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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一册（5）
    第三篇  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第一章  搞好斗、批、改
    第五节  继续清查五·一六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等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江青、周总理、谢副总理等接见文艺口同志，下为部分摘录〗
    江青：有一个事我想讲讲。就是“五·一六”匪团问题。“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他们的后台杨、余、傅，还有混进中央文革的坏人王、关、戚。这六个人一方面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另一方面打着中央文革的招牌，搞形“左”实右，这就难免有人上他们的当，所以我们对于“五·一六”问题，要认真对待，不许他们翻案，只要交待好的，完全可以从宽处理，可以不扣反革命的帽子，交待得不好的，隐藏起来，那要查出来，可就不客气了。
    姚文元：包庇那更是不许可的。
    江青：这是很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各方面破坏。首先破坏样板戏。什么样板团！有的根本不成其样板，乱七八糟，样板戏不等于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清队最不好，你们那儿可能就有“五·一六”分子。你们老老实实哪怕告诉我一个也好，也算向组织有个交待。现在有两个“五·一六”分子没有翻案，我保护他们，将来可能不给他们戴反革命的帽子。他们打那样大的招牌，青年人很难……。当然，他们的口号很恶劣。“五·一六”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一定要搞出来。他们的组织一定要摘掉，因为大凶恶了。这些敌人让他藏起来摇身—变，将来成了秘密组织。你搞民主党派可以，“五·一六”是秘密组织，搞颠复这是不允许的。
    谢副总理：清理阶级队伍不能让敌人漏掉了。“五·一六”少数骨干分子是很凶恶的敌人。不管在哪方面，我们坚决要和他们斗争。在文艺方面他们钻进来了。工、军宣队责任更大了。不能麻痹，包庇就更坏了。掌握政策把敌人查出来。这是保证样板的巩固，要加强队伍的政治思想工作。在政治上、艺术上江青同志都很严。这个严是思想弄不好就要恢复了。这是我两年学了点。弄不好（样板戏）就要这样。
    总理：坚决贯彻江青同志讲话精神，把“五·一六”搞一搞。
    谢副总理：把“五·一六”都揪出来，一个也不能漏。宣传队绝不能推拖。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八月十五日、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卫生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一九六七年你们大联委在北京体育馆开会，我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发表《六·二六指示》，因为当时你们联合不巩固，我压下来了，就是因为戚本禹插手。“三·一0”会议戚本禹插手。
    还有“五·一六”问题。我们在九月就知道了“五·一六”问题。卫生系统在中医研究院开个头，把叶心清抓起来了，我们事先知道了，要等待，要等待群众觉悟，事情早知道了。吴传启、叶心清、杜南，卫生系统“五·一六”就是叶、杜打头的。我们不愿扩大化。提出四个原则：先要本派搞出来。不要扩大化。联系到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保护群众。要谨慎。
    开这个会（按：指戚本禹插手的“三·一0”会议），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有坏人出主意的，这是与吴传启有关的罗。同叶心清、杜南、“五·一六”有关系。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政客，文化大革命中兴风作浪。在卫生口，他是“五·一六”挂帅的，杜南是跟他的，他出谋划策，利用广大群众，群众是受蒙蔽的。孙正同志是党委书记，他不同于群众，他有责任。先念同志向群众代表传达的话比我讲的还轻，结果回去后要打倒李先念，还大贴李先念大字报，说先念同志歪曲我的话。这完全是“五·一六”的话。
    “五·一六”问题，你们各单位革委会、大联委自己搞清楚。社会上的“五·一六”，是由公安部专案三办负责查处，他们让你们查就查，要防止扩大化。
    在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中，对真正的坏人不应放过。比如“五·一六”分子叶心清、杜南，是极少数的。我不能说卫生系统只有叶、杜两人，也可能有第三第四个，要把人证、物证、旁证拿出来。“五·一六”在每条线都有他们的人，在卫生系统也扰乱了—阵，一九六七年六、七两月吵得很厉害。
    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反对黑线人物，反对苏修，反对国内反动派。“五·一六”是一小撮，是别动队，是极少数的。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搞秘密活动，是搞阴谋的。一般人是受蒙蔽的，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不算严重问题，但要承认错误，向群众交代清楚。
    （以上摘自卫生部联合总部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翻印的“周总理《8.15》《8.28》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军工作会议代表以及卫生部和直属单位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时的讲话）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极“左”（后边的坏人）不能说外交系统一个也不存在。“一外”批极“左”就搞得不深不透。“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复无产阶级政权。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关于清查“五·一六”的部分
    〖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讲话，谈了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抓“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大家知道，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得到亿万人民拥护的，但这些反革命分子到处破坏，当然他们的阴谋未得带。
    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正在前进。他们到处执行反革命夺权，抢去国家机密，到处抢档案，这是为了达到他们反革命目的，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搞武斗，用这种方法破坏文化大革命。他们的罪恶很多，我们不能一一列举。只讲主要的。这一反革命集团，是在反革命两面派王、关、戚指挥下，干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我们应当坚决同5.16反革命集团作斗争，要深挖细找。把这个集团中的反革命份子，这些坏家伙统统挖出来。
    在文化系统方面，今天到会的即文化部所属系统、学部系统来讲，周总理讲过几次。关于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作斗争。要把他们统统挖出来。前天和各单位同志讲过一次，江青同志也讲过几次，特别1969年8月14日江青同志讲的很重要，我这些讲话，关于同“五·一六”分子作斗争的讲话，也就是根据总理及江青同志多次讲话精神讲的。学部和文化部系统方面，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当然，还有高教部，这些单位军宣队、工宣队、军管会及广大革命群众在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斗争中，做了很多工作，挖出了一些坏家伙，进行了大批判，但还是很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搞。
    我们要知道文化系统的单位是很复杂的，反革命份子周扬、陆定一在刘少奇支持下把持这些单位，抵制毛主席的革命文化路线。他们招降纳派、结党营私，后来王、关、戚又在这些地方干了许多坏事，当然，这里要声明，这些单位多数群众还是好的，也包括多数干部，有些也是一个时期受蒙蔽。而且这些单位比较复杂，要承认这一条，也要承认多数群众是好的。在这些单位目前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起来揭发批判，同时号召“五·一六”分子自己起来坦白。但是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要群众与专案相结合，发动群众是主要的。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就是在军、工宣队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来搞，依靠广大群众是主要的。要遵照毛主席教导稳、准、狠的打击敌人，如果讲只稳不很，就会产生右倾，如果只狠不稳，必然就会左倾，稳、准、狠是统一，关键是一个“准”字。
    要坚决遵照毛主席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系列指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判揭发从严，当敌人向人民、向无产阶级投降缴械后，在处理上就要给出路，正如毛主席教导的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但敌人还没有搞清楚，还没有向无产阶级投降，就片面讲宽大也不对，也不恰当，这就容易放过敌人。翻过来，敌人已搞清楚了，也投降了，不给出路，也不对。总之，要坚决的搞，挖深搞透，搞彻底。但又要区别两类不同传质的矛盾，人民内部还是敌我矛盾。遵照毛主席教导，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主要的打击“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骨干的重要分子，“五·一六”份子一般成员，只要他承认了，改了，回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来了就成了。条件就是承认错误了，改了、回来了，就是“五·一六”骨干的重要分子。他们彻底投降了，那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最后，还是要给出路的嘛！条件是彻底向人民、向无产阶级投降。
    在彻底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间，注意事项是：
    1、在大揭大批中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不准打人，变相打人，不准坐飞机，这些是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的。
    2、每个单位都要依靠本单位革命群众，在工、军宣队领导下，依靠他们自己搞自己的单位，有别单位材料，可通过上级及工、军宣队传递，没有这一条就要乱，我们不能回到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有的单位，那个时候是必要的，当前如果那样一搞，搞的不好少数坏人钻空子。自己单位的“五·一六”分子，靠本单位广大群众来搞，因为他们最了解，有的与别单位有联系，可把材料经组织关系送到那个单位去，材料要分清，哪些重要，那些是供参考，那些只有一点线索。
    3、一个单位有两派革命群众的，应联合起来，在工、军宣队领导下一起搞。联合不好的，就要遵照毛主席教导，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的群众去处理。
    4、既要大胆放手揭发批判，深挖细找，又要遵照毛主席教导，不能逼、供、信，重在证据，不轻信口供。
    5、下放了的怎么办？是否就是这样：留在北京的在北京搞；下放的下放后在下面搞。下放是一件大事，是备战的重要措施。不能等清理阶级队伍完了再下放，该下放的还是要下放，下放以后在下面继续搞。同样可以搞，当然下放后困难多一些，那是次要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总是要把这件事搞深、搞透、搞彻底，不好我们就不收兵。
    6、清队搞“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今天到会各单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抓紧搞，还有其他问题如清理叛徒、走资派、特务，若搞的不彻底，也还要结合到一起搞。总之，要用最大努力，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这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不搞好绝不收兵。同时也要结合清队的其他方面的工作，文化系统，这方面的任务是很重的，当然这两方面，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政策特别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来做。
    
    一九七0年一月十一日，吴德在北京市举办的局县区级学习班上的讲话
    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还存在这一问题，有的单位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有普遍性，这是大事情，是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范畴的，可以说，是一种反革命思潮，实际上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表现形式很多，实际上是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五·一六”是最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罪行累累。1967年“五·一六”通知一周年发表以后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把矛头指向林副主席，特别突出的是反对周总理。我们总理几十年对党对人民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现在72岁，每天工作12小时，他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五·一六”已伸展到各个方面，不彻底查清是个隐患。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保护“五·一六”，右的方面搞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当前国际上苏修大兵压境，我们坚持肃清“五·一六”，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如果无产阶级领导权落在这些人手里，一旦打起仗来是内患。
    从北京市来看，极“左”思潮影响大，“五·一六”活动较严重。反革命王关戚他们是极“左”思潮的根子，“五·一六”是他们组织起来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他们派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周景芳，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而且派进160到170人，周景芳是从学部哲学研究所来的，同反革命吴传启、潘梓年有联系。周本人是叛徒，在抗日初期叛变投敌的，而又接受敌人任务回来的。周调市革会，并调来很多人未经过核心组，有的是戚本禹派来的，来把持市革会的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五·一六”分子，实际是夺领导权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利用职权，背着谢副总理和核心组，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反对谢副总理，写一封最后通牒的信，进行攻击。周到上海学习，到山东学习。去上海学习有二个目的，一个是搞张春桥，一个是拿上海的经验回来搞谢副总理。到山东对王效禹讲，北京市核心组是保守势力。回来一本一本作报告，煽动极“左”思潮，挑动群众斗群众。几乎北京的武斗都是他们组织挑动起来的，然后又把别人派出来处理武斗。处理好、处理坏都是搞你，他自己从未出来一次制止武斗。周在学部专门整理周总理的材料，把国家的机密印出散发，另外，周利用职权把市革会主要几个组都控制起来，政治组周兼组长，自己控制，副组长是学部来的，另一部分是动态组，组长王乃英（现行反革命、林杰的老婆）。他们搞每日动态（收集情报、特务活动）。原来不知道，在一次会议，周出去，刘建勋一看，是每日动态，他们没有人在就看，有人来就压在屁股下，是鬼鬼祟祟的，他是什么“造反派”？管干部的是王乃英，文教组也是他们调来的李贯英当副组长，实权在李的手里，把组长丁国钰架空。市革会办事组长杨袁，从学部调来，是“五·一六”分子，是留苏学生，有反对赫鲁晓夫的，他都要报告。再一个注意的是工交组××，不是个党员，他是工交组政治组组长。王若明是戚本禹派来的，在1967年写过文章，反解放军的。周景芳在工交系统派许多的调查组，王乃英到京棉二厂，矿务局也去过，财贸组支持“财贸尖兵”，西单武斗是周景芳布置的，就是我们傻瓜，去制止武斗。还有火烧英代办，当时我很着急，叫周景芳同我一起去，他不去，英代表要求解放军保护，影响很坏。他们是牛鬼蛇神，他们到市革会前二个月就开黑会，北京市的“五·一六”活动，就是在市革会指挥的。
    他们在市革会和在学校安插一帮人。陈伯达同志告诉我，你们被控制了，我们还不了解情况。有一次开会是否叫周去，伯达就不同意。1967年以后才知道，就逐步处理，先把周调走，把杨袁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把周、杨逮捕。
    王、关、戚一手抓天派，一手抓地派，凡是一派的地方，都要分为两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对王、关、戚，首先是中央发现的，那时市革会忙于大联合、三结合，对于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不够。譬如出现反复旧，是极“左”思潮，山东、武汉搞了一下反复旧，市工代会也有反复旧小组，他们把好人打下去，坏人上来掌权，搞无政府主义，把个人、群众组织凌架于党之上，革委会之上（刘插：有些老大难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这是阶级斗争，思想迟钝抓得慢，是错误的，是跟毛主席不紧，阶级斗争觉悟不高，领导一般化，官僚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过去认为对的，现在不一定对；过去认为不对，现在也可能是对的，要总结经验提高认识。
    大联合的问题，是革命的大联合，那时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派性联合起来是对的，但有两个问题要想一想。革命大联合同什么人联合，能不能同反革命“五·一六”联合，能不能跟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合，那时看不清，认识有个过程，但同什么人联合要弄清。再一个怎么样大联合，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大联合，经过斗争达到团结，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批倒，团结的目的是共同对敌，如果保护“五·一六”不行，要清除“五·一六”才能团结，否则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要犯错误，要按照三条原则搞好团结，做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情要肯定，不要把他的坏事掩盖。
    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群众组织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对的，现在不紧跟伟大战略布署就不对了。造反精神强，运动初期是对的，但造反精神强，是有阶级性的，开始对的，后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就不对。原则标准是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
    二、我们的思想是随着变化的客观情况前进，文化大革命经过三年半，经过斗争，对群众和人民是考验，在新形势下积极分子队伍有变化，在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是进步的，在其他问题上是中立或是阻力。在运动初期没有跟上的，经过教育后，在运动中成为积极分子。事情本质暴露清楚是有过程的，认识一个问题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在进行新的斗争，积极分子要重新组合，在反“五·一六” 分子时，他本身存在极“左”思潮或“五·一六”分子，就不能是积极分子，有些人有变化不能依靠。
    三、要认真总结经验，要总结文化大革命全过程，要研究新问题，从极“左”到极右，是有规律性，提高自觉性。批判极“左”思潮，抓“五·一六”分子，领导决心要大，要注意方法，选好突破口，面上要抓三分之一或少一点。
    四、摸清情况，对极“左”思潮严重的单位，要批透，要注意政策，不打人，不逼供信，决心要大，方法要对，要按照8341部队的经验，打好这一仗。
    
    一九七0年一月十二日，谢富治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集团的几点意见
    〖吴德传达谢副总理和市革委会领导对批判极“左”思潮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几点意见，记录稿〗
    一、态度要坚决，步子要稳，一定要搞好。
    从一些单位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过去有“左”思潮严重的人，现在又极右，抵制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反动的极“左”思潮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干了大量坏事，不彻底批判，不把这批反革命分子彻底挖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对这个问题，毛主席很早就作过重要指示，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理解，没有很好的落实，斗争得很不力，这是一个错误，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现在对这场斗争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对王、关、戚、周景芳、林杰等一伙等反革命分子煽动和利用的极“左”思潮，必须从思想上批深批透，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彻底挖出来，肃清它的影响。
    运动中要注意政策，首先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其次才是按照党的政策，处理，步子要稳，就要加强领导，有步骤的开展。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学习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样才能把这场斗争搞透搞好。
    二、要抓重点，面上进行正面教育。在抓重点单位的同时，面上要普遍开展正面教育，搞好调查研究，作好准备工作。一个局选一个重点单位，或者一个系统选一个重点。在一个单位里又要抓重点事、重点人、重点问题，然后重点突破。这样打歼灭战，才能取得经验，指导其他单位。因为这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全面铺开就可能搞乱搞错。我们的态度一定要坚决，一定要搞好，不能搞乱。
    三、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这是以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林副主席的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周总理的态度。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来划分。他们主要是反对“三红”，但是不能因为冲击、反对哪个革命委员会和市革委，反对本单位解放军和某个人，就做为极“左”思潮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来进行批判和清查，这样就会乱了。
    另外，对打、砸、抢，也要使具体分析，它是否带有政治性。同时还要注意他们在思想上与王、关、戚、杨、余、傅、周景芳等有没有特殊的关系。
    四、要两依靠。上靠毛泽东思想，下靠广大革命群众。要搞好这场斗争，首先要上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这是根本。这里也包括了依靠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我们要积极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很好地组织积极分子队伍。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其中有的落后了，有的腐化了，有的本来就是坏人。对一些情况要做历史的、阶级的分析。除了坏人之外，总是有些人被替换，这是合乎规律的。但是一般的不要采取大换班的办法，我们的责任是对他们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如果忽视这一点，也要犯错误。
    五、思想要批深批透，不要急于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严禁逼、供、信，严禁打人。领导和军宣队不要随便点名，必要点名时也要有把握。选对适当时机，而且不宜太多。主要是把他所在单位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思想批判要抓住主要问题。
    六、不要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工厂企业和学校不同，要注意方法，还是业余搞。总之，决心要大，步子要稳，要加强领导。
    
    一九七0年一月十四日，吴德北京市举办的区县局学习班上的总结发言
    会议到今天已开三天了，比原计划多开一天，因为来的时候，思想准备不够，因此要多讨论一天，加深认识，提高认识，把批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一仗要打好。会议期间谢副总理两次召开座谈会，针对情况，作了明确指示，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决心更大了。
    一、要充分认识到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要意义，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通过这几天学习讨论，认识到极“左”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林副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为人民勤勤恳恳工作的周总理，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到处搞打、砸、抢、搞破坏、盗窃国家机密，抢档案，这是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他们打砸抢，搞破坏，他们打砸西单商场，为什么把东西破坏？阴谋破坏手表厂，二型表都是过了关的，他们把模具毁掉，他们搞巨型的表，搞新模具，结果作出来的表一天要差一、两个钟头。去年他们计划生产卅万块，结果只完成五万块手表，我看就是有人搞破坏。抢档案是泄露国家机密，从市革委会抢走，再弄到学部照象。抢化工部档案，有的把尖端图纸抢走，来盗窃国家机密。“五·一六”罪恶很大，是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是野心家。在他们的操纵下，搞了许多阴谋活动，在北京市到处伸手，反革命分子周景芳来市革委会妄图篡夺市革命会领导权的。周景芳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里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一伙反革命分子，到处伸黑手，以极“左”面目出现，煽动和利用极“左”思潮，干了许多坏事。“五·一六”的问题要好好查一查。周景芳在各方面伸黑手，而且发展“五·一六”。他发展支队，发展司令、副司令。在卫生系统他也干了许多坏事，在财贸系统也派去崔许龙。崔许龙是“财贸尖兵”的后台，和洪振海，王景瑞勾结在一起，西单武斗指挥机关在市革委会。上有周景芳，下有财贸组崔许龙，我们去制止武斗，怎么制止得了呢？他们事先是布置的，我们这些人是傻瓜，不知道。现在才明白，在市革委机关周景芳干了许多坏事，在门头沟都有插手，他们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在不少单位存在，过去是极“左”，现在是极右，保护坏人，保护“五·一六”。很明显，极“左”思潮的人保护“五·一六”，保护坏人。
    我们有错误，见事迟，抓得慢，大批判没有搞起来，坏人没有都挖出来。有些单位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清查“五·一六”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严重斗争，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场严重斗争。如果对极“左”思潮不批，“五·一六”不抓出来，讲阶级斗争是空的。要下定决心彻底的挖，在这一场斗争中要爱憎分明，要坚决，要果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反对周总理也是反革命。要和他们斗争到底。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如果思想不明确，斗争不坚决，就要犯方向、路线错误，就是对毛主席不忠，对党对人民不忠，回去以后要敢于领导这一场斗争。没有什么可怕的，无非是过去支持的一派有极“左”思潮，干了些坏事，一反怕涉及自己，怕反到自己头上。当然这事要历史来看，整个说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有些具体事，当时看来是对的，现在看来是错的。有些事是当时看错的，现在看是对的。有些事当时支持他是对的，后来他发展中违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发展到极“左”思潮，就不能再支持。有些事当时支持就是不对的，错了就检讨改正。对意识形态，毛主席讲：这一仗不好打嘛。二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看不清楚，我们要和错误划清界线，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肯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批判教育。要批判教育，要作分析，如果你过去支持过的一派有极“左”思潮，更应该起来反对，要好好批判，这样你就没有派性，就主动了。不能因为你过去支持过或支持得对，不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出发，感情用事。不积极、不坚定是不对的。还有的同志过去受一派冲击，这一派有极“左”思潮，怕被人说打击报复，怕再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当然对我们自己冲击也是应该冲击一下，因为我们这些人有这样和那样的错误，是不少的，冲击错误有什么不好呀！不能算个人被冲击的账。但是，对于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总理，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论他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或是其他反革命分子，都要敢于同他们进行斗争，否则就没有革命性，就没有立场。不能因为自己的私心杂念而不敢斗争，那就犯错误，只要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什么都不怕，有的顾虑，甚至犯了错误，只要忠于毛主席，就什么都不怕，有的顾虑是不是会引起资产阶级派性，会不会怕搞不好，搞乱。在进行这场斗争，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警惕阶级敌人钻空子，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学习8341支左部队经验，按照三条原则处理问题，就能既批判了极“左”思潮，清查了“五·一六”分子，又能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8341部队的经验是必须和极“左”和右的斗争，才能真正实现革命大联合。所以，怕是不对的。当然对问题的认识有过程，问题没有暴露清楚，对本质一时看不清，这个不要紧，要把问题搞清楚。认识问题有过程，处理问题也要有步骤。譬如，在市革委会有的人的问题发现了，发现后，有的动了一下，有的没有动。像市革命委员会有些委员现在不让他参加会议，并没有对他批判，如周景芳的问题，在戚本禹没有打倒前，先送回学部，没有动他，以后才逮捕。杨袁从办事组调到修改党章办公室以后才逮捕。认识有过程，处理有步骤，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但是不管怎样，一定要认真的把问题搞清楚，是坏人要揪出来，是极“左”思潮要批臭。
    二、决心要大，要放手发动群众，要注意政策。
    主要是把群众发动起来，把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起来，同时在运动中注意掌握政策，首先是要批判，要深挖细找，把“五·一六”挖出来，要彻底肃清。要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对周总理的态度作标准。是反对还是拥护，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以其他任何作标准。这样才能区分敌我，分清是非，才能使这一运动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发展，决不能以反对不反对你那个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中的某个人作标准。如果以这个作标准，会把运动引向错误，把运动搞乱，很危险。群众向军宣队，革委会提意见，应抱欢迎态度，对改进工作，改进作风有好处，也是们所需要的，群众中向中央写信反映问题，这是他们的权力，应当保护，决不堵塞这一条路，在运动里头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极“左”思潮，“五·一六”干了许多坏事，但是有极“左”思潮的人不一定都是“五·一六”分子，不一定都是坏人。极“左”思潮严重的没有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也可能有其他坏人，其他反革命分子。他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对造反派要历史分析，一个组织里头出了个“五·一六”分子，出了一个坏人，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不等于这个组织的群众是坏人，比如“师大”井岗山头头里头有坏人，不等于这个组织的群众都坏，但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必须肃清。在矛盾性质还看不清楚的时候，批极“左”思潮时，不要急于给戴帽子，对“五·一六”的斗争还讲稳、准、狠、稳不是右，狠不是极“左”。要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信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不准打人，搞变相体罚，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要打击“五·一六”革命集团中的骨干分子，重要分子，一般成员只要坦白交待，改邪归正，可以从宽，即使是骨干分子，重要分子，只要彻底，真正投降，也要给出路，但是首先是怎样挖出来，不要手软。什么“一起战斗过”。通县防护厂有一个人是九分站作战部长，姓刘的，是流氓，什么造反派，他造反不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很不地道、会造谣，什么林副主席接见过，在谢副总理家里吃过饭，有时间在家里坐坐，总理给他洋火，张春桥给他打电话，这是造谣，是政治骗子，说什么成立革委会要老谢挂牌子，他搞邮电大楼时，胡说是吴德支持的。
    还有的厂整党打板的，有的党员挂起50%，这行吗？有的“纳新”把他的老婆也纳进来了。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对这种人不要斗争吗？不批判极左思潮，对有些人的问题弄不清嘛！不抓“五·一六”是隐患，影响肃不清，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下缺）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晚八点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零点四十分〗
    周恩来讲话
    （略）
    第二个问题，对有关问题要说的就是“五·一六”不单是在六七年发表了“五·一六”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一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但还未公布，必须和群众上下结合、内外结合才能搞清楚。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既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就不是公开的，是秘密的活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使用两手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些人隐藏在最革命的中央文革里，最革命的军队里头，就必须深挖，需要冷静，运动中掩盖一种极“左”思潮，个别人对现状不满，否定一切，掩盖“五·一六”的反革命阴谋。年轻人容易受蒙蔽，为首的、协从的、受蒙蔽的要区分，既要深挖，又要谨慎。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存在社会上，存在于机关，司令部内，但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暗中活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小撮，他们有的人原来就是跟他的，有的是派出的。
    下面把“五·一六”著名的头头讲一下。
    一个是吴传启，湖北人，是国民党特务，参加过伪国大竞选，是宋洛介绍入党的，宋洛是武汉市宣传部部长，参加了造反派，他联系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托派王明分子，还有大资本家，他们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这些人到处“串联”。“九大”前后，反复旧他们都搞了，根就是吴传启。吴传启解放后跑到中央计委，最后到学部。在六十年代，可能在以前，他和关锋、林聿时三人，他们在学部写文章，用假名字，在哲学研究杂志上发表叫撒仁兴。
    这条线，还有叛徒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在国民党反动时期被捕，现在查明，他和国民党勾结，通过国民党CC特务，把他放了。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还作了新华日报的编辑，解放后到了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动摇的态度，关锋亲自去，后是吴传启成为当时学部的头头。四月份在上海修改“五·一六”通知时，他们闻风派吴传启到上海打听消息，回到北京后，在学部写了第一张大字报（江青同志插话说：“军队中还有刘志坚，谢堂忠，陈亚丁，唐平铸。”）在起草通知过程中，他们企图把吴、潘拉进中央文革，由于江青同志的反对，其它同志不同意，而没有得逞，但王、关、戚、王任重、刘志坚、陈亚丁，在邓小平的推荐下，混进了中央文革。但领导是好的嘛，主席在“九大”讲了这个问题，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出了几个坏家伙，陈独秀、张国焘，但这不影响我们，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的。我们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的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戚，并不影响中央文革的大方向和伟大功绩，王、关、戚，也是中央文革自己揪出来的，对他们是慢慢的逐步看清的。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发现最早，说明不仅是学部这一条线，绝不是学部这一条线，文艺方面更多，刘少奇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就是一条总根。关锋就说过：“以后党恐怕还是刘某人的。”实际上他就是黑线人物。陶铸到北京来还和吴传启联系。（康生插话：陶铸还叫吴传启到中南海。）
    王力在山东，他本人加入国民党，他妻子是叛徒，王力在大革命时参加革命，康老清楚。（康老插话：一办的同志要注意这个问题。）（江青插话：“三个办公室都来了？答：来了）（康生插话：这个问题，我当面告诉中央专案组，他们根本不理这个事情。）王力的老婆的妹妹的丈夫在教育部是个司长，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在张家口搞无线电，很活跃，和三军冲派联系；一个在“一外”，也是红卫兵团的，和616在一起。（康生：还有一个妹妹在外交系统）（江青同志插话：王力的屋子里有二条电话线，其中占用了国际线。）关锋利用老婆、小舅子在东北搞“831”。王力是支持王稼祥的“三降一灭”、“三和一少”。六二年在莫斯科参加国大，完全代表修正主义的东西，回来他还说是对的……邓小平很称赞他，后来挽救他，他说要和王稼祥划清界线。后来让他写文章，以后到中央，他实际上是暗中有联系。
    关锋根子在学部，和军队有联系，原来是萧华的部下。要继续查他的历史，他老婆在红旗杂志社，完全做“五·一六”的联系，和文化、宣传、学部联络，和林杰联系在一起。关锋企图篡军权，“抓军内一小撮”他是和王力大喊大叫的。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夺外交部大权，八月七日的讲话人们取名叫“王八七讲话”，于是“五·一六”就贴出天安门的两条标语，“热烈要求姚登山代理外交部长。”、“热烈要求关锋代理总政治部主任”的大标语，小字报也登出来了。王力的野心就更大了（康老插话：想当总理）所以他们野心毕露，从根子上说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的。
    戚本禹是个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冲机要局，抢档案，他（与叶向真）他们是合谋，后台是杨、余、傅，萧华。在六六年无产阶级造走资派反时，造反派群众在街上搞四旧，（叶向真靠）和他父亲（叶剑英）的关系，首先冲军事科学院，他们采取的是绑架的方法。戏剧学院的叶向真，他说是造反派，年轻人造反好么，造走资派的反。现在查清，搞军队带头的就是他们。（江青同志插话：首先动手打解放军的就是叶向真、刘诗昆。）第二件事比较严重的，六六年底他们搞突然袭击，将彭罗陆杨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汉、阳翰生，还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后让他们游街，我们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他说“可能是叶向真，我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后来把叶向真叫来。她说是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乐团这些单位搞的，关在和平里中央乐团一间大屋子里，第二天就要游行。这样全城会轰动，对我们不利，非搞过不可，后经卫戍区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一件事，我们不允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绑架，这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这样做超过了武斗，变成了绑架。后来，很多地方也跟着搞起来了，部队冲派也搞这一套，北京军区文工团“星火燎原”他们知道了，抢了先了，首先搞起来了，把北京的运动搞的非常不利。
    在“五·一六”通知发表之前，他们就做了很多坏事，而这时，我们逐步发现吴传启这个根子，这个是不得人心的，在中央文革开会时三四月份，更早在六六年底，提醒他们要和吴传启划清界限，他们退了一下，他们知道了中央文革知道了是不允许的，他就准备撤退，让吴传启、林聿时到河北赞皇县农村搞根据地，准备上山打游击，潘梓年，年纪大了打游击不行，就把他送到太湖养起来了，就这样暂时停下来。他们矛头国务院是我，中央文革是康生、江青同志。这些坚持立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他们就反对，他们搜集材料，反对康生、江青同志，想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打倒。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还有学校叫小“五·一六”，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工交以张殿英为主，农林以农业大学，林学院为主，外交以一、二外为主，财贸以商业、财经、商学院为主，体育以体育学院为主，学部是“五·一六”兵团。现以查清“五·一六”红卫兵团的文件有一个宣言，七月一日通过的，另外“616”跟着发表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矛头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口号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很反动，正好在这时开始有二月逆流，传到社会上，他们把矛头对准中央各部委，对准解放军。武汉事件发生后，他们就变成了什么角色，就是要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依靠的伟大长城，六、七月闹的最凶。
    这段事情很复杂，集中到“五·一六”这个问题上，名字叫“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来源是各个方面的，既有国外的帝修反，又有暗藏的反革命、国民党特务、党内叛徒、内奸、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个大杂烩，不仅是中央有而且地方也有，在地方插到了广西、湖南、石家庄、湖北、四川、山西、贵州、武汉等地。总之这个问题摆在面前，当时的政策是割断联系，在北京有少数拘留起来了，吴传启到处乱跑，从西安到武汉，用飞机把他捉回来，潘梓年老了，从太湖把他捉回来，另外告诉他们组织有坏人，自己抓，有的连名字都告诉他们了，是为了把他们和群众隔开。第一是本组织自己抓比较好，第二是不要扩大化，第三是引导到斗、批、改上，第四是不允许二月逆流翻案。过年后，杨余傅的问题出来了，牵涉到更多，要更谨慎，要小心，所以没有广泛的讲，“3.24”、“3.27”讲了，只是一般的讲，要大家警惕就行了，没有今天讲的详细。当时还不知道这么多的内幕，到下半年解决天地派的问题，还有工人进驻上层建筑，工作转到这方面来了，深挖“五·一六”工作冷了一阵，同志们来了后，对“五·一六”不清楚，更不知四条汉子的问题，三十年代的问题，“二流堂”问题更不清楚，象今天这样对宣传队没有讲过，你们来了，我们的责任没有把他们讲清楚，去年八月以后，有的单位动的早，有的晚，有的人不敢下手搞，有一碗水端平的问题。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坚持三个原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支持，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斗争，（江青同志插话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无所谓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是秘密组织，是颠覆我们党，颠覆我们的军队，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六九年“九大”以后，新的党中央成立了，在斗、批、改阶段，在清队中，要把这个案子清出来，搞清楚。好的、坏的分不清楚，是非不清，有的是敌我问题，不清楚不行。学部搞了几百人，现在数目很大。（江青同志插话：一定要注意。）必须弄清楚才能定案。不能逼、供、信。要有旁证，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和群众结合，不给群众讲，就没办法搞清楚。样板团发动群众比较好，有的单位没有发动群众就搞不清楚，今天承认了，明天又翻案，（江青同志插话：要搞政策攻心。）样板团的文艺战士顶住了。“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两面派，他们活动时间不长，有的有证据，有的没有证据。所以要搞清，不搞清对无产阶级专政不利。在北京，有很多人参加，极“左”思潮，烧英（国）代办处，违背了毛主席的外交方针，当时群众受蒙蔽，要把黑手抓出来教育群众。
    现在给你们讲清楚，我们耽搁一下子，希望你们认真讨论，要发动群众，宣传要和革委会，大联委互相联系，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干部，教育后代是有利益的。不能用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派性，极“左”思潮搞反革命专政，这种人夺了权，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小团体、阴谋集团，怎么许可？不揭发清楚总是不利的。
    总之，希望其他同志讲了，大家回去很好地讨论，这次会比十月份的动员，江青同志八月份讲话更进一步了。
    康生同志讲话
    我看讲话也要有的放矢，今天参加会的好多单位，不大清楚，其中有一个单位就是专案单位，我还比较清楚，不想多讲，将来把材料弄准确，详细一点，专门讲一讲，我想简单笼统讲一下，从文化大革命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斗争中，经常想到值得注意三点：
    第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舆论准备。”当时中央对周杨这些人的讲的，这种舆论准备，就是抓文艺、教育、宣传，同志们大多数在文、教、学，在支左，必须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这一教导，来看党内所有叛徒、反党集团，他们也是首先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造舆论，所以同志们的岗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岗位。
    第二件事是反革命要反我们，他们一是抓舆论，另一方面是抓机要，要抓我们的核心机密，刘邓叛徒集团利用杨尚昆、罗瑞卿等人，完全掌握我们的核心机要部门，主要在中央办公厅、公安系统、调查系统。他们叫杨尚昆抓，他们要搞阴谋，就必须把这些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三件事：从斗争中看，反革命进行阴谋活动，掩盖他们的面目，一定是要抓档案的，他们为了掩盖他们的反革命事实，投降、叛变材料和阴谋活动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行为，首先从各方面抓档案，这件事刘少奇、安子文在全国一解放，首先抓敌伪档案，他们从北京图书馆查出叛变材料、自首启事，他们从报纸上全部挖掉，刘少奇、安子文他们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南京、上海、苏州、武汉查这些单位的敌伪档案，销毁他们的罪证，但他们没有想到，全国的报纸是挖不完的，怎么能够挖掉呢？（江青插话：连报纸都是销毁，报纸是烧不完的。）（总理：全国那么多报纸，他们知道哪个登？哪个不登？）今天讲王、关、戚、杨、余、傅，萧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也不外乎走这个道路，抓文艺、机要档案。刘少奇、王、关、戚，他们有共同的手段。我们搞专案的同志，要得到这样一个教训。关于“五·一六”问题，不是5月16日的问题，刚才总理讲“五·一六”这个问题，不仅是67年5月16日通知发表，在这以前，从各方面情况看，说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五·一六”专案的主要问题，大概是六六年十一月中旬、末旬开始作准备工作的。大家记得这时正是十月工作会议开完后，刘邓面目一揭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没有传达，他们的问题是在林付主席讲话后公开的，还有刘邓很不象样的检讨，刘少奇司令部垮台了，王、关、戚想代替这个司令部。他们的口号最集中的就是一个“权”字。“王八七”讲话，王道明可以当外交部长（江青：主席看过的文件，他们可以在上面写三个揪军内一小撮。）六七年一月戚本禹说：现在二十四级的干部可以做部长，意思说，老家伙都不成，就是他们这些人掌权，来上台了，军队也不成了，这是他们的基本纲领，戚本禹这一段完全是同主席、中央方针针锋相对的，他们想把无产阶级的人都赶下去，他们上台。中央办公厅的工作汪东兴同志负责，他们想把汪东兴同志打下去，他们来搞，还要夺机要部门的权。六六年十月总理有一个讲话，就是机要大权是中央的，党的，毛主席的，这个权不能夺。发电报不能什么人随便都能签发，这些单位最核心的机密，不能夺权串联。第二方面讲这些部门不能串联，要不两串联，不就把机密串掉了吗？这些核心部门和别的单位不同，核心机密是毛主席亲自抓的。可是戚本禹老婆邱良英勾结了一些机要部门的人来冲机要部门，戚本禹在六七年一月十四日讲话时，特别煽动要夺机要权，这是反革命报告，成了全国机要的行动纲领，煽动群众说“为什么机要大权不能夺？”他的报告是攻击总理，实际上是攻击毛主席。在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六七年一月五日，王力有的讲话，特别攻击总理不能到机要部门串联的指示，戚本禹到机要局煽风点火，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他们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中央机要局的大权。他们掌了二十八天，夺权以后怎么办？他们一方面联络北京的外交部、联络部、冶金部、交通部、调查部一齐夺权。另一方面，当时全国机要人员大多数都来到北京串联，特别是武汉所谓造反派一千多人，就住在中央机要局，这样的地方我们都不能随便去。（江青：电台已经夺了权。）同志们要记住这个教训，这是有党以来，有机要工作以来第一次。第二方面叫反革命夺了我们的机要权，抵消了总理关于机要人员不许串联的指示，他们夺权后，就向全国、全世界发电报，真是反革命。王、关、戚这家伙，要不是留他们做活口供的话，都应该枪毙。就这件事也要判无期徒刑，他们向全国发电报，对抗总理指示，外交部夺权后向全世界驻外使馆发电报，反对中央，反对总理，反对不准串联的决定。这不就是犯罪吗？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对这些家伙我们不是枪毙的话，起码要判他个无期徒刑。调查部夺了权，就可以自己派人到柬埔寨使馆，把蒋匪气象击毁（？）。到处调查我们的核心机要密码，调查后进行扩散，完全帮助了敌人，还有冲军事机要处，他们联合冲机要局，富治算了一下，有几次我算了一下，有13次，最大约三、四次，每次300－400人。再一个来抢档案，交通部有个头头叫黄辉，砸了保卫处，档案有的到现在还没收回，据说有的弄到外国去了，我有本大事记1－8月份都记全了，在六七年一月一日，冶金部反动头子刘金洪，还有马金权和钢院的张建旗联系，共同收集材料，反对总理，反对汪东兴，实际上反对毛主席。五月26日冶金部准备成立“五·一六”兵团。总理要机要部门保守机密，他们针对总理的指示，外交部成立“大喊大叫”兵团，甚至讲恩来同志执行主席路线是动摇的。（总理插话：主席在六七年七月去武汉事件后，我去营救王力是对的，因为他当时是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的。）与此同时王力抓电台，关锋抓军委三部，搞军内情报（江青同志：他们偷剪了我给陈锡联、黄永胜同志的信。）有的是有教训的，军管会的意见不一致，交通部的军管会支持黄辉抢档案的这一派，在机要局部门也是一分为二的，地质部两个机要人员，为了保卫机要档案，挨了打，打伤了，这样的同志，全国到处都有，坏人是少数的，一部分后台是王、关、戚主要的。
    
