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 - 2011/12/13 14:00:00
毛泽东与“唱反调”的"博古们"
2011年12月12日 14:02:38
来源： 《北京日报》
1931年至1934年（其时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扎瑞金，史称“瑞金时期”），是毛泽东身处逆境的时期。此时他虽然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但却是个有名无实的“加里宁式”（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的角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叫做“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有著作对毛泽东的这段境遇有如下总结：“从1931年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3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么，原因何在？
毛泽东在瑞金时期遭受批判，有客观原因，也有其自身原因。不宜把问题的症结都归于“路线斗争”，把所有的账都算到犯“左”倾路线错误者头上。
先说客观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关）领导人所处位置不同，彼此关注的重点、对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相应的对策、方法，难免不一致，甚至冲突。博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者，要统揽全局，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考虑问题不能不更多地从全国一盘棋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出发。毛泽东作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当然，他也不乏全局性的思考，但按照中共的领导体制，他毕竟还无须对全党、全局负责。因此，在中共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须遵从的总体框架中，他的言论和行为往往因时因地发生变化。应当说他的某些机变确有道理，是正确的，不过要让大家都跟上他的思维、他的经验很难。
王明于1932年11月2日，从莫斯科写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信中说道：
“关于进一步扩大苏区的方向问题，现在中国领导同志中间引起了尖锐的意见与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主张（以师为单位）所谓把我们的武装力量分散在国民党地区的计划，等待敌人的进攻并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大部分委员把毛泽东的策略称为防御性战略，担心重犯去冬的错误，即红军失去良机，没有利用业已取得的胜利，没有展开广泛的进攻，因此主张较为积极的进攻策略。”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围绕红一方面军如何行动，才能积极支援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问题，苏区中央局和中共临时中央同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发生激烈争论，更是具体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其次是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对待共产国际的指导、联共（布）的经验，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态度。博古、“博古们”出于对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崇敬，以及组织纪律的约束。不免更多地把后者的话当做经典、信条及圣旨。而毛泽东则注重调查研究，对国情有深刻的独到的见解，对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东西，不盲目崇拜，而是有选择地吸收、运用。这样，毛泽东和博古、“博古们”，便不免在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上，产生分歧与冲突。像众所周知的怎样对待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富农政策，以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第三势力”的斗争、“武装保卫苏联”的号召等，在这些问题上，双方就因多次发生争论而不快。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总是说和毛泽东“唱反调”、“过不去”的，是以博古为代表的犯“左”倾错误者。而事实却是有时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以至互不相容的，不仅有博古、“博古们”，也有任弼时、周恩来、项英，以至朱德、彭德怀等。对他们，显然不能以路线划界，也不能以站队论是非。还有就是他们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是同志式的，并没有如后来的人所评论的那种敌对的、你死我活的味道。
再说其自身原因。毛泽东出身湘潭农家，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他的理论修养、行事风格，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中国气派、湖湘气魄。艰难复杂的阶级斗争，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多次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的指挥经历，与广大军民的亲密相处、息息相通，使他的认识、经验乃至性格，与其他领导人有诸多不同。他时常感到“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个别掌握了真理而形单影只；又往往因为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怨气，在党的会议上拂袖而去，甚至以去职明志（这在别人看来，无异于威胁和要挟）。他在红四军七大、八大时的表现是一例，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又是一例。他深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革命战争情有独钟，因而兴趣集中在指挥作战上，积累的经验也偏重于战争。他和别的领导同志的分歧、冲突，也就经常地集中地反映在军事路线、军事指挥及红军行动方向等战略战术上。周恩来1932年6月10日，从瑞金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就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奇景：
“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因为不愿服从苏区中央局让他留在前方协助周恩来工作，遂执意请病假回后方休养。由此看来，所谓他“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一说，也就不尽然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倘若当年他有后来这样的豁达，当不至于踽踽独行，落落寡合。
毛泽东的个性，无疑要妨碍他和身边的同志，尤其是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交流与团结。对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深有体会，他对妻子贺子珍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果然，从此“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时的境遇，有顺有逆，有喜有悲，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造成这种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恰恰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成长史的必经历程，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刻意渲染。
红军万岁 - 2011/12/13 14:28:00
有主见的人都有个性！
个人认识到真理不等于大多数人都认识到真理，所以要随时做好团结转化工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比攻下敌人的一座城池有同样的积极作用！
思想转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