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洲 - 2012/3/29 14:01:00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二册（2）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二章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本节资料
研究资料
《吴法宪回忆录》摘录
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毛泽东常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以后，江青就开始对军委办事组不断寻机闹事，从而导致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开始分裂。
当时，中央文革碰头会议里明显分为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一派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至于陈伯达、汪东兴、李德生、温成玉等其他人，则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或逐渐向两派分化，或保持“中立”。
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以后，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对立逐步明显。主要是江青想通过黄永胜来抓军权，但黄永胜根本不理江青那一套。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只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负责，不对中央文革负责。于是江青就认为黄永胜对她不够尊重，认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够理想。相反，黄永胜则认为江青不听毛泽东的话，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由于认识上的分歧和立场上的不同，到了五月份就出了事情。
在“文革”期间原来有规定，军委办事组调动一个排以上的兵力执行任务，都要通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这样的报告上要写一大串名字，要等所有的人都阅读完毕，所有的人都画了圈。兵力调动才能够实施。
1968年5月，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象这样的报告，只要写上三人（即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名字就可以了。写上一连串的名字，既使行动迟缓，又容易泄密。”
有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黄永胜和我们当然就这样做了。可这样一来，由于得不到有关部队调动的报告了，江青心中在为不满。一天晚上，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突然破口大骂：“黄永胜、吴法宪，你们目无中央，无组织、无纪律，搞独立王国，封锁消息。”她还提出，要停止黄永胜和我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资格，让我们清理思想，写出检讨。会后，周恩来、康生、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找黄永胜和我谈话，要我们两个人检讨错误，并暂时停止工作。
下来以后，我们把事情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认为，调动部队的报告如何上报，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我们无权作出变更，更不能写检讨。黄永胜也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错，不能写检讨。就这样，彼此之间僵持了半个月之久。我们不作检讨，他们就不让我俩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让我们“靠边站”了半个多月。
正巧，在此之前，中央曾决定由黄永胜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的团长，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出访的日期到了，但因黄永胜坚持不作检讨，江青就是不让黄永胜出国访问。由于时间紧迫，而且外交部早已经将代表团的成员通知了阿方，临时换人也来不及了，于是周恩来只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话了，他说：“江青不对，黄永胜仍然应当出访阿尔巴尼亚。军委办事组没有错，仍然应当正常工作。黄永胜、吴法宪还是碰头会成员，仍然应当照常参加会议。”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传给江青，江青没有办法，只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黄永胜出访前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决定由陈伯达到机场送行和迎接。但黄永胜走时，陈伯达没有去送；黄永胜回国时，陈伯达还是没有去接。为此，周恩来追查陈伯达为什么不去。陈伯达说，是江青不让他去，所以他不敢去。可见江青当时霸道到了什么程度！
黄永胜回国的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号”召开会议。在江青没有到会以前，毛泽东对我们说：“你们怕江青，不敢抵抗，你们没有错，而是她错了。我历来对她的方针是，她对的我就采纳，她不对，我就批评。今后你们不要全听她的，她做得不对，你们要抵抗，要斗争，要批评。”不久，江青到了场，毛泽东就再没有说这件事情了。
在我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激化后，周恩来为调解江青和军委办事组之间的矛盾，真是费尽了苦心。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把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叫到钓鱼台11号楼江青的住处去开会。会前，周恩来告诉我们，这次要和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一起，开一个团结的会议，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缓和一下气氛。他还特别告诫我们，不论江青说什么，都不要吭声，不要说话。
我们来到江青住所时，周恩来要我们在楼下等候。一会儿，看见江青出来，周恩来赶紧上前去扶着她下楼。见到了我们，江青一边下楼，一边开口骂道：“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身穿的绿军装，头戴的红五星，领子上的红领章，这些都是老娘给你们争来的。你们目无中央、目无组织纪律，不觉得可耻吗？”
江青的脾气很大，一骂就是个把小时，滔滔不绝，姚文元也在那里不断地帮腔。因为有周恩来的嘱咐，只是为了团结，我们就一直站在那里，听江青训斥，一声没吭，忍气吞声，啼笑皆非。当晚11点就散会了。
过了三、四个小时，大概是次日的凌晨3点左右，我们都躺下休息了，突然之间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通知，，要我们立即到钓鱼台16号楼开会。我们到达十六号楼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了。他一个一个地嘱咐我们说：“我已经把刚才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责备江青太放肆了，要她立即向我们作出检讨。”之后，他又特别向我们强调说：“江青检讨，你们就不要说什么了。不要再反驳他，听她讲就是了，她说完就散会。”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还好，就是黄永胜因吃了安眠药，脑子糊里糊涂，说话也不清楚，是闭着眼睛由警卫员扶着进的会场，坐在了周恩来的身边。
会议开始以后，江青说：“我近几天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烧、说胡话，神志不清，错怪了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们，特地向军委办事组和黄永胜同志道歉。请你们不要见怪，今后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一起共事。”
我听了以后，忍不住说：“江青同志的检讨，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江青同志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主观、片面地处理问题，值得引起警惕。”汪东兴也接着说：“江青同志好训人，随便骂人，侮辱同志，这是最不好的。江青同志的错误，常委要负责，总理对江青同志太迁就了。”
江青听了我和汪东兴的发言，气得脸色发青，表情很难看。周恩来就立即宣布散会。这件事情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与江青等人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大了。江青对我们的不满，林彪看得很清楚。一次林彪对我说：“江青说了，第一步是拿掉杨成武，第二步是拿掉你吴法宪。”
江青为了分化我们，就想方设法拉拢军委办事组的人。她看中了温玉成。还在温玉成刚刚到北京，江青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当面向毛主席提出，让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毛泽东当场表示了赞同，并说：“我也有这个意思。”这样，别人也就无话可说，事情就算通过了。我想这也是江青和毛主席事先商量好的。也就是以后所说的掺沙子。
接着，1968年5月，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温玉成对军委办事组会议，要么就是不参加，要么就是唱对台戏。看到这种情况，我对黄永胜说：“温玉成变了样了！”黄永胜有个秘书叫李必达的，原来是温玉成的秘书。他这个人很有心计，平时对我们说的话都暗中留意，听到我们说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话，就记下来，集中起来，写成个小“小报告”，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对江青同志的小集团”。然后，他把这个“小报告”送到温玉成那里，温玉成便转交给江青。之后，江青又将这个“小报告”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未作任何批示就转交给了林彪。林彪就又转交给了黄永胜。
黄永胜看了这份“小报告”，十分生气，认为温玉成太绝情，竟然在我们中间使用特务手段，把这样的报告送给江青，险些酿成大祸。于是他和我商量，决定对李必成采取措施，由我派飞机把李必成送到广州去软禁起来。
到了此时李必成仍然不死心，在被送往广州的飞机上，他又悄悄地把一个《毛主席语录》本丢在他的座位底下，上边写了几行字，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是反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希望检到这个语录本的人，能把它送给江青同志，并希望江青同志能救救他。飞机到达广州以后，机上的服务员在搞卫生时，检到了这个语录本，回到北京就立即交给了空34师师长胡萍，胡萍又交给了我，我马上转给了黄永胜。
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这一事件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在我们同江青的矛盾公开化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逐渐转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按说是应当和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站在一起的，但这时却向我们靠拢。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时只剩下了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个人，而在这五个人中间，陈伯达经常处于孤立的地位。江青等人对他看不上眼，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书呆子，办不了什么事情，经常对他冷潮热讽，语带讽刺。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就多次鼓动批判陈伯达，而且动员我们几个也一起参加批判。可是林彪认为，陈伯达还是有理论水平的，过去中央的多次重要文稿，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由于林彪不赞成无端地批评陈伯达，我们在江青等人批评陈伯达的会议上，就都不表态。这样一来，陈伯达便与我们的来往多了起来。
汪东兴也是同我们比较接近的一个。至于汪东兴和林彪接近的起因，是因为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江青对汪东兴向来都极不尊重，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把汪东兴当成了她的出气筒。那个时候，江青对毛泽东经常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干预毛泽东的生活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使用，这使负责毛泽东日常生活的汪东兴夹在江青和毛主席之间，处境十分尴尬。
一次，江青要求调走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汪东兴不敢擅自做主。于是，江青便破口大骂，李纳也在一边帮腔。汪东兴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跑到林彪那里，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要汪东兴直接报告毛泽东和江青，就说：“是林彪说的，毛主席用什么人，谁也不能干预，完全由毛主席自己决定，江青不能干预毛主席的生活问题。”汪东兴把这些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很高兴。正是由于林彪对汪东兴的工作给予了支持，汪东兴和林彪之间的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了难事，就经常来找林彪帮忙。这样，也就基本上与我们站到了一起。
这样一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议上，两个对立的阵营就逐渐分明了。
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通报说：“关于‘九大’开会的时间，多数同志建议明年秋天国庆节前召开。‘九大’过后接着开‘人大’，把刘少奇罢掉，解决国家主席问题。”
但由于种种原因，原定在1968年国庆节以前召开的“九大”，没有开起来。于是，毛泽东提议，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的问题解决了，并将这个会议作为召开“九大”的预备会议。
1968年10月13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中央全会，全会应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195人，但实际上只到了59人。在没有出席的136人里面，除了有10人去世以外，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打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和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所以，实际与会人数为133人。
在10月13日的全会开幕式上，周恩来首先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工作。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各项任务，都要彻底完成。把这些任务都搞完，估计要搞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夏季就估计差不多了。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共讲了两次话。他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讲话稿，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事前只准备一个提纲，然后在会议上即兴讲演。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还说，我们国家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一片红就等于欧洲一片红。
他还在讲话中谈到了世界文明史上几次文化革命运动。他认为，第一次是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影响了人类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14、15世纪在意大利首先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资产阶级文明，使欧洲进入了繁荣时代。但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产生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欣赏林彪的讲话。
全会讨论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认定，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曾三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同时，全会还根据康生等人的提议，专门用了几天的时间，又批判了一次“二月逆流”。
最后，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意见》、《关于“九大”主要议程的决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一致通过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中共中央还没有开除过任何人的党籍，但是从刘少奇开始，第一次使用了“永远开除党籍”的办法。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一切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反对意见。
全会以后，江青还准备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把王光美判处死刑。但毛泽东说：“王光美纵然是特务，也要留活的证据。在延安我就不赞成杀王实味。要刀下留人。”以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江青才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打算，使王光美得以幸存下来。
在全会上还批判了“二月逆流”。这一点，我已在前面关于“二月逆流”问题的章节里讲过了。
10月31日全会闭幕。在闭幕式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他说：“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情不大了解，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会议上，先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在背后议论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但保还是要保。对邓（小平），有人说开除党籍，我有一点保留，他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
闭幕式上，还通过了全会的公报。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向毛泽东提出，批判“二月逆流”应当成为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一个内容。毛泽东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我们立即紧张地投入了“九大”的准备工作。首先是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亲自指定由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会后，林彪便考虑组织他自己办公室的秘书构思报告的初稿。后来毛泽东又认为，这个报告非常重要，要在这个报告里很好地总结出“文化大革命”各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又指定陈伯达来协助报告的起草工作。对此，林彪很高兴。
当陈伯达去请示林彪时，林彪提出了自己看法和意见。根据林彪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拉了一个提纲，并将政治报告的标题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不久，陈伯达写出了报告的第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陈伯达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这一部分拿到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时候，被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毛泽东赞成他们的说法，认为陈伯达的这个稿子过分强调生产，没有突出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不能用。
这一下就把林彪和陈伯达原来关于“九大”政治报告的共同构思推翻了。周恩来在会议上不敢表态，而黄永胜和我们几个人多半只是听会，总感到人微言轻，讲话无足轻重，而且没有发言权。反正都是毛泽东说了算。因此，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的稿子给推翻了。之后，毛泽东提出，另外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组成起草小组，重新写。
这件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林彪关于文化革命是文艺复兴的讲话，反映了林彪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作用，理解上有偏差，渐渐的毛主席也考虑到林彪并不是他的思想和路线的理想继承人，实际上坚定地执行他的思想路线的正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只是把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了。