    江青同志讲话
    总理刚才讲了一个大体的伦廓，康老着重讲了一个问题的面，我就是补充一下点，供同志们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也不熟，比较熟悉的五团、北影等，八一厂也不太熟，八一厂来了没有？不重复，有的需要补充一点。
    要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挂不上钩。当时我们分化王、关、分不开，就把戚分开了。但是六七年我差一点叫他们整死，因为我那儿派了一个坐探，我从来不管钥匙，搞走了主席的批件手稿。我那儿成了罗马大会了，摸到了我的生活规律，对这件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都有个认识过程，同志们就更长了。今天总理、康老讲的这些话对同志们有很大的帮助，要好好学习。追其根，还是刘少奇的黑秀才、武将军，“文曲星”、“武曲星”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他们是一案，最早是从七分钟的闪电开始的，当时对他们不了解。
    他们一是串通，二是演习，想到中南海陷害毛主席、总理，也到过林副主席家里，还围攻我。他们很早就勾结，又是黑秀才，我们不知道，怎么接见他们的，一九六六年初，对王力这个人我从来不知道，关锋写的文章我从来没看过，戚本禹写了一个“忠王不忠”我看了。我对四条汉子之一的周扬说：“这么大的事，你们不报告主席、党中央。”这样才搞出来。六六年初春，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革文件起草成员，在上海我和他们有两个斗争。第一个是王、关、戚要求把吴传启、潘梓年、林聿时拉进到中央文革小组，作为党的一个工作人员，我说不了解，没经过中央不能来。春桥、文元同志知道，总理也知道。第二个事情，戚本禹有个政治资本，后来知道是狗咬狗，所谓“八司马”。到四月十六日快起草了，北京搞了真包庇，假批判，他到上海去。他说：“八司马”是主席知道了的，有问题也要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温情，坏了要保留，我就打电话给汪东兴说：这样的人不能在中南海工作，后来不知道，他已到了西楼。“八司马”坏了，他就坏了，后来发现把他弄到记者站，才发现的。
    我对杨成武也是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但我和他斗了几次。一次是他假借抓大的，搞饶漱石专案，利用合法专案，搞了我那么多所谓黑材料，这个专案组并没有戚本禹，他呈阅时也写上戚本禹，我把戚本禹用黑笔画了。（问吴法宪是不是？）（吴法宪答：是）后来是我要戚本禹到上海取材料，当时只有我和叶群知道，我说没有，你再搞就是香港，就是台湾了，他就说：我不就成反革命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去吧。戚本禹也利用合法手段，搞了我的专案，就是“北图事件”，从图书馆、报纸、杂志什么都搞。中央批了，这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信是法宪送来的，我一看又是“北图”，我当时就拍了桌子：“你是什么东西，老子不在乎！”这时已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当时七、八、九三个月主席外出巡视，林副主席八月也出去了，只有总理、康老在，他们一下子要端掉我们三个常委，允许不允许呀？（答：不允许。）他们要破坏军队，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因此就这三条，决定把他们捉起来，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报告了主席，先抓了两个，戚本禹没捉，差点把我害死。所以犯错误是难免的，我今天无论如何替同志讲话的，特别是从去年八月份以后，还扭不（过）来就不妥当了。
    据我看王力是头头，关锋是第二把手，戚本禹是跑腿的，二月逆流逐渐认识。六七年一、二、三、四月，我就说，你们要和吴传启、潘梓年划清界限，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说了多少次，他们就是不作，同志们有物证，捉戚本禹的时候，身上还有给彭真、翦伯赞、吴晗的信的底稿，总理有一份正式的，这是铁证，他是亲笔。
    六六年下半年，我感到他们不对头，他们开始采取的方法是“你们累了，身体不好，不要去了。”举个例子，捉萧华时，戚本禹说不要去了，后来突然来电话，指定要江青来，我当时觉得有预兆，我说非去不可。他们把萧华的党、政、军文件的钥匙，萧华秘书交给一个吹小号的。那里的档案是军队的机密。我说，谁要抢，我就要捉人，你们说对不对？（答：对。）我命令他们把钥匙交出来，后来吹小号的才把钥匙交出来。还有一次抢中央负责同志一类档案，我实在压不住，告诉了总理。他们抢档案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假借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封，实际是偷，一种是利用群众抢，这是非常恶劣的。六六年下半年出我们几个人的丑。把我们几个人的象画在一起，出我们和主席的丑，我提了抗议，后来又出了我一个人的画本，这是破坏我们党，出我们的丑。我说你们不销毁，我要立即采取行动。六六年下半年要从工业、农业，到消费等方面调查一下，王力只是哼了哼，就这样没办法。他们大肆整我们，是在六六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他们要夺财政大权，主席说：财政大权可不能叫人家夺。他们是在六六年底，六七年春开始整我们几个人的所谓的黑材料。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把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副主席讲话和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我们的讲话的录音放给同志们听。六、七、八月他们要下毒手，首先是危害主席，其次是总理，林副主席出去了，主席出去到那巡视，他们就搞，他们想一箭双雕。武汉的问题，陈再道这个人不好，主席回来，给我们说，先作军队的工作，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当时我们不知道，他们完全封锁。王力回来时，我还到机场欢迎了他，他负了伤，我说请医生给护理，他说“不用，杨代总长给我找了。”在北京市革委会筹备时，主席和我、中央文革决定让富治同志主持，戚本禹想去当第一把手，他有什么资格去？他还想把富治同志弄掉，他想把中央文革架空，还有什么周景芳，据说也是萧华这条线上的，还有李广文，也是山东这条线上的。我们对他们的问题，一时挂不上钩，对冲派也挂不上钩，他们把邱会作同志的头都打破了，主席、林副主席说不能这样子，邱会作是一个很好的同志，象杨成武这样的人怎么敢怀疑？“红小鬼”、“老红军“，从来没有怀疑。但是作了斗争，大树特树，我和他们斗了两次。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这样搞。后来抢档案时，杨、余、傅给了他们解放军的衣服，他们到中央档案馆去偷查档案。我的有一个批件烧了，我说不能抢中央档案，我的“九·五”讲话讲了，其实七月底就讲了。你们可以读一读我的“九·五”讲话还有个八条十条的关系，我说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他们就不高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我，说“你讲的对”。我在九·五讲话中讲了，不能冲英代办（处）。他们还把援越的物资炮弹抢了，在整理文字时他们说这对红卫兵造反不利，不能写。我不同意，说不能去掉，造反在大使馆门前搞，不能冲，这是国际惯例，你搞人家，人家也会搞你，这是完全破坏。
    所以说，六七年七、八、九月是我党、我军、全国革命人民的紧要关头，主席到上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要搞多少万人的示威，整许世友同志，要许世友同志陷害主席，我当晚派文元同志到上海，飞机差点触电。文元到上海后，主席派春桥同志用直升飞机去接许世友同志。他有个怪脾气，但是个好同志，许世友同志当时围困退到了三线，已无路可退。许世友见到主席时感动得流泪。另外他们还整黄永胜、陈锡联、杨得志……一句话，要搞乱我们的军队，搞乱我们的党，搞乱我们的革委会。当时我是部队的文化顾问，谢镗忠他们不理我，林付主席写信也不灵了。他们要抓肖力，捉了一个和他差不多的戴眼镜的，否则这个孩子就完了。这是一群非常凶恶的敌人，我在十二月发高烧时，他们串联很多人，在我体温低时整我，体温高时就高兴，就是想整死我，好偷文件。我很早就发现了，我报告了主席，后来叫汪东兴同志，给派了个机要秘书，来了就被他们支走了，给他放假。后来我发现丢了一箱主席手稿，我没有钥匙，他们把东西都偷光了。小箱子是用剪刀撬开的，里面什么都光了。我采取突然袭击，带现在的秘书，警卫，坐探阎长贵回家，找他们要钥匙，他说这就是对我不利罗。我说：为什么非要对你有利？他们没有枪的后台，没有萧华、杨成武，他们能搞吗？那天幸亏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去看我，林付主席到处找，找不到，急了，一直找到中南海。林付主席问：你怎么样？我说不好了，钥匙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
    六八年三月份，就是在提出杨、余、傅之前，傅崇碧带了四个干部冲中央文革，是要给我们点颜色看看。我们出去挡了挡，他们一直冲进去，后面的车被八三四一部队挡住了，他们要进去捉人，其中一个人用皮包打我，据说皮包里有四支手枪，要打断我的背梁骨啊！文元同志作证（文元：很凶恶），凶恶极了。我说你们干什么来了，知道不知道这是中央的所在地，这时对他们的篡党篡政的阴谋已有察觉。他们的阴谋多了，中学生有个四三派、四四派、四三派我们接见了，四四派我没见到，他们挡驾，说“你身体不好，我们去看”，他们接见了。
    傅崇碧还给坏头头发枪，韩爱晶到这里开会，手枪上着顶膛子。同志们你们要了解，这个斗争是很激烈的。到六八年林付主席下了决心，把杨、余、傅揪了出来，把他们端出来，就是胜利，首先是端出刘少奇、后端出第二套班子，纯洁了党，是伟大胜利，他们是近视眼，以为天下乱，是他们的了，不知道毛主席有几十年的斗争经验，什么样的敌人都见过。他们以揪刘为名，把中南海围个水泄不通，糟了，我们上了一个大当。
    “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你们要成立民主党派，可以讲，他们搞秘密活动来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军队，这是不许可的。这中间是有曲折的，同志们不知道这种情况。我们没时间给同志们讲历史，后来赶上“九大”落实党的政策，以为对反动组织也要一碗水端平，但要给出路，毛主席讲过：“不给出路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要给出路。
    六七年春，首先是文艺革命战士顶着牛，他们直接干，因为打了他们嘛，戚本禹要搞他的样板，我看了，这是“红毛女”，还搞了“海港”。在五月下旬，我感到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有人说：没有“五·一六”了，“不存在了”。怎么不存在？我们有材料。这就是糊涂。把“五·一六”反革命组织当作群众组织，这就不对了，对不对呀？张光同志，你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以前不了解你，没跟你打过交道，在总理、谢副总理讲了以后，还没转过来就不对了，转过来了没有？（张答：转过来了。）转过来就好，请坐下。
    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才挂起勾来了，才知道“五·一六”反革命组织是他们的基层组织，这个是有不少材料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应该提起同志们注意。在中央已经提抓“五·一六”时，要防止扩大化，要抓骨干分子，对一般分子，只要交代好的，要给出路，切记不要扩大化，要打击骨干分子，一要分清是非，二是不要扩大化，是抓他几个凶恶重要骨干分子，一般分子交待了，就给各种出路，重要骨干分子交代好的也要给出路。
    在文艺战线上，他们的黑干将是金敬迈、李英儒、于秀、陆公达、刘巨成、林杰、郑公盾、李广文、赵易亚、唐平铸、胡痴，在开十万人大会时，给贺龙的信是大红纸，上面写着“光临指导”，给我们的信写的是“勒令到会”。这条线，这些家伙，我给他们划了个线：二十年代是陈独秀，二十年代末是李立三，在党内三十年代是王明在文艺界的“四条汉子”。我们现在搞的材料，可以发给同志们，有备注。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发展的“二流堂”，“二流堂”就是二流子，二流子就是流氓，他们有党徽，党章，从重庆到北京，五七年定了案。王关戚又要搞这个案了，借此搞总理和我。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个裴多菲俱乐部，六十年代就叫“五·一六”。他们的背景是国民党的CC，叫中统特务。文艺“四条汉子”下面有10个演剧队，他们的骨干分子是坏的。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前是王明，这个反面教员还有美帝、苏修、特务，美英法日特务，比方说李敦白和王光美有联系，王光美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一办”的同志来了没有。李敦白和王光美的关系知道吗？（答：李敦白和王光美在延安就有联系。）他们是一脉相通的，破坏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破坏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颠覆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这些人同流合污了，他们有黑高参。我们傻瓜，慢慢地才认识，我们讲了就要头脑清醒，要认真对待，但不要扩大化，要按政策办事，首先分清是非，然后区别对待，我的话完了。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纪登奎李先念关于卫生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精神
    纪登奎讲话：
    最近抓了一下卫生部的工作，前阶段抓“五·一六”运动从三到六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也有些单位有点扩大化，搞逼、供、信。中央发了3.27通知后，有所改变，通知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犯了一风吹的毛病，最近总理、康老有指示，抓“五·一六”要抓紧，总理讲重罪行，重证据，把问题搞清楚，但最近外交部传出不要组织，组织不组织是次要的，说总理讲的，总理没讲。究竟怎么搞，如何抓“五·一六”提出六点意见：
    1、我们要搞，要坚决搞。
    2、要打破专案神秘化。
    3、要重罪行，重证据，然后清理“五·一六”。“三不”、“四不”不要提啦，受蒙蔽的“五·一六”一般成员交待的好，可以不按敌我矛盾处理。
    4、不要关了，要放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让他们自己贴出大字报来，大家评论，批判，让他们见见面比关着好。
    5、如果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有人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要受纪律处分。
    6、有的单位负责人还在讲“坚决支持左派”，讲话时一部分人鼓掌，一部分人不鼓掌，实际上是派性。你批判孙正，反对孙正是对的，但你反对群众也对吗？你批判孙正把一部分群众压的抬不起头来，也对吗？现在卫生部的做的好的（卫生部主要是推广反帝医院的经验，行之有效），现有的部两派顶牛很凶，有的部又“一风吹”，十个单位差点。让他们上卫生部来学习。
    先念同志讲话的基本精神：
    你们支左人员还有派性没有？派性象抽大烟一样，越抽越有劲，烟瘾越来越大，到头来自己还不知道，支一派压一派，哪个部都有几件大事，这些事件都是有鬼的，要认真对待。现在不是太平无事，敌人在使用各种方法盗窃国家机密，有的人用写条子、写信、写大字报给军代表提意见，军代表老住在招待所，这是没有感情的。还有的倾向了一派，倾向了就代表了骄傲，你们要好好地学习解放军报关于“谦虚谨慎”的社论，这不仅是对军队；对地方也很有意义。无论如何不能骄傲自满，清查“五·一六”，登奎同志在抓。卫生部有了经验，一不神秘化，二是抓到底，尤其是对罪行。我看了看材料，有的部失密现象很严重，原子弹爆炸资料都出去了，不搞清不行。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关于清查“五·一六”的指示
    江西省给中央一个农业报告写得很好，你们看了没有，我对部调查组、写作组很重视，想听听你们的计划（汇报），你们部星期天没人上班，晚上八点就没有人了，这怎么行呢？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怎样能写出来呢？你们看了各省多少报纸？多少典型？我们国务院办事机构每天十几个小时工作，你们晚上八点就回去了，这怎么行呢？写作组要整风，写作组要到延安去进行拉练，最近毛主席说解放军拉练的方法很好，就是要背包背包长途行军，一边宣传，一边调查，在城里呆久了，就成了老爷兵了。农业学大寨而报纸你们看了多少？这是写作组应做的事情。上次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就是从20多个队学大寨写出来的。坐办公室写不出来。，林业工作要求开会，但林业报导很少，光开会不行。过去写了一些报告，起了一些作用。
    当前农林部有两个问题要很快抓起来，抓“五·一六”问题；机关工作，机关革命化的问题。
    一、抓“五·一六”问题。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关于“五·一六”问题是个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罪行是有的，先要搞事实：
    （1）农大“五·一六”反革命组织首先是从农林口出来的。
    （2）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
    （3）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
    （4）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应不应交代？
    （5）砸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
    （6）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
    （7）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五·一六”的联系要查清。
    （8）有参加砸政治部的活动没有？有一个部和化工部一个组织抢档案要查清。
    （9）你们部不是在抓“五·一六”时出现反动标语“抓51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对抗毛主席？
    例举的几条是农林部存在的事实，要开展大揭发，大检举专案工作要把门打开，材料要让群众知道，关门是不行的，核心组和各组组长要大胆发动群众，不能揭盖子，如捂盖子要犯错误，“五·一六”搞不彻底要出隐患，农林部是没有揭开盖子的单位，要坚决抓起来。
    二、机关革命化问题（略）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卫生部领导同志的讲话
    〖时间：1970年12月28日凌晨1-4时〗
    总理：孙正专案组的报告，要罪状定实，不定实就不行，不落实就不行。
    （汇报：杜南交代孙正组织“五·一六”是1967年7月23日晚上八点左右……。陆纯祥等三人交代是五月，但情节一样。）
    总理：时间不是主要的，主要看情节。“五·一六”主要是性质，反革命性质。“五·一六”、“六·一六”时间是次要的，不然永远跟着孙正、杜南牵着鼻子走。
    先念：谈到杜南搞档案资料，收集中央材料……。
    总理：这一段要批，到7.23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实际还早，1966年8月就开始了。许多事，历史要联系起来看。传单看过没有？孙正批了报销，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表面上对钱信忠，我们警惕了这件事。
    总理：交事实不要打叉叉，不要注解。打叉叉有一个不打，就含糊其意，增加自己捆起手脚来，谈他的原话。
    总理：任鸿来何时死的？去年10月来，今年二月自杀，搞专案的问题，总是一种麻痹，一种搞神秘化。
    总理：……叫嚷“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可以炮打”，抓住这句话就可以斗他。
    李震：不在全部，不在多，在于精，不在广而在于准。
    总理：定案，要说得准，很清楚。（举了骆宾王斗武则天，话并不多）只要两件清，八件清不要，要稳准狠。刘少奇不过只抓了他三件大事。
    第一步突出“五·一六”，杜南说他是顾问，他不需要参加，反革命阴谋集团操纵者可以说，也可以说是幕后的。
    说明：这是追记材料，很不完整。我们去卫生部军管会学习清查“五·一六”经验得到大力支持，给我们看了中央首长讲话的精神，但再三叮嘱是记录稿不要抄，因此只是凭看了以后记得的精神追记一些。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先讲些意见，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最后由刘政委总结。
    第一季度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修整风，“一打三反”，搞政策落实等项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各级党委的建立，党的领导的加强，广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对我们全年工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力量肯定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省革命和生产，一定同全国一样，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刘政委下去看的情况，昨天部分县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的情况，还有生产指挥组检查的情况，都说明我们今年第一季度形势是大好的。
    第二季度，对全年工作关系很大。同志们刚才一致谈到，要进一步抓落实，认真摸摸下面的情况，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集中力量抓一抓基层，这些想法都很好。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落实“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和省一月工作会议纪要。下面我讲一些具体重见：
    一、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最近多次教导我们要认真读书，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总结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我们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著作，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实是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为什么非常强调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武装的敌人比较容易识破，如果是美帝、苏修来了，蒋介石来了，地富反坏右起来了，我们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肯定会起来战斗，把他们打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会让他们夺去。而最危险的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帜，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的教训就是如此。苏联党的领导权所以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让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上面一变，下面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能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认真读书，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去年，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认真读书。目前全国掀起了学习的新高潮，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很高，我们领导同志如果不去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就不可能在学习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也是前进或者落后的根本环节，如果学习落后了，一切都要落后。我们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要坚持经常学习的制度。中央要求每周不少于两次的学习日，是可以做到的。具体安排，可以从实际出发。比如县里的同志，分散在下面的时候多，除了个人坚持天天读，同下面一起学习以外，每月回来一起学习三天、五天也可以。再就是要办好学习班。有的县办得效果很好，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分清那是对的，那是错的，才能提高辨别能力。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用毛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联系实际，才能学懂、学活。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才能理解得深。当前在学习中，要注意联系解决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还必须注意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注意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中央强调中高级干部要学些马、恩、列的著作，我们县以下的同志，有条件的，也可以读一点马、恩、列的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比如，当前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绝对化的毛病，就应当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加以解决。这种绝对化反映在政策问题上，就是他们总想搞个死的条条，做什么都想一刀切，这是脱离实际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省里不能搞一刀切，县里也不能搞一刀切。再比如分配和积累问题，生产条件、基础有很大差别，就不能强求一律，只能是大体有个原则。其实，目前提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北方农业会议文件中，原则精神都有了，只要结合实际，很好的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去商量，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开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搞成了死的东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要干部把中央文件中那些原则精神搞通了，根据总的原则去和群众商量出具体处理办法，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根据县里同志反映，办学习班学路线，学政策，效果很好。还应当学党的传统作风，这很有必要。能够使我们的干部，不要打人，不说假话。
    至于省积代会，可以从实际出发，把召开的时间适当推迟。
    我们常委学习时曾酝酿，打算在六、七月份，请你们和省委常委一起学习七天到十天，一起讨论中央规定当前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座谈学习的心得体会。刘政委说，请你们自己先学，到时候再通知。我们大家都要加把劲。我们全省形势如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如何，同在座同志是否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二、关于狠抓阶级斗争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当前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在各个领域进一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反动思想，反动理论，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要把批修为纲理解为只是批修整风会议。刘少奇一类的骗子，都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在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中，把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动论点，拿出来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活的路线教育。有了这个反面的教员和教材，可以鉴别和比较，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能在我们思想上更好地扎根。公开批判时，要严格按照中央的口径。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三、关于整党建党的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建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不能马虎，不能走过场，要保证质量。建立党委，仍然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快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质量第一。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组织上来建设我们的党。过去，有的单位搞派性整党，随便把不够先锋队条件的塞进领导班子，这类单位，都要重新整顿。那种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关于地、县建立党委问题。县里条件成熟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的，可以按原计划建立，一般的是否四月份暂缓一缓。我倾向同志们的意见，四月份多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问题，不要再把县、社干部往上集中了。县里班子问题严重的。要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里的问题，地区、分区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地区一级，四月份做些建立党委的准备工作。有的地区已整过好几次风了，条件基本是成熟的，要认真改正缺点、错误，五月份可以开党代会；有些地、市，还没有很好的开展整风，这一次群众都提了些意见，需要搞些斗私批修。搞过整风的地方，开党代会前，把有关的人召集起来，核心组作个检讨。把代表名额这一套酝酿完之后，向省里写个报告，说明准备情况，具体的事向省政工组联系。党代会可以开短些，主要是检查工作和选举新党委。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同志们都要把机关搞好。省、地、县有的机关部门，至今还有派性干扰，有的还可能是坏人当道，请你们认真加以解决。机关建设，是个很大的问题，同志们要警惕，从前一段揭发的情况看，凡是机关里是派性头头掌权。一般说县的工作是搞不好的，需要彻底清理，要根据“三不脱离”的原则，该下去的，都要叫他们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有的县反映，他们机关里有的人，在三种场合讲三种不同的语言，分“官话”、“私话”、“密话”。说穿了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他们对党组织不讲心里话，只是同自己一伙子才讲；他们把照党的原则办事，叫做“官话”，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只说不办的。如此严重，不整顿不行。县、地、省到年终总结，机关都要搞大鸣大放，搞思想作风革命化。你不整顿好，有的人就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干扰。当然，我们也不要怕，超出原则的事不要办，你只要按原则办事，就鸣放不倒。属于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就检讨，就改正。
    要注意抓好基层。县里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去抓点，以点带面，用典型去指导一般。你多跑几个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加一比较就清楚了。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工作好的支书现身说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千万不要依靠机关写文件、表报那一套来指导工作，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这是活的领导。去春那一批整建党质量所以好，就是因为那个阶段地、县领导同志都下去了。同志们这一段下去，抓一抓基层，这对发展全省的大好形势，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了，就要实行，就要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交给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去贯彻执行，变成广大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整党建党中，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一定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衡量是非。这是一场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很激烈，不能低估，建立党的组织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依然有各种干扰。我们对“左”右干扰都要抵制，一定要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实行老、中、青结合。有的人，就是我们批判的那种诡辩论，抹杀问题原则性，不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而是拉势力。搞宗派，不惜歪曲事实。各单位建立党的领导班子，要注意这个问题，把好这个关。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总的就是要按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讲的，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当前，存在着抓生产“危险”论，有的同志吓得不敢讨论生产问题。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同志们都会讲了，可是有些同志做起来就糊涂了，或者时而清楚，时而糊涂，说明没有真懂。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对这一方面错误认识要进行教育，不要乱扣帽子。开讲用会时，让干部突出的讲如何抓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以政治统帅生产。相信广大群众的实践，好的典型肯定是有的，同志们要注意抓住典型，突破这个问题。
    生产中有些关键性的环节，如基本建设、水利上一些大的工程，工业和农业的安排等，这些县以上要主动考虑计划。到大队一级，农业生产上主要搞好种植安排。农业季节性很强，毛主席教导“要不误农时”，这是个重要问题。大队安排得当，一年就有很大增产。今年春耕到了，避免象去年有的地方那样，到处拔庄稼。要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种植方针。在粮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种些经济作物，这同“重副轻农”或“弃农经商”有原则的区别。要因地制宜，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群众有点种植权利。生产上千万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要搞瞎指挥。
    县、社办工业问题，计划会议上再具体研究解决。
    五、关于克服不正之风
    毛主席指示我们，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如何转为正规呢？就是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强调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我们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规律性，就是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毛主席强调的要我们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我们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人们的正确思想，就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这是完全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要深入抓点，搞调查研究，抓些典型经验。如果老泡在会议室里，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失掉领导能力，还是先下去调查，有了情况、经验再回来开会，才会有好的效果。有了实际情况，批修整风也才能搞好。四月份计划会、公安会占了一批干部，主要领导同志再不下去，就有危险了。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
    在我们干部作风上，要贯彻林副主席指示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科学性就是科学分析客观形势，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同时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革命的朝气，要充分相信人民的作用。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去办，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被群众所掌握，同实际情况相结合。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遵守党的纪律，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能乱提口号，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六、几个具体政策性问题
    经济方面的政策问题，大家提的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问题、商业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时搞不清的问题，生产指挥组认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问题，以及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的组织处理问题，省政工组搞些典型调查，各县的同志也注意摸一下。文教、财贸战线队伍的整顿，有关部门也要抓紧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常委讨论，属于我们权限范围内的，尽快定下来。有些要报告中央。
    组织处理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公安军管会研究处理意见。属于内部矛盾性质，组织处理要把好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两个关，材料要核实，要严格批准手续。
    最后说一点，我们要根据中央三号文件精神，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我们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为党、为人民立新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怕这、怕那。不要当半截子革命派。当前，有种种的“危险”论，这是革命精神不振的表现。不论在那个岗位上，都要振作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立新功，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更要注意这一点，不能有临时观点，不然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我们每个同志，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责任心，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尽力干好，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是不是有立新功的思想，这是对我们党性强弱的考验。全省、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全世界，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我们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把革命干劲鼓足。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退却，只能是不断革命，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刘建勋同志讲话
    王政委刚才的讲话，我都赞成，请同志们认真研究执行。
    原来我们商量，准备最后开个大会，也就是准备明天开，根据同志们提的意见，原则上表个态度，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头常委再研究。我看了同志们提的意见，感到主要问题还是上次整风会提的那几条，只是具体事例增加了一些。上次整风会你们都参加了，耿起昌同志已经代表省革委核心组作了检讨，这次我再讲还是那些。正如同志们说的：“上次整风以后，老错误没来得及改，新错误没来得及犯。”请你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需要再作检讨，明天就开大会，（大家表示：不需再检讨了。）如果不需要再作检讨，就不开大会了。明天把王政委的讲话传达一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工作。这样，回去以后就不要开会了，四、五月份都下去。你们安排工作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就散会。
    请大家务必向同志们讲清楚，同志们会上提的意见，我们还要整理研究。
    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其他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作检讨。同志们提的，只要我们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就尽力解决。
    我重申几点：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整顿机关问题。要把机关整顿好，机关要精干。我们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对机关没有注意抓。后来，发现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搞资产阶级派性。我们就及时告诉同志们，要查一查，对派性严重的人，要处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任意胡搞。看来有的地方没有落实。如果领导上依靠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非要上当不可，非把事情搞坏不可。前一段有的地方出问题，同机关里搞派性的人在那里起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同志们不要轻看这件事。群众开始起来造反，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陷入派性，想达到个人目的，捞点油水，拉小圈子，把派性带到政权机构里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有这个问题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解决，不要再拖延，不然就要吃大亏。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北方农业会议纪要，对许多政策问题都明确了，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我前天到一个公社问干部，他们说只念了一遍，没有很好讨论。象这样，当然就落实不了。
    分配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去定。现在多数队的粮食分配是四、六分，人六、劳四。有的地方是三、七分，就是人七、劳三，这是较富的队。穷队假如也这样搞，就可能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要根据各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刀切。总之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关于农业种植计划，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只要合乎这个方针，不必管得太细。
    关于抓好学习问题。这是大事，我们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还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以及整党建党中搞好思想、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大事，是根本性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抓。这些问题，王政委刚才已经系统的讲了，我不再重复，把王政委的讲话印发给你们回去贯彻执行。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2500份）。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吴德黄作珍在北京第一机床厂汇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情况时的讲话
    一机床看来搞得还不错，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群众运动提供了许多线索，大批判也没有间断，几个案子都抓住了，有的已经基本查清。抓住了重大案子，抓住了重点人，这就抓住了重点，你们厂里两派是怎么分裂的，他们之间的变化关系搞清楚了，后台也比较清楚，你们和二七厂一样，上线都很清楚。这个问题还可以写一写，把问题写得更清楚些，此外，你们厂里还有几件事情，残杀红卫兵问题等，也都比较清楚。你们抓住重点，把线索一步步理清楚，这就是经验，其他单位都可以这样做，关于一部联的问题，可以联系起来，认真研究一下。
    当前的问题是研究材料搞罪行，现在搞“五·一六”看来搞物证很难，如果你查出来的那个表（北灯沙登挂交出来的“五·一六”分子集体登记表底稿），查一查是真的话是很重要的证据，要注意留证据。火烧英代办处时抢来的东西，像国旗、文件、大印等都应该拍出照片来留作证据。
    现在看来“五·一六”两派都有，不是一派有，至于多少不定，对于“五·一六”如何认识，有许多问题要认真研究，原来说加入“五·一六”是秘密的，单个填表参加的，现在看来又有集体发展加入的。原来说这个集团很秘密，现在看来并那么秘密。原来说是少数人参加的，现在看来又是大量的；还是少数骨干是秘密的，一般问题又不大秘密？还是上边严，下边宽？还是开始秘密，后来又放开了？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很好的研究。
    现在都讲有表，可是到现在一张表也没有发现，如果不是一个很秘密很秘密的组织，为什么一张表也没有剩？有一个单位说是印了4000张表，可是下落一张也不清楚，而好多单位又证实有表，二七厂也证明这个问题，对于表有没有的问题，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反正我们是要抓它罪行，不去追那个表。
    现在出现了这样几种情况，有组织有罪行，无组织有罪行，有组织无罪行。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也要做些分析。
    对于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和极“左”思潮有什么区别？你们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在一件事情里头，一个重大案子里头，也有各种不同情况，要弄清楚谁是主，谁是从，哪些是受蒙蔽的，是什么叫骨干？骨干也有大骨干，小骨干。还有幕后操纵者和后台的问题也得加以分析。幕后操纵者和后台，一般都是和反革命、走资派联合着的，有的是当权派。现在中央各部都有后台。如何构成幕后操纵者和后台，情况很复杂。有的只是当权派表了个态，因为那时也围着你，表了态他就高兴了嘛！有的支持了一派，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站到了一派；有的是伸了手的，到处伸手，而且伸的很长。他们有野心，野心很大，像戚本禹、姚登山这些人都是手伸得很长的，是有野心的。反正这个问题很复杂情况很复杂，要认真搞清楚。主要是看他们是不是搞阴谋活动，而且是秘密策划搞阴谋活动。有人说罪行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三红”，也有的说话动是阴谋的，矛头是“三指向”的，也有的说是阴谋活动，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有阴谋，有反革命目的等等，究竟怎么个说法？你们再好好研究。
    当前在运动中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叫“五·一六”名称，有的不叫“五·一六”名称，可实际上是“五·一六”组织，如部队的叫“火种”、“斗罗”等。北京也有这种情况，如“一外”刘令凯那个组织，它就叫“616”。有的名称叫“五·一六”，实际上是他不是真正的“五·一六”组织，是公开的群众组织，这些都要注意区别。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要进一步落实政策。落实政策首先是在搞清楚的基础上才能落实，什么也没有搞清楚，党的政策就没有办法去落实，我们考虑落实政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运动过程中，为了推动运动的发展逐步体现党的政策，搞点标兵，开宽严大会，区别对待等等。当前后一种作法可以搞一搞。但是，只能搞搞标兵，不能搞多了，不能搞一批。搞标兵是为了推动运动发展，为了稳定人心。搞标兵也要注意搞清，就是搞错了也不要紧，搞标兵可以试一试，但是不能一风吹，不能搞“三不”。有的单位过去就搞过一风吹，这个是错误的。有的单位搞的标兵，后来也翻了，有的从宽的也翻了，从严的也翻了。政策杠杠也可以做些研究。二七厂过去提出三条，××部也提出过5条，但是，他那五条都拖了个很长的尾巴，实际上等于没有，你们也可以做些研究，但是必须要报来经过批准。
    “五·一六”和我们的斗争是隐蔽的，要注意几个特点，很多问题他不讲，你只好慢慢对付。有些公开的事情，并不难查清，如火烧英代办、围攻中南海、冲公安局，群众参加的这些，公开干的事情，容易弄清楚，但是阴谋部分查起来就比较困难，查阴谋不容易的，要一层一层的剥皮，越查越深，越深越难查。
    现在都在搞“五·一六”，都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五·一六”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是糊里糊涂的不太清楚，因此，还要把许多问题都联系起来分析研究，才能逐渐把问题搞清楚，但这还是需要时间。
    要搞好这个运动，总的要求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但当前特别需要强调领导亲自动手，首先要认真学习十三号文件，贯彻落实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按十三号文件精神去做，十三号文件是周总理亲自写的，是毛主席批准的，要认真的学习落实。“九条方针”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总结了我党多年的经验，特别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要好好学一学。
    加强对专案人员的领导，搞专案的人容易产生两种思想：一个是搞神秘化，脱离群众，专案如果脱离群众就搞不好，好多事情群众是知道的，通过群众是可以搞清楚的，群众就是不知道内幕也知道现象，也可以给你提供线索。如果脱离群众，专案就搞不好，也不能教育群众，现在我们的数字很大，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接受历史的经验，记得在延安的抢救运动的时候，领导一动员，很多人都跑到台上去交代，甚至痛哭流涕的说自己是特务，那时候我们还年轻，也没有见到过特务，感到很奇怪。事后经过审查，很多人都是假的，那时候就是开始看不到蚂蚁，后来弄得遍地都是蚂蚁，搞得特务多如麻。有的单位说是坦白交代，这些是不是都靠得住，也不一定。现在搞得数字多也不要紧，一般成员不要动，只要我们认真宣传党的政策，落实党的政策，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就不会发生问题，对于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各级领导要敢于出来制止，不制止是不对的，就是没有原则。专案人员的另一个思想就是像主席曾经批评的捉虱子那样，总想多捉几个虱子，有的专案人员，他搞的那个东西不准人家怀疑，人家一怀疑他那个东西，他就不高兴，因此，专案不能没有，但是一定要和群众结合，专案人员一定要提倡唯物，提倡辩证法，提倡阶级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主席所讲的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首先要分清是非，分清是了是非还要分清轻重，要贯彻主席稳、准、狠的方针，稳、准、狠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做过解释的，稳过了就右了，狠过了太左了，关键是突出一个“准”字，要搞“准”就要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认真做阶级分析，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什么叫实事求是，主席专门有个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搞“五·一六”也有它的规律性，要研究这个规律性，这方面都做得不大好。现在掌握了不少材料，但是却不大研究分析材料，一定要注意研究问题，一方面要加强专案力量，专案人员要加强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搞群众性的研究，可以多组织些研究，在研究中要注意，不要人家承认就高兴，不承认就噘嘴。有些问题不要怕反复，反复几次没有什么坏处，有时反复还是好事情。现在我们的情况是，既不认真研究材料，又怕人家推翻，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有的没有把重点放在抓幕后，抓骨干上，轻信口供，这样就容易上当，因此要提倡研究问题，敢于找出矛盾，使问题深入下去。
    清华大学他们就做得好，风格很高，他们对有个人感到他交代自己不合理，多次引导他推翻，告诉他，你讲的不是真话，你交代的问题不符合逻辑，你讲自己的东西是假的，不能叫人相信等等。但是这个人还是不推翻，说是自己亲身参加的，说什么也不推翻，后来他们就又把他所供出来的同案人，从外地都找来，让大家来说这件事情，结果大家都说没有这回事，最后他也就推翻了，像这样的事情，推翻了就好。
    搞专案的人一定要反对唯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一定要历史地、唯物地、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不能够主观想象。不要搞片面性。要注意搞阶级分析，如果不全面地看清，就可能因为我们抓“五·一六”，揭发一些问题，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混进了坏人，这是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搞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才被揭露出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一定要历史地看，不能离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历史翻个。例如“捍卫团”的问题，不能因为你没有参加“五·一六”就什么都是正确的了。“捍卫团”在那时候还是偏保的，他们在后头是和走资派联着的，在那时候要冲走资派，走资派压造反派，因此要历史地看。“捍卫团”就其成员来说，很大多数都是好人、党员、老工人、干部较多，他们是後革命的。造反派里面，大多数也是好人，但是混进了坏人。有的开始造反还不错，但是后来被坏人利用了，上了王、关、戚的当，犯了错误，像这些问题，要辩证的看，发展地看，有些干部也要注意，不能因为今天抓“五·一六”就把过去执行资反路线也说成是正确的，这是两回事。你执行资反路线这是错误，群众冲过你，批准过你，这是对的，像我们这些人都执行过资反路线，受过批判，做过检讨的。我们那些检讨是算数的，不能不算数。
    要提高警惕，敌人会耍许多花招，开始不说，以后又多说，故意把水搅混。还要警惕敌人杀人灭口，搞阶级报复，制造事故，破坏生产。
    总之，我们要注意研究问题，一定要抓住重点，要把重大案件搞清楚，把重点事件、重点人抓住了，运动就可以搞稳了，揭出来的人多不要紧，我们不要去动他，希望你们注意研究问题，认真提出一些问题来，大胆提出问题来，只有提出问题，揭露矛盾，分析矛盾，才能把问题搞清楚。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中央专案小组联合办公室陈伟同志讲话，根据记录整理，请勿外传〗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首长对抓“五·一六”极为重视。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到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中“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后面指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毛主席还指出：“‘五·一六’是个凶恶的敌人。”也是指的组织者和操纵着。
    毛主席在接见各国代表和外国来宾时，也经常提到“五·一六”，例如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针对有些单位挖“五·一六”不积极，指示：有些单位从极‘左’跑到极右，不挖‘五·一六’。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五·一六”的总后台、假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毛主席又指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段指的就是“五·一六”反革分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着。
    一九七0年十月二十日林副主席的批示精神是，“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
    周总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二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中说：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一个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提高警惕。但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康老也曾做过系列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点出来了，把它的罪行也点出来了。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对文艺界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五·一六”是个反革命组织，是凶恶的敌人，在各方面破坏。不仅北京有，别的地方也有。骨干分子无论如何要搞出，秘密组织要搞掉。若搞不掉，敌人还存在，还要进行破坏活动。
    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在接见文教系统工军宣队时，详细指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挖“五·一六”时应注意的事项。
    接着中央在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发出二十号文件，指出：“五·一六”是确实有的，认为没有是错误的。要防止扩大化。要区别对待。不要把所有的反革命组织都看成“五·一六”。
    周总理在一九七0年十月至十二月份针对北京挖“五·一六”运动的情况做了重要指示。中发［71］13号文件中周总理讲话的基本精神都有了。现在再说一下基本精神。
    1.着重指示，对挖“五·一六”，既不能搞扩大化，也不能搞一风吹。扩大化和一风吹是“左”的和右的方面干扰深挖“五·一六”运动。造成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原因是专案工作神秘化，搞逼、供、信。这种做法使坏人猖狂，好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发展。“五·一六”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专搞阴谋，不听中央的话，只听王、关、戚，萧、杨、余、傅、林聿时、周景芳的话，搞两面派，专门和中央对杭。主席对深挖“五·一六”很重视，一定要搞，但不能扩大化。有的单位明明有“五·一六”，就是不抓。
    2.深挖“五·一六”，首先要搞罪行，着重坏头头、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要先抓组织。每个大单位都有一些大的反革命事件，要通过搞罪行，逐件查清，看谁参加了，谁是头头，这样就可定性。在排重大事件中要分清是非，区分“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犯的错误，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稳、准、狠，特别着重准。排重大事件，也不是大、小单位都排，要有一定的控制，一定的审查。是不是“五·一六”，主要看罪行，看是不是搞阴谋的。如果是在“五·一六”策划下，即在萧华、王、关、戚、杨、余、傅的策划下，参与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就是“五·一六”性质。上挂萧、王、关、戚、杨、余、傅，下搞三个指向。搞阴谋活动，性质就是“五·一六”，而不在填不填表。像卫生部的孙正、外交部的姚登山、学部的吴传启，就没有填表，但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罪行是本质，只要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管是“五·一六”、“六·一六”，都要搞出。不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操纵下，搞阴谋的是反革命，但不是“五·一六”。知道阴谋目的的和跟着干的不一样。例如，烧英国代办处目的就是破坏毛生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不知道，打击的是知道阴谋的。“五·一六”的根子可以追到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但这次追查放在—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尤其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搞的最凶。
    3.只要打破神秘化，实行专案凋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揭发相结合。要发动群众，将经过核实的罪行公布于众（恶毒攻击的言论、未查实的历史问题和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公布）。由群众揭发批判，可以引起公愤。要组织协作，有关单位共同配合作战。专案搞神秘化，就要上敌人的当。因为有些罪行是明火执仗的，这次主要搞清阴谋，搞上层策划者。如搞神秘化，群众不了解，敌人专讲假的，就上了敌人的圈套，真假难辨。对隔离对象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隔离的要有，但隔离的要少。
    4.抓重点，包括重点罪行和重点人，重点人指“五·一六”的骨干和幕后策划者。重点查清就可定性，有利于教育群众，瓦解敌人。谁要是搞派性，或压制群众揭发“五·一六”，就是破坏深挖“五·一六”群众运动，以破坏运动论处，就要受纪律处分。“五·一六”一定要挖干净，骨干一定要搞出。否则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起来，这是个祸害。
    5.要区别对待，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最顽固的“五·一六”骨干分子。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能搞大名单。有些人挂上钩，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要看是不是盲从或胁从，盲从者交代后一般的宽大。胁从指的跟着干坏事的，例如烧英国代办处，连中央的话也不听。但去烧的不一定都了解阴谋，头子要他干，不干就揪出吗。（？）胁从者交代清楚也就行了。北京两大派中都有“五·一六”，不能在一派中搞，哪一派里有都要搞出来。当然罗！要实事求是罗！要看到，不管哪一派，好人还是占多数。哪一派都可能混进坏人来。清查“五·一六”罪行，重点是已遂的，搞了已遂的，再揭未遂的，未遂的也要搞，不是不搞。要分清什么是已遂，什么是未遂。搞了，但未达到目的，也是已逐，不一定要造成恶果才是已遂，未遂罪行也是罪行的一部分，也要搞请楚。
    二、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情况介绍
    北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开展清查“五·一六”时间最早，成绩很大。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讲话和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以后，有些单位的革命群众就开始深挖，“五·一六”头面人物相继落网，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由于当时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巩固，群众组织派性严重，加上“五·一六”上层人物还没有挖出来。八月下旬，先端出了王力、关锋，但戚本禹还在台上，搞有组织的退却。他们在有些单位还掌权，不可能挖出幕后人物。这些掌权的“五·一六”，打着挖“五·一六”之名，行保“五·一六”之实，或者有意将运动引入岐途。戚本禹当时钻进中央文革，“五·一六”调查组说后台是潘梓年、吴传启、周景芳，戚本禹就说调查的不对；另外一些人，不知从哪里搞到一些材料，说后台不是潘梓年，戚本禹说，这个材料准。所以当时在群众中搞调查条件不成熟。中央“五·一六”专案组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成立的，当时主要搞审讯。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深入发展，大联合、三结合进一步巩固，在林副主席政治报告的指引下，八月十六日江青同志对文艺界做了指示，周总理也做了重要指示。谢副总理代表中央，在九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做了清查“五·一六”的指示和动员，北京地区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当时有—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不理解，提出些错误的口号：“对‘五·一六’也要—碗水端平。”也有的单位搞得冷冷清清，不发动群众。这时毛主席指出，不挖“五·一六”就是右倾。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领导同志做了专门讲话，批评了有些单位的右倾思想和做法，对大家震动很大，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新高潮。但这时候，因为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搞出来。他为了掩盖“五·一六”，要尽阴谋，破坏运动。在他直接控制的单位不让开展。他开始说，“大家都要检查检查，小爬虫有多少？”搞扩大化，后来又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搞一风吹。他不准别人到他控制的单位调查和取证，例如《红旗》杂志社就不许去。另一方面他又抛出一个大阴谋“找表”。他说：“找到表就是胜利。”因为他知道，一方面“表”已被烧掉；另一方面，有些幕后策划者没有填表，像孙正、姚登山、吴传启。他不让挖“五·一六”的黑后台，说什么“你不要认为在当权派中有‘五·一六’后台就厉害，那不一定。”有意掩盖黑后台，以掩护他自己。对没交代罪恶的黑后台，他说什么“我给你们泼点冷水，对他们要亲切、爱惜、等待。”他反对毛主席的肃反工作九条方针，散布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破坏运动，以掩盖“五·一六”和他自己的罪行。由于他的阴谋破坏，影响了一些单位。出现了一风吹和扩大化的倾向。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林副主席做了批示和指示，周总理提出抓罪行、抓主谋、抓幕后策划者、抓头头的四抓，提出隔离要逐步放到群众中去。遵照这些指示，中央发出十三号文件，出现了新的高潮。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特点是：
    1.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通过开展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的“四大”，大力协作，联合作战，专案调研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纠正了一风吹，搞清了许多长期未搞清的问题，老大难单位形势好转，许多单位查清了明火执仗的罪行、事件和敌人。
    2.清查“五·一六”罪行工作有很大进展。大的单位排了重大案件，逐一落实，有些已查清结束，有的接近结案，有的进展很大。
    3.把“五·一六”搞臭了。很多单位开展声讨会、控诉会和举行“五·一六”罪行展览会，进行揭发批判，使广大群众看清了“五·一六”的骨干都是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煽动极“左”思潮，挑动武斗，反军乱军篡政夺权等等都尽他们干的。要继续和他们斗，“五·一六”在群众中孤立了。
    4.促进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形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看生产形势。许多后进单位，通过清查“五·一六”，改变了生产面貌。
    北京地区个别单位在清查“五·一六”上还有些问题：
    1.有些单位搞组织的思想扭不过弯来，认为“搞不清组织，没法搞罪行”，搞大名单，或轻信口供，有些人还相信假口供。
    2.有些单位运动搞的冷冷清清，前怕狼、后怕虎，或走了过场，或逼、供、信，或者有四怕一等待的思想，即怕别人说右倾，怕说一风吹，怕漏掉，怕犯错误；等待别的单位拿出好经验。
    根据北京地区落实十三号文件的情况，有以下几点认识：
    怎样认识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因而既要积极进行，又要落实十三号文件。事实证明，那个单位有“五·一六”，不清除它，就不能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总是这样那样干扰，干扰和障碍就排除不了。开始有些单位，往往产生怕字，怕捣乱了形势，怕挑起派性，顾虑重重。事实证明，只要落实十三号文件，按照主席的九条去办。就不会搞乱。即使出现—些问题，只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就可以解决。所以，如果有“五·一六”，有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敢字当头，坚决挖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如果没有。也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
    另一方面要谨慎，要区别是非，区别“五·一六”罪行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的错误，区别“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不好，就可以犯扩大化和一风吹的错误。不区别是非，也可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1.怎样认定“五·一六”组织和“五·一六”分子？怎样区分受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怎样区分“五·一六”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主要是用罪行区分。如果是在萧、王、关、戚、杨、余、傅等的直接、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五·一六”。有的单位提出，搞罪行还要注意区别对待。对无产阶级司今部，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讲了坏话，还是恶毒攻击；反军乱军。对军队的某一个领导同志提了些意见，即使是有些过激，也要和反军乱军区分；对革委会，是对某些成员提了些意见，甚至是过激的言论，也要和颠覆加以区分。
    在清查反革命罪行时，对重大案件，也要区分知道阴谋的和不知道阴谋的。例如围困中南海，有1400余单位几十万人参加，绝大多数人认为是揪刘少奇，不能说是罪行，主要是搞知道阴谋的，那是为数很少很少的一小撮，他们的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周总理、康生、江青同志，这些人是清理的重点。有些单位是这样做了，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2.怎样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
    清查“五·一六”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群众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会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如何排除呢？要狠抓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并要贯彻始终。有的上挂王明、刘少奇，下联“五·一六”的反革命的罪行，这样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很决提高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矛头对准“五·一六”。对犯极“左”思潮错误的人，不搞点名批判。这样做的，搞的很好。但有的单位不抓路线教育，单纯抓重点人，结果受到干扰，搞不下去。
    3.认真贯彻专案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不定框框，不定调子，主要发动群众掀起揭发、批判高潮。有的单位办学习班，查清罪行，落实政策，有的单位，搞协作，搞互相配合，揭开一些重大案件，凡是这样做的，运动就搞的好。也有的单位不敢发动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也有的单位群众揭发后，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核实，使许多材料真假难辨，甚至有的搞逼、供、信，轻信口供，将假材料公布于众，造成混乱。
    4.狠抓重点，即“五·一六”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这样做了，狠抓罪行，抓坏头头。抓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大案件就搞清了。有的口头讲抓罪行，实际上是搞组织，搞大名单，把极“左”思潮的错误当成“五·一六”罪行，把其他群众组织当成“五·一六”，出现扩大化。如不警惕，先出现扩大化，后面就会出现一风吹。
    5.认真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分化瓦解敌人。运动好的单位注意了三个区别：区别是非；区别因极“左”思潮影响犯了错误和“五·一六”罪行；区别“五·一六”一般成员和骨干分子。对“五·一六”的一般成员，提高觉悟，划清界限，不追不逼；对骨干分子；对骨干分子，分化瓦解，区别对待，打击最顽固的敌人。有的单位有四怕，对被敌人咬上的不敢排除，对搞错了的不敢平反，对坦白交代的不分真假，不加区别地一律停止党的组织生活，不准听报告，不准探亲，有些人产生了“交代吃亏论”。有的对交代的，不认真查实，便轻率地宣布从宽处理，结果他给老婆写信说，我交代的是假的，是被迫的，不得不交代。这些都影响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关于处理的政策问题，正在研究。还没有统一。突出的是如何对待受蒙蔽的，完全把“五·一六”当成左派组织参加的。例如有个单位一个老工人，问人家是什么组织，人家说是左派组织，保卫毛主席的，他就要求参加。人家不吸收他，他追到厕所去，一定要求参加。人家给他一张表，他又不识字，别人替他填的。这样的如何处理？有的说是“五·一六”分子，但不以“五·一六”论处；有的说交代就算了。这种情况究竟如何处理，请大家研究。
    三、从北京揭露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的阴谋、罪行和组织
    1.“五·一六”的阴谋和罪行。
    “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反革命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口是心非，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捣鬼。搞阴谋，搞绝密策略。他们有整套的反革命策略，例如二七车辆厂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清华大学蒯大富的《三十六战略》，即三十六计，还有什么《十二条》、《二十二条》，大同小异。这些策略中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是分析形势。他们认为“左”派，即他们那些人，是少数；中派，“右”派是大多数。怎样搞垮对方？他们提出，只要对立面一动，就把“老保”、“铁杆保皇”等一系罪名加在他们身上，先从舆论上把对方搞倒。要事先抢些对方的袖章，准备些武器，必要时自己可以无伤造伤。决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对方，这种事要找最有经验的人去干，要严格保密。要用麻雀战术扰乱对方。对中央指示和上级文件要灵活运用，不能受约束，对方按章办事，不敢违犯，就说他们是老保。我们敢冲敢打，不受约束，赚了个造反派。反对我们就是执行资反路线。要发动小学生跟我们一起干。对我们的错误，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的错误，即使铁证如山，也不能承认。一定要肯定，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我们每个一件事，都要负责人签字，肯定我们是革命行动。将来即使错误也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无关。
    干部支持我的，就是革命的；反对我的，即使一点错误也没有，也要说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支持我的，不管有多大问题，也要保下来。谁反对他们，就是打击革命干部。对军代表要缠住不放，使他不能深入下层，对我们有好感。造成对方不满。设法使对立面与军代表对立。对解放军也可以造谣。谣言重复多次，就可以变为真实。
    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他们的罪行手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举几个例子。
    第一，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戚本禹提出：“不搞打、砸、抢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皇派。”还有什么：“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对保密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宣扬“义和团”、“红灯照”精神，戚本禹说：“红灯照就是现在的红卫兵。”到处介绍资料，煽动排外思想，妄图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二，制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例如，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旧政府与新文革的矛盾”，提出“打倒旧政府”的反动口号，反对敬爱的周总理；说中央常委有分歧，说什么四比三，三比四；还搞政治陷害，湖南有个007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到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第二天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接见了，说是支持他们，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些纯系谣言。
    第三，以反死人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讨孔”就是一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在戚本禹、林杰指使下，在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下，到山东曲阜去讨孔，这是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干的。她带了200多人到山东去，攻击周总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孔庙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造反，还搞什么《致国务院公开抗议信》。假马克思主义者打电报去说，砸碑主要是明清以后的，明朝以前的不要砸。在他的暗示下，谭厚兰等最先砸了国务院的碑。在《致国务院的公开信》中，公开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狂叫，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把他拉下马。还说什么“讨孔”有现实意义，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意义。
    第四，以反××为名，全面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各项政策，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例如，戚本禹让徐凯把财政部的何畏弄到北师大，告诉他什么话都可以讲。何畏就抛出《何许人也？》洋洋七万言，全面地、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将许多毛主席的话说成是刘少奇的话，进行污蔑。
    第五，以搞××专案为名，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例如，卫生部搞了黄树则专案。黄树则是搞保健的，他们通过搞专案，泄露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机密。将主席一家的材料都搞了。还有借搞李立三专案，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六，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组织“左”派队伍，即反革命队伍。例如将陈里宁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舞台上公开搞打、砸、抢，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说他在神经病院被吊打，逼着吃屎等，完全是造谣。他们还为外交部疯人院翻案，成立“受迫害大队”，公开提出翻十七年的案。戚本禹派到二七厂去的徐凯，在修理厂把劳改都叫成工人，说他们是“受压者”，造反精神强，要他们赶快起来造反，否则是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这些犯人被煽动起来造反，矛头首先指向军管会，把军管会主任打的几个月不能起床。他们成立了20几个反革命组织，提出几天血洗×××的极端反动的口号。
    第七，从帝修反的反动报纸、杂志上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文章。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戚本禹组织的。他们从那上面找出最恶毒的敌人的语言，用来攻击我们的中央领导人。
    第八，召开劳模座谈会，煽动劳模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庆，他们逼着王进喜同志起来干，王进喜同志坚决反对，他们派往大庆的“学大庆”战斗队就整王进喜。
    第九，毛主席在十多年以前指出：“反革命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一个策略。自从汉朝吴王刘濞发明了有名的“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策略以后，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策略。”（参看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五·一六”就是继承了这种“清君侧”的策略，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矛头指向周总理、康老和江青同志，最后是为了反对毛主席。为了反对周总理，对几个副总理也同样地采用了这种策略，提出对几个副总理两个打倒，两个炮轰，两个辩论。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架空毛主席，实现其反革命的野心，恶毒之极。
    十、反解放军的手法是针对毛主席每一个最新指示，捣乱军队。
    一九六七年初，军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刚刚投入三支两军时，在一月二十三日他们就提出军内一小撮”，叫嚷“军队支保不支左”。结果到处冲军区，围攻军区领导。
    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主席提出“拥军爱民”，他们又发动第二次乱军高潮，提出什么“揪出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到处抓“老谭”。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他们又讲什么“文化大革命进入夺军权阶段”，提出要武装夺取政权，反对黑警司（警备司令部），他要成立什么红警司，抢武器弹药，盗窃军事情报，殴打解放军指战员，在全国各地揪“×再道”。“七·二0”致武汉地区一封信，毛主席审定后，他们狗胆包天，又加上“军内”二字，把“揪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成“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北京围困中南海，说什么八月五日有重大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还没查清。
    第十一，对新生革命委员会，他们首先是妄图夺权；夺权不成，则派人打入，掌握实权，就搞反复旧，搞垮革委会。
    对群众，先造成分裂，分成两大派，他们再混水摸鱼。
    总之，他们的反革命手法很多。当他们的阴谋被中央识破以后，就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搞什么五大措施，六不交代。他们立即停止一切活动，采用最快的方法，秘密通知，不许交代，烧毁一切罪证，搞什么组织保证，不许个人交代。并约法三章，头头顶，群众顶，剩下一个人也不讲，还搞什么纪律。他们还散布什么我们单位的“五·一六”与××的不一样等等。实在顶不住了，就各说各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隐藏下来，等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后再干。他们就这样千方百计地破坏清查“五·一六”运动。
    2.北京地区排的十五件大事件：
    第一件，夺中央外交大权，烧英国代办处，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抗缅大会，原准备先到外交部游行，后临时改为到缅甸大使馆。
    第二件，围困中南海，连地图都搞了，妄图冲入，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第三件，揪军内一小撮，派人到各地去，大搞反军乱军。
    第四件，推动国家机密档案，如卫生部、化工部等。还搞了一次抢劫二十六个部的政治部的机密档案—千多份。现在查到，好多机密确实落到了特务手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丢失很多。
    第五件，冲中央机要局，篡夺中央机要大权。
    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指示，机要部门不要搞串联。中央首长指示后，戚本禹马上接见，胡说“保密也有阶级性”。在的煽动下，机要部门有些人成立什么“大喊大叫”战斗队。
    第六件，卫生系统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黑会和盗窃中央负责同志的保健机密。周总理知道后，派李先念同志在会前去阻止。他们不听，会议照样开。总理批评后，他们还说什么是“压制”，是“二月逆流”。
    第七件，夺中央财政大权。财政大权是中央的，总理几次讲，只能监督，不能夺权。“五·一六”煽动一些人夺了。
    第八件，妄图夺北京市革委的权。他们开始想要戚本禹挂帅，未得逞，就派周景芳率领几百名亲信，打入北京市革委，掌了实权。
    第九件，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材料，加以编造，进行攻击。包括北京图书馆事件。
    第十件，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冲三军演出，是个政治流血事件。
    第十一件，一九六八年六、七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不仅在北航开，别的地方也开。简称北航黑会。
    第十二件，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做黑报告。包括天津黑会。
    第十三件，搞反革命基地。到河北、山西去察看地形，准备失败后，到太行山去打游击。
    第十四件，私设电台。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地都有，有的还进行广播。
    第十五件，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如“五·一六”等。
    此外还有盗窃档案馆，七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等。
    3.组织方面的情况。
    这方面情况较复杂，有的单位清了，有的单位确实有“五·一六”组织，但因当前重点清罪行，组织情况还未搞清。对此，有的单位做法是实事求是，有“五·一六”组织，就把它挖出。有的单位有些组织，名称虽不一样，但罪行类似，也要搞清。如果确实没有，就不要搞。有“五·一六”的单位情况也不一样，要把具体情况核实，不要带框框，不要搞逼、供、信，不搞指供、逼供、诱供，不轻信口供。
    有的单位主要按十三号文件办事，按罪行定案，这个办法可以参考。因为根据一些单位的情况，有些主谋者并没有参加组织，而参加者又没有罪件。重点是打击骨干分子。
    从一些单位的情况看，“五·一六”上层成员情况多是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班底。他们的勾结由来已久。例如学部，“五·一六”的罪行很多，上层勾结在一九五八年就开始了。关锋、吴传启、林杰勾结起来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用撒仁兴（仨，三人行）笔名发表的《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张春桥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共抛出二十四篇文章。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在《光明日报》上开辟“灯下漫笔”等两个栏，用何鸣等笔名发表文章，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停止不出了，共抛出三十六篇。困难时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餐，策划夺史、经、哲的权。他们还到云南考察，狂言要写出超过恩格斯《国家、家庭、私有制起源》的文章。
    一九六四年十月关锋、戚本禹、吴传启、林杰、邓立群等在通县翟里大队搞四清，推广桃园经验，五十三个干部斗了四十四个，对判过刑的，他们给予平反，搞反革命基地。出村前，一家赠送一本黑《修养》，有个老贫农不识字，不要，他们说，“留给子孙后代”。临走时还学王光美，树碑立传。这时加上了戚本禹。
    一九六五年，他们勾结了彭真。
    一九六六年，他们勾结陶铸，攻击毛主席，吹捧刘贼。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误：应为评海瑞罢官）发表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冬，一九六六年春，他们对吴晗搞学术批判。后来他们窥测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后，想搞政治批判。《二月提纲》出来后，马上又按《二月提纲》的调子改了稿子。一九六六年四月假马克思主义者、关锋、戚本禹、林杰等成立批判小组，仍然搞学术批判。所以说他们是刘少奇的黑班底。
    一九六六年三月关锋支持吴传启写大字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吴传启的大字报贴出来以前，请示过关锋。关锋说可心贴出去。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关锋、吴传启、林杰策划让潘梓年站出来。关锋亲自访潘梓年，给他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站出来，中策是出去疗养，下策是不站出来，不动。结果潘梓年取了上策，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经关锋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林杰的老婆杨德华的文章：《北京日报》领导上让我写访问记的文章。以后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把他们一伙打扮成左派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九月陶铸保他们是革命左派，此后他们在学部稳定了阵脚，王力、关锋、戚本禹指向他们杀向社会，夺国家机关的权。群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同志点出，对他们不能保。他们乱了阵角，就组织了秘密组织，搞了二套班子。
    这是学部的情况，别的单位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单位有别的名字组织，但与“五·一六”一样。有的单位有叫“五·一六”名字的组织，但不是反革命组织。
    参加“五·一六”的也不一样，上层坏，下层受蒙蔽，这部分人占的面比较大，他们不了解阴谋。例如，有的单位“五·一六”，上层知道是反对周总理；中层知道要揪出一个比陶铸大的，保人保的最多的；下层当成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文革的等等。政策是打击主要成员；一般的交代了可不算，作内部处理；对完全受蒙蔽的，像上面那种老工人，有两种处理意见。这是一些单位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统一。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陈伟在国务院各部委清查“五·一六”专案协作会议上的讲话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我没有什么可讲的，主要是向同志们汇报一下情况，根据丁江同志指示，汇报二个总是。一个是关于当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群众运动情况，第二个是关于北京市召开清查“五·一六”专案会议，李震同志和吴德同志指示精神。可能有错误的地方，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还有丁江同志批评指正。
    一、关于当前运动方面的一些情况：
    由于我个人接触的面比较窄，了解情况也不多，水平也很低，理解也可能不正确，我讲一下可供同志们参考。
    1.对运动的认识：
    当前清查“五·一六”运动，是—场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任务很艰巨。“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凶恶的阶级敌人，这主要是指他的总后台、组织者、幕后操纵者和重大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这些人是很凶恶的。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这次运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搞清楚，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由于这个“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隐藏在群众组织中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他的手段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蒙蔽了相当一部分群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上当的不少。特别是中央点出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之后，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布置退却，销毁罪证，策划怎样对付我们。在今天我们清查他们罪行的时候，他们又采取以假乱真的手法。所以，我们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所作的这场斗争，它不同于清队和一般的群众运动，不同于一般的斗争，情况比较复杂的。因为他们钻在群众组织中，又都是暗地里搞阴谋破坏活动，所以，那时也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认真分析、调查研究，就容易犯错误。两类矛盾不一样，要认真分析，不能搞扩大化。现在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区别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罪行，这是当前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什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受极“左”思潮影响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敌我矛盾。另外，还有什么是“五·一六”骨干，什么是一般成员，什么是受蒙蔽的群众，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分清楚的。因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们主要是清查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尤其是六六年、六七年这一段他们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着重清查这部分了。所以，分清是非是个很大的问题。例如同样是一个夺权，有的是正确的，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像一月风暴。有的就是搞阴谋，如外交大权、财政大权、机要大权，中央不让他们夺，他们还要夺，这就是搞阴谋，当然里边也有受蒙蔽的一些群众，群众不明真相，是跟着做的。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无罪。
    区分不好就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为面对这种情况，敌人又跟我们有意制造混乱，这就是这次运动的复杂性。看到这些情况，我们考虑有这样几个问题，一个是要坚决把“五·一六”的阴谋罪行搞清楚，不一风吹，又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所以我们既要坚决，还要提高警惕性，不要上敌人的当。特别是要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制定的九条方针。
    关于运动特点有这么一点认识，不知对不对？请同志们指正。这是第一点。
    2.怎样搞好这场运动？
    （1）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些单位情况看，关键问题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三号文件精神，认真贯彻执行主席九条方针。现在有不少单位，运动搞的很好，基本罪行查清楚了，组织问题也查清楚了，如二七厂、化工三厂、新华印刷厂、外交部，还有好多单位运动进展很大。外交部走过—段弯路，贯彻总理指示和十三号文件精神以后，运动加快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外交部活动是极端猖狂的，他们那个姚登山极端猖狂，由于他们领导上认真贯彻十三号文件，狠抓罪行，四大罪行有三件已经查清楚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一部分正在搞，火烧英国代办处接近查清楚，组织问题也有了眉目。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当前运动的关键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十三号文件精神，认真执行毛主席九条方针。他们搞运动的时间并不长，有的也是去年三、四月份开始的。关键是领导问题，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放手发动群众，了解情况。首先要抓对这场运动的认识，要抓十三号文件的落实，抓伟大领袖毛主席九条方针的落实，抓整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领导班子，抓罪行，抓典型。如果主要领导作到这几个方面，运动发展就快，进展快的都是这个经验。
    尤其是当前运动进入到一个深挖罪行，查阴谋阶段，这个阶段是关键性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突破了，难题就解决了。如果这些阴谋搞不出来，难题就解决不了。当前大部分单位进到这个阶段，表面的，明目张胆的那些活动基本上查清了。主要是那些幕后策划的，搞阴谋的那些。在这个阶段，关键在于领导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抓典型，抓总结经验，抓罪行，抓班子。这是我们了解和一些基本情况，向同志们做一介绍。
    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动群众。现在来看，哪一个单位如果领导亲自抓。抓了认识，抓班子，抓典型，抓罪行，哪一个单位运动就很有起色。就是过去走过弯路，出现过一些问题的，也能够得到及时解决，也能够跟上来，否则，就容易出现偏差。
    还有一种是始终搞得比较稳，按照毛主席九条方针搞，像八三四一部队主管的几个点，就是按照毛主席九条方针搞的，又稳又快。有时表面上看暂时慢一点，但是搞得清楚，扎扎实实，实际上是快。
    再一种情况，就是走过一段弯路的，由于按照总理指示，按照中央十三号文件和毛主席九条方针搞，进展也很快，搞不起来的搞上来了，进展不快的进展快了。走过弯路，出现过倾向的，不管是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都迅速得到了纠正和克服。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的话，运动就搞不起来。现在我们了解，有这么一些情况，也可能是过去的情况，好比说对清查“五·一六”斗争怎么认识，这是一场什么运动，还不很清楚。这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不能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解决，当然这里头也有内部矛盾，但是重点是清查“五·一六”，是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要把它们分清楚。可是有些单位不是这个情况。有的单位排重大事件，把两派抢公章也列为重大事件，把内部矛盾排上了，性质就混淆了。
    要抓认识，首先就要解决在我这个单位究竟有没有“五·一六”的问题，这个问题要首先解决。要不要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依靠什么人去清查！进展比较快的单位，都是在认识上解决的比较好。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就进展快。
    再一个是办学习班，有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但是主要靠发动群众，打破专案神秘化。搞神秘化，搞来搞去就不清楚了。越搞越神秘，越搞越不清楚，过去有这个教训。当然有的重点对象也要办学习班，但是，对有问题的人主要靠发动群众来搞。有怀疑，一种可能是敌我矛盾，一种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弄清他的问题？靠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些有罪行的人，主要靠斗，七斗八斗，而后靠党的政策，而不能采取办学习班的办法。搞“五·一六”专案的要在一起多分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一回事。你问他答，这个办法不行，阴谋部分搞不出来，搞出来的也是表面现象，而且他们是以少避多。
    根据各个单位的问题来看，在搞“五·一六”案件的时候。如果领导班子里有“五·一六”嫌疑的，那你就搞不起来，不少的单位有这样的经验。领导班子如果有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怀疑，怀疑可能是真的，也可能假的，要具体分析。领导班子如果不纯洁，让有“五·一六”嫌疑或是有牵连的一些人去搞，打开局面就比较困难。
    在对重点人批斗的时候，在发动群众的时候，有的单位做得好，没有划框框。凡是给群众划框框的，就不容易发动起来。好比说，有的单位说第一不准提什么什么问题，第二不准提“五·一六”，本来是清查“五·一六”，你不准提，群众就不好发动。甚至有的说在会上，不准提中央首长关于抓“五·一六”的指示，等等，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致使运动搞不起来。
    在发动群众的时候，对重点人，对“五·一六”对象，尤其是他的罪行，怎么搞清这个问题。看来，主要靠工作，靠狠斗，七斗八斗才能制服，而后领导出面交代政策。斗得他们动摇的时候，交代政策。不靠广大群众斗，光靠领导出面感化他，那是不行的。对有“五·一六”问题的，在他没有彻底缴械以前，没有彻底转变立场以前，对这些人要提高警惕。当然，彻底转变立场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没有发现他有怎么好的表现的时候，轻易相信了他，甚至要他们有两个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一个人在讲问题，一个做记录，他在会上发言，他在会下听。这样做都不好，容易把问题搞乱。交代的问题他们知道了。他交代什么，他也交代什么。这样做，都是对运动不利的。
    清查“五·一六”，关键问题就是贯彻“三·二七”通知，中央十三号文件和毛主席九条方针、总理的指示。不能按十六条办。十六条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清查“五·一六”按十六条搞，那就错了。清查“五·一六”是清队的一部分，不能想通过清查“五·一六”解决十七年的问题，解决整个漏网的走资派的问题。
    清查“五·一六”是挖隐藏的反革命，不是挖漏网的走资派，不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搞，就搞不好或搞不起来，甚至把它搞乱。
    （2）在整个运动中要抓罪行，抓典型，抓重点，抓骨干，抓关键，抓案件。
    这是十三号文件的精神，也是总理讲话的精神。凡是这样做的。工作就有起色，进展就快，否则运动就容易出问题。罪行、案件是重点，是关键，是本质，要害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抓，而还是一味地去追那个组织，追填了表没有，这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可能就会出现扩大化或一风吹。有的个别单位追组织，追了一大堆人，现在搞得很被动，开始不理解这个问题，现在理解了。当然运动初期，开始发动群众，揭发了很多问题，也可能揭发了很多人，但领导要很好地掌握，不能动的面太大。不能不去靠群众揭发，要支持群众揭发，不让群众揭发是不恰当的，不让群众揭发也查不出来。但领导上要很好地掌握，按照十三号文件指示精神动。动就要动那些骨干。对没有把握的不能动，特别是对—般成员不能动，这个领导可以掌握，虽然群众揭发的可能面宽，但按照罪行搞，运动还是照常前进。如果群众怎么提就怎么搞，就可能动的面大，就会乱。甚至有的单位动的面三分之二，他怎么能不乱？“五·一六”分子不会那么多。这就大了，一定要动骨干，确实有罪行的人可以动，罪行很严重的人可以动，这样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现在看来，搞组织的，在个别单位还没有完全纠正。现在有个说法，有了组织才是罪行，没有组织就是思潮，“组织定性论”，这是片面的。有组织的也好，没有组织的也好，思潮是思潮，罪行还是罪行。并不是说有组织就是罪行，没有组织的就是思潮，并不是那样。
    有的单位区分“五·一六”的罪行和极“左”思潮就是这样区分的：凡是在王、关、戚、萧、余、傅，甚至“小小老百姓”的直接操纵策划下进行的阴谋破坏活动，这种破坏活动，它又是针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军乱军，把军队搞乱，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凡属于这一方面的就属于反革命罪行，都是“五·一六”。当然，有些他不是在王、关、戚一伙操纵的，他搞这个，也是反革命，那是另外的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十三号文件讲的很清楚。如果他不是搞阴谋活动，只是说了一些错话，过头话，甚至对军队机关，军队主要领导同志，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要和“五·一六”的罪行区别开。对军管会说过一些过头的话，基至是偏激的话，你也不能说他是反军乱军，那是极“左”思潮，不能算罪行，有组织，没有组织，罪行和错误都可以分开。在一些单位也发现有的人参加组织了，可是他什么罪行也没有，人家不让他参加，嫌他没“闯劲”，可是他非要求参加，连到厕所里都要求参加。北京新华印刷厂、化工三厂都有这样一部分人，都是老工人、党员、团员，他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中央的，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非参加不可。给他表他不会填，是让别人帮助他填的，这些人属于受蒙蔽的，不能算“五·一六”分子。这个问题，不管有组织也好，没有组织也好，这是按照罪行。有了组织就可以上纲，那也不行，那也不是实事求是。是思潮就是思潮，是罪行就是罪行，有的单位定“五·一六”主要靠罪行来定，有的按组织来定，参加了就定，这样就会漏掉一些人。像吴传启、姚登山、孙正这些人就没有参加“五·一六”，他没有必要参加“五·一六”，按组织定，他们组织上都没有履行什么手续，履行手续参加“五·一六”的，有的是那些受蒙蔽的。要定要靠罪行来定，不能单纯追组织，单纯追组织容易搞乱，不按罪行来定就弄不清楚，政治上受骗。可能把好人也误认为“五·一六”分子，把真正的“五·一六”分子放过去。这点，过去大家也有过教训。
    （3）关于重罪证、重证据，还是轻信敌人的口供。
    一些进展比较快也比较好的单位，关键问题是搞的准。现在来看，有些单位卡壳，就是卡在“准”字上，对交代的问题，究竟准不准，就不大注意。解决问题就要靠证据，靠分析，靠调查研究，特别是搞已遂的罪行，在这方面要过细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搞就能使运动进展很快。如果轻信一些人的口供，甚至把一些人交代的问题，没有经过查证就公布于众。这样就容易搞乱，特别是重点人的问题，容易被坏人利用。有的坏人也马上挑动你：“你敢不敢公布？”如果我们不很好地提高警惕，公布了就会上当。结果李某某、张某某、王某某都成了“五·一六”，使你分不清楚。要很好地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搞已遂的，搞准，不要一大堆的口供，真正问题搞不下去。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也可能群众揭发了一大堆材料，对群众揭发的就要分清情况，一点一点的查清楚。先查已遂的，在这方面要分清。因为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查清在黑核心里讲黑话究竟讲了多少，平时公开场合露骨的说的不多，一般都是影射。尤其是“小老百姓”、王、关、戚公开提口号，除了在最核心黑核心的可以这样讲以外，一般都是影射。在那里讲一句两句黑话，使下边一些人能明白。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口供，要认真分析，不要轻信那此东西，也不要集中力量查那些东西，有些东西也查不清楚，查半天弄得你稀里糊涂。当然对他们的口供可以放在第二步去查。
    （4）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问题。
    根据一些组织搞清了的单位的情况来看，他们真正的更核心的人，今天坏过去也坏，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坏的，过去也是坏人，在这次运动中打击重点是这些人，这是一小撮。真正受蒙蔽，不明真相的有一定的群众性。所以我们要把中间的这一部分人争取过来，教育过来，因为不这样搞，就容易漏掉重要的。如果面搞过宽，不利于运动的进展。如果面搞的过宽了，反而可能把最坏的漏掉。现在来看，搞好的那些单位也是这样经验。要分清哪些人是属于打击的，哪些人是属于受蒙蔽的，哪些人是属于跟着干坏事的。三种人，一种人是最核心的，一种是跟着于坏事的，一种是受蒙蔽的。对这些问题要有个基本的分析，要分别不同情况。来体现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把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5）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搞得好的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狠抓路线斗争教育，不是为清查而清查，是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从这个角度来搞这个运动，从清查罪行中把“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所干的坏事搞出来，把幕后操纵者、策划者搞出来。如果不狠抓路线斗争教育，就不能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清查“五·一六”是一场过去没有过的阶级斗争，经常有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一个是来自敌人方面的干扰，一个是来自我们非无产阶级思想方面的干扰。排除干扰就必须进行路线斗争教育，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表现为极“左”思潮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同样有两条路线斗争。特别要克服“左”比右好的倾向，要解决这个问题。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提高对清查“五·一六”重大意义的认识，分清是非，激起广大革命群众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仇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也会越来越好。不少的单位抓了这一点进展很快。
    清查“五·一六”过程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从各方面来看，要看整个思想情况，要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情况。如果整个情况轰轰烈烈，士气很高，那必定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在口头上说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搞得人人自危，情绪很低落，怎么能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二、传达北京市清查围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的会议精神和李震、吴德同志的指示。
    在北京市召开的会议上，李震同志、吴德同志做了一些指示，有可能传达不清楚，有错误的地方请指正。
    1.围困中南海这个反革命事件，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一系列主要反革命事件中的一起重大事件，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反党乱军，阴谋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妄图煽动蒙蔽群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反革命事件，它不亚于火烧英国代办处。那天，李震同志讲，中南海都能围困，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央办公的地方都围困，全国哪个地方不能围困？这是重大反革命事件。当前，这些事件清查的重点是：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就是围困中南海。围困中南海这个案子，由于各单位的努力，现在来看，他们公开组织的活动，已经查清了，而且，这个案子是由“小小老百姓”，王、关、戚，尤其是戚本禹出面策划的，公开出头指挥。人证、物证很多，也查得比较清楚。根据揭发掌握的线索来看，这个反革命活动，是经过周密策划和长期准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在七、八月份有三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一个是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第二是围困中南海；第三是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在这三个方面互相呼应，配合得很好。这都是在七八月份搞的，并不是偶然的。同志们可以想想，当时，他们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有策划的，尤其是针对敬爱的周总理、康生和江青同志。他们为制造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开始首先就搞政治陷害，在湖南有一个反革命分子造了谣言，现在正在查，所谓007密令事件，其实是造谣，完全是为了制造舆论。说是哪一天拣了个什么条，条上写着湖南省军区那一天发生政变，说这条上的字迹象总理的。这家伙就跑到北京来告状，“小小老百姓”打电话叫刘志坚接见了他，并通过刘志坚对他说；“你们这样关心国家大事很好，中央正在注意这个问题。”这个物证已经拿到手了。这些反革命分子回去以后，利用这个就立刻掀起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总理的妖风。以后就是利用揪陶铸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后来就是利用反“二月逆流”还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一直是升级的。他们配合的很好，策划的很周密，因此，这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单从围困中南海来说，他的起因也不是很简单的。起因是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引起的。“八·一”团开始是极右，是保刘少奇的，后来跑到极“左”，怕人家说他是老保、右倾。
    对于他们揪“刘少奇”，总理亲自向他们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可是传达以后，“揪刘”不仅没有降级，反而升级了，这个问题就不简单了，肯定有幕后操纵者，不然为什么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以后，不是降级而是升级呢？这是什么问题呢？他们阴谋目的就在于欺骗蒙蔽群众，戚本禹交出刘贼的认罪书，单独交给“新八·一”，不是在两派“揪刘”的时候。“老八一”有点孤立，揪了揪不行，它就回去了。刘贼七月九日的认罪书交给了“新八·一”，就是一个大阴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八·一”马上杀回来了，当时声势不是低了，而是升级了，策划了绝食。戚本禹亲自前往绝食现场慰问，以后又策划了贾建被打一事，送到反帝医院住院，戚本禹又亲自打电话叫医院接受，这个阴谋策划的很周密，但是贾建究竟是谁打的，是他自己还是别人，弄不清楚。事情发生以后，戚本禹直接给他打电话，并派王道明、焦玉山去问候，这样，就把绝食逐步升级了，以后，戚本禹在“老八·一”和“新八·一”之间进行了操纵，他们都参加了“揪刘”，这是他们的策划。当然，这是从整个围困中南海的反革命事件来看的。两派还是对立的。天派和地派几乎要发生武斗。八月四日晚上进行了反革命阴谋活动，现在来看，实际上他们配合的很好，特别是“八·五”行动，开会的时间都差不多，策划人内容也基本上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个反革命事件是联系着的，他的反革命策划手法是很高的。
    2.根据当前清查的进度情况，李震和吴德同志指示，这个事件重点是查清他们阴谋策划的部分，特别是上层阴谋策划部分。按照十三号文件的精神，主要是把他们反革命组织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清查出来，主要力量是打击这一小撮，对于广大群众，尤其是受蒙蔽的群众，只要他们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了。这个事件欺骗性很大。“揪刘”是大方向嘛，谁敢不去！谁愿意当老保？！跟着糊里糊涂的去了。参加的有几千个单位，绝大多放是受蒙蔽的，与上线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单位与上线没有什么牵连，也没有什么阴谋，与走资派也没有联系，不是在走资派的策划下，就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主要是看跟上线是否挂了钩，直接挂钩或间接挂钩。把重点放在这里，这样有利于集中力量，抓住重点。
    3.要明确清查的重点单位、重点案件和重点人。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每一个时期，都要侧重一、两个重点问题。当然，从当前看，是查他的阴谋策划部分，在这方面，主要抓住两个问题：
    （1）“八一团”为什么在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还起来围困中南海，“揪刘”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究竟是谁搞的？把幕后的挖出来。
    （2）关于“八·五”大会的阴谋目的和幕后操纵者。清查时，着重抓住几个黑会，像七月二十九日、七月三十一日在北航召开的形势串联会，到底策划了什么阴谋，幕后是谁？八月四日在地院，召开所谓二十二个院校串联会，它的幕后操纵者是谁？把它的阴谋查清楚。当然，主要查已遂，他们要绑架总理，把军队整乱，先不查，先查他“八·五”会议想搞什么？究竟谁支持？谁指挥？抓住重点。如果把开始是怎么搞起来的，幕后是谁，这两个问题清楚，这个案子就会有很大进展。当时确定清查的重点单位有七个院校、八个单位，“五大领袖”所在院校和建工、体院、国家计委以及北京工交口等。在确定重点人时，主要通过前台查后台，前台是表演的，把后台挖出来，特别是从现在看，清查围困中南海的材料中，笔记本中有不少记录，有这么一句，那么一句，但是究竟说了些什么问题，这也需要认真查清楚。在国家机关来说，主要是“斗批批”，“斗批批”是搞控制的，究竟它的幕后是谁？与“八一”也是有联系的。要抓住它的开始，开始是怎么搞起来的，谁支持他，需要查清楚。
    4.清查围困中南海要认真搞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得出正确的结论，不要割断历史，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视物证。现在交代材料不少，要认真分析，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查清一件落实一件。在每一个单位，自己根据这个精神确定当前要抓的一两个重点或几个重点，但不要重点很多，面铺的很广，主要的是抓和幕后有直接联系的。从现在看，究竟谁参加了，那些单位，怎么组织的。这个已经清楚，不必着重去查。主要是查上线策划，抓重点，我们知道王、关、戚是操纵者，物证也比较多，但是开始下面怎么和“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连起来的？肯定有联系，究竟怎么取得联系的，需要进一步查清楚。
    5.各单位要主动协作。现在来看，对于围困中南海的事件，如果不组织协作，就查不清。要紧密协作，在协作中，每个单位要主动配合，等待不行，都等待就没有进展了。都要主动起来，哪一方面需要别的单位作作证，你自己就主动去找，去完成，这样进展就快。而在查的过程中，着重根据“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他最黑的部分，公开的、明目张胆的罪行有一些。在一般场合，他是讲黑话。
    李震同志举了个例子：姚登山交代就到家了。他讲在八月×日戚本禹打电话，叫到大会堂，开会以前，他说：“咱们聊一聊，”他说：“现在形势发展很好，你外交部的领导班子考虑了没有？”外交部原来就有领导班子，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亲自掌握的，要你考虑什么？他影射的就是考虑新班子。后来戚本禹又讲，中央文革有个安排，现在还没有研究，将来看起来，总理就是王力，戚本禹抓外事工作，掌管外交方面。他问：那么总理呢？戚本禹说：“到以后总理当主席嘛！”这个黑话就是属于他的内部最核心的部分，他不能说：“你回去以后夺外交部的权。”他能这样说就算到家了。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部分，要很好的分析。因为他们是搞阴谋治动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对群众他不能这么讲：“你围困中南海吧。”围困中南海是最反动的，就是为了夺权，为了把权夺过来，这样，它就不是阴谋集团了。要研究它的特点，他讲一点下面就领会他的意思了。他们把矛头指向总理，说什么“《五·一六通知》发表了，要揪出一个保人保得最多、比陶铸更大的人物来。”这就是影射，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目的。
    这是今天介绍的两方面意见，也可能有错误，看的不准，有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最后请丁江同志指正。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日，陈伟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讲话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根据领导同志的指示，今天把我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自己对运动的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可能有的地方不正确，错误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今天主要向首长和同志们汇报三个问题：
    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清查“五·一六”的一些指示精神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十分重视，曾先后做过多次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审阅姚文元同志准备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读到“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一段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指的是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一切“五·一六”成员。这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加上的，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五·一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定性了，是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一定要把它揭露出来。
    随着运动的进展情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深挖“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又不断地及时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例如一些单位，它本来有“五·一六”，可是他又不认真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一些同志从极‘左’跑到极右，它不清查五—六。”在清查“五·—六”过程中，有极少数的单位对“五·一六”出现一风吹这个倾向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指出：“对‘五·一六’的问题不能一风吹。”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曾多次提到“五·一六”的问题，比如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五·一六”的问题，在接见其它一些国家领导同志的时候也讲到“五·一六”的罪行，尤其是反复讲了“五·一六”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罪行。同志们在这方面过去都听过传达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查“五·一六”非常重视，从运动开始，到运动过程中凡是出现—些什么问题、出现—些什么倾向的时候，毛主席都非常及时地做了明确的指示。
    林副主席对清查“五·一六”也非常重视。在“九大”政治报告中就专门讲了一段。林副主席是这样说的：“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林副主席在政治报告中把“五·一六”阴谋集团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楚了。这些人是他们的核心，也就是“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也指出了他们的罪行，就是“三指向”，“一挑动”。
    以后，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林副主席又做过好多指示，同志们可能都听过传达了。总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以及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对深挖“五·一六”都非常重视，特别是总理、康老、江青同志经常不断地对深挖“五·一六”做出指示，经常讲这个问题。这些指示同志们过去都听过传达了。今天就不再重复。
    中央首长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都概括了。十三号文件是总理起草的，并经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十三号文件后面附了审查干部的决定，也就是九条方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关于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这个文件是非常重要的文件，总理多次讲过，非按九条方针做不行。只有按九条方针来办，才能把“五·一六”的问题搞清楚。
    关于十三号文件的精神，有的单位学习以后，他们归纳了“四抓”，“搞好几个区分”。这是一些单位的学习体会和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一）“四抓”：
    一是抓罪行，这是本质。有的单位是这样理解的：“五·一六”为什么是反革命阴谋集团？因为它犯有“三指向”的罪行。这是关键，这样就具体化了。罪行是本质，你有罪行，犯了罪，我就清查你。
    去年十月份前后，那时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为什么先是出现扩大化，后来又出现一风吹呢？这是因为没有抓住清罪行这一条，而是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填了表没有，履行了组织手续没有。搞神秘化等，就是因这些造成的。
    现在，在清查罪行的过程中，有些单位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逐步加深了认识。从这些单位清查出来的情况看，“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大致有三部份人，三种情况。
    一种是核心骨干。这一部份人就是林副主席“九大”政治报告所讲到的，都是一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坏人，有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有的是一贯收听敌台广播、搜集帝修反攻击我们的最恶毒的语言，在背后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第一种人数量很少，在一个单位也超不过十来个。像“二七”机车车辆工厂这样一个大厂，这类人大概是十来个。这是“五·一六”的核心骨干，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不一定要履行参加“五·一六”手续，也不一定填表。
    第二种情况，有的人有个人野心，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水摸鱼，捞个一官半职。这部份人是跟着干坏事的。一些单位理解，这就是十三号文件所指出的胁从者、从犯。因为他想升官发财，投靠那些野心家，上了他们的当，跟着干了坏事，这部份人为数也不多。
    第三种是受蒙蔽的，在“五保卫”旗积下受蒙蔽参加的，这是大多数。他们听说有个“左派”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党中央的，他不了解内幕，不知道阴谋，稀里糊涂参加了。象有些工厂的老工人，他听说有个组织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这个组织，非要参加，人家说他保守，他还非要参加不行，最后填了表参加了，他不大识字，表还是别人给填的。新华印刷厂一个老工人，因为人家不让他参加，他还追到人家厕所里去，人家走到哪，他追到哪，非要求参加不行。像这些人完全是受蒙蔽的，其中有好多老工人、党团员，这些人根本不了解阴谋，完全是受了蒙蔽。
    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打击那些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阴谋家、野心家，打击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是打击的重点。当然，对于这些人，只要他们坦白交代得好，也可以从宽外理，有立功表现的也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如果不抓罪行，一开始就抓组织，追查填了表的，结果都是一些老工人，历史上没有问题，什么罪行也没有，这个方向就搞错了。所以，总理指示抓罪行，这是本质。有些人没有填表，象我们知道的孙正、姚登山、吴传启、潘梓年，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光追履行手续的话，恰恰是上了他们的当。这些人干了坏事，但是他们没有填表。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示要抓罪行，这是中央反复指示的政策。一开始就笼统地追组织，结果伤了好人，重点搞了受蒙蔽的，把坏人放过去了。而通过抓罪行就把坏人抓出来了。
    有些单位体会到，只要把罪行搞清楚了，组织问题不是那么难搞的。如果一开始就搞组织，就要犯扩大化的错误。现在看，有些单位面搞得那么宽，就是这个问题，敌人乱供乱咬，有可能伤了好人。搞罪行，这是本质。当然，组织问题也要搞，就是那些受蒙蔽的老工人，也要说清楚，但是不作为重点。
    二是抓罪行怎么抓？就是抓重大案件，通过清查重大案件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重点是通过清查罪行而形成的，通过清查案件形成的。抓罪行主要是抓重大案件：清出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密谋，搞清他们的阴谋。
    在北京地区，当前主要是抓三大重点案件，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围困中南海，一个是“揪军用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它的阴谋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把我们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搞紧张，他们好趁机混水摸鱼，进行反革命夺权。参加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有一万多人，但知道这个阴谋的是极少数的人。所以，清查火烧英国代办处就是要清查知道阴谋的那些人，清出谁是主谋和幕后操纵者。现在很清楚，就是姚登山、周景芳。姚登山的后面就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他们搞的。对于广大群众来说，只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就行了。当然，也说明他们当时头脑里毛泽东思想少一些，毛泽东思想多也不会受蒙蔽。不能在清查重大案件中间去清查群众。
    这个案件很有进展，基本上可以结案了。看来在“火烧”四周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火烧”的），就是到今年八月份可以结案。
    围困中南海也是一个大案件。这个案件也有很大进展。要求十月一日结案，现在看，有希望，还可能提前。围困中南海，真正目的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表面上打着的旗号是“揪刘少奇”，实际上它的反革命目的是为着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施加压力。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他们的反革命夺权做准备的一个组成部分。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也是极少数。参加围困中南海的有二十万群众，绝大多数不了解真相，因为说是“揪刘少奇”，谁敢不去？哪个组织要不去，就是保守组织，那时谁都怕说是保守组织，就要揪刘少奇，就赶快去，不去人家揪出来了，就没有你的份，这样去参加的也不少，这是受蒙蔽、受欺骗的。那时反革命野心家王、关、戚、“小小老百姓”又钻到了中央文革里，他们又公开支持“围困中南海”，其欺骗性就更大，因此广大群众完全是受蒙蔽的，他们不知道这个阴谋。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好同志，受了蒙蔽。当然，他自己也要接受这个教训，以后不要再受蒙蔽。通过清查这些案件，主要是清出坏头头，清出主谋者，幕后策划者，不是清群众。当然，群众也有个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问题，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比方说，他怎么去的？谁让去的等等，说清楚就行了。
    三是抓阴谋。阴谋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就是搞阴谋的。真正搞阴谋的人是极少数的。清查搞阴谋的，不会伤害好人，也不会犯扩大化的错误。围困中南海真正知道这个阴谋的那是很少的，过去的所谓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这些人是知道阴谋的，这些人是和王、关、戚，“小小老百姓”挂钩的，“小小老百姓”有时候阴一句阳一句在那说，他们就心领神会了。
    “揪军内一小撮”同样是这个问题。一九六七年红旗杂志十二期中那篇社论大毒草出来以后，那时跟着叫“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也不少，也有人到外地去“揪军内一小撮”。“五·一六”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把整个军队搞乱，作为配合他们的反革命夺权的一部份。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发生的三个重大反革命案件，是有机的配合，是很大的阴谋。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宴会，陈毅同志走至蒯大富这些人面前向他们敬酒，说向小将们敬酒，向你们学习。戚本禹这家伙随后就走到蒯大富等人面前小声地说：“敬酒就敬酒，别忘了同他们斗争。”戚本禹所说的他们，是指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这就是搞阴谋。戚本禹这一句话，蒯大富他们就领会是什么意思了。
    所以，阴谋是要害。谁是主谋，谁是幕后策划者，谁是坏头头，谁是“五·一六”骨干？就是他们知道阴谋，就是要找重大事件的阴谋是什么，光去抓表面东西，不去找阴谋，就不能击中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要害。
    四是抓重点。所谓重点，就是重点案件、重点单位和重点人。重点人就是那些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策划者。有的单位对抓重点抓得很好，去年十—月后，卫生部搞得很好。就是抓了重点，抓孙正，斗孙正，批孙正，分化瓦解其他一些人，面没有搞的过宽。如果搞的过宽，就搞不深。
    上面讲的是一些单位他们对十三号文件的一些理解，不一定对，供同志们参考。
    （二）搞好几个区分
    第一，区分是非。对一件事要区分是非，这件事，究竟是是还是非，要区分。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是清罪行，也可能出现扩大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是复杂的，必须首先弄清楚，每个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凡是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对，凡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就是错的。区分是非，不能离开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区分是非，要根
    据中央当时的指示来区分。凡是按照中央指示做的，就是对的，违背中央指示的就是错的。如六七年“一月风暴”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号召，那么在那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联合起
    来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就应该肯定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一方面。但有些单位，中央几次指示，有些单位的权不能夺，但有些人他就非夺不可，这就是错的，有的就是反革命夺权。要认真搞好研究分析，才能把是非搞清楚。
    第二，要区分极“左”思潮犯错误与“五·一六”的罪行。一个是错误，一个是罪行。把错误搞成罪行，那是扩大化；把罪行搞成错误，那也是不对的。极“左”思潮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五·一六”罪行，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怎样区分？中央领导同志在多次讲话中，都讲得很清楚。有些单位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第一条，是看他是不是在“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他们的操纵下或者和他们勾结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也就是说挂不挂黑线，这是一条。
    第二条，要看他是不是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五·一六”是搞阴谋的，要看他是不是搞阴谋，是不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有一些坏家伙，他也搞“三指向”、搞阴谋，但他没有跟王、关、戚挂钩。这类反革命，他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三·二七”通知中讲的很清楚，不要以为只有一个“五·一六”’，别的反革命就没有了。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也搞了一些阴谋，可是他的罪行不是“三指向”，他是为了搞垮那个组织，搞派性，他虽然也是搞阴谋，但那不能说成是”五·一六”。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具放分析。再一个是，清查他们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有的因为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军管会、军宣队，甚至军事机关，也可能是领导同意，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提过意见，这些意见也可能是错误的，但不能笼统地把这些都说成是反军乱军。要把这些同反军敌军、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意见。如果是因为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说过错话，做了错事，就不能说是反军乱军，不能说是颠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把两者区别开来，不能把极“左”思潮说成是“五·一六”的罪行。
    第三，再一个区分，就是要正确区分正当的工作关系，还是反革命的勾结。比方说和王、关、戚，有的是属于正当的工作关系，有的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两者要很好地区别。既不能把正当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反革命的阴谋勾结；也不能把反革命阴谋勾结，说成正当的工作关系。
    第四，还有，要很好地区分“五·一六”骨干、一般成员和受蒙蔽的群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把骨干说成是一般成员，更不能把骨干说成是受蒙蔽的。当然，也不能把受蒙蔽的，说成是骨干。
    关于这些关系怎么区分？有些单位是这样领会中央精神的：区分哪些是骨干、哪些是一般成员、哪些是受蒙蔽的，主要是根据罪行，而不以是不是履行了参加“五·一六”的手续为依据。如果你是“五—六”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管你参加没有参加，履行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都是属于骨干。相反，有些老工人，他完全是受了蒙蔽，并且可能还填了表，你能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吗？不能把这些没有罪行、受蒙蔽参加的人，定成“五·一六”分子，那样就是扩大化了。
    以上这些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区别，十三号文件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搞得好不好，领导很重要。九条方针的第一条讲的就是叫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看来，领导亲自动手和不亲自动手效果大不一样。哪个地方如果领导亲自动手，那个地方的运动就能够健康地发展；如
    果不能亲自动手，而是空头指挥，那么运动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单位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也有的单位是有教训的。
    二、对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的几点认识。
    有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认识的，他们认为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在认识。我感到这个提法很好，有一定的道理。你对这场清查运动认识正确不正确，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怎么认识，这是能不能把这个运动搞好的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些单位的同意们提出了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要搞好这个运动，首先要坚决，就是说要树立把这个运动搞好的信心。如果这个单位有“五·一六”，就要坚决把他们搞出来。当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五·一六”。一部分单位有，一部分单位就没有。这个问题要很好地加以分析，如果有就要坚决清查。在开始搞的时候，有些单位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感到现在形势大好，大联合，三结合，都搞好了，如再搞“五·一六”，耽心引起波动，耽心破坏了大好形势。实际上这些耽心是不必要的。因为有些单位有“五·一六”，你不把他挖出来，是一大祸害。他们专门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把这些家伙搞出来，大联合，三结合，整党建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搞不好，因为他们在那里搞破坏嘛。只有把这些人清查出来，革命、生产才会越来越好。这些单位过去一直是“老大难”单位，问题—直得不到解决，但是把“五·一六”挖出来以后，“老大难”的问题就解决了。总之，有坏人在里边，搞什么也搞不好，清查“五·一六”只要真正按照毛主席的九条方针来搞，真正贯彻十三号文件精神，不会引起波动，也不会搞乱，只会越搞越好。敌人就是这样，你打打他，他打你。特别是“五·一六”这些家伙，他们是搞阴谋的，如果使他们隐藏下来，过几年以后，一遇时机，他们还是要搞鬼的。所以，要坚决把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挖出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第二，要正确认识这个运动的目的，以及这次运动的复杂性。
    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它不同于一般的斗争，不同于一般的清队，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比较复杂。
    为什么比较复杂呢？一个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一时难以区别，特别是极“左”思潮犯错误和“五·一六”问题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大好区别的。而且这个问题还须正确区分，区分不好，不是扩大化，就是一风吹。再一方面就是敌人的破坏。特别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他们设下了很多圈套，给你搞的真真假假，真一套，假一套。有的“五·一六”分子就是这样，完全是给你讲假的，把你引入歧途，叫你犯错误，更增加了这个运动的复杂性。
    根据一些单位情况来看，只要认真按照十三号文件精神去搞，按照九条方针去搞，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从北京地区的情况来看，有些单位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到现在，一直搞得比较好，比较稳，坚决按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办事，现在罪行和组织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楚了。经验证明：只要真正贵彻执行十三号文件、九条方针，也不是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运动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个运动所以复杂，就复杂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面。
    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逐步把它端出来的。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九月初，把王力端了出来，那时戚本禹还在台上，他还搞了很多破坏活动。把戚本禹搞出来后，还有“小小老百姓”在台上，他仍然搞了很多破坏活动。过去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小小老百姓”总是要人们找表、找组织，有意识把运动引入歧途。为什么他要这样搞？就是为了掩盖他自己，掩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有意不让你去搞。一些单位清查“五·一六”，他不让去挖后台，他胡说，你们不要以为“五·一六”有什么后台，走资派就是他们的后台。那就是说，不让人们去挖“五·一六”的后台，有意把运动搞乱。前—段曾经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的倾向，总根子就是“小小老百姓”的干扰，在红旗杂志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检查检查看，你们让小爬虫爬了多少，他使你去搞群众，把运动引入歧途。最后搞不下去了，他又说，过去的事情不说了，今后共同求进步。有些“五·一六”骨干暴露出来了，他不让人们搞他的罪行，而要人们搞他的历史，因为一搞罪行就搞到他头上去了。在这方面也增加了运动的复杂性。但是，如果真正按照十三号文件，按照九条方针搞，是完全可以搞好的。
    第三，怎样认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他是专门搞阴谋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他的手法主要是搞阴谋。阴一套，阳一套，从他们的下层骨干，一直到上层“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萧华、杨、余、傅都是这么一个手法，从我们清查出来的他们搞阴谋的秘密文件看，更可以看出这个问题。
    （陈伟同志谈蒯大富的三十六条“权经”，和徐凯的“绝密草案十八条”中的内容）
    从以上这些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搞阴谋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从他们的罪行，也可以看出，他们的骨干分子完全是搞阴谋的。
    1.他们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一条就是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口号，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破坏运动的发展和秩序。他们为了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他们就煽动机密要掌握在“左派手里”，还把抢档案改成是“保护档案”。他们叫嚷“对保密要进行阶级分析”，“对造反派无密可保”，他们就是采取这些手段来抢档案的。
    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他们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以前的“义和团”、“红灯照”是排外主义，见洋人就杀，这是毛主席已经批判过的，对外国人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一概排斥。他们为了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就大力宣扬“义和团“、“红灯照”，还说“今天的红卫兵就是过去的‘红灯照’”，煽动极“左”思潮，他们还讲“红卫兵要管外交”，“二十几岁的人可以当部长”等等，煽动极“左”思潮。
    2.第二个阴谋就是用制造谣言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群众。
    他们制造所谓“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还造谣说“中央常委有分歧”，什么“三比四”、“四比三”等等。这些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他们还制造了所谓湖南“007号密令文件”。湖南一个“五·一六”分子赵××六六年十二月份造谣说，他在湖南省军区门前看见一辆摩托车过去了，车过去后，他拾了个纸条，这纸条上写着：命令你部在六七年元旦进行政变。说笔迹像是总理的笔迹。完全是造谣陷害。这些家伙来到北京找“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派刘志坚接见了他们，“小小老百姓”让刘志坚告诉广州军区注意一下湖南军区。刘志坚还对那些家伙说：“伯达同志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这很好”，“你们反映的问题中央注意了”。就这样煽动起来了。“小小老百姓”到外传播谣言，完全是胡说八道。
    3.围困中南海时，“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视察”揪刘帐蓬，到帐蓬第一句先说你们该回去了，可是第二句就说“你们也真辛苦，你们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你们还有揪谭震林的任务呀！”这些家伙心领神会，知道这不是叫回去，于是马上把“揪刘少奇”变成了“揪谭震林”、“揪王光美”。“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韩爱晶、蒯大富到清华园。韩爱晶在汽车上问他：“现在形势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象辛亥革命时期一样，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而革命果实却被反革命两面派抢去？”“小小老百姓”听了不回答。汽车到清华大学西门时，他两手作揖给他们说：“无限希望，无限前途，无限光明，行百里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他们心领神会。“小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在背后耍阴谋，阴一句，阳一句。
    4.他们通过反死人来反活人，如“讨孔”就是搞这些阴谋。他们是为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煽动“讨伐孔老二”。山东曲阜有个孔庙，是国务院规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污蔑说“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要把孔庙砸掉，还开了大会，给国务院写抗议信，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相当反动。当时那些家伙还不敢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就回来问“小小老百姓”怎么办？“小小老百姓”回答他们说：明朝以前的可以保护，清朝以后的谁都可以砸。就这样一句话，他们就首先砸了国务院的那块碑。污蔑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他们反死人不是目的，反死人是为了反活人。他们公开说：“讨孔要结合现实，单搞死人就失去了意义。”
    5.再一个他们表面上是反对哪一个同志，大字报上也说要打倒那一个同志，如国家机关工交口表面上是对准先念、陈毅、秋里等这些同志，实际上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来看这些家伙，他公开反对毛主席、林副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不敢。如果他要那样做，马上就会把他抓起来。他的手段很狡猾。他们还采取借口整哪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材料为名，而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材料。他们还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指示列入刘少奇的罪行，通过这种手段搞阴谋。有一些很清楚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而他们硬说是刘邓的，这是他们的一个反革命手段。当然刘邓的反革命修正本义路线应该反对，但是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列入刘邓的罪行，这就是阴谋。
    6.再一个手法是，表面上打着搞某某的专案的名义，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材料。在卫生部，他们以黄树则专案为幌子，实际上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在粮食部有个陈国栋专案，实际上也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国栋还说这个办法不错，他还支持他们这样搞。在交通部他们以孙大光专案搞无产阶级司令部。
    7.为坏人翻案，这也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阴谋的一部份。最清楚的是为陈里宁翻案，陈里宁这家伙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但是过去刘少奇、罗瑞卿这些家伙们搞陈里宁，他不是为了搞他反对毛主席的那一部分。陈里宁对社会主义对整个共产党那是怀恨在心的，那些坏家伙他们不搞他攻击毛主席的那一部份，专门搞他攻击刘少奇的。戚本禹他们明明知道陈里宁攻击毛主席，但他们硬替他翻案，把他打扮成“新时代的狂人”，到处演黑戏，做黑报告，放他出来，污蔑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搞打砸抢，还把打砸抢搬上了舞台。他们这样搞，完全是为了造反革命舆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外交部的“五·一六”给冯×翻案，在反革命分子×××操纵下，成立了“反迫害大队”，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闹着翻案，说“过去都是受迫害的。”戚本禹还派徐凯跑到北京一个劳改农场去煽动造反，公开地称这些劳改犯为“同志”，说现在你们不快起来造反，今后就翻不了，就石沉大海，永无翻身之日了。那些家伙一听就跳起来围攻军管的同志，军管的同志有的被打伤，好几个月不能上班。
    8.再一手法，他们还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上收集国民党攻击共产党的材料，从黄色书刊、杂志上收集敌人攻击我们领导同志的材料，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北图（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事件。
    9.他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采取的一个反革命策略是“清君侧”，就是把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一个地反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架空起来。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攻击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他们为了反总理，搞了好多阴谋。他们首先企图把几个副总理一个一个地反掉、搞垮，一直把矛头指向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一个一个反掉了，到机会就反总理，进而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10.关于反军问题，就是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个部份。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部署，他们就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反动口号。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中央要起草一个文件不准把矛会对准军队，他们一面起草，而
    一面又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最早是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提出来的，是关锋他们提出来的。毛主席说，军队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他们马上把矛头指向军队，说：“军队支左支错了，支持了保守派”，到处冲军区，完全是唱反调。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在六七年四月二十日发出了要“拥军爱民”的伟大指示，他们又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最大的拥军”“军队支持造反派是最大的爱民”这里的“造反派”是指他们自己说的。
    11.七、八月份从后，那是两个司令部生死搏斗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讲，是我们党的紧急关头。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搞了些什么东西？那时发生了三个大的事件。发生的背景，一个是在国际上，他们想办法故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破坏我国和周围国家的关系。伟大
    领袖毛主席曾经提出：对于缅甸的问题我们不怕断交。因为当时缅甸反华。他们却硬迫着和缅甸断交，完全是为了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对港英的斗争毛主席提出不动武，他们就采取谎报军情的办法，说港英当局打死了我们二百多人，实际上以后查大概是一个也
    没有打死，他们为了策划出兵香港，就设置了“四十八小时”的圈套。那时，今天砸了这个大使馆，明天砸那个大使馆，最后把英国代办处烧了，就是为了制造我国与一些国家的紧张局势。
    在北京，把中南海围了三个月，围的水泄不通。在全国各地“揪军内一个撮”，妄图把军队搞乱。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非常阴险，非常狡猾。中南海他们都围起来，围的水泄不通，党中央、毛主席办公的地方他都可以围，全国各地那个地方他不可以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这些家伙非常凶恶，当然，这主要是指“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不是指一般成员。
    12.“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也是采取各种反革命手法，首先是想办法夺，把权力夺到手，夺不到手就打入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里边去，把革命的领导同志架空起来，如果这个办法再不行，就用“反复旧”这种手法把你反掉、搞乱。
    13.对群众组织的手法，就是想办法制造两派。毛主席说：要搞大联会，他们就对抗说：“不能陶醉于那个”，“《共产党宣言》不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现在—百多年了，还没有联合起来。”没有两派他们就想办法制造两派，特别是在接见的时候，王、关、戚这些家伙，就别有用心地问：你们那里有没有两派？人家说没有，他们就说“没有两派的地方运动不深入”。
    14.还有一个手法，他们就是阴一句，阳一句。五月二十七日，“小小老百姓”到计委去看大字报，戚本禹也去了，实际上是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计委两派群众，一派要打倒余秋里同志，一派要执行中央对余秋里“一批二保”的指示，搞的不可开交。有的家伙就问“小小老百姓”：可以不可以提“打倒余秋里”的口号？他不正面回答，他说：“炮轰余秋里不等于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又加了一句：“炮轰余秋里不等于反总理。”这些家伙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所以等他们上了汽车又问他，到底能不能这样提？他说：“可以打倒陈伯达。”。戚本禹马上煽动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他们还敢打倒你？”用这些话来进行煽动。这一下他们就明白了。
    现在来看，在围困中南海、“揪军内一小撮”、火烧英国代办处等问题上，真正前台的这些人不是主谋。火烧英国代办处在前台的不是这些人，“反帝反修联络站”，“揪刘”东站和“揪刘”西站第一、二把手都不出来，都在幕后指挥，“五大领袖”也在幕后指挥。“揪军内一小撮”也是这个情况。派到各地的联络站、调查组也是这样。清查大事件重点是搞他的阴谋部份，一些明目张胆的罪行，表面上的东西要搞清，更主要的是谁操纵着干的，主要是把幕后的挖出来。要掌握好政策。
    三、当前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
    北京地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形势，在中央首长指示，十三号文件下达以后，大家方向更加明确，信心更足，不少单位的领导亲自动手，排出了大的事件，纠正了过去一风吹的错误倾向，放手发动群从，进行路线教育，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批判、大清查，对重大案件联合作战，一点一点地查清、落实，掀起了清查的新高潮。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声势面前，“五·一六”分子感到不交代混不下去了，不少人交代了罪行，许多受蒙蔽的和一些知情人纷纷起来反戈一击。总的来看，这段运动声势很大，发展很快。重大案件的清查工作，都有很大进展，有他已经结案。联合小组排出来的十五件大事，都有很大进展，有的已经结案了。比较大的三起，“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反革命事件，上层策划已经基本查清，“小小老百姓”他怎么策划的，有好多文件已经查清。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上层策划，现在也基本上查清楚了。围困中南海已快查清结案了。通过清查重大案件，也清查出了一小撮坏头头、骨干和幕后操纵者、主谋。
    现在来看，运动进展比较快的单位，组织问题和罪行问题已基本上查清，准备结案处理了，有一批这样的单位。
    另外，也有不少单位，把“五·一六”分子那些明火执仗的罪行基本查清了。现在正在深挖幕后阴谋部份，深挖他的幕后策划部分，运动正在健康深入地发展。
    一些过去曾经出现过偏差的单位，扩大化也好，一风吹也好，这些单位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十三号文件精神，现在进展也很快。
    整个运动形势看来是好的，发展的也很快，实际上通过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团结，清除了派性，清出了“五·一六”的罪行和他的反革命组织。凡是这样做的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生产任务都是超额完成，群众的精神面貌都很好。有些单位体会到，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光靠你说，要看你这个单位的政治情绪，要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表现出来。二七厂、化工三厂等其它一些单位，由于清查“五·一六”群众运动搞的比较好，月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政治形势，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都很好，这就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你这一单位在清查中搞得人人自危，再怎么说也不是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九条方针，要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方面表现出来。
    现在来看，北京市和中央国家及时清查“五·一六”的群众运动搞得是好的，这些单位有几条经验、体会：
    1.是先搞组织，还是先搞罪行；是从搞罪行入手，还是追填没填表？这是保证运动能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凡是一开始就追组织，追填了表没有，面铺得大，运动就受挫折；凡是注意抓罪行，又按照十三号文件，注意了几个区分，这样搞，运动就健康，发展就快，就能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2.是认真调查研究，还是轻信口供？凡是认真搞调查研究，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运动搞得就好，搞的就准。清查“五·一六”关键要搞准，要重证据。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搞调查研究，不重证据，不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轻信口供，在运动中就要上当，走弯路。也有的个别单位走过弯路，搞了一大批口供，一大堆材料，有的搞了一大堆名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不晓得。这样案子就难搞。特别是一些坏家伙混不摸鱼，开始不交代，你硬迫他，他交代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把你搞得糊里糊涂。
    有的是轻信口供，谁交代的越多越好，问题越大越好，他如果不交代或交代的问题小，你就说：“你干什么不好好交代！”就说他态度不好。说是不逼、供、信，实际上还是逼、供、信。态度好坏要区别他是真交代还是假交代，如果谁交代的问题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不分真假，那还不把问题搞乱？
    面前的不要过大。对有把握的，人证、物证，旁证确凿的可以动，没有这些，就不要动。
    敌人是很狡猾的，有时他故意挑动，说你敢不敢公布材料，还有的说你跟“五·一六”斗争不坚决，没有勇气，说你右倾。我们有些同志被敌人愚弄，结果公布了名单，就李××、张××、王××都是“五·一六”分子，但是谁真谁假分不清，搞得人人自危，这是很不对的，这样非搞乱不可，这是上了敌人的当，敌人愚弄了我们。没有分析，只凭口供就动，这是不对的。要搞罪行，通过排案件，把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三部份人清出来。这些人为数很少，能量很大。
    有些坏家伙就是采取以假乱真的办法，交代一大堆都是假的，把真的掩盖起来，不要上这个当。要认真调查研究，要认真分析。有些东西有记录或物证我们可以分清，物证有些能找到，有些也可能找不到，只要认真分析也可以分清楚是真是假。我们一开始经验不多，也上过当，那是在一九六七年六八年，在审犯人的时候，有的坏家伙乱供，乱交代，我们光是听。后来向谢副总理汇报时，谢副总理指出：“你们瞎听，他就瞎说！”可不是嘛，他瞎说，你坐着听，不表态，不批他，他就一个劲儿瞎说。有的交代说，有几百人在一个礼堂里参加“五·一六”宣誓大会，墙上挂着蒋贼的象。显然是瞎说。你听了不批，他还瞎说，越说越假。
    要按照“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特点来分析，因为它是搞阴谋、说黑话的，但只要通过查时间、地点，也可以查出来。首先查在那个时间，这些人干什么去了，在这个地点有没有这些人，在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这回事。我们查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景芳交代，六月二十七日戚本禹把他叫到钓鱼台，给他布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就查有没有这件事，经过查证有这件事，因为钓鱼台进门登记簿上证明他是那个时间去的，而且是戚本禹叫他去的。第二查了那时的报纸，从他回去后第二天，北京日报就改变了调子，得到了证明，证实有这回事。所以，有些没有人证、物证的口供，要很好地分析。有一种说法，说判断口供可靠不可靠，要有三个人的口供不能对到一块，只要对到一块就是真的。对不到一块，就不是真的。这种说法要分析，要看你的材料公布没有，如果材料没有公布，又没有搞逼、供、诱供、指供，对到一块了，就可能是真的，如果材料公布了，搞了逼供、诱供、指供，那十几个人的口供也能对到一块儿。
    还是要靠调查研究，好好分析。至于公布名单的做法是错误的。“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不要公布。现在就是要搞他的罪行。把骨干搞出来，只要人证、物证、旁证俱在，哪怕只有一条、两条重大罪行，就可以做结论。搞了一大堆，一个也没有查清，也做不了结论。一点一点地搞，搞清一件是一件。要先搞已遂的。未遂的要不要搞？也要搞，可以放到第二位。先把已遂的搞清楚。关键是要搞准，特别要执行政策，落实政策。
    区别对待的政策要落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好的话，也可能打击面过宽。这次清查“五·一六”要重点打击那些最坏最顽固的骨干分子，主要是打击这些人。对一般成员，要多做教育工作，争取失足者，多做这方面的工作。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大部分是好同志，他们就是不明真相，上了当。对他们更是靠正面教育。主要是打击最坏最顽固的那一小撮，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极“左”反极“左”，加果有的话，那不是真正的左，表现上是左，实际上是右，形“左”实右。要很好地落实毛主席的政策，不要怕人家说你右，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政策怎么是右？要实事求是，不能形而上学，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给定上这个问题，不是搞错了吗？
    现在有个实际问题，就是对“五·一六”分子怎么处理的问题，尤其是搞得比较好的单位，他要处理，如何处理，还是要按照中央的政策。有些单位他们是这样做的，向同志介绍一下情况。
    对骨干分子态度坏的，要从严处理，态度好的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般的胁从，跟着干坏事的，按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表现坏的，罪行严重的也可以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于受蒙蔽的不能按“五·一六”处理，只要认真交代就算了，一般也不影响他原来的工作，也不影响他的党籍问题。这样做怎么样？请同志们考虑。
    3.领导问题。这是关键的问题，一个单位的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的责任心。有一些单位运动搞得很好，就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领导总结经验、抓典型。也有的单位运动搞得被动，出现了不少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问题。甚至有的单位运动也了问题，领导还不知道。当然运动比较复杂，不同于清队、不同于搞历史问题，这里真真假假、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但是只要领导认真抓就可以搞好。外交部的运动现在搞得很好，基本上查清了。关键在领导，他那儿的情况复杂得很，姚登山直接和王、关、戚挂钩的，火烧英国代办处那个事件也是比较大的。据我们了解，燃化部专案会议开得不错，认真做了总结，交流了经验，交流了做法，促进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4.搞好路线教育。通过这次清查“五·一六”，使广大群众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了那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是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教育是根本，要敢于拿出时间，对广大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凡是这样做的，运动搞的就出色。即便是有的单位极有“五·一六”，搞一次路线斗争教育，提高群众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五·一六”的罪行，也是很必要的。搞路线斗争教育很有必要，如果不搞路线斗争教育，就成了就事论事，就成了为抓“五·一六”而抓“五·一六”。
    当前整个运动是健康的，是很好的。就是有个别的单位掌握的不好，有扩大化的趋势。要考虑一下，出现了的要纠正。当然也有个别单位，明明他有“五·一六”，他不搞，他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搞“五·一六”，那也搞不好，有“五·一六”就要搞。也有的不发动群众，靠领导同志谈话感化他，不发动群众去批斗，光靠领导谈几次话感化这是不行的。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首先要斗，七斗八斗，要发动群众。也有的给群众划框框，不抓重点对象，这不要提，那不要提，甚至不叫提中央对清查“五·一六”的指示，你清查“五·一六”不提“五·一六”怎么搞？这种做法是不好的，结果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当然绝大部分运动搞得很好，很有生气，很有成绩，这对“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轻工业部专案办公室）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陈伟在燃料化学工业部专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伟：中央专案联合小组成员；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今天将我们了解到的有关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些情况和个人一点认识向同志们做个介绍。由于了解情况不全面，再加上个人水平很低，可能有错误，不对的地方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今天向同志们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二是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对“五·一六”的阴谋怎么认识；三是当前了解到的北京地区的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情况。提出这三个问题和同志们共同商量、讨论。
    （一）一些单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是如何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清查“五·一六”运动非常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对清查“五·一六”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毛主席在读姚文元同志《评陶铸两本节》的文章时，就加上：“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文元同志在这本书上是这样写的：“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凤，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当毛主席读到这里的时候指出：“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份就给“五·一六”定了性。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指它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毛主席指示非常深刻，非常清楚。有些单位就按毛主席这个指示搞的。主要指组织者，操纵者是这样一个阴谋集团，而不是说受蒙蔽的人也是阴谋集团。林副主席在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凤。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段就把“五·一六”的上层是由什么人组成的讲清了。指出了“五·一六”组织者，操纵者是些什么人，就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就是这么些人，是“五·一六”的核心。它的组织者，操纵者就是这些人。同时林副主席在报告中把“五·一六”的罪行也指出来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进行反革命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敬爱的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也都对清查“五·一六”做过多次重要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运动的发展，针对清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出既不要搞扩大化，也不要一风吹，一定要把“五·一六”搞清楚。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都及时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尤其是总理，从去年十一月分以来，做了许多非常具体、明确的指示，所有这些指示的精神在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都反映出来了。中央十三号文件是总理亲自起草的，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执行好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问题，领导的关键又是认识问题。有的单位在贯彻十三号文件中，有一个概括的说法，概括为“四抓”：
    抓罪行，抓骨干（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是打击的重点，这些人也要区别对待，打击最坏的。抓罪行是本质，为什么要清查他，就是因为他犯了罪，不犯罪清查他什么？问题在这儿摆着，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主要看犯没犯罪。有罪行就清查。抓罪行怎么抓，就是中央十三号文件中讲的抓重大案件。把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生的重大案件一个个排出来，一个个进行清查。清查案件的目的，从清查案件过程中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这是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
    有些单位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间提出抓要害，要害就是阴谋策划部分，不抓这个就抓不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就可能抓了一般。
    再一个就是抓重点，重点包括重点事件，在清查重点事件中要抓住重点人（即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当然还有重点单位。
    所以有些单位在清查过程中总结为“四抓”。抓罪行是问题的本质，通过清罪行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着，第三是抓出阴谋部分，这是要害，第四抓重点。这样对不对？同志们可以商量，不能一开始就笼统的抓组织，是否填了表格，这样就容易上敌人的当。
    根据现在清查的情况来看，要清查的重点是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这些人中有的他恰恰没有填表参加“五·一六”，如有名的姚登山、孙正都是“五·一六”的主谋和幕后操纵者，这些人都没有履行填表手续。还有特务吴传启、叛徒潘梓年等他们都没有履行参加“五·一六”的手续。如果去抓填表，就恰恰上了敌人的当。从有些单位来看，有些人交代参加了组织，填了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罪行。如新华印刷厂、二七车辆厂，有些老工人、党团员、二七烈士后代，他们听说有个保卫中央文革的左派组织，非要参加不可。人家说他保守，不让参加，他追到厕所里还要求参加，给了他表格，有的自己不识字，别人代他填表，这些人就是受蒙蔽的。所以，中央十三号文件指出不要一开始就追填表，追组织。
    搞组织，有的一个人就供出三百人的名单，甚至把车间花名册都交出来了。这个问题向吴德同志汇报时，吴德同志说这个不可信，他能一下记住三百人，记性这么好，不可信。敌人搞诡密手法，和诡密活动，退却时烧毁了罪证。开始搞组织就会把主要的漏掉，这是敌人在搞真真假假，搞出一堆名单，搞乱了套，容易搞得真假难辩。
    当然组织不是不搞，把罪行搞清以后再搞。搞罪行搞到一定程度，组织问题就不是那么难搞了。组织不是不搞，是放后一步搞。二七厂搞罪行，组织问题也搞清了，主要是把罪行查清。有的同志有个“组织定性论”的思想，认为“清出罪行不过是极左，清出组织才能分敌我”。我们不能因为他参加了组织，就把错误说成是罪行，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参加组织就把罪行说成是错误。是罪行就是罪行，是错误就是错误，要实事求是。
    有的单位提出组织问题他老不承认怎么办，定“五·一六”就是按罪行定，主要是靠罪行来定。按组织定“五·一六”，有些没有履行手续，怎么定法？他就不是“五·一六”？容易把坏人放掉，按罪行定比较科学。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区分“五·一六”罪行根据有两条：一，是不是有上线，上线指的是“小小老百姓”、萧华、杨、余、傅、王、关、戚和他的同伙，是不是在这—伙直接或间接操纵下搞阴谋破坏活动的，阴谋是要害。二，是阴谋破坏活动是否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用这些来区分是不是“五·一六”。有些罪行也是三指向，可是没有上线，那么是什么反革命就是什么反革命，如去年中央二十号文件讲的那样。不要认为现在只有“五·一六”，就没有什么其他反革命了。不能把什么坏事都说是“五·一六”干的。比如有的说，什么“五·一六”杀人犯，“五·一六”强奸犯等等。不能扩大“五·一六”的作用，要区分是否“五·一六”罪行，关键是挂线。没有“三指向”的，也可能搞阴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也搞了些背后活动，不是“三指向”，是搞了派性，犯了错误，这就不能算罪行。要这样来看问题和认识问题。
    搞罪行也要防止扩大化，注意严加区分。“三指向”，第一指向好区分。反对毛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是谁都是反革命。比较难办的是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有些人对军管会、军宣队提了些过头意见，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这个要与反军乱军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混到—起。有些人对革命委员会领导说过错话，做了错事要和颠覆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区分。“五·一六”反军不是反那一个人，而是想把军队搞乱，乱军是目的。反革委会目的是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关键在这里。
    要把上线划清，要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与阴谋勾结区别开来，要把犯错误的造反派和“五·一六”犯罪区别开来，要根据自己单位的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第二点，在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中，必须搞好几个区分。
    1、正确地区分是非。我们与“五·一六”这场斗争，是很尖锐、很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五·一六”是搞阴谋的，所以这场斗争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斗争，也不同于一般的清队。复杂的原因就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起，一时难以区分，不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不好区分。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一时不易排除，若不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就不大容易排除。我们这次清查的目的是保卫伟大项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特别要搞清是非，把非搞成是，就会一风吹，把正确的说成是罪行，就是政治上的错误。在区分是非的过程中，每个单位都有其不同情况，要对照当时毛主席是怎么指示的，他们是怎么做的，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起了什么作用。同一件事，在这个单位做的是对的，在另一个单位就可能做错了。如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各单位向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可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明确了，有些权不能夺，这个权是中央的，只能监督，不能夺。他们非夺不可，这就是反革命夺权。无产阶级司令部讲了，你不照办就是错的。重大事件一定要把是非闹清楚。这是一个区分。
    2、区分极“左”思潮和“五·一六”罪行。
    3、区分坏头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从犯、胁从和受蒙蔽。这要很好区别，区分这个问题，要看罪行大小，有无罪行和阴谋。在清查重大案件时，这个问题很重要，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打击重点，他们是具体策划搞阴谋的。这些人一般是过去就坏，现在也坏，也有新生的反革命分子，过去不是他们不坏，而是没暴露，这次彻底暴露了。他们数量很少，但能量大。第二种是从犯、胁从，跟着干坏事的，这些人了解部分阴谋，但不完全了解，对这些人主要是教育争取。第三种完全是受蒙蔽，根本不了解阴谋，受他们打着红旗的影响。如围困中南海，真正了解阴谋的是少数，目的是给中央施加压力，他提出“谁不让揪，就揪谁”。谁敢不揪？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要背靠背地批，周总理传达了主席的指示。这说明他们不是搞对少奇，而是搞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中南海围的水泄不通，中央所在地，一天二十四小时广播，中央没法办公，没法休息。中南海都能围困，全国还有哪个地方不能围困？真正了解这个阴谋的很少，这次就主要清查这些人。跟着干坏事的不完全知道阴谋，是从犯、胁从。第三种是受打着红旗反红旗蒙蔽的，认为“揪刘是大方向”，不去是怕当“老保”，这些同志是受蒙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就是看有没有罪行，知道不知道阴谋。
    有些单位对这三种人如何处理，只是有个设想，还没有处理。这些设想中央还没有最后批准，中央联合专案小组，准备向中央上报，如何处理，按中央指示去办。
    有的单位有些设想，也跟大家谈谈。
    1、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敌我矛盾，态度不好的，罪行大的要严加惩处。其中态度好的，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处理，也可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2、从犯、胁从，跟着干了一些坏事的人的处理，一般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争取过来。个别现不好的，问题严重的也可按敌我矛盾处理。
    3、对受蒙蔽的人，把问题说清楚就算了，不影响工作、党籍、团籍，不给处分，但必须把问题说清楚，不能把这些同志说成“五·一六”。材料要不要入档案，有的说要入档案，有的说不要入了，登记一下就行了。这些问题还都在议论阶段。
    （二）如何认识“五·一六”是阴谋集团。
    这个问题认识不清，容易上敌人的当。究竟“五·一六”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即使有些口供找不到物证，也要研究如何分析辨别真假。
    比较典型的有两个材料：一个是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权经，一个是徐凯搞的十八条，如蒯大富搞的三十六条中
    第二条是这样讲的：必须改造世界观，我们有两种可能：一是被别人搞掉；二是自己垮掉，这太可惜，大痛心。
    第四条：学会在权力机构中设置反对派，保护反对派，因为垄断为垮台创造条件。
    第五条：最高当权派必须学会保护干部和群众，尤其是犯过错误的，不随便踢，要拼命多保，对战友有功的更要保，有代表性的人物要重点保。多保一个问题不大，少保一个不得了。
    第九条：在人民内部切不可树敌太多，以防别人联合起来将你打倒。
    第十五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走，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
    第十七条：“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长时间的积蓄力量，不要由于不慎，而被人搞垮。
    第二十四条：准备走曲折的道路，善于用间接的手段，达到直接的目的，迂回是建立在明确的目标上。
    第二十七条：与其自己花很长时间去学一样本领，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种本领的朋友。
    第三十一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必须选择适当时间给以毁灭性打击，能现在消灭的就不要等将来，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第三十四条：一个单位的当权者，必须使本单位大多数群众放心，多阶层，多团体的利益都必须在权力机构显得到反映，按其功过大小，在权力机构中占有—定的地位和荣誉，多得其所。
    第三十六条：得到政权后就得运用，而且不容稍稍犹豫，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从这三十六条中可以看出蒯大富等人的反革命野心。
    再看看徐凯的十八条。比如：
    一、北京地区铁路七万多人和我们观点一致的只有两万人左右，对立的三万多，还有中立的。只要一致对准他们，说他们是“保皇派”、“大方向错了”，“是官办的”、“铁杆保皇派”、“武斗急先锋”、“打人凶手”等罪名。要千方百计从舆论上把他们搞臭，从政治上抬不起头来，分化瓦解他们。
    二、要经常给他们制造磨擦。如果他们开批判会就说他们是“假批判，真保皇”，我们来突然把当权派抢走，要是他们不放，就说他们是保皇。闹出事来武斗，就说他们是当权派操纵的，可以无伤制伤，绝不能承认我们打伤了他们。在武斗时，要尽可能抢一些袖章等东西作证据，事后准备一些凶器，作为对方行凶的罪证。这些都要由有经验可靠的人去干，必须保密。如果被人抓住，也不能承认错误，要抓紧时间大量宣传。
    五、我们尖兵排力量强，目前二百多人，但还很不够，必须发展，化整为零，要吸取“财尖”飞虎队的经验，用麻雀战术，使对方感到更大的压力，闹出问题来与“工铁筹”无关。如果遇到他们发言，一定要和他们辩论，再加围攻。对不同的大字报、大标语就去撕掉。
    六、对立面只要一露头，就想尽一切办法压下去，特别是他们没有基础以前，群众不明真相，就对他们不满，失去领导权，迫使他们下台。
    七、对上级所发的各种文件，要灵活运用，千万不要受文件的限制，对立面怕违反就受到文件的约束，就不敢斗争。我们就落得个“敢”字当头。这样他们自己就成了保字号组织，干错了也不要紧，可以说干革命我们不懂，要不然把责任推到当权派身上。可以说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难免不犯错误，但是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此来统一内部思想。对外坚决不承认具体错误、缺点，不要被别人抓住小辫子不放，谁要追究—个问题时，我们就必须把矛头对准他。
    九、对我们自己和朋友的单位要大量宣传，多造舆论。对立面的单位一律做为造谣。大多数不明真象，因此真假也分不出来，如果他们要辩论，在辩论时就说他们完全造谣，污蔑，再加上—条罪名，说他们是挑动武斗的罪魁祸首。
    十、我们要做到顺我者存，反我者亡。如有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一露头，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打下去，要他们抬不起头来，使其附近的小学生都骂他们是保皇派。
    十一、我们公社所属的分社，每干一件事就必须让党的负责人肯定是革命行动，要他们签字以后他们就不好改口，也有我们的余地。如不肯签字搞他个晕头转向，糊里糊涂，逼他签字，错了与我无关，由当权派负责。
    十三、不论大小干部，只要他们承认我们是坚强的革命左派，站到我们这边来，不管有多大的错误，我们也要保起来，不让对立面斗他，这样大部分干部都要向着我们说话的。否则我们就要施加各种压力。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他，软硬夹攻，无限上纲，就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干部，也说他们是顽固坚持走刘邓路线的三反分子，如对立面搞三结合时，一定不能轻易放过，放过对我们不利。
    十四、我们要利用三结合的名义，把支持我们的于部，不管他有多大问题，也不要怕，要大胆结合起来。如果对立面揪斗，我们就说：“打击革命干部”，是刘邓反动路线，我们就把干部藏起来，就说：“要揪斗当权派必须经过我们批准”，否则以后发生一切后果和武斗都由对方负责，……。
    十七、……要多向解放军和军代表汇报，把军代表缠住不放，不要叫他下基层。他们和群众见不到面。让军代表对我们有好感，各组织对本单位大量宣传，就说军代表根本不支持他们，这使对方与军代表对立起来，我们就可以大造舆论，说他们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罪责难逃。
    徐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两个东西是“五·一六”的反动纲领。“五·一大”的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所以能蒙蔽欺骗群众就是因为有打着红旗的一面。他们活动的手法是很诡秘的。
    1、煽动极左思潮，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如他要抢机密档案，但是他不说抢，而是说“对机密要监督，要掌握在造反派手中”，“对造反派无密可保”。如制造打砸抢，就说“不搞打砸抢就不是造反派”，最多是个温和的保守派，这些都是戚本禹讲的。
    2、造谣言，欺骗蒙蔽群众大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当前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中央常委三比四、四比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还采取政治陷害的手法。如制造00七号密令事件，说什么湖南军队要在一九六七年元旦搞政变，说是下的命令他们已看见了，字迹象是总理的，跑到北京来找了“小小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就派刘志坚接见他们，他们讲了许多攻击总理的话，刘志坚单独向“小小老百姓”汇报，“小小老百姓”一面说不会吧！一面又说你们关心国家大事，很好。这就是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在一起就说黑话，但对下就打着红旗反红旗。如围困中南海事件中，谢副总理传达中央指示要他们彻，“小小老百姓”带着蒯大富、韩爱晶在八月九日晚上到揪刘火线的帐蓬说：“你们该回去了。”然后又说：“你们辛苦了，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哦！你们还揪谭震林哪！我都不知道！”这些反革命心领神会，马上改了旗号就揪谭，揪陶、揪王光美、谷牧。他完全搞的是两面派。就在这一天“小小老百姓”还用自己的小汽车送蒯大富，韩爱晶回校，就在回去的路上，蒯大富问军队这么乱，怎么搞？我们这么搞，将来能不能站住脚。他—路哈哈大笑—句话也没有讲，下车时说：“无限光明，无限希望，无限前途；行百里者半九十，你们才走了半里路。”鼓励他们接着干。这都是黑话。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揪军内一小撮”最厉害时，陈毅同志在宴会上向小将们敬酒时，戚本禹说：“今天喝酒不要忘记斗争啊！”进行煽动。
    3、以反死人为名，大造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舆论。所谓“讨孔”就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他们到了山东孔庙后要砸碑，首先砸国务院立的保护文物的碑，在碑前开了几万人的大会，向国务院抗议，给国务院写了抗议信，攻击国务院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还跑到几百里外把周公庙也砸了。
    4、公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尤其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很快暴露了。他采取另外的办法，就把毛主席的指示说成是刘少奇的拿来批判，以此来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5、以搞专案为名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如搞什么李立三专案、陈国栋专案、孙大光专案，实际上他并不搞这些人的专案，而是打着搞专案的幌子，搜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
    6、公开的为地富反坏右翻案，煽动坏人起来造反，他们有个理论叫做：过去受压的人现在最革命，造反精神最强，把一贯反毛主席的陈里宁打扮成为新时代的狂人，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文化大革命。外交部还有个“反迫害大队”，清华（大学）还有一个“红教工”，都是牛鬼蛇神和他们的子弟，其实是黑教工。清华现在已将其定为反动组织。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最突出的就是徐凯，受戚本禹的指示到劳改农场煽动劳改犯起来造反。说什么“同志们，你们现在不利用这个机会起来造反，将来再无翻身之日。”一下子就把坏人煽动起来了，结果把军管会主任打得几个月起不来。
    7、从国民党、帝、修、反的反动书刊、杂志中收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如“北（京）图（书馆）事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8、他们采取“清君侧“的策略，就是他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是反毛主席周围的人架空主席。他们集中力量反对总理，就是为架空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是很恶毒的。
    9、他们专门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每当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一个部署，他们就干扰破坏。如反军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指示他们起草一个文件，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一方面起草文件，同时起草一个宣传提纲，要“揪军内走资派”。毛主席提出要“三支两军”他们接着攻击解放军“支保不支左，支左方向支错了”；毛主席提出要“拥军爱民”，他们马上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是最大的拥军”，专门干扰主席的战略部署。
    10、在每一个重大反革命事件中，真正出头露面的都不是有名的人物，最坏的人在幕后操纵。如火烧英代办处，出头露面的人都不出名。围困中南海，表面上连“五大领袖”都没有去。“揪军内一小撮”，派到各地去的人也都不出名。最坏的是幕后操纵者。这次清查一定要把幕后的查出来，清查表面人物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这些人把幕后的搞出来。在清罪行问题上不能轻信口供，要加以分析，按打着红旗反红旗，阴一句、阳一句的特点，很好的分析。如轻信口供，有的对象交代问题真真假假。什么叫态度好，态度坏，有的认为谁交代的多，问题大，就是态度好。这个不对，我们过去也上过当，一个家伙把问题讲的很大，一天比—天讲的大，我们向谢副总理汇报说他净瞎说，谢副总理说你们瞎听，他就瞎说。要研究，不能说他交代的多态度就好，而是看他交代问题是否真实来看态度好坏。否则就是变相逼供信。我们都是与敌人做斗争的，“五·一六”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我们要很好的研究这个敌人，要把他制服，研究这个敌人用的是什么阴谋，搞的是什么手法。
    （三）当前北京清查“五·一六”的情况
    当前北京市清查大体有四种情况：一种是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和中央十三号文件。主要是领导负责，亲自动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充分发动群众，专案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凡是这样搞的运动发展的就健康，就快。搞得快的单位罪行查清了，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都搞清了，有的组织问题也基本查清了。有的单位过去走了一段弯路，一度出现过扩大化和一风吹，但认真按中央十三号文件和九条方针办事，领导重视，亲自挂帅就抓上去了。外交部相当复杂，敌情多，姚登山与王力直接挂钩，“五·一六”活动猖狂。由于认真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罪行就基本查清了。只要认真接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去抓并不难。还有化工三厂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今年七月份罪行、组织基本搞清了，运动基本正常，既没有扩大化，也没有一风吹。只要按中央的精神办搞清不是十分困难的，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
    再有一些单位问题比较复杂，可是由于基本上按中央十三号文件搞了，多数进行了深挖幕后、深挖阴谋阶段，没走什么弯路。运动开始发动群众揭发的面大一些不等于扩大化，关键在领导掌握动的面大不大，动就是让他交代，关键是动的准不准。在准字上下功夫，表面上看来慢，实际快。有些大专院校很复杂，全国都插了手，有些搞的很稳，没走弯路，稳准狠就不容易出现扩大化，一风吹。
    另外少数单位出现偏差。由于三个原因：
    1、追组织，搞出了一堆名单，真假难辨，上了敌人的当。有的基至公布了名单就要被动。有个说法说有三个人交代一致的就可以定，这也不一定，要具体分析，要看在什么情况下交代一致的。如果你把未经查实的材料公布出去，十个、八个交代—致的都有可能，那就是串供，搞逼、供、信了。不能只从数字上看，当然不是在逼、供的情况下搞的，几个人交代了就不可不信。
    有的单位开始搞罪行，搞着搞着就搞组织了。有的人认为不搞组织漏掉怎么办？不从罪行上搞，就可能漏掉最大的，搞乱了套真假难辨，就更可能把敌人漏掉。单纯搞组织就容易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打击最顽固的，不利于分化瓦解。在没讲围困中南海是反革命事件前，这个讲我去了，那个讲我去了，一提是反革命事件就怕部沾边了。主要是没讲清政策，要打击最顽固的那三种人，不要搞得知情人紧张，怕沾边。要让他们放下包袱讲真话，要按党的政策区别对待。
    2、搞罪行，几个区分搞得不好，区分得不对或搞出的罪行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搞出一堆口供，真假难辨。结果就想等，等上边有什么好的办法，别的单位有好的经验。这主要是调查研究做的不够。要在认识“五·一六”反革命特点上很好的下功夫。口供是假的就应该排除，有的同志有顾虑怕人家说右倾，结果就宁“左”勿右。以极“左”反极“左”，就容易搞乱。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该肯定都肯定，该否定就否定，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受派性的干扰。只要认真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落实党的政策，就可以解决。
    3、政策上区分不清。罪行和错误，没有很好区分，群众组织中混进了坏人如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广大群众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方向是对的。把坏人抓出来不能否定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否定了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在打倒资产阶部司令部斗争中有很大功劳，不能因为清查“五·一六”否定了造反派的成绩。
    所以要把几个区别对待搞好。现在有的出现面搞得大了，有扩大化的苗头，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搞了组织；二是搞罪行没搞调查研究，轻信了口供；三是搞不好几个区分。再加上敌人搞真真假假，有意破坏，派性干扰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当前要集中力量在准字上狠下功夫，要千方百计的搞物证、旁证。这些东西只要认真分析，是可以搞清的。
    如周景芳交代他参与了火烧英代办处反革命事件，周景芳六月二十七日去钓鱼台，关、戚接待他说：“现在外交方面问题严重，外交部是卖国部，北京市以后要过问外交活功。”周说人民日报怎么登我北京日报就怎么登。戚说“不对，北京日报应走在人民日报前头”。当时也没有记录，也没有物证。结果一查钓鱼台的来客登记果然六月二十七日周景芳去了。又查北京日报，六月二十七日前与人民日报的调子一样，六月三十日以后调子高了，如提出打倒奈温等……。这就给他定下来了。
    再一个是抓重点的问题，即使反革命分子犯了好多罪行，只要抓一两个关键性的定性的问题落实下来就行了。就是重大案件也是这样，如火烧英国代办处，查问题要抓几个关键，就抓姚登山怎么参与的，周景芳怎么参与的，有没有人证、物证、旁证，参与有好多线索，只要查清其中一两件和上线挂上就行了。
    最近召开夺财权的协作会，夺权查清了，抗交权没查清，主要是查上线，王、关、戚是怎么插手了，先抓住能定性的几件事，主犯、从犯、胁从、受蒙蔽的就可查清，只要认真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就不难查清。有的说他参加“五·一六”，一九六七年一月在学部有六、七百人在蒋介石像下宣誓参加的，这个口供就不可信，这样他就不是“五·一六”了，而是国民党。还有人交代，他在有多少多少人面前布置整毛主席的材料，这个不可信。他要公开说一句有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像的话，就会有群众揭发，也不会隐藏到今天。这个口供不符合“五·一六”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如他把主席的指示当刘少奇的批判这到可能。
    有张大字报（“何许人也！”）攻击先念同志，把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的指示都说成是刘少奇的。有些口供要好好分析，不轻易否定，否定要有根据，不要对那些玄乎的口供感兴趣。
    对那些搞两面派的要查清，在谁都知道的事件中少数坏家伙搞阴谋，调过查明火执仗的把幕后阴谋策划的搞清楚。查的时候把已遂放在第一步，第二步查未遂。
    现在有的单位还没有搞开，为什么搞不开，就是右倾。当前左的也有，形左实右搞扩大化；右的也有；明明有他不搞，这两种情况实际上都是右倾，都不利于把“五·一六”查清。
    北京有些单位形势好，大事件查的快，十五件反革命案件查的进度很快，关键是认真落实九条方针如中央十三号文件，关键是领导，领导又在于认识。
    今天就讲这些，和同志们讨论，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吴德关于“批清”运动部分的讲话
    “批清”运动我们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了，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运动中某些单位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来说运动是健康的，这么大的运动，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经过群众议，摆、查，揭发出有“五·一六”嫌疑有五万七八千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办各种学习班的包括留宿的，走读的三四千人，根据大家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现在查清了一批重大案件，这是根据中央指示，大家跟“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做了坚决斗争的结果。“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清出来有很大的危险性，“批清”运动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排除右的“左”的干扰的过程与破坏“批清”运动的干扰进行斗争。
    我们碰到的破坏很多，首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或顽抗或是乱供，或是企图重新挑起资产阶级派性，总之，想使运动难以进行下去，这方面大家经验很多，总之，他要把你引到错误方面去。再者，由于我们思想发生了一些偏差，有些单位也发生了右的，不发动群众，同“五·一六”斗争不坚决，以后也发生过某些单位的扩大化现象，也同时存在一些单位有一风吹的现象。使我们的“批清”运动继续健康的深入发展。总的讲成绩是很大的，但是现在又发现一些单位是不是面宽了一点，因此，我曾经讲过一次，战线太长，要集中力量找重点的问题，我可能讲的不清楚，就是要抓住重点，甩开那些受蒙蔽的，把那些没有罪行的先放一放，不是“五·一六”不要抓，是要把重点案件抓一抓。我们的条件很好，现在全国都在抓“五·一六”，搞协同作战，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不断得到中央的帮助。全国抓“五·一六”的形势很好，北京地区又是重点。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把“小小老百姓”揪出来斗，运动就发展更深入了。这个人又是叛徒，又是特务，又是托派，又是反共分子，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黑后台就是他，他干扰抓“五·一六”，过去弄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他是“五·一六”怎么能不干扰抓“五·一六”呢？过去他说：抓到表就算抓到了“五·一六”。我看不见得，他搞这个表有两种因素，一是叫你抓不到，因为有些大的“五·一六”不一定填表，许多东西又毁了，二是引你只追组织，搞大名单，这样就搞乱了，而且他们是有计划退却，你找不到表，弄得真假难辨，搞扩大化，最后一风吹。他用这个办法来干扰破坏“批清”运动，保护“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这个大干扰去掉了。因为那时他是清查“五·一六”的专案组长，现在把他排除了，以后总理讲不能光看表，要看罪行，这才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了，揭发了大量的材料和线索。
    我们经过一年多的“批清”运动，取得了一些经验，各单位都有自己的经验，有的报来了。一机床厂经过几次反复才弄清楚，经过群众大量揭发，分类排队，到抓重点，现在进展快的已经核实定案了。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教训。如有搞逼供信的，违犯政策的，也有打死人的，“五·一六”也不应该打死嘛！有的说白天不出活，晚上出活，夜间熬夜搞体罚，搞逼供信，指供、诱供，第六建筑公司四营共有职工1052人，在一段时间里20几天，搞出“五·一六”嫌疑283人，占职工总数27%，占在职干部43%，占党员28%，占老工人26%，不少人都“揪斗”了。好一点的“帮促”，搞过揪斗、“帮促”的占60%。据说在那里开了一个发展“五·一六”的会，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七八种说法，这样搞，面就大一些了。还有的搞了一个什么“落实政策宣传队”，“帮促接待站”，搞得很多人惶惶不安，特别是有极“左”思潮的人。有问题的人说：“你要鼻子我给你画鼻子，你要耳朵，我给你画个耳朵，”“你不是要顺藤摸瓜吗？我就顺杆抓。”这样搞就乱了，所以我们不慎重，就要受骗上当。有的单位提出“围点打援”，扫清外围，恐怕这个方法不行，放松重点人去搞一般人，这就是容易出问题的。还有一些搞逼供信的，造成自杀现象，有好经验，也有坏的教训，不详细说了。
    面宽的有的到了30%、40%、60%，有个单位把一派群众组织都说成是“五·一六”，这不对嘛！审查重点人，重点人说不清楚了，就把职工名单交给他看，他就在上边画圈，一画一二百，这是不行的。“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不是什么普遍的群众组织。
    北京的重大案件，有中央各部门与北京市协同作战。经过发动群众，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形成专案，一件一件的查。这样既纠正了一风吹，也打破了神秘化。专案与群众相结合，统一了思想，确实抓出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受蒙蔽的纷纷起来，反戈一击，使一小撮顽固分子陷于孤立，有些重大案件，可以说，基本查清了。如夺外交部大权，围困中南海，火烧英代办处，揪军内一小撮，夺中央的权，财政部闹得最厉害。为陈里宁翻案。
    这些问题，基本弄清楚了，火烧英代办处是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大量事实证明“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姚登山、周景芳这些王八蛋们搞的，他们污蔑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说要大干一场，搞了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现在查实了，他们操纵了“反帝反修联络站”的坏头头任佩衔。“红联站”这些头头历史很复杂，是周景芳插手管的。拿周景芳来说，他是叛徒、特务，认日本翻译的母亲为干娘，他是带着任务混进革命队伍来的。都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杨余傅这伙乌龟王八蛋搞的。还有一个“批陈联络站”，蒙蔽了不少群众，冲砸英代办处，搞打、砸、抢，点了第一把火，但谁派点的，现在还没搞清。我们工代会徐凯、王景瑞这些人也做了些具体希望，这些人都是戚本禹、周景芳安插的。
    “围困中南海”是以揪刘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也是“小小老百姓”王关戚这些人干的。他们提出“谁不让揪刘少奇就揪谁”，大家可以想一想，谁能决定不让刘少奇出来，不单是总理能决定的，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把矛头对准谁了。当然围困中南海的不一定都是“五·一六”，有20万人，四千多个组织参加，但阴谋策划的是一小撮，多数是受蒙蔽的，是不明真象的。
    “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也是“小小老百姓”他们搞的，现在查得很清楚了，连“小小老百姓”的手稿也搞到手了。这个问题不是从“七·二0”才开始的，而是从一月就着手了。一到八月他们通过报刊发表了一百多篇反军文章，说在八月间要掀起总攻击，进入夺军权的阶段，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搞乱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达到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毛主席非常英明，江青同志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的野心，以前这些情况是分散的，现在查清了，是不容易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那些人是托派、叛徒、特务、资产阶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对无产阶级有刻骨的仇恨，像“小小老百姓”一贯反对社会主义，过去我们不清楚，现在清楚了。我们学习时，可以结合起来批判。过去我们没有读过“小小老百姓”历史上写的书，很多都是托派观点，如说：“中国没有奴隶社会”，这是陈独秀的观点，公开和毛主席唱台戏。有人说：他那么高的地位还搞这个？正是因为他地位高了才干，因为他是反革命。他们这些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勾结了，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勾结起来，打着建立无产阶级“左派”的旗号进行反革命勾当，吴传启、关锋这些人早有勾结，以“仨仁兴”为名写文章，吴传启是国民党大刚报主编，是陶希圣的高门弟子。他们的阴谋被揭发后，就有计划的组织退却，企图隐藏起来，将来再干，现在把他们清查出来了，批倒、批臭，这就清除了隐患，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这个阴谋集团，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多，有五六万人，可编一个军。所以，我们要把这件工作，按毛主席九条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头一条就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天在坐的都是首长，抓得好的地方都有这条经验，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贯彻这一条。其次要提高群众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识别好人，坏人的能力。我们是不是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按主席九条方针，中央十三号文件办了？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的面搞大了些，有乱咬乱供的现象，也有逼、供、信，以假乱真，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们有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没有重视起来，这就不能很好地把“批清”运动深入下去，或者上当搞乱。有的工厂把二分之一的职工都搞成了“五·一六”嫌疑对象，还有的把一派组织90%列为嫌疑对象，有个人一供就二、三百，所以我们要强调加强调查研究，落实罪行材料，强调人证、物证、旁证，严禁逼供信。凡打人、变相体罚等现象，要坚决制止。“五·一六”跑不了，就是“五·一六”也不能打死。现在还很少看到有哪个单位把“五·一六”的罪行材料有根有据的写成报告送来。当然也没有都动，大家还是有控制的。有的确是“五·一六”，也有罪证，但没有去取证，而是忙于在那里天天斗，很少研究材料。有些人材料很多，但什么是要害，什么是一般，那些是有的，那些是假的，不清楚。要像清华大学那样，研究材料，清华有个人某年某月，有一天他坐什么车，带什么手枪，去钓鱼台捉谢副总理，进的哪幢楼，谁接待的，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的，说得很玄呼，经过研究，认为是假的。给他说“不对”要他推翻。他说是真的。后来问他进去见到了什么，他说进去那里有“钓鱼台”三个字。进门地方恰恰没有。经过很多工作後，他才说交代的是假的。人家研究材料非常细，而我们很多单位，不研究材料，倒比人家省心，结果是定不下来，不是的不敢否定。主席讲不漏掉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我们定不下来，就是因为没有研究材料，最近我看了外交部的一个材料，有根有据，时间、地点、人证、物证、旁证，而且照了像，清清楚楚，一看就明白。
    我们搞不出这样的材料，还是重组织，轻罪行的思想作怪。定不下来，就产生两种情况，“五·一六”这么多，或者是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学部有一个人，在日记本上写着×月×日召开“五·一六”兵团会议，这说明有嘛！这主要是重视组织，轻视罪行材料。总理讲，单纯追组织，人家说想不起来，就把全厂职工名册交给他在上边画圈，好像画选票一样，一下子圈了好几百。不调查研究就会出问题。
    要注意乱咬乱供。“五·一六”阴谋集团很狡猾，开始顽抗，后来乱咬乱供，把水搅混，让你搞一堆材料，分不清是非，如果不调查研究，轻信口供，就真假难辨，搞不清楚。
    政策界限啊、敌我界限总分不清，一机床厂提出划分三个界限，我看还是对的，发动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分清敌我，分清是非。要分清革命的造反派精神和极“左”思潮错误的界限；极“左”思潮错误和“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界限。这样才能把矛头对准“五·一六”，保证运动健康发展，现在有的单位界限不清，派性干扰，界限很重要，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有的同志怕扩大化和一风吹，怕犯错误那就要调查材料，就要发动群众，只要群众起来了，就会揭发出很多材料和证据，一机床厂伍佩衔说：“是自发的组织了‘反修联络站’”，总是说没有关系。后来一想，也很明白，一机床厂是“小小老百姓”的点，派进去很多记者、联络员，群众揭发很多材料，说“小小老百姓”在那里蹲点，整了谢副总理的十条罪状，就是“小小老百姓”的秘书打电话联系的。“反帝反修联络站”，开始时是由姚登山接见，火烧英代处后，向姚登山作了汇报，送给了他主席诗词。一查结果与外交部有关系，伍佩衔是火烧英代办处的总指挥。说自发的，没有联系，怎么可能呢？是地地道道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罪行嘛。
    就是要划清界限。不要怕犯错误，只要认真抓“五·一六”，有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不要紧，不要给群众泼冷水，要用党的政策教育群众，领导头脑要清醒。其他界限，主犯、从犯、被胁从、受蒙蔽的都要划清界限。一开始看不出来，但运动深入了，群众就分清了。当然也要追组织，有的说是三层发展的，上边一层是核心，中层也有核心，是外围的一层是以“五保卫”、“中央文革支持”的名义发展的。有的说是中央批准的一层是以“五保卫”、“中央文革支持”的名义发展的，有的说是中央批准的“左”派组织，所以有的人就这样参加了，现在哭鼻子，说参加了革命组织怎么成了反革命了？
    总之，要把主席九条方针，十三号文件，好好学习，认真贯彻落实。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深入了解情况，具体解决问题，不要像什么厂打死人了，去查时，领导还不知道。人都打死了，还说“好像打了几下”。打人是王、关、戚的办法，我们不能用，我们用主席思想，先把问题搞清。
    认真实行专案调查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我们是群众肃反路线，要自始至终发动群众，要对群众进行路线教育和政策教育，依靠群众，防止少数人办专案的神秘主义，群众讲清楚，不要乱点名。与依靠群众并不矛盾，群众可以写小字报嘛，还有的张贴“五·一六”的供词，这也不对，他的供词到底实不实，不清楚，这样搞容易引起“恐慌”，因为这个“批清运动”主要是清查“五·一六”，批判“五·一六”罪行，这是敌我矛盾。极“左”思潮，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两者不能混淆，所以要划清界限。你公布了一大批名单，将来要一个一个给人家做结论，这样打击面就太宽了。
    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这一条不多说了，十二中全会上主席讲要稳、准、狠，关键在于准字，要按主席说的，要突出“准”字，不准就狠不了。不要漏掉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这个精神。
    要注意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十三号文件是总理根据前一段经验与的，主席批准的，就是要抓坏头头和幕后操纵者，其实胁从者，也可以划在受蒙蔽一栏里，胁从过去与从犯划到一起严了。因为党的政策是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嘛。要争取多数，从北京看，“五·一六”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没有；有的单位多一点，有的单位少一点。现在开展“批清”的四千多个单位，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没有，比如学部就可能比别的单位多一点，红旗杂志社、大学就可能多一点。两派里也可以说都有“五·一六”，什么天派、地派，也可能这个派多一点，那个派少一点，可千万不要陷到派性里面去，这一派捉那一派。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是一少撮，从犯也不太多，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拿二七厂来说，真正搞阴谋的只有十几个人，一机床厂罪行严重的，只有四个，将来怎么定可以考虑。总之，要抓住重点人，重点单位，重点案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党的政策。要下功夫研究材料。
    要区分“五·一六”罪行和极“左”思潮的错误，有的就是不明真象受蒙蔽去的，“五·一六”罪行还是过去讲的那几条：
    ①直接和小小老百姓，王、关、戚等挂勾的或间接挂勾的。
    ②搞阴谋破坏的。
    ③矛头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红色政权的。
    这里要注意不要把对军宣队，革委会某些同志有意见，反对过你的，甚至说了几句错误的，都当成“五·一六”罪行。
    “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有的履行了手续，有的没有履行手续，有的填了表，有的没有填表，现在也拿到了几张表，有的说是集体填，有的说是个别填的，不要在这个问题兜圈子，越是上头越不一定填表，有的人追他的表，他不承认，结合给他定了幕后操纵者，他说这还可以。有的人罪行查实了，组织也就出来了。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慎重，比如有的极“左”思潮错误严重，有的开始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后来犯了错误，都要区别开。幕后操纵者，有的是出谋划策，有的是被迫支持了，当时群众组织的活动，犯了严重错误要区别开，还有的被迫投降的嘛。要把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者区别开来。根据中央13号文件精神，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蔽者主要是根据罪行大小和有无罪行。一是主犯，主要是指坏头头和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二、从犯是参与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的；三、是被胁从者，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四、受蒙蔽者是不明真象的。
    定案处理问题，在定案处理工作中，应贯彻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
    对坏头头和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应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和态度好坏，给予不同处理，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拒不交待的，应从严惩处，坦白交待表现好的，可以从宽处理。
    被胁从受蒙蔽者，其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不视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们交待后，被胁从者，一般不给处分，个别情节严重，态度不好的，可给党的或行政的处分，受蒙蔽的一律不给党和行政的处分。
    办学习班多了也不好，现在是三多，用那个方法能搞出来？还是要调查研究，有的人可能说我右了，可以批评，这次黄政委到卧佛寺检查政治环境，发现那里也办了学习班，怎么跑到那里去了？那里倒是人少，只有卧佛。主要还是要落实罪行，搞罪证，有的单位应该搞，没有搞的还要发动群众搞嘛！将来查证落实，也要继续发动群众搞嘛，但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有危险性。我发现一个问题，要落实罪证，材料拿不出来，可以找到证据，哪能销毁得那样干净，三个供一个那不行，没有证据，我可以让十个人供一个人。过去那样搞面宽了，现在捏起来就行了，要罪行、人证、物证、旁证，没有罪行怎么能定案？怎么能构成“五·一六”分子？当然群众刚起来，面大一些，现在还用这种办法就要搞乱了，不敢发动群众是右的，群众起来了，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容易上当搞乱。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陈伟在燃料化学部谈清查“五·一六”
    现在的中心是深挖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中央给陈伯达戴的头衔是“五·一六”黑後台；给林彪戴的头衔是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林彪的自我爆炸，对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是有利的，有利于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一定要搞，要坚决搞，搞到底。“五·一六”是毛主席定的性，在清查过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抓，作指示。毛主席亲自作指示，总理也有很多指示。外交部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如果按总理的指示搞，进展就快。他们的四大案件基本上查清了。通过查重大事件，把各种人员、幕後操纵者、主犯、从犯、被胁从、受蒙蔽的，都区别出来了。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一是研究组织问题，把罪行基本查清了，组织问题还是要查。说组织问题不要查了不一定完全对。组织问题不查不行。当然要实事求是，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是一种什么手续就是什么手续，不一定按别单位的套。别的单位填了表，你的单位就不一定。很好的加以分析，但首先把罪行查清。
    外交部现在确定的主犯，在组织问题上也是在幕后搞秘密串联的主要人物，罪行和组织是一致的。林陈反党集团被揭露出来，对搞清“五·一六”问题更有利了。要搞到底。
    现在还是按照十三号文件的精神办事。林彪的那个“一个也不能漏掉”肯定是有阴谋的。他的这一条与毛主席的指示，与总理的指示不是一回事，不一样。他的这一条肯定有阴谋，我们过去不认识，路线斗争觉悟低。
    人证也是重要的证据。说人证没有用也不一定完全对。毛主席讲要保存活证据，就是人证。最近一个家伙死了，还挨了批评。
    阴谋部分可能没有物证。当然物证是最科学的，最可靠的。但有的物证确实毁掉了。可能到最後结案也找不到物证。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物证不存在了，靠人证也可以定案。面对“五·一六”的特点，他搞真真假假，不要上他的当。人证肯定可以作证明的。但要慎重，要很好研究，不要上当。过去我们说有三个五个人证明，就可以定。不能受这个限制。要分析研究，如果是假的，串了供的，再多也要上当。
    案例问题，主要靠本单位自己搞，别的单位在没有把握时是不愿拿出来的。我们那个报告，报上去後正好出了林彪问题，中央没时间批了。登奎、先念同志都看了，提了意见，送上去了。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精神
    〖×××同志传达吴德同志12月20日讲话精神〗
    （二）
    路线教育与要斗批改结合起来。专加上这一条，来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任务很重，工作很多，许多工作没作完，发展也不平衡，还存在薄弱环节，薄弱单位。项目很多怎么办？
    一打三反，批清这项工作量很大，政策都有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了。一是抓出来，二是核实定案。要分析一下情况，总结一下经验，落实政策，再安排一下能否在上半年搞出个头绪来，或者搞完。大多数解脱，把大头子挖出来了嘛──（指林、陈）。这里有一个问题，对市里是否执行了十三号文件，过去有人说抓“三重”没有执行林的“一个不漏”，现在又批评过去按林的办了。现在是“左”的右的都有，值得注意的是面大了一些，谢静宜同志向主席汇报时，主席说：“没那么多吧？有的是打击报复打成的吧？”我们主要是抓落实罪行材料，还是抓“三重”。抓三指向，有阴谋，直接间接与头子有联系的。但对于各级革委会，军宣队提了些意见，不要都说成是“五·一六”，这样面就大了。我们要注意组织，另一面不要在组织上搞扩大化。这个问题很复杂，有的有组织又办“五·一六”的事，也有人不是“五·一六”组织的办“五·一六”的事，就是“五·一六”。所以很复杂，所以不要在组织上打转转，还是要抓罪行。要作调查研究，要分清轻重，九条首先是搞重点，搞骨干。目前很有利，现在清楚了，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林、陈。但也复杂化了，他们搞的有打有立，搞山头。要抓核实定案，落实罪行，要搞些典型，面上推动一下，新华印刷厂的面也不小。总之，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
    这项工作怎样安排一下，任务要很好研究一下。一是时间，二是典型。三是领导分工。这样规划一下，上半年能不能解脱，弄清重点，解脱大多数，研究一下。
    
