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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政活动
第一节  制定反革命计划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年八月，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作为会议秘书长，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
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召开“党委联席会”。
会上，刘锦平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
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还说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

一九七○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一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人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
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0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吴法宪问：为什么在到广州去？广州那么远，不好照顾怎么办？
叶群说：是他自己要去的。

一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刘锦平纠合张国民等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

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刘锦平两次召开民航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一九七一年春节，王飞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
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
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
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周宇驰在小“联合舰队”布置收集情报。
舰队会议。
周（宇驰）：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
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彪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开始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三人商量，后来叫李伟信也去了。
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
(l)在全国范围内，“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
(2)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
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
(3)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面转化，交叉发展规律，林立果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首长”和平过渡地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首长”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于新野说：那“首长”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首长”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
(l)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
(2)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周宇驰说，当然一定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搞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长”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l)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很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林立果问李伟信，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李伟信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李伟信打听一下，李伟信问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李伟信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
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
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写。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龚善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炮，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炮。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一九七一年三月，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
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
（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政变事例部份标题
△ 拿破仑的两次成功的政变
△ 林肯被一演员暗杀
“雾月十八日政变” 纳赛尔由住室上车时遭卫士枪击
△ 戊戌变法与八月政变
△ 本•贝拉险遭“舞蹈演员”暗杀
△ 奥国皇储被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 哈桑在外出途中被人用冲锋枪袭击。
△ 罗马古国的英雄恺撒被刺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上海军区空军政委]、陈励耘[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林立果说：（庐山会议）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双方阵营都亮了相。陈伯达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法宪是狗雄。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这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陈励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
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都不过，黄总长他们日子也不过。
陈励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
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陈励云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想这样搞也不敢。
林立果说：将来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
江腾蛟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
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武装形式一种是和平形式。我们是采取和平形式。第一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抓好部队；第二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可以允许有不同的做法；第三团结。大家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就负责南京左派吧。王政委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你们老政委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多找老政委商量。
江腾蛟说：我只能当当参谋。
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
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
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
（对这次会议，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江指江腾蛟，王指王维国，陈指陈励耘，周指周建平。）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⑴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⑵ 加速我们的准备
⑶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
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
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贰、本节简论

一、五七一工程的由来
林彪集团要搞武装政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林彪并不承认错误。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路线教育。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四月召开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这两次会议，特别是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为林彪集团提供了承认错误的机会。但是，林彪拒绝出席会议，黄、吴、叶、李、邱虽然作了检讨，也只是为了蒙混过关。
有人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躲起来了、冻起来了，只是被动挨打，没有任何活动。这是在继续为林彪集团放烟幕弹，骗人而已。
实际情况是；
一九七0年九月，林立果就开始以广州的空军、民航为据点，进行活动。
一九七0年十月，叶群对吴法宪说：“立果这孩子要想在空军干下去，就得好好学习点业务，从技术上去发展，这次他在庐山上看到一些情况，就再也不愿意从事政治了。他愿意到广空的飞行部队去蹲点，搞一点调查研究，研究一下飞行部分的训练和有关安全的问题。”
这说明，林彪集团打算改变战术，从上层打破缺口改变为从下层打破缺口；从以空军司令部为据点改变为以广州或上海为据点。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华北会议结束以后，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彪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在这里，他们开始酝酿一个打破危局的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武装政变的可能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初，林立果回到苏州，向林彪汇报了他在上海、杭州活动的情况。林彪肯定了武装政变的重要性，他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摘自《周恩来年谱》下卷第440页）
有人认为：林彪的上述讲话还不足证明他知道林立果以后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他看过这份纪要。
的确，现有的材料都是间接的：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晚上，林立果在上海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形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 “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隐蔽、安全。”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于新野在广州时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于新野对李伟信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现在的人可以声称他们对这些材料有怀疑、不相信。可是，当时的参与者确实是没有怀疑、非常相信的。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跟随一个初出茅庐的林立果去干这种有杀头危险的勾当呢？
二、五七一工程的制定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二十四日，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随后，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种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根据林彪三月初关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的指示，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林立果又跑到杭州，与陈励耘密谋。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林立果在上海约见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继续研究制定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开会。
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上海教导队正式成立。
1，当时，林立果确实制定过这样一个“武装起义”的计划吗？
当时参与讨论、起草这个计划的人，一共是四个：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九一三以后，唯一留下来的活口，只有李伟信。计划起草的过程情况都是由他提供的。
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可信吗？好在后来查获了一个记载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容的笔记本。李伟信提供的计划内容与《纪要》的内容基本一致。
2，九一三事件后查获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真的吗？
记载有《“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笔记本是由空军学院的一位老工人在九一三事件不久交出来的，如果说是造假的话，恐怕也没有这么快。
见过这个《纪要》的人不多，李伟信虽然参加过这个计划的的讨论，他也没有看见过这个纪要。但是，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内容来看，它与林彪集团实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致的。而参与实施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人是很多的，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完全可以证实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存在。
3，林立果召开过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陈励云、王维国、周建平等人在一起谈话。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参加谈话的人的供词与记载大体一致。
分歧在于：林立果等人把这次谈话叫做会议，甚至叫做“三国四方会议”。这是因为参加会议的四个人中，王维国代表上海，周建平代表南京，陈励耘代表杭州，而江腾蛟不代表任何地方部队，只负责协调三地的行动。而参加这次谈话的其他人，则不承认是参加会议，只是参加了一次谈话。
三、五七一工程的内容
五七一工程的内容包括九个方面：（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从这九个方面的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集团的极右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政治路线。
从理论基础、指导思想来看；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什么“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从社会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公开提出：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从国家制度来看：他们攻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说什么“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
从党的性质来看：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从党的领袖来看：他们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什么“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们公开提出：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从文化大革命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从社会生活来看：他们攻击什么“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正面临着巨大危机，“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而林彪集团则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夺权好时机，“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从对外关系来看：他们攻击我党在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说什么“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从政治路线来看，他们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国富民穷“，而他们要搞的政治路线是”民富国强“。他们公开提出”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总之，林彪集团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就是污蔑、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封建主义，然后打着反对封建主义的幌子，搞资本主义——民富国强。

2009年9月14日初稿
2012年4月4 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