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壹、本节概述
一、革命造反派批判省委执行反动路线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在甘肃境内，以大中学校和铁路系统职工为先导；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随处可见。
从中旬开始，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等大专院校，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5月20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文化革命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甘肃省委工作组进驻兰州大学。
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兰州大学学生贴大字报，围绕校党委展开辩论，
省委工作组支一派、压一派，被压一派不服，双方到大礼堂辩论，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直到下午六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解了围。同学不服，
当晚，有不少学生给中央打电报反映情况，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长，省委怕学生上街，作了防范，并连夜组成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起草《文告》，
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省委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反复广播省委《6.8文告》，凡是6月7日在礼堂主席台发言、递条子准备发言不跟省委工作组走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凡是给中央打电报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并发动群众互相揭发，凡有反工作组言论的，一律定为反革命，形成白色恐怖。
工作团进校开始组建前文革，开始叫领导小组，后来改称兰州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各系、处、室建立相应组织。
一九六六年六月，省委曾三次反省委兰大工作团的右倾，每反一次右倾，兰州大学就掀起一次斗争高潮，
6月17日夜，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
一次在大操场揪斗70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校长江隆基就是这天被拉出来批斗的，有人揪头发，把鞋都跑丢了。
这天，图书馆、体育教研室在操场斗争了刘佛吾、满达人、靖钦恕等三个人。操场人很多，场面失控，有人高喊把满达人拉上来，当把刘佛吾从桌子上拉下来，把满达人拉上去之时，被图书馆、体育教研室以外的人朝刘佛吾肋骨上踢了一脚。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由于省委汪锋、裴孟飞、马继孔支持兰大学生李贵子一派群众组织批判该校校长、党委书记江隆基。
当日下午，江隆基去世。（这事件当时曾轰动全国）
（1978年1月26日甘肃省委为江隆基平反昭雪。）
一九六六年六月，肖泽民在共青团市委中一部分人组织“七·一”战斗队，
八月就反汪锋。这在全国、省、市的青年团里还是少见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革联派冲击铁路局和一些中学，搞打、砸、抢，引起铁路职工不满，到省委静坐、绝食。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为了平息铁路局事件，汪锋呈报中央撤消裴孟飞和马继孔的职。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甘肃省委撤销了省委常务书记裴孟飞、书记处书记马继孔的一切职务。
此后裴孟飞、马继孔被作为"黑帮"受批斗，戴高帽，挂大牌，搞"喷气式"等，裴孟飞死。（文革后平反。）
红联派的铁路职工和学生们仍然不肯罢休，加上北京红卫兵的串联鼓动，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把矛头指向了省委第一书记汪锋。汪锋被红卫兵追得无处藏身，在兰州军区大院东头的六栋房躲过一段。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兰州"造反"群众组织红联派及外地红卫兵在七里河体育场集会，揪斗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制止动乱扩大的五项规定：（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要到外单位贴大字报；（三）不要出宣传车；（四讲要派代表提抗议；（五）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围斗，更要严禁打人。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针对革联派红卫兵横扫"四旧"造成的破坏，省人委批转省文化局《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注意保护文物的报告》，提出，凡属于中央、省级、县级公布的"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要妥善保护，不要使其遭受破坏和损失，省博物馆、县（市）文化馆等事业单位所保存的历史文物或文物展览，目前一律停止开放。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二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及赴兰红卫兵宣布成立"打倒汪锋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十月，成立了“工联”。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甘肃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李友九被兰州铁道学院"造反派"揪到该院批斗。
此后省委和省政府一些领导人被兰州各高等院校进行了轮番批斗。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叶剑英和肖华找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和新疆的王恩茂、左齐到西山去，向他们打招呼说，贺龙是大土匪，是大军阀，国民党曾派人到他那里策反，很坏等等，叫冼恒汉回去以后向张达志传达，叫王、左向郭鹏传达，要他们搞好思想转弯。冼恒汉听后吃了一惊，当即说：“他是土匪军阀是过去的事嘛，红军二、六军团会合时都知道，他不是把策反的人都枪毙了，现在怎么又成问题了？前一段他不是陪同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嘛，到底咋回事嘛？”叶帅和肖华没有理睬他，只是叫他们转好思想弯子。冼恒汉回甘肃后如实向张达志作了传达。
冼恒汉和张达志统一思想后，他们决定不转弯子、不传达、不理睬。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红联派兰州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进占中共甘肃省委机关办公大楼，建立据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
会后，甘肃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通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书记处书记陈曾固停职反省，由胡继宗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增补詹大南、刘昌汉为省委书记处书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甘肃省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部分师生3000余人，组成200多个 "长征队"，徒步前往北京、延安、井冈山、遵义、韶山等地进行"串连"。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兰州军区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军委会议的精神,在军区机关作了动员。军区机关“四大”就正式开始了。
政治部副主任张ＸＸ就带头贴出大字报，说张达志是“三反分子”；冼恒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达志、李书茂是“反党联盟”；张达志、冼恒汉和高维嵩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大字报出来后，得到了机关一部分人的拥护，说张ＸＸ同志站出来了。
在召开常委会时，一部分“群众”和张ＸＸ就一起冲进了会议室，要求改组军区文革的领导，坚决反对由“三反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们把持运动的领导权。在此压力下，军区决定由张ＸＸ接替李虎担任文办主任，王ＸＸ接替高维嵩担任了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从此，王、张就掌握了兰州军区“文革”的领导权，军区党委领导实际陷于半瘫痪状态。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召开军区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有关“运动”如何深入开展的问题。
对冼恒汉和张达志到处是勒令、通知、海报，大会批、小会斗，搞车轮战，要冼恒汉交待同贺龙的关系问题；批判冼恒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造反派们给他们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敲锣游军区大院，压冼恒汉下跪低头认罪，搞喷气式，站在桌子上弯腰，脖子上还挂上一个扩大器等等。由于没日没夜地挨批斗，吃不成饭也睡不成觉，有一次竟一头栽下台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铁路工人群众组织“火车头”成立。
二、革命造反群众组织宣布夺甘肃省委、省政府的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甘肃日报》、《甘肃农民报》被两报社"革命造反委员会"查封。《甘肃农民报》停刊。《甘肃日报》改为只发表新华社电讯稿的《红电讯》。17日，在一派群众组织主持下，《甘肃日报》重新出刊。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发出通知，决定今后"文化大革命"实行分口分级管理。（一）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省委常委主管，文化大革命，生产工作由生产领导小组负责；（二）撤销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省委文化革命接待室及外地师生接待站；（三）撤销农村社教办公室、城市社教办公室及城乡社教委员会；（四）按照工业、农业、文教、大学、财贸、党群政法及综合7个口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分别管理所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兰州34个"造反"群众组织夺取了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
省委、省人委领导机关和办事机构瘫痪。
此后，全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所属机构相继被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高歌猛进》，号召"全面夺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红联的领导权逐步转移到“火车头”手中。
