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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九章  召开十大
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01.07；中发 [1973]4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杨得志等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批来到北京。一个多月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和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讨论研究了中央专案组印发的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有关材料。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先是汇报分析了青岛市的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后又汇报分析了全省的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山东省汇报会议，是对山东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发展山东的大好形势。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我省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以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逐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自上而下普遍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些重点单位，初步清查了林彪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通过这场斗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全省军民极大地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刻骨仇恨，更加增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读马列的书和读毛主席的书的自觉性，促进了革命团结，加强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形势是好的。
但是，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设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为进一步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遵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下的意见：
一、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紧紧抓住了这个纲，就抓住了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对于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但是如果忽视或者放松了抓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这个总纲，“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因此，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必须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加深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切实抓紧、抓细、抓好。
二、全面贯彻批林整风的正确方针。毛主席指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林彪及其死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最大的危险。只有坚持首先批林，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批透，才能确保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个关系在任何地区和单位都要摆正。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林彪一伙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要把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深批透，肃清流毒。要紧密联系山东的实际，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坚决从组织上拔掉他们设立的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清除隐患；要狠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放的毒，对他们的反革命报告、小册子，以及吹捧林彪及其死党的剧本、歌词等，要组织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彻底批臭；要狠批反革命谣言，对于阶级敌人制造的政治谣言和散布的反革命谬论，要及时批驳，彻底追查，严肃处理，树立无产阶级正气，反对歪风邪气。通过清查和批判，把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建立的反革命组织、搞的政治阴谋和散布的反动谬论，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广大军民，准确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要认真进行整风。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严于解剖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严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准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反对骄傲自满，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批林整风要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毛主席最近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当前，集中力量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九大”以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凡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就是正确的，凡是背离这个大方向的，就是错误的。在山东，王效禹的错误和罪行，已基本上得到清算，不要再去纠缠。在批判王效禹过程中，个别搞错了的，要落实政策，加以改正，但决不容许为王效禹翻案。不要搞以我划“线”站队，不准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否则势必转移斗争方向，妨碍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方面来，搞好批林整风。
四、认真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确定批斗对象和建立专案，要按规定经上级党委批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启发他们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接受教训。无论是受骗上当，沾了边的同志，还是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要把个别人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所在地区和单位党委的集体领导，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工作成绩，严格区别开来。要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要顾大局，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警惕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军政军民的团结搞好，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山东的批林整风运动搞深搞透，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济南军区和驻山东地区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省委的领导。凡参加地方工作的军队同志，都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能另搞领导系统。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工作，党委负责同志“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互相配合，一致行动，才能搞好。因此，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在省委领导下的清查领导小组，把全省党政军民各方面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清查工作统一抓起来。军区党委要切实对山东地区海、空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和批林整风运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对批林整风运动，要根据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六、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认真搞好斗、批、改，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搞好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运动。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扎扎实实地把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搞好，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会后，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地、师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传达贯彻这次汇报会议精神，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检查分析前一段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领导上要严格进行自我检查，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措施。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传达贯彻中，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彻底纠正错误，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上当否，请批示。
    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白如冰、
秦和珍、张富贵、鹿田计、张延成、
赵峰、 马忠全、邓龙翔、张子石、
范朝利、鲍先志、方正、 王金泉、
王庆三、史秉廉、刘众前、朱本正、
吴怀才、吴德纲、郑干、 高启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发出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翻印
(共印二五、○○○份)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01.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室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三二份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1）1967，1968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2）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3）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4）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5）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批示
1973.06.16；中发 [1973]22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空军党委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到会共三百六十三人，各大军区(除新疆外)派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着重解决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一) 会议的主要收获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大家反映，这是一次鼓舞斗志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对深入批林整风和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一、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重点批判了林彪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以及“两个一切”、黑“讲用报告”。大家对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方针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更加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二、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通过揭发批判，进一步揭开了盖子，基本弄清了空军党委的问题。
