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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林彪集团逐渐形成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送到空军。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北京部队文艺演出发生“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刘素媛，有机会同毛主席说话，她把为庆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在京的部队各文工团想联合演出的事对毛主席说了。毛对刘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把此事告诉叶群。
叶群报告了林彪，林认为这是一次打击军内造反派的好机会。他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他认为：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
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嫒等人。刘素媛说起她们想搞庆祝《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演出，并表示要联合各派共同演出。叶群明确表示不要联合军队内搞造反夺权打砸抢的造反派，可以联合北京军区、海军、二炮等其它军兵种文工团的革命派组织共同演出。叶群说：“林彪同志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乱冲击。”
叶群的话等于林彪对军队的大局亮相了。
吴法宪、李作鹏和其他驻京机关的领导得知这次演出得到了林彪的支持，非常振奋。空军、海军、北京军区和各兵种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称“三军党委”)除了炮兵外均表示支持，并成立了“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
造反派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老保翻天”，他们联络清华“井冈山”等地方造反派发表声明：如果对方胆敢单方面搞演出，就要冲击演出会场，砸烂会场。
萧华分别给两派群众组织做工作。避免激化矛盾。
演出的时间是5月13日晚上，地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海军党委事先开了会，决心一定要打胜这一仗，李作鹏、萧劲光、张秀川还到了现场，空军的余立金也到了现场，卫戍区的傅崇碧带部队也到了现场。造反派则请来了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地方造反派。
演出开始不久，造反派冲击会场，等到冲进会场有上千人时，李作鹏下命令实行反击，把造反派分割开来。造反派又叫来了千余人，都被击退了。双方受伤有几十人，整个武斗经过了几小时才结束。
周总理、陈伯达、萧华、张秀川都在人民大会堂，他们都同意两派联合演出，给两派头头做工作。
5月16日，杨成武、叶群、吴法宪等人深入海、空军总医院、304医院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伤员，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等于公开表明了打击、压制造反派态度。
6月9日晚，林彪、周恩来、中央碰头会议成员、驻京三军负责人再次观看了一派的演出。
从“五一三事件”之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除军事博物馆的造反派和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之外，各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受刭了严重的打击，纷纷瓦解。部队的造反派除了少数骨干分子转入地下活动以外，公开的活动基本上不存在了。
从此形成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与林彪、叶群之间的特殊关系。
1970年5月13日，叶群建议黄吴李邱同到居庸关长城走一走。
叶群说：“你们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五一三’，两年前如果军队内部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不压下去，军队也会像地方一样乱的不可收拾。现在好了，军队稳住了，才能保住全国的局势。”
李作鹏接着叶群的话说：“三年前的今天，要不是叶主任支持我们，军队反党乱军的打砸抢分子得了逞，军队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
叶群就说：“这要感谢毛主席，是主席叫我支持你们的。我们要共同高呼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这个“调研小组”就是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让叶群去向毛主席报告杨成武的问题。毛主席对杨的事，格外地重视，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细地听汇报，主席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和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共同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林彪说：“杨成武下台，是不得已的事。”
   事实上是，林彪为了不让“上海帮”涉足军队，决心放弃杨。
   林彪之所以“弃杨留吴”是他认为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做法。林彪认为：，杨成武对他耍了两面派——既归依自己，又讨好江青（不便直接说毛泽东），竟敢以江青来压自己！他是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理人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黄永胜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军委办事组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李作鹏、邱会作等为组员。
这几个人都要通过叶群才能向林彪请求汇报工作。
由此，开始形成了林彪集团。也是林彪所谓的“大舰队”。
同一天，温玉成被任命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不久，也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办事组会议上，温常唱反调，引起黄、吴、李、邱等人不满。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同黄永胜的谈话(吴法宪、邱会作在座)
林彪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

一九六八年三月以后，汪东兴多次把有关毛泽东的小道消息送给林彪。
汪东兴还常到三座门找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有时把他们请到自己的家中密谈。有一次，林立果也去了。
汪东兴说：如果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你们不要表态，因为毛主席没有表态。
林立果说：苏联的司机有什么批头！？
众人大笑。
汪东兴说：张春桥最不是东西，又滑胆子又小，他以为巴结了江青就能接近毛主席。其实，上海一月风暴是毛主席、总理、伯达他们指挥的。张春桥想在上海搞卫星中心，毛主席没有同意。
汪东兴还说：稳定全国的形势就靠军队了。你们几位老总责任在肩啊！九大以后，不怎么提中央文革了。这个江青、张春桥就是念念不忘中央文革，如果张春桥能靠边站，江青也很难有什么搞头！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林彪提出反江青宗派主义
