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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 - 2012/6/6 11:03:00

【编者按：通读全文，该文章是一篇简化版的《中国工人阶级分析》，从该文章可以看出，作者长期扎根工人运动之中，长期大面积与工人接触，长时间的思考和积累，才能形成此文。这篇文章也是各位网友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必备的参考材料，推荐大家阅读，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简单分类说明
作者：石秋
来源：工人论坛http://2011.gr71.com/thread-5722-1-1.html

中国工人阶级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已经由早期单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人，演变为生存在资本家统治下的雇佣劳动者。而中国现今社会结构中，中国工人正在史无前例的从简单数量和社会影响力方面，提高到超越其他任何社会阶级的程度。如何分析和正确认识中国工人阶级的现状，是我们判断工人阶级未来的必要前提。因此，在讨论一切有关于未来工人阶级出路的问题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对现阶段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一个尽可能清晰和实事求是的分析。

　　在改革开放深入到今天，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的大多数毋庸置疑的已经不在农村，而在工厂。或者说，三十年改革开放，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非农业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其实在建国后三十年也一直是伴随国家发展而进行的。只不过改革开放前后是两条线。

　　改革开放初，中国一度号称１０亿人民８亿农。也就是说，这个国家是以农民为主要组成成员的国家。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必然发生。农民只有走向工厂，成为工人之后，工人阶级只有成为社会主要成员之后，真正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才可能形成。而建国后，大批农民转变为社会主义工厂的产业工人，从几乎为零的中国工人阶级，到１０亿人民８亿农，占总人口近两成的工人，其中大多数从农民转变为工人时间并不长，身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有。因此，改革开放得到拥护，不仅仅是农村分田到户的成功进行，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工厂工人“只看眼前”，“相信领导，服从上级”的小农思想起重大作用。

　　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程度较低，身上的小农思想较浓厚，导致了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工厂中的顺利进行。而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量的青壮年农民进入资本家投资创建资本主义工厂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并没有阻断中国农民发展为中国工人的历史进程。只是改革前后的中国工人，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现在梳理一下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整体脉络。由于改革的历史原因，首先从大的分类上，我们把中国工人分为老工人和新工人，即改革前工厂的工人和改革后资本家雇佣的工人。这两部分工人目前从人数上看，显然改革前国家职工的人数大约五千万，而目前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保守的估计为三个亿。也就是说，老工人的人数不仅现在，而且是越来越比新工人要少很多。

　　从比例上，我们估计老工人和新工人的比为１：６。

　　中国的老工人当中是不是铁板一块呢？显然不是的。改革前，中国工人从出身上分析，主要有两种工人。一种是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职工之前，出身于城镇的，或者家庭不在农村也没有土地的工人。这部分工人主要来源解放前的苦力或工人。另外一种就是出身于农村，并且首次从农民直接转变为了社会主义企业职工。这两种老工人的出身不同，身上的小农意识程度也不同。而随着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人直接从农民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职工。这部分新中国最初的“农民工”在毛泽东时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组成成员。

　　特别是６９年开始到７６年结束的主要在南方山区开展的农村招工运动，数以千万的青年农民正是在这个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工厂成为国家职工。这些来自农村的工人，从物质条件上，要负担农村家庭的经济补充，同时在思想状态上仍较多的保留有农民的思想作风。恰恰是这部分人，在市场经济初期，对改革是持较大程度欢迎态度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改革是解放了他们搞小生产的自由，他们比其他的职工更容易接受和开展谋取私利的小生产。

　　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入九十年代，老工人的另一种区分标准开始凸出。一种是全民制职工，一种是集体制职工。这两种职工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上段所说的新中国第一代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全民制职工当中，而集体制职工则有绝大多数属于出身于城镇。

　　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企业领域的改革最初得到扶持的是集体制企业，那么在改革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国家扶持集体制企业的力度不仅急剧减弱，甚至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大多数没有培养出资本家的集体制企业开始出现被打压迹象。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进入２０００年之后，集体制企业职工的斗争浪潮逐步扩大，甚至成为较普遍现象。

　　九十年代朱镕基大刀阔斧逼迫全民制职工下岗。由于手段过激，导致部分企业全民制职工揭竿而起。但全民制职工中相对多数的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决定了全民制职工的反抗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并且全民制职工的反抗斗争较容易被分化和瓦解。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全民制企业的资产产权与集体制企业的产权不同。全民制职工的斗争更多的是要求国家对全民制体制的“负责”，而集体制职工的斗争则是维护集体财产（即作为集体制企业股东的职工的财产）。也就是说，全民制职工的斗争，从根本性质上讲是触及国家政治体制问题的斗争。因此对斗争者的觉悟要求是较高的。但现实是，直到九十年代，全民制职工中“农民工”仍是较多数，直到２０００年后，大批“学生工”在全民制职工才逐步成为多数。