三、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反复强调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揭发、批判，不是为了打倒，而是教育、挽救、争取。会议对王、曹、邝、梁四同志，既严肃批判，又热情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进一步检查交代，讲了一些真心话，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对他们的进步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会议还吸收了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检查交代较好的几个同志参加，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四、分析了形势，鼓舞了斗志。大家认为，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揪出了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无损于空军的光荣。空军建立二十多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空军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中，为人民立了新功。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背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背着广大指战员的。对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广大指战员是有抵制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飞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分析形势，大家振奋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空军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五、遵照中央的指示，经过会议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改组了空军的领导班子。对于原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必要调整，吸收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和比较年青优秀的同志到空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个新班子体现了“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是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是“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倒行逆施，嚣张一时。他们极端狂妄，但又极端虚弱。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其结果是走向反面，一切破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可谓“根深蒂固，一朝覆亡”，“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是他们妄图把空军变成反革命工具的彻底失败，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空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三)主要经验教训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总结了空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空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军队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为了达到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罪恶目的，通过空军党委常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竭力鼓吹和推行林彪“直接指挥”和林立果“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散布林彪对空军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没有林彪，没有林立果“就没有空军”。妄图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林家父子的军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党指挥枪”、反对“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他们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林彪和林立果都吹成是“天才”、“超天才”，是什么“高于认识，高于实践，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圣者”。这是他们搞“两个一切”，篡党夺权的反动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林立果的修正主义黑货冒充马列主义，鼓吹学习他们的东西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读林副主席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吹成是“指导思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的所谓建军“一整套”方针原则和林立果的“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妄图把空军建设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在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空军党委的某些同志为什么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不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是识别不了。象“两个一切”这样露骨的反革命货色，象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作为“指导思想”，象没有任何职务的江腾蛟却当了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政治部党委书记，这样一些显然违反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东西，连一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看出问题来，为什么身为高级干部的王辉球等同志却“服服贴贴”地去积极推行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完全站在林彪一边，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听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话，出卖原则，出卖灵魂。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指示，格格不入，或阳奉阴违，或歪曲篡改，甚至封锁对抗；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林彪的黑指示，他们却“闻风而动”，“快办，办好”，又是作贯彻“两个一切”的决议，又是疯狂吹捧黑“报告”，唯恐跟得不紧。他们立场站错了，路线走错了，必然离毛主席的路线越来越远，一步一步走向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危险道路。
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党委要保持无产阶级本质不变，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在空军竭力推行一条分裂主义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公开打出分裂的口号，鼓吹“亲不亲，线上分”，以对林家的态度、感情为标准，大搞“划线站队”。一方面打着“不可分”的幌子，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拥护他们就是“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他们就是“反党”。不管是“不可分”还是“线上分”，要害就是搞分裂，就是向毛主席、党中央闹分裂，分裂党、分裂军队。他们拼命鼓吹要跟他们走，“选择”他们作“政治领导”，胡说：“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只要跟他们的就是“感情深”，“大节好”，“自己人”，极力拉拢重用；反之就排斥打击。他们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拉山头，结死党，组织地下黑班子，控制党委，直至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夺权服务。
“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空军党委中有的同志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拉过去？有的是宗派观念浓厚、宗派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以“林家观念”代替党的观念，从山头宗派发展到反党勾结。有的是作风严重不正，对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不仅不抵制，反而臭味相投，一吹就上劲，一拉就过去，和他们打得火热。有的把革命作为“入股”、“投资”，认为林家“树大根深”，就去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这些倾向都是极其反动落后的。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距离，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区别马列主义党同修正主义党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林彪、吴法宪一伙结党营私，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立党为公，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立党为私，为少数人谋私利，就必然制造分裂。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证明，向党闹分裂的人，到头来总是被分裂出去，为人民所唾弃。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决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背着党搞秘密派别活动，要不为名、不为利，决不能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投机钻营找靠山；要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同任何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斗争。提倡学国际歌，提倡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团结。
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反党集团“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其特征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在空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或者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搞路线教育为名，大搞篡党夺权的“路线交底”；以调查研究为名，搞反革命特务活动；以加强战备为名，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或者以“技术掩盖政治”，以讨论垂直起落战斗机问题掩盖搞“两个一切”；以推广“飞行安全经验”掩盖反革命串连，加强“根据地”建设。他们为了掩盖阴谋活动，提出要“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内紧外松”。他们还通过“送礼送政治”，表面上装着“关心”干部，实际上阴谋拉人下水。公开一套，秘密一套，不断变换反革命策略。
对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大搞阴谋诡计，空军党委内部，王、曹、邝、梁四同志为他们大开“绿灯”，使一些阴谋活动不仅不能得到揭露，甚至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看出些问题，但“私心重，骨头软”，逆来顺受，不敢斗争。有的丧失阶级警惕，麻木不仁，对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辨真伪，打着白旗反红旗也盲目轻信。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必须光明磊落，对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明确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要坚持，错的就反对。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看人看事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不要只看到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要看是否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要只看到当面说得好听，而要看是否背后又在捣鬼；不要只看到形式是合法的，而要看它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总之，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蒙住眼睛，“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四)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林彪一伙在空军的罪行被充分揭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深入批林整风，发奋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切实把批林整风这一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继续搞好清查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林彪大小“舰队”在空军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同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批林整风最根本的是解决路线问题。要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紧密联系空军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使大家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批林的基础上，严格解剖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对林彪死党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揭发批判，热情教育帮助，尽最大努力，把他们挽救过来。只要他们能够向党交心，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和团结他们，继续信用他们。对于某些因一时上当受骗而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把问题讲清楚，汲取经验教训。不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一定要把和林彪死党有过正常工作来往的同志同参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盲目地跟着吹捧或干了一些坏事的同志同林彪死党造反革命舆论、干坏事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九•一三”以前犯错误同“九•一三”以后听了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仍然坚持错误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个别领导干部犯错误同所在单位党委和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严格加以区别；要把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本人同其家属子女严格加以区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加强教育，使其划清界限，不要歧视他们。
