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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二册（4）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四节  林彪搞突袭  毛泽东反潮流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
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即宪法问题，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 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势，但无很好的领导，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继续革命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成为中流砥柱，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什么李立三哪，瞿秋白哪，王明哪，刘少奇哪，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靠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象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肯学、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消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还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些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想，以及各种具体政策，这一切对动员群众，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是有创造的，自然科学万面，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思想也是不发展的，只要旧的就行了，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看法，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社会历史研究方面，都有这种人不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大得多，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合。毛主席的天才，的他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78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82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全会简报。中央档案馆提供。〗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下面我想讲一下关于天才的问题。
林副主席经常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这里我引林副主席以下三段话：
林副主席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观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林副主席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是多年的话了。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
如果大家不忘记的话，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一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吴法宪同志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了全国人民，很快就识破这种虚伪、阴谋诡计，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消。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列宁说：“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否认天才，就是否认领袖，就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我听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发表这样一点意见。还有其它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说的不对，请大家批评。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汪东兴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全会简报。中央档案馆提供〗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是很重要的，对这次会议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学得好，用得好。在关键的时刻，林副主席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种态度代表着我们的心意，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意。我很受感动，坚决向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并且努力紧跟。
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林副主席昨天讲话中说，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是几十年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较量中比较出来的。这个领导地位，除极端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
林副主席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各种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我还记得林副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毛主席，也没有我们自己。林副主席特别强调说，在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一条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这一条是我国革命经验中最根本的经验。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这些精辟、透彻的阐述。
另有一点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到中国来的外宾，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
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伯达同志：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篡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一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注：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吴法宪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西南组的发言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全会简报。中央档案馆提供。〗
昨天晚上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讲到，毛主席领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宪法中的灵魂。虽然听了一遍，今天上午又听了两遍录音，但我对林副主席的重要报告，还没有完全领会。我认为，林副主席的报告是最重要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领导，对毛主席发展马列主义，都作了最高度的概括。对我们教育最大。而且这个讲话是在重要的时刻讲的，讲话针对性很强。指出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深思，老同志要把毛泽东思想传下去，要带着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我们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
修改宪法的过程，也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确实是这样。对宪法中到底怎么写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有不同意见的，写什么不写什么，写多写少，在认识上都是有不同意见的。开始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怎么写，有人就提出不要“突出”。在全国人民讨论后，有人还不同意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说是在序言中有了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可以了。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写进宪法，这是全国三十二个单位一致的意见，如不写，会产生什么影响？昨天康生同志讲的群众愿望不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们说，全国哪项工作，只要离开了毛主席的思想就要失败，就要垮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伙人就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他们犯的一条最大的罪行。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关于这个问题，宪法是本来没有写，是讨论中题外的问题，可是有人却借这个机会进行贬低。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全党全国人民一致公认。如果这股风吹下去，这怎么得了？所以，林副主席特别强调，在中央工作的老同志要冷静的想一想，对我自己教育很大，值得我们深思。
（曹轶欧同志插话：向大家介绍一个情况，我们同外宾接触时，发现不少把毛主席的《老三篇》印成小册子装在口袋里。世界革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早非常热爱的。）
我们现在在墙壁上挂语录，这是为了便于学、便于用。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次在大会堂讨论修改宪法，从下午三时—直讨论到第二天凌晨一时，对于人民这个问题如何表达，想不出办法，就是后来看了墙壁上毛主席的—条语录：“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受到启发，于是就成了现在宪法中的一段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国各族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历史事实，是几十年革命斗争所证明了的。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
（念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天才的语录，因念的比较快，未记下，略）。
大家听了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怎么能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个讽刺”呢？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等各个领域都发展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方面发展了，自然科学方面也发展了，都发展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就没有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对这个问题，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就是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要象八三四一部队那样，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斗争。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我的水平很低，学习毛泽尔思想很差。但我有决心，忠心耿耿地、老老实实地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
我们要在新宪法中突出毛主席，突出毛泽东思想，使新宪法成为全国人民争取新的胜利的战斗纲领。
我过去在工作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我有决心改正。决心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要经常地进行自我批评，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捍卫毛主席，永远捍卫毛泽东思想。
注：此件是中共档案馆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华北组二十四日上、下午讨论了林副主席极其重要的讲话。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出席了下午的小组会，都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另有简报）。
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等十二位同志发了言。陈毅同志也发了言。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林副主席是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用得好，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最好、最正确，这种态度，代表了我们的心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代表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愿。使我们很感动，很激动，很触动，是个极大的督促，极大的鞭策，极大的教育。大家表示要坚决按照林副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前进，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刘子厚同志说，学习林副主席讲话，使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感到更亲。过去学习毛主席思想就是学得不好，就是有迷迷糊糊的思想，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后自己要警惕，一定要努力学好毛泽东思想，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竞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大家认为，不能让妄图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主席的阴谋得逞，不能把减少毛主席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作为借口，实际上现在绝大多数外宾，毛主席都接见，几乎到中国的外宾是毛主席不见不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不是一样在接见外宾吗！
马福全同志说：我们河北省广大群众在讨论宪法时，一致认为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林副主席，才能百分之百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强烈要求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我代表河北省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要求宪法上写上。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时，毛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呀，就照着吹呀，那末，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时，毛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于九月六日胜利闭幕。
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五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人，共二百五十五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
九届二中全会认为：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贯彻执行了“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继续深入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运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经验。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的运动，正在深入进行。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猛烈地扫除着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积级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和生产。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连续获得了八年丰收，今年也丰收在望。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很快。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蓬勃展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标志着科学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整个经济战线形势很好。在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庄严号召下，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民兵和全国人民，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战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
全会认为：毛泽东主席在一九七○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不断获得新胜利。朝鲜人民、日本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不怕威胁，不受欺骗，继续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到北美、欧洲、大洋洲，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蓬勃勃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内外交困，在世界上日益孤立，陷入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包围之中。与此相反，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在坚持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不断取得新胜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全会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要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密切结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要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
要继续全面地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及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全会号召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一步加强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战斗团结，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0年9月10日

一九七○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序言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时代。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二十年来，中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继续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
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有必要的条件，在战胜国内外敌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过程中，在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过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领导我们胜利前进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创造我们历史的动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泽东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在国内，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在国际，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毛泽东主席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元首，是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是全国全军的副统帅，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六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七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八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第九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十条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一条 一切国家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工农和一切劳动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机关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集体劳动。
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的革命三结合。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士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特殊情况下，任期可以延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第二节 国务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农村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分别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各级的积极性，领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预算和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
检察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民最基本的权力和义务是，拥护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最高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三十条 国旗是五星红旗；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0年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的通知及附件
1970.09.12；中发［1970］56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中央军委：
现将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给各厂矿、公社、军队、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组织的基层领导机构，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继续和发展。一九五四年宪法，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保卫祖国的斗争中，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在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七○年三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工农兵广大群众半年多的反复讨论提出来的，是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中央政治局从三月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七月十二日，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林副主席为副主任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起草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国工农兵和人民群众对一九五四年宪法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于八月二十三日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审查。九月六日，全会基本通过了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和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以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的伟大理论和实践为指导思想制定的。这个宪法修改草案，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领导地位，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于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巨大作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它力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群众学习和运用。在全国人民讨论修改和四届人大通过之后，它将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夺取新胜利的战斗纲领。
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做好这件工作关键在于领导。希望各级负责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结合学习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向群众宣讲宪法修改草案，发动群众积极提出修改意见。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于九月底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1.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陈伯达亲笔修改过的他的发言原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注：据记录，陈伯达在发言中还说过：“是经过很多斗争的”）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注：这一段话，是陈伯达在会上的插话）

2.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叶群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中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3.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吴法宪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西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4.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李作鹏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中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5.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邱会作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西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一、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后（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6.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宋城的亲笔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林彪8月23日在全会上作了向党进攻的讲话之后，反革命分子吴法宪打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黄永胜，传达林彪的黑指示，叫黄永胜写一个发言稿，对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表态。黄永胜于8月24日或25日下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叫我组织人写。黄永胜并向我交代了起草发言稿的内容，其要点是：（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并交代写好以后，用电话传回北京。我照黄永胜的授意，起草了发言稿，并将发言稿用电话报给了黄永胜。所以，黄永胜虽还未上山，但他已作了发言准备。后来，因为揪出了大坏蛋陈伯达，黄永胜原准备的发言，才没有拿出去。黄永胜这个发言稿，电话传到北京的一份，我听黄永胜的秘书吴玉琪讲，黄永胜已烧掉。在庐山的一份草稿，我烧了。
    宋 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地下阴谋活动。在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前后，他们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在毛主席刹住了林彪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以后，他们密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竭力掩盖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向党反扑。下面是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阴谋活动的部份罪证。

1.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作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的发言。当晚，李作鹏写了这封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信中所谓他们两人的发言“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他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这是林彪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
李作鹏的这封信，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2.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假证明原件影印件原文
叶主任：
您好。
您派人问到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您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上发言记录稿的事，现将当时情况汇报如下：当天是我和曾江同志（曾思玉同志的秘书）担任记录，因您的发言讲得快，我们记不下，记了一些也不全、不准确。为了整理简报，我们即将您的发言记录（两分），从记录本上取下来，面呈您审阅。
    中南组记录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

军委办公厅原秘书郭士兴的揭发交代影印件原文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于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向党猖狂进攻。以后，叶群指使宋城要我和另一个记录员从记录本上撕下她的发言记录，由宋城交给叶群，一直未退回。
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晚上，黄永胜的秘书通知我到京西宾馆，我去后，叶群也在那里，叶说：“总理查问我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那里。”接着她要我为她收回记录写个假证明。明明是她私自收回去的记录，却要我写成是我们为整简报“当场”送给她的。这次明明是黄、叶当面要我写的，却要我写成是叶群“打电话问到的”。我写后，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黄永胜看后，说“要用当时的时间、口气、纸、铅笔写”。叶群马上说：“还是总长想得周到。”并要我把从她带来的记录原稿上裁下半页纸，重写，落款时间改成“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四日下午”。
第二天，叶群又电话告我，说“我想了想，证明记录的事还是要用现在的时间好。”并说：“不要在证明里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就写是我派人问你的。”接着，黄永胜的秘书又通知我到京西宾馆去，黄说：“你按叶主任讲的再改写。”我又改写一遍，落款时间改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黄看后，亲自封好送给叶群。
在他们的指使下，我为他们写了假证明，丧失了党的原则，犯了严重的错误。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
注：假证明原件，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

3.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私自修补林彪的反党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下面的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是从林彪驻地查获的。缪秘书，即陈伯达的秘书缪俊胜。
影印件原文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8.29日晚8：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4.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林彪派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密谈。从林立果亲笔写的这个密谈要点中，可以看出林彪反党集团对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估计和他们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狼子野心。
林立果写的这个密谈要点，是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的。文中的“陈”，是指陈伯达。“吴”，是指吴法宪。“老总们”，是指黄、吴、李、邱。“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5.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七零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诬蔑“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以后，在会议中间我打电话报告了黄永胜，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散会后陈伯达约我同去他家里，陈伯达鼓吹我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我把情况报告林彪。我回到家里又打电话报告了林彪，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二）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向党发动进攻。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叶群在北戴河也准备了大批天才语录卡片带上庐山。庐山会议初期，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规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留在北京看家。以后总理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黄永胜才勉强同意留在北京（注：此事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黄永胜留在北京）。黄还布置办事组秘书宋城把准备好的天才语录带上庐山。
（三）林彪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讲话后，晚上叶群要我告诉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也没有点名，因此发言不要指名；布置我们串连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等等。
（四）八月二十三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我提出改变会议的三项议程，先讨论林彪的讲话。散会后林彪派他的儿子林立果同我讲：林彪表扬你，林彪说：你又“立了一功”。
（五）总理、康生同志于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连续同吴、李、邱谈话，要我作检讨，我于二十八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六）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慰我：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七）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晚以黄永胜宿舍为活动中心，每天晚上和中午叶群、吴、李、邱都到黄永胜那里去开黑会，交换各组的会议情报。
（八）八月三十一日，叶群和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准备上庐山开神仙会，来庐山游玩照相的。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黄永胜，吴、李、邱之间只讲自己，也互不涉及。
（九）九月七日黄、吴、李、邱同乘一个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开黑会议论，①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②强调八月十三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来的问题。③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邱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邱也不抱怨。④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⑤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⑥黄、李、邱都警告安慰我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十）七零年国庆节后大约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我去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吴 法 宪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

6.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叶、吴、李、邱等在庐山接触十分频繁，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密谋后，在庐山仙人洞合影留念。
注：右起：林立果、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

7.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一九七零年九月七日，林彪、黄、吴、李、邱下山到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在飞机上合影留念，表示他们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注：右起：邱会作、黄永胜、林彪、吴法宪、李作鹏


二、研究资料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摘录
（1980年8月20日至9月8日）

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摘录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从 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一)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月 22日下午 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
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各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其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
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 22日晚 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是工业。当周总理谈到解决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时，康生插话说：日本侵华时，南北交通中断了，那时南粮北调、北煤南运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我们还不知道。
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把常委会讨论的情况讲完后，让我作了补充。
1970年8月23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
开幕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礼堂的小会议室集合。毛主席问周总理和
康生：”你们谁先讲啊？”
毛主席刚说完这句话，林彪突然说：“我要讲点意见。”
林彪提出要讲话后，周总理、康生说：“那好吧，你先讲。”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
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毛主席看了看林彪，说：“你们三人讲吧！”
这时，开会的铃声响了。常委们进入会场并在台上就座。毛主席主持开会。周总理宣布全会议程，林彪首先讲话。
林彪一开头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林彪在讲完开场白之后，逐渐转入正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
林彪还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复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我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
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已经 4点半了。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这天晚上，周总理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召集人会议，安排会议各组分别讨论宪法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却在会上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很重要，提出要很好学习，要求再播放他的讲话录音，大家附和了。周总理只好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 24日上午会议代表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下午讨论林彪的讲话。
8月 24日上午 8时，除毛主席、林彪之外，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人员在庐山礼堂开大会，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会议由我主持，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参加了。录音播放了两遍，11时半才散会。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散会后，我报告毛主席了。毛主席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主席还嘱咐说：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
我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
我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24日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我一份材料，他对我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份。”
我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
他说：“是。”
我一看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我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
治局委员，就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陈伯达打印的几条语录如下：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
一、恩格斯称马克思为天才
恩格斯称赞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一书为：“这是一部
天才的著作。”
卡•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弗•恩格斯为本书德文第
三版作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21页
二、列宁称马克思、恩格斯为天才
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在亲自听取这位
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
《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一卷第
769页
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
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78
页
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
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382
页
4．列宁在《预言》一文中，在引用了恩格斯谈到未来世界大战时所说
的一段话后，赞扬恩格斯：“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593页
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人’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
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
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第422页
三、毛主席称马、恩、列、斯为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
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8月 24日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 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思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
当时我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讲的—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动手动脚地比划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 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黄永胜那时虽然留在北京，但他也准备好了与他们一样内容的书面发言稿。
陈伯达在华北组煽动性的发言，使不明真相的人都激动起来。陈伯达讲完后，其他一些同志纷纷发言表态，都建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节，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我在会上也发了言。我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
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一职的一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24日晚上，各组的发言情况汇总反映上来了。我一看，有几个人在发言中已经引用了陈伯达交给我要求印发给常委的语录。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并且请示说陈伯达要打印的语录还没有发，怎么办。
周总理在电话中说：这个语录不能发，封存吧。我马上将陈伯达提供的打印语录的原稿和已印刷出来的20份语录全部封存了。
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主席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们中的有些人是受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个小组的煽动性的发言的影响，上当受骗了。
8月 25日上午，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印出来了。这个简报反映陈伯达讲话的内容不多，却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大量刊登了出来。这个简报印前没有给我看。这个简报印发后，显然产生了极不良的影响。
这天吃中午饭时，毛主席叫人通知我去，我赶紧吃完饭就去了。
毛主席问我：“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我说：“刚看到。”我是在来的路上才看到的。
毛主席说：“他们(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者注)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
毛主席接着严厉地说：“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我说：“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
起来，我很气愤。”
毛主席严肃地说：“那就让他们去高兴吧！”
我说：“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我还拿群众的意见作辩解。
毛主席严厉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听了毛主席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难受，感到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谈完话，时间已到下午 2时了，毛主席要我马上通知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员3时到牯岭毛主席办公处开会。我通知了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和康生，其他的政治局委员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知的。
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来后，毛主席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毛主席还与许世友谈了几句话。当时，毛主席在院子里，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说：“你看，我这个手凉不凉？”
许世友说：“凉。”
毛主席说：“你们让我多活几年多好啊！还让我当主席呀？”
毛主席与政治局常委商谈后，对来开会的政治局委员们宣布说：“刚才，政治局常委商量，认为小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决定收回六号简报。”
当晚，周总理主持召开各大组召集人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
8月26日，各组传达关于暂停开小组会的决定。
这时，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吴法宪在西南组，邱会作在西北组，都开始收回有他们发言的记录稿，已经写成的简报稿子也不让送了。叶群私自跑到简报组，撕毁了她在中南组发言的记录。邱会作也要回记录，剪去了他发言的那部分内容。迟上庐山的黄永胜，见“形势”不妙，也销毁了他事先准备的发言稿。这些情况由各小组反映上来后，我报告了毛主席、周总理。
毛主席笑着说：“何必当初呢！当初那么积极，那么勇敢，争着发言。今天
又何必着急往回收呢！”
毛主席和我谈话后，我认识到自己犯错误了，就考虑写检查报告。周总理也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争取第一个检查吧。8月 27日，我写好了第一份书面检查．检讨了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做法、言论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我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违反了政治局会议的意见，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我的内心极感沉痛。”并表示要“接受这次教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提高觉悟，坚决执行毛主席在‘九大’提出的方针——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感到第一次的检查还不深刻，认识也是初步的．当时我对许多现象的本质问题都还没有认识清楚。毛主席看过我的书面检讨后，说这个检讨书可以发到全会上。我还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在华北组讨论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查，内容和书面检讨的差不多。我的检讨书，经周总理批阅修改后印发了。
(三)
8月 26日到 30日的五天，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找人谈话。各小组暂停开会后，宣布大家分头看文件、修改宪法，还安排了游庐山、看电影和看戏。
8月 26日和 27日，周总理、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并要吴法宪作检讨。
吴法宪很紧张，于 8月 28日晚上偷偷报告了林彪。林彪不仅没让吴法宪收敛，反而鼓动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还几次打电话安抚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 31日，毛主席针对林彪等人的活动情况，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这篇重要文献在印发给参加全会的同志前，毛主席还给林彪看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
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在《我的一点意见》中，严厉批判陈伯达。彻底揭穿了陈伯达搞政治欺骗和阴谋行径的真实面目，这实际上也是对林彪一伙的致命打击。
9月 1日，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做自我批评、检查。当时毛主席点了陈伯达的名字。要他做检查。毛主席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开会、听他们的检查。
9月 2日，林彪召集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开会。我也参加了。此时毛主席让我参加这个会有个目的：一是了解一些情况，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会把情况全部如实地汇报给毛主席的；二是我在华北组也发了言，也要接受批评、受教育。
会议开始时，林彪说：“今天，找你们开个会。你们在会上为什么要在同一个时间发言，为什么都引用了同样的语录。你们要坦白，要交代。”
林彪讲完后，到会的人都不发言．有的翻材料，有的喝水。过了一段时问。林彪又说：“嘿，为什么没有人发言？”这时，我发了言，批判了陈伯达。我指出，华北组的讨论就是陈伯达放炮后搞乱的。林彪听了，表情很尴尬。我发言后。其他一些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一些。会议很快就散了。
散会后，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我讲完林彪召集开会的情况后，毛主席哈哈大笑，问我会还开不开：我说：林彪打了个招呼，说再开会就通知，不通知就不去了。
9月 3日，林彪又开了一次会，没有通知我去参加。直到九届二中全会散了，也没有通知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毛主席知道后说：“不要你了。说明你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9月 2日以后。各小组就开始集中批判陈伯达。在华北组，我按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检讨以后就请假了，没有再去参加会议。
9月4日，毛主席找林彪谈话。
9月 5日上午，毛主席找陈伯达谈话。下午．毛主席和周总理及康生谈了如何结束会议等问题。
9月 6日，全会基本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 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毛主席在讲到高级干部要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指陈伯达——作者注)就搬出什么第三版(指陈伯达编印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收了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序言中的话。─作者注)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增加对唯物论、辩证法的了解。……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的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毛主席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
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毛主席在强调搞好党内外团结的问题时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些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周总理、康生在闭幕会上也讲了话。会上，中央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的决定。
9月 7日．林彪、叶群下庐山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九江机场送他们。在叶群导演下这些人还在一起照了集体像。这实际上是表示他们的团伙要抱得更紧密。
林彪走后，黄水胜等人也很快离开了庐山。
9月8日，各省、大军区的负责人都走了。
9月9日上午，周总理、康生、张春桥、江青等人走了。
这次全会后期，我主要是抓了对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和会议的收尾工作。
散会后，全会服务人员要求毛主席接见，同毛主席合影。9月 9日下午2时，毛主席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因为那天下雨，安排在庐山礼堂接见。后来雨停了，就改在室外，用夹道欢送的形式接见。照完像后，我们就同毛主席一起下了庐山。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林彪集团的失败而告终。但是林彪一伙并不甘心这次失败。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第十三章  九届二中全会

一、汪东兴传回的声音

    1970年3月上旬的一天，汪东兴受毛主席的委托，从外地回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的意见。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杭州。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在会上传达说：“毛主席提出政治局研究一下，文革时间长了，要考虑恢复政府机构，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一是通过人大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验；二是成立和恢复各级政府；三是要研究发展经济和战备问题；主要是这三点意见”他还传达说，毛泽东指示，关于宪法问题，要政治局研究成立修改宪法的起草小组。另外，还要准备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战备工作报告”，这几件事要立即着手做。
    最后，汪东兴还特别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设国家主席，我的意见是不设。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那么由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毛泽东是不当了。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的话，也只有林彪同志来当。”汪东兴传达完毛泽东的意见，当天没有讨论，会议就结束了。
    会后，汪东兴找到叶群，想到毛家湾去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但因为林彪已经按照平常的习惯，在晚上8点钟服用安眠药睡觉了，所以汪东兴没有去成，只好请叶群代为转达。
    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这个话，我们听了都感到很高兴，认为这是毛泽东对林彪特别的信任与关怀。当时汪东兴也很兴奋，因为“九大”以来他同我们一直是搞在一起的。
那天晚上，汪东兴很高兴，一定要请我们吃饭。吃什么呢？是红薯。因为那里已经到了3月份，红薯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家里保存有。我们边吃边谈，一直到深夜才各自回家。

