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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當中國以「特色社會主義」之名掩飾資本主義復辟之際，90年代蘇聯亦解了體，國際共運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與此同時，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得到了提高，科技產品又日新月異，彷彿馬克思主義不靈了，「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以及「普世價值」的論調大行其道，好像只有科技發展才能為人類社會帶來進步，而社會主義就必然導致官僚腐敗似的。

　　無可否認，社會主義實踐遭受了嚴重挫折，不過歷史的曲折發展決非否定馬列主義的理由。近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歐美接連遭受反抗資本主義秩序的恐怖力量襲擊而且「越反越恐」，於是企圖利用「伊斯蘭國」禍水東引，繼而觸發俄國強烈反彈，兩霸角力衍生了難民潮反令歐洲自食其果，於是發達地區右翼民粹抬頭，各種事態在在說明國際矛盾日趨尖銳，世界秩序正在崩潰，所謂「普世價值」和「地球村」純屬子虛烏有。

　　實際上，以往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並不是無法克服的，而歐美國家二戰後主動推行社會改良都是過往工人階級的鬥爭成果，而且與蘇聯的示範作用不無關係，決不意味西方的壟斷資本家對待同胞「愛屋及烏」，而且中國在蘇聯解體前後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繁榮更擔當了關鍵的輔助角色。以下將嘗試圍繞科技發展對帝國主義時代之壟斷與競爭的探討，並談談對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一些觀點。

產業革命對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形勢產生反作用
　　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形勢就是市場高度飽和，一方面社會消費力萎縮，另一方面過剩資本湧入各種資產市場尋找食利機會。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並不承認其中的必然性，似乎「滯脹」的發生只關乎「消費者」的心理因素，好像資產階級有可能將其全部收入重新投入流通似的。雖然這是種本末倒置的謬論，不過在數學模式上卻提示我們資產階級的消費可以對基本趨勢產生一定的反作用，事實上刺激消費也是資產階級社會為緩和經濟危機的常用手段。

　　馬克思亦提及過生產力進步將導致社會產生新的需求，不過資產階級在人口當中的比例很少，他們對生活資料的需求終究是有限的，帶動資本流通的主要是社會的生產性消費。例如一個新的生產設備的發明就會引起某個產業發生升級換代的需要，促使資本家動用部份積累增加固定資本投資，促進機器製造業擴張，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亦會增加，為資本主義造成新的增長空間。這種刺激作用以往比較有限，一來隨着資本「有機構成」及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後就是勞動力遭到機器排斥，二來生活資料價值降低以後資本家亦有條件相應削減工資。

　　及至電子、電腦、資訊科技、數碼、智能產品的革命性發展既促進了自動化又比人手更可靠，運用於生產領域帶動着其他產業相繼升級換代；如果作為生活資料的話，各種新發明的使用價值又發生了質的飛躍，為資產者與高收入階層的生活帶來了便利，或者刺激了他們視聽娛樂方面的需求，吸引他們向生產商提供可觀的超額利潤，反過來刺激企業繼續投入資源進行新的研發，高額利潤又會引起其他企業和國家加入競爭，使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

　　換句話說，這個消費市場既促進了科技向消費資料轉化，又為產業工人和科研人員提供了很多就業機會，並帶動了相關的文化產業，令資本主義發生了比較持久的「迴光返照」，同時印證了列寧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在其「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生產力還可以進一步發展的論斷。

帝國主義時代的兩種競爭
　　處於這種競爭形勢下，產業的先行者可能長期維持領先優勢，又或者被後來居上者取代壟斷地位，但無論如何，由於開發新產品的投入極大，沒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根本沒有條件加入競爭，而且舊有的壟斷形勢打破了，新的壟斷很快又會重新形成，被淘汰的資本只不過被勝利者所兼併而已。這裡談到的還是商品市場，至於金融方面自冷戰時代起基本上就是美元獨步天下，這是由於西歐國家無奈向美國繳交「保護費」，美國亦因此得以藉着美元貶值緩和本國的經濟危機。