大概过了半个月，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写的稿子第一部分出来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在这一部分里，康生等人用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话，来论证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就是回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十年来粉碎刘少奇等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出乎我们的意料，毛泽东看了这一部分认为可用，要他们稍加修改后，提交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会上，大家沉默没有人发言。只有陈伯达提了一点意见，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生产好，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象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陈伯达这个话一出口，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非常紧张，怒目而视。毛泽东一听，则勃然大怒，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毛泽东一讲这番话，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大为高兴，而陈伯达却大为紧张，连林彪和我们几个人也都感到有些恢溜溜的，不吭一声。周恩来也没有说一句话。是啊，一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上线，就翻历史的老账，连几十年以前的事情都兜出来了，谁还敢说什么！
看了大家都不发言，毛泽东最后说：“此稿可用，请继续写第二部分。”说完，就散会了。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就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动员大家批判陈伯达。为此，他们在事前还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情况，说陈伯达有历史问题，反对过鲁迅的大众文学，曾在天津被捕自首过，是个叛徒等等。但是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在会议上始终是一言不发，因此对陈伯达也就没有批判起来。
不久，报告其它几个部分也都出来了。这几个部分都经过毛泽东的一一修改，并在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顺利通过。
有了上一次陈伯达挨批的教训，几次讨论谁都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有一次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时，江青提出应当写一段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响应，只有陈伯达不赞成，说中央文革小组只是一个办事机构，无功可写，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泽东。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表态，我们其他人也不吭声。这件事最后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应当写上一段，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连中央文革小组都不写一段，于理不通。”
最后，又在政治报告里补写了一段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功绩。
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未发，送到他那里去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林彪的签字才算完了事。林彪对于“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九大”即将开始之前，汪东兴突然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汪东兴与当时是“九大”的筹备组的主要成员，帮助周恩来筹备“九大”，因为毛泽东已将“九大”的具体组织工作，全部委托给了周恩来。汪东兴住院之后，周恩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由于“九大”的准备工作非常繁忙，希望我兼任“九大”秘书处的工作，帮助他处理“九大”的日常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他的提议。
以后，我就参加了“九大”前的组织筹备工作和“九大”期间的会务工作，周恩来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我完全听周恩来的，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召开九大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由于当时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完全恢复，代表不是通过选举，而是通过酝酿产生的，以至有个别非党员也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也是十分特殊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讲了话。他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然后，大会选举了主席团，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我也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被任命为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会议的三项议程：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大会进行第一项议程，由林彪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由于林彪对整个报告有看法，从没有读过一遍，所以读这个报告的时候，有些地方读得不太通畅，这引起了江青、康生的不满，这是后话。
大会从4月2日起开始进行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在会议快要进行到大会发言的时候，康生交给我一张名单，要我去布置他们在大会上发言，我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说：“你就到几个小组去跑一趟吧。”在这几个人中间，第一个就是纪登奎。当时我不认识纪登奎，就通过刘建勋找到了他。事后我才知道，是康生提出要把纪登奎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才叫他在大会上发言亮相的。
4月1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相继在会上发了言。在周恩来和康生的发言里，除颂扬毛泽东以外，也赞扬了林彪，而且评价相当高。当周恩来在讲话中称颂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时，林彪突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一切都应当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大会发言以后，全体代表一致表决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这个章程，不仅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高度评价了林彪，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用党章的形式来明确规定接班人，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最后，主持大会的毛泽东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很高兴地表扬了孙玉国，认为孙玉国3月2日和3月5日两次在珍宝岛指挥反击苏军入侵的战斗打得好。
从1969年4月15日起，“九大”进入了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个选举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在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九大”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人选安排，其中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各占多少，已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几个人反复协商之后确定下来了。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比较高。
军队干部占的比例高，是当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因为“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乱。为了稳定全国的形势，毛泽东明令军队参加“三支两军”，这才使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了下来。以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中，领导职务基本上由军队负责人兼任。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军队干部居多。这样一来，在中央委员和修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军队干部也就比较多。
对此，江青、康生他们很有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造反派的头头。但是他们的意见没有通过，因为许多造反派头头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怎么行呢？所以，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能让他们得全票，以杀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瘪三。”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老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一个小记者。”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4月23日下午，大会举行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九大”代表共有1512人，正式选举时仅有两人请假，因此当天有1510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毛泽东得了1510张的全票，林彪得了1508票，周恩来得了1509票。据说林彪没有得全票的原因，是他为了显示与毛泽东有一定的距离，与叶群一起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不过，我没有问过，也没有听叶群说起过，所以我说不清这是不是事实。
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1502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相应少一些票。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等。这一下，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脸色都变了，康生的脸色甚至比江青的还要难看。在大家来到江苏厅休息的时候，江青起哄了，大发雷霆，对我们喊道：“你们的选票比我们的多呀！你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威信高，老娘得票比你们少得多，难道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比我还大吗？”对她的挑衅，我们大家默不作声。
康生这个人向来比较鬼，对选举结果发生了怀疑。于是，他和江青就派中组部的郭玉峰来大会秘书处查选票。他要郭玉峰先查主席台上的选票，再查各个大区的选票，要查清楚究竟是哪个代表团少投了他们的票。
郭玉峰不通过周恩来和我，直接找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说要来查票。王良恩不敢做主，立即报告了我，我又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和我都认为，这种作法是违反党章的。于是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没说话。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江青在这些问题上是一直和毛主席通气的，毛主席是真正站在江青身后的人。
“九大”一共选举出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人，一共279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中央委员会选举以后，并没有按惯例立即召开九届一中全会，而是间隔了几天，主要是“酝酿”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的人选。毛泽东便指定周恩来、康生和黄永胜三个人，到各代表团去征求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人选的意见。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安排，陈伯达不满意了。因为他原来是中央常委，可这次毛泽东却没有指名让他去征求意见；而黄永胜不是中央常委，反而参加了三人小组。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陈伯达已经得不到毛泽东的信任了。
江青呢？也不大满意，但是她又不敢反对，因为她的资历不行。毛泽东在当时当然不会指定她去参加这个三人小组。江青是很想当中央常委的，她看到黄永胜被指名负责这项工作，就认为毛泽东可能要让黄永胜当常委。于是，在黄永胜到中央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想把黄永胜拿掉的江青，马上一反常态地变得对黄永胜非常热情，想让黄永胜提名她为当常委。她找到黄永胜说：“我准备向毛主席提出，让你当中央常委。”
没想到黄永胜却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当这个常委，你千万不要提。我哪方面都不够资格，才能、威信都比较低，无论如何都不行。我现在连这个总长都当不好，还能当常委吗？我这不是谦虚，实在是干不了，希望你不要向毛主席提出这个意见。谁当常委，毛主席自然会考虑，会作出安排的，我们去过多干扰毛主席不合适。”
江青找黄永胜出面提她当常委的事情不成，就找周恩来，提出要安排邓颖超和蔡畅当政治局委员，想要拉拢周恩来，让周恩来提她当常委。她的建议，又被周恩来拒绝了，使她又碰了个钉子。接着，江青又找叶群，要林彪向毛泽东提出选江青当中央常委。对她的这个建议，林彪仍然拒绝了，说：“一切听毛主席安排。”这样，江青想当常委的活动四处碰壁了。
其实，毛泽东对谁当常委的问题，早有考虑。康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要安排黄永胜当中央常委。毛泽东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另外，在一次由毛泽东主持的讨论常委候选人会议上，毛泽东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常委，由大家讨论。”但黄永胜还是坚决不干。下来以后，他向林彪和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黄永胜说：“党内老同志多，选我当常委不得人心。”
我和黄永胜相交了几十年，从我对他的了解来看，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说到这里，不禁想到“九一三事件”以后，一些人说黄永胜“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话。一个“一心想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居然放着现成的中央常委都不去当，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在黄永胜表明自己态度以后，林彪和周恩来经过考虑，都同意了他的这个意见。随后，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了。根据周恩来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意见，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陈伯达当常委。
4月28日下午，九届一中全会正式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全部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里包括了李先念和叶剑英。李先念很谦虚，当场表态说：“主席，我不能再当选了。”毛泽东说：“行，要把你选上。”
以下是九届一中全会新闻公报公布的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在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军队干部也占了半数以上。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除了温玉成以外，全部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温玉成在军委办事组的时候，由于与江青比较接近，同大家关系就不够融洽，人缘不太好。九届一中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温玉成本来也是候选人之一，但得票比较少，特别是广州军区的一些同志都不选他，致使他落了选。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温玉成很不满意，认为江青这个靠山靠不住，便同江青疏远了，转而靠向林彪和我们。江青看到这一情况，便提出要撤掉温玉成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林彪同意了，建议把温玉成调到成都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林彪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温玉成一家是由我派飞机送到成都的。温玉成走之前，在军委办事组大骂江青，说江青是武则天，是慈禧太后，有了她，中国就不会太平。同时，他还揭发江青对他说过的一些话。后来，他又跑到林彪家里去哭诉。林彪安慰他说：“是江青要把你搞走的，我们不赞成这样做。你到那边好好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军委成员时，毛泽东提出，要选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他这样一说，大家便热烈鼓掌，于是这些人都选上了。所以，在当时的人事安排上，基本上是毛泽东说了算，他点到谁就是谁。
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尽管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仍被选为军委副主席，但以后还是没有参加军委的日常工作。不过，“九大”以后，凡是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几位老帅都参加，而且一律坐在前排。毛泽东要接见群众，特别是接见军队干部，都要通知他们，让他们随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出场。如果当时他们有人在外地，也必定要我派飞机接他们回北京，使他们能参加接见。
另外，在“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李富春除了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外，其他什么也没有选上；而谭震林和邓子恢，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可见对他们几个人，毛主席还是区别对待的。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不存在了。虽然没有明令撤销，但是在中央下发的文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名称已经看不到了。
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代替了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仍然每天晚上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毛主席、林彪一般情况下依然不参加。凡是政治局提出的问题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交议的事情，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以后，仍然由周恩来签署，上报毛主席和林彪，得到他们批准以后执行。
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
“九大”以后，政治局内部以军委办事组和原中央文革两派斗争就更加激烈和公开化了。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批判陈伯达和江青等人企图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而进行。
林彪从内心里是看不起江青、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些人的，这一点江青他们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但“九大”以前，他们还不敢把矛头直接对准林彪。但“九大”以后，江青、康生等人对林彪的不满愈来愈深。再加上“九大”以后，不论是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里，还是在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中，军队干部已经占了一个相当的比重，林彪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了打击军队和林彪的声望，原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以江青为首，开始公然把矛头指向了林彪。
