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8）下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8）下
          三、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王新向河南省大联委传达中央首长七点指示精神
    (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传达时间：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半
    一、中央首长听了我们汇报后，总的对河南工作、对军队“三支”、“两军”工作是满意的，实际上省革筹工作也是如此。特别提到军队工作，这是中央对部队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中央首长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军队工作是好的。省军区县市人武部对何运洪犯方向路线错误，通过办学习班调整干部，加强领导，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省军区机关根据中央指示，开展了四大，几个月来，思想觉悟、两条路线觉悟有很大提高，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关于停止四大指示下达后，你们坚决贯彻了，机关四大很快停了下来。军队通过两条路线教育，就总体来说，是团结一致的，中央首长批评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总的说，中央首长对河南收枪、制止武斗、解决化肥厂问题比较满意，特别提到王洪智同志到开封化肥厂，亲临现场，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给予了表扬，康生专门叫王洪智同志汇报了化肥厂情况，江青同志插话说：王洪智同志是杨子荣，可以写本戏。
    二、中央指出河南有两个好条件，河南军队总的是团结一致的，一致支左，二是河南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在全国是属一的，中央首长指出这与刘建勋站出来早有关系，毛主席多次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纪登奎同志坐过多少次飞机，表现是好的，江青说纪登奎是有名的人。河南革命干部站出来的多，省，地、专、县都有一些站出来的干部。
    三、中央特别强调大联合问题。实现大联合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二七、八·二四、河造总都是跨行业的(纪登奎：中央首长还说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也是跨行业组织)，要适应政治任务的需要，取消这些组织，不消失山头，就不能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很好地建立生产秩序，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伯达同志几次提到这是大杂烩。革命运动向前发展了，它就会成为阻力。革委会成立后，要强调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召开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伯达同志还提到：跨行业组织不消失，就不适应政治任务的要求，就保持不了革命性，跨行业组织在抵抗反动路线时有革命性，在新的形势任务下，要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跨行业组织不消失就保持不了革命性。中央首长多次提到，要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条大毒蛇，不摆脱派性就会毒蛇缠身。另外中央首长还强调反对两面派，玩弄两面派是自杀，自己毁灭自己。革命者什么时候都要老老实实，不能对党对人民阴阴阳阳。社会上出现极“左”和右的思潮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干扰。极“左”就是极右，极“左”形式上是左的，实质上是右的，极“左”发展下去必然和十大总部结合。有些学校造反派头头，表面上讲的很好，背后捣鬼，上边握手，下边踢脚。口头讲反对武斗，背后又煽动武斗。这是很危险的，这是要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的。玩两面派就是无产阶级政客。打倒的走资派都是老两面派，青年人是下决心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自己服务，这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解决。在讲到这问题时，中央首长读了两条语录，一条是《毛主席语录》246页的一条，即“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另一条是《毛主席语录》252页，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有的人今天革命，明天不革命甚至反革命，这是可能的。老的两面派打倒了，还会产生新的两面派，对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严格要求，热情帮助，决不要迁就姑息他们的错误，中央首长特别强调二七公社，八·二四，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按照毛主席教导办事，不能把自己看得高于一切，要正确对待河造总，河造总同志也没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二七、八·二四。群众组织长期联合不起来，武斗停止不下来，有的是有坏人操纵。对坏人要揪，可以在报上点名。当我们汇报到北京有的学生还在河南时，中央首长要我们动员他们回去，确实坏的要送回北京处理。二七公社在外地的也要回来，(纪登奎同志：二七公社已经发了报，态度很强硬。)
    总的，中央首长强调要全国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是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抓的更紧，办的更广泛，把群众发动得更深入。特别提到革委会成立后，委员们要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只要通过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就能解决。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任务。千条万条这是第一条，抓住这个根本，就可以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国胜利。
    五、很好地教育群众。革委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不是各组织的联合会，也不是个联络站。不是对某个组织负责，而是对几千万人民负责，参加革委会不是代表某一派，而是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果成了你那个派的代表，那就成了联合会。每个委员都要懂得这一点，革委会成立后，要狠学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同时提到革委会是新生事物，要扶植她。有缺点，要帮助她克服，使她不断地完善，决不能今天成立，明天就打倒。
    六、革委会成立后，首先要抓工人运动。现在河南那里还是学生指挥工人。平顶山就是这样。平顶山武斗就是几个学生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定要突出工人运动，一定要摆脱学生的派性。学生当家就稳定不了，不能让学生当家。只有把工人运动很好地搞起来，才能稳定局势。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锋陷阵，但是现在发展了派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要依靠无产阶级。现在就整体说，学生落后了，当然不是指那几个人，对学生的缺点、错误，不能姑息迁就，不然他们会犯更大错误，实际上也是如此。(传达到此，王新同志严肃地说：刘建亭思想不对头，过去河造总不是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背离了大方向，现在仍然在搞分裂，搞山头，不是搞大方向，现在河造总跟着他走，就要犯大错误，是刘建亭那一套正确还是丁素琴正确，我看是丁素琴正确，对刘建亭不能支持，对丁素琴就是要支持。)(纪登奎插话：还有人布置搞停产，这是革命化？！还要升官？！)
    七、要体现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是抓煤炭，一是抓铁路，这是中央批评我们的两条。有的人企图用破坏生产的方法来达到做官的目的，这是办不到的。大联委建议革命群众组织对危害人民事业的事情要抵制制止，对坏人要发动群众揪他，河南煤炭供应南方，供应国外，煤上不去，运输上不去，影响全国。中央首长要我们下很大决心，抓好煤炭，抓好铁路，关键是揪坏人，反派性。同时中央首长交待我们，一定要同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作坚决的斗争，勇敢地捍卫党中央、中央文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管什么人，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我们就坚决和他拼。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保卫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闯。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提高警惕。
    （来源：《造反有理报》 1968年2月11日 第四版）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河南革命委员会常委中群众代表名录
    郜国荣，原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干部，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轩东森，原河南省建工局干部，省大联委副主任，“河造总”负责人　　申茂功，28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中共党员　　杨锡淼，国防科委十三所技术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唐歧山，39岁，郑州铁路机务北段工程师、司机长，郑州铁路局大联委主任，“二七公社”负责人，中共党员　　申红玉，开封电厂工人，开封“八二四”（八二四造反委员会）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郭守仁，开封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人，“八二四”负责人　　龙一兵，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省大联委委员，“二七公社”负责人　　李福山，郑州印染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唐振方，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过老，洛阳拖拉机厂工人，豫西造反派负责人　　张宗海，省建工局二处工人，省大联委委员，“河造总”负责人　　吕书墨，新乡七里营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　　文香兰，女，鲁山老庄公社副社长，省劳动模范　　党言川，24岁，郑州大学学生，“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学生，“八二四”负责人　　杨国雄，河南医学院学生，“河医东方红”及“二七公社”负责人。　　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粮院联委”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范念民，河南农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派“豫农红总”（河南省农学院红卫兵总部）负责人，　　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学生，“二七公社”新乡师院“八一八”负责人　　丁素琴，女，河南中医学院学生，中医学院“八三一”及“河造总”（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王传玉，郑大附中学生，“二七公社”郑大附中红旗公社负责人，郑州中学联委负责人。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工人、贫下中农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同志们：
    河南五千万人民盼望已久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今天庄严宣告成立了！
    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在欢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让我们最最衷心地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团结一致，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革命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为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首都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我们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和支持。我们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英勇顽强斗争的结果。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的彻底垮台，宣告了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它标志着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文敏生、赵文甫之流，长期以来，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结成死党，忠实地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他们大肆吹捧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极力贬低和攻击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时而从极“左”的方面，时而从右的方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他们一贯耍阴谋，放暗箭，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的要命，恨得要死，公然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忠实地执行陶铸、王任重的黑指示，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年二月，正当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他们不甘灭亡，垂死挣扎，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相勾结，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说明，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河南就要走回头路，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打翻在地，清除了河南党内的大隐患，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的大批判，肃清陶铸、王任重的修正主义流毒；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广大群众，团结了大批革命干部，大规模地开展了“拥军爱民”运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经过一年多来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空前大普及、大传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泽东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全省呈现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景象。“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一切光荣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切光荣归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杰出的领袖，最天才的统帅，最英明的舵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伟大创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这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是一场关系到世界革命命运和前途的大革命。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步步指引；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及时指导。去年七月，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问题作出了英明决定，从此，河南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去年国庆前夕，毛主席亲临河南视察，作了一系列英明指示，这是对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以后，立即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热潮。革命形势的发展如江河奔泻，大大加快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步伐。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时机和条件完全成熟了。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党中央批准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
    同志们，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新的伟大斗争开始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依靠人民解放军，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以“斗私，批修”为纲，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做好各项工作，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千条万条，头等重要、最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透彻、最精辟的总结，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条条落实，全面落实，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好形式。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革命群众组织，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学了就用，立竿见影。
    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持续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王任重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文、赵之流，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结合批判本地区、本部门的走资派，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要迅速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联合起来。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帮助更多的干部站出来革命。
    我们要结合革命大批判和斗批改，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和壮大党的队伍，把河南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向解放军学习”的伟大号召，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革命群众要更加拥护和热爱解放军，学习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严防阶级敌人挑拨离间。
    我们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打击投机倒把。发动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维护革命的新秩序，保证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伟大方针，掀起生产建设的新高潮，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一定要保证迅速改善铁路运输状况，提高煤炭生产进度。要坚持节约闹革命，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要坚守生产岗位，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国家财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还会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省革命委员会必须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必须以身作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私批修，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遇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参加劳动，调查研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建新劳。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我们要以最高的热情，最大的决心，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措施，把河南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在祖国中原的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辽阔中原唱凯歌──热烈欢呼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辽阔的中原大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凯歌。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热潮中，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了。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个伟大胜利，这是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丰硕成果。
    我们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向河南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五千万人民，向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河南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曾经顽固地推行一条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面对着中国赫鲁晓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信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一定会照彻中原大地。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始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迅速传播毛主席的声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他们指明了前进的航向，鼓舞着他们顶黑风，战恶浪，和阶级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全省范围内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在河南地区得到了光辉的体现。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地区的代理人，在干部问题上，长期以来，就实行一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更是变本加厉地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自己的斗争实践中深深地懂得：革命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保护革命领导干部，也就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始终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批判他们，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对真正好的革命领导干部，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坚决支持他们站出来革命。河南省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所以能够站出来，是和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分不开的。因此，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敢不敢革命，对真正的革命领导干部敢不敢支持，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有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和风格的重要标志之一。
    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他们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他们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为推动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建立了很大的功绩。
    目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整个河南省，各条战线都呈现了令人鼓舞的新气象。我们希望河南省的革命委员会，河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纲，切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特别要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斗。
    我们相信，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必将搞得更好、更好！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举得更高、更高！
             （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社论）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激励中原人民奋勇前进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好形势下胜利诞生 二十五万军民在郑州集会，热烈欢呼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全省军民决心在新的一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新华社郑州二十九日电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在全国亿万军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进军号声中，祖国中原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喜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东方红，太阳升。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战斗历程中，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多次来到河南，视察黄河和农村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指引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河南五千万人民的革命斗争，亲临河南视察。毛主席的伟大关怀，是对河南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教育，最大鞭策。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夺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月二十七日，具有“二·七”光荣革命传统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红旗如海，锣鼓震天，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二十五万人，满怀革命豪情和胜利喜悦，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从四面八方涌向市体育场，隆重庆祝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庆祝大会在雄壮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当大会庄严宣告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光荣诞生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群情沸腾，人们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敬祝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河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继承“二·七”光荣传统，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冲破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压制，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省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窃据的权力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在河南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最快的速度，把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毛主席的英明预见，在河南已成为现实。喜看今日中州，风展红旗如画。当前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越来越好。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泽东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深入人心，人们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意气风发，无产阶级专政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全省人民夺得了一九六七年农业空前大丰收，正乘胜前进。工业战线捷报频传，一派热气腾腾。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建勋同志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他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我们前进的指路明灯，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回顾一年多来的战斗历程，我们的经验有千条万条，最深刻、最根本的一条是：紧跟伟大统帅毛主席就是胜利！　　刘建勋同志强调指出，在新的一年中，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中心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做到条条落实、全面落实。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无政府主义，增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各级革命委员会、各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认真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扬毛主席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好学风。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再接再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刘建勋同志说，夺权斗争胜利以后，依然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务必提高革命警惕，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夺权靠毛泽东思想，掌权、用权也要靠毛泽东思想。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要抓紧自己的思想革命化，破私立公，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永远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同全省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为把河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新同志代表河南省军区和驻军全体指战员在大会上讲话，表示热烈祝贺和支持新诞生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坚决维护它的革命权威。他说，一年多来，我们在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光荣任务中，经受了严峻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受到了最实际、最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加坚决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更加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虚心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小学生，积极、热情地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深入、细致、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军民团结，进一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中立新功。　　河南省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和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小将的代表，满怀革命豪情，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热烈祝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他们一致表示：要在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进一步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大力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模范，誓作破私立公的模范，誓作革命大批判的模范，誓作拥军的模范，誓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　　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同志和革委会的全体委员，参加了庆祝大会。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中，大会通过了给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一直到一九七八年，除了军队干部变动较大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在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的党政领导权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达十年之久。实事求是地说，以刘建勋为首的这批老干部基本上能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一九七0年七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一九七0年十一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七十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一九七八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四、河南省的反右、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第一次常委会议，今天继续开会。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我们的会议自始至终就是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我们要把这次会当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
    刚才王新同志讲的很全面、很重要，我没有多少话要讲了，再补充几句。
    一、关于形势问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我省的形势完全是沿着毛主席的伟大预见向前发展的。
    正确地分析形势非常重要，如果把形势估计错了，就会迷失方向，走向邪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往往在对形势问题的认识上发生根本分歧。我们说：“好得很”，他们说：“糟得很”。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我们分析形势，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问题的本质，看运动的主流，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非常关心，每个关键时刻都给了我们英明的指示，对我们的工作做了明确的结论。去年七月份，中央对河南问题有个批示，对河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了结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年一月，中央在对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请示报告的批示中，肯定了我们前一段的工作，指出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鞭策。河南形势大好，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要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乘胜前进。
    在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斗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二、关于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
    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问题，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是忠不忠的问题。
    林副统帅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忠不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区别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
    忠于毛主席，就要紧跟。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就要做到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要坚决反对口头上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做的又是一套，当面是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的两面派。这种人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是没有阶级感情的，所以不能叫真正的革命派，只能叫个口头革命派。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改正，必定要垮台。
    背离毛主席，背离毛泽东思想，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终究要被历史所淘汰，被人民所抛弃。刘、邓、陶不是被打倒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后台，是反革命两面派，几十年来，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阴一套，阳一套。我们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们必须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阶级斗争多么复杂，紧跟毛主席，紧跟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胜利，就是幸福。
    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形势发展了，我们的思想和认识一定要跟上去，一些老的概念要很好地清理一下。比如说，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前一阶段，表现在“革”与“保”上。广大革命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是要革命的，但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使一部分群众受了蒙蔽，因此，就有站错队的问题，先革命后革命的问题，“革”与“保”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被揪出来了，群众觉悟了。现在“革”与“保”的概念过时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主要表现是公与私的斗争，党性与派性的斗争。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把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上来，否则，就要落后，就会犯错误。
    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目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迅速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极大障碍。这是两条大毒蛇，被它缠住身就不得了。它腐蚀人们的斗志，瓦解革命队伍，破坏文化大革命。敌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灭亡，正在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向无产阶级进攻。在这样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有那么一些人还很不自觉，对派性很有兴趣，很有感情，说派话，办派事，拉山头，争席位，对干部不做阶级分析，从派性出发，你保我打，我保你打。郑州有个人叫金城，坏透了，是彭真的死党，可是有人还死保他。派性严重的人就是这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感情，对走资派、叛徒、特务却很有感情。他们对人不讲阶级关系，不讲政治关系，讲什么老同乡、老同事、老上级、老部下，拉拉拢拢，吃吃喝喝，嘁嘁喳喳，开秘密会，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庸俗腐朽的作风。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允许有派性，不能拉一派，打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对人对事都要讲阶级关系、政治关系，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去对待，要支左不支派。
    派性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放大了的个人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这是一根藤上的两个黑瓜，它破坏无产阶级权威，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他们甚至肆意歪曲“造反有理”和“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口号，来为自己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辩护。对这两股反动思潮，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大惩大罚，群起而攻之，搞臭它，打倒它。派性和无政府主义不打倒，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不能落实，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不能巩固和发展。
    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要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一个真正的革命派，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闹派性的人，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的，用放大镜看对方的缺点，用缩小镜看自己的缺点，对自己不一分为二，把自己看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这是违犯辩证法的，是形而上学、合二而一。这样下去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广大群众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是深恶痛绝的，是迫切要求搞好革命大联合的。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是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就是要相信广大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三、关于学风问题
    学风问题，也是一个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活学活用，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客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广大革命人民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学了就用，学用一致，精神面貌起了极大的变化。但是有些人的学风不正，学而不用，说而不做，对人马列主义，对己自由主义。这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不忠。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革命越向前发展，就越是深刻的触及人们的灵魂，公字与私字的冲突就越突出。不斗私，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我们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认真学习，联系实际，对照自己，斗私批修，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勇于自我革命，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现在有的学生不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那里看什么《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这些在破“四旧”中早就破掉了的封建主义的糟粕，竟然有人又把它拣了起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严重的是对这种现象没有很好地遭到抵制。复课闹革命究竟怎么搞法很值得研究，我看学校的教育革命，首先要搞思想革命。复课，首先是复毛泽东思想之课，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党、建党，首先是政治上、思想上建党，大学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四、关于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问题
    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实现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归根到底是一个忠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三忠于”的人的手里。
    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我们一定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感情搞得深深的，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革命委员会的每个成员要成为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的模范，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我们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任务千条万条，工作千头万绪，最最根本的，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突出政治的道路。只要抓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这个根本，其他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亿万革命群众直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我们要以林副统帅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要像解放军那样，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把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工厂、学校、机关、商店和农村人民公社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来源：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这次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研究当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最深刻地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最精辟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内容，是向阶级敌人发起主动的持久的进攻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照办。
    目前，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全国一样，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但是，不能说没有问题了，阶级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非常复杂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越是在大好的形势下，越是接近全面胜利的时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越是尖锐、复杂。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阶级敌人右的方面的反扑。最近一个时期，自上而下地刮起了一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各级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指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必须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右倾翻案风。
    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谭震林，变色龙杨、余、傅的阴沟里刮起来的，是通过他们在河南的代理人刮起来的，是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刮起来的。这股右倾翻案风，在我省刮的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主要表现在职下几个方面：
    一、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重要批示，也就是说，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历史阶段所作的英明的结论。去年二月到七月，河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广大无产阶级命革派和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英明领导下，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了。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执行的反动路线说成是“正确的”，说什么“二月黑风不黑”，“去年的二月是革命的二月，红色的二月”。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革命的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对这一段历史，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也已经作了明确的批示。但是，刮翻案风的人硬是要把这一段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成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什么“八月是逆流”。甚至扬言“要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这不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明目张胆地要推翻毛主席、党中央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批示，要翻两个历史阶段的案！
    二、对抗中央和总理的指示，到处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中央对河南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公布以后，毛主席的声音一传到广大群众之中，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保守组织很快分化瓦解了。本来那个地区没有那么多派别，一些没有革命历史的保守组织早巳垮台了。但是，在这股翻案风中，又改头换面重新拉起山头。他们借反派性为名，攻击解放军，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革命造反派，破坏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一句最普遍的口号是：“砸烂派性委员会”，说什么革命委员会对他“无效”。
    三、在干部问题上故意制造混乱，抹杀两条路线斗争。他们拉起队伍后，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和坏干部。毛主席说，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可是，有些干部到现在还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执行了反动路线不但不检讨，还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死保他，把他封为“革命领导干部”，硬要把他拉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而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却扭住不放，抓住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非要把他们搞臭搞垮不可。
    四、借反极“左”思潮为名，行右倾翻案之实。刮翻案风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口口声声要反极“左”思潮，认为这是河南当前的主要危险。其实，他们所反的恰恰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总是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来干扰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这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就是了。去年八、九月间，我省一些地区一度出现过极“左”思潮，但是，我们进行了坚决抵制，很快就把它克服了。从去年十月开始，右的思潮就逐步抬头了，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反击了一下，杀了一下这股风，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这股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厉害了，最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洛阳地区已成立了第二个“革命委员会”，公然对抗我们的红色新政权。南阳、驻马店、商丘等地区翻案活动也很严重，出现了许多非常反动的传单和谣言。如果不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及时发出了英明果断的决定，把刮翻案风的黑后台、变色龙揪出来，地下革命委员会就会更多。驻马店不是已经准备成立了吗？！还有一些县和大工厂不是也有了吗？！对于阶级敌人从右的方面的这种进攻，我们必须坚决杀退，坚决打击。各级革命委员会应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放手发动群众，大胆领导这个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右倾投降主义，反对右倾保守主义，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反扑。当然，在反右的时候，要防止“左”的东西抬头，防止敌人从“左”的方面来破坏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些极“左”思潮的派别，在新的形势下，和原来的一些保守组织结合起来了，和右倾翻案的妖风结合起来了，叫做“左”右合流，这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打着反极“左”思潮的旗号，其实，极“左”思潮正是他们鼓吹的，他们支持的，是为他们的翻案活动服务的。形“左”实右，他们是一致的。这里，我举个例子，驻马店有个从二七分裂出去的组织，叫什么“红旗”，打着二七的招牌，搞分裂主义，不管他是右倾分裂主义，还是“左”倾分裂主义，反正现在和当地的保守组织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共同支持的是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们共同要打倒的是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他们的矛头都是对着解放军，对着革命委员会，对着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纪登奎同志：已查明背后有反革命分子操纵。）又比如省广播电台，有一个打着二七招牌的所谓“狂派”，以极“左”的面貌出现，也和去年二月逆流中搞反革命夺权的人物合流了，一起攻击革命委员会，攻击支左部队。报社也是这样。“左”右合流，都是搞翻案。（纪登奎同志：极“左”就是极右。）河造总在上蔡的一个基层组织，叫“上造总”，印发反动传单，被革命造反派发现以后，还把传单寄到省革命委员会来告状，说是“内部传阅”，“二七压了我们”。我说，压得对，就是要压。这种反动传单，在外面散发是反革命，在“内部传阅”也是反革命。省革命委员会通知他们来郑州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们竟然在车站把县革筹小组长打了一顿。象这样的坏组织，河造总还不应该把它清理出去。
    五、在这股翻案妖风中，相当普遍地出现了打倒谢富治同志的反革命标语口号，所谓“北京消息”满天飞。在这股翻案风甚嚣尘上的时候，洛阳街头贴满了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大字报。郑州有些人好象“聪明”一点，有些单位写好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没有贴，还要看一看风声。河南医学院红卫公社就写了打倒谢副总理的大字报，只是没有贴出去。洛阳“十一”自称，打倒谢副总理是杨成武支持的，就把大字报贴出来了。现在，他们失败了。一反击右倾翻案风，洛阳“十一”的一些坏头头，带着机关枪逃跑了。操纵这个组织的后台前台都是当权派。（纪登奎同志：是洛阳地委的一个副秘书长，叫陈渊。他参加了好几次秘密会议，第一次在电厂召开了策划炮打谢副总理的黑会。第二次开会成立了地下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都确定了，他是第三位。第三次会议没有开成，就带着机关枪跑了。洛阳造反派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把他抓住。）他跑不了的。反革命传单很多，各地都有发现。南阳就有什么“宛城诗人”、“小灵通”，反动得很。甚至诬蔑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周总理，攻击中央文革，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南阳这个地方很值得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注意，值得当地的人民解放军注意。要抓这个东西。谁反对周总理，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是现行反革命。（王新同志：河造总开了很多次会议，炮打谢副总理。）省直机关有个坏家伙叫高绍堂，策划炮打谢副总理，河造总的同志自己把他揪出来了，这很好！（纪登奎同志：河造总在北京有个联络站，专门搞小道消息，搞反革命活动，搞炮打谢副总理的传单。其中有个人是十三所姓于的。十三所的造反派为什么不把这个姓于的揪出来。）他们搞谢副总理，相当普遍。这股风是从阴沟里刮出来的。他们散布的所谓“北京消息”，都是从阴沟里出来的消息。（王辉同志：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恶毒得很。）中央文革揪出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本来是大好事，但是，他们却借此大作文章，抛出二十几个为什么，五十几个为什么，说谁谁谁是王、关、戚的黑后台，流毒很广。现在清楚了，王、关、戚的黑后台是杨成武嘛！并不是你们要打的人。抛出很多反动的传单，散布很多反革命的谣言，是这股翻案风的一个特点，这是制造反革命舆论。商丘一个剧团到夏邑演戏，这曲戏非常反动，名字就叫“王、关、戚批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时向中央汇报，是我和王新、纪登奎、王洪智同志四个人去的，这件事我们最清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批准的，这和王、关、戚有什么关系！（王辉同志：这个问题查清楚了，是一个叛徒搞的。）我早就说过，这个剧团有坏人，肯定是这些人搞的。奇怪的是夏邑没有人抵制这种反革命的东西。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现在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不好混了，他们的手段非常阴险毒辣，到处挑拨离间，削尖脑袋往群众组织内部钻，煽阴风，点邪火。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驻马店那个叫什么“红旗”的组织里边，就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他们的黑高参。（王辉同志：已经抓了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同志们，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林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联系我省的实际情况，展开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阶级敌人刮起的这股反革命的翻案妖风杀下去，彻底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江青同志。
    这里，我要特别向同志们讲的一件事，就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是和戴苏理有关系的。（杜河堤同志：他是总后台。）总根子在戴苏理。许多地区揭发，他都插了手。在这个问题上，戴苏理犯了严重错误，大家应当揭发批判。我们已经开过两次小会，现在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耐心地帮助他、挽救他。（耿其昌同志：这股反革命翻案妖风一定有总后台，不然为什么这样统一？这样一致？）
    戴苏理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我不想讲了，只说一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戴苏理散布过这样一种论调，好象在过去的十七年中，他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潘复生同志和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查，我不讲了，我的错误我作检讨。戴苏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去年二月逆流中，他是破门而出的，跳得很高，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造反派。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讲，是和群众组织不一样的，群众组织造过反，犯了错误，是犯错误的造反派。一个领导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还不是路线错误。当然，在二月逆流以前，他支持过某些造反派，特别是郑工造总。但是，这个问题我也要说清楚，那是我们统一研究的，是我派他去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站错队站过来就是了。戴苏理究竟改了没有呢？是不是站过来了呢？（众答：没有。）（杜河堤同志：他是长期的、顽固的坚持反动立场、反动路线。）在北京的时候，我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他谈过三次话，是耐心地争取他，希望他从反动路线的泥坑里爬出来的。但是，他说：“站队站对了，不能再站了。”（李忠顺同志：他到现在还说，立场错了，队没有站错。）这是什么逻辑！当时，他说这个话，使我非常愕然。（王辉同志：他插手了八个地区，好多事情他都知道，全省来郑州大游行是从他那里来的。）在北京汇报期间，驻马店的保守组织找他谈了几个钟头，他不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教育群众，出了许多坏主意，包括保坏干部在内。这个材料造反派的同志得到以后，我转给康老了。康老有三点指示，让我告给戴苏理。第一点是，戴苏理不老实；第二点是，问你要把群众带到那里去？第三点是，问你为什么老说何运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戴苏理尽管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回到河南以后，还是耐心地帮助他的。我一回来，就请纪登奎同志给他谈话，我也找他谈过话。在河造总有些人为毕业分配问题到省革筹静坐的时候，我要他出来做点河造总的工作，希望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可是他误解了我们对他耐心帮助的心情，相反地认为我们犯了错误，得罪了某个群众组织，非要请他出马，不然我们解决不了。正因为他有这种错误想法，所以他的工作做得是不好的，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教育群众，而是以此作“本钱”，向我们讨价还价。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尽管这样，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二七公社的同志，对他是很不谅解的，非要开十万人的大会批判斗争他不可。但是，我们还是从耐心地帮助他出发，说服二七公社的同志没有这样作，给他改正错误的时间。今天，二七公社的负责同志都在场嘛，我们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的地步。我们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一方面说明了上述情况，一方面还讲我们对戴苏理仍然寄予希望，说服广大革命群众，让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挽救他，要他立新功。但是，从现在初步揭发出来的材料看，戴苏理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希望。他利用参加革命委员会的合法身份，利用在某些群众中的影响，继续蒙蔽一些群众，死保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干部，大刮反革命翻案妖风。他想借这个东西把我们的阶级阵营搞混，以达到翻案的目的。我们说，这是做不到的。戴苏理对他参加三结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他有一派势力，非让他出来收拾局面不行。这样想就大大的错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什么问题他都会看翻的。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最近，我看到戴苏理的女儿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说：“你搞垮革委会困难很大”，“你们独立是一件很蠢的事”，“我一直在学习‘左派幼稚病’”，“你们原可以在革委会内部造反，布尔什维克连最反动的议会都参加过，你们为什么不能留在革委会内部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他儿子颠覆革命委员会。她这个观点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你的儿子，竟然在登载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经验的报纸上逐段的“批判”，辱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李文忠同志，你的儿子思想为什么这么反动？你的老婆又是一个叛徒。如果你是个坚强的革命者，你的家庭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这是不能理解的。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仇视，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如此仇视，这是什么道理？你女儿的信中还劝你回家种地。种地并不坏，问题是你的消极情绪。我看你有时候消极，有时候并不消极。前些时候你的宿舍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你不是积极得很，为什么现在又消极了呢，要回家种地了呢？你的女儿还说“就怕刘建勋不让你走，离开你，工作是搞不好的。”这个话如果是出于孩子们的年幼无知，那是情有可原的，如果是你的指导思想，认为河南离开你就不行了，非让你出来收拾局面不可，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座的同志没有谁都可以，不要把自己估计得那么高。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正确地对待自己，犯了错误，除非改正，别无出路。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们这样作，对你进行揭发批判，还是为了帮助你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再站错队，再站过来就是了。当然，我们是外因，戴苏理自己认真进行思想斗争才是内因。我们一定做到仁至义尽，在座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各地、市、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都要以诚恳热情的态度，耐心地帮助戴苏理同志。希望戴苏理同志改弦更张，不要自绝于人民。
    （王新同志：批判戴苏理的斗争，在河南来说，就是保卫以毛主席为首、以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是彻底粉碎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戴苏理确实利用他参加革命委员会常委的身份，到处欺骗群众，拉势力，仍然要把一部分群众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上次我们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在那次会议上都讲了，希望在我们河南不要出现大反复，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不要搞两面派。那时候我们是有所指的。建勋同志在讲话中也讲，不要反中央的两个批示。都是有所指的。但是，那次会议以后，戴苏理完全是背道而驰，利用他的合法地位搞翻案活动。开始我们不很清楚，根据这一段揭发的大量事实看，他继续蒙蔽干部，蒙蔽群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刮翻案妖风。在思想上，大造舆论；在组织上，大拉势力。很多地方革委会成立以后，他又拉出势力来。他确实是在搞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翻案风。不彻底揭发批判他的错误，不利于挽救他，不利于教育—部分受蒙蔽的群众。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激烈尖锐的斗争中，有些人又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俘虏。通过对戴苏理的揭发批判，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受到锻炼，使受蒙蔽的同志进一步受到教育。所以决定开这样一个会议。这是关系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次重要会议。我们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纪登奎同志：革命委员会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指挥部，要领导广大革命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夕召开的，意义确实重大。这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次会议。革命委员会的同志，有革命群众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大家要团结一致，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带领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地、持久地向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最后，让我们来呼几句口号，结束我的讲话。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德怀！打倒贺龙！
    打倒彭、罗、陆、杨！
    打倒谭震林！
    打倒杨、余、傅！
    打倒王、关、戚！
    打倒王任重！
    打倒文敏生！打倒赵文甫！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反对右倾分裂主义！
    反对右倾投降主义！
    反对右倾保守主义！
    坚决杀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林副主席！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纪登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完全拥护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
    这次全体会议，开得很及时、很好。学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听了同志们的发言，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讲一点对过去一段工作的看法。
    这次会议，把全省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揭出来了，这是一个大胜利。我们同戴苏理的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
    这场斗争，由来已久了。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认为有必要把去年从北京向中央汇报回来后这一段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简要地回顾一下。
    戴苏理不是攻击我们这一段工作“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大好形势是“空空洞洞，没有内容”吗？不是攻击我们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只反右不反“左”，怕反“左”反到自己头上来吗？
    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去年八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河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作了大量的工作。革命造反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由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很快控制了全省的局面。特别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我省视察的鼓舞下，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举办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当时，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曾出现一股极“左”的思潮。主要是有的人把形势估计错了，说什么河南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要“揪军内一小撮”，曾一度发生了抢枪的问题，出现了造反派的某些分裂现象。
    对于这股来自极“左”方面的干扰，我们是坚决抵制了的，是坚决批判了的，是顶住了这股歪风的。当时，建勋、王新同志还亲自到中央作过汇报，并且当面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报告。
    毛主席指示我们，一要反对，二要不怕，不要急，群众起来议论，反对他们，他们就收场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耐心地作了政治思想工作，经过造反派内部整风，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枪大部分收回来了。（王辉同志插话：当时我和刘政委、纪登奎同志一起去参加二七公社服务员会议，一晚上就收回七千多支枪。）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而是草率从事，急急忙忙往前闯，那反而会犯错误，出点乱子。
    戴苏理借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我们不抓“五·一六”，什么‘一男一女’的事，攻击建勋同志。其实，这件事是建勋同志亲自处理的，协助中央把坏人抓起来送到北京的。你在这个问题上捞不到半根稻草。至于谣传我同王、关、戚几个小爬虫有什么关系，什么在王力家里办过公等等，我没有必要来批驳这些谣言。
    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戴苏理是大做了文章的。去年十一月，正当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出现高潮的时候，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强调了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个方向是完全对的。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大联合的具体政策、具体方法上，也就是在对待河造总这样一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下联上也联，联合不倒旗的问题上，我们认识上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们没有对中央隐瞒我们的观点，我们把意见如实地向中央报告了，那时主要耽心引起老保翻天。总理、康老看了我们的报告，总理在接见铁路代表时指出，这个方向是对的，但不懂得群众心理，倒旗应水到渠成。当时，毛主席对浙江红暴派作了关于“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建勋、王新同志从北京把中央这个指示带回来了。我们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是坚决照办，句句落实的。我们立即改正了缺点。对这个问题，我们在成立省革委的前夕，向中央汇报时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指示，这个方向是对的，承认山头，消灭山头，不要强调跨行业的组织了。这说明，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我们坚持的方向是对的。即便对基层单位的一些保守组织，我们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只要他们改正错误，调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戴苏理硬要我们同意搞无条件的联合，我们把这种错误的主张坚决顶回去了。在这里，戴苏理只记住了党的具体的个别的政策，忘记了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忘记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他抓住我们在大联合问题上个别的、具体的政策上、方法上的缺点，抓住某一句不确切的话，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比如我说过河造总是“二月黑风”的产物。这句话是不大确切的。我有缺点，说错了话，我愿意作自我批评。但是，戴苏理大肆散布什么“你们派性大发作”、“你们压了我们”、要什么“政治平等”、要“无条件联合”什么“不分左、中、右”等等论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戴苏理的这些观点，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反‘左’必出右”。去年十一月，社会上就出现右倾翻案风的苗头，在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前夕，这股风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把矛头指向省革筹小组，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革命造反派。叫嚷什么“八月逆流比何运洪还厉害”，“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要起来“抗暴”，要“砸烂派性委员会”。
    戴苏理说他“憋了一肚子气”。其实，革命造反派才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呢！连两条路线斗争都不准提，谁要是一说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派性最大”。前天戴苏理检讨时，还对我和杜河堤同志去年十二月在教育革命座谈会上的讲话大为不满，说那个讲话“派性大”。我和老杜同志又专门找出那篇讲话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没有什么错误，你攻击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
    你攻你的，我们还是讲我们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在全省农村文化大革命座谈会上又讲过一次，在八二零二部队也讲过一次。建勋、王新同志在学习班把右倾翻案风狠狠地批了一通，报社还发了一篇社论。有人对这篇社论是大为不满的，大骂“派性发作”，还要揪黑手。这篇社论是张耀东他们几个人写的，有个别地方讲的不确切，提法不太科学，但总的精神是好的，给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当头一棒。尽管我们讲了很多，可是，戴苏理一概听不进去，一直骂我们“‘左’了”，“派性大”。由于立场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截然相反。我们认为是对的，戴苏理认为是错的。所以，戴苏理攻击我们，正说明我们作对了。
    在这一段工作中，我们是有缺点错误的。我们的教训，主要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得不深不透，对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认识不足，对右倾翻案风打击不力，对戴苏理的两面派面目看的还不清，一度反派性讲多了，两条路线斗争讲少了。老实说，我们是有保守思想，戴苏理却攻击我们极“左”，我们明明反右反得还很不够，戴苏理还攻击我们只反右不反“左”。如果听了他的话，依照他的意见去办，我们岂不是要滑到右倾投降主义的地步了吗？
    我们曾设想过，在三月底实现全省一片红。可是，三月初我们从煤矿一回来，在家主持日常工作的同志就向我们反映，下面大联合、三结合搞不动了。这时，我们觉察到有问题了，一定有人在背后捣鬼，不然，为什么郑州、南阳、驻马店、周口等地区都搞不起来呢？这时，我们警惕了。当然，没有提到象中央指出的这样原则高度来认识。当我们看到江青同志的讲话，指出右倾翻案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并且不是苗头，已有行动了。而戴苏理看了江青同志的讲话感到“大吃一惊”，表示要“回家种地”的时候，我们就更清楚了。我们就紧跟中央，立即行动起来，发动了对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猛烈的反击。
    总起来看，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们是紧跟毛主席的，大方向始终是对的，中央对我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正因为我们坚持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同来自极“左”的和右的或者同时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我们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我们取得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是，在戴苏理的眼里，却把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说什么“空空洞洞，没有内容”，这不正好说明，他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毛主席、党中央大唱反调吗？！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关于批判戴苏理问题。
    关于戴苏理问题，建勋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头一天就讲得很清楚了，我完全同意。
    从揭发出来的许多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我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和大闹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这一点，戴苏理自己也承认了。这里，我不准备再讲更多的具体材料了，只讲一下我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过程。
    我这个人，不仅有保守思想，而且有时还比较严重。我应当向大家作自我批评。我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戴苏理问题的认识上。
    最近听人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戴苏理就在背后造我的谣言，说我在地委书记中搞“特务活动”。尽管如此，在当时我主观上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支持他，他也支持我。我批评过他有点怕群众。后来文敏生装病了，躺倒不干了，戴苏理、王维群、王庭栋、张耀东还支持我领着干。
    “二月黑风”一来，戴苏理突然变了。他同文、赵、杨合流了，支持何运洪的反动路线。从此，我们就决裂了，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同文、赵、杨还是有区别的，还是可以争取的。
    到北京一见面，我就同他谈：“老戴，二七一定胜利，你们错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戴不但不过来，跟着他的一些人还写传单大骂我“跳得高”。（刘建勋同志插话：在北京我同他谈话，他说纪登奎态度很不好，一见面就说二七必胜。）康老同我和耿其昌谈话后，我把康老的话转告给他，二七要胜利了，要他站过来。戴说什么呢？他说：“站在那一边，也能执行毛主席路线。”直到现在，他还坚持“立场错了，但没有站错队”的谬论。（王新同志插话：你是站在刘邓陶一边的，怎么是没有站错队！）
    向中央汇报结束了，建勋同志把康老对戴苏理的三点意见转告给他，他还是不以为然。我碰了几次钉子，该死了心吧，但仍不死心，还想争取他，再拉他一下。回到郑州，建勋同志又要我同他谈。我说：“老戴，你组织了一把‘内阁’，搞四百多人签名亮相，十大总部和河造总都支持你，连公安公社都支持你，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这样能挽救你的命运吗？你为什么同文赵杨死抱在一起呢？你攻击刘建勋同志排斥你的事，那是赵文甫、杨蔚屏挑拨的，你不可相信”。戴苏理当时表示自己错了，但没有决心站过来。（刘建勋同志插话：老戴，我什么时候排斥过你，你能举出一件事实吗？众呼：戴苏理交待！戴答：刘建勋同志没有排斥过我，就是去年三月听了赵文甫、杨蔚屏他们讲了以后，我才有这个想法。）他讲这个话是对的，就是在省委机关造总召开的那个会议上，赵文甫、杨蔚屏煽动他起来反刘建勋。
    （刘建勋同志插话：那是陶铸提出要把你调到湖北，把湖北的一个同志调来河南，我当时不同意调换，后来我给他们说了，二月黑风中，你们把一切问题都集中起来，说成我的“罪状”，说我排斥你，要把你调到湖北。是不是我排斥你？文敏生、赵文甫都没有死，可以问吗！文敏生天天背后骂你，我说你的好话，二月黑风中你反过来造谣中伤，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党的生活你过多少年了，毫不知耻！）
    尽管如此，我们为了进一步帮助他，挽救他，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我们支持他参加三结合。当时，革命造反派是坚决不同意的。（王新同志插话：八·二四也不同意。刘建勋同志插话：你造谣，好象八·二四对你感兴趣。申洪玉同志说：纯是造谣，根本没有这回事。）并且要开十万人大会批判戴苏理，我和王辉同志去做了工作，劝阻了。（王辉同志插话：二七公社已经发了开会的通知，我们说服以后不开了。）后来，二七公社的同志要派代表团向中央汇报，也被我们劝阻了。
    有一次，二七公社的常委同志质问我：“为什么要结合戴苏理？”我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第一要团结同志，第二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第三还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且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时，我确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顽固。在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前，我还向他表示过，我相信我们能够合作。在向中央汇报时我表示，我能同戴苏理合作。
    我觉得我是以诚待人，好心对待戴苏理同志的。我没有在背后说过戴一句坏话。这点，王新同志可以作证。（王新同志插话：对戴苏理的认识，还受你的影响，你说他不再至于犯大错误，他胆小。）当社会上右倾翻案风刮得厉害的时候，王新同志曾问我：“戴怎么样？会不会出坏主意？”我说：“可能还不至于吧！只是胆小怕事而已。”
    戴苏理参加三结合后，我们是放手让他工作的，可是他呢？辜负了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辜负了造反派同志对他的信任。
    我们是一直希望戴苏理同志站过来，希望他改正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愿望。但是，客观事物总是矛盾着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戴苏理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我们的好心当作坏意，把我们对他的信任当成乞求，好象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戴苏理不是说：“河南犯了慢性病，迟早要爆发吗？”意思是说，总有一天，非靠他来收拾局面不可。
    戴苏理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他把黑手伸向全省各地，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两面手法，一手扶植保守势力，一手支持分裂派。来了个“左”右合流，对革命派实行“左”右夹攻。
    戴苏理继续蒙蔽一部分群众，硬要把那些顽固坚持反动路线和造反派站在对立面的干部抬出来，塞进革命委员会。本来，有些干部不一定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犯了路线错误，只要不顽固坚持，不一定会被打倒的。可是，当他们还没有转过来的时候，被戴苏理一支持，被保守派一保，就给保垮台了。戴苏理第一次组织了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刘建勋同志插话：四百八十多名干部集体亮相，害人不浅。我在北京看到传单，有三条，其中一条说何运洪支左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要组织什么“内阁”，被他害了一批干部。这一次，他又要另立一个司令部，又坑害了一批干部。戴苏理这样做，到头来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戴苏理豁出“常委不当，也要大干”，他是横了一条心，充当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的，一心要为文、赵、杨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
    对戴苏理这个人的认识上，革命小将教育了我，戴苏理也教育了我，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林副主席的指示：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
    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对党、对人民的事业负责，也为了挽救戴苏理本人，我们必须同戴苏理作坚决的斗争。纸里面是包不住火的。我们面对现实，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
    在这次会前，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曾开了两夜小会，对戴苏理诚恳地、耐心地进行了批评帮助。听了前天他的检讨，态度仍很不老实，大家非常气愤，要打倒戴苏理，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看，对待戴苏理同志的问题，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
    第三个问题，讲一下关于当前工作方面的意见。建勋同志、王新同志叫我对当前工作讲几点意见，我讲一些老话，讲五点：
    一、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指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向他们发起主动的、不停顿的猛烈的进攻。对这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要统统揪出来；要进一步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取得很大的胜利。但是，群众发动的还不够充分，运动发展也不够平衡。文赵之流，还很不老实，赵文甫最近就抛出一个假检讨，至今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翻案吗！
    文化大革命搞了快两年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明明是受坏人挑动，两派群众组织长期打内战，让敌人睡大觉。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
    二、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我们必须把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对戴苏理必须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把他批倒批臭。
    社会上的右倾翻案风，不可能不反映到革命委员会中来。在彻底批判戴苏理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好好学习林副主席三月二十四日讲话，根据林副主席指示精神，对同戴一起工作的人，认识戴的人，支持戴的人，以及戴支持过的人，应当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是叛徒、特务、走资派，那就一定要揪出来；如果只是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参加了三结合，工作还不错，跟着他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只要承认错误，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应当欢迎他，信任他。如果打了招呼，还跟他走，坚持错误，就不能信任他，就要彻底批判他。昨天，李跃、魏世昌同志给我们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见过一次戴苏理，找他谈过事，这是一个很大错误。”这个话不对，没有阶级分析。问题不在于你同戴苏理有没有来往，而在于你谈的什么事。如果你谈的是反对翻案风的事，那是对的；如果你谈的是刮翻案风的事，那才是很大的错误，要实事求是。
    对革命委员会中群众组织的代表，有的人如果受了右倾思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除个别坏人以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他们的路线觉悟，切不可任意拉到街上乱斗，更不可以随便清除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对革委会成员的处理，必须向批准机关请示报告。
    三、通过这场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对待群众。对站错队的群众，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有的人，对叛徒、特务、走资派恨不起来，而把矛头指向站错了队的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这是什么感情？！经过这次运动，一定要逐步团结两个95％，不然，就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能因为反右倾翻案风，就动摇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既定方针、政策。决不能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
    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仍然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并在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中保留有一定席位。
    对现在工厂、学校还存在的一些十大总部的基层组织，也仍然要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只要承认错误，扭转方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在革命原则下，在基层同他们联合起来。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对受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唯一正确的政策，就是毛主席教导的，不能压，要作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实行摧垮的政策，是错误的。
    通过这场斗争，要把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得更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建立和加强“三代会”，尽快实现中央指示的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四、提高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帮助造反派总结经验。目前，应当注意的，是揪斗坏头头的面，万万不可扩大化。坏头头应当同群众分开。不要互相抓人。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要文斗，不要武斗。严禁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目前主要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要注意防止极“左”思潮抬头。
    五、警惕坏人挑拨军民关系，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现在已发现有个别地方提出揪“小杨成武”，揪斗人武部干部的苗头。这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对军队个别人有意见，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通过适当方式，提出善意的批评。要相信军区、军分区、当地驻军党委是会正确处理的。要向一切挑拨军民关系，破坏人民解放军声誉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
    最后，再讲一点农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必须坚定的依靠贫下中农，集中目标，打击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决不允许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翻案。对破坏文化大革命和破坏集体经济的现行反革命，必须坚决镇压。
    我讲这些是请同志们注意掌握政策。有的同志可能要说我是“右倾”了。不，不能一讲政策，就说是右倾。“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
    说的太多了，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批评，也请戴苏理同志提出批评。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刘建勋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同志们：
    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今天胜利结束了。
    上午，王新、纪登奎同志都讲了，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再简单讲几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大大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这次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我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戴苏理展开了揭发、批判和斗争。
    这是一次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师大会，是一次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誓师大会。
    从会议期间大家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来看，戴苏理确实是全省大刮右倾翻案风、大搞右倾分裂主义的总后台。
    这次会议把戴苏理的问题一揭开，前一段我们不能顺利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症结所在也找到了。三月初，我们常委的同志从煤矿回来以后，各个地区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都搞不动了，几乎停顿下来了。这时候，我们发现了问题，但是警惕性不高，没有想到戴苏理会搞这一手。我们对戴苏理也是逐渐认识的。
    关于戴苏理的问题，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把大概的情况讲了。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利用在革命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疯狂地进行翻案活动。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主要有这么几条。首先是，集中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批示。其次是，拉山头，搞分裂，一手扶植保守组织，一手支持形“左”实右的分裂派，也就是戴苏理称赞的那个所谓“猴派”。第三是，故意混淆阶级阵线，抹杀两条路线斗争。继续蒙蔽群众，死保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进行翻案活动。第一步，想和革命造反派分庭抗礼；第二步，取而代之，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戴苏理是在明目张胆地为刘、邓、陶翻案，为文、赵之流翻案，为“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戴苏理在进行右倾翻案活动的时候，自鸣得意的是两张“王牌”，一是借口所谓“反对极‘左’思潮”，一是借口所谓“反派性”。他的这个阴谋，我们必须戳穿。
    戴苏理口口声声说，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党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反右不反“左”。他到处唆使受他蒙蔽的一部分人和他的同党，借口反极“左”思潮为名，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攻击省革命委员会，诬蔑纪登奎同志是极“左”思潮的代表。其实，他所反对的极“左”思潮，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午纪登奎同志讲了，去年八、九月份，我们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来河南视察时的重要指示，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曾经坚决抵制了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潮。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右倾的苗头就出来了，到十二月份就闹的很凶了，很严重了。当时，为了抵制这股右的思潮，王新、纪登奎、王辉、杜河堤等同志分别在军队的、地方的几个会议上讲了话，我也在有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造总主要服务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了话，重点都是同右倾思潮作斗争的。我的讲话最后也顺便批评了某些地区还存在的极“左”思潮。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对于阶级敌人来自极“左”的方面和右的方面，或者同时从“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我们都是坚决抵制、坚决斗争的。但是，戴苏理却在背后嘀嘀咕咕，到处散布我们只反右不反“左”，这完全是诬蔑和攻击。实际上，他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戴苏理大喊大叫“反派性”，他反的是什么派性呢？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叫“派性夺权”；把革命委员会，叫“派性委员会”；谁要是一讲路线斗争，就反咬谁一口，叫“派性大发作”；把省革委会的机关报，叫“派性报纸”。在他的眼里什么都成了“派性”，把革命造反派说得一无是处。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就是根本对立的两大派。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派性，派性是有阶级性的。戴苏理攻击我们的派性，恰恰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也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左派的革命性。戴苏理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右倾机会主义的、保守派的派性，形“左”而实右的极“左”派的派性，以及反革命两面派的派性，来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的，来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的。
    为了更好地增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性，提高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防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侵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本着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采取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在革命造反派内部展开了“斗私，批修”的斗争。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革命小将，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敢于“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这是对的，无可非议的。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反。我们什么时候都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但是，阶级敌人是无空不入的，我们这种革命的口号，也被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戴苏理接过去了，把它用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而后快，以反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性而后快。好象只有他们刮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自由，没有我们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妖风的权力。就是只许他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如果我们去消毒，就说我们是“派性”。这是一切阶级敌人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所惯用的手法。他们扬言要“四大”，要“民主”，要“自由”。其实，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
    以上，就是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两把板斧。戳穿了，无非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的斗争，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起来了，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经过这次全会扩大会议，必然会使这场斗争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展开主动地、不停顿地进攻，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坚决杀退这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阶级敌人是非常狡猾、非常阴险的，我们要百倍提高革命警惕，识破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把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两面派、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我们要继续广泛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这里，我想特别着重说一下革命大批判的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大批判运动。我们就是要彻底批判旧世界，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只有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才能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从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可以看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并没有斗倒斗臭，他们一有气候和温度，就跳出来进行反扑。最近，文敏生、赵文甫之流交出了一个所谓“检讨”。一看便知，是假检讨，真反扑。这说明，前一阶段他们是躺下装死。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戴苏理同志在这次全会上的检讨，同志们都听了，是极不深刻的，态度是很不老实的。现在我们还是再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彻底交代，承认错误，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但是，我们决不能把矛盾掩盖起来。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我们必须把戴苏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罪恶活动，为刘、邓、陶翻案的罪恶活动，为文敏生、赵文甫之流翻案的罪恶活动，彻底揭开，加以批判，批判得越深刻越好。要把他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这样，才能对戴苏理有所帮助，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有这样一些干部，过去他们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本来只要他们深刻检讨，承认错误，取得群众的谅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是可以挽救，可以不打倒的。但是，这些人受了戴苏理的影响，在戴苏理的指使下，不但不承认错误，还继续蒙蔽一部分人死保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当了那个地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后台。这就可能要打倒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是走资派？还不该打倒？！这次戴苏理大刮右倾翻案风，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也害了一批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把戴苏理的错误揭发出来，把他批倒批臭，就不能把受戴苏理蒙蔽的一部分群众和干部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发动群众，对戴苏理所犯的错误，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坚决把这股右倾翻案妖风打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阶级敌人要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对这次又站错队的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悔改，我们仍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除了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外，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是欢迎他们、信任他们的。我在一次省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讲过争取边缘人物的问题。希望那些到了边缘的边缘人物迅速猛醒，不要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滑下去。我所指的就是受戴苏理影响的一些干部，包括戴苏理在内。现在，我对这些干部，再一次提出忠告。文化大革命已经两年了，可是有一些干部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这是不能允许的。如果现在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深刻检讨，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还愿意帮助他们。如果死不悔改，象戴苏理那样搞实力政策，拉山头，搞分裂，以为“人多力量大”，就可以保自己，就可以当核心，继续蒙蔽群众，搅乱阶级阵线，那就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对于在这次右倾翻案风中受了蒙蔽的群众，我们仍然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当然，其中极个别的坏头头是要揪的。但是，为了更好地向阶级敌人进攻，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搅乱阶级阵营，那个组织的坏头头，要由那个组织自己去揪。对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持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
    总之，在这场斗争，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杀退右倾翻案妖风。通过这场斗争，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逐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这里，我再特别讲一件事情，就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不要因为有的群众贴过炮轰刘建勋、纪登奎的大字报而整他们。这个，问题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工作中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的，我们欢迎革命群众提出批评意见，炮轰也可以。不要因为炮轰我们而去整群众，更不能把贴这种大字报的群众打成反革命。至于有些人贴大字报，攻击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中央文革，那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地和他们作斗争。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关于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这个前提下要注意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纪登奎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讲这么多。
    最后让我们高呼：
    坚决打退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无产阶级文北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记录稿）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通讯员《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
    编者按：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精兵简政”的教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朝着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前进了一大步，树立了崭新的革命作风。
    领导班子革命化，办事人员少，走上第一线，这是革命委员会紧密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开展对敌斗争，粉碎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克服官僚主义旧习气，促进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重大的意义。
    实行精兵简政，是一场尖锐的、深刻的阶级斗争。新的革命机构，同剥削阶级的旧观念，旧作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以及旧的习惯势力，必然要从多方面干扰和冲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要勇敢地跳出原来旧机构的圈子。必须采取坚决态度，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政权建设方面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保守主义，击破剥削阶级旧势力的抵抗。
    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央各工作部门，都要象灵宝县那样，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 ＊ ＊
    本报讯 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的最新指示，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精兵简政，改造工作作风，努力“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发挥了革命政权的威力。
    灵宝县革委会在今年一月三日成立以后，对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和机构设置，曾进行了多次研究。由于受旧思想、旧框框的束缚，改来改去，机构搞得还是很大，设立了“八组两室”：政宣组、组织组、农村组、内务组、财贸组、工交组、文卫组、统计组和革委会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办事人员近百人。有些事情本来过一次手就可以解决，但是这个组推那个组，这个干部推那个干部，问题不能及时解决，革命、生产受影响，群众有意见。贫下中农说：你们办事，过场太多，找了三番五次，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委会工作应该改进改进。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灵宝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学习了这一光辉指示，联系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大查了机构庞杂的危害性，大议了“精兵简政”的好处，总结出“五害五好”：（一）机构庞杂的害处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精兵简政的好处是便于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二）机构庞杂的害处是人浮于事，工作推推拖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组织机构精悍有力，有利于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三）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助长官气，增长私心；精兵简政的好处是能“官”能民，破私立公。（四）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容易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际；精兵简政的好处是干部能够经常到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五）机构庞杂的害处是容易变成官僚机构，成为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不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精兵简政的好处是有利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通过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革委会的组织建设，必须走毛主席指出的“精兵简政”的道路。
    新的组织机构把原来的“八组两室”改为四个组：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办公人员由原来的近百人减少到三十人（包括解放军代表十二人）。原县委、县人委的工作人员除参加革委会办公的以外，一部分留机关搞斗批改，一部分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农村，深入基层。
    组织机构精简以后，人少事多怎么办？他们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有关群众路线的教导，突出地抓两点：一是千头万绪抓根本。工作再忙，任务再大，总是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抓好革委会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一组顶几组用，一人顶几人干。领导相信群众，工作大胆放手，一般问题，分别由各组有关办事人员研究处理，改变了过去事事请示领导，头头说了才算数的状况。二是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大量问题在基层单位解决，改变了以往那种“下边问题多，上边积压多，矛盾光上交，迟迟不解决”的旧作风。县革委会主要成员遵照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和“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教导，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同学习、同吃、同住、同劳动。哪里困难大，就到哪里去；哪里情况复杂，就到哪里去；哪里工作艰苦，就到哪里去。有一个公社距县城较远，情况比较复杂，革委会建立以后，一小撮阶级敌人大刮翻案妖风，煽动群众不服从革委会领导，阻碍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带着毛主席著作，到这个公社，协助公社革命委员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阶级斗争。他们把群众很好地发动起来，揭开了右倾翻案妖风的内幕，揪出了反革命两面派，有力地教育了群众。受蒙蔽群众纷纷反戈一击，打退了阶级敌人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了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公社两派斗争很激烈，革命委员会长时间建立不起来。县革委会一个常委就带着毛主席最新指示，到那里和大家共同学习，斗私批修。双方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原则，分别检查了本组织的错误，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迅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组织机构精简以后，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了改进。他们深入各组，深入基层，随时随地解决问题。走到那里，就在哪里办公。有时在树下，有时在渠边，有时在机关，有时在街头，到处可以同来访的群众和请示问题的同志商谈，及时答复和解决他们的问题。领导干部处理问题，经常和办事人员共同研究。领导的意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办事人员可以批评。一次，外单位有个同志要开外出调查的介绍信，县革委会一位领导同志满口答应，叫办事组人员给写。可是经过询问，不符合上级关于出差外调的指示，办事人员就拒绝给开，并当面向领导提出批评。这位领导同志认为批评得正确，便虚心接受。他高兴地说：“只要有同志们的监督，我们就会少犯错误。”
    最近，灵宝县革委会成员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带领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搞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坚决把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以及反革命分子统统揭露出来，彻底斗倒斗臭。
             （原载《河南日报》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有删改）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工代会主任申茂功：《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党召开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会的召开，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伟大事件。全会发表的公报，是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会议公报精辟地总结了在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国亿万革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所取得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宣布把长期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宣告了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的彻底破产；并且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动员令。这次会议大长了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国内外反动派的威风。　　回顾我们河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伟大最正确，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唯一的指导思想，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两年来我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河南的代理人文敏生、赵文甫等党内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揪出了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特务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先后击溃了“二月逆流”和今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反革命邪风，加速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实现辽阔中原一片红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了斗、批、改的高潮。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工人阶级，我们工人阶级最忠于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指到那里，我们就战斗到那里。我们一千个一万个拥护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各项决议，决心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全面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认真完成斗批改各阶段的任务，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地市县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王新讲话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同志们！
    我们这次会议，从十一月八日开始，到今天十九天了。这两天，在学习重新发表的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的基础上，研究了会议纪要，讨论了我省当前的形势。讨论中，在某些同题的看法上有原则性的分歧。昨晚建勋同志主持，开了一个碰头会，进行了讨论，感到问题很重要，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建勋、老纪、老耿等同志让我先发个言。我把这两天讨论中涉及到的问题谈些不成熟的意见，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建勋同志还要作总结。
    一、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什么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林副主席在国庆讲话中也指示我们：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遵循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认真搞好斗、批、改。这就是要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搞好大批判，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整党建党，搞好教育革命，搞好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庄严地号召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极其重要指示，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和全会公报，都给我们明确地指出了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前进的灯塔。我们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落实全会公报的战斗号召，就是胜利！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再三地教育我们，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革命实践中使我们党的干部更加了解了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是胜利，违背毛泽东思想就吃亏，就失败。
    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十二中全会，都是号召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怎样来搞好斗、批、改，完成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呢？
    搞好斗、批、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对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实行彻底的普遍的改革；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塞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巩固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搞好斗、批、改，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搞好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我们一定要把搞好斗、批、改，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一定要搞好，一定要搞彻底，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这就是摆在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各革命群众组织面前的最中心的任务，这就是斗争的大方向。谁违背这个大方向，谁干扰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向歧途，就会犯大错误，就会掉队，就会跌跤子，就会被历史所淘汰。
    有的人说：你们光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
    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把完成斗、批、改这样一个伟大历史任务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割裂开来，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完成某一个时期的革命历史任务，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离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么能谈得上完成革命任务呢？我们说，讲斗、批、改，正是要讲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抓路线斗争，才能有斗、批、改的胜利。（刘建勋同志：“两报一刊”社论讲的很明确，现在搞斗、批、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耿起昌同志：社论指出：我们必须把斗、批、改提高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来认识。务必把它搞好，搞彻底。）（刘建勋同志：斗、批、改是大方向问题，是路线斗争问题。有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表现出来。离开了这个，你讲的路线斗争是什么呢？简直莫明其妙！）肯定地讲，搞斗、批、改，就是要讲路线斗争，斗、批、改的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不仅要讲，而且要大讲特讲，就是要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武装群众，彻底批臭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怎么不讲两条路线斗争呢？我们就是要大搞两条路线斗争。（刘建勋同志：这种谬论流毒很广。指责人民解放军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指责革命委员会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他们忘记了路线斗争一定时期表现在一定问题上。斗、批、改就是当前的路线斗争，脱离斗、批、改，就是脱离路线斗争，就一定要滑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不搞路线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组织上堵死产生修正主义的渠道？怎么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呢？只要存在阶级斗争，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有阶级斗争就有两条路线斗争。公报指出：两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指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革命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在全省范围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不是很激烈吗？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派出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直接领导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又说，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政治舞台，也是国标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创举。你对工人宣传队是赞成、拥护，还是反对、抵触？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一场激烈的价级斗争，是很重要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建勋同志：省直机关集中了一万多人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下一步还要搞整党。工人宣传队一开进去，就出现了一种谬论，说工人阶级与造反派的矛盾是普遍的矛盾。为什么当工人阶级团结广大革命干部，向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发动进攻的时候，会发生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种反映。说那个话的人，支持过一段造反派，他比那些已经臭了的“二月逆流”的黑干将的发言权要高一些，他是利用“造反派”的名义说的。他这个话是反动的。实际上，不是工人宣传队与革命造反派的矛盾，而工人宣传队、革命造反派与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矛盾，才是普遍的矛盾。）（耿起昌同志：说这个话的人，据说有严重历史问题，可能是个叛徒，工人宣传队开进去，就是要压他们。）他挑拨工人宣传队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关系，企图达到掩护坏人、包庇敌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目的。
    这个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个政权问题。他们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一切，就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为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人材。阶级敌人并没有死，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在造谣言，放暗箭。（刘建勋同志：不但没有睡大觉，而且还组织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裴多菲俱乐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制造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舆论。）他们就是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把工人宣传队赶出学校。（刘建勋同志：有人造谣说压了“红色公安”，压了造反派，解放军把“公安公社”的头头启用了。我这里负责声明：这完全是造谣，全部是造谣！）
    有的人搞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头脑膨胀，利用种种借口，对抗工人宣传队对教育革命的领导。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采取什么态度，这就是路线斗争。
    讲路线斗争，首先要讲领导权问题。这是起码的知识嘛。我们党的历史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要使中国的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抗日战争开始，刘少奇、王明一起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对工人宣传队持什么态度，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持什么态度，这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怎么能说只讲斗、批、改，不讲路线斗争呢？（刘建勋同志：搞不搞斗、批、改，对斗、批、改持什么态度，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公报首先要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完整的路线。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可能搞好斗、批、改。怎么不讲路线斗争呢？那种说不讲路线斗争的人，实际上天天讲路线，就是只讲资产阶级路线，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刘建勋同志：争论的根本分歧点就在这里。一个要按照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夭折。一个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一切，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把他们一网打尽。这个争论非常激烈，非常尖锐，搞了许多裴多菲俱乐部，开了许多黑会，在那里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一举把革命委员会摧垮，这就是他们的真实目的，罪恶目的！）
    还有人说，现在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
    这些人老是抓住路线斗争，好象只有他在执行正确路线。你执行的是什么路线？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能分得开吗？党内路线斗争就是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路线斗争吗？没有的！林副主席说，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根源引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代表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你是反映什么阶级的要求，什么阶级的愿望，什么阶级的作法？路线斗争，就要讲阶级，不讲阶级就成了唯心主义。（纪登奎同志：不懂阶级，不懂剥削，就不懂革命，连起码的革命常识也不懂。）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无产阶级，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有些人就是企图混淆是非。
    讲路线，就要讲那个阶级领导，革命的对象是谁，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团结对象是谁，就是说，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刘建勋同志：你屁股坐在那里，矛头指向谁，这就是路线。）这是一条完整的路线嘛！敌我不分，连革命对象都不知道，是什么路线？（耿起昌同志：有个单位揪出个牛鬼蛇神，有人竟说，他在“二月黑风”中路线站对了，为什么你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很清楚，他们讲的路线，是把坏人当成朋友。（刘建勋同志：派性必然掩护敌人。这些人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变成资产阶级的行帮团体，好象只要和自己是一派，在一块战斗过，坏人都可以统统包庇起来。这算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是行帮，是山头主义，是独立王国。凡是你那个王国里的公民，统统看成是好的。）（纪登奎同志：按他们的讲法，混进来的地富反坏右站队站对了就不是坏人了。）讲路线，不讲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专谁的政，这是什么路线？这完全是有意的制造混乱，混淆阶级阵线，干扰清理阶级队伍。（刘建勋同志：是认敌为友的路线。）（纪登奎同志：工人宣传队进到一个学校，发动群众，开展忆苦思甜活动，他那里就写社论，说是否定了路线斗争。他最怕诉苦，怕触及他的灵魂，就是要包庇地、富、反、坏、右。不叫讲阶级，不叫讲剥削，还有什么革命。接着清理队伍，清出了坏人，又说这个人站队站对了，就不是坏人了。）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清理阶级队伍，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革命路线。把钻到造反派中的一些坏人清除出去，是我们的胜利。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坏家伙。把他们清除出去，难道还不是我们的胜利吗？讲路线，要分清敌我，不能混淆两类矛盾，不能认敌为友，认友为敌。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根本问题。）
    讲路线，要根据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革命的对象是不同的。民主革命有民主革命的对象，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讲路线，要分清革命的对象是什么，依靠谁革命。（刘建勋同志：上次开会，有的同志讲，有七个县少数中学生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按自己的意志左右革命委员会，一切都得服从他们，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当时说，这些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如果让他们掌权，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句话触怒了那些搞独立王国的人们。他们一定要到北京去澄清这句话，说刘建勋讲错了，问为什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掌权？同志们，世界上的政权只有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蒋介石式的、尼赫鲁式的或者苏修式的，统统都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一种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式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从古到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小资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教导我们：“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你去告状当然有你的自由，但你是错误的！你要专政是什么问题呢？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的表现，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我们那句话的，是头脑发胀，浑身浮肿的人。说他不能掌权，他就去告我和王政委的状了。）
    讲路线，就是讲领导权，讲革命的对象，分清敌我。不分清敌我，就成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成了招降纳叛的路线。清理阶级队伍本身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群众，把一小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这样作。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坏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叛的路线。
    毛主席关于斗、批、改的一系列指示，反映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反映了工人阶级、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要打好这一仗。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当前，在完成斗、批、改任务中，突出的是搞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把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批倒批臭，把他在各个领域中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肃清，包括在建党、建政、文教、文艺、新闻等方面的流毒，一定要彻底肃清。（刘建勋同志：少数人在那里搞独立王国，搞裴多菲俱乐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干扰斗争大方向，妄图蒙蔽不明真象的群众，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搞垮，这就是他们的罪恶目的。）认真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把这一仗打好，就在政治上、思想上打了大胜仗。把敌人揪出来，彻底批臭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在各个领域的流毒，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群众武装起来，这就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取得全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是当前突出的任务，中心的任务。
    衡量一个人路线觉悟是不是高，是不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条件的表现来看，要以对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的革命任务、要求，来衡量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是真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还是假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路线、方针、任务、要求，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行动的准则。新党章给我们提出了总的奋斗目标。林副主席在讲话中说，这两个路线，反映了两个阶级的要求，两个阶级的愿望，两个阶级的作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和作法。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斗、批、改任务，就是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愿望和作法，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个要求的根本途径。民主革命时期，是不是真正革命的，就是看你在现实斗争中赞成不赞成搞土改？赞成不赞成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看你敢不敢搞武装斗争？搞土改你包庇地主，打仗你怕死，往后跑，这叫什么革命性？（刘建勋同志：怕死，搞议会斗争，是刘少奇的一套，企图投降蒋介石，搞个一官半职。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来主张武装斗争，亲自实践，亲自缔造了人民解放军。这是鲜明的对照。）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是看你赞成不赞成合作化、人民公社。（刘建勋同志：赞成不赞成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革命性，路线斗争觉悟，不能离开毛主席在现实条件下提出的各项革命任务和要求。文化革命也是一样，在现阶段，对毛主席提出的斗、批、改抱什么态度，搞不搞大批判？是不是狠批刘少奇，把他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是不是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执行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拥护不拥护工人阶级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不搞清理阶级队伍，有劲没有？对砸烂公检法赞成不赞成？对工人、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打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赞成不赞成？这就看你路线觉悟怎么样？（刘建勋同志：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天天叫喊砸烂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现在要真正砸烂，他又反对，就是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中讲的，他们只不过是现代的叶公而已，叶公好龙，好的是假龙，是真龙，他又怕了，他总是动摇的，是口头革命派。）（李忠顺同志：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这种舆论，对公安军管会指责特别多，特别是对省公安军管会。刚才刘政委指出的那些人，他们造谣的目的，就是反对军管，反对砸烂刘、邓、彭、罗推行的那一条修正主义政法路线。为什么要军管？就是为的要砸烂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有人说我们只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说什么公安公社又用起来了。造这些谣言来攻击我们公安军管会。到底谁不讲路线斗争？军管就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彻底砸烂旧公检法，就不能在公检法夺取全面胜利。现在有人出来反对军管，反对砸烂旧公检法，实际上是他不讲路线斗争。有些人是认识问题，有些人是上了敌人的当，有些人则是有他自己的目的。）（刘建勋同志：有的人是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的人是不自觉的代表资产阶级，有些善心的人是被独立王国迷住了心窍，凡是他那个独立王国的人都不让动，就是彭、罗、陆、杨的人，他也不让动。）讲路线斗争，就是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认清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和要求。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要紧紧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不能脱离当时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要求。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是革命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可能是反动的。“二月逆流”的那些黑干将，在民主革命时期算是跟着走过来了，现在不跟，不就由革命的成为反对革命前进的了。你那个时期紧跟毛主席，在另一个时期不紧跟就要掉队。（刘建勋同志：有的人已经掉队，有的人正在掉队，正在充当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传声筒。有两种人：一种人自觉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种人不大自觉地跟着资产阶级摇旗呐喊，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叫裴多菲俱乐部。现在就是有许多裴多菲俱乐部。）
    讲斗、批、改，就是要讲路线斗争，斗、批、改的伟大胜利，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讲阶级斗争，就是要讲路线斗争，就是要搞斗、批、改，这就是大方向。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排除一切干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夺取全面胜利。
    二、认清当前形势，狠抓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目前我省形势和全国一样，空前大好。这是主流，这是本质。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们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工作发展不平衡中出现的问题。工作的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我们不这样看待我省形势，就要犯大错误，就会迷失方向。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好形势，是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取得的，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越是在胜利的太好形势下，我们越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公报中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在斗、批，改阶段也是这样。决不能认为实现了一片红，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或者阶级斗争不那么尖锐了。斗、批、改阶段就是严肃的阶级斗争。革命更加深入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是要进行垂死挣扎，只要情况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进行反扑。同志们都听到和看到近来阶级敌人到处在刮阴风，造谣言，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把水搅混，破坏大好形势。大量事实告诉我们，阶级敌人并没有睡觉，必然会从右的或形“左”实右的方面，破坏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扑，进行反夺权。所以，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当前阶级斗争的这个动向很值得我们注意。
    昨天同志们学习了“两报一刊”社论，根据社论精神，讨论了会议纪要。现在值得我们非常注意的问题，就是阶级敌人善于把我们革命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为其所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我们要识破敌人的这个阴谋。（刘建勋同志：老一套的东西不行了，被群众识破了，接过革命的口号来攻击我们。）（纪登奎同志：你反右他利用反右，你反“左”他利用反“左”。）（刘建勋同志：说什么“八月黑风比二月黑风还黑”，“罕见的资产阶级专政”，现在光用这些口号不行了。就变一个口号。我们提什么口号，他就利用什么口号，企图转移斗争目标，准备一哄而起，把红色政权轰掉。）有的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加以歪曲，把斗争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妄图实现反夺权，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他们大喊大叫，“要普遍开展反复旧”。戳穿了，就是准备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的逆流。（刘建勋同志：反对工人宣传队，反对人民解放军。现在对人民解放军的谣言多起来了，省直机关是空军四十三师搞的，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说这个部队是“支保”的，是压制我们造反派的。我告诉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部队，谁反对人民解放军，用红卫兵的语言，要砸烂你的狗头！）我们要提高警惕，揭穿敌人的阴谋，千万不要上敌人的这个当。不要因为阶级敌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我们就迷失了方向。
    同志们想一想，我们经过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全省实现了一片红，这是主流。你对形势是怎样估计的？难道会一下子忽然黑了吗？你那样看问题，实际上是否定大好形势。（刘建勋同意：事物的主流决定事物的质，支流无论多少条还是支流，不决定事物的质。主流是大好形势，就是工人宣传队、解放军、革命委员会、广大革命群众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把工人宣传队开进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改革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改造机关，砸烂修正主义的建党、建政路线，彻底砸烂公检法，彻底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彻底搞好斗、批、改。难道我们这个大方向不是正确的吗？有些单位搞不起来是另外的问题。有些是坏人掌权，整好人，不整坏人。还有的是联合的不很好。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事物的质，是主流。其他都是支流。支流可以用调节的方法解决。有些人，把革命的口号接过去，说革命委员会复旧了，说复旧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开着喇叭车上街，一夜之间大字报贴满全城，组织好多人围攻革命委员会，把工人宣传队赶走，企图一哄而起，把革命委员会轰掉，这是一种什么行为？（众：反革命行为！）（纪登奎同志：这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不见得”派在背后操纵捣鬼。）（刘建勋同志：这是“不见得”派在后面操纵的，前台的人主观上不一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客观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还自以为是，摇旗呐喊，作资产阶级的马前卒。有些地方开黑会，搞裴多菲俱乐部，是很有准备、很有计划、很有组织地搞起来的。我们刚刚发表一篇社论，他们就大喊大叫，说我们突然袭击。你准备了好多天，开了那么多黑会，你的反动行为那么有准备，不是突然袭击？我们稍稍表示了一下态度，就是突然袭击？这就是只许资产阶级造反，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一切反动派所惯用的伎俩。）（李忠顺同志：反复旧实际是复旧，根本不是真反复旧，就是要在公检法恢复刘、邓、彭、罗那一套。有没有复旧？临颍有一点复旧，但他们不去反对，就是反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同志们看了那张大字报，提到“复旧与反复旧，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以整党建党为中心的斗、批、改高潮，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刘建勋同志：是大、大、大毒草，是经过黑会讨论了的。有人认为是香花。你的鼻子不灵了，感冒了，伤风了，不辨香臭，把毒草当成香花，屁股坐在那里去了？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象苏联的“克里空”那样，以为自己作了三个月的工，就不得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就管一辈子，一辈子用不完。没有那回事！要永远紧跟毛主席。不这样，你就会落后，就会掉队，就会倒退，就会把毒草当成香花。）肯定会干扰斗争大方向，严重破坏整个斗、批、改任务的完成。所以对这些反动的谬论要批判。（纪登奎同志：这个传单是一个独立王国的公民，跑到安阳发表了一篇讲演，然后到一个煤矿去串连所产生出来的一支大毒草。）（刘建勋同志：大、大、大毒草。）是个黑纲领。（耿起昌同志：可见他们还有市场。）（纪登奎同志：新与旧的斗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复旧，我们第一承认，第二反对。我们天天反的，是要搞革命化的。但决不能接过革命的口号去反对“三红”，这是一个阴谋。）（刘建勋同志：有人指着鼻子问有没有复旧？我说有，经过斗、批、改，就是要反掉它。工人宣传队，就是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就是最大的复旧，就是要破它，就是要破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新和旧的斗争还是存在的，一万年还存在。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嘛！问题是看你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敌人借反复旧为名，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妄图一个早上把政权夺在他的手里。他们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他们说，你压制造反派。我们说，不是，我们压的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对于上了当的人，经过教育，使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反复旧。
    在我们前进中有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呢？有的。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也难免混进坏人，在革委会领导班子中，也有一些不大好的。（刘建勋同志：在革命委员会内部也有人借着这个口号反对革命委员会，因此，放出的风特别有效。）个别地方班子调整不太好。（刘建勋同志：有些地方围攻革委会，就是因为革委会内部有人参加这个黑会，你那个裴多菲俱乐部，必须砸烂。在座的同志就有参加黑会的。）（耿起昌同志：我们搞清理阶级队伍，搞敌人，他搞革命委员会。）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是不敢承认。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绝大多数革命委员会是好的，有的领导班子不那么好，有的混进了坏人，有的镇压了群众，有的成员觉悟很低，私心很重，办了很多蠢事，我们这个会议其实也是承认这个问题的，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对那些搞打击报复镇压群众的，我们坚决反对，坚决批判，并严肃地处理。（纪登奎同志：个别地方原班人马是有的，这个问题正在解决。）提出要大搞反复旧的，并举不出像样的理由和事实。让他尽量地讲，说来说去还是那几个县，没有查出更多的县。（刘建勋同志：好象我们从北京毛主席身边一回来，大方向就错了，又是反动路线。哪有那回事。实际上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家里就有人在那里开黑会，有些人好象发疟疾一样，一阵高烧就上来了。）
    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要在今后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发展、完善她。阶级敌人歪曲这个口号，我们有些同志就跟着跑，不是补台而是拆台。（刘建勋同志：经过补台不断地巩固、发展、完善，不能一哄而起把她轰掉。）（纪登奎同志：经过吐故纳新，逐步去完善，不是象运动初期红卫兵小将砸烂几个四旧牌子，一个早上就可以用物质力量去摧毁。对于思想问题，旧思想旧作风，要发动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解决。）混进来的敌人要清出去，对于革命委员会中品质不好、路线觉悟很低没有革命精神的，也要清，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促其改正，或适当调整，广大革命群众还要对他们进行监督。但重要的是，对革命委员会要采取补台的方针。对新鲜事物，必须热情支持。“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我们必须正确理解领导班子中更新和复旧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笼统提反复旧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新与旧的斗争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红旗》四期社论是在一定的前提下提出的“反对复旧”的，是完全正确的。（刘建勋同志：有些人作文章说我们是保守主义，责问我们为什么不赶快整党，不赶快吐故纳新。他们说：你们的党龄比我们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这些人别有用心，混淆是非。新，当然要纳。但他们反对我们的保守主义，是别有用心的，就是对清理阶级队伍没有清出眉目的单位，他们要大开门，大吸收．就是要把地富反坏右拉进来，要把他那个独立王国的公民都拉进来，这是破坏整党。吐故，年龄大的可能多一点，但不能年龄大，就作为故来吐掉，应该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是否有革命精神。）新与旧的斗争，一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组织上复旧反复旧，思想、作风、习惯上的复旧反复旧。有敌我矛盾，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笼统的提反复旧，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引向打内战。从意识形态上讲，如果没有一点四旧才奇怪哩，除非是阶级斗争不存在了。只要阶级存在，旧的思想总是存在的，就要不断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全面反复旧的问题，必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三红”。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刘建勋同志：有个地方利用反“二月逆流”，一夜之间动员三千人贴出了几千张大字报，大造舆论，好象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二月逆流”的继续。这是反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根本不是反“二月逆流”。就是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一哄而起，推翻革命委员会。他的目的昭然若揭，还是我说的那句括，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那些“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利用一些有野心的人搞的。他们在背后操纵，开黑会，言不及义，不知开了多少次，气焰十分嚣张。）
    《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社论中指出：“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有复旧倾向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搞独立王国。（刘建勋同志：独立王国的地方不能整党，要先把独立王国搞掉，不然你发展的党员。也是“王国党员”，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员。是你那个王国的都是党员，你那个王国以外的都不是党员，这样能行吗？你反保守主义是一种阴谋。）（纪登奎同志：先反多中心，先反独立王国。）新与旧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相对的，必须辩证的来认识。我们革命委员会是经过更新的，有的只是更新的程度不同，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是极个别的。在发展中来巩固、完善，只能补台，决不能拆台，决不能一哄而起，把广大群众引导到攻击革命委员会。这种作法我们要坚决反对。
    如何更新，要以是否忠于毛主席，是否忠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标准，看他执行什么路线，走什么道路，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不能从形式上，年龄上看。（刘建勋同志：有的地方把革命干部都说成是“老油子”，“老狐狸”。他们说，老油子还不该进“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革命干部才能进去的，你那样说就把“五·七”干校的名义败坏了。你的斗争方向，不是斗争走资派，而是反对革命干部。他们中间某些人有缺点错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可以解决的。但不能把革命干部一律说成是老油子，进行斗争。难道年龄大一点都是老油子吗？这是什么口号？）有人说所有老干部都要彻底清查。把这些人赶出去，他们进来，做官的瘾这么大。你的世界观，是为自己做官，不是为人民服务，不讲无产阶级路线，不讲无产阶级政治，你就不能掌好权。（刘建勋同志：这些人厉害得很，他们到北京，造谣中央也镇压了造反派。这就不仅是反对我们了，还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要警惕这个问题。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的口号，加以歪曲，企图达到破坏斗、批、改的目的。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革命委员会要在斗争中发展、巩固、完善。整个斗、批、改就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大破资产阶级的旧。怎么说我们不反复旧？！但是，我们反复旧，跟你们的方针不同，摆法不同，作法不同。不能把广大群众引导到反对革命委员会，干扰斗争的大方向。
    另一方面，必须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多中心论”是严重干扰毛主席斗、批、改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严重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会议上揭发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看待问题。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有的人认为，我们这次会议上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批判那些搞分裂的人，大方向错了（刘建勋同志；有人扬言会议大方向错了，我们可以摆事实讲道理嘛！）不管来自那个方面的干扰，右的也好，形“左”实右的也好，我们都要排除。我们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指针，在两条路线的实际斗争中，排除“左”右干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为什么我们揭出了这样的事实，有人不敢承认这些事实、否认这些事实呢？这是什么用意呢？这不是唯物主义者。明明是“多中心”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不敢承认这种干扰，还说我们批判“多中心论”是方向错误，这就说明你是赞成这种干扰的。（刘建勋同志：有些人非常同情毛主席所批评的那些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是在那里搞武斗的人，这些人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战士，脱离了居民，也脱离了他那一派的多数群众。我们有些同志还在同情这些人，认为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同志，你落后了！那些人是干扰大方向的。是搞独立王国的，毛主席给他们谈了五个小时，指出了他们的错误倾向。奇怪，毛主席批评的，反对的，你拥护，你赞成，你为他们喝彩。这样，你把自己置于何等地位呢？你们是否有共同之点呢？你的大方向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也要象他们一样干扰大方向，搞独立王国？）这就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步伐，统一我们的行动，不是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切。不管是来自哪一方面的干扰，都要排除。为什么一排除这一方面的干扰，就说是错误的呢？为什么赞成这一方面的干扰呢，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底忠不忠？到底拥护不拥护？到底亲不亲？我们批判“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我为核心”。批判“多中心论”，批判形“左”实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让学生下放劳动，同工农兵相结合。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有人就扬言“造反派受压了”，“造反派受排挤了”，“这是对造反派没有感情”，“造反派没有掌权”。种种理由，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权”字，斗争的焦点还是一个权字，他们要夺权。这种人是极少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有极少数人，打着造反派的幌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的人可能是利令智昏，或被坏人利用。最近有人到处串连，大造舆论，大搞右倾分裂，拉势力，保自己当官。（刘建勋同志：有些人出去访问、串连，大造舆论，扬言“受压了”。你早不受压，晚不受压，我们深入搞斗、批、改你就受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镇压群众，你不感到受压。现在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已应进入了斗、批、改的新阶段，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深挖一切阶级敌人。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你感到受压，去搞访问、串连，这是什么问题。）对于“受压”要进行阶级分析。在阶级社会中的一切人的思想、言论、行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都是代表一个阶级的要求，代表一个阶级的愿望，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为一个阶级服务，为一个阶级的舆论所唆使。（刘建勋同志：你听了话，不调查，不研究，就跟着摇旗呐喊，在全省范围内大造舆论，干扰斗争大方向，这是什么问题？你是造反派，你的一根毫毛也不能动。这就是只许你到处散毒，不许人家说你放毒不对。这是资产阶级的哲学，就是只许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许无产阶级斗资产阶级。那里有这样的阶级斗争？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都是只许我斗你，不许你斗我，哪有这样的道理？你刮西风，我们要刮强劲的东风。有些同志听了这话又不舒服，这不是又压制我吗？你如果是西风，非压你不可。）到处串连是有的，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受压”。对于“造反派受压制”这个口号，要进行阶级分析。有的是只准自己放毒，不许别人消毒。（刘建勋同志：他们举的例子，是属于两派打架。对于支一派压一派的，我们是反对的，态度很明朗，怎么能说我们压制造反派呢？）有的是大派掌权，压制小派。（刘建勋同志：我们是反对的。）（纪登奎同志：镇压革命群众最典型的是×××、×××。）（刘建勋同志：×××是搞“多中心论”的，你就是要搞垮革命委员会。对你的错误要进行严肃地批判。反过来，大派绝不能压制×××影响的一派群众。）（纪登奎同志：×××有一句最典型的语言，他说过去你炮轰我，把我置于死地。今天我要把你置于死地。这叫打击报复，镇压群众。）（刘建勋同志：我们不赞成，我们批判了他们。）（纪登奎同志：×××在临汝支持一派制造了灵头事件，把那一派贫下中农俘虏，打死、枪毙了贫下中农×××个人，还说要消灭的还没有消灭完。这和北洋军阀没有区别，和吴佩孚没有区别，和蒋介石没有区别。）革命委员会中混入极少数坏人，打着革委会的招牌，在那里搞阶级报复，要把他们清理出去。（刘建勋同志：反复旧，为什么不反这个，而专反革命委员会？）这些人在革委会中滥用职权，对群众实行打击报复，有的人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我们坚决反对。对于“压了造反派”的种种说法，我们要作阶级分析，有的就是坏人混进了造反派里面。把坏人清理出去，不能说是造反派受压。同时，革命深入发展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要彻底搞好教育革命，广大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等等。修正主义的路线，都必须彻底摧毁。修正主义路线和“私”字紧密联系着。私字当头的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亲，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困难得多，接受修正主义路线就气味相投得多。他是要“读书作官”嘛！要当主任嘛！你不叫他作官，叫他去劳动，你要搞精简机构，你要彻底砸烂公、检、法，他就不高兴了。所以，私字当头的人，不可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抵触的。（刘建勋同志：工厂里也有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接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是“公”字当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斗、批、改的过程，不仅是阶级斗争的过程，也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过程。路线斗争。在思想领域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对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狠狠地进行批判。
    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在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思潮和作法。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中心是无政府主义，多中心实际是以我为中心，是搞独立王国，是搞山头主义，是搞分裂主义。他们搞“多中心论”，是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有人问当前反多中心，究竟是反右，还是反“左”？“左”也反，右也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们这个会议，就是体现了这个精神。搞多中心的人，不是把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作为行动的准则，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行动。搞多中心的人，表现有“左”的即形“左”实右的，也有右的。（刘建勋同志：更多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从当前形势来看，大家揭发的大量事实表明，还是形“左”实右的问题。（刘建勋同志：他们口头上喊反复旧，这是“左”，实际上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不是右吗？所以是形“左”实右。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你把政权都搞掉了，还谈得上有什么革命路线呢？）集中到一点，还是一个权字。当前要警惕形“左”实右，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口号加以歪曲，干扰斗争大方向，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
    此外，要批判右的思潮的干扰。要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不见得”派。这次会议上，反映出在个别地区、个别单位仍然存在着右倾翻案的思潮。有些人存在着“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在一定的条件下，“三气”就变成一股风，就是翻案风。林副主席讲话中指出，要排除“左”的干扰，右的干扰，右的干扰是主要的。这是从两年来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我们在这方面要有足够的认识。有右的思潮的人，不少都变成了“不见得”派。（刘建勋同志：“不见得”派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就不会罢我的“官”呢。）可见，“不见得”派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大大存在的。我们批判“二月逆流”，批判“不见得”派，必须把矛头对准刘、邓、陶，对准文敏生、赵文甫等一小撮阶级敌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是乱军，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所以，要批判他们。我们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团结广大群众共同对敌，我们千万要警惕阶级敌人接过革命的口号，借批判“二月逆流”，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大翻老帐，制造群众的分裂。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刘建勋同志：一个单位在一个晚上，分裂出九个战斗组织。）（纪登奎同志：他们在那里重新划分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是阶级敌人的大阴谋。我们要团结群众，共同对敌。（刘建勋同志：包括站错队的群众，也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打击他们。不对准阶级敌人，这是什么革命派呀？）通过批判“二月逆流”，增强军民关系，警惕阶级敌人挑拨军民关系。“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林副主席，指向中央文革，为刘、邓、陶翻案，为王明翻案。这和部队在支左中发生的某些错误是根本不同的。谁借此来挑拨军民关系，谁就是黑手，决没有好下场。什么时候都不能将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这是对当前形势看法中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阶级敌人歪曲反复旧的口号，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一个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多中心论；一个是批判右的思潮，批判“不见得”派，要坚持革命大联合的原则，增强军民关系，目标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全国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形势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们要紧跟全国形势，狠抓阶级斗争。克服右的思想，主动地、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排除“左”的右的一切干扰，不管来自那一方面的干扰，都要坚决抵制。林副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不能以调和的办法解决，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定律，如同数学上、物理学上、化学上的定律一样，是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能掩盖的。革命委员会要名符其实地搞革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高举红旗，就要斗争，不斗争就高举不起来。要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的本身就是要斗争。要狠抓阶级斗争，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不排除“左”右干扰，就坚持不住，就会动摇。我们革委会一定要干革命，干革命就要斗争。马列主义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干革命就不要怕斗争。斗争是不可怕的，在当前形势下，可怕的是看不见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放松了革命警惕性，对形“左”实右的干扰不敢抵制，甚至跟着跑，那就要犯大的错误。（刘建勋同志：有些人光讲人缘，人缘好。谁也不得罪，这不是马列主义。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你想用形而上学的办法搞调和，这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反复旧的人并不反这个复旧，而是不作阶级分析地反什么“老油子”。）我们要跟上全国的形势。十二中全会以后，全国斗、批、改的革命大风暴肯定会出现新的高潮，革委会一定要干革命，敢于革命。（刘建勋同志：解放军、工人宣传队都要敢于革命。）
    进入斗、批、改阶段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谁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革命，形势发展的就快。项城县就比较好。（纪登奎同志：有六十多个县属于这个类型，在那里毛主席的指示基本上能够畅行无阻；有三、四十个县属于一般；还有一、二十个县毛主席的指示贯彻不下去。多中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些地方搞的差。说来说去就是没有抓阶级斗争，不敢斗争，不敢革命。（刘建勋同志：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不要迷信自己，总认为真理都在你手里，广大群众都在你手里。这些人的想法和一切反动派的想法一样，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把广大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这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不符合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规律。哪有违反了历史潮流，群众还会在你手里的事？暂时也可能蒙蔽一部分群众，群众一觉悟，你就是光棍一条。新乡市革委会有些人是不敢斗争的，有个一般干部去宣布革委会对那个厂做的事件的态度，他敢于斗争。到了那个地方，又推、又搡、又揍，结果还是宣布了，无非是这样几条：一条是复旧是有的，但当成中心来反，一哄而起来反革命委员会是错误的；二是你们搞武卫队，不靠真理，靠武力统治，横行霸道，要立即解散武卫队；三是你这里是独立王国，不能整党，否则搞起来也是“派党”。有少数人不让他讲话，把麦克风夺了，可是他还是讲，广大革命群众鼓掌欢迎，少数人在角落里吹口哨、搓地板、跺脚，这是什么行为！有些同志说压制了造反派，就是压制了这些吹口哨、搓地板、跺脚、打人的人。其实，吹口哨、搓地板的人，不过是前台的人物，背后有坏人在挑动。这个干部开始进厂时，遇到了刁难，不让他进去，说我们是保密工厂，又说是四机部的厂子，进去得经过四机部批准，后来又说得经过省革委、省国防工办的批准。这些理由被驳回以后，又说得经过工厂革委会讨论才能进厂。后来只许进去五个人，被围攻达四小时之久。这是压制造反派吗？我说，是你这个所谓造反派压制革命派！你是什么造反派，有人说，你对“造反派”没有感情。对，我对想一哄而起把革委会搞垮的人就是没有感情，对刚才说的那个同志，对广大群众，为什么没感情？感情深厚得很。有些人可能在“二月逆流”中和我们并肩战斗过，但也要一分为二嘛！如果说，过去立过功，现在一成不变，一根毫毛也不能动，那就不可理解了，不符合辩证法了。停止的观点，不是发展的观点。我们党内过去那么多有功绩的人，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就反对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了。如果说过去正确，现在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不许动，一动就是压了造反派、这是只许你放火，不许我点灯。这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
    三、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成绩，受到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特别是从省革委第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以后，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同志也好，野战军的同志也好，根据林副主席的指示，“三支”“两军”的力量更加加强了，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希望同志们在伟大的斗、批、改阶段，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来自右的或形“左”实右的干扰，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觉悟。
    从这次会议简报来看，最近一个时期军队有少数同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够好，受形“左”实右思潮的干扰，搞“多中心论”。（刘建勋同志：是极少数同志。）这次会议受到了批评。多数是在前一个时期顶右倾翻案最坚决的同志，是受表扬的。但是，在新的形势下，跟不上。（刘建勋同志：有些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其实，是他们光吃老本，不立新功。）我们肯定你前一段的功绩，如果有人以右的观点否定这些功绩，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一段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够紧的同志，要认真改正错误。（刘建勋同志：同志们不要背包袱，改了就好，我们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上次会议，我们批评的几个同志，这几个月绝大多数表现的很好。（刘建勋同志：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嘛。）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办好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在三支两军的实践中，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更好的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排除右的或形“左”实右的干扰。同时，相信和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虚心向他们学习，特别是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们是领导阶级，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学习的好机会。同时要做工人宣传队坚强的后盾，对任何歪风邪气和来自各方面的干扰都要坚决抵制。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缺点是难免的，希望革命派的同志本着关心、爱护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精神，提出批评，给予帮助。前一段好多分区、人武部开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这很好，以后还要这样做。（刘建勋同志：而不能相反，制造流言蜚语，把解放军说成是要不得的，你那个话我不能讲，讲了是散毒，这样的人我们坚决反对。）（纪登奎同志：有的工厂不欢迎解放军进去，我看他那里就是有鬼。）（刘建勋同志：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好象一个人不可避免要犯错误一样，改了就是了。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是一支非常革命化、战斗化的军队。对散布解放军的流言蜚语的人，我们坚决反对，不管你是什么响当当、硬棒棒，我们坚决不支持，而且坚决和你作斗争。）我们要正确地对待群众，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爱护红卫兵小将，虚心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学习；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前进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应当热情地帮助、教育，决不能支持一派群众压制另一派群众，否则，就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杜河堤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大军区的指示，最近要派一批解放军到县以上工矿单位，和广大职工一起搞斗、批、改，参加三结合，希望大力协助。）（刘建勋同志：要热烈欢迎。）（众：热烈鼓掌。）我们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最近，我们将派一千八百多名军队干部进入工厂，参加三结合，和广大职工一起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努力工作，圆满完成。
    四、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搞好革命化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搞好本身的革命化。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骄傲自满情绪。要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武装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公字当头，只有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两条路线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私字当头，个人主义严重的，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能倾向和接受修正主义的路线。在组织上必然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所以说，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斗私。斗私，才能批修。斗私，才能更好地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私，才能搞好本身的革命化。这就是大破资产阶级的旧，大立无产阶级的新。（刘建勋同志：“反复旧”的同志，希望也反一下自己的旧，你满脑子做官，满脑子资产阶级派性，满脑子独立王国，满脑子山头主义，你那个私字不反一点？你那个旧不反一点？你不是要革命吗？首先在自己头脑里暴发革命。你“反复旧”，实质是反对革命委员会，想取而代之。告诉你，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广大群众是不依你那一套的。不要认为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者，好象自己就是“上帝”，那是唯心主义。）
    资产阶级时刻来腐蚀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用各种糖衣炮弹进行袭击。最近，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极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们要警惕糖衣炮弹。（刘建勋同志：郑州铁路局的郑建国，有过一段造反历史，后来被齐林、王国佐这两个走资派拉拢腐蚀，给钱花，给酒喝，拍肩膀。说他是响当当，他就头脑膨胀，多次制造停车事件，周总理讲话点名批评后，我们进行了处理。直到现在，还有人替他说好话，说他是老造反派。什么老造反派？制造停车事件，这是造反派？是中了糖衣炮弹。当然，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欢迎的。有人说，这是打击了造反派，打击了自己的战友。这是什么战友？有的人就是用感情代替政策。林副主席教导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阶级关系，政治关系。和谁亲，和谁疏，要用阶级观点去看待，不要把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和隐藏的坏人，也认为是自己最好的战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大好形势下，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我们解放军的同志们，更要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在完成伟大的斗、批、改历史任务中立新功！
    我今天讲的，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同志们批评。总之，要按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建勋讲话
    王新同志的讲话，我认为很好。建议把纪录稿印发给大家讨论，必要的时候可以登报。
    我们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要根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造革命的舆论，抵制资产阶级的舆论。只许你刮西风，不许我刮东风，那是蒋介石的逻辑，是一切反动派的逻辑。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熄灭无产阶级的斗争，搞资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属想调和阶级斗争的，都是庸人，都是形而上学，也就是修正主义。
    王新同志的讲话，明确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只要我们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我们的缺点错误，尽管有多少条，无非是思想上、作风上以及组织上的一些问题。有的革命委员会中混进了不好的人，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如果离开了大方向，抓不住主要矛盾，屁股坐歪了，那就是错误的，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我们不回避缺点。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问，你说是不是有复旧？我说：有，我们革命，就是要破资产阶级的旧，立无产阶级的新。新与旧的斗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万年以后也还存在。如果不存在，辩证法就不灵了，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谁要想转移大方向，掩盖这个矛盾，突出另外一个矛盾，说什么“反复旧是中心”，“造反派受压”，“革命派不香，保守派不臭”，这统统是阴谋。我们的方向，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方向，是十二中全会规定的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我们只有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才能排除各种干扰，革命才能大踏步地前进。
    现在，有的地方刮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风，就是要转移这个斗争大方向，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那里策划指挥搞起来的。他们接过“反复旧”的革命口号，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指向工人宣传队，指向解放军，也指向广大群众，在那里重新算老帐，制造分裂。这是阴谋。革命队伍一分裂，牛鬼蛇神就可以滑过去了。
    我们说，搞好清理阶级队伍，是整党建党的基础。在整党建党中要吐故纳新。有人说，你们都是老油子，你的党龄比我的年龄还大，还不该吐故？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说法，这是想为牛鬼蛇神制造滑过去的机会，是办不到的。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的人，好象真理在他手里一样，起来代表他们的阶级大声疾呼。嗷嗷叫，哇哇叫，疯狂至极！我看象人身上长疮一样，不让脓出来，问题就解决不了。同志们不要怕，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地球能不转吗？二十四小时转一圈，一点也不差。不因为你出来嗷嗷叫，甚至抡起胳脖叫，地球就不转了。广大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因为出几个反派人物，就阻碍历史的前进，历史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没有矛盾，社会就不能发展。敌人挑起这场斗争非常好。你不跳出来，我们找谁斗争？你跳出来，我们一斗争，就推动了社会的发展。那种希望没有斗争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林副主席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仅仅以为可以用行政手段，经济的方法可推动社会发展，这是唯心主义的方法，是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作法。在座的同志都是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解放军，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我们要负担起这样伟大的任务，就是要斗。外国人老是攻击我们中国共产党好斗，其实，不是我们好斗，是你先斗我。林副主席说，事实上你不斗他，他就斗你。所以，我们为了防御要斗争，为了进攻也要斗争。我们现在防御够了，可以进攻了吧！
    我们怎样进攻呢？就是要搞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直到斗倒、斗臭。现在，一小撮阶级敌人贼心不死，阴魂不散，接过革命的口号，疯狂进行反扑。有人问，为什么现在重新发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就是毛主席最近指示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要斗，要批判刘少奇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这样，就有学问了。这样，才能提高路线觉悟。要斗，就要清理阶级队伍，把牛鬼蛇神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家伙一网打尽。但是，总会有个别漏掉的，而且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还会产生新的。再产生新的，再揪嘛！再斗嘛！
    有人说我们光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斗争。“两报一刊”的社论中讲，现在正在进行的斗、批、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路线斗争的继续。怎么能说我们不讲路线斗争呢？是你们不讲路线斗争，你们把钻到造反派当中的坏人，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都说成是好人。这是什么路线？究竟是谁不讲路线斗争？是你不讲还是我们不讲？
    我再说一遍，把王新同志的讲话很快地印发给大家，满足大家的要求，供大家讨论，很好地把这些问题弄清楚，认清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刘建勋王新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记录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工作会议秘书组〗
    刘建勋讲话
    王政委给会议作了总结，讲得很好。我再简单讲几句。
    我们这次会议，根据元旦社论精神，就是要坚决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以战备为动力检查斗、批，改，推动斗、批、改。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把斗、批、改和战备联系起来，把本职工作和全局联系起来。共产党员不能光看到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红色堡垒，我们不要辜负世界人民的希望，我们要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彻底埋葬帝、修、反。加强战备，不是临时的措施，而是长期的任务，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一定要革这个命。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树立世界革命的观点。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我们要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武装头脑，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王政委讲话中，总结了我省一年多来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总结过去，是为了提高认识，今后不重复那些错误。有的同志运动初期支持了造反派，这是正确的，但革命发展了，到现在还支持一派，甚至笼统地说：“支持造反派就能站住脚”，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对于两派革命群众要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一碗水端平。一些同志为什么老支一派，不从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而是按“老皇历”办事，把某一历史阶段的经验固定起来。我劝同志们都要学一点理论，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提高继续革命的觉悟。这样，才能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再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政策，要有政策观念。农村整党搞得比较早，成绩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的“五十字”大纲来衡量，还需要进一步整顿。过去没有看到的问题，蹲点以后看到了，但头脑不要太热，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惩前毖后，治病教人”。需要划走资派的人，只是极少数，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犯有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和走资派区别开来。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讲清道理，提高觉悟，改了就好。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多作教育工作。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用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的办法。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要过细地做工作，不要大轰大嗡，光开大会，喊口号，哄一哄不解决问题。可以先支部揭发，再吸收贫下中农参加揭发，有步骤地进行。总之，既不要放过真正的敌人，也不要把犯错误的好人扩大为敌人。
    机关革命化是个大问题，也提请同志们注意，要逐步加以整顿和改造。首先把现在没有工作的干部下放到农村去，经过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将是一批积极的力量。现在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要实行“三三制”。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有些工作人员原来是各派推荐的，当时是有代表性的人物，现在看来，这些人中有的派性很大，要加强教育。
    这个会开的很好，对推动全省的工作，大有好处。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王新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同志们通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政治报告和元旦社论，进一步提高了对总形势和总任务的认识，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同时，发扬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增强了党性。同志们发言很好，给我很大启发和教育。
    今天会议要结束了，我讲几点意见，不正确的地方，请刘政委纠正。
    一、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林副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就讲过：“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作的精辟的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老实实地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这是夺取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一点，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 中体会是很深刻的。不管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或是个人，凡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女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成绩肯定是主流，错误只是支流；谁稍微跟得不紧，工作就受损失；谁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要犯方向性的错误，甚至造成犯罪。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加深理解。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也应当是这样。
    我们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有一个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的过程。我们经过这段实践，重新学习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和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感到更为亲切。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整个革命历史发展的进程提出来的。他不但给我们提出了总的战略任务，同时还提出了每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战略部署，指明了继续革命的方向。整个革命历史的过程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从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从“九大”到现在，多数同志跟毛主席战略部署是比较紧的，工作成绩就大，形势就好；有的同志在一个阶段跟得紧，在另一个阶段跟得不紧，甚至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方向，结果就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说，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继续革命的大方向。
    怎样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考验我们忠不忠于毛主席的大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对待毛主席的指示，一种人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立场上，对最高指示，各取所需，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另一种人脱离实际，不用毛主席指示指导自己的实践，整天忙忙碌碌，抓不住本质，这也不可能正确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紧跟，就是要雷厉风行。毛主席的战斗号令发出以后，要拚命落实。这一点，县里多数同志是做的好的，有的却不怎么好。有些地方直到现在干部下放还是原封不动，你紧跟什么！（刘建勋同志：有些人是“入党做官”。抵制下放，你不敢动他一根毫毛。毛主席最高指示，为什么不执行，你在那里干什么，这就是不敢革命嘛！）斗争肯定是有的，问题是你究竟坚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呢，还是屈服于某种压力？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战略部署的态度问题。
    我们对人、对事，都要用毛主席思想，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衡量什么是革命的，什么是不革命的，什么是反革命的。这是唯一的标准。有的人光听小道消息，就是不听毛主席的。有些入学习，不去学真正的经验，而是学些歪经。（刘建勋同志：要看真理，不要只。看势力；要看方向，不要只看风向。）
    元旦社论指出：“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周围，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主席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检查斗、批、改，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在新的一年中，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确斗争的大方向，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
    要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要下苦功夫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副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联系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就是说，毛主席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我们一定要抓住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个法宝，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更好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二、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雨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是排除右的和极“左”的错误思潮干扰的过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解决阶级矛盾、进行阶级斗争的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就是解决阶级矛盾、体现党的路线的政策。在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落实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阶级敌人的破坏，也必然会遇到革命队伍内部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所以每当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每深入一步。总是出现一些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就遇到了错误思潮的干扰；后来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党的“九大”以后，也有错误思潮的干扰；进入整党后，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又遇到了右的和极“左”的思潮的干扰。（刘建勋同志：整党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右的干扰，也有极“左”的干扰。不开门整党，不相信群众，想马马虎虎地整党，是右的表现，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也是一种右的表现。也有极“左”的干扰，这就是把党和群众团体等同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他们把自己说成是百分之百的革命派，必须吸收入党，否则就说“压造反派”了，这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实质也是右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可看到，每当重要关头，都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而在这些重要关头，我们有些同志又往往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足。（刘建勋同志：毛主席发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召以后，工宣队、军宣队刚刚进驻上层建筑领域，触动了一下资产阶级派性，有人就说是“压了造反派”。什么压了造反派？只是把他那个小山头碰了一下，就叫起来了。十二中全会指出，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又出现了“多中心”的干扰。可是，有些同志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搞斗批改，不那么理解，抓住某些缺点，无限上纲，说“压造反派了”，“复旧”了。你的资产阶级派性那么大，把你的派性搞掉就算复旧？所谓“反复旧”这个口号，很适合一些有资产阶级派性的人的口味。贯彻“九大”精神时，我们遇到的问题，实际还是那时所谓“反复旧”的继续。省直机关有些造反派头头，资产阶级派性发作，还要我们支持。我们怎么能够支持？我们不仅不支持，还进行批评教育。现在整党中间有些同志不敢抵制错误思潮，不看够不够入党条件，就吸收入党，这是很错误的。这种不坚持党性原则，拿“党票”送人的情况，是不能允许，不能容忍的。当然，积极要求入党是好事情，但是不能用威胁的办法入党，认为造反派是当然的党员。这种倾向，我们要坚决抵制。）
    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足，不是新动向一露出来就能抓住的，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我也是这样。我们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传达贯彻十二中全会精神时，当时到底思潮有什么变化，开始也闹不太清楚，现在看来，还是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认识不够。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来。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集团，他们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必然有不同的反映。不能光看前一段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紧，但是有些人到了另一个阶段，他的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情绪就可能有很大变化，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刘建勋同志：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人，有的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掉队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的搞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能够跟得上，可是搞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就不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不很理解。问题的关键是，只要紧跟毛主席，没有私心，一心一意为革命，不为个人，不为保自己，总是比较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闹私字，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了。有个工厂，一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最近写了一些文章，表面上引用了好多毛主席语录，还讲了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但他们玩的是两面手法，打着红旗反红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企图以一台机器不生产来压军队，叫中央点军队的名。这能算是革命派吗？这是两面派手法。当然，多数是好的，少数人确实变坏了，或在向坏处发展。）
    从实践斗争中看，右的和级“左”的错误思潮的干扰，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歪曲革命口号，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说搞政治建厂，他们也抓政治建厂，但却是在这个幌子下干些不可告人的坏事。（刘建勋同志：还是刚才说的那个厂，有的人提出“打一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另一方面，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所谓形势，就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本来是大好的革命形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的形势，他们歪曲为形势不好，“复旧”了。因为对形势估计错了，所以提出的一系列方针、任务、政策都是错误的。（刘建勋同志：他们提出一些错误的口号，什么“‘反复旧’是革命口号，要年年提，月月提，天天提。”真正的复旧我们要反，但是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怎么能够支持，不仅不能支持，而且要坚决反对！）本来大方向是正确的，工作中的缺点是支流，但是，他们却抓住百分之一的问题，反对百分之九十九的成绩。抓住支流，否定主流，抓住个别问题，全盘否定。这样，自己就走向错误的道路。
    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就要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回避矛盾。阶级斗争就是这样，你不斗它，它就斗你。如果不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资本主义就必然复辟。整党中也有这个问题。如果回避矛盾，资产阶级派性就泛滥，他们就混淆是非，把错误的说成正确的，所以不能回避。政治上的坚定就是要对不正确的东西进行斗争，对不正确的东西不起来斗争，就等于发现了敌人自己则临阵脱逃，放弃阵地。这是考验一个人对革命是否负责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我们在整党中一定要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揭露矛盾，用毛泽东思想战胜各种错误思想。
    要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解决各级领导班子问题。同志们讨论中讲的很多，在领导班子本身，如果有“左”右错误思潮的干扰，首先要敢于革命，解决领导班子中的问题。这次有几个县的同志检查的很好，有的同志表示回去把盖子揭开，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态度是对的，不然就不能率领广大人民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党的和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应当是忠于毛主席，相信和依靠群众，自己能够进行革命化的领导班子。不要有问题掩盖起来，而应当自己能革自己的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朝气蓬勃的表现。特别是军队支左的同志、人武部的同志更要带头搞好思想革命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其所以朝气蓬勃，就是因为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否则，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成为腐朽的萎靡不振的机会主义的党。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以上领导班子，首先要在自己内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深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自觉地搞好思想革命化。
    我们有些单位落后了，落后在那里？集中到一点，就是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在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中，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排除“左”右干扰做的差。所以就落后了，拖拉机厂就是这样。（刘建勋同志：我们办了五百人的学习班，问题一揭开，就是那么几个人在那里干扰，你一批评他，他就说你“压造反派了”，“老保翻案了”。这样，站错队的群众不敢动了，干部也不敢动了，结果生产上不去。现在把问题一揭开，团结教育了广大群众，人的积极性起来了，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看来，只要方针政策对头，敢于揭露矛盾，敢于同“左”右错误思潮作斗争，问题不难解决。）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上就要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敢于和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干扰斗争，这个工作做得好，形势就好；不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不敢于和不善于向“左”右错误思潮斗争，你那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错误思潮就要泛滥，阶级敌人就会破坏，形势肯定不会好。
    三、要正确对待群众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要巩固我们的政权，必须遵照毛主席这一伟大的教导，依靠工人阶级，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采取四大的方式，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起来揭露坏人，挖出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当时有的同志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犯了错误。至于一部分群众一度站错了队，大都是受了蒙蔽，是认识问题。毛主席视察三大区，发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最新指示发出以后，有的干部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而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而破坏了革命大联合，干扰斗、批、改。有的同志只当革命的动力，不当革命的对象，群众起来造他的反，他很反感，死拉一派群众保自己，压制对方，这是很错误的。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要求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的意见就检查改正，不对的也不能同群众闹对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群众分了派，必然有拥护你的，有反对你的。对反对你的群众不要有反感，而要找出原因，适当的解决，对支持你的群众，你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不要不分是非，一概支持。对待群众的态度，就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关就过不去。有的同志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我们共产党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进行阶级分析，而是以我划线，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另一部分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就必然犯错误。我们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衡量是非，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片面的、静止的去看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支持造反派，因为他们代表着革命的大方向，他们是按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的。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造反派也是不断变化的，大多数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有少数头头就是一直在犯错误。如果不加分析地仍然什么都支持，实际是支持错误。有些人这样做的时候还美其名曰“关心群众”。实际上他是害了群众，把群众引向错误的道路上去。
    有的干部不坚持党的原则，带头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只要拥护自己，好坏人不分，好坏事不分，什么都支持，不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是非，这就是结党营私。有一个单位，提出叫一个开除党籍的坏人当整党领导小组组长，明明白白知道是坏人，也要支持，我看这样的人就要打倒，这不是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刘建勋同志：不要团结拥护自己的坏人，也不要排斥反对过自己的好人。要团结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对反对过自己的人不能耿耿于怀，象我们这样的人，反对一下有什么了不得！）在干部队伍的建设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条标准”办事。在领导班子中安插坏人，招降纳叛，这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这决不能允许。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有少数人确实是这样。有些人还认为这是群众观点，这是什么群众观点？实际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群众观点，是有阶级性的。有些同志不敢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对资产阶级思想和错误的倾向，不敢争，就是不敢革命的表现。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是“三条原则”、“九个一样”。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支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批评教育，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就坚决揪出来，斗倒、斗臭。八三四一部队的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好好地学习、运用。
    要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提高政策观念，要教育群众，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政策是路线的具体体现，我们搞两条路线斗争，总是要通过具体政策来体现的。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的各项政策，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我们党各项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管整党也好，反资本主义倾向也好，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也好，都要按照无产阶级的政策办事。在整党中要突出党的教育，在我们党内斗争中，要按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这里面有很多具体政策界限，要分清整党和清队的政策界限，分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群众的界限。（刘建勋同志：要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区别开来。）在农村中，不要把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小自由统统看成两条路线斗争，不能把有一般资本主义倾向错误的人统统都当成走资派。走资派是有的，这是极少数。
    总而言之，要有区别，有区别才有政策，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同时，要和风细雨，不要简单粗暴。（刘建勋同志：不能打人，不要“坐飞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在整党中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要使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条条落实。
    四、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组织，思想和作风革命化
    组织革命化，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精兵简政”。从全省来说，这项工作做得是好的，但有的地方并没有真正把干部放下去。我们要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把干部放下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下放的干部，要加强管理教育，尤其对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各县革委会要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去抓，这是党的一大批财富。对已经下放的干部，不要轻易调他们出去工作。（刘建勋同志：不要轻易启用，锻炼二、三年，表现好，群众欢迎的，我们可以调上来工作，把在职干部放下去锻炼，进行轮换。在精简下放工作中，发现有的地方“开后门”，通过熟人安插工作。广大干部下放锻炼，是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极好机会，你却随随便便把人家调上来，这正好符合一部分同志“入党做官论”的思想，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要进一步加强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前一个时期，不少办事机构中，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很大。如果革命委员会内部有资产阶级派性的反映，就要直接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落实。那里存在这个问题不坚决纠正，将来就可能犯大错误。这样的政权就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就不是无产阶级政权机构，而是资产阶级派性机构。（刘建勋同志：我们有的领导同志官僚主义，不亲自动手，重大事情也托别人办，实际把自己架空了！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办事组指挥运动。指挥什么运动？无非是压一派。有的单位叫那些派性严重的政工组掌握人事大权，把自己一派的人安插得到处都是。除了他们有派性，自己负责以外，你作为领导干部在那里干什么呢？无非你是死官僚主义，或者你就是资产阶级派性的头。）
    在各级领导干部中，要反对干劲不足，反对骄傲自满情绪。林副主席提出的选拔干部的三个条件中，就有一条是革命干劲。没有革命干劲的人，就不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该斗争的不敢斗争，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的不去做，该革命的不敢革命，还谈什么继续革命。所以，有没有革命干劲，是衡量一个人继续革命觉悟高不高的重要标志。你没有革命干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在那里？毛主席的“五十字”建党大纲，规定了我们党的生活应该是朝气蓬勃的。朝气蓬勃就是要有革命的精神，战斗的精神，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我们有些同志，革命干劲不足，无所作为，认为“中游保险”，这不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拖拖拉拉，困难重重，什么事情也办不了，这是懦夫、懒汉的思想。还有一些同志，工作上取得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对自己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爱听奉承话。我们要很好的警惕这一点。每个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应该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向党伸手。有的人有私心，向党伸手要官做，争当书记、副书记，还鼓动一部分群众给自己争官。（刘建勋同志：这种人没有好下场。）新老干部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夸大个人作用，以为你那个单位离开你就不行，头脑发胀，有这个错误不改，就会走向反面，我们千万要警惕。要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解放军要虚心向革命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学习，坚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谦虚谨慎，主动搞好革委会的团结，主动团结好新老干部。个别团结状况不好的县，要迅速加以改变。我们发现郑州有的工厂在建立新党委过程中斗争很激烈。（刘建勋同志：国棉六厂建立新党委的过程中，斗争非常激烈，“左”的右的都联合起来，反对新党委，企图搞垮新党委。六厂党委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很好的。我们就是要迎着矛盾走。要敢于斗争。不能退却，不能绕着矛盾走。整党结束了，阶级斗争还存在，不能有松口气的思想。）我们要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尤其是老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加强请示报告，有的单位，对重大问题，不向上级请示报告，这就是大错误。
    在新的一年中，解放军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同志要作出新的贡献，现在工作很多，任务很重，要安下心来，抓战备，搞好斗批改，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战场准备，就是要建立好巩固的农村根据地。以战备为动力，搞好斗批改，民兵工作也就搞好了。（刘建勋同志：不能孤立地去抓民兵工作，一个地方的领导班子被坏人篡了权，民兵工作就不会搞好，民兵工作一定要抓根本，不能离开当地的斗批改。） 不要作表面文章，不要搞花架子，要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去做工作。
    （潢川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翻印）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七日，王新在河南省通许县的指示
    〖王新：河南省军区政委、河南省委负责人〗
    听了县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否可采取集中办学习班的办法解决。又听了先进队东赵亭大队的汇报，那里的革命、生产形势不错。又听了后进单位关于四清翻案问题的汇报，这个问题确实突出。
    一、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
    广大群众和干部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在斗批改的运动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些单位的工作是出色的，昨天参观的东赵亭大队就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大队，孙营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也是比较好的。但是发展是不平衡的，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中间的、差的，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许县与全国全省比，看来速度是慢了一些。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以后，你们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从前进的方向看，是落后了。落后到什么程度？不承认落后本身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你们对问题的看法不一致。
    障碍毛主席指示落实的还是对通许形势的看法问题。今天上午揭露出来的矛盾，说明对形势看法的不一致。通许县确实有严重问题：（一）“反复旧”问题。十二中全会后，我们省有些人搞“反复旧”。你们县革委作出决议搞“反复旧”。作为县革命委员会作出决议搞“反复旧”，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你们是全省独一无二的一家。（二）争党权。整党中违犯毛主席建党路线，放弃党对整党工作的领导，让一些头脑发胀的非党群众领导整党，批支部，批党员，采取突击的办法搞整党。争党权，“吐疏纳亲”，干扰毛主席“五十字”建党纲领的落实。实际上是反复旧的继续，只是变了一个形式。有些县，有这些现象，是抵制不力，你们县是有某些领导支持，所以搞起来了。（三）四不清翻案，你们比较普遍，没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以四清划线，反四清的是好的，不反四清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什么党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有规定，保卫四清伟大成果，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你们县搞的乌烟瘴气。四不清干部反攻倒算，四清积极分子受打击报复。四清运动中处理个别有出入的，可以在整党后期来处理。但是，你们支持翻四清的案，这是不允许的。（四）对青年干部不是关心培养，帮助他们克服错误思潮，执行毛主席“三不脱离”的指示，而是搞糖衣炮弹，毁坏了他们。你们还搞私招乱雇。这些现象反映你们有些领导成员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不能代表革命群众利益，你们是心血来潮，胆大妄为。你们违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还说你们胆小怕事，求稳怕乱。你们怕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受损失，怕毛主席指示落实，怕丢官。你们“勇敢”的很！你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中央不说招收工人，我们省革委一个也不敢招收，而你们敢。你们叫群众领导整党，我们不敢，你们胆大的很。我就想不通你们胆小在那里，你们是拿胆小作借口，掩盖胆大，你们胆很大怎么说胆小。再胆大大到什么程度！你们的胆不小，你们革委会胆不小了。你们这里违法乱纪的、腐化的、搞女人的可以入党做官。还好象压得你们喘不过气。太不公平啦。所以说落后了，最根本，最关键的是有些老干部、军代表不能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抵制错误的思潮。你们给下层干部和党委制造了很多困难。真是象你们反复旧“文件”中说的“形势大好，问题不小，发展下去，危险很大”。不过各有所指。我们一个老干部、军代表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对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抱什么态度？为什么毛主席指示不能执行！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可以执行？你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清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很好的提高。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对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从实践中看自己那些作对了，那些作错了。空话是没用的，实践是最无情的。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学习，敢于革自己的命，领导班子达到“五统一”。
    二、关于“一打三反”运动问题。
    贯彻中央三个文件，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宣传、大揭发、大批判，特别是县直机关，一定要搞彻底，政治上、经济上都要搞透。人员要适当集中，彻底揭。揭出的案件，属于敌我矛盾的要认真批斗，老的分子有新的罪恶要批斗，新的反革命分子批斗更有教育意义。不管你是那一派，有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罪就算什么罪。要完全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敌人批倒批臭。证据要确凿、要准、要稳、要狠。经济问题一样。“一打三反”运动，要搞彻底，你们县的运动和整党，地革委要把关。这里派性严重，阶级敌人插手，混水摸鱼。毛主席的指示没有落实。这个仗一定要打好，要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出现四个情况。（一）涌现出一批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这是好的。（二）由于世界观改造的不好，犯了这样那样做错误，要教育。（三）有的中了糖衣炮弹，腐化了，严重的违法乱纪，但够不上敌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这些人要在适当的场合进行揭露和批判。犯有一般资产阶级派性的人要教育，不要脱离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现实，单独处理，但他们包庇了阶级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四）混进革命队伍的坏人，揪出来就是了。他们根本不是群众的代表，要把他的造反的假面具摘掉。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要把混进的坏人和严重违法乱纪的区别开来，狠狠打击阶级敌人。要很好的揭发批判。你们县革委给一个群众代表的父亲、关押释放犯送棺材，把县革委的名誉丢光了。还有什么威信？社直力量来不及，可以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分期分批搞，一次搞他三分之一也可以嘛。
    三、关于整党建党问题。
    抓整党建党，抓领导班子，抓战斗堡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基层，这是根本任务。这个基层就是基层党组织。抓领导班子，不要与抓整党脱离开，不要与抓阶级斗争脱离开。通过抓整党，抓阶级斗争，深入完成斗批改，要很好地搞，先作调查研究。你们的整党单位，不够整党条件，必须很好复查才行。有的支部不能算，要把整党和一切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抓领导班子革命化，抓整党建党，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带起来。
    组织上的吐故纳新，要进行复查。当前主要是学习好党章，不要孤立的抓生产，要通过革命化来促生产，不要“言不及意”。
    四、领导同志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不调查研究下边情况不了解，上边精神吃不透，吊在空中是不会长的。要脚踏实地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大体上作到心中有数。特别是军队同志更重要。不调查，中央的方针政策就落实不了。你们通许条件很好，只要矛盾揭开，很快得到解决，立即就上去了，广大群众是好的，希望同志们很好地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就站住脚了，对人对事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干扰往往集中在对人的看法上。人与人是阶级关系，没有个人恩怨。你老康咱并不认识，没有什么恩怨，搞个人势力，宗派势力的，没有一个不垮台的。
    今天批评了你老康（康允周），如果你能改正，把通许搞好，我们是欢迎的。
    （×××讲到我们虽然认识有分歧，但大家的心愿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
    我们的工作都是革命事业，阶级事业，不能说不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心愿是好的，还是想把工作做好的。表态是空话，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那有群众。讲话办事都不能抽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王新在河南通许县核心组会上的插话
    （当汇报县革委会曾作出“决议”反复旧时）插话：我是很注意反复旧的。当时见到一个文件，或者是一张小报，你们县一位姓康的搞反复旧，当时我叫他靠边站。不知是不是你？（指康允周）
    （当汇报到粮食局非党员抓整党时）插话：你们的整党得重新审查。
    （汇报到马百顺入党时）插话：你们批准坏人入党，你们建立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的坏人不敢斗他？要揭露他，批臭他，支持坏人还搞什么革命。
    （当汇报到县革委五十四人中，群众代表有十三人时）插话：谁在这里不执行中央的指示？省革委讲了多少遍了，在你们这里就行不通，你们这里是独立王国，谁在这搞独立王国？要狠狠批判他。你在这搞糖衣炮弹，毁坏青年。你搞反复旧代表谁？谁在党内拉势力保自己的官，首先要打倒谁。
    （当康允周同志解释县革委反复旧问题时）插话：你讲那么多过程干什么？具体问题可能有出入，搞女人也会有很多情况。总的是你搞了反复旧，你不要搞那么多诡辩，对我们还搞这一套干啥？枝节上可能有这样那样出入，但是有个基本的思想，基本的立场。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很多，但一看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的东西里边可能有拥护的，这里边有个倾向性的立场。一篇文章一万字，七千是反对的，三千是赞成的，反对可能是前提，实际是赞成，你跟我们搞这一套干什么？很简单，实践证明你这一段方向不对。那里还听你那么多具体的东西，你和王甲军一样，他也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批评反复旧的，他的批评是为了更好的反复旧，屁股蹲在他那一边了，一切都错了。不从立场上转变就转变不过来，你灵魂深处私心太重了，有私心总想拉一派势力保你作官，搞私心的总是没有好下场。革命是靠毛泽东思想。张国焘比你势力大得多，最后还是垮了台，你掌了权，再加上你那一伙子，通许县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你建立的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有些老干部开始并不是支持造反派的，中央表态后，好象他最革命，每个重大问题他都要支持错误思潮，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些人比站错队的品德还坏。叫你掌权就是最大的复辟。历史是无情的。你想改造党，改变政权。反复旧全省你是拔尖的。
    （当汇报到通许县不乱时）插话：乱，比你这不乱好。印度不乱就好？我们中国搞革命乱了几十年，就不好？主要看你是无产阶级乱了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乱了无产阶级？你们光兴资产阶级乱无产阶级，和平演变得更厉害。
    
