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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劳动者的解放 » 文革讨论 » 第三篇第八章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水陆洲 - 2012/5/16 11:09:00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对于提高全军指战员的觉悟,增进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使人民解放军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将发挥巨大作用。《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要深刻认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提高向全国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虚心地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经常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听取批评,接受监督。要抓紧新年、春节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及冬季野营训练等机会,掀起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向全国人民学习的活动抓紧抓好,长期坚持下去,务必取得切实的效果。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诘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对陈毅一生作了肯定评价,并说: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周恩来在悼词中说: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1972.01.13; 中发 [1972] 3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1972.01.13;中发 [1972] 5 号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2.01.13;中发 [1972]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0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改悔。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巳在上海的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按照《“57l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相、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l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
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l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十、盗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耍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l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页]。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
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妥,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l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附件一: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影印件)
附件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原文印件)
附件三:李伟信的笔供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各地工作情况。
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尤其是新疆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仍将斗争主要矛头指向王恩茂,不利于团结对敌。
会议商定,近期约新疆党委和军区负责人来京谈,以促进他们的认识和团结。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
周恩来说:把批判矛头对准王恩茂的两个主义和一个王国,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中央的政策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
现内部最大的问题,是出了林彪反党集团,从九一三至今,已经四个多月了,你们还没有自觉地深挖思想。
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03.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批、两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没有及时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1)四川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所谓的“根据地”和“借用力量”,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成都地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
(2)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对成都地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3)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召开了几次会议,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的教导,对他们的这种态度,应当欢迎。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2.03.23;中发[1972]1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广大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你们在斗争中,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因病逝世。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的讲话精神
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最近发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指十二号文件),精神就是要解放干部。国家机关解放一批干部,解放了就要分配工作。有的要经中央批准,有的要经毛主席批准。过去是正部长如谷牧同志、胡耀邦同志都要报毛主席批。现在报的材料太简单了,手续也不完备,要报毛主席看,不行。最近苏振华同志写了一个检查,很认真检查了在地方工作时的错误(毛代表说:苏振华过去在地方上做过县委),军队里犯的错误,一段一段很清楚,毛主席看了批了,可以安排工作。林业部一个副部长写的检查很认真,但我们整理时只说他犯了一般错误。他检查他过去支持了出版刘志丹的小说。毛主席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就是指的这本书,他那时的错误,就等于现在出版林立果的反党材料一样是反党性质的,但结论是一般错误是不对的。
又如有个同志反对学习大寨,实行包产到户,是犯了走资派错误,他本人写得很深刻,但我们写得太轻了。不要在原则问题上马马虎虎,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样对他们有利,也不会背包袱,否则到下面工作也不好。有个副部长在土改时有反攻倒算问题,没写清楚,这是个大的问题,路线问题,要在结论中写清楚,没有还的账一定要还,你忘了群众忘不了。
欠了账一定要还。各省委成立党委时,总理亲自抓,对这类似的问题都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检查,有的受了处分。这样对本人有好处,这笔账要还,至少要写封信,回到原来的地方作检查。当了官也不行,欠了账要还,如果不愿意这样做就不好。
二、整理材料问题:正部长和中央文革直接处理过的人的材料要报主席批,副部长报中央批。本人检查要用路线观点来说清问题,光用“滔天罪行”、“狼子野心”这些不能解决问题。不要在批判他的时候“滔天罪行”,解放他时又不讲原则,原则是非要分清楚,不要写得太长,要实事求是,另外要写个报告,对这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一贯表现和对他检查的要表态,提出使用意见。
材料问题要选择,不要带一大包,一个人一大包材料是包袱。结论、组织意见、本人检查,如有政治历史问题要附上主要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其他材料暂时放着,不要转。待中央研究后处理,不要搞邱会作那个办法。(总后下放了很多干部到新疆,去时这边欢送,那边欢迎,各人的材料也没弄下去,以后就把人家在运动中的材料一大包一大包的转下去了。)
组织结论要和本人见面,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意见不一致就不要分配。如有个单位对一个副部长的入党时间问题,他自己说是1937年入的党,但调查的是1938年,他一直保留意见,故必须把问题弄清楚。(夏部长说:1937年入党的算内战时期的干部,1938年的就算抗日时期的干部,故这两个年头是有区别的,如1938年1939年区别就不大了。)不要带着问题下去,矛盾不要带到地方去。结论是斗批改的最后阶段,思想要做通,不要把不干不净的分到地方去。哪些材料装档案,哪些不装还要研究。对副部长的材料各个核心小组的成员要看,领导不看材料不好。(纪登奎同志谈到一份材料上写着“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认为这种提法就不确切,怎么叫“一般的吹捧蒋介石”?)这也是斗批改的水平问题。前一段分配到各省市去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但也有问题,有人批评我们把“五•一六”也派下去了。
三、清查“五•一六”问题:全国总工会汇报时,纪登奎同志说:有人告状,江青同志把信转给我了,你们单位有多少“五•一六”?答:有200人。纪登奎同志说:有那么多吗?这就是扩大化了,答:我们定了两个。又问农林部有多少“五•一六”?答:有100多。纪登奎同志说:有这么多吗?会后全总和农林部的留下谈谈。以后又问交通部有多少?交通部的同志没有讲。
    (1972年4月整理)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观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04.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约见来京参加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
周恩来说:你们的报告主席、中央已经批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参加浙江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要把浙江搞好。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04.27;中发 [1972]17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央政治局还商定了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排序方案。
周恩来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梁。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危害很大。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通知》回顾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以来到现在8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的5项措施。
指出:“为了总结和交流这一时期的经验,以利于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使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目 录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1)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4)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8)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11)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21)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34)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6)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48)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50)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周恩来前往毛泽东处请求可否将毛泽东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
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大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这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幅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那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林彪反党集团了,但是陈伯达也是主要成员,大家有什么知道的事情,或者跟他共事的时候知道一些什么事,还可以揭发,还可以批判嘛,这样来充实这个部分。因为陈伯达里通外国的材料还不完全,如果还有更有分量的材料就更好,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审查。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很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这个性质是不变的了,顶多就是补充材料,不是继续审查的问题,而是揭发的问题。我们的措辞上是有点毛病。这好在是征求意见了,大家有更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给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为专案组抓这个工作越看多了,有时候明摆着措辞不当,有时就疏忽过去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