    一九七二年四月，吴德关于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北京市一轻局葛政委传达万里吴德讲话〗
    根据当前情况，要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运动中继续深入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肃反路线、方针、政策，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既要防止扩大化，又要防止一风吹。
    一、定“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应主要根据罪行。
    “五·一六”罪行是指1967年5月公开发表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前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国际上帝修反猖狂反华、恶毒攻击我国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在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的新生政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刻，一小撮暗里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秘密搞了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煽动和利用极“左”思潮，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的目的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是在林陈一伙指使下干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一定履行什么手续，填什么表，但他们与林陈一伙有黑线关系，在政治上互相勾结，他们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秘密串连，互相配合，有组织的进行阴谋活动。
    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是抓罪行。就是抓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有的单位有，有的单位没有。要把其它现行反革命分子与“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是什么定什么，不要一律都叫“五·一六”。
    三、要严格区分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犯错误的同“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区别开来；要把说了有损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话同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区别开来；要把针对军管会、军宣队、军事机关和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员的错话、做的错事甚至反对其中的某一个人同篡军、篡政、有目的的反军、乱军、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区别开来；特别是要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因受极“左”思潮影响而犯了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头头同犯“五·一六”反革命罪行的坏头头区别开来。对犯了严重错误的群众组织头头，要看主流，不要一犯错误从此就不信任他们，要把犯了极“左”思潮错误的干部，同“五·一六”的幕后操纵者区别开来。
    四、要把主犯、从犯、受蒙蔽者区别开来。
    1、主犯（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他们是搞阴谋的，是重大反革命事件的策划者，指挥者，这些人只是一小撮，如围困中南海，参加有的有四千多个组织20多万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重点审查的不过30几个人。又如火烧英代办处，参加的一万七千人，现在拟列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审查的不过十几个人。
    2、从犯。即参与“五·一六”反革命活动的，这些人为数也不多。
    3、受蒙蔽，不明真相的人还是大多数。
    五、在定案时，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材料要认真核实。要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既不要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有意见允许审诉，对查无实据的应予以否定，搞错了的应予平反。要警惕阶级敌人乱咬乱供和乘机翻案把水搅混。在定案处理工作中应贯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对坏头头、主谋者、幕后操纵者，应根据他们罪行轻重和态度好坏，给予不同的处理。罪行严重、态度恶劣，拒不交待和乘机翻案，应从严惩处，坦白交待表现好的，可以从宽处理，从犯只要坦白交待，就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个别情节严重，态度不好的，也可从严处理。受蒙蔽无罪，他们是受害的，要教育他们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揭发控诉“五·一六”罪行，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不给党的和行政的处分，材料也不入档案。
    六、农村不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个别单位发现有问题的，经市委批准调离审查。
    