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公开议论林彪在“九大”上作的政治报告念得不好，结结巴巴的。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林彪以后，林彪表示说：“我从来就不念别人的稿子，我只习惯自己写一个要点，在会议上即席讲话。因为这个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写的，而且经过毛主席的多次修改，我不得不念。但我根本没有念别人稿子的习惯，所以我念得不够好。”后来，当我们向林彪说，张春桥、姚文元到处宣传“九大”政治报告是他们写的，说他们为“九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还说陈伯达的笔杆子已经不行了时，林彪对他们嗤之以鼻。
以后，江青一伙人更加得寸进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又公开提出要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说林彪的讲话不突出阶级斗争，是贬低了“文化大革命”，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林彪。这真是让我们大吃一惊。林彪是可以随便批的吗？这样把林彪放到了一个什么样位置上？真是无法无天！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已经过去半年了，有意见为什么当时不提？再说林彪的讲话，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高度的评价，说其历史意义远远超过了文艺复兴。江青对这样讲还不满意，这真是吹毛求疵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江青这样做，恐怕还是有人指使。
这时，江青又伙同姚文元，一起批注了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是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问题。江青和姚文元对这篇文章，逐段进行了批驳。他们是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名，行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话之实。
江青竟然想拉军委办事组的人，来同她一起批判林彪的讲话。一次我去外地检查工作不在北京时，江青到京西宾馆找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说林彪的讲话是不对的，要进行批判。黄永胜问她：“要批判林彪的什么讲话，是不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江青说，林彪的那次讲话，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只是个人写了几条，脱口而出，必须要加以批判和澄清。
江青这一说，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几个就哼哼哈哈地装糊涂。等江青一走，他们几个人一商量，就赶紧跑到林彪那里去报告林彪。林彪说：“让她去批吧。不过要注意她一下，看她搞什么名堂。”
我一回到北京，黄永胜就告诉我说：“江青可能要找你，如果让你去，你什么话也不要讲，哼哼哈哈地就行了。”我说：“好！”
果然，当天江青就把我找到她的住地。当时江青住在玉泉山，我一到那里，她就开始给我看她的照片，又叫我参观了她给毛泽东准备的房间，然后才开始和我谈批判林彪的问题。按照黄永胜的交待，我不对她的话表示任何态度，也是哼哼哈哈地对付。从江青那里回来，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又报告了林彪。
江青看拉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员批判林彪没有得到响应，就又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政治局里。她和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连提了六、七次，要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和他们的批注，印发到全国县、团一级单位。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文章这件事，在全国范围内批判林彪。在这些会议上，康生表示同意，而且认为越快越好，但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汪东兴及叶群都一致表示反对。我们的意见占多数。
江青的这些活动，每次我们下来以后都报告了林彪。记得林彪曾有一次对我们说：“现在江青在中央是为所欲为，谁拿她也没有办法。”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出要发这个文件。这一次周恩来发了脾气，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懂一点民主集中制，懂得一点集体领导的原则嘛！对这个问题，多数人不赞成，只有你们三、四个人同意，就硬要往下发，这样做行吗？你屡次干扰大家，大家不同意，你非要通过，这是一种分裂党的做法。而且，即使要往下发也要经过毛主席，要经过毛主席同意才可以。”江青当时有点意外，但也一时之间无言以对。这样，他们才暂时放弃了批判林彪的活动。
在我们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几个人的对立和斗争中，我想说一说周恩来。周恩来一直都是我所尊敬和信服的人，在我们心目中德高望重。自“文革”开始以后，他一直都在任劳任怨、苦口婆心地顾全大局、支撑大局，处境十分艰难和不易。我感觉到，他和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在工作上，以及在反对江青种种干扰等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当时，我们都在辛辛苦苦、实实在在地工作，而江青他们几人却是在不断地找事、发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时常因愤愤不平而同江青等人进行一番争斗，可党性原则强的周恩来，却一直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无理取闹，忍辱负重，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批评。像上面那样的情况可以说是少见的。我们心里时常为他感到难过。
与江青等人关系相比，就我所见到和听到的事情来看，林彪和周恩来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林彪也非常尊重周恩来。这里，我说两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期间，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集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布置“九大”的宣传工作。由于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的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人民日报》上的社论也是周恩来审阅过的，所以这个口号的出现，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我去了以后，他对我说：“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我身体不好，毛主席要掌握大政方针，毛主席正确方针的贯彻和组织实施，全靠周总理。周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看来康生还是想当总理的，是有这个心思的，你们要注意。周总理出国的时候，两次由康生任代总理，但是据我看他是干不了这个总理的。”
我说：“我过去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一些问题的利害关系也不大懂得，谢谢林总对我的关心。我一定记住林总的提醒，一定注意很好地协助总理工作。”
后来，我又向叶群建议，把这件事情告诉周恩来。不料叶群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周总理了。”尽管这样，我还是在合适的时候，再一次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周恩来，想提醒他注意江青、康生等人的活动。听了我的话，周恩来只是笑了笑，什么话都没说。
我非常佩服周恩来的这种气度。他非常有涵养，遇事冷静，沉着大度，绝不会为了什么闲言碎语而受到刺激发怒。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值得我好好学习。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九大”以后。周恩来对林彪也很关心。一次，周恩来要我转告林彪，是不是可以出去走一走，说是出去走走对身体有好处，不要老是住在北戴河或者是苏州不动。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就有点犹豫，说：“这个话我怕不好说。”周恩来鼓励我说：“你可以去试一试嘛！”以后，我找机会把周恩来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林彪。林彪说：“谢谢总理的好意！但是我的身体实在是不行了，现在就连转车也转不了。”以后林彪还是没有出去。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周恩来的好意是真心感谢的。
周恩来的批评并没有使江青有丝毫的收敛，相反，她的个人野心越来越膨胀，我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件事是在1969年5月17日早上，叶群突然通知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到江青住处去开会。我们到了钓鱼台十一号楼以后，见到江青同姚文元在闲谈。不一会儿，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来了以后，江青就招呼开会。江青一共召来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委员，连她自己，一共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江青说：“今天随便同大家谈一谈，请大家不要作记录。”我们几个都收起了笔记本，只有李作鹏还是在一边悄悄作记录。可一会儿就被江青发现制止了。
那天，江青一个人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了12点，一气说了三个小时。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她首先是吹嘘她自己，从自己的家庭出身说起，说她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县的，以后上小学、中学，还在山东大学旁听过。再以后，又参加了革命，从山东到了上海，与左翼文联搞在一起，支持鲁迅的“大众文学”，反对王明的“国防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见到了周恩来。在同周恩来一同乘飞机去延安的途中，飞机曾降落在西安，她还去华清池里洗了个澡。
她还对我们说起了毛泽东在延安如何追求她的事情。她说，在未婚以前，毛泽东每天下午都骑着马去找她，亲自和她一同趟过延河水，一起闲游。毛泽东写的文章，都是她帮助进行整理的抄写的。1947年撤离延安的时候，她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教导员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跟着毛泽东在陕北打游击。当时，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和毛泽东一起吃派饭。有时汪东兴买鸡给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是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吃。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生了李纳以后，就得了子宫癌。后来毛泽东同苏联商量，请他们派专机来，接她到苏联去治病。她在莫斯科住院以后，做了一次大手术，回国以后就同毛泽东分居一直到现在。
说完自己的事情，江青接着就开始攻击周恩来。她说：“周恩来有行政工作才能和组织才能，这一点我很佩服。但是大的原则问题上他看不清，容易跟着别人走，今天东风来了是东风，明天西风来了是西风。‘文化大革命’中他办错了几件事情，写了检讨，现在还在我的手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只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不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后来中央常委碰头会垮了，这才要求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这个人不能掌舵，不能当一把手。”
批完周恩来，江青又批判起了陈伯达。她说：“陈伯达，小人也，读书不少，但是具体事情一件也办不了。当中央文革小组长，不会领导，没有主张，中央文革碰头会办事全靠我和康生出主意。陈伯达在历史上还有问题，他一贯追随王明，公开写文章拥护王明的‘国防文学’。在天津的时候，曾经被捕过，还有托派嫌疑。”
江青对康生则半是吹捧，半是批评。她说：“康生同志有远见卓识，办起事来很有魄力。他读书多，有理论水平，看问题看得准，但就是实践经验少，做领导工作不内行。”
在江青一个劲地信口开河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只听不说。姚文元出来捧场说：“江青同志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我们一定要以江青同志为榜样，对照检查自己。”看到我们几个人仍是一言不发，江青只好宣布散会。
从11号楼出来，我和黄永胜同乘一辆车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俩在车上就议论开了。对这个会，我们两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都认为，江青今天召开的这个会议不合法，她本身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委托，怎么就有这个权力单独召集七个政治局委员开会！显然，这是背着中央常委搞小组织活动，其目的是破坏团结，动员和拉拢我们拥护她来反对周恩来、反对陈伯达，并损害毛泽东的崇高威信。我们认为，她这样做在组织上不合法，弄不好还会把我们也搞到“小组织活动”里去了。这件事情必须报告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
回到军委办事组，我们又同李作鹏、邱会作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应当马上报告林彪。
下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我一起到林彪家里，把这个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决定，要黄永胜和我两人立即去见毛泽东，并要叶群亲自打电话到毛泽东那里联系。在叶群去打电话的时候，林彪告诉我们：“在延安，是江青追毛主席。她通过康生，想尽一切办法接近毛主席，经常是毛主席一边写文章，她就在一边打毛衣，一打就是一天。她是拼死拼活去追毛主席，以后才结了婚。”
林彪刚说完，叶群就打完电话回来了。她告诉我们说，毛泽东同意接见，并在家里等着我们，要我们赶快去。
当黄永胜和我赶到毛泽东的住所时，已经快到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时间了。由于我们要去参加会议，我们向毛主席汇报的时间很短。黄永胜对会议的情况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也只是向毛主席说了一句一向郁积在我心里的话。我说：“江青同志只准演八个‘样板戏’，对其它的戏一概否定，这样好吗？”毛泽东回答说：“‘样板戏’没有一个是她自己搞的，都是别人帮助她一起搞出来的。”
说到这里，叶群来了电话说：“开会的时间快到了，是不是先来开会，否则被江青发现就不好了。”毛泽东也说：“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去开会吧，周恩来还在等着你们。”
临走时，毛泽东又对我们说：“你们不要讲到过我这里来告江青的状，如果让她知道了会整你们的。她已经整过你们一次了。我也不告诉她，你们到我这里来过。”说完，毛泽东还嘱咐张玉凤，叫她不要对江青说我们到他这里来过。
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我们原来想，江青的这次活动直接侮辱了毛泽东，并且还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另外就是关于陈伯达的问题，我们也感到十分不解，如果早就知道他是叛徒，为什么还要委托他这样高的职位，用他去整天大抓叛徒呢？我们认为，陈伯达的历史，毛泽东应该是清楚的，否则陈伯达绝不会走到现在的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江青在造谣。在当时，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早就被打倒了，可毛泽东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却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可以说，毛泽东当时的这一态度，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
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完政治局的会议后，我们又把上午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也许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他自己的问题，不好表态，周恩来在听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也是一笑了之了。
然后，我和黄永胜又到了林彪那里，把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说：“毛主席、周总理知道就行了，让他们去处理吧。”事情就这样又不了了之了。
再有一件事是“九大”以后，由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新华社曾在全国公开发表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只有两个人，前面是毛泽东，后面是江青。发表这张照片的目的，是想表明江青是紧跟毛泽东的。然而，这张照片是假的。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告诉黄永胜说，这张照片本来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是江青告诉这个记者，要他把林彪和周恩来的影像剪掉，然后把她自己的影像合成到这张照片上去，于是这就成了公开发表时的样子。
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的一天晚上，我正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到江苏厅去开会，黄永胜和叶群突然从后面叫住我。接着，叶群交给我三张照片，并告诉我说，这是江青要那位记者剪贴照片的所有原件。她要我回去把这三张照片复印三份出来，让黄永胜、我与她三人各保存一份复印件。
由于有了上一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教训，这次我们就没有再向上反映，而是把原件复印一下，留一个证据，也就拉倒了。
林彪的“一号命令”
要说林彪的“一号命令”，不能不说起中苏之间的军事冲突。
从50年代末起，中、苏两党的关系开始紧张，从而后来导致中、苏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从1964年以后，苏联方面开始是在蒙古，后来直接在远东方面大量部署部队，对中国施行武力威胁。这样一来，原本亲密无间的邻邦发生了边界的纠纷与冲突，特别是在黑龙江省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苏联边防军多次对中国边防巡逻部队挑衅。开始，他们只是推推搡搡，后来发展到用棍棒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抢夺我方人员的枪枝。到了1968年下半年，他们的行动就发展到用装甲车碾压我方人员，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方多人。那一段时间里，军委办事组不断接到下面的这方面报告。每次我们都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给了林彪和周恩来，并请示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
这样，由毛泽东和林彪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有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体参加的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和林彪一致决定：对苏联方面的挑衅要给予坚决回击，并对此作了具体的部署。
根据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我们军委办事组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将具体的组织实施工作，主要交由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和新疆军区去执行。同时，要求解放军三总部、海军、空军以及全国各大军区密切配合，同时作好全面防御的准备。为了执行好毛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加强中苏边界特别是东段边界的边防警戒工作，作好以军事上的斗争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我们在电报中强调，各边防部队要严格执行“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边界斗争方针，并具体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自卫措施。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
在电报里，我们还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作好准备，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联军方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另外我们还强调，边防上的斗争主要是政治、外交斗争，一切要服从政治，服从大局，要严格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接到我们的电话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抓了这项工作的落实和具体的部署。1969年`月，沈阳军区制订了计划，调集兵力，成立了边防斗争的指挥所，并向军委办事组写了报告。经我们研究，并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批准，同意了沈阳军区的这个计划，决定以珍宝岛为中心，开展反击苏军挑衅的边防斗争。