二、宪法修改小组

    3月13日晚9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研究如惯彻毛泽东关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除林彪以外，都参加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首先成立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小组，由周恩来牵头，成员由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负责四届人大的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接着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由康生任组长，其他成员由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共六人组成。这个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并准备报告毛主席批准。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留待宪法修改小组去研究。
    很快，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案。于是，宪法修改小组就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找了一个会议室，开始了工作。康生组织了一个秘书班子，并确定一个叫李鑫的同志负责。我们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开会工作。
    小组的第一件事，就是首先研究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因为这个宪法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曾广泛听取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所以要大家先研究这个宪法。然后还要研究苏联、朝鲜、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的宪法，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这些宪法有的几十条，有的上百条，还有的只有三条。另外，我们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以及袁世凯制定的宪法等。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传阅这些宪法，然后集体讨论。
    在新宪法修改草案的问题上，我们首先是研究要写几章，搞多少条，在序言、总纲、公民的权力和义务、国家机构、国务院等章节该如何写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小组里经常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有的主张写一百多条，有的主张写几十条；有的主张设国家主席，有的主张不设，议论不一。康生主张不设国家主席，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
经过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终于统一了几点意见，修改的原则是宜简不宜繁，而且毛泽东制定的宪法原则，基本上都要继承下来。至于写几章、写多少条款等具体问题，写起来再看。

三、林彪的意见

    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1970年5月17日下午，因林彪准备带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去向毛泽东汇报军委工作，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就先到林彪住处汇报工作。我们向林彪说起，军委办事组已派吴法宪和李作鹏参加了宪法修改小组的工作。我们还说起，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是设，一个是不设，如果要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
    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
    林彪当面对我们表示的这个意见，口气非常肯定。我至今仍然认为，林彪的意见比较中肯。他的这一番话，是出自内心的，也比较合乎情理。像以后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急于抢班夺权，急于分裂党，反对九大路线”，我感到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根据。我有几点理由：
    第一、当时国家主席的位置是一个虚职，当时国家代主席的职务是由董必武同志担任的，而董必武同志连中央常委都不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是集中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手里。在九大，林彪当选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这是最实际的权力。而且在党的九大章程中和宪法草案中已明确的规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林彪根本没有必要去争这个国家主席。
    第二、当国家主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事情，而林彪对搞出头露面的外事活动是很少感兴趣的。这从他建国以后极少参加外事活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再说他的身体不好，也没有条件参加各种外事活动。
    第三、刘少奇是从国家主席的位置上被打倒的，这是前车之鉴。林彪是个聪明人，看到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了同毛泽东的适当距离。这一点，有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
因此，我认为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当国家主席”的想法。林彪的一个警卫参谋，李文普，写了一篇文章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样的话，因为林彪最讨厌参加接见外宾的外事活动。（见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编者注）我感到这个说法是真实可信的，这也反映了林彪的性格。说林彪急于抢当这个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是违背林彪处世哲学的，也是没有根据的。林彪在我们面前从来未表示过想当这个国家主席，给我的感觉，他个人当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是无所谓的。但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元首。林彪曾经郑重向中央表示：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他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另选一位国家副主席。有人说不想当国家副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坚持设国家主席就是想当国家主席，这是什么逻辑嘛！如果们叶群、林立果有些想法是可能的，但是说叶群、林立果就等于林彪，应该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另外退一步说，想不想当国家主席，这不是犯罪的标准，如果说想当国家主席就是“篡党夺权”，那么“篡党夺权”的人就太多了嘛！

四、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冲突

    由于我们军委办事组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来就分成两派，这个问题，也反映到宪法修改小组里来了。从一些小的问题开始，就逐渐形成了两派，陈伯达、李作鹏和我是一边；康生、张春桥是另一边。在讨论问题时，大家都是放开讲话的，就时常有些争论之词，有些争论还非常激烈。如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坚持了林彪的意见：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国家主席，考虑到毛泽东不便出国访问，可以设国家副主席，总之要设国家主席；康生和张春桥则不同意
    设国家主席，而且人大也不设委员长，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顶牛了。为了缓和矛盾，康生曾提出在宪法上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当时，林彪和叶群住在北戴河，事后我把这种情况通过电话反映给叶群，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赞成你和李作鹏的意见。要说服他们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元首，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各国宪法都有总统、主席等领袖人物为国家元首。我国开国以来，毛主席就是我们国家主席，后来有刘少奇主席。现在取消不好，引起世界人民怀疑。叶群在电话中对宪法写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表示高兴。
    以后叶群在北戴河对宪法修改工作很关心，常来电话询问讨论的情况，并告诉我们林彪的意见：要在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条上加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对人大常委会中设主任不设委员长，林彪认为不妥。这一点康生是最不满意的。
    尽管当时组里矛盾很大，但工作还是照常进行。宪法草案基本上是依据康生的意见起草的，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研究，包括条款、文字、标点都进行具体的推敲，但在有些问题上各不相让。这个草案一共是六章，即：（一）、总纲；（二）、公民的基本权力和义务；（三）、国家机构；（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五）、民族自治和自治机关；（六）、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这个宪法草案的总纲里，也依据“九大”通过的党章，写上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句话。另外，宪法草案还规定，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各级人大常委会，都只设主任，不设委员长。
    1970年8月14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继续开会。这天到会的有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我。李作鹏因为被周恩来派到青岛去处理问题去了，没来开会。纪登奎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来。会议进行过程中，陈伯达出去打了几个电话，长时间不在会场。所以，这一天实际上只有康生、张春桥和我在那里开会。
    这次会议上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又提出不设，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最后争论不下。康生说：“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以后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他们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他的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是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他接着又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我认为，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我就说：“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
    我这话一说，张春桥一下就急了，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追问他：“毛主席在哪里说过？我怎么没有听到过？”张春桥一时说不上来。当时我们都很激动，我又说：“你今天吹这样的风是干什么？用意何在？中央政治局的人刮此风，刮到下面就会愈刮愈大。今后中央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你们不赞成，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你也反对，你们不准称天才，你想借口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谬论。”这时康生也很不冷静说：“好、好，在国务院的前面加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就是了。”我说：“我是个人的意见，写不写由你们决定，因为我是宪法修改小组的成员，有权提出个人意见。”康生说：“对、对、对，写上、写上。”以后他们两人再讲话，我都不吭声，索性连话也不说了。
    看来，张春桥的话不简单，文化革命中央文革几个文人，他们说打倒谁，就打倒谁，打倒了那么多的老同志，现在又公开把矛头指向了林彪，我心中真是气愤不过。林副主席有什么错，难道又要打倒吗？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经过几十年战争和政治斗争的考验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你张春桥之流能啃得动的吗？！打倒林彪，靠你张春桥能打仗和支撑国家吗？现在想起来，给张春桥扣上“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这顶帽子，也有点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当时我在很多事情上对张春桥不满，积怨甚深，也就借题发挥，这样吵了一通。我和康生、张春桥在这次会议争吵的情况，李鑫都作了记录。
    陈伯达打完电话回来后，我告诉他刚刚发生的情况。我说：“老夫子，你这个人，讨论宪法三心二意，你跑到哪里去了？”陈伯达这时立即对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写上”。这样，陈伯达就公开同我站在了一起。
    吃完晚饭，继续讨论其它问题，只有康生和张春桥说话，我一个人气鼓鼓地一言不发，陈伯达也不说话。就这样，宪法修改小组完成了最后一次讨论，准备将“宪法修改草案”提交政治局讨论研究。
    散会以后，我和陈伯达走在一起。我对他说：“今天张春桥实在没有道理，口口声声赫鲁晓夫，这明明是反对毛主席，讽刺林副主席嘛！”陈伯达说：“走，先到我家去。”我跟着陈伯达到他家后，他对我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你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一下，周总理和黄总长那里也反映一下。”
    我按照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当时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我把会议的情况以及发生的问题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我说：“关于国务院的指导思想，他们不同意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周恩来说：“我支持你，你批评得好。国务院的指导思想应该加上毛泽东思想，这是应该写上的。”我又告诉总理：“张春桥说，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也是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恩来问：“他是这样说的吗？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有听到毛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周恩来还告诉我：“三个副词不是林彪提供的，而是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邓小平总书记想出来的。我认为邓小平提出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三个副词是很英明的。”他还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赞成。”
    好了，总理的意见有了，我就更有底了。这件事情我是第一个报告周恩来的，因为当时我们和周恩来的关系一直是很融洽，也是很亲密的。接着，我又打电话给黄永胜。黄永胜当然是全力支持我的，他还提出让李作鹏立即从青岛赶回来支持我，不然的话，我和陈伯达在宪法修改小组里比较孤立。黄永胜表示：“这两条意见，一是设国家主席，二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一定要坚持。”当时还想和林彪、叶群通个话，但是夜已经很深了，所以电话没有打。
    第二天下午，我才和叶群通了电话。我把会议上的争论情况告诉了她，并要她转报林彪。不到一小时，叶群的电话来了。她说：“林彪同志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要坚持这两条（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坚持设国家主席）。对康生和张春桥驳得好，抓住了他们的尾巴。”
    有了林彪的这个态度，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又都支持我，而且李作鹏、邱会作更不会有问题，于是我就打电话和黄永胜商量下一步如何在政治局会议上与江青、康生等人进行斗争。我们设定，为了防止在政治局讨论时再发生争论，要准备一些材料来驳斥他们。这时，李作鹏也赶了回来。我和陈伯达、李作鹏各自查了些书和文件，准备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再同他们斗一斗。
    8月15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讨论为九届二中全会所准备的几个文件。我们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叶群还专门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要我们抓住张春桥、康生前一天的话同他们在这个会上斗一斗，因为他们公开影射林彪是赫鲁晓夫，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当时，我们都预料会上会有一场冲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首先是审议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一条一条地讨论和通过。结果很是出乎我们的预料，设立国家主席和“以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都写上去了，康生和张春桥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发生任何争论，风平浪静，三、四个小时就把文件都通过了。15日的会议就这样过去了。
    会议结束以后，我们打电话到北戴河，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林彪和叶群。林彪听完后说：“那就算了吧。但是庐山会议还会有问题，还会提出意见来。”
    8月16日，政治局再次开会，研究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会议首先确定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是审议宪法修改草案；二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最后，周恩来说：“已经请示了毛主席，在讨论宪法期间中央、国务院、军委留下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黄永胜、纪登奎上山，吴法宪、李先念回北京看家。到了8月17日，黄永胜提出意见来了，请示周总理，说最好能让他上庐山，北京有什么事情留李德生在家就行了。周恩来说：”毛主席已经决定了，不好再改，你还是留下来吧。“这样九届二中全会前期黄永胜就没有参加。

    五、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
    1970年8月18日，周恩来和我一起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研究如何运送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上庐山开会。我提出，用南北分开的形式来运送会议代表。长江以北的会议代表，
    先用飞机送到安庆，然后用直升飞机飞过长江到九江机场落地，再用汽车送上庐山。我主要是考虑九江机场的跑道短，大型飞机不能降落，所以才想了这样一个过渡的办法。南方各省的会议代表，则可以直飞南昌机场，然后从南昌乘汽车上庐山。这样南北分开，34师的专机全部调用，可以在两天以内，将全会255名代表从全国各地全部送到庐山。另外，我还提出，为了绝对保证安全，特别是绝对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还应该要布置防空，防止北面的苏联和南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的搔扰。周恩来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去具体落实。他说飞机的事情他就不过问了，由我全权负责就行。最后，他还特别向我交待，要我次日与江青一起乘飞机上庐山。
    那些年里，只要是江青坐飞机是一定要我陪同，把我就当成她的人质。这个问题林彪早就跟我说过，他说，江青对他说过，坐飞机一定要吴法宪来陪，一个是防止摔飞机，一个是防止跑台湾，有吴法宪在飞机上就安全。周恩来当然也知道江青的这个意思，所以每次他都安排我同江青一起走。这个我心里明白。
    我回到空军司令部后，用全部精力来安排布置飞行计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运输任务，责任是很重大的，我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是在“文革”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更不能出一点差错。这一任务，也是对空军战备工作的一个检验。除了留下几架直升飞机准备运送人员和食品外，我决定将空34师的大型飞机全部调用，并且在安庆机场设一个指挥所，派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前往安庆机场进行直接的指挥调度。
    这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我，要我第二天把两个文件，“宪法修改草案”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带到庐山，交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还在南昌，他嘱咐，等毛泽东到了庐山后，要尽快交给他。
    8月19日这一天，北京的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我8点钟以前赶到了机场，不久江青也赶到了。江青到了，但周恩来要我给毛泽东带的文件还没有送到。江青听到这事心里生疑，问我：“为什么这两个文件叫你带而不叫我带呢？”我只好含糊其词。
    我们等了一会儿，文件还没有送来。江青急了，叫我打电话去催一催。我只好打电话问了一下周恩来的秘书，回答说：马上就到。
    我就安排装运江青汽车的飞机先起飞。江青每次外出，都要我们先派飞机把她的汽车和下飞机用的梯子送过去。不然的话，她觉得下飞机和乘车都不方便。又等了一会儿，文件终于送来了，于是我赶紧请江青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江青喜欢打扑克，就拉了自己的秘书和护士，又叫上了我，四个人一路打扑克。
    飞机到了安庆时，天气转好了。我又陪同江青从安庆乘直升飞机到九江，并在九江机场见到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栋梁。杨栋梁告诉我，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正从南昌开过来。我要杨栋梁先安排江青上庐山，而我在九江机场留了下来，一是准备把周恩来委托我带的两个文件交给毛泽东，二是要接一下从北京和各省来的人，同时布置一下飞机调度和防空的问题。
中午，杨栋梁带我到九江宾馆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车站接毛泽东。大约1点钟，毛泽东的专列开过来了。当时，毛泽东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面一列是警卫部队，后面一列才是他的座车。
    专列到站后，我见到汪东兴，他说毛泽东正在休息。这样，我不便打扰，就把两个文件交给了汪东兴，请他转交给毛泽东。然后，我回到九江机场去继续接人，由程世清和杨栋梁陪毛泽东上庐山。
    我刚回到机场，江青就派了警卫团的两个干部来找我，说是上庐山时，看见一路上都是哨兵，一百米一个，太多了，要撤掉。我就打电话给杨栋梁，把江青的意见告诉给了他。他听了以后感到很为难，说：“主席要上庐山，撤掉不行哪！”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想办法把哨兵撤到隐蔽的地方去，让上山的人看不见就是了。江青的意见，不办不好哪。”杨栋梁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就说：“马上照办。”
    晚上快9点时，当天应到的飞机全部到达了安庆和南昌，我才算是松了一口气。趁着当时天还没有全黑，我便乘车往山上去。没想到，车刚走到半山腰上，上面下来了一辆吉普车，是江西省一个电业公司上庐山修理电灯的，和我的车对撞，差一点把我的座车掀到沟里去了，卧车的门都碰坏了。当时真是好险哪！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好在没有人受伤，车还可以用。就这样，我们勉强上了山。到山上以后我找到程世清，把我们在途中撞车的情况告诉了他。我要他不要追究撞车人的责任，但是要很好安排一下，千万不要再发生类似问题了。不久，我又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说：“好在没有人受伤。”周恩来嘱咐道：“要告诉程世清，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这是第一次上庐山，来到山上一看，庐山上还真不愧是毛泽东所说的，“无限风光在险峰”，风景很好。山上的房子都是依山势而建，因而不太集中。在水库边上，专门给毛泽东修了一所房子，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二、三里。江青住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原来住过的别墅，周恩来和邓穎超住的是过去马歇尔住过的房子，林彪和叶群住在一个院子里。林彪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排平房内，叶群则住在一幢小楼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几个人的住处被安排在一起，陈伯达的住处也与我们比较靠近。
    在我们住处的另一边，是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当时，除了叶剑英以外，其他三位老帅都已经到了。那天晚上，我抽空去一一拜访了他们。老帅们都很高兴，辞别时，他们都把我一直送到了门口。
    8月20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同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
    关于这个问题，我后来看到一篇“程世清访谈录”，其中写到，“1970年8月19日，我和吴法宪一起到九江车站，迎接毛主席的专列，送毛主席上庐山，由于当时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们和汪东兴交谈了一会，吴法宪有事先走了，汪东兴特别对我提到，这次开会，要支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汪东兴把尽地主之宜的江西省军区政委文道宏安排和他住在一起。文道宏告诉我，21日晚上，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说：‘邱、李两个老总都到了，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汪东兴对当时在场的文道宏说：‘你告诉程世清同志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都到齐了，叫他（程）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程世清访谈录）这里还要提到的是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的文章，李文普证实说，从来没有听到叶群说过，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那里摆这样的话。（李文普文章“林彪事件与我”）这也算是另一个佐证吧。
车到九江以后，我和程世清就分开了。这一天，我在机场先接了林彪、叶群，后来又接了朱德、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叶剑英等许多从北京来参加会议的人。下午4点，周恩来、邓穎超也到了。周恩来要我和他一起上山，我说飞机还没有到齐，请他先走。于是，周恩来就先走了。

六、开个神仙会

    晚，我上了庐山。我刚刚进到自己的房间，就碰到叶群约了李作鹏、邱会作一起来找我。叶群说：“你们从来没有上过庐山，去看看‘仙人洞’吧。毛主席给江青的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说的这里，不信去看看。”
    “仙人洞”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两里路。我们乘车走了一段，然后下车沿小路走上去，原来仙人洞是一个悬崖绝壁下的天然石洞，洞前面还有一个井，井里还有水。我们在“仙人洞”前面一起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以后就变成了他们所说“反党结盟”的所谓“证据”。
    在游览“仙人洞”时，叶群对我们说：“这次来庐山开的是‘神仙会’，没有什么事情。你们都忙了大半年，就在这里避避暑，放松一下。林彪同志也不准备讲话了。如果能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军委的报告，下面就是四届人大了。到那时，你们就可以散散心，玩一玩了。至于他们几个（指康生、张春桥等人），也可能提，也可能不提，到时候再说吧。”我们转了一圈之后也就各自分手回去了。
    人都到齐了，可是8月21日和22日两天都没有开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大概是因为常委们还没有开会，而开会的时间要由毛泽东来定。我想，正好用这个时间去看看山上部队的同志们。
    当时，空军在庐山上修了一个直升机场，这是汪东兴布置的，他说山上山下都应当有直升机场，整个会议的物资和人员都应当用直升机来接送。为此，我们空军的人，由副参谋长胡萍带领的机组和地勤保障人员，都驻在山上。8月21日上午，我先到直升机场去看望了胡萍他们，然后又爬到山顶上的雷达站，去看望了长年驻守在那里的指战员。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下午回来后，才知道陈伯达来找过我。我赶紧来到陈伯达住的地方，他告诉我，下午常委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会，决定8月23日开大会。我简单寒喧一下就告辞了。
    接着，我又去看了周恩来，向他汇报接送全部代表和布置防空的情况。我还建议，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期间，不管是空军还是民航的飞机，都不准从庐山上空通过，以防止出事。周恩来说：“你这个意见很好，所有飞机调动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我当即表示：“一定完成总理交给的任务，请总理放心。”
    回到我住的地方，我立即叫秘书打电话，找上海空4军的王维国和南京军区空5军的陈历耘，向他们布置了会议期间的防空问题。另外，还布置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做好战备防空工作，防止台湾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侦察和骚扰。最后我问了一下王维国，上海方面对张春桥有什么反映？王维国告诉我，张春桥在上海只宣传江青，不宣传林彪。我对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做完这一切工作，我又去看望了林彪。在林彪的住处，我见到了林立果。叶群看我有点意外，便对我解释说：“孩子没来过庐山，上山来看看。”我当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林彪的儿子到处跑跑，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接着叶群又对我说：“这次开会还带来了一些书，如果他们还要争论，就到我这里来找语录。”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七、全会开幕  林彪讲话

    1970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的礼堂里隆重开幕，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个常委的位置摆在主席台上，我们其他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都坐在台下。当毛泽东步入会场时，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开幕式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当他宣布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热烈掌声。接着，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一是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二是讨论国家计委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和中央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他还宣布，会议前半段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报告”时，黄永胜、纪登奎在北京看家；会议后阶段讨论“军委报告”时，黄、纪上山，我和李先念回北京看家。
    周恩来宣布完会议议程，康生便开始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康生对我们起草的“宪法修改草案”，一条一条地作了解释和说明。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的。
    林彪接着就讲开了。他首先谈了对“宪法修改草案”的看法。说对这个草案看了几遍，总的感觉很好，概括地说是“简要明了，条理清楚”。他说，他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了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是确立了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这样一个地位，同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尤其写上了整个国家机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这一个特点非常重要，他很高兴。第二个特点是宪法草案的条款、章节都写得很明确，第三个特点是文字写得很顺畅，第四个特点是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关于民主方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些写进了宪法，这是“文化革命”创造出来的民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我记得一共讲了五点。
    另外林彪还讲到了天才的问题。林彪说：“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问题，我有一点看法。人有没有天才呢？我认为是有天才的，马克思讲了天才，列宁也讲了天才。”接下来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人是有天才的。然后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延安的‘七大’就提出来了的。当然，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个别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已经提出来很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妥。”
    林彪那天的讲话时间比较长，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讲完之后，大家热烈鼓掌，场面非常热烈。
    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此时不光我们几个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许多人也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称赞他讲得好。尤其是许世友，对林彪的态度最为热烈。许世友对张春桥从来都没有什么好感，曾多次对我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都留在礼堂内议论。大家兴致都很高，只有张春桥等几个人的情绪不太正常。张春桥这个人是很高傲的，一向都看不起我们，平时很少主动同我们搭话。这时他的态度也变了，主动过来问我有没有记录林彪的讲话，并说我记录得比他好。这真是笑话！
    下午，我们见到叶群，问起林彪讲话的事。从叶群那里知道，在会前常委们休息时，毛泽东说由他主持会议，要周恩来宣布会议的议程，康生作修改宪法的报告。接着，他又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彪接着说：“有一个问题，想请示一下主席，就是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发生了争论，最近听到吴法宪同志讲，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公开反对，自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全党所通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评价。还说连赫鲁晓夫也是天才地，创造性发展了马列主义，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林彪把8月14日的情况大体讲了一遍。这时周恩来也点了点头，表示他知道这回事。毛主席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主席又问林彪准备怎么讲，林说：“想讲两点，一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第二是讲一讲天才问题。”毛主席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
叶群还告诉我们，林彪当时对毛泽东只点了张春桥的名，没有点康生的名，这一是因为康生在场，另一个则是因为毛泽东很器重康生。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了的。

