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五册（2）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五章  一九六七年夏季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
    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１〕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２〕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　泽　东　　五月廿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２〕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于1967.6.30─7.1在北京外语学院胜利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目前形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估计，大会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高潮和热烈庆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的一片欢呼声中硕果满载，胜利地结束了。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进行了“两忆三查”的运动，即忆全国许多地方革命造反派惨遭迫害之苦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的反扑，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的阴谋，代表们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决心今后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性取而代之，同时，对自己的斗志和工作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达白热化，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败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已勾结起来，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向无产阶级发起攻击，4万的革命造反派战友倒在血泊中！千万的阶级弟兄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决心“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誓与全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彻底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决不能打乱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要展开为革命造反派战友和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势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的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目前不会收尾结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今天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决战时刻，我们尤其应该牢牢记住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代表大会认为：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而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毛主席身边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消除，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就坚决与之战斗到底！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体战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谁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跟谁亲，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原转载于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516红卫兵团散发的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一、当我们回顾一年多的历史时，谁能不深切地感觉到：在大革命运动中，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是多麽激烈，多麽复杂啊！（提纲）败下阵去，五·一六（通知）杀上历史舞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刚刚被伟大领袖批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便迅速撕掉罩在外面的遮羞布，（十六条）刚刚将刘邓杀了个体无完肤，刘邓代理人便迫不及待的粉墨登场，表演一番，反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以“抓”生产，压革命，依然想把革命烈火扑下去。听！林副统帅吹响了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进军号！看！百万革命造反派挥戈跃马，英勇上阵，敌人全面崩溃啦！可是，刘邓代理人负隅顽抗，以攻为守，经济主义黑风妄图动摇国计民生！二月黑风企图扑灭伟大的一月革命。四月挑起大规模武斗，六月公然动用武装及公检法镇压革命，使我们千百万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倒在血泪中。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决定性胜利，敌人即将全部、干净、彻底地被埋葬，一切牛鬼蛇神就要完蛋了的关键时刻，狗急跳墙了！正如《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社论指出的一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一个个地跳出来，大表演，大暴露，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疯狂的反扑。”他们要搞武汉的反革命匈牙利暴乱事件了，他们要搞蒋介石4·12大屠杀了，一句话，牛鬼蛇神现原形了，刘邓代理人撕了自己头上的那层薄纱，赤膊上阵了！“让它们表演去吧！表演得越起劲，就暴露得越充分！也就垮台得愈快，愈彻底！”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二、在七月二十五日百万人天安门集会上，北航红旗战士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武汉事件”是十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反革命事件，是早有预谋的武汉“匈牙利事件”。而继武汉七·二○事件後广州、福州、新疆、安徽、张家口、宣化，东北等地都相继出现大规模武斗事件，出现严重的白色恐怖。联系以前刘邓一直把武汉作为他们政变的战略交通要点，把东北和中南作为围剿毛主席红色政权的要害地区，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三、“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是坚信不移的。（十六条）中提到：这次运动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目前出现的大规模武斗流血事件肯定是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策划操纵的。他们利用党中央，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指使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坏分子，蒙蔽一些群众走上了反动道路。而全国同时出现的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事件难道不是由某些人假借党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中央军委，国务院的名义蒙蔽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战士造成的吗？联想到有人竟在一般群众的接见时，随便信口开河地说：“就以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名义联名写信，不叫‘打砸抢’派演出。”难道不是令人深省的吗？目前，全国的革命造反派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直接统帅下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全国的反动势力、保守势力例如四川老产，重大八·一五，湖北百匪，湖南高司，河南公安公社，北京联动等等，等等，也在互相勾结串连，联合行动，难道他们不是在另一个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有组织有纲领有步骤的进行活动吗？难道这没有表明明为暗的敌人妄图实现全国反革命的大联合，为颠覆我们的红色政权作组织准备吗？这难道能不引起全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百倍千倍的警惕吗？
    四、毛主席、林副主席，多次教导我们要注意反革命政变，林副主席特别指出：“有一批王八蛋，他们要冒险，伺机而动，他们是假革命，假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想叛变，他们想杀人。”七月十六日陈伯达同志，戚本禹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些问题不仅是我们个人掉脑袋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七月二十二日凌晨江青同志亲切教导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这些意味深长的教导说明什麽问题，联系最近所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岂不是给人以极大的启发吗？
