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群众夺省委走资派的权，遭到朱声达等人的镇压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银川市革命造反派成立《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宣布夺了省委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窃踞的宁夏自治区党、政、财、交大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支持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联委会游行，要部队支持他们。
张怀礼提意见出兵支持联委会，朱声达坚决反对，以后几次批评张，要张检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春雷讲话，群众意见很大，认为是假夺权，甘和杨、马关系很密切，没有划清界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张怀礼回军区汇报工作，从那天起不叫他去联委会，就断绝了关系。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朱声达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军区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军区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
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
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
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
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
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
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
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革命造反派，发表了“三·七”声明。
军区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
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一九六七年三月，军区对“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锋、杨静仁、马玉槐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
军区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进行压制。
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朱声达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朱声达等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军区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一九六七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宁夏军区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朱声达在军内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
宁夏军区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康健民到宁夏，朱声达、江对康说：如果中央决定说我们支持错了，我们组织服从，思想不通。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关于银川新华社事件的指示
五月卅日在银川发生的捣毁宁夏新华分社、抢劫新华分社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物资，并殴打新华社记者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点政治事件。宁夏自治区军区有责任保护新华分社的正常工作和记者的人身安全。为此，责成宁夏军区负责处理这一事件：
1.把这次闹事的头头抓起来，审查处理。
2.把抢走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
3.由军区负责把这一事件调查清楚，依法论处。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朱声达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
朱声达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
朱声达等认为是“反革命叛乱”，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
一九六七年六月，“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朱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朱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朱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朱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
一九六七年，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宁夏军区拒绝检查、处理。
社会上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军区党委会上，马克传达了冼政委的指示，没有认真讨论，实际上是朱声达没有从思想上转过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初，朱声达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他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永宁发生“八·八”武斗事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吴忠发生“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惨遭杀害。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央派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三、中央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解决宁夏问题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宁夏军区在北京办学习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康生李天焕接见宁夏军区代表时的谈话
康生说：
你们说人家是假夺权，实际上你们是假支持。
你们那一套不是支左，是发武器镇压造反派。你是给群众发枪，让群众打革命造反派。