八、改变全会的三项议程

    8月23日下午，叶群又叫我、李作鹏和邱会作到她那里去，说要商量一下林彪讲话以后的事情。叶群提出：“第一、我们几个都要准备支持林彪的讲话。第二、批评时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的名。康生是常委，如果我们涉及到康生，毛泽东不会同意的。另外，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一律不点名。第三、坚持在宪法上设国家主席。第四、向陈伯达要一份关于天才的”语录“，争取从理论上说明问题。第五、我们几个都在各个小组会议上带头发言。
    那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按照惯例，毛泽东和林彪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进行了九届二中全会的编组工作，决定一共分为六组，按地区划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编入各组中。叶群、李作鹏被编入中南组，邱会作被编入西北组，我则被编入了西南组。
    编组问题决定以后，我首先提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一下林副主席的讲话。”我刚说完，陈锡联马上第一个起来响应，说：“好哇，要讨论讨论！”紧接着，汪东兴、许世友、曾思玉、李作鹏、邱会作等很多人都纷纷表示同意。汪东兴还特别提出要重新听一下林彪讲话的录音，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周恩来也显得很高兴说：“这个意见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负责向毛主席报告。”周恩来还提出：“是否放两遍录音，大家反映一遍听不懂，为了便于讨论，明天上午在礼堂再放两遍录音，后天再讨论，这样一共是两天。”
这一下子，康生和张春桥很紧张了。尤其是张春桥竟然给旁边的邱会作敬开烟了。这样政治局全体通过了周恩来的安排。这样一来，就一下改变了全会原来的三项议程，改为了首先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九、称“天才”的几条语录

1970年8月24日上午，会议组织参加九届二中全会的全体与会人员，在庐山礼堂里听林彪讲话的录音。一连放了两遍，连老帅们都到了。
    听完录音，叶群又找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跟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个气，要大家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注意不要点名，因为毛泽东表了态说“不要点名”。她还专门算了一下各大组差不多都有我们的人，只有华东组和东北组没有，于是就要我们几个去跟这两个组通通气。
    叶群又告诉我们，她上庐山前翻了几本书，准备了一些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叫我们需要的时候到她那里找。
    回来以后，我想了一想，作些什么准备呢？过去书读得少，现在要想从书里找一点马列论天才的“语录”，一时还真的想不起来。想来想去，只好去找陈伯达，他是“老夫子”，读的书多嘛！晚上，我来到陈伯达的住处，发现他吊儿郎当地根本没有搞什么“语录”。我催促他说：“你陈老马列主义水平高，能不能搞几条‘语录’，我们在会议上发言也好有个依据。”我这一说，陈伯达马上就积极了起来。当时他从北京带了三个专门搞理论的人上庐山，这时就要他们几个现找。
    从陈伯达那里回来，我也开始到处找“语录”，结果找到林彪几条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话。我让秘书把林彪的这几句话，送到大会秘书处去打印一下。
    不久，陈伯达给我打来电话，说他的“语录”搞出来了。接着，他用电话一条一条地给我传了过来，我一条一条地记。然后，我把这些“语录”整理了一下，又问他该叫什么名字。他说：“就叫‘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吧”
快到中午时，叶群带了林立果来到我的住处。林立果见到我就说：“爸爸说你吴司令立了大功。”我明白，他是指我前一天晚上提议讨论林彪讲话这件事。叶群紧接着说：“我向林彪同志说了，是你吴胖子先提出来的，大家都赞成。林彪同志听了后很高兴。”
    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给叶群看。叶群说：“很好，最好能给我一份。”
汪东兴听说了，还把陈伯达搞的这些“语录”拿到中央办公厅打印了几十份，给我送来了几份。然后，我把打印好的材料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刘贤权听说了这事，也来找我要了一份去。这样，不少人的手里都有了陈伯达搞的这份“马、恩、列论天才的语录”。

十、华北组起哄

    8月24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始小组讨论。我参加西南组的讨论，这一组由张国华、梁兴初和谭甫仁三人主持。参加这一组讨论的，还有朱德、聂荣臻和李先念等。朱德等人坐在前排，我们都坐在后面。
    开始时，发言的同志只是一般地谈谈，我是第四个发言的。我在发言中首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林副主席关于天才方面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既讲了毛主席是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建设新中国方面的伟大天才，又说明了毛主席的天才，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说到这里，我念了一条陈伯达搞出来的马克思关于论天才的“语录”，说明否认天才的存在是错误的。接下来我又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批评了一些人所散布的反对天才论的言论，是因为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过程中，有人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个说法是个讽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想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是想推翻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对此，我们绝不能迷迷糊糊的，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还提到有人反对学“老三篇”。（“老三篇”即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文革”期间人们把这三篇文章统统称为“老三篇”。编者注）这个时候康生的老婆曹轶欧插了话，问：“是谁反对‘学老三篇’？”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她明明知道我说的是康生，却还要明知故问。由于叶群事前打过招呼，不能点任何人的名，尤其是不能点康生的名，我含糊其词地说：“确有其人哪。”她马上表态说：“反对‘老三篇’是错误的。”我说：“这个风不可刮，我们中央全会对毛泽东思想应当是坚定不移的，要起示范作用。”我讲完了，全组热烈鼓掌。这时我心里却在想：是不是有点讲过了？
    在小组会中间休息时，有很多人向我打听是谁在反对“天才论”和学“老三篇”。我不好说，只悄悄告诉了张国华和梁兴初，这个人是张春桥，并告诉他们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后来李先念也来问我，我也告诉了他。他听说是张春桥，就说：“噢，是这个家伙！我还蒙在鼓里。”以后大家继承发言，都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但是再没有人提到别的情况。朱德和聂荣臻、李先念都没有发言。下午小组会开得也是一般，比较平静。
晚饭前，林彪叫我到他住的地方去一下。我去了以后，林彪告诉我：“毛主席讲了，什么人也不要点名，尤其不要点康生。康生是常委，一端出来，打击面太大，毛主席肯定不赞成。一定要记住，不点名。你也不要讲有人反对学‘老三篇’。”
    我说：“我在会上已经说了。我说了以后，曹轶欧很紧张，表示反对学‘老三篇’是错误的。”林彪说：“你回去和李、邱商量一下，不要点康生的名。”
    从林彪那里出来，又见到了叶群。她要我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一说，要我们同空军、海军、总后的中央委员通个气，不要点康生和张春桥的名，因为毛泽东打过招呼，一定要注意，但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可以坚持。
    傍晚，我到空军的几个中央委员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王秉璋和曾国华的住处，向他们转告叶群的意见，要他们带头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晚上我们一起凑情况，才知道当天下午华北组“起哄了”。首先是陈伯达发言，他把我的话搬出来说：“吴法宪同志说得好，要警惕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然后是汪东兴发言。他的发言是下午所有发言人中调子最高的，他明白告诉大家，一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拥护毛泽东出来当国家主席，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是极其错误的。由于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话是代表毛泽东的意思，以至后来人们纷纷起来响应。接着，陈毅元帅也发了言。性格直爽的陈毅说：“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天才确实有，我赞成，毛主席就是天才，我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天才的，谁反对天才我就反对他。”陈老总的讲话也得到了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他们几个人讲完话，华北组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发言，指责那些反对“天才论”的人，而且要追查这些人究竟是谁？
    在其它的几个组里，西北组邱会作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康生都赞扬说：“邱会作同志马列主义学得好。”他还表示完全同意邱会作的讲话。华东组也比较热闹。王洪文带头拥护林彪的讲话，他显然还不知道这是对关张春桥来的。王洪文还发言批判杨成武，说杨成武反对“天才论”。总之，在六个小组里，大家都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也提出了要追查是什么人反对天才论，张春桥在会上显得很沉闷，心情很紧张。
    会议的情绪在周恩来的身上也有体现。这天晚上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是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表情冷淡，对江青他还是表面应付。
    虽然对全会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是不了解情况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或意识到，我们所指是什么。在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眼里，特别是在那些老同志的眼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地位和威信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两个只是“文人”，写写文章，没有什么战功、政绩。他们是靠了江青起家的，在“文革”中一步登天，到了这样高的位置上，大家心里是不服气的。另外，对于“文化大革命”，大家嘴上不好讲，但是对于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支持、利用一帮造反派，迫害老同志，打击一大片，制造混乱，破坏生产，大家是有很大怨气的，也是很头痛的。
    所以，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同志，查觉到了我们的矛头是指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就都活跃了起来，纷纷参加对康生等人的声讨和谴责，借机出口怨气。以后毛主席说我们“几个人欺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其实，别说我们根本没有欺骗他们，就是想欺骗他们，在座的有相当一批老同志，个个身经百战，独当一面，哪一个是好欺骗的？只不过当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的情绪，对中央文革一帮人心里都有气。没有这样一个基础，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因此，许多人发言都提出了追查人的问题，不过是借题发挥，出出气。就像韩先楚同志说的：“这两天真是痛快！”杨得志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看到张春桥在小组会上的狼狈样，他感觉到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痛快！
    8月25日一早，大会秘书处就发来了全会的“六号简报”，反映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华北组的简报说：大家热烈地拥护林副主席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语重心长，非常好，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有着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我们党内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有关内容。
    “六号简报”可以说是所有简报中最热闹的一份，其中陈伯达和汪东兴的发言，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份量。
接着，秘书又拿来了我所参加的西南组的简报，大家的发言也是一致拥护林彪的讲话，拥护设国家主席，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另外把我的讲话也登出来了，我想还是等等看的为好，所以叫秘书把简报扣住了。

十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求救

    刊登各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下来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看过以后就不是一般的紧张了。25日上午汪东兴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事前没有经过联系，突然闯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没有见江青，对她说：“你走。”江青走后，毛主席单独见了张、姚两人。两个人在那里抱着毛主席的大腿哭，把毛主席的裤子都弄湿了。他们说：现在各组都在揪人，连华东组也要揪人了，而且要追查后台。主席对他们两个说了些什么，他不知道，但他已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叶群，叶群叫他给我打电话，要我沉住气。
    接到汪东兴的电话以后，我心里有一点疑虑，但转过来一想，在这件事情上，毛泽东是不会支持张春桥的。这样一想，心里就坦然了。
    1970年8月25日上午，各小组继续讨论。这天讨论的情况比较平静，没有那样像24日那样热闹了。许多小组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我所在的西南组也没有再讨论，就一致通过了这个意见。这样一来，这一天的全会又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
午休后，我去参加西南组下午的会议，没有见到小组长、四川省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我问副组长、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他回答说是到毛泽东那里开会去了。这一下我觉得有点奇怪了，通常都是毛主席先召集政治局会议，怎么这次直接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呢？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听说这件事。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十二、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下午4点多钟，张国华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立即在小组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毛主席在下午2点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各大组组长会议，决定停止讨论和学习林副主席的讲话，同时也要停止批判。现在会议已经发展到要揪人的地步了，有人写信要把反对‘天才论’的人揪出来下放，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这个空气太热了，要冷下来。因此毛主席决定，休会两天，换换空气。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也不要提了，毛主席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也不当国家主席。天才的问题也不准再提了。这两天把会议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开会。”
    这真是风云突变！我当时在心里想：这个张春桥真有办法，到毛主席那里去一哭，就把毛主席哭过来了。现在情况完全变了，但是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吃过晚饭，我急忙到了林彪的住处，想了解一些情况。叶群对我说：“林彪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去了，会议可能要休息几天，不要紧张，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情况，你们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到外面去玩一玩，散散心嘛。”叶群说的这些话，是在安慰我还是真的不在乎，我不知道，总之她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时间不长，林彪回来了。他一坐下就对我说：“毛主席态度变了，不高兴了。他批评了陈伯达，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跳出来，起哄要揪人了。还说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事情都不要提了。就是这个情况，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要紧张。”
    这个事情，林彪对我说得很简单，看来他也很沉得住气，但我的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了。
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各组的汇报。在这个会上，康生他们又神气十足起来，气势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毛泽东变过来了，站到他们一边去了。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又一次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休会两天，换换空气。”

十三、首当其冲的陈伯达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8月26日、27日，全会休息两天。这两天里，说是“换换空气”，其实是充满了一片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整天召集常委和各大组长开会，反而把我们政治局委员排除在外。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两天里，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帮人也活跃起来，他们拼命地做工作拉人，这两天都是他们在活动。而我们一下子沉默了，一天天无所事事，不了解情况，也不好去打听，只有去找叶群问问。而叶群却一再跟我们说：“没有什么事情。你们在家不如出去玩玩，散散心。”
    可我们哪里有这份心情呢？后来，叶群真的来约我们一起去上山逛一逛。在山上，我们正巧遇到了陈伯达，由于大家的心情都不好，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打了个招呼而已。
    8月27日上午，陈伯达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那里去一下。我们到了他的住处，见到他的心情很坏。他告诉我们：“这次找你们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几个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不要互相打电话，也不要写信了。”他的话音里充满了凄凉。我们很惊讶地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吗？”陈伯达说：“毛主席批评我们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并且要我到康生、江青那里去承认错误，结果康生、江青他们把我骂了一个狗血喷头，骂了一个晚上还嫌不够。他们说我是叛徒，是叛变中央文革，出卖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投靠军委办事组，把林副主席绑在我陈伯达的战车上，勾结军队想杀害他们；说我可耻等等，什么话都骂尽了。”
    听到这些话，我们心里都很气愤，什么“叛变”、“杀害”，话说得太过分了嘛！但同时，我们的心里也感到很沉重，因为我们当时都感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很快就会轮到我们的头上。
    陈伯达还说：“毛主席批评了我，说我自以为懂得理论，鼓吹‘天才论’，在华北组起哄。毛主席说我欺骗了你们，你们把我的语录都烧掉吧。另外，毛主席还点了汪东兴、陈毅、邝任农的名，你们也要注意。”
    陈伯达的这番话，使我们更加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伯达这个人胆子小，毛泽东一批评，再加上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跟着整了他一个晚上，这就弄得他非常紧张，也很害怕。我们就对他说：“不要怕，我们有难同当！”同时我们心里也愤愤不平。
    从陈伯达那里出来，我们又到了林彪的住处，把陈伯达说的话告诉了他。林彪说：“毛主席是批评了陈伯达。”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有说。

十四、追查

    8月26日下午，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他和康生要找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我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处，康生已经在座，汪东兴也在那里。这次谈话，主要是追查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发言的事情。康生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说：“汪东兴在华北组点火，陈伯达跳起来批判，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说‘站起来斗争’。”他还总结了四句话：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康生真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周恩来只问了问会议的情况，没有加任何评论。听到康生讲这些话，他也一声不吭。我们说：“康生同志，你下这个结论未免太早了点吧？”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吃过晚饭，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前往林彪的住处，想向他汇报一下下午周恩来、康生找我们谈话的事。林彪正好从毛泽东那里开会回来。他告诉我们：“一是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次毛主席说国家只设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设国家主席。主席还说，‘我不当这个国家主席，我劝你林彪也不要当’。”就这样，在毛主席的强大压力下，林彪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把“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都放弃了。
    关于下午周恩来和康生追查我们的事情，我们也告诉了林彪，说：“这次把汪东兴也一起拉进去了。”林彪没有说什么，只是听，最后说了一句：“让他们去讲吧，总要有事实根据吧。”
    8月27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这天上午，周恩来和康生继续找我们谈话。去谈话时，我带上了这本党章。这天上午，我们又被追查了三个小时。康生一上来就要我们交代“军事俱乐部”的事，说：“你们要交待，这个‘军事俱乐部’是怎样形成的？你们长时间串通一气，还有陈毅这个反革命分子……。”我说：“康老，你是中央常委，陈毅是中央委员，他什么时候成了‘反革命分子’，你说话太随便了吧。说陈毅和我们串通一气，你康老有什么根据吗？他在华北组发言说了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成了我们‘军事俱乐部’的人呢？再说我们是军委办事组，这都是公开的，没有什么‘军事俱乐部’，8月14日讨论宪法的会议你康老也是在场的嘛。这个争论你是当事人，怎么是我造谣呢？”我说得有一点激动，听到这时，周恩来忙说：“康老的话说错了。”当时康生说陈毅是“反革命分子”这个话我一直没告诉陈毅。后来，整个会议一直把陈毅元帅算到我们“军事俱乐部”里，叫作批判“二陈”（陈伯达、陈毅）——真是冤枉！
    这时，邱会作也说：“你康老在西北组讨论的时候，赞成我讲的话，还表扬我说我马列主义学得好。这个话你忘了吗？”听了这话康生脸都红了，忙说：“我并没有说你说的都对嘛！”这样，康生的气焰才稍稍收敛了一点。见到这样，周恩来赶紧说：“我们只是把情况弄清楚，大家都冷静些，现在不评论是非。”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发现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十五、周恩来要我写检讨

1970年8月28日，我刚刚起床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叫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一趟。周恩来找我，是要我写一个检讨。他说：“你是办事组副组长，组长没有来，你们组里出了事情，你应该主动承担一点责任。还是写个检讨，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他还告诉我：“这样做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替‘副统帅’担责任。你明白，问题是‘副统帅’的讲话引起来的。要保护‘副帅’，不然的话又要攻到‘副帅’的头上去了”。
    周恩来的讲话把林彪称作“副帅”这个我明白，一是不好点名，二是要我为林彪开脱一下，周讲的很中肯，我感到是一片好心。于是我当即表示：“我一定要写这个检讨。但是怎么写，我觉得有点难。我想是不是检讨这样一条，说林副主席的讲话是我提出来要讨论的，这样做干扰了大会的方向。”
    周恩来听了说：“好哇！你也应当替我担一点责任。不然的话，是我主持会议，好像是我提出来要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的。这事是你提出来的，然后大家同意的。”我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尽快写出一个检讨，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还问我：“你们搞‘语录’了吗？”我回答说：“是我向陈伯达要的。他给我找了几条‘语录’，我打印了几份，给了李作鹏、邱会作各一份。”
    周恩来接着就要我把陈伯达搞的“语录”拿一份给他。我回去后，马上叫秘书找了一份“语录”送给了周恩来。后来周恩来又把这份“语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下午，周恩来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再次强调作检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副帅”，把事情平息下来。我表示：“请总理放心，一定按照总理的意见办。”
    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样的事情还是应该请示林彪。晚饭后，我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就对我说：“昨晚，是康生的意思，约周总理到我这里来了，说汇报你们几个的情况。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一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我对他说，我不同意这个意见，这个问题根据不充分嘛！说吴法宪造谣，8月14日的争论你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听他造过谣。再说陈毅和吴法宪、汪东兴他们也没有联系。说到这里，周总理解释说，陈毅是跟着陈伯达来的，发言表示同意陈伯达的意见。我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周总理看到气氛不好，就对康生说，我们走吧，副主席要睡觉了。这样他们才走了。”
    林彪说完，我才向他报告说：“周总理要我写个检讨，主要的意思是为‘副帅’承担一点责任，错了我负责。”林彪听完马上说：“你不要写检讨！你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我解释说“总理的意思是要保护你。”林彪说：“要检讨你检讨，你的检讨我也不看，用你的名义上送。”我看得出，林彪对我写检讨是不高兴的。
    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我理解，林彪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人打了几十年仗，搞政治不行，没有心计，人家一讲就当真了，结果上当了，在政治上我们搞不过张春桥那些人。以后有人说：林彪这个话是想搞武装政变。当时会议还丝毫没有涉及到林彪，他是副主席，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还没有任何动摇，有什么必要搞武装政变呢？林彪当时讲话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8月29日）晚上，林彪专门又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说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你。”
在当时，我很清楚林彪不愿意我写检讨，可又觉得也不好违背周恩来的好意。前思后想，我感到这个检讨还是要写。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拉了一个提纲，一共是两条，一、讨论林彪的报告是我提出来的，干扰了大会的议程；二、我对林彪的讲话理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拿着这个提纲，我又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了个把小时。他们俩都说，言多必失，简单一点为好。这样，我的这个检讨，一共只写了几百个字。