红联开除了肖泽民，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红联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三月，红联又开除了“红战”。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驻甘部队派出大批干部战士，陆续进入全省厂矿、农村、学校，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及军管、军训任务。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共中央3月11日的指示，由甘肃省军区第二政委龙炳初、副司令员张介民、原副省长李培福、王国瑞、冯直等组成"甘肃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负责组织全省生产和日常工作。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兰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驻兰州部队指战员15万人集会游行，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派"。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兰州地区革联与红联两派群众组织在甘肃日报社发生武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兰州铁道学院一群众组织提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的"打倒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解放大西北"的口号（张达志、洗恒汉、杨嘉瑞均为兰州军区主要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兰州地区一部分群众组织冲击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并围攻斗争了办公室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二至五月，在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的支持下， “火车头”一派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不斗汪锋；
开除“七·一”战斗队；
开除“红战”；
把矛头对准军队；
又结合了王世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从“红联"中杀出来，另行组织了“红三司”。
从而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
“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三、中央发出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军委让冼恒汉回到兰州，调出参加地方“支左”，并立即去北京领受“支左”任务，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主席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冼恒汉和张达志也参加了接见。
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并与他们一起照相留念，当周总理把冼恒汉和张达志引向毛主席身边并介绍冼恒汉和张达志经历、“四大”的情况时，毛主席指着我和张达志说：“张、冼是老实人！”
总理先对刚从批斗会场上下来不久的冼恒汉和张达志表示慰问，问他们身体情况怎么样？然后，总理对他们表示坚决的信任。总理说：“你们都是好同志，老实人，过去都对革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这次军队机关‘四大’，受到冲击，受了些委屈，希望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党是信任你们的，毛主席是信任你们的，希望在‘支左’工作中再立新功。”总理又说：“经毛主席批准，由兰州军区负责组织陕、甘、宁、青的‘支左’工作。张达志同志分管军队的工作，冼恒汉同志分管地方的工作，要立即行动起来。现在国家有困难，各地武斗那么严重，工厂都不生产了，造反派不搞联合，需要人民解放军出来做工作。你们要为党分忧，为毛主席分忧。西北是工业重镇，国家有许多大项目在那里，一点差错都不能出，全靠你们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即送林彪同志审阅后再送请主席批示。这个意见经五月十日扩大的碰头会议上通过，大家都认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张达志在这次军区会议上检讨较好，而冼恒汉从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来，态度总是明朗的，故以冼主持军管会，张主持大军区工作，妥否，请主席批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关于甘肃省军区支援甘肃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现对甘肃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甘肃省军区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光荣任务，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二）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同志，以军队代表身份参加《甘肃省红色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的工作中，有严重错误。主要是在《红联》处理《七一战斗队》问题上，没有掌握大方向，不做团结工作，轻率地开除了《七一战斗队》，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甘肃省革命左派大联合受到挫折。在处理这样重大问题上，詹大南同志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时，还竟然错误地进行抵制。这是不能允许的。现在詹大南同志已经检讨了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甘肃省军区广大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很多工作，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三）军队的支左工作，在当地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甘肃省军区的支左工作要服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报告。要严格组织纪律，不得自行其是。
（四）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珍（兰州军区副司令），詹大南同志为副主任。甘肃省军区要全力参加军管工作。甘肃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兰州军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揭露和批判以汪峰为代表的甘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在斗争中壮大左派力量，分化瓦解保守组织，争取教育广大群众，做好革命干部的“亮相”工作，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筹备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取得甘肃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甘肃问题的批示
照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兰州军区党委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的报告
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并中央文革：
（转张达志、冼恒汉同志）
一、兰州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五月八日、九日，“红色长征团”、“工联”等真正的革命左派相继杀出“红联"后，当前已形成以“革联"保守派为一方，以“火车头"、“中南海”等革命群众组织为一方，以“工联”、“长征团”、“七·一”等革命左派组织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的形势仍是大好的形势。兰州文化大革命，由于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破坏及“红联（指）”在二·五夺权后，没有掌握好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终因是属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性质，难以成效。因而造成了“红联"的分裂，使兰州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工联”、“长征团”等革命左派组织杀出“红联”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是革命的行动，是符合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规律的。
二、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甘肃省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认为，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三，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革命领导干部已公开表态支持"红三司”，“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
四、“红三司”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我们认为，应该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火车头”、"“中南海”、“红鹰”等革命群众组织及“革联”的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五、“红三司”定于五月十四日召开大会，发表宣言，革命领导干部讲话，举行盛大规模的游行。他们要求兰州军区表态支持。经军区党委讨论，一致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速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周恩来给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本件已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传观过。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三同志已于十三日回兰州，拟与他们通电话后，如得他们同意，将甘肃军管会改为革委会筹备小组，吸收胡继宗同志参加。
本件另印发给碰头会各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为核心的革命组织，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兰州地区一群众组织又冲击并占据了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办公楼，并静坐至23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在七里河桥发生大规模武斗，约有4万多人参加。
兰州一群众组织从是日至30日冲击甘肃省军区办公大楼，并静坐"绝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同意将原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市委的书记处书记和省、市政府副省、市长以上领导人，统一由兰州军区管理，各"群众组织"若要批斗时，同支左办公室联系"协商安排"。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兰州军区发出第5号通告，要求各群众组织立即停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五月间，冼恒汉和张达志参加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肖华、杨成武在会上又点了杨嘉瑞的名，说：“你们军区有一个叫杨嘉瑞的副司令，这个人是贺龙线上的，是‘贺龙分子’，不能参加支左。”你们给军委写报告，免掉杨嘉瑞的副司令员职务。
