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麻藤 - 2012/7/23 23:24:00
国民党战犯抚顺改造记
战犯的思想疑虑
50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劳改局工作。1956年12月初的一天，省公安厅姜副厅长（兼劳改局局长）把管教科的王振芳、生产科的王其壮和我三人找去，宣布由南京市监狱焦监狱长带队，组成“四人小组”，负责押解原国民党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等95名国民党战犯到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并带家属留在那里工作。临走前，姜副厅长对南京监狱在押国民党战犯作了动员报告。并发给他们新被子、新棉衣、新衬衣。
1956年12月5日下午3时，我们由南京下关火车站出发。路上，犯人表现出不安情绪，有的总上厕所，有的说头晕，有的吵吵嚷嚷，有的长吁短叹，有的小声嘀咕。原国民党第64军156师上校副师长陈庆斌，在火车上偷偷流泪。他说：“这回可完了，是要到北大荒喂狼了。”他还说：“我当副师长时不想家，如今我作了战犯可真尝到了想家的滋味了。”原国民党龙口市筹备委员会主任王经武说：“国共两党积怨甚多，北上是凶多吉少啊！”原国民党少将副师长贺智诗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军军官，我遗憾的是没能为党国捐躯，今日甘愿进牢房蹲死成仁。”
到抚顺后，不少人被大门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监狱”两块牌子吓得魂不附体，认为要在这里终身监禁或者被杀头。原国民党少校情报队队长肖桂国说：“我是少校，是个芝麻大的官，如今小鱼穿大串，在这里蹲一辈子监狱，叫我怎么不心酸落泪！”原国民党少将师长于一凡认为自己是被俘的，不是战犯，如今也进了战犯监狱，实在想不通。原国民党中将军长黄淑认为公布战犯名单时没有他，这次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怀疑政策变了。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说：“看来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活着进来，死着出去，只好为党国捐躯了。”
这些言论和表现使我们感到改造国民党战犯确实是一项十分艰苦而繁重的任务。
改造政策初显威力
为使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战犯真正低头认罪，脱胎换骨，彻底改变反动的世界观，抚顺战犯管理所做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管理所向全体战犯宣布了党的“三保障”政策。即：一是保障他们的人格，二是保障他们的生活，三是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管理所制定了严格的生活纪律和学习制度，要求我们工作人员对战犯不打、不骂、不侮辱。允许战犯言论自由，可以随便交谈，与亲人通信，不限制其内容。
战犯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平均每天一元，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了（我们管教人员每人每月才只有18元伙食费）。粮食全都是细粮。战犯早饭经常是稀饭和精粉面包，中午是大米饭，晚上通常是馒头，尽量做到一天三顿饭不重样。每天还能吃到鱼和肉，星期天还要改善生活。每星期还要吃一两顿面条、包子或烙饼。逢年过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鸡蛋、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过元旦和春节时还发糖果、花生和水果等。冬天发棉衣，夏天发衬衣和汗衫。帽子和鞋实行以旧换新，破了就换。毛巾、牙刷每半年发一次，肥皂、牙粉、手纸每月发一次。会吸烟的，每月发给纸烟一条。专为战犯设立医务室，有小型x光透视机、心电图机等，一般病号可在医务室诊治。急病时大夫到监号治疗。在市立医院专门租用几间病房和病床，可以供重病号长期住院治疗。每年还请沈阳医学院（现中国医科大学）的教授、专家给战犯体检和会诊。
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战犯每周洗一次澡，每20多天理一次发。还建了大俱乐部和露天小舞台，每周放一两次电影。战犯们经常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并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每天早晚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战犯的学习以自我学习为主。战犯们到所不久，就民主选举产生了学习委员会，配合管教人员组织战犯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原国民党中统局鄂汉区情报组副组长舒靖南和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被选为三所学委会主任，原国民党六十四军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姚轻耘和原国民党少将军参谋长被选为四所学委会主任。学委会下分学习、生产、文娱3个组。发给战犯的学习资料有《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还有《政治经济学》等。定期组织他们学习报刊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还经常组织小型学习辅导会，向战犯作形势政策报告。