十六、黄永胜上山

    这时，黄永胜也上了山。根据会前的安排，这次全会从8月20日起，黄永胜一直留在北京看家。不过，我们在山上天天和他联系，他是办事组的组长，我是副组长，应当向他汇报情况。另外，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经常同他保持着联系。
    林彪8月23日的讲话内容，我用电话传给了他，当时黄永胜很高兴，并要我和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交代军委办事组的秘书宋诚代写一个书面发言稿，表示完全拥护林彪的讲话。写好以后，由宋诚直接用电话念给他听，并由他作了若干的修改。改好后，他就让发出去，我说最好再等一等。果然到了25日情况大变。到了27日的晚上，黄永胜来电话催我，要我尽快把他的书面发言发出去。我说：“可是不能再发了，情况全变了。”接着我把情况大致告诉了黄永胜，但是电话上又不敢多讲。他听得不明不白，就很着急，一再让我讲详细一点，并且很奇怪地问：“怎么两天就全变了呢？”我说：“电话里不保险，等你上山再说吧。”
    27日晚，我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我是会议后期回北京换黄永胜上山的。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两个小时，周恩来打电话来说：“主席说，吴法宪不回北京，同时要黄永胜立即上山，李德生回北京看家。”这样，我也就有了思想准备，看来是要倒霉了。
    29日下午，黄永胜坐飞机来到庐山。他这次来庐山，具体的事情都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不叫我管了。黄永胜一上山，连林彪都没有见面，就被拉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和李作鹏、邱会作，在商量完我的检讨以后，就三个人一起到黄永胜住的地方去等他。我们猜想，这个谈话很可能与我们关系重大，因此我们都很想早一点知道毛泽东找黄永胜谈话的内容。当时我就想，这下好了，冷落我们，拉黄永胜了！
    我们几个都到黄永胜住处一直等到下半夜，他才从毛主席那里回来。可他一回来，又先到林彪那里去了。我们只好继续耐心地等，一直等到了8月30日的凌晨4点钟，才等到黄永胜回来。看到黄永胜，我们都很着急地想知道毛泽东跟他谈的情况。结果还好，因为他不在山上，毛泽东没有批评黄永胜本人。但他对我们说，毛泽东说：“你一个组长不在，你的副组长和副总长就在这里起哄……。”毛泽东还说：“一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一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看得出来，有些话黄永胜没有对我们讲，可能是怕我们听了思想上有顾虑，我们也不便多问。
    过了一会儿，叶群也来了。我们又一起商量了几条原则：一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牵涉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我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意见。
8月30日上午，我把这个检讨亲自交给了周恩来。他看过以后很高兴，说：“这样就行了。主要是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在理解上有错误，这个提法好！”
    后来，林立果来到我这里，对我说：“爸爸的意见，不要你作检讨。他的意思是，有问题要检讨，也要由他来检讨，你没有责任。”我再一次作了解释，说是周恩来要我作的检讨，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林彪。这个时候，林立果不高兴了。以后他跟人说：“吴法宪不如陈伯达，陈伯达根本不作检讨，但是吴法宪检讨了三次。”
    我听到了这个话也不很满意，心想：我这样做是尊重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为了保护“副帅”。这样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出来横加干涉！

十七、《我的一点意见》

    我的检讨写好以后，由周恩来送到康生那里以后，康生借机打击报复，批了一大通，说什么“吴法宪的检讨不像话”、“不接触思想实际”等等。具体我记不清了。这样我只好写第二次检讨。又加了几句话：“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没有学好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地了解情况……。”
    结果这个检讨又一次被康生批回来。我又写了第三次检讨，康生还说不行，周恩来说：“人家已经写了三次了。”看到周恩来出来说话了，康生只好说：“那好，就算了吧。”这样我的检讨才算通过。由周恩来、康生两人签名印发给全会，而且要在政治局会议上再通过一下。
    1970年8月31日上午，周恩来打电话叫我到他那里去，又谈起我检讨的事情。他把毛主席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拿给我看。这个材料我记得不全，大意是：“这个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欺骗了不少的人，我和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30多年，从来没有配合过，两次上庐山，第一次他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可好了，采用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话是形容这位理论家（可不是野心家）的心的广大而已。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我和林彪同志共同认为，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英雄们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不能和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站在一起。”
    看了《我的一点意见》，我心里就在想：陈伯达完了！但是我又感到想不通，感到不好理解。陈伯达这个人，我认识多年了。他为人胆小，处理问题不果断，甚至有些懦弱，不过处事谨慎，书生气十足，是个标准的文人。“文革”开始后，他虽然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是康生、江青说了算。陈伯达在组里没有什么威信。
    据我所知，陈伯达从1939年就开始给毛泽东当秘书，30多年来一直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帮毛泽东写文章，为此他在延安就当了中央委员。解放后，在毛泽东“四大秘书”的班子里，陈伯达是头一个。
    毛主席自己也忘了，他两次出访苏联都是陈伯达陪同的。在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斗争中，毛主席也是几次借助于陈伯达，“四清”中的《二十三条》、“文革”的《五一六通知》等，都是毛主席委托陈伯达搞的。毛主席还亲自点名陈伯达任中央文革组长，而正是这个中央文革后来在党内代替了中央常委办公会。是毛主席把权力交给了陈伯达，陈伯达也是为毛主席立了“大功”的。
但现在，一有了不同的意见，一有了“错误”，就说人家“30年没有很好地合作”。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把陈伯达一直留在身边，而且一直提到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呢？这是怎么共事的呢？一有了意见，就算总账，算老账，一得罪就得罪到底，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对彭德怀、刘少奇都是如此。真是伴君如伴虎，让人心寒哪！
    另外，说到这次庐山会议，毛泽东说的那些“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炸平庐山”等等，实际上都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这些意见都是公开的。我们与张春桥的争论，是8月13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争论的继续，这些情况周恩来都是知道的。再说，林彪的讲话事先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也是点过头的嘛！毛主席说不要点名，我们就没有点名。这怎么是“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呢？
   还有，这次明明是林彪讲的“天才论”，陈伯达明明只是拥护林彪的发言，而毛主席明明是批判“天才论”，却又说：“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怎么是一致呢？这个“一致”是毛主席强加给林彪的。我心里想，毛主席的点子真多，这个话的意思是拉林彪打陈伯达，看来这次陈伯达是个牺牲品，可能还不至于搞我们。这样，我觉得心里有了一点底。
    在我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周恩来又对我说：“原来，毛主席还要把你搞的‘语录’和陈伯达的一起批，是我亲自对主席说，这个材料是吴法宪写的，这样毛主席才把你的材料拿掉了。所以你还是要检讨，要保护‘副帅’。”

十八、“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

    1970年8月31日下午3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发陈伯达。”
    大约过了半小时，陈伯达来了。林彪主持会议，要我们批判陈伯达。我们和陈伯达的关系不错，在这件事情上批他，一时转不过弯子来。大家都不发言，会议冷了场。
    最后还是陈伯达自己讲开了，说：“我犯了错误，连累了你们，不该给你们搞‘语录’，搞‘语录’是欺骗了你们。”我说：“‘语录’是我向你要的。我们看马列的书少，所以要你来帮忙。”陈伯达说：“你们今后不要再同我来往了。”我们几个都说：“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嘛。”结果，大家说来说去就是这几句话，批不起来。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因为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同陈伯达的意见都一致。会议的气氛很沉闷，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我心里想，主席说“陈伯达威信太高了，所以要把他拿下来”，这是什么理由嘛！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为了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前就指责他是“本性不会改变，本质不会改变”。看来，毛泽东主要是不高兴陈伯达同我们搞在一起。现在，林彪只有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把陈伯达甩出去救我们。实际上，这样也根本救不了我们，反而让毛泽东分而治之了。这样的教训简直是太多了！
    当天晚上，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破例由林彪来主持，周恩来、康生和在庐山上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各大组组长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参加了。
    大家到齐后，林彪宣布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陈伯达的错误。康生首先发言。他揭发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自称是理论家，实际上是政治骗子。他搞分裂活动，这次庐山会议是他第一个跳出来，分裂党中央、搞宗派活动，参加‘军事俱乐部’，欺骗工农干部。把我们几个人也拉上了。总之有很多吓人的帽子，只差“现行反革命”了。
    康生发完言，就是我作检讨。我先念完检讨后，表示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但关于“语录”的问题，我说明是我向陈伯达要的，错误在我，不能由陈伯达负责。
    我说完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发言。这个时候他们可神气了，讲话都是手舞足蹈，把陈伯达骂得一塌糊涂，说陈伯达背叛中央文革，挑拨离间、造谣哪……。一个比一个厉害，上纲上线。各省市的人很少有发言的，只有王洪文等少数几个人跟着张春桥一起表态。
    会议进行中，我看见周恩来给林彪递过一个条子，条子上写了什么我不知道。后来林彪告诉我，周恩来的这个条子是要他表扬一下张春桥。周恩来是一片好心，因为张春桥在这个会上的发言只批判了陈伯达，没有涉及到我和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但是林彪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一句话都没有讲。林彪对张春桥是很有数的。会议一直开了四个小时，到午夜才告结束，把陈伯达斗了一顿。
    从那以后，陈伯达就被关起来了。他就被关在庐山的一所房子里，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衛团的人看着他，失去了自由。我和陈伯达这一别就是11年，一直到了1981年邓小平审判我们的时候，我才在法庭上见过他一次。陈伯达已于1989年世了。

十九、周恩来坐镇西南组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全会就开始批判陈伯达。9月1日上午，我去参加西南组的会议，这一下气氛完全不同了。小组会说是批判陈伯达，结果批起我来了。为了监督对我的批判，康生还亲自来到了西南组。
    小组会开始后，他的老婆曹轶欧可是来了情绪，说：“怪不得你吴法宪身为政治局委员，在会议上讲那样的话。造谣欺骗大家，你不以为可耻吗？”我当时真是忍了又忍，心想：反正这是在党的会议上，就由她去说吧。
    接着，曹轶欧又标榜起了康生和她自己。她说：“陈伯达是跟着王明的，康生同志和我是反对王明的。建国以后我们曾给毛主席写过信，提出要批判王明。我们在莫斯科就反对王明。”这时有人出来拍马屁了，说：“曹大姐，你应该向毛主席再写个报告呀。”
    曹轶欧说完，云南省委副书记周某和外贸部部长李某等都跟着来指责我。对这些，我也是硬着头皮听着，不吭声。
    散会以后，我给叶群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西南组不是批判陈伯达，而是批判吴法宪了。”叶群对我说：“你沉住气，我报告周总理。”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西南的情况说了说，他考虑了一下，说：“下午我来”。
    下午周恩来亲自到西南组坐镇来了，康生就不到会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听了一段，就说：“你们这样批判就不对头了，我们讲要批判陈伯达，没有讲要批判吴法宪。‘语录’是从陈伯达那里来的，还是要批判陈伯达。”周恩来这样一插话，会议的气氛就又变了。我很感谢周总理当时对我的保护。
    西南组还有朱德、聂荣臻两位老帅和李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他们始终都没有发言，不但没有批我，连陈伯达也没有批。我当时心里很佩服这些老同志，他们不仅斗争经验丰富，城府也很深。
其它小组的会议，也是一样，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以外，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情况，只是听听而已，大都没有发言。

二十、九月一日的常委会和公报

    陈伯达的问题批了两天，后来就没有什么进展了，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批的。9月2日晚，毛泽东通知开中央常委会。林彪开完会回到住处，要叶群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黄永胜的住处碰头。我们见到了叶群，她告诉我们，毛主席提议陈伯达不再批了，准备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军委的“战备工作”报告。毛泽东还提出，6日全会闭幕，散会回家。这次是康生打着大家的旗号，提出说：“大家的意见，要把庐山的问题搞清楚，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这时毛主席发火了，说：“要开会你康生去开吧，我是不开了。”在这种情况下，康生不吭声了。毛主席还是决定，6日全会结束，发公报。这样毛主席给了康生一记闷棍，因为康生很狂。这次会上，除了毛主席就是他了，林彪、周恩来都没有讲话。
    9月4日上午，周恩来见到我说：“考虑起草全会的公报，我的意见是请张春桥、姚文元，你们那边由叶群、李作鹏参加一下，你就不用参加了。”自从“九大”我被周恩来提名为大会副秘书长以来，有关会议公报的事情我一直都参与，但这一次他让我“靠边站”了。周恩来对我很客气，生怕我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我早已对此有了思想准备，我马上就表示：“我参加也不好。”这样，周恩来搞了一个调和，让我们双方各派两个人来参加公报的起草。
    9月4日晚，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的“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由黄永胜作了说明，然后讨论了三个小时。当时大家都被陈伯达的问题搞得很紧张，所以对这两个报告，谁也没有什么心思讨论，也就很快通过了。
    接着，周恩来又提出了公报起草的人选问题。大家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意见，由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四个人组成公报起草小组。其实，公报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叶群和李作鹏只是听，表示同意就是了。这一次公报都是些冠冕堂皇之词，对庐山会议的斗争，只字未提。
    9月5日开大会，黄永胜代表中央军委作“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9月6日上午，继续开大会，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出决议：
    1、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
    2、通过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
    3、通过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4、通过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9月6日下午3时，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毛主席主持，首先通过了全会公报。接着，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照着吹呀！你没有读过就会上那些‘黑秀才’的当。当然，也有些是‘红秀才’哟。”这时，我想，那些“红秀才”，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了。毛主席接着说：“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几本什么哲学史、欧洲史。人家是哪一本、第几个版本都说了，自己没有看过就上当。”
    毛泽东还说：“有人想炸平庐山。我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总而言之，无非是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团结。他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同志的同意。总是团结好一些，人多一点好嘛！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现在还要闹，你有啥办法？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净，就舒服了？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还是有要闹的。总之，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好办。”
    接着是康生讲话。康生以胜利者自居，神气十足地大讲了一通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大概一共讲了四点：一、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定要学好，不能只学几条“语录”；二、学习马列主义，要注意联系实际；三、要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好毛泽东思想；四、要系统的学习，不要各取所需。总之，康生的这些话，是在不点名地批判我们。
    在闭幕会上还宣布了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与全会的开幕式不同，闭幕式的气氛很紧张，到会的人没有几个面带笑容。

二十一、林彪要我们见江青

    全会闭幕的当天晚上，林彪带着叶群去了江青那里。这次我们打了大败仗，对林彪来说，这是包括战争时期以来的第一次。林彪去江青那里是要缓和一下气氛。江青要林彪注意保重身体，林彪也告诉江青：这次不回北京，要直接去北戴河养身体……。这些都是表面应付，实际上林彪和江青关系早已破裂了。回来以后林彪又要叶群带着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到江青那里去。这次来庐山后，我们还是第一次进江青的门。江青住的是庐山上最好的房子，原来是蒋介石住过的。这座别墅前面的阶梯较高，上去比较吃力，何况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有些灰溜溜的。
    进门后，江青板起一副面孔来同我们握手，一见面就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
    当时我心想：江青真是狂，不过我没有说话。我们在来之前统一了思想，这次来只听不说。叶群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说话，所以，我们只是听江青一个人训话。后来，江青又追问我们：“你们向主席告过我什么状？”这话我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说上次她在钓鱼台找我们谈话以后，我们到毛泽东那里告她的那件事。这件事情，除了毛主席本人外，别人是不会传这个话的。一方面毛主席要我们一定不要告诉江青，另一方面自己又向江青通风报信，我真的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下我们只有装聋作哑，一言不发。
    江青又说：“你们不听老娘的话，吃亏了吧！要是早听我的话，就不会犯错误了。”在江青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黄永胜和李作鹏两个人虽然没说一句话，可眼睛都鼓起来了。为了缓和一下空气，我说：“我这次犯了错误，对不起江青同志。”
    我作了检讨，大家作哑巴，就是江青一个人说话：“你们今后要接受教训。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你们也许还要检讨。今后要多同我联系，怎么样？”我还想说几句，但黄永胜拉着我，不让我说。这样，我们没有人表态，待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
    回去的路上，黄永胜对我说：“这个时候你还说什么，反正以后够我们受的了，还不知道要检讨多少回呢？”李作鹏也说：“从此以后没有完，一直到打倒为止。”这话让李作鹏说中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起回到黄永胜的住处。这时，各省、市和各大军区的同志来看黄总长。但是对我、李从鹏和邱会作就不同了，连过去比较熟悉的一些同志，也不敢来看我们了。大家表面比较客气，但是思想上都比较紧张。

二十二、下山

    1970年9月6日晚上，我想到下山的飞机还没有安排，就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周恩来说：“请把胡萍叫来，我直接安排。”我说：“胡萍只是一个副参谋长，最好还是由王辉球、邝任农他们负责一下，他们两个你也熟悉。把他们两个留在庐山，替你安排，把曾国华放在九江机场指挥。”周恩来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打完电话，我就把王辉球、邝任农、曾国华找来，一起布置了用飞机疏散下山人员的问题。我要他们对这一事情各负其责，一切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然后，他们三人就分散到九江和南昌机场指挥。
    下山的时候和上山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上山的时候是周恩来放手全权由我来安排的。但是下山的事，周恩来不叫我插手了。由于这次庐山上的情况，我感到周恩来已经和我疏远了。
    9月7日，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同乘一架飞机回北京。那一天，恰巧林彪和叶群走在我们的前面，前来送行的还有程世清，他是东道主。我们上了林彪的飞机，当时林彪和叶群的情绪都很好，由叶群安排我们和林彪一起照了相，叶群还开了几句玩笑，所以照片上大家都是面带笑容。以后见到有关材料说我们这张照片是“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送走了林彪、叶群，我们又和程世清一起合影留念告别。在飞机上，我们几个人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在庐山，我们经历了一次残酷的斗争。我从8月17日上庐山到9月7日下山，一共是18天。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难过，最倒霉的18天，整天忙于挨斗，忙于被追查。
    我这个人有一点迷信，我发牢骚说：“第一天上山就撞了车，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上山时一下撞死，摔死的好。”庐山这个地方上不得。1959年在庐山整掉了彭德怀、黄克诚；这一次又整掉了陈伯达，我们也挨了整，下一次还不知道轮到谁。我在庐山上作了三次检讨，还是没有过关。我想了想，这几天真像是一场梦，怎么会发生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九大”前后，我们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人的矛盾逐渐的公开化了，在一系列的事情上，如在稳定军队的问题上；发展全国经济的问题上；文艺政策的问题……，毛主席都公开的批评了江青，而站在我们一边。尤其是汪东兴多次传来毛主席的话，都是支持我们的嘛！汪东兴还再三的对我们说：“他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不代表毛主席的。”
    再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那还不是毛主席自己说的，他要我们讨论一下是否设国家主席，还说要设国家主席也是林彪同志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还是想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不一定当得了国家主席。这件事，要不是毛主席的意见，我们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再说，除了华北组的讨论和那个简报外，其它小组的情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嘛！这比起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斗争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情况差远了。那次会议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指着鼻子，面对面的骂这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对此，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也没有说过一句“过火”的话。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黄永胜他们几个都安慰我说：“不要再检讨了，再检讨也是一样。”我说：“我检讨只涉及自己，和你们没有联系。毛主席说了，犯了错误允许改嘛。”他们说：“看着吧，这件事情没有完。”我提出了几个原则：一、坚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强调问题是我8月14日的电话报告引起来的，由我主动承担现任；二、我的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三、黄不作检讨，李作鹏、邱会作是否作检讨看情况定；四、我、李作鹏、邱会作也不相互埋怨。总之无论如何不要涉及林彪、叶群，也不要涉及到黄永胜，这是大前提。”临下飞机前，他们三人又一次劝我说：“不要多说话，言多必有失，要沉住气。”
    想起解放前，自己打了几十年的仗，解放后在空军也工作了十几年，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翻船，我深深地后悔自己不该到中央来，如果我仍然在空军工作的话也不会有如此的遭遇。我想还是林彪说得对，我们这些“丘八”不懂政治，斗不过他们。
    一直到1989年，也就是庐山九届二中全会19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中央在“九一三事件”后给我们定性的文件，说是我们进行地下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其性质是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这个结论未免太“高抬”我们了。我想这些应该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给我们下的“结论”。
    到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对我们的说法又改变了，说这次庐山会议是林彪、我们和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的“狗咬狗”的斗争。这样，到目前为止，对庐山会议下结论都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都未能客观地反映真实情况。
    实实在在地说，我们的动机既不是反党，也不反毛主席，更不是反对“九大”路线，我们当时的矛头是对着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的。林彪一再说过，对康生不能点名，所以我们只是想轰一轰张春桥、姚文元而已。所谓“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之争也是对着张春桥、姚文元来的，而决不是对着毛主席的。
    我个人的感觉，林彪当时对毛主席是没有“二心”的。不过林彪看不起江青、康生，更不用说张春桥、姚文元了。这不仅仅是林彪，我们同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个人之间也有许多恩怨。在对待“文化革命”的问题上，当时中央政治局里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分歧。从“九大”前后开始，在对待稳定全国和军队秩序的问题上；在继续“抓革命”还是“促生产”的问题上；在对待文化艺术中是“样板戏”一统天下还是“百花齐放”问题上；对待老干部和造反派的问题上等等，分歧日益公开和加剧。
    而这一切，当时周恩来和汪东兴他们是十分清楚的。一切大小问题我们都是及时向周恩来汇报，而他也是一再表示赞成和支持我们的。因为周恩来掌握全盘工作，许多问题上无法和康生、江青合作，因而经常借重和依赖于我们去开展工作。因此，我们当时和周恩来之间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
    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公开支持了我们而批评了江青。还有汪东兴不断地给我们打气吹风，我们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声音，一些表面上的假象造成了我们的一种错觉。这正是我们政治上的幼稚的表现。当然这里也有个人恩怨，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九大”以后就逐渐地把矛头指向了林彪，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的，这也是在庐山上爆发激烈斗争的一个焦点。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现在想起来，毛泽东在庐山上搞我们，这里面也是“事出有因”的。“九大”以前，由于“文革”的冲击，所有的地方政权基本上瘫痪了。毛泽东决定军队以“三支二军”的形式，接管了各级地方政权。毛泽东靠军队稳定了全国秩序，从而使军队在国家事务中起了一种特殊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是当时客观条件造成的。当时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很难设想国家将是一种怎样的情况。因此，在“九大”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了一大半，当时的政治局共25人，军队干部占14人。军队的势力越来越大，林彪个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毛主席看到林彪和我们对江青及“文革”日益增长的对立情绪，感到不安。据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多次向毛主席进言说：军队现在的势力太大了，这样下去是一个威胁……。这些因素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拨乱反正”，决心把林彪和我们逐步“铲除”的原因。下山以后毛主席步步紧逼也是由此而来。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
    当然，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会认识到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我们这些人，大老粗，没有政治生活的经验，所以这次上了当，翻了船。这也就是李作鹏在飞机上说的：“我们这些人太不适应中央的政治生活了！”


