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大学生张丽娜（右）和大学同学一同在建筑工地做材料员
大学生农民工，百度百科给的定义是：“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因主客观原因，目前以农民工身份外出务工就业”。不难看出，大学的学历、农村的户口、类似民工们所从事的工种，学历加户口再加工种，就为他们贴上了标签。他们漂泊在城市里和城市之间，顶着梦想，又被梦想折磨。为了生存并发展，他们迎着误解，不断打破现状，在城市间、行业间、工作单位间漂移，从而形成新生、独特而又惹人关注的漂一族。
素描
是大学生，又是农民工
熙攘的大街，或者是城中村，他们混迹其间，与城市居民，与其他新生代农民工，从表面看难辨分晓。白天，他们散落在城市的每个角落，从销售员、保安、厨师、快递员、服务生、保洁员到小摊摊主，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扮演的行业角色，也留下他们的印记；晚上，他们从公交车涌出，像沙粒一样渗入城中村和城郊村庄，开始自己的生活，做饭、上网、打牌、直至午夜仍不肯歇息。在郑州，陈砦、庙李、张寨、枣庄等这些城中村是他们理想的居住地。一所标间出租屋内，厨房、卫生间加上娱乐必备的电脑，显示着他们“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状态。
“回归漂”
降低标准，提升尊严
从一线城市回归二线城市，从“天之骄子”化身农民工。半年前从北京返回郑州的宋文学便归为此一类。2008年从鹤壁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宋文学在北京做了一年的软件销售技术支持，每月3000多元。现在，他的身份是“小面摊摊主”，间杂在河南科技市场北边小胡同里的几十个棚屋餐馆中间，一个大煤火炉、一张大面板、四张桌子。摊位的门柱上挂着宋文学20元买的企鹅形状音响，既能自己解闷也能缓解客户等待期间的烦躁，相比其他几十个摊位，这和他的大专学历一样具有独特性。
搭档曹师傅的话给了宋文学足够的尊严：“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小宋能放低眼光做小摊主，一看就是能屈能伸、有志气干大事的料，刘备不也卖过草鞋嘛！”
宋文学说，据他了解，十之六七的同学都想开个小店“自己给自己打工”，但是苦于没有门路，“要是有关部门在创业和就业方面多一些指导就好了”。
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特点，相比京津沪适合高端知识分子发展，在宋文学看来，郑州是中高知识分子发展的地方，漂回来是种明智之举。
“全家漂”
一个家庭的“城市化”进程
在一家中央驻郑州杂志社经营部门工作的上蔡农村女孩贺咏，当被问及自己是否是农民工时，她反问道：“怎么不是？”并给出了四个理由：工作没编制、户口是农村的、低收入、没房子。另外补充一条理由：“自己销售杂志本质上和农民工卖毛巾、卖袜子并无本质区别”。
贺咏的父母原本在山西收废品，属第一代农民工。2008年，贺咏从新乡一所大学毕业，父母到郑州与她会合，加上弟弟也中专毕业，一家四口在郑州庙里镇二十里铺村租了三个标间居住，开启了一个家庭的“城市化”进程。
“因为供我们姐弟俩上学，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家中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回家也没地方住，所以父母就跟着我们姐弟俩在郑州漂。”贺咏说。
毕业后的一年时间里，贺咏曾经和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一起做问卷调查、发传单等。现在的工作月收入2000元，有时候还不及父亲挣的多。目前，家中的土地流转给了他人，父亲依旧干老本行，母亲在一家小工厂打工，弟弟则在一家电脑销售店，四口人四个行业。“现在，我们全家人的目标齐刷刷的一致，那就是攒钱在郑州买套房，尽快融入城市。”贺咏说。
今年的政协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平提议“不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因为“上大学的费用很高，往往一家出个大学生就返贫了”。贺咏觉得王平开错了药方，她觉得读大学追求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而促进大学生就业、健全“全家漂”农民工家庭社会保障体系才是对症下药。
一位自称是大学生农民工的网友说，他并不觉得大学生从事农民工的工作有什么怪异，面对人们大材小用的质疑，他说：“其实从内心深处想一想，最大的代价就是知识与技术不能立即学以致用，但并不是读书无用，因为读大学一方面是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的见识和认知能力，无论从事什么行业，这两点都是极其重要的。”
省人保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则从宏观角度给出了大学生农民工漂泊的合理性：大学生农民工的漂泊，是一种动态的人才资源再分配的过程，是一种进步。大学学历并不直接代表高收入，而是由市场说了算，这种观念应该被大学生认识。
不过，这位工作人员补充说：“相关的一些部门要做的就是完善就业制度、创业培训，营造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来减轻大学生农民工承受的变革时期的阵痛。同时，要引导大学生正视这种漂泊，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其‘止漂’。”
作者：张舒娜 王乾
来源：河南日报农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