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聂荣臻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现在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测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飚同志,没错吧?(耿飚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两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的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二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是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概要)
1972.05.21;中发 [72]21号
1972年5月初,周恩来审阅外交部核心小组关於任命仲曦东等七人为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的请示报告,并报送毛泽东审定。在附信中说:“外交部副部长现只两人(乔、韩),自从外交战线展开以来,实在忙不过来。几次同外交部核心小组商讨,认为非增加副部长和部长助理,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从中青年干部中提一些人担负司局长职务,才能分担任务,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外交战线上的干部。”5月11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于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与华东组、中南组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并作了三次发言。现将江青同志的这三次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毛主席的这封信,我有这样的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学习。只是我个人的领会,不一定那么深,不一定那么准确。
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六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经过实践是比较清楚的。我坐在飞机上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我没有看到。不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所以说,这封信的根本思想,对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象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B──52旗号,打击D──52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解剖了自己,也解剖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通过混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这次学习有点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最大的学习。我在延安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开始学到了认识自己的困难性和重要性。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周恩来参加东北组讨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组如今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七日,周恩来起草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
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送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
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情况及浙江、新疆等地问题。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
1972.06.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 彪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支语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
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后,周恩来去毛泽东处。

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周恩来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将提纲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
在谈到王明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检讨。并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这几年我党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准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陈云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发言。
陈云就所谓“伍豪问题”说: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
同日,陈云又写了书面发言:“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周恩来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词的情况作了说明。
还讲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公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区存档。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1972]9号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xxx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xxx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l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l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
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委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
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1972.07.02;中发[1972]24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各地在传达讨论“材料之三”时,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武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展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各地在向群众传达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毛主席重要讲话、批示和中央文件时,采取了总结试点经验,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材料之三”的传达方法,各地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问题,由民族出版机构负责解决。

一九七二年七月,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2.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1.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2.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3.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4.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5.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6.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1.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2.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3.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4.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5.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6.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7.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第二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路两用汽车的训练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十八、李作鹏窜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256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上海市委常委。
周恩来说:出了林彪事件,出了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有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地出现。
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1972年7月9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周恩来指示下起草的。
《报告》建议对应解放的干部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都应在公安部门分配适当工作。公安部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应当予以撤销。
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地党委督促贯彻执行。
到1973年,全国公安机关陆续解放了一批领导干部,调回了一大批业务骨干。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
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克珊•维特克来华访问。
周恩来告诉江青:如果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与维在北京、上海谈了几次,又准备在广州继续谈。
周恩来得知后派人告诉江青: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
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后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3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1967年1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千他们分别参加空军报社、总后卫生部学习党的关系和工作分配均由总政管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主席、中央:
我们贵州十三个同志于九月三日来京,在春桥、登奎,德生,洪文、周兴同志帮助教育下,对我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现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送上,请审批。
    蓝亦农 张荣森 贾庭三 李 立
石新安 马扶增 张 琦 李庭桂
陈行庚 张心田 薛 光 吴荣正
吴向必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
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
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不认真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批陈不痛不痒,反而为林彪及其死党涂脂抹粉。蓝亦农同志说,“黄永胜前段没上庐山,他的检查是为了给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吴法宪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有功。”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蓝、张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还在贵州私自印发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并大量印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周赤萍吹捧林彪的小册子,为林彪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他们多次表白自己,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并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
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在昆明时,就曾陪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借选“外事人员”为名,搞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蓝、张到中央接受任务时,蓝事先去见了邱会作。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他们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又单独接见蓝、张。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1972.09.15; 中发 [1972] 38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 央 批 语
贵州省党委,省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望你们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