接着总政通知军区政治部派人（据说是军区干部部科长李志明去的）去北京领受审查杨嘉瑞的具体指示，杨嘉瑞的审查就是从这样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甘肃军区的少数人和《红联》的一部份人和詹大南到北京。
中央并没有通知詹大南去北京，他们到北京的目的，就是压企图让中央改变五月十四日的四条意见。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二日，中央为了帮助甘肃军区的—些负责同志觉悟过来，彻底改正错误，又通知兰州军区的负责人和甘肃军区的负责人到北京去，同时也通知胡继宗参加"甘肃文革问题座谈会"，座谈会7月22日结束。
甘肃军区的不少人，还是错误的认为中央不了解情况，要向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汇报情况。
康生，关锋，杨成武，在几次听汇报当中，都曾多次指出詹大南的错误，但是不少同志仍然不觉悟。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首长甘肃领导同志
康生说：甘肃犯了错误，道理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分裂，是在一百天之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红三司成立），他们从“二·五”夺权到五月十四日分裂，出现了红三司，这是突然的吗？不是。是掌权以后发生了变化。甘肃二月五日到十日，五天的形势是很好的。为什么会分裂呢？一个是夺权以后把原来的“走资派”当作死老虎不斗争，不批判汪锋了。
康老讲：另一个唯我独尊，不尊重别的组织，对别的组织排挤。二月十日，开除了肖泽民，十八日开除了“七·一”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康生、关锋、杨成武接见了两级军区的负责人，把中央批示的两个文件发给了大家，给大家讲明主席的批示，并一段一段地讲解文件，严格地批评了詹大南。
康老讲，你们在支左工作中，“二·五”夺权到二月底，尤其是詹大南同志开除了肖泽民一些人，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又结合了谁呢？找到了王世泰。你们用电报说王世泰是革命领导干部，要斗争胡继宗，中央没有批，等你们觉悟，你们上了《甘肃日报》了。中央对你们教育实在是耐心哪！那样与中央精神相违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后，参加的人开小会，帮助詹大南进行检查，座谈回去以后怎么办，写出了纪要。并由康生和关锋提出修改意见。进行了修改，讨论。最后报到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中央首长接见甘肃省领导同志
康生还说，汪锋从一九六二年中央就不信任他了，中央没有处理，当时考虑到西北的工作方面震动的很大，那个时间，也考虑了汪锋的书记还当不当？还是想争取他多揭发习中勋的问题。
康生讲：军队的问题解决了，群众工作要做。群众是三方面的啰！三司、红联、革联。要促进三方面大联合，还有很大的问题。你们提出坚决支持三司，团结红联，争取革联，实现这个要求还不容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龙炳初、张忠等二十名负责同志和胡继宗同志，在北京期间，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多次接见，并直接领导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毛主席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大家提高了思想，统一了认识，端正了方向。两级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的分歧已基本解决，对于今后如何把甘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进行了充分讨论。纪要如下：
（一）《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二·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也是正确的。但是，夺权以后詹大南同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在《红联指挥部》工作期间，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没有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汪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组织，开除了《七一战斗队》，排斥《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压制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又开除了《红战》；错误地结合了王世泰，打击了胡继宗同志，并在甘肃日报上大肆宣传；轻率地开除了已结合的领导干部。这就造成了《红联》的分裂，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詹大南同志处理上述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兰州军区，当兰州军区批评、纠正其错误时，还错误地进行抵制。五月，中央、军委听取了张达志、冼恒汉、詹大南、张忠同志的汇报，提出《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四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照办。詹大南同志对“四条"竟然进行抵制，并给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改变“四条”。这次来京，经过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同志谆谆教导，认真学习文件，詹大南同志认识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詹大南同志应向机关、部队和革命群众，做公开检讨，挽回影响。甘肃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
（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是解决甘肃问题的指针，必须认真传达学习和坚决贯彻执行。
（三）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
（四）正确对待三大派群众组织。坚决支持《红三司》；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红联》；积极地、艰苦地说服教育《革联》端正大方向。
（五）高举革命批判的旗帜，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汪锋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大家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以张达志、冼恒汉同志为首的兰州军区党委，在支左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
组成了由军方代表、"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参加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兰州部队组织游行，支持武汉革命群众，反对陈再道。红联派一些人冲击流行的部队。
红联派联合革联派，企图打垮“红三司”。
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兰州地区"群众组织"之间又发生大规模武斗。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召集各派组织商谈制止武斗问题，未能达成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1967.07.29； 中发 ［67］ 229号
呈主席批示
林彪七月二十九日
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
中央认为《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是正确的，可行的。中央同意《纪要》中的六条意见。中央要求两级军区、广大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兰州军区统一领导下，把“三支"“两军"工作进一步做好。甘肃省军区和当地驻军，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照办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示和《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并积极引导群众贯彻执行，坚决反对省市机关和甘肃省军区内个别人抵制中央指示的一切行为。此件连同《纪要》可发至连队和人武部干事。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关于中央转发甘肃纪要的批示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康生等人接见甘肃到会人员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中共中央批转毛主席批准关于兰州军区党委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 （简称 "红三司"）一 事的通知及附件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兰州军区党委办公室关于传达中央关于甘肃问题三个文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冼恒汉回到兰州。
立即召开军区常委会传达中央的精神，成立了“支左”办公室，并决定：
甘肃省的“支左”工作由当时的军区副司令员杨嘉瑞同志负责；
宁夏自治区由军区副司令员康建民同志负责；
陕西省由当时的２１军军长胡炜同志负责；
青海省由刘贤权同志负责。
对中央关于解决甘肃问题的三个文件，各派群众意见不统一，尤其是“革联”的群众，抵触情绪相当大。
当时，街上出现了不少大幅标语，有拥护三个文件的，有反对三个文件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标语直接点名说三个文件是张达志、冼恒汉欺骗中央搞的，要：“打倒张、冼，解放大西北”等。
具体地说就是反对结合胡继宗，提出结合裴孟飞。以及各派在革委会中占有席位名额上的意见不一致，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胡继宗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甘肃问题的有关指示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甘肃省军区发布《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命令》：（一）禁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已进城参加武斗的，由军分区和县、公社人民武装部立即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二）凡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专、县、军分区、人武部要立即查明原因，对策划的主谋者，严加追究；（三）军分区、人武部与当地驻军紧密配合，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农民进城参加武斗。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甘肃日报》发表《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集中力量搞好三秋》的社论。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兰州军区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革命大联合紧急动员大会，号召全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兰州军区支左办公室和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600余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甘肃省学校系统第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兰州一中革命委员会成立。
