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战先锋 - 2012/8/14 19:58:00
按：听一听右派是如何看待特色社会滴 严家祺谈中国资本主义
《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專訪嚴家祺
中國究竟會走向何方，關鍵看執政黨。鄧小平年代，黨設計了發展目標，就是一心一意奔小康，但在小康的目標設計上，卻又是一個籠統的、僅僅是整體的目標，這不僅使得中國建設突出了經濟單一性，而且很快形成两極分化。雖然，執政的共產黨始終沒有放棄“社會主義＂，但很大程度上，這個“主義＂已經有名無實了。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祺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表示：“鄧小平南巡後，中國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另一方面，中國完全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過去30年中國GDP年增長率接近10%，這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自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進入了工業革命同時也是城市化的時代。嚴家祺表示，由于中国的工业革命与电脑和网路为标志的“信息革命”相结合，大大加快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但馬克思提出的資本主義早期的問題在中國更為嚴重。嚴家其指出，資本主義的早期弊端馬克思揭露了，今天西方金融資本主義的弊端暴露出來，“中國的權貴階層、包括想照搬西方資本市場一套的那些人，卻不想在政治上學西方的民主和法治。只想學西方有严重缺陷的金融資本主義，怎麼樣方便容易將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
因受累“六四＂，嚴家祺背景離鄉二十年，二年前，又從美國紐約搬到佛羅里達，在網路時代，嚴家祺在美國鄉下同樣可以瞭解到中國和全世界的情況，他稱最有興趣的是“從大尺度時空觀”觀察中國和全球的變化，他最近在香港發表了一篇《東風•旋風•西風•福利風》的文章，談人類6000年來政治風向的變化。“陳光誠事件、余杰出走和最近二年几十位藏人的自焚，使我痛心和悲傷。這些事情不斷發生，要不關心中國是做不到的。＂以下是專訪的主要內容。
http://upload.peacehall.com/blog/temp2/201208110500491.pdf
今天的共產黨和傳統認識的共產黨本質的不同是肯定的，問題是在哪些方面變了？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除了要牢牢地掌握國家政權相同外，在政治綱領、目標上發生了根本變化。毛澤東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理想，除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外，還要不斷革命，不斷地消滅資本主義萌芽來實現。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私合營、人民公社，是為了在中國建立一套全新的“公有經濟制度”。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六十年代的“四清”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毛澤東為了從政治上排除障礙所進行的“繼續革命”。文化革命是毛澤東一生中發動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繼續革命”，而最大的“走資派”就是劉少奇、鄧小平。
毛澤東到死的一天，都不相信鄧小平，1976年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集中力量針對的是鄧小平。到死的一天，毛澤東就是怕鄧小平復辟，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道路。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口頭上還談社會主義，實際上，只要看一看中國現在有3000名億萬富豪，平均每人有6.7億財產。不到百分之0.4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財富。看一看今日中國比歐美還要嚴重的兩極分化，就可以知道，今天的中國走的是資本主義道路。
這個執政黨是在什麼時候發生變化的？在哪些方面發生了變化？
中國共產黨的變化發生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只是想把某些資本主義因素引進中國，藉以加快中國的發展速度。胡耀邦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為右派翻案、為中國大量冤假錯案平反，一下子使中國老百姓人心順了過來，中國全國上下才可能齊心合力，開創了八十年代的新局面。在這中間，趙紫陽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作出了巨大貢獻。【但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時代，中國共產黨還有建設“新社會”的“理想”。】鄧小平看到文化革命中毛澤東專制獨裁，他也決心改革中國政治體制。鄧小平提出“少宣傳個人”、“廢止終身制”、“黨政分開”、“精簡機構”以及在1987年十三大通過“政治改革總體方案”，都是朝著“民主化”方向前進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共產黨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當時蘇聯已經解體，俄國和東歐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鄧小平知道，“六四”使共產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大大下降，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已經動搖，蘇聯東歐的變革會進一步嚴重影響中國，為了維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鄧小平決心從兩個方面改變中國，一就是順應蘇聯東歐“私有化”的潮流，在中國完完全全走資本主義道路，二是，不再提政治改革，進一步強化共產黨的統治。
今天的中國，還有可能保持社會主義的本質嗎？
“社會主義”有多種含義和多種用法。“社會主義”的本意是“重視社會問題”的“主義”。專制獨裁是國家政治制度問題，不是“社會問題”。“貧富對立”、“兩極分化”是“社會問題”。人們發現，消除了專制獨裁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貧困現象仍然普遍存在。許多“社會主義者”，他們重視的是解決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到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明確地把“社會主義”看作實現“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上世紀五十年代建立“人民公社”，毛澤東一度真的認為，農村公有化程度提高了，共產主義就會很快來到。毛澤東“人民公社”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東西，當國家政權用暴力把一種“理想”強加于整個社會上時，不論這個理想多麼美好，這個國家就會發生災難。