    一九七0年九月十一日，王新在河南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
    刘政委要我来讲一下，遗憾的是没有亲自听到同志们的发言，只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没有直接听讲用感受深刻。
    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鼓舞下，经过全体代表同志们的努力，今天就要胜利结束了。让我们热烈地祝贺大会胜利成功！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两天，大家认真学习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全面总结了党的“九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伟大战斗号召，我们坚决拥护，坚决照办。我们要立即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宣传、大学习、大落实的热潮。全会号召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是全会给我们指出的总的奋斗方向、总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全会的号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在这次大会上，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五千多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先进集体的代表，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总结交流了党的“九大”以来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经验，热烈赞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热烈赞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典型讲用和全体代表的热烈讨论，充分反映了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水平、新成就；集中表达了全省军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努力攀登思想革命化高峰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河南部队的一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应邀出席了这次大会，传经送宝，互相学习，为大会增加了新的光彩。这次大会，使每个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境界有了新的提高。这次大会的先进经验传播出去，推广开来，必将把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必将对我省各项工作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清算了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亿万革命人民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正如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
    党的“九大”以来，在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活学活用的自觉性越来越高。各级党组织、革命委员会，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带头用。工厂班组、家庭院户学习班普遍兴起，这种组织形式很好，便于更好地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便于抓活思想。今后要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是工厂班组学习班的经验。城乡大多数单位，天天读、讲用会、批判会开始形成制度。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毛主席语录》随身带，随时随地学起来。毛主席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学习，立即行动。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自觉性。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斗、批、改。一年多来，全省军民以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为武器，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同一小撮阶级敌人斗，同资产阶级反动思潮斗，排除来自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干扰，在斗争中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紧密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认真开展整党建党工作，加强了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特别是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激发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革命群众，自觉地把做好本职工作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同支援世界革命、消灭帝、修、反联系起来，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加强了战备。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一批又一批社队粮棉上了“纲要”。今年小麦产量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大多数地区秋季收成也比去年要好。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很快，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的地方工业取得很大成就。我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的根本保证。我们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狠抓根本，必须继续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现在，根据九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我们的情况，就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讲几点意见。
    （一）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方向，就是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经验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不拥护，紧跟不紧跟，照办不照办，这是区分革命和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试金石。紧跟、照办，对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最根本的立场，最根本的态度，是革命的大节。在现实斗争中，每个人都经受着紧跟不紧跟的考验，都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回答。不跟毛主席，必然是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然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的问题。（刘建勋同志插话：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来对照、检查。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犯右的和形“左”实右的错误。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至今还不是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而是同少数搞派性的人站在一起，支持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他们搞整党建党，也是搞派党，搞宗派主义的党，搞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完全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这种人是肯定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应当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一切照毛泽东思想办事。）
    每个同志都要好好地想一想：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紧跟了没有，照办了没有。是自觉地紧跟、照办，还是迷迷糊糊、懵懵懂懂。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感情不一样，态度不一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就不一样，紧跟、照办的劲头就不一样，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也不一样。不论哪个地区，哪个单位，哪个部门，凡是对毛主席的感情深，跟得紧，对毛泽东思想肯学肯用，对毛主席的指示坚决照办，那里的形势就好，胜利就大。水泉大队、岳师大队、井李大队、“五四”采煤队、郾城机械厂等单位为什么先进？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毛主席，坚决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率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凡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不紧，或者一个时期跟了，另一个时期跟得不紧，那里的工作就没有起色，面貌总是改变不大。有些人，口头喊紧跟、照办，实际上却不落实，不兑现。还有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代表小团体、小山头的利益，搞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工作要比别的地方落后一年，人家那里一年生产就翻了一番，他还在那里压制群众，搞派性。（刘建勋同志插话：大家都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有些人却在那里搞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有些小单位是如此，有的大单位也是如此，不紧跟、照办，总是要落后就是了。所有先进单位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好，紧跟、照办的好。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广大群众，就能创造奇迹，推动历史前进。）这些人如果不改，肯定要垮台。历史的结论是无情的。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学一点用一点，用，就是要革命，要落实，做到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不断加深理解。
    （二）用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不仅要有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还要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为什么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和怎样革命。这样，才能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在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认清方向，分清敌我，不断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有些人为什么在文化革命初期自觉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呢？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存在”不理解，对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不理解，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怎么个革法。有些人还是用民主革命的观点看问题，因此就看不到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跟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新党章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复和侵略的威胁。”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国际上帝、修、反的存在，它们总是妄图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和颠复，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教导我们：“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国内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在政治上伺机反扑，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篡夺领导权，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这是我们应当特别警惕的。在农村和工厂，都有这样大量的事实，正如同志们所说的：“阶级敌人用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弹打我们的核心力量。”结果，有的单位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刘建勋同志插话：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明火执仗地拿武器和我们干不行了，地主直接掌握政权不可能了，他们新的反革命策略，就是搞“和平演变”，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他们施放糖衣炮弹的办法多得很，今天给你送点菜，明天给你拉车煤，吃喝拉拢，你哪里痒他就往那里挠。还有的干部认干亲，拜把子，包庇坏人坏事。这样，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渐渐的就被演变过去了。虽然人没有变，政权的性质变了，代表资产阶级了。）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流毒，狠抓战备落实，狠抓对敌斗争。要根据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把“一打三反”运动抓紧，严格掌握对敌斗争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继续有力地打击一小撮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刘建勋同志插话：区分两类矛盾很重要。反革命分子同我们是敌我矛盾，要批判，要斗争；贫下中农之间、工人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动武。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的矛盾也有两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这种走资派要批判，要斗争；我们各级革命委员会同群众也有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对革命委员会有意见要提出批评，但不能采取对待走资派的办法。）
    我们要深刻认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大量的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长期的坚持不懈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总是利用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动能量，腐蚀人们的灵魂，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必须牢牢掌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各种表现，批判“四旧”，以革命的精神力量彻底摧毁反革命的精神力量。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政治思想战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三）用毛泽东思想加强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领导班子就是政权。领导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个决定一切的大问题，是劳动人民得到一切或丧失一切的大问题。有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有革命干劲的领导班子，就能够保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就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够朝气蓬勃地率领群众向阶级敌人战斗，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教导权掌握在埋头生产、不问政治的人手里，掌握在害怕矛盾、不敢斗争的老好人手里，或者掌握在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人手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执行。领导权如果被那些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人掌握，就会把我们党的政权、阶级的政权，变成个人的、宗派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变为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
    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带头人首先要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人。当前，有的领导班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很差，不肯学，不肯用。带头人不带这个头，就没有资格当带头人。我们要善于辨别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不是党的领导。有些人把自己个人主义的领导，资产阶级思想的领导，错误路线的领导，说成是党的领导，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在那里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对于这样的人，我就赞成群众起来抵制他的错误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不然的话，那里的政权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斗争中化。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领导班子中来。社会上的坏人坏事，资本主义倾向解决不了，总是同领导班子内有人同情有人支持或有人参与分不开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在领导班子内开展积极的斗争。领导班子对自己的工作要一分为二，对存在的各种矛盾，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混淆是非。有矛盾就要揭露，就要斗争，不能掩盖，不能回避。掩盖矛盾，回避矛盾，就是害怕斗争，不敢革命。矛盾是客观事物固有的东西。有矛盾，有斗争，才有事物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就是要观察、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提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党的路线、政策都是为了回答和解决各种矛盾的。不敢揭露矛盾，不敢搞阶级斗争，党的路线和政策又有什么用处呢？各级领导班子，要经常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开门整风，揭露矛盾，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这样，才能在革命化道路上不断前进。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必须在群众中化。各级领导成员要做到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不脱离实际，必须从思想上真正解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问题。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这一条教导，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做官当老爷。各级领导成员要经常深入三大革命第一线，同广大群众一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一同参加劳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遇事同群众商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监督；关心群众利益，执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反对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违法乱纪。辉县革命委员会、沈丘莲池公社张文祥同志深入群众、联系实际的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确实有少数单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横行霸道。有个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同志，那里本来收成不好，他却规定三条：留够自己的口粮；完成上交任务；不许逃荒。这不是要把群众置于死地吗？
    党权是政权的核心，是权中之权。整党建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并且把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放在第一位。经过整党，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项标准，本着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把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选拔到领导班子中来，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三忠于”的人手里。
    （四）以“老三篇”化灵魂，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毛主席又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彻底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公”字。改造世界观，就要不断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做到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
    我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许多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无不闪耀着“公”字光辉，都是用毛泽东思想化灵魂、自觉改造世界观的结果。
    我们这次大会上讲用的周牛套、王英洲、刘克让、朱德才、纠桂云等同志都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们为抢救阶级弟兄，抢救国家财产，出生入死，不怕牺牲。有些同志病、伤致残以后，还能够刻苦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朝气蓬勃地进行战斗，为革命做出新贡献。他们无限忠于毛主席，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牢记阶级苦、民族恨，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命根子。他们胸怀全世界，时刻想着地球上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没解放。他们为革命不畏艰难，为人民乐于吃苦，把个人的生死病痛置之度外。“宁为公字战分秒，不为私字混到老”。他们把“老三篇”看作“公”字篇，作为座右铭，经常学，反复学，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刻苦磨练，铸造灵魂。他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自己，成绩面前找差距，赞扬声中更谦虚，不断革命，不断前进。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每个革命同志，都要一分为二，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批评，正确对待表扬和不同意见。要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要活到老，学到老，干一辈子革命，改造一辈子世界观，永远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辈子好事，青年同志要把个人一生的历史写得很红，年老的同志要保持革命晚节。
    （五）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夺取工农业生产的新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们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理论，全面地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世界革命创造强大的物质财富。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一系列教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经常注意摆正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坚持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促进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和群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觉性大大增强了。大家从斗争实践中体会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办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军队打仗，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大炮、坦克，而是毛泽东思想。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搞生产也是一样，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是最大的生产力。（刘建勋同志插话：同样的自然条件，人的精神面貌不同，积极性不同，生产面貌也就大不相同。）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些同志说起来清楚，做起来又糊涂了。特别是在生产忙、任务紧、困难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转向。他们不懂得，两个阶级的斗争，人们头脑中公与私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为生产忙、任务紧就消失了。相反，越是生产忙、任务紧的时候，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人的革命精神，不怕苦，不怕死，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我们要针对干部和群众中的活思想，经常批判那种不问政治的危险倾向，做到在任何情况下突出政治不转向，狠抓革命不动摇。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深入开展经济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方针，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要发动群众大揭经济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深入批判刘少奇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专家治厂、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余毒。“农业学大寨”，工业要执行“鞍钢宪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群众运动。
    这次大会的许多先进集体，所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贡献，都是由于他们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群众运动的结果。目前，我省开始出现了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各级领导要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群众前进，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要把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要执行党在现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要深入基层，抓好典型，一切经过试验，使工农业生产新高潮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向前发展。
    同志们，目前国际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在毛主席五月二十日庄严声明的鼓舞下，全世界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美帝、苏修这两个“超级大国”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毛主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从思想上、物质上、组织上继续抓紧和加强战备工作，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响应九届二中全会号召，继续完成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首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继续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认真学习两个“决议”，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希望到会同志把这次会议上交流的先进经验带回去，在全省开花结果。省革委希望到会的代表一律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带领群众老老实实学、扎扎实实地用，不搞形式主义的东西。
    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搞好斗、批、改，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为纲，严格按照新党章的要求，继续搞好整党建党工作，坚决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
    我们要狠抓经济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推动工农业生产新跃进，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农业主产要以革命的精神，因地制宜的采取有效措施，打好小麦播种这一仗，为明年夏季丰收打下基础，实现省革委五次全会提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规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同志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周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国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王新刘建勋在河南省各地市领导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
    王新同志讲话
    我先讲些意见，同志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最后由刘政委总结。
    第一季度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修整风，“一打三反”，搞政策落实等项工作，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的自觉性，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确实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随着各级党委的建立，党的领导的加强，广大干部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对我们全年工作，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精神力量肯定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我省革命和生产，一定同全国一样，出现一个新的形势。刘政委下去看的情况，昨天部分县的同志向我们介绍的情况，还有生产指挥组检查的情况，都说明我们今年第一季度形势是大好的。
    第二季度，对全年工作关系很大。同志们刚才一致谈到，要进一步抓落实，认真摸摸下面的情况，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同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集中力量抓一抓基层，这些想法都很好。总的指导思想，还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批修整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落实“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精神和省一月工作会议纪要。下面我讲一些具体重见：
    一、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最近多次教导我们要认真读书，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两报一刊”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文章中，总结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我们全党，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著作，读毛主席的著作，这确实是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为什么非常强调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呢？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武装的敌人比较容易识破，如果是美帝、苏修来了，蒋介石来了，地富反坏右起来了，我们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肯定会起来战斗，把他们打败，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会让他们夺去。而最危险的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打着“革命”的旗帜，搞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党的教训就是如此。苏联党的领导权所以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让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上面一变，下面没有精神准备，没有抗毒能力。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认真读书，让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都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大问题。去年，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认真读书。目前全国掀起了学习的新高潮，我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性很高，我们领导同志如果不去刻苦读书、认真学习，就不可能在学习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也是前进或者落后的根本环节，如果学习落后了，一切都要落后。我们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要坚持经常学习的制度。中央要求每周不少于两次的学习日，是可以做到的。具体安排，可以从实际出发。比如县里的同志，分散在下面的时候多，除了个人坚持天天读，同下面一起学习以外，每月回来一起学习三天、五天也可以。再就是要办好学习班。有的县办得效果很好，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学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分清那是对的，那是错的，才能提高辨别能力。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用毛主席思想指导我们的革命实践。联系实际，才能学懂、学活。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搞阶级斗争，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才能理解得深。当前在学习中，要注意联系解决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问题，还必须注意解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问题，注意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中央强调中高级干部要学些马、恩、列的著作，我们县以下的同志，有条件的，也可以读一点马、恩、列的书，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比如，当前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绝对化的毛病，就应当通过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加以解决。这种绝对化反映在政策问题上，就是他们总想搞个死的条条，做什么都想一刀切，这是脱离实际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省里不能搞一刀切，县里也不能搞一刀切。再比如分配和积累问题，生产条件、基础有很大差别，就不能强求一律，只能是大体有个原则。其实，目前提出的关于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北方农业会议文件中，原则精神都有了，只要结合实际，很好的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去商量，那些问题都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脱开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如果搞成了死的东西，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只要干部把中央文件中那些原则精神搞通了，根据总的原则去和群众商量出具体处理办法，就不会出大的偏差。
    根据县里同志反映，办学习班学路线，学政策，效果很好。还应当学党的传统作风，这很有必要。能够使我们的干部，不要打人，不说假话。
    至于省积代会，可以从实际出发，把召开的时间适当推迟。
    我们常委学习时曾酝酿，打算在六、七月份，请你们和省委常委一起学习七天到十天，一起讨论中央规定当前学习的马、恩、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座谈学习的心得体会。刘政委说，请你们自己先学，到时候再通知。我们大家都要加把劲。我们全省形势如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如何，同在座同志是否自觉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二、关于狠抓阶级斗争
    我们要以批修为纲，狠抓阶级斗争，抓紧“一打三反”运动。当前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在各个领域进一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刘少奇一伙的反动思想，反动理论，在各条战线上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要把批修为纲理解为只是批修整风会议。刘少奇一类的骗子，都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在批判修正主义思潮中，把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反动论点，拿出来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这是活的路线教育。有了这个反面的教员和教材，可以鉴别和比较，毛主席革命路线就能在我们思想上更好地扎根。公开批判时，要严格按照中央的口径。
    “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当前进展情况不同。“一打三反”，城市工厂多数搞了，有些单位过去领导核心不好，盖子揭得不够；农村是结合整党进行的，有些大队的盖子揭了，有些大队盖子没揭。要进一步抓紧这项工作。当前，在几个城市。结合“一打三反”，进行了深挖隐藏的反革命，深挖特务、间谍和清查“五·一六”的工作。要进行“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罪行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要发动群众搞。群众揭发要背靠背，小字报。郑州市有些单位揭得比较深，现在要注意核实材料。要把群众性的揭发和专案调查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把反党乱军、阴谋搞反革命的分子和有“五·一六”罪行的分子，同极“左”思潮相区别，同一般的打砸抢，同被“五·一六”利用的相区别。不要把后者都当成“五·一六”去清，不然就会造成扩大化。但也要防止“一风吹”，对一些较大的问题，都要进一步查清。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过细，要搞准，要实事求是。比如我们省里，有的地方一下子抢那么多的枪，要搞清是什么人在背后支持，这个阴谋怎么搞起来的。这里面真正的坏人是极少数，他不一定公开出面，多数人是受骗的。所以不能把抢过枪的群众，都按“五·一六”对待。总而言之，要按照中央指示去办，要打得稳、准、狠，要执行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方针。凡公开批判的，材料要落实，先批判罪行，领导上暂不要给定性质。千万不要把一般的材料和没有核对的材料当成定性质的依据，领导上要严格把关。
    对已经查清的重大案件，目前可以搞革命大批判，关于杀、关、管的处理，省公安会议以后再实施。
    三、关于整党建党的工作
    总的来说，就是要落实毛主席建党思想、建党路线。建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不能马虎，不能走过场，要保证质量。建立党委，仍然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条件成熟一个建立一个。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快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质量第一。党的领导，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一定要按照新党章的要求，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组织上来建设我们的党。过去，有的单位搞派性整党，随便把不够先锋队条件的塞进领导班子，这类单位，都要重新整顿。那种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不能进领导班子。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是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能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
    关于地、县建立党委问题。县里条件成熟的，各方面准备工作已经作好了的，可以按原计划建立，一般的是否四月份暂缓一缓。我倾向同志们的意见，四月份多下去，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问题，不要再把县、社干部往上集中了。县里班子问题严重的。要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里的问题，地区、分区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地区一级，四月份做些建立党委的准备工作。有的地区已整过好几次风了，条件基本是成熟的，要认真改正缺点、错误，五月份可以开党代会；有些地、市，还没有很好的开展整风，这一次群众都提了些意见，需要搞些斗私批修。搞过整风的地方，开党代会前，把有关的人召集起来，核心组作个检讨。把代表名额这一套酝酿完之后，向省里写个报告，说明准备情况，具体的事向省政工组联系。党代会可以开短些，主要是检查工作和选举新党委。
    机关“一打三反”和整党建党，不能忽视，同志们都要把机关搞好。省、地、县有的机关部门，至今还有派性干扰，有的还可能是坏人当道，请你们认真加以解决。机关建设，是个很大的问题，同志们要警惕，从前一段揭发的情况看，凡是机关里是派性头头掌权。一般说县的工作是搞不好的，需要彻底清理，要根据“三不脱离”的原则，该下去的，都要叫他们到自己的生产岗位。有的县反映，他们机关里有的人，在三种场合讲三种不同的语言，分“官话”、“私话”、“密话”。说穿了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客的一套。他们对党组织不讲心里话，只是同自己一伙子才讲；他们把照党的原则办事，叫做“官话”，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只说不办的。如此严重，不整顿不行。县、地、省到年终总结，机关都要搞大鸣大放，搞思想作风革命化。你不整顿好，有的人就搞资产阶级派性，搞干扰。当然，我们也不要怕，超出原则的事不要办，你只要按原则办事，就鸣放不倒。属于工作上的一般错误就检讨，就改正。
    要注意抓好基层。县里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下去抓点，以点带面，用典型去指导一般。你多跑几个大队，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准，加一比较就清楚了。发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找工作好的支书现身说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千万不要依靠机关写文件、表报那一套来指导工作，要实行面对面的领导，这是活的领导。去春那一批整建党质量所以好，就是因为那个阶段地、县领导同志都下去了。同志们这一段下去，抓一抓基层，这对发展全省的大好形势，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学习辩证唯物主义，都知道“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了，就要实行，就要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只有交给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去贯彻执行，变成广大革命群众的实际行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整党建党中，要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干部路线，一定按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衡量是非。这是一场斗争，而且这个斗争很激烈，不能低估，建立党的组织以后，斗争并没有结束。依然有各种干扰。我们对“左”右干扰都要抵制，一定要坚持中央规定的原则，实行老、中、青结合。有的人，就是我们批判的那种诡辩论，抹杀问题原则性，不坚持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而是拉势力。搞宗派，不惜歪曲事实。各单位建立党的领导班子，要注意这个问题，把好这个关。
    四、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总的就是要按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讲的，贯彻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当前，存在着抓生产“危险”论，有的同志吓得不敢讨论生产问题。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同志们都会讲了，可是有些同志做起来就糊涂了，或者时而清楚，时而糊涂，说明没有真懂。希望同志们注意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经验，对这一方面错误认识要进行教育，不要乱扣帽子。开讲用会时，让干部突出的讲如何抓政治思想工作，如何以政治统帅生产。相信广大群众的实践，好的典型肯定是有的，同志们要注意抓住典型，突破这个问题。
    生产中有些关键性的环节，如基本建设、水利上一些大的工程，工业和农业的安排等，这些县以上要主动考虑计划。到大队一级，农业生产上主要搞好种植安排。农业季节性很强，毛主席教导“要不误农时”，这是个重要问题。大队安排得当，一年就有很大增产。今年春耕到了，避免象去年有的地方那样，到处拔庄稼。要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种植方针。在粮食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可以种些经济作物，这同“重副轻农”或“弃农经商”有原则的区别。要因地制宜，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群众有点种植权利。生产上千万不要搞强迫命令，不要搞瞎指挥。
    县、社办工业问题，计划会议上再具体研究解决。
    五、关于克服不正之风
    毛主席指示我们，使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如何转为正规呢？就是要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强调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我们主观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的规律性，就是要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毛主席强调的要我们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要我们走群众路线，就是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所以，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人们的正确思想，就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科学的方法，这是完全建筑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所以，主观主义，命令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当前，在我们省有些地方突出的有两股歪风，一个是说假话，一个是打人骂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而是剥削阶级的恶劣品质，一定要严肃对待，坚决刹住。讲假话，虚报成绩，隐瞒错误，这完全是造谣言，搞欺骗！打人骂人，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军阀主义残余，对待我们阶级兄弟，为什么那么恨？自己到底站在何种立场上？！我们有些干部，因为官僚主义，对情况不清楚，或者因为认识水平低，对某一件事物没有能够反映它的客观实际，反映不那么正确，这不是说假话，这是个认识问题。反映客观实际只能是近似的，事物有个发展过程，人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故意把假说成真，把无说成有，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就是骗子。这种歪风要搞臭，对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要严肃处理。
    下面说假话，有的是同领导作风不民主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领导同志，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一听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就训人家。他就得出了经验，你不让他讲真话，于是就投你所好，看你眼色行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民主作风。有不同的意见允许讲，讲得不对再帮助纠正。别人给你提意见提错了，可以解释，但不准打击报复，不准打人骂人。今后对打人骂人的，打击报复的，要坚决反对，坚决制止，严加处理。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群众有缺点，有错误，只能说服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打骂，打人是犯法行为。
    要深入抓点，搞调查研究，抓些典型经验。如果老泡在会议室里，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失掉领导能力，还是先下去调查，有了情况、经验再回来开会，才会有好的效果。有了实际情况，批修整风也才能搞好。四月份计划会、公安会占了一批干部，主要领导同志再不下去，就有危险了。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
    在我们干部作风上，要贯彻林副主席指示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性、科学性就是科学分析客观形势，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同时充分认识人民群众的创造能力。也就是要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革命的朝气，要充分相信人民的作用。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去办，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被群众所掌握，同实际情况相结合。组织纪律性，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党的原则办事，遵守党的纪律，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不能乱提口号，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六、几个具体政策性问题
    经济方面的政策问题，大家提的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问题、商业问题，这次计划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研究解决。一时搞不清的问题，生产指挥组认真组织力量，调查研究，领导同志要亲自抓。
    干部队伍的“吐故纳新”问题，以及清队、“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的组织处理问题，省政工组搞些典型调查，各县的同志也注意摸一下。文教、财贸战线队伍的整顿，有关部门也要抓紧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常委讨论，属于我们权限范围内的，尽快定下来。有些要报告中央。
    组织处理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公安军管会研究处理意见。属于内部矛盾性质，组织处理要把好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两个关，材料要核实，要严格批准手续。
    最后说一点，我们要根据中央三号文件精神，正确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我们自己，要一分为二，要为党、为人民立新功。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这样的精神状态，不要怕这、怕那。不要当半截子革命派。当前，有种种的“危险”论，这是革命精神不振的表现。不论在那个岗位上，都要振作精神，积极主动为人民立新功，特别是我们军队的同志，更要注意这一点，不能有临时观点，不然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损失。我们每个同志，要有高度的革命事业责任心，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要尽力干好，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是不是有立新功的思想，这是对我们党性强弱的考验。全省、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全世界，正处在革命的高潮，我们的任务很重，一定要把革命干劲鼓足。我们共产党员应当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退却，只能是不断革命，勇挑重担，再立新功。
    刘建勋同志讲话
    王政委刚才的讲话，我都赞成，请同志们认真研究执行。
    原来我们商量，准备最后开个大会，也就是准备明天开，根据同志们提的意见，原则上表个态度，有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回头常委再研究。我看了同志们提的意见，感到主要问题还是上次整风会提的那几条，只是具体事例增加了一些。上次整风会你们都参加了，耿起昌同志已经代表省革委核心组作了检讨，这次我再讲还是那些。正如同志们说的：“上次整风以后，老错误没来得及改，新错误没来得及犯。”请你们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如果需要再作检讨，明天就开大会，（大家表示：不需再检讨了。）如果不需要再作检讨，就不开大会了。明天把王政委的讲话传达一下，安排一下你们的工作。这样，回去以后就不要开会了，四、五月份都下去。你们安排工作以后，如果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就散会。
    请大家务必向同志们讲清楚，同志们会上提的意见，我们还要整理研究。
    整党建党工作，“九大”前的确抓得不好。从指导思想来说，那时候新党章还没有下来。我们的思想没跟上中央的要求。在获嘉开的整党建党现场会，主要是没有强调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没有强调揭现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从发展党员来看，我们是十三万，可能占全国第一位，主要问题是有的不够条件，也被发展入党了。所以，“九大”以后，我们基本上又重新整顿。这是一个教训。其他还有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作检讨。同志们提的，只要我们该解决的，能够解决的，就尽力解决。
    我重申几点：
    关于作风问题。中央三号文件中所举的不正之风的表现，在我们许多同志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我们也有骄傲自满，要认真克服。当前，我们特别要把打人骂人、打击报复和讲假话、搞浮夸的歪风刹住。我们有些人头脑膨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过去有过这样的教训，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却忘记了这个教训，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要讲。讲假话不是革命干劲的表现，而是资产阶级的恶劣品质的反映。再就是一定要有民主的作风，要造成浓厚的民主空气。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精辟论述，请同志们认真学习。我们的干部，如果丢掉了民主作风，就丢掉了群众；而离开了群众，将一事无成。党章规定，我们共产党员有事要同群众商量。可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却是听不得不同意见，人家给他提了意见，就要同人家记一辈子成见，还要“斗争到底”’，甚至搞打击报复，打骂群众，这是不能允许的。今后，对上述两种恶劣行为，都要严格处理。
    关于整顿机关问题。要把机关整顿好，机关要精干。我们成立革委会的时候，对机关没有注意抓。后来，发现有的机关工作人员在那里搞资产阶级派性。我们就及时告诉同志们，要查一查，对派性严重的人，要处理，不能让他们在那里任意胡搞。看来有的地方没有落实。如果领导上依靠搞资产阶级派性的人，非要上当不可，非把事情搞坏不可。前一段有的地方出问题，同机关里搞派性的人在那里起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同志们不要轻看这件事。群众开始起来造反，这是对的，但是有的人陷入派性，想达到个人目的，捞点油水，拉小圈子，把派性带到政权机构里来，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有这个问题的单位，一定要认真解决，不要再拖延，不然就要吃大亏。
    关于“一打三反”运动中经济退赔问题。省里已经转发了安阳地区的一个文件，目前还不够完善，你们试行中遇到的新问题和解决意见，报来我们研究，经过几次试行修改，逐步就完善了。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策问题要求太死了不行，不能搞一刀切，有个大体的原则界限，你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处理办法。对人的处理，要取慎重态度。定敌我矛盾的，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一定要掌握好，把好关。落实好材料。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北方农业会议纪要，对许多政策问题都明确了，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我前天到一个公社问干部，他们说只念了一遍，没有很好讨论。象这样，当然就落实不了。
    分配问题，要按实际情况去定。现在多数队的粮食分配是四、六分，人六、劳四。有的地方是三、七分，就是人七、劳三，这是较富的队。穷队假如也这样搞，就可能影响一些人的积极性。要根据各队的具体条件而定，不要千篇一律，不要一刀切。总之要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关于农业种植计划，要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只要合乎这个方针，不必管得太细。
    关于抓好学习问题。这是大事，我们一定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还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以及整党建党中搞好思想、组织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大事，是根本性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地抓。这些问题，王政委刚才已经系统的讲了，我不再重复，把王政委的讲话印发给你们回去贯彻执行。
    来源：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印发（共印2500份）。
    