对被林彪、吴法宪一伙打击迫害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处理，但也不能搞一风吹。
三、搞好领导班子建设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和某些机关部门，要尽快加以充实和调整。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同志。
在空军二十多年建设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产，是空军建设的骨干。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大胆提拔优秀的中年、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遵照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要通过批林整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反对称王称霸。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大力抓好基层，特别是党的支部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五、加强训练，搞好战备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加强训练的指示，大力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要办好学校和教导队，特别要抓紧干部的培养提高。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提高训练质量，严格规章制度，搞好武器装备的维修，保证安全，防止事故。遵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领导小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发出
共印六、○○○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反革命分子刘锦平，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刘锦平早就投靠林彪。一九六五年秋，刘锦平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期间，就与叶群、吴法宪、王飞、周宇驰、刘世英等勾结在一起。当时叶群是队长，刘锦平是副队长。他们在林彪的指使下，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刘锦平在南京调查处理江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期间，秉承林彪“抓军内一小撮”的旨意，勾结江腾蛟等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江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刘锦平在任军委政工组副组长期间，与林彪、叶群进一步勾结。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主持炮制了—个所谓《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大肆吹捧林彪。他与杨成武勾结，推销林彪“大树特树”的黑货，责令福州军区“严加处理”写信批判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黑文章的战士。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揪出后，林彪唯恐揭露了刘锦平的问题，指使黄永胜召开大会讲话，保刘过关。刘回民航之前，叶群又代表林贼找刘谈话，说刘“老实本份”，“是个好同志”。刘锦平回民航后，林贼还多次“接见”他，并经常派林立果到刘家进行阴谋活动。刘锦平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经常利用班机从全国各地买来土特产奉送林家，逢年过节还要向林贼一家“问候”，表示效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林彪贼心不死，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刘锦平和林立果、吴法宪、江腾蛟一伙结成死党，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极力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力量。
一、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刘锦平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进一步用谣言和诡辩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疯狂宣扬林彪“一贯正确”和“不可分论”。
刘锦平根据林立果所谓进行“路线教育”的黑指示，伙同张国民①、董崎②等人，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两次召开有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流毒甚广。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刘锦平还借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形式突出林彪。他多次指使董崎收集林彪的文章，准备编一本书和“林彪语录”。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贼有八十二处，引用林贼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贼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岗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贼从建国到一九六○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二）制造谣言，分裂中央，为林贼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刘锦平及其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提出要批判所谓“团结至上论”，到处造谣惑众，进行分裂活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什么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三）鼓吹“天才论”，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后，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利用会议秘书长的合法身份，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无耻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把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成“超天才”，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秘密策划，召开了一个所谓“党委联席会”。会上，刘锦平极其肉麻地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黑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黑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胡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③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一伙还说什么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刘锦平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欺骗毒害了不少人。有的把林立果当作“救世主”，发誓对林立果“认定了，选定了，跟定了”，“子子孙孙要紧跟”，“剥皮、抽筋、挖眼、砍头也要跟到底”。
二、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
一九七○年九月，刘锦平根据林贼一伙的旨意，纠合张国民、赵庆生④、董崎、陈庆军⑤、程兆贤⑥等人组成了民航“左派队伍”的领导核心，逐步发展“左派骨干”，策划和指挥各项阴谋活动。他们以刘锦平、张国民的家作为活动据点，经常开黑会，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制定反革命活动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他们主要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
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同时，刘锦平还“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先后窜到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五月中旬，刘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六月中旬，刘锦平在杭州、上海与陈励耘等人密谈，并召见空四军、空五军团以上“左派骨干”进行“谈话”，空五军的一些人，还依次列队在刘锦平面前宣誓似的表态，“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部长”。
刘锦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受林彪、林立果的赞赏。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在广州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又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三、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和特务组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⑦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林立果一伙首先用“接见”、送礼、看电影、封官许愿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控制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黑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一群死党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策划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二）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立果、周宇驰对米家农一伙说：光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将来客观形势一旦来临，要人无人，要干部无干部，不能象过去一样，日本投降都没有人接收”，因此，要“培训路线斗争的骨干，做培种育苗的工作”。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就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都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队员时，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一伙公然篡改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另立“党（团）员标准”，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组织准备。他们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妄图把他们变成林贼反革命政变的驯服工具。
林立果、米家农一伙操纵“战斗小分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他们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三）进行特务活动
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搞窃听、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收集和传递情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⑧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刘锦平还利用黑关系，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窃取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时，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刘锦平等人为林家从香港购买一部照相机及全套放大、冲洗设备，两部手提式摄影机；又布置民航某单位给“林办”研制保密电话机，为林彪、林立果一伙的特务活动提供工具。
（四）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破坏飞行安全工作
