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 - 2012/4/9 9:29:00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壹、 本节概述
一九七0年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一九七0年九月八日，郑维山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郑维山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保密的风气”。还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
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林彪的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
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
郑维山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
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
在会上，郑维山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
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他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此后至1971年9月，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通过训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野营训练也暴露出军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搞军事训练而造成的许多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
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让人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有人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
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
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然而，军委办事组认为：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38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38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38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38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38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38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38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
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认为。 38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学习38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38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邱会作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邱会作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他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邱会作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
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
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 “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将18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黄永胜、李作鹏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
1970.12.19；中发［1970］77号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汪东兴去参加华北会议前，请示毛主席：
“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汪东兴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
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会议召开。
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会议。
揭发批判陈伯达。
涉及到李雪峰、郑维山。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姚文元同志给主席的报告
主席：
上海准备一月上旬(大约一月三日或四日)在“一月革命”四周年时开党代会，已有同志来京汇报。春桥同志和其他同志都要我回去一下。我想在三十一日或明年一月一日回去半个月左右，已向政治局报告过。这两天准备把几件紧迫的事办掉(如“红旗”付印等)。您是否同意，请批示。
这次回去，仍想抓一下大批判问题。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把《史记》同《汉书》、《后汉书》相比较，觉得前者在观点及文字上均高出后者不少。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翻看了一点《五灯会元》，才知道宗教的唯心主义的虚妄是怎样用诡辩和折衷主义来装点门面的，这从反面教育自己辩证法的重要。另外还读了一些孙中山的东西。也看了一些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东西。逐步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从刘少奇的黑《修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一直到他在“八大”的报告和决议，有一条同主席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的黑线贯串着，即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可能是刘少奇反动世界观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的许多文章、“报告”中，都有抽象的即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提法和论点。这是同国民党反动观点一致的。从这里，可以直接引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及极“左”、形“左”实右的路线，可以直接引出复辟资本主义、为地富反坏右等剥削阶级服务的修正主义理论，同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根本观点相对抗；在认识论上，则必然同时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反对进行社会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同毛泽东思想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这个根本观点相对抗。从国际上看，苏修叛徒们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建立在所谓“人道主义”“人性论”之上的。批刘的文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未批透。想认真搞一点材料及文章。此外，关于陈伯达，也要整理一些此人反动世界观的文字材料，揭发材料中这一部分很少。还想整理一点思想史的材料，以执行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中“继续研究”的任务。别的事可能办不多了。可否，请予指示。致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姚文元
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晨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0年十二月三十日，林彪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示
完全同意主席对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全体中央委员和高中级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极为重要。
林彪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
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贯彻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报告的批示的通知
1971.01.06；中发[1971]2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各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导师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报告的批示，极为重要，是我党思想建设的最根本问题。现将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姚文元同志报告印发给你们，望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以期不负主席的要求和希望。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关于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
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林彪批示
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
八日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座谈会。
关于军委座谈，是否要急于召开以及怎么开的问题上，在军委办事组内部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邱会作认为：
庐山的问题，是不能简单了事的。这是由下列三个问题决定的。
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军队反江青一伙的斗争，由于林总不点名的批了张春桥，问题就不一般了。对庐山问题的处理，关键是毛主席对林总的态度。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毛主席怎样说一句话的问题，林总的政治生命就在毛主席手里提着的，这是不能不考虑到的。
毛主席在陈伯达身上开刀，是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保护林彪；满足江青一伙的需要。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杀鸡给猴看”。如果江青一伙再搞点风浪，我们几个人就可能同陈伯达同罪论处了，至少吴法宪可能是这样的，对这一点，我的估计总是比较坏的。
对主席解决庐山问题的打算，黄、吴、李、邱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的政治命运的问题。但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是，如问题升级到涉及林总，就是党内的大局问题，也涉及到九大路线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结局，可不可能出现？
我对庐山问题的前途是两点论，既要看到当前好的一面，又要看到可能向坏的方向变化。(一)庐山的问题，可能随批陈整风结束而结束，我想这是主要的可能性；(二)在江青一伙兴风作浪之下，对我们这些人，即使不是全部，也可能对某些人，做出不利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李雪峰不是庐山问题主要当事人，现在不是也下台了，但他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
我是坚决反对仓促开会的，我曾对黄永胜直言不讳地说：“军委座谈会要开失败了，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会错上加错，他们(江青一伙)会喜上加喜，这一错一喜加在一块，就有埋葬我们的可能。”我认为如果随便召开一次影响全军的高干会，就有一招不慎，全盘皆输的危险。对庐山会议的问题，主席那里没有相对明朗的态度之前，召开全军高干会是不适当的。现在继续抓紧全军的批陈整风比什么都好。要是军委办事组能够在全军批陈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加上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写出一个有份量的检讨，大家都有做“汪东兴”(解脱)的可能。
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都是庐山问题的当事人，毛主席现在究竟信任我们，还是不信任?这是我们自己不能回答的问题。不被信任的人，去主持全军高干会能行吗?说话能有人听吗?