    五、戚本禹同志七月二十四日下午给新华社革命同志的电话指示说：“我对新华社的工作有意见，……现在新华社黑线问题是否肃清了？革命是否搞好了？新华社各部门的领导权是否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了？我有怀疑？突出一点是你们那里可以向黑线司令部提供绝密情报，但不向中央文革同志和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反映情况。例如‘内参增刊’，‘每日要闻’等绝密文件，可以发给华北局、西北局以及中央各部门另外一个司令部的一些人，但是不发给王力、关锋、姚文元甚至江青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还有这种现象是很奇怪的……”联想人民日报前个时期为×××及其部下同僚××，×××大吹特吹，不惜贬低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为×××大树威望，说×××的讲话是“最强音”等等，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想想看，戚本禹同志所说的“另一个司令部”是什麽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六、戚本禹同志最近要造反派大力批判刘邓7·29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特别强调“要在这儿下功夫”，请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七月二十九日谁与刘邓站在一起，一唱一和，三篇讲话如出一辙？是谁伙同刘邓攻击毛主席，极力为刘邓反动路线开脱，是谁在大肆贩卖“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反革命破烂货的？这种人该不该揪出来批判？
    七、为什麽七月二十四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广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麽能够存在），联系到目前斗争形势，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有何现实意义？
    八、“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後挣扎的。”看！是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从左和右的方面不断地在动摇着无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副统帅曾经说过：“党内党外，党内为主，上层下层，上层为主，中央地方，中央为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也完全证明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请问，当革命造反派从四处冲杀出来，向阶级敌人决一死战的关键时刻，那个叫喊革命小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说小将们犯了“方向性错误”，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叱咤六月革命风云，衡刀策马奋勇向前的关键时刻，那个声嘶力竭地大叫“夺权过火了”，“中央的权不能夺”，“各部党委一律官复原职”，“把权交给你们我不放心，以后打仗，这些老将99％都要上阵。”等等的人，是不是从“右”边动摇党中央的政策？！请问，当刘邓大打出手，残酷地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时候，站在刘邓一边亲手制定执行这条反动路线，亲手将陈伯达同志打成“反革命总後台”的人，在一月风暴後，继续煽阴风点鬼火，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站出来讲话”“挺起腰杆来干”。随之，二月黑风滚滚而来，全国规模的所谓“镇反”，把多少革命造反派送进了监狱，带上镣铐，把支左变成“吃左”的人，是否正是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见风使舵，突然从右边来了个180°的大转弯，煽动群众“不管什麽当权派，权都可以夺，夺过来再说！”“科长也是当权派”，“辅导员也可以扫扫嘛”，极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道不是从“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政策吗？那个一贯主张“要树立对立面！”，“要让几派同时存在”，极力扶植奄奄待毙的保守组织，例如重大8·15、湖南高司、郑大红卫兵战斗师、新疆八一野战军的人，是不是又在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那个在刘邓快要完蛋的时刻，大声疾呼：“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在亿万革命群众痛批刘邓反动路线时，他说：“这只是五十五天的错误”。在群情激愤，万众一心，准备揪斗刘贼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时，他口口声声说：“十一中全会已经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更甚者，在今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给刘邓定论後，在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後的四月十五日，他在广州军区仍然胡说：“刘邓在四五年前没有犯过路线错误！”“在七大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那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了！”请问，这种人不是从右边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又是什麽？试问，在军内高级干部会上讲这些话，用意何在？这不是明目张胆反对毛主席又是什麽？这不是明目张胆为刘邓翻案又是什麽？毛主席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请大家想一想，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们：
    革命大潮卷得正急，斗争的火焰烧得正烈！挺起胸来冲上去吧！与敌人血战之日就在今朝！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誓用我们青春的热血，捍卫祖国红色江山！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516红卫兵团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地点：人民大会堂〗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昨天，大家讲了些意见，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讲出来还是好的。有些问题跟大家商量一下，谈些看法，看对不对。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这个大革命的胜利震动了整个世界。几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了，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新的革命。 这个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地主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胜利，是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这个革命的出发点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毛主席提出的路线，这是过去领导革命的路线，也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毛主席的群众路线。
    革命的性质，群众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要作一种正确的估计。我们是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在胜利的道路上，形势大好，全国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是波浪式的前进。不仅在全国是这样，在北京也是这样。
    北京的工人运动比起上海来落后。北京大中小学一共七十万人，工人是一百万人。工人阶级，他们运动力量比其它阶级大得多，现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最大的学生运动数北京发展得最宽广，而现在，学生受到很好的教育，很好的革命锻炼，但是，还没有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总结经验。大吵大闹兴趣高，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少，不总结经验就是不能进步。闯劲大，闯的思想多，学习的思想比较少。学习，当小学生，当毛主席的小学生，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思想比较差。怎么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总结群众运动的经验，考虑得比较少，这种估计对不对？压倒旁人，压倒别的派别的思想比较多，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思想比较少，对不对？
    你们本身也有和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究竟怎么结合，你们并没有研究个方案来。前一个时期，一说要与工农结合，一哄都到工厂里去，车间里工人倒没法工作了，大人小孩一大堆，影响工作。说是下厂要向工人学习，其实没有学习到。还有一个毛病，你们下去是不当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观点也带去了，这对不对？你们说，北京有两大派、三大派、四大派、谁晓得你们是几大派？总之，你们把派别观点带到工人、农民中去了。你们去了不是向工人学习，而是把派别观点带下去，起分裂的作用，是不是这种情况。当然，你们到工农群众中，很多人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一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首先要当学生，而不是要当先生，这样就不会带下去派别观点、结果影响人家生产，那是不好的。
    从去年以来，你们到各地大串联，有很大的成绩，你们发动了许多革命派，发动了革命小将，并且回到北京来向我们汇报了许多情况我们所不知道的情况。这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也因为这样，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这是个别的，少数的。这种估计对不对呀？到底是个别人的估计对，还是中央估计对？请你们作一个判断。
    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对不对呀？这就把你们自己也否定掉了，把你们一年来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努力否定了。