　　蘇聯解體後，西歐發達國家曾經打算以歐元抗衡美元的壟斷，擺脫美國的制肘並向東歐擴張勢力，卻礙於金融的互相滲透被「金融海嘯」拖了下水。因此，列寧判斷金融資本控制產業資本的論斷一點也沒有過時，現代資本主義仍然處於金融寡頭壟斷的帝國主義階段。就算個人智力顯得相對重要的創意產業，如果開發者找不到企業合作，或者從銀行那裡得到融資的話也是無法把業務展開的，只不過資產階級民主以消費者權益的方式有所發展，市民階層能夠以自己的消費行為「投票」決定由哪個壟斷企業以哪種方式主宰市場而已。

　　與此同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採取引進和仿造策略，利用價格較低質量較次的產品打進國際市場的發展模式，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時代可以存在放棄超額利潤的國際競爭。有人認為這種由行政命令主導的發展模式不單是劣質仿製，也具有掠奪環境的特性，於是埋怨中國的發展「掠奪」了文明社會的資源，破壞了既有的良好秩序，反而認為西方的技術壟斷理所當然，殊不知科技帶動社會進步的現象只不過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階級矛盾，兩種對比之間其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而且全球市場一體化甚至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發展到了極點，經濟危機牽一髮動全身。

中國的發展方向對國際形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由於二戰以後國際共運與民族解放運動如日中天，兩種制度通過政治、軍事角力對國際階級鬥爭形勢產生雙向的影響。西歐帝國主義國家已不能運用高壓手段實行統治，國外方面也不能從心所欲地爭奪或控制殖民地，不過分而治之，各個擊破仍然行之有效，為緩和國內階級矛盾於是主動推動社會改良；國外則以相對隱蔽的方式實行「新殖民主義」，辦法之一是以「援助」的名義誘使主權國家淪為債務國，通過這種依賴關係扶植買辦政權，二是通過表面上似乎對等的貿易條款運用自身的科技和金融優勢進行不等價交換。

　　具體而言，帝國主義國家任由第三世界國家「自主地」競爭，好讓他們爭相壓低工資水平在跨國壟斷企業面前爭取訂單。故此，一種以國與國之間的剝削關係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很自然地形成，發達國家在整個產業鏈當中負責了產品開發、設計、銷售等高端環節並逐漸向消費社會轉型，發展中國家則承擔起原料生產或代工的角色而淪為了「半殖民地」。

　　毛澤東以「三個世界」理論簡單明瞭地概括了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於是針鋒相對地執行團結和支援第三世界的方針，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反帝運動將反過來減輕中國所承受的壓力。事實上，中東國家曾經拿起石油作籌碼引發讓歐美國家頭痛的石油危機，間接為中國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提供了支持。可是毛澤東去世後資本主義制度被恢復了，勞動人民不僅被官僚買辦集團拋到水深入火熱當中，更在國際上造成了連鎖反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量工業資本向中國轉移，廉價的「中國製造」大大舒緩了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壓力，歐美無產階級舒適自在的生活在蘇聯東歐人民心目中又形成了對比，使嚴重官僚化的社會主義陣營加速崩潰。這個時期很多由社會主義制度培養的專家投奔了西方，以自己的專長謀取經濟利益，社會主義的成果因而被資本主義吸收，東西方的發展差距重新擴大，亦間接造就歐美金融財閥藉着蘇聯解體大撈一把，而中國自身亦成為了鄰近國家的實際競爭者，以致「中國威脅論」在曾經友好的國家當中也有了市場。