《邱会作回忆录》
第三十二章  庐山战火

    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早在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以后，汪东兴就和我们走近了，过去他还摆点“高高在上”的小架子，九大以后他就完全和我们站在一起了。我说的站在一起，是指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伙而言的。
    1970年3月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其主要内容是听取汪东兴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汪是专程从武汉（主席当时在武汉）赶回来的。汪说：“毛主席考虑要开四届人大了，请总理和政治局的同志们研究一下，九大召开一年了，斗批改正在进行，有些政府机构可以考虑边整改边恢复。主席还说，战备问题也要研究一下。……”
    接着汪东兴还是说主席的指示：“召开人大就有一个修改宪法的问题，可以成立一个修改宪法的小组。这里必然涉及到国家主席的问题，国家主席要不要，我的意见是不要。如果大家认为一定要，我是不当这个国家主席的，那么谁来当呢，只有林彪同志来当。”主席要改变国家体制，而且是和全世界都不同的国家体制，这么大的事先没有和林彪、周总理商量，更没有让政治局拿出几个方案，供他决断。
    我清楚地记得，在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时候，总理有点愕然，他抬头看了一下汪；当汪说到“只有林彪同志来当”的时候，总理看上去有些欣慰的样子。我当时的认识是：主席对林彪这个接班人很关心，很周到。其实，我的想法和主席的打算相差十万八千里。散会时，汪还真有些余兴未尽的样子，对着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说：“走走走，时间还早，到我那里再坐坐。”我们都欣然同意了。
    在汪东兴家里，大家开始也是扯乱谈。后来，吴法宪又请汪去核实刚才在会上讲的“要设国家主席，毛不当，要林彪来当” 的话，汪东兴很认真地又重复了一遍，听后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要起身走时，汪说：“不要着急，搞点东西来吃。”不一会，工作人员端上两盘子红薯，吴胖子和叶群吃了，我没有吃。我说：“我一看见红薯胃里就反酸水，给我们吃碗面条也好。”汪说：“你尝尝就知道了，甜得很。”
    3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以后，立即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一个小组负责组织会议的工作，由总理、黄永胜、张春桥、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由总理抓总。因为我当时主管援越、援阿（尔巴尼亚）、援罗（马尼亚）的具体工作，任务很重，两个小组的工作我都没有参加。
    3月中旬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主要是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同时也讨论了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请示的几个问题。讨论的都是一般性的问题，比如新的宪法要比1954年的宪法大大压缩，要短。并且要求修改宪法工作小组月底要拿出草稿来。会上没有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没有要讨论谁当国家主席。
    林彪知道了毛主席的意见后，立即表示：我认为国家主席还是要设，并由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让秘书给毛主席那里打了电话，但主席并没有正面表态，只让秘书打电话问候林彪。4月11日，由林彪口述，秘书记录后向政治局提出了他的三条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3月8日，汪东兴传达的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一致同意了，这种同意是拥护毛主席的惯性，大家并没有深想。现在林彪的意见来了，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唸了，大家又都同意林彪设国家主席并由主席来担任的意见，包括江青在内。我现在都认为，林彪的意见是正确的、中肯的，是维护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也是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不妥想法敢于提出自己不同意见的，在“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是毛、林之间有什么分歧，而是毛和大家的意见相左，林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现在想看来，林彪很快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是他知道毛提出让他当国家主席未必是真心，就像开九大时主席让林当大会主席团主席是一个样的，林考虑问题是深思熟虑的，他不愿让主席牵着鼻子走，更何况林的身体根本当不了国家主席。
    主席很快就对林的建议（政治局同意林彪意见的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是设国家主席这个体制不妥呢，还是让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不妥，主席自己也没讲清楚。
    叶群告诉我们，林提出三条意见后，大概是4月25号，主席在路过苏州时，林和叶还到专列上去看了主席，让主席住下，并给主席腾出了林住的南园宾馆的房子，主席说不住了。他们交谈得很好，主席还对林说起黄、吴、李、邱，并大加赞扬说：我就是信任这几个跟我南征北战的红小鬼。那天正好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叶群让主席听了人造卫星上的《东方红》乐曲录音，毛主席很高兴。他们之间没有再提起有关国家主席的事。既然毛不同意林的意见，当面却不说。
    可是，时隔不久，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主席还讲了一个典故，大意是：三国时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主席讲完以后大家都笑了，我当时的理解，一是主席很谦虚，二是主席虽然又上了一线，但他还是不想当国家主席，不想当国家主席的原因是不愿管具体事务，愿意多考虑重大问题，具体工作由林彪和总理担起来，一个当国家主席，一个当总理。现在想起来，我的意见真是幼稚可笑。其实主席讲的这个典故，还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并没有说不设国家主席。我清楚地记得，主席虽然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但后来主席也说过，叫董老当，叫陈永贵当，叫工农兵当等等。不设怎么当呢？！总之，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主席的态度也是多次反复的。
    5月中旬，军委办事组去向林彪汇报工作，当扯到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说得非常中肯，他说：“国家主席还是要设的，但只能主席来当这个国家主席，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是不成的，名不正，言不顺嘛。”我们提到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可以当国家主席时，林彪立即说；“这种话你们不能在我这里说！我不能当这个主席，你们以后也不要再提，还是我们的毛主席来当。我身体不好，出个门都要下好大的决心，如设副主席我也不能当。”
    当时我们几个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根本没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虽然，此期间主席也提出过不设国家主席，他也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但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主席的心思，汪东兴3月8号的话给我们印象很深，谁当国家主席也没感到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毛主席当很正常，毛主席不当也没少了什么；毛主席不当，由林彪来当也很正常，也没觉得林多了什么，因此主席怎么说都认为是他的谦虚。林彪则不然，主席的心思林彪很快就明白了，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主要是不想让林彪当，不设国家主席目的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
    总理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是费了苦心的。7月上旬，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主席的指示，主要是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事。会后中央发出《通知》，在7月17日到2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议期间，主席说过“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此总理也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 。总理怕言之有误，他还是反复强调新宪法主要是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这等于政治局的意见又被否定了，又顺从了主席个人的意见。总理的心真累。
    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看得最清楚，他只提了一次建议，以后再也没有发表意见。关于建议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几次都是来自下面，如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如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如7月中旬的宪法修改小组全体会议。我认为总理和康生也看清了，但他们为了国家体制不要搞得太扭曲，因此在庐山，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是又一次提出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只是附和他们，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
    毛主席在会上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主席最后的结论，还是不当国家主席，对不设国家主席没有定论，不过主席不愿意要国家主席，谁还敢要。林彪并没有出来劝几个常委来维护主席的意见，因此主席早就不高兴了。即便是这样，在当晚传达常委会精神的时候，总理仍没有传达主席不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康生是更能揣摩主席的，但他在开幕式上，又提设国家主席，并建议毛主席当主席，他竟然还说：“如果毛主席不当，请林彪当国家主席。”
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国基层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都同意设国家主席，全党全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建议设国家主席。只有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虽然他说是为改变国家体制，实际上主席的目的就是不想让林彪当。也许毛主席把“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一起去考虑了。毛主席从七大开始就考虑接班人，立了刘少奇，几年后毛主席就对刘不满，因高岗问题，刘少奇躲过一劫，文革重新算账，给刘戴了“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死于非命；林彪跟随毛主席几十年，九大刚立为接班人，只一年工夫，主席又不放心，又不满意。其实，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立林为接班人，林彪不想当，打了报告，主席硬是让他当。林不会觊觎国家主席这个虚职，去抢一张空头支票干什么？！如果国家主席是有实权的职务，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可是，毛主席在1971年8月南巡时却说，“有人看我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主席又说，“设国家主席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这就是毛主席不实事求是了。至于“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是汪东兴说的，这本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为了“说明”林彪有野心，就去搞吴法宪，结果吴胖子被迫把“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说成是叶群说的了。吴法宪乱说一顿，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也给林、叶栽了赃。“九一三” 之后，毛主席就是利用吴的这句假话，发出多个中央文件。庐山会议本来是几乎全体的中央委员对江青一伙的不满，由此引发出对文革的不满。结果毛主席却说成林彪有野心，想当国家主席，黄、吴、李、邱和军队干部就是为了林彪的野心，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其实，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几乎没提国家主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根本没有提“国家主席”，毛主席对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批判，不是没有批到点子上吗！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几个人都做了检讨。在我们的检讨中，根本没有检讨“设国家主席”问题。试想，如果“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不针对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写检讨，能行吗？！主席那里能过关吗？对于我们的检讨，主席批示“很好”，有了批示，都过了关，主席还接见了我们并风趣地谈了话。“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我们是“反党集团”，“称天才”是我们的“理论纲领”，“设国家主席”是我们的“政治纲领”，都不是实事求是的。
    关于国家主席问题，过去是以主席的错误为正确的标杆，现在国家主席早恢复了，杨尚昆、李先念几任国家主席都当了，但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还是误导人们去想：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提议设，因此林反对毛主席，林错了，甚至是有野心。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毛为了不让林当国家主席，竟提出不设，破坏国家原有的体制，也不让林当。其实，林并不想要国家主席这个虚职，但林希望维护国家体制。

    主席通过江青拉我们

九大以后，黄、吴、李、邱进了政治局，并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
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听后都笑了起来，本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怎么“中央政治”就是这么一句普通的话。我起先对总理的话理解不深，后来有所理解，还是不够深，等到“九一三”被打倒以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得太高明，太深刻了。简单明了恰到好处。六七年我被抢救出来回到西山时，一次叶帅对我说：“总理是个很顾全大局，又很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说：‘叶参座，委曲求全不是贬义词。关键是把军队院校的人劝回去，把军队在搞乱了，我的工作就更难了。’”
    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
    我们对江青的蔑视，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内心是支持我们的，但他也非常清楚，这样下去也是不行的，因此他用“中央政治”这个说法来教育我们。总理的诚心诚意和大局观念，使我们也大有领悟。一、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如何如何，而是和主席连在一起。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很大。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
    我们这些人从心眼里认为林总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因为毛主席和林总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是非常亲密的，林总为毛主席打江山，战功显赫，立下汗马功劳。所以毛主席向林总“起事”时，我们就搞不清毛主席是什么用意，也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毛主席的确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说出来的的话，向左向右都可以理解，而且主席每次说完也在等着看，对他有利则前进，否则就当成说了点幽默，所以毛主席九大以后说了很多对林总的话，我们并不是看得很重，直到庐山会议才如梦初醒（或半醒）。诸如毛主席说“四个伟大讨嫌”，去掉“三个副词”，去掉大会堂的语录，“缔造的不能指挥呀”，等等。我们没有往毛主席和林总之间有隙处想，反而认为是毛主席谦虚。我们没有真正懂得中央政治，在中央的政治斗争中是幼稚的。当然，毛主席和江青的真实关系我们也没有看清楚。
    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以及会后主席一系列的言行，使我对中央政治越来越懂得多一些了，但是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懂也没有用了。
    从1969年底以来，江青找黄、吴、李和我谈了几次话，前几次谈话都是骂陈伯达的，而且把陈伯达骂得一无是处。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说：“她这个人，叫你去如果不去麻烦更大。你们去只带着耳朵就是了。”
    1970年5月17日，江青又叫我们去钓鱼台11楼，这次可大不一样了，江青主要是攻击总理。这次去，除了黄、吴、李和我之外，还有谢富治、李德生、姚文元。江青上来就说：“总理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有两次大的路线错误，一次是把苏区的百分之九十搞没了；第二次是喊蒋介石万岁，一切经过蒋介石，跟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另外，解放后还有一个马鞍形，就是经济建设的‘两高一下’。”江青就这样说了一串一串的事情。
    当时，黄永胜越听越激动，他突然对江青说：“总理辛辛苦苦领导我们工作，你怎么这样说他？！我们对过去的问题不了解。”黄永胜说完就提着皮包往外走，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搞得江青愕然。我和李作鹏坐得靠后一点，我们当然是支持黄永胜的，我们也附议了黄的话，也就站起来走了。吴法宪坐得靠前一点，他也站起来嘟嘟囔囔地说：“叫我们来就是搞这个？！”说完也站起来走了。
黄永胜走到门口，江青就向黄永胜大声说：“哎，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亊！”黄没有理她。
有关《解放军报》的亊是这样的，郭沫若给江青写了一首颂扬样板戏的诗，准备明天在《解放军报》发表，李德生把校样都拿来了。这时李德生也急了，他说：“黄总长，不行呀，还有明天《解放军报》的问题。”黄永胜说：“你是总政主任，这个问题你决定，你自己处理。”
    我们出来以后到了毛家湾，向林总作了汇报。林总很生气，他说：“江青攻击过中央常委的大多数，今天是直接攻击总理，这个事情你们应当向毛主席报告清楚。”
    这时吴法宪就给汪东兴打了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要向毛主席汇报，并简单向汪说了一下，汪一听是对着江青的，立即去报告主席，主席同意了，并叫马上来。本来是黄、吴、李、邱一起去，叶群说都去不好，不要兴师动众，最后林总说黄、吴一起去。黄、吴走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叶群到三座门去等。
    不久，黄、吴就回到三座门来了。黄永胜传达了毛主席对他们说的几句话，当黄永胜向主席汇报了江青攻击总理的事情后，毛主席说的第一句话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一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你们知道江青也是一霸。”第三句话是：“你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他要是知道了，你们就不好混了。”这几句就是毛主席的原话，黄永胜的热脸蛋贴到主席的凉屁股上，主席对江青攻击总理不以为然。现在想起来，总理告诫的中央政治，我们还没有入门。
    这时我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两个应当去找总理说说这个问题。如果总理先知道了，咱们还没说，总理会伤心的。”黄永胜认为我说得对，但他考虑了一下说：“老邱还是你去，我不是不想去，你们想想，我刚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找总理有些不妥。”大家都认为黄说得对。黄有点中央政治了。
    大概7点多钟，我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总理的家里，我把整个过程都向总理说了。总理对江青的话、主席的话都不吃惊，但听我的话时很激动，眼眶都是湿润的，总理拉着我的手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接着总理又说：“老同志是能够理解大事的！”我望着总理慈祥的面孔和疲惫的双眼心里也是很激动的。
    不久，李先念跑来找总理，总理还有事，我就没有和总理一起去大会堂开会，我先走了。
过去我总是把这件事孤立地看，并总以为是江青目中无人，口出狂言。现在看来，这件事主席事前可能是知道的，否则江青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另外，这也是主席通过江青在拉我们，主席希望我们按照他的意图来进行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主席不是没有拉动我们，而是我们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弦。

吴法宪与张春桥的争论

我看到过汪东兴写的一本书，叫做《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主要是讲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直到“九一三”这段时间的事情，可以说汪嘴里吐出来的东西，在关键的问题上都是假话。其实，毛、林交恶造成的悲剧，汪东兴是要负重要责任的；在当时恶劣、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总理、黄永胜、李先念和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包括汪东兴在内，这些当时在台上工作的同志与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那些人的斗争，很多是在原则问题上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斗争在思想基础上，和所谓的“二月逆流”是一个样子的，那就是：拥护毛主席，不理解文革，厌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而且这些斗争和矛盾，很多缘由都和汪东兴有直接关系，汪东兴不能实事求是地讲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口口声声是维护毛主席，实际上是用假话保护他自己。
    1970年8月13日，在讨论宪法的时候，吴法宪与张春桥确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吴法宪在办事组讲得清清楚楚。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叶群、李作鹏和我都坚决支持吴法宪，林彪也支持他。
    张春桥在会上提出，把宪法讨论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等词句删掉。张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连赫鲁晓夫都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吴法宪一听就火了，张春桥那个傲慢和阴阳怪气的劲头实在可憎，吴坚决反对张春桥。他告诉张春桥“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同时，吴认为三个副词是冲着林彪来的，张春桥和吴法宪都动了气。
    陈伯达也是修改宪法小组的，他表示支持吴法宪。陈是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者，修改宪法本应由他牵头，但主席没让他干，而让康生、张春桥主办。因为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起草的稿子提出发展生产的意见（林彪支持了陈的意见），没有突出继续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没有用陈伯达的稿子，此后毛主席就更冷落陈，而对康生、张春桥表示青睐。
    会后，吴法宪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周听后对吴法宪的意见表示支持，周总理明确地说：他从来没有听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天才、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一个讽刺”的话。周总理还说他同意设国家主席。
    周总理关于同意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不止和我们说过一次。有一次汪东兴也在，总理说主席当国家主席是肯定的，副帅当国家副主席也是肯定的。但主席不愿意参加一般的国务活动，副帅身体不好，也不能多参加活动，那可以设几个副主席，出国访问也好，接待人家的国家元首也好，都由副主席来出面。汪东兴说：总理想得很周到，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主席愿意见外宾，主要的来宾主席也都见了，主席见外宾都很高兴。我们也认为总理和汪东兴说得很好。
    关于这次会上的争论，吴法宪也报告了叶群，叶群很快就传回了林彪的话：吴胖子说得好，他立了功，抓住了张春桥的尾巴。当然，张春桥会后立即报告了江青，江青又详报了毛主席。
    两天之后，8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会前，军委办事组特别召回了在外地检查工作的李作鹏，以加强战斗力量。叶群没有参加会议，她从北戴河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等人，让他们准备好，在会上跟张春桥斗。周总理估计会上要争斗起来，他也做了思想准备。周恩来是支持林彪，支持军委办事组，支持吴法宪的。周总理的思想是，这些评价是正确的，写就写上嘛，张春桥又在人为添乱。周恩来最讨厌人为添乱，使正常工作难以进行。
    周总理在会上是很小心的，他拿着宪法草案，一条一条地念，念一条讨论通过一条，念下面一条时，总理总是提醒大家“听好啊！”但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总理念到“设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时，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一言不发，根本没有争起来，他们表示同意，总理似乎感到有些奇怪，他很恭敬地问江青，“江青同志的意见呢？”没想到从来是颐指气使的江青，竟很和气地说，“大家讨论”。这样带有 “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些词句的宪法修改草案被顺利通过了。
    周恩来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
    林彪知道会议的情况后却紧抽了一口气，林彪太了解毛泽东了，会议出现这样的结果，肯定有人点拨张春桥、江青等人。他认为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会有更大的斗争。
    历史证明，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主席以虚掩实的战术所致，他搞不清林彪在想什么？毛说不设国家主席，林主张设；毛说他不当国家主席，林推举毛当；连同1970年7月下旬讨论“八一”建军节社论时的争论，这是第一次毛主席和林彪把不同意见放在了大家面前。再加上大家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中央文革一班人的怨气，毛泽东不能没有更深的考虑……谁对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利呢？谁对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有利呢？毛主席对张春桥表示青睐。林彪也一直想抓住机会给文革降温。虽然，林是被毛主席拖进文革的，但林毕竟在文革初期说了拥护毛、拥护文革的话，现在文革搞成这个样子，林是不愿意的。降温关键在于削弱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样才有条件给文革降温，党内有了思想基础，林就好在适当的时机建议毛泽东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但是，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虽然认识到了这场斗争，并没有把握好怎么斗争，他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垮台了，这是大家和林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毛主席却抓住这次机会，削弱了林彪，也彻底改变了林彪的命运。

高高兴兴上山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省庐山举行，故称庐山会议。1959年也有一次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罢了彭德怀元帅的官，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为反党集团。这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也是一次出奇的会议，引起了党内一场重大斗争，并导致后来重写党内历史。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成为毛泽东的死敌；“接班人”成为“叛徒卖国贼”；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浴血奋战、一身枪伤的林彪成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首领。我的冤案，也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
    这次会议所要审议的几个报告，在会前都形成了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审定通过了。会议无非是要举手通过这几个要审议的文件，因此，大家称这次会议是“盖橡皮图章”的会议，还有人说是“读书休息”的会议。会议期间能有休息的机会，我内心很高兴，文革以来，工作十分繁忙，精神紧张，又十分劳累，一直得不到休息。
    在会前的半个月左右，我就知道毛主席的决定，全会在庐山举行。对此，心里很高兴，只待会期的到来！但临要上庐山的前三天，即8月18日，黄永胜通知我说：“周总理决定，全会初期你带阎仲川留守北京。纪登奎也留在北京。待全会讨论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由李作鹏下山来换你上山。”对周总理的决定，我没有什么意见。这一决定，到20日又变了。毛主席是8月19日到庐山的，林彪和周总理是20号到的，毛主席听了总理的汇报后指示说：“邱会作不留北京，黄永胜留守北京。”
    我对这个变化感到很高兴！
    我同李作鹏及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人员，于8月21日一起上庐山了。在盛暑的夏季，北京虽然不很热，但也并不舒服。经过六小时的航程就可到达江西庐山这样的避暑胜地，自然心中很高兴！同时，我也知道，在参加会议期间，不会有繁重的工作，有时间可以游玩游玩庐山了。我虽然去过两次庐山，但并不熟悉，这次大概可以了解庐山的“真面目”了。因此，从北京出发时，心里什么想法也没有，身上什么负担也没有，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北京。
    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留京“看家”了，吴法宪8月19日已陪江青上山，办事组剩下的主要成员就是李作鹏和我两个人。江青外出，总要找个军队的负责人陪着，搞不清她是什么意思，总理每次都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早饭后，我从家里从容地到达北京西郊机场，李作鹏也几乎同时到达。由于九江机场停不了大飞机，我们乘坐的专机是伊尔18型大飞机，由北京先到达安庆机场，由安庆换乘安24小飞机。到九江之后，换乘汽车上山。在安庆、九江我们都受到了当地部队的热情接待。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在军队的威信很高，我们出门，愁的是部队同志迎接的礼遇太高了！
    在九江机场看到吴法宪，他不是来迎接我们的，他是陪江青上庐山后，又回到九江机场指挥空中运输的。参加全会的各路人马都是乘飞机来的，他今天亲自来指挥，吴这个人对工作一向是很负责任的。
    在九江，我和李作鹏分乘汽车上山。军委办事组成员（李德生住在国务院的住区）和叶、陈、聂、徐四个元帅住在福州军区疗养院，我们住得很近，相距最多不过百米，来了以后，我和李作鹏就一一看望了四位老帅，他们都很高兴。在叶帅那里坐的时间稍长一点，他说他也刚到，对我们的拜访，叶帅很高兴。他特别说到：“1967年我们出了点问题（指“二月逆流”），我有事给杨成武打电话，他不接，说病了，可晚上看电视他在接见外宾，这个人，变得真快。”
    我们在山上住下之后，各方面都感到很舒适，江西省军区，省革委会对招待工作组织得很好。军委办事组的人除了黄永胜、李德生之外，都是江西人。我们看到家乡的工作做得很好，心里很高兴！
    晚上无事，我和李作鹏来到吴法宪的住处吹牛皮，吴说：“差点见不到你们了。”我们忙问是怎么回事？吴说：“翻了车。”吴站着边说边比试。他接着说：“主席是8月19日乘专列到达九江的，我和程世清等人前去迎接，当日主席即换乘汽车上了庐山。汪东兴是随从毛主席到的，当他见到我和程二人后，只做了简单寒暄，就很高兴地说：‘在讨论宪法时，要提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呢？’（意即林的位置已在周总理之前了，再担任副总理，显然不合适了。）”
    我们三人吹了一会，就一起散步去看林总。我们是九点以后才去的。因为林总早休息了，就没有去打扰，叶群接待了我们。这次是礼节性拜访，我们在那里闲谈到次日一时左右回来的。
    叶群同我们一起，在一个不大的客厅里谈起来了。她说：我们20日从北戴河来，比你们早一天到。从准备好的文件来看，这次会议是没有什么重要工作要做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休息一下，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看一下庐山怎样？我可以当个导游。我们当场还约好了，第二天下午4点一起游仙人洞。
临走时，在叶群的会客室里，叶、吴、李、邱挤在一个长沙发上，照了一张相。

