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途中 - 2012/1/8 16:34:00
宣传三中全会派思想观点的两篇文章 |
按: 澄宇：是谁在革命者背后放黑枪？一文, 我想, 由于年轻人对过去不了解, 可能看不明白, 故在此作个说明解释。
“放黑枪”这篇文章是萧衍庆发表的第二篇文章, “放黑枪”文章是他所有文章里最气势汹汹的文章，其他文章全没有此文的谩骂。文中第一次公开了金草的社会真名, 以及其他许多和金草观点相似的网友也一并公布, 并在后来的其它文章中多次公开金草的社会真名, 这种行径在当前阶级斗争激烈时刻, 这样做岂不是要欲置革命同志于死地而后快吗? ! 这无疑是卑鄙无耻的叛卖告密行径!! 这种行径已经升级为敌我矛盾了!! 到底是谁在革命者背后放黑枪？不是清清楚楚了吗?! 这也说明了他的真实目的就是完全否定对三中派的批判，否定对邓力群的批判，否定对主人公网和旗帜网的批判，而主人公和旗帜的本质，现在已经充分暴露了，本帖6楼有专门揭露, 大家不妨去仔细阅读。 萧衍庆在此文中把邓力群吹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吹魏巍。这都是他的主要观点，把批判三中派和邓力群等污蔑为极左, 而实际上是一个继续忠实地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反革命两面派。
“放黑枪”一文中提到了一位河北同志写的《不要扛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这篇文章, 由于该文批判了三中全会派大量荒唐的反动观点, 萧衍庆也因此把该文说成是金草写的, 并进行了大量谩骂攻击。 但是从他们反复无常、眼花缭乱的表演中，又可以看出他们始终不变的个人和阶级的利益需要。
附文:
转帖者按: 这是以前曾在老版主人公上发表过的帖子, 其主要内容是正确的, 但标题却是错误的。如果说32前毛主席在世时的批邓批修是正确的, 那以后邓贼上台其政权性质己变为资产阶级, 复辟后更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如果现在仍然把邓贼以及继承了邓的衣钵的二代、三代看作是修正主义, 那就把事物性质弄混淆了。故标题应改为《不要扛着修正主义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不要扛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
作者：赤 云
2003-11-11
近年来的新形势，特别是在七一讲话发表之后，很多以前胡涂的人清醒了过来，站起来反对修正主义，使反修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场斗争中，批判力度、参与规模、激烈程度和一些新现象都是二十余年的反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所从未有过的。这是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值得高度评价的。
但是在一片热热闹闹的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中，也包括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如当年文革中有人扛着红旗反红旗一样，现在是带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当年“扛着红旗反红旗”的人，是有意识地这么做；而如今“带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的人，除了极少数，大多数不是有意识地这么做，大多数属于思想胡涂，因此才称之为“带着”而不是“扛着”。事实上，这些人的大脑里带有修正主义的遗毒，他们之所以现在来反修，其思想的第一推动力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反对“异化现象”——各种丑恶、不公、凄惨的社会现实。
就此，笔者愿意谈一些对反修斗争的个人观点，以供大家思考。
反修必须先认清社会现实
认清社会现实这个问题实在是多余，但是还有很多人胡涂，因此也只要先谈这个问题，因为认清这个问题是反修的前提。
七一讲话发表之后，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将此定为历史的分界点。许多人不安地说，让资本家入党会使共产党的性质改变。还有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已经危在旦夕，只有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才能拯救中国社会主义。我可不这么看，我认为让资本家入党也不会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因为共产党早就是资本家的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刻，因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名词”。
七一讲话让资本家入党，其实质不过是官僚资产阶级公开“招安”民族资产阶级而已，不过是让共产党从一个官僚资产阶级独裁党变成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招安”民族资产阶级以扩大“执政基础”的党。而且这种招安早就开始了，七一讲话不过将此公开化、合法化而已。从邓小平上台开始，就一直推行着“官僚资产阶级执政、培养并招安民族资产阶级、取媚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当然，这条反动路线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其本质却一直不变。江泽民这个“合格”的接班人，不过是逐渐开始赤裸裸地、公开地推行这条路线而已。
至于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危在旦夕更是滑稽，如果社会主义的主人即工人阶级不认为自己是主人，那么这个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如果社会主义的敌人对社会主义不是破口大骂而是高唱赞歌，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的准官方刊物都不认为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工人下岗，农民破产，这早已经是现实，却不喊什么社会主义危在旦夕。等到资本家都公开入党了，剩余价值理论都公开抛弃了，这才来喊社会主义危在旦夕，还在认为社会主义是“危在旦夕”，而不是认为社会主义早已不存在。那么请问，是社会现实能够说明社会性质还是口号和空洞理论能够说明社会性质呢？
问题不在于政治改革的某个具体措施，而在于整个官僚资产阶级政权体系已经建立了起来，它不过是以各种改革的花招来不断完善自己而已；问题不在于具体的经济改革政策是否违背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而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先是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早已名存实亡。而后，又开始的国企私有化不过是办一个过户手续从这种资本家手中转移到那种资本家手中而已；问题并不在于宣传口号上的文字游戏是否高明或者是否胆大公开，而在于在这些口号的掩护下实际做了些什么。
因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完整的，所以反动派一下子把他抓在手中的时候，也几乎立即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完整体系，而且具有强烈的欺骗性，迷惑了人们。在二十年的改革中，所有的改革措施，不是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就是为了完善资本主义。当然，是在社会主义的外壳下完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具有表面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可是，孩子的实际监护人早已经变了多年了，所谓的赤裸裸的变化，所谓的公开化，不过是办一下手续而已。