毛主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不要强加于人”。刘锦平一伙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刘锦平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的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统帅服务，”“宣传就是最大的服务，最好的服务”，要“地面红一片，空中红一线”等等。并擅自把随机乘务员的职称改为“空中宣传服务员”，把候机室服务员的职称改为“宣传服务员”，规定“服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要大喊大叫，大蹦大跳”。如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不及时给旅客办理手续，却关上候机室、餐厅、厕所的门，把旅客都赶到大厅去看宣传队表演节目。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朝着苏联旅客的鼻子挥舞拳头，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拿着喇叭筒，对着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耳朵读毛主席语录，事后蒙古向我提出抗议，对外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周总理进行了批评，并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区别对待，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不要强加于人。可是刘锦平等人拒不执行，公开对抗。
一九七○年五月，王洪文同志率领我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经广州时，发现广州管理局在对外宣传中严重地强加于人，报告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五月十三日批示：“派人对民航系统和广州、上海、北京、南宁等机场的对外宣传工作彻底检查一次”，“在民航一切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改进对外对内的宣传工作”。刘锦平对中央首长的批评极为不满，攻击王洪文同志是故意“找别扭”，并跑到广州，多次召开座谈会，大讲对外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可以演嘛！”“不要怕”。八月份，在总局召开的运输服务工作会议上，刘锦平等人只字不提中央首长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搞得好”。在会上，刘锦平嚣张地说：“不要人家一讲，你们就不敢宣传了。”还说什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始终，坚定不移。”他们还利用总局政治部印发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指使人写文章诬蔑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关’、‘卡’、‘压’”，是“妄图扼杀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生事物”，“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扬言“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不管这股邪风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刘锦平等人还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非法招收了二百多名文艺兵，并抽调了大量在职人员，在各管理局擅自成立了庞大的专业宣传队。刘锦平竟扬言“就是丢掉乌纱帽，也要继续搞”。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中央首长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刘锦平一伙在民航飞行工作方面，也极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九年，刘锦平等人给专业飞行部队每个机组发一套红旗、锣鼓，要求机组出发前大练文艺节目，到达专业基地后先演节目。他们不仅对飞行安全工作不闻不问，相反还疯狂反对周总理对民航工作“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并煽动一些人对“保证安全第一”进行所谓“批判”。只要谁一提保证飞行安全，就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说什么“你们不要拿安全来压政治、压路线”，批评政工干部参加飞行值班是“不务正业”，甚至骂参加飞行值班的政工干部“是国民党的政委，还是共产党的政委？！”以致造成很多人不敢抓业务工作，不敢抓飞行安全，使飞行事故不断发生，给党和人民在政治上、生命财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七○年，广州管理局发生伊尔十四616号飞机一等事故，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不但不认真检查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反而大肆表扬广州管理局，胡说什么从这次事故“看到民航突出政治热情高”，“在严重的事故面前经得起考验”，“摔了飞机没有摔掉士气，反而摔出了模范”等等。并把这个“模范”事迹编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专辑，铅印二千五百余本散发全局，号召大家学习。一九七一年九月，他们又积极推销林立果的所谓“九师经验”，妄图把广州管理局树立为“民航的空九师”。
（五）林贼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十分惊慌，预感末日来临，急忙布置他们的骨干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正在深入清查中，这里所整理的仅是一部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遵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查清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①民航总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②民航总局政治部宣传部原部长
③民航广州管理局原政委
④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主任，刘锦平的第一任秘书
⑤民航总局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刘锦平的第二任秘书
⑥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刘锦平的第三任秘书
⑦民航广州管理局原局长
⑧民航上海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原处长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来到空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跟着林彪、叶群，仓惶出逃，自取灭亡。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林立果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伙同吴法宪以及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王飞等一小撮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秘密建立和发展反革命特务组织，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策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大恶极。现根据揭发材料，将其主要罪行汇集如下：
一、建立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出于反革命目的，把林立果送到空军。这个连党员也不是的林立果，一来就当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同年七月，按林彪旨意，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调研小组”就是法西斯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正当林彪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之时，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一九七○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一伙进一步勾结，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法西斯别动队—一小“联合舰队”。“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他们的反革命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年七月，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常委办公会议抛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这个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空军和民航的一些单位中，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动反革命政变。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二、炮制黑“报告”，刮起吹“天才”的反革命妖风
在林彪一伙策动庐山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刘沛丰、程洪珍、刘世英、许秀绪等一小撮死党，钻进反帝路招待所的黑据点，炮制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紧密配合林彪反党夺权阴谋的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
这个“讲用报告”的出笼，是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使的。“讲用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林彪准备在“九大”抛出的反革命讲话稿，加上一些剽窃、抄袭来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报告出笼前，叶群在毛家湾黑窝亲自组织了试讲。林彪听了录音，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这个“讲用报告”。以后这个“讲用报告”录音又在空军第三次“三代会”上连放两次。一群死党鼓噪而起，大肆吹捧。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同志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空军“三代会”上这股吹捧“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与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密切配合。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三、私上庐山，直接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叶群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大搞阴谋活动。林立果充当了林彪、叶群的秘密联络员，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向他们传达林彪的黑旨意，指挥他们向党进攻。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林立果私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还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极为嚣张。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即指使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陈、王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指使他们按照林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的黑旨意，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四、炮制“571”反革命纲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立果随林彪。叶群窜到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二十一日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的代号是林立果定的，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与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五、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
林立果、周宇驰等大肆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他们竭力鼓吹“进行路线教育，就是解决一个站队问题”，“说穿了就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什么“政治斗争很复杂，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和后台”，“要解决政治生命依附谁的问题”，要“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伙死党公开叫嚣：“当前就是要突出宣传林副主席”，捍卫林彪的“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林立果指使下，由刘锦平具体掌握，在一些单位进行了所谓“路线教育试点”，还总结了题为“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广为传播。林立果十分得意说：“这样搞正面教育，抓部队，建立了感情，到时候就听指挥了。”
他们还造谣说，“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秀才要造反”，“笔杆子压枪杆子”，为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林立果说：“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大的风暴。”叫嚷要“积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政治大风浪”，要准备“掉脑袋”，“上山打游击”，“同舟共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
六、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为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小“联合舰队”在林立果的指挥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织方针，规定了联络暗语和代号。他们研究了“技术掩盖政治”、“严格保密，不让人摸到规律”等反革命策略。他们规定发展党羽的原则是“步子稳妥，多做个别工作，看准了才打招呼”，“要经过请示报告”，“先过渡到舰队外围，后再进入舰队”。他们按照“北京是中心，兼顾沪、穗”的反革命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秘密地成立了“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组织。