政治局常委会

    8月22日上午休息，没有办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人来走动。由于没有事，昨晚本想睡早一点，但没有这种福气，睡不着，22日这天比在北京起得还早。
    午休之后，吴、李和我一起出动游玩仙人洞。我们到了仙人洞就同叶群会合在一起了，照了几张像。我们去游仙人洞的时间晚了一些，到达的时候就暮色来临了。本来准备多照几张相片，但光线不够用了，叶、吴、李和我只在仙人洞合照了几张相片。（这张相片，后来也成为罪证）
    大家在仙人洞休息了一会儿，招待我们的人，还上了庐山的云雾茶。我们坐下之后，很自然就谈起中央文革这些人来了，这都是我们的习惯了。这次谈的主要是吴法宪做了“女皇副官”，即他陪江青上庐山的一些笑话。
    我们说：“吴胖子真有福气，已经做了女皇副官，不知道是否加了赏金。”
    叶群笑着说：“你们不要把胖子气死了。他也是没有办法呀！”
    我们说：对这样的人（指江青）就是要口是心非。如表面上对她不好，是要挨骂的，划不来；装着对她恭恭敬敬的，她会说你好话。江青不是很喜欢吴胖子吗？
    吴法宪说：“我当空军司令倒了霉！”
    大家哄笑一阵就算完了。天黑了，虽然游兴未尽，也只好回家了。
8月22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毛主席和各常委碰碰头，并确认一下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在政治局常委会中，还专门讨论了有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本次常委会最重要的内容。“…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之首、国家主席。”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各省、市、自治区领导班子都是按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实现了党的省委书记都兼任省革委会主任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也是一元化的领导吧。毛绝对没想到在全会还没有召开，四个常委的就一致提议设国家主席，与林副主席的提议是一致的。因此他刚一上山，就气鼓鼓的了。尤其是他甚为倚重的康生，也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在会上说：“……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泽东还警告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失败的会。毛讲话的弦外之音就是，你们不听我的意见就是破坏党的团结。后来毛泽东还说过：“关于国家主席，这个不要再提了。如果在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我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可是，为什么不设“国家主席”，毛一直没有讲，一直没有给大家最高指示和“谆谆教导”。
    晚上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精神。我记得总理只是说了会议怎样开的问题，并没有说什么大的问题。会议的议程早已定了，会上当然不用再说这个问题，总理在晚上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传达常委会上，主席和四常委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的态度。但是可以看出，后来扣在我们头上的“设国家主席是反动的政治纲领”，而这个“政治纲领”，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林彪四个常委都拥护，绝大多数中央委员也拥护。
    总理说：“今天下午，在主席那里开了常委会。确定全会明天下午3点开幕。主席同林副主席说，他以前说过的那些问题（没有点明什么问题。后来汪东兴补充发言时给点出来了），这次好好说一下，这次中央全会除议程之外，应当谈点实质的问题。明天下午3点是开幕式，会议从24日开始，主要是小组会。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小组会议，身体不好的，还是以休息为主，其他人也不要放弃这次休息的好机会。”
    吴、李和我同时提出：“我们最希望总理能休息一下。”
    总理讲完后，对汪东兴说：“你来做补充。”
    汪东兴接着发了言，他说：“我首先声明，我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在会上谈的问题，我做点补充传达。主席说：‘九大以后，有的人在后面搞了一些活动，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那些事也搞到总理和伯达同志头上去了（指5月17日，江青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的事）。这些事，在中央全会上应当讲清楚，这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主席还说：‘最好再讲讲形势，套路的话人家不爱听。’并且对林副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谁来讲一讲？’总理立即谦让的推举：‘请林副主席来讲吧。’主席又说：‘可以把问题讲的宽一点。’”
    汪东兴平时还是一个挺严谨的人，今天的确比较随意，也许他有意找机会抨击江青，出江青的洋相。他在补充中说的内容，总理都没有讲到，汪东兴竟然敢“补充”出来。当时康生就很生气，胡子翘得老高。散会后，康生走过汪东兴身边时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是个警卫员的水平。”我看当时汪东兴样子，有些不以为然。后来，陈伯达下台之后，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乱传达毛主席的讲话指责了汪东兴。
    汪东兴这个人过去黄、吴、李都不了解他。我跟他打交道较多，不过都是些具体事务，对他也不很了解，我认为这个人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装腔作势；二是肚子里事不少。至于他的办事能力，康生说他只是个“警卫员的水平”，当然有点挖苦人，汪还是有能力的。
    晚上政治局会议散得很早，这在北京是没有过的。我回宿舍后，没有什么事可干，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走。吴法宪房子人来人往，我不愿去。李作鹏因身体不好在输液，不便讲话。我信步走到聂老总房子里去了。他住的地方离我约20米远，我把刚才政治局会议的情况都同聂帅说了，他很高兴。九大以后，我仍然上叶、聂两帅的门，他们两人对我的做法都很满意。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闲人，你主动来同我们唠叨唠叨很好。”叶帅有时还主动叫我去“闲谈”。实话说，因为“二月逆流”的原因，我并不大情愿，但一般地我仍然照办了。
庐山会议就人数来说，是个小型会议。到会的人数，连工作人员在内也不过三、四百人。会议的主要分工是：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招待工作，由江西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空中运输等，由军委办事组负责。庐山周围的外部警卫工作，由江西省军区一个独立师担任；庐山内部的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团担任。另外，由空军在庐山开设一个防空指挥所，并准备两架直升飞机，以备必要时专用。除此以外，庐山及其周围没有任何部队。

开幕式上林彪的讲话

    据陈伯达讲，8月22日晚，他到了林彪住处，他非常希望林能在会上讲话。陈认为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国家长期处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极为不利的，会承受不起。陈认为，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林彪没有对陈伯达表态。林只说，如果要讲，明天开会前向主席报告一下。实际上，我认为陈伯达还是把林彪说动了。事前，吴法宪向林报告了他与张春桥在修改宪法问题上的争论，也是促使林要讲话的原因。
      8月23日下午3时，全会在小礼堂开幕。但常委们一直没有出来，大约等了40分钟，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才走出来在台上就座。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坐在台下前排。
    全会由毛主席主持。主席宣布：“我们的二中全会，现在开幕！”然后，毛主席左看右看地看了一下林彪、周恩来，之后即说：“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总对毛主席笑笑地说：“好，我说几句。”
    毛主席又接着说了一句：“现在，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的讲话，不到两个小时。平心而论，林彪的话讲得很一般，问题也不是讲得很清楚，但事后产生这么大的反响，真是意料之外。他讲话的内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宪法修改稿的特点；第二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第三个问题是宪法修改草案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林总对宪法修改稿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说：“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这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的这种领导的地位是在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来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大量的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是不巩固。……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必须，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同志，要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
    “胜利以后这20年，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主席著作比较肯学一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强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这种革命的精神，具体的政策、具体的指示，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林彪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它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几十年嘛！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水平高，是有创造的。……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这也很自然的，他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不能说是没有发展，这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的原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说：“第二点，就是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的国家学说这种发展。没有一个宪法，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权不是阶级性的。如果真正到了没有阶级的时候，就没有国家了，也没有政权了，也没有党了，也没有宪法。那么有宪法，有政权，有党，有国家，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是阶级不可调和的表现，不是阶级相互妥协的表现。不是什么联合政府，总是一个阶级压迫一个阶级，总是阶级对阶级专政。……我们这个宪法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体现了阶级性，是阶级专政。
    林彪讲第三点时说：“这次宪法，还有一点，就是突出了群众的路线，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主席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历来如此。大家是知道的，到处街上都有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一句言简意深，概括了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所以，主席一再地强调把这个宪法交给人民讨论呀，修改呀，这都是相信工农兵和教育工农兵的一种表现。反复征求群众的意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宪法是他们提了意见的，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这个是有很大的好处。主席要求宪法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使群众容易掌握，这也是考虑群众的需要。从106条压缩到30条，1万多字压缩到4000多字，这都是适合群众需要的。这次我们的草案经过我们这里全会讨论了以后，还要经过群众再去讨论和人大讨论。所以这次宪法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夺取一个新的胜利的一个战斗的纲领。”
    林彪的讲话没有稿子，一口气能讲这样长的话，是不容易的。我听过很多林总讲话，他基本上不用稿子。
    林彪结束的话声刚落，全场爆以热烈地掌声。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的许世友、陈锡联竟跑上前去和林彪握手，表示支持和敬意。这时叶帅和陈老总也起身和林彪握手，林为了表示尊重，蹲在台子上和两个老帅说了几句话。
    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话之后，康生讲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尤其讲了对设国家主席的态度。康生在发言中表示对林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指出，在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汪东兴在他的书里说周总理和康生听着林彪的讲话“表现出着急的神态”，你说汪东兴是不是说谎，康生比谁的调子都高，他着急个屁。
    接着，周总理讲了开会的问题。因为时间晚了，总理讲话比较短，他说，关于《国民经济年度计划》已印发了材料，就不具体讲了。总理也对林彪的讲话表示拥护。
    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
其实，我认为林彪的讲话比较一般，话讲得也含含糊糊，但林彪讲完话以后受欢迎的情况并不一般，好像有一种“势”，毛主席看到此景，肯定心里别有滋味。

山上的热闹

    今天开会的座位，张春桥坐在我的左边，我们紧挨着。林总评论宪法时，他总是张开口，无声笑着，一个字也没有记录。当林总讲到“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时，张春桥有些敏感，立即紧张起来。他越听越不是滋味，沉默起来，拼命做记录。林总讲完话之后，他掏出香烟，自己没有抽，第一支先给了我，他的手都有点发抖，拿着烟对我说：“老邱抽烟”。这是我们认识以来，他第一次递给我香烟，我有点好笑。这虽是小小的举动，但也可以看出张春桥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做贼心虚”。我和张春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六七年一月，他支持上海二医大“红纵”，造我的反，我对张春桥是憎恨的。
    会场的台上有个后门，由台上回我们的住处比出大门近多了。散会时，大家陆续退场，吴法宪、叶群、李作鹏、汪东兴和我不约而同地走在最后面，并往主席台的后门方向走，陈伯达在台上等着没走。此时，我们后面的几个人，有的已经上台去了，我还在阶梯上，汪东兴就讲开了，他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会前林彪报告毛主席要求讲话的情况，及林彪报告后主席说不要点名的情况，这时，叶群忙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叶群还讲：“林总说主席是伟大的天才，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太丰富了，主席比马克思、列宁还懂的多。我就是坚持天才的观点。”
    其实，“不点名的点名”我们听得懂，林总讲话是指张春桥的。当然，叶群、汪东兴一开始就是唱主角的，他们通报这些消息并非多余，他们一讲，起到了联络感情的作用。临走前，叶群又提醒大家：“会上发言不要点名啊”。林总的讲话，是批评张春桥这些中央文革的人，我们是完全拥护的，但这次林总讲话，我们事先一点都不知道，我和李作鹏担心的是陈伯达、吴法宪、叶群三人把林总“推”上台的。如果真如此，是没有不坏事的。我又想，林总是一个非常缜密的人，他的讲话一定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支持才讲的。我和李作鹏一同走在回去的路上，李问：“老邱怎么样呀？（指林总的讲话）”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李：“是呀！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
    晚饭后8时许，我同北京黄永胜打了一个电话。我拿起话筒就问：“山上的热闹，你知道了吗？”
    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一碗饭。”
    我们在电话上谈笑了一阵，就挂电话了。
    晚上9时许，召开政治局会议。今天会场的空气与往常不一样了。张春桥、姚文元坐在后面了，不是同往常一样总是坐在前面，并要同周总理并排坐下；江青和康生虽然坐在前面，但江青也总是吊着一张脸不说话；康生翘着小胡子，不断地抽烟。陈伯达、吴法宪并没有什麽具体事，他们却在会场上来回走动。两种不同心情的人，表现出两种情绪，显得格外分明。我与李作鹏同往常一样，其余的人情绪略有不同，但不是很明显。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明天开小组会的问题，没有别的议程。吴法宪提出：“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各小组应当好好学习讨论。”李德生、许世友、陈锡联等人随声附议。总理说：“这个意见很好，请汪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我想，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也在情理之中。
    汪东兴接着提出：“各组反映，对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少地方没有听清楚，他的口音重，要求重放录音。”总理同样简单地对汪东兴说：“此事，也请报告主席。”
    总理对着张春桥说：“宪法草稿，有关国家主席的章节，要准备一下，备用。”
    张春桥急忙回答说：“现成的，现成的。已经准备好了，请总理放心。”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更多的内容，自然散得很早。
    散会后，我和李作鹏示意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一下情况。吴回来后，对我们说：叶群讲，林总本来在开幕式上不准备讲长话，开会前，主席和林总交谈了很久，林总向主席反映一些问题，主要是我（吴）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对林总说可以在会上讲一讲，但不要点名。
    然后，吴法宪又说请“老夫子”（陈伯达）到他的住处来闲谈。不久，陈到了吴的住处。我们听陈、吴谈话，主要是陈谈的，一直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
    从陈伯达谈话的内容、口气来说，陈伯达对张春桥不仅是贬低，简直是到了鄙视的地步。可见他对张春桥的仇恨是很深的。
    陈伯达说，张春桥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什么本事，写文章也不行。自己不行，还好表现自己。如果他写了一篇什么东西，总怕别人不知道，到处瞎吹一通。张春桥写的东西都是在上海请人搞的，在上海那个地方搞文字吃饭的人有的是。陈伯达说，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都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安亭事件发生后，是他派张春桥去处理的，连张春桥在上海的讲话都是他在北京写好，用电话传过去的。群众起来了，张春桥当时并不敢去，是他写了几条要张去宣布的，并由上海警备区派部队保护张春桥才去了。然后上海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张春桥也是不敢出去见群众的，又没有什么主张，还是他同张春桥同志直接打电话告诉他的办法（似乎也说告诉了几条)，结果大会开成了，夺权成功了。张春桥还吹什么他创造了‘上海革命’，这是贪天之功为己有。陈还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张春桥吹的那样好。是在毛主席同意的情况下，把张春桥的对立面镇压下去的。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是花了很大代价的。中央支持，又允许镇压，哪有搞不好之理！”另外，陈伯达还谈了张春桥参加“九大”修改党章就到处吹嘘自己，我写的文章很多，我从来都不说。
    此外，陈伯达还讲了张春桥的许多坏话，有的我就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在一起听陈伯达讲到24日早上3时，吃了夜餐。
我回到宿舍之后，刘秘书同我说：“张池明政委、张令彬副部长，今天下午来看部长了。”我即想到要给他们回个电话，否则，他们会有意见的。但说什么呢？我稍微想了一下，就向他们回电话说：“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还要组织听录音，这样便于小组会上发言。”这是个极其一般的电话，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是搞什么“阴谋”，只是想到给他们一点可以谈的“内情”，但后来追个不停，大家都知道，“两张”在政治斗争中，是起不到多大作用的。

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

    24日上午9时许，在庐山小礼堂听林总讲话的录音，毛主席昨天晚上就同意听林彪讲话录音。除毛主席、林总之外，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全部到场了，元帅们也来了。江青这个向来“自由自在”活动的人也来了，坐在第一排中央。从她的行动就可看出林总讲话对江青的震动有多么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出轿子抬也是抬不来她的。录音放了一遍以后，总理说再放一遍。中央委员们听了林彪三次讲话（上午听了两遍录音），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大家仅从听录音这件事，就知道要发言表态和怎么表态了。于是大家纷纷在小组会上发言，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汪东兴和陈伯达在华北组都发了言，尤其是汪东兴的发言牵动了整个全会，汪东兴在发言中提出揪人是发言的要害之处。随着汪东兴和陈伯达的发言及随后出的华北组的六号简报，从8月24日到25日下午5时，整个庐山都狂热起来了。这是毛、林、周都没有想到的。
    听完录音之后，叶群在昨天同样的地点，向同样的人说：“昨天晚上，总理交代张春桥，在宪法草稿中准备好国家主席的章节，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要向总理学习！”
    散会时，我看见陈伯达塞给汪东兴几页纸，说是搞了几条马列《语录》，打出来请常委审查，可是，下午我去开会前，刘秘书已经交给我这份《语录》，我就带在身上去开小组会了。
我下午去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
开会前，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他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
我说：“姓汪的都指挥到我们头上了。”
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你拿到了吧，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睹为快了。”
我说：“对对对，知道了。”
    西北组的简况（24日下午）。24日下午，在西北小组会上，我是第四个发言。我记得在西北组，冼恒汉、张达志、康生、邓颖超、董必武、粟裕、张秀川、李瑞山都发了言。
    我的发言主要是三个内容：一是，热烈拥护林副主席在全会上的讲话。二是，严厉谴责反毛主席的人。我指出，在九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内部还有人反毛主席，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提高警惕。三是，宣读了陈伯达搞的马列论天才的《语录》。
    我发言的具体内容并不很多，时间也不长。我的发言主要是讲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我说“林副主席说过‘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取得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个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什么在这次会上林副主席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有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小组会上对我的发言，反响不很大。大家对我的发言有三点评论。第一，认为我是知情人，对我的发言十分重视，即使一句半句也是有用的。第二，认为我也是文革初期被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毒打的重要受害者。他们说：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是三位一体的。他们这样反，当然也就把矛头指向军队了。邱会作同志也是被反的一个。第三，认为我的发言，内容虽然不多，但讲得实在，没有“哗众取宠”之意。大家对我宣读的论天才《语录》不特别感兴趣，但一致提议要将《语录》印出来。
    我发言之后，康生、董必武、粟裕、邓颖超等都做了发言。
    康生说：“我同意邱副总长（他叫我的职务）的发言，他用的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态度。这是很好的态度，对问题应当有研究的精神！我看他马列主义学得比较好。”他还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三种人，一种是学习好、用得好，林副主席是榜样；一种是学习还可以，但用不好，我就属于这种人；一种是不好好学习的，这种人不是个别人，但也不是多数人。康生在西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董必武说：“我很熟悉邱会作同志，他从年青时期就爱学习，他的文化不是老师专门教的，主要是自己努力学来的，他今天的发言还是学习的精神，很好！”董老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
    邓颖超说：“我同邱会作同志长征就在一起，他是一个很使人喜爱的干部。很多同志就很喜爱他。他刚才的发言，是很能启发人的。”邓颖超在发言中也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她还义愤填膺地说：“谁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打倒谁！”邓颖超还争功似的说：“我们现在都说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们知道吗？‘亲密战友’这样的称呼是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
    大家差不多都发了言后，由邓颖超、粟裕牵头集体通过了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同意设国家主席，希望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意见。邓颖超说：“我们都发言了。现在我们再用全组通过的办法，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小组的态度就更加鲜明了。”邓提议后，立即一致通过，我因知道一点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情况，调子不是很高。全组通过之后，粟裕还对我说：“邱副总长！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你好象是弃权了。怎麽样？不会有两本账吧！”我忙说：“我完全同意大家的意见，我是不会脱离群众的。”
    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同志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会上没有机会发言。“风云突变”之后，大家在检讨时，冼恒汉同志还坦诚地展示了他灵魂深处的思想，他说：“我是在小组会上没有机会发言，如果我发言，和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晚饭后，政治局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我在会场的电话室门口与总理相遇，总理笑着对我说：“你下午很有力量！” “你怎么知道？”我问。
    “跟你一组的人（指邓颖超）同我说的。她还问我说，邱的发言，很显然是话中还有话的，话并没有说完，是怎么一回事？我叫她独立思考。”我说：“我的发言，还只是一个开头，我准备清算造反派对我的摧残！”
    总理说：“不要心血来潮，要考虑成熟再说。”
    我说：“这次林总的讲话，我事先确实不知道。因此没有向总理汇报，我要有什么打算，肯定会事先向总理报告，并得到总理的指示！”
    总理说：“这次发生的问题，我知道你是不知道的。这点，我不会有任何怀疑的！现在事情才开始。”
    我说：“我一定听总理的话！”
    晚上，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会议还没有开始之前，张秀川同我咬耳朵说：陆定一式人物就是指张春桥吧？我回答说：“独立思考！”张碰了我的钉子。事后我感到对不起他，小组会正式开始时，我用纸烟盒子给张写了一个条子。大意是：“你指对人了，但不能点名，可以表示愤怒！”张看到我的条子后表示满意。
    小组会的中间，我在厕所里碰到曹里怀。我问他发言没有？并鼓励他对林总的讲话要赶快表态。曹回答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一定会表示自己的态度！”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在小组会上是比较活跃的。造反派把我整得太惨了，我对他们的后台中央文革是不满的，这也是我能够活跃起来的思想基础。我是坚决反对造反派的，这点是众所周知的。但对林彪的讲话，我确实是不知原委的。在会前，连林彪要在全会上讲话，我也是不知道的。至于林总同江青的斗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我知道的不多。
    8月24日，陈伯达、汪东兴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认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
    汪东兴在陈伯达发言之后也发言了。汪东兴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还说“根据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8341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在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再也不要糊里糊涂的。这里面问题严重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
    当有人问汪东兴：“你说有人反对主席当主席，这样讲，主席知道吗？”
    汪东兴说：“当然知道，就是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
    汪东兴发言后，从华北组出来就碰到了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汪说：“王主任，要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
    晚上，萧劲光同志来了个电话，他说：“你那里怎么样？”
    我对萧劲光的电话有点奇怪，心想怎么问到我这来了。萧劲光是我的老上级，关系一直很好，不久前在上海我们还一起陪主席接见罗马尼亚外宾。我随便回答说：“马马虎虎。”
    他不满意地说：“什么叫马马虎虎？今天汪东兴来到我这个组，大讲了一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我记得以前不是传达过不设国家主席吗？现在他又主张设，这是怎么回事？汪东兴口气很大，他说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能糊涂。我可真糊涂了。”
    我不太愿意回答他的问题，我就说：“你问李瞎子（李作鹏）就行了。”
    萧说：“问他问得出来我还找你！？”
    我看他有些动气，就立即说：“两种说法都有，就看自己的阶级感情了。常委都说设，主席没有同意。主席是太谦虚了。”
    过去，汪东兴给我们通气，一般是给吴法宪打电话，由吴转告我们。可24日晚上，汪东兴逐个给吴、李和我打电话，询问我们发言的情况，汪很亢奋。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会发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议设国家主席”，并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笔杆子压枪杆子”，总之他提出揪人。这刺痛了毛主席的心，后面毛主席的做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大会秘书处印发了各个小组的简报，华北组的简报（8月24日小组讨论的情况），编为大会的第六号简报提前印发了。简报写到：“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的、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批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东北组，陈锡联、曾绍山、周恩来、尉风英、李素文、汪家道发言。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周恩来总理表示拥护林彪的讲话，同意“天才”的观点。周恩来说：“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周恩来还就党的历史发展经验说：“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要夹着尾巴做人，知错就改，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此前（7月18日），关于修改宪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提出修改后的宪法要“突出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全国的核心力量”，“毛主席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在开幕式前22日的常委会上周总理同其他三个常委再次提出要设国家主席。
    在华东组，许世友、杜平、韩先楚、杨得志、王震、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萍、陈励耘、韦祖珍、彭冲、王洪文、王秀珍发言。在华东组的发言中，许世友义愤填膺地抨击了张春桥：“造反、造反，你们造谁的反？党和国家都被你们搞乱了！……”。陈励耘在发言中指责中央文革迫害老干部，反对解放军。陈还没讲完，许世友又插话说：“老陈，你讲的对！我同意你的意见”。连江青、张春桥的亲信王洪文、王秀珍等人也在会上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坚持天才的观点。王洪文说：“林副主席讲话非常重要，给我们敲了警钟，不承认天才，就是不承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华东组发言非常热烈，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人就站起来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到谁！”“谁反对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要求“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张春桥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低头抽烟，一声不吭，都不敢抬头看一下是谁在发言，谁在喊口号。
    在中南组，刘兴元、丁盛、叶群、叶剑英、李作鹏、孔石泉、任思忠、曾思玉、刘丰、华国锋、李震、于桑发言。叶群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得多，懂得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李作鹏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人想往下吹。”公安部长李震和副部长于桑为了争先发言，争先对林彪的发言表忠心，竟然抢起话筒来。
    在西南组，张国华、梁兴初、周兴、蓝亦农、张銍秀、陈康发言。吴法宪参加了西南组的讨论，吴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老资格的中委，除了陈毅外，发言不是很激动，但也都表了态。
    聂荣臻说：“古人说大奸似忠，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人。革命的人是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有时不慎重，说错了句把话的情况是有的。”
    陈云说：“林副主席是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是一定要参加的。我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当做的。”
    李先念说：“我是戴了‘二月逆流’帽子的。我不翻案，但我一定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挥，积极参加战斗。”
    陈毅说：“谁反对毛主席就同他斗！我虽然身体患重病，也要手扶肚子站起来同他们斗争。九大之后，我是被打在阴沟里的，现在我必须爬出来，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
在8月24日那天的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是烧得很旺盛的，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实行了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和我等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极大多数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和行动。大多数人对中央文革是痛恨的！今天有林总带头反对中央文革，极大多数人都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太多，他们是众矢之的，真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尤其是汪东兴和陈伯达的表现，使毛主席不能接受。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是在毛主席身前身后办事的人；陈伯达是党内理论家，是“最能准确表达毛泽东思想”的人，他们都是毛的人。他们却站在林彪一边，带头发江青、张春桥的难，发中央文革的难，毛主席是不会答应的。