黄、吴基本上不同意邱会作的观点。他们说：“你对有利的因素看得太少了，对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估计得太多了。这样也未必能正确处理问题。”
由于军委办事组多数人都同意召开军委座谈会，开会的问题就定下来了。
这个座谈会有总参、总政、总后，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及各军种、兵种负责人参加。
军委座谈会开幕的前一天，军委办事组召集各组负责人讨论黄永胜在开幕会上讲什么话的问题，又是一场争论。
邱会作说：“黄总长明天说什么好办，关键是会议怎么开，我看这是大问题。我主张，在庐山会议犯了错误的人，要首先做检讨，我的理由如下：
一、军委座谈会，提出了批陈整风的方针。我们批评陈伯达就是包含进行自我批评，我们没有自我批评就不算批判陈伯达。其实，我们和陈伯达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和陈伯达只是非议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犯过自由主义，为此江青不满，毛主席也不满。现在是毛主席把我们算成陈伯达‘一伙’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自我批评才能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真正做到自己‘解放’自己。
二、会议对我们的批评能否搞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的自我批评了。只要我们有自我批评，到会的人自然就会对我们进行批评了。只要出现了这种局面，批判陈伯达就是成功的。
三、以我的看法，这次军委座谈会开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标准就是我们要以陈伯达为对象，有自我批评，从而引起到会的人对我们几个人的批评。对我们进行批评甚至过火的批评，会议就成功了。反之，如果到会的人对我们没有批评，会议就失败了。”
邱会作的意见讲了后，大家提不出反对的意见，但也没有什么热劲。
有人说：“庐山的问题，大家看得见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这种提法，有的人根本不同意，他们说：“什么看得见看不见?对军委办事组采取怀疑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在会上不少人给军委办事组评功摆好，就是有点批判，在批评的话之后，又补充一些好话。比如冼恒汉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威信高，军委办事组犯了错误，但我们对军委办事组还是完全信任的。”
黄永胜对邱会作的意见，则用另一种说法以表示他不同意。他说；“我们几个人做检讨是大局，需要请示报告。”黄还说：“自我批评只能说自己，不能涉及别人。”
黄永胜代表总参作军事工作报告，李德生代表总政作政治工作报告。
会议简报上说：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等等。
吴法宪说：这个话反映上去不好，让毛主席看到对我们不利。
有的人不同意吴的意见，这些简报都送上去了。
这个座谈会于二月中旬散会。它从一开始就列席了华北会议，但它本身从来没有开展批陈整风。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1971.01.11；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 会议情况
这次华北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两次极为重要批示，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共四百四十九位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一月九日起，中央军委座谈会的一百四十三位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学习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听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
二、对会议的估价
(一)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
根据现在揭发和调查的可靠材料，证明：
1、陈伯达的反动历史。
陈伯达出身于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他先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充当过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少校秘书，后钻入共产党，留学苏联，有托派重大嫌疑。他回国不久，即被捕叛变，后为刘少奇恢复他党的关系，一直埋藏在党内三十四年。
2、陈伯达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他回国叛变后，宣传叛徒哲学，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为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大造舆论。他反对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和实践。
他同刘少奇一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实现后，提出了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谬论。在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亿万群众掀起大跃进高潮时，他形“左”实右地否定价值法则，否定货币作用，主张农村人民公社实行所谓全民所有，为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制造了反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他支持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他第一次庐山会议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第二次庐山会议私自下山，不知干什么去了。
他积极帮助刘少奇整理和修改黑修养，在《红旗》重新发表。他竭力吹捧“桃园经验”，并提出要刘少奇管四清和农业，帮助刘少奇篡夺权力。
3、陈伯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
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派工作组，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在中央文革名为组长，实则反对中央文革，背着中央文革搞坏事。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中央文革碰头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种措施，他常常或明或暗地进行破坏和反对。他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他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武斗的指挥者。
他一贯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同毛主席唱反调。他一贯反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他主编的《红旗》不登姚文元同志主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奉彭真之命，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主编的《毛主席语录》唱对台戏。他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对毛主席和中央肯定的“九大”政治报告草稿又诬蔑为伯恩斯坦主义的文件。
他在编辑毛选《五卷试选》期间，对毛主席的文章肆意篡改。后来，又对康生同志奉林副主席(毛选编委主任)之命主编《毛选五卷》送审本进行怠工破坏，并组织了一个地下黑班子，私自整理毛主席的著作，与毛选编委会相对抗。
他背着中央搞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伺机向党进攻。他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最后，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4、陈伯达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他在组织上初期投靠过王明，后来长时期投靠刘少奇。他在延安要求离开张闻天到毛主席那里工作，又害怕得罪张，主席批评他是“脚踏两只船”。他随毛主席访苏，违背毛主席的嘱咐，私自离开代表团，进行个人活动。他对彭德怀、高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陶铸、胡乔木、周扬、杨献珍等反党分子都很亲。他包庇大批坏人，招降纳叛。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他把自己领导的部门搞成独立王国，任何中央同志都不容过问。
(二)会议通过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对于毛主席提出的“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为何林副主席“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为何北京军区和河北省两次传达都是那样不集中开会，草率了事等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从思想上初步肃清陈伯达的流毒。
会议开展了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开得很严肃，大家对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揭发批判，基本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既很尖锐，也很中肯。