林立果给“舰队”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一再强调“舰队”要培养“江田岛”精神，要“舰队”成员绝对服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彪、林立果。规定“舰队”研究的问题、布置的任务“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厉制裁”，要“掉脑袋”，“杀子断根”。
他们进行了特务训练，学会了使用各种轻武器和特工设备，驾驶各种汽车以及掌握照相、窃听、盯梢等技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地进行了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周宇驰还秘密地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他们有陆、海、空军三种服装和陆、海、空三军及地方汽车的车牌，有的车牌正反两面喷有两种车号，可以随意调换。
他们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指使于新野搜集和摘录了政变和谋杀的二十八个事例。
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空四军建立“教导队”，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林立果指派“上海小组”（即“分舰队”）组长袭著显，副组长蒋国璋亲自掌管，并派小“舰队”成员吴达云去协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还专门查问“教导队”的情况，并交代“要保密”，“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毕业时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他们规定“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首长”（指林彪）、“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要“一辈子紧跟林立果”，“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林立果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光”。军事上“要多学几手，多配些汽车、摩托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秘密地进行擒敌拳廿套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等训练，掌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他们对“教导队”严加控制，隔绝队员与外界的联系。
七、设立反革命据点，大搞特务活动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仅在北京一地，他们先后在空军反帝路招待所、幸福村招待所、原空军学院、西郊机场、原空军二高专设立了五个秘密据点。这些据点非常隐蔽，汽车可以开到房子里。有的房间安了两、三道门，只许几个人出入。窗户上安有铁栏杆，两层玻璃，三层窗帘。在白云山的据点还设有岗楼、了望台、警铃踏板。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特务，策划反革命阴谋。特别是原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两个秘密据点，成了他们具体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所，事后从这些据点里，搜出了大量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匕首等杀人凶器，录相机、照相机、录音机、窃听器、警报器、各种收发报机等特工器材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
林立果还盗用了大量通讯器材，在黑据点架设专用线路，建立秘密通信网。仅在北京的黑据点以及死党的宿舍，就拉了七十对专线，安装了六十四部电话。他们还盗用了电话保密机十八部，航空救生电台十三部，进行秘密联络。
在这些黑据点里，林立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黑据点内部陈设极其豪华，多是派专人到各地购买的高级物品，也有不少是从外国进口的生活奢侈品，如：尼龙蚊帐、鸭绒被、地毯、沙发、沙发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高级轿车、电气暖具、吸尘器、吸潮器、高级药品、电动牙刷等等。据反帝路招待所、西郊机场、原空军学院、原空军二高专四个黑据点统计，修缮、扩建、增添设备和购买高级消费品，就花了十五万八千二百多元。
八、窃取重要情报，盗窃核心机密
以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曾多次开会布置收集情报，着重收集和窃取有关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以及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同志的情报，给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同志去青岛，于新野探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通报给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为林立果开辟黑据点、找济空原司令员吴宗先串连的江腾蛟，并把他召回北京。八月以后，林立果派于新野等人窥测、跟踪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
林立果指使死党、亲信，盗窃了大量的核心机密。一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林立果随林彪去国防科委，借看尖端绝密产品的机会，用录相机把介绍的所有实物和战斗性能、技术数据等资料全部录走。他们在空军窃取了全空军作战实力，组织序列表，全空军团以上干部名册，我国发射导弹、卫星的雷达观测资料等核心机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周宇驰等人还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供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的频率和时间表，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沿航线的机场位置、导航台呼号、频率，我国华东、中南几个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以及全国的飞行资料等等。
林立果一伙还有计划地侦察了不少地区的重要目标和地形。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在顾同舟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沙头角一带侦察地形。七月十四日，林立果乘安—24飞机从汕头返回广州，故意偏离规定航线，对香港、九龙一带沿海地区进行了窥测拍摄。与此同时，还指使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了良乡、郑州、南昌、长沙、新城、韶关等一百一十九个地点，特别对北京近郊地区的重要目标，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重要通信枢纽、军事阵地等，反复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九、以搞“科研”为名，研制特务工具
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李伟信、王永奎、贺德全等人，研制了十多种特工器材。其中有电压高达几千伏的手握麻电器、汽车麻电器，有搞特务窃听的自动电话盲音消除装置，有能自动报警的电子警戒装置，有进行秘密联络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特制的电话保密机，有互相拍发暗号进行联络的汽车自动喇叭，以及消灭罪证的快速碎纸机等。为了加快试制和购买新的特务工具，林立果动用了外汇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三美元，从国外进口了微型照相机、微型窃听器、警报器、录相机等大量特工器材。林立果一伙还盗用了各种战备器材，仅在北京几个单位的初步统计，被他们盗用的望远镜、录音机、收发报机、光电自动发报机、频谱分析仪等贵重器材和精密仪表就有一百五十五部，各种电子元件九千一百余件，各型钢材近百吨。
林立果、周宇驰还组织四十多名翻译，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进口的特务工具技术资料及说明书。
十、抓部队，搞武器，大搞“陆战”训练
小“舰队”确定“基本方向是抓部队，抓军、师两级，抓关键部队”，“建立根据地”。林立果说：“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里窜来窜去”。他一再要求“舰队”成员“眼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多开辟象空九师那样的部队。”
林立果早就通过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人，控制空四军、空五军，妄图把这两个部队变为他们“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一伙一面秘密策划，从驻京院校内抽调了一批所谓“左派”，去空四军加强“基地建设”，一面又通过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把黑手伸进广空的一些单位。一年之内，林立果曾在空十二军搞了十五次所谓“接见”，要解耀宗等人把“根据地”“巩固好”，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
为了拼凑反革命政变力量，林立果一伙采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手法，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腐蚀干部，拉人下水。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些。”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林立果派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大搞反革命串连，找一些单位来开会的领导干部谈话、送礼，进行“路线交底”，把有的人引上贼船。
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林立果以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鲁珉、曾国华、何振亚、郁文等四处奔走，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兰州、南昌、成都、昆明、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大连、天津、保定、新疆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连。
与此同时，林立果多次向王维国、陈励耘、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交待：要加强空军的“陆战能力”，“做到空中能打，地面能战”，“对付路线上的敌人过得硬”。王维国、陈励耘组织了“武装营”，装备了“火力车”（把枪炮安装在汽车上），大搞“陆战”训练，还搞了歼击机超低空训练，高炮打坦克的实弹射击。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利用广空参谋工作会议、后勤场站工作会议，公开下达了“陆战训练”的任务，提出“机场要人人皆兵”，“把场站变成陆战团”，要军、师、团组织“陆战领导小组”，制定“陆战行动预案”。
林立果一伙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搞到了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给王维国弄去新式微型冲锋枪样枪和图纸，进行仿制。林立果还指使王维国制造步枪、冲锋枪和穿甲弹（要求能穿透九十至一百毫米厚的钢板），又要王璞、顾同舟等人秘密试制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成立“造枪改炮小组”，用废旧航空火箭、火炮，安上支架、轮子，用于地面作战。
十一、导演“安全现场会”，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借着推广“安全飞行经验”，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一伙采取内部串连的办法，拉了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死党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十二、阴谋“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他们准备如果中央的会议点林彪的名，就“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四月二十三日晚，林立果指使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了一个黑会，具体研究反革命政变的部署。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没有点林彪的名，才把反革命政变计划推后，继续加紧准备，待机而动。
十三、策划和实施两项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九月八日，林彪向他的死党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十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拿着这个“手令”回到北京，从八日午夜到九日凌晨，召开了一系列黑会，按照林彪的旨意，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首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密谋。林立果在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后，布置江腾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还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布置“舰队”成员王永奎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致被人发现的办法。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找王飞密谋，布置王飞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随后林立果、周宇驰又召集“舰队”成员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四人在原空军学院黑据点开会。林立果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决定进行武装起义”，“这里（指空军学院据点）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准备争取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胜败在此一举。’”还说：“本来想多抓一些部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再好的可以当常委。总政拿过来，北京军区拿过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行！”“这次可要论功行赏。”林立果还狂叫：要“进攻钓鱼台！”
与此同时，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又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用伊尔—10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