第三十三章  风云突变

晴天霹雳

    会议正在进行时，8月25日下午5时突然发生了变化。会议由“盖橡皮图章”变为“盖冤案图章”了。后来，竟捏造事实说，什么庐山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林彪搞了什么未遂的“阴谋政变”。我亦被列入该集团成员之一。但我参加了什么政变？过去十几年不知道，现在仍然不知道。因为这是捏造出来的，除了捏造者本人知道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点名”点的是谁了。汪东兴的话实在是太露骨太有分量了。
    25日下午，我继续去参加小组会。临走时，秘书对我说：“皮包里，放有华北组的简报，到会场上可以先看一下。”
    到了会场之后，我就把包里的华北组简报拿出来了。我边看，内心边发笑。华北组的简报写得实在好！他们的小组会，真是“炮火连天”。原来反对中央文革的竟大有人在，这是我过去所不十分知道的。
    这时，各小组的发言已经远远超出讨论林彪的讲话，整个会议已经形成一种势，即反对江青这些人，甚至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势”，情绪相当大，这种“势”触痛了毛主席。虽然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个共识：毛主席搞文革是继续革命，只因为江青一伙的破坏，对老干部无情打击，才使众多老干部遭殃，文革才乱成这个样子。但主席深知，事情搞到江青一伙头上，就会搞到文化革命头上，主席是不会答应的。事实证明这种看法也大错而特错了，因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主席的方针，江青是执行主席方针的。
    我准备提议，在小组会宣读华北组的简报。但我抬头一看，康生没有来，小组召集人冼恒汉也没有来。我立即想到，毛主席那里是不是开什么会？因此，我多了一个心，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来了。“祸从口出”的谚语，这次对我真起了作用。
    各小组的讨论情况，毛主席肯定是知道的。当时，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个大军区司令员也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了信，坚决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许世友还直接了当地点了张春桥的名，并提议要把他们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尤其是华北组的六号简报，火药味十足，并以汪东兴的讲话为主。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时间早于许世友等人，他在发言中，不仅坚决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且提出要揪人。汪东兴还说：“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可厉害着呢!……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要不是他对问题发觉得早，又一次出来捍卫主席，问题可就严重了。”大家都明白了，“不点名”点的是谁了。汪东兴的话实在是太露骨太有分量了。
    8月25日下午3时，毛主席在山上的住处召开了中央常委会（各组有一个召集人列席会议）。会上毛主席决定，收回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的简报），各小组停止开会。毛主席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庐山会议的转折点，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一伙的熊熊战火开始开始被毛主席熄灭。
    8月25日下午5时，西北小组的召集人冼恒汉，参加了中央常委会回来说：“毛主席决定小组会暂停，以后怎么开会，待通知。”各组都宣布暂停开小组会。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大家都不清楚。这对全会的极大多数人是一瓢凉水，浇得大家昏头转向；可中央文革这些人兴奋极了！参加会议的人在林总讲话之后的情绪和停止开小组会时的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一种情绪，多数人兴高采烈，中央文革的几个人惶恐不安，忧虑重重；后一种情绪，多数人垂头丧气，中央文革少数几个人兴高采烈。
    我从西北小组会场回来后，对庐山会议30多个小时（24日下午4时起）以来，发生两次突然变化完全想不通。我同李作鹏商量，必须再次严肃问一下吴胖子，问他究竟知不知道林总要在开幕式上讲话。如果他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讲话，又不同我们打个招呼就可能有什么新的内幕，那样，叶群、汪东兴、吴法宪他们就是一伙了，我们就不是林总最信任的人了，汪东兴在会上讲话那么露骨，究竟原因何在？如果吴真的不知道，就是过去斗争的继续。
    晚上，我们一起到吴法宪住处去了。对上述问题，我们直截了当地问了吴法宪，他有点莫名其妙。吴法宪说：“我真不知道林总在开幕式上提出张春桥的问题。如果我知道，以前不跟你们说，现在再不讲实话就不行了吧。要是我知道林总要反张春桥不跟你们说，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我可以给你们立个字据，连我的人格、老婆孩子都列入担保之内。”他说得很诚恳。
    我们认为吴法宪的话是诚实的，我们相信了他的话，也就放心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回忆准备开二中全会以来的一些主要问题。
    我们经过仔细回忆，想起的主要问题就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关于在宪法上写毛主席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问题，关于搞天才论的语录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即使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经过回忆之后，我们自己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也没有担心的必要！
    我们一致认为，当前还看不出毛主席对林总的讲话采取什么态度，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们担心的是，今后江青、康生、张春桥这些人，在中央政治局会更神气，甚至可能从九大以后的政治局集体办公退步到中央文革时期那样的程度；这些人不懂又爱管，把该办的事搞得一塌糊涂，总理又那么“顾全大局”。如果庐山这样转向的话，林总讲话权威性会不如过去，甚至有针对江青的话也会不便说出来，我们对这个问题要充分的认识，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江青不把总理放在眼里，今后也不会把林总放在眼里，对我们就更不在话下了。
    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这时，汪东兴、叶群前后来了电话。
汪东兴这个人，九大以后经常给办事组打电话，有机会就往办事组跑，跟叶群就更紧密了。上了庐山以后，他天天给吴法宪打电话，甚至一天不止一次，一般情况下由吴再转告我们。
汪东兴说：“看到全会上各组的气氛，他们真害怕了。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乘江青的汽车闯进了毛主席的住处。江青并不知道下午3时中央开常委会，她是带着张、姚去向毛主席告状的。江青进毛主席的门时，卫兵挡了她的车。江青说：我自己的家里也不许进去吗？卫兵、江青正在争议时，张耀祠出来了，这时江青才进去的。江青向毛主席说：我带春桥、文元来见你一面。他们快死了，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你要保呀，他们表面上是对着春桥和我，实际上是对着你来的，现在各个小组都有刘少奇的阴魂。”
汪东兴接着幸灾乐祸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个家伙，见到主席立即跪在面前，一人抱着主席一条大腿痛哭，这两个家伙把主席的裤子都哭湿了。毛主席对他们说：‘对开会的事，中央就要开常委会讨论了。’”
汪东兴还胸有成竹地说：“我看开会也是主席让大家给他们一条生路。”
汪东兴还专门说：“主席已采取措施，今后我们暂停电话联系，你们之间也少打电话，有话当面说。”
汪东兴还说：“许世友来开会时，主席说：‘我不能当国家主席，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担任国家主席。我的手都是冰冷的（伸出手去给许摸），我每天能睡着觉的时间很少。我不能担任国家主席那个职务。国家主席由老年人、年轻人担任都可以。你许世友也可以，你许世友担任国家主席就足足有余。’许世友说：‘我听毛主席的话，我再不提议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了。’主席笑着说：有希望！只要对你许世友的工作做通了，其余的人就没有不通的。”
    但是，毛泽东听进了江青告状和求援的话，听信了江青的话！主席是反对“天才论”的，还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还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九一三”以后，专案组从吴法宪嘴里压出了“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假话，毛主席又把“设国家主席”杜撰为我们反党的政治纲领，“天才论”是我们的理论纲领，事情越搞越假，越搞越乱。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主席真正的心病在哪里呢？一个是林彪因不满中央文革在会上不指名地点了张春桥，那么多人都拥护林彪的讲话，林在会上的威信，使毛主席难以接受；另一个就是除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外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会上提出揪人揪张春桥。主席很自然会把反对张春桥和反对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把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和毛泽东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主席后来不是讲过，他一生干过两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一件。因此，反对文化大革命，对主席来说是一件要命的大事。这样，林彪在大会上不点名地点了张春桥一事，就显得严重了。
    接着，叶群也来了电话，她说：下午3时，林总去开常委会。她想到林总去开常委会，必须追上林总去叮嘱几句。叶群在毛主席住所门口不远的地方追上了林彪的车。叶群向林总说：“今天，如果有什么很麻烦的事，一定要保汪东兴！”叶群驱车赶林总时几乎翻了车，但她赶上了林总，对发生过的惊险也就不在意了。不过，叶群下车下得急，一下车腿一软就坐了一个“屁股蹲”，受了伤，以后几天开会，她都垫个小游泳圈在屁股下面。
    25日晚上，政治局开会，扩大到各小组的召集人，会议由总理主持，这时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那种不可一世的劲头又来了，因为主席的决心还不知道，尤其是主席对林彪的态度还不知道，总理看到他们那个样子也不高兴。我当时就隐隐感觉到，主席的屁股可能坐到江青那边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在山上和下山后的一切都是对着林彪来的。总理在会上说：“会议的日程做一些调整，根据主席的指示，休会两天，大家休息休息，很多人还没有来过庐山，可以去游一游，换换空气。”
    散会以后，吴法宪要到林总那去，我们劝他不要去，他还是坚持要去，为了等消息方便，我们就坐在吴胖子住处等，不久他就回来了，吴说：“我去时林总刚从主席那里回来，主席召集开常委会，各大组的负责人也到了，林总说主席对会议不高兴，说陈伯达在华北组起哄，并说以后不要再提天才了，国家主席他不当。林总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我回到住处，总理给我来了电话，他同我说：“主席说庐山问题还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陈伯达身上发生的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你没有什么大事，但要化被动为主动，因为你究竟有没有大事，不是你自己定得了的。”总理的话，都说到这种程度，我仍然没感到自己会有什么事，只是我感到陈伯达可能要倒霉了，可是为什么要搞到陈伯达头上，我真是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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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说：“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我准备你陈伯达杀我的头！”
    临走时，陈伯达向吴法宪宣布：“我犯了错误，从此中断电话联系！”
    这几句话，把当时发生的问题的性质都点明了。例如：“军事俱乐部”一词，是上次庐山会议反彭德怀的用语，康生的话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问题的性质和彭德怀是一样的。
    我们三人都认为，问题一下就严重了。就决定到林彪那里去一下，准备走时，吴说给叶群打个电话，陈伯达听见后像吓丢了魂似的，恳求吴胖子千万不要在他那里打电话，我们就离开陈的住处。吴说我们就直接去林彪的住处，如林不肯见就回来，李说如果不见，那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到了林彪的住处，叶群依旧很热情，说：“快来，快来。”林彪也亲自出来了，我们把陈伯达的话讲了一遍，林彪还是很镇静，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的话有反感，林总只说了一句：“那是讲陈伯达。”
    对于毛主席同陈伯达的谈话，我又专门打电话向总理汇报。他听到后也非常吃惊，他认为主席把问题搞严重了。
    周总理真是不辞辛苦，立即找吴、李和我谈话，总理说：“话的分量是相当严重的，要超过‘二月逆流’，但主席是对陈伯达说的，与对你们说，是有区别的。要是有什么需要你们注意的，我会向你们打招呼的。但你们讲话要慎重，别人竖着耳朵听你们讲话，搞不好要影响林副主席。”
    我们对总理都存有感激之心。因为在最高层搞这些名堂，我们的确一窍不通。
不管怎么样，从陈伯达这次谈话起，我们才真正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对我震动很大！从此，我就比较认真考虑问题了。我考虑来考虑去，脑子里“翻箱倒柜”，各方面的问题都认真想过了，在庐山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外，大家对林彪讲话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开始也包括康生在内。因此，不是谁有错误的问题，而是主席说谁有错误的问题。我认为不管庐山的问题有多大，对我们都是“提起千斤重，放下无四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毛主席“提起”还是“放下”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毛主席把我们和汪东兴分开，把我们和全体中央委员分开，把我们孤立起来，其实也就是把林彪孤立起来，再扣上几顶帽子，进行打击。

林彪的态度

    总理宣布暂时休会以后，林在等主席表态，也没有主动要求去见主席，因为不知道谈什么，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主席反而天天找人谈话，主席还想了一个方法，叫林彪给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我们犯了错误，都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林彪是不愿意出面开这个会的，他认为主席不够诚恳，但主席发了话，林也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从8月28日开始，林彪就召集陈伯达等六人，在他的住处开过三次会。每次会9时开始，11时结束，每次会约两小时。第一次会议开始时，林总说：“毛主席要我同各位谈谈，做点思想工作，我们的会要开两三次，每次会的情况，请汪东兴向主席口头报告，我就不另写书面报告了。”林总当面批评了陈伯达：“你的书生气太重了，考虑的太多。主席批评我能不能再看张春桥两年，主席说得对。我们部队的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就是这些嘛。”对于让林主持这样的会，后来林彪说主席在“耍”他，他也只有应付差事。
    到会的人都说了话，说的内容都是有关团结的问题。当时，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还没有印发出来，所以大家都没有批判天才论的问题。大家的话都说得很简单，都是属于表态的话，实质性的话一句也没有。这种会是纯粹做样子的。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林彪有些调侃地说（我从没有见到过林彪开玩笑，林说话向来认认真真）：“你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你们为什么在同一时间，讲了同样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一句话。
    叶群对我们说林总的态度是：“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干扰毛主席对问题的处理。”从此他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叶群还说：“林总说，吴法宪提出检讨，这是他的权利。如果他要问我（林），我就说检讨是因为有错误，你吴法宪没有错，你检讨什么？！”从我们比较知道内情的人来说，林彪在庐山的确没有单独进行过任何活动。他的心情总是坦然的。他说过：“一个人搞鬼还是没有搞鬼，自己说的不算数，要别人说的才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也不给别人制造紧张局势的话柄。”在庐山，吴、李和我等人，除了在公开的场合同林彪见面说过话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单独同林总讲过话。
    事后我想了一下，林总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好象是军事上的“火力袭击”。林总的“火力袭击”的目的，不是对准整个中央文革，而是对准他们的干将——张春桥。这一仗如果成功了，对中央文革以后的文章就好做了。但林总的火力袭击还没有完，战斗就宣告失败了。
    林总在庐山反对中央文革是未遂政变吗？这完全是鬼话。那么林总为什么失败了？毛主席支持江青，支持中央文革是林总失败的根本原因。林总的命运就抓在毛主席手里。
毛主席支持张春桥，是为了江青吗？这也不全对。其实，毛主席支持张春桥，这是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也关系到文化革命中搞造反的一批干部。上海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比较好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又是从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代表人物，这就是说，如果张春桥被打倒了，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大革命产生出来的一批人的问题。林总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领导者和既得利益者，除了在毛主席决定后，他对打倒贺龙在九大说过几句话之外，在文化革命中没有欠下什么需要还的账。

吴法宪检讨

    8月28日上午，总理给我来电话说：“我已通知吴法宪写个检讨，这样争取主动，主席对于肯做检讨的人，一般是原谅的。我看吴法宪的精神有些紧张，恐怕他写不好，你和李作鹏都去帮他起草一个稿子，拿给我看看。”我说：“我马上照办。不过这里面有个问题，吴法宪写检讨一事，是否要报告林副主席?吴一检讨，势必影响到叶群，也就等于影响到林副主席。”总理说：“你考虑得周到。但检讨还是要写的，不然主席那里不好交待，两边都要兼顾到。关键是检讨怎么个写法，所以我才叫你和李作鹏去嘛。”
    我给吴法宪打了一个电话，讲明情况，吴表示感谢，说自己先搞。吴的思想压力大，自己搞不深透，秘书搞，吴又不满意，主要是怎么说林，拿不定主意。晚上我和李作鹏到了吴的住处，共同商量检讨稿怎么写，大家商量了一个框架，吴当时精力消耗太大，有些力不从心，我就执笔给他写了一个稿子，吴认可了，又拿给李去看（李身体不好，先回去休息了）。吴法宪向总理交了卷后，总理又把我们三个人叫去亲自谈、亲自动笔修改后才定稿的。总理还说：“你们几个人政治上一直都很顺利嘛，要经得起挫折。”吴的检讨稿很简单，一是说对林的讲话，自己理解上有偏差，因此在发言中有错误，自己发言中的错误自己承担。总理说：“这个提法好，要自己承担，保护副帅（指林彪。这是总理的专用语）”。一是说讨论林彪的讲话是吴提出来的，吴说他的提议干扰了大会的议程。这个提法就等于替总理开脱了，因为此事江青抓住不放，讨论林彪的讲话和听录音毕竟是总理同意的。总理对这一条特别满意。
    总理这个人，对人还是很诚恳的，而且精力特别充沛，对大局的事，对有利于团结的事，他都会尽力去做，他对党内的团结有美好的愿望，从不好胜。比如说，叶群25日下车时坐了个“屁股蹲”，开会时很不方便，他想请假，总理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请假，不然别人会有很多想法。”叶群听了总理的话，开会时搞个小救生圈垫在屁股下面。当然，只要主席的态度已明确，对总理来说，上面那些就不算数了，他是无条件听毛主席的，总理知道主席是太好胜了。
    当时，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把前一段在北京讨论宪法时，做记录的人（也是这次会议会务组的）找来写了一个材料，说“在宪法修改小组的讨论会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确有争论，但这个争论，不是原则上的争论，而是文字上的争论”，这个材料是他们为张春桥找退路的。25日以后，形势变了，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又把这个材料，捅到主席那里去了，并大肆宣扬说吴法宪造谣说假话。吴法宪当时已经“溃不成军”了，他没有和我们商量竟承认自己说了假话。这件事引起了林总、周总理的极大注意，我和李作鹏对吴则极为不满。林总在吴困难的时候，真是帮他，林认为吴法宪不会说假话，并为他专门说了一段话。林总还叫把他的话传出去。
    林总说：“吴法宪没有说假话的问题。吴跟我几十年，我就没有听过他说过假话，也没有听别人说过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吴法宪对毛主席、对党都是忠诚老实的，是不会说假话的人。”
    林总还说：“在宪法小组，对运用毛泽东思想编写宪法，确实有过争论，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我们决不能说，提出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这样就不是以理服人。”
同时，总理在东北小组也做了文章。虽然，总理没有像林总那样直截了当地说：“吴法宪是不会说假话的人。”但说的话是很有分量的。总理说：“吴法宪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对争论的不同意见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说假话。”懂得内幕的人，对总理的话是完全理解的。吴法宪说假话风波到此就平息下去了。、