不仅仅是各种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复辟，不仅仅是现实中随处可见的丑恶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复辟，不仅仅是宣传口号的变化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复辟，更加具有标志性的是：江泽民不但早已多次要求军队参与“维护地方的社会稳定”，而且在近年来的较大规模的社会“骚乱”中，武警和军队也早已多次参与了“维护社会秩序”。反动派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把枪口对准了人民，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也这样做了。他们之所以隐蔽地“谈话”、他们之所以严密地封锁社会消息，只不过是想加深伪装而已。这种伪装，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就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所谓“很好”，就是指好听，能骗人；所谓“名字”，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个“名”，是只说不干的，不但不干，而且还要反其道而行之。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个光荣传统，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能骗一天就算一天，实在骗不了了就公开干。”
事实已经足够清楚了，不需要再列举资料反复说明了。因此，反修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应当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怎么办？不但复辟了，而且在一步步地法西斯化，怎么办？因此，还在梦中或者半梦半醒的人，醒醒吧！不要忙着争论修正主义了，准备对付法西斯主义吧！
不要带着庸俗社会主义观念来反修
同样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人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结论。所以，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
请问，2003年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2000年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上台之后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是不是哪怕国有企业一步步被掏空、哪怕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哪怕私有制已经具有了法律意义上合法性，但只要党的高层还天天背诵着马恩列斯毛的原著，那么这个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一个官僚体系立于人民之上，但是却没有明显的腐败问题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是不是一个君清明、臣尽忠、民安顺的社会只要是搞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社会？
不！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哪一天他不再宣布要这样做了，哪一天他就危在旦夕了；哪一天他宣布要反其道而行之搞什么庸俗的货色来代替“不断革命”，哪一天他的上层建筑就发生质变了。
庸俗的社会主义观念，在经济基础方面只有两个名词，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公有制，根本不谈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生产劳动关系，他以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就是行政指令式的关系，更不谈在经济基础中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庸俗的社会主义观念，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只用两个名词，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共产党，根本不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应有的、最为核心重要的不断革命精神，他阉割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灵魂。
这种庸俗的社会主义观念，其本身就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他以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生产，就是依靠官僚下命令、劳动者去服从这种方式来进行的；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他以为官僚政权体制本身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之间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冲突，最多不过是反腐败、提高效率的问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的，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什么阶级矛盾，所以也不需要不断革命，因为没有什么人是革命的对象。
所以来反修的朋友，请你先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有着庸俗的社会主义观念？你自己是不是还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你自己是不是赞成官僚政体或者只是主张改良？你自己是不是那个独立社会、脱离实践的“文人”阶层的一员？等等，等等……
带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的种种现象
带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的例子很多，例如“社会主义危在旦夕论”就是在庸俗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判断下的产物，而这种观念，也是修正主义思想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奇怪的反修现象，如下：
第一种 第二次文革大革命观点
有的人说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复辟，应该发动“第二次文革大革命”，应当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反修反复辟，而不是什么革命。
那种看法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发动派虽然还挂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在事实上已经复辟了，我们不是在反对复辟的过程，而是反对复辟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反复辟就不可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必然最终要用暴力才能够完成。