    二、研究资料
    
    范正美：《秋梦追思》摘录
    第五章　苦胆血泪
    所谓“五•一六”，见于历史材料，前前后后，大体有这样一些情况：
    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师大、石油部、国家计委等群众组织联名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与此同时，国务院所属财贸系统部分干部群众成立组织，提出“炮轰李先念，彻底粉碎财贸口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一天，北师大苏东海等人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遭到北师大师生的激烈抨击。
    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群众揭露了炮打总理的学生张建旗，然而，他公然声称自己“没有错”，表示“三个月以后见”，并在3月31日，发表公开声明，扬言要进行到底，但在群众压力下，被迫暂停活动。
    然而，从1967年5月初开始，北京几个高校出现了新的反周活动：北京农大成立“五•一六兵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现了张光武为首的小团体，发表反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成立了反周的“火线纵队”。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署名“五•一六兵团”的组织贴出了《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称周恩来为“反革命两面派”。
    五月底，以张建旗为首，在北京钢铁学院成立“五•一六兵团”，相继抛出《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和《二十三个为什么》两张大字报。
    到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北京外国语学院在这一期间，策划了批斗陈毅事件。
    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多次在夜深人静之时，四处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传单和大标语，如《周恩来要干什么》、《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等。此外，北京二外、北京商学院院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些反周活动，立即遭到首都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猛烈反击。北京许多红卫兵组织义愤地表示，必须迎头痛击“反周逆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适时发表声明，愤怒地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六月初，中央文革陈伯达发表讲话：“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6月3日，陈伯达、江青向北京外国语学院“五•一六兵团”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在这种情况下，张建旗等人在6月4日，发表《严正声明》，以守为攻，转入地下活动。
    6月30日至7月2日，所谓“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工作、斗志)活动，作出新决议、提出口号，企图重新打开反周新局面，并于七月上、中旬，发动了两次“战役”，以农口为中心，散发了大量的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其内容有：《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在八机部，这时也出现了反周标语“打倒六月黑风总后台”。
    1967年8月11日、12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上，对于反击“大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作出安排。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8月26日，首都和全国在京群众一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了“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兵团’”大会，批斗了张建旗等五人，同时，解放军报社也揪出了肖力等人。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江青说：
    “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请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说：
    “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总理，就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有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9月4日，外交部揪出陈家康，被定为“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头。
    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组织代表讲话时，进一步说：
    “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们人数不多，在表面上也是青年人，这些青年个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是青年，青年人思想不稳定，被利用了，真正的幕后人都是坏人”，“‘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跑的。”
    江青的这个“9•5讲话”，我们在西苑旅社时不知听了多少遍。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长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批判“五•一六”：
    “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清楚。”
    1970年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五•一六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五•一六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4月3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电话会议，传达中共中央3月27日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借清查“五•一六”之机，对炮轰派下手，妄图彻底摧毁炮轰派，是潘复生的一大战略举措。对我进行“五•一六”审查，应该说早在去年潘复生就下过大力，对我进行了像蓖子梳头一样地清扫了一回，根本没有一点搭边的事，因为我在北京期间不参加北京的任何活动。但是潘复生这时仍不死心，以为我似乎还有油水可捞，也许想借此离间我和群众的关系。于是接过这些规定，再一次布置对我就“五•一六问题”进行清查。
    1970年4月下旬的一天，八一厂举行了一次空前的清查“五•一六”的动员大会，要求全厂职工一个也不能缺席。当时绥化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武装部政委C亲自到八一厂作清查五•一六动员报告，煞有介事地要求全厂广大革命职工要认清敌情，擦亮眼睛，打一场人民战争，坚决把隐藏在我们队伍里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每一个到会的人都知道，八一厂虽然在省里农机口享有一定的名气，但在政治风云中，他却是个毛孩子，阅历短浅，知识不多，行为能力有限，人们对于“五•一六”的问题一无所知，这个动员大会是专门针对范正美召开的。人们屏住呼吸，睁大眼睛，竖耳恭听，唯恐遗漏报告人的一个字、一句话。我坐在指定的第一车间的位置上，正好是会场的中心。联想到这两年挨整的日日夜夜，感到会场里的空气窒息，胸闷憋气，手脚冰凉，浑身麻木，脑子一片空白。我眼前的C政委身高声大，似乎渐渐地变成了潘复生，进而成为一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在咆哮：
    “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五•一六分子清查出来，把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不过，写到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位C政委是奉命行事，后来批潘时一再向我说明并诚心诚意表示道歉。
    我回家跟玉梅讲述这天动员大会的感受时，心犹有余悸，义愤填膺。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运动，犹如泰山压顶之势，谁知要怎么进行下去，联想到这两年省里运动的桩桩怪事，深感“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的心如落冷海，一片寒颤。玉梅知道我对周总理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跟她讲过我们在北京，没有参加过北京的任何活动，但她还是对运动不托底，因为这来自省城而不在县里。
    不过，星轮转换，时令已变。经过长期的派性清查，加上全国贯彻“六厂二校”的经验，这时的潘复生在省里已经不得人心了，也就是那么一、二十天的时光，哈尔滨就传来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增补沈阳军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刘光涛为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党的核心组副组长，专抓落实政策，推动两派联合掌权。社会上广泛流传潘复生地位不保了。于是对我的清查也就有头没尾，不终而止了。
    