这个领导小组怎么成立，怎么决定的，还是你独断决定的。你这个领导小组，实际上就是叫执行你的反动路线的人，接你的班，你把你那里看成一个独立王国，不是中央不告诉你们，而是你们拒绝，反抗中央的指示，问题的性质就是这样的。独立师的同志也要检查，难道中央的指示你们一点都不知道，你们的电报转来了，那是朱声达想通过你们压中央，你们知道不知道。你可以把副司令软禁起来。
我要求你们三条：一、犯了错误就承认，就改；二、同朱声达的错误，划清界限，不要跟着犯下去；三、犯错误，要立新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公告
一、我们坚定地认为《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朱声达所犯的严重错误，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
四、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积极行动起来，揭发朱声达的罪恶，坚决、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公告
一、坚决拥护八月十八日兰州军区公告
二、自即日起，我们宣布收回“二·一一”声明和“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坚决地支持《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和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
三、我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压制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立场的错误。
四、我军区司令员朱声达，是铸成我们支左方向、路线错误，破坏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五、我们自即日起，撤销对《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的支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由于派性，当时宁夏的一派群众组织（革联筹）企图以暴力手段制造事端，胁迫驻宁夏的支左部队和兰州军区乃至中央来支持他们。所以，扬言要爆炸青铜峡水库的大坝，造成黄河决口，淹没下游。而且这些群众手中也确实掌握了一部分武器，有的是抢夺地方武装部存放的民兵武器，有的是他们自己收集制造的，所以，具有一定的杀伤能力。由于形势严重，另一派群众组织（指挥部）就直接向北京反映情况，强烈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的谈话
康生说：
去吴忠谈判的是那个团？告诉他们谈判的态度不对，他们（指筹备处）是犯错误的，要求他们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与解放军平起平坐，告诉他们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一八六团谈判态度太软弱，我们解放军与他搞重庆谈判是不行的。告诉他们，是犯了错误，不是革命行动。见到他们就说他们是受了朱声达反动路线的害，教育他们改正错误，不要抵抗中央的指示。（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好！让他们搞！（此时康老很气愤）如果这样搞性质就变了，就镇压！他们有本事就让他们使，什么本事都使出来。看人武部、朱声达有多大的罪恶。当然还是要做思想工作，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一八六团要做大量的政治工作，进行政治攻势，揭露朱声达的问题，大量散发传单，（张怀礼：他们把传单都撕了）不会完全撕的，（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让他打！让他打！不怕打。广大群众是懂道理的，是会接受教育的，还可以派宣传车去。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独立师二团第一批回去了，第二批没去成。一、三团比较好，比较稳定。吴忠巴塘农场一个连参与了，一个战士还上车检查我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冼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冼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冼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指示主要精神如下：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康生李天焕对宁夏军区及宁夏总指挥部代表的谈话
康生说：
中央、中央文革认为，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的形势，象宁夏把杨马揪出来了，朱声达的反动路线也被揭露啦，当然还没有揭深透，可以说基本上揭出来了，你们可以看出朱声达反革命的面目，反党反毛主席的丑恶面目，广大受蒙蔽的群众正在觉醒，军区和独立师的干部、战士已经开始觉醒，朱声达的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阳光下暴露之后，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这就是看出反动路线是怎样见不得太阳。六十二师部队进驻宁夏后，解决了青铜峡的问题。吴忠虽然部队到的晚了，造反派受了些损失，但以后还是进去了，做了很多工作。永宁的问题，只要坚持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也会很快解决的。因此，宁夏问题不难解决，形势会很快更加大好起来。
你们在北京不请示中央，做这个做那个，要加以警惕，不要搞宗派，中央正在解决宁夏问题，你们还在那里另搞一套，串连了一千多个单位。
武汉事件后，我们报纸上有个口号是错误的，就是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个口号不对。
对筹备处要把头头和群众分开，对那种杀人头头要惩办，对群众要教育要争取，对吴忠反革命头头要逮捕法办，对受蒙蔽的群众要做工作。对永宁人武部要指出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错误主要由朱声达来负，人武部也有责任。
青铜峡的反击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还是照样办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康生接见宁夏三派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时的讲话
康生说：
宁夏问题，中央解决的步骤是先解决军区问题，军区问题是关键问题，朱声达长期顽固地对抗中央指示，中央绝不允许这样做的。朱声达对中央的手段很恶劣，我们军区的同志也好，群众组织的同志也好，都要揭发。宁夏的问题主要在杨、马。杨、马敢那样，也是有朱支持。朱声达在长时期里，上抗中央，下压群众，因此这次开会首先解决军区问题。
宁夏武斗正厉害，特别是吴忠指挥部被围剿，广大革命群众组织受到摧残，在这个时候，叫筹备处来开会，是向总指挥部做了许多工作的。总指挥部和筹备处进行武斗，给中央解决宁夏问题造成许多困难。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总指挥部和三司在银川还有冲突，还有武斗，还有打、砸、抢。