通过这些学习，战犯们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957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思想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着手建立战犯劳动基地。先是买了20多台木制草袋编织机，组织战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以后又买了车床、铣床、刨床，聘请了技师，成立了电机厂，让师傅们手把手教战犯们学技术。战犯们居然能亲手生产出电动机。再后来建立了饲养场，养鸡、养猪、养羊、养兔。还在将军北沟建了一个小型农场，有旱田、水田、菜田和果园。
劳动和教育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原国民党第五少校情报队长肖桂国在管理所学车工，特赦后分配在湘潭某机械厂当了五级车工。战犯喻梦希在所里学瓦工，会砌一种通风节煤灶，特赦后分配在湖南平江县非金属矿工作，他砌的节煤灶在岳阳专区推广，受到人们在称赞。
接触社会受教育
为了加速战犯的改造，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社会变化，于1957年先后组织战犯参观了抚顺、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鞍山5个城市。3月7日，到抚顺县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了畜牧饲养场、蔬菜暖窖和新式农机具，并访问了社员家庭。看到社员们家家不愁吃、不愁穿，战犯们都很惊讶。在座谈时，原国民党中央军训练团少将团员孙焕彩边哭边说：“我就是被国民党派到东北军搞反共反人民的罪人。今天我承认自己不仅是个战俘，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战犯。”原国民党上校副师长杜聚政说：“1946年内战爆发时，是我带领国民党这个师先开的第一枪，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我是战争罪犯。”
1957年6、7月间，在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时，战犯们听到该厂从设计到投产只用了几年时间，每9分钟就能出一台解放牌四吨载重大卡车，每道工序都是流水线作业，有些工序自动化程度很高，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十分自豪。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兼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座谈时说：“过去国民党政府不搞经济建设，长春这么大个城市，那时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如今长春建起了第一汽车制造厂，成批生产出了解放牌汽车。国民党办不到的事情，共产党办到了，这说明共产党有能力建设好新中国。”
在哈尔滨观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遗址、东北烈士纪念馆，瞻仰了赵一曼烈士遗像，还参观了工农业生产建设成果。原国民党第八军少将军长周开成痛哭流涕说:“战犯管理所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永生永世不能忘。”原国民党第一六八军上校政工处长张铁石表示，一定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同年还在抚顺先后参观了西露天矿、石油一厂、工人养老院、抚顺县海浪人民公社，在沈阳参观了机床一厂、辽宁工业展览馆、长青人民公社，在鞍山参观了鞍钢等。在参观鞍钢时，鞍钢负责人介绍，日本人将鞍钢移交国民党政府时曾轻蔑地说：“给你们中国去种高粱吧!”国民党政府接收后，机器被盗卖，厂房被拆毁，蒿草丛生，一片荒凉。解放后短短7年时间，鞍钢不仅全部恢复了生产，而且新建了无缝钢管厂、薄板厂、大型洗矿场等，产量越过历史最高水平。战犯们看到和听到这些，很受感动。
1965年，战犯管理所又组织战犯到北京参观，观看了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观看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参观了首都钢铁公司、清河毛纺厂、国棉三厂、四季青人民公社、清华大学等，还游览了北京动物园、颐和园。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上校参谋赵金鹏是一个比较顽固的战犯，通过学习和参观，他开始悔过认罪。他在发言时流下热泪，边哭边说:“在第三绥靖区,我抢过粮，拆过民房，参与过搞‘无人区’，真是恶贯满盈。像我这样的侩子手,共产党还要挽救我，我再不改恶从善，那还有良心吗?”之后，他向管教人员连续写了坦白、检举、揭发材料。
开展坦白交罪活动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改造战犯政策，我们多次开展坦白、检举和补交罪行活动。比较大的交罪活动一共搞了3次。1958年搞了第一次，1964年配合“四清运动”搞了第二次，1972年又开展了第三次补交余罪和检举罪行活动。交罪活动采取“自觉坦白为主，别人帮助为辅”的方式。
1958年5月27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俱乐部召开了国民党战犯“悔过认罪动员大会”。孙明斋所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动员大会之后，战犯们开展了讨论，有的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余罪，有的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据统计，在这200多名国民党战犯中，仅战场上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就达17万多人。战犯们交待了花园口黄河决堤、确山惨案、深县惨案、博山惨案、鄂东惨案、长春困守时的罪行。为了消除战犯们的思想顾虑，做到主动交待余罪，在每个小组里，都找一个表现较好的战犯做悔过认罪典型发言。