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又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林立果怕火车调部队慢，容易泄露，打算用安—12飞机运。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行凶的方案。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一日提前离开上海回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他们第一项反革命阴谋破产了，又慌忙决定实行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妄图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
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根据林彪旨意，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疯狂叫嚣：“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十九时四十分，林立果通过死党，私调256号三叉戟飞机一架，潜往山海关待命，准备次日供林彪、叶群、林立果南逃时使用。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他们又安排依尔—18一架准备十三日晨送周宇驰、胡萍去山海关，然后随林彪去广州，该机则经上海拉“上海小组”、“空四军教导队”的人员去广州。还安排三叉戟、安—24各一架，供黄、吴、李、邱和由北京去广州的人使用，并计划用安—12一架运走两架云雀直升飞机。他们预谋于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南逃广州，并通知了王维国、陈励耘、顾同舟等人负责接应。
晚上二十一时许，王飞按照林彪、林立果旨意，在空司办公楼内秘密召集于新野、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七人黑会”，策划“南下”行动方案，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确定了编组方案。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于是林彪死党慌忙收拾行李，整装待命。
但是，由于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晚二十二时半左右，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决定必须有周总理的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他们的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又破产了。
十四、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决心叛国投修。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气急败坏，慌忙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下达了停止南逃行动的“命令”，并告周“要北上”（即叛国投靠苏修）。周宇驰、于新野同时布置小“联合舰队”成员王永奎、陈伦和、许秀绪、王琢等人集中到原空军二高专秘密据点待命。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三十分，林立果、刘沛丰等少数死党，跟着林彪、叶群，爬上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二时三十分，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林彪等人全部丧身火海。狂妄不可一世的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和他的老子一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私调“直五”型直升飞机一架，企图外逃未遂，周、于畏罪自杀，李伟信被我生俘。
这样，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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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江腾蛟，是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有的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一、林彪的忠实走狗
江腾蛟极力追随林彪，得到林彪赏识。一九六五年秋，叶群、吴法宪带了一帮人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组成了效忠林家的黑班底，江腾蛟积极入了伙。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保护起来。叶群亲自给江腾蛟打电话：“这两个孩子可是林副主席的两只眼睛，你要好好照顾。”江含着眼泪回答：“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们两人在。”他先把林立果、林立衡藏在南京，向亲信交代：“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使用的车辆要严格消毒。”后来，他又把林立果、林立衡伪装成记者、秘书，带在身边，专门调派一架飞机，窜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抛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反动口号，反党乱军。江忠实执行林彪的黑指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破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秘密收集整理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林彪。他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老实说，我在南京的做法，没有上面的指示，我能随便干吗？”“我的后台在北京，又粗又硬。”正当南京地区的部队、群众要清算江腾蛟罪行的时候，林彪、吴法宪一伙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派他到西南地区，参加航空兵三师击落美帝入侵飞机的庆功会，给他加上“空军部队负责人”的头衔，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宣读中央军委嘉奖令。使他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一九六八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将江腾蛟调离南京。林彪通过吴法宪，事先把决定告诉了江腾蛟，并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要他“深居简出”，“避一避风头”。江经常出入林家，成为林家的座上客。林、叶还把发给政治局委员的文件和揭发江的材料，送给江看。叶群吩咐张发云（跟随江腾蛟的空政秘书处原处长）：“江腾蚊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林彪对江腾蛟的女儿说：“以后有谁迫害你爸爸，就来找我。”还亲自对江说：“没有职务照样干‘革命’。”当年“五一”，林彪一伙安排江上了天安门，名字还登了报，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吴法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把江腾蛟安插在空军领导机关。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还要重用。象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再就没有干部可用了。”吴秉承林彪的意图，一九六九年初，要江作为王辉球同志的“助手”抓空军政治工作，并让他继续抓南京空军的所谓“重要专案”。同年五月，在空军第四次党代大会上，不顾代表们的反对，硬把江塞进空军党委，并安排为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同年十月，又让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江腾蛟是林家最忠实的鹰犬。他经常无耻地说：“是‘首长’（指林彪）和‘副部长’（指林立果）救了我，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江腾蛟，就没有我的一家。我一家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感激林副主席一家。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二、党和人民的死敌
江腾蛟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恶狠狠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都专到我姓江的头上来了。”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建国二十多年了，生产还是那个样子，停滞不前，工人农民收入很少，现在是群众敢怒不敢言”，“你们不要把世道看得这样公平，这样合理！真正公平合理的世道是有的，那是将来的事，等‘首长’和‘战友’（指林立果）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才能实现。”他疯狂地说：“我有林副部长领导，有‘首长’和‘战友’做后台，有人反我十年，也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姓江的就没有出头之日！”
江腾蛟出于反革命本性，早有叛国外逃的企图。一九七○年十月间，江对他老婆李燕平讲：“现在不光全国各地，就连国外，我江腾蛟也还是有点名的。我要真到外国去，还真错待不了我呢！像这么个对中国军事情况了如指掌的将军，他们还不当宝贝供养起来？！我这样的人在他们那里可是有大用场啊！”李伟信为林立果购买特务器材，从香港回来，江腾蛟向李了解香港的情况。据江的女儿揭发，江曾去过深圳活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叶群要吴法宪把江腾蛟叫到北京来，当面交代要江腾蚊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江写好后交吴法宪，吴亲自修改后送给叶群。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林彪一伙加紧实行《“571工程”纪要》的时候，江腾蛟要王维国抓紧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说什么：“要敢于上纲，敢于加工整理”，“要懂得这是斗争的最好炮弹”，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三、积极配合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
江腾蛟狂热吹捧林彪、林立果，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一九七○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江秘密指使李同云（空军报社原副总编），同陈励耘、王维国、查全伦、王宝功（沈阳空政主任）等人，组织力量，炮制了《伟大的战略措施》、《四个第一好》、《四好连队运动万岁》、《三八作风是传家宝》四篇反党黑文章，鼓吹“不可分割论”和“天才论”，为林彪树碑立传。叫嚣：“自觉地把保卫林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这些反党黑文章，经过江修改定稿，密谋先在《空军报》发表，再送《解放军报》，后来因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未敢拿出来。江腾蛟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搜集、掌握贯彻的情况和反映，并催促政治部要很快传达。他积极参与炮制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事先周宇驰到他家里同他商量过“讲用报告”的内容，“讲用报告”出笼前，江腾蛟看了稿子，表示完全同意。空军“三代会”期间，江在幕后进行秘密活动，策动在会上放“讲用报告”录音，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林立果，与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密切配合。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腾蛟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对抗批陈整风运动，顽固坚持林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狂叫：“不承认‘天才’，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去了‘天才地’那三个副词，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首长’。”同时，他狂热地吹捧林彪“一贯正确”，“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吹捧林立果“是新发现的领袖人物”，“是接班人的接班人”。他还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吹捧林彪的所谓“路线教育材料”，并且指使亲信大量印发林立果反革命的“讲用报告”。他为了炮制林立果的所谓飞行安全经验，事先，亲自窜到空九师活动，并对王璞、顾同舟、查全伦等人说：“这是在林副主席那里挂了号的，林副部长亲自抓的，一定要抓好。”还规定他们每半个月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开现场会时，他还指使亲信秘密串连一些单位的人参加会议，再一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
四、拉拢干部，安插亲信，妄图控制部队
江腾蛟极力鼓吹“亲不亲，线上分”。胡说：“只要对林副主席一家感情深，其它方面有毛病也要大胆使用”，“不要老啃着死东西不放”。他要李瑞昌（空政干部部原部长）等人为林家“把好关”，“掌好用人权”。并且规定：“空军师以上干部和南京空军团以上干部提升调整都要先告诉我。”江腾蛟等人还策划通过“调整”、“更新”干部，提拔重用亲信。通过控制“专案”，残酷迫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江腾蛟四出活动，进行反革命游说，拉拢干部。他带着亲信，曾先后窜到济南、青岛、上海、广州、桂林、长沙、武汉、孝感、西安、成都等地，了解干部对林家的感情态度，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他还根据林立果的交代，于一九七○年十二月带着亲信窜到空降兵十五军“摸军、师两级班子的情况”，做“工作”。江腾蛟一伙采用“路线交底”、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拉山头，搞宗派，欺骗和拉拢某些单位的一些人。
江腾蛟按照林立果“派人下去抓好部队”的黑指示，加紧策划把他们在机关的一些“骨干”派到部队去。一九七一年初，他与林立果、周宇驰、王维国密谋，以支左为名，从驻京院校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靠得住的人，到空四军“加强根据地建设”。江还策划从空直机关调出“三分之一的‘骨干’下去抓部队”。指名要安插一些党羽到军、师去担任领导职务，妄图控制某些单位。