　　而集体制职工很多到了２０００年后已经走在斗争前线。除了少数已经高度资本化的大型集体制企业集团之外，绝大多数集体制企业到了２０００年后都走到了崩溃边缘。这样的现实逼迫着集体制职工不得不走上前台。

　　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分了各种类型工人对前途的认识和对现实压迫的反应。老工人中多数的“农民工”成份，决定了老工人整体的阶级觉悟程度较低。但由于老工人的另一个出身，即来自原社会主义体制的工人的身份，同时又给老工人带来了与众不同的影响。比如说，在老工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他们浓烈的小农意识，喜欢诉苦，强调眼前利益，重视个人精英主义，寄望于救世主。

　　老工人是过去式，随着年龄纷纷进入退休阶段，享受着国家退休政策的老工人逐渐成为大多数。他们每月领的退休金，毫不逊色于产线工人，他们享受的医保待遇，远远强过产线工人，他们社会主义时期解决了的住房和子女抚养教育等问题，比新工人有着明显的优越感。

　　而中国的新工人，从改革开放初发展至今三十年，又是个怎样的状况呢？

　　中国的新工人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改革之后进入企业的城镇职工，二是外来工。改革后进入城镇企业的以学生工为主，在这些学生工中又主要分为出身于农村的学生工和出身原城镇职工家庭的学生工。

　　新工人中的城镇职工是目前原国企或集体制企业在岗职工中的绝大多数。其中农村家庭出身的职工比出身于原城镇职工家庭的职工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私有化浪潮。但是在工人斗争中，原城镇职工家庭出身的职工会表现得更坚定。

　　改革三十年，最引人注目的，也是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人数最多的，是新工人中的外来工。

　　外来工主要分为三种。一是直接从学校进入工厂的，我们称之学生工；二是进入工厂之前曾务农为生或者从事其他小生产为生，我们称之为农民工；三是成为外来工之前是原城镇职工，我们称之为城镇外来工。

　　进入２０００年代后期，外来工中的学生工比例越来越大。据红花草调研数据估计，三种外来工的比例分别为６：３：１，即６０％的学生工，３０％的农民工，和１０％的城镇外来工。

　　外来工不仅是新工人的大多数，还是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外来工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对社会的主要影响。不仅是当局针对外来工出台了《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且在涉及外来工相关权益的关注力度上，也是压力最大和妥协最大的。

　　２０００年之后的中国工人阶级，主要以新工人为主。而新工人中觉悟比较高的，则是外来工中的城镇外来工。城镇外来工和城镇职工最大的区别在于，城镇外来工比一般的城镇职工对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理解和感受都要深刻得多。经过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再进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中，社会主义相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以及资本主义相对社会主义的劣根性，都极大的提高了城镇职工的认识和觉悟。

　　外来工中人数最多，并且越来越多的是学生工。从学校毕业直接进入工厂成为工人，这在今天的珠三角是个很常见的现象。每年都有无数的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工厂。无论是美其名曰实习，没有工资的没日没夜的劳动，还是所谓的分配工作，下到产线累死累活做一月收入千元水平的产线工人。学生工成为珠三角工人的主要成员，不仅一天天在挤掉农民工的份额，也在不断分化出各种形态的学生工。

　　学生工主要又分城镇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工和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工。两者的区别在于，城镇家庭的学生工绝大多数进了工厂就无路可退。家里无田无地，打工是其唯一出路。而农村家庭出身的学生工，多少会有回家做小生产的退路。只是由于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大多数农村出身的学生工也是无家可归，只能把出路着眼于打工。

　　城镇职工家庭出身的学生工普遍学历较高，多数会在高中或者中专以上。而农村出身的学生工，有不少学历仅为初中，甚至初中毕业水平都没有。高中或者中专以上毕业的学生工，通常更多的会进入劳动力高度集中的大工业企业。例如每年大批学生被输送进的裕元鞋厂，美的电器厂，富士康厂，伟创力厂，这些都是员工十万以上的巨型工厂。在这些厂里，学生工接受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模式的剥削，也因此造成从这些工厂里走出来的学生工多多少少已经对资本主义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通常我们说，高中或者以上学历的学生工在外来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必然带来外来工觉悟和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学生工由于有较高的学历，在工作中也较容易和来自原城镇企业的外来工发生互动和相互影响。这两种外来工之间比农民工更容易成为朋友。