接着，我们以总参的名义向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发出电报，通知他们中央已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注意具体布置多少兵力以及选择好反击的时机，要注意尽量减少损失，保护自己，特别要注意一定要抓证据，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抓俘虏、缴获证据。同时，我们再一次规定，不准先开枪。我们并不想向苏联挑衅，而完全是为了自卫。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斗打响了。很快，陈锡联司令员就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非常兴奋，告诉我们说战斗取得了胜利，只可惜没有抓到俘虏。
不久，沈阳军区的战斗报告送了上来，我们才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当时我们派出的巡逻部队，在珍宝岛上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这一次，苏联方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只带着木棒，而是全副武装向我们的巡逻人员压了过来。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的巡逻人员随即向后撤退。这时苏联方面突然摆开战斗队形，想包围我们。就在这时候，我们的第二支巡逻组赶到了现场。见我们的增援部队来到，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突然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我们的边防人员六人。我边防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还击，一下子就打开了。苏联方面出动了装甲车，射击我方人员，而我们岸上的支援部队，一边开枪拦截，一边登上珍宝岛，营救我已上岛的部队。大概打了一个小时，我共打死打伤苏军60余人，击毁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和卡车，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我方共牺牲了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
我们很快将报告送到了毛泽东和林彪那里，毛泽东看完后说：“打得好！”
由于苏联方面这次吃了一些亏，为了挽回面子，他们就开始调兵遣将，调集了大批坦克、装甲车和火炮，准备与我们进行一场大战。这一次，他们不再只是由步兵单独出动，而是让步兵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活动，寻找机会报复中国边防部队。
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我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军委办事组指示沈阳军区，调集步兵、炮兵、高炮以及反老坦克部队，在珍宝岛地区集结，分批进入前沿阵地和纵深阵地，并指示一线边防部队，要避免在对我方不利的情况下发生冲突。
到了3月15日，珍宝岛上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这天一早，苏联边防部队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又登上了珍宝岛。岛上，我们的步兵一个排利用修筑好的工事与来敌对峙。八点钟，苏军首先开火。他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守在岛上中国军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沉着应战，一直等苏军装甲车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距离时，才突然还击，一下子打掉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以后，我们后方的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上的中央。
10点钟，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向岛上的中国部队又一次发起进攻，同时用炮火拦截我们的支援部队。我们的战士同苏联坦克展开激战，击毁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三辆，击伤两辆。苏军的装备本来就比我们要好，加上我们又是步兵武器对付坦克和装甲车，这个仗是很难打的。我在战后看到参战部队缴获的苏联坦克和装甲车上边，弹痕累累，但是都没有致命伤，不仅步枪、机枪打不进去，就连炮弹也打不进去。个别的弹孔是靠火箭筒在很近的距离内打进去的。我们的战士是非常勇敢的。
到了12点，苏军利用火炮猛烈轰击守卫在岛上的中国部队，并对十公里宽，七公里深的地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炮击。然后，又派了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数百步兵来进攻我守岛部队，我边防队和支援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一直坚持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终于打退了苏军的这次进攻。这次战斗一共是九个小时，苏军共投入了50多辆坦克、装甲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炮击。战斗结果，我们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3辆，共打死、打伤苏军140人。我方牺牲12人，伤27人。
以后中苏之间虽然又发生了几次冲突，但是都没有前两次战斗的规模大。以后，苏军派人来岛上收尸，我们都没有还击。几次战斗，我们一共打死、打伤苏军250余人，击毁、击伤坦克、装甲车17辆。
3月20日，经毛泽东、林彪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表彰了参战的全体人员。
在中苏边界的东线珍宝岛地区这几次武装冲突以后，中苏之间除了炮战，没有再发生直接的地面战斗。不过，在东面战斗中吃了亏的苏联人，一直想报复我们。到了8月份，在新疆又爆发了中苏之间的边界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对我们十分恼火，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层里，发生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特别是苏联军方，主张对我们实行空袭，甚至动用核武器，打击我们的核攻击力量。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总理）柯西金等人主张同我们对话。
但在当时，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的。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情报，特别是总参的有关情报说：苏联可能考虑对中国采取突然袭击。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正常的联系都断了。为了与我们取得联系，苏联总理柯西金通过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通话。但是我们的接线员，把他们骂了一顿，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把电话挂掉了。这样苏联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我们直接对话。
到了9月份，来了一个机会。柯西金要到河内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而周恩来也要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所以苏联方面就千方百计同我们联系，想让柯西金在河内同周恩来见面谈一谈。得知这个消息后，周恩来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提前到达了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回到了北京。但是后来经过毛主席、林彪、周恩来三人商量，同意让柯西金来同周恩来谈一谈。
苏联接到这个通知时，实际上柯西金已经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吉克，但为了面子，他们对外宣传仍是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的途中，在北京停留。周恩来考虑，不让柯西金进北京市，就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安排同柯西金会谈。
9月11日，柯西金乘飞机到了北京，在机场和周恩来进行了会晤。柯西金对中苏发生的流血冲突表示遗憾，并和周恩来共同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然而，这次两国总理会晤后，中苏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苏联在远东地区继续大量增兵，使中苏边界地区部署的苏军兵力达到40个师。这些情况不断地通报到中央，引起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和警惕。在这种情况下，加强战备，绝不是林彪一个人想当然。在这方面，毛主席、林彪、周恩来的意见是一致的，要加强戒备。尤其是对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来说，在如何应对苏联大规模突然袭击的这个问题上，更是肩负着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他不得不格外慎重地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否则，稍有不慎就将成为千古罪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完成国家军事防御战略重点的转移。1949年10月建国以来，我们军队最主要的作战方向是在东南，主要的对手是美国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战略目标是解放台湾。这样，广大的东北、西北地区就成了我们的“大后方”。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和日益恶化，东北、西北地区就面临着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对苏防御也就成为毛泽东和林彪主要考虑的问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的责任，当然也就落在林彪的身上。当时他要考虑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如何解决防御问题；二是如何解决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苏联的问题。对此，林彪提出了如何“三防”和“两打”的问题。“三防”是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两打”是指“打坦克”、“打飞机”。根据林彪提出的防御原则，我们作了相应的安排：一、在“防空袭”和“防核攻击”方面，重点是加防空力量，尤其是加强东北、华北、西北这“三北”地区的防空力量。这些地区原来的空、防力量比较薄弱，许多重点目标的防空都是空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陆续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空导弹、高炮部队调往兰州、新疆以及“三北”地区，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另外我们还调整和加强了全国各大城市的防空部署，加紧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和装备，加强预警雷达的建设和调整“三北”地区的航空兵部署。
另外，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石家庄等全国所有大、中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建设地下人防工事的工作。这些地下人防工事，要达到“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武器”的水平。这样，一旦发生突袭或核攻击，地面上的人就可以转入地下，减少伤亡。在北京开始修建地铁，既可以解决交通问题，还可以防空袭。
为了保证国家和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维持指挥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还在全国选择建设了几个战略指挥中心。这样，一旦发生突然事变，中央和中央军委能够安全迅速地转移到这些地方去实施指挥。在毛泽东、林彪可能居住的地方，我们还特意修建了可靠的地下工事。
在“防突袭”方面，我们考虑，苏军的机械化部队，特别是他们的坦克和装甲部队，从装备到力量都是世界一流的。他们的突击力量很强，而我国的“三北”地区又大都是平原，几乎是无险可守，这就非常有利于苏军装甲部队的行动。因此，在战略上我们应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以扬长避短。但是现代化的战争，不应当让对方长驱直入，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出于这个考虑，林彪开始提出，在“三北”地区，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要进行人工“造山”的工作，以形成有效的战略防御点。所谓的人工“造山”，就是在选定的地点建筑起若干个“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每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这样的“山头”既可以抗击核攻击，又有充分的弹药和物资储备，可以保持长时间的生存和抵抗能力。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御的支持。以后，他还曾亲自视察过这项工作的开展。
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山西一带的地形是可以利用的，于是要亲自去看地形。1969年9月的一天，林彪通知我准备飞机，说他要到张家口一带去看地形。我准备了两架飞机，除了林彪自己乘坐以外，还有一架飞机供警卫部队使用。
那天上午8点，我到了北京西郊机场。不久，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也到了。等到9点，林彪带着叶群来到机场。我们一起登上飞机，向山西飞去。
10月1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全部撤离到了北京西山。周恩来把我们已撤到西郊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回电话说：“谢谢你们，这样就放了心了。你们这件事办得好，一定要提高警惕。”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离北京的不光是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国务院各部门、军队各部门的领导也进行了相应的疏散。中央、国务院各单位的疏散工作由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负责，其它各单位自行负责。这次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疏散工作，从拟定名单到具体安排去的地方，全部都是他和汪东兴及中央办公厅一个一个研究决定，并具体办理的
由于这次紧急疏散行动，草率进行，以至在对一些老同志的安排上发生了问题，对他们或多或少地造成了一些伤害。例如造成了刘少奇主席病逝在开封，实在是令人遗憾。
至于以后有些报纸、文章把这个账统统算在了林彪的头上，说林彪为了迫害老干部，处心积虑地搞了个“一号命令”，一下子把老干部都轰到了外地，从而造成了刘少奇等人的死亡。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紧急疏散这件事情是党中央、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常委、政治局共同决定的，具体执行的是周恩来和中央办公厅。如果周恩来在世的话，他是不会同意这样说的，许多老同志自己也可以作证。为什么只讲林彪和我们而不讲毛主席和周恩来呢？这是不公平的。应承担这个责任的，绝对不应该是林彪和我们。
从时间顺序上来看，紧急疏散的决定与林彪的“一号命令”没有关系。“一号命令”是在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疏散的决定之后发出的。
林彪10月16日到了苏州，17日下午他才找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这六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要防备苏联以10月20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19日和20日应该特别注意；
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
三、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
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
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
林彪口授后，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然后，叶群要秘书把记录稿再抄一份，由她自己通过电话传给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另一份由秘书传给北京的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泽东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林彪的“六条指示”以后，把阎仲川叫到军委办事组，向他作了传达，阎仲川作了记录。传达时，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李德生都在场。传达完以后，黄永胜告诉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
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
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以后，同作战部一起拟了一个电话稿。他考虑，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号命令”。所以，这个“第一号命令”的名字还是阎仲川给起的。
以后有人说，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是“反革命政变”的总预演，这不是实事求是的。
第一、当时林彪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九大”以后接班人的位置名正言顺，没有必要搞政变。说林彪当时搞政变没有任何证据。
第二、从1969年初开始，防范苏联突然袭击的战备问题，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共同决策。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有过多次讲话、指示，中央发过多次文件，这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能因为林彪一个倒了，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林彪一个人身上，甚至把本来正确的东西说成是错误。
第三、当时的中苏关系确实错综复杂，以后的多种材料也证实，当时的确存在发生战争的危险。世界上有很多因缺乏及时、有效防备而遭到惨重损失的例子，也有不少因采取了措施，而使战争没有打起来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说，建国以来，毛泽东、党中央在战备问题上采取过多次防范措施，是不是事事都料事如神？那也不是。同样，林彪也是人，预防了一次没有打起来的战争，为什么就说他是神经质，说他要搞政变呢？
第四、说许多老同志的疏散，是因为“一号命令”而起，这就更不是事实了。实际上是战备疏散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这件事情，只要稍稍一查证，就可以弄明白了。
关于这件事情，以及其它与此类似事情的一些说法，当时是为了稳定局势的需要，有倾向性，对事实有歪曲。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事情加以评价，最起码也要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
关于“两个一切”
1968年夏天，一次空军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向我提出，林立果到空军已经快一年了，他学习努力，工作也很积极，现在他想到下面去转一转，搞一点调查研究，为空军领导收集一点材料，提供一些意见。我说：“这些都很好。他是空军党办的秘书，为空军党委做一点事情，应该放手让他去干，对他也是一个很好地锻炼。能够下去，做一些调查研究，提出建议，也算是一点成绩嘛！”
为了工作方便和林立果的安全，我要王飞他们成立一个调研小组，让他们用这个调研小组的名义下去活动。我给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下面部队飞行训练的情况、事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还特别叮嘱王飞和周宇驰，下去后，一是要注意保密，二是要注意安全，不要出任何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对不起林彪了。
以后，我实在是因为各方面的工作太忙，一直没有具体过问调研小组的情况。这个调研小组到底有多少人，又开展了些什么活动，我并不知道。“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人把调研小组与“小舰队”联系起来，说是我批准成立的这个“小舰队”。实际上，我批准成立的只是一个调研小组，而“小舰队”是林立果他们背着我搞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知道有这个“小舰队”的问题。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林立果在空军的任职的事情。
1969年10月的一天，叶群对我说：“现在中苏边界的局势紧张，战备工作吃紧，你的工作又太忙，经常直接向‘101’汇报情况也有困难。但是空军又有许多问题，包括作战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经常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也需要不断地改进，航空工业也要逐渐跟上世界先进水平。‘101’的意见，立果除了负担办公室的工作以外，如果他能兼任作战方面的一些工作，就可以从中研究和学习空军的战术和技术。另外，通过立果对一些问题的汇报，‘101’也可以帮助考虑建设现代化空军的许多问题，对你们也可以有所帮助。”