例如，原国民党第二兵团第70军少将军长邓军林交待他在沂蒙山区曾下令活埋一位革命母亲，并把她两岁多的儿子也一同埋掉的罪行。又如，原长春警备司令部上校督察长关梦令在长春解放前夕，把从长春大学抓来的50多名学生押到南岭活埋，其中许多学生都是半夜里从睡梦中被抓捕的。长春解放时，关梦令化装潜逃，后被抓获。他在坦白罪行时，悔恨得抱头痛哭。原国民党第八军少将军长周开成主动坦白交待罪行，使得一同在押的他的旧部上校团长陈纯武感到无地自容。于是，陈纯武在会上也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典型发言之后，不少战犯纷纷交待了自己犯下的严重罪行。如原国民党第107军261师少将师长孙玉田交待了自己帮助地主、恶霸、还乡团欺压百姓的罪行。原国民党浙江省第二专员公署专员葛天交待了在第五次围剿中迫害苏区军民、杀害红军家属和民工的罪行。与此同时，还组织了相互揭发、相互帮助活动。为了配合交待罪行活动，抚顺战犯管理所先后办理了多种展览，如国内形势展览、国际形势展览、学习毛主席著作成果展览等。1962年举办的一次图片展览，对战犯教育颇深。
那次展览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南京雨花台、重庆渣滓洞等惨案，第二部份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第三部份是战犯尚未交待或交待不清的罪行，并公布人民群众的控诉材料，教育战犯进一步交待罪行。这其中有揭发、控诉在押战犯张劲竹的材料。张劲竹原是国民党第21兵团145师433团上校团长，1949年在江苏被俘。在这次图片展览中，江苏如皋县李堡镇的烈士家属集体揭发、控诉：这个镇有一位老大娘，儿子曾是人民解放军地方武装的联络员，被张劲竹团的便衣逮捕，枪杀后还不许亲属收尸。老大娘的两个侄子曾给人民解放军做过事，也被这个团给抢杀了。老人悲痛欲绝，无依无靠，当地人民要求为她申冤，同声要求镇压张劲竹。张劲竹也感到自己罪行严重，惶恐万状。但在他认真补交罪行后，人民政府并没有把他交给人民公审，最后也得到了宽大释放处理。
利用探访促进改造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家属探访持支持态度，把他们当成亲人接待，允许他们同战犯见面，有些战犯家属还应被邀给战犯们作报告。1957年春天，原国民党上校政工处长胡光涛的女儿胡婉君（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处翻译）来所探访，她给爸爸讲了中国共产党对战犯家属不但不株连，还送她上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她在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里做翻译工作。还给爸爸讲了她所看到的新中国变化，希望爸爸相信政府的改造政策，改观换魂，洗心革面，放弃反动立场。之后，胡婉君多次利用书信等形式向父亲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这些信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充满了对战犯们重新做人的无限期盼。
我们把胡婉君的信贴在墙报上，让事儿们观看，在战犯中产生很大反响。还将信中内容编成湖南花鼓戏、四川地方戏，在俱乐部里演出，对战犯们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1964年11月，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部员郭树人的女儿郭东陵，接受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邀请，到站犯管理所为战犯们作了“三亲”报告，介绍了她的弟弟、妹妹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教育、关怀下，幸福成长的情况。她还讲了她所见到的新中国建设成就，给战犯留下了深刻印象。1974年夏秋之际，战犯吴行中的老伴也给战犯们作了一场报告。吴行中原是国民党少将级军官，曾在北平军调部长春分部工作。他的老伴是贵阳的一个医务工作者。抚顺战犯管理所安排她在所里住了3天，让吴行中与老伴有充分的时间交谈、交流。还召开大会，请她向战犯介绍了吴行中被关押后人民政府不岐视，家庭生活很幸福的情况。吴行中老伴所作的报告，对战犯触动很大。
战犯特赦经过
1959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提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类罪犯实行特赦。9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广播刚刚结束，便响起欢呼声、口号声和鼓掌声，不少人激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些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里、操场上，常常会听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上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声。
1959年12月4日上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大厅，召开了首批特赦在押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大会。上午10时，特赦大会开始，孙明斋所长首先讲话，然后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第一个特赦人员是爱新觉罗?溥仪。他走到主席台前，还没等接过特赦通知书，就激动地哭了起来。这批被宣布特赦的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共11人，他们个个激动地泪流满面。当天上午，特赦释放人员每人领到一套崭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中午管教所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12月8日下午一时,他们告别了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还接见了获特赦的溥仪和杜聿明等国民党11名高级将领。他们在释放后，都得到妥善安置。