中國的官僚集團只是歐美壟斷資本統治中國工人的代理人
　　有人以為只有政治動盪、民不聊生才稱得上「半殖民地」，其實極端如某些帝國主義能夠肆意干涉其內政，經常發生政變和內戰的一類國家已非常接近於典型的殖民地了。這裡不得不重申所謂「半殖民地」列寧將其定義為處於殖民地佔有國與殖民地兩種典型之間，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係羅網纏繞着的附屬國。或者說，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國家之間並不表現為直接的從屬關係，但「半殖民地」統治階層的地位得以維持卻不得不依賴於前者，於是帝國主義國家就有可能運用各種威迫利誘的手段確保其意志最終在「半殖民地」得以貫徹。

　　宏觀層面上，中國的官僚集團為了營造生產力比毛澤東時代發展得更快的假象，唯有以極優厚的條件吸引外資設廠，這等同於高價租賃生產設備。港、台資代工企業實際上都是帝國主義經濟掠奪的代理人，80年代香港的貸款年利率接近二分，可想而知通過香港融資進入內地的國際資本利潤率會有多高，至於周轉較慢的道路基建就由所謂「紅色資本家」去從事，營造出民族大團結的社會氣氛。

　　微觀上，高級幹部被人拿住把柄絕對不是陰謀論，帝國主義國家根本就不需要運用什麼間諜手段，因為高幹子女向外國尋求入籍的意義就與戰國時代統治者主動將兒子送到別國當人質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在「權力尋租」的過程中，對貪污腐敗的手段了解得最清楚的其實是朋比為奸的外資企業，只不過他們絕不會向公眾具體交代自己有份參與的勾當，但內情必然會通過非正式渠道反映本國的統治集團那裡去。

　　如是者，美國其實很容易製造政治危機逼迫官僚買辦集團不斷出賣國家利益，中國近四十年的發展當中，自然資源首先被廉價出售，國庫的收入繼而被各種貪污、虧空、走私等行為盜竊，或通過不必要的中外合資而流失，「先富起來」的一群人的資產轉移和揮霍又反過來支撐着帝國主義國家的消費能力，保住中國工人的就業形勢，這就是「金融海嘯」後內地官方借經濟學家之口提出「救美國等如救中國」的邏輯。

「半殖民地」國家不等於發展停滯不前
　　不過這並不意味中國的生產力將就此停滯，因為外資對原材料的需求將刺激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的資本積累，而且中國亦可以在引進和仿造的基礎上加以研發，只不過帝國主義國家絕不會讓中國引進尖端和核心的技術，讓中國「爬行」在後，而且中國品牌走向國際及投資海外亦需要以國內商品和金融市場更大程度對外開放為代價。中國如今成為空有生產設備，而原材料、能源以至食物都依賴進口(是等價交換而不是掠奪得來的進口!)的國家，戰略上十分被動。

　　歸根究底，中美之間只是領先者與仿造者之間的競爭關係，沒有中國政府擔當外資殘酷剝削中國工人的代理人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拿得出廉價的「中國製造」與美國頂尖產品競爭，這種特殊的現象是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造成的，是馬列主義所沒有分析過的。然而再明確不過的是，如非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歐美早就要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中帝論」不單是穿鑿附會，客觀上也幫助了西方顛倒誰壓迫了誰，誰佔了誰便宜的是非黑白。

　　目前情況顯示，中國官僚當局根本沒有表現出與美國進行軍事較量的決心，追究外國艦機非法闖入中國領海領空的責任不是簡單直接得多嗎？試問他們求戰心切的話又何必煞有介事地設立什麼防空識別區讓人恥笑呢？可見開戰與否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美國手上。且不說軍事上沒有俄國說幹就幹的霸氣，中國既然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何曾像歐盟對待希臘那樣要求美國緊縮開支，以至變賣資產抵債呢？

　　至於「一帶一路」只圖僥倖地「暗渡陳倉」，通過廉價的商品輸出佔據美國故有的市場並盡量維持國內就業形勢，使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從而化被動為主動。可是美國對此亦有所洞悉，除了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及宣佈其為匯率操縱國之外，新任總統特朗普甚至乾脆利用國內右翼民粹祭起保護主義大旗。