    五、河南省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 耿起昌 张树芝东传钧 杜河堤 李中顺张耀东 王 辉 戴苏理申茂功 唐岐山 文香兰孙冠生 朱启祥 刘玉年王文德 赵玉轩 韩怀智支万鉴 杨 贵 张钦礼王秉章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二）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话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人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贼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三）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林贼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贼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
    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贼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查“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郏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来源：来源：中共开封地委办公室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查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
    马振扶公社中学实行“法西斯专政”、是“复辟”、“回潮”的典型，“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杀人“凶手”。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提出：
    “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1974年2月，江青的一次会议上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被夺权，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并被判刑2年。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于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长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为受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平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这一事件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炮制的”。"这个文件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不少地方也抓了大大小小的‘马振扶’，制造了许多冤案，不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灾难”。此后，各地类似冤案便陆续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1974.02.01；豫发（1974）7号
    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六、反击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
    1976年4月初，临近清明节。郑州市中心二七纪念塔下摆放了一些花圈。表面上看是纪念周总理的，但仔细看其中的一些挽词和贴在旁边的匿名大字报，直接攻击的是当时正在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攻击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张春桥同志、江青同志，甚至有的已将矛头指向毛主席。
    清明节这天，我当时所在单位郑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的一些同志，到二七塔周围看了看，回厂就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大家气愤之余，结合当时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听说北京、南京等地也有类似的情况，一致认为这决不是小事，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当时就决定要公开表达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立场。
    4月5日清晨，签着我们肉联厂几十人真实姓名的大字报《严正声明》，贴在二七纪念塔北边约200米的郑州市电信局营业大厅门前。这里是市中心，来往的人比较多，而我们的立场和二七塔下那些大字报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一直有人在现场观察群众的反映。当时看我们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显得十分拥挤，相比之下，二七塔下倒显得冷清起来。同时，我们的《严正声明》旁边又陆续张贴了一些同意我们观点的大字报，客观上声援了我们，并没有出现反驳我们的大字报。
    当天傍晚，厂传达室通知我们：新华社河南分社来电话，让我们签名写大字报的人派代表到分社去，我就是代表之一。到了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接待了我们。他表情十分严肃，但详细地听取我们的看法。最后，他告诉我们，他已将我们的大字报连同所有签名（约40多人），一字不漏地报告中央政治局。他还告诉我们，据他了解，这是全国第一张这样内容的政治声明。
    谈话结束后，我们这些代表就在新华分社门口议论，大家说从这位记者的态度来看，我们没有作错。有的同志就建议，去把那些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了，这个建议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说干就干。
    我们将一辆货车开到二七广场，把一些我们认为有反动内容的花圈收到车上。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群众在围观，也有人问咋回事，我们向他们宣传了我们的看法。当时没有发生辩论，也没有阻拦。为保持花圈的原状，一车只装了十几个。本准备拉到厂里，有人说“送到省委去，让省委表态”。我们就直接拉着去了省委南院，值班员把一位姓张的办公室副主任找来接待我们，怎么谈，就是不接受这些花圈。我们也就不和他废话了，自管把车上的花圈卸下，一一摆放在省委南院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前，目的是让省委负责人都能看见。然后，我们就回到二七广场继续搬。这时候，突然开来几辆卡车，上面全是穿着军装的军人，我们肉联厂的人下意识地背靠背聚在了一起，心中十分紧张。没想到这些当兵的，下车就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然后就和我们一起收花圈，打扫现场。事后听说，省委书记耿其昌打电话到北京去告我们的状，纪登奎在电话里要耿派部队支援我们。
    我们回到工厂后，立即用电话或直接派人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兄弟单位联系，和一些战友们联系，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整个情况。最后签署了郑州肉联、郑州纺织机械厂、郑州交通运输公司、503厂等72个单位革命群众的《联合声明》，表达我们收花圈和对这一政治事件的立场，随即贴出，直至后夜，包括我们厂在内的几个单位的群众走上街头，刷写表达这一立场的大标语/大字报，到4月6日晨，才陆续回去休息。少数人还在继续刷写。
    最后走的郑州市电信局职工焦春亮同志被十几个人围攻追打，直至被活活打死在二七广场。听到这一消息后，各单位的群众又重新走上街头，声讨这一反革命的血腥暴行。这是1976年发生在北京和全国其它一些城市的“清明节事件”—后被称为“四/五运动”中唯一被打死的人，他表达的却是反对一些人以纪念周总理的名义掀起的反革命逆流。
    4月7日晚，接上级通知，我厂党委/革委会集体收听中央台新闻，即中央决定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付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撤消邓小平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及天安门事件的报道，中央台的记者到场采访了我们，。在随后几天中央台报道各地拥护中央决议，声讨“清明节”事件的大规模游行中，其中有郑州肉联群众游行的电视镜头。在河南，郑州市革委决定将焦春亮同志追认为烈士。
    这一年的夏天，郑州市专政机关按当时一贯的做法，将一批需要逮捕或交付审判的人员材料印成小本，发给群众讨论，征求意见。这本小册子中有郑州清明节事件中写匿名大字报的人员，同时，将当局侦讯后认定打死焦春亮的凶手刘敬列在这本小册子的第一位，加上“民愤极大“的语气，按当时的惯例，是要判死刑的（事后知道，省委已将他们要判刘敬死刑的意见告知司法机关）。我们肉联加工厂的一些同志也为此也进行了讨论。当时，大家已知道写匿名大字报的那些人和北京“清明节事件”的主要组织者/参与者一样，大多数是高干子女，也一样有很深厚的政治背景，在没有查清之前，就一判了之，这其中肯定有走资派的阴谋。于是，我们肉联这些人又署名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刀下留人”，并揭露省走资派企图“杀人灭口”的阴谋，大字报贴在市百货大楼门口。贴出去的第二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到肉联和写大字报的人员座谈，充分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此后，刘敬等人的判决就被搁置下来。
    （直至后来的中央为“清明节事件”平反，他们出狱，打死人的刘敬们成了“四/五”英雄。也是在“清明节事件”平反后，郑州市委取消了焦春亮的烈士称号。据说，连给焦春亮的年幼的孩子每月20元的抚恤金也取消了。当时参与反击这一事件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揭批查”运动中，也因此而获“反周”的罪状，在监狱和学习班里遭到了清算。）
    （何远《封的记忆》2005年10月7日）
    