1960年5月1日，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到特赦释放的国民党人员第一封感谢信，来信人是唐曦。他在信中说：“党恩浩荡，永志不忘。现在我被安置在辽宁营口，并与原女共青团员成了半侣，生活很幸福。我从一个国民党战犯，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今生今世我保证做一个好公民，报答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改造之恩。”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邀请特赦人员李寓春、康健东、田文奎、陈康黎、张啸虎等人回到所里给战犯做报告。康健东原是国民党军统局热察站少将副站长，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人员，被分配在铁岭县郊区当社员；田文奎原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新闻处处长，1966年特赦后被分配在铁岭铸造厂当翻砂工人。这些特赦人员在工作岗位和社会上表现很好。管理所把他们树为战犯学习的标兵。他们的报告，消除了战犯们担心回到社会后受歧视的疑虑。
1975年3月19日，特赦了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战犯。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当听见念到自己名字时，黄维、蔡省三和尚传道等人都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他们先后代表特赦人员在大会上发表感想。黄维一再忏悔过去“妄图开历史倒车的最恶行径”，一再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誓把后半生献给人民，献给祖国统一事业”。尚传道充满感情地说；“我的新生命，是党和人民赐给的，我誓献余生报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天上午，每个特赦人员都理了发，洗了澡，高高兴兴地整理衣物和行装。管理所还为他们举行了联欢会和告别宴会，庆祝他们获得新生，重归社会。他们到京后，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叶剑英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勉励他们继续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再三叮嘱他们要珍惜晚年。接见后，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不少人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批国民党特赦人员，凡愿留在大陆的，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获得特赦之后，我们开展了回访活动，协助当地人民政府为特赦人员排忧解难。例如周震东回到江苏宿迁县老家后，生活遇到了困难，走访人员发现后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还3次赴青岛市，劝说已与姚轻耘离婚的其前妻，终于使他们破镜重圆。被安置在北京市政协的尚传道、南京市政协的王仲模、沈阳市政协的高青山、青岛市政协的姚轻耘等人都积极参政议政，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在得知自己被安置在全国政协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时，激动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能有今天。”他从内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沈蕴存的新生。”他在工作中很热情、很积极，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受到人民政府的肯定，在台湾军政界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黄维获特赦后，被安置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军政人员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消除他们的成见和疑虑。他说：“我的老朋友，有的给我捎口信说，思乡之情日益强烈，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抗战胜利40周年时，他向台胞作了广播讲话。他说：“我曾到老家江西看了看，电视台拍了《黄维故乡行》电视片，让台湾人民和我的老部下看看，好知道我黄维不仅没有死，而且生活得挺好。这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实际的教材。”黄维曾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劲头，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奔波忙碌。
蔡省三获特赦后，去了香港，和妻子办了个“大陆国情研究所”，为缓解台海两岸紧张关系与推动内地改革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操心尽力。
周养浩获特赦后，转道去了美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以他经常到新、马两国宣传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他说：“我不管走到哪里，毛主席、共产党的再生之恩，我都永世不忘！”