(三)会议贯彻“批陈整风”的精神，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路线教育，提高了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我们相信，这次会议将对全党全军起重大作用。
三、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
(一)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在华北各地乱跑乱说，到处联络人，进行反党的舆论和组织准备。李雪峰、郑维山背着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
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搞突然袭击，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李雪峰积极配合，郑维山表态支持。李雪峰有布置地抢先出简报，大造反党舆论，发出了向党进攻的檄文。李还煽动几位工农同志发言，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又推卸责任，嫁祸于人。陈伯达被揭发后，李还背着中央，为陈伯达打掩护。
九届二中全会后，李雪峰、郑维山违背中央指示，对陈伯达的反党问题不认真开会传达，不讨论，不揭发，不批判，仍然站在陈伯达一边。毛主席路过石家庄当面对李雪峰作了重要指示，李还是执迷不悟，存心抗拒，既不揭发陈伯达，也不交代自己的错误，更未向党的核心小组传达。
李雪峰、郑维山紧跟陈伯达在庐山搞反党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就追随刘少奇、陈伯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天津支持坏人(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夺权，在保定地区先取缔“八一红卫兵”，捉了几百人，后撕毁大联合协议，支一军压一军，支一派压一派，搞明抢暗发枪支，使武斗升级，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李雪峰、郑维山一贯地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
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李雪峰对中央不满，在刘少奇倒后，只听陈伯达的话，他在河北省把革委会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排斥对自己有意见的人，甚至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在杨成武被揭发批判之后，郑维山坚持错误，继续搞山头主义，排挤外来部队，任人唯亲。他还在北京军区大搞以他为首的反动的多中心论，以是否拥护他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都打击反对过自己的人，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上下之间的团结。
(三)李雪峰和郑维山，一个是家长制的“一言堂”，一个是军阀主义，作风严重不正，这是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
李雪峰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做官当老爷，唯我独尊，一个人说了算，动辄骂人训人。
郑维山飞扬跋扈，称王称霸，竟然下令开枪镇压群众，伸手向中央要开枪权、扫荡权。他对同级以家长自居，对下级蛮横霸道。
他们经常说假话，欺上瞒下。他们同陈伯达、杨成武串通一气，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编造假情况，诬告三十八军在保定支持保守组织。李雪峰、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点名摧垮保定的一派群众组织，却又向中央说“促进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
(四)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李雪峰还在庐山会议上搞了准备翻案、算账的材料，这次会议上又派人回去销赃灭证，在背后捣鬼。他对有的同志的揭发批判很反感，甚至反咬一口。这种态度如不转变过来，那是很危险的。
(五)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我们希望李雪峰、郑维山同志与陈伯达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向党交心，改正错误，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六)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主任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任第二政委；刘子厚同志任河北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郑三生同志任第一副组长。尤太忠同志任内蒙前指司令员。
四、今后意见
这次华北会议结束后，在北京军区师以上的党委，在华北各省、市、地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纠正李雪峰、郑维山同志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意见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和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马列著作，掌握思想武器，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重要指示，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加强全党全军的团结，加强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加强全体革命人民的团结。
(三)要通过“批陈整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华北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目前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北京军区各部队的广大指战员，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做出了贡献的。华北地区过去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解决的，不能否定党中央决定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其中包括正确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进一步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认真搞好斗、批、改。如果有人借“批陈整风”的机会重拉队伍，另立山头，破坏当前的革命大好形势，那是不允许的。
(四)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政策。对于犯有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我们都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委会和天津市革委会有些干部，过去受了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和蒙蔽，跟着李雪峰，郑维山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只要他们能够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决裂，同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的严重错误划清界限，应该仍然信任他们。
在这次斗争中坚持了正确路线的同志，要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中央[1971]3号文件，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
(五)各级党的组织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维护党的一元化的集体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
(六)要坚决纠正某些干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搞军阀主义、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走邪道，搞对内的大国沙文主义等歪风邪气，使某些作风不正之处转入正规化，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
贰、本节简论
华北会议于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结束。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作子总结讲话。
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揭发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活动。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并不太多。
这次会议也是为了查清华北地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之间的关系。从周恩来的总结来看，这方面的新内容也不太多。在政治倾向上，李雪峰、郑维山与陈伯达是非常接近的；在组织原则上，李雪峰、郑维山并没有明显的违反。
这次会议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清查庐山事件打开一个缺口。由于这次会议清查的几个主要对象——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是事件的核心人物，因此，对林彪集团的震动不大。
2009年8月31日初稿
2012年3月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