1972年9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批语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上述3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作的调查指出,这4所学校中的老干部(副部长级以上)、高级知识分子(三级教授以上)、爱国人士(全国人大、政协常委以上)共有208人,“文化大革命”前原有住房1036间,20105平方米。在“文化大革命”中,住房被挤占的有189户191人,占上述3种人总数的91.8%。被挤占住房508间,共10101平方米。此外,这4所学校的9至12级干部中还有17人被挤占住房88间,687平方米,占原住房面积的41%以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
周恩来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一风吹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
讨论湖南问题。
要求参加座谈会的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推动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话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11.04;中发[1972]42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会议认为,目前该地区问题中心是大抓路线斗争,加强领导工作,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会上还讨论了华东等地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谈山东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这场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好不好,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林彪的路线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左”的,还是右的?以及其它一些在深入批林整风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场大辩论,是由董立芳(二十八军政委)、汪易(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照远(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志挑起的。
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怎么样?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军内,都是大好形势。但是,董立芳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说,他有“三个不满”,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满,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对前途悲观失望,恶毒地攻击我们党“正在变”,“将来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胡说什么“最多中国变修”。他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一边,公开跳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l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三、林彪有没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也是董立芳提出来向党挑战的。他在批林整风中向党进攻,多次声称“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毛主席相对抗”,公开为林彪辩护。
董立芳胡说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所谓“四好的四个方面是体现了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董立芳为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辩护的另一条“理由”,就是把林彪的“六个战术”奉为打胜仗的“法宝”,胡说什么“过去仗就是这样打的,今后还要这样打”。
四、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那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时候,董立芳却胡说什么“地主生活好,他的儿子就比一般人聪明”,攻击我们党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是“形而上学”。汪易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多次开会传达所谓“超天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同林彪死党吴法宪唱一个调子,吹捧林立果“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张照远同志在“九•一三”以后,还说什么“不承认‘天才’就会造成思想混乱”。
五、要团结,不要分裂
汪易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旱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华北会议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挖无产阶级的墙角。他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给军区领导写的两封信,把军区常委分裂为“老常委”、“新常委”,造谣说“军区常委仍然是几个老常委左右一切”。他明明知道军区有的领导同志是由中央决定调动工作的,却捏造说是被排挤走的,进行挑拨离间。他过去为了爬上林彪的贼船,亲笔给林彪写信,说什么气要为忠于林彪而呼吸,血要为忠于林彪而奔流,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永远“保卫林副主席”。林彪倒台了,他不批林,却诬蔑坚持批林的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政治陷害。他一贯制造谣言,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封官许愿,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纠缠历史旧账,有意把水搅浑,大耍两面派,手段十分恶劣。
六、尊重和维护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董立芳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为军党委书记,军里担负着一个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他自己也在一个工厂负责过支左工作,但他竟公然拒绝向当地省委汇报工作,甚至狂妄地说:“他(指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算什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抗拒党的领导。另一个例子,是张照远同志。他分工主管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工作,本应无条件地接受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领导,而他却到处伸手抓权,向省委、省军区党委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根本原则。


贰、本节简论

开展批林整风是一九七二年的工作重点。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继续发出批林整风的文件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二、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其中讲到会议的文件之五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周恩来说:“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
可是,后来有人说:这封信是假的。网络上还传播一篇张玉凤的回忆录,说什么这封信是康生的主意,由江青、张春桥写成,毛泽东是违心同意的,周恩来也上了当。即使张玉凤真是这样说的,即使她说的都是真的,也不能说明这封信就根本不存在。周恩来就亲眼见过,难道他也是说谎?可以推测的一种可能是:这封信的原件和抄件都不存在了(烧了)。康生出主意,由江青和张春桥把它恢复出来。所以政治局请示毛泽东要把这封信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的文件,开始毛泽东没有答应,真到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再请示才同意了。因为这封信的基本精神保留了原貌,可以把它看成是修改稿。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周恩来: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讲一点个人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各组如今人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七二年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周恩来将所写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和附信。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周恩来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陈云就所谓“伍豪问题”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发言。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三、解决几个省区的批林整风问题
关于新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议认为,新疆、江西、贵州、云南等地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部分政治局委员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听取李德生、王洪文关于新疆问题的汇报。
关于四川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两广、四川和湖南等地批林整风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指出: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
九七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关于浙江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西、浙江问题。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约见来京参加参加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关于江西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指出: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关于贵州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指出: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关于湖南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见来京参加解决湖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等领导人出席湖南问题座谈会。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
关于河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指出: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关于山东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谈山东问题。
关于海军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
关于北京军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四、落实干部政策,调整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
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诘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说:林彪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听说新疆现在还有人讲二月逆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你们听到那些话,为什么不批驳?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纪登奎在国务院汇报干部会议时的讲话精神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八日,周恩来确诊患膀胱癌。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批准外交部《关于调整党的核心小组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毛泽东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批准公安部“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情况和意见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周恩来提议将朱穆之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纪登奎、李德生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某日,毛泽东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泽东的提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室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五、整顿军队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2009年5月初稿
2012年5月4日修改
长江边 - 2012/5/19 8:06:00
向水陆洲老师致敬!
水陆洲 - 2012/5/20 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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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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