五、参与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策划召开反革命的“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江腾蛟化名“何坚”，假造病历，以检查“有无癌变”为名，乘夜航专机秘密窜到上海，潜藏在一幢小楼里四十多天。在这期间，他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多次密谋，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三月底，江腾蛟参加了由林立果召集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一起，策划了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会上，他接受了林立果的旨意，负责上海、杭州、南京三个点反革命活动的协调和拉总。会后，江得意忘形地对李燕平等人说：“现在把方案定了，就好办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哈哈！我这几年也总算没有白斗，只要方案一完成，我们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完全是一副法西斯匪徒的凶相。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坐镇上海，一面指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按照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各项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一面窥测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动向，待机而动。伙同王维国、陈励耘在上海组织了“教导队”，在硕放和笕桥组织了“武装营”。四月中旬，江派林彪死党朱铁笙（空政秘书处原副处长）去杭州向陈励耘了解政变准备情况。江腾蛟还指使周建平窜到一些部队去做“工作”，妄图把部队抓到手里。王、陈、周分别制定了上海、杭州、南京地区的“行动计划”、“应变方案”。江还要上海、广州地区的一些航空兵部队抓紧进行歼五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四月下旬，江窜回北京后，又亲自跑到天津、保定，还有计划地察看了北京周围顺义、通县、南苑、黄村、门头沟、石景山、南口等地的地形，进行阴谋活动。
六、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
《“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江腾蛟加紧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他造谣污蔑，疯狂叫嚣：“现在斗争形势很复杂”，“军队不行啦，笔杆子起来啦！”“当前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新的反复，更大的风暴”。他穷凶极恶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搞武装起义。”“只要看准时机，先下手为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首长’、‘战友’往党和国家的位置上一站，把所有的大权都接过来，报纸、广播一控制，不就成功啦！”“当然，也要准备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首长’和‘战友’带上同路人到广州或其他地方再成立一个党，起码打出个以长江为界来，然后再打几年，慢慢统一。”他还嚎叫：要“改朝换代”，建立“人人自由、平等、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江还向他的党羽宣布反革命纪律，说：“我们是不成功则成仁，破釜沉舟，拚上老命！”“要绝对保密，不能当叛徒。”“如果泄漏一句，不要怪我江腾蛟翻脸不认人！”
七、发展反革命组织，培植反革命势力
江腾蛟秉承林彪的旨意，积极参与、策划建立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及设立反革命秘密据点。他还窜到桂林、青岛等地，部署建立反革命据点。他要米家农抓好反革命特务组织“战斗小分队”。
江腾蛟在空军政治部，秘密组织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地下黑班子。成员有部、处干部十二人，由李同云、李瑞昌牵头，张发云为联络员，江腾蛟直接指挥。江给黑班子规定任务：“要把政治部办成林副部长放心的政治部”，要求其成员“把心思放到林副部长那里交下来的任务上”，对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等人的所谓“指示”，都要“紧跟、照办、认真执行”。他们在各部门发展“骨干”，开什么“骨干碰头会”、“形势分析会”，进行非法活动。他们自成系统，部里有“部”，处里有“处”，制造分裂，控制政治机关。他们用欺骗组织、煽动群众、暗中操纵等手段，秘密控制组织、干部工作和舆论工具，搞了许多阴谋活动。
江腾蛟还组织了一个秘密“接待委员会”，张发云担任主任，负责接待和联络在空军内的林彪黑线人物。政治部地下黑班子的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江腾蛟在林彪、林立果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培植反革命势力。他除了把黑手直接伸进空四军、空五军以外，还通过周建平、王璞、顾同舟、解长林等人，在一些单位做“工作”，拉拢人。他要查全伦在福州军区空军“想办法站住脚跟”。他还两次派陈玺（南京空司气象处原副处长）去找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原副政委）进行反革命串连。
江腾蛟亲自向其同党、亲信传授反革命策略，加强内部控制，捏拢反革命力量。说：“我们的斗争是大兵舰作战，不是小木船，是联合舰队，是林副部长给我们掌舵。我们都是兵舰上的战斗员，不要互相在舰上拳打脚踢的把舰弄翻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上旬，他在广州对顾同舟、查全伦说：“你们关系搞不好，广空机关就不能团结起来，副部长就不放心。只要对副部长态度一致，不管个人之间过去有多大意见和恩怨，也要消除、谅解。”他还举行“熊掌宴”，把顾同舟、查全伦、米家农等人找去参加。江说：“副部长送给的珍贵礼物熊掌，请大家来分享幸福”。查全伦等人在宴会上举杯狂叫：“为在林副部长的领导下，在江政委的具体领导下，搞好‘工作’而干杯！”一九七一年七月，江腾蛟派人去上海、杭州，要王维国、陈励耘“搞好团结”，“抓好骨干队伍”。
八、充当反革命凶手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南线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江腾蛟秉承林彪旨意，为了“加快、提前”实行《“571工程”纪要》，在上海的秘密住所里，多次和李燕平及他身边的死党，密谋采取“设伏突袭”、“炸火车”等罪恶手段，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他要张发云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彪死党：“不要乱跑，要随叫随到，要严守岗位，各就各位。”
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江腾蛟叫到西郊机场黑据点里，让江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对江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江和周宇驰向林立果献策：“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还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九月十一日，江腾蛟、林立果和王飞、关光烈、于新野等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准备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
十一日晚，江按照同林立果、王飞、周宇驰的预先密谋，带鲁珉到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具体策划行动方案。并且规定了时间、地点、代号，指定了具体执行人。林立果对鲁珉说：“派你去上海组织指挥炸火车，是江腾蛟点的将。”并确定：“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江接受了林立果的指使后，连夜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去上海。由于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周宇驰召集江腾蛟、王飞下达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策划了南逃行动方案。当天晚上，江匆匆忙忙跑回家里，准备携带张发云、朱铁笙和江的老婆孩子，与林彪同坐一架飞机南逃。
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江腾蛟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的审判。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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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王飞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急先锋，是策划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凶手，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北线总指挥”。王飞一贯顽固地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是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一些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一、死心塌地投靠林彪
一九六四年初，林彪派秘书关光烈，身着便服，窜到空军党办同王飞密谈。随后，王飞打着向“林办”学习的幌子，钻进林家，秘密勾结。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指使叶群，纠集吴法宪、王飞一伙，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拉山头，结死党。在此期间，王飞为林家百般效劳，得到林彪、叶群赏识。叶群还亲自向王飞传授反革命两面派权术。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王飞抄了杨成武的家，搜走了林彪、叶群与杨勾结的罪证，交给了林、叶。在林彪、吴法宪授意下，王飞指挥一帮亲信，为叶群伪造历史，扣压揭发叶群罪恶历史的检举材料，并制造假案，迫害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派遣他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党办当秘书。吴法宪、王飞马上派周宇驰、刘沛丰伴随左右，充当其反革命帮凶。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一九六九年二月，在党的“九大”召开前，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林立果“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擅自发布所谓“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的同时，吴法宪在林彪的指使下，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之前，王飞就把这个头衔，写信向林彪、叶群汇报，甚至连林立果的升调报告表也都一并奉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
林彪、叶群多次把王飞一家召去“接见”、看电影、照相、吃饭，进行反革命拉拢。林彪、吴法宪一伙还把王飞“推选”为“九大”代表，后又提拔为空司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第一主任。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王飞一伙加紧勾结。一九七一年春节，他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二、策划和经营法西斯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
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网罗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空军拉山头、搞宗派，秘密成立了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这个反革命小“联合舰队”，是在林彪、吴法宪直接指挥下，由王飞具体策划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吴法宪伙同王飞在空军党办内策划搞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是王飞、周宇驰和刘沛丰。这就是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雏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又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一九七○年五月前，发展成为反革命小“联合舰队”。到“九•一三”前夕，这个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发展到十几个人，有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陈伦和、王永奎、许秀绪、吴达云、王琢等，头目是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王飞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这一小撮死党绝大多数是王飞招降纳叛收罗而来的。周宇驰是个对我有杀父之仇的家伙，曾因犯错误调离机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王飞把他调回党办当科长，后又提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收过租，讨过债，政治机关曾数次提出要处理，王飞一直进行庇护。于新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其父为右派分子，本人屡犯错误，王飞对他极力包庇重用。刘世英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道德败坏，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调离机关，王飞一手策划给他取消了处分，弄回机关。王飞自己出身恶霸地主，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帮家伙，在林彪的指挥下，秘密策划和组织实施反革命政变阴谋，从舆论、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干尽了反革命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
三、配合林彪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年夏，林彪、叶群伙同陈伯达、黄、吴、李、邱等，秘密串连，加紧准备，阴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王飞一伙紧密配合，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