　　由于劳动密集型工厂中大多数都是以学生工为主，因此珠三角上规模的工潮几乎都是学生工为主力。而据深圳红花草的调研，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有大批学生通过学校送进珠三角工厂当工人。如今，在珠三角已有工龄超过二十年但仍在产线上工作的学生工。而且这些学生工不少都是高中或者职业中专以上学历。在这些学生工身上，我们发现他们越来越“像”城镇职工。首先他们大多除了务工就没有其他退路，其次他们对资本家或者资产阶级的认识比其他工人更清晰，同时他们的家庭负担以及前途的压力迫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五大保障的有强烈的共鸣。

　　很多学生工都曾经有过参加工潮的经验。许多工厂都曾经不止一次两次的发生过规模不等的工人运动或者工潮事件。在这些运动和事件当中，学生工往往都是主力，但是发起或者引导运动发生，推动运动发展的总是遮遮掩掩，隐隐约约有着城镇外来工的影子。

　　城镇外来工虽然只是外来工中占比例最小的，但是却是外来工中影响力最大的。因为城镇外来工相对学生工和农民工，通常会有更高的劳动素质，和更高的生活要求，以及更准确的眼光。这是和他们的出身环境有直接关系的。这个群体在珠三角的外来工当中的存在，几乎可以用“藏”这个字眼。由于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来到资本主义劳动关系产生的巨大落差，导致不少原城镇职工在成为外来工之后，对过去缄默慎言，并且比其他外来工会更主动的尝试融入工人群体中。

　　据深圳红花草调研，几乎所有工潮中出现的城镇外来工，无论外在特征有多么的不同，但都无一例外的会自觉的在工潮中把做工友的思想工作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甚至唯一的工作来做。这种来自原社会主义模式教育出来的“习惯”保留得比当今的城镇职工更彻底更坚定。

　　纵观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全局，人数占多数的外来工正在从集中走向分散。但是全球资本家“培养”出来的外来工群体，无论是“散”往各自家乡的，还是已选择扎根当地的，都不可避免的将中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最深刻最丰富的认识带向未来。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先进资本主义务工环境中受到教育的城镇外来工。

　　对比新工人中的城镇职工和外来工，我们会发现外来工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外来工比城镇职工更早更彻底的成为资本的奴隶。也因此外来工追求经济解放的要求和愿望比城镇职工更早更强烈。外来工的斗争的蓬勃发展还取决于外来工中的学生工成份日益增大以及原城镇外来工日益的发挥作用。当外来工逐步散归各地时，“外来工”将成为这部分工人的出身。中国工人首先是有社会主义教育背景的工人，而中国的外来工则是有社会主义教育背景同时又有最丰富和最深刻资本主义被压迫经验的工人。

　　而新工人中的城镇职工，主要指在职的城镇职工，他们在日渐腐朽的私有制领导的半公有制的工厂里，相对缺乏自觉的反抗资本的斗争经验，但有更多诉求于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既有权益的经验。城镇职工和外来工斗争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保护既有权益的斗争，一个是争取更多权益的斗争。在阶级认同感上，城镇职工更多仍局限于本厂本企业的概念，而外来工由于被不确定的资本家剥削，因此对整个资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认识显然有可能要全面一些。

　　我们把中国工人阶级的分类做下梳理。改革前进入厂矿企业的工人，我们称之为老工人，改革之后进入的，我们称之为新工人。新工人中分为通过行政渠道就业于原国企或集体制企业的城镇职工和外来工。外来工中分为从学校直接进入工厂的学生工和农民工以及原城镇外来工。首先，老工人和新工人对比，老工人的人数远远小于新工人，并且多数的老工人已进入退休阶段。其次新工人中的城镇职工和外来工对比，城镇职工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经验弱于外来工，对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认识和体会比外来工稍浅。第三，外来工中学生工、农民工，和原城镇外来工对比，时刻准备着“回归”小生产的农民工是整个中国工人阶级中觉悟最落后，阶级属性最不彻底的群体，学生工大多数由于没有“回归”小生产的退路，迫使他们比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工人阶级觉悟，而原城镇外来工则是较为彻底的工人阶级。

　　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同在于，无论新老工人均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影响。特别是出身城镇职工家庭的工人比出身农村的工人所受到的影响更为深刻。也因此，在汇入资本主义被剥削大军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起点比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更高。而当今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外来工，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将以其丰富而深刻的被压迫经验和斗争经验，为中国工人阶级接下去的反抗资本主义斗争带来深远影响。当外来工不在“外来”，那么中国工人阶级的新时期也将随之到来。

　　注：迫于文章篇幅以及作者时间精力限制，文章比较潦草，不对观点做相关案例介绍，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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