    
    戴维堤著：《逝者如斯》摘录
    中部 文革风云
    关于“批清运动”
    1970年的中国，红卫兵学生们早已被赶下了文革历史的舞台，但文革并未停止。我所在的738厂又派来了新的军管会，奉上级指示，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关于批清运动，历时数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搞了数年，被整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光一个小小的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 5。16”分子。据资料载，江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抓出了27万、一个六千人的工厂就抓出了二千多个“5。16”分子。许多地方和单位抓“5。16”中关“牛棚”的人数近乎天文数字，施行的刑讯逼供手段令人发指。据有人粗略估算，“批清运动”中，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被关押、致死、致残、“发配充军”、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这么大一个运动，整了这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某些党史、文革史“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至今对此事连“屁”也没有放一个，甚至有人至今认为抓“5。16”整的是“造反派”，好得很。据说只有和抓“5。16”毫无关系的伟大的邓小平说过，抓“5。16”是错误的，应当平反。
    笔者有感而发。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人不是皇帝佬儿和文官武将，而是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如屈原、杜甫、文天祥、鲁迅等人；同样，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家伙不是小偷、流氓、土匪、强盗，而是历代的某些御用文人。中国的某些文人要么是权势者的哈巴狗，要么专吃同类，且不吐骨头，比豺狼过之。单从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秦始皇和毛泽东的作法，把许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丧尽天良的秀才们全杀掉，免得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
    多少年来，在抓“5。16”运动中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没有说三道四，更没有闹事。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他们忍了，他们认了。他们没有搞报复，没有把整过他们的人置于死地，更没有挖他们的祖坟。中国人多好呀！这些可敬的我的同类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向他们三鞠躬。
    或许我没有同类们那么大的气量。不，这不是气量大小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控诉文革”吗？笔者也来助助阵。为了披露历史真相，揭露丑恶，吸取历史教训，我有义务重温历史，来讲讲抓“5。16”的故事。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我追加两句是：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批清”运动一开始，就来势汹猛。伟大领袖又发了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林彪老贼不甘示弱，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象疯狗一样狂吠：“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锦上添花，火上加油：“查“5。16”，不但查组织，也要查罪行，罪行够了，就是‘5。16’。”
    看来，“5。16”这个宝贝儿确实存在，不但存在，还很了不起，惹得领袖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30多年过去了，人们要问：“5。16”啊“5。16”，你这个宝贝在哪里？
    30多年来，对莫须有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没有人站出来说个清楚。那些制造了“5。16”大骗局的的政客们上欺领袖，下压庶民。然而，在他们（当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审的时侯，竟然没有一条“利用抓‘5。16'运动迫害干部群众”的罪名。（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审判”是多么“偷工减料”、派性十足。）那么，只能解释，抓“5。16”运动好得很，不是问题。那么请问苍天：错误地整了上千万人，牵连了家属、亲友数亿人的大运动谁来负责呢？
    （注：文革中全国各种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和逍遥派成员按各占三分之一计算约3亿人。造反派组织中起码有50%的人被怀疑、审查和关押，起码有10%的人即一千五百万人被打成“516”分子。这个计算绝对是偏保守的，当时连农村生产队里也抓了许多“516”分子。)
    对于“5。16”这只冷冻了30多年的“螃蟹”，既然某些人怕吃坏肚子至今不想动筷子，那笔者就不客气了。现在，且听听笔者一家之言。
    笔者认为，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在手握军权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之流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注：有文革研究者认为有“还我军权”之意，另论。）中央文革看事不好，急忙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但军界的老帅们和各大军区的将军们不买帐，继续指责中央文革，并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怨声载道。这时（1967年春、夏季），正巧有一些极左思潮严重的学生（北京钢铁学院张建奇和外语学院刘令楷等人）以“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了给周总理提意见的大字报，刮起了一股反总理的“妖风”。这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的家伙们很快被谢富治抓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让把他们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
    这就是说，“516兵团”确实存在，但仅局限于北京几所大专院校的几十至上百人，大部分被抓过，且事情早已平息。
    面对当时全国纷乱的局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十分着急。武汉“7.20”事件军队“造反”和有人反周总理这两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注：有人说这时周恩来同毛泽东多次密谈，并以辞职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毛泽东抓‘5。16’云云。笔者没有证据，不敢妄谈。）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将倾覆，文化大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保住枪杆子、保住周恩来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安抚”周总理和军界（用军管会抓反总理的“5。16”就是铁证）。这样必须忍痛割爱，继续“丢卒保车”。“卒”者，“王、关、戚”和红卫兵、造反派也！“车”者，中央文革也！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也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何不把自己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他们身上，以平息一下“老家伙”们的怨气，取得“老家伙”们的谅解，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地位呢？但这样干，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反周总理的“5。16”兵团正是一个好“宝贝”，尽管事情很简单且早已经平息了，但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仿佛拣到了救命的“稻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把只有几十个人且早已被抓起来了的“5。16”兵团“招兵买马”，“增员扩军”，然后煞有介事地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谎报军情，把“5。16”兵团说成是以肖华、“杨、余、傅”和“王、关、戚”为后台的（后来又加上陈伯达）、遍布全国的、文武结合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政客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别人搞阴谋），如不清查和打击，十分危险。可悲的是，领袖们和中央文革的“政客”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上演并制造了文革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和“冤狱”。
    “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秘谋，由姚文员出面，先造舆论，抛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批清”运动从天而降，全国范围全面开花。结果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为毛泽东充当了一年多“炮灰”且倍受其宠爱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们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罪大恶极”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
    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5。16”运动的结果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马、炮、士、象”也丢了，“四人帮”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丢了“车、马、炮、士、象”，文革这盘棋还下个屁？光杆司令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四面楚歌，只好挥泪别姬。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一生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笑傲江湖”，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蒋介石之辈为“小把戏”，然而晚年却“败走麦城”，“挥泪别姬”，何故也？盖因“文革”这盘棋走错了“步”也！而单从战术来说，由于人老了犯糊涂，抓“5。16”一步棋走错，步步皆错：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三落三起邓小平，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势在必然也！看来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不到三年，历史重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正如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造反，把许多老干部们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样，1970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正、副统帅的命令，派出一个个军管会，积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清运动”，矛头直指向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并把他们一个个打成了“5。16”分子和坏人。
    1970年12月26日伟大领袖生日这天，我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在这一点上，军管会还真是有政策水平，因为据说世界各国在母亲被关押时，孩子不能小于365天。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738厂的男子汉钱直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738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XXX，XXX，XX，XXX，XX，XXX……”。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美妙声音响彻了738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主任“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门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历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整得还历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历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40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逃出“牛棚”看娇儿
        我被关后，军管会的专案组只让我交待问题，没有逼我交待是不是“5。16”分子。大概他们认为我是条大鱼，不必操之过急。我自己当时也不太在乎。“学习班”嘛！学几天就完了。文化革命中干了那么多事，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反正我文革中也没干什么坏事，经得起审查。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去他妈的！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莫须有”。我是北京市文革的见证人，不算活字典，也算万事通。这么大一个反革命组织，以前闻所未闻，如今突然冒了出来，必定事出有因。
        在738厂这么多人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后，我心里更加明白，这完全是军管会逼供信的结果。工厂里的工人同志大多没见过世面，被军管会一压、一吓就害怕了。他们有妻子老小，承认了可以回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何乐而不为呢？
        但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揭发了许多人，这使我十分不解。既当头头，就应有当头头的风度，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一挨整就举手投降，乱咬乱供，这要是落到毛人凤、戴笠等人手里，怎么办呢？
        当时我感到困惑的是，抓“5。16”是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亲自下的“圣旨”。究竟是谁欺骗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呢？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好骗呢？
        我把自己文革中的一年多的全部所作所为写成了材料，请军管会过目。我要求回家看看儿子。但是，我的材料被退了回来，军管会说那是宣言书和请功表，不是交待材料，要我态度放端正一点，脑袋放聪明一点。至于回家，那就看你自己交待的如何了，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我真的非常想儿子。他是我戴家先烈的后代。当时，我还不知道尹聚平也已被关了起来。
        一天晚上，我趁着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偷偷打开了窗子（当时关在平房，窗子还未加固），跑回了家--那间厂子附近农村的小屋。
        一进门，我惊呆了。70多岁的姥姥（尹聚平的外祖母）正在喂我的儿子。儿子站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用两只小手拿着垂到地面的亮着的电灯泡玩。儿子见我回来了，立即哭着让我抱，并喊“妈妈，妈妈！”姥姥哭着告诉我，尹聚平前几天被厂里的人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热血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军管会这几个法西斯军人，真他妈的歹毒，简直不是人。我们犯了什么罪，如此对待我们？我把电灯线弄高，安慰了姥姥几句，亲了儿子一下，立即头也不回的赶回了“学习班”。从我逃跑到返回，前后不到一小时。
        这时军管会正在组织人马抓我，见我自己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太责难我，只宣布以后不准再跑。
        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怒火难消。我冲着管专案组的军代表，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的姓×的，蒋介石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得我妻离子散。老子一家都是当兵的，没有一个象你们这么混蛋的。你们别放我出去，否则我同你一块见闫王。”
        我的嚣张气焰惹火了军管会。第二天，我被押到厂里批斗了一场。批斗完后，军管会副主任周胡砍来到我的牢房训话。“周胡砍”是738厂工人给他起的外号，主任叫“王大刀”。
        “戴维堤，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老子管过监狱，像你这样的，老子在监狱里见的多了。你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你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我们就不敢怎么着你，你的出身我们也要调查，烈士当中也有叛徒。我们现在是挽救你，要是换一个人，这样骂军管会，我们决不轻饶！”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认为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骂军管会不对。可我家里确实有困难，一老一小没人管，出了人命怎么办？就是我和尹聚平有罪，那老人孩子无罪。我儿子绝对是烈士的后代。烈士也有叛徒，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胡说。我要求军管会派人给我看孩子，扣我的工资也可。”
        “你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的。你老实交待问题吧！告诉你，你们学校来了许多材料，你是‘5。16’的头头，问题严重，有许多人检举你。我们给你时间，让你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就不算你主动交待的了。”周胡砍说完就走了。
        他妈的，活见鬼了！谁检举我是“5。16”？不可能！周胡砍有审犯人的经验，他一定是在诈我，我不会上当的。
        过了几天，军管会派人买了火车票（当然扣了我的工资），把一老一小送到了北京站，打发回了郑州我岳母家。当军代表告诉我这件事的时侯，我已经不再生气，但心里在流血。
        据后来得知，军管会中有人很同情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但此人很快就被军管会调走了。
    度日如年
        自从被隔离关押后，我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窗户被钉死了，还糊上了报纸。屋里有四张床，晚上有三位工人看守陪我睡觉。我身上除了一支笔，没有任何硬物可以“行凶”。白天，我被锁在屋里，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他们轮流回家。写交待材料发纸，发一张收一张。连一张报纸也不让看，只有一本毛选四卷本，已经快背熟了。我向军管会要书看，要纸写东西，不允许。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了。在北航我除了反过工作组，当头头管组织保卫工作，未干其它任何坏事。我没打过一个人，没参与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北航批斗彭德怀，打死李井泉之子李明清算大事，但与我无关，我还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呢？我一天到晚没事干，实在无聊，书报不给看，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开始体会到坐牢滋味不很好受，特别是单人牢房。怪不得监狱里惩罚犯人时关“小号”，有道理！
        无聊之极，闲得难受，人不能让尿憋死。“谢天公给我手一双，写写画画磨时光，自古天无绝人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从小喜欢诗书绘画，且多少有点这方面的“歪才”，今天派上了用场。没有纸，我让“看守”师傅给我买了一些卷烟纸（吸烟他们不禁止）。这种纸二指宽，白而薄，有韧性，同宣纸差不多。我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人物头象，从样板戏中的人物，到《水浒》、《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好汉，画了一本又一本。
        画画帮我消磨了许多无聊的日子，后来被一位“看守”发现告了密，军代表带人抄了我的“家”，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外，其它东西全抄走了，并宣布只有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纸张和笔。幸亏我把画好的“作品”早藏在鞋子里，才“幸免于难”。
        又回到了度日如年的日子。
        失去自由--尤其是关在屋里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真难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阳光、蓝天、白云、春风，多好啊！但都不属于我，只有利用上厠所的机会出房门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但两个看守始终左右不离。每天，我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狼，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历史的巧合是，正如当年捷克革命作家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牢房里得出的结论一样，“从门口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口也是七步，这点，我很熟悉。”有词《牢房》为证：
        脚下“生烟”，
        背门面窗七步远。
        头上青天，
        长方八快水泥板。
        度日如年，
        四卷宝书伴我眠。
        欲穷远目，
        “报告”要去大小便。
        无聊的时候，我常常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由八块水泥板组成，中间缝隙很大，有几只蜘蛛在上面结了网，网上缠住了几只苍蝇。那几只可怜的苍蝇还没有死，正在垂死挣扎。蜘蛛正在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吞食。我想，我现在就如同这几只苍蝇，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办法。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四郎探母”中杨延辉（杨家败类、民族叛徒）唱的那几句“西皮原板”，变一下主人公，我在屋子里哼哼了起来：
        戴某人坐“牛棚”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离水鱼任人熬煎，
        我好比离山虎受了孤单 ，
        我好比出水蛟龙被围在沙滩 ……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一天，一个刚进厂不久的17岁的徒工被派来看守我。几个老看守们陪我时间长了，早就烦了。白天总让这个小伙子值班看着我，他们好出去玩。不几天，这个小伙子也烦了，在屋里坐立不安，活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老虎。
        军管会规定，看守人员须同被看守人员划清界限，不准随便说话。可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一天，他又单独陪我时，问我：“你是不是‘5。16'？”
        我一听，十分好笑。但为了不连累他，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你不要同我说话。我是‘5。16'分子，大‘5。16'分子，别连累了你。”
        他神秘地笑着说，“我看你不象‘5。16’分子。厂里的‘5。16’们都承认了，就你一个人还没承认。”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5。16’。你年轻，有些事你不懂。厂里那些人都是群众，承认了就没有大事了，可我不行，我承认了他们也不会放我出去的。”我想试探一下他了解多少情况。
        “对！他们说你是大‘5。16’分子，是高校伸向738厂的黑手，不会放你出去的。”他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
        “厂里抓出多少‘5。16’了？”我问。
        “一千多了，还在抓，办学习班都没有地方了，有些人承认了就放了。”
        “现在还关着多少人？”
        “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头头。”
        “知道我老婆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只说她是王力的秘书。”
        我不再多问。我沉思起来，心里百感交集。
        小伙子见我不高兴的样子，便说：“不谈这些了，你会下棋吗？咱俩下棋怎么样？”
        “不，不行，别连累你。”我心里一阵热，小伙子真是不错，但我决不能连累他。我说我不会下棋。文革中，忙于革命，我确实不会下棋。
        “没事，他们进城玩去了，晚上才回来，没人知道。不会下我教你。你陪我玩玩吧，我快闷死了。”他一脸稚气地看着我。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世上还是好人多。我顿时感到鼻子发酸，眼睛发湿，喉咙发干。
        小伙子象变魔术似地，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付小象棋，教我下了起来。
        就这样，我学会了下象棋。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小伙子陪我下棋的事，就被一个姓刁的看守报告了。第二天，小伙子一边整理铺盖卷，一边难过地对我说：“戴师傅，我不能陪你了，你保重吧，我走了。”
        他走了，一个多好的小伙子走了。是我连累了他，我太自私，我恨自己，他才17岁，是我连累了他，我用拳头使劲捶着自己的脑袋。
        后来得知，他回厂后被军管会整了好几天，逼他交待与我说过些什么。后来，让他下车间勞动去了。
        姓刁的看守对我看得很严，我不理他。万没想到的是，不几天，出卖小伙子的刁看守也被人“咬”了，他也成了“5。16”分子，卷起铺盖进了“牛棚”。
        真是好人有好报。多年以后，小伙子已从工人提为干部，入了党，当了处长，如今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永远忘不了他，他的名字叫张建国。
    与军管会的较量
        我又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一本毛选四卷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快背熟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的多好呀！这是军管会要求每个被审查人员必读的。我联想到军管会已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绝对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军管会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是犯定了。他们现在骑虎难下，不得人心，进退两难，已同杜聿明差不多。我心血来潮，想说点什么。于是，我给军管会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军管会的首长、同志们，你们好！你们都是好人，老革命，有许多功劳。你们打过淮海战役吧？一定认识杜聿明。但是，功劳归功劳，错误归错误，你们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打蒋介石、国民党，功劳大大的，你们不愧是解放军的代表。但是，今天你们似乎又老革命又遇到了新问题。今天，你们打击的是革命群众，你们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而错误的责任应由你们个人来负，不能代表解放军。
        你们现在的处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同当年的杜聿明差不多。
        听说738厂已经抓出了一千多个‘5。16 ‘分子，这是你们的伟大胜利。但我相信这绝对是逼、供、信的结果。因为据我所知，所谓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象秦桧整岳飞的罪名一样，叫作“莫须有”。我向你们保证，738厂也好，北京航空学院也好，只要我不是‘5。16’，那任何人不可能是‘5。16’。738厂的这些‘5。16’，是你们生产出来的。怎样生产的，你们自己知道。
        据我所知，文革中，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叫张建棋的学生为首的几个学生--最多100个--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用的是‘5。16兵团’的名字。后来，谢富治抓了他们.
    转移“牛棚”
        我又开始了闭门思过，度日如年的日子。
        1971年清明节前后，大雪纷飞，好一个银白世界。屈指一算，我和厂里的头头们关在这片平房里已半年了。厂里的头头们常去厂里开批斗会，这与他们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有关。他们被军管会当成“鸡”，去惊吓厂里的那些“猴”们。而我什么也没承认，反倒乐得轻松，逍遥自在。军管会同我谈话后，也不把我拉到厂里斗了，只让我闭门思过。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军管会对我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我骂军管会和发牢骚的话军管会反复地研究了。军管会内部有人主张给我点颜色瞧瞧，但有人认为我的家庭出身太好了，家里一大堆烈士，不能不考虑影响问题。目前还没有抓到我过硬的问题，把我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尹聚平也早已关起来了，钱植平已自杀了，再死了人影响不好。北航转来的材料水份很大，需要核实，需要时间。戴维堤这个人又臭又硬，一是因为他出身太好，二是可能最后查不出大问题。为了妥善起见，先关着他再说。直到后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军管会中有些人才逐渐认识到我当初的某些话有道理，并初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上厂里已有人开始闹翻案，军管会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运动搞扩大化了，有没有“5。16”他们中有人也开始怀疑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否定有“5。16”存在的人，我的意见看来不能不考虑一下了。这时，军管会负责人的头脑才开使冷静起来。在厂里，“王大刀”和“周胡砍”讲话也收敛多了，“牛棚”里的待遇和看守们的表情也好了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军管会应该感谢我。
        一天晚上，我在一直亮着灯的平房里睡得正香，忽然被外面一阵阵喝斥声、跑步声吵醒了。同房间的看守们全爬起来跑了出去。我躲在被窝里倾听外边的动静。一会儿，看守们进来了，脸色都很难看。我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听清，我悲愤至极，大声地说：“逼死人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不准胡说！”看守们大吃一惊，急忙掩饰。
        “我早听清了，蒋某某自杀了，你们逼死人命，该当何罪？”我气愤地说。
        “可惜他没死成，畏罪自杀，死了活该！你想向他学吗？随便。”这个看守一直很坏，常动手打人，但没敢打过我，仅用肩膀撞过我，可能军管会对他们有交待，不准打我。
        “姓张的，你少来这一套。想让我死，没门！有本事你打死我。现在我就写遗书，我死了，就是你小子打死的，你敢签字吗？”我同他大吵起来。
        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军代表和看守们，他们进来劝了一顿，我钻进被窝蒙上了头。
        事后知道，头头蒋某某因受不了长期关押和逼供，一时想不开，趁看守不注意，触电自杀未遂，被救活了。
        第二天，突然通知我换地方，从平房搬到楼房去。我分析可能因为这里关着头头们，怕我闹事，扰乱“军心”。
        新“牛棚”在福利区二楼二层。从看守们嘴里，我才知道尹聚平原来关在这里，现在让我俩交换了地方。
        我面对新“牛棚”，百感交集，心血来潮，诗兴大发。我找到几张旧报纸，珍藏了起来，趁看守不在时，记下了一首《浪淘沙--转移》：
        辛亥清明天，
        命令突颁，
        转移来到新房间。
        我来尹往相互换，
        却为哪般？
        新“牢”似黑棺，
        天日不见，
        两个窗子一对关。
        门对厕所阴风灌，
        臭气冲天。
        （注：1971年是农历辛亥年。）
        “换防”后，我一开始十分高兴。这是二层楼一套三室的套房，是建厂初期按苏联人的图纸盖的，专供厂领导住的。该杀的“老毛子”，把窗户搞得小小的，尽管在我的抗议下，撕掉了窗子上的报纸，但仍进不了多少光线和阳光。万幸的是，站在窗前，能看到楼下马路上的行人和风景。
        这套房子里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厕所和一个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的小水房，可以洗冷水澡。谢天谢地，因祸得福，分到738厂后一直没有房住，这次住上了高级房子。
        这次“鸟枪换了炮”，军代表让我单独睡在最里面一间足有15平方米的大屋子里，我可以在里面翻跟斗。看守们住在外面屋里，时间长了，他们百无聊赖，又不读书不看报，白天常常打扑克消磨时间。军管会也不指望我交代什么问题了，就这样关着我。单元门常锁着，我仍然象笼子里的动物，度日如年。
    夫妻双双在“牛棚”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起来不几天，尹聚平也被军管会隔离审查了。
        尽管我后来早已同军管会的同志握手言欢，但我当时骂他们是“法西斯”，实在是事出有因。军管会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怀疑、审查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在还没有查出问题之前，就把审查对象当敌人对待，采取极不人道的手段对待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妈妈，用对付监狱里犯人的办法进行逼供，这种做法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
        据说尹聚平的主要罪状是参与了“7.20”事件、反军乱军、王力的黑秘书等等。这真是抬举了尹聚平。给王力当秘书，本人还差不多，她是不够格的。这个该死的王力，害人不浅，据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据说他是个国民党，据说他反周总理，据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他发明的。因此，在“武汉事件”后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我早就预感到尹聚平等人要受牵连，果然如此。
        按说军管会的某些人是见过世面的。对于一个小小的尹聚平，一个跟着中央代表团出了几天差的青年学生，若怀疑有什么问题，让她交待一下完全可以。要知道，当时王力已被打倒，但谢富治还未打倒。中央至今也没把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定为反革命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当时都活着，武汉“7.20”事件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清楚。一个小小的学生在中央代表团里又能干什么大事呢？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从这里抓到什么“大鱼”。后来得知，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其余几个一块赴武汉的北航学生也受过审查，但不过是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上交组织就完了。有的同志很快就解脱了，并入了党，提了干。井岗山、吴介之、胡惠娟三人皆未因“7.20”事件而“获罪”，可是738厂军管会却如临大敌，认为抓大鱼、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来738厂工作的男子汉钱植平--为了纪念他，此处用真名，请他的家属理解。
        尹聚平的“牛棚”就是我后来的“别墅”。后来我才知道，尹住在这里时远没有我幸运。军代表和女看守们让她住在那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面积一算就知道的阴暗潮湿的小水房里，用木板搭了一个小床，这就是尹聚平的新家。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谢谢军管会的长官们！
        军管会专案组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面书生，此人姓梁，外号“凉半截”。在他的指挥下，年轻的、立场坚定的女看守们对尹聚平采取了非常“革命”但极不友好的行动。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738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文革中，中国大陆的“牛棚”多如牛毛，被关的“牛”们也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否定文革后，制造“牛棚”的人大都下了“地狱”。可是，惟独抓“5。16”时制造“牛棚”和虐待“牛”的人们却立了大功，官运亨通，心安理得。这，就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本书不愿再追述军管会专案人员和女看守们的“革命行动”。我敢保证，他（她）们百分之百是好人。在那个人人发昏的年代里，最最革命的行动就是整人，就是把同类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咬死后连骨头吃掉。
        感谢那个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凉半截”前来暂停了对尹聚平的“革命行动”。他说：“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斗室，小小的斗室，从此成了尹聚平的“家”。其实根本不是家，家可以关上门来睡觉，这个小小的“家”没有门，里面装上了二百度的电灯泡，“光芒万丈”，“主人”没法睡觉。738厂有的是女工，积极分子们很好找。车轮战术开始了，整天整夜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有到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逼供……
        尹聚平头几天加起来一共让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就算她是个动物，也需要打个盹儿。可是，只要她的头一垂，立即传来女看守们的拍桌子声和喝斥声。由于挂记家中的老人、儿子，她整天以泪洗面，“废寝忘食”，悲愤欲绝。父辈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免得受罪了。
        经过几天的连续折磨，尹聚平已经面目皆非。她欲哭无泪，呆若木鸡，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她的内分秘已严重失调，脸上、身上长满了水泡，眼球突出，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迅速地消瘦，几天下来，仿佛换了一个人，“苗条”得几乎皮包骨头。当年不兴减肥，否则军管会的逼供专家们发明的这种减肥秘方足可申请国际专利。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1946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继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大打出手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有好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联合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洋鬼子们死到哪里去了。这些该死的帝修反分子，整天游山玩水，不干正事，也不愿到1971年的中国北京738厂来看一看。
        天要绝人，没有办法。身居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毛泽东以及忙忙碌碌的周恩来不可能想到，那个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扎着两条小辫跑来跑去的女学生尹聚平今天不想活了。让她的儿子、丈夫、父母、兄弟姐妹们见鬼去吧！来世再见吧！尹聚平的情绪已经反常，随时可能出事。
        还要感谢军管会“凉半截”，一天，他突然交待女看守们，千万提高警惕，一秒钟也不准离开人，不准她手里有硬物和绳子之类，千万不能让她自杀了。
        当时尹聚平不知道，同时被关的钱植平同志，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牛棚的厕所里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钱植平是从海军转业到738厂的，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如此而已。
        钱植平自杀，救了尹聚平一命。军管会似乎感到人死了倒无所谓，弄不出多少口供和材料，如何论功请赏？如何升官？不行，不能让尹聚平也自杀了。那样传出去，军管会逼死了二条人命，听起来不太好听，人家要骂我军管会是笨蛋，是法西斯。
        于是，“凉半截”来到尹聚平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尹聚平，前几天对你的革命行动，你要正确对待。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在你是烈士后代的面子上，今后允许你每天睡一会儿觉。她们不会打你，但你也不要惹她们。你要老实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好可以从宽处理。”
        从此以后，尹聚平的待遇稍好了一点。
        钱植平呀钱植平，你用你年轻宝贵的生命，救了尹聚平一条命，我代表全家谢谢你了。愿你的冤魂安息吧！你不该死，你应该活下来，顽强地活下来，你怎么那么狠心呢？连老婆孩子也不要了？
        从此以后，小屋里的小床才真正成了尹聚平的“家”，尹聚平可以坐在上面，晚上可以在上面睡几个小时。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女看守们一怕尹聚平逃跑，二怕尹聚平行凶，逼供完后就把她赶到小屋里。二百度的电灯泡始终“光芒万丈”，七、八只年轻漂亮而又凶狠残暴的大眼睛24小时轮流盯着她。旁边就是一平方米的厕所，大小便必须开着门，漂亮的大眼睛们继续盯着。
        尹聚平这时是什么？是人吗？不是，尹聚平现在象只母猴。诸位（包括尹的女看守们）到动物园去过，那些漂亮的孩子妈妈领着孩子在观赏铁笼子里的母猴，多好玩呀！那母猴的儿子被人家枪走了，既不可望又不可及。母猴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谈何容易？老老实实呆着吧，谁让你不是人呢？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一天，“我正在楼上观风景，忽听见楼下乱纷纷。”透过玻璃窗，只见尹聚平被四个女看守押着从楼下马路上走过，可能是进厂批斗刚回来。尹已瘦得皮包骨头，四个女看守前后左右簇拥着她，许多路人围观。
        我自命为男子汉大丈夫，从不婆婆妈妈，但如此面对近一年渺无音讯的妻子，我肝肠欲断，心如刀绞，百感交集，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谢谢苍天，尹聚平还活着。我含着泪水，一气呵成一首七律《见故人》:
        黄河岸边苦藤瓜，
        烈士遗孤弃黄沙。
        只缘伟人挥巨手，
        红旗阵中一小丫。
        身陷囹圄两分离，
        妻离子散在天涯。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当年不回家。
        尹聚平的老家是河南省清丰县，在黄河北岸，是黄泛区。生父曹从之1938年入党，1946年任延津县委组织部长时牺牲，当时她才五个月。母亲也是38年入党的，当时才23岁，抱着她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根据地，认识了继父蒋中岳。继父1929年入党，是河南省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当时同万里、吴德、赵紫阳等人同在冀鲁豫工作。尹完全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从小靠供给制生活。六六年文革时，她刚20岁，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北航红旗”。因随谢富治、王力去了趟武汉，被军管会隔离审查。
        当时738厂夫妇俩同时被关起来审查的，只有我和尹聚平。我是男子汉，虽不算铁石心肠，尽管思念妻儿，但能挺得住。尹聚平作为母亲，孩子刚一岁，就被迫母子分离了。我不知她心里有多难受和痛苦，但她最后也挺过来了，她没有自杀，也没有得神经病，但关了一年半后放出来时，已是皮包骨头，脑子受到了伤害，一直健忘得很，脾气也变怀了。
        唐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我从小喜欢，但没有切身体会。尽管有人认为作者当时已经丧妻，但我仍认为，那是描述长期在外的丈夫思念妻子的绝句：秋天的晚上，巴山地区下着大雨，池塘里涨满了水，秋风潇潇，蛙声一片，使人烦燥不安。由于很久未回家了，不知新婚的妻子现在如何，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见到久别的妻子？那时两人依偎在西窗前烛光下，剪着灯花，述说着当时巴山夜雨的晚上互相思念的心情，那该多好啊！于是，诗人写道：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每当想起了这首诗，我就思念起尹聚平及我们的儿子。我敢说，我们的思念之情远远超过了巴山诗人，因为我们还有一岁多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不得相见，其内心的苦楚谁人能知？
    见儿子——欲哭无泪
        被关押以来，自从刚开始偷跑回家见过儿子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儿子，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和挂记他。他是我的骨肉，是我们戴家先烈留下的一条根。军管会说老人孩子已经送到郑州，让我安心交代问题。近一年过去了，不知儿子现在什么样了，我实在想他。至于儿子的母亲尹聚平如何想儿子，我就顾不得了。
        “学习班”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自由。整天关在屋里闭门思过，连一张带字的纸也没有，无聊之极，度日如年，我强烈地思念所有的亲人。除老婆孩子外，山东老家年迈的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和亲人也令我挂念之极。
        想起自己两岁丧父，从小成了孤儿，那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照顾”。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伟大的无产解级文化大革命中，仅仅因为听伟大领袖的话造了几天反，一没杀人放火，二没丧尽天良干坏事，却落得夫妻双双关“牛棚”，“妻离子散”，远在千里的儿子不得相见，不知这是为什么？
        自古监狱可以探监，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却连老人孩子也不准见。古人尚且讲点人性和人权，可是，不知哪个祖宗发明的“学习班”和“隔离审查”却不管把人关多少时间，也不准亲人探望，哪怕是吃奶的孩子。
        1971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屋里“熬钟点”，忽听窗外楼下有哭叫声和喝斥声。我推开窗子往下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从河南回来的姥姥和我的儿子坐在地上，对着我的窗子哭喊着。有几个工人看守正在轰老太太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我大吃一惊，想从房门冲下去，可房门反锁着。我只好从窗子探出身子喊着“姥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我心里难过之极，悲愤欲绝。已快两岁的儿子抬头呆呆地望着陌生的我，突然大声的哭喊起来。从儿子的哭叫声中，我分辩出了一声声“爸--爸--”的声音。我悲喜交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爸爸，这是我的儿子。谢天谢地，总算见到姥姥和儿子了，尽管这种见法有点残忍。
        70多岁的姥姥哭闹着一定要同孩子上楼来看我。看守们和几个军管会的人如临大敌，喝斥着让老人带孩子赶快离开。围观的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有人指责看守人员，有人擦着眼泪离开了。我一狠心，关上了窗子，一屁股坐在屋内的水泥地上，长叹一声，呆若木鸡。
        后来才知道，尹聚平的姥姥和儿子在河南郑州我岳母家住了快一年了，仍不见我和尹聚平的影子和消息，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岳父知道我儿子是烈士后代的后代，气得天天破口大骂738厂军管会是法西斯。岳母让弟弟、妹妹们又把姥姥和我儿子送来了北京，希望能见我和尹聚平一面，并幻想能感动军管会尽快释放我们。
        近一年来，军管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了全厂干部、群众的公愤。一千多个‘5。16’分子们纷纷翻案，指责军管会的逼、供、信行为。但军管会顽固不化，拒不向被整的干部群众认错并赔理道歉。为了保住他们的运动成绩，为了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把早已查清问题的几十个头头继续关着不放。这期间，被关的头头们有的家中亲人去世，有的老人卧病在床没人照料，有的家属带着孩子天天在“牛棚”周围转来转去，希望能见到亲人一面。有一天，我从窗子看见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我一个车间的沈师傅在楼下哭。沈师傅要给关在我旁边房间里的丈夫杭某某（也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送点吃的，看守们不让。趁沈师傅同看守们争吵的时候，小女孩飞快地跑上了楼，见了她爸爸杭某某一面。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有名的歌星，她就是杭天棋。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我家的经最难念，因为我是“夫妻双双在牛棚”，不知道何日“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强烈要求军管会允许我和尹聚平分别见老人和孩子一面，如不答应，我将绝食，以死抗争。
        看来还是我错了，军管会的“长官”们不是法西斯，不是冷血动物。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点儿小事儿让我死，他们同意我见儿子一面。
        “戴维堤，你岳母家纵恿老人孩子回来大闹‘学习班’，这是破坏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这对你和尹聚平没有好处。好在不是你指使的，就算了。我们军管会还是讲政策、讲人道主义的。看在你是烈士子女面上，我们同意你看看儿子。这是军管会对你的关怀和照顾，是党的温暖，是军管会讲政策的体现。我们不是法西斯，我门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再骂军管会，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为你的骂人承担一切后果。”
        “谢谢军管会，只要让我见见儿子，我就不骂军管会是法西斯了。否则我就是法西斯。”
        于是，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只允许我见姥姥和孩子一面，尹聚平仍不让见。会见安排在厂五层大楼招待所一间屋里，军管会早已派人把老人和孩子接来。两个看守领着我来到到了会见房间，并告知我会见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并不准哭。
        我一进屋，只见又苍老了许多的姥姥坐在床边流泪，不懂事的儿子坐在床上吃花生。我一把抱起了儿子，用力亲了一下。谁知儿子可能被我的胡子扎痛了，哭喊着挣扎下来不让我抱。儿子根本不认我，我心里一阵难受。去年底被关时，儿子不到一岁，现在快两岁了，他当然不认得老子。房间里站着几个军代表和工人看守，戒备森严。我强忍着眼泪，拉着姥姥的手，安慰着老人，给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儿子不停地吃着花生，傻乎乎地望着我，却始终不肯叫“爸爸”。我急了，不由自主地给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哇”地一声哭了。姥姥指着我的鼻子骂起来。我双手抱着头，蹲在了地上，偷偷擦去了流出的泪水。
        “戴维堤，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打儿子还是打我们？你要冷静一下。你看到了吧，你老人孩子都很好，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今天希望你做做老人的工作，动员老人带孩子再回河南。在北京不方便，‘学习班’还没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站了起来，突然看见一位年轻一点的军代表在擦眼泪。
        我只好劝姥姥再同孩子回河南，不要着急。北京这里没人照顾，我和尹聚平也不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我安慰了姥姥一顿，又抚摸了儿子几下，然后一咬牙，转身出了房间，头也不回地向“牛棚”走去。整个会见大约20分钟，给军管会节约了10分钟。
        这次老人孩子千里探亲却未能见到尹聚平一面。举目无亲的姥姥和儿子只好又哭着返回了河南郑州我岳母家。又过了半年多，当我走出“牛棚”奔赴河南再见到姥姥时，受到严重刺激的老人家已经疯疯颠颠，不久就去世了。我对不住老人家，面对老人家的遗像，我热泪盈眶……
    林彪完蛋了
        转眼到了1971年9月。一天，又来了一位新看守，人称小李子。这是位复员军人，山东沂蒙山地区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来就对我非常同情和友好，说话很随便，直来直去，标准山东人的脾气。我劝他注意，不要对我太友好，以免受牵连。谁知他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厂里现在闹得很凶，全翻案了。军管会顾不得你们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参加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在哪儿当过兵？”我问他。
        “福建。”
        “福州军区吗？什么部队？”我有目的地询问。因为68年我去过夏门处理周国怀叛逃事件，到过福建。
        “某某军的，我们是野战军。我们几个老乡都在某某军，驻在樟州。68年大武斗，可热闹了。我们司令支持一派，政委支持一派，后来部队和部队也打了起来。有一天，首长让我们追赶逃敌，是对立派的群众。我们端着刺刀把几个家伙追到稻田里，咱们一个老乡跑在前面，上去一刺刀一个，一刺刀一个，连捅了三个，真过瘾！”山东老乡很随便地说。
        我的天哪？这就是解放军支左？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事。外地武斗死人可多了，但听了老乡的话，仍令人吃惊不小。
        “你们随便捅死人，不受处分？”我问。
        “处分？还立了功呢？我们也有战士被他们打死了。当时都红了眼了，大炮隔着山打。我们的司令部差点被对方击中。你不知道，台湾还打过传单来，表扬我们打得好呢？后来我们首长挨了中央批评，给撤了职。”老乡越讲越来劲。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
        突然，老乡把门插了上来，神密地说：“你知道吗？林彪完蛋了，坐飞机摔死了，现在外面都传遍了。”
        “是吗？”我惊呆了。我每天关在屋里，报纸广播皆没有，与世隔绝，什么也不知道。
        “详细情况不清楚，咱一个老乡在中南海当兵，听说是前天晚上出的事，好象是坐飞机叛逃，被打下来了。”老乡说。
        这真是爆炸新闻，实在没有想到。
        实事求是地说，对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我们是拥护的。林彪战功赫赫，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三大战役林彪指挥了两个，没人能比。尽管对他文革中整天举着红宝书的作法有看法，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人如此，也算不了什么，谁让毛主席喜欢这一套呢？从1968年退出文革历史舞台后，对中央和上面的事知之其少，尤其是一年多来关在“牛棚”里，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更是孤陋寡闻。所以，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确实是没料到，大吃一惊。我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大为不解。
        我请老乡多打听点外边的消息告诉我。
        过了几天，军管会奉命向全厂“革命职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据说会场戒备森严。但是，我等被剥夺了听文件的权利和知情权。由于军管会和工人看守们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关于林彪事件的一个字，连《人民日报》也不准看，我向军管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军代表说：“现在你不能听中央文件，对你不利，将来会让你知道的。”
        “岂有此理！林彪完蛋对你们军管会不利！林彪是你们军管会的老祖宗，你们做贼心虚！”我心里愤愤地想。
        感谢山东老乡“看守”，他随时把外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我。
        林彪事件对我震动很大，我预感到中国的局势将会出现重大的动荡。
        林彪完蛋，有一点值得我高兴。738厂军管会按照林彪“一个不漏”的指示，发明了“网大眼小”的战术，搞扩大化，打击一大片，搞逼供信，搞非法关押，私设监狱，剥夺人权，这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林彪倒台了，军管会该收敛点了吧？
    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从一开始，军管会就拿“反对解放军”的大帽子来吓唬我。文革以来，我从未干过反军乱军的勾当，不料如今却成了“反军”者。由于我的阶级本性和出身，我永远不可能反对解放军。文革中，伟大领袖号召解放军“支左”，事实上军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派性斗争。解放军内部也分派，什么“老三军”派、“新三军派”；“空军派、陆军派”；“5。13演出派”、“冲5。13派”；还有“司令派”、“政委派”等等，一应俱全。军管会也观点对立，且一批一批地换。738厂的军管会就换了三批，先是空军军管会，后是通信兵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军管会，各个军管会皆支一派压一派，彼此互相否定。对群众来说，支持张三就等于反对李四，支持这个军管会就等于反那个军管会，你说让群众怎么办？听谁的？怎么才算反军？
        如今林彪完蛋了，反林彪是不是反军？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对上要谋害毛主席，对下残酷地迫害包括老帅们在内的大批党政军老干部和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其手段之残忍，罄竹难书，古今中外罕见。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忠实地执行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指示，把上到胡耀邦等老干部、下到我辈年轻学生打成“三反分子”、“5。16分子”的军管会某些人，对他们提提意见甚至骂他们几句，难道这就叫反军？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应当是澄清某些历史事实的时候了。文革中和文革后，“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满天飞，许多人被戴上了这个帽子而敢怒不敢言，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发明，也是天大的笑话。
        什么叫“反军乱军”？文革中究竟是谁反军乱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应当“拨乱反正”，说句实话了。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反军”者历来有之，因为历史上的反动军队都是镇压老百姓的。老百姓要活命，要造反，只有同反动军队对着干。而“乱军”者却不是平民百姓望而可及的，只有管着军队的人或军中的高官们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小儿的常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抢险救灾，为国为民损躯是他们神圣的职责。这样的军队无人敢反，无人能乱，除非台湾当局和美国、北约之流的政客。
        文化大革命中，最高统帅号召解放军支左，要“支持左派而不是保守派甚至右派”，而毛泽东眼里的左派，当然指的是造反派也。由于许多将军们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所以许多军区不支持造反派，甚至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镇压。文革中许多军区事实上介入了派性斗争，有的甚至介入了武斗。有的部队同部队之间也打了起来（如福州军区、昆明军区、大连的陆军和海军等）。当时，中央军委一会儿“八条命令”，一会儿“十条命令”，朝秦暮楚，令军区和群众组织无所适从。一会儿宣布许多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群众，一会儿又骂造反派们反军乱军，这必然导致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干出了冲击军区机关，静坐、示威、绝食之类的蠢事，最后成了“反军乱军”的罪人。现代法律讲究“作案动机”，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是真正的坏人，希望把解放军搞跨、搞乱的呢？“反军乱军”这个词，正象“黑帮”、“走资派”一样，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在国外的法典里是找不到的。多年以来，在“反军乱军”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误区，许多人戴上了“反军乱军”的帽子敢怒不敢言，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是很悲哀的。
        参加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文革中，真正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军乱军”口号的是林彪、江青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一开始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也是同意了的，后来他老人家看事不好，便出尔反尔，大呼“毁我长城”、“大、大、大毒草”，那只能解释为“放火”和“点灯”的故事。铁的历史事实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早在“5。16”通知中，毛泽东就白纸黑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必然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后果。因此，事到如今，应当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文革中真正搞乱了军队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也绝对是有责任的。既然军队里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中央文革也好，红卫兵造反派也好，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揪这“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中的“一小撮”，岂不是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吗？结果不但不给记功，反而翻过手来把他们打成“反军乱军”的反革命，这不是千古奇冤吗？多年以来，某些人挥舞着“反军乱军”的大棒子和大帽子，把那么多的同胞致于死地，让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今天不应该忏悔一下吗？难道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某些人不是说毛泽东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有罪吗？我看最大的错误就是“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军乱军”（还有“516”）。全国真正的“走资派”才整了几个人？而抓“516”整了多少人？有良心的人自有正确的结论。
        文革中我虽然没干任何“反军乱军”的勾当，甚至我还支持解放军镇压过造反派，但我始终认为不应当把解放军和老百姓（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人为地对立起来，更不要以“反军乱军”的罪名随便整人。军民本是一家人，万事以和为贵，我就不信有那么多反军乱军的坏人。“反军乱军”不好听，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民乱民”更难听，因为失民心者失天下。随便给青年学生们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正与随便给整过群众的老干部们（包括军队干部）扣上“反民乱民”的大帽子一样，荒唐可笑。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文革中因为对军队某某领导人（包括老帅、将军们）和当地驻军“支左”有意见或受到驻军压制、打击而对驻军采取过一些过火行为--包括对个别军界领导人写过“炮轰”、“火烧”大字报，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过口号（例如“打倒陈再道”）等行为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只要没有公开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军方明里暗里送的不算--如中央军委送北航红旗数千支枪，武汉军区送“百万雄师”轻重机关枪、炮，大连陆、海军分别送两派武器甚至鱼雷等等），没有攻打甚至占领军事基地、要塞、机场、舰艇甚至导弹、卫星发射场……没有用武器（包括木头棒子）同解放军打架，就不算反军乱军。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甚至处分，但不能随便定罪为“反军乱军”。如果这种看法不对，那么对文革中造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的“联动”和“7.20”事件的平反如何解释？难道真理真的有双重标准吗？难道政治真的就是无理可讲的“强权政治”吗？
        今天，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这绝对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多少年来，我中华民族受尽了强盗们的欺侮，我父辈的头颅被人砍着玩儿，心肝被人家当酒菜，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军队。面对如今东西南北不太平安的局面和远的、近的反共反华噪音，勒紧裤腰带也要强军，应当成为我们的国策。所谓称霸不称霸，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没有强大的军队，想称霸也称不了。西方国家的军队是政府的工具，绝对不准干预政治，否则就是政变和叛乱行为。中国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也是共产党政权的支柱，目前的国情暂时决定了中国的“中央军委”不能不参政，这无可厚非，但任何时候，解放军的枪口和刺刀不能对付老百姓，否则就不叫人民的子弟兵，而叫“法西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国防”。抵御外国入侵，平息武装叛乱，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抢险救灾，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这样的军队，谁能反？谁敢反？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
        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故事之二：“5。16”登记表的故事
        动力科一个头头唐某某，成了“5。16”分子。此人胆小怕事，态度很好，交待问题很痛快。
        “老实交待，你们的‘5。16’登记表什么样子？”
        “是铅印的，第一行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成员登记表，还有编号。下面是纲领和组织纪律。”
        “什么纲领？什么纪律？”
        “纲领是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纪律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
        “还有什么？”
        “记不清了。”
        “表在哪里？”
        “烧了。”
        “老实交待！”
        “噢，想起来了，运动一开始，让我埋了，全科的‘5。16’登记表都让我埋了。”
        “埋在哪儿了？”
        “埋在东直门桥底下了。”
        于是，军管会调动人马，带着工具，由唐某某带路，连夜赶到了现场。
        当时正是冬季，西北风呼呼地吹，东直门桥下臭水河已结了薄冰，这可苦了那些积极分子们。他们按照唐某某指定的地点，开始了艰苦的挖河泥工作，挖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要找的宝贝。军管会的人火了，拉过唐某某来，追问：“说老实话，到底埋在哪儿了？”
        不知唐某某当时是狗胆包天拿军管会开涮，还是被吓得神经错乱，他摸着脑袋，装腔作势地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似地说：“该死，我该死，我记错了，不在这儿，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我用尼龙包包着，装上石头，扔在水里了。”
        天哪，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臭水河面，半冰半水，那污水估计齐腰深。
        当时那个年代，为了革命，人人不惜一切。为了拿到“5。16”反革命集团的罪证，那真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点臭水怕什么？于是，军代表一声令下，工人们一个个走进了冰凉的污水里，弯着腰摸起来。他们不停地同污水接着吻，来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
        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故事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文革之初，厂里两派总部头头的电话分机都由厂通讯室总机控制。由于通讯室也分两派，于是双方头头的电话常被窃听。“东方红”一派的头头感到这样不安全，便从一墙之隔的兄弟厂总机拉了电话线使用。通讯室反“东方红”的工人怀疑“东方红”的头头们安装了单独的电台。清查“5。16”运动开始后，有人便揭发了这个问题。
        军管会如获至宝，列为“反革命秘密电台”大案进行追查，随后，一些有关人员被关了起来。
        由于逼、供、信的“功劳”，一些人承认了有秘密电台存在过，并且据说有人同当时已调到贵州的一个头头通过话。于是，莫须有的东西变成了有声有色的客观存在。看来逼、供、信确是个好办法。
        军管会的宗旨是，你不承认我就逼，你供了我就信，信了就关人。一时间，受反革命秘密电台案牵连受审查和关押的有好几十人。可笑的是，被定为“黑电台”台长的竟是一位广播站的老工人。此人仅小学文化程度，但会修收音机，扩音机之类。该老工人同我很熟，我一直称他叫张师傅。
        有一天，我在看守们陪同下去食堂打饭，突然发现张师付也来打饭，身后跟着看守。我万没想到他也被关起来，趁看守们不注意，我偷偷地问他：“什么问题？”
        “电台台长。”张师傅悄声地说。
        第二天吃饭时又碰到他。他偷偷地向我手里塞了一团纸。回“牛棚”打开一看，上面写道：“根本没有电台，有人揭发我，就把我关起来了。我老母有病，我回不了家。天天逼我，我受不了了。我想承认了好回家，你看如何？”
        我看了张师傅的条子，心里十分同情，感慨万千。军管会呀军管会，按说你们绝对不是坏蛋，但为什么对好人这样仇恨？象张师付这样老老实实的老工人，你们整起来也毫不手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后来知道军管会的人没有几个人打过仗），为什么这样敌我不分，草木皆兵，残酷无情？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这样整人，难道自己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有人提醒军管会，电台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可以从北京直接同贵州通话，要小心上当受骗。可军管会不听，继续逼、供、信。军管会的人说：“738厂这个厂子很厉害，臭老九很多，什么有本事的人都有。咱们国家控制原子弹爆炸、卫星发射用的电子计算机他们都能造，造个电台还不容易？一定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可怜那些被关押、被审查的干部、工人倒了霉。他们有苦难言，家中老人孩子病了不能回家。有的人为了过关，军管会需要什么就交待什么，什么都敢承认，什么材料都敢写。政治斗争中有一条策略，叫做引导对方犯错误。738厂的这些干部、工人可怜而又可悲地引导着军管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怪谁呢？
        我在“牢房”里对军管会的这种作法又提出了强烈地抗议，并劝他们放下屠刀，积点阴德。军管会又把我斗了一场。有的好心的看守说：“不关你的事，别人的事你少自找麻烦！”但我认为，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世上有良心的人是多数。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件事，哭笑不得。他们告知738厂军管会，别查了，再查就查到我们头上来了。
        原来，除了广播电台，所有的其它电台全归市公安局管理、备案、侦查。若738厂有秘密电台而公安局又不知道，将是公安局的失职和重大事件，公安局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场闹剧，终于收了场，可是，爱害者的眼泪知多少？
        738厂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搞了两年多，被打成“5。16”分子的职工一千多人，被关押一百多人，关押一年以上30多人，被逼自杀一人，被逼成精神病死亡一人，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这笔帐不知应算到谁头上。
        在我被关押、审查期间，军管会对我展开了大规模地内查外调，除了同北航“联合作战”外，据说还派人去西安、四川、武汉、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贵州、山东等地反复外调。最可笑的是到我老家调查我父亲是不是烈士时是我四叔接待的，我四叔认为要发展我入党或升官，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家史，并要热情招待外调人员，外调人员不好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据我后来估算，为审查我一个人，738厂十多年来化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惊人，全厂、全国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确是“祸国殃民”。
        与我一块分配到738厂的几位北航老同学，几乎全部受到了审查、逼供和批判，有的被开除团籍，受到处分。有位老同学在北航时只不过是北航红旗一名普通群众，没干任何坏事，但军管会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说该同学是我发展的“5。16”分子，在北航干了许多坏事，几次逼我交待该同学的问题，并准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军管会，不要听信某些人的胡说八道，该同学在北航时什么坏事也没干过。若连他这样的人也关起来，军管会将被动、后悔的。后来由于厂里有人闹翻案，该同学才幸免于难，但仍受到了怀疑和审查，连女朋友也弃他而去。后来，该同学飞黄腾达，成了权力很大的领导干部。
        据有人粗略调查，在历时数年（当然是文革十年期间）的抓“5。16”运动中，全国大约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据说这个数字是中央权威部门的人说的），受审查和牵连者不计其数，许多地方在农村的老农民中也大抓特抓“5。16”分子，被整死、自杀、致伤致残、精神失常、家破人亡者数不胜数。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及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被说成是“5。16”的黑后台。而据我后来见到肖华、王力等人询问此事时，他们说被关押时从没有人向他们提过“5。16”问题。
        据我所知，全国抓“5。16”的总指挥当然是“四人帮”之流。总后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这件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历史证明了我被审查时的预言，所谓“5。16反革命集团”，不过是“四人帮”之流凭空发明的怪物，正象秦桧陷害岳飞的罪状一样，叫作“莫须有”。
        全国轰轰烈烈搞了几年的大运动，整了那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738厂的军管会撤走时连个屁也没放一下。当初发了那么多中央文件、指示、首长讲话，后来竟然不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地交待，更没有向被害者正式赔礼道歉。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后来全盘否定文革时，作为文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抓“5。16”运动，某些人也缄口不提，而且至今“金口难开”。 当时就连以平反冤假错案而著名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也“大意失荆洲”。这其中的奥妙，只能苍天知道。
    走出“牛棚”
        1972年5月13日，军代表带几个人来到了我的“思过斋”（这是我为自己的“牛棚”起的雅号）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
        “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军代表把材料让我看完了交回去。
        我一看，是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象印刷的一样。
        张海用了几十张纸，揭发我在北航发展他参加了“5。16兵团”反革命组织。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一般人看了必信无疑。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我交待“5。16”问题，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了张海写的材料，心里立刻想到张海同学可能吃的苦头太大了。不知道他的单位是怎么整的他，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外地天高皇帝远，整起人来无法无天。张海肯定是被折磨得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一条7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对张海并无多大的怨恨，我恨那些整他的人。我甚至怀疑，张海可能被整死了，或者被逼疯了。738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我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我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当天下午，我恢复了人身自由。从1970年12月206日被关，到1972年5月13日释放，我失去人身自由五百多天。尹聚平仍未释放，但我知道也快了。
        我回车间报了到。车间书记十分友好，他开始时相信军管会的话，认为我是“5。16”分子，带领工人们批斗过我。但后来，他似乎明白了过来，对我十分同情和客气。他让我休息几天，并借给了我路费，让我回河南接孩子。
        回厂一打听，光受我牵连被审查、批判的人就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被“发配”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我向他们一一道了歉，表示了感谢和安慰。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时候。当天晚上，在卫戊区工作的表弟约我去工人体育场看足球。从表弟处得知，厂军管会周主任一直是他的老上级，很熟。我直埋怨表弟为什么不早说。
        到了体育场刚坐下，身边过来了几位军人也来看球。我一看，正是“周胡砍”他们。我表弟作了介绍，不料周主任一反常态，握着我的手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老朋友，不打不相识，不要见怪。哈哈哈哈！”
        当着表弟的而，我只好顺水推舟，“周主任，你关了我一年半，我骂了你一年半，请你也不要见怪。”
        “你表哥真行，骂得我们好苦。全厂一千多人都承认了是“5。16”，就他一个人没承认，好样的。“周主任向我表弟说。我一听，哑言失笑，亏他说得出口。
        又过了些日子，在一位老干部儿子的婚礼上，我遇见了军代表“凉半截”，他有些不好意思。我端起酒杯，敬了他几杯酒，他很高兴，我们握手言和。
        我这人，一般不爱记仇，何况周主任他们也算老革命，与我无冤无仇。事情已经过去了，文化革命中你整我，我整你，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了。
        可是我算了，738厂挨过整的许多工人不算。有好几次，军管会的人在北京大街上被工人们啐了一身唾味。
    