此后，各学校陆续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许多学校废除了教导处、教研室，取消了班级建制和班主任制度，将师生接班、排、连、营建制编队，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讲用会"等做法。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兰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使用了枪支等武器，致死致伤多人。
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批准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冼恒汉、徐国珍、李书茂、张忠、龙炳初、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及"群众组织"代表9人，共17人组成，冼恒汉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任副组长。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兰州军区、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会见兰州地区第一批成立的50个基层革委会成员，要求革委会成立后，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甘肃工业大学 1966届全体毕业生向全省大专院校毕业生发出倡议：知识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兰州市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已经全部开学，绝大多数学生到校上课，各类中等专业学校也相继开学。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甘肃省第一个县级革委会--临洮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兰州地区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决定由驻甘肃地区各部队抽调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农村去，开展革命大批判，把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兰州地区贫下中农、革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甘肃省完成首次承担的印制50万部《毛泽东选集》任务。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在兰州召开甘肃省基层革命委员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革委会建设的经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兰州地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兰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兰州军区决定对甘肃省各级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全省27个劳改单位也同时实行军管。
一九六七年某月，兰州军区常委讨论王、张案。
冼恒汉参加过两次会议。将此案定性为“篡党反军集团”。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召开兰州地区10万人誓师大会，"迎接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二日，临夏回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甘肃农业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吴金功任主任，王立有(解放军代表)，王莘夫、杨平定(学生代表)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甘肃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兰州军区党委
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中央同意你们一九六八年元月九日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冼恒汉、张达志、徐国珍、李书茂、龙炳初、张忠、铁峰、姚树阴、胡继宗、王国瑞、白学光、朱培屏、赵滔、白明、邱裕民、肖泽民、李宗虎、谢金胜、李荣山、白富贵、于宝亭、赵连壁、李毓及留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空额一名等二十四人为常务委员，并由冼恒汉同志任主任、徐国珍、张忠、胡继宗、邱裕民、肖泽民五同志任付主任。
中央希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与甘肃省的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群众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做好各项工作，把革命委员会建设成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指挥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由105名委员组成。革命委员会包揽党、政、财、文大权，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
是日，兰州25万军民集会，庆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甘肃广大军民热烈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进一步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 把甘肃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五、甘肃省狠抓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兰州市公安局破获了英国间谍乔治·瓦特（英国人）以工程师的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我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报，并大量偷拍禁区照片的间谍案。
同时，还发现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工程师彼德·迪卡特（西德人）也在我国从事间谍情报活动。
15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治 ·瓦特有期徒刑三年。同时宣布把彼德·迪卡特立即驱逐出境。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欢送首批医疗卫生工作队队员去农村进行医疗工作。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甘肃省革委会上报下发常委会议《纪要》，说"以裴孟飞为总头目的刘、邓第二套班子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又出来同我们斗争了。这个斗争由来已久。斗争的实质是谁掌权的问题"。
随后，在兰州地区发起了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的运动。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省革委会召开揭批"反革命政变二套班子"誓师大会，要求各单位"要集中目标，集中火力，狠揭狠批，穷追猛打"。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一日，甘肃省革委会召开兰州地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誓师大会。兰州地区第一批 1200余人参加的"6 . 26＂医疗队分赴农村、牧区。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甘肃省农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白彦博任主任。冯国政(解放军代表)、陈启荣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四月，省级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学习班。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甘肃全省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接着追查"5.6反革命阴谋集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全省审查干部达30多万人，原中共甘肃省委19名常委中有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冼恒汉谈清理阶级队伍
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既要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要注意严格区别以下几种情况：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一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常委会，学习讨论河南省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决定从原省级机关中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人农村，抓革命，促生产，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兰州地区首批"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铁道学院、兰州医学院、甘肃教育学院、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及一些科研单位，领导"斗、批、改"运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日，经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同意，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由105名增加到125名；常委由24名增加到35名;增加王国瑞、朱培屏、谢金胜、李宗虎、李荣山、年继荣、陈建兰、高明芳、单秀为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兰州市首批600余名高、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安家落户。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全省11个专区（州、市）和82个县（市）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甘肃各地普遍建立"五·七干校"，全省先后有1．l万多名干部下放到干校或农村劳动。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民勤、甘谷、庄浪三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甘肃省革委会作出《关于进一步掀起"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的决定》，强调学大寨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必须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向一切阶级敌人展开猛烈进攻。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华社记者报道：
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兰州大批中学毕业生去农村