由于叶群是打着林彪的名义，她提出来这个问题以后，我想应该考虑一下。在叶群提出这个问题之前，中央已经任命毛远新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讷也已担任《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我想，叶群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与毛远新和李纳的任职有关。这样，我考虑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在空军任一个差不多的，但是要比毛远新和李纳级别低一些的职务。
我同空军党委的同志一起作了研究，我说：“林副主席把立果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空军的信任，对空军工作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把立果培养好。”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0月17日，由我和政委王辉球共同签署，同时任命刘世英、周宇驰和林立果三个人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并任命林立果兼任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关于任命林立果的问题，我原来一直以为叶群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一直到1989年4月我见到林立衡，她对我说起，林彪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的事情，这件事情是叶群和林立果背着林彪一手操纵的。经她这一说，我这才想起来，林彪确实从没有对我直接提到过林立果当作战部副部长，或表示出他知道此事。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情我就不知道了。
在这之前，空军党委办公室已经改编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王飞被任命为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办公室主任。这样一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就完全被王飞、林立果、刘世英、周宇驰等人所控制了。
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任职命令公布以后不久，王飞、周宇驰带着林立果来看我。林立果说：“谢谢吴司令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说：“是你自己的努力，工作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你也要感谢党办的同志们，他们费了不少心血。”我说：“今后你可以放手工作了，凡是有关空军建设、科研技术、航空工业，你就可以直接向林副主席汇报，你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可以指挥一切。”这句话一出口，我感到有一点冒失了，但是已经无法收回了。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因为他可以直接向林彪汇报，可以直接接受林彪的指示，所以就不假思索地冲口出来了这“两个一切”。
这句话以后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我曾经想收回，但是又怕得罪林彪，收回反而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没有这样做。但是后来说我的这句话就是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见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这不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是林立果，就是我这个空军司令，在空军也不是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对这个问题，我在后面有详细说明。
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以后把空军闹得天翻地覆。
这句话后来被党办的王飞和周宇驰有意加以利用和扩散，起初是在1970年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林立果和周宇驰他们下去蹲点以后，搞了两个调查报告，提出有关空军建设的十个问题，建议研制垂直起降飞机和短距离起降飞机。这两个报告经毛主席和林彪同意以后，传回到了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对此专门进行了讨论，并指定周宇驰到会作说明，周宇驰在会议上介绍情况时说：“吴司令对林立果评价很高，说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次党委办公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是周宇驰说的这番话，事后我知道了。我当时很想出面加以说明或进行制止，但还是因为害怕得罪林彪，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回想起来，当时我是应该出面制止周宇驰等人对我在私下场合说的话，当作指示来任意扩散的。现在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别有用心。
尽管我当时对王飞、周宇驰等人的做法非常不满，但由于林立果搞了调查报告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对林立果表示鼓励，我送给了他一块怀表。这块表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打淮阴时缴获的战利品。不久叶群就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吴司令，你这样器重林立果！我们立果说，永远是吴司令的小兵。”在这个时候，我哪里能想得到，就是这个林立果，以后竟背着我搞了那么多的事情，还和空军党办的一些人，一起来搞我的材料！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林立果当年还曾经做了一件在空军大有影响的事情，这就是他作的“讲用报告”。1970年7月31日，空军政委王辉球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在空军办公大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会，听取林立果讲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体会，即听他作“讲用报告”。这种“讲用报告”是当时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种形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林立果用这种方式，想哗众取宠。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最初曾经在“林办”讲过一次。叶群告诉我，“林办”的人对这个“讲用报告”反映强烈，都认为讲得不错。我说，林立果是空军的干部，既然“林办”的同志反映很好，那就叫林立果在空军的干部会上也讲一次吧。随后，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了王辉球。
7月31日那天，我和陈绥圻正好住在西山。这个“讲用报告”开始以后，王辉球才要秘书通知陈绥圻去参加会议。等陈绥圻从西山赶到了空军大院时，林立果的报告已经开始一个小时了。会议中间，周宇驰对陈绥圻说，林立果讲完是不是请她也讲几句。陈绥圻因事前没有准备，就说不讲了。周宇驰又提议：“那就带领大家喊几句口号吧？”陈绥圻不好再推，就让他帮助拟几个口号。
林立果的这个“讲用报告”很长，差不多讲了整整一天。讲完以后，王辉球首先讲话，接着王飞又讲了话，他们两人都对林立果的报告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王飞还利用这次讲话的机会，又宣传了我说的“两个一切”。最后，陈绥圻带领大家喊了十几个口号，会议就结束了。
林立果作“讲用报告”的时候，我不在场，事后调来录音听了一遍。从录音上听，这个报告大致上可以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第三部分是中国要强盛的问题。听完以后，我感觉林立果讲话的口气太大，尤其是第三部分，如果由林彪来讲还比较合适。但出自林立果之口，就显得太过了。
过后，我打电话给叶群，跟她说，在林彪和她的培养、教育下，林立果到空军以来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他的这个报告讲得很好，是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叶群听了我的话很高兴，说：“都是吴司令你的培养。今后对立果还要严格要求，让他不要翘尾巴。”
事后我找到王飞，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到处宣传我说过“两个一切”的问题。王飞解释说，他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样多，他认为，这句话无非是表扬林立果的意思，说林立果水平高，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要他立即在录音上把“两个一切”的那一段删去，不准再扩散。
当时空军正在召开“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林立果在空军机关作报告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会。代表们出于对林彪的敬仰和信。我起初不想播放这个录音，但是在代表们的一再要求下，我也就同意了。在给“三代会”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录音之前，我再一次告诉王辉球，要他一定要把王飞的讲话录音删掉。当陈绥圻得知要放录音之后，也向我要求把她领喊的口号部分删掉，我要她自己去向王辉球反映。结果王辉球把自己和王飞的讲话都删掉了，唯独留下了陈绥圻喊口号的录音，这样一下子就把陈绥圻推到了前面。陈绥圻对此很有意见，但木已成舟，已经没有办法了。
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录音播放以后，代表们反映强烈，纷纷要求印发这个报告。王辉球又把代表们的这个意见反映给了我。
我不同意印发，对他说：“林立果的报告是好的，但是有些地方还要推敲。这个报告现在不能印发，如果印发了，反而会给林副主席帮倒忙。”
接着，我又就“三代会”代表要求印发林立果“讲用报告”这件事，给叶群打了电话，谈了我的看法。叶群表示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说：“不要印发。”但是有空军党办的一些人推波助澜，挡也挡不住。后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后期，连周恩来都提及此事，我就又严令将此风刹住，但也未完全奏效。这个事情，我在以后的章节有详细论述。
《邱会作回忆录》摘录
“反江青俱乐部”
党的领导人之中夫人作风不好的有之，但像江青这样在全党耍霸道的，还是我党有史以来第一个。江青的耍霸道在文革中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历史事实完全可以证明：在文化革命中，军委办事组是反对江青的英雄！反对江青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康生把我们的活动称之为“反江青俱乐部”。
过去有些事情看不清，现在就逐渐明白了。当毛主席为反修防修搞文化大革命，林总都是支持毛主席的。毛主席搞的是“造反有理”，不怕乱；相信群众，依靠造反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林彪希望文化革命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因此林彪从在上面的中央文革、江青一伙，到下面的造反派，都不感冒。另外，林彪看得清楚，毛主席在文革这个“公事”之外，还有些“私虑”。他要按他的“理想”行事，让人民解放军为其服务时，林总就消极了怠工了。因为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背离了原来反修防修的宗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现在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的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要尽力做好工作，从崇敬、爱护毛主席的感情出发，在具体工作中纠偏。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抵制江青的错误，一心一意为主席补台，但客观上、实际上就是抵制了毛主席利用解放军办“私虑”。但江青和毛主席在政治上的“根本”又是一致的，这样在客观上又妨碍了主席的“私虑”，主席内心是不高兴的。遗憾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认识到，问题十分复杂。黄永胜身为军委办事组的头人，他热爱毛主席，却憎恨江青，挖苦、谩骂江青毫无顾忌，别人提醒他，他却不以为然，再加上汪东兴一个劲的误导（汪总是说毛和江是两回事），黄有一次竟说：“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我们还是毛主席的兵呢！”，自以为和毛主席感情深。殊不知你就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一辈子，得罪了江青也是面目全非。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造反派也就同时出现了。从军队来说，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基本上是“空对空”，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对江青的造反路线的斗争就不同了，这个斗争是“实打实”的，是为了军队不受破坏而斗争的。我们对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坚决的、认真的、积极的，当然这种斗争又是十分复杂的，因为毛主席对造反派是支持的态度。
限制江青为代表的造反势力影响到军队，是斗争的中心问题。对江青和造反派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再加上毛主席和江青的特殊关系，斗争又是复杂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江青除了一个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头衔之外之外，什么还都不是，但她已经是以党内第三号人物自居了，把总理根本不放在眼里。对这个问题，她在公开场合所占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一些。凡是有毛主席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情况下，江青与林彪并肩出场，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后；凡是周总理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总理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单独出场，江青当然就是“霸主”的位置，总是走在前头，后面跟随的人还要同她保持一段距离。当然，这只是表面。关键是在当时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总想“夺”总理的主位，总理对江青常常又很迁就，因此，在文革中整体的工作环境是很困难的，事情是很难办的。
1970年3月到4月间，毛主席在武汉派汪东兴去东北检查战备时，来回都在北京小住。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汪东兴家长谈过两次，每次谈的时间都在五小时以上，在三座门也长谈过。所谈的内容当时是天南地北的，但中心的是谈毛主席与江青关系问题，据汪东兴说，江青同毛主席的夫妻生活，早在1964年就结束了。从汪谈话中，他让我们确信毛主席早和江青在生活上并无特殊关系，当时我们信了，所以抵制江青就无顾虑了。现在看来，上了汪东兴的当，也可能是汪出于对江青的不满，借助我们反对江青；也可能是毛主席授意汪，耍我们一顿，欲擒故纵吧。
江青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他的举动就可以知道她的喜怒。凡进场见人先笑后说话，并同大家一一握手就是心里很高兴的表现。凡进场不说话，也不同大家握手，气冲冲地坐在那里，就是心里很不高兴的表现，对她必须提防，否则谁都可能遭灾。凡是坐下之后噘着嘴，摔茶杯，摔擦手的小手巾，心中就有火了，很快就要骂人了。
1968年夏的一天晚上，中央碰头会议在钓鱼台l6楼开会。因为要讨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问题，周总理通知我也去参加会议。我到会场不久，江青来了。她入场的时候，全体的人员包括周恩来、康生在内，都要起立以示迎接。周、江、康为序的座位是固定的。坐下不久，护士给她端来一杯开水和送来一包药。江青随手端起开水喝了一口，水可能热了，她随手把杯子向地下扔去并大声说：“唉呀！不得了了！护士想用开水烫死我！你汪东兴，这样大的事你也不管一下呀！你心里还有没有毛主席呀?”我坐得比远，也被扔茶杯的响声吓了一跳。在此情况下，汪东兴只好出到外间，叫护士给江青重端来了一杯开水。开水送来之后，总理用手在杯上摸了一下，并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江青这下才息怒，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说话了。
1968年冬，江青病了。大概有些天，除了张春桥、姚文元去看过她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去看她，她的心里很不舒服，要找机会出气。一天，江青对着她的秘书、护士和总医院去为她看病的医生凶狠狠地问：“中央碰头会议的那些人是都病了，还是都死了?！”工作人员都知道他问话的意思。事后，她的护士同我和叶群在电话上说了，叶就要黄、吴去看她。后来，护士同江青说：“黄总长、吴副总长来看江青同志，并问江青同志好！”江青还是凶狠狠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保护了，有权有势了，还来看我?我才不稀罕！”
江青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1967年秋天总理和杨成武派人到上海、杭州、南京抓了一批人。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公安厅、局长，抓了不少人，连她在30年代的保姆也抓起来了，并一律用飞机运送到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
江青不仅抓了自己的仇人，也提出要为别人抓人。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50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璋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
江青的劣迹是很多的，黄永胜抵制江青是坚决的。黄的这种坚决有坚持原则的一面，也有不知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而总理常常对江青是“顾全大局”的，这种“顾全大局”有总理相忍为安的一面，也有他知道毛、江深层次关系的一面。江青闹事常常搞得大家不得安宁，有一次江青为军委办事组的事对总理发了火，总理深更半夜就把黄永胜、吴法宪叫去。黄永胜的安眠药正在起作用，为了给黄提提神，总理给他倒了一杯咖啡，黄没拿住，撒了总理一腿，总理忙说：“没事，没事。”（事后黄永胜在办事组说起这事，还为总理的处境而难过）。总理接着说了江青发脾气的事，并说：“我明天带上你们几个去看江青同志，任他发火，你们一句话也不要说。”第二天，总理带上黄、吴、李、邱去看江青，到了江青的住处，等了很久江青才傲里傲气地从楼上往下走，总理赶忙上去扶江青，其实江青哪里需要扶嘛！我们都看不过去。
反江青的两个不同时期
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杨成武时期；黄永胜时期。这两个时期，杨成武时期，合作是主要的。在黄永胜时期，毛主席对江青的任何动向，汪东兴会立即传到叶群那里去，叶又转手传到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林彪对江青的任何动向，叶群会立即传到汪东兴、黄永胜、吴法宪那里去。汪东兴、叶群、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是运转这种动向的中心人物。以前说过，杨成武是林总最亲信的人物之一，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后他实际上成为林总的接班人了。林总的任何活动，杨成武都是了如指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句不说，一字不漏的。从文化革命开始，到杨成武下台，我和李作鹏、张秀川同杨成武的关系算是最亲近的了，但对林总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从1968年3月黄永胜上台之初，他同杨成武的政策基本上是一样的，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也是滴水不漏的。黄、吴、李、邱都是同一个桌子办公的，黄、吴两个人挨着坐在一起，他们要是有什么事，总是交头接耳，或者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商量。有时干脆要李、邱离开。究竟是什么事要这样办，我们二人同他们三人相互之间，大体上是“心照不宣”的，江青的的事还是范围越小越好。因此之故，我们之间也就不会发生什么工作上的“误会”。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吴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在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我们听到黄、吴正在说话，我把李作鹏拉了一下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从此以后，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关系，黄、吴对我们的态度确实有些变了。首先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黄、吴对李、邱就会透露一些了，其次，对李、邱有关的问题，他们也会分别同我们“个别谈话”。提醒我们不要撞到江青的枪口上。
九大之后、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可以同桌共议了。关于林总、江青之间的问题，我们四人之间无话不说了，我们四个人的关系起了质的变化。黄说：“过去有些事没有同你们说，有过去的情况。现在就会一切都同你们说的，毫无保留了。不仅如此，过去没有同你们说过的事，也会同你们说的，补上这一课。因为事情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过去的事不同你们说清楚，就不能为你们了解今天。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一个也跑不了的。你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
黄、吴关于林总和江青之间的问题，确实同我和李作鹏“补了一课”，而且是内容非常丰富的一课。在九大期间，有一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从晚上8时谈到第二天早上6时，一共谈了十个小时，我们是边谈边议的！
我们对江青一伙的问题确实谈得很多的。如有重要问题，不管是三更半夜，只要一叫，就会风雨无阻地聚集在一起的。我们自己也开玩笑说：“我们这样经常谈论别人(指江青)的长短，若是她知道了，非得把我们五马分尸不可！”