    七、兰考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兰考抓的黑鬼却是张钦礼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北京一些人到兰考炮制出紧急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
    最最紧急的呼吁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结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就是遵循毛主席的这一最高指示，最最坚决地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老爷们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　　我们是来自北京的：北京大学，北京红卫兵战校，首都师大附中，北京第二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兰考县总工会，裕禄一中的红卫兵和革命战士的代表组成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的筹备委员会，来到了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的地方——光荣的兰考。我们是来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焦裕禄同志学习的，是来向英雄的兰考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学习的。　　我们来兰考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来和兰考的广大工农兵、红卫兵一起重新举办《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的。　　从我们短短半个多月的调查中，我们深深感受到，焦裕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渗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里提出了《巩固集体经济的报告》；组织了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渗入到老韩陵、新韩陵、高场大队进行为是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并在他的领导下，举办了大型的阶级教育展览；召开了几次三级干部会议，大揭阶级斗争的盖子，大揭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所有这一切，打击了一切牛鬼蛇神，教育了广大干部，涨了贫下中农的威风，树立了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巩固了集体经济，依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创出了一条改变兰考面貌的道路。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忠实的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但是，今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穆青、冯健、周原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大通讯一文，和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的社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歪曲了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阉割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的理论，恶毒的攻击了党的三面红旗。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绝不能任他们自由泛滥。”既然他们放了毒，我们就要消毒，就要批判。我们要质问那些混蛋王八蛋们：　　一、 这篇通讯为什么不提阶级斗争，为什么通篇连阶级斗争四个字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谁提供的材料，你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东西？好样的站出来，有种的站出来辩论！我们料到，你们这些胆小鬼是没有那个胆量的！　　二、 你们这些混蛋们，为什么把一个人人皆知的，地地道道的叛徒马福重，吹捧为“革命烈士”，挂上了“英雄”的招牌？这又是哪个混蛋介绍的情况？　　三、 你们为什么不写出兰考解放十几年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把兰考描绘的荒凉凄惨，这是对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最大□□，恶毒地攻击了三面红旗，攻击了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写这篇通讯的混蛋和介绍情况的那些王八蛋，你们居心何在？　　四、 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可是，我们从大通讯，只看到了被歪曲了的“焦裕禄”，在忙忙碌碌的进行个人奋斗，我们要问那些混蛋们：你们为什么不表现县委的集体领导？　　五、 大通讯为什么不征求兰考广大贫下中农的意见，不征求广大革命干部的意见，而且在有些问题和情节上，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进行造谣撞骗，企图捞取政治资本。这些家伙是资产阶级的头号大扒手！　　我们向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介绍一点情况：写大通讯的人根本没有下去深入了解，而是在个别人中兜圈子，他们在县委办公室吃着鸡蛋，在开封啃着烧鸡，闭门造车，写出了这株大毒草。这些混蛋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穆青已经是被新华总社革命同志揪出来的、被斗争了的黑帮分子，周原是摘了帽子的大右派。这些家伙有什么资格来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呢？这些家伙怎么能写出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的文章呢？　　最后，我们向英雄的兰考工农兵、红卫兵、革命师生和干部发出最紧急的呼吁：　　一、 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穆青、周原揪到兰考来，交代他们的罪恶。我们要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斗倒，斗垮，斗□。　　二、 同志们，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不做资产阶级保皇党！真正革命的左派站出来，那些胆小如鼠的家伙滚开！革命者要勇敢地起来，澄清事实，揭露黑帮们的罪恶勾当，向反党黑帮猛烈开火。　　兰考的工农兵、红卫兵、革命的师生和革命的干部，我们要全党全民一起动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重新树立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办好《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使这个展览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阵地。最后，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全体红卫兵和革命战士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于兰考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
    《最热烈地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　　坚决把污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毛泽东　　我们看了北京大学，北京红卫兵战校，首都红大附中，北京第二师范学校，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八个单位和学校，红卫兵革命战士组织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展览馆筹备委员会，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我们所有的红卫兵战士，万分地高兴，它正符合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的心愿，任何力量难以压抑我们的兴奋心情。但对那些扛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分子，我们极为愤慨。北京展览会的同志们，以彻底革命的精神，挥起了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经过半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正确地了解和掌握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事迹，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榜样，我们的好书记。焦裕禄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高大革命英姿更高更高地矗立在我们面前，他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思想上。但是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把兰考解放以来，以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取得辉煌伟大的成就，污蔑是：“枯草在寒风中抖动”等。把马福重这个大叛徒，见敌人就举枪投降的怕死鬼，反而被他们这一伙黑帮恭恭敬敬地称之为革命先烈，这是多么令人气愤！！这些混蛋们企图搞资产阶级复辟，不要毛泽东主义挂帅。我们坚决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万万个不答应。我们最热烈地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呼吁，要向那些黑帮开火。我们誓死保卫党中央，捍卫毛泽东主义，保卫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为此，我们红卫兵表示：向全国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和广大工农兵，革命的同志们呼吁！呼吁！！紧急呼吁！！！协助和支援我们把那些贬低、污蔑、反对、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黑帮分子，全部、彻底、干净地揪出来，砸碎那些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脑袋。　　一、 现在我们高声疾呼，要把穆青、周源、宋玉囗、秦一飞等这些坏蛋，统统交给兰考三十八万人民，彻底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　　二、 我们向全体革命同志们呼吁：清查那些别有用心的坏家伙，为什么在写长篇通讯中不抓阶级斗争，连阶级斗争四个字也不敢提。坚决揪出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分子　　三、 让我们革命的左派一起动手，澄清事实，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统统揪出来，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起千钧棒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　　四、 根据全国各地红卫兵的要求，勒令县委对焦裕禄革命烈士的陵墓，重新进行修建，把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英雄形象，树的更高、更大，让我们永远学习焦裕禄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共产主义精神。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共产党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六日
    巳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恬通知不让印发了。

    （二）造反派一月夺权，因此被军区逮捕入狱
    
    
    
    
    