美國民間冒起的帝國主義情緒與中國民間的麻木
　　美國的政策演變絕非偶然，因為科技排斥勞動力與階級向兩極分化始終是資本主義的基本趨勢，社會對廉價產品與服務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壟斷企業唯有扼制中國的發展才可能避免調低價格遷就市場，加上中國政府為欺騙人民吹噓「大國崛起」，各種情況便利了美國將矛頭指向中國以掩飾國內的階級壓迫；與此同時，美國勞動階層無法理解社會消費萎縮與壟斷資本利潤率下降的必然關係，直覺上感到中國的廉價競爭與外來移民破壞了他們高工資高福利的天堂，於是產生歇斯底里的病態情緒，這種階級調和的現象才是列寧深入分析的帝國主義！

　　而另一邊廂的中國政府正好反其道而行，「改革開放」至今一直都是開放市場，工業對勞動力的胃口飽和了就開放服務業，繼而以信貸膨脹刺激房地產泡沫經濟，表面上還能夠營造出一派和平興盛的景象。金融產品、保險、商品推銷等跑業務的工作提供極低的基本工資讓從業人員不致「餓死」，而資訊科技的發達也緩和了經濟危機向政治危機演變的速度，「網購」的消費模式能夠將消費者與生產者直接連繫起來，犧牲中間批發商和實體商店以降低無產階級的生活成本，同時造就了快遞業的高速膨脹與開「網店」的熱潮，放任屬走私性質的海外代購和「水貨」活動也養活了一批本來應該失業的人口，而手機遊戲和網聊就成為了無產者最廉價的消閒娛樂。

　　至於「反腐倡廉」也不宜解讀為統治集團勵精圖治，事實上反貪、救災、平叛自古以來都是地方諸侯發大財的最好機會，正正因為中國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了末路，官僚集團已不能不互相傾軋，截斷敵對集團的財路以苟延殘喘順便中飽私囊，抄出十億大概只會有一兩億上繳國庫，所以打倒一個個所謂「巨貪」後公報的贓款都只有一星半點，無怪乎連賴昌星也要跳出來質問自己財產的下落。如果群眾對官僚集團領導國家的能力有信心的話，最近的「趙國」奸臣名單就不至於引起那麼大的共鳴了。

「國家主義」有別於「民族主義」
　　如果說中國存在「民族主義」狂熱的話，那不能否認確有那麼一批熱衷大放厥詞的小資產者以及向來就左搖右擺的「前朝毛派」。不過嚴格而言，那種不懂經濟原理而迷信國家凌駕於階級之上的觀念應該叫作「國家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很廉價，歷史亦比「民族主義」更悠久，用不着以任何額外的利益去收買，與尋求整個民族共同進步的「民族主義」完全是兩碼子的事。因為生活過得尚算逍遙的國企老工人抱着「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態，對於「名哲保身」自有深刻的體會，於是有意無意地幫助當權者粉飾太平。

　　反觀現實當中「國家主義」者相對於不知道大難即將臨頭而繼續鑽營的，「啃老」的，「娛樂至上、快樂至死」的，以及只敢嘻笑怒罵、「笑中有淚」的「屁民」等每一種來說恐怕都屬少數。比較發達的港、台地區的「本土派」甚至發生「排內」情緒，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份，雖然他們明知內地民怨沸騰，勞動群眾處境悲慘，卻有感中國的資本主義就是「壞」的、野蠻的，西方的資本主義就是「好」的、文明的。尤其是香港，人們感受到內地富人到處揮霍，窮人又千方百計湧入享受福利，於是覺得西方的剝削者比內地勞苦大眾更加可親，希望得到西方社會道義上的援助，試問這種光怪陸離的社會是那門子的帝國主義呢？