    
    雷运河：《运河惊蛰——山东省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
    第四部分 曲折历程的壮歌  
    三、真假5·16
    林彪集团在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幕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拙劣表演，赢得了中央反文化大革命右倾保守势力的喝彩，使得党内走资派蠢蠢欲动，认为秋后算账的时机快要到了，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表示了极大义愤。对此，毛主席早有警觉。
    以“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为焦点的党内斗争，是林彪认为羽翼已丰，进行突然袭击、采取“清君侧”的策略、企图恢复资产阶级旧秩序、建立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阴谋大暴露。他利令智昏，把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运筹帷幄，力挽狂澜，扭转了庐山会议上的风向，写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对林彪进行规劝，也给了趁机反文化大革命的势力以敲山震虎。所以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袁升平，这个祸害山东文化大革命的林彪死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紧跟林彪、陈伯达，摇旗呐喊，兴风作浪，当时华东大组出现的乌烟瘴气，就有他的不少功劳。他伙同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陈励耘，在华东大组讨论会上，一唱一和，恶毒攻击毛主席信任和依重的革命左派张春桥，说什么“你有多大能耐，竞敢和林付主席比高低，……以左派自居，反对老干部，整军队，比王（力），关（锋），戚（本禹）还坏，是我们党内军内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应该揪出来示众，批倒斗臭。”同时对林彪大唱赞歌，说林彪是“伟大的天才”，“应该担任国家主席”，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认为讲话“语重心长，非常重要，对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袁升平参加完九届二中全会，在山东、在济南军区拒不贯彻执行毛主席“批陈整风”的战略部署，一方面继续大肆吹捧林彪，一九七O年十一月，让《大众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林彪视察海岛的题词，让济南军区上上下下搞庆祝活动，纪念林彪为《前卫报》题词。另一方面，除散布张春桥、江青、康生的谣言外，又进一步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开刀。其卑鄙阴险毒辣的手法，就是在一九七O年十二月部署全省的“清查5·16”运动。
    “5·16”分子有没有？该不该清查？
    一九六七年，北京确实存在着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五·一六”组织。它是从极“左”的方面反对、破坏、干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势力，它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专门破坏和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战略部署。这个“五·一六”组织或明或暗，时大时小，总是变幻着策略，在关键时刻，向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开火，配合右倾保守势力，起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案的作用。这个“五·一六”组织经常受到党内走资派的利用，挑唆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水搅浑，以利于那些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脱身，达到逃过批判和斗争，潜伏下来，准备东山再起，秋后算账的罪恶企图。实际上，整个文革十年，“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都在以极右和极左两种形式，干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勾当。
    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注意到“五·一六”这股反革命势力，对清查“五·一六”有过明确指示。1967年9月5日江青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的讲话，姚文元9月8日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都代表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都指出：“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陶铸的反革命两面派的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
    在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有三个中央文件专门谈清查5·16问题，界定了“5·16是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范围“重点在北京”，“有关地方和部门”。同时，这些毛主席亲自批示审阅的中央文件，一再强调：“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5·16”，“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并且进一步点明：“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要求清查5·16活动在中央专案联合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实行“调查研究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九年五月就明确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
    而山东的清查5·16，在袁升平的一手操纵下，完全背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策划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迫害革命造反派的阴谋活动。
    首先，山东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极少存在中央所确定的5·16分子。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要说有5·16分子，那么大量的应该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林彪集团在山东的余孽。而袁升平把济南的“5·7”事件作为清查5·16的重点，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向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进攻。运河地区以“4·10”武斗为由，迫害革命造反派，是袁升平阴谋的翻版。
    其次，山东清查5·16完全是林彪死党和走卒来清查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需要。当时，窃居济南军区政委的袁升平，是个不折不扣的林彪死党。由他来具体领导山东的清查5·16，他又网络了如张致秀（当时任军长，又提升为军区付司令员），周克玉（当时任团政委，又提升到军区政治部）等党羽，成为清查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把清查的对象定为“反军分子”，凡是反对军队的都是5·16分子，袁升平还特别规定：反黄永胜、吴法宪、邱令作、李作鹏，反杨XX的都是5·16。
    第三，山东的清查5·16，完全是与中央文件精神对着干。中央不让大搞群众运动来清楚5·16，袁升平他们偏偏在全省发动了大规模的，长达四、五年之久的群众运动；中央不让在公开组织中抓5·16，他们偏偏在山东省四大组织（山工指、山贫指、山红指 ，山东文艺造反司令部）及相关群众组织中抓5·16，并且专抓这些组织的头头；中央强调专案联合小组的排查工作，而袁升平则要求各单位排查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事件，把斗走资派，冲杀资反路线，反对军队支持保守派，反击“二月逆流”，两派群众之间的武斗等等，都作为清查内容，把矛头指向了所有革命造反派；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只能配合中央专案联合小组的行动，袁升平胆大妄为，另搞一套，规定清查工作由军队、军代表直接领导，地方党委不得过问，把各级革委会完全抛在一边，甚至成为清查的重点范围，袁升平还片面地开展“四大”，实行“一言堂”，强行要求把清查5·16与“一打三反”结合起来，任意扩大打击面；中央明确指出，5·16是个秘密组织，范围不大，人数不多，只不过能量很大。但袁升平却在山东大讲敌情，大讲“5·16是明火执仗”的，并制定在山东文革中公开发生的十四个大事件作为实施方案。
    第四，山东的清查5·16是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是蓄意翻文化大革命案的。在袁升平亲自主持制定的“实施方案”中，把一九六七年山东的“二·三”夺权，“5·7”事件，“五点声明”、“公开信”，中央负责同志来济南的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关山东的光辉批示，都进行了否定，把相关的革命行动、革命事件都作为清查5·16的内容。
    第五，山东清查5·16，是林彪形“左”实右路线与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相结合的产物。这两股势力相当强大，所以山东清查工作搞得十分惨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造反派迫害之重，残害之深，殃及之广，时间之长，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并且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变本加厉，林彪死党袁升平继续得到山东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支持和拥戴，继续高举清查5·16的屠刀，砍向全省的革命干群和部队官兵。这是山东清查5·16的怪胎。
    直到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12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这场使山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重大反复，让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蒙受严重损失，给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带来沉重灾难的袁氏阴谋活动——山东清查5·16运动——才宣告破产，袁升平这个罪恶累累的林彪死党，以及其他走卒才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第六，山东清查5·16运动，用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白如冰的话说：“山东问题，责任在省委，根子在袁升平”。“清查5·16这样的大事竟一次也没有向中央报告过。”袁升平是报告过的，只不过报告的是林彪集团。所以中共中央（1973）4号文件中指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无怪乎，袁升平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的省委和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上，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后痛伤万分，公然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竟为之散会。但豺狼本性是难改的，只要不死，它总要咬人、吃人，并且愈到临死的关头，愈加显示出兽性的疯狂。袁升平这条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把对主子命丧黄沙的哀痛，化为仇恨，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化为对革命造反派的仇恨，歇斯底里的大开杀戒，更加疯狂地把山东清查5·16运动引向火坑。直到一九七三年底，毛主席党中央已对山东问题有了明确指示，袁升平还公然叫喊对中央“要顶住”、“中央首长受了骗”，并派自己的私党张致秀，曹某某四方游说，上窜下跳，耍花枪、放暗箭，诬蔑群众上访是干扰清查工作的大方向。
    山东清查5·16的问题，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英明指示下，顺利地解决了。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黑线并没有完全根除，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正未有穷期。
    五、真5·16清查假5·16
    运河地区清查5·16，从一九七一年八月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发觉山东清查5.16出现了问题，并着手纠正解决，到给被清查的对象平反昭雪，前后将近两年时间。受清查，受牵连，受迫害的人，数以万计。大批大批的革命干部，各级革委会成员，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一般革命造反派的群众，被非法绑架，秘密关押，不准家人探视，不准和熟人、亲朋接触，不准看报纸，比一般囚徒还不如，完全采用法西斯的审查手段。这一切是在美其名曰“办学习班”的招牌下进行，是在日夜轮战、大搞疲劳战术、百般精神摧残的酷刑下进行的，是在拳打脚踢、揪头发、撕耳朵、180度大弯腰，皮带棍棒一起上的暴刑下进行的，是在“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恐怖气氛中进行的。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文中，对清查5.16情节的描写，完全符合运河地区的情况：“不让被审人吃饭睡觉。一熬就是三天三夜。”“审讯日夜进行，记录最高的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的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六六年横眼立眉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待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时常半夜……就听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本单位的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干校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象染了颜色一样的，红一块、灰一块成了小花脸。”
    是谁对革命造反派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对他（她）们这么残忍、残酷、毫无人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从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韦君宜奚落、嘲弄、幸灾乐祸的笔下，不难找到答案。那就是党内走资派，那就是从左右两个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邓小平、林彪之流！那就是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对分子！
    除了有象韦君宜描写的被逼疯的典型，运河地区还有被逼自杀的，被逼越狱逃跑到遥远的东北西北当“盲流”的，被逼妻离子散的，被逼落下各种残疾的。
    在高音嗽叭反复播放“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这类刺激人们神经的最后通牒的威胁下，在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的摧残下，在保守派骨干“掺沙子”的监视之下，运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经受着最残忍的法西斯待遇。他们或者宁死不屈，“顽抗到底”，或者虚与周旋，打“消耗战”，或者故意编造谎言，“诱敌上勾”，把“逼、供、信”人员调动得团团转。不论用什么方法，这些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革命造反派心里都坦坦荡荡，问心无愧，认为：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斗走资派是“十六条”规定的运动大方向。只要毛主席在，只要毛泽东思想在，革命造反派就会有平反昭雪的一天。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解救我们的。别看他们气势汹汹，他们手中没真理，理不直气不壮，心虚得很，真理在我们一边，这个冤案一定会翻过来，这场真5·16清查假5·16的冤屈一定会大白于天下！
    
    一个红卫兵在清查所谓5.16运动中的遭遇
    卫东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原是学校团组织和学生会干部，后来成了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校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回家乡学校当民办教师。
    一九七一年十月底的一天上午，卫东刚下第一节课，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说是公社有人找，了解一点情况，说得简单而轻松。卫东要求把教科书收拾一下，另两个人（一个认识，一个不认识）说，不用了，很快就回来。
    卫东随这两个人出了校门，离开村庄，向公社所在地走去。刚踏上公路，就改变了方向，两个人一前一后跟紧卫东，并威胁卫东老实点。卫东这才意识到被绑架了，大声问：“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一个恶狠狠地说：“到地方就知道了！”卫东无意再争辩，心里很坦然，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会对自己怎么样。路上，卫东要上厕所，两个很紧张了一番，生怕跑掉，最后选择一个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让卫东解了手，卫东心里感到十分可笑。接着来到汽车站，坐上去县城的公共汽车。下车后步行三里，到达位于县城东郊的县师范学校，进了戒备深严的校门，两个押解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卫东一看，接待他的是高中毕业学校的负责人和对立派——保守派——的头头。那目光、那脸色、那架式，象来了一个重要的敌人，什么没说，命令卫东先到宿舍去。
    宿舍是原来的教室，两边靠墙铺着木板，中间是走道。卫东在木板上没坐多大会，他的铺盖行李就被送来了。这下，卫东心酸了，想象着年已五十岁的老父母，刚刚生了小孩的妻子，他们被勒令准备行李，送给不能见面的亲人，会多么难过，多么担惊害怕啊！
    卫东已没多少时间自己心酸，立刻接受了残无人道的审查。
    一上来就给了个下马威。卫东被带进审讯室时，口号就喊了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必须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一看满屋的人，大都是自己高中的老师、同学、学校领导，只有一两个生面孔。个个满脸肃杀之气，有两三个还气愤得涨红了脸。卫东这下傻了眼，原以为不过是办个学习班，审查一下，看来已把自己当成了敌我矛盾。审讯一开始还让坐在屋中间的板凳上，由于交待不满意，态度不好，立刻被喝令站起来，低下头。一个保守派的头头，还和卫东一块当过团支部干部，十分粗鲁野蛮，尽管口吃得厉害，但审讯问话最多，也不知卫东哪点触犯了他，上来就给了卫东两个嘴巴，还猛踢了一脚。一位逍遥派的老师可能看不惯，把他拉开了，卫东少挨了点打。
    第一天的审讯批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卫东脑子里一片空白，真不知道他们要自己交待什么，所以所答非所问，显得前言不搭后语。主持人感到没能达到目的，气得拍桌子，命令卫东回去写出书面交待。于是，卫东被一位负责看守的教师带回宿舍。
    卫东长得孱弱。虽然经过两三年红卫兵革命造反生活的摔打，有过斗争走资派、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锻炼，意志坚强了许多，但体格仍不够健康。躺在硬棒棒的床板上，全身象散了架一样，脸上的红肿火辣辣的，被踢的地方，还隐隐作痛。不一会，审讯批斗卫东的人，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地回来 。他们把饭菜打完，剩下一点，喝斥卫东起来吃。卫东两眼噙泪，也不知是由于疼痛，也不知是由于屈辱，勉强爬起来，把饭菜盛在自己碗里，手拿筷子，两眼模糊，却怎么也吃不下去。这是长到20多岁，第一次该吃饭时不觉得饿。
    以后的日子，就是在时而写检查，时而被审讯批斗中熬过。一开始，卫东的检查写得很认真，也比较真实，尽量回忆，把参加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桩桩件件，按时间顺序写出来。这时，卫东还感到一丝快意，因为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总结一下，把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把革命造反过程中经验教训找出来，从思想上得到提高。所以独自一人伏在床板上书写时，心里感到很坦然，甚至有几分自信。但这样的检查，不是被骂得狗血喷头，就是成了下一轮批斗的罪证。
    卫东真的迷茫了，自己怎么写他们才能满意呢？反反复复就是那些事啊！虽然他们凶神恶煞，把自己看成十恶不赦的敌人，可我自己绝不是敌人啊！自从初中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一直是学生干部，学校的任何一次活动都是积极分子，都是学生骨干，为什么唯独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有罪了？自己信仰没有改变呀！为什么真心实意、执着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这么难！为什么一造反，一批判走资派，那么多原先夸奖自己，赞成自己，拥护自己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理解自己，在批斗会上也跟着咒骂！难道造反错了？不该批判学校和社会上的资反路线和走资派？卫东辗转反思、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心中充满了苦恼、矛盾、徬徨。
    在连续审讯批斗两个多月之后，卫东的身体垮了，精神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烦恼之中。一天三次批斗会，上午、下午、晚上，他们可以轮番上阵，可“敌人”就卫东一个啊！再交待还是不行，再上纲上线还是不够，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呢？
    在卫东去医院草草看了一次病，又拖着病体连续审讯批斗三昼夜之后，认为卫东实在愚蠢，实在顽固不化，不点点他永远不会开窍。于是通过监管卫东的一位数学教师，对卫东进行个别启发，让卫东承认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卫东说：“我们的《东方红》红卫兵没定为反革命组织呀？”这位老师说：“你真糊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死抱着你们的《东方红》是革命造反组织？那就是反革命组织，不过得换个名称，这样才能交待过去”为了这名称，卫东又被斗了几场，因为老是不能使主持者满意，最后看到卫东实在病得厉害，才同意他胡乱说个名称（因为卫东压根就不知道5·16组织），算是有了思想转变，可以再去医院看病。
    有一段时间，卫东只想死去。这也许是一个红卫兵没经过革命风雨的锤炼，而暴露的软弱，当然，更有他身体老是闹病，折磨得意志消沉。每天夜里，卫东都因为生病要几次小便，每次还必须有人跟着，所以看守他的人十分烦，不停地辱骂，甚至把卫东小便速度慢，小便时放屁，等等，作为奚落的话柄，让卫东除了批斗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抬不起头来。
    卫东真正的悲愤绝望发生在与一位亲戚见面之后。这位亲戚瞒过了与卫东的亲戚关系，借口找批斗卫东最积极的保守派头头，来到了卫东所在的宿舍。但只谈了几句话，这位亲戚就被撵走了。就是这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使卫东崩溃了，绝望了！原来，最疼爱自己的爷爷病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也得了肺炎，卫东的父母、妻子几次来清查5.16学习班，要求卫东回家看看。但是，清查负责人不光一口回绝，还封锁消息，不让卫东知道。卫东的这位亲戚带来了噩耗：爷爷、儿子相继死了！这巨大的悲痛，把卫东压垮了！两眼发直，欲哭无泪，两天没吃没喝。审讯批斗卫东的人慌了，派他读高中时的班主任做工作，好言相劝，细心开导。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卫东丢掉了烦恼，心中充满了仇恨。他看穿了，这帮家伙的审讯批斗是别有用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打击报复，自己根本没有错，根本不应该写什么检查。他们没有点好心，完全是坏心、黑心、是狼心狗肺。他们对自己的批斗是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自己应该挺起腰杆和他们斗。于是，卫东接二连三写了申诉、控诉，用纸和笔向清查所谓5·16的混蛋们开火。说来也怪，卫东的态度强硬起来之后，挨的批斗反而少了，那些横眉竖眼的清查积极分子，也收敛了不少。其实，卫东不知道，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已发现了山东清查5·16的问题，对全国各地下达纠正清查5·16运动扩大化错误的指示，只不过山东的袁升平他们拒不执行罢了。
    从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六月，卫东整整被监禁了八个月。
    一九七二年七月初，卫东被遣送回家。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卫东终于又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了自己生产队的白茬茬的麦茬地，看到了葱绿一片的玉米苗，生活是美好的，这比牢房还牢房的清查5·16学习班，使卫东成熟起来。如果光有革命造反的顺利，和与资反路线明刀明枪的厮杀，不经受这法西斯一般的审查，自己对文化大革命还理解得没有这么深刻。自己从一个逃荒要饭的苦孩子，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上了小学上中学，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推选当了校革委会的副主任，生活得值，路走得对。卫东一路想着，觉悟又提高了不少，虽然迎接他的是个破碎的、悲痛的、苦难的家庭，但此时，他心中有一股豪气在上升。
    正是有了这股豪情，卫东度过了生活的难关，继续迎接新的挑战，回家后的第二天，大队民兵就送来了纸条，让自己在家好好劳动，定期写出书面检查，卫东心里不屑一顾地笑了；在生产队劳动，队长奉上级指示，要对自己进行监视，并不准分配轻活干，卫东鄙视地忍受着。
    到一九七三年春天，卫东实在忍耐不住，开始了他的上访和“盲流”生活。他到省城济南，首都北京，所有接待他的人都很友好，而济南只有同情，北京却给了他希望。他来到东北大森林，参加伐木队，挖树坑栽树，在农场割草、干杂活。几次由于劳累和疾病，晕倒在树丛里，昏死在小河中，差点夺去了生命，是工人同志帮助和挽救了他。他熬煎着，等待着。
    终于，一九七三年十月，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开始落实，卫东被叫到生产大队办公室，县里来的人当面向他承认，清查5·16中对他迫害是错误的，补发了他民办教师的生活补助，烧毁了所有的黑材料，恢复了他民办教师身份。
    
    陆渭文：《千秋功罪——无锡文化大革命纪实》摘录
    公元一九七0年的冬天，天空阴云密布，北风呼啸，寒流侵袭大地，天寒地冻，人心更冷。 在无锡市东门看守所中漆着黑色的铁门，铁窗，更显得阴森恐怖。
     监狱中的午夜，一片肃静，唯有在昏黄色的灯光下，在铁丝网的上面，荷枪实弹的值班部队“咯、咯、咯……”来回走动的脚步声。突然思晴空霹雳的一声“狱--警--传，似--狼--嚎--……”悲壮激烈的京剧样板戏的唱段。在狱中小监房内响起，震碎了狱中宁静的空气，铁丝网上的值班武警的脚步声乱了，监房走廊中传来了值班看守匆匆的脚步声，“哐啷”一声响，小监房的铁门被打开，这个高唱《红灯记》革命烈士李玉和唱段的“犯人”，被推出了监房，不一会监房外面的水泥地上发出了“嚓啷--嚓啷--”有节奏的铁链拖地的脚步声，一步一响地回进监房，铁链拖过“013”监房门口，“013”监房内的“文革犯”陆渭文静心地在倾听，他已经从刚才唱腔的口音，及镣铐拖地的走向判断知道有一个难友的入狱在遭受磨难。
     今年33岁的陆渭文以“颠覆革命委员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名，被“群众专政”关押在“工人纠察队”一年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个“013”大约四平方米的小监房内接受审查。东门看守所座落在“亭子桥”边羊腰弯的路口，里面有18只大监房，16只小监房，在文化大革命中，在这个共产党的监狱里多了一个任何法律中找不到的名称--“文革犯”，现今已有不少“文革犯”与一般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主力军方面的要员，陆渭文、匡建中、卜岩、何泄等人都关押在小监房内单身泅禁，其他的殷送勤、戴国荣、王明华、苏金坤等数十人关在和刑事犯一起的大监房内，“九、二”方面也有不少占有血案的犯人。监狱内虽然没有像敌伪时期，对待共产党，革命人民用上“老虎凳”，“灌冷水”等酷刑，但也有一套比较“文明”的手段，在折磨着每一个“犯人”，首先是饥饿，每人每天八两，二粥一饭，一碗青菜汤，以维持不死不活的生命，其次，每天要犯人坐在监房的中央，不准靠墙，屁股下面不准垫任何物件，甚至一张薄薄的草纸，稍有违反，拳打脚踢，上铐，带镣，任意“惩罚”。陆渭文熬过了一天的折磨之后，此时正蜷缩在草垫上进入梦乡，现在却被狱中的震动而惊醒，睁眼望见头上昏暗的灯光，想起此时此刻同在受难的同伴，有多少个青年工人，学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淫威下，倒在血泊之中，由于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监禁，陆渭文还不能知道他自己年轻的妻子张毓珍，也已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而受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孤儿在人间受苦的消息。陆渭文身处逆境，把思绪拉回来，思考着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危局。监房的粉墙上刷着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尽管目前共产党内的某些人，正在举起屠刀砍杀无数无辜群众，“相信群众”对！人民是历史的见证人，人口是堵不住的，相信迟早有那么一天，历史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
     狱内经过了一番骚动，随着“铿锵”的铁链声停息之后，狱中又渐渐地恢复了宁静。陆渭文在迷迷糊糊中度过了一个寒冬的长夜。
     淡淡的阳光，从天窗上照射在监房的墙上。看守俞天杰，似猴子般消瘦的脸盘，竹竿似的身材，学着人样，手中拿着一大串象征权力的监房钥匙，在走廊里高声嚎叫：“各监房听着，从现在起，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督促杜律明投降书》要背出来，突然间房内有个病号在开口，“报告俞干部，我身上有病，请求给我一点药。”俞天杰面无表情，迅速将监房门打开，举起他擦得逞亮的黑皮鞋，对着“病号”一阵脚踢。口中还骂道：“你这个婊子养的，有什么病？不老实，站好！”这个“病号”只能服从命令，站在监房中间的地板上。这种治疗方法，在押的“犯人”称他为“踢打疗法”。陆渭文听着邻监房内发出的嚎叫，轻轻地叹息一声，大监房内服从命令使劲力地在朗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岂不知这篇文章的本意矛头是针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文革期间，“南京政府”也可以说是以许世友为首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文章的内容可以对“张三”，也可以对“李四”，“犯人”高声朗读这篇文章，有何乐而不为呢？正是愚昧的时代，造就了愚昧的人才，也干出了愚昧的事情。
     深挖“5.16”反革命
     上午九点过后，吃官饭的人上班了。照例铁门上的“将军锁”一响，小监房的门被拉开。看守俞天杰，尖削的头脸，狼嚎般的一声：“‘013’出来。”陆渭文凝视一下对方，默不作声地跟着走出监房，走进审讯室，在靠墙的提审桌上坐着三个提审员，桌上摊着记录用的材料纸，旁边放着“宗卷”袋。为首的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陆、匡级革命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徐世忠及张×，另一个是手中拿笔的记录员。徐世忠中短身材、是个老公安人员，他在当时几乎所有“公、检、法”干部在深受迫害时，却表现得异常活跃的整群众的得力干将，他坐在用群众血肉堆垫起来的官位上。徐、张两人靠办“陆、匡反革命集团”及“余党”的案整整混了十年。在这场“浩劫”中发挥了他们特有的才干。徐世忠面对着坐在小木凳上的“阶下囚”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陆渭文，前几天向你宣读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70年20号文件，你怎样来交代自己的问题？这个‘5.16’反革命，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真是罪大恶极，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难道你还不交代吗？”
     陆：“揪‘5.16’反革命是应该的，可是我不是‘5.16’，有什么好交代呢？”
     徐：“你不要抱任何幻想，难道说你们‘红总’的其他人都是‘5.16’就你一个人不是吗？”
     “我从未发现有什么‘5.16’在我身边。”
     “你这个人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是吃不吃官司的问题，而是杀不杀头的问题”徐世忠的脸上收起了“笑容”用一个“死”字来胁迫对方交代问题。
     陆渭文默默地静听他说话的分量，看着他一忽儿轻，一忽儿重的说话腔调，没有回答。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在“死”的威胁下，心中正在默读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小说《不死的王孝和》中的词句，：“我对着死亡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再笑声中动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心想文革以来，已经有多少群众被你们的“群众专政”而死于非命，难道别人可以去死，我陆某人就不能去死吗？顶多了不起被你们“五花大绑”“嗡”的一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了不起。陆伟文依然默不作声，两眼凝视着对方。
     徐世忠的言语中继续加重份量：“你挑动武斗，你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你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你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指骂过张春桥），你最后是要被处决的。”
     陆渭文性格倔强，听到这里再也沉不住气了，不冷不热的回答：“我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参加了‘文革’，别人打过来，我抵挡一下就是挑动‘武斗’，我为了避免流血事件扩大，逃了出去，我就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我反正都是错的。”回答到此。但身处囚室的陆渭文此时此刻毕竟还没有胆量正面抗诉“革委会”做了许多坏事。张春桥眼前还是“红人”，虽然陆渭文在文革中对张春桥在上海以“左派”自居，血腥镇压无辜群众的罪行，曾含沙射影地骂过他，但眼前对此只能把仇恨埋在心中。
        审讯陷入僵局，磨了两个多小时，毫无结果。上午结束，下午两点再来，不过提审还是没有结果，晚上再来，一日三次“穷追猛打”。
     “陆、匡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匡建中，此时也被关押在监狱的06号小监房内。一日三次，日夜审讯，逼他承认和交代“5.16”组织及“罪行”。此时才20岁出头的匡建中，身材瘦削、却有一种勇敢不屈的性格。他也没有承认参加“5.16”组织，更没有交代所谓“5.16”的罪行。他蔑视这些专案人员，心中明白，目前此地已无理可讲，有机会话，一定逃跑，去北京告状。有一天下午提审结束后，提审员拎着黑色的提包，扬长而去，叫匡建中独自一人回进监房。夕阳西下，四面由电网包围的看守所大院内正好空寂无人。匡建中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机灵地爬上矮屋，登上高墙，翻过带电的铁丝网……；在岗楼上的哨兵还没有来得及扣动自动步枪的扳机，这个瘦削的身材，已经跳出了十几米高的狱墙。这是从看守所建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越狱事件。监内警铃大作。荷枪实弹的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动，追捕这个年轻的“逃犯”。匡建中跳出狱墙后，因逃跑路线选择不当，很快被抓了回来，被钉上了一付脚镣。狱内的难友戏称匡建中“挑了一个月的铜匠担”。据说当时驻防看守所的武警的领导审问了匡建中，问他为什么越狱。匡建中说：“我是无锡市革委会委员、共青团员，我不是“5.16”分子，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现在既没有撤消我市革会委员的职务，又没有开除我共青团团藉，怎么可以用对待处理敌我矛盾的手段把我关进看守所呢？”一席话，说得那个武警的领导哑口无言，只能说：“我们不管你们的案情，我们只管看住你们。如果你造谣的话，一定加重惩罚。”事后，他大概向他的领导问了情况，估计他的领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从此以后，站岗的武警就对匡建中另眼相看，匡建中在狱中的处境反而比以前好了。
     一九七0年初冬的一天，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了他的警卫班来到无锡，在大箕山召开了“市革会”由两派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传达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70年20号文件--揪“5.16”反革命集团，会议紧张而严肃，坐在前一、二排的是进入革委会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每一位“代表”，的两旁隔坐着腰别短枪的警卫战士，许世友登上主席台，咬牙切齿振臂跳脚地呼喊，“深挖‘5.16’反革命，要挖地三尺，一个不留，你们（指无锡六派）当初（指67年夏天）去抄我的家。（南京‘好派’和无锡‘六派’中的部分学生的擅自行动，‘六派’头头根本不知此事）现在我欢迎你们再去……”传达中央文件中非常明朗地夹带了个人恩怨的报复心理。许世友身为军区司令员，党政军财文大权一手在握，一声令下，在江苏全省范围内64万人受审查，血肉飞扬，尸横遍地，有多少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民血，孤子泪“撒向人间都是怨”，
    