（本文作者离休前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
本文来源：抚顺新闻网
战犯的思想疑虑
50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劳改局工作。1956年12月初的一天，省公安厅姜副厅长（兼劳改局局长）把管教科的王振芳、生产科的王其壮和我三人找去，宣布由南京市监狱焦监狱长带队，组成“四人小组”，负责押解原国民党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等95名国民党战犯到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并带家属留在那里工作。临走前，姜副厅长对南京监狱在押国民党战犯作了动员报告。并发给他们新被子、新棉衣、新衬衣。
1956年12月5日下午3时，我们由南京下关火车站出发。路上，犯人表现出不安情绪，有的总上厕所，有的说头晕，有的吵吵嚷嚷，有的长吁短叹，有的小声嘀咕。原国民党第64军156师上校副师长陈庆斌，在火车上偷偷流泪。他说：“这回可完了，是要到北大荒喂狼了。”他还说：“我当副师长时不想家，如今我作了战犯可真尝到了想家的滋味了。”原国民党龙口市筹备委员会主任王经武说：“国共两党积怨甚多，北上是凶多吉少啊！”原国民党少将副师长贺智诗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央军军官，我遗憾的是没能为党国捐躯，今日甘愿进牢房蹲死成仁。”
到抚顺后，不少人被大门上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抚顺战犯监狱”两块牌子吓得魂不附体，认为要在这里终身监禁或者被杀头。原国民党少校情报队队长肖桂国说：“我是少校，是个芝麻大的官，如今小鱼穿大串，在这里蹲一辈子监狱，叫我怎么不心酸落泪！”原国民党少将师长于一凡认为自己是被俘的，不是战犯，如今也进了战犯监狱，实在想不通。原国民党中将军长黄淑认为公布战犯名单时没有他，这次集中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怀疑政策变了。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段克文说：“看来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活着进来，死着出去，只好为党国捐躯了。”
这些言论和表现使我们感到改造国民党战犯确实是一项十分艰苦而繁重的任务。
改造政策初显威力
为使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战犯真正低头认罪，脱胎换骨，彻底改变反动的世界观，抚顺战犯管理所做了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管理所向全体战犯宣布了党的“三保障”政策。即：一是保障他们的人格，二是保障他们的生活，三是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管理所制定了严格的生活纪律和学习制度，要求我们工作人员对战犯不打、不骂、不侮辱。允许战犯言论自由，可以随便交谈，与亲人通信，不限制其内容。
战犯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平均每天一元，这在当时也是很高的了（我们管教人员每人每月才只有18元伙食费）。粮食全都是细粮。战犯早饭经常是稀饭和精粉面包，中午是大米饭，晚上通常是馒头，尽量做到一天三顿饭不重样。每天还能吃到鱼和肉，星期天还要改善生活。每星期还要吃一两顿面条、包子或烙饼。逢年过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鸡蛋、粽子，中秋节吃月饼，过元旦和春节时还发糖果、花生和水果等。冬天发棉衣，夏天发衬衣和汗衫。帽子和鞋实行以旧换新，破了就换。毛巾、牙刷每半年发一次，肥皂、牙粉、手纸每月发一次。会吸烟的，每月发给纸烟一条。专为战犯设立医务室，有小型x光透视机、心电图机等，一般病号可在医务室诊治。急病时大夫到监号治疗。在市立医院专门租用几间病房和病床，可以供重病号长期住院治疗。每年还请沈阳医学院（现中国医科大学）的教授、专家给战犯体检和会诊。
管理所还设有浴室、理发室，战犯每周洗一次澡，每20多天理一次发。还建了大俱乐部和露天小舞台，每周放一两次电影。战犯们经常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并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每天早晚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
战犯的学习以自我学习为主。战犯们到所不久，就民主选举产生了学习委员会，配合管教人员组织战犯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原国民党中统局鄂汉区情报组副组长舒靖南和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蔡省三被选为三所学委会主任，原国民党六十四军一五九师少将副师长姚轻耘和原国民党少将军参谋长被选为四所学委会主任。学委会下分学习、生产、文娱3个组。发给战犯的学习资料有《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还有《政治经济学》等。定期组织他们学习报刊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还经常组织小型学习辅导会，向战犯作形势政策报告。
通过这些学习，战犯们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1957年，我们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思想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着手建立战犯劳动基地。先是买了20多台木制草袋编织机，组织战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以后又买了车床、铣床、刨床，聘请了技师，成立了电机厂，让师傅们手把手教战犯们学技术。战犯们居然能亲手生产出电动机。再后来建立了饲养场，养鸡、养猪、养羊、养兔。还在将军北沟建了一个小型农场，有旱田、水田、菜田和果园。
