和解决方案，是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利益和意愿的，至今位置，知识精英群体和官僚精英群体的结盟关系，仍然建基于“体制负责”而“人是无辜”的这一叙事模式上，从这一点去对照文革后“记忆改造工程”的宣传中间，老是追究决策错误而从来不讲执行中间的问题，明显可以相互参照理解。
二○○六年五月五日
孔子应该说不是毛一个人否定的.关键在于1840年----那个时候我们的GDP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依然要失败.可见落后的文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打败先进的文化的.所以才带来了对孔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