　　無論如何，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至當今這種地步已不大可能再從中間階層當中擠出點什麼去讓無產階級糊口，如果官僚集團想避免戰爭，唯一辦法就是讓國有銀行破產然後引進外資注資，到時中國半殖民地社會的實質就會徹底暴露。當「托派」和「本土派」開始拋棄「中帝論」的時候(部份「本土派」右翼甚至有看透官僚買辦集團對外色厲內荏才強化了找西方作靠山的企圖)，有的「毛派」卻忘記毛澤東的遺教去做右翼民粹和西方社會黨的尾巴，竟然不顧港、台地區萌生的「本土意識」完全是港、台資本對內地「輸出」，以至最近幾年反過來「輸入」內地消費力而獲得「超額利潤」而不是相反的結果真是咄咄怪事。

中國到底屬於帝國主義國家還是半殖民的實踐意義
　　其實中國目前的狀態有如1905年以前的俄國，國家非常專制，人民十分麻木，不過漢族既沒有壓迫其他少數民族，政權也沒有參與任何掠奪或瓜分勢力範圍的強盜戰爭。況且，在馬列主義的語境當中，「帝國主義」並不等於尋求戰爭的意圖，如果沒搞清楚這一點就無異於庸俗的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的水平。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決不會愚蠢到如「國家主義者」的願，主動去挑起暴露自己外強中乾且削弱鎮壓力量的國際戰爭，統治集團這種凌駕於兩個階級之上的軍閥專政充其量只能叫做「波拿巴主義」。

　　雖然在經濟危機日益接近要爆發的臨界點之時，中國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到那個時候美國可能並不會直接干涉，而會在南海動手迫使中國離開陸基作戰，但是就算發展到這一步仍然是民族戰爭！如果我們並不是爭取軍隊的下層認清統治集團的賣國本性而反正，卻教條地照搬「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公式恐怕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況且假設中國真的是帝國主義國家，左派也不能將解除軍事圍剿的希望完全寄託到無法預期的國際革命之上。

　　「中帝論」者也自知理據有欠充分，所以一般避談「超額利潤」。有的會在帝國主義前面加上「走向」這個動詞，然而這樣模凌兩可地運用定義決不是辯證法和歷史科學，如果不是有意為預言的不靈驗而留後門的話那就是理論上的不穩。他們根本搞不清楚自己應擔當什麼角色，根本沒有搞清楚國外發生反對中資企業的群眾運動並沒有什麼藉得高興或喧染之處。因為這些運動都是反對「不負責任」的中資而不是資本主義，中資企業的外籍工人也沒有爭取結合中國工人進行抗爭，這是因為當前國際共運仍未走出低潮，自發的群眾運動根本沒有得到適當的領導，甚至不能排除有親西方勢力推波助瀾的可能。如果這些事態足以作為「中帝論」的依據，恐怕以往東南亞的排華浪潮也得考慮在內，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的時間要推得更早。

「中帝論」是書生之見
　　其實「中帝論」主要流行於對馬列主義一知半解的知識份子之間，尤其是留學生當中，用來說服國內工人群眾反對假共產黨政權根本就不管用。所謂「書生造反十年不成」，那些「政治單幹戶」要不是打算藉批判「修正主義毛派」來「顯示自己了不起」，要不就是寄望國外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能夠解救自己，然後被國內群眾奉為理論權威，高高在上、安安全全地指手劃腳。左派應當批判他們的論調而不是加以附和，當然，如果他們身體力行地走到「中國的殖民地」去領導當地群眾奪取本國政權，然後向「帝國主義」的中國「輸出革命」自當另作別論！

　　無論如何，國際主義並不是到了帝國主義時代才成為工人運動的必要元素，打從自由競爭的時代起，馬克思恩格斯就已經努力於團結各國工人階級的事業之上。可是當今已不存在類似「社會黨國際局」的機構，既談不上與其他國家的左派協調，也沒有與各國社會黨裡頭賣身投靠的領袖爭辯的必要，我們的國際主義任務恰恰是要反對全球的右翼民粹思潮，爭取全世界勞動人民支援中國從民主革命過渡至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防範西方社會黨式的「左派」在民主革命階段引狼入室。