黄永胜上山

    8月29日上午，李作鹏和我在吴宿舍闲谈，叶群也来了，叶群说她拾到了三个“险球”。这三个“险球”是指周总理转给叶群的三封信，并附有条子说：“此件存你处不必再呈、转了。”
    信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写给毛主席、林总、周总理的（转去的还有其他省、市中央委员的信）。信的内容是打击张春桥的。许世友提出，要把张春桥下放农村改造三年。杨得志、浙江的南萍、熊应堂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原来没有写信，听许世友一讲，他立即响应，他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一枪。”叶群对我们说：“与此事不搭杠的老同志，我一定要保他们。”
    这样的信不转到毛主席那里去，不去火上加油，只有周总理能够做到，同时也只有总理能够把事情向着好的方向解决处理。
    晚上，李和我建议吴求见毛主席。吴立即向毛主席秘书打了电话。不久，秘书回了电话说：“主席说，现在不要谈话，以后主席会找你谈话的。主席交代了三条；一，不要紧张，二，要犯得起错误；三，我们要以孔夫子打牌‘和为贵’的办法处理问题。”
    8月30日，黄永胜到庐山，李德生回到北京值班。黄永胜一上山就被叫到毛主席住处，我们一直在吴法宪的住处等他。黄从主席那里出来，又去看林彪，半夜了黄才回来，而且是和叶群一起来的。黄只简单地讲了一下毛主席和他谈话的情况，有些情况尤其是主席拉他和批评吴法宪的话没有多讲。
    黄永胜说毛主席估计山上的情况他已经知道一些，因此谈话一开始主席就问：“到庐山来紧张吗？”
    黄永胜：“我刚到，就来主席这里。”
    毛主席：“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你们搞他干什么？”
    黄永胜一听说的是张春桥，也直言回答道：“张春桥不得人心，我们确实有些意见。他特别倚重江青同志，我认为有些事是给主席脸上抹黑。政治局实际上是不团结的，张春桥起的作用不好。总理一直在努力做工作，担子很重，很吃力。过去，没有向主席报告清楚，我应当负责！”
    毛主席：“你当然要负责，你是一个头。张春桥拍江青的马屁有什么用？”
    黄永胜说：“江青自以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张牌嘛！她总认为自己主牌多，又有大王，她总认为自己会赢。”
    毛泽东：“大王出过了，小王就当家了。你是和我一起搞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嘛！人不多喽。为什么连你都不向我报告江青的情况？”
    黄永胜是个政治上挺成熟的人，究竟毛主席怎么看江青，他还没摸透，因此他没有顺着毛的思路往下说，黄说：“我们不想干扰主席。”
    毛泽东：“你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
    黄永胜：“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来的枪林弹雨，艰苦岁月，我都是跟毛主席的，我都是拥护主席的。但中央文革的一些为人为事，我不能同意。造反派到处冲击，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我不同意。造反派上面有人，问题最难办 。”
    毛泽东：“你也不赞成文化大革命？”
    黄永胜：“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不同意的是打、砸、抢。”
    毛主席说：“现在问题都解决了，不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黄永胜：“我听主席的话，在主席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搞好团结！”
    不过，黄永胜的态度，也决定了事后毛对林彪，黄、吴、李、邱的取舍。毛当时已经很清楚了：要林彪、黄、吴、李、邱，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保不住，他们骨子里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要保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必须拿掉林彪！有没有以后的“九一三事件”都是一样。
    黄永胜到庐山之初，因为毛主席同他谈了话，开始他有点“局外人”的态度，他不主动向别人打听情况，别人同他说话，他也不太感兴趣。同时他负担也并不重，因为毛主席已经说了，“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观察到这一情况之后，除了有事之外就很少到他那里去了。只是30日晚上，黄、吴、叶、李和我在一起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叶群把庐山问题，向黄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并从林副主席对庐山问题的态度说起。
黄永胜与总理的联系比较多，受总理的教育和点拨比较多。黄对庐山的问题了解多一些了，也渐渐找我们谈话，并且在对待中央文革一帮人的态度上，黄比我们还坚决，对维护大局，他和总理作了不少工作。黄强调：一个是保护副帅；一个是叫吴法宪在检讨时只说自己，不要扯别人；一个是要保护陈伯达和汪东兴，问到自己头上就实事求是地说。黄强调说，老夫子（陈伯达）也是手无寸铁；一个是强调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在庐山我们和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不承认我们是一伙；一个是和张春桥有斗争而且是原则性的斗争，批评张春桥没有错，不是只有我们几个人对张春桥有意见，政治局很多人对张春桥都有意见。我现在想起这些往事，仍然认为黄永胜的思想水平是高的，人品是很可贵的，如果他被毛主席拉过去，问题就复杂了，毛主席就可能提前把林彪端出来。

《我的一点意见》、

    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个文件是8月31日下发的，政治局进行了学习讨论。
    《我的一点意见》是毛主席看到华北小组的简报而写的。在原稿上，除了关于搞语录的问题，还有陈伯达、吴法宪的名字。后来，周总理说：“语录是陈伯达搞的。”毛主席又把吴法宪的名字删去。
    《我的一点意见》，我记得文字并不长，主要内容有：对庐山发生的问题，提高到“炸平庐山”的说法。在天才论的问题上，讽刺了陈伯达，保护了林彪。文中关于天才论的问题，有一句“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致认为……”整篇文章，初读起来好像学术味还是相当浓的。但细细一看，就是对陈伯达的宣判书了。
    在政治局讨论《我的一点意见》时，江、康、张、姚高兴得不得了，姚文元说：“毛泽东思想是无价之宝，可以战胜一切牛鬼蛇神，也可以战胜权威人士（暗指林彪），我们要很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张春桥说：“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又一光辉文献。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倒了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同样，毛主席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我们要以批判‘天才论‘为中心，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建议文元能连夜写出个大纲来”。
    吴、李和我除了表态拥护之外，一句话也没有说。姚文元带着讽刺口吻说了一句：“不表态也是一种态度！”我也说了一句：“表态也并不一定是最好的态度！”周总理怕吵起来，就用其他的话把问题引开了。
    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对《我的一点意见》如获至宝！江、康、张、姚召集华东地区的造反派中央委员，如王洪文、王秀珍、徐景贤等十余人，在张春桥的住处举行了庆祝会，光茅台酒就喝了几瓶。
    小组会恢复后，姚文元在他所在的东北组发言，讲了几小时，主要是批判天才论。消息传了出去后，其他小组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委员也不守纪律，竟然脱离自己的小组，都跑到东北组去听姚文元发言了，中央文革在造反派中的威望是不可低估的。
    毛主席派张春桥到华北组，有人请他批判天才论。他只说了两句话：“唯心主义大师是冯友兰（北大教授），党内的蹩脚理论家是陈伯达。只有他们两个人，才有资格讲天才论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擅自参加了各个小组的会议。他的举动没有别的，就是要大家看看，“副统帅亲自上阵也没有把我张春桥打倒。还有什么人可以把我打倒吗？” 周恩来知道会场被他们搞乱了，非常生气。他告诉张春桥：“回到华东组去。”张对总理不屑一顾。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哈哈大笑。
    江青的表演就更使人恶心了！她每天上午都到一个小组（不固定）的会场上去。她到西北组的时候，一进门就笑起来，表示非常高兴的样子。坐下之后，她说：“我来晚了，是有原因的。我要协助毛主席处理会务的许多问题之后，才能出门。我是来看看大家的。毛主席睡觉很好！”
    我在小组会上也做了简短的发言。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了自己学习差、理论水平低，识别不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今后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爱护党的团结。我的话音一落，康生就对着我面带冷笑地讲话了：“善于观察时势的人，应当多说一点嘛。上一次在小组会上，不是说得很好吗？”
     “把时间留给理论家康老用。听说，康老已经准备了长篇发言稿。”我是以平常的态度回敬康生的。
    大家对我们俩个人的几句对话，报以哄堂大笑。
康生在西北组除了把我讽刺了一顿之外，还以“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为题讲了大约两小时。

会议的最后几天

    9月1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大军区负责人出席了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吴法宪、陈伯达做检讨，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能主持会议也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以为他会称病，但他却来主持了会议。
    陈伯达发言时，张春桥做“翻译”，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件大喜事。他们在展示：“你陈伯达打不倒我们，你今天怎样了？”
    9月2日，继续昨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吴法宪检讨后，还有几个人发了言。
    张春桥发言，除了尽情谩骂陈伯达之外，还说了：“以吴法宪为戒，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对陈伯达说了两句话。他说：“陈伯达是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对这样的人应当与之彻底划清界限……”
    会议至此，“庐山战火”就暂时平息了。会议转为全会原来的议题了。
    9月3日，总理回北京了，会议似乎没有人管，各小组名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实际上都在乱扯谈，大部分人拿着审议文件当闭口道士。
    9月4日，总理回来了。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主席说不要搞得太紧，会议再延长两天，然后对到会的陈伯达说：“闭幕式你就不要参加了，你如果参加，别人会把你从主席台上撵下来。”主席说完话，陈伯达当时非常窘迫，他低着头坐在那里不动，这时总理走过去，给陈伯达咬了咬耳朵，陈伯达站起来怏怏不乐地退出会场了。陈走了以后，主席又接着说：“陈伯达的历史我和康老最清楚。我在这里向中央揭发陈伯达，陈伯达是个托派、叛徒……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陈伯达有变节行为，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一贯追随王明反共……”。主席还说：“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毛泽东的讲话，大家听了很不是滋味。过去，陈伯达号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周恩来也说过：“伯达同志最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思想”。前几天，陈伯达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怎么又是“托派”，又是“变节”，又是“叛徒”，又是“反共”，有错误可以检讨嘛。怎么一得罪，就搞成这个样子？张春桥也是叛徒，为什么一字不提！？林彪揪张春桥就是分裂党，毛主席揪陈伯达就是团结胜利的大会？大会讨论林彪的讲话就是改变大会的议事日程，大会学习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不也是改变大会议事日程嘛。听了毛讲完话后，人人面面相觑。不过主席讲到：“对陈伯达还要看一看，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时，叶帅突然发言。他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这样就完了！？”   毛主席听进了叶帅的话，遂决定对陈伯达审查，并由叶帅具体负责。
    主席在九届二全会上，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气，表现得淋漓至尽。毛主席已经站在党和国家之上了。这是毛泽东主席晚年所犯错误根本原因之所在。
    最后总理又征求大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的意见，这个时候大家哪有心思讨论这些，都说没有意见就散会了。
    9月5日，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由林副主席主持。
    这是毛主席特意要林总主持会议的。毛主席说：“你要不主持会议，大家会有很多想法的。”
    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关于加强战备的工作报告》。会上也通过了全会的公报。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暗指陈伯达是黑秀才，大家上了黑秀才的当。暗指张春桥是红秀才，在会上公开给张春桥撑腰打气。接着主席说：“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事实上，谁也没说过“代表人民的标志就是要当国家主席”，大家提议设国家主席的目的，是为了健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
    但在闭幕式结束前，周恩来讲话时说他代表毛泽东主席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闭幕了，服务员在打扫会场的卫生时，竟然从地上拾到“打倒张春桥──几个中央委员”的条子。周恩来看到条子后，非常感慨。我想主席看到条子后，一定也非常吃惊。
    9月6日晚，中央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简短会议，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庐山的问题不下山，传达会议精神要控制范围。回到北京后，政治局举行一次学习生活会，各自做自我批评。‘孔夫子打拳，和为贵’。”康生则提出：“庐山的问题并没完，要追查到底，落实到人头，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只说了一句“应照主席指示办。”就散会了。
    与会者陆续下山了。
    9月7日，林彪下山了。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握双手，面面相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我下到九江机场向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留念。林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你们有事情多向周总理请示报告。”从此以后林彪就很少和我们联系了。
    周总理9月9日上午下山。
    毛泽东9月9日下午下山，毛泽东走在所有中央委员之后。
    9月6日晚，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叫黄、吴、李和我也去看望一下江青。吴说，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叶群说去做做样子嘛。
黄、吴、李和我几个到了江青住处，足足等了半个小时，江青才从楼上下来，而且穿着睡衣，我们几个真窝火。江青象女皇一样，边走边说：“我向来是反对陈伯达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你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你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的。你们主要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从江青家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毛泽东内心苦涩

    我认为毛主席内心是苦涩的，主席对高级干部的情况，心里都清清楚楚，文革中应不应该打倒这么多老干部，他心里最清楚。“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团结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的，可是，在文革中这些他都不要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是否要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方法解决党内问题？党内搞这么大一场革命，是不是应该由江青掌重权来做领导文革的工作？主席心里都清清楚楚。现在，他又以否定林彪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四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为代价，以否定200多个中央委员的正确意见为代价，换取了江青、张春桥的“安全”，这种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为了一个造反派张春桥（林彪称之为小记者），竟然打击了跟随他一生，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身战功、一身枪伤的林彪，究竟是为了什么？
    林彪讲“天才”是不是就是说毛泽东是生而知之，主席心里很清楚。林彪讲天才是对毛主席的歌颂和称道，是崇敬！在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好话的时候，毛主席多么希望有人赞扬他，希望“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并且举起来以后，他又说“讨嫌”，令人无所适从，只有认为主席是谦虚，而且是伟大的谦虚。毛主席在庐山把“天才”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搞在一起，纯粹就是为政治服务了，有意把水搅浑了。
    究竟国家主席有多重的份量，毛泽东清楚，林彪也清楚。如果国家主席是一个要职，在毛主席退居二线的时候，是决不会把这个职务让给刘少奇的。林彪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清楚，他这个人一天保持健康地生活，正常地饮食起居都很困难，哪有精神去考虑非分的事。他非常清楚，虽然给他戴上了“接班人”的帽子，就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是接不上班的，林彪对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根本就不感兴趣。
    庐山会议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林总为了扼制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在九大以后，仍然坚持搞极“左”的一套，就以张春桥为突破口，向中央文革实行了火力袭击，林彪是反中央文革的英雄。从8月23日下午5时，在20多小时之内，庐山烧起了熊熊烈火！出席二中全会极大多数的人，都兴高采烈，沉浸在欢乐之中。但好景不长，毛主席于25日下午5时就把战火扑灭了。出席会议的极大多数人，从兴高采烈变为脸无喜色了。主席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用“杀鸡给猴看”的办法，牺牲了陈伯达，暂时扑灭了战火。
    九大以后，形势好多了，如果能够开一个比较成功的四届人大，情况就会更好一些。没想到毛主席又提出在四届人大上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毛主席不顾国家体制，一个人说了算，大家又为因人废事而忙乎。林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要毛当国家主席，正是“克己复礼”的建议，毛主席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给林彪扣上“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的大帽子。
    其实，毛泽东主席在文革的问题上，在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问题上“有病态”，他才造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理论”。召开四届人大，必定要涉及到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必定要涉及到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必定要涉及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必定要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可刘少奇1969年11月已经死了，朱德委员长不能在人代会上当家，副委员长、副总理多数已打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找都找不到了……我看毛主席想开一个马马虎虎的人大，不要开一个认认真真的人大，不然上面这些问题不好交待。这就是毛主席的苦衷，设不设国家主席根本不是问题的实质。
    毛主席还有一个苦衷，就是文革的问题。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讲张春桥的话是含含糊糊的，并没有什么更重的味道，而且也没有点名。所以听林彪讲话的录音，讨论林彪的讲话，毛主席都同意了，总理也非常积极，而且总理、康生还整理了林彪的讲话。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在讨论林彪讲话的时候，对张春桥形成的讨伐，实际上就是对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的讨伐。而且，几乎全体中央委员都拥护林彪的讲话，几乎是一呼百应。这种号召力毛主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江青说得对，表面上是对着张春桥来的，实际上是对着江青来的，也就等于是对着文化大革命来的。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讲，搞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否定了文革基本上等于否定了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打击的是林彪和我们。从道理上讲这是不对的，从政治打击来说毛主席是早有考虑的。在小组会上，我们只是念了马列称天才的《语录》，拥护了林彪在开幕式上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拥护天才的观点，这既无什么大错，也不比别人调子高。为什么我们同意称天才，一个是林彪在开幕式上讲他“坚持天才的观点”，一个是“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林彪讲的，张春桥反对，我们是反对张春桥的。在小组会上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我们只是一般的提及。
从庐山会议上各小组的发言来看，汪东兴、许世友、陈伯达等人是最积极的，汪东兴、许世友提出了“揪人”。毛主席为什么要翻脸，就是因为“揪人”！揪谁呢？揪张春桥。毛主席认为对着张春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对着文化革命来的。在庐山汪东兴、许世友、陈伯达等人跳得最高，毛主席为什么却搞黄、吴、李、邱呢？因为毛主席不是按谁跳的高打分的，而是按人划圈子。毛主席借“天才问题”和“设国家主席问题”为由头，把林彪和黄、吴、李、邱划在一个圈子里，先扣上帽子然后进行消弱和打击。这种削弱和打击不是在庐山偶然形成的，而是九大以后毛主席对林彪就不感冒了，他是要找机会削弱和打击林彪的，在庐山正是机会。

汪东兴与华北组六号简报

    我跟汪东兴的关系一直都是工作关系，平时接触也不多。1968年“杨余傅事件”以后，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的来往越来越密切，九大以后汪东兴就主动向军委办事组靠拢，经常和我们一起吹牛皮，有关主席和江青的关系，都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吴法宪经常问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席和江青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汪东兴和江青关系不好，他每次都说：“完全是两回事！”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泽东从来就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留心历史的人就会发现，毛泽东每次讲批判江青的“坏话”，都未必是动真格的，“二月逆流”如此，林彪如此，后来对邓小平也如此。
    汪的目的是想让我们冲在前面和江青斗。
    汪还多次以透露毛，江之间隐私的第一手材料来巴结黄、吴、李和我。有一次，汪东兴从东北出差回来，还没有休息，就把黄、吴、李和我请到汪东兴家里来“吹牛”、“侃大山”，一侃就侃到第二天天亮。汪东兴说：江青做了妇科手术后就很少和主席在一起，后来就根本不在一起了。江青经常气主席，主席几次外出都是掉着眼泪离开北京的。不过主席也有不方便之处，其实就是有短处，所以江青有些要求、有些提议，主席有些是反对的，有些也只好默认了。比如，江青要反田汉、周扬、夏衍、阳翰笙四条汉子，这本是江青的私心，但主席还是同意了。江青又在主席面前提出要批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席未置可否。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他以为巴结上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上海“一月风暴”是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既滑头胆子又小。张想在上海搞什么卫星中心，主席没有同意。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局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是重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靠边站了，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汪东兴在庐山的表现是怎样的呢？
    1、开幕式后他就告诉吴、叶、李和我以及陈伯达，主席说对张春桥“可以讲，但不要点名”。这样，使大家增强了对张春桥、江青一伙斗争的决心。
    2、为陈伯达印马列称天才的语录，陈叫他印五份给常委做参考，汪自行印了20份，首先发给了吴、叶、李和我，并沾沾自喜地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3、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是全会调门最高的。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在华北组的会上，汪东兴很严肃地说：“我们林副主席真是了不起，他对问题发觉得早，挺身而出捍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然问题可就严重了，我们再也不能糊里糊涂的了。” 汪东兴的话等于告诉大家，有人在反对毛主席，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是泛泛地在讲有人反对毛主席，而是有所指的，挑动大家起来斗争。当有人问汪东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主席，这个情况毛主席知道吗？汪东兴说：“当然知道，不过主席不让点名。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现在是笔杆子压枪杆子，压得很厉害呀!”汪东兴说是不点名，实际上已经等于点了名，大家都知道“笔杆子”指什么，指谁！中央全会就那么二百多人，汪的讲话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难怪毛主席说华北组的简报是反革命的简报，把大家都煽动起来了。
    4、汪东兴开会前，就给吴法宪打电话，叫吴、李和我发言，还叫吴、李和我鼓动各自所在单位的中委发言，汪还强调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是旗帜鲜明，明天就是随大流了。”二十四日晚上，汪东兴还亲自给我和李作鹏打了电话，汪几乎逢熟人便如此鼓动。
    5、抢先出华北组简报。
    6、“风云突变”以后，汪东兴欺上瞒下，推卸责任，陷害别人，对陈伯达尤甚。
    汪东兴的表现真正是“汪东兴一声炮响，给全会送来了假毛泽东思想”。真正起到了轰动效应！！也把大家害得很苦。凭良心说，庐山会议，汪东兴、叶群关系最密切，在会上态度最积极，调子最高。吴、李和我及部队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调子也高，但与叶群、汪东兴相比有差距。是主席自己没搞清问题，上了汪东兴的当，把事情搞乱了。主席在处理庐山问题时，把吴、李和我装进去，把汪东兴拉出来，名义上把矛头指向陈伯达，实际上指向林彪。结果把最大的起哄者汪东兴给“漏”掉了，汪东兴和叶群的关系也没有搞清楚，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没搞正确。
    这里也要指出，六号简报被毛主席扣上反革命简报的帽子，可是反革命的帽子没有给汪东兴戴上，汪东兴敢做不敢当，不但推卸责任，还陷害别人。关于六号简报，毛主席也在帮汪东兴贼喊捉贼。
    我放出来以后，1989年到北京，我的一个知己来看我，他说听吴旭君同志说：王良恩被逼死后，汪东兴去给毛主席报告，汪离开时，主席指着汪的背影说：“这家伙又要了人家一条人命！”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那样积极，把我们引入“泥潭”。究竟是毛主席授意的，还是汪自己所为，我就百思不解了。也就是说，没有“设国家主席”，没有林彪坚持“天才的观点”，没有陈伯达搞得“称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就不拿掉林彪了！？  


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摘录

  




































































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不过是不同的“天才观”的反映。

   2009年8月2日初稿
   2012年2月2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