为了好谈论问题，我们为上海帮几个人都编了“代号”。康生叫“8楼”(住钓鱼台8号楼)或“两撇”(八字胡之意)；江青叫“11楼"(住钓鱼台11号楼)；张春桥“眼镜”；姚文元叫“小的”。这样，我们打电话和见面都使用代号，有时只要打个手势就行了。例如，嘴巴上摸一下就是指康生，伸出两个手指(11)就是指江青。
黄、吴、李、邱同康、江、张、姚之间，好像很自然地成了“人以群分”。我们之间，如果不是有意同他们凑合凑合的话，那么，无论休息、走路、吃饭、政治局开会坐位置等等都分得清清楚楚。真是“楚河汉界”了。
黄、吴、李、邱每人都有一本反上海帮的老账。从数量上来说，我的账最多。这是因为江青支持二医大整我和调“红纵”来对我搞武斗，我实在太伤心了！因此，我就装着一付“老憨”的样子，什么都敢说。江青就向叶群说过：“邱会作这个人，为什么那样不讲礼貌！”
在反对江青的问题上，林彪的支持是一条，但最重要的是总理心中的支持和其他老同志心中的支持。在当时的政治局中，总理，黄、吴、李、邱，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等都是一派，只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是一伙。其他不参加政治局办公的人，如朱德、叶帅、董老、刘帅，在大的问题上，和大家也是一致的。在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中，总理看得清，但他怕主席、不敢得罪江青，他总以过去有账，怕主席挖伤疤；黄、吴、李、邱都是红小鬼出身，一直在军队工作，没有历史问题，政治上一身清，又是“双一”（一军团、一方面军），毛主席、林彪、总理都信任我们，所以们敢顶碰江青。
尤其是我们反江青对总理领导的蔑视，反对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讨论重要问题的破坏。总理是非常智慧的人，他事事心知肚明，总理又是十分顾全大局的人。总理虽然不敢出面冒犯江青，但在后面支持我们，有时在会上还故意“和稀泥”。只要是总理和了稀泥，会后他会我们说明，并教育我们有些非原则的事，不要搞得太冲突。譬如，大会堂有一个提供冰激凌的地方，每次开会休息时，吴法宪和姚文元都去抢这个地方，吴法宪虽胖，速度远比姚文元快，我们抢到了这个地方，江青、张春桥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们几个再过去，其他同志也过去吃冰激凌；如果姚文元抢到这个地方，也只有江青、张春桥过去，其他人都不过去，起来伸伸懒腰就原地休息。
这个“反”不简单呀，是拥护毛主席，反对江青，庐山会议之前汪东兴和我们又是一致的。这样就扼制了江青一伙不少对中央正常工作的扰乱。九大以后，有一段形势不错，就是通过抵制江青一伙，扼制了毛主席在文革中的路线，被江青一伙的搬弄的往更“左”得方向发展、蔓延。
我反对抵制江青的事例，还记得一些，例举如下若干条：
1、同邱国光的谈话。1968年7月间，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邱国光调任中央卫生部军管小组组长。到任之前，黄永胜和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直截了当地向邱国光说了不要上江青的当，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不要他插手北京医院“三一○”专案。我同他说，北京医院的专案是江青亲自设立的，任何人不能插手。别人要是插了手，自己就会被变为专案对象的，你要是插了手也会变转为专案对象的。二是，中央卫生部的文化革命，不要陷入派性。北京的派性就像你们广州的“广交会”一样的，你只要不注意，别人就会同你做交易的。我说了之后，黄永胜还接着说了：“你们一家子(都姓邱)说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又要特别保密。如果传出去了，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
2、不投江青的票。选举前的一天，办事组的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在会上专门讲了毛主席强调要自主选举，不要受制于他人，散会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会投11楼的票。”黄永胜胆子好大，因为温玉成、刘贤权等也在场，甚至记录的秘书也在。选举中委员时，我没有投江青的票，但我是自主选举的。选举之后，江青少了若干张票，叶群则少的不多。这个问题，对一般人来说，简直不是问题，对江青则是大得了不起的问题。在唱票时，江青听到她自己少了票立即退席了，这个结果是出乎江青预料之外的。张春桥气势凶凶地提出要查选票，他说：“江青少了若干张票，不是“小”代表不投票，而是“大”代表搞的，这不是得票多少的问题，是政治斗争。”毛主席知道后，可能嫌江青他们太嚣张，主席说：“你们要违背刚刚通过的党章，你们就去查，我是不参加你们的大合唱的。”这样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但双方结成大仇。
3、劝丁盛不投江青的票。九届一中全会就要开会之时，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外面，我同丁盛一边喝水，一边闲谈。我说：“等一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如果候选人名单上有江青的名字，就不要投她的票。她是一个反军派，也是反对林副主席的健将！”丁盛回答我说：“江青是这样一个人啊！谁反对林副主席，反对解放军，我们不答应！谁还投她的票?！”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时，江青一伙都少了好几张票，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意外，没有想到的问题。
4、拒绝为江青选调护士。1970年秋，汪东兴当着江青的面，要我为她选换一个护士。汪东兴说；“江青同志现在的护士，是我们俩人共同在总后系统选的。她快要生孩子，请你还是在总后系统选换一个为好。”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自己直接找曹根慧(301医院副院长)办吧，我再不造孽了(指江青对护士太厉害了)！”江青听到我说话之后，她睁大两只眼瞪着我，一时没有说出话来。正在这时，叶群插上话来了。她说：“为江青选调护士的事，由我来办。”这样江青的火才没有发出来。
5、拒绝陪江青上井冈山。1971年7月，江青自言自语地说：“我准备上井冈山去接受历史教育，要有一个适当的人陪我一起去。”接着，江青对着我说：“吴法宪陪我去过海南岛，李作鹏陪我去过一次青岛，下次上井冈山该你陪我去了。”我调侃地拒绝说：“我没有上过井冈山。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我脱了开裆裤子还不久呢。”江青外出，为什么一定要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陪同？我认为这也是她恶霸作风的一种表现。首先她认为自己是毛主席夫人，外出应当受到特殊的保护。其次，她认为自己是中央的“要人”，解放军有保护自己的责任。第三，她认为只有解放军、公安、卫生部门保驾外出，才够出风头的。总之，毛主席、林总、周总理能够享受的待遇，江青都要争着享受。
6、拒绝为江青的样板团做演出服。江青有意把她的样板团打扮打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此事非找我就不能解决问题。江青对着我说：“你们部队的毛料子的确良很好，适宜做演出服。样板团的演出服需要解决。”江青有意没有把话说完，她的意思是要我主动提出来。但我就是不说那句话，她当场就感到有点难受。当时，总理正在会场上吃饭，他知道我不会主动为江青办事的。总理怕江青为此事发我脾气，就一边吃饭一边说：“样板团演出服，由我来同邱会作同志商量。”江青听到总理的话，就面上带有笑容地说：“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总理办事的精神。”
7、拒绝管电影、电视工业。从1968年起，我是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统管国防工业。几年来国防工业管得不错，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表扬我。当时的电影、电视工业厂子虽然不多，但问题很多，总理也正在考虑“两电”工业划归国防工业系统管理，并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总理说：“总理交代我办的事，除了执行之外我不会有任何考虑的。我不想管‘两电’不是怕工作多，就怕吃冤枉！”总理同意了我的意见。江青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她直截了当地同我说：“电影电视工业由你来管，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办好这一工作，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国防工业就够我管的了，我管不了电影电视工业。”江青立即向我大发脾气说：“国防工业的工厂数以百计，你都管得了，就管不了电影电视几个工厂，真是岂有此理！”黄永胜看到我不好下台了，他插话说：“电影电视工业怎么样管，要由总理来考虑决定，因为还有与国务院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周总理接着说：“对！由我召集一次专门会议研究一下，再决定管理办法。”江青听到黄永胜和总理的话之后，没有再发火了，但撅着一个嘴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也坐在那里不吭气就是了。
8、要丁盛防范江青。1971年5月间，我陪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去广州参观访问时，我同丁盛说：“江青最近接连来过广州两次，从她的嘴里可以听到她对广州很感兴趣，对你这个司令也很感兴趣。她还会来的，她可能给你什么好处，可最终会是你的灾难，你可要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就要吃亏、上当的。”我接着还说了：“江青这个人是靠不住的，她要是用你的时候，把你捧到九宵还嫌低，她要是不用你，则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还嫌浅呢。”我最后还说了：“防范她的办法很多，不要单独接近她，不要向她请示汇报什么问题。”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我不了解江青，没有个别接触过她，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对她敬而远之。在文革中，看她那样飞扬跋扈，我不理解；他乱点老干部的名，我开始厌恶她，后来我知道她整我之后，我就开始反对她。我是不怕江青的，敢于对她顶撞。我认为江青不过是一只镀了金的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黄、吴、李、邱反江青是众所周知的，这方面的事例多得很，我是无法回忆全面的。
对江青一伙的问题，无论在我们几个人(黄、吴、李、邱)之内，或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行动是统一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许多问题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问题更多的事例是在九大之后。1971年“九一三”之后，张春桥就说过：“过去中央政治局开会，有大会也有小会，大会常常搞不过小会。”他所说的就是我们抵制某些问题的统一行动。张春桥又说：“过去在福建厅(政治局会场)开会，每次开会吴法宪至少要打三次电话。”林彪、江青之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存在矛盾。这种矛盾，随着形势的进展，一直在斗争，并且逐渐尖锐化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明朗化了，九大之后就尖锐化了，九届二中全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斗争的结果是林彪失败了，江青胜利了。这就是林彪、江青之间的真正历史。
话又说回来，江青遭人恨是事实，但江青的问题主要还是思想意识和思想品质问题，这里面有江青的责任，这是主要的；也有毛主席的迁就，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但总起来说，军委办事组和江青一伙的斗争仍是党内问题，和公审搞的是两回事。公审是通过搞江青否定文革，搞臭毛主席罢了。
1972年2月间，中央专案组李震、郭玉峰、吴忠在对我审查时，就指出了我们反对江青的三个问题：(一)“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问题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二)你们反对江青是经常的，可以说达到了无事不反的程度了；(三)九大时有组织地减少江青的选票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对他们说的，我除了没有同意“反对江青就是反对党”之外，其余的我都同意了。
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在文化革命前参军到41军，各方面表现还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及保卫部门审查后，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得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文革中有一句话倒是很对的，那就是说文革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李必达的灵魂也被腐蚀烂了。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在文革中，李必达名利熏心，想当出人头地的风云人物，干惊天动地的大事，捞取政治资本。
黄永胜无疑是拥护毛主席的，但他理解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文革一乱，那么多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1967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他当着江青的面就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那时他们就结下了仇。黄到中央以后，和江青同桌办公了，他对江青就了解更多了，江青那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狗仗人势的劲头，她对总理那种放肆的样子，实在让人难忍。黄毕竟是秋收起义的老资格，他敢于和江青斗争，总理也乐得他和江青斗，因为江青对党的正常工作干扰太大了。黄除了抵制江青，和她斗争，背后也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李必达偶尔黄永胜骂江青的一言半语，开始感到吃惊和好奇，后来竟发展到偷听黄永胜与总理，与叶群等人电话的地步，他认为黄永胜这些说出去要杀头的话，总会派上用场。果不其然，他的恶作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中央安排黄永胜在北京针织总厂蹲点，黄派李必达在厂里盯守，但他常跑出去办私事，不能忠于职守。同时，李必达因工作中的其他错误受到批评，他不能正确对待，以至发展到了说是鬼迷心窍也成，说是鬼使神差也成的地步，他竟然想当大英雄，终于决定铤而走险，把他平时听到的黄永胜、叶群等人及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坏话和不恭，以及把偷听到黄永胜在军委首长之间的电话内容记下来，向江青告状，想扳倒黄永胜。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至少有两三封，他甚至利用职务之便，严重违反军纪，假借黄永胜办公室的名义，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即黄办）的公章，从总参谋部机要局发出一封给江青的信，随后又通过电话查问，确知他的信已经发出才放下心来。盖上“黄永胜同志处”发文件、信件，是要由保密员马元刚登记才能以机要通信发出。李必达私走机要通信的行为，不论从过去看，从现在看，都是极其严重的违反党纪国法的犯罪行为。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是谁？是我军的总参谋长；叶群是谁？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的夫人。写这样的信，问题显然是很严重的。
还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李耍赖说，温不答应他就不走。温虽然收下信，但并没有如李必达的愿，李必达太卑鄙太龌龊了，温玉成经过考虑把李必达的一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因为叶群是林副统帅的夫人。温玉成这样处理，这是李必达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大概是4月25、26日，凌晨3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偶而发现了他的问题。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发现了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这样简单的两行字，完全可以说明问题。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他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则拒不交代，他把希望寄托在江青身上。
由于李的未婚妻是总后301医院的，想从她嘴里了解一些情况，于是黄把我叫去了。我到了京西宾馆会议楼一层东厅，黄、吴、叶坐在那里，有些木纳，一句话也不说。还是叶群开始同我说话，她说：“黄总长的后院起火了！”接着叶群就同我说了事情的前后经过。我听后也有些紧张，毕竟搞到了江青头上。叶群急切地说：“你这个一精明人，提点解决的办法吧！”我回答说：“大家一起想，刀山火海也要过呀！”此时，黄也精神起来了，我们就一起谈起了解决的办法。
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在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毛主席对此事的态度黄、吴、叶也不知道，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大家分析，信肯定不只写了一封，灾难绝没有过去。我说：“根据李必达的态度，不是很快可以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的，目前应做做三件事：1、找小王（瑞华）谈话，看看是能否找到材料的底稿；2、要立即向总理报告，以防被动。此外还要考虑“闯”江青一下。
黄永胜说：其他的都好办，唯有闯江青难办?
叶群说：这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江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个大概来。现在就要给江青那里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就写：“10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他们同意了，电话记录立即发出去了。
10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开口就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根据江青在电话上的态度可以得出如下的判断：李必达给江青写的信，已经送到了江青的手中。但信的内容是无法知道的。这时黄、吴、叶就更忧虑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大祸将要临头了。
我们几个共同商量：1、要找小王谈话，看李是否在她家存有什么东西(李同王的母亲很熟悉)；2、立即把李必达看管起来；3、今天就要去向总理汇报。
9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对警卫参谋李学金说：“我命令你把李必达抓起来！”抓了李必达即派飞机把他送到广州军区关押。事后，黄办的人到北京针织总厂收拾李必达的东西，在纸篓里搜到李必达给江青、张春桥写信的碎纸片。
我亲自找小王谈过话．所得情况非常重要。她说李必达直接同江青写了材料，其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20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随后，我和一名工作人员带着王到她家去一无所得。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9点多钟，我去向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我所讲的情况之后，说了两点：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此后，黄、吴、叶、邱又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里共商对李必达事件的处理。
大家认为，第一，对情况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李必达向江青直接写了材料，所写内容就是有关我们反江青的问题。
第二，江青收到材料之后，估计会送给毛主席一阅的。主席会表什么态，现在还不知道。但军委办事组反对江青，毛主席是早就知道一些的。
第三，周总理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好的。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她说完话，把小手巾往桌子上一摔，这是她在心中有气的时候惯用的做法。黄、吴、叶、李、邱和大家一样，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黄永胜一看就是李必达的字。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是退回江青之意。我们看了一下之后，一句话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但心中高兴！在这里得到了三点证明：一是，李必达写的材料毛主席看过了；二是，江青承认了材料是骂人的材料；三是主席没有写为江青做主的话。江青收到退回来的信之后，没有看到毛主席有任何批示。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的品质太坏了，一个小小的秘书，竟想借江青之手搞倒总参谋长！而且用的手段是偷听，这属于严重违反工作纪律和秘书的职责。当秘书是受首长信任的，利用首长的信任干陷害首长的事，这真是天理不容。李必达想出大彩，“造反精神”太强了，李必达是因为造反、投机害了自己的。对李必达要处理是没有什么非议的，这种人任何时候也是被唾弃的一类。办事组用飞机把李必达押送回广州军区，但他心不死，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语录》丢在飞机上，幻想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的确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了，最后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办事组。事后，我要301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了。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我认为对王的处理是正确的。
反江青并不等于反毛主席，我看当时主席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主席心里肯定也不高兴。后来主席就不这么看了，他把反江青反张春桥和反对文化革命连在一起，也和反对毛主席连在一起了。
