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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第二节  揭批林彪罪行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09.18； 中发［1971］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字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
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年来，经过在党内传达、揭露、批判陈伯达，一九七0年十二月开始的华北会议，毛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华北会议的两次批示和北京军区的改组，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批示，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关于反对骄傲自满的批示，二月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批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全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被大量揭露。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象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陈独秀从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落为托派，王明从坚持错误路线而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林彪也是如此。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的主张。“九大”前夕，他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且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几十年来，直到这次叛变投敌以前，毛主席总是对他耐心教育，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解放军，自绝于中国人民。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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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其中有不适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1971.09.29；中发［1971］6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绝密）：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1971.10.03；中发［1971］62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
1971.10.03；中发［1971］ 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10.06； 中发 ［1971］ 6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九月二十八日又发出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全党全军地、师以上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拥护中央通知和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全党全军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几个被林彪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一旦了解事实真相，也同样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以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组织也开始对黄、吴、李、邱揭发批判。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经过五十年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全党全军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分裂我党我军的反革命阴谋的。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无损于我党我军一根毫毛，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拖了七个月，黄、吴、叶、李、邱才勉强写了“检讨”。
毛主席当时曾明确批示，他们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林彪则长期称病，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文件，林彪看也不看，连“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几个字，也要秘书摹仿他的字体代写，对毛主席和党的事业充满仇恨，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今年八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对各地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希望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重申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中央决定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不顾毛主席长时期的教育和二中全会以来的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梦想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进行较量。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以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九月十二日私调飞机，准备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但是，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中央等待十天之久，眼见他们活动频繁，毁灭罪证，遂于九月二十四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如果林彪叛党叛国集团的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革命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青年，就要受到残酷屠杀，亿万群众就要吃二遍苦。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痴心妄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和高度警惕，已经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使全世界的帝、修、反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传达的文件是：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文件，和本通知。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时，应抓住重点，着重揭发“九大”以来林彪陈伯达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以便早日将林彪及其死党的全部罪行彻底查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中央准备在十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各单位要预作准备，具体做法中央将另行通知。在传达和讨论中，要加强对重点单位的领导，严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作深入细致的工作。随着揭发批判的逐步深入，把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中央相信：在一年来批陈整风的基础上，只要各级党委认真领导，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此件发至县、 团级。不许翻印，不许传抄，注意保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曾山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侯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邓子恢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 （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李富春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陈毅给毛主席的信
主 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
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这次林、陈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更是履险若夷，迅速平乱，使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
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 祝
主席万寿无疆！
    陈 毅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下面是陈毅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贼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贼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摔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贼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贼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贼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贼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贼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朱德绐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岗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971.10.24；中发 ［1971］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各地、各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传达的办法如下，
一、传达的文件：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中发［1971］66号文件）和本通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二、传达的范围：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工厂、矿山、企业、事业位全体职工，农村人民公社全体贫下中农和中农，大学、中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单，小学教职员工和高年级学生，城镇居民中的劳动人民，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
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正在进行审查的人，都不能听传达。外国人也不能听传达。
传达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先党员、工农兵，后其他；也可以同时传达。由各地、各单位自行安排。但最迟应在十一月底以前传达完毕。
爱国人士、外国专家和中国籍外国人如何传达，另行通知。
三、传达的方法。根据若干试点单位的经验，首先应将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其中，57号、65号和《我的一点意见》要反复宣读、讲解多次。宣读的同志，事先要弄懂文件，做好准备。宣读以后，组织群众讨论。群众提出的问题，属于文件已经讲了的，可以通过讨论、讲解文件解决。庐山会议情况，可以由参加批陈整风的同志进行说明。在宣读、讨论和讲解的过程中，要始终抓住重点，而不要追究枝节问题。要引导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多次指示，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鼓舞广大群众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个单位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经过几次宣读、讨论、讲解，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有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学习中逐步解决。
四、加强领导。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在全党、全军、工、农、兵和广大群众中进行传达，是全国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各级党委务必抓紧，抓细，抓好。要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出统一规划。在农村，要注意农时，适当安排。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试点，向群众宣读、讲解中央文件，参加群众的学习和讨论，总结群众的经验，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作出恰当的处置。中央相信：经过传达、讨论，经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在广大群众中传达以后，原来关于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保密规定，应作相应的修改。在工农兵和劳动人民中议论这个问题，是允许的。但是，仍然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同时，要教育听传达的群众，提高警惕，不要向阶级敌人泄露。
六、各单位传达讨论情况和揭发材料，逐级上报。重要的可以直送党中央和毛主席。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农村人民公社党支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机关、连队党支部）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1971.10.24；中发［1971］66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1971.10.24；中发 ［1971］68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1971］．67号……………1页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0］62号………………5页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57号………………13页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1971］ 61号……………21页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1971］62号………………23页
六、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1971］64号………………25页