当代社会，已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对此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二十年来，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通过他们那“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的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且，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以一种日甚一日的加速度巩固起来。社会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去搞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呢？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存在了，变成了封资修一体化的反动派中央集权专政，怎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呢？下岗工人去上访要被抓，农民破产去上访要被抓，甚至有的地方在9月9日纪念主席逝世、12月26日纪念主席诞辰也要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去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日做梦？你要坚持这样做，反动派只能给你两个回答，一是禁止，二是镇压。最终还是要把你逼到武装革命的道路上来。
诚然，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但是有两种革命，这两种革命所发生的社会条件不同，目的不同，手段也不同。第一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动的，为了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而进行的革命，主要采用暴力手段；第二种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动的，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主要采取非暴力的手段。列宁发动的“十月革命”是前一种，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后一种。
社会条件不同，所爆发的革命也必然不同。既然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中所酝酿的革命，必然是以暴力为主要手段的、以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为目的的革命。
连农民谈到他所背负的沉重生活压力时都说，“中国早晚要还要乱起来！”；连工人在谈到社会现实时都说，革命应当“从头再来”，那么，我们这些“饱读”马列主义“诗书”的人还有必要引章据典地论证未来革命的具体形式吗？如果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听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吧！
第二种 反复辟和平演变论
主张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危在旦夕，是因为西方对重视实行和平演变的结果，我们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反复辟的“和平演变”来反对复辟的“和平演变”，来反对修正主义。
这种人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回到社会主义。中国有什么特殊条件呢？不错，工农群众和很多老同志都对党、对人民军队、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这些感情是改革开放前积累起来的，和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有这种深厚感情的人根本不掌权，却是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的物件。其实，这种感情，根本不是我们中国社会最本质的特殊条件。中国的特殊条件就在于挂了一个“很好的名词”——社会主义。除了这个名词之外，当代中国社会还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一丝一毫的相同吗？
既然中国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从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回到社会主义有什么可能吗？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只听说过社会主义能够“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还没有听说过相反的例子。这种观点和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又有什么区别呢？和西方历史上某些“共产党”的“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吗？岂不就是用修正主义的方法来反对修正主义吗？这些观点，列宁和毛主席已经不知批判了多少次了，而反复辟和平演变论者，还有带着其它的空想社会主义具体方案的人，却像瞎子一样看不见。请问，列宁选集和毛选难道是用哪个土著部落的文字印刷发行的吗？
第三种 上书进谏与上层路线
有的人反修正主义的办法很奇特，采用的是“上书进谏”这种方式。“上书进谏”更像是陈布雷对蒋介石所应当做的事情，而不像共产党员的所应当做的事情；“上书进谏”更像是“文官死谏，武将死战”的封建精神，而不像共产党的革命精神。现在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条件？怎么共产党员还要做这种事情呢？封建忠臣也好，蒋介石的陈布雷也罢，他们的做法都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除了上书进谏，另外一种反修正主义的方法更奇特，采取的是上层路线的方式，试图用李宗仁代替蒋介石，通过高层的人事变动来反对修正主义。应当提醒这些人：试图用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取代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斗争路线。还应当再次向他们强调的是：人民面前的这个敌人，即修正主义，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群人，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官僚政权体系，他是一整套以官僚政权体系为核心的完整的上层建筑。那少数几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过是整个官僚资产阶级独裁社会的标志性符号。试图让反动派高层发生变化，这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用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吗？这不是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派系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吗？
如果真的能够通过上书进谏和上层路线就改变社会，那么列宁何苦要发动十月革命，毛泽东又何苦发动秋收起义呢？如果我们真的天真到这种地步，那么我们和放弃了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某些西方共产党还有什么区别呢？
反修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最高层领导是谁、由谁来当，也不在于宣传口号是什么，更不在于什么反腐、反私有化、维护民主集中制等具体的经济或政治观点。一两个独裁者下台后，中国没有继任的独裁者吗？不！这一整套官僚政权体系，每天都在生产着反动独裁者，一个独裁者倒台了，还会有十个八个上去接班；一个反动集团或派系倒台了，还会有另外一个反动集团或派系来代替他；一种资本主义政治集团或派别倒台了，还会有其它的类型的资本主义政治集团或派别来代替他。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下，搞任何形式的政治改良，都不超出这两种上层建筑变化的可能：独裁式的修正主义政治体系，自由民主式的修正主义政治体系。