劳动和教育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原国民党第五少校情报队长肖桂国在管理所学车工，特赦后分配在湘潭某机械厂当了五级车工。战犯喻梦希在所里学瓦工，会砌一种通风节煤灶，特赦后分配在湖南平江县非金属矿工作，他砌的节煤灶在岳阳专区推广，受到人们在称赞。
接触社会受教育
为了加速战犯的改造，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社会变化，于1957年先后组织战犯参观了抚顺、沈阳、长春、哈尔滨和鞍山5个城市。3月7日，到抚顺县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了畜牧饲养场、蔬菜暖窖和新式农机具，并访问了社员家庭。看到社员们家家不愁吃、不愁穿，战犯们都很惊讶。在座谈时，原国民党中央军训练团少将团员孙焕彩边哭边说：“我就是被国民党派到东北军搞反共反人民的罪人。今天我承认自己不仅是个战俘，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战犯。”原国民党上校副师长杜聚政说：“1946年内战爆发时，是我带领国民党这个师先开的第一枪，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我是战争罪犯。”
1957年6、7月间，在参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时，战犯们听到该厂从设计到投产只用了几年时间，每9分钟就能出一台解放牌四吨载重大卡车，每道工序都是流水线作业，有些工序自动化程度很高，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十分自豪。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副厅长兼长春市市长尚传道，在座谈时说：“过去国民党政府不搞经济建设，长春这么大个城市，那时没有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如今长春建起了第一汽车制造厂，成批生产出了解放牌汽车。国民党办不到的事情，共产党办到了，这说明共产党有能力建设好新中国。”
在哈尔滨观看了当年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遗址、东北烈士纪念馆，瞻仰了赵一曼烈士遗像，还参观了工农业生产建设成果。原国民党第八军少将军长周开成痛哭流涕说:“战犯管理所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永生永世不能忘。”原国民党第一六八军上校政工处长张铁石表示，一定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同年还在抚顺先后参观了西露天矿、石油一厂、工人养老院、抚顺县海浪人民公社，在沈阳参观了机床一厂、辽宁工业展览馆、长青人民公社，在鞍山参观了鞍钢等。在参观鞍钢时，鞍钢负责人介绍，日本人将鞍钢移交国民党政府时曾轻蔑地说：“给你们中国去种高粱吧!”国民党政府接收后，机器被盗卖，厂房被拆毁，蒿草丛生，一片荒凉。解放后短短7年时间，鞍钢不仅全部恢复了生产，而且新建了无缝钢管厂、薄板厂、大型洗矿场等，产量越过历史最高水平。战犯们看到和听到这些，很受感动。
1965年，战犯管理所又组织战犯到北京参观，观看了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观看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参观了首都钢铁公司、清河毛纺厂、国棉三厂、四季青人民公社、清华大学等，还游览了北京动物园、颐和园。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上校参谋赵金鹏是一个比较顽固的战犯，通过学习和参观，他开始悔过认罪。他在发言时流下热泪，边哭边说:“在第三绥靖区,我抢过粮，拆过民房，参与过搞‘无人区’，真是恶贯满盈。像我这样的侩子手,共产党还要挽救我，我再不改恶从善，那还有良心吗?”之后，他向管教人员连续写了坦白、检举、揭发材料。
开展坦白交罪活动
为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改造战犯政策，我们多次开展坦白、检举和补交罪行活动。比较大的交罪活动一共搞了3次。1958年搞了第一次，1964年配合“四清运动”搞了第二次，1972年又开展了第三次补交余罪和检举罪行活动。交罪活动采取“自觉坦白为主，别人帮助为辅”的方式。
1958年5月27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大俱乐部召开了国民党战犯“悔过认罪动员大会”。孙明斋所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动员大会之后，战犯们开展了讨论，有的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余罪，有的检举、揭发别人的罪行。据统计，在这200多名国民党战犯中，仅战场上杀害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就达17万多人。战犯们交待了花园口黄河决堤、确山惨案、深县惨案、博山惨案、鄂东惨案、长春困守时的罪行。为了消除战犯们的思想顾虑，做到主动交待余罪，在每个小组里，都找一个表现较好的战犯做悔过认罪典型发言。例如，原国民党第二兵团第70军少将军长邓军林交待他在沂蒙山区曾下令活埋一位革命母亲，并把她两岁多的儿子也一同埋掉的罪行。又如，原长春警备司令部上校督察长关梦令在长春解放前夕，把从长春大学抓来的50多名学生押到南岭活埋，其中许多学生都是半夜里从睡梦中被抓捕的。长春解放时，关梦令化装潜逃，后被抓获。他在坦白罪行时，悔恨得抱头痛哭。原国民党第八军少将军长周开成主动坦白交待罪行，使得一同在押的他的旧部上校团长陈纯武感到无地自容。于是，陈纯武在会上也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典型发言之后，不少战犯纷纷交待了自己犯下的严重罪行。如原国民党第107军261师少将师长孙玉田交待了自己帮助地主、恶霸、还乡团欺压百姓的罪行。原国民党浙江省第二专员公署专员葛天交待了在第五次围剿中迫害苏区军民、杀害红军家属和民工的罪行。与此同时，还组织了相互揭发、相互帮助活动。为了配合交待罪行活动，抚顺战犯管理所先后办理了多种展览，如国内形势展览、国际形势展览、学习毛主席著作成果展览等。1962年举办的一次图片展览，对战犯教育颇深。