    
    （三）张钦礼出狱并当上了县革委会的主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兰考县十个领导干部：《张钦礼是人民的好干部》
    （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卓兴隆、县委委员、县委工交政治部主任赵翔、县委候补委员县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樊哲民、县委委员、裕禄中学党支部书记和新民、县委候补委员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先志等十人）
    兰考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蜕。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和砍倒这面红旗，是这埸斗伊的焦点。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贫下中农，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秦一飞、周化民、刘呈明等一小撮走资派，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倾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怕得要死，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恨得要命。运动一开始，他们就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四清工作队变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派往各机关、学校镇压群众运动，划框框，定调子，组织围剿革命干部、革命职工、学生，在县委机关集中攻击张钦礼同志。他们在县委机关全体干部会上说：“不贴地主分子的大字报，贴黑帮分子的大字报，县委的目标巳经很明确啦，你们不要怕，不要以为是老上级不敢提，实际上县委目标是很明确的，至多是个县委副书记。”会后，张钦礼的大字报陡然增加，谁不写张钦礼的大宇报就是“保皇派”。
    但是张钦礼同志并没有被他们所压倒，他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七月二十日，张钦礼同志贴出了《秦一飞反对焦裕禄同志十大问题》的大字报。这一下打中了秦一飞的要害，他恼羞成怒，立即指示把县直下乡搞抗旱的科局长统统调回县里，周化民亲自动员，并带领他们参观了围攻张钦礼的大字报，然后，放三天时间叫大家写张钦礼的大字报。三天过后，没有写出多少东西，宣布延长三天，又延长三天，置抗旱于不顾，造成了秋季红薯严重减产。
    以后，秦一飞、周化民召开各种会议，大整张钦礼同志的材料，疯狂地对张钦礼同志进行围攻。
    兰考二中“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在学校受围攻时，到县委文革反映情况，文革办公室不承认他们。而张钦礼同志却坚决支持他们建立组织，造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的反。
    九月十六日，北京《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英雄事迹展览》筹备委员会红卫兵在周化民、刘呈明的欺骗下，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的呼吁《“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矛头指向张钦礼同志及焦裕了同志生前好友。县委机关连夜炮制了《热烈响应》的传单，巳经排好了版。周化民感到不妙，又打电恬通知不让印发了。“北焦展”最最紧急的呼吁发出以后，革命群众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纷纷要求进行辩论。九月二十五日，兰考六中全体红卫兵“焦裕禄战斗队”革命师生和土固阳公社干部，在张钦礼同志的支持下，发出了《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反对、诬蔑、贬低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传单，严厉批驳了北京《焦展》“最最紧急呼吁”中的错误观点。
    张钦礼同志下乡工作，周化民就派人在后边专门搜集张钦礼的材料。去年十月间，张钦礼同志到湖北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徐俊雅（焦裕禄同志的爱人）也去了。周化民就派人监视张钦礼，监视徐俊雅，做徐俊雅的“工作”。
    我县于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宣布恢复开展文化革命，他们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印好了所谓揭发张钦礼的传单。广大贫下中农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他们热情支持革命干部，纷纷到县找他们辩论。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红旗——四个生产队，联合倡议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革命造反司令部”。
    十二月上旬，周化民操纵保守组织到省委要求罢张钦礼的官，省委没有批准。周化民又急急忙忙勾结兵痞、下台干部组织了所谓贫下中农“卫东林焦”、贫下中农“卫东焦”司令部。对于保他们的组织，要啥给啥，他们做好袖章往社员家里送，里边还裹着一角钱，是让买别针用的。土山砦大队五个贫农社员到县，碰见了ＸＸＸ，Ｘ给了五位社员一百五十元钱，说是到省里罢周化民的官哩。但到了省委后他们又说不罢周化民的官了，叫罢张钦礼的官。五个贫下中农一听不对头，他们说：“金钱买不住俺贫下中农的心”，于是就回去了。
    他们还在兰考实行大逮捕，大镇压。凡是支持张钦礼反对周化民的革命组织的负贵人都抓起来。谁说张钦礼好，就抓谁。捕的人，兰考监狱盛不下，又把税务所一个院腾出来押人。兰考放不下，还往杞县监狱里送了八汽车。在开封、民权东明的监狱都押着兰考的人。送人，怕贫下中农拦截，就用绳子捆住，嘴里塞上棉套，用麻袋装着向外运。先后逮捕拘留了1200余人。
    二月二十七日他们把张钦礼同志逮捕入狱，二十八名县委委员就有十三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他们说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政治大扒手”，是反对焦裕禄的急先锋。对他进行了无数次残酷斗争，押在监狱里一直不放出来。
    元？月份，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成了高潮。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力，杀了出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了以周化民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兰考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他们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刘邓黑司令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将在兰考大地取得彻底胜利。　　（《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焦守凤：《控诉河南走资派对我一家的迫害》
    我是坚决支持二七公社的，我同他们一起绝食，一同战斗，他们是从两个阶级大搏斗的风浪中冲杀出来的革命左派组织。 　　最近，在河南和全同各地，贴满了署有我的名字反对二七公社的传单。这全是河南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兰考的爪牙，为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所进行的造谣污蔑和垂死挣扎。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反对、攻击二七公社的文章。 　　自从河南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阶级敌人就利用我们对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无限热爱，和我爸爸在人民中的威信，欺骗、拉拢我们全家。他们对我妈妈和妹妹以“保护”为名，长期软禁。使她们听不到毛主席和革命造反派的声音。还利用我妈妈和妹妹的名字，大写造谣传单，为他们在河南复辟资本主义服务。这些传单大部分都是出自兰考县委办公室主任刘ＸＸ之手。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参加了保守组织。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识到站错了立场，就起来造了开封地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站到了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革命造反派一边。河南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及其爪牙对此恨得要命，他们想尽办法，想把我重新拉到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上去。 　　五月十三日，我回兰考参加爸爸逝世三周年追悼会。刚到家，他们就派了很多人，以找我辩论为名，围攻谩驾我长达数小时之久。十四日，开封地委东方红兵团一小撮头头找我谈话，他们借口“保护”我，说外边很乱，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不让我去参加追悼会，不让我外出，把我软禁达二十几天之久。在我一再要求回去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下，他们才被迫专门派两个人送我回开封。回去后仍然要我住集体宿舍，派人暗中监视我。更卑鄙的是他们竟然对我进行逼供，让我“揭发”二七公社的“罪行”。开封公安公社的一个人对我说：“你现在应该为你的前途想想，跟着二七公社一伙人跑，你将来入党是有很大困难的，现在应该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好好创造条件，争取入党。”ＸＸ军分区李ＸＸ也说：“现在我们没错，就是真错了，你跟着我们错了，也没有什么。”一中联总一些人，还在兰考县委大街上到处张贴大字报，说我站错了立场，支持和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违背了我爸爸的教导，必须迅速回头等等，不一而足。他们违反国法，私自扣留、拆阅我的私人信件和外寄信件，封锁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和消息，还常常拿大本大本的诬蔑八二四、二七公社和刘建勋同志的所谓“罪行录”叫我看，逼我写检查，说八二四、二七公社是河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御用工具，让我承认五四惨案是二七公社挑起的，打死了十大总部多少人，绝食是错 的，叫我污蔑绝食战友轮流吃饭，还说亲眼看到偷吃鸡蛋饼干等。总之，对我施行了高压政策，让我写“控诉材料”，我坚决不写。为了回击，我写了“我是怎样由不支持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到支持他们”的文章。写好后他们竟让一个什么秘书加以“修改”、“补充”。“修改”后，用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大量张贴、印发。其实这些都歪曲了我的原意。 　　六月二十四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离开了白色恐怖的河南和兰考，来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心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我下决心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向首都革命造反派和二七公社、八二四等革命战友学习，我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以二七公社、八二四为代表的真正革命造反派！未来的河南必将是毛泽东思想光辉普照的红彤彤的新河南！ 　　（《河南二七报　新北大》1967年7月28日合刊）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张钦礼在首都革命派欢送河南造反派大会上的讲话《何运洪是残酷迫害兰考革命派的罪魁祸首》
    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高指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的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儒！”　　我代表焦裕禄同志的一家，代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和革命造反派，向首都革命造反派表示感谢！　　兰考县焦裕禄同志这面红旗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树立起来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兰考县人民最大的关怀和鼓励。我们兰考县人民要保卫焦裕禄同志这面旗帜。　　开封地委、兰考县委、河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合起来，却压迫革命造反派。自去年七月开始，八、九、十月这一段时间，他们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大量工作队到兰考县，把造反派压下去，围攻革命的领导干部。兰考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斗争，于十一、十二月又把保守派压下去，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到元月，形势很好，我们就研究夺权。　　一月二十三日夺权，进行得很顺利，把大印夺过来了，但是党、政、财权没拿到，只拿到一个木疙瘩，并没有实权。那时我们经济很困难，我们一年多只花了七毛二分钱。写标语没有墨就到煤场去找煤面来刷标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就这样干了一段。武装部反说我们是“反革命暴动”，是“修正主义”，是“打、砸、抢”等。　　一月二十五日宣布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武装部与军区是一个态度。我们造反派开了会，商议了，都认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天不怕，地不怕。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我们分为三线，一线在县城里，跟他们干，他们可能抓我们，拷我们，第二线在城外，第三线在农村。这样就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不然被他们一网打尽就不好办了。我们统一了思想，宜早不宜迟，马上行动，按计划办。二十七日夜散开的，二十八日晚陈再道、何运洪从开封派部队把县城包围了，来了三连人，老保带头逮捕革命派。二十九日把第一线全部逮捕了。我们又开会商议，派代表去向他们讲明情况，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育权，你们还没有停住脚就这样抓人是不对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依法逮捕，其余不逮捕。毛主席说部队要支左，要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我们派代表去交涉：一、放人；二、打伤的给予治疗；三、赔礼道歉。他们派人来，说“你们是反革命暴动，我们是镇压反革命”。不理，怎么办?就干吧!我们一万多人把他们三连人包围了两天，没吃没睡，还把他们的司令抓起来，游街示众，他们开卡车向外冲，我们人多，把车推得向后退，吉普车被抬起来，走不了。我们问司令员：“你来干什么?”他说：“支左的”。问：“谁是左派？”他说“不知道”。又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是“执行任务”。再问他为什么要抓人，他说：“我们是军人，来执行任务的”。我想，如果战士不知道，还没什么，司令部不知道，问题就严重了，一直干了两天两夜。我们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给他们送饭来，向他们说：“你们也是贫下中农子弟，你们当了兵，枪口不应对着阶级兄弟，对着贫下中农！”有的士兵都落了泪，把武器放下了，就这样对峙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增了兵，就又捕人，我们又斗争，他们又失败了。有些人害怕了，不干了，说这是解放军，不同于保守派呀！人慢慢不如以前多了。我同革命派同志商量，我问他们“前途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前途很光明，但要走一段曲折的道路，坚持就是胜利！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这是一条坚持的道路，有的人说投降吧!还有人说，上北京告状，就这么三条办法，我决定坚持。保守派和部队对全县大包围，我们就反包围，搞游击战术，他们缩小包围圈寓我们就跳到外面去，这样周旋了二十六天。他们说，张钦礼过去打过游击，主意多，他们造谣言，说我是现行反革命，要通辑，说见了张钦礼，开枪打死，要死的不要活的。
    二月二十日来了一次大逮捕，这次没有抗住，前后捕了一千二百人，把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大小服务员都逮捕了，就剩我们几个没捕着。我们想跳出包围圈，跑到北京去告状，但车站上就有通辑令，还有象片，有几百里的封锁线，我在兰考二十年，好多人认识我，不敢去车站。后来留了少数人坚持斗争，其它几个骑自行车到杞县，才到不久就被包围了。当地的同志说，包围了，不象你们的人，我们研究后，有几个人假装向东北方向的大沟冲，大喊大叫，把他们吸引过去，这几个人都被捕了，我们往西南冲，冲击了第一圈。冲出后，麻痹了，走不动了，喘气了，我说话了，第二包围圈没能出去，被公、检、法的头头，一个副县长听到了，他说好象是张钦礼在说话，又把我们包围了。我说不要开枪，于是被捕了，捆起来，出来还看到第三道包围圈，有三卡车全付武装的解放军，一辆吉普车、两辆摩托车。为了我们几个人，出动这样大的队伍，如临大敌。他们胆小如鼠，不敢走兰考县境，怕群众抢。绕道转了一夜，直到天明才进了县城，把我们关进监狱，和抓反革命一样，把手指扭断了，手臂扭坏，嘴被磕破、牙也磕掉一块，监狱里挤得不得了，只看到都是人的脸。我们二月二十六日被捕，二十七日进监狱，二十八日上午开始审讯。政委象旧县官审案一样，摆了一张桌子，后而放了个椅子坐在那里，两侧是手持冲锋枪的战士，还上了刺刀，他大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钦礼跪下！”我说：“不能跪，文化大革命扫四旧，跪是四旧，我不能跪下！”他又要我低头，我说：“不能低头，低头说话不方便。毛主席说共产党员不能低下高贵的头。”他就拳打脚踢了一阵，要我交待，我说没有什么交待的，就是要造反。他要我交出后台老板，还说“你的后台老板是刘建勋。”我说刘建勋过去我见过，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根本没见过他。他问我还有没有比刘建勋更大的后台，我说：“有！我的后台是毛主席”，他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满口出血。他说：“不许你侮辱毛主席，不许你胡说。”我还是不交待，他就给我带刑具，给我砸上八斤半重的脚镣。他说：“你交待！”我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刑具，你都拿来吧！”他又给带上手铐，别人的手铐在前面，我铐在后面，还说是“优待”，手朝后，这样不能吃饭。我说：“饭是要吃的，不吃要饿死。”我还不交待，他们又用绳子把我身上缠紧，我说：“越看你们越不象毛主席的军队，不象左派，你们不讲理。”一天没问出口供，又下了狱，这是二月二十八日，三月一日又开始审讯了。是公安局长亲自到监狱去的。他说：“今天叫你游街示众。你答应了，和和善善解决问题，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讲话。我说：“我也有要求，三条：1．穿上衣服，戴上帽子，任何人不准动，要衣冠整齐见群众；2．去掉刑具；3．自由演讲。”他说：“第一、二条可以，第三条不能答应。”我说：“既然不行，协议不成，那就各行其事吧!”他们还是有办法，有八个彪形大汉，两个人一班，把我拉出去，一路上把头按下去，拉上来，再按下去，再拉上来，弄得我昏过去了，没有说话的能力了。监狱里人很多，就象这个礼堂一样，一个挨一个。　　3月2日监狱放风了，房顶上架着机关枪，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在监狱门口，我见到了对面8号牢房的一个老同志，他是一个志愿军的炮兵师长，52岁了，他们说他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刘师长带了手铐，说他们是报复，大喊大叫大骂:“你们是法西斯！狗官站出来！老子要抽烟，老子要喝水！”我喊着向刘师长敬礼。他用铐着的双手给我鼓掌欢迎。看监房的人不愿意了，从七号牢房出来了几个人，他们就拧我胳膊，按我的头，屁股都坐到脸上了，全身骨头发响。我的腿被打伤了，不能走，就爬在栏杆上向下看。狱中人有三种表现：老革命都大骂，工人不吭气、学生和青年叫喊。我就读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在野兽面前不能有丝毫的怯懦。”最后这一句，把他们弄恼了，上来两个拿刺刀的战土向我逼来。我往前凑了一下，他们往旁边让开了，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刺我?”他们说：“不让你读语录。”我说：“你们是不是毛主席的兵?”他们说：“是。”我说：“那为什么不让读毛主席语录?”他们说：“叫你小声点你就小声点。”我说：“声带是我的，我愿意念多高就多高。”刘师长说：”你们是法西斯！白色恐怖！狗官站出来！”他们走过去问刘师长：“你凭什么不怕死?”刘师长说：“我凭的是毛泽东思想！凭我这条老命！”他们没有办法了，只好唉！唉！地叹气。　　4月25日用汽车拉着我们三个人去游乡，头上戴着纸帽，插着白旗，开4000余人的斗争会。他们喊口号，群众不举手，我对旁边的同志说““你看，我们还有群众呢！”有一个人包了六个纸包递给我说：“要肃清你的‘流毒’，这是你的‘流毒’，给你！”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六个熟鸡蛋。都被他们打掉了，以后就再也不敢让我们游街了。在狱中审了我53次，上刑27次。有的年轻人反抗得厉害，上刑更重，手铐、脚镣吊起来一夜不放下来。最厉害的是把人装在麻袋里，封上口，骨头都挤碎了，九个人装了麻袋，8个人昏死过去了，到第二天才醒过来。这不是什么新发明，这是蒋介石4.12大屠杀时用的刑法。　　我住的牢房里是两个人，其他房子里都是上百人。同住的人姓白，作了工作以后，他说是派他来监视我的，他们给他两个条件：1，不要同我讲话；2，不要让我死了。做了可以减轻或不判罪。　　十六个解放军，分两个班看守我们，有的解放军端着枪，上了刺刀，脸色很难看，我们就不理他。有的问我们吃不吃得饱，受不受得了。我们就向他作工作，说这是小小的代价，我们国家要摸反修、防修的经验。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我们要扛起反修反帝大旗。你们都是贫人出身，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能忘本。这样就慢慢的熟起来了。经过50多天的工作，在16个解放军里，5个人同意我们的观点，其中三个人可以让我们坐下，躺一躺，在牢房里走一走。两个班长白天收集造反派及军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
    七月一日送来一张报纸，上面有一张毛主席象。我站在牢房的里侧，为的是不被他们发现。一个班长说：“有希望了，听说二七公社与保守派在京谈判，中央表态了，中央支持你们。说军区支左支了右，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是我们部队的领导人背着我们说的，被我们听见了。”我们七一在监狱里对着毛主席象宣誓：“前半辈子跟毛主席闹革命，后半辈子一定听毛主席的话。”　　7月2日狱中的炊事员老王送的馍里夹了一张条子，写道：据说中央决定放人。下面写着“新华”两字。这是我们新华书店一个组织的代号。我们关在牢里，造反派他们晚上在牢房外面敲鼓，是信号，怕有人害了我们。他们本来打算把我从狱中抢出来，因怕造成伤亡，没有干。　　7月26日又送来一个条子说，保守派打算把你搞出去，在三天内暗害。我与那几个解放军商议。他们说：如果发生事情时，让我从牢房小窗子爬上去，翻墙逃走，他们两个人掩护我，
    7月28日夜三时，那两个解放军已经下岗了，忽然门锁响了，我马上拿了一个铁盒，好作武器。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原来是指导员进来了。我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来看一看你。为了你的安全要你出去。”我看他今天的脸稍好看一些，我说：“你们不是要害我吗?等我穿好衣服穿好鞋。”我拿鞋为的用鞋作武器同他们干。我出了牢房，一个小车飞快开来，车门一开，两个人把我一架，塞进汽车就跑，把我架得紧紧的。车开得很快，到了县里我说：“车子别开了。我知道你们要杀我，我死，要死在兰考，再开我就骂。”他们说：“我们是有任务的，老同志，我们一怕老保害你，我们交不了差，二怕革命派不放你走，才这样做的。中央限令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护送你到北京。”他们又说：“你可别跳车，你跳了车，我们就没有脑袋了。”　　29日我到了北京。　　三十日下午七时，总理联络员通知我：“下午十时二十分，周总理、康生、江青、杨成武、戚本禹、叶群等同志在人大会堂接见你。”我思想激动了，晚上没吃饭。　　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康生同志亲自解决河南问题，解决的很彻底，河南造反派翻身了，归结起来，就是这几句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救了我们河南五千万人民，救了我们革命造反派。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得我们家破人亡，筋断骨开，河南造反派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全国，特别是首都造反派对我们支持的结果，也是我们河南造反派的同志坚真不屈，坚持斗争的结果，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河南二七公社安阳分社红旗造反团、安阳地区五月风暴司令部《二七风暴》1967年8月3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目前，全国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广大贫农、下中农充分发动起来，在轰轰烈烈的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规定的进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针、正确路线。能不能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这是能不能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将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河南省兰考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程，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在旧社会，贫农、下中农受剥削压迫最深，家家有血泪史，人人有苦难账。他们对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感受最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分得最清。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共产党，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赫鲁晓夫所鼓吹和推行的那一套“剥削有功”、“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等深恶痛绝。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都有极明白的计算。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在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了一支坚强可靠的力量。贫农、下中农在对阶级敌人的战斗中，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颗红心永远不变。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证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的革命坚定性的时候，曾经教导我们：“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兰考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最好不过地说明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贫农、下中农是何等的坚定、明朗，何等英勇无畏！正是他们，在斗争的关键时刻，用自己对毛主席、对党的赤胆忠心，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捍卫了社会主义的铁打江山！
    坚定不移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就能够在广大农村保证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贫农、下中农不仅最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最关心生产。他们是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革命就会轰轰烈烈，生产就会热气腾腾，农村就会一片兴旺。兰考县的形势大好，根本之点就在这里。
    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依靠那些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农村，就要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只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向英雄的兰考贫农、下中农致敬！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记兰考县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
    振奋人心的革命景象　　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呈现一派大好形势。　　一年多来，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经历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地要保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焦裕禄这面旗子；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一部分顽固保守势力，则千方百计地要砍掉这面旗子。阶级阵线从来没有这样分明；阶级斗争从来没有这样激烈。如今，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全县最大的贫下中农革命组织“兰考卫焦”，已经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这样深入人心，光芒四射。中国赫鲁晓夫伸进兰考的黑线，早已象瘟神一样被千万人所唾弃。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以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为首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已在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光荣地诞生。踏上英雄的兰考大地，一幅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会立刻把你紧紧地吸引住。走进每一个大小村镇，许多男女社员，甚至白发苍苍的老人，都佩戴着鲜红的“兰考卫焦”的胸章。他们一见面就亲切地向你打招呼，一开口就以无限崇敬的心情赞颂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每一个公社和生产队。在这里，不论是大街小巷，是生产队的办公室，还是挖河工地上，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三自一包”罪行的革命大批判专栏，到处可见。　　目前，正是严冬季节。大地冰冻，北风怒吼。然而，广大贫下中农正在以从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投入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运动。一队队男女社员，手捧着毛主席像，携带着毛主席语录牌，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象一队队英武的战士，步伐整齐地走向田野。在那平坦的土地上，人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摇动“铁臂”，挥舞“银锄”，开河挖渠……，以便用黄河的水，把多年的盐碱地，改造为肥沃的稻田。在那一堆堆沙丘上，人们正在大种广种泡桐树，以便让兰考全县换上新装。辽阔的兰考大地，红旗招展，人群踊跃，歌声嘹亮。英雄的兰考人民，正在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气，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正在以英雄式的劳动，续写着焦裕禄同志没有写完的瑰丽的文章。　　阶级斗争走着曲折的道路　　兰考的大好形势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阵什么大风吹来的，而是兰考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凭着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兰考县的阶级斗争，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在一九六二年以前，县委第一书记王××，正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县的一个忠实门徒。他一来到兰考，就对这块连年受灾的地方看不惯。他不是领导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是带着棕床、藤椅到土质最好的丰产区去“蹲点”。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国赫鲁晓夫乘机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纲领。王××如获至宝，得意忘形地称赞“三自一包”是什么“救命政策”，“活命政策”，“拴人政策”（防止灾民外流）。他不顾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的反对，在城关公社大搞“三自一包”的试点，大吹大擂地推销他的“土地包产到户，牲口分槽喂养”的黑货。当时，全县以“借地”、“开荒”为名被变相侵占的土地占全部集体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三点二。城关公社胡集大队，除了种公粮的土地以外，百分之九十七的集体耕地被分配到户。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复活，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他们到处煽动社员搞单干，猖狂地破坏集体经济。树木被砍伐了，水利系统遭到了破坏。整个兰考灾区盐碱上升，内涝加剧，土地荒芜，风沙重起。严重的自然灾害，又降临到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头上。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受了党的委托，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和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来到了兰考县。　　焦裕禄同志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到兰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旗抓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抓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他在灾难深重的兰考县广泛开展了忆苦思甜教育，调动和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狠狠打击了阶级敌人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大长了贫下中农的志气，大灭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威风。他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走进生产队的牛棚和贫下中农的家屋，大力表彰贫下中农中涌现出来的自力更生和奋发图强的新事物，热情地支持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他在全县亲自树立了四个红旗大队，这就是：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进一步激发了全县贫下中农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革命硬骨头精神，向自然灾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经过三年的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制服了洪水，改造了盐碱。连年受灾的兰考第一次获得了好收成。　　兰考人民饮水思源，有口皆碑。他们对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永远感念不忘。他们说：“毛主席咋说，焦书记咋做，句句话说在俺心窝里，件件事办得俺心满意足，真是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同志，遵照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继续踏着焦裕禄的脚印前进。他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战天斗地，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兰考县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　　
    焦裕禄同志逝世以后，又来了一个县委书记，名叫周××。这个人和贫下中农根本不是一个心眼。他一来到兰考，就要把林彪副主席亲笔题词表彰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这面红旗砍倒。在他看来：“兰考县的灾害还没有减轻，沙荒还没有盖好，精神还没有变成物质。”他竟然说：“宣传出去，叫全国来看什么？看沙荒和盐碱吗？”　　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广泛宣传以后，全国亿万人民被深深地感动了。每天到兰考参观访问的人络绎不绝。人们要求周××介绍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周××却冷冷地说：“我刚来，不了解情况，叫张钦礼介绍吧！”张钦礼同志介绍了，周××又怀恨在心，到处污蔑张钦礼同志“宣传焦裕禄事迹，是想捞政治资本”。一个要宣传焦裕禄，一个要否定焦裕禄。兰考县两条路线的斗争又一天天激化起来。　　贫农、下中农英勇地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一九六六年六月，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在兰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旧县委内以周××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就来了个恶人先告状。他们蒙蔽了一部分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焦裕禄同志生前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　　“张钦礼是政治扒手！”　　“张钦礼是三反分子！”　　一时间阴风四起，妖雾迷漫。千百张莫须有的大字报劈头盖脸地朝张钦礼同志打来。　　“这是怎么回事？”　　“张书记宣传焦裕禄同志的事迹难道错了吗？”　　“县委内一些人为啥要砍焦书记这面旗子？为啥要把焦书记生前的亲密战友打成三反分子？”　　一连串的问题，使兰考的广大贫下中农再也不能沉默了。　　兰考的贫下中农是苦大仇深的，是有高度社会主义觉悟的。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他们永远不能忘记：是毛主席把他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过上了今天的甜日子。他们永远不能忘记，焦裕禄同志正是打着毛主席的红旗进兰考的。他为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焦裕禄同志和张钦礼同志都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们和贫下中农是一根藤上的瓜。只有王××、周××等人才和贫下中农不一个心眼。本来周××是接焦裕禄同志的班的，可是他来兰考两年，没有交一个贫下中农的朋友。他们反对张钦礼，是企图借反对张钦礼来反对焦裕禄，反对贫下中农，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想从贫下中农的心窝里砍掉焦裕禄这面鲜艳的红旗是万万办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兰考的贫下中农十分关心这场文化大革命。他们白天坚持生产，夜晚就积极闹革命，谁反对张钦礼，谁贴张钦礼的大字报，他们就和谁辩论。　　就在这时候，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象一声春雷传到了兰考。兰考县的广大贫下中农，听到了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召唤，立刻沸腾起来了！他们说：毛主席说的要放手发动群众，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毛主席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尽管起来干！　　焦裕禄同志亲自树立起来的四个红旗大队的贫下中农首先起来串连，成立了一个“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全县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呼啦啦都起来了。紧接着，县城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人卫焦造反司令部”，县直机关成立了“卫焦战斗兵团”，二中的学生组成了“八一八裕禄战斗队”。全县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机关干部一个观点，一个心眼：坚决地保焦裕禄，保张钦礼。按照他们的话说，三十八万兰考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卫焦战士。他们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敢革敢保。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兰考的贫下中农，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焦裕禄和张钦礼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一心一意要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的。王××、周××却安的不是好心。依了他们，就等于向资本主义死路上走，向火坑里跳。因此，保张钦礼，就是为了保焦裕禄，就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他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周××是县委内头号走资派”，“张钦礼是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这就是他们的行动口号。　　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贫下中农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和鼓舞下，六十六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一举夺了旧县委、县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逃到开封的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一月夺权不久，他们就急急忙忙勾结地委、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配合社会上的一股反动逆流，在一天的夜里，重新“杀”回了兰考，对手无寸铁的卫焦战士，来了个大逮捕，大镇压。他们把高举造反有理大旗的老贫农、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坚强的革命领导干部，成批地逮捕入狱。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张钦礼同志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县广播站夺在自己手里，一天到晚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　　韩村、秦寨、赵垛楼和双杨树四个红旗大队，被打成“修正主义大队”和“顽固大队”。离城不远的三义寨公社，被旧县委内的走资派依观点的不同划“解放区”、“游击区”和“敌占区”。他们还在全县大搞所谓请罪运动。　　不仅如此，他们还采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卑劣手法，强迫社员改变观点为。凡是信了他们的观点的，凡是赞成打倒张钦礼的，他们就发给救济粮、救济款，发给萝卜。他们还把社会上的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人，统统搜罗起来，为他们摇旗呐喊，以壮声威。　　兰考上空笼罩着乌云。兰考大地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决战时刻到来了！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加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开始了！　　赤胆忠心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在这场斗争中，兰考的贫下中农不愧为英雄好汉。不管风浪多么险恶，他们永远记着毛主席的话：“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坚信：毛主席是一定会替兰考的贫下中农撑腰的。谁要是把矛头指向贫下中农，他就肯定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他就是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黑线上的人。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在反动路线的层层封锁下，听不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他们就在深更半夜，围坐在小油灯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走资派的亲信们要他们改变观点，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俺们贫下中农只有一个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焦书记这面红旗！坚决支持张钦礼！你说张钦礼是个“黑帮分子”，俺们情愿作“黑帮社员”。走资派的亲信说：“改变观点，我给你萝卜！”贫下中农说：“萝卜可以不吃，想叫俺改变观点比登天还难。”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兰考的贫下中农，在和反动路线的殊死斗争中，创造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啊！　　三义寨公社南马庄大队有一个第五生产队，是焦裕禄同志生前亲自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硬骨头生产队”。队长张应堂，是一个热爱集体、一心为公的好干部。由于这个队没有一户不是“卫焦”观点，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自然把它看成眼中钉，并把这个地方划成了“敌占区”。走资派的亲信，掂着棍子，拿着绳子，整天吆二喝三要来抓人。社员们都劝队长张应堂出去躲一躲。可是，生产队就是他的家业，他的命根子。他怎么能够离开呢？！在旧社会，张应堂一家是一个赤贫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一家人住了几十年的破庙，要了几十年的饭。……在多少次忆苦会上，他都热泪横流，泣不成声。可是今天，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却象一座金刚一样坐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坚强不屈地说：“不！我不能离开大家。我走了，咱队的生产谁管呀！”这个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的形象，不正是兰考县千百个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吗？　　双杨树大队有个大娘叫周玉花。在黑暗的旧社会，她父亲被地主逼死了，母亲饿死了，哥哥被日本人枪杀了。一家人就剩了她一口子。解放后她才翻了身，过上了甜美的日子，有了八个孩子。她逢人就说：“我永世不忘毛主席。”　　这次文化大革命，她听说县里出了走资派，跟毛主席不一个心，要复辟资本主义。旧恨新仇一齐涌上心头。她说：“资本主义那条路我是吃过苦头的，不能再走了，我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谁不跟毛主席一个心，俺就坚决造他的反！”就这样，她参加了“兰考卫焦”，成了一名坚强的卫焦战士。她万万没有想到，眼看县里的文化大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候，县委的走资派又回来兴风作浪。广播匣子里天天播送张钦礼的“八大罪状”，胡说什么开封“八·二四是混蛋组织”，“兰考卫焦是反革命”。她一听就把线卡了，心里象刀绞一样难受。　　有几天听说开封“八·二四”被保守派包围了。她禁不住打了个寒战，一心想到开封去看看。有人问她：“八·二四有你的啥人？”她说：“没有我的儿，也没有我的女。是毛主席叫我关心国家大事。他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周玉花大娘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她一有空就坐在毛主席像前，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呀，毛主席！俺兰考的事，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她闺女劝她说：“妈！那是毛主席像，你说了他老人家也听不见。快吃点饭吧！”周玉花说：“不！毛主席就在咱家里。心里有啥话，就得给他老人家说。有毛主席作主，俺啥也不怕。”　　周玉花大娘已经五十岁了，身边还有个四五岁的孩子。可是，她每天夜里都跑二三十里地出去串连。一见到自己的人，她就先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她就是用毛主席的话去鼓舞贫下中农的后生们起来战斗。　　走资派的亲信们对周大娘恨得要死，也怕得要死。一见面就讽刺她，挖苦她，骂她是“老顽固”，是“张钦礼的铁杆保皇派”，说她“受蒙蔽太深啦！”周玉花大娘也分毫不让地说：“俺受‘蒙蔽’有两丈深，你看着办吧！毛主席武装我的头脑，是铜墙铁壁，谁也打不开！”走资派的亲信们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把周大娘的眼睛都打肿了。可是周大娘一家那里肯服？她的老伴站在大门口高喊：“打吧！俺全家都是‘八·二四’观点！”周大娘也说：“俺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俺还要把毛主席的红旗举得高高的，叫它永远飘扬！”　　小宋公社唐寨大队有一个阎协崇大爷。他是县贫协的副主任，出席省贫下中农代表会的代表，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慈祥的脸。头上的一顶棉帽，补了又补，缀了又缀，已经戴了多年了，还不舍得换一换。在兰考县，人们都亲切地称他“阎代表”，说“阎代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毛主席思想学到心里去了。”平日，听说美帝国主义轰炸越南，他就教育儿女们，用瓜菜掺着粮食吃，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兄弟。还节省了百多斤粗粮，是专门补助五保户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阎协崇带头起来造反，和韩村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杨素兰等人一起组织了“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坚决保焦裕禄这面红旗，坚决保张钦礼。他认定：周××是走资派，张钦社是好干部。坏人就是要揪，好人就是要保。　　就是这样一个可敬爱的老人，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却被地、县委的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打成了张钦礼的“孝子贤孙”。村子的东西街和南北街，全是围攻他的大字报。连他的一个刚满八个月的孩子，也被贴了大字报，骂成是“小反革命羔”。他家本来是“满家红”，当时却成了“满家黑”。孩子们不敢去上学，不敢去放羊。羊都饿死了。阎大爷本人，也被走资派的亲信们在公社和大队“辩论”（斗争）了几十次。　　就是这样千斤的压力，阎协崇大爷保卫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永远不变。他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俺的命根子，还是保卫毛主席要紧！”夜里，他带领全家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幸福是毛主席给的。俺要保卫毛主席江山万万年。”　　每一次“辩论”会，阎协崇大爷都当成了忆苦会。他讲自己在旧社会是怎样的吃苦受罪。腊月天，下着大雪，他怎样在冻得红肿的双脚上绑点破布片就去要饭。他讲毛主席怎样把他从火坑里救出来，又怎样过上了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我永生永世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你们想想，贫下中农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闹革命有什么罪？你们为啥听信坏人的话，把矛头对准咱贫下中农？！”他的话把那些一时受蒙蔽的群众感动得痛哭流涕！　　阎协崇大爷越斗争，精神越旺盛。一天“辩论”他三次，他照样唱着《东方红》的歌子，背诵着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下地去打井。他说：“毛主席要我抓革命促生产。我要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兰考的孩子们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那样热情、勇敢、机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一个个都是小英雄。他们不愧为毛泽东时代的儿童，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在兰考到处流传着孩子们赶走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故事。如今，在韩村的墙壁上，仍然可以看到孩子们写的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工作组的大标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韩村大队韩村生产队除了一户以外，全都是一个观点——卫焦观点。地、县委内的走资派为了胁迫这个生产队改变观点，二十九户人家就派来了三十二人的“工作组”。他们一进门，开口就是：“你们受蒙蔽了！张钦礼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韩村的大人小孩谁不知道焦书记是好人，张书记也是好人！听了“工作组”的宣传，他们心里火透了。尤其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们，他们尖着嗓子质问“工作组”：“你们是啥工作组？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工作组。快走开！”后来，他们就干脆不给“工作组”开饭。一到“工作组”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围上去说：“俺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中国赫鲁晓夫的路线，咱们不一个观点，不能吃俺们的饭。”有的说：“你说张钦礼是‘黑帮’，俺就是‘黑帮社员’，俺的饭也是‘黑’的，你不能吃！”桌上放上馍，孩子们把馍拿走，桌上摆上饭，孩子们把饭倒回锅里。“工作组”在韩村实在不得人心，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县城，再也不来了。　　在和反动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很多孩子都自动组织起来，帮助大人站岗，放哨。他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没有笔和纸，他们就用镰刀在场边和大路上到处刻写大字标语：“打倒周××！”“坚决支持张钦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场光明和黑暗的决斗，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地、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他们的亲信们，已经深深地陷落在英雄的兰考人民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骄阳似火。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整个河南开始呈现了一派大好形势。河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已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央首长在北京接见了兰考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和“兰考卫焦”的代表。喜讯传来，全县沸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革命人民胜利了！各个公社的贫下中农们自动涌进了县城。从兰考车站到座落在黄河古堤上的焦裕禄同志的墓前，人山人海。人们高举着“兰考卫焦”的战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发自肺腑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为了欢庆胜利，大街两旁的茶水摊也不要钱了。只有亲身参加斗争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是他们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他们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们正在新生的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拥军爱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决心在新的一九六八年，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好。　　英雄的兰考人民！战斗的兰考人民！正在踏着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脚印，为建设一个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社会主义的新兰考而奋勇前进！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河南省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永远听毛主席的话 做群众的小学生》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指示，是光芒四射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航程。我们兰考县革命委员会，把伟大领袖这一最新指示，当做革命的法宝，战斗的武器，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落实措施。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委员会应该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群众化，事事、处处、时时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要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一辈子俯首甘做群众的老黄牛。
    县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就如何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焦裕禄同志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实现领导核心思想革命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实现思想革命化，是一场严峻的斗私批修的伟大斗争。应该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往“公”字上想，劲往“公”字上使，命往“公”字上献。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形形色色的“私”字彻底消灭干净。要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常委会议订出了七条行动措施：一，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每星期一、三、五革委会领导成员要参加所在地方的群众集体学习；每天早晨定为“天天读”的自学时间。二，实行常委值班制度。每天有三名常委值班处理日常事务，其他常委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工厂，深入学校，参加劳动，接触群众，同革命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进行调查研究。三，认真听取革委会内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作用，接受他们的监督，使革命委员会同革命群众建立骨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四，会议、文件、讲演，要力求精简，不搞烦琐哲学。五，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革命干部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按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精神，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真正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踏踏实实地、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现象。六，革委会内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着重自我批评。委员之间，要彼此互通情报，互相交流经验。七，常委会每十天开一次，全体委员会一月开一次，特殊情况随时召开。
    会议桌上订出的制度，并不等于实际行动。我们根据毛主席“要坚持群众路线，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的伟大教导，分别到基层，到群众中去学习。干部深入到群众中去，对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就体会得更深刻，更加深刻体会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最英明、最伟大、最正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具有无穷的威力。到群众中以后，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到爪营公社张庄大队去，一位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说：“俺就是一头扑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生就生在这条线上，死就死在这条线上。”简单朴实的几句话，道出了亿万人民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红心。
    只要“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你就会感到革命群众的伟大，自己的渺小，会加强和促进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自觉性。到群众中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课堂，革命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县革命委员会常委、韩村大队贫协主任杨素兰深有体会地说：“和群众在一起，就眼明心亮，浑身是胆。一脱离群众，就感到无依无靠。”
    毛主席教导我们：“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前不久，兰考连续下了几天雪雨，六、七级的寒冷北风昼夜不息。这时，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在我们脑海中发光，焦裕禄同志顶风冒雪访贫问苦的光辉形象在激励着我们。当时，在家的常委立即研究了六项措施，一面通知各公社大队采取行动，一面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去探望亲人。这一天，常委的同志访问了二十一个村子，访问了九十多户烈属、军属、五保户和贫下中农。每到一处，就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上的具体困难。群众激动地说：“毛主席可真关心俺贫下中农，请你对毛主席说吧，俺贫下中农永远跟着他老人家走，他老人家说的话，俺贫下中农一千个照办，一万个照办。”
    在革命实践中，我们深深感到：实现思想革命化，是革命的需要，是群众的需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指引的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航道，是反修、防修，保证人民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就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牢固地树立勤勤恳恳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的态度。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就必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的斗争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要实现思想革命化，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学了就用，立竿见影，雷厉风行地见之于行动。要联系自己的实际、本单位的实际、社会的实际，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我们革命委员会把学习、宣传、贯彻、捍卫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作为头等大事。我们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立即运用一切宣传工具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革命群众，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根本。
    （新华社郑州二十一日电）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报道：《永葆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记兰考县革委会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事迹》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这个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中诞生的革命政权，以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以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思想革命化，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革命精神，在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的心目中，成为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革命权威的和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破私立公 狠抓思想革命化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就狠抓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他们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破私立公，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革委会成立的当天，他们就讨论通过了《关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若干制度的规定》。第二天，全体委员又一起到焦裕禄同志的墓前宣誓。他们决心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首先狠抓了领导班子本身的阶级斗争教育。他们认为，朝气蓬勃的革命委员会，只有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因此，无论开常委会，还是全体委员会，他们都认真地学习毛主席教导的：“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他们经常敲起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警钟，经常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回顾有些干部蜕化变质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提高了反修防变的革命自觉性。他们深有体会地说：“监狱镣铐不可怕，筷子头能打倒人。是彻底革命，还是半截革命，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攒着劲变修的人很少，不知不觉变修的大有人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非常注意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思想领域里筑起一道反修防变的钢铁长城。他们抓思想革命化，首先抓大节，但也从来不放过被人们忽视的所谓“小事”，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指导一切，改造一切。一次开常委会，有个革命群众代表，穿着还没晒干的湿布衫来开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位同志前一天劳动，布衫上粘了些泥土，怕穿个“脏”布衫来开会别人笑话，就把洗过还没晒干的湿布衫穿来了。事情虽小，常委同志却对照毛主席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教导，把这件事提高到是不是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高度来认识。在大家帮助下，这位同志认识到，不是自己的布衫脏了，而是自己的思想粘上了脏东西。如果不警惕，这就可能成为变颜色的开始。这件事也使常委同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为了保持优良作风，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们，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了缺点和错误，就按照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的教导去做。去年十一月，兰考二中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个学校的“八·一八”革命小将，冒着风雨，步行七十多里来到县革委会，要求批拨一点开会用的经费。县革委会主任张钦礼同志，当时感到这是全县第一个中等学校成立革命委员会，应当给予热情支持，就给他们批了些钱。但是，当其他常委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教导后，他发现自己做错了，就马上在常委会上作了检讨，又向二中“八·一八”小将们检讨，还在其他会议上检讨。张钦礼同志就是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常说：“忠于毛主席，有了成绩不翘尾巴；有了错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改，彻底改，迅速改。”他这样说了，也这样作了。
    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把自己的艰苦朴素作风，带到县革命委员会里来。县革命委员会委员阎协崇，是一位无限忠于毛主席，一贯艰苦奋斗的老贫农。为了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教育儿女们，吃粗粮省细粮，多吃菜少吃粮，省出了二百斤小麦，留着支援越南人民。即使在县革委会成立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他的老生儿子被折磨得皮包骨头，他也没有动那二百斤小麦。他说：“跟锄地一样，不能光锄自己脸前那一片，周围的草不锄掉，你那一片也干净不了。不解放全世界人民，不能算胜利，看不到全世界人民，权就掌不好。”这位老贫农，把掌好无产阶级政权同世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够高度自觉地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头上戴的那顶“火车头”棉帽，又小又破，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今年一月，当老伴给他几元钱，叫他买顶新帽子时，他却坚持不买。他说：“这顶帽子虽说不好，可意义大。看见它就想起了旧社会的苦，就想起了今天的甜日子。”后来他又添了几元钱，买了五套《毛泽东选集》，留下一套自己学习，那四套分别送给了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阎协崇这种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革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他们都把阎协崇当成了学习的好榜样。
    艰苦奋斗成风 革命朝气蓬勃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认为：革命委员会能不能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能不能掌好权、用好权的大问题。因此，县革委会一成立，他们就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去年二月份，这个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任意挥霍国家财产，预计年底将出现大量赤字。
    面对这一严重问题，兰考县革委会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在经济领域里的阶级大搏斗。他们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狠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兰考的代理人所推行的“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彻底肃清反革命经济主义流毒；另一方面，想各种办法开源节流，扩大财政收入。他们坚决按照毛主席“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的指示办事，坚持可以不用的钱，坚决不用，应该花的钱尽量少花，一切从生产出发，一切从节约出发。兰考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二月逆流”中，曾经用大麻籽叶卷起来作笔，用锅底灰掺水当墨，写大字报，刷大标语。县革委会号召全县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学习和发扬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尽力为国家节约一滴油，一粒米，一度电，一张纸。革委会本身也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节约闹革命。经过四个月的艰苦奋战，到年底，不仅弥补了财政赤字，还结余资金达六十一万三千元。
    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们自己。去冬，兰考县革委会各办公室、住室都没有生火取暖。不冷吗？隆冬天气，怎能不冷？常委值班室茶缸里的水都结了冰。照以往的习惯，早就该生火了。但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冷不冷，而首先考虑的是群众生活得如何。有一天革委会办事组一位同志，给常委值班室生了个火，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发现后说：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再生个火取暖，烤热了皮肉，可就烤冷了心！常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致同意不生火取暖。身教胜于言教。革委会的同志不生火取暖，带动了县直机关、公社也都不生火取暖了。这样，他们把原来批准给职工取暖用的五十吨煤，全部节省下来。
    有一天，县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要去郑州开会，当时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办事组的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他坚决拒绝，背起背包，跑着赶车去了。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在贫下中农心目中，却关系到你是当官做老爷还是做人民的勤务员的大问题。正象兰考县的贫下中农说的那样：“过去县里的走资派出门下乡都坐小汽车，象个官老爷，和俺们不是一个心眼；现在革委会的人，下乡自带行李，都是地下跑，和俺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真和俺们的心贴得紧啊！”
    兰考县革委会的成员“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和群众滚在一起，踏踏实实做人民的“老黄牛”。县革委会委员赵新贞，是下放到秦寨大队的一个国家干部，群众称他是“拣不出来”的干部。意思是说，他皮肤黝黑，满手茧子，一身粗布衣着，站在农民群众中，谁也不能不把他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贫下中农夸奖他说：“你看咱那老赵，说起来是县上的委员，可他没一点架子，和咱一块干活比原先还下劲，还吃苦！”赵新贞同志虽然患有慢性病，但是不管工作再劳累，睡的时间再晚，经常是天麻麻亮就起床，抓起扫帚，从街西头扫到街东头。革委会的同志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就出现在群众面前。每当大雪大风天气，下乡访贫问苦已成了他们的新习惯。
    密切联系群众 不断改造自己
    只有密切地联系群众，深刻地了解群众，才能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正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群众。这样，我们就可能知道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一道，也就可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
    兰考县革委会的同志深刻地体会到：脱离了群众，就是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群众贴得越紧，对毛主席就越亲，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自觉性就越高。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千方百计地保持和加强同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鱼水相依的密切联系。革命委员会内实行分工负责，轮流值班，亲自接待群众来访，处理群众来信，经常下乡、下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革委会中的革命群众代表，除常委有时轮流值班外，都不脱离原来的学习、生产和工作岗位。
    县革委会所在地，原是一座“文庙”，日本鬼子侵占期间，是日伪县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年代，是伪专员公署。人们叫那里是“老衙门”。如今，这里成了县革委会的所在地。但是有些人对这个大院存在的老看法却还没有改变过来。一天，有两位农民，牵着几只羊，在革委会门前走来走去，问这是啥地方，叫不叫进去看看。这事正好被革委会一位负责同志碰到了。他马上热情地说：“这是咱县革命委员会呀，叫看，来，我领你们进来看吧！”说着，就把这两位农民领进了革命委员会的大院。革委会的同志们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了新的启示，又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农代会搬进革委会院内；在革委会院内设立了群众来访接待室。这样，革委会更成了贫下中农常来常往的地方，革委会也开了一条及时听取群众意见的渠道。
    把自己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善于接受群众批评，是兰考县革委会同志们破私立公、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袭、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有一位革命群众代表，被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后，一时产生了怕苦、怕脏的思想，参加集体劳动生产不如以前扎实了。村里的贫下中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主动找着她，语重心长地说：“旧社会地主老财不把咱穷人当人看待，现在你当上了县里的委员，能代表咱贫下中农当家说话，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啊！你可得好好领着咱贫下中农抓革命促生产啊！”贫下中农的中肯帮助，句句打动了她的心。她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回忆了当上委员后的思想变化，不禁大吃一惊。她十分感慨地说：“地位再变，劳动人民的思想可万万不能变啊！”从此，她除参加必要的会议外，经常在队里参加集体劳动。还有一个革命群众的代表，当上委员后，一度沾染了讲阔气、闹排场的资产阶级思想。工人同志们为了帮助他去掉这种坏思想苗头，不少人主动地同他促膝谈心，向他进行阶级教育。有位姓黄的老工人和他一起忆苦思甜，当他回想到小时候同母亲逃荒要饭的悲惨情景时，热泪横流，他激动地对那位老工人说：“请你们放心啦，我永远不会忘本。”他自觉地脱下了毛呢衣服和皮鞋，换上了普通的劳动服装，同群众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兰考县革委会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把干部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一个不容侵犯的制度，作为反修防变，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作风、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个大问题。革委会成立后，常委同志们第一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在毛主席十五年前视察过的许贡庄。那里的贫下中农回忆起当时见到毛主席的动人情景，总是热泪盈眶，感激万分。毛主席亲自访问过的七十四岁的老贫农董宪德，对毛主席和他谈话时的激动人心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常委同志们告诉他，毛主席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的时候，董宪德老大爷无比兴奋地说：“毛主席身体健康，是咱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最大福气，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深深地激励着在场的常委们，使他们受了一次生动深刻的忠于毛主席的阶级教育。
    革委会有不少委员主动带领所在地的干部、群众，以旺盛的革命热情，经常积极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革委会委员、仪封公社吕拐大队革委会主任陶云彬提出“放下洋车子，扛起粪箩头”的口号，带头背起粪筐，扛起铁锹，经常同社员一道战斗在田间。三月上旬的一天，公社组织春耕生产大检查，他在人未到齐的一点空隙时间内，还要坚持在队里干活，分秒必争，一时一刻也不肯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经常同劳动人民滚在一起，在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劳动的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原载四月十三日《河南日报》，本报有删改）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兰考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张钦礼：《革命的群众运动威力无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已经发表两年了。毛主席在《通知》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武装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全国革命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把那些极端狡猾，极端阴险毒辣，隐藏得很久，钻得很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挖了出来，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兰考县，在两年中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顾两年来的战斗历程，完全证明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伟大教导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充分证明林副主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这一论断的完全正确。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两年，我们千百遍地纵情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群众运动胜利万岁！
    在兰考，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群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长期进行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县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干部，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兰考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动了猛烈进攻。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分清敌我，明辨是非。谁是党内走资派，谁是革命领导干部，他们都分得清清楚楚。他们和革命领导干部结合在一起，始终把矛头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及其在兰考的代理人，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一九六七年一月，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夺了兰考县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权。这一革命行动，使阶级敌人丧魂落魄，革命人民扬眉吐气。
    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兰考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扑。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对兰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实行残酷的镇压。坚决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贫下中农，并没有被阶级敌人所压倒，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团结一致，同阶级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兰考农村十五周年的光辉的日子。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兰考县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兰考县革命的群众运动的伟大胜利！
    通过两年来同兰考县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贫下中农的并肩战斗，我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到革命群众运动的无穷威力。革命群众是我最好的老师。和群众在一起就心明眼亮，浑身是胆，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一定要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永远同广大群众在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奋勇前进！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记者《革命先锋——记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阎协崇》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就强调指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是“革命先锋”。河南省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的老贫农阎协崇，就是我国农村中千千万万“革命先锋”的一个代表。
    二十年来，阎协崇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革命先锋的作用。土改时，他挺身而出，担任农会组长，积极带动贫下中农斗地主、分田地，把千年的封建制度狠狠踏翻在地。农业合作化时期，他一马当先，担任互助组长，和贫下中农一起，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百折不挠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英勇奋斗在阶级斗争的最前列，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带领和团结广大贫下中农，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
    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地降临到兰考大地。三十八万兰考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投入了这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旧县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惊恐万状，急急忙忙操纵一些社会渣滓，蒙蔽一部分群众，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张钦礼同志。
    当时，阎协崇正在县里学习。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刻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他反复思忖：张钦礼同志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沿着焦裕禄同志的脚印，进的是贫下中农的门，吃的是贫下中农的饭，办的是贫下中农的事，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好干部。为什么有人要把他打成“政治大扒手”呢？阎协崇想着想着，毛主席的教导又在耳边响起：“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对！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捣鬼。阶级敌人是谁呢？阎协崇分析对比了旧县委内的几个当权派之后，便把注意力集中到第一书记周ｘｘ身上。这个家伙死跟着中国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打转转，疯狂反对贫下中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恶毒污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千方百计在兰考农村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阎协崇看穿了兰考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诡计，心里立刻明白过来：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大搏斗，这是国家大事，一定要管！决不能让走资派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决定赶回公社发动贫下中农起来造走资派的反。
    一回到村里，阎协崇马上召开了大队贫下中农大会，大讲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大揭县里走资派的恶毒阴谋。唐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迅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阎协崇带领下，投入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其他公社的贫下中农队伍也不约而同地组织起来，结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造反大军——“兰考贫下中农卫焦造反司令部”。阎协崇当选为副主任。他们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同走资派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贫下中农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所向无敌的气概，吓破了兰考一小撮走资派的胆。他们麇集在阴暗的角落里，研究新的反革命策略，妄图用“糖衣炮弹”瓦解革命队伍，首先想把老贫农阎协崇拉下水去。
    一天，走资派的一个亲信假惺惺地来看阎协崇。他一边从兜里掏出十五元钱，一边说：“老阎啊，回家去吧！你们懂个啥？啥叫革命！”阎协崇瞪圆了大眼，一把推开了他，粗重无情地斥责说：“滚你的蛋！想用钱收买俺哪？！不要说十五元，你就是开来一火车，俺也看不见，俺就看得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阎协崇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千千万万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一切阶级敌人的无比仇恨。
    走资派的糖衣炮弹，在贫下中农面前失灵了；走资派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被兰考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夺回来了。可是，这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又勾结旧地委和旧省委内的走资派，掀起一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猖狂地反扑过来。他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实行白色恐怖，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大逮捕、大镇压。阎协崇也被绳捆索绑，关了监狱。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阎协崇根本不把走资派的迫害放在眼里，他以生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死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身的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顽强的斗争。
    走资派的亲信们恶狠狠地审问他：“你为啥要当‘老保’？”阎协崇斩钉截铁地答道：“俺保的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社会主义的江山。过去保，今后保，一保到底，保一辈子！”
    “你为啥开‘黑会’？”阎协崇连讽带刺地说：“俺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白天干活没空，总是天黑了才开会。”
    问了半天，一无所获。走资派灰溜溜地失败而去。
    阎协崇把被关的地方作为坚持斗争的阵地，时时鼓励一起被抓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他们逮捕咱们，没啥了不起。咱们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能丢！”他总是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在北京，心里是想着咱兰考贫下中农的，他老人家是坚决支持咱们的。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咱们听毛主席的话，造走资派的反，最后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在阎协崇的鼓励和带动下，和他患难与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接连挫败了走资派的阴谋诡计。
    一小撮走资派看阎协崇的“破坏性”很大，就想用软办法劝他“投降”。他们装着关心的样子，派亲信给阎协崇送来了一条被子。“你上岁数了，给你条被子。唉，人一老，头脑就昏了……”阎协崇没等他说完，立刻打断了来人的话。他说：“毛泽东思想是红太阳，照得俺心里亮堂堂。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才是昏了！”那人没有死心，又说：“看在你是贫协代表的面上，写个检讨，请请罪，就放你回去。”阎协崇坚定地回答：“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罪！”走资派的亲信见来软的无效，突然变脸威胁说：“阎协崇！你想死想活？你再硬，就上刑！”阎协崇卑视地笑了笑，毫不在乎地说：“你就是把刀架到俺脖子上，俺还是要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一辈子不变心！”
    硬的，施尽了；软的，用绝了。走资派实在没法，只得把阎协崇“送回公社反省。”
    “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
    阎协崇从县城被押回到公社。保守组织的坏头头以为受尽折磨的阎协崇屈服了，得意洋洋地问道：“你在县里反省得咋样？学习得咋样？现在可想通了吧！”阎协崇看着他发笑，意味深长地说：“在县里‘学习’得怪好，对两条路线斗争可看清了！”坏头头一听，以为他的观点“变”了，连说：“那好！那好！开个会，你给大家请个罪吧！”
    在所谓“请罪”的大会上，经过许多天折磨的阎协崇尽管浑身无力，但是一想起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立即感到有无穷的力量。他坚信贫下中农会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信受蒙蔽的群众会觉悟过来。他首先领着大家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大声地说：“我这次学习得可好了！看得更清楚了！他们逮捕的尽是咱贫下中农……”坏头头一听，气急败坏地质问阎协崇：“你反省这些天啦，反省个啥！怎么还是死不甘心？”阎协崇坚定地说：“不假，俺就是死不甘心！俺一家三代逃荒要饭，给地主种地扛活，旧社会害死了俺五口亲人。是毛主席领导俺闹革命，打下了社会主义江山。现在中国赫鲁晓夫要让贫下中农走回头路，吃二遍苦，俺就是死不甘心！”字字辛酸泪，句句血泪仇，一席话，说得到会的贫下中农和受蒙蔽的群众痛哭流涕。坏头头一见不妙，慌得连忙止住他的发言，要他“表表态，今后咋办？”阎协崇坚定地回答：“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他昂头高唱《东方红》，大步走出会场，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摆弄得狼狈不堪，从而把广大贫下中农和受蒙蔽的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
    在那十分艰苦的环境下，阎协崇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他经常和大女儿（大队“卫焦兵团”负责人）避开走资派和坏头头的监视，利用劳动、串亲、访邻的机会，和积极分子一起到处发动群众，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贫下中农的革命队伍越来越壮大。一九六七年七月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终于在兰考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在五个月之后建立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兰考县革命委员会。
    “国家大事，俺一定要管到底”
    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走进红太阳照耀的新社会的阎协崇，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牢记毛主席把穷人从火坑里救出来的伟大恩情，紧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大道，时时刻刻把国家大事放在自己的心上。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就带头去干；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他就挺身来管，任凭遇到天大的困难，毫不退缩。一九六二年，中国赫鲁晓夫煽起的单干风刮到了兰考。生产队的阶级敌人趁着阎协崇外出之机，怂恿一部分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社员，按照所谓“上级指示”，把四十多亩集体耕地分了。阎协崇回来后，立刻坚决制止。他对同意分地的社员说：“毛主席让走合作化道路，这分田到户是啥道路？这是回头路！咱贫下中农绝对不能走！”有人反对说：“分地是‘上级指示’，谁敢不执行？”阎协崇气愤地说：“啥‘上级指示’？！反正毛主席没让咱这么干，咱们就是不执行！他们硬要叫分地，俺就上北京去找毛主席！这是国家大事，俺一定要管到底！”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资本主义的邪气压下去。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在唐寨一带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阎协崇和广大贫下中农坚决抵制下，可耻地破产了。
     革命斗争的实践，使这位老贫农信仰毛主席越来越深，跟随毛主席越来越紧。他虽然一字不识，但是非常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我一天不吃饭，中；一步离了毛主席的书，就不中。”他废寝忘食，刻苦学习，身上经常带着《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见了识字的人就问。有时候一句话记不住，半夜里还坐起来默念，直到完全背会为止。他经常对贫下中农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咱贫下中农；有了毛主席，咱们才有今天。读不读毛主席的书，听不听毛主席的话，对毛主席忠不忠，这是天大的事，半点也含糊不得。”
    “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
    阎协崇为革命苦战奋斗，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常说：“俺不是为个人吃喝，也不是为自己家里能过好日子，俺是为了国家不变颜色，为了天下受压迫的人民都解放。”他正是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解放全人类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虽然他自己也不宽裕，但一听到邻近生产队有困难，就立即慷慨相助。朱梁庄大队的牲口没有饲料，他就送去自家的上千斤干草；为了支援五队买红薯秧，他卖掉自己的羊把钱送上前去；下雨天军属、五保户担水困难，他就挨门逐户把水挑好；哪家贫下中农生活困难，他就省吃俭用地接济他们。因此，群众都称他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焦裕禄式的好同志。
    就在遭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反美斗争前线的越南阶级兄弟。当时，他的全家都被打成了“反革命”，连不满一周岁的小儿子阎保国，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羔”。由于走资派的控制、迫害，阎协崇家里少米无柴，小儿子病得十分厉害。有人劝他：“老阎呀，你五十多岁了，就那么一个根儿，把家里存的那些麦子吃了吧！”
    提起这麦子，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一九六五年春，阎协崇到郑州参加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观了“美帝侵越罪行展览”。他看了越南南方阶级兄弟惨遭杀戮的照片，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回到家里，他立刻召开家庭会议，决定每人每天节约二两粮食，支援越南。从此，他们多吃粗，少吃细，多吃菜，少吃粮，一个麦季就省下二百多斤小麦，准备找机会寄到越南去。他在粮缸上贴了张红纸条，上写“支援越南储备粮”，并给全家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准动用这个缸里的粮。
    现在小儿子病得厉害，怎么办？阎协崇怕老伴动摇，就试探着说：“小孩不行了，磨点麦养养吧。”那知道老伴一听，立刻火了，气冲冲地说：“你咋又变卦啦？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能只顾小孩。”他听后满意地笑了。他和全家人都认为：孩子有病是小事，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是大事，再困难，这些粮食不能动用。动一个麦粒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正在英勇奋战的越南兄弟。
    就这样，无论多么困难，他全家从未动过缸里的一粒麦籽。那二百多斤“支援越南储备粮”，直到现在还好好地存放在缸里。
    现在，阎协崇是河南省贫下中农协会的代表、兰考县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唐寨大队领导班子的负责人。兰考广大贫下中农亲切地称呼他为“俺们的阎代表”。阎协崇作为群众的代表被选入革命委员会后，时时牢记毛主席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教导，勤勤恳恳地工作。他遇事和群众商量，和群众打成一片。他到县里开会或给外地参观学习的同志作报告，只要情况不急，就步行来往。他丝毫不改老贫农的本色，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即使在县里开会时，他心里也挂念着公社和大队的生产。会一开完，他就立刻走回公社，领导生产，参加劳动。
    最近，阎协崇又在向门合同志学习，决心象门合同志那样“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当一辈子革命先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盐碱地稻菽千重浪——三义寨公社盐碱地水稻大面积丰收记实》
    兰考县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下，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盐碱，引黄河的水改种稻田，在不少地区水稻获得了大面积丰收。其中黄河岸边的三义寨公社就是最突出的一例。
    一
    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三义寨公社，今年一下子种了一万一千多亩，大部分亩产都在四、五百斤以上，最高亩产达到一千多斤。整个公社的秋粮总产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最高水平。多少年来吃统销粮，花救济款的老灾区，今年一季翻了身，秋季就卖给国家一百万斤余粮。
    面对一片丰收景象，社员们个个喜笑颜开，心情激动。许多人一看见大片金黄色的稻谷，就禁不住跳起来，唱起来。许多人喜得夜里睡不着觉，跑到田里摸稻穗，闻稻香。康寨大队第七生产队有一位八十一岁的贫农老大爷蔡文海，一年多来一直躺在病床上。今年他听说稻子大丰收，激动地下了床，拄着拐棍，一步一步地走向稻田。一里多路，休息了十多次。来到稻田里，他双手捋着稻穗，激动地流着泪水说：“我扛一辈子长工，吃一辈子草籽，喝一辈子苦水，现在，毛主席领导咱，盐碱窝里长出了稻子，好！好！这都是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今后俺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
    面对这片丰收景象，谁能想到这些种稻子的地方，原来是白茫茫的盐碱地！过去，三义寨公社是兰考县最穷的地方之一。解放前，这里流传着一首民歌：
    春天白茫茫，
    夏天水汪汪，
    秋天不见收，
    冬天去逃荒。
    解放后，三义寨有了很大改变。但自然灾害还没有彻底根除，每年都要吃国家统销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三义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生产上。他们战天斗地，挖河修渠，把肥沃的黄河水引进地里，然后让河泥沉淀，积下一层一尺来深的淤泥，把盐碱地深深地压在底下。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被改造成为肥沃的良田。
    二
    三义寨公社在夺取大面积水稻丰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六年，当三义寨公社广大社员开始引黄灌溉，试种水稻时，中国赫鲁晓夫在兰考的代理人，大骂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是“空想盲干”，胡说“引黄灌溉会使土地更加碱化，人会更穷。”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击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积极性，妄图把群众引向邪路，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三义寨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大学毛主席有关农业生产的光辉指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大搞群众性的回忆对比。许多深受旧社会痛苦的老贫农，满怀阶级仇恨，以解放前缺粮求乞、卖儿卖女、无家可归、过着悲惨生活的事实，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的种种谬论和他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越批，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恨；越批，对毛主席越亲；越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越坚定。他们说：“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要给毛主席争气，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
    改种水稻的过程，也是同旧习惯势力作斗争的过程。引黄工程一开始，来自各方面的舆论都出来了。有人说：“盐碱地上种稻子呀！别说吃稻子，连稻草也捞不住，喝稻秧汤差不多。”一些老年人思想更是不通。针对这种情况，公社革命委员会组织广大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反复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决心，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活动，解决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和稻改当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通过群众性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说：“毛主席给咱指出光明幸福的道路，现在不干，啥时干！”
    思想通了，决心下了，干劲也来了。为了取得指挥稻改的领导权，他们很快抽出公社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代表和水利技术员，组成了一个稻改指挥部，在田间吃住，在田间办公。大家发誓说：稻子什么时候归仓，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开河修渠的工程全面动工了。每天，一队队的社员，抬着毛主席像，举着毛主席语录牌，高举红旗，高唱战歌，开赴田间，队与队，人与人，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竞赛，并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和斗私批修活动，整个工地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大课堂。南马庄大队，原来是一个穷得出名的地方。解放后，是历年来的照顾重点。如今，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他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严冬，气温下降到零下十度，地冻一尺多厚。公社为了照顾社员身体健康，决定暂停挖河。但南马庄的社员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每天照样高举红旗，迎着寒风，继续苦干。
    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了。一天晚上，河渠大队朱庄生产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后，几个青年妇女自动到地里劳动，队干部喊：“别干啦！回来休息吧！”队干部的话，不但没有把她们喊回来，在家的社员听到了，也扛着工具跟着去了。
    实践最能教育人。今年水稻大丰收，使个别原来不相信盐碱地能够改造，准备弃农经商的干部和社员也都信服了。三义寨大队个别生产队干部，过去工作不努力，现在也积极带领社员开河挖渠，引黄灌溉。有个老年人，过去不相信水稻会丰收，这次，他看到水稻真的丰收了，就把生产队的老年人叫到地头说：“咱们的脑筋太老了，可不能用老眼光看新事物啦！今年水稻丰收，这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托了毛主席的福！”老人们都笑着说：“对！对！不靠天，不靠地，丰收全靠毛主席！”
    三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义寨公社人民的思想境界更高了，革命胸怀更宽广了。贫下中农说：“丰收可不能忘了毛主席，要不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谁能引黄水灌碱地？那能有今天的大丰收？”南马庄大队第五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收割水稻时把长得最好、籽粒最饱的稻子，一穗一穗地选打下来，又一粒一粒地拣出来，碾成大米，装在木箱里，写上“毛主席万岁”，寄给敬爱的毛主席，请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口尝一尝他们在盐碱窝里收获的大米。这是南马庄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也是兰考县三十八万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片忠心。
    （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下放干部的好榜样——赵新贞》
    社员们经过一阵紧张的劳动后，围坐在地头，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一个农民装扮的中年人，一手拿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老三篇”，一手拿着劳动工具，坐在社员中间。大家要他讲一讲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和体会，他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小学生，贫下中农是我的好老师，我要永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个和贫下中农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年人，就是下放干部、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在河南省兰考县树立的四面红旗队之一秦寨大队的革委会主任、兰考县革委会委员赵新贞。群众都称他是下放干部的好榜样。
    思想上的大革命
    一九六二年，赵新贞是孟角公社的副社长。当时，兰考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正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抛出了“三自一包”的黑货，刘少奇在兰考的代理人，就积极鼓吹，竭力推行。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在这个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关头，想起了土改和合作化时期曾在这里领导他们斗地主，分土地，组织初级社，高级社，带领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赵新贞。他们想，如果老赵能回来和咱们一块战斗就好了，他最了解咱这里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咱贫下中农最有感情。他们经过商量，就指名要赵新贞回来，领导他们抓阶级斗争，战胜自然灾害。
    赵新贞听到这个消息后，却产生了一个思想问题：秦寨大队阶级斗争那样复杂，灾情那样严重，自己能够胜任吗？这时，他又回想起土改和合作化时同阶级敌人战斗的情景。当时阶级斗争是多么激烈啊！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一交给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又是多么英勇啊！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他坚定了信心，对自己说：“只要有毛主席领导，有贫下中农撑腰，再凶恶的阶级敌人也能战胜，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成长
    革命的道路总不是风平浪静的。几年来，赵新贞在秦寨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期望，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
    他到秦寨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大队里一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想尽各种阴谋来陷害、打击他，妄图把赵新贞赶出秦寨大队。一个坏家伙造谣说：“赵新贞下放到秦寨大队是因为犯了错误。”广大贫下中农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阴谋，他们理直气壮地说：“赵新贞是我们要回来的好干部。”
    赵新贞面临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考验。正在这时，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调到了兰考，来到了秦寨大队。一次，焦裕禄同志问他：“老赵！改变秦寨面貌，你抓什么？”
    赵新贞说：“抓深翻压碱！”
    “还抓什么？”
    “抓挖河排涝！”
    “还抓什么？”
    “抓积肥、治虫……”
    焦裕禄同志告诉他：“这几项都不是根本。最根本的是抓阶级斗争，抓学习毛主席著作。”赵新贞根据焦裕禄同志的意见，在全大队立即开展了阶级教育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由于赵新贞抓住了这个根本，大大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使广大贫下中农认清了毛主席指引的集体化道路，是一条光明、幸福的道路；刘少奇鼓吹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单干道路”，是贫下中农受苦、受难的道路。大家组织起来，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向自然灾害展开了一场气势磅礴的斗争。他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食桑叶”的办法，决心把白茫茫的盐碱地翻个个儿。
    当焦裕禄同志授予秦寨大队“秦寨的决心”这面红旗和宣布赵新贞为“五好”党支部书记时，阶级敌人又使出了更恶毒的一计。他们写无名控告信，陷害打击赵新贞同志。面对阶级敌人的进攻，赵新贞说：“我不怕敌人的陷害打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真象总会弄清楚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阶级敌人越是疯狂地反对我们，越是说明我们和敌人划清了界线，分开了家。”他没有被阶级敌人的陷害打击所吓倒，反而劲头越来越大了。
     “拣不出来的干部”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都说赵新贞是一个“拣不出来的干部”。意思是说，他皮肤黝黑，满手茧子，穿的衣服和农民一个样，站在农民群众中间，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国家干部，都把他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赵新贞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参加集体劳动作为自己改造思想，反修防变的一项根本措施。不管是炎热的夏季，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是和社员一样肩并肩地劳动，把自己的汗水和贫下中农的汗水流在一起。贫下中农说：“赵新贞虽然当了干部，他可没有忘掉过去的苦，没有改变劳动人民的本色。孬饭好饭都吃得下，脏活累活都干得了。他不讲吃，不讲穿，只讲跟毛主席干革命。”赵新贞就是这样和贫下中农心连心，把贫下中农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一遇到雨季或雪天，他就从这家到那家，从这村到那村，挨门挨户去看望贫下中农。贫农社员秦敬五得了重病，家里人急得不得了，赵新贞知道后，饭都没有顾得吃，急忙赶去看望，并亲自安排病人住院。在他的帮助下，秦敬五经过医治，终于恢复了健康。秦敬五感动地说：“老赵为俺贫下中农把心都操碎了，他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
    赵新贞平时生活艰苦朴素。他的一件棉大衣，穿了十多年还舍不得丢掉。烂了就补，补了再穿。他爱人说：“人家当干部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看你穿这身破大衣象个啥！”赵新贞笑着说：“象个农民。冬季有了它，白天当衣，夜里当被，雨天还能当个蓑衣，一当几用，走到那里滚到那里，行动方便，心里舒服。如果爱讲究，就会脱离群众，慢慢变修。”
    他下放以后，不摆架子，和社员一样泥里水里滚。前年冬季挖河时，天气很冷，河底里的浅水结了薄冰。社员感动地说：“老赵呀，你歇歇吧！我们替你劳动。”赵新贞说：“不！你们能代替我劳动，可不能代替我改造思想啊！”多年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不管每天工作再累，睡得再晚，早晨鸡一叫就醒了。每天起床后，他都拿着扫帚，从办公室扫到院里，从院里扫到街上，然后再背着粪筐下地去。一次在郑州开了十多天会，会议一结束，他连夜赶回秦寨，还没等天明，拿着工具就下地劳动了。
    暴风雨里炼忠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赵新贞就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刘少奇在兰考县的代理人对赵新贞的这种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便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贫农出身的赵新贞理直气壮地说：“我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没有罪！不是反革命！”
    赵新贞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后，一个反革命分子得意洋洋地说：“整天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不一定谁是咧！看看赵新贞不也当成反革命了吗！这次，反革命‘帽子’非给他戴上不可！叫他永远不能抬头！到死都不能抬头！”刘少奇在县、社的代理人一到秦寨大队来，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心眼里高兴，跟在后边说：“把赵新贞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一天，刘少奇在县、社的代理人按照这些坏家伙的要求，把赵新贞送回秦寨大队斗争。广大贫下中农听说赵新贞回来了，一齐涌向会场，准备同阶级敌人斗争。斗争会开始了，一个坏家伙上前斗争赵新贞。赵新贞一看，就说：“秦寨的贫下中农谁斗争我都可以，三岁的孩子提我的意见我都接受，就你斗争我不行！咱俩比比：你爷干啥，俺爷干啥；你爹干啥，俺爹干啥；你干啥，我干啥！我捂住半边嘴也说得过你！”那个家伙一听赵新贞揭他的老底了，出了一身汗，吞吞吐吐地说：“我……是……坏人？”赵新贞说：“你是坏人，好人，你知道！我也知道！群众都知道！”那个家伙伙同另一个坏家伙，一下蹦到赵新贞面前，掐住脖子要捆他。这时，在场的贫下中农高喊：“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抓住打人凶手！抓住打人凶手！”结果，斗争赵新贞的人，成了被斗者，斗争会只得一哄而散。
    深夜，赵新贞趁着一小撮阶级敌人不在身边，就把大队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找来开会。干部和贫下中农看到他，人人热泪盈眶。赵新贞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再给你们开一次会，布置几项工作：
    第一，咱大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树立的一面红旗，你们一定要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第二，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管压力多么大，都要顶得住；
    第三，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第四，干部要团结好，遇事要多和贫下中农商量；……”
    大家含着热泪说：“老赵！你放心，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把革命和生产搞好！”
    一小撮阶级敌人听说赵新贞在秦寨又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就把他送回县里，对他进行新的迫害。赵新贞毫不屈服，他说：“什么迫害也压不倒我，我就是死了，也得给毛主席留下一颗忠心！”
    一九六七年七月，兰考卫焦造反派彻底胜利了，兰考的案子翻过来了，深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赵新贞同志，心情是多么激动！他手捧宝书，站在毛主席像前，热血沸腾，心情激荡，泪水直流，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觉得天底下，没有比毛主席更亲的人！他见人就说，逢人就讲：“生我的是娘，养我的是党，教我怎样做人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兰考县革委会通讯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县支左部队坚决按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教导办事  深入细致地做好已解放干部的教育工作》
    帮助干部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打消顾虑，勇挑重担；引导他们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广大贫下中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本报讯　在河南省兰考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某部，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和“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伟大教导，认真细致地做好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的教育工作，引导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在不断斗私批修的过程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干部解放后，教育工作不能放松
    解放军同志在兰考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帮助县革委会解放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如何对待这些干部，大多数同志认为，要继续做好解放出来的干部的思想工作，使他们大胆地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但也有的同志存在着“干部解放了，任务完成了”的思想。这种活思想一出现，党支部就组织干部、战士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使大家认识到，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经常讲，反复讲。不然，只讲一阵子，就会形成在形式上解放了干部，而在思想上没有彻底解放的现象。一定要把解放犯错误干部的工作做到底，这个“底”就是不把解放干部的工作停留在“解放”这一点上，而是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继续教育、锻炼和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解放军同志在提高认识以后，便积极热情地做干部工作。首先，解放军同志处处做出样子，和解放出来的干部共同研究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使他们感到解放军信任自己、关怀自己，从而打消顾虑，主动挑起重担子。解放军还引导干部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象焦裕禄同志那样为广大贫下中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此同时，解放军同志帮助群众学习、掌握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使群众象焦裕禄同志那样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支持他们革命
    能不能正确对待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一小撮阶级敌人千方百计不让解放出来的干部投入阶级斗争。解放军同志坚决和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坚决支持干部站出来工作，这是巩固发展革命政权，推动斗、批、改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解放军同志在新的形势下，识破了阶级敌人的阴谋后，遵照毛主席“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伟大教导，不让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干部政策的阴谋得逞。于是，他们发动群众，展开对敌斗争，深入批判大叛徒刘少奇在干部问题上推行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穿阶级敌人破坏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罪恶阴谋。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捍卫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向焦裕禄学习，克服思想上的反复
    在兰考县革委会领导下，已解放出来的干部，绝大多数在群众的信任、支持、帮助下，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举旗抓纲”，思想上和工作上都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有个别解放出来的干部思想上出现反复。这时，解放军同志就热情帮助他们从世界观上找问题，从两条路线斗争上找原因，并发动群众教育和帮助他们挖头脑中的脏东西，提高他们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使他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解放军同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干部解放了，但不等于从他们思想上完全肃清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因此帮助他们不断地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接受考验，这是把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培养成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干部的重要途径。因此，解放军同志认真组织已经解放出来的干部不断地用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对照检查自己，用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对照检查自己。解放军同志还注意把群众的反映和组织上对他们的意见经常讲给他们听，帮助他们斗私批修，使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不断地提高。
    原县人委有个干部解放出来后，曾一度出现脱离群众的苗头，群众给他贴了一些大字报。在这里支左的班长周玉成发现后，就立即找他谈心，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学习焦裕禄同志一时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动人事迹，批判刘少奇“当官做老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引导他回顾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和毛主席对广大干部的关怀。这个干部很受感动。从那以后，他经常深入到贫下中农家里访贫问苦，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兰考人民胸怀朝阳征战黄河》
喜看稻菽千重浪，兰考大地换新装。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河南省兰考县，如今又谱写了改天换地的新篇章。人们登上黄河大堤了望，在那辽阔的原野上，到处是配套的引黄工程。一方方稻田，展现着丰收的喜人景象。千百年来的涝洼地、盐碱窝，现在已经改观了。英雄的兰考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续写着焦裕禄同志生前没有写完的壮丽诗篇。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解放前，在反动派统治下，黄河根本得不到治理。据历史记载，黄河在兰考先后改道两次，大规模决口二十余处，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的兰考大地，形成了高岗处飞沙走石，低洼地易涝盐碱。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都困难重重。
    一九四九年全国得到解放。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兰考视察黄河，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给兰考人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增添了战胜灾害的巨大力量。
    正当英雄的兰考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千年为害的黄河展开大搏斗的时候，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却板着面孔，横加指责，到这个地方给群众泼冷水：“你们这个穷地方，一千年也实现不了水利化！”
    在这时候，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来到了兰考。他带着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怀着改变兰考面貌的坚定信念，一踏上兰考大地，就高举红旗狠抓纲，带领兰考人民与“三害”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战斗。经过三年奋战，基本上锁住了风沙，治理了内涝，改造了盐碱，兰考人民在同自然灾害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新生的革命政权——兰考县革委会，继续带领兰考三十八万人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他们狠批刘少奇及其在兰考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八年的七月下旬，县革委会组织了一支由革命干部、解放军、贫下中农参加的三结合“学大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怀揣革命宝书，踏遍了兰考大地，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兰考县斗争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和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宏伟前程，鼓舞人们战天斗地的信心。
    在宣传调查的过程中，宣传队总结和传播了三义寨公社利用黄河淤灌，改种水稻的经验。这个公社位于黄河岸畔，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改造大自然，把坑洼地、盐碱板和沙荒窝的不毛之地，都进行淤灌，改为良田，种植水稻。他们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日夜战斗在工地、田间，终于淤灌了八百多亩坑洼、盐碱地，经过平整改种了水稻，头一年有的就创造了亩产稻谷一千零八十斤的奇迹。接着，他们又把多年前被黄水冲袭的东坑、西坑，都利用黄河水淤平了，在三米深的胶泥地上，播下了一千六百亩水稻。去年三义寨栽种的一万多亩水稻，获得了大丰收，而且一次就交售给国家粮食八十八万多斤。
    宣传队历时两个多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总结和传播了象三义寨那样的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把改天换地的计划，放在了更科学、更可靠、更扎实的基础上，县革委会更加信心百倍地领导全县革命人民胜利前进！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向黄河宣战
    一场向黄河开战的斗争开始了。在引黄灌溉的工地上，在改碱种稻的田野里，人们满怀豪情地说道：“胸怀朝阳战黄河，改天换地展新貌；人民自有回天力，誓让碱地稻花香。”
    焦裕禄同志生前表彰过的四面红旗队之一——韩村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继续发扬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不怕天寒地冻，不畏重重困难，去冬今春开挖了四条引黄灌溉渠；在茅草不生的盐碱窝，改种了一百五十多亩水稻。
    南马庄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天，开渠挖河。大家豪迈地说：“天冷，我们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是热的；地冻，用我们的热汗把它化开。”他们在冰天雪地里举办学习班，召开斗私批修会，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教导，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地投入了激烈的战斗。有的抱来柴禾，生火化冰；有的扛来木棒，撬冰抬土。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过的东坝头黄河大堤上，如今修建了一座电灌站。这是爪营公社东坝头、张庄、雷集、高寨四个大队的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结下的丰硕成果。
    这四个大队都在黄河大堤两岸，过去号称“沙丘之国”，是一个“风来黄沙起，白天也点灯”的穷地方。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局面，这四个大队的社员群众决定在黄河东坝头上修建一座电灌站，向沙荒要粮，向黄河讨债。但是，这个规划一提出，有的人却说：“搞电灌是科学，靠那些大老粗、泥腿子，鸡毛上不了天。”　　鸡毛能不能上天？公社革委会针对这个问题发动和组织社员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教导：“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同时，联系思想实际和斗争实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狠批了“技术第一”、“专家治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树立了敢想、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就是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创前人不敢想的奇迹。没有仪器，我们贫下中农心最红、眼最亮，看得最准；没有图纸，我们的蓝图就绘在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上；没有技术，我们自己学。”
    电灌站开工了，他们依靠“泥腿子技术员”，边学边干，群策群力，经过五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终于在黄河岸上建成了第一座电灌站，排灌效能达四万余亩。
    英雄的兰考人民，就是这样怀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在去冬今春没向国家要一分钱、一粒粮，修建了三处电灌站，三百多座涵闸，开挖较大河渠八条，长达二百六十多华里，做了五百二十多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淤灌土地五万多亩，改种水稻三万多亩，为兰考大地绘下了最美最新的画图。在五万多亩涝洼地、盐碱板和沙荒窝的面积上，种植的一方方水稻，一块块秋庄稼，长得格外好。涝碱地一去不复返了，黄河横行霸道的时代过去了！如今黄河水沿着兰考人民给它指定的道路，流向社会主义的广阔田野，老老实实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服务。
    革命没有完，革命要继续。
    英雄的兰考人民并没有因为眼前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满足，他们经常以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武装自己，决心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上，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光辉旗帜，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以实际行动迎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建国二十周年。
    （原载《河南日报》，本报有删改）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兰考县小宋公社唐寨大队老贫农　阎协崇）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它成功地塑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李玉和的崇高形象，为我们树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辉榜样。
    李玉和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有一颗红亮的心”，对革命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他决心“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革命的烈火炼得他“浑身是胆雄赳赳”，毛泽东思想使得他“雄心壮志冲云天”。在敌人的“宴会”上，不管敌人怎样软硬兼施，他“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表现了他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李玉和的宁死不屈是对刘少奇叛徒哲学的无情鞭笞。在日寇的监牢刑场上，他威武不屈，“不怕这浑身的筋骨断”，“不怕把牢底来坐穿”，表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的壮烈牺牲是对刘少奇“活命哲学”的有力批判。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涌现了千千万万个李玉和这样的英雄，我们才打垮了日寇，赶走了美帝，消灭了蒋匪，迎来了“全中国红旗插遍”。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革命没有完，革命还要继续！我们深深懂得，打江山不易，保江山更难。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大革命。过去，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红灯引路；今天，我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靠毛泽东思想的红灯领航。“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们要把李玉和的品德、智慧和胆量接过来，把革命红灯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千千万万个李铁梅迅速成长，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成为“脚跟站稳”、“心明眼亮”、“敢与豺狼虎豹来周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铁打的金刚”，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阎协崇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抓紧革命大批判》
    老贫农阎协崇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要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破坏。
    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阶级敌人又怕又恨。有的赤膊上阵，捣乱破坏。有的利用人们头脑里的旧思想，或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干部；或散布流言蜚语，蛊惑群众；或抬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入党做官论”，妄图动摇广大干部走“五?七”道路的决心。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要及时识破，迎头痛击。同时，我们要抓紧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劳动惩罚论”、“入党做官论”，批判剥削阶级轻视劳动的旧思想，为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扫清道路。
    如何抓好阶级斗争，抓好革命大批判，是我们当前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编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伟大号召以后，成千成万的干部打起背包，扛上锄头，意气风发地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贫下中农称赞说：“干部参加劳动，路子越走越正。热汗洒在田野，红心紧贴群众。”
    我是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自从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县革委会委员、地区贫代会主任以后，许多地方要我作报告，讲经验，我指着肩上的粪筐说：“这东西里边有经验。”不少记者找我谈体会，写文章，我掂着锄把子说：“这玩意儿底下出文章。”粪筐里边有什么经验呢？有我们革命干部永不忘本、永不变质的经验；锄头底下出啥文章呢？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
    不要说那些“坐在高楼里，脚板不挨地，看着表册子，咬着笔杆子”的干部了，就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脱离劳动也会变。我就有这样的体会：一天不劳动手不灵，两天不劳动眼不明。如果长期不参加劳动，就会变得耳聋眼花——听不到群众呼声，看不见新鲜事物，对国家大事、世界革命懵里懵懂。这样就会人变质，权丢失，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啊！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那些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能不出来捣乱吗？不！他们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我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不是从背后刮阴风，就是在面前吹“香”风，总想把我搞得晕头转向，迷三倒四，使我从群众中飘出来。我到县里开会，一不坐汽车，二不骑自行车，六十里路走半天，可以拾上一筐粪。阶级敌人在背后议论说：“阎协崇当了大官，可没有坐上大轿，不还是和咱们一样，走路靠脚板！”今年国庆节，我上北京观礼，临走的头一天，还在地里干活。一个坏家伙见了我，点头哈腰地说：“老阎啊！你劳苦功高，年岁又大，别再象老黄牛一样干了。明天就上北京，锄把子该放一放了。”
    我想，阶级敌人这么害怕我们干部参加劳动，到底是为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噢！明白了，原来阶级敌人害怕我们参加劳动，就是害怕我们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筑起防修反修的铜墙铁壁；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不改变颜色，他们失去的“天堂”不得恢复。想到这里，我便把阶级敌人训了一顿：“你们不叫我给人民当老黄牛，是想重新让我给你们当牛做马；你们叫我放下锄把子，就是叫我扔掉印把子。这个，你们一万年也办不到！”
    阶级敌人还扯破喉咙，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阻拦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听说下放干部要进村了，一些阶级敌人就在群众中散布：“好铁不打钉，好人不下放。”看到下放干部在农村扎下根来，他们又在下放干部中吹风：“劳动过了关，还要去当官。”我们贫下中农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教导，心明眼亮，一眼就看穿了阶级敌人的鬼花招，他们是在贩卖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劳动惩罚论”、“劳动镀金论”的黑货。　　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必须迎头痛击。我们要大造革命舆论，大讲劳动光荣，大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之风。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阶级敌人越反对干部下放劳动，我们就越支持干部下放劳动。‘泥腿子’干部，我们最欢迎！”下放干部也表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贫下中农支持我扎根。下放劳动的革命道路，我们走定了！”
    我们希望一切革命干部，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用我们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钢铁脚板，把阶级敌人的复辟迷梦踏成烂泥！把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野心踩得粉碎！
    河南省兰考县小宋公社唐砦大队老贫农　阎协崇
一九七0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小马越走心越亮》
一次，知识青年马海根和阎协崇大爷到县城开会。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七级大风，黄沙四起，刮得睁不开眼。小马戴着手套，捂上口罩，头上还有一顶大皮帽，浑身上下弄得严严实实，还觉得冻得够呛，真想拦住过往的卡车，一下子坐到家里。阎协崇大爷呢？他一没戴手套，二没捂口罩，头上还是光光的，连块毛巾也没蒙，可他走起路来雄赳赳气昂昂，好象一点也不冷似的。
    阎协崇大爷早就看透了小马的心事。走了一段路，他见小马有点赶不上，就拍了拍小马的肩膀说：“小马呀，风大天冷能锻炼咱的革命意志。象你这样，有点小风就弄得这么严实，在大风大浪前又怎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呢？”阎协崇大爷意味深长地继续说：“小马呀，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是‘在屋里能说会道，一出门办事全部忘掉’呀！我们要学一条用一条，落实一条，这才是对毛主席忠诚呀！”
    一席话，使小马脸上火辣辣的，心里热呼呼的。他从贫下中农对毛主席著作学用一致的精神中，看出了自己的差距。他脱下手套，取下口罩，跟着阎大爷大步流星地赶路。一路上，小马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教导，看着眼前这位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他觉得越走劲越足，越走心越亮，越走道路越宽广。　　　　　　
    （河南兰考县革委会、人武部通讯组）
    