现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七个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就是北京、上海、山西、山东、黑龙江、贵州、青海，市里还有个青岛。另外，有些省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比如说象河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内蒙、四川、甘肃这八个地方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这种人有三种：第一种是敌人、特务。第二种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种，就是受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影响的人。
第二个问题，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重要条件，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坚决同那些企图动摇、干扰、瓦解人民解放军的，和他们坚决斗争。
党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在会前，我接到了给我的一封信，用筹备处的名义，是宁夏大联合筹备处赴京代表团在六七年九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是对准六十二师，你们把青铜峡事件称做你们的“革命事件”。 我还接到永宁革命造反总部代表团九月十五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同样矛头对准六十二师。
宁夏宁总司、宁三司要特别注意。他们现在，还企图挑拨民族关系，说青铜峡镇压少数民族。在八·八、八·一三吴忠事件以后，固原一带，少数隐蔽的回民中的反动派，暗藏的特务在跃跃欲动，直到六十二师进驻了银川、吴忠、青铜峡、永宁以后，才把那里的局面稳定了。但是今天筹备处的一些坏头头，还向那里集中，向那里去挑拨。这一点，要特别引起警惕。宁夏过去有个反刘格平的民族主义那么一件事，有的同志受过冤枉，受过处分，判过刑，开除过党籍，所以对杨马，以及对这一事件的主持人，抱极大的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分清是非，予以平反。这一点，总指挥部的同志们要体贴宁总司、宁三司同志们的心情。当然，我不是说宁总司、宁三司就完全对了，矛头就对准了朱声达，对准杨马了，我看也值得深思。总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要实事求是。
第三个问题，从江青同志的讲话中，你们就听到，必须巩固、扩大，发展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绝不能干扰、动摇新生的红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型。
在这里，我向宁三司、宁总司的同志解释一下，原来会议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朱声达的反动路线问题，第二个是解决指挥部与筹备处的武斗问题。据我们所知，宁总司、宁三司基本上没有参加武斗。因此开始宁总司、宁三司的代表少一些，你们不要从形式上来看。以后照顾了，你们还有意见！你们没有参加武斗，这方面基本上是好的。因为你们这个组织同当时直接武斗关系不大，所以开始代表少一些，这里希望同志们了解中央的作法，不要误解，很多省都是这样，要消除这个误解。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第一件就是9月26日，主席接见各地军区在北京解决问题的同志，这件事，我们宁夏军区的同志也参加了，包括朱声达同志。
第二件事，就是在这个期间，同志们参加了天安门的国庆节纪念大会。
第三件事，中央10月7号的通知，这是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所作的重要指示。
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散布那些东西，不仅你们宁夏有，到处都有，青海、内蒙、安徽、河南、江苏也有，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就是妄图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在九月间，有一个人，有名有姓，到独立师进行反中央的宣传，挑拨、反对中央、反对毛主席，他们企图把矛头指向中央、中央文革，我们知道永宁县还有人说毛主席受蒙蔽了，江青靠边站了，说中央有黑线。他们利用王力、关锋犯了错误进行翻案，其实他们不懂得王力、关锋犯的是什么错误，王力、关锋就是反对我和陈伯达的。他们喊，要打倒洗恒汉，要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去。
朵恩华发言，揭发了朱声达、何其仁和筹备处的一些活动情况
军区稽振华、马林，独立师一团团长王友声揭发了朱声达及何其仁和筹备处参谋团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康生第四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向辉宇在会上揭发了朱声达对抗中央领导同志的罪行。
大联筹马生其系统地揭发了大联筹的问题。
康生说：
国庆节前好多代表团发生了争论，河南同志，不是代表，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何运洪，李寿涛也去天安门观礼，武汉也是来学习的，他们坚决反对陈再道、钟汉华等12人去天安门观礼，说服也不行。但是，我们还是说服了那些同志，因为，这是毛主席的政策，如果不让去，就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政策。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康生第五次接见宁夏全体与会代表时的讲话
商金仓就朱声达如何把手伸进大联合筹备处的问题做了揭发。
马子明揭发到张号从贺兰山下来传达了参谋团的停止生产、布置武斗的指示。
张艺系统地揭露了朱声达与反革命修正分子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保护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
张元树谈到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五卅事件”、对抗中央222号文件；揭发有人造谣说谢副总理说，宁夏和新疆问题很复杂，中央不急于表态。
张德贵揭发朱声达造谣“2·11”声明是经过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了的；谈到何其仁策划让筹备处派一个女同志扮做单玉虎的老婆；谈到朱声达策划筹备处派十一人上高级党校去揪张文林，目的在于打击总指挥部；谈到吴忠人武部、筹备处派大批农民阻挡8048部队到吴忠执行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康生第六次接见宁夏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筹备处代表陈万福谈了朱声达蒙蔽群众以及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策划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一些情况：筹备处准备把铁路桥梁炸毁，让中央听到响声，知道他们是造反派；用炮打总指挥部的驻地；李剑白说：“你在前面指挥，我当后台”； 朱声达派解放军到各单位宣传反对一·二七夺权。
王希年揭发了朱声达操纵筹备处制造吴忠八·一三事件和青铜峡反革命叛乱事件的罪行：讲到朱声达手段阴险，制造上述事件时不是开会布置，而是在下面密谋策划；筹备处派到各地的高参都用代号不用真名。
62师后勤部付部长王锦借助《青铜峡反革命事件示意图》详细地揭露了青铜峡反革命叛乱的问题。
冼恒汉同志说：“康老让我讲一讲青铜峡事件的情况。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我就是讲这一个事，我就讲到这里。”
康老接着说：