    中央和你们的估计就想反了，中央说你们作了很大的工作嘛！你们的个别派别估计就与中央相反了。有些同学的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种错误的估计，所以行动就傍徨了，有时想这样，有时想那样，想到处串联，包办代替，以为没有北京学生，其它地方就不得了啦。以前我们说过。你们出去串联，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继续下去，呆在外面包办代替，就会把这种作用走向反面。有这种说法，不知对不对？有些地方一些派别斗争，不是原则的争论，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争论不休，都与北京学生有关系，不知对不对？这是少数人喽，想包办代替全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不对头的，与毛主席说的，要信任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
    从历史的发展观点看，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后来想包办代替就不好了。你们学习得不够，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不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比如武汉市问题，中央作了正确的处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中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引的轨道前进。
    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级。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你们应当信任中央派到武汉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曾思玉同志，刘丰同志，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和他们合作，应当信任他们。北京的同志不要插手了。这些意见不晓得对不对？我曾和北京的一些同志交谈过，你们各学校都有大量的工作可以作，各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相结合。但是，你们坐不下来，有些得不错，你们的小报有的搞得不错，但还要更提高一步。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出更灿烂的花，作出更大成绩。你们现在的花开得不旺盛，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内战外打”。你们要搞战备。当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想把内战打出去。还有一种人是想入非非。还有人《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毛主席说，相信大多数群众，大多数干部，相信解放军。这是我们遵循的正确轨道，不要被破坏利用，不要被坏人挑拨，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提过两个字“多思”，多多地思考，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想当然。这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现在正在研究，作出方案。（戚本禹：原来的通知不是正式决定）在没有离开学校之前，要安定下来嘛，在学校里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就讲这些，给你们商量，向你们请教，如果不对，希望你们提出。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国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掉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好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 ，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同志的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没有什么多讲了。
    讲到分析形势，都具体的作了解释。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我想讲一点。江青同志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了形势。我有个补充的事例，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
    那篇文章是讲了国内的大好形势，也讲了国际的大好形势。那篇文章讲了三个里程碑，讲到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文章中还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阶级斗争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毛主席解决了。
    比如列宁，他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左’派幼稚病”里提出这个问题，但不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28年以前还承认了阶级斗争。到了36年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直到他逝世前两年才讲到有阶级斗争。是谁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水平呢？是伟大的毛主席。毛主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伟大意义，对世界也有巨大意义。
    文章的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不要以为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能解决问题，也不要以为三次就能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文献上有记载。难道我们当前还不是大好形势？！
    我们的一些同志不仅不认识这个问题，而是用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根本问题就是没掌握好毛泽东思想。《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我们要知道，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这是共产主义运动史无前例的创举。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最近一个英国共产党做工会工作的代表到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参观。他看了以后回来就说：我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觉悟这么高。我回答他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的诬蔑是他们不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那些诬蔑我们的人是缺乏起码知识的。
    我们对毛主席要好好学。我们学得实在不够，希望同志们多想一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了多少，领会了多少，应用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这是我人经常应该想的。少打点“内战”，不要光想站着两条腿这里跑跑，那里逛逛，我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没有那回事。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就会少打“内战”了，我们用“五·一六通知”和5·17社论来检查，就发现我们学习得很不够了。
    另一点，我想讲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有敌情观念，还有帝国主义，还有修正主义，还有蒋介石匪帮，难道他们不利用我们的缺点，利用我们的无政府主义干反革命活动吗？来破坏吗？昨天我们收到香港寄来的一本书，书名叫“刘少奇语录”，上面有刘少奇的象，刘少奇题的字，也有33条，写这个书的人叫司马义（晋）是美国《展望》杂志的反动编辑。这就告诉我们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这不能说明他们的强大，只能说明他们穷相无聊的，是接近死亡的。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完全同意刚才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康生同志的讲话，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有两种估计方法。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认为形势大好。江青同志说要有比较。首先敌人是什么样，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付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儿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五·一六通知》证明主席的予见，最后一段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念最后一段），刘邓陶是后来被揪出来了，《五·一六》是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献，所以苏修感到挖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墙根，就把赫鲁晓夫从拉圾堆里拉出来，污蔑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刚才康老讲，从香港寄来了一本刘少奇语录。我也打算讲一个香港的故事。香港九龙那里是边界，我们工人为了张贴语录，主席象，标语，冲出了边界，到了一个警察局，那个局长准备开枪，但还未来得及，我们工人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腕把手枪夺了过来，对准了他的脑袋，结果，下面的当兵的，也得交枪投降了，并勒令他，认边界哨所的人也交枪。结果搞了三点协议还在签字，允许工人们贴语录，带主席象出进。工人胜利地回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大的小的都证明这一点，英帝、美日、苏修都是纸老虎。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人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问题。我们搞了个决议。66年毕业生，生活问题我们解决，9月份发工资，国家供给，因为已经一年多了。67年毕业也差不多。困难由国家来负担。至于分配地方，如果那儿需要，你也原意去，就离开学校。实在不行的一般地暂时还留在学校搞大批判。详细情况，条文上有。细节研究一下，马上发下去。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谢富治副总理的讲话（记录不全，大意不变）