不可否认，做这些事情的人中很多都是老同志，对党、军队、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很深，其用意是良好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真可谓是苦口婆心、用心良苦，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感情归感情，思想却不可以胡涂，思想胡涂了必然要走到错误的路线上。如果反修采取的方式是不革命的方式，那么这些不革命的方式除了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的方式，不会再有什么花样，大多与“和平演变论”属于同胞兄弟，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反复辟“和平演变”方式，类似于走议会道路的西方“共产党”，类似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类似于“和平共处”式的机会主义主张。
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认清了社会现实，那么就应当以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其它的方式，只能是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方式。这难道不是马列主义的常识吗？难道还需要多么渊博的理论知识才能解开的谜吗？你们现在不抛弃幻想，还要胡涂到什么时候呢？
因此，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本着团结的良好愿望，衷心希望那些“清醒”过来的同志们能够再“清醒”一些，参加到更革命、更高形式的反修斗争中来。
第四种 带着庸俗观念反修
有的人根本不理解文革，就根据自己对文革的庸俗解释开始反修。他在肯定文革的同时，又指出了文革中的某些他所不能理解的“教训”例如，文革中有一句口号，叫做“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句话看起来极左，但是并非如此。它只是告诉要高度警惕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法权和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这句话在问：一些习以为常的、看似天经地义的、无可厚非的观念、意识、思想等，真得是那样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吗？例如家庭观？
这种同志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肯定文革，先把证明了一番文革如何如何正确，又大谈了一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如何如何正确。然后说应当吸取教训，说什么有的过左的言行破坏了家庭亲情之类。最后说“尽管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可是文革依然是如何如何正确等等。
请问，在人类历史上家庭是怎么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随着其内部的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而解体，家庭也随之诞生。也就是说家庭与私有制、阶级是同胞兄弟、是从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并且，从社会思想的发展历史来看，家庭观念也从属于私有观念。家庭、家庭观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不是什么永恒、绝对正确的的东西。家庭与家庭观念产生于人类第一个公有制社会既原始社会末期，并且伴随着人类度过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在人类再一次进入公有制社会既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家庭很可能还要消失，或者以多中难以预料的方式出现，和男女关系一样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家庭本身就有着阶级的属性。这本应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认识。
家庭利益和家庭观念就那样天经地义？解放前，背叛自己的阶级、背叛家庭、离家出走投奔革命的人比比皆是，难道都要扣上一个破坏家庭亲情的帽子？
庸俗家庭观仅仅是庸俗观念的一种，而种种庸俗观念的核心就是私有观念。文革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打碎整个私有观念的思想文化体系。不打破整个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旧文化体系，怎么建立起以公有观念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呢？没有这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吗？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保持并发展吗？“斗私批修”是文革中最主要、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如果不理解这句话，在私有观念的基础上保住自己的坛坛罐罐不放，那么还谈什么肯定文革，还谈什么反修呢？
第五种 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庸俗争论
很多人的反修文章中，就涉及了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大量的庸俗争论。什么政治文明呀、民主政治呀、社会保障呀、国企改革呀、人权呀、自由呀、政治体制呀、法治呀、文化道德呀、社会财富分配呀、三农问题呀、工人权益呀、选举制度呀、教育医疗改革呀等等等等，只要人类社会中曾经出现过的名词，他们基本上都提到了，就是不提“阶级”这个词。马克思主义者议论社会话题，为什么没有阶级立场和观点呢？这难道不是带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观点就去反修，到底是反的什么修呢？
第六种 马克思主义大儒的反修文风
马克思主义大儒们各有特色，其反修文风也各不相同。
有的在写反修文章时往往闭上眼睛不谈社会现实，或者简单地用几个形容词一笔带过，然后就如同巫师念咒语一般大段大段地背诵起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接着来一系列甲乙丙丁ABCD的分析，最后，再加上几个呐喊的句子，什么“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无产阶级”呀，什么“劳动人民一定会再次站起来打到反动派”呀，等等。
有的人是联想高手，喜欢断章取义地引用马列原话，更喜欢注解马列原话。在《马恩选集》中的随便抽出一句话，都能供他写上几千几万字。进行了几千几万字的谁也看不懂的批判之后，再来几句骂修正主义的话解解恨。
有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专家，他谈苹果，总是先罗列一堆概念，先说什么是苹果、苹果是怎么产生的、苹果的性质、苹果的意义等等。总之，对于他们来说，苹果首先是形而上学式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吃的对象，而修正主义对他们来说也是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战斗的对象。
还有一种反修的同志有历史癖，尤其喜欢研究党史，其研究之精细令人叹为观止。有的红学家研究起红楼梦来，关于十二金钗的绣花鞋就能写十几本专着。我们有的反修同志也不次于红学家，有一片反修文章中，对陈伯达生活习惯的考证就占去了一半的篇幅。请问，您这是在写反修文章吗？您这是为了反修而研究文革历史还是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爱好？诚然，搞清楚文革历史对于反修斗争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成为考古迷吧？