《李作鹏回忆录》摘录
但在当时极左路线的环境和影响下，以及怕犯复辟、复旧错误的思想顾虑，海军仍有一批冤、假、错案，没有得到及时纠正。主要是与中央已决定的重大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如罗瑞卿问题、贺龙问题等。
此外，我们还着手处理海军层层站队问题。层层站队也就是搞多中心的一种表现，它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站队，而是以拥护或反对某人或某几个人的领导为标准，进行站队。由于上行下效及站队要具体化的错误思想指导，似乎中央有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代表，有“两个司令部”的“搏斗”，各级无例外地都应有这种现象。这样形成各级都有不同观点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和错误路线的代表，各级都有“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两种错误观点，长时间相互对立，相互摩擦，争吵不休。由政治思想上的错误,发展到组织上的错误。其恶果，既破坏了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团结，又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稳定和革命化、战斗化的建设；既发展了资产阶级派性，又掩护了某些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
海军层层站队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文革初期，毛泽东、林彪和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首先肯定海军李、王、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同时又肯定苏振华是“彭、黄漏网分子”,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是应该打倒的对象。这样中央和军委就在海军党委内部确定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这是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根源。
当时各舰队、各院校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的“压制了群众运动”，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有的平时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错误，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有的是过去反对李、王、张，拥护苏振华的，政治风向一转，他们就受到冲击，说话无人听，指挥机关处于半瘫痪或瘫痪状况。
为了与中央和军委保持一致及稳定部队，坚持战备的需要，海军党委支持和解放了各舰队大多数受冲击的干部站出来工作,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表态，保护他们。而这批干部又希望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提高自己的领导威信，取得群众信任，这就是在中央确定的大背景下，海军内部上上下下互相支持、互相依靠而形成层层站队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海军部队和院校主要分散在沿海各省市，并担负当地的“三支两军”任务，海军部队不同观点的形成又与所在地各大军区、各省市群众不同观点相联系的。例如旅大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沈阳军区和旅大警备区。另一种观点反之。山东地区一种观点是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不支持王效禹（省革委会主任）和杨保华（青岛革委会主任），另一种观点反之。沿海其他地区，皆有类似情况。总之，海军部队及院校基本上是以支持海军党委和李、王、张或反对海军党委和李、王、张的两种相反观点，划线站队。
总之，由于层层站队，又人为的“制造”了一批犯站队错误的领导干部。
我们对于这种错误，自1968年就开始纠正：第一、强调要以拥护或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为标准进行站队，而以某级党委或某几个领导人为标准站队是错误的；第二、立即停止突出李、王、张的宣传，明确指出这样做不是真正支持李、王、张，而是“帮倒忙”；第三、将地方派性陷得很深的部队进行互相调防，使之与地方造反派的派性脱勾。例如，威海水警区与旅顺水警区，青岛水警区与海洋岛水警区，沙埕水警区与长涂水警区，互相调防。各航空兵师也进行互相调防；第四、强调正面引导，坚持正面教育，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要求各部队，对地方运动不参与、不支持、不表态，减少地方运动对部队的影响。
对于层层站队这种顽疾，虽采取上述措施，收到一些效果，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一直拖延到1971年批陈整风，才引起大家严肃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海军党委带头作自我批评，并得到毛主席的表扬。
1968年6月28日，海军召开第二次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主要目的是坚持基层部队的正面教育，表扬四好连队建设搞的比较好的单位，宣传他们的先进经验，引导指战员将精力转到四好连队建设方面来，以增强部队稳定性，削弱或分散派性思想对基层部队的渗透。我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进行重新动员。
海军党委在会议期间作出了《关于树立四好连队标兵，普及四好连队先进经验的决定》。决定树立南海舰队快艇第11支队11大队3中队、南海舰队航空兵高射炮兵第8团6连、东海舰队航空兵第4师10团2大队、北海舰队潜艇第12支队125艇等十四个单位为海军四好连队标兵。
林彪知道海军召开四好连队代表会议，也及时作了指示。其大意是：总的讲，军队不抓基层不行，抓基层不抓四好不行。政治不能松，其他也不能松。政治思想好与其他三好不能并列，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中心，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但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于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也要抓。如果基层搞不好，政治觉悟不高，那就会漏洞百出，堵不胜堵，就不可能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等，于8月11日下午，接见了出席四好连队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于8月13日结束。
从1968年秋季开始，我和王宏坤、张秀川之间在对海军机关、部队如何进一步稳定和解放干部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意见。当时由于我在军委办事组工作很忙，顾及海军的事情确实少了一些，除了重大问题参与研究决定外，一般的事情基本就交由萧（劲光）、王（宏坤）、吴（瑞林）和张（秀川）等常委成员集体研究办理了。这期间，发生了三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一、“海政文办整风”。海政文革办公室整风这件事，张秀川曾向我报告过，我也同意。因为整风的初衷是统一思想，解决海军政治部中，在落实干部政策、加快解放干部、清理阶级队伍等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争取通过整风，达成文革办公室成员思想上的一致。
但在整风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本来也是正常的。身为海军副政委的张秀川作为主管海军政治部的领导，本应在两种意见中进行协调，化解矛盾。但他却支持一派意见，反对另一派意见。非逼着海政文办主任、海政保卫部部长萧云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撤消萧云文办主任职务。张秀川事先并没有告诉我，整风的目的是要撤换谁，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搞的复杂化，我当然不能同意，并要求海政立即停止所谓的整风。
其二、王剑魂事件。王剑魂是海政文化部部长。1968年秋的一天晚上，王、张两人到京西宾馆找我说：“王剑魂现在表现不好，群众意见很大，要求批判他。”并征求我的意见，可不可以批判？我答复是：“可以批判，但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我又强调：“要团结大多数。王剑魂，我也不说他很好，也不说他很坏，批评教育可以，打倒不同意。”但他们回去后，并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办。在两天的时间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办公楼内外。
当时海军机关大字报刚刚收起不久，墙壁也刷洗干净了，现在又闹得满楼风雨，乱七八糟。
一天凌晨，我由京西宾馆办公完后回海军大院，路经海军机关办公大楼，发现墙上和地上又有大量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我就停车进楼观看。大字报的数量如此之多，大字报的内容充满了敌我矛盾的语句，还有什么“砸烂王xx狗头”之类的恶语，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场的人说是根据李、王、张的指示，要运用大字报大批狠批，不低头认罪就不罢休。我看了之后很生气，对在场的人说：“我没有指示要搞大字报围攻，要搞突然袭击，要搞大批狠批，要砸烂狗头。”
王剑魂既不是什么大的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更没有严重问题和错误，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闹得机关大院不得安宁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王是个老老实实的文人，懂一点古文诗词，有时我请他到我家中给我解释唐诗宋词，不过如此而已。王、张大概以为我在海政安设了什么对他们不利的“据点”和“钉子”，非要把它彻底“拔掉”不行。我当即决定停止批斗。
其三、“青岛潜士校事件”。1969年1月，青岛杨葆华反军派开始策划冲击我北海舰队潜艇士兵学校。这所学校不同于海军的其他院校，它是我潜艇士兵的训练基地，从文革开始就是正面教育单位，不开展“四大”。
地方反军派的动向，北海舰队及时报告了海军文革办，海军文革办又及时报告了主管领导张秀川。但张既不向海军党委常委报告，也不向舰队布置对应的措施。几天后，杨葆华的反军派大规模冲击潜士校，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之后，反军派又冲击并一度占领了舰队指挥机关，不得已，舰队指挥机关只好搬到东海饭店（舰队第一招待所）办公数日。事后，舰队对海军的意见很大。
这个事件，不仅惊动了海军，也惊动了军委办事组。因为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除局部地区外，地方造反派大规模冲击军事设施并发生流血事件已比较少了。张秀川在这个事情上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我回海军召开了常委会议，批评了张不负责任的态度。
潜士校事件后，中央决定由北海舰队领导出任青岛市“核心组组长”职务，青岛的形势才趋于稳定。
记得早在1965年，张秀川就对我有某些意见，或是误解。起因是干部的任用问题。当时负责海军干部工作的杜义德副政委，在一次常委讨论干部问题时，悄悄向我提出，是否将张秀川提为副政委。我当时考虑，张秀川到海军后的工作是积极的，但海军老资格很多，张秀川刚到海军才三年，另外部队干部任职，确有要看资历的情况，还是慎重些好。因此我提出，请杜了解一下各大军区是否有“三八”式干部任大军区副职的先例，待了解后再议为好。做为常委成员之一，我仅仅是个人的建议，提还是不提也不是我说了算的。但事后，杜义德却将我的想法和建议私下里告诉了张秀川，张对我的意见极为不满，他曾当面指责我：“把我提为副政委你为什么不同意？你是唯德、才论对，还是唯资格论对？”虽然张秀川对我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但杜义德违反组织纪律，挑拨是非，破坏团结的做法更是非常错误的。
李、王、张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不久林彪也知道了，找我和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等人谈话，指出海军工作刚有起色，应继续搞好工作，加强团结，不要受人挑拨，要互相支持。但没有具体批评谁是谁非。谈完后，我当场表了态，承认在海军领导中，对海军的某些工作中存在意见不一致的现象，并从海军主要负责人的角度承担了自己责任。其他人没有讲话。
结束谈话后，我们几个人在京西宾馆开通气会议，但毫无结果。事后，林彪又指示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海军，并决定把张秀川调出海军。
1968年国庆前夕，毛主席提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有三项：一是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二是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三是讨论和决定修改党章，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方案，并研究准备召开“九大”问题。
当时，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大部分被打倒了，出席十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还不到全数的一半。中央决定，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中央国家机关的负责人也列席参加会议。
10月10日左右，参加会议人员到齐后，中央发下一份会议小组划分、编组名单。其中指定我和潘複生为第一小组召集人。我们这个小组有黑龙江、浙江、云南、宁夏等省负责人及中央国家机关参加会议的部分人员，包括李富春、胡耀邦等。会议以看文件、小组讨论为主，各小组讨论情况通过会议简报进行交流。
10月13日全会开幕。这次会议的大概情况是:
一、关于刘少奇专案审查问题。会议之前，每人发了一袋关于刘少奇问题有关材料和一份中央决定（草案）。在《关于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的结论中称：“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在我们组的讨论中，大家一致同意中央决定（草案），同意加在刘少奇头上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同意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意永远开除党籍。我当然也是毫无例外地同意（会上，我没有表决权）。
在大会上，我没有听到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在内的任何人，对中央决定（草案）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制造了党内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
二、批判“二月逆流”问题。为了批判“二月逆流”，中央划分小组时，就把所谓“二月逆流”参加者分散在各组内，分别批判。
江青参加我们这个小组会议，她和谢富治在小组发言时，指名道姓的批判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把他们批判的很厉害，上纲上线很高。
按中央会前的安排，我们这个小组主要批判的对象是李富春。在批判之前，我就向富春同志打招呼说：“关于‘二月逆流’问题，你要很好做个检讨，争取主动。”富春同志说，他已准备作检讨。同时我也作了一些准备，按中央会前确定的统一口径，准备发言批判。
富春同志检讨得不错，我改变了主意，没有按会前中央的要求，再做批评发言。胡耀邦同志也作了深刻检讨，大家没有提出批评意见。
在江青、谢富治小组发言后，我也不可回避地，违心地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批判“二月逆流”的发言稿，东拉西扯地批判了一番。我在准备发言稿时，思想上就明确了发言内容的原则：只按中央定的调子大原则地讲，既不上纲上线，也不用过火的语言，更不指名道姓专批某人。
当时会上，就有人说我的发言是“明批暗保”。记得会议期间，陈毅曾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听了这么多人的批评，就数你对我不错，没有任何失实之处，另外你对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护，和那些对共产党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当时在小组会上，江青除了批判“二月逆流”外，还讲了刘少奇等人的其他问题。每次发言后都要我亲自帮她整出一个记录稿，然后亲自送到钓鱼台她的家里去。她一方面要我在那里坐等，另一方面自己修改记录稿，待修改好了，再找康生、张春桥等来帮她审定。她每念完一段就问：“康老，行不行？”再念一段又问：“康老，行不行？”康生当然很认真负责的，哪一段可以，哪一段或哪一句要修改，怎样改法，都提得很具体。有时也问张春桥有什么意见，但张春桥提得不多，偶尔也讲几句，待定稿后再由我转送会议秘书组印发。
经过几次为江青送审稿，给我的印象是，江青的政治靠山除毛泽东外就是康生。我多次听到江青宣传康生“善断”。
三、讨论党章修改问题。大家意见最集中、最强烈的，是对毛主席和林彪的评价，要求调子要高，篇幅要长，内容要充分。我当然也不反对。
10月26日，林彪有一篇讲话。其中他说，自古以来有四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影响世界二千年；第二次是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的大革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而第四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不仅是七亿人民的大革命，也影响到全世界。
我当时对这个讲话不仅拥护赞成，而且亲自原原本本地向之后召开的海军三届四次扩大会议进行了传达。
毛主席在会议期间讲话再次强调: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又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因此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一是要注意政策。”又说，“我们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们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闭幕。11月7日，海军党委召开了三届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由我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并听了毛泽东、林彪在全会上讲话录音；二是提出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和决定“九大”后召开海军第四届党代表大会。
会议提出的海军出席“九大”代表的协商名单，共十八人。他们是：萧劲光、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段德彰、刘浩天、易耀彩、李长如、武毅、张逸民、王天保、舒积成、王瑞昌、陈运和、杨保贵、董其采（女）、张凤彩（女）。
1969年3月初，冰河开冻之前，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
珍宝岛位于我国黑龙江省虎林县内，在乌苏里江中心线靠近我岸一边，历来属于我国领土。但苏联方面长期认为，中苏边境线应以乌苏里江我岸一边为界，企图霸占珍宝岛及周边地区。
中、苏关系恶化后，特别是美国大规模侵略越南北方，战火不断升级后，苏军在我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边境及其远东地区加紧军事部署，陈兵百万。对我三北地区的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自1968年下半年开始，苏军在珍宝岛及周边地区多次向我方挑衅，其边防武装部队经常侵犯我国领土，我边防部队保持克制的态度，多次向苏军发出警告，但苏军依靠着机械化装备和大口径武器，对我方警告置之不理，并首先使用武力，打死、打伤我边防部队多人。
当时，沈阳军区就不断地将珍宝岛地区的双方冲突情况报告军委办事组。办事组及时将情况和对情况处理的意见与建议报告毛主席和林彪。
珍宝岛地区双方冲突的形势日益加剧，中央曾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对应策略。中央的基本精神是：第一、根据苏军的挑衅，要求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及新疆军区加强三北地区边境的警戒，三北地区的东段为重点；第二、做好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的两手准备，既准备打，也准备谈；第三、将珍宝岛作为边防斗争的重点。要“有理、有利、有节”，绝不首先打第一枪。等等。
军委办事组和总参谋部作战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负责三北地区和珍宝岛地区的军事部署，并将各军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报毛主席、林彪批准。
3月2日，苏军边防武装巡逻部队又进到珍宝岛附近封冻的河面上，恰与我边防武装巡逻部队相遇。我再三向其提出警告，令其退出，结果不但无效，苏军反而向我首先开枪，并向我发起进攻。我巡逻部队被迫开枪还击，我另一支巡逻部队也立即上岛参加战斗。一举将苏军巡逻队六十余人大部歼灭，我方也有伤亡。
当天，珍宝岛武装冲突的情况就报到办事组，并报告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和林彪齐口称赞说：“打得好！”
我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3月2日，苏军边防军入侵我珍宝岛地区，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多人，制造了一次极为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北京、上海等城市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入侵我国领土。
苏军恼羞成怒，不甘失败。根据情报显示，苏军正抓紧大规模调集兵力和重型武器，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示沈阳军区，迅速调集兵力和反坦克武器装备，以对付苏军的进攻。
3月15日到17日的三天时间里，苏军在大炮、坦克、装甲运兵车的支援下，连续向我珍宝岛发起猖狂进攻，并多次越过边境线，冲上珍宝岛。我军也迅速调集兵力和火炮，进行自卫反击。我猛烈的炮火首先将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压制在岛上，我守岛部队的轻、重武器在近距离射击，大量歼灭苏军有生力量。最终将苏军驱逐出珍宝岛。战斗中，我军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十余辆，缴获62型新式坦克一辆及其他武器，打死、打伤苏军百余人。