    同学们，今天晚上的会议，是重要的会议，几位同志都讲了话。三军的负责同志都到了。有四位首长讲了话。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但北京有些同学，对这个形势看不到，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一些不统一的看法，需要中央文革小组讲讲，我们来听听。
    今天的大会，除王力同志外，中央文革都来了。杨成武同志有事没有来，其他三军负责同志都来了。
    我有个建议，希望把四位首长的讲话，整一份纪录，发给大家学习，学习一个星期，然后，结合社论、中央指示，配合当前形势，当前的《红旗》《人民日报》等社论，讨论一下。整理稿，最好几个学校一起整理，不要每人一样，对我有利，我就要，没有利，就不要。武汉三钢三新最近就联合整理了一份讲话，很好。
    文革小组同志批评我，说我北京大批判抓的不好，革命的大联合抓的不好。这是对的，我接受批评。我听不到大中小的批判，听不到大联合。只听到吵吵囔囔，武斗。我光和稀泥，在大联合上我有缺点，要承认。在制止武斗方面，我也有缺点。但我好几次强调了哇！我还和工人讲，你们上街游行反对武斗。我一定要参加！
    同志们要把大批判搞好不要搞武斗。我们还沿着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给的方向去干，我们应当注意。是按毛主席、中央文革提出的路线去做，还是按某一个学校什么动态报的形势分析去做？应当注意。
    首都红卫兵给全国革命派很大的支持，北京的同学在外地影响很大，但也有的要注意。例如，几个人就可发声明，还挂着什么红代会的牌子，这就不好了。
    关于军队的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伟大的军队。北京的军队，是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月份，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般的口号，是一个重要口号。
    还有一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我去过京西煤矿，那里搞不好，北京的煤就有问题。你搞武斗，不要把一万吨煤给搞掉了。我们还要关心铁路工作，我们要强调。最后还强调一下，不准冲中南海，不准冲人民大会堂，也不准冲钓鱼台。不要光贴大标语，什么谁的讲话好得很，问题在于好好地学习，
    对四位同志讲话要忠实记录传达、整理，不要贴一张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大家也不知什么内容，就各取所需，
    康老插话：有一个内容可以贴大字报，说中央文革小组同意串联这是造谣。
    不要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我有错误，我可以检讨，但你们要协助我一下。
    昨天京西煤矿武斗，我批评了他们。还死了一个人。你们武斗要解决，但一万吨煤不要搞掉了。
    总理插话：我很关心铁路。
             北师大革命委员会对外作战部《井冈山通讯》（号外），1967.8.12图博文物口革筹小组翻印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时的讲话
    安徽有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五条》、《九条》，这是很好的基础。安徽可能有个别人、个别组织反对《九条》，这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在合肥有、北京街上也有贴这样大字报的，我不说是那个组织贴的喽！也不定是代表贴的，有的是坏人贴的，甚至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破坏。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安徽一个月以前确实有人反对《九条》，七月份有人反对，最近也有。这是小丑跳梁，如“几个为什么”呀。当然罗，我不怕。合肥不是有打倒我的吗？如果我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不打我也倒了，如果我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打也打不倒。打我，安徽不是第一个，青海赵永夫要打倒我，内蒙古也要打倒我，结果不是他们打倒我，而是他们倒了。你们要提高警惕，千万注意。同志们要有敌情观点，也就是阶级斗争观点。面临着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蒋介石、地富反坏右、党内走资派，请同志们千万要注意这个问题。同志们也不要这样讲：我这个地方没有“百万雄师”。要调查研究。北京还有，你们那个地方就那么干净吗？北京还有“五·一六”。当然，不管怎样，这是一小撮小丑。我上次同你们讲过，你们来北京不要上当，不要听信一些谣言，不要糊里糊涂。就是武汉事件发生的七月十九日晚上，绑架王力，安徽合肥就也有“打倒王力”、“揪王力”，合肥就有这样的大字报！不能否认这个事情。武汉事件就是这样。为什么？同志们，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你们要记着主席所说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来源：安徽市炮轰派阜阳《东方红》报编辑部、水电红代会北京水电学院《水电红卫兵》编辑部、水电大专院校红代会华东联络站《水电红卫兵 阜阳东方红》 1967年8月28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北京市“工代会”委员的讲话
    什么工代会，到革命委员会门前示威，听说有近万人十几天。我们不知道什么另外一个工代会，我们工代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中央文革是支持的，是合法的。我们不去支持另外一个什么工代会，你们谁支持另外一个工代会举手（无人举手）没有一个举手的嘛，不赞成另外一个工代会的举手（全都举手），唉，都举手了嘛。
    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斗争经验，有坏人挑拨离间，对着你就说你好，不要上当。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当着人说好话，背着人说坏话，你们刚刚一年的斗争经验是不够的。当然我们不是在摆老资格了，你们一定要有毛泽东思想，二不要有私字，三不要听坏人挑拨离间的话，为什么现在老联合不起来呢？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你们就是光攻击别人，不做自我批评，这是最大的缺点，毛主席怎么说的呢？（念毛主席语录、223页三段、3页三段）只准我讲，不准你讲这是不对的嘛，任何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要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看是有问题的。
    （来源：1967年8月30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6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名单（指部党委），我送给林付主席看了，林付主席表示不同意，林付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总理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这里总理强调了几次）
    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
    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付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联络站：姬、乔靠边站。）
    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联络站：一定要打倒姬、乔）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
    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也可以停职反省。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党，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下午。参加会议的首长有：总理、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杨成武、张春桥、戚本禹、姚文元、李天佑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红代会核心组、中学红代会核心组、工代会等代表。〗
    谢富治：今天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
    江青：同志们、革命小将们：我们好久不见了，是不是，有的可能最近见过，有的可能好久不见了，这个会准备得很仓促，我们准备得也很仓促，来的也仓促，我讲的不一定对，对的接受，不对的批评，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轰（笑）。我这一时期看了一些材料，对全国形势，也看过一些材料。有些看法。上次在什么时候谈过形势，和你们不一样，可能部分不一样，可能有分歧。现在看来可能还是有一部分看法同我们不一样。因此闯的乱子不小。昨天我和有些人谈形势很好。可能有人会说江清这个人就是会说形势大好，形势确实很好，昨天和总理一块听了四川情况，就是形势大好。派到四川去的干部精神面貌变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难道形势越来越坏吗？你们怎么想的？难道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不说你们全体，而是说部分。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由于形势看法不一样，有人提“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我曾驳过这观点，武斗就是先进吗？我们搞大批判，革命的大联合是落后吗？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关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谢：好得很）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那个年头呢？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自己要搞好，北京有一、二个学校不是在试点吗？韩爱晶来了没有？（来了）身体不好？（没什么）北航、师大试点了没有？要坚持，不要怕人家说你们右倾。全北京市都应该试，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的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在本单位搞斗批改，大批判，要把本单位搞好，批深、批臭。各单位要搞斗批改。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斯基还臭。这任务艰巨呀！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不能代替你们，既不能代斗，也不能代改。这是文化大革命落在你们身上的光荣任务。还有工厂、农村，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要好好安排。当然工农不能因斗批改而耽误生产。由于一部分人背离了大方向，坏人就利用青年人好动的特点，想到处看看、冲冲，甚至想制造点“先进南方，落后北方”，武斗就先进吗？北京打个稀巴烂好不好？（不好！）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