马克思主义大儒的文章千奇百怪，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但是这几个例子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毛主席历来反对不联系实际的文风，还说脱离实践的知识份子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大儒们难道不应以此为戒吗？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复辟派上了台，在文革和毛主席历史评价上，对人民进行反动灌输，于是党内外、社会上、国内外的反动右派们一拥而上，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人开始了丑化文革、丑化毛主席的反动洗脑。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余年，影响是很深很坏的，但是时至今日，现在社会上很多善良的人，包括很多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面对着残酷的社会现实，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对文革和毛主席的错误认识。于是，反动的右派文人和知识精英们又惊呼起来，他们一方面开始咒骂人民是愚民，一方面又利用一切思想工具开始一次次的反动宣传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对人民的宣传中去，应当以通俗易懂的文字来消除二十年反动洗脑的恶劣影响，应当自觉地把普通人当作文章的主要读者。每一寸精神阵地，都需要用灵活的斗争方式反复争夺，最后才能得到胜利。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觉性，在精神阵地的争夺中没有顽强的斗争精神，也没有灵活的方式，那么，“劳动人民再次站起来打到反动派”，只能是一句空话。因为正确而有力的反修宣传，是“再次站起来”的过程中必不可少一部分。
第七种 三七开与吸取教训论
反修中，有的人一方面开始肯定毛主席和文革，肯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方面又说什么应当以科学和客观的态度，对毛主席或文革搞什么“三七开”、“吸取教训”式的评价。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对于文革中出现的细枝末节（例如个别的过左现象）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不要过多地去纠缠这些东西。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以后注意避免就可以了，关键还是要向前看，你要是将问题从“心”里提高到“嘴”上来，这些问题的社会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有的同志也许要反对我这种看法，他会说：“有错误就要承认，要科学地、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问题，这才是党史研究的正确态度。”
请问，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在现实的社会矛盾中，哪里有这么多“科学”、哪里有这么多“客观公正”可言呢？当然，我不否认，在纯学术研究中，应当尽可能地做到科学与客观公正；同时，我也不反对吸取教训，避免左倾错误，以免扩大化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但是，请问，纯之又纯的学术研究到底存不存在？人的主观的“科学”态度到底受不受人的存在、阶级感情等等的影响？特别是阶级社会的社会和历史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论是不是现实有着高度的统一性和密切联系呢？在阶级社会矛盾现实存在的条件下，纯学术研究和现实斗争之间到底有没有一条清晰的、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搞三七开，是不是很容易成为模棱两可的二分法、很容易成为敌人利用的把柄、很容易丧失“七”而只剩下“三”呢？
请问，我们是不是生活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太平盛世？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什么太平盛世，而是生活在阶级矛盾日甚一日地加剧的社会运动与发展过程中。既没有纯粹的绝对科学的研究环境，又要面对着现实的社会矛盾。而且，当今主要的任务是保证无产阶级在现在和未来的斗争中夺取胜利，宣传上、理论上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服从这种中心任务。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现在和未来的斗争中夺取胜利，就需要一面光辉伟大旗帜来凝聚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一面赞美着太阳的光辉，一面念叨着不要让人民忘记太阳上的所谓的“黑子”，这样做合适吗？这样做真的那样科学客观吗？我们要是教条的、形而上学的科学客观态度还是辩证的科学客观态度？
再请问，阶级斗争是不是和外科手术一样，是一件十分精细的事情呢？阶级斗争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还有相当程度的报复性、混乱性、破坏性、盲目性，同时阶级斗争又是阶级社会所无法避免的。人类历史上毁于奴隶起义、农奴起义的繁华都市有很多。毛主席历来主张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历来反对左倾错误。例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例如“团结、批评、团结”，例如“定性从严、处理从宽、给予出路”等等，毛主席在革命的指导思想上何曾犯过左倾错误？而且，毛主席的指挥艺术也是超凡绝伦的，要是换一个热衷于搞三七开与吸取教训论、事后诸葛亮来指挥文革，还不知道要搞成什么样子呢！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是能不能搞三七开，问题的关键在于搞客观评论的人到底是真有阶级观点还是假的阶级观点？谈到这里，再请去看看朴实厚道的、没有文化的老工人、老农民吧！这些同样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人，他们在评价毛主席和文革时可没有搞什么三七开，更没有谈什么“吸取教训”。我是一个普通的石油工人，我的爷爷辈曾经是铁人王进喜的同事，他们也曾对我谈到铁人王进喜的在文革中不幸遭遇。但是，当他们又怎么评价毛主席和文革的呢？他们说：“毛主席有什么错！毛主席唯一的错误就是心太软，在文革中没有斩草除根。”这样的评价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难道我们可以仅仅把这样的评价当作是老工人面对着如今的丑恶现实的一句气话吗？不！这句话表面是气话，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感情。请问，是应该站在劳动人民这一边还是站在教条的、形而上学的“科学”与“客观”那一边？
谈到教条与形而上学，有的同志也许要说，“三七开”是非常符合辩证法的，有对有错，有经验有教训，难道不辩证？当然不辩证。这是庸俗的辩证法，没有看到三七之间不同的质的区别。就象进行正义战争也难免误伤，但是误伤问题和战争性质问题不能相提并论。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什么才是真正科学而客观的社会历史评价？毛主席说：“请去看看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吧！”是呀！说得多么好！提醒地多么及时、多么一针见血！这种提醒对于“科学”与“客观”的态度来说难道不是一针真正的清凉剂吗？我们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难道不需要从中体味出一点社会历难史分析方法的真理吗？请想想，在巴黎公社整个过程中难道一点点错误也没有？可是马克思又给了他何等辉煌的评价呀！
所以，对于文革，不是什么“不可轻率地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应当肯定其积极方面，同时又吸取重要的教训”，而是应当彻底肯定文革，不是什么三七开，而是应当采取巴黎公社式的评价——这是一段光辉耀眼的、无可指责的伟大革命历史。对于评价毛主席，也要如此，绝不能搞什么三七开。