八届十二中全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有一次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会议楼第三会议室开会，黄永胜、吴法宪先到了，并兴高采烈地说：“……他们不止是一个宗派，是一个帮会，是上海帮。”邱会作、李作鹏看到黄、吴正在说话，两人就向外走。黄即说：“你们两个坐下，不要走。今天可以同你们谈点你们听不到的话。黄永胜接着说：“林总提出了反江青宗派主义。这个问题今后会向你们说清楚的。”
从十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就逐渐变了。林彪同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主席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他们几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一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主义是很必要的。”
黄、吴、李、邱插话说：“他们几个是上海帮。”
从此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人在背后根本不叫他们的名字了，都叫上海帮。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总政恢复办公，李德生任总政主任。
李的任命，是林彪向主席报告得到同意的，目的是为了挡住江青要将张春桥放在总政主任这个位置的企图。林彪说：“李现在同江青还没有更密切的关系，在同他们的斗争中，他至少可以保持中立。将来如果有变化，可以立即搬下来。”

一九六九年初，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的政治思想立场逐渐表面化。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指定林彪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协助林彪写出报告稿。
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林彪召集陈、张、姚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伯达先动笔起草。
林彪与陈伯达就报告稿的标题《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及提纲，进行了讨论。
陈伯达甩掉了张春桥、姚文元，一个人单独起草。
陈伯达在写完第一部分后，把稿子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没有回复。
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拿出来讨论的只有几部分。
对初稿的第一部分的讨论是由周总理主持的。他以陈伯达延误了时间，并且只拿出第一部分为理由，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
江青说：“中央文革向来是集体领导，为什么起草报告就连屁都不放一个。我认为你陈伯达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江青还说：“稿上子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搞的是唯生产力论，你是以修正主义的观点起草报告的。”
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
毛主席对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批评陈伯达“封锁毛主席的声音”。
毛主席叫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还大致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很快便拿出了初稿。
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生病，没有参加讨论，当张春桥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康生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
这个时候，陈伯达赶写的政治报告草稿也拿出了全稿。两个稿子排字清样送给了毛主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旁了。
在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会上，陈伯达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光搞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毛主席当即指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又何必这样急呢！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你就要报复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质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你脚踏两只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一九五0年，你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只船，你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的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快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一把？”
当天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中央碰头会上批评了陈伯达。
吴法宪说：“后来在这个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林彪始终没有参与一点意见，几次讨论，他都是一言不发，送到他那里去的稿子，他也是一字未改，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动过一个。报告正式发表以前，张春桥曾经想请林彪签个字，但被林彪拒绝了，张春桥不得已，只好从《〈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里描了一个的签字才算完事。林彪对文革的态度是越来越消极。”
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林彪对这两个稿子都没有看，只是叫秘书念了毛主席修改的一些段落和加写的内容。
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从撰稿人到《政治报告》的内容,毛主席和林彪都有很大分歧，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林彪对张春桥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无论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在大会上宣读的时候，都没有增加或减少一个字。林彪原来打算提议，把《政治报告》印发大会，他在讲话时对《政治报告》说几句相关的话就行了，黄、吴、李建议一定不能这样做，林彪同意了他们的意见。
在大会上，林彪与其说是作报告，还不如说是读报告，完全是照稿子念的。因为，他事先根本没有看过《政治报告》的内容，所以念起来不流利，精神不振，完全是应付差事。回来后，林彪说我就是要念得磕磕巴巴的。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一九六九年四月，李必达事件
    李必达事件是发生在九届一中全会将要举行的时候，但事件起始在九大的准备过程中。