    又搞起个大串联不好，现在串联不好这和去年完全不一样，去年串连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有好作用，现在去了，不了解情况，去了一头钻进去，要犯错误，错了还不知道。你们还相信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解决问题，你们去了解决什么问题呢？这样是做错误的，不认错不行。错误地判断形势，听了一些过左的词句，有的是煽动，结果你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一小撮”，到处抓“军内小撮”指向革委会。你们要相信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手缔造、领导的，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军队吗？还打还手，骂不还口，自己拿着枪被人夺去也不打。要相信军队，固然有少数坏人，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这是有阴谋的，把军队搞乱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来了怎么办？到处去揪，还说你们不去揪，我去揪。全军几百万，陈再道的确是少有的，赵永夫更少。因为要揪军内一小撮，不管那个军区，说了点错话，就要揪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到处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 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120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70%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4.20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20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到那里说我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上海的学生也是一到武汉就反对曾思玉同志，我完全赞成北京上海的学生回来，回本地本单位搞大批判。中央正在一个省一个省的解决，不要打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轨道，江西问题不是上了轨道了吗？再去实在是帮倒忙，我们欢迎帮忙，但不欢迎帮倒忙。对上海革委会打不倒，我是担心他们被人利用上当，我希望把自己本单位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出模范来，不要到处骗人，在上海我还敢顶顶，别的地方不敢顶，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北京应该成为全国的模范，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也可能成为模范。我们上海要紧跟上你们，向你们学习。
    伯达：我完全赞同张春桥同志的讲话，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北京落后了，上海张、姚为首的市革委会中央是全力支持的。是上海革命群众支持的。北京的学生都回来。（谢：马上回来）
    康生：建议北京市革委会、红代会搞个文件，正面说明，动员在外地同学回来，报上登出来，做个根据。
    伯达：大家再看看十六条，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北京学生应该相信各地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要你们去包办代替，去包办代替就是违背十六条。
    谢：请康生同志讲话。
    康生：讲的不一定对，粗鲁一些，不要生气。江青、伯达同志提出的问题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传达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部署大方向的问题，不要当作随随便便的谈话。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讲，在中国的条件下，出现某些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如武汉出了陈再道是坏事，但当毛主席的路线给群众宣布，给解放军宣布了，局面就变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但不是所有坏事都会变成好事，这里需要条件，当前，第一，有毛主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动摇了这个条件就很不利。第二，有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林付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去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通知上讲述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最主要支柱，任何情况下不动摇，相信解放军。一年来事实证明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解放军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这里有很多电报，很多国家，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今年“十·一”要来看我们文化大革命成绩，北京应成为模范，世界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检验北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庆快到了，他们要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但是否可以搞得更好些。过去你们煽风点火起了好作用，情况变了，我们要坚决拥护毛主席司令部。坚决拥护解放军，坚决执行中央文革指示，改进前进中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有美帝苏修，各国反动派包括蒋介石，还在到处钻空子，破坏，他们不来搞破坏吗？琉璃河水泥厂发生了武斗，可发调查以一下，过去那里有国民党支部存在。十一个解放军都打伤了。
    谢：革造、红造两派打仗，把军管会主任打了，打死四个人，而参加谈判的不是工人，是学生。炮兵师政委被打了。
    杨成武：工人阶级没有利害冲突，为什么分成两大派？这里面是有敌人的，是有阶级仇恨的。
    康生：一个工厂都是无产阶级，少数坏人捣乱，两派工人为什么那样刻骨仇恨，想想，应该是没有不可调和的，但甚至打死了人，这是什么样的道理？除了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还有一小撮走资派，有少数坏人，地富反坏右，国民党伸进黑手。无论如何要有敌情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敌人要垂死挣扎，美国过去用月牙形包围圈封锁我们，印尼反动派杀了印尼多少共产党员，杀了我们多少华侨，把我们的使馆人员打得那样子，印尼的外交部长马利克到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缅甸同苏美勾结反华，印度、泰国怎么样？蒋介石也利用这个机会不但在沿海，而且往内地派特务。外地把打砸抢的“成绩”拍了照片登了报纸或印了传单，拿到北京来展览实际上作了美蒋特务的好情报员，实在痛心。我们一些好青年没有敌情观念，国家大事不管，内部吵架，连爱国主义都不管，要警惕起来。“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江青同志提出来不要自焚长城，把解放军搞垮，把枪夺了就是自毁长城。这不行，敌人来了怎么办？外交部问题，发现有些组织要犯错误，说外交部三降一灭的路线是讲刘、邓、王稼祥、彭真等人。对东南亚人民实行了和毛主席相反路线，毛主席要武装夺取政权，他们实行和平过渡，因此他们是去扑灭各国人民革命。你们可以研究这些。刘、邓、王做了很多坏事，但不等于说中国的外交路线就是三降一灭。我们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领导外交。陈毅是有错误的，也可以检查。国家的国防权、外交权不能夺，这个权是属于中央的，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权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总理解决了很久，还成立了监督小组，现在发展到发生了什么情况，群众组织不经过中央就向国外使馆发电报，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代替国家发报呢？这是错误的，是越权违法的，有一些使馆不接受，报务员不发报是对的，还有擅自决定出国人员不跟总理打招呼，有人有事不请示总理，我说外事口好好整风，检查一下自己，不是说轻了，几个月了，我说你们死了心吧！外交权不能夺，夺了外交权就一定犯错误。外交权不能夺。不是说外交不依靠群众，不是说外事口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贡献，不是说外交没有问题，但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包括出国。开批判刘、邓、王，三降一灭的大会可以。冷静想想，烧英代办处，最高统帅毛主席说：“至少是无知”。中央文革电话广播不听，伯达同志说：到底你们听谁的？外国通讯社可以报导了，什么将近一点钟伯达、康生、江青来电话都不听。出我们的丑，也出国家的丑。
    我肯定外事口里面有敌人。我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今天不宣布。我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我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局的问题，关系到动摇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关系到动摇我们中央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成败的问题，关系到批判刘、邓路线的最后胜利的问题。我相信一说群众就会懂的，他们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妄想，几个苍蝇碰壁，想动摇我们的解放军，也痴心妄想，白日做梦。青年人不要上当。今天和你们交心，希望你们成为模范，同志们千方百计地把外地的同学找回来。在座的有好几个省的同志，每晚开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春桥同志都不欢迎了嘛，自己还觉实在了不起。中央委托6408部队到安徽去支左，刚一到，就有一小撮头头把矛头指向6408部队，企图挑起流血事件，向中央施加压力。这是革命的吗？应引起警惕。曾思玉同志刚到武汉，就有人反对。总的方面北京不是很理想的模范，但还是模范，要求你们更好嘛。刚才讲这些激烈的话，希望做得更好，文化大革命初是模范第一年点火是模范，第二年要做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的模范。