七、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1971］ 65号……………27页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
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 （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那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 （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此件为中发［1971］148号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
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这个反革命纲领，颠倒污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历史，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共反华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自己的力量。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倒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他们策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终于彻底失败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总是用武装的或者“和平的”手段，力图消灭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就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内国际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陈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是反动派，代表没落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和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子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陈反党集团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除了一害。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这对于帝、修、反是最大的一次打击。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下面是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查实的物证、人证，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主要讲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九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后的斗争情况。其他材料将陆续整理。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林陈反党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是有国际背景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七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的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七百九十六篇。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一）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主席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三月十七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同志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四月十一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四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报告。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是，林彪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叶群对吴法宪讲：“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的，林彪要步刘少奇的后尘想当国家主席是真的，这就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接着，林彪的同伙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他把持的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反映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宪法修改草案”，伺机向党进攻。
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恶意中伤。他们形“左”实右地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胡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想方设法对修改宪法的工作，进行破坏和捣乱。
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
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八月四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吴法宪还公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八月十三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吴法宪在陈伯达的怂恿和支持下，违背毛主席在修改党章时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借口“天才”问题，制造事端，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进攻。同时，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情况，进行密商。修改宪法小组散会后，陈伯达又要吴法宪到陈的家里，密谈到次日凌晨。陈、吴密商后，黄、吴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说，你这次干得好。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进攻。他们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布置姜思毅［1］等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准备向党进攻的弹药。八月二十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带着他们准备好的反党炮弹上了庐山。
（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国际上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从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八月二十二日，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八月二十三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同志在会上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说明了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的情况。
林陈反党集团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和规定的会议方针。他们认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部署，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的常委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继八月二十二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之后，在这次讲话中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纲领，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叫嚷：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的讲话，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向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讲话后，叶群，吴法宪等人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叶群特别嘱咐陈、吴、李、邱在小组会上要含着眼泪发言，宣讲语录，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明天听林彪讲话录音，蓄意改变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面连夜加工炮制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2］、王维国［3］、陈励耘［4］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要他们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同时，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当时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黑指示。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口径，授意他的心腹宋城［5］，替他起草向党进攻的讲话稿。黄讲了起草讲话稿的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
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陈伯达在发言时，使出造谣和诡辩的反革命伎俩，大肆鼓吹林彪提出的“天才”的反党纲领，疯狂叫嚣要设国家主席，十分凶狠毒辣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给叶群定了发言口径，叫叶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叶群在会上气势汹汹，大讲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她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表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感情”。她声嘶力竭地叫喊：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当晚，林彪把他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稿送给陈伯达整理和修改。陈伯达在整理时，吹捧“林彪的讲话很好”，“林彪是个天才”。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制造了许多谎言，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五大谎言。
（1）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这完全是造谣中伤。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发表过声明。从一九七0年三月到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先后书面和口头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第一次，是毛主席三月八日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第二次，是毛主席四月中旬关于“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示。第三次，是毛主席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主席用三国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第四次，是在七月中央召开的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谈过这个问题，对林彪、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林彪口头上讲，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他对毛主席的六次指示，半句也不听，顽固地坚持他们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目的就是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2）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知道，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主席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副词［6］。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根据全会一些同志的意见，向毛主席报告说，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主席指示，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写这三个副词，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写这三个副词。林陈反党集团以“天才”问题作借口，大做文章，要翻“九大”的案，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3）他们造谣说，新宪法是他们长期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事实是，在中央政治局历次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在一九七0年七月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时候，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八月十二日修改宪法小组根据康生同志的意见，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建议，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八月十三日，经过修改宪法小组讨论，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八月十四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一口，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用心何其毒也。