诚然，毛主席对自己也做过三七之类的评价。但是，他老人家是一个非常谦虚、对革命有着高度负责精神的人。他老人家看见农民吃的窝头要落泪，政策推广中一些应当由具体执行人来负责的差错，他老人家也算在自己身上，也要内疚地“睡不着觉”。最重要的是，还有毛主席“一辈子做了两件事”的自我评价。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两个自我评价之间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呢？请问在毛主席“一辈子做了两件事”里，哪一件是“三”？哪一件又是“七”？
为什么普通工人农民没有对毛主席搞什么三七式评论？他们认为毛主席没有什么不对的。为什么普通工人公民也没有对邓小平搞什么三七开？他们认为邓小平没有什么是对的。为什么普通工人农民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但是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对马列原著倒背如流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看问题时却摸不找头脑呢？难道不值得搞三七开的同志反思一下吗？
所以，对社会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要看到本质一锤定音，不能搞什么三七开与吸取教训论之类的庸俗的量化分析。这种庸俗的量化分析方法，抹煞了“七”和“三”之间根本性的“质”的不同，岂不知三七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这种抹煞“质”的区别的分析方法，是典型的带着修正主义色彩的分析方法，而且不利于反修斗争反而有利于修正主义的反动宣传。邓小平这个修正主义头子就给毛主席搞了一个三七开，我们现在在进行反修斗争的时候，再给毛主席搞一个三七开，这么做合适吗？
还有的人，在评价邓小平的时候也搞了一套三七开的评论。如果说给毛主席搞三七开的人，是思想胡涂既不懂辩证的历史分析也不懂政治的话，那么给邓小平搞三七开的人就真是有问题了。
这种人反修却不否定邓小平，或者不彻底否定邓小平。主张给邓小平搞三七开，说什么改革开放毕竟是有一点成就的，例如某些科技进步之类的“成就”。我们且不论大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成就是进步还是倒退，就算是有科技成就吧，那也不足成为肯定或半肯定邓小平的半点理由，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例如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的国家，是不是也要给希特勒搞三七开式的历史评论呢？不！对希特勒要彻底否定，对邓小平也是一样。
要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先彻底清算邓小平，因为它是二十余年来资产阶级复辟的“总设计师”，就像反动右派们要推行资产阶级复辟就不得不丑化毛主席、彻底否定毛主席一样，因为毛主席是马克思主义伟大导师，是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领袖。建国后的历史，是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历史。这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标志性历史人物，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
要知道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普通的历史评论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近年来左右派之间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一切争论，都要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追究到这两个历史人物上。捍卫毛泽东、清算邓小平，或者捍卫邓小平、清算毛泽东，这不是什么普通的争论，这是阶级斗争。在这场争论中，“使去世的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马克思为我们指出了这场争论所应具有的品质，也就是说，这场斗争不仅仅应当停留在打笔仗“捍卫毛泽东”的水平上，更重要的是，这场斗争应当直接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的发展，应当直接服务于未来爆发的革命。这不是学术争论，不是什么一般的社会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是什么无足轻重的问题，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内战爆发之前的宣传战的核心内容，是这场内战的序幕。在大炮和刺刀的较量之前，钢笔和稿纸非要先要较量出个胜负来不可。
正因为这场争论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不主张彻底否定邓小平的人，根本不是真正反修正主义，而是保护修正主义，就是扛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的人，而不是什么带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的人。
第八种 肯定反修的理论，却不肯定文革的实践
有的人反修，只肯定毛主席反修的理论，却不肯定文革的实践。这种人往往同时也是搞三七开、庸俗观念和庸俗社会主义观念的，因此也不必重复对这些观点的反驳。
据说美国是很民主开放的国家，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不能谈武装革命理论。由此参看这些肯定理论而不肯定实践的人，如果不是真的思想胡涂，那么就不必为他们重复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只须问他们一句：你怕什么？你又为什么怕？
第九种 赞成反修，却不赞成给四人帮翻案
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篇反修的文章中说：“给四人帮翻案的人可以休矣。”所谓的四人帮，无非是江张姚王。他们都是文革中的主力和中坚。否定四人帮，就等于否定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实践，就等于否定毛主席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在反修文章中出现这种论调，这是一件十分奇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情。请问，凭什么不能给四人帮翻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问：什么时候给四人帮定的案？又是谁定的案？
首先，毛主席的确批评过江、张等四人，而且不止一次，但是从来没有批判过，更谈不上定什么案。反过来看，毛主席批判的是邓小平，也给邓小平定了案。其次，批判四人帮的是邓小平，给四人帮定案的也是邓小平。
基于这两个基本事实，那么我想问——如果说“给四人帮翻案的人可以休矣”，那么，批评和批判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就可以一笔抹煞了？缺点、不足以反动、背叛之间的差别是不是可以一笔抹煞了？
给四人帮定案，是邓小平进行资产主义复辟的起点，是二十余年来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起点。如果持“给四人帮翻案的人可以休矣”这种历史观点，那么岂不是赞成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了？需不需要给四人帮翻案，这还有什么疑问吗？难道这不是一个反修的原则性问题吗？是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目前的反修斗争中，不管自己对四人帮有什么个人看法，都不需要维护这个原则问题呢？持“给四人帮翻案的人可以休矣”这种观点的人，是真胡涂还是假胡涂？
第十种 口水专家、笔杆子能手与空谈革命者
有一种马克思主义者，谈起话来头头是道，讲到修正主义当权派也是义愤填膺。可是谈一点实际的工作，他就马上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变成了避世隐居的陶渊明。对于这种叶公好龙者，让人说什么好呢？必须一针见血地向所有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指出：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在于他是否在理论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敢不敢于实践马克思主义。