    总理：同志们，战友们，时间很长了，江青、伯达、康生讲话我同意，稍微归纳集中到几个问题。
    （1）形势任务：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在座的一些人，前些时候的看法是不对，八月五日在天安门上，有一个红卫兵问我：“是否第三次大串联又要开始了？”我听了很奇怪，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目前形势是好的，去年八月份，红卫兵诞生了，革命的大串联煽风点火，要记上这一功。一年了全国的火点起来了，机关、厂矿、企业也都起来了，当然还不平衡。一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一年，依靠谁去争取胜利，依靠北京的红卫兵？要相信全国广大群众，全国广大群众是会争取胜利的。全国革命群众都起来，都去取胜利，当然胜利有早有晚的，但是解放要靠自己，也能靠自己取得胜利，北京的学生应该回本单位，争取本单位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矛头对准刘、邓、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要抓革命促生产。对形势作出错误的估计就要犯错误。现在是胜利的一年，第三年扫尾。等以后隔几年再搞。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们要紧跟毛主席，不要主观地估计形势，出了个赵永夫就到处揪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就到处揪陈再道，当然允许你们犯错误，我们老的还会犯错误的，但要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这样才能保证全国的一致嘛。外事口联络站捉了两个英国记者，要同港英交换，提到国防部就被否定了。香港问题苏修一直搞我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有伟大的战略部署。港九同胞自己起来斗争了，有人建议，派一个营去消灭英国侵略者，我们不要受苏修的挑拨，修正主义骂我们“天天喊反帝，连个澳门也不敢回”。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能让一个小小战场牵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决帝国主义问题这个部署，现在每一步都作准备。有人拿着枪要冲到香港去干，要去受锻炼，我们说小将要锻炼可以，可以编到军队中去作后备军，千万不要到边疆去冲。这个问题是毛主席、林付主席经常在脑子里盘旋的，任何人不要去干扰。估计形势要把中国和全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康老：外事口特别要注意）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要请示，否则就要影响全局。
    （杨成武：开第一枪，动第一炮，动第一班这是毛主席决策的大事，一旦打起来，动用再多的枪炮，几十万人也是小事。到香港去打要总参签字怎么能签？）
    港九同胞也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他们搞得很好。港英封了三个报馆，群众起来了，大字报、小字报、油印传单到处都是，千万人都行动起来了，弄得殖民者没办法。不要认为只有我们才行，别人不行。不要想在北京包办，不要想去一些人就去解决XX的修正主义问题。我相信只要伟大领袖毛席一声号召，你们大多数人都可以毅然走上战场。消灭帝国主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你们总是坐不下来，总是想走，还乘车游行，这样一废油、二废车、三那么多车，易出车祸，应把汽车交出来集中，抓革命，促生产。第二个年头是胜利的一年，主要靠自己，不要去干扰。
    （2）拥军爱民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解放军这么好的队伍真正举世无双，解放军在制止武斗时，几十万人被打伤了都不埋怨，世界上那有这么好的军队，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象赵永夫、陈再道是极个别的人，“三支”、“两军”任务一担上，因为多年不做群众工作了，没有经验犯了错误，这不同于刘、邓反动路线，只要主席、林副主席一说错了，他们绝大多数都痛痛快快地改了。我曾问了广州军区等四个司令员，他们当中是受46处伤的，都是身经百战的，即使犯了一点错误，怎能到处去抓大麻子呢？最近广州、徐州、重庆、沈阳、昆明等地都很紧张，有点问题就打倒，怎么谈拥军爱民？一定要写公开信，要支持解放军，我们不要自焚长城，让帝修反哈哈笑，我相信不会焚，最近广州武斗把外国船员都打伤了，我相信具有光荣传统的广州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听毛主席的话，停止武斗的。你们不要认为在毛主席身边，撒了娇也不批评。
    （3）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卫戍区住满了外地群众，你们各红卫兵宣传队动员他们回去。制止武斗是当前一个重要任务。西单商场毁了多少财产啊！（康生：有一些群众团体，中央一支持立即骄傲起来，高兴地过头了。宁夏我们一支持他们就印了很大海报，马上要斗杨麻子，你们就有人支持他们犯错误。）不准抢枪。（谢：所有外地抢枪的一律收回。）（康：但不要彼此打架。）夺了解放军武器、粮食、被服的要法办，（解放军遵守四不，做出了伟大成绩。）再做下去就要采取措施，要严防坏人钻空子，有的好人被挑动，在北京要组织宣传队去动员住在革委会的人出去。有说反动话的可以批判。但不要打死人，打死人的要做工作，专政机关拘留进行教育。
    （4）所有外地串联的马上回本单位，有些组织中央一支持马上到外地，如武汉的上海、东北。如二七公社的都要回本单位。红代会，市革委会要作出决定不要去干涉人家。现在到处告急，福州、南宁、新疆、哈尔滨、济南等等，去串联，号称首都红代会，中央批准的那有这么回事。你们去年串联煽风点火做模范，今年搞斗批改也要做模范。在本单位搞斗批改，搞大联合、三结合、也要做模范。希望北航、师大要坚持下去。搞一个工代会又搞一个，应该联合嘛。大家都有共同基础的，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两派都要做自我批评，整风是为了做到老学到老、跟毛主席跟到老。我1922年入党，46年了，就我的水平不可避免有错误，犯了不少错误，写下不少错文章，做了不少错事，但是我还是要革命的嘛，可以改嘛。如果是这样，我欢迎。如果是好意帮助，我感谢，如果拿这个来挟我，我反对，不是总有人想打乱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水搞混。
    （5）大联合、三结合，在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年了，不然怎么算成果。由于前段形势估计错了，不是拥军爱民，到处武斗夺权，不联合，不搞大批判，使生产下降了。
    （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现在铁路运输降到最低指标。港口货物卸不了，天天罚款。如果我们搞得好，用不了半年，生产可以恢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收获很大很大，损失很小很小。煤矿要抓，矿院的同学要去做工作，不要搞派，要制止武斗。康生：要有组织，不要总理讲完了，就自己走了。只要按毛主席的部署，革命就会搞得更好。革命搞好了，生产就很快上去了，自由散漫，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我们伟大的国家的要求。
    （7）66年毕业生从九月一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已经决定了。正式文件已经批下来了。
    康生：大部分是革委，希望你们爱护这个组织，不要拆台，不要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有缺点随时指出，要好好巩固，不要拆台，要补台， 要爱护，不要糟踏。
    总理：北京市公共汽车不买票，还打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都，这怎么能容忍，中学红代会要组织排军队，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要武斗。
    谢副总理：开了好几个钟头，通过了一项决议，刚才几位负责同志讲了，没有多少话讲。
    一、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透搞彻底。大批判，工农学都要狠抓，不管什么人都要抓大批判要抓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刘邓陶彭罗陆杨，从政治、思想、理论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批深批透，更重要的还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对此不感兴趣，实际上，只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大批判搞好了就是对全国最大的支持。清华、北大、师大，搞好本单位就是对外地支持，否则不搞好本单位大批判到外地去，去干什么？说个不好听的，出风头！江青同志点了，北航、师大，每个学校都应该这样做，所有红卫兵小将都要在大批判斗批改中立新功。发动时期有贡献，但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要在斗批改中立新功。
    二、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这是大方向，所有北京市革命派要高举大联合旗帜，反对打内战，不要分派，分派我反对，那一派打内战，做事不符合方向，就反对，那个同志做的对我们支持，不对，反对。有什么理由不联合，人家联合，非把人家搞垮。上海市很气愤。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革命师生要搞好团结。主席话不听，总理话不听，中央文革小组话不听究竟要听谁的话？北京市两大派都是革命的，特别是有个倾向，这一派利用那一派某一个人有什么毛主席病就想把那派搞垮，这是错误的，就是那一个垮了，也不能把那一个组织那一派搞垮了。江青同志说的我同意。北大聂元梓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但要把人家打倒，我反对，有些大字报很不严肃我反对。地质朱成昭是坏人，该打倒，但是要把他同地质学院分开。
    还有个条子，写打倒谭厚兰，这是错误的，群众领袖嘛，不要随便打倒，要打倒也要和中央文革打个招呼，革命群众树立起来，怎能随便打倒。还有打倒徐凯，群众领袖有错误不能随便打倒，委员有错误可以批评，委员不要自己拆自己的台。所有人不管谁有错误也不要从中捞稻草，还是要搞大联合。
    为什么我对两大派斗争不感兴趣？两派斗争是否一派要灭另一派？不消灭，那前途是什么？（联合）消灭那一派我看不行。要我支持一派，我不能批评，有人说我在派别斗争中旗帜不鲜明，我不能接受。我要支一派、整一派，我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不管那一派，对的我就支持，错的我反对。我们要在联合问题做模范，全国都看北京，是否要联合起来！到处都制造两大派，上海没有两大派，没两派的就硬要出去支持一派，当然自然分歧出两派，没什么可怕，但是人为的制造两派，要到全国去制造，严格说，这是犯罪。