“这一点，通过陈万福同志，特别是王希年同志的讲话就更清楚了。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应该由杨、马及朱声达的反动路线负责。宁夏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特点，和各地不同，因为筹备处的行动完全是从军区朱声达等人以及杨一木、马信等人直接操纵的，而且是在每个方面都派上人去指挥的。象陈万福同志讲的，直接操纵他，做他的后台的李剑白，李是什么人？（答：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噢，是石嘴山钢厂党委书记还有个叫宋长胜的，（王希年答：是宁夏军区转业的干部）噢！宋长胜也是军区刚转业的干部。李剑白讲他是后台，可是他本身还不是筹备处的人。可见在宁夏筹备处里边，许多地方，无论是工人、学生、农民，不仅走资派直接指挥，甚至还派他们的干部直接操纵。甚至筹备处代表团副团长就是青铜峡的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做群众组织的代表，这在全国是很少见的。有些是筹备处服务小组（即核心小组）的同志，如马生其，朵恩华，朵恩华搞的是机要通讯，有的是直接指挥青铜峡事件的，如马子明、陈万福、王希年，他们揭发了问题。我们很欢迎。
陶泊表示要向中央低头认罪，交待问题，并谈了朱声达和筹备处地下黑司令部的某些活动：朱声达对抗117号文件，（指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九条决定）；朱声达说周总理派人来宁夏秘密调查石嘴山的武斗；何其仁上贺兰山和筹备处各处参谋团策划阴谋；何其仁传达说毛主席有个最新指示是“开快车，要翻车，要勤打招呼”。
康老说：
“这个问题我同同志们讲一下，主席说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主席是讲过的，因为当时还有反对兰州军区，反对张达志和冼恒汉同志的，主席才讲了兰州军区支左方向是正确的。你刚才讲的，是中央文革根据主席所讲的，说兰州军区对青海赵永夫的问题的处理，对甘肃詹大南的问题的处理，对宁夏朱声达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什么文件。在处理甘肃问题时，文件上有过。”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生听取康健民汇报宁夏问题时的讲话
康老几点指示：
一、要深入研究毛主席著作和林付主席的指示。部队去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支左。部队自己，尤其是干部要很好学习。我们文革小组包括周总理在内，实行天天读，每天下午六点到八点。××师和军区要好好掌握，那个地方野战军真正把毛著学好，才能做好支左工作。因为解放军是争取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支柱。宣传毛泽东思想，支左支政治，支毛泽东思想。当前主要学习毛主席三个地区的指示，在全军中进行教育。
二、军队要好好把林付主席“八·九”指示研究一下。对待干部问题，帮助干部，特别是犯了错误的干部。因此，××师要团结军区、人武部、独立师广大干部和战士，帮助他们，教育他们，不要歧视他们，对朱声达错误要批判，但不要把整个军区、人武部、独立师都认为有错误，把军区领导与群众，主要干部与一般干部分开。因此，要好好学习“八·九”指示。
三、对群众组织政策要掌握稳。对筹备处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改正错误的，不能压，主席指示已经讲了，要争取教育分化他们。主要问题看到杨静仁、马玉槐、朱声达，还有第二个杨、马，主要责任在他们。
四、不断教育群众团体和群众组织，掌握政策。当前部队应去促进大联合。有的以人多以势压人，有的唯我独左，叫他们好好看看毛主席的指示，要各派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没有这一条不行。要真正以斗私批修为纲，天天把主席的东西看一看。……有的违背主席指示，要耐心地进行政策教育。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巩固起来，倒旗联合。你们情况不错，开始别要求那么高，一步一步来。不愿倒旗也可以。联合小组这个形式很好。有些问题摆一下也好。要作自我批评，要联合。抓毛著学习和学习班。有这个基础联合小组可以扩大一点，好像一个协商会议。不赞成的问题摆一下。干部也是一样，大家赞成的就三结合，不赞成的就摆。不要你打我保，你保我打。群众不要有这个思想，一个干部不好，这个组织就垮了。不要受人挑拨。甘春雷即使结合错了，群众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以群众为主嘛。群众从这里解放出来。需要增加信心，自己独立思考。你是主体嘛。宁夏这个问题比较深，离了干部不行。
还有工人工作比较落实一些。各地都是工人落实好，工人总是比较先进的。哪个地方工人领导学生就好，哪个地方学生领导工人就差，就出问题。
一、筹备处派代表去北京谈判，不是搞重庆谈判，是受教育。
二、加强宣传，报纸、电台、宣传车，对中央首长关于宁夏问题的谈话、兰州军区公告，要反复宣传，把有线广播搞起来（特别是电台有线广播）。
三、不要抓头头，抓来要放。
四、适当的分发武器，要武装造反派，如果他们对银川进行反扑，坚决自卫。
五、筹备处破坏铁路，康老很生气，把朱声达叫去训一顿。这是反革命事件。
六、第三势力对自己参加谈判的代表数量少，他们很有意见，中央说可以考虑。
七、继续用飞机散发传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
毛泽东：照办。
（一）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广大革命群众同杨静仁，周玉槐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一月二十七日夺了他们的权。
现在，宁夏各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教育帮助下，在京签订了“关于停止互相攻击、收缴武器、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实现宁夏革命大联合的协议”。
中央认为，这两个协议很好。希望各革命群众组织在宁夏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贯彻执行。
（二）宁夏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应由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朱声达同志负主要责任。宁夏军区党委对他们的错误的检查是好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朱声达同志经过中央的批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作了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中央欢迎他这种态度。
（三）中央派到宁夏支左的8037等部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希望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
（四）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指战员，应当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革命群众之间的团结，加强军民之间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活动。
（五）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李天冲、许仲波、乔克广、李江烈、丁毅民、陈养山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若干人组成。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中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应按革命大联合的精神协商提出，报中央批准后参加。