今天中國，兩極分化和種種社會問題十分嚴重，應當說，中國已經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但也不是港臺或今日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歷史上的早期資本主義，是專制主義和原始資本主義相結合的資本主義。
理論上，政黨是階級的代表，今天的共產黨與他創黨時期的理念背道而馳，究竟是代表了什麼？
政黨是階級的代表，是馬克思、列寧的說法，是“階級鬥爭”學說的組成部分。看一看，今天許多國家的“綠黨”，它不代表什麼階級。在民主國家，政黨是具有相同、相近政治傾向的人組成的、為爭取國家政治權力的組織。今日中國共產黨，已不代表工人、農民利益，而代表在二十年來在中國獲得巨額財富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利益集團”的大多數人，想維持嚴重的兩極分化的現狀，“維穩”就成了今日共產黨的“最高綱領”。
黨的性質為什麼會發生變化，變化以後的結果又會是什麼？
從一千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來看，共產主義的興起是第二千紀末期人類史的插曲，這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威脅的一些“欠發達國家”為抵抗殖民化而作出的一種“自我保護反應”，面對殖民掠奪和自由貿易的進攻，計劃經濟和一党專政就成了一道閉關自守、自我窒息的圍牆。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一個相同的目標，就是要使中國擺脫分裂割據和“半殖民地”的狀況，取得國家統一和獨立自主。
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就可以在中國實現這一目標。十月革命後世界共產主義潮流的興起，在國民黨政權貪污腐敗和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加上日本戰敗後蘇聯對中國影響的進一步增長，使共產黨取得了大陸政權，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實現了統一和對外的獨立自主。在1949年後，如果毛澤東走他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道路，實行臺灣式的土地改革、不搞什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化”、不搞那麼多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那麼，中國就會提早三十年走上“對外開放”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
中國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快速資本主義化，是做了中國國民黨在三十年代開始做、而被日本入侵打斷的事，因為做得太急，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弊病以空前嚴重、空前規模爆發了。如果今天有一個毛澤東式的共產黨，不需要三年，今天比“國民黨還要國民黨”的共產黨就會被推翻。問題是，由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衰落，由於資訊時代社會的變遷，毛澤東式的革命再也不可能在中國興起，薄熙來“唱紅打黑”是形式主義的“毛澤東革命”，是“不可持續的”，也就煙消雲散了。
黨的性質變了，但獨裁沒變，能否長久維持這種專制體制？
辛亥革命後雖然出現了割據局面，但辛亥革命使自由民主觀念在中國廣泛傳播，中國要退到大清王朝那樣的時代，是很難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記述了毛澤東如何在共產黨內取得專制權力的過程。由於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把共產黨轉變為一個以專制方式組織起來的黨，當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後，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治實際上就重新回到有二千年傳統的專制王朝時代去了。中國共產黨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放棄了“共產主義”的目標，這是順應歷史大趨勢，但共產黨的專制體制，從毛澤東延安時代以來始終沒有發生變化。
專制政治和自由經濟可以共存一段時期，這在歐洲歷史上發生過。法國路易•波拿巴時期，政治上是專制主義的，但經濟、社會生活高度自由化。普法戰爭打斷了這種“專制政治”和“自由經濟”的“聯姻”。中國今天的這種“聯姻”也不會長久，一是“自由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與專制政治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二是全世界民主自由大環境的壓力，中國一旦遇到嚴重的金融風暴或在一次國際衝突中失敗，大變革就會引發。
每個政黨執政都希望長久執政，維持長久執政的可能性是什麼？
從一千年這樣的時間尺度來看，中國的崛起，要經過四個階段，一是國家獨立自主，二是改革開放，三是建立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四是建立民主政治。中國崛起是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共產黨如果能進行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治，象日本自民黨那樣曾經長期執政，是可能的。但一個國家如果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厲行法治，人權得到充分保障，有一套健全的文官制度，利用權力也掠奪不到財富。從事任何職業都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到那時，當文官沒有任期、當政務官隨總統或總理下臺，沒有“顛覆政權”一說，“穩定”無須維持，整個中國社會環境安定了，到那時，任何黨企圖長期執政，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政黨輪替就像冬夏輪替一樣自然。
依您的研究，共產黨未來的路在哪裡？
共產黨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學習他的難兄難弟——國民黨，主動地、堅決地實現專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大轉型”。臺灣的“大轉型”是蔣經國在1988年開始的，中間有過曲折，馬英九是蔣經國“大轉型”的繼承人，馬英九在臺灣的勝利，使臺灣的“大轉型”可以更順利的進行下去，有助於臺灣的“廉潔政治”長期維持。
(《亚洲周刊》记者纪硕鸣专访，严家祺谈中国资本主义 全文完博
长江边 - 2012/8/14 20:47:00
严家琪在“6.4”期间是举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招牌非常活跃的角儿。
当时他反对邓矮子官僚阶级（也就是今天的官僚资产阶级）这确实是事实。但必须清楚，他以及他们那帮知识分子当时又是一群疯狂否定马列主义在中国全部社会实践的历史地位和疯狂颠覆毛泽东思想及其全部社会实践道路的疯狗。
今天他这个帖子中对于毛泽东部分的看法倒是比较“中肯”的，在“6.4”期间你是很看得到他今天这样认识毛泽东的，难道他今天的政治出发点有什么变化？我是不敢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