许多家长坚决支持子女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甘肃省会宁县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有191户，995人分别到 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的消息。"编者按"中还引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随后，甘肃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奔赴农业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热潮。甘肃还"动员"大批职工家属下到农村。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甘肃省革委会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提交关于电影《红河激浪》》的调查报告。
称《红河激浪》是"反党分子习仲勋和张仲良主谋炮制的一株大毒草"，是一部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翻案的反党影片。
（1979年9月30日，中共甘肃省委宣布撤销这个报告，为《红河激浪》平反。）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宣判大会，判处美国间谍特鲁茨·封·汗林德（西德籍）有期徒刑10年。
特鲁茨·封·汗林德于1965年10月来中国后，以" 开箱检验员"、"现场秘书"身分为掩护，窃取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严重地危害了我国安全。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全省卫生工作会议结束。
会议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要求到1970年上半年，原有县以上城市卫生人员（除老弱病残者外）的50％以上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要积极推广合作医疗，到1970年底全省农村达到普及，要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到1970年底每个大队要有2--3名"赤脚医生"。
一九六九年，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并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刘家峡水电站是国家１９６４年投资兴建的，工程进展到关键时刻，文革开始了，由于派性严重，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无法正常指挥生产，当时我们兰州军区派出了军队干部进驻工地，和施工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做群众工作，解决派性问题，使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以及施工工人能够不受社会上的干扰，专心致志加快建设进度，使电站于１９６９年提前发电投入生产。
一九七0年一月十二日，省金属材料公司干部袁自立、胡森成、刘显昭向中央文革写信，反映干部分配中存在的任人唯亲和派性问题。
省革委会以"攻击红色政权，攻击四个面向" 的罪名，把三人打成"反革命告状团"。袁自立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刘显昭自杀，死后又定为"叛党行为，清除出党"。
（1977年11月2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给予彻底平反。）
一九七0年四月四日，甘肃省革委会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和大学生，组成"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第一批2000多人，分别到酒泉、金塔等22个县开展工作。
8月15日，又决定派第二批5000余人，分别进驻敦煌、民乐等22县。
一九七0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酒泉航天基地发射成功。
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冼恒汉、皮定均、胡继宗、徐国珍、张忠、王国瑞、朱培屏、李书茂、龙炳初、胡定发、姚树荫、白明、商进生等13人组成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冼恒汉任组长，皮定均、胡继宗任副组长。
是月皮定均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0年以后，甘肃每年向国家上交利税达十八个亿多，改变了历史上工业产值排名落后的状况。甘肃省的工业排名前进了不少。除了钢铁、发电、冶金、矿产、机械、军工等外，轻工产品也上了一个台阶。毛线、毛料和毛毯，包括利用化工废料制作的氢纶产品在全国来讲也是质量上乘的。还建成了甘肃电视机厂，拥有了黄土高原自己设计生产的电视机，
一九七0年，全省粮食生产达七十三亿斤（１９６９年前，一直徘徊在五十亿斤左右）（１９７５年又超过了百亿大关）。
大部分地区吃粮达到了基本自给，多数老百姓基本能吃饱肚子，离家外出讨饭的人少了。
六、甘肃省的批林整风运动
一九七0年九月，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西北小组会议。
上午是邱会作、曹里怀等人发言，
下午冼恒汉刚到会场，就被叫到毛泽东的住处开会。
会上毛主席严肃批评了陈伯达、李雪峰等人，而后规定三条：１、会议暂停；２、不提揪斗；３、不要再提他当国家主席（大意）。
冼恒汉回来后立即宣布小组会散会，各组长、邓大姐、董老留下，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一九七0年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后，甘肃同全国一样，开始了"批陈（伯达）整风"运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中共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开幕，17日闭幕。
出席会议的代表1098人，代表着全省43万多名党员。
会议通过了洗恒汉代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的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由68名委员和2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
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举冼恒汉为第一书记，皮定均、胡继宗为书记，作出了《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整风的决定》。
大会闭幕后，陆续增补宋平、张忠、年继荣、秦彦章、禹贵民、茅林为书记。
（1972年7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宋平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周恩来半夜给冼恒汉打电话，总理说：“那个经常生病的人跑了，……你立即和张达志同志商量部署一下西北方面的紧急战备。”
第二天，总理又亲自打来电话落实战备情况，他说：“冼恒汉同志，西北地区你要做牵头人呀。”
冼恒汉当即表态：“总理，我不行，还有李瑞山同志他们呢……”
总理说：“你要当仁不让嘛！冼恒汉，你不要太世故呢！”
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
酒泉钢铁公司，这个工程国家投资十二个亿，十年没有建成投产，“文革”期间，周总理很关心这个项目，经常过问。
１９７１年１月，在中央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冼恒汉和皮定均司令员向周总理立下誓言：本年１０月１日不出铁，他俩从高炉上跳下去。
冼恒汉和皮定均点将第十九军副军长郭时胜任建设总指挥，负责该工程的重建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１０月１日酒钢练出了第一炉铁水，开始投入试生产。
以后，经过军、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广大工人群众的进一步努力，终于把酒钢初步建成甘肃的钢铁生产基地。
文化大革命期间，甘肃做到了油井出油，煤矿出煤，钢厂出钢，电站发电，黄河水上山，戈壁旱地产粮，农业增长，粮食翻番，使绝大多数人有饭吃，社会秩序安定。
（宋平在１９７８年省党代会上也承认：“十年来甘肃全省各方面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25日至30日在兰州召开全省民族工作座谈会。
根据会议精神，甘南、临夏等地对平叛和反封建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有步骤地作了处理。对绝大多数因被骗上当或裹协参叛而被错判、错管、错戴、错划的劳动群众，一律宣布平反纠正；对错没收财物的，酌情退赔或救济。
（1983年，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再次进行了复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召开兰州大学、甘肃工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6所高等院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
11月14日，中共甘肃省委批发了这次座谈会的报告，要求各地认真做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分批撤出驻校工宣队、军宣队；高校各系一级不再成立革委会。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甘肃省委对甘南州委《划定资本家成份中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对可划可不划资本家成份的坚决不划；对划定为资本家成份的（不含反动资本家），在政治上坚决执行党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尚未划定资本家成份的城镇，暂不划定。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五·七”道路育新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决定，对"文化大革命"初期实行军事管制的公安机关（公、检、法），甘肃日报社、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国营404 厂、504厂、兰州铁路局等单位撤销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担任地方党委和革委会主要职务的暂缓撤离外，其余调回原部队。
一九七三年八月，冼恒汉参加第十次代表大会
冼恒汉看不上王洪文这个“年轻人”，觉得他是没有能力担负起党的中央工作的重担的。选他作中央副主席，他和其他很多人思想都不通。
周总理亲自做他们的工作。
叶剑英还有个公开的讲话，说王洪文当过兵、做过工、“过过江”、打过仗，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这个讲话是以中央正式文件转发的。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陈永贵同志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大寨走过的路子》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兰州军区召开深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18万多人参加。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日，省文教局长座谈会宣布兰州二中一学生自杀等23起事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复辟的严重事件"。
在此之前，全省教育系统按照上级部署，大抓"马振扶事件"（即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所谓"走回头路"的问题），批"代表人物"。
一九七四年六月，兰州大学、甘肃师范大学、兰州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首届"工农兵学员" 1800多人毕业。