　　總而言之，「中帝論」完全是天方夜譚，如果中國無法在軍事上克服美國的遏制，那就沒有條件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本人實在不願意在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上面與「中帝論」者繼續費時失事地糾纏下去，最後只希望他們願意運用一般理智去判斷一下，巴黎公社先烈當中的大部份是不是法國的愛國主義者？另外，當蘇俄組織紅軍進攻波蘭的時候甚至得到國內資產者的支持，他們認為波蘭的國土要求太過份了，有關情況應導出蘇俄重新執行了帝國主義政策，還是蘇俄應該對「鼓吹」愛國主義的資產者進行鎮壓的結論呢？聽候指教！

单单从论文这种体裁来说这篇文章是很好的论文，比那些用“中国二十七个行业都被外国资本家垄断着”这种判断来说明目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文章来说，这篇论文的论据显然更充分一些，论证也比那些以概述和判断为论据的论证更有力一些。但是，从其论证中国只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帝国主义这一观点出发，得出中国未来的革命是民主革命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文章得的结论“爭取全世界勞動人民支援中國從民主革命過渡至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得知，作者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民主革命的范畴，还应当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事实上，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也由民主革命过渡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既从1953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官僚们，又复辟了资本主义罢了。
既然目前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不管它是不是完全彻底的资本主义，那么列宁关于二十世纪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结论，得出的自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结论依然是正确，因此中国未来的革命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或者也可以说依然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本人觉得依然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巴黎公社，1908年，列宁在《公社的教训》一文中这样论述道，“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在一起，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早在1870年９月，马克思在国际的宣言中就告诫过法国无产阶级不要迷恋于虚伪的民族思想，因为自大革命以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已经变得尖锐了。如果说，从前同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斗争团结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么现在，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再把本阶级的利益同其他敌对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了。让资产阶级去对民族蒙受的屈辱承担责任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解放，使劳动挣脱资产阶级的桎梏。”（《列宁全集》第二版第16卷第435－436页）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无论资产阶级如何鼓吹爱国主义，是用引导的方式而不是用镇压手段。例如，当年中苏朝三国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产阶级在朝鲜进行的朝鲜战争时，中国很多小资产阶级们就是用“爱国主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来援助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支援朝鲜抗击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魏巍那篇编到中学教课书中和《谁是最可爱的人》既是借助赞扬志愿军的文章就是阐述“爱国主义”的。在这时候，爱国主义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既无论社会主义是否得到充分发展，那么首先社会主义政权依然还具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意义。只是这个“国家”实行的一切政治经济手段不再以往那样保护少数压迫者和剥削者，而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因此爱国主义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不是像俄国资产阶级在苏联红军进攻华沙时所希望的只是恢复沙皇时代曾经拥有的领土要求。如果单从爱国主义的形式而不是从其实质上去理解当时苏俄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那是错误的。

回复 2楼藏森淼的帖子

這篇文章是補記，那當然還有之前的正論，本人關於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論述，請參閱去年11月19日貼出的「中帝論」之我見。這裡文末兩個問題並不是鼓吹用不着批判愛國主義的意思，而是向那種一聽見人家談愛國就扣上反動帽子的中帝論者提出的。
第一個問題所引伸的是，一場純之又純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不能設想的，雖然法國工人要不是受到愛國主義的影響自然不會被資產階級的國防政府忽悠，但另一方面，作為左派就不能以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去咒罵巴黎公社起義是愚蠢行為的結果，說他活該被鎮壓下去。
第二個問題是要提醒中帝論者，愛國主義是群眾的自發傾向，所以反動派以及其他非無產階級份子都會對愛國主義注入不同的內涵，甚至輪子也會指天朝是賣國政權。如是者，當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同時也在談論愛國主義的時候根本不意味着發生了帝國主義的那種階級調和，也正如你所說的，對各種鼓吹愛國的意識形態作出分析和引導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