（4）他们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卑劣的谎言。毛主席的谦虚，决不是“谦谦君子”，而是实事求是。他们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不讲毛主席的高度原则性，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5）他们造谣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事实证明，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林陈反党集团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在庐山会议上刮起一阵反革命妖风，恶毒攻击和污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等等。实质上，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八月二十五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炮制的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抢先出笼。这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兴高采烈，神气十足。李作鹏拿着这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吴法宪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并亲自规定要用那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林彪一伙自以为得计，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有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他们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发动进攻的时候，空军“三代会”把那个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互相配合。林彪、叶群还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通过林立果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指挥他们向党进攻。林彪、林立果还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在林彪一伙向党发动进攻的同时，叶群亲自布置：“保卫工作要加强，要注意安全”。
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但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八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刹住了林陈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天才”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还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主席批判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7］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那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林彪竭力掩盖他的反党罪行，并为他的几员黑干将开脱罪责，说什么“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给林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的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妄图掩盖林彪一伙分裂党的罪恶阴谋。黄永胜上山后，见势不妙，销毁了他早巳准备好了的反党讲话稿。叶群作贼心虚，不交出她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的她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中央会议记录中剪掉他的发言记录。陈伯达、吴法宪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假检讨。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对林彪的秘书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与此同时，林彪、叶群复制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录音，吴、叶、李、邱指使秘书抄存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叶群还私自抄存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林彪派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对王、陈说：“首长（指林彪）知道你们受损失，很难过”，“看来这个斗争还长”。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继续同无产阶级司令部斗下去。
（三）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甩石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和对三十八军、济南军区报告等批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掺沙子（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三项办法，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毛主席一系列的教导，使全党全军干部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却不顾毛主席的教育和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九七0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评了吴法宪及其同伙，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主席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这里说的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毛主席还驳斥了吴法宪在检讨中提到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主席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主席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这里说的其他宣讲员，是指炮制和宣讲“天才”材料而拒不检讨的那几个人。
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重要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什么“路线性”错误时，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主席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主席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主席批评叶群及其同伙“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针对林彪在建军路线上的错误倾向，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同时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0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三十八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黄永胜、李作鹏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们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什么：“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压制揭露陈伯达，害怕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军委召开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大肆吹嘘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以此来对抗中央，欺骗同志。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指出了李雪峰、郑维山在政治上所犯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宣布了中央关于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等同志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决定。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对计划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黄、吴、叶、李、邱，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他们所管辖的部门，拒不传达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说到“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时，毛主席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黄永胜、吴法宪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接连几次给在苏州的林彪、叶群打电话，密谋对策。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8］无产阶级引用这首诗，是表示要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黄永胜在讨论毛主席对他们批评的时候念了这首诗，是蓄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窜到杭州和上海，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对毛主席关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林彪怕的要命。他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
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黄、吴、叶、李、邱作了多次个别谈话，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和挽救。但是，他们拖了七个月才勉强写出的“检讨”，仍然不批陈，同陈伯达划不清界限。毛主席为了帮助他们，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这样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同时，毛主席在他们的检讨上明确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一个同志的检讨上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批示，中央给军委直属单位发了六十份。黄永胜竟擅自扣发毛主席的批示，只发出七份，并限定极少数人传阅后立即收回。他们竭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捂住盖子，就怕揭。
为了打破林彪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九七一年四月，毛主席、党中央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的办法。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他们一面作假检讨，应付中央，而背地里却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的指挥下，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字驰、于新野、刘沛丰等开黑会，要“加快，提前”实行他们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制定的《"571工程”纪要》［9］反革命纲领，穷凶极恶地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1］总政治部前宣传部长
［2］国防科委原代主任
［3］空四军原政委
［4］空五军原政委
［5］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
［6］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7］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
［8］见《唐诗选》
［9］林彪及其死党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肖克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 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 我说没有归公？ 耿说：“归什么公！” 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满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０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
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猛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 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
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聂荣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总理并报主席、中央：
林贼叛国投修，自取灭亡，是我党我军的一次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中央，对林贼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为消除隐患，必须把林贼及其死党的一切罪行追查清楚，并彻底揭穿林贼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与影响，使我党我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因原记录不便于看，简报又显得简略，所以整理了这样一份揭发材料，呈上，供参阅。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主席最近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是在历史上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应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决心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折不扣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聂　荣　臻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面是聂荣臻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贼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贼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贼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诒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贼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贼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贼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贼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贼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
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巳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 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 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2009年10月某日初稿
2012年5月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