    我们应强调联合，不能去制造分裂，在革命大批判，革命大联合中北京同学要立新功。去年八、九月出了少数派、多数派，我们支持少数人与反动路线决裂是对的。现在不同于去年了。如果只讲小团体主义，不顾大局，不讲联合，搬石头砸自己脚，是错的，为什么坏人可以兴风作浪？现在为什么武斗？就是坏人一条利用小团体主义、派别斗争，另一条利用四大民主，地富反坏右没改造好的都出来了，我们要有敌情观念。一小撮走资派、帝、修、反坏没死亡。我们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三、搞好市革命委会建设各区夺权、就几个大学有革命委员会，中间一级政权，一个也建立不起来，有几个区在准备成立筹备小组，西城区、东城区、平谷县根本不准成立，一成立就马上要被打倒，根本不让你有政府，干部不站出来还可，一站出来就马上被打倒。要爱护市革委会，尽管有缺点错误。我们北京市的同学最近有些倒退，支持的，不是打走资派，见当权派就反，在贵州支持“四·一一”。不能说“四·一一”都是对的，贵州革委会就全错了。上海支持上柴联司，在山东支持鲁大，我们这个革委会还要不要呢？要爱护市革委会，当然批评也是爱护，学校建立的不能马上把打倒。区、大学、工厂、企业都要建立权力机构。我们许多单位、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还需要大家支持，当然理想的是不可能的，基本上可以。
    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北京煤不能解决，要有百分之四十五十要停产。在广州港等打架，不要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连普通的爱国主义都没有。不要破坏工厂，破坏生产，要有敌情观念，全局关念，革命，在一段时期损失一点生产是可以的，但不应该损得那么多，工代会你们要注意，工人如不搞生产，那就很成问题。我们抓革命、促生产，就是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
    五、发动群众制止武斗，武斗上次点了后有点好转，但这几天又有发展，这是不能
    允许的，无论如何在首都发展，要刹着这股风，现在（七机部）916、新915动员上万人打。现在相当多的武斗根本原因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煽动，但表面上有两大派支持，这完全离开毛主席的航线，是非常错误的。听说正在酝酿挑起一场大规模流血武斗，我坚决反对，那样搞就是犯罪。搞了一年多了，常见首长，听毛主席声音，总应高明一点嘛！西单商场事件，要抓人，不管你是谁，是委员也好，挑起武斗，就抓。总有一天群众要觉悟把挑动武斗者抓出来。要在制止武斗中立新功。我们不要去帮助武斗，支持武斗，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去支持武斗，煽动武斗，就辜负了毛主席、林付主席、中央、总理、中央文革、北京市人民的委托。有人用武斗显示力量，武汉百万雄师力量大，他是纸老虎。制止武斗要搞好，一搞武斗坏人都有了市场，有空子可钻了。派别斗争高于国家、人民的利益是非常错误的。
    六六年毕业生、学校、工人、教职工搞武斗的工资问题，经单位革委会研究确定，报市革委会批准。
    六、专政、群众结合，搞好社会秩序。中学红代会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坏人、盗窃、强奸犯趁机捣乱。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是错误。派出所解决，坏人就钻空子。
    七、“农村包围城市”，农民进城，毛主席讲了，过去是对的，现在就是反动的。把这个路子堵死。
    八、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有民运动。北京军区大方向正确，是支持造反派的，没有宣布了那个学校、工厂、组织是反动组织。没有抓那个领袖。“红旗军”、“联动”都是坏的，不能翻案。可是现在有人想把我们的卫戍区搞垮，北京卫戍区保卫着我们首都，搞垮了怎么行？现在听说是否景山的工人在卫戍区，大多数是保守势力搞，这样做谁高兴？有缺点错误可以提意见，但采取造反的办法，我们反对，要爱护解放军，特别是首都的军队。
    九、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我们搞大联合也好，大批判也好，要按毛主席教导去做，头脑不要发热，我们北京市造反派总的说还是比较好的，北京要做个好样子，好的也影响全国的，坏人的也影响全国，北京市革命派责任重大，要做个样子。
    以上有人说是老一套，搞武斗是新一套呀？只能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只能搞这个老一套。有人认为不对，可以提新的。武斗内，加一条，“不发工资”是新一套。
    （来源：旧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 ·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一提起周总理人们会肃然起敬，尤其是“老”红卫兵对周总理更有无限热爱的感情。
    “五·一六”兵团一小撮王八蛋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
    在大学生中“五·一六”兵团有相当一部分实力。并有相当大的思潮。 在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反总理的思潮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周总理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中央文革有相当大的矛盾，那么一贯做为中央文革的应声虫──“大学生”来讲出现反总理的思潮也就不足为怪了。“五·一六”兵团破案之后，中央文革的走卒大学红代会连个屁也没放，中央文革也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上两句。若不是因为“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谢富治的公安部也是不会把他们捉起来的。象群众扭送公开反总理分子公安局不要的事情，更是举不胜举，这次“五·一六”兵团的全部释放就更说明了──“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袭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原转载于北京中学红代会作战部《北京红卫兵》，创刊号，1967年9月20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中央首长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周总理：
    在这个期间，首先应该好好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指九月五日讲话）。现在大好形势中有些问题值得注意。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学习。第二个就是姚文元同志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这是一个中心问题，大批判当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党中央出现了一个两面派陶铸，他实际上是刘邓的一伙。第三个，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社论《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各革命派，各革命群众组织都值得学习。这三篇东西推荐给大家学习，就是说对时事的认识，怎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进行大批判。要进行这个大批判，就需要很好的学习这三篇。
    陈伯达同志：
    谈一下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这是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和观点，对陶铸系统批判的一篇。当然以后还有二、三篇。主席号召大批判。现在系统批判的文章还比较少。我们要打倒刘邓陶，就要从政治、思想、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批判。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进行系统批判的样板。今后要围绕一些文章进行报道，要学习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文章写得很好。写文章就是要抓住中心，要踏踏实实，质量要高，我们要用主席思想来报道批判文章，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榜样。
    戚本禹同志：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的发表是中央重要的战斗步骤。重要的会议你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讲话是当前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写出来的，特别是根据江青、康生、伯达、总理、春桥同志的讲话写出来的，特别是江青同志接见安徽的形势讲话很重要。文化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主要是大方向，矛头指的谁，指对了就不断胜利。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很好，很扎实，这是大批判中的代表作。（姚文元同志插话：文章写了半年了，是中央文革小组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一些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要发表群众的批判和反应。十一号发表一些反映文章，批判陶铸，批判王任重。江青同志说这篇文章是个重型炮弹，发出去以后，要有各种型号的炮弹，报馆电台要组织各种炮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姚文元同志：
    这篇文章能在全国文化革命中起点作用，应归功于主席和主席思想、主席路线，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的集体劳动，特别是江青同志的帮助。我是一个小学生，作了些事情完全应该，应宣传主席，不应宣传我，决定广播是中央决定的。
    报纸要有革命的战斗的风格，要敢于用主席思想批判错误的东西，即是向主席学习，而且要见于宣传。我们都是主席的小学生。
    （来源：1967年9月21日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主编《新闻战线》；1967年9月16日红代会北京经济学院红旗公社红旗报编辑部《红旗》。）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晚8：50至次日晨0：45，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组织的负责人。出席的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叶群、戚本禹、傅崇碧等。〗
