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应该发布于金融危机以前，文章中，中国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路径依赖分析得不错，但是，作者没有分析国际资本对待中国国有资本的态度，也没有分析中国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为此我加入几点共读者考虑：
1）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十分惧怕无产阶级的革命，特别是中国经历文革，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国外护照，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将逃走。
2）学生走向社会后，对社会的绝望，就会反抗这个和谐政府，反抗这个河蟹党，笔者对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在建立什么政权，什么制度上这位外国朋友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分析不够，老右派茅于轼都看出来了，中国有50%网民还处于文革状态，工农要走共产主义道路，建立苏维埃革命委员会。
3）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要寻求出路，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最大的、最后瓜分的蛋糕，中国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将与国际资产阶级联手分账中国毛泽东时代留下的核心的资产，他们期望实现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局面，这也是中国买办官僚资产阶级逃避资本原罪的最佳路径。
4）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步走错，都会迅速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美国智库报告：瓦解中国很难吗？
来源：
http://www.hua-yue.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179706.shtml1、 中国官员和商人同财富盟中间的新财富集团
由于邓小平领导了很成功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内部，已经成长起来一股强大的瓦解共产党和中国的势力。这些人就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间得到巨大好处的群体，一部分是共产党内部最有权势的官员，另外一部分是得到权力援助而获得了巨额利润的商人。
握有实权的官员――他们因为持有帮助商人赚钱的权力而得到了与权力对利润贡献相配的分红数量――这远远多于一般的商业贿赂，而且年年支付，就如同股票分红一样。通常，在共产党政权内部，只有那些权力最大的人，以及最接近实权的一少部分人，才有机会得到商业利润的定期分红。而商人也乐于付出这样的定期分红，因为如果没有权势人物的帮助，他们自己不可能维持一份盈利水平很高的事业。
在中国，最能够盈利的事业，通常是城市的房地产业，也许还要加上对国有企业的资产的低价处置。参与这两个行业的商人，如果没有权力人物在背后支持，几乎不可能开展他们的事业；有了权势人物的支持，商人们获得的利润简直令人咂舌。中国短时间内，已有许多个亿万富豪神话般成长起来，他们积累财富的惊人速度令人印象深刻。其中的数位资产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富豪被查处，对他们的暴富过程的曝光，基本上体现了权钱合谋的中国惯例和逻辑。
在这个掌握了巨额财富的新集团中间，他们的财富积累过程，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不相容，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要求相悖。这个群体在中国已经稳步取得政权的支持，《物权法》最后被通过，实际上就是这个财富集团的一次胜利。但是，应该看到，只要是共产党政权还存在，他们的财富就无法完全合法化，甚至也不能完全避免法律风险，周正毅和陈良宇等人被追究就说明了这一点。
共产党政权的持续存在，是官员和商人运用权力和金钱进行相互支持攫取财富的一个条件；但是，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也是这一巨额财富难以合法化的威胁――富豪本人和支持他们的官员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受到法律追究。共产党政权既是这个官商财富集团发家的凭借，也是足以毁灭他们的法律巨兽，随着共产党政权掌握的城市土地资源的逐步枯竭，随着原有国企资产处置过程接近尾声，官员和商人财富同盟的选择和需要会发生变化，他们将越来越注重政权作为威胁因素的方面，从而激发出他们的主动选择和积极行动。
2、 对官商财富同盟“政治能量”的评估
在表面上，共产党政权是强大的，不仅握有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军队，也垄断了舆论。大体而言，这些有形的力量和舆论力量，很难对官商财富同盟起作用。除非直接动用解放军的力量，就不可能瓦解这个新的财富同盟，而这样的极端措施除非是毛泽东那样的人就不大可能运用。
因为共产党内部最有权势的人物，通常也是取得了最大财富分红数量的人，大体而言，商人总是按照权力对商业利润的保护和促进能力来支付红利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共产党政权内部最有代表权力的位置，都得到了一份相应的商业红利。这些官员今天的要求和趋向，本质上就是前文分析的：只有把共产党解体之后才能恰当地降低他们面临的法律风险。
苏联解体过程中间，“党国精英”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们根本拒绝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这意味着降低了他们的特权，与他们的利益不一致。但是，“公开性”所隐含的机会――很多知识分子热心于揭露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的黑暗，在舆论上迅速造就了新的氛围――社会主义不公正不人道，这迅速就被“党国精英”把握到了，他们中间很多人鼓励并支撑了这一舆论运动。社会主义丧失了道义和合法性之后，党国精英主导苏联快步走向新的体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间，按照原本的政治地位和实权，苏联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合法地转移给最有权势的人――基本上按照权势和影响力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与苏联相比，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政策调整，造就了大批“有权有势”的富豪，他们的能力和意志，包括清醒的认识，都远高于苏联的同类。中国今天的舆论中间，对于毛泽东时代给予极低的评价，对于邓小平时代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时，对于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评价，都远远不如对西方的民主市场体制评价高。这个舆论氛围，不仅反映了官商财富同盟的利益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对于舆论和学术的控制能力――不利于权势集团的舆论不可能在中国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共产党的媒体上根本就发不出来。很多“左派”人物，包括曾经有很高政治地位的“老左派”，都只能在网络上发言了。