这种马克思主义者，他往往集口水专家、察颜观色能手和空谈革命者等一切机会主义者的优良品质于一身。这种人，准确地来说不是修正主义者，而是机会主义者。有个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总是在不停地走来走去寻找机会，如此而已。
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个人爱好，而不是革命事业。他参加左右派争论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兴趣，为了满足个人虚荣心，为了沽名钓誉，总的看来，这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种娱乐方式。他在各个杂志、各个网络论坛转来转去，这些文字场所对他来说如同股票市场对着金融投机家一样，不是进行革命宣传和斗争的阵地，而是扬名立万、充满了冒险味道、充满了刺激和兴奋的诱惑的上海滩。
请问你们，你们这些口水专家、察颜观色能手和空谈革命者们：
马克思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你们听懂这句话了吗？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这两字放在现在改成“空谈”不也很合适吗？
毛主席说：“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实践。”——请问，毛主席是希望我们嘴巴来捍卫毛泽东思想还是用行动来实践呢？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坚定地推进革命实践的人，具有为共产主义事业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的革命实践精神。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干革命需要五不怕。我看，除了这五不怕，还要加上一不怕，那就是不怕别人骂。请想想，如果要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抛弃那些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但其实是庸俗的观念，那么必然有人要骂你没有道德人伦，是非人类、是野兽；再请想想，如果要坚持不断革命的精神，坚持“暴力革命是革命的普遍规律”这一真理，那么必然要有人骂你是法西斯、是极左、是战争狂；诸如此类的漫骂五花八门数不胜数，要想当一个革命者，就不能怕骂。
而现在这些来反修，并企图在其中寻找机会的口水专家、察颜观色能手和空谈革命者们，他们在口头上是什么也不怕的，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怕得要死。他们热衷于理论斗争，尽管他们并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却喜欢以此炫耀自己的特长，他们基本上也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大儒。他们不肯参加一点实际行动，嗅到一点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在瞬间消失藏起来，谁也找不到他们，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第十一种 庸俗的反修左派团结观
有人说，在反修斗争中，左派们应当团结起来，应当抛弃自己和其它人之间不同观点，不管用什么观点，只有是反修就可以了。各种不同观点当然是有差异的，但是不同的差异有着不同本质，不可以放弃马列主义的原则来争取什么团结。无原则的团结观是机会主义的团结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结观。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从不拿原作做交易。所以，能够赞同这种无原则的团结吗？当然不能。以这种原则能够团结起来吗？当然不能。听到这个回答，这种人在喊叫了：“不要搞左派分裂呀！”就像普列汉诺夫当年就指责列宁不团结、搞分裂一样。可惜很遗憾，苏维埃正是坚持有原则的团结、坚持有原则的分裂的产物。
由于左派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团结，因此应当争取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修左派的团结。这种团结，最起码应当在这样的原则下进行：
一，既肯定反修的理论，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要肯定反修的实践，即文革。
二，既彻底肯定毛泽东和文革，也要彻底否定邓小平。
三，不走改良主义的反修路线，不提出改良主义的具体方案。赞同政治、经济、文化斗争只能作为斗争手段，而不能上升为斗争路线。
四，必须承认反修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不能把反修斗争庸俗化为理论斗争、口头斗争。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被庸俗的团结观迷惑住自己的眼睛，而且，应当对空谈高谈团结（抛弃了革命原则的团结）的人，保持足够的警惕。
第十二种 反修主心骨问题
有一篇反修文章，如懒婆娘的裹脚布般又臭又长。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陈云等老同志与邓小平后来的急剧变化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我们对这些元老的功过是非应当有个公正的评价。对于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除少数"反水"的，绝大多数是坚持继续革命的。前文已经说过，他们经受过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考验，有坚定的信念和丰富的经验。这些老同志中许多人虽然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甚至蹲了监狱，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能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来看大是大非问题，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各种形式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地斗争。他们不愧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大家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今后的反修斗争，需要这些老同志作主心骨。”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说：“我们这些人，当初有的跟着叶剑英混饭吃、有的跟着陈云混饭吃、还有的跟别人。当初邓小平上台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举手表决那是假的，我们心里没那个意思。后来邓小平干的事情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不仅没有，我们还反对呢！不过也是私下里反对，我们哪有胆子公开和他干呀！现在不同了。现在小江算什么？跟我们比起来资格差远了，我们压根儿就看不上他。现在不是反修吗？我来给你们作主好了。我还能活几年？这还不是全为了你们？等江山弄到咱们手里，你们该分什么官就分什么官。不过，话要说在前头，我可要几个条件好的休养院养老。还有，我的子女你们可要安顿好，当然，跟着我混饭吃的也要安排一下……”
要首先明确：反修斗争是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是人民的事业，不是那个老同志的专利。这些人跟着邓小平跑了那么久，现在不得势了，也看不惯了。寂寞无聊了之中突然发现如今兴起反修了，顿时兴奋起来，心里嘀咕着：“机会来了！”想要当主心骨再捞一把。这些人没有从反修兴起中看到人民的觉醒，也没有丝毫认错谢罪的意思，反而倚老卖老起来，以为革命的主体不是人民，以为不管什么时代的什么革命，就凭着自己那谁也看不出来的“坚定信念和丰富的经验”就理所当然地是“主心骨”。这不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还能是什么？