那次展览共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南京雨花台、重庆渣滓洞等惨案，第二部份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第三部份是战犯尚未交待或交待不清的罪行，并公布人民群众的控诉材料，教育战犯进一步交待罪行。这其中有揭发、控诉在押战犯张劲竹的材料。张劲竹原是国民党第21兵团145师433团上校团长，1949年在江苏被俘。在这次图片展览中，江苏如皋县李堡镇的烈士家属集体揭发、控诉：这个镇有一位老大娘，儿子曾是人民解放军地方武装的联络员，被张劲竹团的便衣逮捕，枪杀后还不许亲属收尸。老大娘的两个侄子曾给人民解放军做过事，也被这个团给抢杀了。老人悲痛欲绝，无依无靠，当地人民要求为她申冤，同声要求镇压张劲竹。张劲竹也感到自己罪行严重，惶恐万状。但在他认真补交罪行后，人民政府并没有把他交给人民公审，最后也得到了宽大释放处理。
利用探访促进改造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家属探访持支持态度，把他们当成亲人接待，允许他们同战犯见面，有些战犯家属还应被邀给战犯们作报告。1957年春天，原国民党上校政工处长胡光涛的女儿胡婉君（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商务处翻译）来所探访，她给爸爸讲了中国共产党对战犯家属不但不株连，还送她上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她在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里做翻译工作。还给爸爸讲了她所看到的新中国变化，希望爸爸相信政府的改造政策，改观换魂，洗心革面，放弃反动立场。之后，胡婉君多次利用书信等形式向父亲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这些信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充满了对战犯们重新做人的无限期盼。
我们把胡婉君的信贴在墙报上，让事儿们观看，在战犯中产生很大反响。还将信中内容编成湖南花鼓戏、四川地方戏，在俱乐部里演出，对战犯们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1964年11月，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部员郭树人的女儿郭东陵，接受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邀请，到站犯管理所为战犯们作了“三亲”报告，介绍了她的弟弟、妹妹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培养、教育、关怀下，幸福成长的情况。她还讲了她所见到的新中国建设成就，给战犯留下了深刻印象。1974年夏秋之际，战犯吴行中的老伴也给战犯们作了一场报告。吴行中原是国民党少将级军官，曾在北平军调部长春分部工作。他的老伴是贵阳的一个医务工作者。抚顺战犯管理所安排她在所里住了3天，让吴行中与老伴有充分的时间交谈、交流。还召开大会，请她向战犯介绍了吴行中被关押后人民政府不岐视，家庭生活很幸福的情况。吴行中老伴所作的报告，对战犯触动很大。
战犯特赦经过
1959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提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类罪犯实行特赦。9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广播刚刚结束，便响起欢呼声、口号声和鼓掌声，不少人激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些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里、操场上，常常会听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上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声。
1959年12月4日上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大厅，召开了首批特赦在押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大会。上午10时，特赦大会开始，孙明斋所长首先讲话，然后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第一个特赦人员是爱新觉罗?溥仪。他走到主席台前，还没等接过特赦通知书，就激动地哭了起来。这批被宣布特赦的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共11人，他们个个激动地泪流满面。当天上午，特赦释放人员每人领到一套崭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中午管教所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12月8日下午一时,他们告别了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还接见了获特赦的溥仪和杜聿明等国民党11名高级将领。他们在释放后，都得到妥善安置。