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林副主席“八·九”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五”重要讲话，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逐步地实现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把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宣读中央决定并解释：
第二条中有三点区别：第一点区别，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所有的同志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是反对他们的错误的，如象张怀礼同志就反对这条路线。还有其他的同志。第二点区别，错误的重要责任在朱声达同志，江波同志也有错误，何其仁同志也有错误，决定上面没有写，这就把主要负责人的错误和其他人的错误区别开来。第三点区别，朱声达同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有他的书面检查，表示愿意改正错误，这个态度是好的，这就是把朱声达同志过去犯错误和现在愿意改正错误加以区别。
第三条，二十一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得很好，主席表扬过。
六十二师是从甘肃调去的，在兰州大军区的指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稳定了宁夏的混乱局面，在宁夏“三支”、“两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央是满意的。
兰州大军区是中央，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表扬的，他们在支左中是很有成绩的，中央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无论在解决青海问题，无论在解决甘肃问题，无论在解决宁夏问题，无论在解决陕西的问题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支持。冼恒汉同志是兰州大军区的政委。
第四条后，宁夏这个地区是很重要的地区，一方面靠蒙修，一方面靠苏修，还有马家的残余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情况是复杂的，希望同志们要提高敌情观念。
第五条中央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有
康健民同志，兰州军区的副司令员，
张怀礼同志，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
徐洪学同志，621师副师长，
王志强同志，地方干部，回族，过去做过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副主席，银川市委书记，在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支持左派。
李天冲同志，六十二师政委，也是支持你们文化大革命，奉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命令到宁夏去的。
许仲波同志，炮十五师的政委。
乔克广同志，宁夏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
李江烈同志，自治区高级法院的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些缺点，后来很快地支持革命派。
丁毅民同志，回族，受了迫害，开除了党籍八年，还坐过三年牢，原来是在山东的，在地方民族主义还有一点。今天，总理、江青同志也在，中央决定恢复你的党籍，不要什么文件了。
陈养山同志，是一个老同志，开始犯了一些错误，后来改正，群众很谅解。
康健民同志任组长，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同志任副组长，筹备小组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大致七个席位。
周总理：
同志们首先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急速大办特办，工厂也办，农村也办，机关、学校也办，街道里弄也办。
第二就是开步走，搞革命的大联合。把群众工作做到家，要赶快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现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已有十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第十个是江西，后面还有几个，你们要赶上去，更前进一步嘛！
还有一件事是抓革命、促生产。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陈毅对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的谈话
四、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央同意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三月二十三日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宁夏革命委员会由八十一名委员组成，同意报告中所提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常委的名单，同意由康健民同志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怀礼、徐洪学、王志强、安建国同志任副主任，另留两名副主任的名额，待以后增补。
中央热烈祝贺宁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宁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出了以杨静仁、马玉槐为首的宁夏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了他们的权，罢了他们的官，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猖狂反扑，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了丰功伟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驻军和宁夏军区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宁夏革筹小组成立以来，深入宣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促进了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发展。
中央希望：
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全面落实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指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地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高岗、习仲勋、刘澜涛及其在宁夏的代理人杨静仁、马玉槐等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揭透，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形“左”实右的反动思潮。