林彪窜上庐山之前，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王飞为之积极筹划。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空军的指挥大权。“两个一切”出笼前，王飞参与了密谋策划，出笼之后，他又竭力兜售。一九七○年七月六日，他们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两个一切”。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紧接着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与此同时，在林彪、叶群的亲自指挥下，王飞、周宇驰等人加紧炮制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王飞亲自出马策划召开林立果的“讲用”会。一九七○年三月，王飞就放出空气，制造林立果要作“讲用”的舆论。六月，他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随后，经吴法宪、王飞一伙策划，在王辉球同志主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王飞提出空军党委常委参加林立果的“讲用”会。会议确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司、政、后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都参加。一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极其反动的“讲用报告”。这个会由王飞主持。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第二天，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八月下旬，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空军的“三代会”吹捧林立果“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达到高潮，与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飞、周宇驰一伙密切窥探会议动向，盗窃全会情报。当林彪向党发动突然袭击后，周宇驰立即密告王飞：“吴司令他们早就串连好了”，“把矛头指向×××。这一下不把他压垮，也得把他吹歪了。”王飞听后，得意忘形，立即叫他老婆写信告诉她妹夫（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被审查对象）向上告状，指控上海市委负责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周宇驰又慌忙把情况密告了王飞。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加紧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贼心不死，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王飞也肆无忌惮地破坏批陈整风，极力掩盖林彪的反党罪行，包庇陈伯达，继续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王飞猖狂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胡说：“马克思的书是一百年前写的，列宁的书也有四、五十年了，都是些外国地名、人名，不好学，学了也记不住”，“学马列主要指的是高级干部，候补中央委员以上，我们有谁够条件！？”他对空军通信团的干部叫嚣：“你们不要学，连队干部更不要学”。
与此同时，王飞在幕后指挥贺德全、刘世英、戴忠笠等人兴风作浪，大吹“天才论”。他们挥舞着林彪的语录叫嚷：“林副主席讲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讲！”“不讲天才是别有用心！”还恶狠狠地说：“真有人敢批天才，胆子不小啊！”“你们批天才，批吧，将来总有一天反过来挨批。”甚至散布：“大赞就是大批”，利用空司批陈大会的讲台，歇斯底里地大讲“天才”，吹捧林家父子。
王飞恶毒攻击毛主席对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报告的批示，污蔑反骄破满是“整人”，是“右倾翻案风”，散布“骄傲自满不是路线问题”。还别有用心地说：“空军现在不是解决骄傲自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拥护谁、跟谁走的问题。”鼓吹跟林彪、林立果。
王飞在空司机关大搞以对林家父子的“态度”、“感情”为标准的所谓“路线分析”。胡说：“路线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是拥护谁反对谁的问题”。王飞一伙叫嚷：“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拼命干，不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猛批判”。
王飞还歪曲历史事实，胡说：不管是前二十八年还是后二十二年，都要突出林彪。并策划炮制了篡改党的历史、宣扬林彪“丰功伟绩”的所谓“两个决议的宣讲材料”，毒害广大群众。
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召开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上，王飞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开放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供外宾参观访问，还要在各革命圣地陈列馆的解说词中增加吹捧林彪的内容，逼中央表态。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彪一伙在广州策划召开了“安会现场会”，进行反革命串连，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向党发动了反革命的“夏季攻势”。会前，王飞窜到部队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七月下旬，在吴法宪主持下，王飞专门安排其亲信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汇报了“安全现场会”情况。王飞在会上说：“推广‘安全经验’是个大事，对推动空军建设很重要”，并提出：飞机的预警装置先改装一个团，要求各部门全力支持。接着，他又选择在林立果“讲用”一周年的前夕（七月三十日），主持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空司部党委扩大会，指使亲信宣讲“安全经验”，狂热吹捧林立果“不断发现和解决了空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胡说“安全经验”是林立果放的“第二颗政治卫星”，鼓吹“从林立果身上看到了林副主席带兵打仗的优良作风的巨大威力”，等等。同时，王飞还秘密布置空司各部、局搞什么纪念林立果“讲用”一周年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他又把“安全经验”塞进航校工作会议；亲自和指使一些人，到部队兜售“安全经验”，吹捧林家父子。
五、参与“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三月间，正当林彪及其死党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的时候，王飞躲进医院同一些死党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以后，王飞指使一个秘书到上海“注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动向。王飞还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其死党“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王飞同周宇驰密谈了妄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的罪恶阴谋。周宇驰叫嚷：“这次（指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吴司令他们在庐山的活动都给端出来了，搞得黄、吴、李、邱很被动”，“情况越来越紧张，林立果天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很着急。”他杀气腾腾地叫嚣：“这都是最高的地方搞的，不行就来个干脆的”。
五月一日晚上，王飞在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庆祝活动的实况广播时，咬牙切齿地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
六、抓部队，搞武器，阴谋扩大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及其死党王飞等拼命抓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空军司令部，王飞特别“关注”空司警卫营，他说：“空直机关就是警卫营这样一点掌握枪杆子的部队。”为了控制这个部队，他经常抓警卫营的“路线教育”，散布：“林立果对你们很关心，对警卫营感情很深。”他指使亲信制造舆论，要警卫营“一切听王副参谋长指挥。”王飞还亲自选定“挂钩”连队，把警卫营紧紧抓在手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策划空司警卫营抽调连排骨干八十八人，进行骨干“集训”。王飞叫嚣：“不训练不行”，“要苦练”。指使这个“训练班”，集中时间学习林彪的所谓“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实兵训练中，宣扬“江田岛”精神。在训练期间，王飞派一帮亲信进行慰问，“鼓舞士气”。到九月八日，“训练班”只完成了单兵动作，王飞叫喊：“这样不行！战术一定要搞，至少要搞班进攻”，要“训练班”继续加紧训练。
王飞利用职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提供了大批武器。他们经常通过警卫营给林彪死党搞枪支弹药，先后从警卫营盗走了各种枪七十六支，枪榴弹筒一具，各种子弹一万二千八百余发。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来京要轻武器。这个人对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制订空军轻武器分配计划时，王飞策划削减“三北”，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武器。计划调整后，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六千六百支。
为了实行《“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王飞根据林立果“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窜来窜去”的黑旨意，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空军部队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九月初，他还亲自出马，先后窜到鲁山、当阳、郑州、成都和天津、唐山、遵化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
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
王飞还竭力拉拢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势力。
七、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策划南逃，另立中央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
晚上，林立果、周宇弛、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密策划谋害毛主席、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叫嚣：“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在这次黑会上，林立果、周宇驰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
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再次策划攻打钓鱼台。
当天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
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
接着，王飞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送去，并转达了叶群、林立果的“问候”，向黄密报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
九、十日两天，王飞还查问了空司警卫营的实力和骨干“训练班”的训练情况等。
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告诉王飞：“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在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林立果嚎叫：“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
会后，林立果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了王飞。林彪在信中要黄“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当天，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林立果恶毒地提出了用空司警卫营卡车冲，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借接待外宾的时机在机场动手的办法。王飞则献计，要林彪召集会议搞。
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王飞：“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下达了林彪关于十三日乘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由胡萍准备飞机，王飞组织指挥。
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黑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
毛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林立果于十二日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王飞惊恐万状，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王飞气急败坏地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王飞负隅顽抗，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与死党刘世英等秘密串连，通风报信，布置退却。十四日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什么“好心为坏人办坏事”。但是，在铁的证据面前，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难逃法网。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3.08.20；中发［1973］34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1）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2）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决议)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2009年12月7日初稿
2012年5月2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