    李必达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带到北京来的秘书之一，李是个大学生，文化革命前参军到41军，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他所在的团领导是黄永胜的老秘书，经推荐调到军区不久就当了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初到黄办任秘书，干得不错，黄永胜夫妇都很满意。项辉方对李必达也很关爱，曾几次亲自出马为他找对象。
    李必达家境贫寒，甚至家里因贫寒把他卖掉。
文革开始，老干部受冲击，黄永胜看不惯，1967年初在京西宾馆开会，黄永胜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要听毛主席的话！”还在背后骂她“武则天”，“慈禧”，“恶霸”，“对老干部草菅人命”等等。
李必达听黄永胜骂江青，感到吃惊，他就有意识地监听黄永胜与叶群等人的电话，他认为黄永胜的这些话说出去是要杀头的。
李必达告黄永胜骂江青的信，写了两三封。    
李必达在信中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人经常恶毒地攻击江青同志，他们是一个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的反革命集团！”
    其中有一封信是通过温玉成转的。李必达从北京针织总厂跑到温玉成那里向温玉成做了汇报，并把信交给了温。温玉成把李必达的这封信转到了叶群手上。
    大概是4月25、26日，凌晨3时多，黄永胜有事找李必达，派人到针织总厂没找到，说两天没来了；又到京西宾馆找，发现了李必达的房子里，在未烧尽的纸灰里有一张烧残的纸片，上面写着：“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是黄永胜的秘书……”。黄大吃一惊，马上派了几路人马找李必达，终于在住京西宾馆的总后九大代表王瑞华(李的未婚妻)的房间内找到了。但李究竟写了什么具体东西，送到哪里去了，拒不交代。。
    黄永胜给江青发一个电话记录稿过去，内容是：“10时整，黄总长要向江青同志汇报一些情况。”
    10点多一点，江青向黄永胜直接来了一个电话。她说：“你要来抄我的家吗?”只说了一句，电话就挂了。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刚结束，黄永胜派人把李必达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广州军区关押。
据李必达的未婚妻王瑞华说：李必达直接向江青写了材料，内容都是黄总长、吴副总长、叶主任骂江青的一些具体记录。材料有20多页，材料写好后，李亲自送走的。她不知道材料是否有存底。    
“五一”节后的一个晚上，约9点多钟，邱会作向周总理汇报了李必达的事。总理听了之后说：1、江青曾给我来了一个电话，她说“我可能要遭到暗害！”只说了这一句，她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我想到了是同你们(指军委办事组)有什么争论：2、对李必达暂可以这样处理，我知道就行了，现在还不必写报告。
九届一中全会之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政治局开会之前，江青怒气冲冲、自言自语地说：“有些人天天骂我，打电话都在骂我，他们对我恨之入骨。现在“九大”开过了，我看会骂的更厉害的！”她说了一顿之后，就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一封信，摆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并说：“信的内容，现在不能看。”
总理拿着大、小信封看了一下，仍然放在桌子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江青一眼，继续看文件。
江青回到自己座位上又说：“大家都去看一看吧，以便我不得好死以后，也多一个见证人嘛。”
黄、吴、叶、李、邱和大家，都去看了一下，在小的信封上横写的字是：“送钓鱼台十一楼交江青同志亲收。下面写的是黄永胜同志处。江青用了一个比较大的信封并写上：即送主席亲阅。江青”(这是竖写的)。毛主席用铅笔在“主席”二字上划了一个圈，一个箭头划向江青的名字，并在江青二字的上面写了一个“退”字。
在政治局会议结束后，黄永胜留下吴、叶、邱一起向总理谈了李必达的问题。总理说：“事情的发生与处理我都知道了。你们有意见，我也是知道的，但随便议论是不好的。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李必达在飞机上，他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了“谁拾到语录本，请交中央文革转江青同志救我”几个字，故意把《语录》丢在飞机上，希望乘务人员收到后会交给江青。乘务人员在打扫卫生时拾到，交给了吴法宪转到军委办事组。
邱会作要301医院把王瑞华送到军医大学学习去了。他认为，这样既离开了北京，又没有伤害王本人。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林彪等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形成包括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 李作鹏　邱会作、汪东兴等人在内的特殊政治集团。
在酝酿和选举中央委员会的过程，始终充满了斗争。
选举前，关于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中，军队方面所占的比例较高。康生、江青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主张要多安排一些地方上的造反派头头。他们的意见被否定了。
吴法宪说：“在选举之前，一次叶群在同我们闲谈时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张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都这样高，看来当选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以杀杀他们的锐气。
陈伯达接着说：张春桥在上海不过是个小鳖三。
黄永胜也说：张春桥看不起我们，一次在机场公开说我们是大佬粗，我当场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在晋察冀不过是个小记者。
在这以后，我们按照叶群传达的意思作了安排和布置，指定军队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正式选举，选举结果，江青只得了1502票（参加投票代表1510人），江青的选票不仅落后于叶群、也落后于黄永胜、吴法宪、李鹏、邱会作。
九大一共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干部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由毛主席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到各代表团征求常委人选的意见。
康生提出：黄永胜可进常委。
毛主席说：“我没有意见，你们去安排。但是江青不能当常委。”
在一次毛主席主持的讨论常委人选的会上，他说：“陈伯达不能当常委，他和我不合拍，至于黄永胜当不当常委，由大家讨论。”
林彪、周恩来和其他多数人的意见：黄永胜不当常委，陈伯达仍然当常委，毛主席同意了大家的意见。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七日，江青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等人谈话。
黄、吴回去后，立即报告林彪。林彪要他们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吴法宪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他们对这件事报告毛、周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感到不满。

一九六九年五月，吴法宪等人听到一个新华社记者说；江青等人让他伪造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合影的照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黄永胜与叶群还把他们搞到的所谓伪造照片的原件，交给吴法宪，要他复印三份，由他们三人分别保存，作为证据。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被林彪调往成都