一九七四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胡继宗追悼会在兰州举行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四日，全省高等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提出"要发挥工农兵上、管、改的作用"，"要充分估计高等院校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的严重性"。
六、甘肃省的全面整顿、反右倾翻案风
一九七五年，中央九号文件决定把铁路局收归铁道部统管，
冼恒汉表示坚决拥护，他在常委会上说：“九号”文件好，我举双手拥护。铁路就是要统一管理，不能一个省管一段，这样不行。“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央一类部就要管下面各个企业单位，铁道部就是一类部嘛。
铁路归铁道部统管后，派黎光整顿兰州铁路局，把省委支持的红三司这一派撤换了近千名干部，把铁道部支持的那一派扶上来了，翻了烧饼。这样，原来表面上缓和的矛盾又重新激化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被黎光和工作组整顿下去的那一派乘机又闹起来了，
黎光又来兰州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甘肃省委认为，铁路局的问题是铁道部管的，问题又是整顿中搞出来的，我们不宜插手，所以当群众围斗他时，省委没有管这件事。
王震副总理打电话给冼恒汉，叫他出面解决一下。冼没有执行，顾虑有二，一、当时正处在“反右”的风头上，并且铁路已不归甘肃省委管，我已无能为力，非中央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问题；二、铁路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如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兰州出现王副总理的大字报。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七日至二月十七日，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叫冼恒汉上北京，和铁道部一道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会上既没有汇报，也没有让甘肃省委谈意见。有关领导人说：兰州铁路局以整顿为名是搞了右侧翻案风，黎光同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兰州铁路局仍然交给省委管等。
中央把铁道部党的核心小组的检查送来，让冼恒汉看，并让他修改。冼看后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又送回去，也没有提任何意见。
第二天，华国锋又派人给冼送来，说他们是搞了右侧翻案风，是“三个总是”（总是不满意、总是要翻案、总是要算账）的问题，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叫冼大胆修改。
国务院联络员要冼恒汉当晚写一个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并且说了要写的具体内容（包括点铁道部和黎光同志的名）。
一九七六年二月九日，冼恒汉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说黎光"在整顿兰州铁路局期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借批派性为名，实际上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表现好的一些干部和积极分子。"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凌晨一时，王洪文等人在北京接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郑州、兰州铁路局党委和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肯定了冼恒汉的意见。
关于铁路局领导班子的问题，纪登奎和万里说：“干部由甘肃解决。”冼说：“甘肃没有懂这行的干部，我们解决不了，还是由铁道部派人。”纪、万说：“铁道部派不出来，还是由赵滔搞。”冼说：“赵滔对铁道部一肚子意见，他已经被免了几次职了，柳州一次，兰州两次，恐怕不会干的。”
最后，把赵滔（还有张恒云、章良、陈平等同志）叫到北京，纪、万亲自同赵滔谈话，赵才表示继续干。但又提出一个要求，要在省上挂一个职务，铁路干不成就到省上工作。纪说：“可以同意这个要求。”
铁路局的班子就是这样定下来了，最后写到冼的意见中，并报毛主席批准。冼向中央提的书面意见还特别强调说除了个别干部不称职可以调换外，不准再“翻烧饼”。
（兰州军区党委和甘肃省委１９８２年１１月给冼恒汉作的审查“结论”中说，这是冼恒汉“重新夺了兰州铁路局的领导权”，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冼恒汉带着中央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回到兰州。在贯彻中，路局新成立的党委把原来整顿中不该撤换的干部又复了职，
（这就是“结论”上说的揪“走资派”、“层层揪”、“动大手术”、“搞垮了铁路局各级组织，搞乱了干部队伍，破坏了西北铁路运输。”）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说，全省3．9952万所各类学校，正在掀起"教育革命"大辩论的热潮。"右倾翻案风，不仅在教育界、科学界，而且在其他战线都已造成严重的影响；"铁道部以万里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在兰州铁路局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推行了一套修正主义路线"。
此后，《甘肃日报》连续数月，发表刊载了大量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三月，国务院文化部遵从江青指示，派人来到兰州铁路局，在省上配合下，创作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同走资派作斗争"的话剧《战长年》和电影剧本《主要战场》。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甘肃省委决定，改组兰州铁路局党委。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在兰州市七里河体育场举行"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庆祝大会。
七、十月政变后清查“冼家帮”
一九七六年九月，冼恒汉到北京参加吊唁活动，遇到华国锋
冼说：“兰州铁路局可能要出点麻烦”。
华国锋说：“兰州铁路局问题是今年２月定的，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主席同意的，还要继续执行。有人找麻烦，还是照此办。”
纪登奎还插话说：“中央作过结论的问题，绝不能翻，如果要翻，就是右倾翻案风，坚决给以回击。”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打招呼会上，冼恒汉再次请示华国锋、纪登奎，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怎么办？
纪登奎同志当着我的面问华国锋：“老冼问，这次铁路局的案能不能翻？”
华国锋明确表示：“不能翻！”并再次强调，铁路局的案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不能翻。
冼恒汉回来后，省委又多次研究铁路局的问题，要兰州铁路局党委以大局为重，积极引导大家消除派性，把思想集中到揭批“四人帮”，查清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这方面来。但结果不行，
两派都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但实际上是打内战。
铁路的问题，省委很伤脑筋，曾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请示，并上报了几个方案，中央既没有批也不作答复。
铁路局两派又闹了起来，兰州铁路局又处于瘫痪状态。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召开兰州地区揭批江青集团万人大会。
会议特意安排兰州铁路局的赵滔、张恒云发言，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华国锋又把冼恒汉叫到北京，第二次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
就在这次，河南的刘建勋同志也被同时叫到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他们两人同住京西宾馆。郑州铁路局和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差不多，由于心里郁闷，闲暇他俩也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刘建勋讲：“铁道部一贯支派，谁不跟他，他就整谁。他们整人有一套办法呢，先把你的屁股眼堵上，然后硬往你嘴里塞东西，最后逼得你运输堵塞、铁路瘫痪，让你犯错误，再反映到中央去解决。中央两次叫我来北京解决郑州铁路局的问题，就是这么回事。前些天，铁道部把武汉搞畅通，硬往郑州塞，堵上了就把我叫到北京来了。你们兰州也是这么回事吧？”
冼恒汉讲：“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兰州铁路局也是这么回事。铁道部就是一贯搞派性，谁反对省委，他就支持谁，谁跟省委，他就整谁。甘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铁路局的造反派反对汪锋，铁道部积极支持。省革委会成立后，铁路局同省委一致，他们也不向省委通知，就直接派人下来整顿，结果搞乱了，铁路不通了，就让省委来解决。”
刘建勋说：“对、对、对，郑州也是这么回事，只要你听他的运输就通畅，啥事也没有，否则就堵塞，这是他们的历史传统做法。”
由于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棘手，使冼左右为难。在中央开会时，冼向华国锋提出不想在地方搞了，想回军队。华国锋对冼说，你在甘肃这几年搞得不错嘛，整个西北地区的“支左”工作都比较稳，你身体还可以，再干个十年没问题。
冼很感动，觉得这是中央对他的信任。
一九七六年九月以后，叶剑英曾经两次指示冼恒汉，让冼给青海的领导人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冼恒汉思想不通：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冼恒汉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他们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
（赵永夫获释时间不详，平反结论说：他受了冤屈，但有严重错误。当时确实打死了不少红卫兵。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9日逝世。）
一九七七年年六月，中央办公厅通知冼恒汉和韩先楚、肖华、宋平一起去“谈一谈”。
这实际上是“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央开始解决省级领导班子问题的序幕，甘肃和安徽当时是首当其冲的两个省。
一九七七年年六月七日、八日和九日连续三个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开会，主要围绕兰州铁路局问题展开对冼恒汉的批评。
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苏震华，加上冼恒汉、韩先楚、肖华与宋平。
６月７日的会议一开始，就宣布冼恒汉被正式免去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