1960年5月1日，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到特赦释放的国民党人员第一封感谢信，来信人是唐曦。他在信中说：“党恩浩荡，永志不忘。现在我被安置在辽宁营口，并与原女共青团员成了半侣，生活很幸福。我从一个国民党战犯，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今生今世我保证做一个好公民，报答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改造之恩。”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邀请特赦人员李寓春、康健东、田文奎、陈康黎、张啸虎等人回到所里给战犯做报告。康健东原是国民党军统局热察站少将副站长，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人员，被分配在铁岭县郊区当社员；田文奎原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新闻处处长，1966年特赦后被分配在铁岭铸造厂当翻砂工人。这些特赦人员在工作岗位和社会上表现很好。管理所把他们树为战犯学习的标兵。他们的报告，消除了战犯们担心回到社会后受歧视的疑虑。
1975年3月19日，特赦了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战犯。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当听见念到自己名字时，黄维、蔡省三和尚传道等人都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他们先后代表特赦人员在大会上发表感想。黄维一再忏悔过去“妄图开历史倒车的最恶行径”，一再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誓把后半生献给人民，献给祖国统一事业”。尚传道充满感情地说；“我的新生命，是党和人民赐给的，我誓献余生报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天上午，每个特赦人员都理了发，洗了澡，高高兴兴地整理衣物和行装。管理所还为他们举行了联欢会和告别宴会，庆祝他们获得新生，重归社会。他们到京后，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叶剑英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勉励他们继续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再三叮嘱他们要珍惜晚年。接见后，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不少人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批国民党特赦人员，凡愿留在大陆的，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获得特赦之后，我们开展了回访活动，协助当地人民政府为特赦人员排忧解难。例如周震东回到江苏宿迁县老家后，生活遇到了困难，走访人员发现后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还3次赴青岛市，劝说已与姚轻耘离婚的其前妻，终于使他们破镜重圆。被安置在北京市政协的尚传道、南京市政协的王仲模、沈阳市政协的高青山、青岛市政协的姚轻耘等人都积极参政议政，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在得知自己被安置在全国政协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时，激动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能有今天。”他从内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沈蕴存的新生。”他在工作中很热情、很积极，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受到人民政府的肯定，在台湾军政界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黄维获特赦后，被安置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军政人员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消除他们的成见和疑虑。他说：“我的老朋友，有的给我捎口信说，思乡之情日益强烈，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抗战胜利40周年时，他向台胞作了广播讲话。他说：“我曾到老家江西看了看，电视台拍了《黄维故乡行》电视片，让台湾人民和我的老部下看看，好知道我黄维不仅没有死，而且生活得挺好。这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实际的教材。”黄维曾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劲头，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奔波忙碌。
蔡省三获特赦后，去了香港，和妻子办了个“大陆国情研究所”，为缓解台海两岸紧张关系与推动内地改革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操心尽力。
周养浩获特赦后，转道去了美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以他经常到新、马两国宣传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他说：“我不管走到哪里，毛主席、共产党的再生之恩，我都永世不忘！”
（本文作者离休前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
本文来源：抚顺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