人们不禁要问：叶剑英对华国锋说你不抓四人帮我们就抓你，这就是“站在党性的立场上来看大是大非问题”？陈云说恨不得毛泽东早死，这就是“毫不计个人恩怨”？你们谁不知道邓小平被毛主席定为不可翻案的修正主义头子，居然还扶持着邓小平上台，这就是同“修正主义进行坚决地斗争”？抛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就是“不愧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围绕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这些阶级叛徒周围或远或近的“老同志们”，即便“清醒”了也难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次要的错误、局部的错误，而是根本性的错误、全局性的错误，是出卖了无产阶级、出卖了社会主义、导致亡国亡党的错误。准确地说，这不是什么错误，而是叛变。蒋介石不是一个个人，是一个反动体系。这个体系难道不是靠他手下的那几十几百几千个军政大员们支撑起来的吗？难道说蒋介石手下的陈诚、顾祝同等人就不是战犯了？大中小的陈诚、顾祝同们就不需要追究责任了？
那些要做反修主心骨的“老同志”，你们凭什么再让人民信任你们？你们又凭什么得到人民的信任？你们帮助邓小平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反动头子上台，帮助他出卖了人民，然后又跟着他跑了那么久，现在不先向人民磕头谢罪反而又开始自卖自夸要做什么反修的主心骨。请问，你还有什么脸来说这句话？再请问，羞耻这两字怎么写？让你们领导反修，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还能有什么好结果？
当然，不能否认地确有一批老同志是上当受骗的。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以前胡涂现在清醒的老同志有两种，第一种是真胡涂、真清醒；第二种是假胡涂、假清醒。第一种往往中下层普通党员，就像那位去世前怒斥江泽民、愤而退党的老同志张鲁石。他在遗言中要求以后真正的共产党承认他是党员，还把自己几十年的积蓄交给真正的共产党做党费。这才是真正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二种往往是当过中高层干部，现在跳出来要当“主心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举过手，投过敌。
反修应当先认清走什么样的反修路线——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是空谈的还是实践的？不谈反修应当走什么路线这个根本问题，反而先谈什么主心骨问题，来争夺反修的领导权，能不让人怀疑吗？
好了，够了！参加反修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搞出的这些名堂，在一百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已经足够多了！用不着再来冷饭热炒了！我们中国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大观园，是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基因库。一百五十年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各地的所有马克思主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他的正宗、变种和组合。要是把这些奇花异草一一列举出来，需要几十吨墨水。
我看这些人，带着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反修的、或者直接扛着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反修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痛下决心反省自己、洗心革面，那么恕我直言，别看他们现在肯定文革，把他再送到文革中去，他还是要受到批判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上述种种现象，在社会中广泛存在。指出这些现象，并不是针对普通人，而是针对参加了反修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因为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才这样严历地指出他们的错误，因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本应当避免这些错误的。
既便是这种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大多数也是或者因为思想胡涂、或者因为感情太深、或者清醒的还不够、或者对马列基本原理没有足够的认识等等，他们是真心反对修正主义的人，是“团结、批评、团结”的物件。他们陷入自己的幻想太深了，我们不禁想用毛主席的话对他们大喊：放弃幻想吧，准备斗争！
而真正扛着修正主义反修正主义的，虽然只有极少数，却是现实存在的，并且也是对普通人最有迷惑性的、最有危害的。例如反修不反邓小平的人就是如此。笔者看到这种人的文章，气从中来，难免言辞激烈，但是所有的批判，只是针对这些扛修反修的人。
关于反修斗争的认识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社会热点话题的争论，就是两条道路、两种路线的争论，就是阶级斗争。现在左右派之间、乃至左右派内部所进行的各个话题（最突出的话题就是关于修正主义和毛邓历史评价的话题）的激烈辩论，这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关于毛主席的争论、和修正主义的争论越来越热烈，这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很多没有知识份子背景的普通劳动者也开始关心了起来，应当说这是一个新的革命思想的启蒙时期。
各种有形无形的阶级斗争在发展着，最终必然要演变为一场全面的阶级冲突，引发革命战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字的斗争和现实中的经济斗争，都是革命的前哨战，都是一场全面的阶级内战的前哨战。
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他承认当今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大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只要他承认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是封资修一体化的畸形道路，那么，他经过仔细思考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走毛泽东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要么走列宁式的城市暴动道路，总之都是武装革命的道路，其它任何一条路都是幻想，都是走不通的。因此唯一正确的反修路线，就必然是立足于革命、立足于未来的革命战争的反修路线，必然是把反修斗争当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的反修路线。而其它任何一种反修路线，都是错误的，都是修正主义或机会主义的反修路线。
诚然，我们不能像算命先生一样掐指算出革命的具体爆发时间，但是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是无法否认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参加反修争论的时候，必须有意识地使之服务于革命未来，不能使之局限于空谈。具体点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当再把主要的精力用于“修史”、理论研究和学术争辩上。这些事情当然要做，但是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参加。更多的人，应当开始更深入的工作了。既然《资本论》基本完稿了，那么该去写《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