理由是：“运动的发展同中央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运动还有很大阻力，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压抑。……在铁路系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使兰州铁路局一度瘫痪，严重影响了西北几个省区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６月９日晚，中央再次召开会议，一是听取冼恒汉的检查，二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华国锋：刚才，听了冼恒汉同志的自我批评。一个同志有错误，愿作自我批评就好。但冼恒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还很不够，看来需要一个过程，来加深认识。中央发现甘肃问题，是在“四人帮”粉碎以后，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铁路问题上。那时，铁路运输瘫痪，一了解，发现省委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上有问题。过去有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省委又有错误作法。省委派去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调走以后又调回来的同志，冼恒汉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顾柏年回到铁路局，实际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个讲话的精神办事。说铁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倾翻案风，换了几百人，可是又一翻，调换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恒汉同志说，前一个是路线错误，后一个是那“三点”（即转弯的面大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调换的人多了一点）
（冼注：铁路问题省委是按华国锋、纪登奎的指示办的。）
后来中央派去了帮助工作领导小组，一深入了解，实际不是那么回事。新华社记者也说，那里照“四人帮”那一套搞得很厉害，连赵滔都想搞掉。赵滔说他办的那些事情都是来自省委，是有根有据的。
（冼注：赵滔是工作组搞掉的。工作组向我汇报，说赵滔不免职，群众发动不起来，我说你们看吧。）
黎光同志来汇报铁路问题，铁路局的问题都联到省委。当时我说，先解决铁路问题，要同省委的问题分开解决。
（冼注：铁路局的问题我后面有详述。）
……我对冼恒汉同志有个基本认识，有错误，但还不能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总想帮助你改正错误，可是后来感到冼恒汉同志认识得很慢，改得很慢。
（冼注：中央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
……我看冼恒汉同志的检讨，说这场运动“来势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没有准备。……因此肖华同志发言批评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你在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那个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光明日报》十月四日发表的，你十月六日在兰州讲话的时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来的消息。是从哪个渠道来的，要以严肃的态度向党说清楚！
（冼注：是从华国锋同志你的渠道来的。是你自己制造的，而加罪于人。我入党六十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你在前天发言中说，你同王、张、江、姚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没给“四人帮”写过任何信，没送过任何东西，没有请他们客，就连看望、照相等也没有搞过。……那么，庄则栋是“四人帮”安排他（到甘肃）串联的……，王洪文同你谈话、喝酒……，这难道不是来往，不是接触吗？
（冼注：这些我后面都要详述。）
……你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你只靠一派，怎么行？
（冼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依靠工人、技术人员和广大群众，文化大革命中那么乱，中央在甘肃的重点工程怎么能完成的呢？如：刘家峡、八盘峡、碧水电站、景泰川灌区等。）
政治局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政治局的意见是：鉴于上述这种情况，冼恒汉同志在甘肃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说：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油了。运动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一些人，下边犯错误的同志要离职审查，你还在那里，也不服气。中央政治局反复考虑，按毛主席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的指示精神，冼恒汉同志还是调动一下好，但冼不是说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这也不合乎事实。想按正常调动办理，这样对冼恒汉同志有利，对于甘肃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有利。冼恒汉同志调回军委，由军委考虑分配新的工作。 当然，对冼恒汉同志要一分为二。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给党作了很多工作，红七军的老同志，后到中央苏区，留到湘赣，到了二、六军团，参加了长征。这次有错误，希望改了就好。我们按毛主席政策办事，不是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甘肃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兰州军区政委。大军区也一样，冼恒汉同志调动后，肖华同志为第一政委。 ……冼恒汉同志调离甘肃，对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众有意见可以提，大字报不要上街。毛主席说过：你不喜欢的那个人已经走了，还贴他的大字报干什么。有意见集中起来转就是了，……对冼恒汉同志还是要热情帮助他改正错误。……
汪东兴：……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是很不应该的。
（冼注：有什么根据说我站在“四人帮”那一边？我是反对“四人帮”到中央来的，特别是王洪文。但老帅们和周总理反复说服我们。）
……庄则栋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庄则栋谈了话。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会讲话后，你中毒更深，这些都应该交代清楚。……冼参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绩的。但八个月来的错误也是很大的。我们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的。
陈锡联：我对甘肃省的情况不了解，……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出现兰州铁路局这样大的问题，由于翻烧饼，被压制、处理了一千多个干部，你应该作自我批评。 甘肃农村问题不少。陈永贵同志反映，在甘肃有讨饭、有逃荒的，有的群众没有衣服穿。陈永贵同志建议国务院拨些粮食、衣服，可你们给国务院回电话拒绝，说是搞恩赐，你们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
（冼注：农村问题后面详述。）
……中央分工我管体委，庄则栋去西北，我都不知道。关于庄则栋去西北活动的问题，冼应该说清楚。
叶剑英：……冼恒汉同志是红七军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产，党对你很重视，正因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严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恒汉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亲近的人，有的不帮你办好事，帮了你的倒忙，你还相信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庆认识，有水平，昨天发表的意见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团结。“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句话很值得你想想。你说，自己同“四人帮”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通讯联系，一个机要通讯员就揭发你给张春桥写了信。
（冼注：张春桥当总政主任时，关于青海省军区政委宋长庚同志身体弱，不适应青海工作，而给张春桥、梁必业和总政党委反映这个问题。信封上只写了一个张春桥主任。）
庄则栋是江青最心爱的人，在甘肃同你联系，这不是组织联系啊！他一个人跑遍西北几个省，是什么行动？非常反常。
（冼注：我并不认识庄则栋，庄来甘肃时是宋平接待的。当时我不在家，而在外视察。我在张掖时，宋平指示秘书给我的秘书打电话，说庄则栋到临泽让我接见他一下。庄同我见面时说是陈锡联副总理批准让来的。）
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冼注：叶帅可能不了解具体情况。“四人帮”怎样说的，我不知道，可国务院各部每次有人来兰州都很满意，当时全国好多地方都在武斗、打架，而甘肃是工厂复工、学校复课。我每次到北京，刘伟见我时都感谢我们，说“５０４厂”、“４０４厂”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当然，这不是说我们没有错误。我对常委同志们经常说，我几十年都是干军队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们各口的书记。）
纪登奎：……关于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在打招呼会期间说过兰州铁路局问题的解决是华主席讲了话，并且经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华主席的那个讲话讲了什么呢？那个讲话说：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能层层揪，要按中央１９７６年４号、５号文件精神办。
（冼注：“四人帮”是反革命的问题，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帮”平列起来反呢？这是个原则问题，我顶了。并且我二月一日一个讲话还揭发“四人帮”对小平同志的诬陷。免我的职关键就在这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站不住脚，以后还乱加了许多莫须有的东西，乱扣帽子。）
……处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冼恒汉同志的姿态低，对问题不认识。……中央工作组作了很多工作，……为了使铁路畅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铁路局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华主席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讲话中也提到了兰州铁路局的问题。我们劝工作组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最好请冼恒汉同志也签个名，但又遇到了困难。这说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恒汉同志，对冼恒汉同志是爱护的。
（冼注：中央工作组是宋平为组长，宋是管工交工作的书记，电报宋平送来给我看时，他自己不签名。我同送电报的同志说，要宋先签字，他了解情况。后来常委会议不是签字了吗？）
最后，中央的结论是：“冼恒汉同志在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有些是严重的，但他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中央政治局经过反复考虑，按照毛主席当年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处理的精神，冼恒汉同志的工作还是调动一下为好，按正常调动工作办理。”
冼恒汉当场表态：完全拥护。
中央决定后，冼因病向华、叶告假，经批准在３０１医院住院，一面治病一面也是等候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发出；“传达华主席、叶副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甘肃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要点”