    （四）张钦礼又被王新撤职、关押，出狱后升任地委副书记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的春天》
    阳春三月，我们访问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战斗过的河南省兰考县。登临城北黄河故堤，极目眺望，大地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一排排矫健挺拔的大官杨，一处处满枝花蕾的大果园，一片片紫花盛开的泡桐林，还有那一方方苗青花黄的小麦和油菜间作田，给今日兰考增添了无限春色。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和考验的兰考人民，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艰苦奋战十年，基本上征服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之后，又乘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打响了搞好今年春耕生产，夺取更大丰收，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战斗。　　
    今年春节一过，兰考县的干部和社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决心以新的建设成绩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兰考县委的领导成员站在批林批孔斗争的最前列。县委书记王向明联系兰考的巨大变化，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他说：过去的兰考是野免不拉屎的盐碱滩，飞沙不毛的荒岗岭。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干部，全县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承和发扬焦裕禄的革命精神，坚持挖河除涝，翻淤压碱，植树防沙，不断地改变着兰考灾区的面貌。如今的兰考大地，碱滩变良田，荒岗树成荫。一千多条排灌沟河，渠堤相连，形成一个完整的排灌系统。过去的风口和沙丘，已经被林带堵封起来。五十多万亩青沙地，实行了农业和泡桐间作。二十多万亩盐碱地，经过深翻淤灌，植棉改碱，增强了抗灾能力，大面积涝、碱、沙灾害已经基本上解除。去年，全县八十一万亩秋粮作物夺得高产，总产量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二成多，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三千万斤。当年焦裕禄同志带领全县人民栽植的泡桐树已经成林，木材蓄积量达二十万立方米，全县胜利地实现了民用木材自给有余。林彪反党集团闭着眼睛说瞎话，胡说什么“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农民缺吃少穿”，这完全是恶毒诬蔑，必须坚决回击！　　
    在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秦寨大队，社员们用本队深翻压碱逐步把全队四千多亩盐碱地建成稳产高产农田，夺得粮棉双上《纲要》的生动事实，批判林彪和孔老二宣扬的“上智下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等反动谬论。曾被焦裕禄誉为“五老将”之一的贫农社员秦友礼说：解放前，俺秦寨五百一十户人家，逃荒要饭的就有二百五十三户，卖儿卖女的一百七十二户，饿死一百八十多人，死绝三十五户。是我们命穷吗？不，那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解放后，特别是一九六二年，焦裕禄同志带领着俺队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路，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翻淤压碱，经过十年奋战，俺队的盐碱地上长出了喜人的好庄稼。去年，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九斤，皮棉亩产八十五斤，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十多万斤。是俺的命好了吗？不，那是俺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结果。通过批判，俺算把林彪的黑心肠看透了。他要开倒车，俺要干革命；他要复辟资本主义，俺要把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批林批孔运动，成为兰考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巨大动力。它激励着人们决心打好备耕、春耕这一仗，夺取今年农业更大的丰收。　　
    我们来到兰考，正逢春播，社员们正在忙着把营养钵里培育的棉苗往棉田移栽。播得较早的玉米和高粱，已经出苗，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喜人景象。　　
    兰考县今年要进一步发展农田灌溉，需要电。今年二月下旬，在批林批孔推动下，县委及时组织力量，展开了柴油发电机组联合发电并入大电网的试验。参加试验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革新，终于成功地把电流源源输送到电网上。到四月十日，全县已用五十多部柴油发电机组联合组成了九个小电厂，每小时提供电力两千五百度，大大加快了农田水利化的前进步伐。　　
    抓肥料是保证农业大上快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兰考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广开肥源，狠抓农家肥。在赵垛楼大队，社员们回顾本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解除内涝，锁住风沙，实现一人一亩水浇地的战斗历程，狠批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干劲。干部和社员团结战斗，大积农家肥，为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创造了好条件。　　
    在兰考，最引人注目的是，过去想都不敢想，或想了办不到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打机井，过去要十几个人干七八个昼夜，花一千多元才能打成一眼；现在花二三百元，几个人大干一天一夜就可打成一眼。河道岁修，过去每年都要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在整治四明河、宋营沟、五干渠等三十六条河道工地上，七万九千名治河大军，你追我赶，以每人每天完成八立方米土方工程的惊人速度，十几天就完成了。在引黄人民跃进渠渠首闸工地上，四百多名治理黄河大军，正在抢时间，赶进度，日夜奋战，对大闸进行高标准整修。在紧靠黄河南岸的三义寨公社，五千多名社员振奋革命精神，打井修渠，为实现井河双灌而奋斗。黄河东坝头的爪营公社，五千名社员在完成东方红提灌站二十里干渠修筑任务的同时，出动马车、架子车，往返五十里，把工程所用的一千吨物料及时运到工地，加速了桥、闸、涵工程的配套，四万亩小麦和春地提前得到浇灌。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不断深入，兰考县干部们的革命斗志也越来越昂扬。他们以焦裕禄为榜样，带领全县人民大干苦干，在建设新兰考的战斗中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现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第一书记的张钦礼，是当年同焦裕禄并肩除三害的战友。今年春节，他带着县委的五、六名干部，拉着架子车，把一千四百多斤春小麦良种送到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然后，他们同大队干部和社员一道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狠批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研究如何消除农业生产薄弱环节，更好地打井修渠，平整深翻，植树造林，加快实现农田水利化、园田化、园林化。　　
    县委八位书记、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也分别深入到全县十个公社蹲点。他们住在老贫农家里，蹲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县委常委赵新贞参加十大回来后，担任了堌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他尽管对农业生产有着丰富的经验，但仍然坚持调查研究，跑遍全社十七个大队，掌握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解农业生产的新问题，走到那里，干在那里。为了使春红薯和春播大麦间作在全公社推广开，今年三月上旬他就到春红薯栽种面积较大的范场大队去搞试验，做出样板，然后在各队推广。　　
    县委副书记杨捍东，原是一九六七年毕业的大学生。几年来，他在老干部的带领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迅速成长。一九七二年冬，他担任县委副书记后，坚持深入基层，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自然条件较差的王茂店大队蹲点。他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对干部、社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他的帮助下，大队党支部建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去年，大队粮棉产量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夺取今年农业新丰收，杨捍东又帮助王茂店大队进一步改变生产条件，掀起打机井，深翻土地，积肥和植树造林的新热潮，为全公社抓革命促生产树立了好榜样。　　
    在县委领导干部的带动下，很多县、社干部，走出办公室，身背行李，到最困难的地方蹲点。他们同群众一道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更大的革命干劲战天斗地，续写焦裕禄没有写完的战斗诗篇。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新华社报道：《遵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 兰考县委大胆选拔和积极培养新干部》
    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电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遵照毛主席关于“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教导，引导新干部认真看书学习，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路线觉悟，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兰考县委根据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从工人、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回乡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二千二百八十多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到县、社、队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中。为了使他们更快地胜任新的工作，兰考县委坚持引导新干部在斗争中刻苦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认真改造世界观，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增强识别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力，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回乡知识青年孟宪芝在去年担任仪封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党委立即派她到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代庄大队蹲点。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了解了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具体情况，然后协助大队党支部组织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教导，联系本队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很快把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们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人力、物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今年全大队三千多亩小麦获得空前丰收，平均亩产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五十，多年的缺粮队变成了一季完成全年征购任务的先进队。孟宪芝通过斗争实践更深刻地认识到，路线是决定一切的。　　
    兰考县委很注意引导新干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县委副书记兼生产指挥部部长杨捍东，是一九六七年的大学毕业生。一九七二年冬天，他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经常向他讲述当年焦裕禄身患重病，坚持带领干部群众跋涉千里，探索积水流向，察看飞沙起落，寻找治碱门路，组织全县三十六万人民向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进行顽强斗争的英雄事迹。杨捍东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徒步下乡搞调查，为建设兰考积极贡献力量。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各项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培养新干部的过程中，兰考县委还注意引导新干部联系除三害的伟大成就，批判“上智下愚”的反动谬论，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工作中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学毕业生吕何生去年冬天担任红庙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就到地处黄河故道的管场大队蹲点。为了改变这个队的面貌，他甘当小学生，走村串队，问干部，访群众，察看地形，寻找办法。他根据社员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紧紧抓住水利和肥料两项关键措施，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兰考县的新干部都来自基层，走上领导岗位以后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保持劳动人民本色。文化大革命中还是红卫兵的李军芝，去年担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之一的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在工作忙、时间紧的情况下，她仍然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拉垫糠搞积肥，她和男社员一样，拉起装满黄土的架子车飞跑；到附近的林场去扫树叶，她总是头顶晨星去，脚踏月光回；麦收季节，她坚持在田间劳动，收割、拉运从不落后。社员们劝她休息一下，她总是劲头十足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等来的。今年春节以来，她平均每月劳动二十五天，自己分担的工作也搞得很好。社员们称赞说，她是贫下中农的好闺女，革命事业的好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新华社记者报道：《兰考在前进》
    秋收季节，我们访问了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生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河南省兰考县。　　
    兰考县位于豫东平原，黄河故道的中心，是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地方。从明朝以来的四百年间，黄河在这里决口二十九次，大堤漫水八次，淹没了无数村庄和田园。现在横贯全县的三条黄河故道，就是当年黄河泛滥成灾的历史见证。黄河多次改道和泛滥，造成了这里地势高低起伏，沙丘密布，河系紊乱，给兰考人民带来了内涝、风沙、盐碱三大自然灾害。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当兰考遭受严重灾害的时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来到兰考。他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带领兰考人民同“三害”展开了顽强的搏斗，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六四年焦裕禄同志逝世后，兰考人民发出了“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的钢铁誓言，踏着焦裕禄的足迹，认真开展学大寨运动，继续写着烈士生前没有写完的文章，描绘着更新更美的画图。喜看今日兰考大地，昔日盐碱窝稻谷金黄，多年的荒沙滩苹果飘香，滚滚黄水淤新地，滔滔洪水归河道。登上城北黄河故堤，极目远望，更是一派动人景象。那一排排矫健挺拔的大官杨，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泡桐林，一方方银花盛开的棉田，一垛垛刚刚收割的玉米棒子、高梁穗，堆得象小山头。兰考的秋色真是绚丽迷人。　　
    但是，我们在兰考访问，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自然面貌的变化，而是兰考人民沸腾的战斗生活。　　　　　　
    红旗越举越高　　
    一九六七年十月，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胜利地涤荡着修正主义污泥浊水的时刻，兰考县革委会成立了。新生的革委会作出决定，“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张钦礼象当年焦裕禄同志那样，带领有干部、解放军和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结合调查队，怀揣着毛主席著作，肩背行李和铁锨，跋涉两千多里，踏遍兰考大地，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总结群众中除“三害”的经验。他们一条河一条河地调查，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勘查，寻找积水的流向，察看飞沙的起落，研究治碱的门路，进一步作出根除“三害”的规划，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的蓝图。焦裕禄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鼓舞着四十五万兰考人民的斗志，新兰考的宏伟蓝图，使人民开阔了眼界，振奋了革命精神，一场气壮山河的除治“三害”的群众运动在兰考大地展开了。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兰考人民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自力更生学大寨，艰苦奋斗战“三害”，在短短的三年间，全县开挖大、中型排涝河道一百二十多条，大型灌溉渠道八条，打机井四千多眼，不仅基本上解除了“三害”威胁，而且建成了近三十万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一九七○年，全县粮食创造历史最高水平，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九十三，第一次向国家提供两千六百多万斤商品粮。　　
    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正当兰考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他们诬蔑兰考县建设成就，恶毒攻击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个红旗队，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压制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兰考人民，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击退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全县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同错误路线斗争，一马当先；同“三害”斗争，更是走在全县的最前面。　　
    “把林彪反党集团耽搁的时间抢过来！”城关公社韩村大队年轻的女支部书记杨素兰带领全大队二百多名水利大军，奋战一冬春，兴建五米宽、七里长的河，在盐碱地上新淤地三百多亩，使今年小麦总产量达到十一万多斤，平均每人给国家交售一百多斤，大队还储备了三万多斤。　　
    “定叫盐碱地变成米粮仓！”堌阳公社秦寨大队去年在基本上完成深翻压碱的基础上，打机井，挖渠道，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大队党支部书记赵新贞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但他一直朝气蓬勃地带领社员扫积雪，开挖冻土，新开了一条二米深，十米宽，十八里长的排灌渠，新打机井四十多眼。这一年，秦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五百七十多斤，棉花亩产八十五斤，做到了粮棉双上《纲要》，双贡献。　　
    在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年轻的党支部副书记李军芝带领全大队的男女青年，利用工余时间，早晨顶星星，晚上趁月亮，割青草，沤绿肥，今年秋季，每个青年都为生产队积肥一万多斤。　　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干部、社员，深入批判林彪一伙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今年，这个大队小麦获得大丰收，全大队向国家交售五万多斤小麦，超过以往任何一年。　　
    在两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兰考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焦裕禄同志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越举越高。　　　　　　
    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在四个红旗大队的带动下，兰考县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先进单位不断涌现。　　
    被誉为“兰考的大寨”的堌阳公社大付堂大队，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这个大队座落在黄河故道的劈心滩里，是全县自然条件最差的大队之一。村北有一千八百多亩火沙岗地，上有八十多道岗，九十多条沟，无雨苗枯黄，有雨苗冲光，粮食产量很低。文化大革命中，大付堂大队的贫下中农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以大寨大队和本县四个红旗大队为榜样，打响了向火沙岗进军的战斗。干部、社员发扬焦裕禄同志彻底革命的精神，小雨小雪不停工，天寒地冻照样干。年近六十的老支书陈玉忠，早晨总是第一个到工地，晚上最后一个离开，人们称他是“平地迷”。在老支书的带领下，他们用一双手和一副铁肩膀削平了八十多道岗，填平了九十多条沟，开挖了八十多条排水渠，总长五十多里。在这个“十天不雨苗发黄，一场大雨苗冲光”的火沙岗上，建成了二千多亩地成方，树成行，渠成网的高产稳产田。一九七二年，大付堂大队粮食、棉花平均亩产都上了《纲要》。全大队实现了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结束了“吃粮靠统销，生产靠贷款，花钱靠救济”的历史。　　
    兰考县委及时总结大付堂等不同类型大队的经验，在全县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推广。同时，狠抓了后进队的革命转化工作，使全县出现了“四面红旗带十面，十面红旗促全县”，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局面。到去年，全县三十多个后进大队中，已有二十个大队跃入了先进行列。这一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千多万斤，比一九六六年增长了将近一倍；棉花总产量达到二百九十三万斤，比一九七二年增长了一点五倍。今年，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夏季小麦获得了大丰收，秋作物长势大大超过去年。　　　　　　
    一代新人茁壮成长　　
    在兰考访问期间，我们看到全县到处都呈现着鼓舞人心的景象。然而，最令人高兴的是，在改造兰考、建设兰考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起带头作用，群众称赞他们是“建设兰考的革命先锋”。　　
    南彰公社张庄大队过去是全县有名的“老大难”单位。难就难在这里阶级斗争复杂，资本主义倾向严重，学大寨运动搞不起来，生产上不去，年年吃国家统销粮。今年一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小将张建军担任了大队党总支书记。他带领干部、社员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张建军带领群众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进一步提高大家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去年秋季，一连下了十多天大雨，五天时间内，黄河连续出现了三次洪峰，滩区一万多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一九六七年大学毕业的兰考县委副书记杨捍东，担任了县黄河防汛抢险总指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杨捍东，在建设兰考的斗争中，同社员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带领青年抢险突击队，向被洪水包围的村子冲去，把小孩子和老弱病残者一个个背出来了。被淹的村庄没有一人伤亡。　　
    象张建军、杨捍东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在兰考比比皆是。全县一百一十二名公社正、副书记中，新提拔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就占三分之一；七百八十名大队正、副支书中，三十岁左右的新干部就占百分之四十。喜看这样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新干部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被焦裕禄同志生前誉为五老将之一的王志兴乐呵呵地称赞说：“这成绩，那成绩，培养出这么多大有希望的新一代是最大的成绩！”
    （本报有删节）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报道：《身不离劳动 心不离群众》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以焦裕禄为榜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带领群众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发展大好形势
    据新华社郑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电　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使全县的大好形势不断蓬勃发展。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是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坚持下来的。县委领导成员继承和发扬焦裕禄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革命精神，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但是，这种优良传统却一度遭到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家深入批判林彪、孔老二轻视劳动、诬蔑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更自觉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们采取了轮流下乡蹲点、制订劳动定额、检查评比、出榜公布等多种措施，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巩固下来，坚持下去。县委领导成员都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保证这些措施的落实，把全县的革命和生产不断地推向前进。　　
    去冬今春，兰考大旱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天。县委六名正、副书记和十八名常委，除了两名在机关主持工作以外，都到生产队带领群众抗旱。在使用机械抽水浇庄稼时，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发现，电力不足成了抗旱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他看见有不少大队的柴油机却在那里停放着。于是他来到县农业机械修造厂，一边劳动，一边和工人研究用柴油机做动力发电。他们把全县的柴油发电机集中起来，建立了二十三个小型发电站，每小时可发电三千多千瓦，比国家电厂供应兰考的电量还多。这样，就解决了全县机井用电力抽水抗旱的问题。张钦礼深有体会地说：干部参加劳动，就能较快较好地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　　
    县委副书记齐兰英说：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她原以为经过去冬的宣传、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已经得到落实。但今年春天她到城关镇北大街大队和社员一起积肥、一起打埂时，却发现男劳动力干一天大多数记十分，女劳动力最高的仍然记七分。针对这种情况，晚上，齐兰英就联系工分问题，发动干部、社员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男尊女卑”的孔孟思想，经过批林批孔，干部、社员提高了觉悟，迅速地落实了男女同工同酬政策。从此，这个大队的妇女争着下地劳动，妇女出勤率比去年提高了一倍多。　　
    兰考县委领导成员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过程中，不断洗刷自己头脑中的唯心精神，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　　
    今年小麦收割前，县委根据去年堌阳公社秦寨大队的经验，提出全县的小麦不用镰割，一律用铲剜。县委副书记王启德觉得：用铲剜虽然不掉粒，还能多收草，晚秋作物也好管理，但是全县四十多万亩小麦，都用铲剜，恐怕不能及时收割完。他带着怀疑的态度到大傅堂大队去剜麦，结果群众起早贪黑，平均每人每天铲麦一亩多，他受到很大鼓舞，就把大傅堂大队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全县各大队的小麦都及时收打完毕。王启德说：“坐在机关，总是估不透群众的力量。经常下去同群众一道干，才能够更牢固地树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
    
    （五）十月政变后张钦礼又被戴苏理逮捕入狱
    
    二、研究资料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
    
    张钦礼同志刑满出狱后，在耄耋之年，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和严肃态度，忍受着心脏病、胃病的折磨，把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坎坷多难的革命历程，如实地写出了二十多万字的记载，为共和国史特别是河南省国史研究和编纂提供了真实珍贵的资料。张钦礼同志在法庭上、监狱中，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妄加之罪一一据实据理驳斥，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他对昔日同志挚友中在压力下说假话、违心话，不敢坚持真理的失节行为，不论职务多高名声多大，一个都不宽恕地当面给以辛辣讽刺和严肃批评，充分表现出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骨。
    全国记协为张钦礼同志鸣不平，于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长沙、杭州三次召开全国会议，均特邀张钦礼同志与会，坐主席台并讲话。张钦礼同志的发言，多次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上世纪90年代中叶，全国记协秘书长一行数人，前往开封采访张钦礼同志。为表达对张钦礼同志的敬意，赠送龙泉宝剑一把，举行了赠剑仪式。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见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的许多新闻媒体纷纷转载。又有许多媒体派人多次采访报道张钦礼同志的事迹。
    已年近八旬的张钦礼同志，至今仍未得到平反。没有工资，全靠儿女供给生活费。近日患肺癌，兰考人民获知张钦礼同志病情者，家家牵挂，户户泪啼，成群结队，不远数百里到郑州医院探病者已近两千人。纷纷捐助医疗费，张钦礼家属一一拒收。近年来新闻出版界登门采访者络绎不绝。已先后写出两本十五万字以上的《张钦礼传记》初稿。尽管都为张钦礼同志鸣冤喊屈，歌功颂德，但由于在触及一些历史的关键问题上，怕担风险，回避事实，均被张钦礼同志婉言谢绝付梓。这更显示出张钦礼同志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不顾个人恩怨的高贵品质。我们相信被歪曲的历史终有一天要还其本来面目，对张钦礼同志做出公正评价。人民期待着反映历史真实的《张钦礼传记》早日问世。
    初稿于 2003、10、8日  定稿于 2004、5、5日

    张钦礼魂归故里——送行散记
    （作者 邵井延 于2004年5月17日）
    
    第一个送花圈的人
   （2004年5月17日）清晨5点多钟，我就已经找到了省人民医院太平间的地方。想找个地方存自行车时，两位熟悉的工人指着太平间对面的一家鲜花、食杂店的门口空地说：“就放这，他们就是兰考的。”老板――一位看上去十分忠厚的中年汉子――对我说：“我是第一个给张书记送花圈的人”。“哦？”我想起了。我听钦礼同志的儿子说过。我忙用双手握住了他的双手。钦礼的亲属曾告诉我，他们的父亲刚“走”，第一个送花圈的竟是他们相互之间不认识的太平间对面鲜花店的老板，是兰考人。还说他们子女还不知道农村如何烧纸的风俗时，是他们不认识的，在郑州打工的许多兰考年青人天天守在太平间外，给他们的父亲烧纸，摆香炉，也送来花圈，上面写着：“兰考人民永远怀念您”。成群结队的兰考人民早就来这里向老书记告别了。 钦礼同志在病重住院期间更有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如果也用量化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至少是张钦礼同志在这所河南省最大的医院里突破了来看望病人的最高记录，有成千人来看望了他，而且很多是相互并不认识的，慕名而来。　　打破我思绪的是早坐在店门口的一位老人，他对旁边人说：“我得回家换鞋，早上四点钟我起来，有只鞋穿错了，不得劲。”大家都鼓励他快去。而他胸前那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却吸引了我，这是一枚主席穿军装、有鲜艳红领章的头像像章。这是在郑州到处可以看到的人们所戴的毛主席像章的又一种现象，不是去年新制作发售的那几类，而更可能是“文革”的遗物。　　长子就是养子　　当钦礼的子女们到门口下车时，早等候在那里的人们随他们拥进太平间的院子，至少可以看到有五、六部摄像机，照相机高举在人群的头上。当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给端着钦礼遗像的钦礼长子张战仃和两边的二儿子、女儿合影时，我突然想起并问旁边一个熟人，哪一位是钦礼的长子？（即他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战友留下的孩子）。他们告诉我，“大儿子就是”，加上我没有看到的“摔老盆”等风俗，我感受到了我和钦礼的又一个距离。 　　共鸣 　　到火葬场，将要进行的告别仪式在大门正对面的最大一间厅。据说，火葬场的工人知道是张钦礼同志时，提供了一切打破常规的方便，其他人的丧事活动也毫无怨言。厅外的大广场上，今天是几十年来少有的一次“大会师”，许许多多几十年未见的“文革”老战友，狱中难友，互相知道都几十年未见过面的朋友们今天都在这里重逢、相逢了，又相互给自己熟悉的人介绍，进入大厅内，许多人仍忙于此。有一位朋友说，来这里的有一半都坐过牢。省直一位朋友准确道：“除了兰考来的，除了女的，恐怕会有一半。”　　当浩浩荡荡的兰考迎“灵”队伍进厅时，前面哭泣声立即连成一大片，使所有在后面说话的人，不得不限制住自己。随着主持人在广播里宣布：“张钦礼同志遗体告别仪式现在开始”，顿时全厅内鸦雀无声，而随即进行的“三鞠躬”就打开了“闸门”，那哭泣声推起的悲痛浪潮涌向大厅的各个角落，在大厅后部看不到遗体的人群中，也有人跪下去了，哭伏在地……。 　　为了缩短时间，除了钦礼长子的“答谢辞”外，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悼词和其他的发言，但这个“答谢辞”一开始几句就掀起了我们胸中的万丈波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几十年来始终平静不了的那心中的一切，刹那间在大厅内多少人的心中汹涌翻滚！ 我看到多少淳朴的农民非得用磕头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哀思，多少人在遗体前哭得站不起来。从告别遗体出来的老同志中，我又看到那些已经八、九十岁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市委书记”、“老市长”、文革中曾经风雨同舟的“老干部”。我们紧紧地握住了手，现在应该说是近“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了。包括主持人按惯例介绍的送花圈名单中的人物，按传统的地位观说，这些来送行的人中，仅担任过省、部级、市（地）级领导职务的，就有近百人之多，他们在更多的另一些送行者中的多数人还有一顶通用的帽子，就是“造反派”，“三种人”。 　　一位新闻界的朋友向我介绍了新华社老记者××，1986年我在狱中读《中国作家》创刊，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时，就知道这位××，通过《内参》曾揭露过原河南省委的弥天大谎和河南实际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阴暗面，而今天才知道，他后来遭报复，在狱中关了六年，至今没有解决问题。 　　后来到张钦礼老家后又听说，当年随穆青、周原来采访的一个小通讯员也来了。也就是说，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新闻人”都来了，今天是确有新闻可做了。 　　格格不入的两种气氛 　　我们乘坐的车到兰考下了高速公路后，和前面已经先来到的几十部车都被安排在路边等候灵车等主要车队，我看了已到的这几十部车，大都是“红旗”车，听钦礼的子女们说过，他爸爸不喜欢进口车。 　　路旁，沟外的树荫下，有一群群的农民，大都年纪不大。据他们说，是一早就来这等老书记的。有位妇女说：“听说‘老书记’五月七号在郑州‘走’后，他们就天天来这里等着‘老书记’回来，后来我们进城后听说，还有许多人今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来城里等啦！” 　　一位农村妇女对我们说，今天没来这么多当兵的了，前两天开大会（指官方纪念焦裕禄去世40周年的大会）把附近5个县的武警都调过来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路上根本不准有人……进城后，我们还听说，开会那一天全城的商店都不让开门，连机关干部也不让上班，在家里呆着，“不就是来了个政治局委员嘛！硬是把焦裕禄和人民拉远了！”几个月前，甚至几年前，在各地遇到的兰考人就直言告诉我：“张钦礼是比焦裕禄更好的干部。”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焦裕禄同志毕竟只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近年来，一些小报刊都报道过穆青、周原等人的回忆中就有当年张钦礼把“焦裕禄”树立起来的故事，焦的女儿也亲口对我讲过，“没有张钦礼，就没有我爸爸，她对张钦礼同志说过：‘张叔，我爸不在了，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家……’” 　　而焦裕禄的那些事迹也是他们两位战友一起干的，焦裕禄身后更多的工作，更大的改变兰考面貌的，是张钦礼领着兰考人干的。今天，听说焦裕禄的女儿也穿一身孝服在张钦礼的孝车上。 　　“是非功过，自有公论” 　　约12点40分，“灵车”到兰考后，整个“送灵”“接灵”的车队开始进城，前面随即传来锣鼓声，但是很快车队就走不动了，等一会儿我看到前边几十部车都下来人，跑步去前边看去了，我也下车跟过去，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白字的横幅拦在“灵车”前面，上面醒目的大字写着：“忠诚于党，情系人民，是非功过，自有公论”。其他还没有看到，车队已经启动了。我回到车上，打开车窗，路两旁不少人含着泪和车队的人们相互致意，哭的较痛的多是年纪大的人，也有许多年青人，他们显然是被这气氛感染了，也感染了我们。在进地道口时，一个中年汉子先“嘿嘿”二声，然后大喊起来：“张钦礼的冤魂回来了，张钦礼冤死了。”车上的人都含泪向他表示敬意。 　　车队又停住了，我立即下车，向前跑去，一直跑到队头，看到的是张钦礼的“孝子、孝孙”们乘坐的车，被大批群众包围了，哭声，喊声，淹没了其他所有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挤到“孝车”的后面，看到钦礼的小女儿爱英已经哭得泪流满面，喉咙已经完全嘶哑了，只听清半句：“我们做子女的，一定不会忘记……”多少双手伸向她，拉住的都不想丢，也有许多人是伸向孝车上的其他人的，几位年青的姑娘也在往这边挤着，喊着：“爱英在哪？爱英在哪？”。一位看上去身体很不好的老人，拉住孝车的车后帮一直不松手，然后让车拉住他走，一位老太太干脆在车上人帮助下爬上了车。 　　车队不时停下，是不少群众硬要按风俗，在车前路上烧纸，磕头，车的每一次启动，每一次停，都会引起车周围直至路旁形成的人海一次次的“涌动”。我问旁边两个女孩：“你们也熟悉张钦礼吗？”“熟悉，从小大人都给我们讲。”她们快言快语回答。现在，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满眼看到的从八、九十岁的老人到妇女怀里抱着的孩子的目光，以及大批的青、壮年，在这个天地里，你不能不感慨“谁人不识君”呢？我还看到两个坐轮椅的老人，同行中也看到有的是在亲属举着“吊瓶”打点滴来的，人们似乎都不愿错过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在这人山人海中，哭声、呼声、喊声，甚至口号声此起彼伏，很多是要求去县委门口开大会，要为张书记申冤一类。当一位妇女又主动给我宣传：“张书记是冤死了……”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不冤，因为人民从来没有冤枉过他！”她立即接上了：“对，对，兰考人民一直认为他是毛主席的好干部。” 　　“学习张钦礼精神，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是在孝车前出现的又一条20多米长的白色横幅，特别醒目，一路上两边都有很多人在念着，我问举横幅的其中二个农民：“这是张庄支部搞的，还是你们自己搞的？”他们回答得很干脆：“我们自己搞的”。自此，这条横幅就成了这支车队，已经看不到尽头加上跟随的群众队伍前的一面鲜明的旗帜。 　　快到县委门口时，在这条“进行到底”的横幅后面，一些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只听见几句：“打倒贪官”，“打倒腐败”，“打倒走资派”，“打倒帝国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成千上万的群众围着孝车，越来越多的人跟随着这支队伍，从马路中的人群到两边路旁的群众，欢迎的掌声此起彼伏，路边的表达多种多样，比如，一块不大的黑板写着“钦礼同志，一路好走！”，落款是：“张子田全家”，一群孩子各拿一个汽球，一个汽球上一个字，只看见有“怀念…………等，在马路中间一部分群众举着简单的纸，上面写的是“兰考人民怀念您”，他们迎着孝车，久久不愿意离去。 　　一位中年人又对我说：“全是自发的啊，没任何人通知。”我问：“怎么来这么多的人？”我问了一下，“早超出了你们县城的人口，有很多是乡下来的吗？”他说：“是的，消息传得可快了，一传十，十传百……。” 　　一位中年人说：“自毛主席去世后，还没见过这阵式！”一个女孩接着说：“他们都说，这叫十里长街接书记啊！”另一个女孩说：“毛主席也不如他。”我对他们说：“钦礼同志病危时，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去看他，对他说：‘张伯伯，您为兰考人民做了很多好事……’话没说完，就被钦礼同志打断，他支撑坐起，用手指着病床对面的毛主席画像，意思是说，是毛主席领导的。他在病重，病危期间，胸前一直戴着毛主席像章。路过郑州慕名来看望张钦礼的北京一位姓韩的大学老师紧握着张钦礼同志的手说：‘我一定当好毛主席的学生，把你们奋斗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此时不能说话的钦礼目不转睛地长久地注视着这位已经哭得泪流满面的青年老师……。” 　　然后，我对低着头的那个女孩说：“你们话也有道理，毛主席要教育出来的就是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周围的人也七嘴八舌的附和着，“张书记就是毛主席带出来的好干部，”，“现在都啥干部，都是贪污犯……。” 　　一位老汉说：“他们家亲属都不收礼。”我说：“在郑州从医院到灵堂，多少人去看他，但他们家从来不收一分钱的礼，钦礼对他们子女交待过：‘我也没有任何遗产，我走的时候是干干净净的，以后你们怎么做人，毛主席著作已经讲得很全面了，你们就照那样做人。’” 县委大门内外 　　路过县委门口时，我有意走近几步，两个像是机关工作的年青人在议论什么事，从大楼里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中年人打着官腔问：“这是弄啥呢？”这大概是我今天所遇到的成千成万的人中第一个“不知道”这是啥事的。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外面咋不走啦？”另一个答道：“专门搁（停）这的”。大门外一些老百姓扭过头来劝他们：“你们也出来看看老书记吧！”在场的这几个人没任何表情。 　　县委外的大道上则是另一个世界。从兰考车站到县委门口，到县政府门口，到焦裕禄陵园前，形成一个又一个高潮。一声声“冲天雷”炸破白空，而置在路两旁的一条条“万头”鞭炮迎着车队到来震耳欲聋的响起，在一直不知疲倦的两辆锣鼓手和锁呐车后，又进来一支新的盘鼓队和另一支军乐队，后者奏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辆专门采访车上站着的记者向人们展示的是香港出版的《中国焦点》杂志内的一幅幅张钦礼的画页，也成为群众包围、欢呼的中心。在车队的最前方，又出现一条引路的黑色横幅：“敬迎张钦礼魂归故里。” 　　一路上还看到许多小商贩把一箱箱饮料免费送到人群中，从箱中取走饮料的人们又立即挤进孝车前送给车上已太累太累的钦礼的亲人们，尤其是站在车前面的三个儿子，一直高举着钦礼的遗像，不停地向周围群众鞠躬作揖，嘴里还不停地表达着他们真挚的谢意。 　　在小北关十字路口处停着一大片出租车，几个司机在大喊：“去张书记家不收费啊！”我还注意到，就是在车队还没有到来之前的路两边所有人，所有的商店里，目光注视的远处还没有到来的车队，所有的言谈都是今天这件大事和老书记这个人，一些年青人对老人记述评论的细节都很注意，如此全社会的政治化，是几十年来所有反映这个社会的文字中难见的现象，今天的这些现实――除了“文革”和“八?九”――也是仅见的。 　　阵线分明 　　在又一个十字路口处，又一支盘鼓队迎上去还没来得及“截住”。孝车突然向右边路口拐过并急驶而去，整个车队也紧跟上。我上车后，他们告诉我，顺着原来的大路走，前面还有好几个大乡镇，甚至好多个著名的村口，都早摆好了祭品，各处都有成千成万的群众早就等在那里，那么到半夜也回不到钦礼的老家，若按风俗，天黑以前是要求回家的。再说，那些孝子孝孙们累得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那么，那些等待的老百姓怎么办呢？”我问。他们说：“已经安排好了。” 　　
    车上后排座上是两位新上来的本地的妇女，其中一位对路边的桐木加工业务很熟悉，她说，她十几岁就干这一行，十几年前看厂不行就干起“收破烂”。旁边那位老×介绍说，她是收人家收上来的破烂，是“破烂王”，并说了一句笑话：“当了三年‘破烂王’，给个县长都不干。”她笑了，对自己现在的业务是很满意的。但是，话题随着张钦礼转到毛泽东时代，她们则十分深情地怀念。“那时人多好啊，争着当模范，早上一起来，麦子割了一大片，谁都不知道是谁割的！”当时也是其父领导的。同样的表情，在今天去火葬场路上的汽车里，我在一个机关干部模样的兰考女同志那里也看到过。那是她在谈到她的中学教育，每学期只交两毛钱时。老×说：“三年困难时期，张钦礼这个县长家也饿得很，我们家还给他们送粮票。”我接上说：“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个人说老毛那时穷的啥样时，两位纺织女工站起来回击道：‘那时候刚建国，底子薄，都穷，毛主席也穷，他老人家七个月不吃肉，自己腿也浮肿。’其实，换一个时代，再穷，饿死人再多，各级贪官还照样挥霍，四十年代大灾荒时，美国《时代》记者就揭露过宋美龄和蒋家王朝的贪污腐败。前几年公布的毛家驹日记，不也记载着他们这些文人在三年困难时期去内蒙等地时，地方干部不也用山珍海味招待过他们……。” 　　车上这些兰考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就是在那些艰苦的条件下张钦礼这些干部又是如何工作的许多事迹。他们说，跟着张钦礼的那些干部，文革中被资反路线镇压，坐在监狱中还在研究着改造兰考的规划，一出监狱还没有平反就跑到治沙、治碱第一线去了。但是多少好干部都被整死了。焦裕禄生前树立的四面红旗在清查“四人帮”中除韩村的女支书逃出来外，其他三面红旗都被抓到监狱，其中一个死在监狱，钦礼的弟弟也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死在狱中。1980年时我们就听说他的事迹，说他在全县判他的有线广播大会上奋力挣脱出来，冲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对全县人民演讲，好一条汉子啊！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多次镇压中，仅其中一次就正式逮捕了1207人……。 　　几天前在纪念焦裕禄的官方活动中，官方媒体作为继承焦裕禄事业而专门采访的人正是当年清查“四人帮”镇压张钦礼这一大批好干部的刽子手，他本人还是1958年搞“浮夸风”的有名干将，造成成千上万人饿死，是民愤极大的。在河南，这个阵线更是十分清楚，当年没打成“右派”“左派”的，例如省委的“潘、杨、王”（其中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就是邓小平支持吴芝圃整的），地市一级耿其昌等，县委一级的张钦礼等，“文革”中都是跟着毛主席继续革命的造反派，河南文革中起来造反的学生写的第一个《紧急呼吁书》，就是揭露了“信阳事件”，造反派代表全省人民的意愿几下广州要揪斗吴芝圃――这位全国最著名的“浮夸风”干将，和另一位著名干将曾其全一起，1979年在全面镇压造反派后得到了最高级别（华、叶、邓及全部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的隆重平反。 　　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车队去往钦礼老家所选择的这条偏僻的路，路旁也不时有肃立的人群，完全被截住的只有一次，落款为双楼村委的黑色横幅上印着：“沉痛悼念老书记”。另一条落款是南彰大队的横幅写的是“人民的好书记”。待我们后面的车也走过，几个被扶住的老人仍在大哭。 　　前面鞭炮，锣鼓声响起，终于到家了。几百名少年儿童每人手持一朵白花，肃立在村外路边，进村前路上的某一个路口或拐弯处都聚集着大批老百姓。大路上空的横幅除了“怀念”内容的还有：“防风沙，治盐碱，造福人民；一生清正，廉洁为党，鞠躬尽瘁。”“寿越大旬，睦邻精神今犹在；含笑九泉，勤俭作风永世传。” 　　我们几个人先进了村，找到了张钦礼的家，也确实是很旧的老屋，这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县委书记（还兼地委书记和省里其他职务）的家。灵堂已摆好，两边对联是：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横批：一代风范，虽死犹荣 　　当夜回去的路上又经过焦裕禄塑像时，我想起进城的路上大家曾讨论群众集资买块地也建个张钦礼塑像（堪称双壁）的问题时，有的同志说这不是花钱就能办成的事，这是政治。也有人说：对，是政治，可是用孙中山的话讲，政治就是众人的事情。那么只要人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又有什么事办不成呢？今天一天在兰考的感受，更使我们增强了这个信念。应该说，今天使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这几十万兰考人民从逮捕、判刑至今，张钦礼同志离开他们20多年了，而兰考人民不仅老一代，中年一代那么刻骨铭心地记着这样一个毛主席的好干部，而且还把他们的认识情感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兰考人。这就是兰考人，也是生活在中原腹地的一部分中国人的良心，这就是中国人的素质，这就是中国人的希望。
    （来源：《河南文革资料汇编》）

    二00四年九月九日，《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 》  作者韩德强  
    2004年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13年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 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剩下3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20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问；焦裕禄给2000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2000多人，其中260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30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23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67年的1月29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1200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年8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本文根据现场采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2004年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2003年11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