中文网络中间，把竭力为官商财富同盟的新财富辩护的学者和这个同盟的两个主角连在一起，称为“铁三角”加以批判。这也许是真实的，在中国，巨大的财富、最有权力的官员群体和最受官方舆论支撑的著名学者，是紧密联系并协调一致的。非常奇特的是，由于共产党统治中国了很长时间，老的学者似乎未能及时学会应用最新理论，例如高商圈（音译）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为官商财富同盟新财富辩护的，最近谢涛也再次用“民主社会主义”用来为之辩护，虽然他们很老，学不会新的理论，但是他们也不愿意放弃为改革后的新财富辩护的机会，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舆论趋势。按照行旺和吴京连（音译）的看法，中国的中间层（官员、商人和学者）是很统一的，只需警惕个别的高层人士有可能响应民间的情绪。但这似乎不足为虑，新西山会议上高商圈发言，就严厉指责个别高层人士是威胁改革“新财富集团”和不利于共产党团结的“分裂势力”，这个指责在事后并未受到追究，看起来高商圈在共产党官员中间的支持力量，远远大于他所指责的个别人。最近，共产党中央高官统战部长胡得瓶，就明确指责追问“新富豪”的发家史是否定“改革开放”，另外有不止一位省委书记级别的官员，也公开主张对“新财富集团”最大限度的宽容。
在苏联和东欧转型过程中间，对于共产党执政历史的否定，和对于西方社会体制的肯定，是近乎一致的，基本上没有不同声音，而且少量的不同声音也根本吸引不了民众。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出现了所谓的“新左派”，有人在网络上惊呼，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支撑中华民族生存的“自然资源、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被破坏殆尽”，这可以理解为民间对中国“新财富集团”的极度不满，中国的不同声音也有其社会基础――新财富集团发家过程中间制造了大量的“未补偿损失”――特别是下岗工人和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苏东国家的转型之先并没有这样的新财富集团，这算是一个主要的差别。考虑到这样的声音和社会基础之间，缺乏有组织的链接也不可能发展出这样的链接，所以他们就不可能成为一股力量去形成压力，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这种声音主要存在于网络中间，也很好地地表明了其消极性和无力。
与新老左派及其社会基础的远隔不同，官商财富同盟的舆论动员工作却有成效得多。一般而言，中国的大学生群体越来越成为受排斥的一群，最近数年毕业生就业比率低至百分之十左右（指专业相关而言），但是大学生的父辈却支付了毕生积蓄作为学费，大学生所受的剥削是双重的。但是，大学生通过的大学教育阶段，却是“铁三角”舆论作用效果最好的。因此，中国今天大学生们，有希望成为“官商财富同盟”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任何中文网络上都充满了他们因人生失意而发出的仇恨腔调，“铁三角”中间的知识精英成功地引导了失意的大学生们--他们把仇恨和攻击矛头指向共产党政权，所谓的左派都成为这个庞大网络群体的憎恶对象---被他们指为“极权政治”的拥护者。看起来，“铁三角”在影响失意的大学生方面，成功地利用了他们对于现政权和腐败的不满，在机会合适的时候，这一群年轻人有可能成为“街头政治”的前驱力量。
3、 展望：一个可能的后果
不管官商财富同盟自身的意愿如何，也不管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利益的想法如何，中国的官商财富同盟最多只能完成省一级的政治整合，他们不大可降低极低自身的法律风险，此外并无共同目标。因此，只要发动共产党非法化过程――如同苏联叶利钦那样――中国的解体就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的解体过程，将不会源自民族问题和分裂势力，而是出于地域化官商财富同盟在政治整合方面的最高限制。中国基于权力和商业利润的结盟，都不超过省一级的地域范围，从这些人中间，大概不可能发展出全国性的政治力量同盟，这就决定了共产党解体过程就是国家解体过程。只要不出现毛泽东曾经领导的那种全国性革命，就不大可能重新出现一个新的大中国，毛泽东的革命本质上是农业时代的产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那种条件。
由于中国特殊的资源分布不均衡现实，国家的解体过程将十分痛苦甚至残酷。中国的东南方各省工业发达，但是缺乏煤和石油等能源，解体后将无法支撑工业；北方省份缺乏水，也通常是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缺乏资本，无法开展工业；中国的解体过程将伴随着巨大的工农业生产下降，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有限的人均生产水平，这样的下降只要持续很短时间例如一年，将威胁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口的基本生存资源。
官商财富同盟也许有能力瓦解共产党和中国，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维持中国人口基本的食物供应，被饥饿和死亡威胁的大量人口，无论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都不会支持任何政治势力的稳定统治基础。
从共产党非法开始、经过国家解体和经济剧烈下降、再到大部分人口失去基本食物，这个过程只要一经中国的官商财富同盟启动，就会变成不可逆转的加速发展过程。只要考虑中国官商财富同盟所积聚的巨大财富和他们感受到的巨***律风险的对比，这个过程不启动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官商财富同盟的活动，多数是秘密的，我们能够掌握的非常有限，但是他们的倾向表现得很明显，中文网络上的“左派”起来批判“新西山会议派”――受到共产党内部国务院首长层次官员的支持――这些人公开主张共产党解体，吴京连、操四元（音译）等人前几年就已经主张修改宪法和共产党改为“社会党”，一份到处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也是主张共产党实现苏联东欧那种转变的，这些主张都共同体现了中国官商财富同盟的巨大财富和法律风险对比关系的。
现在还看不到中国内部有什么力量，可以挽回和对抗这一趋势，“网络左派”只要感动不了这个官商财富同盟中间的多数，促使他们洗心革面，那他们就不可能取得起码的成绩，无论他们的对于民众的影响如何。这一趋势发展下去，就肯定不是共产党和中国作为政治实体的存亡问题，而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种族群体的存在条件如何，到时候，要挽救中国庞大人口濒于饿死，除非美国预先动员全部农业资源用于生产粮食，并承担运输和分发费用，到中国去组织救济，将不会有什么别的力量可以挽救这个庞大的人口。从民意和政治家的倾向看，美国政府即便是要作如此选择，也不是没有障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