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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
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
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
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
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
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
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一致认为：毛主席的批示，充份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发［1973］14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3.04.03； 中发［1973］16号
一，中发［1973］14号文件是按县团级文件发的，可以口头传达全文到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进行讨论。
二、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不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信和《我的自述》（摘录）两个附件］，可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加解释。
三，对爱国人士，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向他们作传达、解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贰、本节简论

重新启用邓小平
当时为什么要启用邓小平？
第一，邓小平与刘少奇确实有区别。邓小平在历史上至少不存在叛变问题。
第二，邓小平明确表示承认错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不翻案。这是政治前提，没有这一条根本不可能考虑让他重新出来工作。中央下发的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特别附有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以及邓小平的《我的自述》，就说明这一点。
第三，经过文化大革命风浪的领导干部，究竟发生了那些变化，还需要放到实践中去继续考验。对邓小平的重新任用也同样包含这层用意。
第四，周恩来已经查出身患癌症，急需有人来顶替他的工作。
有人认为，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重新任用邓小平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根据事后情况的变化作出这样的推断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预测到以后的情况变化。
对邓小平的任用有一个过程：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一九七三年八月，邓小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了中央委员，但并没有选入政治局。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为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后来毛泽东说是总参谋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应该如何评价？是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和悔改，还是“逃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对十七年工作作了全面的检讨，并且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的这个检讨和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悔改，还是过关的策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提出：“邓小平要批。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在这封信中，邓小平不仅表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且，再一次肯定了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的检讨。并且表示“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这是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政治前提。对于邓小平的这个“欢呼”、“保证”应该如何评价？是真诚的拥护，还是上台的策略？
有人认为；“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摘自权延赤著《毛泽东和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邓小平的“检讨”、“欢呼”、“保证”，相信他是出自真诚的。相信的理由除了批示中说的四点，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对过去的错误作了“检讨”，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示“欢呼”，对出来工作以后的立场提出了“保证”。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的这些检讨、欢呼、保证，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可以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嘛！
周恩来当时也是相信邓小平的。他可能更多地认为邓小平本来就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以后，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江青恐怕是半信半疑。说她是半信，因为邓小平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就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说她是半疑，因为从毛泽东的批示到作出恢复邓小平的职务的决定，拖延几个月的时间，与她以及政治局的其他几个人犹豫不决有关系。他们只想让邓小平“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
据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张玉凤揭毛泽东晚年秘密材料》 阿波罗新闻网2007-03-04 ）她的这种说法可能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
从以后的历史来看，邓小平在靠边站的几年中，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他当时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否定；他当时没有公开说的或写的，没有人能够肯定。
据《秦城冷月》记载；
一九七四年二月以后，“他看到有关《三上桃峰》的材料后，冷冷地对前来看他的胡耀邦说：我看呀，江青本身就很空虚，一有点情况就担心别人为刘少奇翻案。我看他自己也觉得刘少奇的案子不扎实，为什么光担心人家翻案？要是你心中没鬼，还怕人家说什么呢？这里的问题很能说清楚问题的实质。”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这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下册第249页）
他的这些私下议论，知道的人肯定很少。

2009年5月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