    
    孙维申著；《挖地三尺，一个不漏-——记无锡市长达三年多的‘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调查报告》摘录
    七O年秋天，面上的“一打三反”似乎停顿了。可是社会上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松驰下来。人们纷纷传说有更大的抓反革命运动就要来了。那可不是什么“潜伏特务组织”、“地下军”之类的小玩意儿，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机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阴谋份子”。听说在北京已经把那个当年挺身而出、痛斥《血统论》的遇罗克枪毙了。再后来又有传言说中央要查清一个什么“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是由功勋卓著的杨成武将军“操纵”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人们似乎还记得前两年在什么红卫兵小报上看到过，在那些抄来抄去的《动态》栏中曾有，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取缔“联动”、“特动”、“五一六兵团 ”等首都的“保字号”红卫兵的简短消息。据说那是由一些北京的高干子女搞的秘密组织。怎么现在又要大查特查这个“五一六”了？
    就在七O年秋冬之际，“狠批形左实右”，“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的舆论又热起来了。在干部群众中互相传递着一个“半官方”消息，
     “听说有一个中央《二十号文件》已经到省里了，马上就要大规模抓五一六反革命份子了！”
     “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有工人、有学生、有解放军……秘密得很，人数多得吓死人……”
     “听说这个五一六非常秘密。参加的人都规定了纪律，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都是单线联系……”
     “听说我们无锡的五一六就多得吓杀人！各单位都有一批五一六……听说参加五一六的人要填一张表格……”
        “听说还有不填表格的五一六。还有被别人发展进去了，自己还不知道的什么五一六呐……”
        笔者当时和多数市民一样疑惑不解，既然是“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怎么各单位都有“一批”？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啊！而且竟然还有自己都不知道就被发展进去的反革命组织……笔者回想起数月前在街头碰见那位“老运动员”族兄的话，
        “这回可是无边无际了！……”
        萧杀的寒风，惶惶不安的社会心态，这一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只听到说，
        “某某人进去了，还有某某人和某某人……”
        “浦相海前天也进去了！”。
        浦相海是无锡轻工业学院学生，轻院“六二六兵团”主要负责人、无锡市革命委会副主任。三个月前，在无锡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他还代表市委和市革会作了一个照本宣科式的关於“一打三反”运动宽严政策的报告。而在无锡全面清剿所谓“五一六份子”的信号弹，恰恰就是从浦相海等人“落网”打响的。刹那间无锡全市铺天盖地刷上又一波新的标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更有甚者是杀气十足的标语这样写着“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政策攻心”，从车间、办公室、走道、食堂甚至厕所里都张贴了标语。走进食堂买饭，在写着“红烧肉一角五分、萝卜肉丸汤一角二分、青菜五分……”等价码的菜单的上方是一条温情脉脉的标语，
        “早点交代问题，吃饭也香，睡觉也安心啊！”。
        当你走到厕所小便的时侯，一抬头，只见小便池上方赫然一行大字在逼问你，
        “喂！你的问题交代了没有？”。
        无论是谁从早到晚都生活在“政策攻心”的海洋中，除了少数“依靠对象”外，人人都变得谨言慎语、忐忑不安。
        在这一片“深挖”声中，各单位都宣布正式成立“清查（深挖）办公室”或“深挖领导小组”。这些机构下面还有专案小分队。小分队队员都是从“依靠对象”中精选出来的“斗争意识最强、立场最坚定、政治上最可靠”的人。许多臭名昭著的打手都成了小分队里的骨干队员。因为他们平日里仗势欺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人往死里打，是“斗争意识最强”的典范 。另外，许多在文革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专门搞材料、整理材料的人，也是各小分队的理想骨干成员，因为他们“立场坚定、经验丰富”。这文武两类人，是“挖地三尺一个不漏”、“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班底。
    为了“联系无锡实际，引导运动深入开展”，有关当局抛出了一个《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在笔者的记忆中，这个“十大案件”大概如下，
     （1）二一六、二一七反革命大游行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春，在无锡主要驻军单位开始介入地方时，以“反动组织”的罪名连续取缔了“毛泽东思想红艺兵”、“无线电厂1022兵团”等等工人和文艺界群众组织。还有更多的基层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听候处理。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轻工业学院“六二六兵团”、二中“七五兵团”等等学生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举行了一场请愿大游行。次日，有十万人之众的工人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及一些其他的工人组织，举行了一场更大规模但又更温和的请愿大游行，参加人数约五万余人。其中最“剌激”的口号，无非是摘自报刊文件上毛泽东主席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如“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左派”等等。二月底，这二次和平请愿游行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游行”。“红色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红总”）也作为反动组织被取缔。主要负人金坤泉（共产党员）、殷松勤（共产党员）、周炳荣等以“反革命份子”罪被逮捕。（到同年五月“红总”平反，三人被释放）。
     （2）《红无锡报》社绝食静坐事件
     笔者按：同年五月，“六二六兵团”、“七五兵团”等学生组织，为抗议《红无锡报》的诋毁之词，举行静坐绝食抗议。也有工人和干部参加。约有三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又一说最多时达七千人）。
     （3）冲击十三个系统，矛头对准军管会
     笔者按：以“二月革命总部”（由原四清工作队成员和文革工作队成员组成）和部份单位中层干部为主体的一部份人，在“红总”被取缔后，在军管会的支持下，匆匆组建了“十三个系统归口大联合”，把以原“红总”为代表的广大群众排斥在外。有些单位还迫不急待地打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企图造成夺权的事实。“红总”平反后，就和“六二六”、“七五”、“八一八”等学生组织，还有“机关兵团”、“红艺兵”等其他群众组织，对此提出抗议，并喊出了口号“冲垮十三个系统大杂烩！”。
     （4）“假批判真保皇”制造事端挑起全市大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五月，“红总”等组织获得正式平反，声势大振。“红总”和“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红代会）、“机关兵团”、“红教兵”、“红艺兵”、“卫生兵团”、以及由公安局系统的群众组织“红色公安战士”等，联合组建了“无锡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指挥部”（革派联总）。在此同时，原来的“十三个系统大联合”，为了摆脱政治上的被动，改组更名为“无锡市九二革命串联会”。“九二”在无锡军管会当局的支持下，单方面垄断了对以原市委书记韦永义为首的十二位常委的批斗审查权。“革派联总”向军管会”当局多次交涉，当局才同意，将十二名常委从“九二”手中“借来”交“革派联总”方面斗批审查一星期。可是不到两天，“九二串联会”的“红联会”（学生组织）即扬言革派联总是“假批判真保皇”，并冲击批判会场，企图夺回十二名常委，在全市引发了一系列摩擦殴斗。军管会当局未采取有效行动平息骚乱。骚乱越演越烈。“九二”方面遂抢先备战，选择全市要害地区的工厂、校舍大楼为据点，在无锡机床厂等单位内暗中制造大批长矛等冷兵器。六月初，“九二”忽然集中各单位骨干成员到据点内，以复员军人为主体组成战斗队列编制，并发给事先早己大量制造好的长矛等冷兵器。在“九二”大集中的过程中，顺势横扫了数十家工厂企业，抢走“主力军”的旗帜、印章，打伤了许多正在上班的“主力军”工人，甚至“九二”方面还在上班的工人也多有被“误伤”。“革派联总”方面仓促应对，也集中人员，以随手取得的铁管、木棍，和从红星刀剪厂仓库中抢得的数百把出口甘蔗刀和咖啡刀（俗称“古巴刀”）武装起来。于是爆发了全市大规模武斗。
    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也被说成了是在“五一六”策划下的，由“革派联总”挑起的以保“旧市委走资派”、反解放军为目的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五）火烧装甲汽车案
    笔者按：六月中、下旬，两派武斗更激烈。“九二”方面派出用钢板焊接外壳的土制“装甲汽车”，向“革派联总”人员集中的市一中至轻工业学院地区冲击，一路上向人群作S形挤压冲撞，并用弹皮弓、砖块石子向人群射击，击伤多人。土装甲车横冲直闯至轻工业学院门前弯曲路段，驾驶失控后撞上一棵树，倒翻在地，土装甲车起火，司机逃出，车内三人烧死。
        （六）七月三日大撤退
        笔者按：无锡武斗开始后，由于“革派联总”方面事前毫无准备、仓促应战，且军管会当局又明显倾向“九二”一方；为避免造成更大的被动，避免更大的流血，“革派联总”於七月三日主动撤出无锡，分两路向南京、上海退去。同时，“革派联总”派人向江苏省军管会和中央告急，欲请中央和省里来和平解决无锡问题。这次为避免更大流血而主动撤出的行动，当时被定性为“在五一六阴谋操纵下，故意撤出以嫁祸解放军，趁机反军乱军陷害解放军。”
        （七）洛社武斗
        笔者按：一九六七年武汉七二二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两派纷纷抢枪进行“文攻武卫”。“革派联总”方面有三百余名武装人员进驻当时属无锡县境内的洛社镇。“九二”方面集中几个武器精良的“基干团”，以十多倍的优势兵力，按正规的作战方案，分几路急行军二十多公里对洛社发动突然袭击。这次大武斗死伤多人，沪宁铁路曾被迫中断。最后，“革派联总”退出洛社。有关当局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为了乱军纂权的全国阴谋部署中的重点，血洗无锡进而夺取全苏南，以洛社为攻击出发点。九二被迫还击自卫。”。
        （八）夏季阴谋
        笔者按：此事是在“深挖五一六”中期追加的一个荒诞的神话。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无锡当局用种种惨无人道的逼供诱供手段制造出来的故事。大意如下，……一九六七年夏某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军长左平忽然秘密召见“革派联总”当时正在上海的一位分部负责人，并出示林彪亲笔手令，命其组织可靠人员，在毛泽东主席专用列车途经硕放车站附近时，用爆炸射击等手段谋害毛泽东主席。空四军以无后座力炮，飞机等支援行动……。由于这个神话是“发生”在一九六七年，是时林彪集团“大、小联合舰队”远没有形成。虽然王晏等人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案卷上报邀功请赏，但因实在太荒唐，被当时的上级专案组退了回来。此“大案”搞了上千人，有人被迫“畏罪自杀”。
        （九）五月暴动
        笔者按：前文已讲过，一九六八年五月，为抵制无锡当局搞的“十二级红色台风”，原“革派联总”方面部份成员曾在郊区小船上商议对策。此事被定为“企图暴动颠覆革命委员会”，是“五一六企图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和对敌斗争的全国性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十）流亡政府
        笔者按：六八年初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时，无踢有上千名干部群众出逃躲避。其中有一部份人集聚在徐州和鲁南等地，一面避难，一面搜集整理无锡当局在“十二级台风”中的劣迹，上报中央。此事被定为“五一六集团组织流亡政府，破坏革命新秩序，企图让旧市委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韦（永义）江（坚）吴（镇）杨（增）从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靠着用这些罗织出来的“十大要案”，以及其他“要案”，如：“破坏革命的三结合，企图把走资派塞进革命委员会”。该“要案”即指六七年底至六八年初，“革派联总”方面曾经提出，按中央指示“大胆解放一把手”精神，让原市委书记韦永义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这也成了“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新扶上马以复辟资本主义”的“五一六罪恶阴谋”。凡此种种“五一六罪行”多得不胜枚举。其中多有像“夏季阴谋”那样天方夜谈式的离奇神话。
        总之，当时主持无锡市以及下属各级单位“深挖互五一六”的人们，凭他们的如科幻作家或侦探间谍小说作家的想象力，杯弓蛇影的“对敌斗争敏锐性”，以及各式各样的逼供、诱供刑讯手段，炮制出了各色各样五花八门的“五一六案件”。特别是当时省里还有话传下来说，“（深挖五一六）网口要大，网眼要密，下网要沉，一网打尽，雷厉风行！”这又进一步促使这些人在“深挖五一六”过程中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这样的形势下，“深挖五一六”一开始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面积下网了。一种由“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被推向了极端化的情绪，一种追求权力的无限满足感的心态，派性，和“案件越大越好，五一六抓得越多越好”的变态性成就感和趁机泄私忿心理，加上“火线入党，火线提干”的种种诱惑混合在一起，形成无锡市“深挖五一六”的“巨大精神动力”。无锡市当局向各级专案机构和数万脱产、半脱产以及“业余”的小分队员公开喊出了血腥味十足的动员令，
        “挖地三尺，一个不漏！”
        “宁可少活十年，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宁可瘦掉一身肉，决不放过一个五一六！”
        “深挖、深挖、再深挖，彻底扫清五一六！”
        “解放思想，深挖细找，认真排查，决不让一个五一六份子逃过去！”
        “对五一六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与此同时，还用各种“专案工作会议”、“专案工作经验交流会”等等名目来传授刑讯逼供的“好经验”。当有人提出“审查对像实在顽固，我们应该掌握什么原则？”
        市革会一位主要领导人是这样回答说，
        “以不打死为原则！”
        而主持大局的权要人物的说法就更“通俗易懂”且更具“理论性”了。他说，
        “必要时触及皮肉，是为了更好地触及灵魂嘛。”
        当然在大棒的外面还是要包上一薄层温情脉脉的胡萝卜皮。他们在用刑之前总是对被审查者念上一段“大悲经”，诸如，
        “你在泥坑里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们怀着火热的阶级感情来帮助你一下。”
        “我们来替你加加温，让你能战胜错误的思想。”
        “加温”、“帮助”成了专案小分队搞刑讯逼供的专用术语。
        至于“学习班”的“校址”放在什么地方，那更是不拘一格了。诸如，
        旧仓库、废弃的厂房、报废的炼焦窑都能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校址”，满是积水的防空洞成了不折不扣的水牢，甚至停止使用的旧厕所都用来关押“重犯”（指隔离审查者）。有时“全日制”班（所谓半隔离者，比隔离审查稍自由些，可在小范围内走动走动），也享受这种待遇。至于那些“班组帮助”、“车间帮助”以及“集体帮助”，则就在大食堂、办公室、车间里“加温”。总之一句话，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因为要挖的人实在太多了！
        用来关押隔离审查的囚室可谓周到严密，门上终日一把大锁，只有提审（术语叫“启发帮助”或“加温促进”）时、或一日三餐时才开启一次。窗上加了铁栏栅再钉上木板，再在板上裱糊上几层纸。这可能是防止蚊蝇蚂蚁之类钻进来通风报信搞“黑串联”吧。
        在这样昏沉沉又空气不流通的房间里，一个人守着个没有盖子的粪桶，甚至于三九严冬、寒冷刺骨的日子，也就是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铺薄薄一层稻草就算卧榻。笔者就是一个人在这样的隔离室里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其他的审查对象，“学习”时间短的几个月或年把，时间长的达三年多。“学习”期的长短是根据“态度好坏”或“罪行大小”来“机动灵活”处置的。据有被“升级”到公安局拘留所的人，平反放回后对笔者说：“比起学习班来，拘留所的日子要好过多了！”
        把一个人单独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学习班”里长达数月，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以上，这还算不得什么。那花样百出的“加温”、“帮助”，才真正显示出“深挖”运动的取供方法的残忍性和随意性的本质。为此，有关当局还用工业生产统计的形式来及时掌握“深挖”进度和“产量”。笔者在运动进行了三年之后解脱隔离时。曾在一堆没有烧尽的字纸堆里看到一张八开大的统计表，至今还有印象。现凭记忆复制如下，
        清查五一六运动进度日报表 年 月 日
        突破案件数：
        突破组织人数：
        业余学习班审查人数：
        半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脱产学习班审查人数：
        住单位学习班审查人数：
        隔离审查人数：
        发现重要线索及重点排查人数：
        解脱人数：
        拟报批升级审查人数：
        其他情况：
        这就是当时有关当局给各级“深挖”执行者们发下来，要求逐日逐级上报“五一六”产量的一张“生产日报表”。不知当年在奥斯维辛或是在达豪的集中营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工业文明”成果。统计学居然被用到“挖地三尺”上来了，可见其“一个不漏”决心之大和雷厉风行之气魄了！据事后原“深挖”专案工作人员说，在运动最高潮时还有特定大要案的《日报表》、《周报表》。其内容主要都是按图索骥，在各单位照所谓“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这个框子去统计“触动”、“学习班帮助”、“审查”等人数，以及“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在他们心目中，一个空前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秘密团体似乎是可以用大工业方式成批生产出来的。
        另外在专案组和专案小分队内部，居然也用起他们一再批判的所谓“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的那个“五一六反动纪律”，来约束控制他们自己人。如发现有人泄露内部情况，哪怕是泄露如何对被审查者施刑，或者泄露被审查者在虐待下受伤、患病等情况，也要受到轻则呵斥、重则立案审查的处理。当然这种“不锈钢加锰钢的纪律”（某工业局“深挖办”主任语），并不能完全泯灭良知；有些有道德、有勇气、而又有独立人格的小分队员和专案办人员，在他们不得不参与深挖“五一六”时，仍然会尽可能地从肉体上保护这些被审查对象。这些有良知的人们，以后笔者会讲到的。
        这场声势浩大而且必须斩获“五一六”众多的“深挖”运动，既然是打着彻底肃清一个有名有姓的组织的旗号来开展的，总得要抓出有模有样的、有组织的“五一六”来才行。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五一六”们，还必须有在公开活动之外的隐蔽罪行，才象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模样。要凭空在各单位都弄出这些“组织”、“阴谋”，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运动刚开始，的确“阻力”很大，谁肯平白无辜承认自己是什么“五一六反革命”呢？虽然各种“政策教育”唾沫飞溅，小分队员个个吼得口干舌燥，也收效甚微。有些单位主持“深挖”的领导干部，因“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遭训斥甚至被“夺去顶戴花翎”。轻工业局革委会主任、军代表李明（还是当时市革会主任王晏同一部队的战友），就因为“对敌斗争右倾，单位运动进展滞后”而被撤职。对此，无锡有关当局也大伤脑筋。于是又召开各级专案工作会议，布置新的战术，即“重点突破，撕开裂口，扩大战果”，“加大力度，突破重点与面上展开相结合，查组织与查阴谋相结合，查动向与追线索相结合，政策教育与无情打击双管齐下……”。这些满口政治军事术语其实很容易解读，那就是一句话“狠很来点硬的！”。当时有人问“加大力度要掌握什么原则？”。一位市委副书记干干脆脆地回答说“以不打死为原则！”（据说这位市委副书记因和一把手王晏之间有什么矛盾，也被暗中上了“五一六”的大名单。如若“深挖”再延长个一年半载，说不定他本人也会领教这个“以不打死为原则”是个啥滋味了。）。这次各级专案工作会议迅速得到认真贯彻。在一九七一年的夏天，“深挖”运动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运动中不幸死难者大多数就是在此时含恨身亡的。这时候的“加温帮助”方法也更见水平了。就事后笔者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了解到的就有二十五种花样的“加温帮助”方法。现凭记忆简述如下，
        （1）触及灵魂法A
        数人或十数人将审查对象围在当中，命其不停旋转身体，由小分队员轮流凑近其耳旁高声吼叫，并辅以铁丝鞭或竹稍拨打“纠正姿势”。
        （2）触及灵魂法B
        此法是上法的“改进型”，因上法全用人工“土法上马”，往往令小分队员们个个口干舌燥喉管充血声音嘶哑。故加以改进“土洋结合”，用一个或数个高音啦叭悬於被审查者头上方近处，不停地播放“样坂戏”或革命歌曲中高吭的唱段。以上两法虽基本上没有触及皮肉筋骨，但其“轰炸灵魂”之杀伤力颇大，有人为之休克甚至神经失常，也有人听力严重受损，引发高血压心脏病者很多。
        （3）烟熏法 此法多用在盛暑时节，将被审查者手足捆绑置于门窗紧闭之室内，用湿柴草、蚊烟条加干辣椒甚至六六六药粉点燃薰烤之。
        （4）“电疗”法 此法比较罕见，即将被审查者捆在椅上，用调压器联通电源和人体，忽高忽低变化电压。此法对人伤害极大。
        （5）老虎凳
        此法为传统古典式刑法。虽无专用刑具，但各种长椅凳或钳工台均可供“就地取材”。此法对人伤害极大，尤其是双足。有人被伤害终生不愈。
        （6）马拉松立正
        这是最普遍的“加温帮助”方法，笔者就领教过几次。即让受刑者面壁直立，但不准用手触及墙壁。少则半天多则可达数十甚至上百个小时。姿势稍有不“规范”，即遭拳脚“纠正态度”。如因长时站立疲劳昏沉，即被揪住头发往墙上撞击，“让你清醒清醒头脑！”。笔者本人就因马拉松立正而小腿肿胀和大腿一般粗细，而脚面肿胀得溢出布鞋园口近寸。在马拉松立正期间不许稍事休息。
        （7）三点一直线
        此法大约是马拉松立正的改进型。即让被审查者背墙立正，后脑、臀部、脚后跟必须紧贴墙壁，在膝关节后弯塞进木块或砖块。如姿式稍有松懈砖块或木块掉下来，即遭痛殴并重新再来。
        （8）跑步段练
        此法多施于女性，令其脚穿半高跟硬底皮鞋，在浇了水的广漆地板或磨光水泥地坪上原地跑步。地滑鞋底又硬，时时摔倒，倒地即令爬起再跑。一般都被“段练”得鼻青脸肿。脑震荡、骨折者多有之。
        （9）挂黑线
        令受审查者高举手臂系于电灯开关拉线上。时间一长手臂疲劳不支，稍一松懈引动拉线电灯熄灭，即被狂斥为“你到现在还挂在黑线上顽固不化！”。一顿痛打后再重新来过。此法显系轻工系统某厂所独创，故不多见。
        （10）清醒认识
        三九严寒滴水成冰、冷风刺骨时，令被审查者身穿单衣站立于室外，少则数小时多则连日夤夜。谓“帮你清醒一下认识！”。无锡汽车厂厂长，已下放苏北农村的市革会委员杨菊森（共产党员），被“深挖”回无锡。该厂专案小分队就用此法对他“加温帮助”。
        （11）站得高看得远
        叠起两三张方凳令受审查者长时间站立于上。稍一失去平衡，即连人带凳摔在地上，免不了受伤。谓之“让你站得高看得远，认清自已的前途。”。
        （12）抓梦话
        此为精神战法之一。即在夜睡正酣时，突然把受审查者拉起来，谓“你刚才说梦话已讲出某某事，干脆认真交待这个问题吧。”此法实在拙劣，笔者也曾领教过，虽然曾一时普遍采用。但因效果实在太差，很快就被废止不用了。
        （13）伪造串供法
        此法实为诱供法之一，笔者也曾领教过。在七二年春节后某夜，笔者正被囚于隔离室中，突然隔离室的窗户被猛击出一碗口大洞，扔进一纸团，我展开一看，是另一“同案犯” “统一口径”的内容。字迹七歪八扭，显系伪造。此法虽有一些单位用过，但此法非独无效且都令专案小分队自已下不了台。后也废止不用。
        （14）踩杠子
        此法亦为“国粹”古典刑法。即将人双手用一长木棍捆成十字状，令其跪下，在小腿后侧近膝弯处横放一粗长方木。先两旁各站一人，同时用手下压受刑者双手上的木棍。如若没达到要求则两边再各加一人如法实施。受刑者疼痛无法用语言描述。几经昏厥，冷水浇头醒来后重复施刑。有一女青年因之“畏罪自杀”。
        （15）阿莫尼亚醒脑法 将受刑者揪住头发脸部凑近尿桶，将火红之炭火淬於尿液上强令受刑者嗅闻。如郊区农民邵xx被恶臭薰得狂吐不止至喷血。
        （16）鞭鞑法
        此为最常规之“加温帮助”法。唯其“教具”五花八门。有钢丝鞭，此物一抽一道血痕。后改进为橡皮包裹之钢丝，此物虽令受刑者表皮不太难看但内伤更甚。另有用机械传送带、金属链条或皮带等“就便器材”者，亦有用湿水之棕绳电线者。
        （17）拷打法
        此法亦为普遍采用者。笔者就不止一次被施此法。所用刑具多种多样，诸如木棍、竹杠、椅腿、钢管、铁元等等。亦有在钢管铁元外包一层橡胶或数层布料，以免受刑者表皮伤痕太触目，显得“太不讲政策了。”其实躯体所受内伤更甚。
        （18）滚水泼面 此法不多见，受刑者满面燎泡混身烫伤发炎经久，甚至终生留下疤痕。
        （19）清醒头脑 此法十分普遍。即揪住受刑者头发连续撞击墙壁卓面，少则十数次多则上百次。谓之“帮助你清醒一下头脑。”。
        （20）巴掌雨
        此法更为普及且简便易行。据悉亦用来“考验”小分队员是否“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笔者多次领教此法。有一次受“教育”后，头肿如斗，脸部淤血肿胀，全呈清紫色伴以多处发炎麻木无丝毫感觉，久久不得痊愈。
        （21）饥饿疗法
        此法几乎每个受审查者长期领教。每日仅给一两粥二两饭，副食几乎断绝。更有连续两三天断绝饮食者。小分队员谓之“饥饿疗法，用来治你的思想毛病”。
        （22）电化教育
        七十年代无锡只有少量钢丝录音机，当局悉数征用。将已被“突破”者的所谓“坦白交待》录下，然后在各“学习班”内播放，并辅以各种“加温”手段，强迫被审查者按录音内容写供状或揭发别人。此法在“夏季阴谋案”等案中用得最充分。
        （23） 车轮鏖战（简称“车轮大战”）
        此法最“文明”。即由被审查者坐在小木凳上，由两三人一组之小分队员轮流在耳边大声“教育”。每隔几小时换一组小分队员，昼夜持续不得稍缓。每当被审查者昏沉欲睡时，或是捶桌子、或是揪头发、或是踢翻其坐的木凳使之重重跌倒在地。此法用得极其广泛，笔者曾多次经历，长者达百多小时。原“拱北楼”餐馆职工、“星火战斗队”负责人、“红总”发起人曹桂宝先生（笔名卜岩），有一次曾被此法连续“鏖战”十三昼夜！此法对人的伤害绝不比那些血淋淋的肉刑稍轻分毫。
        ………
        由于当时所记录资料散失，且又时过三十年，原记录之二十五种“突破”用刑法中有几种已无法回忆起来了。其实，当时小分队用来“突破”之法又何止二十五种啊！
        另外还有一种更恶毒的“突破”法，那就是把一些全市重点审查对象中已被“突破”者的讲话，用钢丝录音机录下，而后到各学习班播放，迫令被审查对象按录音机播放的内容和口径来交待。这样一来，互相佐证咬得死死的，假案就成了铁案……
        无锡市有关当局，一方面抓紧再抓紧各级专案班子的“内部纪律”，一方面又有意无意地把各式各样“突破”、“加温帮助”的残酷方法透出风来，甚至顾不得“严格掌握政策”这块遮羞布了。有的单位甚至在大会上公然吓唬群众说，“讲政策要看是对什么人？对那些死不承认，死不交待的顽固份子，首先是要讲斗争，讲打击。你要抗拒，我就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不怕撬不开你的嘴……”。以此造成笼罩整个社会的恐怖气氛，即他们自己津津乐道的所谓“高压态势”。个别单位为了达到这个“高压态势”，疯狂到公然行凶的地步，某厂年仅二十四岁的工人孙金生，就是在光天化日下被活活打死的。
        多年后一位专案小分队员很沉痛地告诉笔者说，
        “……（七一年）五月底六月初，因为面上突破进度缓慢，市里抓得紧，上面传下精神说，讲政策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不能为了讲政策而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对敌斗争是第一位的，决不能心慈手软……要雷厉风行打开新局面……小分队人人都要批右倾思想，个个都要表决心。所以学习班内外都打得更凶了……”
        这个以“高压态势”来“打开新局面”果然让有关当局喜出望外。“五一六份子”以几何级数暴增。学校、科研院所和某些机关单位中的“五一六”往往是高达全员人数中的百分之八、九十，东门外的一所“职工子弟小学”，从校长以下全体教职员工，甚至连门卫和烧开水的老校工百分之一百都成了“五一六”。
        这个“面上突破”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在文艺单位尤显突出。如无锡市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项国良正在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担任男一号角色洪常青，当他在台上完成了这个英雄形像来到后台，还没来得及卸装，甚至观众席上掌声还没断，就被专案小分队用种种精神折磨的手段进行“加温帮助”。人们说他是“台上是革命英雄，台下是反革命”的“阴阳人”。
        工厂企业的“五一六”百分比虽然较之上述“上层建筑”稍低，但总人数却位居第一。农村的“五一六”也十分可观。因“教室”奇缺，有些集体牛拦猪舍也被充作“学习班”用。
        另外，部队也决非世外桃源。驻无锡的各个兵种、各个单位也都揪出一批“五一六”。其中尤以军事科研单位（如总字三O八部队，海军一O一舰艇实验基地）等为甚。关于部队的“深挖”详情，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加上消息严密封锁，地方上很少有人知道。只是在专案组或小分队员在得意忘形之际和恫吓人之时透出一点风来。总之在无锡地界上，有关当局是决心要“不论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来一个兜底翻。许多“运动骨干”也趁机发泄派性，打击报复。江苏省荣军休养院内的从抗日战争到朝鲜战场中负伤的残废军人，有的战功屡屡，有的还有相当高的级别，也无法幸免。
    （续五）
        运动刚开始的近一年光景，在“抓言论”上，是本着“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彪）副主席为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条为标准的。有的人就因为谈论间不小心议及林彪的秃头，就被作为“五一六”揪了出来。在学习班内，也把“疯狂反对林副统帅的言论和行动”列为重点进行刑讯逼供。因此，当“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时，无锡当局一时手足无措。他们一面对被“隔离审查”的人严密封锁消息，一面匆忙“调整”案由方向，把一切作为“五一六”的所谓“案情”都从“刘、邓、陶”改挂到林名下。而后再按这个新的方向“深挖”，以至弄出了“夏季阴谋”那样荒唐的大案。“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专案组和小分队内部的思想混乱。为了要继续深挖“五一六”，有关当局首先是要稳住这些人。他们用诸如“同志们不要感到奇怪，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手法既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也有故意假装反林彪来迷惑人心的。我们不要受表面现象干扰。前阶段的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应该结合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来进一步推动深挖五一六运动……”。为此他们还编造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解释这场“深挖运动”中在林彪问题上的前后矛盾。例如“这正是运动的策略之处，先把下面的大大小小爬虫爪牙和社会基础挖干净，再动到林彪，所以先要迷惑林彪一下。”可是人们私底下不免要议论，“林彪远在北京，要你在无锡花了吃奶的力气去迷惑吗？”“口口声声说是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指示执行的，究竟是毛主席还是什么人部署要这样做的？有什么文件指示说明这是中央精神吗？”莫说是许许多多市民了，就是一些当初对运动意义深信不疑的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也开始动摇了。据一位某局“深挖”办公室材料组负责人后来对我说，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参加办案的工作人员思想上引起了很大动荡。运动没法开展下去了。有人向上头要毛主席关于运动的相关指示。有人问我们无锡这种搞法是不是符合中央精神？还有人问运动要不要搞下去，怎么搞……后来上头拚命强调内部纪律，硬是把深挖五一六运动结合揭发林彪集团这个调子给定下来。为此，有一些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的专案工作人员还倒了霉……”
        的确，王晏等权要不知为什么原因就是拿不出理直气壮的“合法依据”。虽然靠着手握的生杀大权及所谓“纪律”，用“结合揭发林彪罪行”这一移花接木的把戏渡过了这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得以让庞大的“深挖”机器继续运转。但其底气大为虚弱，而且为他们日后埋下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在法纪废弃的年头里，往往只要能抓住毛泽东主席的一句或是中央某个人一句话或是一个批示，就能用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及合法性。可是王晏等权要为什么连这点都那么难办呢？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是难以启齿的隐情？笔者和绝大多数过来人（包括一般专案工作人员和小分队员），迄今没能见底。在当时“深挖”稍微迟滞了那么个把两个月，又按王晏等人重新定的调子，继续“向纵深发展”。虽然底气不足，而且手忙脚乱，又要重新“挂后台，挂背景”，弄得更加不三不四。这些权要们硬着头皮还要往下搞。因为运动一旦停顿下来，他们自己的麻烦就来了。
        到了一九七二年春末，“深挖”已面临新的问题。一是这场前所未有的大挖掘一上来是“目标清楚方向明确”，也就是用所谓的“无锡‘五一六’十大案件”为主线，带动“其他各式各样大小案件”，并在挖“案件”的同时大挖“组织”。可是随你怎么“突破”，用尽了刑讯逼供之能事，搞了长时间的所谓“政策攻心”，而且公开宣布了什么“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旁证，哪怕你死不承认照样定你的案！”之类的“定案法则”，就这样用暴力加恐怖搞了两年，却定不了一个案。其中尤以面最广量最大的“五一六组织问题”，更是令当局倍感头痛。因为原来当局不知依据什么规定宣布过，凡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人，“有填写表格者，有口头发展者，有被别人发展进去自己还不知道者。”。可是就凭这么无边无际的定案条件，还是定不了一个“案”！多年后一位参加过市“专案办”工作的军官告诉我，
        “……那时候上头要求抓紧定案，为这事王政委（王晏）急得很！搞了两年还定不了一个案那还怎么交待？说是有两个以上旁证就能定案，可是弄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光说五一六的表格弄来几万份交代材料，没有两张一模一样。有的说是油印的，有的说是铅印的，还有红黑双色套印的呢！有的是大八开张，比入党志愿书还详细，有十六开，有三十二开，最小的只有一张发票那么大。表格的名称更是各不一样。有的叫《中国五一六兵团登记表》，有的叫《革命五一六战士登记表》，还有叫《某某厂五一六战斗队 登记表》，还有更干脆的叫《五一六秘密地下战士登记表》，反正什么花样都有……再怎么深挖细找也弄不到一张标准的五一六表格，更不用说是表格的原件了……”
        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开始，有关当局就毫不遮掩的采用依靠一派（九二）打一派（革派联总）方针。可是现在别说是“挖地三尺”，就是挖地三丈也弄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了。为了摆脱长期定不了一个案的被动局面，也是为了堵住社会舆论，显示自已“没有派性”、“公正无私”，王晏等权要又开始寻找新的“矿脉”以持续其“深挖”事业。因为一旦停止这个“深挖”大工程，他们自己就笈笈可危了！于是他们又放出风来，什么“五一六不仅是在一派里，另一派里也有的”，“红色政权（市革会）领导班子里还有埋得更深的定时炸弹！”云云。首先是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马健（是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革会成立时第一个被“解放结合”的原市委领导干部）奉命带领一个工作队到远离市区的川埠煤矿去“抓革命促生产”。白天是马副书记领导工作队从事各项工作，天一黑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成了小分队员，而马副书记就成了被“加温帮助”的审查对像；次日天一亮，惊恐疲惫不堪的马副书记又要一本正经地领导那些从小分队员变回来的工作队员，从事各项日常工作。周而复始，当上了个“阴阳人”。
        王晏等人为了继续“深挖”的需要，也因为一些权力分配上难以抹平的矛盾，开始对和他们数年来“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也下起手来了。首先是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密捕了一个原在“九二”总部的女工作人员。紧接着又以各种借口抓捕了原“九二”方面的几名成员，并开始在暗中搜集整理一些“九二”主要成员及其“高参”们的材料。如市革会副主任周锡林（机床厂工人“九二”总部负责人）。邹海根（市革会副主任，无线电技校教师）等等。
        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王晏在部队里的老战友、转业干部、市委副书记、市革会副主任、将近两年以来也曾参与全市“挖地三尺”领导工作的董万华先生，也因他是“九二高参团”成员之嫌被列入了待查的黑名单。
        这场“窝里斗”的闹剧，也波及到一些中层和基层。或是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或是为了“出新成绩”、或是为了免于被动挨打来个“先下手为强”，那些原先一同起劲“深挖”的人们，也互相间下起了手。笔者就遇到过这种怪事。笔者被隔离审查一年有余之后，有一天，领着小分队全程对我“加温”的厂革会副主任有事外出。难得见到的厂革会一把手忽然来到囚禁我的小屋，先讲了一番“运动要向更纵深发展”的大道理，然后就露骨地要我提供那位副主任的材料。一把手走后没多久，那位副主任回来，得知此事，一面告诉我“千万不要胡说啊！”，一面大事发泄对一把手的不满。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说什么不利于他的话，当天晚饭居然吃到了一小碗久违了的红烧肉……，如是情况，事后知道不少单位都发生过。
        由于全国和江苏省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王晏等权要人物这个“纵深更纵深”的“深挖”还没展开来就陷于停顿。否则无锡市六十五万人，不论男女老少军民文武，百分之九十九都要“一个不漏”地“深挖”殆尽了。！
        少数权要人物拼命“深挖再深挖”的后果，一方面是残害了广大市民，引起了无法遏制的公愤，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级“专案办”“小分队”不少人的质疑。特别是王晏等人的手开始触及本是作为“深挖运动”基本力量的原“九二”一派人员时，那些把持上上下下“党、政、财、文”大权的人，或是恍悟到这场“挖地三尺”大闹剧的荒谬，或是深深的危机感所致，也对王晏等人切齿痛恨起来。这实际上动摇了王晏等人不可一世“坚如磐石”的权势基础，等于王晏等人在自己屁股下埋了一颗颗定时炸弹。
        在这场大浩劫中各级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出自一个公民正直的良心，站起来进行不同方式的抵制。他们有的暗中给受刑致伤致病的“五一六”送来药品；有的偷偷地给被罚挨饿的审查对像塞上几个馒头烧饼；有的被派搞定案工作的总以“不合规范，不合标准”等原因拒绝按权要们的尺寸来“定案”；有的给审查对象家属暗通消息。更有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通过极其曲折的渠道向中央反映实情。这些人有干部、有工人也有现役军人。其中最勇敢也最令人惋惜的是崇安区一家小小区属企业“振华染厂”的一位姓顾的青年工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原是驻青岛某部的战士，在“一打三反”时复员回无锡。因政治条件好，当然被当作骨干。因为他公开斥责学习班中严重的行刑逼供手段，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最后把这个正直善良的青年逼疯了，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类似发生在专案组和小分队里的法西斯式的“内部整顿”并非只此一桩。
        七三年底到七四年初。当时“深挖”虽已是强弩之末，但少数权要人物还要强自镇定加强控制。他们为“誊出牢房换新囚”，把先前关押多时的一批审查对像以各种名目放出了“学习班”，改为“边劳动边审查”；把那些从苏北等地揪回来的下放干部，插队知青，已毕业分配的大中专学生放回原地。这些措施名曰“降级审查”。虽然“降级”了，仍派专人严密监视，并会同其家庭所在地区监督，随时互通“阶级斗争新动向”。可是权要们越怕这个“新动向”，“新动向”就越来越多。随你在车站码头要津明岗暗哨严密盘查，但一个又一个“五一六”逃出了天罗地网，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送状子。其中尤以残废军人、前志愿军某部参谋、某中学英语教师周海泉的出逃，更具传奇色彩。这个连走路都很困难的老汉居然化了装，在细雨霏霏的日子里，靠着友人的帮助，从乡间小道潜出，甩脱重重追捕，成功地演出了一场《胜利大逃亡》。这事令王晏气极败坏七窍生烟！他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拍案狂吼道，
        “……五一六翻案风嚣张到极点了！一个老跷脚居然大白天就在眼皮子底下楞是给溜出去了。这还了得……”。
        除了本市的市民，外地人也有向中央或各自所在部门反映无锡市“挖地三尺”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的种种恶行。例如外省某部的一位军官，出差到无锡，正好看见青年工人孙金生已被殴打得奄奄一息了，小分队员们还不肯住手。这位军官好言劝阻，反遭到围攻和非法扣押，这位军官毫无惧色义正严辞继续指责他们的行为，终因其是军人身份，又系外省驻军，只能放走了事。这位军官回去后立即通过军队系统上报此事，并在两年后政策复查时为此事作证。他维护了军人的荣誉和尊严。他的事迹在百姓中普遍传颂。可惜事过三十年了，他的姓名己记不起来了。
        到了一九七四年初，这个笼罩在无锡上空的大铁盖再也捂不住了。小小的钢球厂工人们首先发难。他门勇敢地贴出大标语质问当局，“深挖五一六究竟镇压了谁？”。这下子不谛是在无锡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权要们慌了手脚，王晏等人急忙召开各级会议统一口径。诸如什么“深挖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有文件有批示，深挖的大方向不容怀疑。谁要是抓住一点点细枝末节不放，就是为阶级敌人翻案……”。而且要各级组织“……认真观察阶级敌人新动向，五一六翻案风在哪里一露头，就在哪里狠狠地把它打下去……”。可是这股怒火万丈的“翻案风”再也压不下去了……
        （四）一风吹去是和非
        叶剑英元帅怒斥道，“……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的干部，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你搞这个壳壳是用来对付谁的？”
        正当权要人物拚命东堵西补为已陷入绝地的“挖地三尺”打强心针的时候，一向被王晏视为得力可靠的市革会报导组和《无锡日报》编辑部一批年青人冲出来了，而且还带动了一部份机关人员和共青团组织，矛头直指王晏等权要人物。主要内容是揭发王晏等人与林彪的关系，并且把“挖地三尺”着重提出来列为王晏等人一大恶行。他们指出王晏等人搞的“深挖”那一套根本没有政策法律依据，并指出这是蓄意残害人民。接着又有许多政宣理论界人士也纷纷站出来揭露这些权要的言行。这是王晏等人始料不及的“奇兵突袭”。因为这些政工宣传一条线的秀才们，既不是受尽折磨的审查对像，也不是那些为了权力分配上的矛盾如今已反目成仇的昔日“亲密战友”，而是为了公民的良心站起来公开向王晏等人叫板的“半腰里杀出来的程咬金”。权要们心里的惊恐仓惶已不可名状。他们一方面密商对策，派人到邻近城市去打探形势；一方面竭力上下统一口径，还想修理已分崩离析的“心理防线”。可是如今整个城市都站起来向他宣战了。就是一些原本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起劲“深挖”的人，眼见大势已去，当然不肯当他们的政治陪葬品。陷入“孤家寡人”境地的少数权要情急之下又干出了一件大蠢事一一偷偷涂改市委常委会议记录，这可是破坏重要档案的大事啊！这事很快被市委档案保管人员揭发。王晏、张文治被停职审查。全市一片欢呼声起。
        几乎就在同时，“挖地三尺”的受害者们在越来越大的声讨揭发的基础上，自发地在城中公园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控诉大会。会后群众涌入市委并提出了几项要求，
        （一）市委必须明确态度，彻底查清“深挖五一六”的问题并向全市人民作出交代。
        （二）市委必须给所有被屈打成“五一六”的干部群众平反，及时落实政策、赔偿损失、医疗伤病。
        （三）对那些在“深挖”中行凶打人、致死致残、民愤极大者交付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四）现尚因被“五一六”罪名尚被关押的人应予立即释放。对前此在“红色台风”“一打三反”中被拘压的市革会委员匡建中，原“红总”中心组成员陆渭文二人应按“有罪定罪，无罪释放，错了平反”的原则立即解决。
        当时市委常委们的答复大体如下：
        “ ……王晏、张文治破坏清查（此刻不叫深挖叫清查显得文绉绉了），搞了扩大化，打击了很多干部群众。市委支持同志们结合“批林批孔”狠批“克己复礼”，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的问题。关于平反的问题要慎重，不能搞一风吹，要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于在清查中违反政策打人的事，同志们应从大局观念出发，按毛主席“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一原则出发，不要纠缠在这些事情上，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关于陆渭文、匡建中等尚在押人员的事，常委和请愿群众间是以一种“个别人对个别人”的非正式交谈方式许诺释放，并约定次日下午释放陆、匡二人。虽然尚有许多问题令群众困惑不满，但群众还是接受了这个并不太满意的答复。谁知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仍在市委掌握大权的一些人，因为过去和王晏、张文治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纠葛葛，在“挖地三尺”中更有摆脱不了的干系。如果对“挖地三尺”问题进一步清算下去，全部真象一旦水落石出，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要垮台。为此，必须压下群众这股势头。他们匆忙召开常委紧急扩大会议，也没有任何可资作为依据的定案材料，“讨论”了半个小时就“决定”了陆、匡二人的性质为“现行反革命”。
        笔者按：陆、匡二人早在一九六九年底就以所谓“分裂市革会、阴谋暴动”的罪名被关押迄今。在“深挖五一六”时又是“夏季阴谋”的顶尖“要犯”。在“深挖”中以与陆、匡有染而被株连的人数以万计。在市委和市革会内的某些“王晏后时期”的新权要人物，以为只要把陆、匡二人揪在手中，就等于在市民头上重新祭起了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市委一名常委连哄带吓地“解释”，以下就是当时对话的内容：
        群众：“为什么王晏花了几年的功夫都定不了他们的案，而你们上午只用了一支烟的功夫就定了案？”
        某常委：“同志们应该相信市委，现在不是王晏那个时候了，我们定案是很慎重的。这关系到人的政治生命嘛。”
        群众：“既然是慎重，你们又怎么能一下子就忽然定下案了？”
        某常委：“这个问题正说明王晏的问题，他是有意拖延混淆敌我界线。”
        群众：“你们定性定案是依据什么材料？是王晏、张文治搞的《无锡五一六十大事件》里的那个《夏季阴谋》的旧案卷吧？”
        某常委：“怎么，你们莫非是怀疑市委吗？怀疑一切是不对的，那可是极左思潮，是刘邓，陶铸和林彪的那一套啊！小心上当犯错误啊……”
        群众要求他公布材料，他却含糊其词说“以后会公布的，大家不要纠缠在这个问题上让阶级敌人和一小撮别有用心者乘机兴风作浪！”云云，借口有事扬长而去。
        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为，让群众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王晏后时期”的市委里，还游荡着王晏“挖地三尺”的影子，要靠恩赐得到平反只是一场春梦，只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新一波揭露“挖地三尺”种种罪行的高潮又兴起了。这些血泪控诉更激发了市民的愤慨，
        ……工人孙金生被公开毒打致死的惨状……
        ……中学音乐女教师张xx，和丈夫沈静园都被各自单位抓到“学习班”里。家中只撇下年幼无人照料的五个儿女，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母回来，却得到慈母惨死的恶耗……
        ……工人高兴大被用铁管猛击后吐血身亡，撇下了七旬老母和结婚不久的妻子……
        ……已毕业分配的女学生xxx被“深挖”回来，由几名彪形大汉轮翻“踩杠子”，实在不堪忍受，自杀身亡……
        ……工人沈xx被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半夜里撬窗出逃，力竭倒在农民的菜园地吐血不止身亡……
        ……工人孙汝济（笔者哥哥），自七一年一月先我两个月被关进“学习班”，经常被小分队“加温”刑讯。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四日高温闷热难忍，却被故意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下室内“清醒头脑”。他被折磨得口吐白沫语言困难，几次要求出来透透气都遭恶声叱骂，终於喷血身亡。后来连骨灰也被有关当局扔到不知何处。此事令我母亲终生痛苦至死不能释然。尸骨不知去向者远非这一桩……
        …陆渭文的妻子张xx因实在不堪毒刑，撇下孤苦零仃的一双小儿女，投身古运何……
        无锡钢铁厂厂长张养生，他的妻子张荣沁已在“红色台风”中被活活打死。他本人又惨死在这次“深挖”中……
        ……工人高xx（复员军人）从“学习班”放回家中一月有余即伤势恶化不治而亡……
        ……老工人、共产党员刘金根夫妇二人都惨死在“学习班”……
        ……会计陈xx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是个标准的“消遥派”。只因不肯违规替某些掌权者胡乱报销，硬被抓进“学习班”当作“五一六”毒打，最后饮恨身亡……
        农民蒋xx被小分队长时间吊打，大小便失禁，放下来不多时气绝身亡……
        笔者当年和沈静园教授等死难者家属曾调查过数十位死难者的情况。由于种种原因，笔者原记录的一包资料已不知去向，这是我终生大憾！
        除了死难者的种种惨状外，生还者伤痕累累病痛缠身的不堪遭遇，更是不胜枚举！有而因儿女亲人身陷“学习班”气竭而死的老人，有因配偶被“深挖”本人又被强迫“划清界线”不得不离异者，诸类家破人亡的事更是如恒河沙数……
        例如原市委常委田洪，多年倍受折磨。笔者七四年底去看他时，只见老人双臂疤痕遍布，那是被施刑者用办公用的钉书玑钉的……
        ……原市委常委吴镇，他的妻子常钤医生已惨死在“红色台风”中，本人多年被关押折磨。在刑讯中，他说了句“我所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为自己辩护，就遭小分队痛斥：“你有什么资格实事求是？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实事求是！”。为此，吴镇先生遭到了这伙连“实事求是”都要垄断的好汉们更残酷的“加温帮助”。良知被颠倒错位的事太多太多了……
        原市悉委常委张再生被残酷“加温帮助”实在不堪忍受跳窗逃跑，腿骨折断终生残疾。
        当群众的揭发越来越旺的时候，市委和市革会掌实权的人，也在那里层层设防。他们一方面在大小会议上公开宣称什么“当前的重点是狠批克己复礼，联系本市阶级斗争的实际，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忠实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警惕有人用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冲击干扰当前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们对全市广大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认真平反的呼声，则推诿说“清查（五一六）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发了文件，二十号文件是有批示的，由于王晏、张文治推行林彪极左路线，搞了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干部群众。我们市委常委抵制不力也该深刻认识引以为诫。不过落实政策不能搞一风吹，那样是会漏掉一小撮阶级敌人……”
        社会上也放出一股阴风，说什么“……为什么陆、匡二人不放？说明被搞到的人还是有反革命，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别看有的人现在闹平反起劲得很，哭的日子在后面呢！现在是为了运动需要，让他们再跳跳，再暴露暴露……”
        当然他们也在基层装模作样搞了一些“试点落实政策”。找人个别谈话，将以前几年搞的几尺高的案卷一张张“核对事实”。然后给一张盖了大印的纸头，上面写着，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经人揭发对xxx同志进行审查，现己核查清楚xxx同志没有参加五一六兵团，现根据政策予以排除……”。有的还加上什么“……该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言行。希该同志认真汲取教训，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和组织的审查……”
        这样的“落实政策”，分明就是说，“你虽然不是五一六，也是个五一七、五一八。搞了你还是不错的！”。正当无锡市有关当局以“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等强词夺理的“道理”来坚守“挖地三尺”的生命线时，市民们也以更深入的调查揭露并上书中央，来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决。在此期间我和沈静园教授又知道了一些尤其令人发指的禽兽恶行，那就是利用“深挖”之便强奸女的被审查对象。如一位女工在被“加温”两天两夜精疲力竭之后，被看守她的小分队员趁她昏沉之际强奸。又如一个女护士也是在类似情况下，被工宣队小队长和两名队员轮奸……如此兽行，一般受害者都羞於启齿。我们核实到的三件都是其丈夫或父母口述。鉴于对社会习俗压力的惧怕，基本上都不敢公开揭露。故而那些禽兽都能逃脱法网。其中只有一个工宣队长，是驻在某单位领导“深挖”的“专案办公室主任”。他邻居一对夫妻都被“深挖”进了学习班，家中只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那个禽兽不如的队长竞在半夜里翻过房顶穿窗而入强奸了可怜的女孩。兽行过程中惊动四邻，被邻居发现扭送居委和派出所，一直被有关当局包庇。直到此刻，由于民愤太大，市委才拿出了一幅“比王晏公正无私”的面孔，给这家伙判了六年徒刑。（笔者按：当时强奸幼女是要判死刑或死缓，起码也是个无期徒刑。）这个六年徒刑还是用“内判”代替公判。显然是“三娘教子”式的“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般的处分。
        沈静园教授和我曾为要求惩办凶手的事去找一位市委副书记，那次谈话我在近三十年后记忆犹新。下面就是那次谈话的情况，
        问：“x书记，那些在运动中行凶致人死亡的凶手，难道不应该依法惩办吗？
        答：“这个问题嘛……要从路线的高度来看，要知道那些打你打得最凶的同志，其实心里最热爱毛
        主席……这个你们这个这个要有认识。”
        问：“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只有林彪才说什么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x书记，现在批林批孔，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啊？”
        答：“ 同志们，你们怎么还不能站在路线高度看问题啊？这样很容易迷失方向上当受骗，到时候犯了大错误后悔可就晚了！像王晏就是个活教材嘛。”
        问：“x书记，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路线问题吗？”
        答：“这个……这个你们想想，这个二十号文件可是中央文件啊，上面还有批示。所以我们市前几年搞的这个清查，大方向是不错的，出了一些偏差嘛。总不能搞翻烧饼。”
        问：“x书记，你说的这个中央二十号文件的完整文号是什么？是中发（中共中央颁发）还是什么中央部门发的？”
        答：“这个……这个好像不是中发。文件是发到省军级，我也是听传达……”
        问：“谁批示的，是毛主席批示的吗？批示内容是什么？ ”
        答：“不是主席批示的……反正中央领导好像有一个批示……我现在记不清，不能随口乱说……”
        这句话令我和沈教授不胜惊讶。按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有毛泽东主席的批示，那是最过硬的合法依据，x书记尽可理直气壮讲出来的。看到他一副窘迫之状，我们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x书记，那二十号文件上有没有说可以打人，可以把人打死打伤了不负责任？”
        这句话可能是触到x书记的痛处，他悖然大怒道，
        “你们还是要死死揪住这个什么打人啊，什么凶手啊的问题不放！照这样搞下去，今后再有运动，谁还肯出来当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
        说毕他抛下一头雾水的我俩，拎起公文包悻悻而去。原来x书记是怕打手杀人犯绝了种，以后再搞什么“挖地四尺”、“挖地五尺”就缺少了“积极份子”、“运动骨干”了。可是他还是没说出《二十号文件》的子丑寅卯来龙去脉啊……
        当时市委为了避开在“挖地三尺”这个头痛又被动的局面，就以当时正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狠批克己复礼，批判林彪、孔老二反革命复辟”（批林批孔）为由，要大家“紧紧抓住大方向不动摇”、“更深入地揭发批判王晏、张文治等人贯彻林彪修正主义的问题”。一大批按照当时所谓“权威写作组”口径的“大批判文章”冒出来了。群众对官方组织的言之无物的“高射炮”（即空对空）的“运动八股”十分反感。尤其是有些所谓的“揭批”大字报津津乐道一些“隐私”、“绯闻”，更引起普遍反感。不过有一些揭发权要人物们奢靡生活和损公肥私丑行的大字报倒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例如
        一九七二年初正值“深挖”进一步引向高潮时，农历小年夜下午在市人民大会堂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上，权要们在声嘶力竭要全市进一步“深挖”再“深挖”决不动摇云云之后，号召全体与会干部说，
        “祝同志们过一个简朴又快乐的，革命化的春节！”
        会议一散，权要们跳上小轿车直奔太湖饭店去过灯红酒绿、山珍海味的“革命化春节”。又如，他们每次去太湖饭店等涉外宾馆“革命化”时，往往总要开上几瓶名酒“提提精神”，尤其爱喝特供外宾华侨的“茅台”。为此，竟想出了“偷梁换柱”的绝招。把茅台瓶中之酒倒出来享用，再用别的酒注入空瓶去应付外宾华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外宾头上刮点点，内宾肚子里补点点”。这种“鼓上蚤时迁”的把戏偶而被一老华侨撞见，影响十分恶劣。他们却不以为然，照样时不时去涉外宾馆“革命化”。三十年后为举国上下痛诟的“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歪风，他们早已“超前化”身体力行了。
        又如，当时无锡无线电五厂开发出了一种“小六管”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这种可以放在衣袋里的灵巧玩意儿，如今在地摊上多得数不清。可在七十年代初就像现在的什么GPS卫星定位仪一样稀罕！权要们居然以“试用”之名成箱成箱私分了。
        又如，当时无锡纺织业开发出了多种棉毛化纤混纺面料。在那个每人一年凭票供应几尺布的年头里，这东西穿在身上，那感觉更胜如今的什么国际名牌服装。权要们居然也以所谓“出厂优惠价”甚至干脆一文不付，就成捆成捆地“试穿”。
        此外，机关干部们还揭发出了少数权要们严重违反规定擅用高挡药品的行为。如当时严格控制使用的进口“白蛋白”针剂，权要们动不动就当成“滋补品”使用。须知在外汇奇缺的年代，这种进口药的价值超过现在的什么“美国伟哥”“印度神油”等等“壮阳神药”的几十倍！
        再如在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商品奇缺的年头里，一般人结婚都以“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加一台木壳闹钟）及“三十二条腿”（一堂家俱的木腿总数）为最高标准。权要们却能以各种名义时不时弄到十几立方米的上等木料，四时八节鲜鱼活虾肥蟹不断，自己吃还不算，还用来巴结上司或分赠亲友收买亲信……
        这些丑行被曝光，也使市民进一步认清了，这些道貌岸然权倾一时的大人物，一方面是对老百姓的“挖地三尺”血腥手段，另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地侵吞国家财物。
        但是“王晏后”市委中某些权要人物搞起的这个“紧抓大方向”把戏，却又开始越出了他们的既定方针。许多揭发“王晏资产阶圾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已开始触及到他们自身。而对“深挖五一六”问题的控诉声讨依然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他们还竭力用“大方向正确”“不能一风吹”等来拖延，拒绝为广大受害者平反。但是已没有多少人再听他们这一套了。就在这时终于经过层层传达，人们听到了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的重要讲话。叶剑英元帅愤怒斥责道，
        “……搞清查（五一六）逼死那么多人，搞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还讲什么大方向？……无锡有个支左干部（应是指王晏），搞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乌龟壳壳（意为独立王国）！你搞这个壳壳是对付谁的？……”
        叶剑英元帅在讲话中虽然只点了王晏，但是也给那些起劲地用“不能一风吹”、“大方向正确”以拖延时日保住“挖地三尺”这块通灵宝玉的人当头一棒。特别是搞了那么多年，关押刑讯了那么多人，死难病残那么多人，株连者就学、求职、参军，提干升职受到影响乃至社会生活中严重被歧视者不可胜数。民愤实在太大了！如今叶剑英元帅的讲话，又完全剥夺了其“有文件、有批示，大方向正确”的所谓“合法性”。特别是无锡当时曾宣称搞出了那么多“五一六”，可是实际上一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也没有（据悉江苏全省搞了百来万人，最后也是一个“五一六”都没有）。这和当时刚刚颁发的，虽然有严重错误的《文革宪法》也严重抵触。他们深知再拖延下去，眼看就要陷入没顶之灾，手下的打手杀手们更是难逃法网，必需搞个“金蝉脱壳”法术逃脱难关。
        于是一夜间这些坚决“反对一风吹”的人忽然改了调，自己大搞起真正的一风吹来。各级单位都搞起什么“座谈会”“茶话会”甚至摆起酒宴，把昔日的阶下囚奉为上宾以示“诚意”。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千仇万恨都集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审查人的和被审查的都是阶级兄弟，不能再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紧紧抓住当前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甚至有“在平反过程中只能批判刘少奇和林彪反党集团，不能提到参加清查工作的同志”的正式规定。然后一阵风飘下来数以万计的《平反决定》。其基本文字内容如下，
        “xxx同志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由於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受到错误审查。今查明该同志没有参与五一六兵团的组织和任何活动。党委依照有关政策决定为该同志正式平反恢复名誉……”
        对于死难者则含乎其词加上一句，
        “……审查期间，该同志於x年x月x日在错误路线下非正常死亡……”
        谁要是对这种“一风吹大平反”提出质疑，谁要是要求进一步查清死因依法惩办凶手，就被冠以“干扰大方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铁帽子。笔者就多次受到这种恫吓。由于“文革”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旷日持久的“挖地三尺”，就此一夜间匆匆谢幕！
        至于作为“五一六”特大要犯，又被“王晏后”市委再次宣布为“反革命”的陆、匡二人，在“一风吹大平反”后继续被关押。匡建中在一九七五年，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在当时江苏省级领导的干预下才被平反，恢复其共青团组织生活和无锡市革委会委员的职务。而陆渭文则在“四人帮”垮台后才被稀里胡涂的放出来，回到残破的家中，迎接他的是孤苦零丁的幼儿稚女和长年担惊受怕的姐姐……这大概就是“挖地三尺”的最后余响了……
        八十年代初，我在电视中又看见了多年消声匿迹的杨成武将军，这位令日本名将、国民党名将、美国“二战名帅”麦克阿瑟五星上将都异常头痛的人，虽然雄风犹在，毕竞“将军老矣”。想必是这么多年来，将军和我们这些被人莫明其妙硬编排到他“麾下”的人一样受尽煎熬！这许许多多的是非恩怨，大概都被一阵风吹个云消雾散了吧。在“批林批孔”中不能解开的种种迷团，如《二十号文件》的来龙去脉和文件具体内容。如“有批示”既然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批，那又是谁批了什么话？江苏省尤其是无锡市这场历经数年惨绝人寰的“挖地三尺”又是根据谁的“敌情分柝”搞起来的？难道仅仅是王晏等一伙“五品郡守”一时兴起的发明创造？人们曾希望在公审林彪集团成员和四人帮时得以弄清楚。可是历史的脚步又是那样匆匆忙忙……
    