温玉成到北京后不久，就以副总参谋长的资格在北京市“支左”。
在军委办事组中，温玉成常常在一些问题上与黄吴叶李邱意见相左。因此，林彪等人就认为温走上了通向江青之路，他手里拿着两张通向江青的“通行证”，一张是支持造反派，一张向中央反映情况——所谓打小报告。前一张通行证起的作用不很大，因为北京的造反派早就是在中央文革直接指挥之下的。
后一张起到特别好的作用，他向江青打小报告特别多。例如：
报告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对中央文革和对造反派不满的问题；
报告叶剑英汽车上装有特别电话，并有侦听作用问题；
报告聂荣臻在西山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宿舍问题；
报告邱会作支持清华“四一四”派反对中央文革等等
不久,温玉成成为中央碰头会议成员。
为了割断温玉成和江青的联系，林彪把温玉成调往成都，连他的家人也要带走，不能在北京住。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第二天，吴法宪把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召集在一起，祝贺林立果“荣升”。
吴法宪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王飞、周宇驰又先后把吴法宪的上述指示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军委办事组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内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
10月18日，黄永胜等人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
汪东兴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
毛主席看后，对汪说：“烧掉。”汪以为主席是让他拿去烧了，还没等汪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汪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汪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汪：“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
汪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
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
汪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
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等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小“联合舰队”。
“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
成员有王飞、周宇弛、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
“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
他们的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
林彪与他周围的人形成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第一关键点就是通过处理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部队演出发生的五一三事件，林彪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形成了一种特殊政治关系。
第二个关节点就是一九六八年三月把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搞下台。
第三个关节点是把黄永胜引进军委办事组担任组长，这样就形成了包括黄、吴、叶、李、邱在内的“大联合舰队”。
第四个关节点就是通过九大，除了林彪由党章规定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党中央副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外，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也都担任了政治局委员。
第五个关节点就是一九六八年以后陈伯达、汪东兴由于他们与江青等人的矛盾，以及看到林彪集团的势力日渐庞大，逐渐靠拢林彪集团。
林彪集团的形成，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把林立果送到空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
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吴法宪说：“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
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等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小“联合舰队”。这个小“联合舰队”以后就成为林彪集团进行非法的阴谋活动的主要工具。
林彪集团内部的组织结构大致是：顶端是林彪；下面是叶群，由她负责抓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黄、吴、李、邱（大联合舰队）；另一方面是林立果、王飞、周宇驰、刘沛丰（小联合舰队）。这是核心。外围还有争取的同盟者如陈伯达、汪东兴。他们
林彪集团的形成，不单单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路线、斗争目标。
林彪集团的政治路线也是逐步形成、暴露出来的：
首先通过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就开始暴露出来。陈伯达说：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其次，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的运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长期处在这样一种状况是极不利的。共和国承受不起，好干部受不起劳累辛苦，坏干部受不起摧残折磨。人民也受不起长期的无政府状态。
再次，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中说：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最后，王飞为林立果提出政变纲领是；老百姓饿死了，一块打江山的元帅、大将整死了，刘少奇整死了。提出“民富国强”是总路线，这是九大以前林彪提出来的，陈伯达在他起草的九大报告中的思想。停止文革。
林彪集团的斗争目标，通过参加一九六八年以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活动也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枪杆子”集团，而把原中央文革的成员看成是“笔杆子”集团。而他们认为最有可能与林彪争夺接班人位置的，就是这个“笔杆子”集团。他们所谓“枪杆子”集团与“笔杆子”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坚持文化大革命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2009年7月20日初稿
2012年3月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