要继续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以“斗私、批修”为纲，破私立公，灭资兴无，坚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
宁夏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革命委员会和各族广大革命群众，要加强敌情观念，百倍提高革命警惕，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严防美蒋、苏修、蒙修特务的破坏，把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指示，大力加强军民之间、各部队之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团结。
要进一步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经济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节约闹革命，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掌好权，用好权。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加强集体领导，加强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实行“精兵简政”，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要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指挥部，领导宁夏全区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黑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发展大好形势，把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转发“关于清理阶级队伍中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
座谈会是根据周恩来指示召开的，研究了固原地区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及平叛扩大化等问题。
座谈会提出，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要挑选懂得民族政策的同志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满腔热情地帮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批转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批转座谈会报告的通知中指出，近几年来，在某些同志中间，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党的民族政策的观念十分单薄，有的甚至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民族政策的情况。因此应当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五、十月政变后的翻案活动
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
《编号００１５６５》
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
文件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不要层层追究下面的责任。”
关于冼恒汉的审查“结论”说：冼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
贰、本节简论
宁夏的青铜峡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事件发展的过程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康健民为组长、六十二师师长徐洪学为副组长）向兰州军区报告说，驻青铜峡部队处境困难，被一派群众组织一万多人包围了好几天，连水也喝不上，有的仓库被抢了，枪也可能被夺。并且说，水库的大坝有被炸的危险，如果事态再蔓延，有可能影响到西海固回民暴乱的问题，请示军区如何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收到六十二师报告的当天晚上，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会议，常委们一致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将宁夏的原电报转报中央。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驻军赴京同志
张怀礼：看他们没有改正错误的念头，还准备一、两万人进攻青铜峡。他们把传单都撕了。
康健民：他们还用枪打撒传单的飞机。
六十二师前指的王仅说；一八六团进驻吴忠途中，筹备处组织农民拦阻。筹备处对我们进去反的很凶。在董府发现有军区的人。筹备处扬言要攻打银川。他们想把六十二师赶出宁夏，还骂我们……。他们截火车，审问旅客，让举手通过，把铁路、公路都中断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深夜，总理亲自给冼恒汉打电话，
总理说，报告收到了，你们提个处理意见报中央。要驻宁夏部队派人守护大坝，决不能发生爆炸事件。
冼恒汉立即召集军区党委常委开会，提出了三条意见：
一、为了确保大坝安全，在群众冲击大坝时，要大力宣传，耐心教育群众，讲明破坏大坝的严重性，说服群众自动撤离大坝；
二、若劝阻无效，仍有群众进行爆炸大坝的行动时，部队可以对空鸣枪警告；
三、若不听鸣枪警告，继续进行爆破活动，并在部队阻止当中有人开枪向部队射击时，指战员生命受到威胁，部队可以还击，但要尽力少伤群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凌晨，康生给冼恒汉打电话说：“总理委托我叫我给你打个电话，你们关于青铜峡的处理意见报告，中央收到了，毛主席也看了，政治局也研究了，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
冼恒汉接到电话后，又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进行了传达，并且立即把中央的决定和军区的意见告诉了宁夏支左领导小组康健民、徐洪学同志。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一场流血事件没有避免。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
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
一、宁夏“筹备处”一小撮坏头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杨、马黑帮代理人，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朱声达之流的黑指示，拒绝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党的方针政策，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污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