3月15日，我外交部再次照会苏驻华大使馆，对苏军入侵我领土，再次提出强烈抗议。《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我国政府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苏联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坚持其侵略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
4月以后，封冻的乌苏里江面开化了，珍宝岛战斗中在我方一侧被击毁的苏军坦克和装甲车沉入了江底。为了获取苏军入侵的罪证，也为了研究苏军的技术装备，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建议将苏军坦克打捞上来，中央批准了办事组的报告。
办事组将打捞任务交给海军执行，海军司令部将此任务交给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完成。旅顺基地派出打捞小分队，在沉入位置不明、打捞条件差、敌前作业和当时水温还很低的不利情况下，发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顺利完成任务。后来，打捞起来的苏军坦克被送到军事博物馆展览。
同年7月，苏军又在我新疆边境地区不断挑起事端，侵占我领土，打伤我边民，并在铁列克奇地区开枪袭击我边防巡逻队。
中苏关系达到空前紧张程度，随时有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
9月，经毛主席批准，军委办事组召开了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会议对苏军的战争准备和可能对我发动的突然袭击，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和认真准备。同时决定我军从华东、中南等地调动数个军的兵力，加强三北防卫。其中为防止苏军从外蒙古的军事基地，沿内蒙二连至河北张家口一线发动突然袭击，直接威胁北京安全，故在河北、山西两省的北部及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大同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兵力和重型武器。
后来我获悉的情报材料证明，在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曾使莫斯科受到极大震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彻底消除中国的威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格列奇科核打击的人不占多数，认为这样做就意味着世界大战，苏联会陷于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比美国在越南的处境将更坏。因此采取了不扩大战争的态度。
不久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谈，周总理对双方边境问题未解决之前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维持边界现状；第二、防止武装冲突；第三、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记得在我尚未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之前，曾有一天晚上，在钓鱼台16号楼参加中央碰头会议。在周总理谈有关工作时，江青不知为什么（据说是北京哪个红卫兵组织搜集了大量江青的历史材料，正偷送到西山某地进行整理）发疯似的又哭又闹，没头没脑地骂总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骂得总理低头不语。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她生气地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有什么不好？我要是成了武则天，那些人不要想好日子过。”又自言自语说：“有人说我不懂军事，我怎么不懂军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跟毛主席学战略战术，难道还不如你们？”
她发疯似的又哭又闹，骂够了就去睡觉。乘这个空子总理领导我们继续研究工作问题。一会儿她睡醒了就又跑来胡闹。总理见此情况，会议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因而宣布散会。
我在乘车回家途中，反复回想开会时的情景，感到江青真是狂妄嚣张，令人气愤讨厌。为什么参加会议的中央常委们对江青的胡闹不予批评、制止？难道中央高级领导层的政治生活是这种状况？我真是很不理解，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江青真是一匹害群之马！
新军委办事组成立后不久，有一天，江青通知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集合（钓鱼台宾馆小楼很多，她可以今天住这楼，明天住那楼）。人到齐后，她说要带我们到林彪那里去受领林彪的接见和指示。黄永胜当即说：“林副主席刚刚见了办事组全体成员，对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我们将按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工作。”江青听后先是一楞，之后谈了些无关紧要的事，她碰了软钉子，不再提带我们去林彪那里的事了。
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当时，立即引起我们几个人的反感和愤怒！难道军委办事组是在中央文革领导之下？是在你江青领导之下？我们要见林彪还要你江青带领？你江青既不是军委主席或副主席，又没有正式军职，也不是党中央什么领导人，仅仅是一个普通党员，中央文革的副组长，军队文革的顾问。你有什么资格直接领导军委办事组？你有什么资格在军委办事组面前说三道四？
据说毛主席曾说过：“中央文革等于以前的中央书记处。”可是中央文革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如果等于原中央书记处，也轮不上你江青在军委办事组面前指手画脚。
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权的野心早就有了。
1967年初，军队文革改组时，她已是军队文革顾问。加上解放军报社，被江青女儿萧力掌握，八一电影制片厂被江青的样板戏控制。江青还要求部队的三支两军问题要先经过她来决定和批准，然后再由她报告毛泽东和林彪。但江青并不满足，得寸进尺，野心越来越大，现在她又想夺取军队指挥大权，要把军委办事组控制在她的直接领导之下，把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架空。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认为，军委办事组是在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副主席和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是军委办事组的直接上级和领导。军委办事组与中央文革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与江青更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我们军委办事组对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伸手抓军队指挥权的野心早有警觉，并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
黄永胜出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后，除参加中央碰头会，并接受、执行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及其他军委副主席的指示外，根本不到江青那个庙里去烧香磕头，引得江青大骂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无组织，无纪律”。黄永胜到北京工作不久，江青就散布“总长选错了”。
江青向毛主席提出谢富治、温玉成参加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也向毛主席和林彪建议让李天佑、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江青要霸占八一电影制片厂只搞样板戏，不能搞其他题材的军事影片，黄永胜坚决不同意。中央碰头会议经常讨论样板戏，黄永胜很反感，不愿参加会议，即使参加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中央文革一伙人极力吹捧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里程碑”，黄永胜就说：“文化革命的旗手是毛主席”，“什么样板？样板就是绝对化，就是没有发展了嘛。”
黄永胜批评军报不要以支持不支持萧力划线站队，江青则大骂黄永胜和我在军报“搞复辟，保护走资派”，并到毛主席那里告黄永胜的状。造船工业形势大好，江青就说“生产压制革命”。
1968年夏，军委办事组向毛主席报告，建议凡涉及到部队战备、调动等重大问题的军委文件，主送毛主席、林彪和周总理三人审批后即执行，其目的是传阅军委文件的人数太多既容易失密，又容易误事，不利部队隐蔽、快速的行动。主席批准：“同意”。但江青又骂黄永胜对她“封锁消息”，“不请示，不报告”。并提出停止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参加中央碰头会，检讨错误。黄永胜说：“我没错，不检讨！”江青则说“黄永胜不检讨，就不能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谁给她那么大的权力？简直要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了。
1968年秋，中央决定黄永胜率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又利用这次出访发难，在中央碰头会议上大发洋脾气，指着鼻子对黄永胜进行批判。江青声嘶力竭地怒骂黄永胜说：“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你们搞军队领导一切，你们搞军阀专政。你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 ”并生气地把发给她的解放军服装全部退还给黄永胜。江青还提出中央应改变决定，不能让黄永胜率团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的无理要求。经周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指示“按照原决定不变”。这样又引起江青的不满，进行消极对抗和捣乱。
为了缓和矛盾，周总理曾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去见江青。事先，总理特别嘱咐我们：“要团结，要求大同存小异”，又说；“不论江青同志说什么，你们都不要说话”。
我们在楼下客厅里站着等，江青由楼上缓缓下来，一见到我们，就边下楼边大骂不止，又是什么“国民党搞党国，你们搞军国……”。
黄永胜对江青说：“代表团后天走，一是来向江青同志请示，二是来告别。”
江青没好气地大声说：“你们走我不送，你们回来我不接。”
黄永胜访阿回京后，阿使馆设宴感谢，应该出席的人员全出席了，唯独江青不出席。这样就不能发表新闻消息。经总理向阿使馆解释，并请他们过几天再次设宴补救。可是第二次设宴，江青仍不出席，仍不能发表新闻消息。
一匹害群之马，弄得总理左右为难，非常被动。总理只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令江青做检讨。
江青并不糊涂，她知道军队的重要，知道军队的作用，随着地位的提高，她妄图控制军队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实际上江青是妄想在军队中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军委常务副主席，妄想把林彪也架空。她企图夺取军队的指挥大权，就必须千方百计控制军委办事组，江青的阴谋诡计在屡屡遭到军委办事组的强烈抵制和反对而失败后，便集中力量打击黄永胜和军委办事组，大骂黄永胜，大骂军委办事组搞“军国主义”，“不要党的领导”，甚至提出总参谋长的人选“不合适”。
“九大”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更加专横跋扈，目空一切了。她不仅没有按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指示办，而是加紧了分裂新一届党中央的阴谋活动。有两件事情突出表现了她的险恶用心。
其一，煽动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九大”之前，江青还不敢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林彪，而是集中力量打击军委办事组。
“九大”刚开完不久，有一天，江青到京西宾馆办事组的驻地，名曰“找办事组的人谈谈话”，实际只找了黄永胜、我和邱会作（吴法宪当时不在家）。
闲谈一阵后，江青突然话题一转说：“林副主席在十二中全会的讲话，是即席讲话，只有个讲话提纲，讲话内容事先也没有与中央碰头会通气，我们都不清楚。”又说：“有些话讲的不妥嘛，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怎么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呢？那是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嘛。”
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立即警觉的感到，江青的讲话是针对林彪的。
江青走后，黄永胜与我和邱会作议论，江青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与我们讲？江青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判林彪的讲话。我们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到林彪那里去报告。
听完了我们报告的情况，林彪说：“让她去说吧，看她搞什么鬼。”
其二，1969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我和邱会作，在钓鱼台11号楼她的住处开会。我们到时，见江青正在和姚文元说话，随后李德生也来了。李德生到后，江青宣布开会，她要大家不要记录，美其名曰“随便和你们谈谈”。
江青首先谈了她的家庭状况和她的出身，以及参加工作的经历，还谈了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的前前后后。并说她当前的奋斗目标是搞二十部样板戏。
之后，她开始逐个评论“九大”当选的三个中央常委。
她说：“陈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又说：“陈伯达是组长，连文革小组会议也不召开，他是刘少奇圈子里的人。”又说：“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是唯生产力论的。”
她评价康生说：“康老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
她又谈到总理说：“周总理有行政领导能力，勤勤恳恳，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的不准，决心不大。在中央只能做些具体工作……。”接着又说；“这与他在历史上走机会主义路线有关，历史上他就是东风来了拥护东风，西风来了拥护西风。跟着王明跑，苏区损失很大……”等等。
江青滔滔不绝的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讲完的意思。我们军委办事组的人谁也没有讲话。当时我环视了一下参加会的人，姚文元在江青讲话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吴法宪、邱会作、李德生低头不语，只有黄永胜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
不等江青说完，黄永胜突然插话说：“江青同志，我们还有重要的会议，向江青同志请假。”说完起身就走。吴法宪、邱会作和我也跟着出了会客室。
回到办事组，我们在一起议论刚才的会。黄永胜不禁提出疑问：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一个政治局委员召集另六个政治局委员，开会议论三个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种会议正常不正常？合法不合法？是不是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另搞一个小圈子？江青为什么这样做？她有没有资格这样做？
议来议去，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里面有问题。
黄永胜说：“上车，我们一起到毛家湾去向林副主席报告。”
在毛家湾，林彪听了黄永胜汇报江青的言谈之后，很生气地骂了一句：“无名小卒，野心不小，想凌驾于三个中央常委之上。黄永胜、吴法宪你们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主席报告。”
随后，黄永胜、吴法宪到了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听黄永胜后来对我说，毛主席听了报告之后说：“你们不要叫她知道到我这里来过，我也不告诉她。不然你们要挨整的呀。”
可是以后从江青的口气里我们知道毛主席告诉了江青。江青又记下我们一笔黑账。
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出席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大会议事日程为：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讨论通过党的章程，选举新一届党的中央委员会。
毛主席在开幕时讲了话，他说：“我们希望这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之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林彪在大会做的政治报告，中心思想是阐述“文化大革命”问题。
这个政治报告的初稿，中央开始指定由陈伯达负责组织班子起草，林彪和周总理均主张既要抓文化大革命，又要抓生产和备战。初稿写好后，送毛主席和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审查。毛主席看了后很不高兴，召集会议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并将其起草的初稿内容全部推翻。
毛主席全部推翻政治报告的初稿，是因为陈伯达起草的，以《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为题目的政治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偏重发展生产和加强备战，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没有更多的强调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因此被中央文革一伙人指责是“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当然也不能同意这样的政治报告，并指出: “八大政治报告中所犯的错误，只讲发展生产,不讲阶级斗争，现在又想重复。”并批判是“伯恩斯坦主义”，甚至联系陈伯达陪同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谈时发生的“船未沉老鼠先逃”的错误，一并批判。
之后，毛主席指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负责重新起草，限期交卷。张春桥等人起草的这个稿子，通篇是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影响、作用、目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论述。毛主席认为可行，中央讨论时通过。
但林彪态度沉默。对张春桥等人重新起草的政治报告在送审时，采取一言不发，一字不改的态度。在向大会做报告时，林彪像和尚念经，照本宣科，缺乏热情，结结巴巴的念了两个多小时。
对待两个不同版本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对待文化大革命“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不同认识和理解，虽然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没有做出什么反映，但我相信林彪对待政治报告的态度，毛泽东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九一三事件后，特别是我出狱后，我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心与林彪“分手”呢？根据当时我在中央工作的所见所闻，虽然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我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不同的态度，肯定是重大的转折之一。可惜当年我们都被“九大”新党章中明确林彪是“接班人”所蒙蔽。
开幕式后，从4月2日起，开始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4月10日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在新通过的党章中明确向全党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之后，又分组讨论和选举中央委员问题。候选人名单是由主席团汇集各代表团的意见提出的，再交各代表协商确定，然后进行一次无记名投票预选。
当时出席会议代表的思想中，存在一个疑难问题，就是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如何看待那些“犯过错误”，受过“批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例如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邓子恢、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选不选他们为中央委员？有不少年轻的和造反起家的代表有可能不投他们的票。
毛主席提出了两条意见：“第一要投他们的票，保证选上。第二票数不要求太多，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经过预选结果, 证明可以达到这两个要求，然后方在大会正式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八届老中央委员不到三分之一。
在讨论选举过程中，有一天，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办公时自言自语地说：“我是不投11楼票的（江青当时住钓鱼台11楼，此即指江青）。”这话显然是在表明黄的态度和暗示其他人也不要投江青的票。我们几个人都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都没有投江青的票。
果然大会报告选举结果时，江青少了几票。当时江青的脸色就非常难看，如坐针毡（江青是想得全票的）。
选举散会后，康生为此在毛主席那里提出要进行追查，看谁不投江青的票。毛主席当即驳斥说：“那还追查得？你若追查，就要犯政治原则错误。”这样康生才不敢乱来胡闹。
大会完成预定议程，于4月24日闭幕。
2009年7月20日初稿
2012年2月2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