一九七七年六月，韩先楚、肖华、宋平回兰州后，在兰州军区部队和甘肃省搞层层揭批所谓“冼家帮”、“西北帮”等活动。
冼恒汉被扣上“‘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帽子。党报、地方报纸几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面连篇累牍刊登批判文章，
在“结论”中强行划定的所谓“冼家帮”体系里，有军以上干部，有机关和师团干部，几个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以及各军分区、武装部，甚至所有参“支左”的人员。
据“清查”后期的不完全统计，全军区被划入“冼家帮”而受到批斗或株连的多达二千余人。他们被定为“冼家帮”亲信、骨干后，统统被关押审查，有的被批斗几十天或几个月，有的长达一年多。无论有无问题或问题大小，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代问题”，其中多数人从此被“免职”、“罢官”，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了。例如：
十九军军长郭时胜、政委王玉昆，军委尚未下达免职命令，就调来兰州住招待所交代问题，虽无查出任何问题，但也一直未分配工作，最后作离休处理。
二十一军军长孙玉水、政委徐春阳，也是军委未免职就调来兰州审查，“靠边站”三年多，才被军委重新分配。
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是老红军，却被作“退休”处理；
政委宋长庚“靠边”三年，后因上面有人说了话，才调其它省军区工作。
宁夏军区政委张桂金、副司令员王晓一、张怀礼，副政委张光勃等，批斗几年没有查出什么问题，被命令离休。
蔺进生和曾给冼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世祥同志，一直审查十年，最后硬是编造了几条所谓“错误”，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级离休处理。
在撤换改组军以上领导班子的同时，对大部分师团主要领导也进行了更换，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的军分区甚至县市武装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进行了大换班。
对于划入所谓“冼家帮”的军区领导，也进行了数月甚至几年的打击迫害，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摧残。例如
军区副政委高维嵩，长期带病工作在青海高原，在肺气肿和哮喘病频繁发作的情况下，经常靠氧气和药物坚持工作，却从未提出过调到内地气候好一些的地区去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好干部，在打击“冼家帮”的运动中，被非法关押批斗一年之久，有病不让住院，即使住进医院还不放过，派人在病床前围斗，不许家属子女送饭，致使高维嵩同志身心焦瘁，于１９８５年含冤过早离开人世。
李书茂，军区副司令员，贺龙的老部下，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洪湖籍老红军，被非法关押一年两个月之久，大会批小会斗，甚至体罚侮辱人格。在残酷打击迫害下，致使体弱心衰，疾病缠身。
一九七八年，兰州军区党委发“四号”文件，说冼恒汉“破坏文化大革命”、“阴谋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给王ＸＸ摘掉了帽子。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军委决定让冼恒汉回兰州最后解决问题。
余秋里冼恒汉说：“他们打了个报告让你回兰州去，最后把问题了结一下，中央、军委也同意了。……放心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什么错误检查一下就是了，不会对你搞什么批斗，事情都过去六年了嘛……”
其他一些人如李先念、王震等也托人带话，都觉得对冼恒汉这样一个老同志几年来如此揪住不放是太过分了，表示有机会一定要为他说话。
一下火车，兰州军区便立即将冼恒汉软禁隔离起来，宣布不许回家，不许和外界联系。把他带到宁卧庄的一座小楼里，光看守的战士就住了一个排，完全限制了他的人身自由，就连他的孩子们来看他都要严格盘问、规定时间。
第二天，肖华派人找他谈话说，他的问题严重，有的是触及刑律的问题，要起诉，要立案，要判刑等等。
以后十几天里私设公堂，一大群专案人员对他进行严厉审讯、逼供，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完全是把他当作罪犯来对待，七十多岁的人了，这种身心折磨终于使他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住院抢救。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甘肃省委关于冼恒汉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其中说：“冼恒汉同‘四人帮’死党胡炜关系密切”。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下发关于冼恒汉《免于起诉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总政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大意是：中央决定，冼恒汉按地、师级待遇，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移交地方安置。
一九八四年六月，总政又电话通知，说中央指示，改变以前对冼恒汉同志的处理决定，按正军职待遇离休安置。
不久，又电话通知，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贰、本节简论
看了甘肃省的文革资料，对甘肃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得到几点看法：
一、甘肃省的文革进程与全国大致相同；
1966年5月至8月，甘肃省委一些人执行了错误路线，把矛头对准群众，打击一大片；
1966年8月至12月，广大起来革命群众、干部起来批判甘肃省委的错误；
1967年2月，以红联为代表的革命群众组织宣布夺了甘肃省委、省政府的权；
1967年2月以后，红联内部发生分歧，甘肃省军区支持的一派打击不同意见的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造成内部分裂；
1967年5月，从红联中分裂出来的一些群众组织成立红三司，省委代理书记胡继忠表态支持；红联与红三司之间矛盾激化，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把矛头指向兰州军区；
1967年5月至7月，中央着手解决甘肃问题，下发《关于甘肃问题》、《兰州军区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的报告》、《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等三个文件；
1967年8月至12月，在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贯彻中央三个文件精神，实现革命大联合，搞好革命三结合；
1968年1月，成立了甘肃省革命委员会。
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社会稳定，抓革命促生产取得比较显著成效：
1，甘肃省在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扩大化的倾向，打击面过宽。
2，甘肃省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涉及的人和事不多，作了一些政策调整，社会比较安定。
3，甘肃省在全面整顿中，没有大的反复；主要是铁道部在兰州铁路局支一派压一派，翻了一次烧饼。
4，甘肃省在反右倾翻案风中，主要是根据中央华国锋等人的指示，在兰州铁路局把整顿中颠倒了的是非又颠倒过来。
5，甘肃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完成了一批国家在建的重大项目，如刘家峡水电站、酒泉钢铁厂等等。
总的来说，甘肃省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属于搞得比较好的，上面的中央和下面的干部群众都是比较满意的。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省，管辖这样一个省的兰州军区，在这个省支左的部队，十月政变以后，成为重点打击对象。
三、十月政变后，在兰州军区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冼家帮”
1，清查“帮派体系”的原则；叶剑英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解决甘肃问题的会议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看“四人帮”有一条原则，就是他们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说可靠的，对我们就不可靠。从这个观点出发，“四人帮”说兰州比较可靠，我们就要想想。他们说好的，就是他们那一团的；坏的就是我们这一团，包括华主席在内。所以，“四人帮”说兰州好，我们就得想一想，就得说坏。
叶剑英说的这一条原则，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党性原则，而是资产阶级的派性原则。
2，清查“冼家帮”的根据：所谓兰州铁路局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真实的问题在于：冼恒汉得罪了政变集团的几个主要人物；
（1）冼恒汉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甘肃省传达中央关于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精神的会议上，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尽管他是请示了华国锋的）；
（2）冼恒汉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召开的甘肃省农业学大寨会上的讲话，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按既定方针办”。（在华国锋看来：“按既定方针办”是“四人帮”搞的阴谋）；
（3）冼恒汉在一九六六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叶剑英多次要他为赵永夫平反的指示。
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叶剑英；这三件事就证明了冼恒汉“存在思想感情、立场问题，是路线的错误问题。要从思想上、立场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四人帮”那一边”！
3，清查“冼家帮”的将帅：在清查“冼家帮”这盘棋中：
（1）韩先楚只是一个卒子，由于他在林彪一案中沾了一点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中又失去了三个第一，这一次他当然要好好表现一下，充当了急先锋。
（2）肖华是被派去的解决兰州军区问题的钦差大臣，他由于自己的过失，丢掉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好几年了，难得有这次复出的机会，当然要大买力气了。
（3）叶剑英才是解决兰州军区问题的主帅，军队问题还轮不到华国锋插手。
4，清查“冼家帮”的结果：
（1）结论：站在“四人帮”一边去了，但还不是“四人帮”的死党、亲信。
（2）处理；免于刑事处分，提前离退休，降低政治生活待遇。
5，清查后冼恒汉的“冤屈”：
（1）文化大革命确是一场内乱、灾难，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政策，但这是党中央发动的，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我作为一个军人，只有服从，只是一个执行问题，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
（2）我对“四人帮”一贯看法不好，同他们没有非组织的私下往来，为什么说我站在“四人帮”一边呢？
（3）我对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的态度，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为什么说我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呢？
从冼恒汉的自述：《风雨八十载》来看，至死，这些问题，他都没有想明白。可叹，亦可悲乎！
2008年6月3日初稿
2011年10月7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