二、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把吴忠革命造反派（吴忠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压垮后，又从永宁、灵武、小坝等地调兵遣将，动用武力，大规模地围攻，镇压青铜峡的革命左派组织（青铜峡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等，惨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战士和革命人民。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三、破坏铁路，切断交通，使北京至兰州的火车，银川至固原的汽车，长期不能通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四、矛头指向解放军，阻拦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围攻解放军驻地，抢夺解放军武器，绑架解放军，明目张胆地向解放军开枪，打伤、打死解放军干部战士。
五、煽动农民不交公粮，抢劫国家资产和人民群众私人财物。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康生接见宁夏军区和各派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
在银川，有些县，全面恶毒地向中央攻击，挑拨离间，制造谣言。有的人，向群众甚至向独立师的战士去制造谣言。利用青铜峡这个事件，去迷惑群众，说这件事就是康生一个人干的，说康生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没有答应，是康生答应开枪的。说康生犯了错误，现在出国了。又说中央问我是否我同意开枪的，我不敢承认，说我是陈再道式的人物，据说还派了江青、陈永贵到宁夏调查去了。还说张文林撤职了。谁叫张文林？根本不晓得这个人嘛！又说张怀礼副司令员回去了，还说青铜峡打死四百多人，周总理也不满意了。这种谣言很多。
中央下决心，将六十二师两个团调到银川去，到吴忠去，到青铜峡去，到永宁去。这是毛主席对宁夏人民最大的支持和关怀。在宁夏，出现了“打倒冼恒汉”的标语，出现了“打倒徐洪学”的标语，出现了要“六十二师滚出宁夏去”这样反动的标语。
青铜峡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日，康生第三次接见宁夏军区和宁夏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康生说：在宁夏，他们散布什么口号：说毛主席受蒙蔽了。这是反对毛主席！他们在打倒周总理、要打倒康生，散布说青铜峡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说中央不叫开枪，康生请示总理，总理不叫开枪，就是康生叫开枪的，康生成了陈再道式的人物了，康生犯错误了，康生出国了，中央问康生。康生不敢承认，康生受批评了，说什么江青靠边站了。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冼恒汉说：“处理青铜峡事件是兰州军区党委得到了中央指示后。告诉62师采取自卫反击这个行动的。不是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胡乱反击的。这个问题是兰州军区很重视的。25号筹备处开始调动兵力，27号青铜峡的造反派和解放军处境相当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个事件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青铜峡造反派被消灭，一个是部队被搞垮，后果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子下去，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可以利用吴忠、青铜峡的胜利。北上攻打银川，或者是控制银南，在宁夏南部地区和西、海、固地区，挑动民族纠纷，煽动叛乱那就死的人更多了，青铜峡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叛乱，这不是一般的武斗，这不是小将们和群众的过错。是杨、马、朱和走资派蓄意策划的。你们小将们并不清楚，甚至你们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击了要死一些人。但是不反击死的人就更多。甚至青铜峡大坝也可能会被他们炸掉，我们已建设了几年，这样后果就更严重。因此，把这个问题向中央进行了反映，提出了我们的建议，28日早晨5点钟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
康老插话：“解放军忍耐到8月28号五点钟，中央才同意批准了62师和兰州军区的建议，同志们不要听信谣言。”“青铜峡事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长期有计划的继八·八事件和八·一三事件之后的反动行动。如果那时候解放军站在旁边不制止这个事件，青铜峡打起来不知要死多少人。正象冼恒汉同志所讲的，这个事件甚至要影响到甘肃。这个问题兰州军区考虑了很久，向中央建议，中央研究了很久，直到8月28号早晨5点钟中央才批准的。人民解放军不能坐视，制止这种事件，才使宁夏的局势出现了大好形势，稳定了宁夏的局面。假如解放军不采取这个行动，那死的人就会更多，双方死了一些人，这是不幸的。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派野战军到宁夏支左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
2，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发生了青铜峡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并策划炸毁青铜峡大坝的事件。
3，宁夏支左小组将情况报告兰州军区，兰州军区当即转报中央。
4，周恩来亲自复电冼恒汉；要兰州军区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
5，兰州军区提出三点意见报中央，康生受周恩来委托复电兰州军区同意他们提出的意见。兰州军区当即通知宁夏支左小组。
6，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青铜峡大坝前，在部队对空鸣枪警告后，一些群众仍不停止爆破活动，准备炸坝，并且群众中有人向部队开枪射击，有两名战士倒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指挥员被迫下令开枪还击。
7，要当时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关于青铜峡事件的性质问题的指示；青铜峡事件是反革命叛乱，是完全正确的。各种群众组织都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8，事后，对参与这一事件的群众，除极少数杀人、爆炸的坏分子以外，均可不以“反革命叛乱”论处。
9，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通知（编号００１５６５）关于青铜峡事件，中组部和总政联合工作组作了调查并予以平反。这是出于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考虑，是完全错误的。
10，通知说：“支左发生的问题，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这是他们一贯不敢正视现实，捏造的说法。对青铜峡事件的性质及采取的措施，明明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的。怎么能说“根子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呢？！关于冼恒汉的审查“结论”说：冼恒汉同康生勾结制造了这个冤案。则更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2008年7月22日初稿
2011年11月9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