    二00六年七月，《杨捍东访谈录》作者老　田  
    
    本次口述史访谈，最初是在二○○五年五月完成的，二○○六年七月再到兰考期间进行了部分修订补充，感谢老黄和老张等同志对文章所涉及的部分事实提供了补充材料。征得杨捍东同志本人的同意，访谈录以初稿形式发布在网络上，希望各个方面的相关知情人士对文章涉及的事实，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　出身和教育
    我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家里是雇农成分，父辈是佃农，扛长工过活。共产党到达我的家乡之后，家里就是“堡垒户”，共产党的县区干部都经常到我家里来吃饭，有的时候一整天厨房不熄火，我当时年纪还很小，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不是我家的亲戚朋友。
    解放前父亲就是民兵队长，小乡的乡长，解放后又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大队长，直到一九八○年代我坐监狱的时候，父亲还是大队长。我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和共产党的熏陶，一上学就是靠共产党和政府帮助的。
    我一九五二年开始上小学，五六年小学毕业，是少先队大队长，保送上中学。
在中学当班长，班主任彭老师被划成右派，暑假回校之后就叫喊“彭右派”，我还是每天去彭老师那里，这样就说我划不清界限，品行就只给三分，我很想不通，彭老师给我们输灌的都是好思想，怎么成了右派呢？这样就把我的班长给下了。
    五九年我考上信阳师院，又当了班长，六二年毕业后，和班上另外三个同学一起，考上开封师院。进开封师院以后，我一直也是学生干部，开始当班长，后来是年级的级长，还同时主编《红旗报》和《青春报》。
    二、　文革开始的思想和行动
    我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文革开始了停止分配工作。校党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我作为学生干部是当然成员。党委领导的保守派红卫兵开始搞破四旧，砸那些文物，我跟陈红兵不参加这些活动，我们都认为传统的文物不是四旧，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破四旧是指思想问题，要批判解放后文艺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落后思想，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怎么能够去砸文物烧线装书呢？
    当时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个人，要给校党委提意见，这些人多数是学生干部，但是不叫提。在八二四这一天，大礼堂开会，我们集体上台要求发言，结果被校党委打成“反革命”了，批斗我们。有个学生叫白万选，他在地上写大字标语说我是反革命，还不让我们走路，我对他说：你就只这个水平，让我教你三年，你都出不了师的。我又去找系里的关老师谈心，说三次都是系里抽调我去参加四清，我是落后学生吗？我们咋是反革命呢？因为我们不服批斗，就到省委告状，省委承认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公开成立八二四战斗队。
    我在群众组织内的时间不长，十月份的时候院党委还没有垮，他们让系里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去兰考调查。因为人民日报二月七号的长篇通讯，使得焦裕禄一举成名，说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榜样。九月份十六日这一天，兰考出现两张大字报，一是北京八大单位联合发出的《最最紧急的呼吁》，说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大毒草，要推翻这个报道；另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兰考县机关红卫兵”发出的《最热烈的响应北京大学等八个单位学校的紧急呼吁》，在文革期间的一些人看来，声势比什么都重要，响应和呼吁书同时发出也在所不惜，一点点掩饰和技巧都不需要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个长篇通讯“通篇不提阶级斗争”，说执笔写报道的穆青和周原是大右派，不是好人，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也是混帐王八蛋。这个呼吁书装得左的不得了，还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
    这个传单向全国散发了，可能还到了北京。上面说报道失实，这对省委来说是个严重的失误，而且对毛主席也是个否定，因为用假人物和事迹跟他老人家的名义进行捆绑宣传。因此国务院出了通知，省委就把任务布置下来了。十月五号，院里面就找我谈话，要我七号去河南饭店，王维群副省长要照我谈话，在他那里领指示，院里要我带队过去，接受这个调查任务。七号我们到河南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王维群的秘书王德英在那里等我们，说中央给了一个调查任务，要省里面限期提交调查报告。然后，他把那两张大字报给我们，要我们先熟悉材料，列出了六条调查提纲，其中牵涉到三个人：焦裕禄、张钦礼和周化民。开始他说下午三点钟王副省长可能要和你们面谈，又说没有时间，转达了调查要求：要求马上就下去，争取两个月内写出调查报告，而且约法三章，不许带主观意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调查要细致，资料要翔实，如果出了问题就严惩不贷，说这是王副省长的话。我保证说，王秘书你放心，我从来没有去过兰考，跟任何人都无亲无故，也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更不会先入为主，请省委放心，我们写一句话就是一句实话，我们保证拿出个客观的东西出来，至于写得好坏那是水平问题。
    我们当天就从郑州赶回开封，给学校汇报以后，院里要系里定人，这样就增加了化学系毕业班的王东舟，中文系的单红秀，艺术系的常文英。他们推举我担任调查小组的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九日召集开会，说王副省长传达了省委指示，要他们先看材料。十号，我们从系里借了钱，带队去兰考住在西大楼。当晚就开小组会，分工，先调查焦裕禄的事迹到底是真是假，两张大字报说报道不实，我们首先就落实这个，同时调查焦裕禄树立的四面红旗，一个人一个大队，我去最远的秦寨。凡是长篇通讯写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访问到，每人发三个笔记本。采取主席总结的方法，找农民和党支部开调查会。调查回到县城之后，就找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和焦裕禄的秘书，张思义、李反修，副书记刘成名。
    我们找周化民，因为不认识，他拒绝见我们，文革一来，干部都害怕红卫兵，
最后带了学校的介绍信给他，他才肯稍微谈一下。他说你们到底想要干啥？焦裕禄在兰考成名，但是县委的干部都反对这个长篇通讯。我们就问，周书记你认为通讯中间哪个地方不对，让他谈看法，他说自己不理解，对焦裕禄和长篇通讯的写作过程都不了解，也不能说。既然你不理解，我们就没办法问题，然后他就说，我也忙，你们走吧。
    刘成名开始不见，后来到底还是找到了，说是接受省里的指派，两张大字报引起了上头的重视，刘说不跟你们谈，问什么也是一概不知。我们找张钦礼，他去广东宣传焦裕禄事迹去了，始终没有见到他。
    我们在底下跟着长篇通讯提到的，走了二十多个村子，个别访问和开调查会调查的人有三百多个，原始笔录有十三个笔记本，他们每个人三本都写满了，我写了四个笔记本。
    两张大字报中间实质材料，焦裕禄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共产党人为这片土地付出了重大牺牲，没有轻易丢给敌人，并提到一个月牺牲了九个区长，其中有一个名叫马福重，大字报说他是个标准的叛徒。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借了一个自行车，跑去山东曹县小杨口，访问马福重的老家，路过张庄大队向党支部问了张钦礼家里的情况。我找到八路军政委马振清家里，他告诉我，马福重是九区区长，四四年被日本人杀害，肠子拉出来挂在树上，他说马福重就是我的部下，解放后人民政府认定为烈士，咋是叛徒呢？马的坟墓在界牌的南门外，坟前还有烈士碑，我连夜跑到界牌村，在老百姓家里住了一夜，天明找到烈士碑，非要双手亲自摸摸碑文不可。为了落实这个事情，我一天一夜往返二百多里地。
    调查一共进行了三十三天，原始记录总共十三个笔记本，集中以后由我十四号去省委第一招待所，讨论如何写这个报告，最后决定按照六条调查提纲的顺序来写，由我来执笔，费了三天三夜，一口气写完了，底稿一份由王东舟保存，同学们分头抄写了两份，一份交给省委，一份给中央。给省委的那一份，由我拿到河南饭店交给王德英，另外一份在十一月底，我去北京的时候交给国务院办公厅的刘主任了。
    这个调查报告最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焦裕禄事迹的真伪，调查的结果是翔实无误，没有什么水份，第二个是马福重的叛徒问题，现场找到原来马福重的上级，他确实是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烈士，两张大字报的相关内容都是诬蔑之词，同时也驳斥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人是王八蛋宣传假典型的说法，我们调查报告还指出，由于长篇通讯的篇幅限制，很多感人的事迹没有写上，肯定了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干部的好榜样。
    周化民是接任焦裕禄的后任县委书记，他应该率先学习焦裕禄的精神，他借口自己不了解情况，还下手整介绍焦裕禄事迹的人，不组织学习。在中央表态之后，他还继续抗拒，这就是组织原则的错误了。在调查期间，我们就发现，周化民、秦一飞反对宣传焦裕禄，在看长篇通讯的小样的时候，在县委会上周就说焦裕禄到兰考，只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产党成立政权十几年都没有改变兰考的面貌，你一年多就改变了，那不是比共产党还能？还说长篇通讯不写县委的领导，而是突出个人。刘俊生保管了焦裕禄的遗物，是县委办的通讯干事，宣传部长领他去秦一飞的办公室，说汇报焦裕禄长篇通讯的事情，秦说：啥鸡吧典型，你就知道听张钦礼的胡鸡吧咯咯，说你们的沙荒和盐碱地不是还在吗？大闺女都没有裤子穿的穷地方，走走，我不听你的，结果给撵出来。访问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些情况了，我说不要写进去，老干部认识也要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在党内和个人场合说的，中央肯定之前，个人有不同认识，应该允许，也不能算是错误，所以没有写上去。
    我把调查报告交上去之后，住在北大，参加了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是在西苑。
    三、　兰考的文革
    我回到开封师院已经是十二月底了，这个时候农村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了，我到兰考去看，那里已经分成两派了，一派称为“卫焦派”，以焦裕禄树立的四大红旗为代表，他们成立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认为否定长篇通讯就是要砍红旗，卫焦派批判周化民，支持张钦礼。另一派是“卫东林焦”，以机关干部为主体，有少数农民，当时开封地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的干部，也出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周化民打倒张钦礼，好家伙，这就相当于地委四大班子表态了，县里面原来支持张钦礼的干部马上倒戈了，脱离“卫焦”加入“卫东林焦”。卫焦就主要剩下工人和农民了，在人数上还是多数，干部中间是少数。卫东林焦就开始揪斗张钦礼，文革初期的两张大字报一出，实际上张钦礼就被罢官了，说他是政治扒手，介绍焦裕禄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焦裕禄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于郑州去世，地委也没有发现什么事迹，有个地委组织部长王在焦死前去看过他，当作正常死亡，掩埋在郑州的公墓里。本来是人死灯灭，一了百了，就无声无息地走了。张钦礼焦裕禄在兰考这一年，张钦礼作为副手配合他工作，很受他感动。张钦礼本人是兰考合并之后的第一任县长，长期抓生产，在老百姓中间的声望已经相当好了，老百姓叫他张青天，干部称他是活地图。张对焦裕禄就这么无声无息走了感到难过，认为焦裕禄的精神境界不得了，不能埋没，五月二十日张钦礼在豫东的造林会议上就讲焦，省里面是王维群主持会议，每个代表发言限制半小时，张钦礼讲焦裕禄如何造林防风固沙，最后活活累死了，王说张讲话不受时间限制。
    六四年张钦礼又给河南日报投稿，怀念焦裕禄。十月，张又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一年来兰考“除三害”斗争情况，重点还是焦裕禄，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在全省四清工作会议上口头表扬了焦，登了四清工作简报，在焦裕禄去世当年，张钦礼就有三次宣传焦裕禄的行动。六五年一二月份，新华社河南分社的副社长张李勇先，逯祖毅、鲁保国，在刘俊生的陪同下，下去收集焦裕禄的事迹，河南日报做了报道，并没有引起重视。
    六五年十二月，新华社河南分社周原，接受穆青指派到豫东了解抗灾经验，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渡过经济难关，找抗灾典型的线索，本来已经去杞县了，第二天坐错了车偶然来到兰考的。刘俊生接待他，周原说明来意之后，刘就说县委书记累死了，周的职业敏感性很强，追问详细情况，这样刘俊生就让他去找张县长，因为他了解最详细。周因此结识了张钦礼，一提到焦，张声泪俱下，讲了他的很多感人事例，周也是哭着记录的，最后感动地说发现了一个金矿。然后，他就向穆青汇报，在电话里讲了焦裕禄的事迹。十二月十七日，穆青就带了总社的记者团直奔兰考，当天下午，十多个记者就找到张钦礼，在县委办公室座谈，张钦礼再一次声泪俱下地讲了一下午，焦裕禄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充，晚饭记者们都吃不下去，夜里一直谈到十一点多。穆青说他一辈子的记者生涯中间没有哭过，我在延安时期就是记者，首次被焦裕禄感动得哭了。他说不用任何艺术加工，简单地把焦裕禄的事迹罗列起来，就是极为感人的材料。记者们根据张钦礼提供的线索，下到农村去调查核实，周原执笔写了初稿，最后是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来的。周原的夫人陈健说，如果没有张钦礼，焦裕禄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四、　陷入兰考文革到进监狱
    一九六六年外地学生到兰考串联，也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卫焦，支持长篇通讯，另一派否定长篇通讯。我是二十三日去兰考看大字报的，哪一派都没有介入，当时支持卫东林焦的一派人，都在县委吃饭，支持卫焦的人，都在西大楼自己搭伙吃饭。
    兰考文革群众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人拿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草稿，写成大传单散发，跟初期两张大字报是对立的。这个稿子出去了，我还不知道，就算是我的一张文革大字报了。我一到兰考，许多外地学生就一下子包围了我，说我造谣欺骗中央，逼着我声明作废。我说，马福重烈士的家乡，我亲自去调查过，你们说他是叛徒，有什么依据？到底是谁说假话，造谣？你们提出的，我不能答应。
    一月份，开封开始大批逮捕造反派。一月二十九日，支左部队介入兰考文化大革命，他们宣布张钦礼是反革命份子，卫焦是反革命组织，是张记反革命集团。二十九日这一天，我也在西大楼，他们捆走了二十几个人，包括管财贸的副县长蔺永沛、县农工部副部长樊哲民，这都是以前跟焦裕禄工作配合很好的人，其他被捆的还有农民和工人。
    我问那个支左连长马啸仙，你们带队的军官是谁？他说是开封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李地山，我到县人武部找到他，说：你轻易宣布谁是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捆了这么多的干部和群众，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要成为千古罪人。我跟他吵了一架，就走了，以为自己没事。第一次军队抓的人，被群众组织营救出来了。
    军队第二次抓人的时间，大约是二月二十号前后，我也被他们抓了。当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张贻泉回忆，说是三义寨公社武装部长王金海告诉他：接县上的通知，要到候寨去逮捕八二四的杨捍东，这人是蒋介石的中校军官，让他也参加。我就在三义寨公社背后的候寨被捕了，执行逮捕的有支左军人，也有县公安局的人，来了两辆车。见到我之后，这个张副书记看到我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别说是当国民党的中校，就是当国民党的兵都不够年龄，觉得是冤枉了我。
    被抓进去之后，昏迷了几次，咋进的监狱不知道，醒来之后被架出牢房，李某还说咋不把杨捍东架出来？下边的人说他就是。他愣了一两分钟，说，你凭什么给兰考的文革划框框定调子？我说自己是开封师院的学生，没有权力为文革定调子。他反问，你为啥写那个鸡吧报告批评周书记，攻击兰考县委？我说是受上级指派来的，不是什么划框框。两个公安人员说修理他，当即就架到现在的县政府，那里有
百十个人，李某、周化民和军分区的政委都在场，几十个人轮流上阵，有出拳的，
也有出脚的，血留下来被地上的席子都染红了。李某问我认不认错，我不认错，他就要我跪下，我说如果我犯了错误也只能给老百姓下跪，决不跪他们。一说完，他们那一伙人又是乱拳乱脚打来，当天还被捆了五绳子。我当时想，我大概活不成了。后来才知道，这不过是个开头，还只是第一场。
    进监狱之后，把我的上衣都抹了，又用绳索捆绑起来，我被他们打昏了才进去的，到半夜才冻醒，才发现自己光着上身。嗓子渴得冒烟，看到洗脸盆是空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伤重后喝水，很可能当夜就死了。到第二天中午再醒过来的时候，胳膊动不了，眼镜也睁不开，想着自己肯定是不中了，活不出去了，不理解他们到底是为啥？连大脚镣都给我上上了。从此一直没有人审问，到四月二号，才又把我提出来，破了镣之后再用绳子捆上。接着就提出张钦礼，又提出一个张凤鸣，他是复员军人代表，也捆上。这个人十四岁入朝作战，五八年最后一批回国，在玻璃厂当工人，六二年带头下放回家当农民，因为他带领荣复军人支持张钦礼，所以也把他抓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见到张钦礼，街上很多大标语“打倒走资派张钦礼”，“打倒铁杆保皇派杨捍东”，我看到之后，感到可笑又可悲，想来都是这个给中央的报告惹了当权派，给自己带来大祸。他们两个没有戴脚镣，下车时被一脚蹬下去之后，垫几步还能站稳。我自己戴镣之后，整个腿都是软的，被蹬下去就栽倒在地，牙齿磕断了，我也至今没有补，这些都是那些人留给我的纪念。批斗的时候，张钦礼站在外面，我站在中间，血流下来就顺着张钦礼的裤子下去，张钦礼说哎呀，血流到一块了。
    从此之后，就开始全县游斗，每天一场批斗会，整整四十天，直到五月十一号。我那个三号号子大概二十平方米，装了二十八个人，有农民、工人、干部，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坐监，根本睡不下去，人挨着人，各个牢房都是人满为患，连隔壁的杞县监狱里，都关满了兰考的文革犯人，兰考大约抓了一千二百多人。拉到外面批斗，拳打脚踢是平常事，进监狱之后要过三关：撞墙、冲地等等，每个人都是这样，真是鬼哭狼嚎，只是没有了老虎凳，不然还得让我们上去坐坐。刘永松是抗美援朝的高炮师长，十三级干部，也被抓来了，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最小的是十四岁的小学生，是法院张院长的小孩。
    我是六月十二号出狱的，已经无法走路了，身上都出是血，全身虱子乱爬，同学把陈红兵的裤子给我送过来。出监狱之后，我就回学校去了。六七年七月份我就进京，总理接见两派代表，说二七公社和八二四不是反革命，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回去之后就是大联合。
    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周化民他们成立了革委会，执政了，开着干部会议。我一下火车，满站的人又把我弄上汽车，几十个干部把我按在那里，弄到杞县去斗。我就说，乡亲们，我是开封师院的学生，你们认识我吧。结果他们又把弄到县城，我又是这些话，他们最后把我关在城关公社里，我就在那里绝食。我坐了几个月的冤枉牢，现在回来拿被子，你们还这么搞，太没有道理了，比法西斯都不如，我就死在你们手上，将来是你们的一笔血债。到了第四天，他们来了两个人，把我架到车站，其中一个是金百福。我下了火车之后，走不动路，吃了一斤多卤面，还好没有出事。吃完就没有钱搭车了，就走走歇歇，走了大半天，才走到学校。
    五、　到兰考工作
    六七年十月三十日，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兰考在河南第一个成立革委会，典礼给我发了个请帖。那个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张钦礼去师院三次，要调我去兰考工作，六八年二月作为干部调到兰考。
    过去之后，县革委会向省里报我副主任。我去找张钦礼，对他说：张书记，我当副主任不够格，你给我一官半职人家还要说闲话，我也不喜欢当官。张很动感情，掉了眼泪，要我参加革委会的工作，名义上是革委会常委，分工上协助管农业。我搬去跟搬运工人住在一起，经常下乡跟着拉架子车。
    不久，就开始重新调查兰考的山山水水，要重新安排。我跟随张钦礼带队的“学大寨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步行六十多天，沿着河，带着馍馍作干粮。每天都是边走边看，什么地方可以建闸，沿着引黄河道，跑了三个来回，行程四千多公里。初步考察之后，又请省水文队的技术人员，我又领着他们下去测量了一遍，取了３２０个水准点，为后来的整体规划提供依据，整个兰考县的规划架子，就是那个时候搭起来的。在六八年我跑了加倍的路程，饿了，就吃个馍馍，渴了，就喝河里的水，中午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面躺一会。一直到十一月份，那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第一年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县革委会里面也没有我的床，我就在搬运工人那里搭铺。
    六九年元月八号，我结婚了，婚后我们两口子一起下去农村，到最远的地方，
南章公社老寨大队住在杨堂那儿。我爱人在小学里当校长，她原是第一任焦裕禄纪念馆馆长，跟焦裕禄的夫人关系特好，为了陪我才下去的。
    我们是结婚后第三天下去的，农民给我们腾了间小磨屋，也没有床，就用土搭了地铺，新婚蜜月就是住的土胚床，一床铺盖，带了一个五毛钱的包装箱过去，啥好东西也没得吃。
    春季，我就领着九个生产队，搞高产玉米，从农业局引进新单一号，做了很多说服工作，说作为农民长期吃返销粮，对国家没有贡献是耻辱。每个村子都种一二百亩，争取一季翻身。下种的时候，老农思想不通，说我是吃皇粮的，却拿着他们的地做试验。到秋收的时候，平均亩产８００斤，最高１１５０斤，当年就扭转了缺粮。那些开始反对的老农，主动去看场，我们买了脱粒机，不叫开，非要先照相。
    这个事情全县就打响了，张钦礼把这个作为典型事例，汇报给省里。七○年叫回去当水利局长。我回来的时候，大队党支部领着三百多群众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出十八里地，在公社的照相馆合影留念，才回去。农民是真正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发现自己错了，从来都不护短，跟那些死不改悔的干部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回来干水利局长的时候，准备修复三义寨引黄渠首工程，亲自担任总闸修复指挥长，进行底板加固，换闸门，扩大到５００流量。还组织打井队，到通许学习打小井，原来的井直径一米，需要花几周时间投资好几千元，耗费大。新的技术是用水冲钻打井，当天下午就能喝到井水。我不搞虚的东西，就干这么两点实际的事情。
    我回来之后，爱人孩子还留在杨堂。七○年，刘建勋说大学生必须锻炼三年，
我就又回到杨堂去，担任大队党支部委员，一边搞农村工作，一边组织识字班，中午在识字班教识字，晚上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一段就结合实际讨论当前的工作，白天都舍不得开会，开会都是晚上。那个时候，要布置生产任务，有人晚上就偷着干了，也找不到是什么人，很多活儿不让派，形成这个风气了，今天要是没有报酬，还有人干活吗？我总是在想，农民真的落后吗？集体真的搞不好吗？可是我亲眼看到，很多农活大家都偷偷干了，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能够完成的工作。几千年来都说农民落后，是小农，可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农民常常来找我，说汉东，咱该加加油了，是不是领着学习毛主席著作。
    原来杨堂这个地方好地很少，大部分是盐场，春天的时候地表就是一层盐，冻了人走上去嘎嘎响。那个时候，硝盐也不让出，农民偷偷晒。因为大面积盐碱地在那儿，我就跟公社说，应该晒盐，而且把盐场分给各家各户，地少，大家都闲着干啥。公社党委也同意。每个盐场都能扫二三百斤硝盐，比今天的这个精制盐好吃，一吨盐可以换到一吨玉米，老百姓很感谢我，这也算是一个原因。农民还对我说，你啥时候叫黄河水过来，我们给你立个碑。
    六、　反复
    六七年二月，他们抓了一千二百多人，张钦礼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很多原来打过张钦礼的干部，都心虚害怕，跑了，有的人不敢去政府领工资。张钦礼说，凡是不敢领的，把工资送到他们家里去，文革运动嘛，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
    六八年，在六七年抓人周年那一个月，很多人都在偷偷摸摸地打人，很多人保守派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反戈一击的真诚，打人格外狠。有的保守派原来为了表示自己革命，扭我的腿，一定要拉到一尺多长。我们掌权后，代表县革委会讲话出去反复拉架，拦了一次又一次。六八年我们在革委会工作后，也有打人现象，我骂过几次：说你们是孬种，你们不是简单的打人，而是打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们挨整
有我厉害吗？我都没有打人，你们有什么资格打人。虽然如此，还是没有完全制止住，当时发生了两个人命案子，一个是李仁德，是原来的县委组织部干部，六七年他是打手，下手打我的时候可狠了，六八年四月份开会批判他，揭发出来他曾经贪污了二百多元党费，他心里害怕就上吊死了。另外一个是申秀春，教师，他的一帮子学生为了表示反戈一击，下狠手打他，打完之后他喝了很多生水，就死了。在我们挨整的时候，他们整死了张邦兴，县委副书记，还有杨孔昭，银行副行长，文革期间，一边有两条命案。
    一九七一年初，林彪死党王新撤了张钦礼的县革委会主任职务，把他调到信阳地区挂一个地革委副主任。然后派军宣队到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说我们改变灾区面貌的努力是“以生产压革命”。在一月份先搞了２８天的“爬坡会”，把县委和各级革委会成员集中起来办“路线教育学习班”，搞“思想爬坡”“批修整风”；从四月开始又搞了５２天的“批修学习班”；从九月到七二年一月，拉到尉氏县搞了１２０多天的“整建党学习班”。在此期间也把我弄到县里来开始批判。尉氏县学习班，又批六八年这个事儿，原来在六七年整张钦礼的人又成了“动力”，张钦礼这一次又被他们作为批斗对象。我说，确实有打人现象，我们一直是批评阻拦的，最后我很快以优秀党员过关了。直到七二年一月，我才从学习班解脱，回到杨堂，参加党支部工作。很快，那伙人又派出一个庞大的整党工作组，专门又去找我的岔子。我很奇怪，把我弄去尉氏县四个月，他们大张旗鼓地批判张钦礼，我在底下，没有回兰考去，也没有碍着他们的眼，怎么又来找我事儿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我的经济问题，作风问题，一无所获，最后说我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我教识字和组织学毛著是反过来教育贫下中农，我说毛主席说了，见了群众不宣传不鼓动，是自由主义。他们要因此开除我的党籍，最后大队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把他们捉住捆起来，他们害怕才连夜逃跑了。
    这个时期，县委书记是武装部长庞传文，他把我弄回兰考，软禁在招待所里，
不让出门。我们二十多个人一起，就组织上访团，上省委告状去了。我们是六月份出去的，在郑州呆了一个多月，由我执笔写材料。那个时候，张钦礼还是信阳地革委会副主任，他们这伙子人就在兰考这边批判他，用大喇叭对准他的父母家住房喊叫，结果张的母亲受不了刺激，死了，张钦礼回来奔丧，这些人还把这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登上敌情简报。
    林彪事件公布之后，学习班的事情才有所松动，后来才知道是王新派出工作组去兰考整我的。我们开始听说林彪甩死了，都是头脑发懵，后来才松快了。
    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刘建勋接见兰考上访团，由我主谈并汇报情况，刘建勋说听说你一年改变了一个大队的面貌，我说这不是我的功劳。后来，刘建勋就提拔我当兰考县副书记。
    一九七二年底，周总理第二次接见张钦礼、杨贵，为张钦礼平反，年底我参加了批王新的会议，在省革委会五次全会上，我说不能说没有失误，但是打人的事情，先革委会是拦了一次又一次的。省委和武汉军区要听庞传文的检讨，庞来找我说省委领导要听我的检讨，要我给他写检讨，我说：你过不了关，困死你这个畜生，
我在杨堂劳动，小车一推五百多斤，粮食定量二十九斤半不够，上集上买红薯片，
没有掺和县里面的事情，你为什么揪住我不放？我在尉氏县差点被你整死，你还有一点人味吗？你还有脸来叫我帮你写检讨！
    在七二年底这个会上，最后一项议程是平反补台，我保留革委会常委。庞传文签了一句：强烈要求省委调张钦礼回兰考主持工作。十二月省委下文，安排我当县委副书记，张让我管组织和宣传工作，我自己要求管公检法，看谁还敢乱整人搞冤假错案。我管公检法之后，凡是捕人都要经过我一支笔批。
    七三年一月我开始管公检法，年底又让我兼生产指挥长，主持政府工作。说是不兼政法书记，除了宣传卫生不管之外，工农业、财政、公检法都管。那个时候，张钦礼要求县委干部每年劳动不少于１２０天，叫生产队记工分，那个时候开会和批案子都是在地头，公安和法院都是找到地里去，晚上才有时间看卷宗，到底是该拘留还是逮捕，我签字之后，公安局再去拿人。往往晚上要看到一两点钟，第二天继续生产，没有过年过节，根本就没有礼拜天的印象。
    有些干部，宁肯牺牲别人的生命也不肯牺牲自己的一根汗毛。我主管公检法的时候，有一起反标案，经过排队抓了个民办教师，经过省里面字迹鉴定，批准拘留他。我看了卷宗，认为这个人没有作案理由和动机，就又要他们排查，结果抓到了真正的犯罪份子。原来的公安局副局长就不肯放这个民办教师，说他手脚不干净，拔了生产队的红薯什么的。我说，当时抓他不是拔红薯，而是反标，现在查明他没有问题就应该放人。那个副局长还是老革命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解放前战争年代的红小鬼出身，解放后自己当官了就是这个态度对老百姓。所以执法人员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很难做到有法必依，执行上法律就变形了。我是一律要求从轻，他们往往要求从重，说这个人态度不好，态度不好是犯罪吗？
    因为班子里我最年青，每年都是铁定的防汛指挥长，晚上回来问工业交通的事情。要是什么时候回去一趟，屋里公检法的人都坐满了。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听口头汇报，就是要看卷宗，常常忙到三四点，饿了就是白开水加上馍馍。老婆说你是个夜游神，每天都是超负荷工作，睡觉没有超过五小时的。
    七、　黄河防汛
    我这一生，如果要在回忆中间找闪光点，七三年和七五年黄河防汛是两个闪光点。前年黄河才２３３０个流量，这也算是个水呀，就出动了１５００官兵，至少花了五千万。七五年汛期的时候，最大流量１２５００，最少７５００流量，比前年的汛期流量大了五倍不止，我们防汛只花了国家不到十万块钱，这么大的洪水，我们连地区都没有惊动，省里更不用说了。
    最为可笑的是，张钦礼被捕竟然是因为这个防洪的事儿，他领着几十个人，为了保住黄河大堤，他在尉氏县破了生产堤，趴开了五十米的一个缺口。他也是舍不得，想要保庄稼。那时周总理每年都强调，只要是花园口流量超过了多少，生产堤就必须破堤行洪，为了保大堤，牺牲生产堤是必须的。他们抓了张钦礼之后，省检察院来了两人，问张钦礼为什么趴大堤？我反问他们，张钦礼趴的是什么堤？如果他有罪的话，就是他不应该只破５０米，而是应该破５００米，破５０００米，５００００米，如果你们现在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找到几万人，要找物证，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１日河南日报头版消息，说张钦礼“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因为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在审判的时候给取消了。
    那个时候，为了顾黄河大堤，滩区三次过水。我们当时的工作重心，一是大堤安全，二是滩区救护，我们把兰考空降团调了两个营上去。开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黄河出险，往往间不容发，这个事情我要一个人说了算，希望大家谅解。那个时候一防汛，多少天没有睡过，一天刚刚回家，就来信说洪水湾着大堤了，大堤一直往下垮，多粗的柳树挡水，当场就冲走了，挂柳都不行了，老河工说只有抛石护堤。马上就通知航运站调五艘船过来，装石头，站长不同意，因为一艘船就是几十万，我说如果十二点不到，我就一枪毙了你。船载石头过来之后，很快就捂住了崩岸。下着大雨，我也不打伞，枪提在手里，谁怠慢了都不行，其实枪里头一颗子弹没有。曾经有一处管涌险情，我先下去摸到眼，一挥枪，要都给我下去，很快就堵住了，没有酿成大事故。群众参加防汛，实在困了，就搂着树打个盹，为了让滩区群众安心，我亲自去把群众的小猪小羊装上船。
    防汛结束之后，我给大家作检讨，说那一次实在太紧急，没有办法，如果不能迅速处理，溃口了，黄河就要又一次改道，那我们在现场的这些人，都要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个防汛指挥长，一直由我担任到一九七七年。
    八、　从停职反省到判刑五年
    张钦礼被他们构陷之后，我跟新来的书记刁文，又合作了一年，他对我说，造反派里不是没有好人，你只管安心工作。
    这个人跟风很厉害，凡是张钦礼工作期间在职的干部，全部要免掉。七八年四月份一次县委常委会会议，一次性要免掉十八个公社书记，由组织部长宣布名单，同时说两句免职的理由，免去孔令洪的时候，理由是恶毒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依据是一九七七年一次帮派会议上，孔令洪说出以华为首的四人帮这个话，我就很奇怪，这个话应该是有下文的，组织部副部长吴令传说他随即改口说是党中央，我就问这到底是口误还是攻击？免掉粮食局副局长杨东英，理由是他用公家的木材做了十八件家俱，我说这个应该有什么家俱名称，用掉了多少木材，合计值多少钱？几方木材都没有，就这样免掉一个局长啊。刁文当即就说，去球去球，这个会不开了，回头假装责怪组织部：你们咋搞的材料？
    我说，从免职的程序看，我们太草率了，孔令洪是公社书记，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员，四人帮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公社来呀！我们这些人哪个人跟四人帮搭得上关系呀，我们县委常委应该是干部的娘家，我建议材料跟本人见见面，行不行？当时参加会议的四个军队干部，他们异口同声地支持我，说杨书记说的对呀。以后他们就再也不通知我参加常委会了，刁文说只要叫杨捍东参加，啥人也免不成，我也就一直住队，直到免我的职。
    我的专案组，大概有十几个人，始终没有对面批判过我。从七八年初开始，不叫我管生产和公检法了，让我管教育和卫生，要我率教育代表团上商丘开会，后来开科技代表大会，又要我当团长。会上，我要求见地委李锦堂书记，他召集地委常委听我汇报兰考的情况。我说，张钦礼工作的时候，淤灌了二十多万亩盐碱地，是有成绩的，又打通了最后一条河，兰考县内的三害基本上消灭了。张钦礼走了，他手下的干部不一定都是坏人，现在来一个全面扫荡，原来整张钦礼的人都作为动力，作为提拔对象，我认为这是刁文搞的还是派性，以派性整派性永远是没有党性，农业发展纲要规定产量目标是四五八，黄高昌两年把产量提高到八百斤以上，兰考这样的干部都不要，还要啥干部？至于我个人，我希望地委要么把我免职，要么调出兰考，我的这个汇报当场做了记录。
    我回兰考之后，马上找刁文作了会议内容汇报，包括我跟地委书记谈话的内容。他下去说杨捍东在地委告我的黑状，我回头去找刁文，他矢口否认。
    八月份就开始批判我了，在一招小礼堂开会，科局长和公社党委以上成员参加，我还坐主席台上，刁文说今天要杨捍东说清楚四人帮横行时期的事情。财政局的张玉合说：刁书记，我想给杨捍东提几个问题行不行？一、你抗过日吗？二、你参加过三年自卫战争没有？三、你一没有打过日本人二没有打过老蒋，咋当的县委书记？刁文说回答嘛。
    我说，建国那年我七岁，一无战功二无苦劳，为啥当书记？我说不出来，自己做梦没有想过，也没有申请过，当书记不是自己的事情，恐怕要去问刘建勋，我跟老同志比是不够格，还是赶快免我的职吧，早免掉一天早一天好受。我含泪说完这几句话，就没有人再发言了，批判我一场就是有人提了三个问题，他们说没有打过仗就没有资格当书记。
    十月份被免职，宣布的那天刁文还告诉我说免职不是处分，该咋工作还是咋工作。第一天县城里到处贴的是标语“打倒杨捍东”“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杨捍东免职大快人心”，杨捍东三个字还是倒着写的。我找到刁文问他，你不是说免职不算处分吗？怎么我成了恶，还要不留后患？六七年打过我的人、捆过我的人，我个人是连一句话都没有回过头去说他们的，你们就这样对待同志，这样当官、执行政策的呀。
    接下来我还是回去住队，在新韩林大队第四队，参加他们的支部研究工作，支部和群众都说老长工又回来了，我听了很感到欣慰，当人民的长工是值得的。反正，我不当官也一样为人民工作，这一年队里成为先进单位，大队每人都受奖。
    九、　进入大牢
    七九年十二月七日，我参加会议到六点，回县城有十五六里地，回家天都黑了，刚到了半碗水喝，还没有吃饭。就被叫出去，张传忠副局长宣布，杨捍东因违法乱纪罪被逮捕了，公安局去了四十多人，接着就抄我的家，抽屉、衣蔸等等全部抄遍，连工作日记也抄走，练书法的旧报纸也不放过，想要在其中发现思想犯罪的证据。我被逮捕之前，焦裕禄的老婆找我的爱人，说叫汉东去跟刁文说句话就啥事没有了。我没有去，我想我是啥人我不知道呀，刁文自己说他在文革中间参加过抢枪，我当时就说你抢枪你检讨，你用自己的派性来说人哪。
    被捕的第二天，张副院长提审我，检察院的丁股长办我的案子。当兵的都很同情我，此前我就是管公检法的，每月五号要检查一次监狱，看看他们缺啥，办过紧俏东西也找我批，他们家里有啥事情都愿意跟我说，官兵对我都很尊重。有个姓周的所长不识数，问杨捍东你怎么进来的？我说老子怎么进来的你不知道，你看老子落马了不是。
    到了刑讯室，他们给弄了个烧饼、油条，叫先吃早点。他们说，都熟人了，吃完了吸烟罢。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办我的案，是你们问我还是我问你们？他们说，很多老同志都同情你，可惜呀，文革你要是不来兰考就好了。说来说去，你那个调查报告对周书记的打击太大了。我说，我都被他们抓去坐过一回监牢了，五花大绑批斗了四十多场，还没有完帐？
    粉碎四人帮之后，特意把兰考划到商丘地区，周化民是地委书记，过了二三年，打击完了，又划回开封。他们拿出我练书法写的一首诗，是杜甫的春望，中间有两句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问我是啥意思，是不是四人帮被粉碎了你的国就破了吧，我问他们，我还写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你们没有看见吗，哪一首影射现实的？说了两天，我就问他们还有啥问题没有？他们说，你管公检法办过什么错案没有？提到牛万成这个人，我说这个人解放前出卖过八路军，解放后又鱼肉百姓，本身是个坏分子，他罪证确凿。他们回答说，已经放了。又说防汛期间，有个韩美兰，洪水上来的时候他去挖人家的高粱，我拘留了他十五天，何错之有？最后我说，你们谈了这两天，那一条够犯罪，他们说确实不够，我就说你们不能再错。
    第三天，起诉书就给我了，三条罪证。一条是六七年批斗李副司令员让他下跪了，我说你们两个当时都在场，他抓了１２００多人制造了多少冤案，放任打人，以国民党中校的捏造事实来抓我，批斗四十多天，罪恶多大。批斗李是武汉军区批准的，开封军分区和兰考武装部联合主持的，他们找到我要我上台发言的，因为我受害最深，让他给兰考３２万人民请罪，开封军分区司令拉着我的手说姿态太高，李批斗我多少场，你们问过没有，怎么还要用这个来起诉我？第二条是有一个偷水泥的，说是我让大队捆他了，我说你们没有调查吧，偷水泥是人家现场扭送公安局的，这是大队党支部讨论的，我说够判劳教，但是可抓可不抓的人就不抓，叫放人的。如果你们连维护公益的人都要作为刑事犯追究，那不是公然把屁股坐在小偷一边去了，谁还敢维护集体利益？第三条，说我在六八年说过对走资派叛徒特务要坚决斗争，我说我现在还是这个观点，错了吗？我当年对于打人是坚决制止的。他们公然说，现在不是评你当模范，是要找你的事儿，他们已经公然不要脸了，什么事实，什么法律，在他们眼里完全是狗屁。
    结果，还没有等我的答辩写好，判决书就下来了。法院院长董惠省对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了，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要上诉了，上诉要加判到十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算了。当时，我想到我祖母，是她把我从小拉扯大的，要是十年回去肯定见不着她了，五年出去，她还不到九十，还可能在，因此就不上诉了。
    到底后来我还是写了上诉状，写了几天几夜，要我连夜交给他们，第二天九点多商丘中院就驳回了，维持原判，他们是啥时候上诉，啥时候驳回，效率真是够高的，这就成了终审判决。兰考一共六个人送到省第三监狱，狱政科长问是啥罪，我说无罪，他问没罪来这干啥，我回答说，你看看我的判决书，这些事儿作党内处分都不够，叫侵犯了他们的人权吗？因为我一直拒绝写认罪书，就不放过我，要留监就业。科长找到我说，老杨你认个错算了，我说监狱是教人认错的地方吗？我犯的是啥错误？如果你们能够依法办事为我申冤平反，就是认几天几夜的错也可以。
    我在监狱了停了五年半，父亲杵着拐棍去看我，说他得了食道癌，怕咱爷儿俩见不着了。我见了他，很难过，说：大，我不孝，我在这给你磕四个响头，就这样送你了。最后批准我半个月假，回家给父亲治病，一五九医院和地区医院都确诊是食道癌。等到我六月三日如期返回监狱，卫兵却不让我进去了，最后是狱政科干部领着我进去，要我捆行李走人，我说我没有认错，原以为五年变无期的。
    我离开监狱之后，离开孩子老婆五年半了，朋友们凑了四千多块钱给我，我回家床都没有下，就会老家去了。年底父亲就去世了，人财两空。我年底回家的时候，大儿子已经参军走了，才十五岁多，我到武装部找到部长和政委，说你们胆子太大了吧，乌纱帽不想要了。他说，我们认为你是我们的好书记，我们专门安排他走的，不能因为你影响小孩子的前程。我去信教他当个爱国军人，要他不要再入党了，这个党已经变了，我在被捕之前的几十分钟，还召集党支部会议，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最后那些以党的干部宣布说不承认我的党籍，可笑不可笑。你开除我的党籍，总要手续完备，我入党时是在党旗下宣过誓的。他当了七年半兵，复员回来之后在医药公司工作。
    我爱人是六三年大专毕业生，当过小学教师，焦裕禄纪念馆第一任馆长，财政局人事股长，后来因为我的影响要她医药公司切药，仓库主任，门市部主任，就是不给她调工资，退休了只有４００多块钱。
    我回来之后，纪检书记杨找过我几趟，他原来是办事员，是反张钦礼的。他到我家里，叫我上班，我说劳改五年了，还有班可上，他说你没有开除公职，还是国家正式干部。中央有个文件精神，清查中间的人，要给出路，让看河南省委的一○○号文件，上面说对罪该判刑的人如何如何，我说我不属于这个范围。他说从上班之日起发生活费，不等，最高５０元。我说我一个本科生，最少教个初中吧，小学老师都一二百，我拿五十，像话吗？要我吃狗的食干人的活，何况本来就不该判我的刑，我是宁可多蹲监狱也不认罪的。如果你们真同情我，就在西关农场给几亩地吧，这样从八五年开始，我就种了二十年的地，场长给了四亩地，我自己开荒五亩。靠种地供了两个大学生，本来大儿子学习成绩最好，因为我坐监狱给耽误了。我坐监狱的时候，爱人的工资是３４块钱，三个孩子是十岁、七岁、四岁，现在想起来都寒心，不知道咋过来的。
    在农场期间，农场工人多少次要选我当场长，教领着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说我啥没当过，这个年头不是我干事的时候。谁要来征求意见，我都是正面说，不能贪，不能占。我自己一生从没有背叛人民，工作的时候是毫无保留地奉献青春，兰考在我们手上领着建了两个工业区，十个大型厂矿，几十个集体工厂，农业上除三害的愿望彻底实现，最后我倒成了罪人，他们成了功臣。
    十、　回顾毛泽东和文革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以历史发展来验证，是非常正确的。苏东剧变，中国今天的现实，都说明了。毛想让人民起来监督党的干部，这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毛是真要人民当家作主，是真正的人民领袖，什么时候心里都是想着老百姓。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从不停留，他看到很多干部脱离人民，薪水高了有了汽车大房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对于文革的方式问题，值得探讨，天下大乱的方法是否妥当，确实有坏人趁机报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规模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如何掌握，需要总结经验教训。
    从中国政治走向看，继续革命是老人家一生中间最辉煌处，并非失误。现在官员腐败成风不可救药，党在人民心目中早就跨了，就失色了，很可怕呀。两会上，温家宝讲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说到底是路线方向问题，他没有说到点子上。靠免税免粮能免多少，这些措施切断农民与国家的联系，可能也就是能缓和一下人民群众和政府的矛盾。农资大幅度涨价，比免税来的多，交点爱国粮，增加爱国意识，生资别这么涨，农民倒能多得点好处。农民自己始终认为种地完粮，天经地义。
    今天兰考连教师、正式干部，要发工资的人不少于一万，按照每人每月八百，
光吃饭这一块就得一个亿。兰考的国有工业商业企业都没有了，有几个好的私人企业？税源在哪里？哪有财政收入？吃饭这一块都成了问题。地方财政完全失去了造血能力，靠上级财政转移，战乱、饥荒怎么办？国家如何维持，中央财政也变成吃饭的了。靠富人爱国拿钱，那是笑话，明王朝眼看要垮台了，崇祯亲自动员皇亲国戚拿军饷，还都不拿。
    中国今天政治理论混乱，经济理论更混乱，换一个书记打一个旗帜，城头变幻大王旗。毛泽东思想不说千秋万代，起码要管相当一个时期。猫论摸论能指挥一个党？没有方向路线和目标，能成吗？有人说邓小平是故意复辟，我不相信。他是没有能力解决中国问题，他所说的两极分化和产生一个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了，已经是走上他说的邪路上去了，他撑不起这个大厦，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江泽民就是搞个维持会，在他自己的任上，没有人找事就行了。老百姓中间说，看这几个领导人的手势就很清楚了，毛主席是登高望远，邓小平光顾眼前，江泽民是求稳怕乱，农民总结的真好啊。
    毛主席周总理在老百姓心目中，威望多高，主席去世之后，中央基本上就失去了凝聚力和号召力。他们搞什么粉碎四人帮，我曾经多次给中央写过报告，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四人帮的事情，省级干部都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一切都是那伙子人事后炮制出来的。他们说主席错了，中央错了，底下的人，不管有罪没有罪都判刑，有罪没有罪都免职，他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这样的官员对上是奴隶，对下是奴隶主，靠这样的人支撑共和国搞建设，可能吗？
    主席当年是怎么搞重工业的？没有三线建设的老底子，战争早就降临了，援外也是为了周边安全环境，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农业发展，我更有亲身体会，我执政八年，淤灌二十多万亩好地，我去坐监后二十七年了，兰考连碗口大的一块好地，都没有造出来，当年打的井，开出的河道，基本上都破坏完了，都没有人管，对于今天这些当官的，老百姓中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可多了。
    如果不能客观总结历史，都不是唯物主义，我出了校门就坐监，老了还坐监，
咋知道自己一腔热血变成这个结局？党内的对与错、贪与廉，何时和谐过？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阶段，就得提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得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没有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团结的。
    我管公检法的时候，整个公检法队伍总共就六十七个人，现在法院就有二百多，公安局都上千了，还配备了那么多的警车警械，队伍膨胀了上百倍，连治安基本好转都不敢吹。我们那个时候，兰考根本没有积案，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人犯罪，人们会感到很吃惊的，当时的精力都放在预防犯罪方面了，一个公社就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一个大队一个治安主任。过去是坏人怕好人，现在可不是这样。当官的贪污，只要是上万，就非杀不可，谁讲情都无效，现在是什么样子，老百姓说公安局抓人是：抓了放，放了抓，不抓不放没钱花；过去谁敢这样？！
    跟今天这些官员对比，我可以很自豪地宣布，经过他们三十多年的审查，我们那个时候兰考的班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经济问题、出桃色事件，随便他们怎么查，都没有找到我的问题。时间老人最能给人作结论，文件上的结论判决书上写的都是假的，经不起时间考验，他们算不上什么英雄。张钦礼被他们判刑关押十三年，离任三十年了，老百姓越来越怀念他。他头上带着老百姓送的三顶帽子：张青天、新包公、兰考的活地图，他的政绩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建立以来对兰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共产党人形象的功劳无人可比；廉洁清正一尘不染的作风无人可比。就是张钦礼的政敌也承认这三条，有一个胡某人，是当年整张钦礼的铁杆保守派，前几年来看我，我问他，你们当年反张，他有啥问题没有？胡某人说，没有，就是张不能团结人、骄傲、抗上，都是上级要整他。
    张钦礼不媚上是一贯的，老黄有一次亲身经历，他曾经陪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到兰考来视察，张钦礼带他们参观了苹果园和贮藏苹果的地窖，硬是没有请他和随行人员吃一个苹果，视察结束时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张钦礼也没有主动留吃饭。在返回的路上，杨的通讯员和司机就开骂了，受到杨的阻止。老张说到，张钦礼下乡的时候，如果给炒盘鸡蛋或者是猪肉，他一定不吃，还要骂人的，他在乡下通常吃的就是玉米粥里面煮几块红薯，吃完之后碗比“狗舔的还干净”。如果是今天，张钦礼这样耿介的干部，肯定在官场中间一天都混不下去。那个时代出现焦裕禄和张钦礼这样的干部是正常的，今天可不是这样，兰考有一个村子在三几年的时候就建立了党支部，其中一个老党员九十多了，常有人问他什么时候入党的，见识过的什么人最坏，他笑笑说：我入党的时候你还没有呢；算孬种支书算第一。
    因为张钦礼威信极高，不搞和稀泥，谁不对就要挨批评，受他批评的人往往几年抬不起头来，他在兰考工作时间又长，挨他批评的人不在少数因此很多干部恨他，甚至在公众场合，上级说的不对的，他也起来反驳，周化民就曾经被他当场指出错误，闹得灰头灰脸，下不了台，因此恨他，文革一来就借机整他。
    张钦礼死后，我写了挽联，横批是：一代风范　虽死犹荣
    树焦君丰碑、竟焦君遗愿、四十年不曾止步、无愧亲密战友、莫凭恩怨作论；
    惦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六十载未肯息肩、堪称人民功臣、勿以穷达相观。
    二○○○年七月十日，开封中院要我过去，说你多年申诉，我们给你合议了一下，叫你来看给你的裁决；然后念道：“对于运动案，中央没精神无法解决”，是写在他笔记本上的一句话。我要求给我一个副本，他们不同意，我退一步说，抄下来盖上法院的公章，也不中，堂堂的中级法院连正规的法律程序都不敢履行，心虚到何等地步。几个法官跟我谈话，说：老杨，你说张钦礼冤，四人帮哪个不冤，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还不冤死个球。中级法院都承认四人帮冤，公开撕破脸，不要脸了。他们给我的判决书，就是最好的申诉书，是他们枉法断案的铁证。他们说，当年都是省委定调子，我们只是办手续。
    邓小平依靠的河南这一批人，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很清楚了。那些人从来不干正经事，个个都是整人的好手。从五七年反右开始，吴芝圃、赵文甫、杨尉屏、代苏理，他们一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在反右之后他们搞“反潘杨王”，是老河南帮把平原省那一批人整下去了。后来的反右扩大化，又是他们搞的；五八年竭力鼓吹五风的，也是这几个人。五九年反右倾，张钦礼被他们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清的时候他们搞四不清干部也是积极得很，文革初期他们抛出这个抛出那个，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又是来了一个大扫荡。到下面，他们就是依靠那些吹牛拍马的秦一飞、周化民之流，焦裕禄死了他们都不知道，张钦礼如果不吭声，也就一了百了。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连张钦礼都恨上了，因为焦裕禄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出来，是对他们工作方式的否定。为这个，张钦礼后半生就被他们一伙压得抬不起头来。从改变兰考的面貌需要看，张钦礼需要焦裕禄这一份精神资源来激励兰考的干部和群众，团结奋斗，但是周化民和秦一飞之流的“当官做老爷”理念与此格格不入。
    从我和张钦礼的冤案看，这一伙人就是不想叫焦裕禄当这个典型，我的真正问题还是那个调查报告，触犯了他们的根本立场。焦裕禄和前几任书记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善于团结人一道工作，在前几任书记那里，张钦礼都发挥不了作用，在兰考县委班子中间，没有人比张钦礼更了解兰考的人，他的工作汇报既具体又详细，好多老农和积极分子他能够叫出名字来。那些人构陷张钦礼，是力图从兰考人民心目中抹掉张的光辉形象，就跟非毛化一样很难实现。有传言说周化民私下问刁文，杨捍东这个人有什么问题没有，在群众中间威信怎么样？刁文说在审查中间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杨的群众威信也很高，周化民回答说：不怕杨捍东有问题，就怕他没有问题，他还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这种人最危险。所以他们就因此不肯放过我。
    文革期间，开封师院我班上的同学，在六七年被抓了五个，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判刑的三个，都是最优秀的人。我们的对立面，只要跟我们当面辩论，根本不堪一击，文革初期的打砸抢都是这些人干的，当时我们就认为他们是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人除了追随干部，想趁机捞点什么资本，没有一分一毫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从来不考虑自己眼前利益之外的国家和人民利益，邓小平后来就是依靠这么一批人来治国，如果反而把中国搞好了，那倒真是奇怪了。有一个文革期间参加公安公社的人名叫赵福寿，后来是三监狱的政委，他对犯人说：对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揭发批判，发动利用犯人治他们从前的对立面，说是谁立功谁受奖。照理说这是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的大好机会，是所谓的“拨乱反正”，这样的事情他们本不该假手旁人的。就是这个人，从文革期间的派性出发，在我刑满之后又额外多留难了我五个多月。
    二○○六年八月一日
    