    
    深挖“5.16”：来自苏北滨海县的报告
        （摘自原是一中学生王协昌的回忆录）
        1971年1月3日，马金山（原无锡市一中“红代会”负责人，无锡市“革委会”委员）被无锡市清查“5.16”专案组来汽车在一通翻箱倒柜后，卷着生活必需品，替换衣服，铺盖等押回无锡审查。
        同一天，被押回无锡审查的还有耳朵被拉到萎缩，去上海几次整容也不能恢复的高级干部张履冰。
        1月4日，滨海棉织厂革委会主任闻怀龙，找我谈话，宣布撤去我厂革会政工组政治干事职务，下放织造车间劳动。春节前夕，厂革会宣布取消我探亲假，不得回锡探亲，不得擅离工厂。（王协昌在“深挖‘5.16’”运动中被“审查”四年零四个月）
        1971年3月，由浙江调来的独立师进驻滨海县城，全力以赴开展了清查“5.16”行动。顷刻之间，滨海县象翻烧饼一样，凡与南京“好派”同观点的那派头头，不管原先担任什么职务，统统被“学习班”隔离审查，当时所谓“学习班”，就是大搞“逼、供、信”，逼迫承认自己是“5.16”反革命，逼迫承认同一派的都是“5.16”，棉织厂被列为清查“5.16”的重点单位，阵容强大的军宣队进驻，每天深夜，从滨海棉织厂传出的撕心裂肺的叫喊声，可以复盖隆隆的布机声。
        穷山恶水的滨海县，称得上是“庙小阴风大，水浅王八多”光“5.16”由六大系列，
    一是北京蒯大富，蒯氏滨海振东公社人，从滨海县中学考入北京清华大学，文革中成了全国出名的学生造反司令。
    二是上海的顾正红，顾正红烈士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早在20年代的“五、三十”惨案中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英勇牺牲，滨海正红公社就是烈士的故乡。顾正红烈士的侄儿是滨海糖果厂的造反派头头，在清查“5.16”时被迫害致死。
    三是南京“好派”头头文风来的所谓的滨海“爪牙”，是清查的重点。
    四是盐城的董加耕，他高中毕业放弃考大学，毅然回乡务农，成为“革命的傻子，由毛主席请他吃过饭的，全国下乡知青的楷模。
    五是进口“5.16”，专指下放滨海务农的无锡，苏州，两市的学生，干部，城镇居民中的“5.16”。
    六是土生土长的“5.16”，即所谓与北京，上海，南京，盐城没有任何联系，完全是滨海自己出产的“5.16”分子。
    滨海县的清查“5.16”真可谓是“史无前例”，一些丧失了理智的“野兽”，从法西斯的阴魂那里搬来了残酷迫害革命者的刑罚，不知羞耻地称为“棍棒底下的材料”，为了达到“半夜三更出成果”创造了假枪毙。半夜三更突然将“顽固不化”的“5.16”分子从隔离审讯室提出来，五花大绑，押往阴森的乱坟堆，在坟墓的空间，强迫“5.16”分子蹲下，用步枪顶着脑壳，“最后一次给你‘五分钟的’坦白从宽的机会”。指挥者在数着：“五、四、三、二、一预备……”将人折磨到精神失常。
    在滨海县城东饮镇，最热闹的新建桥堍，人们看到这样一幕：十八寡妇披麻戴孝，扶老携幼，拿着死去丈夫血渍斑斑的血衣，等遗物，排成长队，求助社会各界募捐。十八寡妇凑到了路费后，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这字字血，声声泪震惊了中南海。
    顾正红烈士的侄儿被打死，一时间，滨海县城东饮镇传出了“上海工人阶级愤怒了”顾正红烈士的战友将率领数万工人来滨海等马路消息，年迈的顾正红烈士的母亲亲率子子孙孙大闹滨海县革会，随同来的有党的干部，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人民教师等等，迫于强大的压力，促使省革会的二把手吴大胜副主任赶来处理此事。
    一天夜里，滨海剧场放映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电影。棉织厂有位女工想等齐人后一同进场看电影，欲靠在树下停放的自行车上“借借力”，是谁知自行车的书架上竟然放着二具尸体，吓得她失声尖叫，引起一片恐慌，原来自行车刚从一百华里外的公社运去二具死去的“5.16”去火葬场，途经剧场门口，运尸者停了车，自己混进剧场去看电影了……。
    
    
    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4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1972年11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北、决、扬”，但他不是的”。第三条，“12.5事件”，法院已判，不能又打又罚。
    后来我又看了“历史决议”，决议说文革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动机是好的，犯了严重错误。而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投身文革，动机却是要“篡党夺权”！当然也跟着犯了错误，错误不仅严重，而且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比他老人家犯的还严重，这叫人怎么想！另外，据说1982年初，中央下发9号文件，其中规定，作结论一般不用“政治错误”和“严重政治错误”的定语。我“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是1987年下的。以此对照，我就不属“一般”之列了。我这样的人物就如此特殊？！
    

    　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　　　　　　　　　　　　　　　　·潘祝平·　　“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是北京出现了一个“５·１６”组织，被认定为反革命阴谋集团。北京的“５·１６”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该不该在全国搞清查？笔者不明真情，不便评论。　　就江苏来说，并不存在“５·１６”组织。然而自１９７０年４月起，江苏却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５·１６”运动，１９７１年形成高潮，历时三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　　◇　十三万人被打成“５·１６”　　当时江苏主要领导人认为，“５·１６”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５·１６”的人民战争。　　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南京称“３２０”办公室），简称“二办”，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５·１６”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起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　　江苏清查“５·１６”涉及范围很广，造成打击面严重失控。“文革”中的群众组织，被视为“５·１６”极易进入的黑窝，其成员大都成了清查对象。这些群众组织在“文革”中都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有些还犯有打砸抢和参与派性武斗的严重错误，但其成员的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当成敌我矛盾从中打出了成批“５·１６”。少数坏头头有罪行应依法惩处，但与“５·１６”并非一回事。此外，原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它机构，在“文革”中被称为“旧机关”，其工作人员被视为“旧人员”。认为这些“旧人员”中有不少人对“文革”、军队“支左”、军管等，有抵触不满甚至反对情绪，易与“５·１６”气味相投，也成了清查对象。这些“旧人员”中的原各级地方领导干部，成了清查重点，尤其是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假党员”的领导干部，往往被当作“５·１６”的黑后台、黑顾问深挖。有不少领导干部已经“三结合”进入各级革委会也不能幸免。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５·１６”，还列出３１个问题，不管有未填表参加“５·１６”组织，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１９７０年４月清查开始后，省“二办”就曾扬言，江苏不挖出十几万“５·１６”说不过去。１９７５年彭冲主持省委工作后，当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透露，江苏在三年多清查中，果然有１３万多人被打成“５·１６”分子，其中南京市就有２万多。据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２０００多人，伤残人数更多。仅以溧水县和滨海县为例便可说明。溧水县死亡３６人，被严刑拷打重伤１００多人；滨海县死亡１８人，伤残６０多人。　　◇　南京大学成为清查“５·１６”的突破口　　南大被认为是“５·１６”敌情最严重的单位。１９７０年４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大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直管，派省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南大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关押“５·１６”分子１０８人，点名“５·１６”２４８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１１５４人，共有１５６０人卷入了“５·１６”漩涡。其中有２１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５·１６”？虽然也搞“政策攻心”，但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１３个昼夜）攻下“顽固堡垒”，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宽严大会上戴手铐，小分队滥用十几种体罚等等，主要靠这些手段逼出“５·１６”，也逼出了人命。一位吃尽苦头的受害者事后谈及当时的处境是，“站不完的队，受不完的罪，写不完的交待，流不完的泪”。南大大搞逼供信经验，在全省流毒很广。　　南大作为突破口，不仅在教职员工学生中打出了成批“５·１６”，而且揭出了地方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的“５·１６”问题。这两点突破非同寻常。　　在南大蹲点的迟明堂，是一位“三八式”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５·１６”的一位中层干部对其泄愤检举后，迟明堂也被打成了“５·１６”。１９７１年２月靠边审查，１９７１年１０月隔离审查，不久被武装押解投进监狱。这一突破为日后成批地方领导干部打成“５·１６”开了先例。省“二办”奉命抓紧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排出了一批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对象。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７２％，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３８％，十五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４１％，地市一把手中占６９％。以此为依据加紧了对各级地方领导干部的迫害。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一位“５·１６”骨干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一位被无端怀疑，一位被蒙冤审查。此后省“二办”奉命大整军内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材料。据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查获的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２９８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８４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１１名。此举大大超越了江苏的范围，也大大超越了吴大胜的职权范围，经何权威授命？想必大有来头。　　◇　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江苏清查“５·１６”，在南大突破后，省级机关首当其冲。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５０００人左右。清查“５·１６”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一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及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留守人员”，另一部分是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１９７１年干校的人数占省级机关干部的６０％以上，因此干校承担了省级机关清查“５·１６”的重任。　　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５·１６”的高潮在１９７１年。经过“春季攻势”，到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打成“５·１６”的占３３。４％。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占５５．５％，处级干部占４２％，一般干部占３０％。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１９７１年１１月，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多达２４００余人，连同已经打成“５·１６”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７０％以上。　　省革委会常委成了清查的重中之重，４５人中有２５人打成“５·１６”，其中有８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５·１６”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一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二办”认为省农业局的班子是“５·１６”搭起来的，把所有“留守人员”关在机关内４３天搞深挖。有一位同志爱人难产、岳父生病，不但拒绝其请假，还要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外面来人联系工作，除派人监视一楼值班室，还在三楼放了望哨监视传达室。宜兴一位同志来联系毛竹问题，疑为“５·１６”同伙关了半天。水科所一位下放干部来找局领导，也疑为“５·１６”同伙关了两天，勒令交待问题，最后要当地派人领了回去。消息传开后，好几个月谁也不敢来省农业局。　　省农业局６４名“留守人员”，有３９人打成“５·１６”。打成“５·１６”的局领导占６０％，处室负责人占６２％，党支部委员占８０％，党员占６４％，党支部几乎成了“５·１６”支部。　　省科技局被视为“５·１６”的黑据点，“二办”认为科研单位是“５·１６”的重点。１０００多人的直属科研单位，打成“５·１６”关押１００多人，逼死５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有的科研单位１００％的科以上干部和８０％的一般人员都打成了“５·１６”。　　省科技局在清查“５·１６”最紧张时，直属科研单位的工作几乎全部停顿。１９７２年的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大面积集成电路新工艺，组织了科研所、高校和工厂的科技人员三结合试制队伍，经过一年多努力，就在科技成果快拿到手的关键时刻，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参加科研的师生，奉命回校参加深挖“５·１６”，科研课题中途而废，使２００多人辛勤劳动，投资５００多万元试制出来的设备束之高阁。　　省五七干校，１９７１年有３０００多人，除原在干校搞“斗批改”未分配的１０００多人外，其余是在清查“５·１６”开始后陆续进来的。１９７１年４月，已在省革委工作的１００多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为“５·１６”后首批送进干校审查，到１９７１年底已增加至２００多。首批进干校的省革委会常委、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老红军朱辉等１０多位老同志，都是从办公室被“请”走的，回家取衣物也不允许。其他涉嫌“５·１６”问题的干部，也一批批被点名送进干校，有些是半夜破门从床上拉走的。已经下放在南京钢铁厂的６０多名干部也被装上卡车押进干校，下放在外地的也一批批揪回干校。到１９７１年底，干校３０００多人中，点名为“５·１６”审查的有１６００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４００多人。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被点名审查的占８０％以上。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５·１６”的营地。　　在干校各处墙头和宣传栏上，仇视“５·１６”、批臭“５·１６”、深挖“５·１６”、全歼“５·１６”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到处呈现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一律与他人隔离。按南大“通宵达旦取胜于拂晓”的经验，不分昼夜的车轮战成了惯用手段，罚站１０多小时（最长１９小时）更是常见。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５·１６”，却又遭来更大祸端，继续穷追猛打逼交“联络图”同伙，使清查形成了滚雪球。一时间干校出现了一种景象，干校内的“５·１６”口供一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５·１６”审查对象一批批送进来，清查的雪球越滚越大，“５·１６”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一个不漏、一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５·１６”。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一大队为例，一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一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５·１６”缴械投降，第二天办了他的学习班，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５·１６”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一场混战。　　１９７１年下半年，干校多次召开宽严大会。９月份的一次宽严大会要宣布对几名“５·１６”顽固分子从严处理。为大造声势，动员干校周边农村的部分干部群众参加。一些农民见会场周围有荷枪武装警戒，误以为干校要杀人。干校虽未杀人，但超越司法机关的职权，给从严处理者戴上手铐宣布法办。　　◇　清查“５·１６”成为南京市头等大事　　南京市被认定为“５·１６”大本营，将清查“５·１６”作为头等大事，与“一打三反”结合，全力以赴。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２万多人的清查“５·１６”专案和小分队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３９００多个、２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２０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１２００多场，收到举报材料２万多件。在１９７１年６月至１０月，４个多月内就有５０００多人打成“５·１６”，其中骨干６００多人。到１９７２年底，２万多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３００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３３人自杀身亡。　　原市委市人委领导成员，除岳维藩、郑康二人外，都视为“５·１６”黑后台，遭到批斗审查。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５·１６”时又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５·１６”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一位女同志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５·１６”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３００多名“５·１６”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市级机关清查“５·１６”，以最先清查的市公检法机关为例，便可知其激烈程度。一位在此主管清查工作的军队“支左”人员，事先即预言，市公检法机关的“５·１６”有一个加强营。强攻的结果，南京市公安局正副局长、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全部打成“５·１６”。处级干部除一名副处长外，无一幸免。６００多干警，１５９人打成“５·１６”，逼死４人，挂上“大名单”的“５·１６”嫌疑分子４００多人。市公检法机关几乎全军覆没。　　其它市级机关清查“５·１６”也相当激烈。市革委会机关４５０余人，至１９７１年底已有１０７人打成“５·１６”，加上挂上“大名单”的２００余人，也占７０％左右。　　南京市各系统的基层单位，清查“５·１６”也搞得“轰轰烈烈”。如华东电子管厂在一个动员会上，就有几百人上台坦白交待“５·１６”问题，并检举揭发别人，有的竟能一下子开出几十个“５·１６”干部名单。结果全厂近半数的干部和职工都成了“５·１６”。又如江南光学仪器厂，要求所有干部职工都要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５·１６”问题，人人都要过“５·１６”关，搞得人人自危。很多干部职工稀里糊涂地成了“５·１６”。　　江苏其它地市清查“５·１６”也不甘落后。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１３人，打成“５·１６”的６人，挂上“大名单”的４人；中层干部８４人，打成“５·１６”的４３人，占５１％。地区公检法机关５００余干警，打成“５·１６”的３２７人，占６５％。　　江苏清查“５·１６”的冤假错案，是十年浩劫的一部分，不应被遗忘。因史料不全，本文虽未能作全面回顾，但也可使读者从片断情况中得知江苏这场浩劫的部分真相。□　《炎黄春秋》２００７年第１１期
    
　
    尹慧珉：《清查五一六运动》
　　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文革”是一出悲剧兼闹剧。它还是多幕剧，一幕戏接着一幕戏。曲终奏雅，“清查五一六”可算是最后一幕，其惨酷诡奇尤甚。全国皆如此，我所在的那个报社也一样。
　　我从进报社不久就是老运动员，历次政治运动都沾边，常常陷入交代不出、检讨不深的窘境，直到文革初期，仍是最先揪出来的少数“牛鬼蛇神”之一。这次清查中我却比较轻松，列不上主角。为什么呢？据排长邢某告诉我：“你不是五一六，因为五一六要的是根正苗红的人，你还不够格。”
　　虽然不够格当上主要挨整的人，可也不能忝列真正的人民群众之中。因为此次牵涉到了我的老伴老胡。他在历次运动中虽然常常“右倾”，一般还是处于审查别人的地位，此次却成为运动的中心之中心，不但被指为参加了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还是报社中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地位显著。于是，我有根据“蛛丝马迹”揭发他的责任。后来因五一六罪行的不断扩大，我也沾了边，又必须“交代”自己在老胡的推荐和包庇下也曾为五一六效过力的罪行。不过总的说来，我所受的压力不算太大。
　　我处在这么一种边缘地位，既不能整人，也没有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对这个运动并不能有深入核心的了解，耳闻目睹的只是些表面场景，但就是我这些零零碎碎的见闻，也有不少是超出常人想象所及的，记录下来，也免得湮没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　挖出了一个庞大的反革命组织
　　“五一六”当时是个新名词，据说是个极秘密极精干的反革命组织。想必在一个报社里最多也就是少数几个出类拔萃的坏人，谁知不然，揭发出来竟是铺天盖地，成员如蚁。记得开始挖掘出来的是些工人同志，有以宋某为首的四大将，后来就多了，每天都有人被揪出来或自愿坦白。最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成员竟占了报社全体职工人数的一半以上。人数虽多，据说组织仍不失其严密，参加者都是个别履行手续，要填表，各有介绍人。
　　揪出五一六的办法除了惯常用的大会轰，小会斗，大字报敦促，高音喇叭尖叫，扩音器上门喊话外，对每个个别人主要是开小组会“画像”，组里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虽不指名，闪闪烁烁，却让被指的人心里明白说的正是自己。“黄泥巴涂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虽然明知是假，仍不免恍恍惚惚，心神不安，手足无措。以后开会便怀着鬼胎。度日如年。不过这尴尬状态也容易摆脱，出路是有的，自己赶紧承认了便可了事。马上就又成了“好同志”了。有位李姓工人曾告诉我，那两天他正在苦苦难捱的时候，忽在路上碰见小郑，小郑问他：“这几天挨着你难受了吧？”“是呀！怎么办呢？”“你承认了不就得了？”“承认就承认，可我没介绍人呀。”“你就说我是你的介绍人。”（小郑已经“坦白”过了）“不知道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怎样填的呀。”“随便说说不就得了。”后来，仗着小郑义气，这位李姓工人果然过了关。
　　出来“坦白”的人形形色色。有的是坦白了就坦然照样劳动生活，反正是无奈说谎，大家都明白，能谅解。有的还挺得意，像我们排有两个人，本非重点，整人者似乎也还不曾向他们动手，自己跳出来坦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以典型自居，喜孜孜地，两人常在一起商商量量，思有突出表现。在当时那种紧张的气氛中，人们也无暇顾及，只不过觉得滑稽而已。
　　但是另一些人对于说假话就不那么轻松了。例如小苏，他是我们排的党支部委员，按他的地位，“坦白”以后须在排里亮相“讲用”。那天会上我看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神情呆滞，言语无序。排长邢某在会上说：“小苏不知怎么回事，本来是个很精干活泼的小伙子，在这件事上却呆若木鸡，可见这五一六真是个害人的东西。”“呆若木鸡”这一评语，对当时的小苏的确非常恰当。“害人的五一六”把人弄成这样，简直像今日所谓的“邪教”一样。
　　后来，时间过去，小苏也慢慢随大流恢复了常态。有次，我偶然和他单独走在一起，忍不住说（他虽是个排领导，对人态度却比较温和，还曾鼓励我“立新功”，所以对他我尚敢暴露真思想）：“说老实话，对五一六这个事我就是想不通。”“我也想不通。”我惊奇了：“你不是交代了是五一六吗？”（那时我还相信真有这个组织，想不通的只是人们不该咬老胡）他不再做声，只苦笑了一下。显然，他对我这样的人还不能完全敞开心扉，刚才那一句话只是不经意间漏出来的。
　　坦白交代中最热闹离奇的一幕是揪出了一个“心里美”。大会是在木工房里开的，揪出的是一个姓王的记者，可能小组画像和个别劝降不能解决这个人的顽固态度，必须在大会上斗一斗让他尝尝利害。会前王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今天要唱主角，也和大家一样的在会场上坐着。大会上也照样是画像，敦促，画着画着就把王簇拥到房子中间站着了。主要的揭发者是孟，也是记者，自说是王参加五一六的“介绍人”。据孟的揭发和其他人补充，我们知道了如下的故事：

　　一天，孟到王家串门。两人本来有相当深的交谊，都是文革初期报社成立的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且同一小组。孟那次到他家的目的就是要动员并介绍王参加一个“更加革命的”“由中央文革亲自掌握的”五一六组织。孟见王的孩子们都在房中，觉得不便，暗示有重要话说。王领会其意，便对孩子们说：“你们到厨房去削一个心里美萝卜给孟叔叔吃。”孩子们离开后孟才把来意说明。王初听时不解，说是已经有了原来的造反组织不就可以组织群众革命活动了吗，再搞一个组织干啥？孟给他解释了这个组织的重要，见王还在犹豫，就说：“我先把表格放在这里，你再想想，同意就把表填好交给我，不同意就算了。”几天后，王把填好的表送到孟处。
　　孟现在认识到自己是犯了错误，已经坦白交代，他希望王也好好交代，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这个故事讲得合情合理，孟的态度也好，不但全场人都觉得真实无疑，就是王本人也目瞪口呆。但是他仍是一言不发，拒不认账。这只能归之于他的“顽固反动立场”了。
　　此后王就不断被批斗。大会小会，他没有别的话说，只咬定一句：“没有参加”。每次开会，他都郑重其事，把胡子刮得光光的，穿上干净的衬衫（这在干校环境就算礼服了），站在挨斗的位置上。人们对他的反应不一，有人说他装腔作势，有人怀着尊敬的心情。
　　这个“心里美故事”在全报社脍炙人口，谁知这么言之凿凿，竟全属子虚乌有呢？编这个故事陷害同志的人，当时竟能泰然自若，脸不红心不跳，也算了得。王本人后来也自笑：当时明知是假，只顾“顽固否认”，怎么就没想到辩驳呢？他编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根本不是吃心里美的季节呀。
　　像孟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例如还有一次开个什么揭发“黄包袱”的大会，中心人物也是两个：姓刘和姓王的两个工人。刘是原来造反组织的核心领导之一，给人以大胆豪爽的印象，工人中佩服他的人还不少，王也是造反派，声誉可不怎么样，是个吊儿郎当的浑人形象。这次斗的“黄包袱”罪行，到现在我也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也是假的吧，斗争形式当然也是勒令他们交代。奇怪的是，总是先问王：“某事如何？”王答没有，然后叫刘说，刘说：有的。接着交代出一串情节来，于是，就有“群众”上来打王一顿嘴巴。如此循环多次，王挨的嘴巴不计其数。批斗和交代的具体内容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问题：“你和刘是怎么定攻守同盟的？”“没有。”“有的，在水井边……”又打一顿。这个会刘算是安然度过，却在人们心目中大跌份量，王呢，人们倒觉得这个浑人还不说瞎话。
　　从“心里美”、“黄包袱”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在平时，风平浪静的时候，
一个人是善良还是卑劣往往看不大出来，到关键时刻可就表现出来了。下面的故事也是一个例子。
　　这是在批斗女刘的时候。女刘是位编辑。平时工作还好，稍爱提点意见，并不显山显水，不知为什么在文革中两口子都被特别重视，把他们看作大奸巨滑的人物。五一六犯下的“罪行”似乎许多都与他们有关。因此被斗得特别惨。一次在斗争会上叫她读毛主席语录：“你不能一手遮天……”，读到“遮”字时她说看不见，几遍读不下去（她是深度近视，可能后来几遍也有抗拒心），就把饭桌、椅子、凳子架起来，叫她爬上去凑着汽灯认字（也如阿Ｑ晚上舂米时赵太爷家允许点灯一样，干校晚上斗人时可点汽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观之惨然。还有一次挖塘泥，一部分人在下边抽净水的塘里挖，把车拍得满满的，一部分人拉车往田里送，车往上坡走，路上有一条用木板搭成的小桥，突然卡嗒一声，车没过好桥，连车带驾车的人都摔下坡来。下边挖呢的人都本能地惊叫：“谁？摔坏了没有？”一看是女刘，就谁也不啃声了，任她自己收拾好再上路，所幸并没有摔伤。我不知道她是否会为人情的冷漠而感伤，或许不会，因为她这段时间受到的冷漠凌辱已经够多而麻木了吧。她也时常受到推搡殴打，一位江记者，四十来岁，精力充沛正当年，平时文质彬彬，批斗这个疲累的女同志时竟用脚踢踩。
　　这里我还想提一个小张。这是个十九岁的青年工人，在干校时是个班长。他看到江的表现，起了怀疑，曾向排长反映这样打人不大好，提出：“江和刘是同派，为什么阶级仇恨竟这么深，其中恐怕有假，是不是江本身也有问题？”小张和五一六们不同派，从他的话可知他是绝对相信有五一六这桩事的，他也有“阶级仇恨”，但他在运动中从不打人，坚持“文斗”，并能提出对江的怀疑，这使我对他刮目相看。（江后来果然也被批斗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当然也是假的）
　　“文革”为害重重，但也有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人都现出本质。平时差不多的人，此时善恶毕现，平时觉得他是模范人物，此时却作出丑恶表演，看来很平常甚至不怎么样的人，反而显出人性的善良和羞于说谎。
◇　上访的悲剧
　　前已谈到，有很多被迫说谎和咬人的人并不是都那么轻松泰然的，特别是咬过人以后，眼见别人因自己咬了他而受苦受逼，也揣度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即使有同情也是鄙视的，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你既然“坦白”了就必得咬人不可。你本人既是五一六，难道就连一个同组织的“同志”也不知道吗？连介绍人也不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田边路上走，下边田里正有一人在轰麻雀。那时轰麻雀常是手拿一面锣哐哐敲，口里还嗷嗷叫，这人一面叫着，突然高唱起来，用他的河南口音大声喊：“说假话，说假话！真难办，真难办！”反复不断。我触耳惊心，立刻知道这是有意唱给我听的，不由得感慨系之。此人正是“坦白”了而又咬出了老胡的人之一啊。
　　还有一次，排里开批斗胡的会（那时他在各排轮回游斗），在露天，大家散坐，我坐在一个干粪坑边上，旁边坐的人中有一个是养牛班的班长刘。这人是当年造反组织的第一号“服务员”，过去当记者时给人的印象是勤奋老实，文革中却成了一派头头。他当然必是五一六不可，也“坦白”了，首先咬出胡的就是他，因“态度好”现已官复养牛班班长原职。我当时很恨他。在大家散坐着等待把老胡押到的时候，他正无聊奈地拨弄着一根小树枝玩，无意中弹了些灰到我裤子上，我当即厌恶地避开，说：“别把自己的脏洒到别人身上。”在干校，谁还会在意身上落点灰呀，他当然听出了这话的弦外之音，脸上出现了畏缩的表情，悄悄地换了个地方坐。这件事，我当时觉得解恨，后来却懊悔了。我不该给已经满是创伤的心灵再加一道创伤。
　　这刘，后来我听说，在“坦白”之前是受了许多折磨的，程度远在前面所说的女刘之上。大会斗，小会斗，二十四时车轮战，白天的劳动照旧。还传说有一个姓马的主持斗人的“马王庙”（一个离本部较远的独立小屋），人们曾听见传出惨酷的批斗声。我没听见这声音，不敢证实，但传闻亦非空穴来风，正如运动中一句常说的话：“事出有因”。而且早在去干校之前，一位副总编辑就曾在一派“审查”中被那姓马的毒打，我也曾挨他一巴掌，脸上留下几根手指的青印，老胡一次被揪去时被人皮带抽打得猛一下坐下来，折断了木椅上的两只木脚，这些都可作为旁证。
　　刘是在经过九十多天这样的斗争后才不堪身体上精神上的折磨终于被“突破”的。在听到人们告诉我这情况时，我眼前突然闪过了“黄包袱”大会上的一幕。会上两个主要人物，虽然处境有“荣辱”的不同，从身体状况看，毕竟还都是长得结结实实的两条汉子，正斗时，突然又从场外押进一个人来被勒令交代和作证。此人就是这个刘。好久不见，不知扣押在何处，现在那样子令我吃惊得几乎不认识他了，那真是“揪”，揪着后领如提鸡鸭一般脚不点地地掷向会场中央，身躯瘦弱，脸色灰败，就像《抓壮丁》里那个被抓拎出来的鸦片烟鬼一样。这样的对人态度，还能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央一级的新闻机关里吗。
　　对刘的突破是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一个大胜利，运动的主持者当时一定高兴非常。因为刘是原来占报社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的总头头，掌握全部组织成员的名单，这些人正是清查运动主持者心目中的五一六们。果然，刘交代之后，咬人便必然随之而至。不多日子，就咬出一大片。下至普通成员，上至骨干、高参、后台，一切齐备。
　　这时，清查运动走上高峰，刘也因态度好而被视为“好同志”，官复班长原职，可是他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安祥度日，见人不敢看，低头而过。
　　后来，可能是实在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了，他开始“翻案”。那阵子，“翻案”
是常见的事，五一六们一会儿承认了，一会儿又翻案，翻不过来又再承认。记得有一个人在“讲用”时还自我批评式地总结过，说是当过五一六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翻案。其实，套用孟子的一句话：“余岂爱翻案哉，余不得已也。”
　　但刘的案是绝对翻不过来的，这么个关键人物，让他翻了案那整个运动的成绩不都泡汤了吗。他于是暗地里串连，他向许多人道过歉，对老胡是再不敢接触了，也托人带过口信来道歉。串连的目的是想找到个把心思一致的人一起逃往北京上访告状。终于找到了一个，就是在轰麻雀时唱“说假话真难办！”的田。
　　刘和田在干校消失了，这件事领导们当然会觉察到的，一般人却并未觉得。可突然有一天，记得是６月１日，麦收正忙的时节，开大会宣布，刘死了，在干校附近的小清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刘是怎么死的？自杀？他杀？失足落水？被人陷害？没作调查，会上没宣布。只记得那天会上的气氛很严厉。总之，“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他是用芦席卷了草草掩埋的。埋得很浅，埋人的薄薄一层土很快就被猪狗拱开，尸骨暴露。
　　刘在清查五一六之前当养牛班班长的那段时期工作勤谨，常利用放牛的时间教老乡的孩子们读书识字，送给他们一些纸笔，因此和四乡的老百姓颇有人缘，不少人认识他。现在刘落到这个下场，老百姓也有耳闻，小清河的尸首就是农民发现的，他们惊诧：“这不是刘老师吗？”赶紧到干校来报信。后来尸骨抛露的也有人看见了。农村的人是重死的，谁看见这情况都不忍，说“干校人的心真狠！”
　　又过了些时，又有轰动，原来田回来了。走的时候他和刘本来约定夜间在小清河会合，到约定地点不见刘，想必有什么意外，就独自去北京了。上访告状，当然是无结果，北京和干校原是一脉相承，不过那时我们普通人不懂得，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下面执行有偏差，刘、田也是这样想。

　　于是运动的中心转向批斗田。那天开大会时，田开始还是一副理直气壮舍得一身剐的样子，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情况，说这次清查运动中揪出一大片五一六是违背事实的，其中有假，说他和刘在这方面认识相同，所以相约去京上访，途中未见到刘只得独自去了。说话中当然有人吆喝有人质问，毕竟还是侃侃把话说完了。后来告知他刘已死了，问他刘现在何处？他才有点慌了神，意识到这事显然会牵扯到他身上。这时，突然走出一人（可能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姓范的军代表，记不清了），啪的一声，把一张纸掷在他面前，田一吓，本是站着的，看一眼后突然就跌坐在身后一个倒立着的竹篓上，几乎要把那竹篓压塌。于是全场轰然。这戏剧性的一幕真是惊心动魄，我这不明真相的人当时简直觉得是田谋杀了刘，那张纸就是铁证。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张擦大便的纸，从上面的字迹可看出纸是田所有。可能是田在小清河边等刘时肚急，在那儿拉了一次大便，回来却没有“交代”。那张纸摔出来的声势真如山崩海啸，珍藏这一证据的人居然也不嫌脏。这张“铁证如山”的大便纸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嫁祸于田么？能证明田是谋杀犯么？但是毕竟实现了它的戏剧效果，把田和观众都吓了一跳。
　　斗田告一段落，把他弄成跳梁小丑形象以后，接着还有好戏。由于刘、田准备上访时曾进行过一些串连，于是这些被串连者便得纷纷坦白交代，有些扮演得好的还要深刻分析自己被他们选中为串连对象的思想根源。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情节便是后来传颂一时的“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的隽语。那是曾被田串连过的周在检查交代时说的一句话，周说：“黄鼠狼是要咬鸡咬鸭的，健康的鸡鸭它不敢咬，专咬没抵抗力的病鸭子。田这个黄鼠狼为什么找到我呢？就因为我本身不健康，有翻案思想，是只病鸭子！”检讨得又生动，又深刻。
　　事隔多日，这事情已经过去。有一天，发生了一个事故，周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跌伤了，可能伤得还不轻，他们班的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务室，大夫忙着，一堆人在围观。我去食堂烧火时恰好经过，知道了原委，一看，抬担架的一位是田，穿着一件破旧的黄雨衣，原来他俩是同一个班的。我突然生出灵感：“这不是黄鼠狼抬着病鸭子吗？”想笑，极力忍住，跑了开去。我这人确实有伤忠厚，人家受伤了，我怎么还闪出这么个刁钻念头呢？可是“念头”要闪，有时候本人是管不住的，奈何？
◇　一件大罪行：整周总理黑材料
　　挖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反革命组织，揪出那么多的五一六反革命，这成绩算是够大的了。但是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如果单是每人填了表格并有少数人参加了社会上抢“黄包袱”的事件，那这个组织就未免大而无当、白费气力了。必须有一项大罪行才能与此相称。这罪行果然就挖掘出来了，原来这帮五一六竟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这可是事涉党中央的大罪。
　　具体事实是：这伙人先在报社甲楼宿舍三层某个房间里开黑会，密谋搞这个材料来打倒总理。材料分三部分，按周总理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分三阶段写，由黑后台指定三个黑秀才（都有名有姓）执笔。初稿写成后，由胡先看后修改，然后再交另一姓赵的黑后台审查定稿（文革前胡是编委，赵是副总编辑，官高一级，当年干革命新闻时就是按这程序审稿，现在干反革命也一仍旧制）。此后，他们还利用报社原有的排字房设备设立黑排字房，胡并根据他当年“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设定了暗号，谁要进入黑排字房，必须按此暗号执行，里面的人才能辨识是自己人。至此，经过排印，黑材料大功告成。
　　批斗这件事的大会，也如“心里美”事件一样，是在木工房里开的，但内容却丰富得多了。揪“心里美”像说相声，主要是两人对说。此次却有更大的群众场面，揭发者分布于房子的四方，发言此起彼落，揭出的事实也环环相扣。被斗的人除了胡这个第一号对象外，还凑上其他被点名者。真是热闹非凡。
　　因为这次会前胡早已被揪去隔离，所以我对此的内容毫无所知。按说我应是“知情人”，却是直到会上经过层层剥笋似的揭发才知道他们竟进行了这么一件反革命的大工程。此会的戏剧性极强，先是揭黑会，从会场一角跳出一个人来质问：“那天你在甲三楼那个房间坐在什么地方？”胡茫然不知。“你就坐在我的对面，还想赖吗？”另一角又跳出一人补充：“我就坐在你旁边。”纷纷揭发补充以后，那天每个人所坐的位置就如《红楼梦》里“开夜宴”一样都明确排定了。其他情节也都如此由多人细细说清。例如对写材料的黑秀才的人选时如何斟酌，三段文章的内容如何安排，进入排字房敲门时如何敲法，敲几下等等。最有趣的，是连胡改稿时所用的墨水颜色也说到了，是紫色。确实，往日做编辑工作时我们大都爱用毛笔蘸红墨水改稿，胡却有他自己的习惯，爱用一种紫色染料兑成的紫墨水，干反革命勾当时还用老办法，积习难改，忘了地下工作时改变笔迹的“经验”，被揭出来，真是活该。
　　总之，事实合情合理，发言错落有致，叫人无可怀疑。胡被问得目瞪口呆，我听得惊心动魄。
　　但胡很顽固，斗了半天，毫无效果，一概说不知道，不承认。于是引起众怒，
一个个撸拳扎袖，一拥而上，要打。有一个女的，文革前对胡是很歌功颂德过的，
这时也奋勇挤上前去，她虽然也体格健壮，毕竟是女人，被一个大汉挤到一边，那人两个胳膊横架着，为了抢得最佳的打人位置，左右摆动排开他人，一胳膊拐撞到那女人的胸部，痛得她皱眉皱眼。当时我已吓得退到外围角落里，这件事没有亲眼看见，是另一个女同志因鄙其为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又惊又怕，也没心思去幸灾乐祸了，
　　这“黑材料”事件当然又是假的。但我始终没弄明白这场戏到底是怎么编导出来的。情节是那么周密，严丝合缝，戏又演得那么前后有序，既有中心，又烘托以横枝密叶，演员也是那么进入角色，表情毫不虚假，叫人不得不信。当时连我也将信将疑，认为虽必有夸大，但也一定是事出有因。我竟全无所知，大约是胡对我这个“牛鬼蛇神”划清界限保了密吧。
　　这么精彩的玩艺儿是怎么弄出来的呢？“心里美”是一个人说谎，还好办。这回却是一大群人“理直气壮”地说谎，怎么组织呢？若说是主事者事先都编好再逼供信所致，我想那些领导人还不至于此（希望我不是以笨人之心，度智者之腹），若说是“五一六”们“串供”，主事者们再“顺藤摸瓜”凑成的，这些“五一六”制造这么大的罪行对自己又有啥好处？总之，百思不解。恐怕只有当时那些主事人才能说清楚。他们当然决不会说，
　　此后运动的中心就是斗胡。胡这个黑后台的地位和作用到了这个阶段才突出出来。大会斗，小会斗，各排游斗，内部秘密斗，车轮战，日夜连轴转。一天就是被人领来领去，在会上直直地矗着。斗的内容，除了五一六的组织和罪行问题外，还涉及他其他的问题，什么当年参加了反苏游行啊，写小说骂共产党啊，一贯污蔑党和党员啊，甚至是不是个真共产党人也是个问题。不过凭良心说，对他比对死去的刘待遇还是要好些，除了一次内部斗争时挨了一个泼妇的一巴掌外，主要的还是文斗。有一次大会斗争，主题是“一贯污蔑党”，老胡本来有突然晕厥的毛病（一会儿就好），这时又发作了，他有预感，就把背紧紧顶着身子后面的桌子，幸好没有跌倒下来，但已是满头冷汗。主持者高兴地说：“看他满头大汗，这次真正触及了他的灵魂。”
　　胡在文革初期确实有过些派性倾向。由于报社运动中第一个打出的“政治扒手”是冤案，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因此为首先出来“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一派所喜，为与其对立的一派所恶。他也未能免俗，对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造反派头头刘对他尊敬，常来“请教”，他也出过一些派性斗争的主意。这些，作为当权派之一，当然都不妥，他后来也多次检查过。但是现在这些检查都不行了，现在说的不是派性问题，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反革命组织和罪行问题。这些不存在的问题，他当然一概否认。
　　起先是硬顶：“没有这事。”后来七斗八斗，众怒难犯，只得改了词儿，从“没有”改为“我不记得了”。问这也不记得，问那也不记得，口气倒是缓和些，听多了也有些滑稽。当时有位刚解放的走资派副总编辑，人是善良的，过去对胡也有好感。这位走资派不是五一六，运动不涉及他，只列席旁听，他当然也相信是有这个反革命组织的。听了反复多次的“不记得”以后，竟笑起来了。他说：“胡，你平时虽然不是特别敏锐，多少也是个编委，怎么现在跟白痴一样了。”
　　胡说的任何话都“不老实”。每次人们都这样骂他，他总是不啃声。有次忽然接了一句：“不老实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我那时坐在会场群众堆里“受教育”。因为次数多了，我已减少了初时惴惴不安的心情，有时可以胡思乱想，突然听到胡这句话，心想，“他平时是不大会说俏皮话的，这句话倒别有意味。骂自己还是骂别人？谁不老实，谁没好下场啊？”真想笑，赶紧忍住。幸亏没笑，否则“妖婆陪斗”，不是自讨苦吃吗。
　　胡这种过于老实坚决否认虚假的态度，不仅在报社绝无仅有，就是在整个全总（应是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中的报社可能是指其所属的《工人日报》社——编注）也极少见。后来果然“没有好下场”，成为军代表在全总大会点名的两个顽抗份子之一，罪名也从“黑后台”升级为“现行反革命”。那时大字报多如黑海洋，高音喇叭里天天都嚷着对他的“敦促投降书”。胡此前曾被干校派往附近村里工作，那个村的农民老是在吃饭时端着碗听干校的大喇叭广播，惊奇“那样好的人怎么会是现行反革命？”后来情势缓和时他们还来过干校探望安慰。
　　在此我还想提一提一位姓邹的同志，即前文所说女刘的丈夫。他也是那段时间的一个中心人物，挨斗的次数大约仅次于胡。每次领他到各排游斗的时候，总是首先由领他来的人发问：“邹，这是你第几次挨斗了？”“第四十五次。”“那你为什么还不老实交代？”“……”因为这是每次斗他必有的开幕词，所以他把次数记得很清楚，只要每次加一个数就行了，每问必答，又快又准确。
　　邹其实是可以不受这种待遇的。他在造反派里并不算重要角色，后来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也无非是说他看了抄家抄出来的社长笔记本，掌握了许多“党国机密材料”。但这些材料后来也未见泄密出去，不过是作为当时在社内批判“走资派”社长之用罢了。和这件所谓整周总理黑材料的大案，他并没什么关系。他的问题何以搞得那么严重呢？后来才知道，主事者本来是叫他揭发胡的，一再动员启发他都无所贡献，最后只落得把自己推向审判台前，在开大会斗胡的前夕，军代表对他说：“你失去了时机。你本来是可以处于揭发者的地位的。”
　　当我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他流露出感谢之情时，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想保护胡，只是我没有材料，要揭发也揭发不出。”
　　是的，没有材料不能胡编，这本是平常的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高尚品质，
可是在当时，却是那么难能可贵。
◇　三个“后台”
　　这次运动中出场的共有三个“后台”。两个黑后台：胡和赵，前文已经提及。
第三个虽也是“后台”，颜色却好，是“红”的，文革前也是一位副总编辑，由于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现任连长之职，和军代表们一起，主持整五一六的工作。“黑后台”是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由“组织上”定性加的帽子，“红后台”却未经组织加冕，是由五一六们私下称呼的，五一六人多，所以他这个光荣称号也流传得很广。
　　赵和胡都曾支持同一派，但支持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胡是在文革初起时同情造反派，从而置身漩涡之中，而赵则是在那一派“夺权”以后才“站过队来”的。当时他比胡更激烈，曾说过“革命不革命应以是否站在造反派一边划线”的话。所以人们特别是有些被打倒的当权派们和对立一派的人都觉得他有投机之嫌。但是这个“机”他却投错了，本来好好地闲置在那儿可以逍遥的一个当权派，后来却以“假党员”的名目被揪，进入牛鬼蛇神一伙，受到种种不良待遇，直到清查五一六时还脱不了身。
　　但是投机比顽固总还是好些。如果事事采取“顺竿爬”的态度，至少可以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例如在清查五一六时他对所有的揭发出来的事都基本承认，过关就比较顺利。当然这对胡就不利了，不但有群众揭发，上面还有不论在革命时还是“反革命”时都比他职务高的人的证明和补充，处境更糟糕，百口莫辩。
　　关于赵，还有一个较为有趣的故事，是赵的妻子王告诉我的。王是赵在农村时娶的妻，贫农女儿，是报社电话员。她文化水平虽不高，但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对赵是恩爱甚至崇拜的。但对赵在文革中的表现却有些失望。清查过程中，赵也和胡一样被隔离。主事者认为他妻子阶级觉悟高，就动员她去说服赵，要他“听党的话”。多时不得见面，王也同意了，还带去些衣服食物。见面时，主事者抱着很大希望，谁知王却朗朗地说出一番话来：“赵，你是老党员了，要对党忠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要说真话，上次你瞎承认自己是假党员，害得组织上到处外调，费钱费人力，你这回要好好接受教训。”一番话说得赵无言以对，主事者也奈何不得。
　　王告诉我这件事时，我感到深深敬佩。
　　至于“红后台”郭，现在虽是红黑不同，他和胡文革前的关系却是不错的，胡曾是他领导记者部时的副手。郭从来都是一副立场坚定、作风朴实的工农干部形象。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挨过整，只有一次因一事弄巧成拙，在编委以上的小范围内被批判，胡也参加了批他的会。胡对这批判并不以为然，只随便敷衍了几句，会后郭还提醒胡说：“你不要太轻描淡写了，对你自己不好。”可见两人的关系。
　　这次情况就不同了，一为阶下囚，一为座上“主”。胡自从被揪出以后，一再请求这位主宰全连之事的连长接谈一次，话传上去了，一直不理。直到有一个关键时刻，突然表示可以接见了。
　　这态度的变化在于胡的一次小小动摇。人们都知道胡从来没有违心承认过什么“罪行”，因为事实上这一切并不存在，胡自己心里明白，揪出以后，心中坦荡，能吃能睡。所以监视的人批评他说：“我们为了解救你，吃不好睡不着，你倒好，睡得呼呼的，吃馒头还要蘸糖。”终于有一天他们忍不住发话了：“这样死顽固，明天带你到少年班门口斗去，看胡友平的脸往哪儿搁！”少年班，是随父母前往干校的孩子们的集体宿舍，我们的儿子也住在那里。
　　这一发话，使胡破例地一晚上没睡着觉，辗转反侧。确实，十一二岁的孩子，
本该是最天真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了这么两个“与人民为敌”的父母，心中隐痛可知，早已和父母没多少话说了，现在还要带到他面前去，当面斗给他看，他怎么受得了。
　　第二天一早，胡“交代”了：“我参加了五一六。”这真是一个大突破。不一会儿，监视“小组”就带来了“红后台”的话：“大进步大欢迎，小进步小欢迎！可以约谈一次。”
　　“小组”于是接着做工作：“参加五一六，是谁介绍的？”“刘。”（这不必费思索）“还知道哪些五一六成员？”“……，不清楚。”“××，××，……是不是？”（话都递到嘴边上来了，对于点出的这几个××，××，只要点点头就可以了，可是，承认自己，不过是拼着丢了脸，咬人，可是另一回事。）“……，不清楚。”“那么，还了解哪些情况？”“……。”“你不能到此为止，再继续好好想想，向郭交代也行。”
　　终于得到了和红后台一见的机会。但还是老一套的谈话。胡向郭说了专案组逼他承认的情况，最后只得摊牌：　“我本来不是五一六。”
　　这下子一切告吹。突破的“成绩”告吹了，对“小进步”的“小欢迎”也告吹了。好在到少年班批斗的事他们竟忘了再提起。
　　因为事涉自己的亲人，我在这里的叙述就不免噜唆。过去的友情付之东流，利用人家的父子之情逼人说谎，从当事人来看，是够残酷的了，但若站在另一“正确”立场，作为“红后台”，这怕也是顺理成章的吧。所以事后思量，我也不太怨恨。真使我耿耿于怀的倒是前面所说的刘之死。连里死了人，听说红后台不但毫无畏惧不安，反而理直气壮。但老乡们的话：“干校人的心真很！”却始终烙在我心头。
　　赵和郭都是文革前作为年轻有为的干部刚被提上副总编辑岗位的，那时领导和群众对他们都较有好评。记得整风反右时曾有一人鸣放，说是整个报社那么多党员只有两个半是够格的，其中有一个半就是郭和赵，至于谁是一个谁是半个我就记不清了。鸣放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可见即使是“对党不满”的右派，当时对他俩印象也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懂得，看人论事，只看平时的言行还是不够，在非常时期，人的本性往往更易显露出来。如从这次运动中看，这“一个半真够格的党员”并不够格。因为我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起码要具备两条：一是求真，不为私利而说谎话，更不逼迫别人说谎话；二是求善（不是伪善），对人要有同情心，要有人性（我赞成人性论，赞成周扬文革后说的“人性总比兽性好”。）。
◇　最后胜利在“排除”
　　清查运动终于结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吹得这么神的反革命大组织、大罪行，却原来净是泡沫。挖出来的人和罪行一个也不成立。
　　我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也很有意思，每次总要创造些新名词出来。例如被错挖错打的人，到最后证明罪状并不存在的时候，历来叫做“平反”，文革中却不存在平反，叫“解放”。对“右派”也不存在平反，叫“改正”，此前还有“摘帽子”一词。清查五一六的最后也不叫平反，叫“排除”，意思是排除了对某人的不信任，还算他一个“好同志”。按说，全部“反革命分子”都挖错了，这次运动该算失败了吧？不，据那位伶牙俐齿的范代表说“这次运动最大的胜利在排除。”因为这使党更了解了每个同志，也使这么多同志都甩掉了包袱，更使大家增强了团结。我听了这话不免又失笑（爱失笑是我一个严重的毛病），暗暗地写下了一首“黑诗”，其中运用了这位军代表爱用的许多词句，什么“板上钉钉”、“网开一面”等等（这位军代表很文雅，爱在讲话中用四六句），小标题“最后胜利在排除”就是我黑诗中的最后一句。
　　“排除”虽是胜利，做起来想必不像抓人和铸案时那么痛快。内情我当然不知，但这一个一个人的个别谈话就很别扭。事隔许久，曾听一位做此工作的同志抱怨，当他找一个人谈话，说“你的问题不存在，组织上已经排除了对你的怀疑，”并把那人的检查材料退还时，他自己觉得态度非常温和，那人却并不感谢，一言不发，只当面把材料撕得粉碎，扬长而去。
　　这位审查人的同志很委屈，我理解他的委屈。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参加清查工作的人都曾参与罗织构陷罪状之事的，他也是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一场，凭什么来受这种“噎”呢？但如果把对方所受的罪一比，我想他也就会心平气和了。
　　胡当然也被排除了，不过他的地位不同，不能草草谈一次话就了事，还得做一次检讨。按说这个被军代表在整个全总“唯二”点名的人物应当到整个全总干校范围检讨才是，不，不但不在干校，也不在连里，只需在他所在的排里检讨一次就可以了。这为什么，是对他宽大？是觉得不在话下，只须几十个人对付一下？还是为了少扩散影响。不得而知。那晚上，胡在排里念了检讨稿，无非又是过去说过的“亲我者亲，疏我者疏”那一套，念完，拿起笔准备记群众发言，但全场无声，人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过场，不感兴趣。排领导正准备说几句“检讨还可以，较前深刻。可以解放”便准备散场，突然有一个人叫了声：“我不同意解放胡！”大家诧异，一看，是孙大夫。孙大夫说：“按长时期的揭发，胡的罪行很大，这次检讨全没涉及。如果那些事是真的，这检讨就通不过，如果没有那些事，就得说明白。”有人笑起来，接着就七嘴八舌，闹嗡嗡了。胡拿着笔没法记，排领导也紧张了。当然此事嗡一阵也就罢了，人们不过是开个玩笑，发泄发泄而已，谁也不指望能说清楚。
　　前已说过，由于我处于边缘地位，不了解内情，只能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公开场面。这个小小范围的运动是这样的波澜起伏，如果让真正策划此事的人写来，一定会比小说还好看吧。但那些人是决不会写的，所以我不得不越俎代庖写一写，目的也不过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医一医一些人的健忘症罢了。
    （作者说明：此文全部纪实，绝无一人一事之虚构。）
    
    2009年6月8日初稿
    2011年12月2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