    
    二00七年八月七日，杨捍东等三十六人《关于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兰考发生的大型冤案的再申诉暨公开信》
    尊敬的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吴官正书记、罗干书记、曾庆红副主席：　　我们是河南省兰考县在1978年——1980年期间的清查运动中，无辜受到开除（不承认）党籍、开除公职、枉法判刑等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罚，蒙冤已30年的部分工人、农民、干部，今再次泣血上书，痛陈奇冤。　　一、文革十年中我们因焦裕禄这一典型受到两次迫害　　公元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以雷霆万钧之力，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树起了焦裕禄这一共产党人的又一光辉典型，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又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长篇通讯所报道的事实，主要是由与焦裕禄一道工作，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的张钦礼提供和介绍的，通讯的作者穆青、冯健、周原等人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张钦礼的发现和宣扬，焦裕禄这一光辉典型就会永远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殊难预料，张钦礼竟因此成为十年文革中两次挨整，文革后清查运动中被判刑坐牢含冤而死的悲剧人物。又由于张钦礼的株连，兰考县演绎了上千人被捕坐牢，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至今未能解决的政治悲剧和奇冤。　　十年文革中的简要情况是：　　1966年7、8月间，兰考尚未被批准开展农村文化大革命，时任开封地委宣传部长的秦一飞，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周化民，就利用所把持的县文革领导小组，组织机关干部，揪斗县委副书记张钦礼，把张钦礼作为兰考的头号牛鬼蛇神进行连续批斗。　　1966年9月16日，又唆使北京的少数串联学生和县委干部同时贴出声讨长篇通讯的两张大字报，并于当天印成特大号传单，向兰考城乡和全国散发。（原文缩印附后）　　这一对孪生姊妹篇，完全按照秦一飞、周化民在长篇通讯发表前后，责难通讯作者和张钦礼，耻笑焦裕禄算不上典型的调子，以左得离谱的面目，把长篇通讯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大毒草”，并捏造谎言，声称对焦裕禄事迹报道不实。他们的广泛散发，在全国引起震动和迷茫，是不少人对焦裕禄这一典型产生了质疑。　　随着声讨长篇通讯的恶浪，县委机关干部成立了“揪穆青战斗队”和“抓扒手战斗队”，到北京揪斗穆青，在兰考揪斗张钦礼和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干部。他们把张钦礼介绍和宣扬焦裕禄事迹说成捞政治资本，给张钦礼挂上“政治骗子”、“扒手”的牌子长期游街、批斗。　　1966年12月初，河南省委批准兰考开展农村文化革命，“抓扒手”、“揪穆青”战斗队的兰考干部组成“卫东林焦造反司令部”，与此同时，开封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炮口向下。以组织名义就长篇通讯问题支持9月16日的两张传单，批判张钦礼在长篇通讯中作假。　　占兰考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工作在焦裕禄身边的一部分干部认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对焦裕禄事迹的报道是真实的，说报道不实，实质是抹煞焦裕禄事迹，推倒焦裕禄这面旗帜。他们以焦裕禄生前所树四面红旗大队的干群为核心，成立了“兰考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用切身经历的事实与“卫东林焦”的干部展开了口头的、文字的大辩论。　　周化民及其支持的“卫东林焦”不容许他们观点以外的杂音，“卫焦”农民群众组织刚成立一个多月，就被他们欺骗和借助支左部队进行武力镇压。　　1967年1月29日，开封军分区支左部队进入兰考当天，就通过传单和有线广播宣布，张钦礼是兰考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贫下中农卫焦司令部”是张钦礼的反革命集团，坚决予以镇压。当即由“卫东林焦”的成员带领和指认，抓捕张钦礼及“卫焦”组织负责人和被认为支持“卫焦”的各级党政干部。抓捕行动持续到同年的3月上旬，总计将张钦礼等各级领导干部，“卫焦”组织的农民、工人、学生1260多人抓进监狱，兰考关不下，分押到杞县、东明监狱。凡焦裕禄生前在兰考树立的模范人物，除三害办公室人员，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的，写回忆文章纪念焦裕禄的各级干部，直至在兰考为焦裕禄这一典型说过公道话的外地学生都被一网打尽，极少幸免。　　张钦礼入狱后即被砸上死刑犯的脚镣，先后捆绑批斗了一百多场。每次批斗，每人能提出其历史、经济、作风等问题，主题是逼他承认向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是说假话，不承认就紧绳、紧铐、拳打脚踢，直至昏死在地。狱中5个月，他被打聋了一只耳朵，折断了三根手指。被关押的其他干部和工人、农民、学生所遭受的肉体摧残、人格侮辱，更是惨不忍睹，难以尽述。（当时部分照片附后）　　1967年7底，周恩来总理命河南省军区把张钦礼送至北京，亲自接见，被同时关押的一千多人也得以陆续获释。至此，表面上是两派组织，实质上是党内对焦裕禄这一典型的不同认识所进行的第一次惨烈斗争暂告结束。　　1967年10月至1970年底，张钦礼任了三年兰考县革委会主任。在此期间，他没因受害坐牢，追究过任何人的责任，并坚持要求所有在67年受害坐牢的干部、群众，不计个人恩怨，高姿态对待加害过自己的人。对于1968年4、5月间贯彻中央反三右一风精神时，个别心胸狭窄，乘机报复曾经直接捆打过自己的人的行为，给予了及时而严肃的批评处理，又于事后专门举办“拆墙、平沟、解疙瘩学习班”让两派群众组织中计较个人恩怨。、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各自作自我批评。健康的执政心态，促成了全县团结、安定大干经济的局面。三年中，针对危害兰考农业发展的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进行了殊死决战，全县干群冬春苦干，整修和新开了40多条引黄渠道，对所有的排涝喝道全部加大了排放标准，彻底改造沙碱地5万多亩，发展农桐间作17万亩。同时，字68年春起，自力更生兴办投产了5座国营大厂，结束了兰考工业空白的历史。　　1971年初，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王新把持了河南大权，把张钦礼调往信阳地区，随即派军宣队进入兰考，批判张钦礼的“生产党”，文革初期大反焦裕禄的“卫东林焦”的派头头们，又乘机掀起派性恶浪，对1966年、1967年他们曾经关押捆打过的“卫焦”组织的干部和群众实施了第二次全面迫害。　　他们首先免去了上至革委会，下至农村生产队，工厂车间班组中所有持过“卫焦”观点的人的职务。再次形成一派掌权的政治结构后，进而对免职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又把数百名抵制他们派性报复的职工，干部拉到外县以办学习班为名，长期剥夺人身自由。在非法逮捕十多人，意欲继续更大规模逮捕时，赶上林彪叛逃之事公开，才暂时停手。　　1972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亲自过问兰考冤情，接见张钦礼，当面平反，文革中对维护焦裕禄这一典型的仁人志士的第二次大型迫害才在无奈中结束。　　二、 颠倒历史事实的派性清查，造成了更大政治冤案　　1973年2月，张钦礼受省委派遣，回兰考担任了将近5年的县委第一书记。　　这五年的人事安排，张钦礼始终坚持八个字：以德报怨，五湖四海。　　张钦礼没有凭借再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抚慰，倒过两次受害的苦水；没有按照上级组织追查过秦一飞、周化民及他们所支持的派头头再一再二反对焦裕禄事迹发表的内幕和责任，在政治上留足了人情。在干部使用上，根据毛主席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一道工作的教诲，只凭工作表现、工作能力、不考虑文革中的观点和表现，一视同仁，一样信用，一样发展入党，一样供职于关键要害岗位，并提拔了20多名捆打过自己和其他干部的“卫东林焦”负责人到科局级领导职务上。在思想上，坚持教育文革中的对立面同志放下包袱，心情舒畅。例如1974年4月，中央号召批林批孔时，有5个科局和公社的领导成员联名向张钦礼写信，检讨文革中加害张钦礼的错误。张钦礼把心拿到常委会上传阅，指出这些同志有包袱，有错误认识。当场责成县委副书记杨捍东以县委名义回信，作为县委文件下发。杨捍东在信中批评了五位同志把党的运动当成个人之间的你是我非，把文革中的不同认识看成“站对站错”的错误认识，热情洋溢地表扬了他们的工作成绩，鼓励他们放下包袱，大胆工作。　　立党为公的人事政策，使兰考出现了文革中第二次长达五年的团结大干局面。　　在农业上，县委带领干部和农民群众又用引黄灌淤，稻改，再改造22万亩沙荒、盐碱为时代可耕的良田，开通了历史上没有开通的排涝河道，排涝能力达到50年一遇的标准，根本上消除了“三害”，实现了焦裕禄同志的遗愿。在此基础上，以每年500眼的进度大搞井泉建设，结合打井，平整土地35万亩，至76年底，共建成45万亩井河双保险，机电双配套的稳产高产田，全县230多个大队，每队都拥有2台大型拖拉机，实现了耕作机械化。兰考这个吃粮靠返销的老缺粮县已能向国家提供3000万斤余粮，100万斤油料，80万斤皮棉的余粮县了。　　在工业建设上，张钦礼在第一次主持工作时兴建5座大厂的基础上，再建5座国营大厂，50多座社、队集体工厂，所生产的砖瓦机、变压器、电动机、潜水泵、深井泵、四轮拖拉机均为省内外的领先产品，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是香港的枪手货，供不应求。企业的发展促使财政好转，至76年，兰考已达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我们是文革中随同张钦礼的受害者，也是与张钦礼一起白手起家，发展兰考经济的实干者，期间所流的汗、操的心、作的难，至今想起还禁不住浑身打颤，老泪不止。　　十年文革中，张钦礼是否有可能，有本事在兰考组织一个反党的帮派体系，他本人是否够得上“四人帮”的成员，甚至在粉碎“四人帮”的前一分钟他是否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至今没有人能做出理性的回答。但是，在1977——1978年的清查运动中，张钦礼却作为“四人帮”在兰考的骨干而锒铛入狱，判处重刑；张钦礼主持工作是的各级领导成员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而一道被“粉碎”。　　1977年11月13日，张钦礼突然被免职审查，兰考同时暂划商丘地区管辖，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在周化民的直接操控下，兰考的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文革以来的第三次大换班。凡是文革初期发表过批判周化民否定焦裕禄事迹言行，参加过或支持过“卫焦”群众组织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论错误大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免职，一律作为清查对象，纵横扫荡，不留出路。凡是加入过“卫东林焦”组织，整过张钦礼及其支持者的人，不论有无劣迹，不论能力如何，统统破格提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　　进入县委和科局等重要领导岗位的少数“卫东林焦”的大将们，天良丧尽，恩将仇报，利用手中的清查大权，对张钦礼和文革中被他们两次迫害过的同事和下级实施了置于死地的第三次迫害。　　他们高叫免职不是处分，却在“免职理由”的表格中都填有让人不寒而栗的大小罪名，不给本人见面，不让别人知道，偷偷装入档案，让被免干部万劫不复。　　同在文革十年之中，张钦礼被第二次迫害，由他们执政时的71年、72年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不算是“双突”，张钦礼主持工作的八年中发展的党员，提拔的干部都算“双突”，同是“张钦礼的双突”，文革初期曾是“卫东林焦”成员，党籍保留，职务不动，其余全部取消党员资格，重新审查干部资格。　　开除党籍和取消党员资格，公然践踏党章。不开支部大会讨论不让本人知道，某个清查组成员一说就算。少数被处理的党员有个文字通知，多数被处理的党员连个口头通知也没有，按兰考的土话说，叫“面子”。　　干部籍，工人籍的开除也很随便。似乎各级清查组的成员，人人手中都有对清查对象生杀予夺，便宜行事的尚方宝剑，说开除谁就开除谁。科局长开除科局长，开除职工，干部，一说就算，过后让县委补办手续，无不照准。被开除公职的干部，工人随处可见，难以统计出精确数字。　　1978年11月，河南省委决定以反革命罪逮捕张钦礼后，省政法机关到兰考具体事实时，才发现兰考所整材料中所指控的犯罪是由是张钦礼办的好事，把性质搞颠倒了。但还是抢在刑法生效的前夕，把案子压给商丘地区中级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强行判处张钦礼13年徒刑。　　紧随张钦礼被捕，被判，兰考的“清查对象”中有50多人被捕，搭乘河南省突击判刑的快车于79年12月以形形色色的刑事罪名通通判刑。　　伴随着派性清查，经济上也实行了派性绞杀。凡被清查对象的干部、职工、农民，本人及亲属、子女，在调整工资、评定职称，当兵、招工、升学各方面无不受到限制和刁难，物质生活与“动力”们相比，势若霄壤，情逾冰炭，再现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悬殊世态。　　如果说，一派升天，一派坐监，是河南省清查后果的写照，以坏人升天好人坐监来概括兰考的清查，则更为确切。　　当“清查”的尘埃落定，再没第二个周恩来为张钦礼主持公道，取得最后胜利的周化民及其支持的派头头们还干什么呢？他们首先重操1966年“揪穆青”、“揪扒手”战斗队的旧业，冠冕堂皇地以兰考县委的名义，赴省、进京，多方活动，并下达县委红头文件，指责报道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报道不实，企图让中央权威部门和人物表态把长篇通讯作废；还数次当面逼迫穆青承认采写中听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的谎言，声明重写。直至2005年，他们还借无耻文人任彦芳之笔，在北京的“百年潮”杂志上声称，1966年就发现长篇通讯的失真之处有20多条。试问，一篇通讯竟至少有20多处失真，还是个文章吗？通讯所报道的任务还有多少可信之处？他们40年不改地推翻一个活活为人民累死的英雄人物，能称得上好人吗？　　在他们把持和间接操控兰考大权的30年来，兰考的60多座大小工厂吃干卖净，荡然无存，引黄河道淤塞，设施破坏，再没有改造过巴掌大的一片土地，排涝河道堵塞，机井多已废弃，已改造过的土地三害重起，有旱涝保收成为“望天收田”，现在兰考已跨入向中央要饭吃的白贫县行列。　　三、 中央所划“两案”禁区，是无根据的政治误区　　我们从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处分之日起，就基于对党的信任，没间断地向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申诉，仅向党中央写的申诉信，个人的和联名的，加起来不止上千封。　　从千百人次的上访经历中，我们深感从北京到河南的各级党政机关中，不乏公正人士，他们在接访中，对我们这些显系违法、违纪处理的案件表示了很大同情，甚至抖着处理文件气愤地说：这些处理决定简直是笑语！但最后却又无奈地告知：中央不开口，谁也不敢动。　　难道对于“清查”中的大量冤假错案，是中央划了禁区，不让解决？由于身处底层，无缘找到文字根据，只能怀疑，不能认定。但是，为什么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有权力解决，也表示应该解决，却又拖了一年又一年不付诸行动，又很令人费解。尤其是2006年5月河南三级法院大接访活动中，河南高法的接待官员曾对二百多名前往的“两案”人员批示，在1——3个月内立案重审，给予实事求是的解决。但是同年8月，3个月过去了，却又推翻承诺，宣布对“两案”实行不受理，不解决，不解释的三不原则。不受理、不解决总应该有个原因，为什么不能给予解释？堂堂的高级法院在访民面前为什么竟论起堆来了？　　2007年3月20日，开封市政法委的领导同志，在听取了兰考、杞县的“两案”访民代表汇报后，也表示深切同情，并答复可以适当地解决一下生活问题。但到4月突然一反常态，见都不见了。拖至7月，我们第八次找他们讨说法，一个政法委副书记只好在电话中解释：上边没有明确态度，我们不好办，见了你们无言以对，只好躲避。并在无奈之下，让办公人员向我们出示了2001年7月1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审慎处理“两案”人员申诉的通知》。　　仔细琢磨中纪委2001年12号文件，才真正弄清，到21世纪初，中央还在给涉及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所谓“两案”划着禁区。　　纸是包不住火的。对照兰考和河南的实际情况，中纪委2001年的“通知”，首先颠倒了“清查”中的基本历史状况。　　其一、河南的清查，是不折不扣的派性清查，凡是文革初期属于“十大总部”、“河南造总”一派的群众组织头头和支持这一派的干部，不论文革中有多大恶形恶状，都是清查“动力”；凡事“二七”、“八二四”一派的头头和成员，以及支持这一派或被认为支持这一派的干部，不论错误大小，都在清查之列，全部给予程度不同的随心所欲的处分，哪里是“通知”所说“对被清查的人员82%都未给予处分”？　　其二、对所有被审查人员，不是依法依纪，核准事实、准确定性，更不去严格区分两案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完全是派性报复，残酷迫害。开除和取消党籍，不开党员会，不让本人知道，偷偷除名；开除公职，不指出错误，不让本人申辩，同级可以开除同级，口头一说就算；逮捕判刑，肆意捏造罪名，故意指鹿为马，混淆罪与非罪，强扭人以罪。他们于1979年12月搞的公然践踏法律的“突击判刑”，曾遭到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的严厉批评。就连“突击判刑”的决策人赵文莆也不得不承认，此时的许多判刑案件“材料有水分，定性没高准”。不知中纪委“通知”中所说“对涉案人员的处理，反复进行了讨论平衡，要求从宽、从缓，留有余地”，根据何在？　　其三、“通知”又说：【中发】（1982）9号文件下发后，全国对判刑和开除党籍的案件，又进行了必要的复查（复议），适时纠正了一些处理偏重的案件。事实是，河南根本就没有传达过中央（82）年9号文件，更别提贯彻。兰考有几个干部传阅了中央这个文件，就酿成80多人被隔离审查50多天，4人被判三年以上徒刑的悲剧。所谓“复查”、“纠偏”又从何说起？　　其四、“通知”说，“两案”审理结束以来，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能服法认错，改过自新，但也有少数人，拒不认识错误，不断鸣冤叫屈，企图翻案。这是官僚们的猜测，又是不负责任的指责。物不平则倾，人不平则鸣。绝大多数被处理的“两案”人员，并没等到“两案”审理结束，就基于对党的信任，向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申诉、上访了。只到2007年1月，河南高法的官员还坦诚：“你们这些案件是依法判决的吗？都是他们做决定，让我们法院办手续。”审判不公，处理错误，依法上诉维权，怎么能叫拒不认错、企图翻案呢？　　“通知”基于上述的错误判断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进而做出了继续对“两案”不搞复查的错误禁令，再次封杀了被称为“两案”人员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依法上访维权之路。　　回顾文革的历史真貌，中央领导人能把清查中处理的河南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也称为“两案人员”，当成不共戴天的敌对示例，则更是令人痛惜和缺乏常识的政治误区。　　当年，文革是毛主席发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开展的，亿万人民群众和各级干部，都怀着紧跟党中央、毛主席继续革命，反修防修，使社会主义祖国永不变色的愿望参加这场运动的，可谓不忠不跟、不跟不忠，其心可嘉，其情可悯。任何属于中央峰层的领导人应该为我党有这样伟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不应当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视为愚氓而切齿痛恨。　　后来，中央先后宣布，出了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这是连省部级的高官都事前难以知晓的事情，遑论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以，尽管因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分歧而形成了不同观点和派别的群众组织，但不存在一派在造反起家、紧跟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和“两案人员”，另一派则是抵制文革的先知先觉，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政治精英。鉴于这种客观实际，在总结评价文革，论及人物得失时，理应站到党性和党的原则的高度，站到促进党的队伍、干部队伍和人民群众坚强团结的高度。应当看到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热心为人民服务并为之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毕竟是绝大多数，对这些人，不管文革初期参加或支持过哪一个派别，都应当加以爱护和不分亲疏的量才使用。除敌对分子外，因觉悟不高，品行不端，而在文革中犯下不同错误的人毕竟是少数，主要地还应以教育为主，即使应当处罚，也应考虑当时背景，从宽议处。　　可惜，清查期间，不知是何原因，中央没能遏制长达四五年的一派整另一派的势头，造成一派升天，一派坐监的格局，酿成了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冤假错案，党的队伍、干部队伍、人民群众之间最为严重的分裂局面，中华民族肌体的最为严重的内伤。　　更为可惜的是，大错既已酿成，理应尽快纠正，我们党也历来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规矩。但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一直坚持二十多年不纠，直至2001年的中央还让这种内伤继续下去。我们真不知道，中纪委对“两案”重划禁区，是为领导人的错误遮丑，还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直到2007年1月，河南高法官员，2007年5月开封政法委的官员，在解释为何对“两案”实行三不原则时，还有你们造反派站错队了的说法，负面效应多么触目惊心。　　再说，“两案”人员也是中国的公民，还有为数甚多的中共党员，偏偏对他们这一层人的申诉划上禁区，列入另类，不让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去处理，岂不是公然践踏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条款，党员在党章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党的纪律？　　四、 切盼中央诚实面对历史，取消“两案”禁区　　痛定思痛，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为了埋怨哪些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苛求人们不犯错误，没有失误。为此，我们谨向中央就解决我们30年的不公正陈述下列诉求和想法：　　(一) 希望中央常委同志诚实面对历史，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气概，不承认任何冤案为合法，对于确是搞错了的，应当勇敢地说不，勇敢地为受屈者主持公道取消对所谓“两案”的禁区，一视同仁地依法、依纪对待清查中遭受错误处理人员的申诉和上访。　　(二) 我们不停地直接向中央申诉，是因为我们明白解决冤枉的症结在中央，更是相信中央仍然是广大忠诚的中共党员的最高领导机关。如果中央有谁宣布不叫中共中央了或声明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没有共同之处了，我们自认挨整活该，连儿孙都不会向你们喊一句冤枉。　　(三) 我们只要求依法依纪重新审查对我们的错误处理，给个公道的结论，绝不计较和追究制造不公的相关人员的责任，引起大小“动力”们的不舒服，不安心。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一些参与多次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为了自己的面子而不惜继续牺牲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和他人的政治生命、生存权利，出口“给他们平反了，不就等于我们错了”的浑话，向中央施压，就毕露无疑地说明他们是蛇蝎不如的小人。如果迁就这些人的病态的情绪，继续划“两案”禁区，将是何等残忍的现实！以不公求安定、和谐，岂非南辕北辙？　　(四) 纵观我们兰考这一底层人群，当年不论能力大小，奉献厚薄，基本上是尽心尽力，不谋私利的人，“清查”中尽管被吹毛求疵，过筛过罗，却没能指出那个人涉嫌一分钱的手脚不干净的问题。现在老了，几十年的困苦都过来了，对个人钱财多少看得更加淡薄。即使得到公正，还活着的人能领取一点养老金，也领不几年了，不过是别人盛宴后的一杯残羹，多少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攀比那些次次都长级，一次调几级的“清查功臣”。现在的兰考，每年至少伸手向中央财政要上亿元的吃饭钱，国家也不宽裕，不给也罢，能自给的还自给，不能自给靠儿女，没儿女靠亲戚朋友，没人会感到不平衡。如此，中央就不会因主持公道而带来经济上的困扰。　　披肝沥胆，笔楮难穷，深望中央明察。
    　　 兰考县1978—1980年的清查中部分受害人员　　杨捍东 朱广启 和新民 周付建 程道敬 刘崇汉 王世忠 陶云彬 陶建国　　胡安民 赵新侦 黄中光 张景迁 孙玉珍 孙聚群 王传友 郑子顺 曲雅习　　王道臣 曾照泉 李志新 张慕凡 许清刚 肖光绪 曹少林 王善庆 许建全　　张世堂 张泽山 王学思 郭志荣 杨立志 郑家坤 蔡尚书 张自修 任福信　　 敬上 2007年8月20日 　　注：1、签名中已故去者(已标注下划线)，由其家属或子女代签;　　    2、联系人杨捍东，住兰考县西关农场　　 电话：0378-3300772
    
    《坎坷十年》  作者：陈红兵      
    我在七十年代一书作者群中算是一个另类。没有我这个另类，七十年代一书就无法组成真实的完整的篇章，就只能永远是一部分人的边缘的记忆，充其量不过是被拆掉的旧窗玻璃碎片的骄傲的闪光。那旧窗连同破碎的玻璃虽然又被装起来使用了，但那旧窗的旧，和玻璃的破碎，却只能永远的“旧”和“破碎”下去。无法让后人了解七十年代的全貌。　    七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延续，是在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结束、中共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看着九大主席台上赫然坐着陈永贵、王进喜、孙玉国等代表人物，工人农民心里想的估计和精英们会有很大差距；李凌先生说，“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这话很经典，但他只是说出了一种趋向。如果我说七十年代是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大概也很少有人反对。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同斯诺谈话中就说：“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毛泽东文集》8卷第396-413页）所有人都在思考，所有人都是在围绕着这个大背景思考。不管你当时是否认识到，不管你自觉还是不自觉，也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我是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化革命中是学校造反派头头，1967年先后被选为开封师院革委会主任、河南省革委会常委。六七年底分配留校，六八年底再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七十年代开始的时候，我又被分配到河南原阳县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在农村教学一年；批林整风后当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三年；毛泽东逝世后，七十年代最后四年在隔离审查、被大规模批斗、被登报逮捕、被判20年重刑投入监狱中度过。　
    我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父亲是清洁工人，洛阳市劳动模范；文革前我是河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委员，学习也在前列。说造反派出身不好、不好好学习工作，对党不满、有野心，在我身上找不到根据。文革前我由于长期担任学生干部，才对当时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了解较深，感到好多不正常，所以我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那一点点肤浅的觉悟，后来斗争发展到那么深刻的程度，却也是我初始没有想到的。虽然我在文化革命中遭遇的苦难比任何人都多，但从来没有对自己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后悔、怀疑和动摇。因为有一个基本认识支撑着我：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工人阶级广大人民的解放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文化大革命是符合这个历史潮流的；我认同毛泽东的人民之心！我的这个认识对不对，让别人评价。我只是说出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农村插队和当“官”　　    1970年初我在太康县解放军农场锻炼一年后，又被分配到新乡地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还主动放弃原分配方案，要求到最艰苦的、河南有名的贫困县——原阳县农村插队。插队的村子名唤下马头，早先大概是黄河岸边的一个码头，因为黄河不断滚道，逐渐南移，这里就成了村落，日久天长，“码头”也叫成了“马头”，当时归福宁集公社管辖。我住在十一生产队两间泥坯草房的落分（记工分）屋里，生产队会计把一半的空间打扫干净，摆一张床，摆一张旧桌，就算是安下了家，每天和社员一起出工收工，在庄稼地里忙活，在群众家里吃饭、拉家常，给五保户困难户担水，学犁地等农活，对农民生活加深了了解。
    下马头大队属中等偏上的大队。大队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一台天津铁牛55轮胎式拖拉机，一个小砖窑。各生产队有自己的菜园，农民生活虽不富裕，但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不去，军烈属、五保户都得到照顾。农村基层造反派很少，当时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八二四造反派之后，原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一句话：“贫下中农都是造反派”，稳定了农村局势（但可惜这位优秀的地委书记八十年代被打成反革命抱恨去世）。但农民心有不平敢于说话、敢于向干部提意见，大队干部谨谨慎慎，关乎大家利益的事情常开会向群众说清楚。这些还是同文化革命前有了很大不同。农村干部学大寨积极性很高，平整土地、打机井抓得很紧。农村买拖拉机和城市比便宜很多，打机井国家出资为主，农民出力为主，群众对党的农村政策很满意。打机井时我和年轻农民四人抬一个六百多斤的水泥机井筒，一手拄杖或者抓住旁边人的肩膀，喊着号子，把机井筒送到井边。夏天麦收打场是农民最高兴的日子，我也向农民学会单胳膊把五斗麦子布袋放上肩膀的本领。一般农民勤劳朴实，很善良，对待下放锻炼的干部学生，对待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过而下放到农村的人，从不歧视。不管上面说这个人如何坏，他们从来都有自己心里的评判标准。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使我从内心里认他们为朋友。
    后来我女朋友毕业了，她放弃直接分配工作的机会要求和我一起插队。我们到福宁集公社登记结婚，生产队把落分屋用砖墙隔开，经我爱人一整理，半间草屋的新房竟然光彩四射，令人惊讶。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女人的伟大、爱情的温馨！我们一起住进新房的那天晚上，各生产队插队的大学生和乡亲们挤满一院子，笑着嚷着。我们两个向大家三鞠躬，唱一首革命歌曲，撒了喜糖，就算举行了婚礼。村里的大婶大嫂过来教我爱人学做饭，我们婚后一起参加劳动，日子很香甜，没有八十年代精英那种天下苦痛集于一身的、仿佛耶稣受难的感觉，也从来不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那样的话。不到劳动者中间，怎样了解他们的需要，不了解他们的需要，怎样为他们服务？共产党不为大多数人服务，难道还叫共产党吗？　
    我爱人怀孕后反应很厉害，经常呕吐，串村卖豆腐的来到门口，她要多买一些，我只让买了二斤。不是没钱，也不是不心疼她，只是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与农民有太大的差距。谁知当天晚上被猫拱开了案板上扣盖豆腐的瓷盆，豆腐糟蹋得一塌糊涂，也没有吃成。妻子眼泪流得哗哗的。后来遇到同学们，她常常用这件事诉我的苦。他的女伴也笑着指着我指责说：“极左！极左！快赔礼道歉！”但是七六年以后我被抓进监狱，她因我吃了很多苦而无怨无悔，又对朋友说：“我实在想不出他的坏处。”一直等我十多年，一手把两个孩子养大。　       1970年一打三反和抓五一六运动，不知怎么，又变成了整造反派的运动。学校里军代表掌握了领导权，我的几个战友成了五一六嫌疑，看管他们的是过去对立群众组织的骨干；省委军代表王新把第一书记刘建勋的秘书王书庆也打成“五一六”关进了学习班。我有一次回郑州，看到街上贴的法院布告，开封地区我熟悉的三个人名被打了大红勾枪毙了，其中马九春，虽不是令人喜欢的人物，但绝没有该杀的理由，肯定是冤案。这种恐怖气氛当时确实让我一阵心寒。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用来镇压人民！这是毛泽东1956年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惜，很多领导人没有记取。　
    把学习班变成限制人身自由、搞逼供信的专政手段，是从林彪开始的，一直流毒至今，造成大量冤案，很值得人们思考。后来知道，我的同学被办学习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揭发我这个造反派头头。如果不是林彪事件暴露，在解放军农场已经被“清理阶级队伍”审查过的我，恐怕也难逃又一次厄运。
    关于林彪事件，我是在县里听到中央文件传达的，之后五一六学习班便渐渐撤销。物理系的一个头头在街上与我偶遇，对我没进学习班表示大惑不解。他紧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路边，反复地问：“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真的没进学习班？你这个大鱼真的没进学习班！”看得出，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处于被压制状态中，以致毛泽东亲自出面说“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　
    1972年初我和插队的学生们一起被分配工作，教育局局长和我谈了两句话：“红兵，就是这样了，也别有其他想法了，去农村教学吧！”我被分配到原阳县最边缘的祝楼公社高中教学。临行那天，祝楼派一辆马车前来县城接我们一家。大雪初晴，温暖的阳光笼在厚厚的雪原上，让人体味到，真正的美丽有时是非常简单的。清脆的鞭响，嘚嘚的马蹄声，喜鹊蹬落的雪粉和欢快的叫声，冲破原野的宁静。我和妻子以及执意要送我的长春地质学院学生李旭，摇晃着坐在装着铺盖行李的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倚在妻子的怀里，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忽然在路边沟渠未结冰的水面上掠了一下便腾空而去，是不是叼到小鱼我没有看到，水面上散开的涟漪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赶车的老乡五十多岁，从旧社会过来，对生活很满足，一路上给我们讲一些风土人情、笑话、掌故，大家爽朗地笑着，蜿蜒五十里乡路也不觉得遥远。　　
    祝楼高中是个文革中新建的学校，班级不多，没有设美术课，我爱人改教地理，我则干老本行，教语文。我教《曹刿论战》等古典课文，不看教案和课本，边背诵边讲，甚至还讲与课文注释不同的见解，蒙得学生睁大眼睛听；我重视改作文、帮学生办壁报，循着学生思路和思想，把他们不成文章的作文改成完整文章，思路不清的理顺，让学生从实践中体会写作方法，对学生帮助也很大；我和学生一起参加建校劳动，一起打扫厕所，不摆老师架子，直到现在学生都愿和我保持联系。校长是个没有学历的农村基层干部，踏实为教师服务，任劳任怨，对造反派没有好感。他后来对我说：“听说分来个造反派头头，我心里不安了好多天。来了一接触，不是想象的那回事，人还不错，教学也有本事。你这个造反派我赞成！”　
    1973年3月，我在农村入了党，选拔到中共原阳县委担任县委副书记、兼靳堂公社书记。靳堂公社不大，仅两万人，十多个生产队，社小队小，土地肥瘠不同，有黄河滩地，有背河涝洼盐碱地，有沙地，也有较好的两合土地。因在盐碱地推广种稻，吃饭住房问题不是很大，但公社、大队、小队普遍缺钱，科学种田投资跟不上，制约了发展，集体经济不富裕。用有的生产队长的话来说：“买根鞭稍的钱也发愁！”。我一方面和农民一起学大寨，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方面号召大家发展社队工业和集体副业，自力更生办起个公社机制砖瓦厂。砖窑是动员干部群众打土坯建起来的，50米高的烟囱是请来获嘉县的一个行家带领农民自己建起来的。获嘉这个行家出身不好，又懂建筑又懂翻砂，别人不敢用他，我把他请了来。只有钢筋和砖机是花钱买的，20多门的机制砖瓦窑厂，总共花两万元钱就开始生产。工人宿舍都是利用烂砖自己动手陆续盖起来，不经意间培养出一批建筑工匠，在公社氨水厂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氨水厂高高的烟囱上书写着红色的大字：“走自力更生道路，建社会主义大业！”很振奋人心。我又帮助夹滩大队办起了大型面粉厂，看到好处，其它大队也在酝酿。为了节约资金，氨水厂建设用的石头，是我和干部群众一起从百里之外的新乡潞王坟山上拉回来的。“县委书记拉石头”，在当时并不罕见，但群众却记在心里，一直传说到今天；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寒风凛冽的十一月份，县里组织引黄渠清淤会战，我也和群众一起挖泥修渠，晚上和群众一样，在黄河滩上铺一层厚厚的麦草豆秸和褥子，盖两个被子，夜里凉凉的霜纷纷落在脸上，这让我认识到，什么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夏天里和社员一起深锄地，渴了喝机井水，肚子咣咣作响……。那时的新干部，大都不脱离劳动；无论职位多高，和群众拿一样的工资；后来河南数千名新干部被判刑，贪污犯罪几乎没有。七六年之后我挨批判，批判的人在大会上说：“我是只批信（指我给刘建勋写的一封表达批评意见的信），不批人。说实话陈红兵来原阳办了很多好事，没办坏事。”　       伟人逝世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人民由衷地感到悲痛。我当时从外地赶回。在公社附近的路上，一位农民正走着忽然蹲在路边抱头痛哭，我赶快停住自行车把他搀起来，他指着哀乐传来的方向说；“不说别的，毛主席这些年把国家治理得多平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对毛主席怀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不容易轻易撼动。工人农民士兵和劳动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被选拔到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任何一个普通群众可以写大字报或者公开批评他的上级，没有哪一个农民或者工人有了重病，因为没钱得不到医治。这是有史以来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翻天覆地的新鲜事，但毛主席领导的国家做到了，人民怎能不热爱他！　
    毛泽东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人民主体思想，和群众结合，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伟大动力，毛泽东指出我国“所有制问题还没有解决”，清醒而意义深远；他实施的用人民权力监督、限制和逐步消灭官僚特权、资本特权，最后消灭一切特权的方案，已在实践中起到遏制腐败的明显效果，要比现代社会用一部分官僚监督另一部分官僚腐败，用所谓“两只手”来遏制资本垄断和社会不公，都先进而有用得多。毛泽东在文化上站在历史的前列，本应该中国的知识界认真研究。邓小平说永远不去掉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胡锦涛说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想是会得到历史的肯定的。　     我被推进地狱　      1976年11月，在停职检查一段时间后，我被押回开封隔离审查。那天开封来了四五个人，开一辆面包车，从柳园渡口坐船过河到开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大木船过黄河，黄河水混不易辨别深浅，船头一位瘦筋筋但结实果断的老艄公，眼睛盯着水面，抖动着胡子的嘴里发出坚定的声音：“进一！”“进三！”……，船尾的摇橹人倒是神色沉稳，两边船帮上，几个年轻人手执长篙，高声吆喝着，前后走动，不断同时把长篙插进水里，用力给船行输入动力。这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国家进步的譬喻：方向、动力、团结！我记得当时曽哼了几首古诗，记录下心中的感慨，后来偷偷写成文字，只是辗转中遗失了。然而祖国这只大船今后如何前行，那时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失去了自由，并没有说话的地方！船抵开封上岸，押送我的人掏出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大概是庆祝他们的胜利，我也很快从这一情节中读出其中隐藏的险恶：还没有审查，他们就已把我看成了敌人！　　      
    就在那天晚上，我被送到开封高压阀门厂一个弃用的仓库的小屋里，被厂保卫科的人看管了起来。此后又转移到空分厂氮气车间、空分厂澡堂楼上、空分厂技校操场小屋。十个工人轮流值班看管我一个人，房间里换上低压灯泡，烧开水电炉也是低压的，那大概是在防范我自杀；气氛搞得很紧张。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自杀，因为我一点也没有精神崩溃的感觉。隔离审查中我确实认真读当时的批判文章，希望能使我看到自身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一篇有说服力的、不自相矛盾的文章。　　      隔离初期是查我和四人帮的牵连，但查来查去，除了我写给刘建勋的批评信之外，也没有查到其它实质性问题，拉我到全市各系统参加了十八场批判大会，也没有突破性进展。1978年上半年，市委审查组很少来问，对我的看管也松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到操场跑步，看守的工人继续呼呼大睡。有一天，我忽然看到妻子在操场铁门外向我张望。我快步跑过去，铁门也并没有关，但妻子摆手不让我出去，说：“你继续跑步吧，我就是想看一看你！”……。　     1978年7月邓小平批评郑州大学揭批查有阻力，刘建勋应声下台，全省又掀高潮，我也被转移到开封煙厂严加看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我被宣布逮捕，戴上手铐，塞进一辆北京吉普，左右两人押送，沿着郑汴大道从开封向郑州驶去。起初我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辆吉普车尾随着，中途偶尔向后边一望，才发现那雪亮的车灯、颠簸的车身和车前侧飘飘的红绸带。我在心里笑了一笑，猜着里面可能坐着我们的战友、兰考著名县委书记张钦礼。到了省看守所正给我办手续的时候，又听见有人进来问，党言川到了没有？给我办手续的看守小声回答，已经关进号（监房）里了。这我才知道，当夜河南革命造反派的三大著名头头同时被逮捕。党言川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学生头头，我是开封八二四的学生头头，张钦礼是兰考卫焦的头头。河南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派——河南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开封左司、兰考卫东林焦的头头一个没抓，并且这时大都成了整我们的掌权者。　　      文化革命前，我对于监狱的了解是从小说里得到的，写的也都是国民党的监狱。特别是小说《红岩》里描写的监狱，白公馆、渣滓洞，水牢、地下室，给我的印象格外深刻。所以一九六七年文革二月逆流中，我第一次被抓进开封市看守所的时候，一看不是地下室就觉得比小说里写的要好多了，只是卫生条件太差，使我生了满身虱子，戴着手铐的手一抓就是一两个；这次被抓来省看守所，感觉清洁程度比开封市看守所好了许多。虽然我知道斗争又升了一级，但愤怒在我在逮捕证上签字之后就已经转归于平静了——在逮捕之前，我认为是党在审查自己，审查一个党员；看到逮捕证时，我知道眼前的这些人根本不讲理了，已经不实事求是了，不再抱任何幻想，知道这是一次严酷的斗争，比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那次更为严酷；既来之则安之，問题反而变得简单。心里竟然漾着一种并不十分明白的乐观情绪，心情并不沉重，甚至没有什麽失落感。看守把我的裤带和鞋带抽去，给我编了一个号码——010，告诉我以后提审叫010就是叫我，然后把我送进一个监房，随着一阵咚-嘁里夸啦-咔嗒的熟练的关门声，我就成了河南省看守所的一个在押人犯，代号010。　      省看守所原名省直监狱，座落在郑州市纬四路十号。省直监狱可能是在国民党监狱的基础上整修而成的，保留着那时的八卦布局，犯人在筒子里分不清东西南北。解放后这里主要关押国民党战犯和全省重大案犯，五九年以后国民党战犯分批放完，这里就逐渐冷清起来，只有延安时期中共保卫局长、解放后中共开封市委第一任书记戴季英还关在这里。他吃小灶，可以自由活动，并没判刑，是吴芝圃五十年代把他抓起来的。我们进来不久，他就被释放。从此，省看守所关押的人犯，共一百零五人，除少数过路号（临时羁押的外地犯人）和几个刑期很短的犯人外，九十多人都是造反派干部。当时郑州八科（郑州市看守所）和各地市县看守所，人满为患，也以我们这班运动犯为多。　      我所在的监号，大约不到十平米，进门是一条横的、宽约一米的通道，通道一端放着茅桶。通道里面便是半米高的一条通铺，连我一共六个人就挤在这三米多长的通铺上，白天坐，晚上睡。享受每人一平米多的、被严格限制的“自由”。　      
    几天之后，看守给我送来一份河南日报，证实了我的猜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日报头版右下以重要新闻的规格赫然登载一篇消息：“中共河南省委决定 依法惩办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全文如下：　      本报消息 为了深入开展“一批双打”斗争，坚决打击“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将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清除出党，依法惩办；将反革命分子张钦礼，开除党籍，依法惩办。公安机关已将三犯依法逮捕。　　     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残酷迫害老干部，疯狂镇压群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　　     原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包庇纵容坏人，反党乱军，大搞打砸抢，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群众，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依法逮捕反革命分子党言川、陈红兵、张钦礼，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当地党委正放手发动群众对三犯的反革命罪行深入进行批判斗争。　　      决定中“罪恶昭著，不加惩办不足以平民愤”和“罪恶累累，民愤极大”这些话都是过去死刑判决书里才会出现的套话，其意已经十分明显。但罪状不实就没有震慑力。比如张钦礼“擅自扒堤决口，使群众遭受严重损失”，我一看就知道是颠倒黑白。张钦礼继承焦裕禄遗志，带领群众引黄灌淤，使二十多万亩盐碱沙荒地变成良田，彻底改变兰考面貌。这怎么变成了罪过呢？后来他出狱后去世，十万兰考人民自发为他送葬，民心苍天可鉴。我们后来都没有按反革命罪判刑，也说明河南省委这个决定给我们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错误的。后来我了解到，正是从这时开始，凡是曾经支持过造反派的干部，包括刘建勋纪登奎，无一幸免成了被清查的对象；工厂里直到班组长，农村里直到生产队长，全省达一百万人。　　      在看守所里就三件事：提审、放茅（放风）、打发时光。提审包含两个内容，一是说清楚自己的问题，二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让“揭”别人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的，光明磊落，不是阴谋活动，至今仍是全世界政治最公开透明的时期，一切都在明处；我们只是按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指示领会精神，揭发什么？不揭发就说你态度不好。有一天半夜里把我提出去，说是省委常委会议在等我的揭发材料，一个问题是刘建勋支持攻打开封化肥厂的武斗，另一个问题是纪登奎派专列送我和八二四的群众回开封武斗。攻打化肥厂的武斗就没有发生过，开封化肥厂“左司”武斗据点是空十三师师长王洪智派人打入内部做工作和平解放的。为此江青还称赞王洪智是“杨子荣式的人物”。刘建勋从来都不支持攻打化肥厂，我们也较早批判“向凡尔赛进军”、“武装保卫开封”的极左口号，制止了攻打化肥厂的思潮，这些在开封人所共知。纪登奎派专列，他当时就没有那样的权利。解释后他们让我马上写成材料。当夜又提审一次，声色俱厉的对我说：“省委常委对你的材料很不满意！”让我再回忆揭发。不满意就不满意吧，那是事实！后来我也没再写，他们也没再问。　　      有一天，我们监房里关进一个过路号，十七八岁，一坐到床上就唱起了《狱中之歌》：“铁门呀铁锁呀铁锁链……”。唱着唱着，他忽然侧过脸问我们：“你们都是因为啥事儿进来的？偷了？抢了？X了？”我们回答都不是，他仰头一笑，连连摇头说：“不值，不值，不值！”然后继续哼他的歌。　       1979年10月，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希正等四名工人首先被判刑。他们的问题68年已经由军管会判过刑，刑满已释放，这次以帮派体系包庇为名，同样问题再抓加判两年。他们不服，上诉到最高法，结果裁定再判无效，立即释放。最高法依法办事被河南从反面理解为“教训 ”。他们为了规避最高法的二审权力，同时避开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赵文甫通知全省将我们的一审权限层递下降，比如我们本应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一审；本应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一审，把终审权牢牢掌握在当地和本省，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　　      河南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五八年搞浮夸风共产风命令主义歪风，给河南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当时赵文甫是吴芝圃的黑高参。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理所当然地批判了他们，赵文甫一上台就大搞报复 ，根本就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就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实施前的一个月时间里，把数千人的案件突击判完。不公开审判，不出示证据，不允许辩护，在新刑法正式生效前运用新刑法的罪名入人于罪，判决书只说依法却不说依据什么法哪个条款。据当时省委领导人公布，全省开除党籍十万零六千人，判刑2700人，实际比这更多，开创了建国以来的冤案之最。 　　      看守所里后来让送书，不知是不是《收获》杂志上，登载的两篇小说，给我思想影响很大。一篇是《罗曼亲王》，一篇是记不起名字的南斯拉夫的小说。《罗曼亲王》说的是一位王室贵族支持农民起义失败后受审的故事。他的妹妹买通法官，约定：只要在下次开庭审判时，罗曼亲王承认自己支持农民起义是受了坏人的蛊惑，就可以宣布无罪释放。妹妹将这一切转告给罗曼亲王。开庭这天，法官问道：你身为亲王，支持农民暴动，是不是受了坏人的蛊惑？罗曼亲王高声回答：“不，这完全出于我的自愿！”结果罗曼亲王被判流放。期满后靠妹妹接济生活，他还是经常把妹妹接济的钱散给周围的穷苦农民。南斯拉夫那篇小说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兵在树林里捉住一名南斯拉夫一腿受伤的战士，他们让战士面向大树要枪毙他，但战士勇敢转过身来面对着德国人。几次把他转过去，他又一条腿跳着转过来，表现出不惧死亡的英雄气概。这两篇小说极大鼓舞着我的信念和勇气。当我的《起诉书》发下来的时候，全号看过的难友都屏紧了呼吸，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因为起诉书把开封所有的武斗死伤的责任都堆到我一人身上，不了解实情的人看了自然会为我的生命担忧。但我清楚自己是无辜的，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当晚照旧倒头便呼呼大睡，给狱友留下深刻印象。　       12月26日，我接到对我的判决书（1979汴法刑字第365号）——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决书写了长长的四页，而且指控我“拒不认罪”。我怎么认罪呢？比如指控我1967年7月指挥人民会场武斗，武斗引起与八二四无关，我们一些人去解救二七被围人员，也不是我派的，唯一“根据”是说我“派周兵向黄泽生传达命令，向人民会场发动总攻”。但同是开封中法下达的、黄泽生的判决书中却根本未提我向他传达命令的事。这说明开封市中法本来就知道我是冤枉的，但照样判决。我当时签了反对意见，并写了上诉书。后来省高法裁定维持原判。1980年初省高法院长丁石到河南省第三监狱接见我，他说：“我们并不是非要判你们这些学生，关键是你态度不好，你要向***学习。”仅仅态度不好，不该判刑也要判吗？但那时向谁讲理呀。　      判决书下达后，看守所安排一次与家属见面。看到多年未见的妻子，想着她这些年因为我所承担的压力和苦痛，忍不住热泪滂沱。我说：“这一次年数长，不是一年两年，不要再等我了，该走了……”妻子反倒很镇定，她说：“快别说这些！原来传说你要杀头，或者判无期，现在判二十年，总算有盼头，我等你！你不要流泪，我都不流泪你流啥泪！”　　
    七十年代结束后，我被送到禹县河南省第三监狱——中国夏朝第一个监狱“钧台”遗址所在地，在四围大墙中度过了整整十年，那是我的八十年代！
    文章发于《今天》杂志第93期“七十年代专辑”
    
    2008年1月11日初稿
    2011年10月1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