    江青同志：我们现在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先读语录，带了没有？（念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三页第二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好，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总理：这次找首都红代会各学校组织来商量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现在分为两大派，“天派”，“地派”，今天主要接见“天派”。我最近才知道，听说我是“天派”的后台。我倒是喜欢坐飞机，但是飞机要从地上飞起，以后又要回到地上。“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要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提出要巩固这个领导核心。所以，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我们小将到处传闻，油印，推论，臆造，总归是干扰我们的工作，我们今天就是帮助你们。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农大东方红查出了秦化龙是叛徒。他们听我的话，在批谭时没让他上主席台，他们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卫戍区，我通知接受。我今晨接见了他们。虽然他们东方红查出几个“五·一六”分子，但是他们找出了人证物证，自己揪出秦化龙扭送卫戍区，这很好。安徽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中央解决问题以后两派都打电话揪黑手，他们从没有讲过团结，P派和好派也一道揪黑手了，这是从没有的好事。（康生插话：两派争先恐后的交武器，自己把自己的坏头头抓起来，送交军管会了。）
    秦化龙是个叛徒，不是一家调查出来的，农大的问题两派都参加了，你们应该欢迎他们。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为什么要分裂呢？对“五·一六”要有这个精神。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你们何必来干预党中央领导的内部生活呢？我们是一致的，你们胡说乱猜是胡闹，是干扰我们的领导，是不能得逞的，如果你们是被人操纵就要揭发，若是自己认识问题就改正。地、富、反、坏、右坏人都想拆党中央的台。你们青年人思想常常摇摆，别的地方一听你们的讲话，就以为你们从党中央、中央文革得到什么法宝了，这很不好，当年五四运动青年受封建和军阀思想影响有派别是可以的，当时北大就有胡适之派，陈独秀派，自从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我们党的领导地位之后总是一派红线，虽然有刘、邓黑线在作怪，但仍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可是你们都扳着手指头算党中央还有几个人了，这完全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五十年前我们对北洋军阀的看法。现在虽然有走资派、特务，但是主要还是毛主席的伟大领导，回想五四运动时，你们比我们高明多了，但是你们不能飘飘然，要好好的从天上回到地下来。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有些领导靠边站了，应该考虑大联合，北京武斗有的比较严重，西单商场，光学仪器厂破坏机器。工农带眼泪进去，带眼泪出来，总归是有坏人伸黑手。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北京还发现有违背中央精神的事，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我们不赞成弯腰驼背。这是桃园四清的经验，“燕飞”是王光美、王任重搞的（江青同志插话：北京爬墙抓人是从叶向真那开始的。刘诗昆、叶向真打解放军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些你们要批判。年青小将犯了点错误不能就摔在地上，对军队夺权是错误的，保卫国家的武器你们夺过来干什么？你们夺了枪就乱放，这事不允许。特别是有人不是光明正大，而是做特务行动。去年我对红卫兵讲过，叶向真爬墙搞彭真，杨尚昆搞窃听器，身上带录音机，开秘密会，偷记录，偷日记本，这都是资产阶级特务方式。
    北航红旗去年搞什么“斗争策略”小册子，绝密的，这是一套特务手段，是国民党特务手段，这种办法早就被毛主席痛斥的。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犯罪，你们必须去掉。
    还有就是抓住人家一句话，就推理，这是不好的，我们不要学彭罗陆杨那一套，我们不指出就是犯罪（江青同志插话：宣布，一切秘密会议非法，我们中央文革都没有秘密会议，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北航红旗有人给蒋经国写信（念中央社新闻……，你们听了吃惊不吃惊呀！）。要警惕呀，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江青同志插话：队伍不纯是正常现象，但要相对的纯，这一点你们组织内部处理。）这是阶级异己分子在派别斗争后边搞的鬼，暴露出来是好的，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是新生事物，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是不完全、粗糙。有缺点错误，是爱护还是一棍子打死？但在北京就是两派斗争，找一个借口就要给人家颠覆掉，外部还有人。你们不少人参加，蒯大富、韩爱晶你们都到了现场。（江青同志插话：聂元梓也去了，躲在一个地方指挥。）（聂元梓：我没有去。）
    总理对江青同志讲：这个情况没证实。师大革委会有缺点有错误自己改正嘛！为什么需要外边的人去干涉，不听主席的。我们说这些心里很难过。我们学主席著作不好，我四十六年党的历史，我犯过不少错误，也犯过路线错误，不需要五·一六来整理，我心里清楚。我个人犯过错误要认识错误，我快七十岁了，要做到死，学到死，要改到死，跟到死，就是要至死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统帅。你们来日方长，不要自满，固步自封。只要一天离开毛主席教导就要犯错误。我们的影响较大，你们的影响也不小。我们有错误有缺点，在北京对工人文化革命注意的差，因为北京工人文化革命开展的比学生晚，我们注意知识分子多了。（江青同志插话：你们从小受资产阶级教育，从小受家庭影响。不要忘记你们还没有进行斗批改呢！）我们有些偏爱你们，溺爱你们，比如蒯大富他的思想不稳定，他虽然出身劳动人民家庭，也要好好改造。（江青同志插话：是劳动人民家庭吗？）但这不要紧，要与工人、农民结合去受锻炼，我和韩爱晶同志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就是因为在一次会上我看见他很瘦，就派我的医生给他检查检查，结果这也成了包袱。（江青同志插话：韩爱晶，我们宠坏了你，我难过，你写的自我批评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你们不应该随便去颠覆人家的革委会，全国都应该如此，这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所以，北京两派不是学好毛著，而是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影响，近一年来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连坐下来学习都不行，有时连《人民日报》、《红旗》社论都来不及学。所以一些坏东西如：“怀疑一切”、“包打天下”思想很厉害。好象北京的学生如何如何好，不错，北京学生先点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是对的，你们有成绩有功劳。但是今年八、九月份不同了，各地都起来了，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北京大学生再包打天下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的就是支持少数反对领导。不管对不对，外地反感，电话全是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是帮倒忙。（康生同志插话：这是主席说的，你们为什么总是不听呢？！）大家联合开会不能解决人家本身的问题，还有“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目前这个论调在某些组织或学校中很盛行。（江青同志插话：北京地派要吃掉天派，或是天派要吃掉地派，老实讲吃不掉，你们老老实实从天上下来，否则跌得粉碎，地派也必须从地下钻出来。）我们必须用毛主席思想为准则，如果私字当头，压一派是压不倒的，这是派性高于党性。（江青同志插话：打内战就是打私战。）
    我们希望你们还是按十六条方针，紧跟毛主席的航向，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本单位斗批改，不然，你们本单位的斗批改何时才能完成？有些学生外出不回来，给他一个月的的有效期，不回来开除学籍。（江青同志插话：不分配工作，参加斗批改这就是毕业分数，不参加不准毕业，这样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众：可以！应该！）你们还要放一辈子假吗？现在到时候了。现在考验你们两件事：
    一、红代会两大派，各学校的多少派，为了迎接文化大革命后第二个国庆，联合起来好不好？（众：好！）派军训团去军训，接好军训站好队伍，否则你们没有资格参加。
    二、三秋到了，又是考验你们的时候，（江青同志插话：昌平有的地、富、反、坏、右抢秋，要坚决镇压，不许地、富、反、坏、右翻天。）我们要保护搞好秋收，国庆之后到农村参加三秋，考验你们好不好？（陈伯达同志插话：可不要把两大派的观点带下去）这是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锻炼自己，其它分配、选种、秋种都是考验你们。（傅崇碧同志插话：有的学生从外地回来带来了枪，说是胜利品，问题很严重）国家的财产，你们从哪来的胜利品，手榴弹、枪、子弹完全交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你们都不会瞄准。哎……）
    江青同志：下面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同志：说我是天派的后台。（康生同志插话：街上画了系统图，有书为证，不是造谣）说我是天派的唯一理由就是我和他谈过话，但是都可以公开，可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江青同志：造谣的事太多了，各取所需，以后总得设法弄清，总不能造谣有功。）
    韩爱晶你讲一讲我和你谈过袁世凯吗？（韩：没有）我知道韩爱晶名字不久，我认为韩爱晶要做象样的自我批评。我问你韩爱晶、蒯大富，你们对二月逆流有鲜明的态度和鲜明的旗帜吗？对五·一六兵团表示过什么气愤吗？（韩：有）在这里我批评韩爱晶、蒯大富，我不是天派，我是不三不四派，我批评的不对请你们批评。（江青：爱护你们才批评你们，不要灰溜溜的。）
    我有一次找韩、蒯讲了一次话，蒯大富讲了一些悲观的话，我才说：“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前途，无限的光明”，“行百里者半九十”这样我就变成你的后台了。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北航有人写信给蒋经国，难道不能引起警惕吗？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革我们脑子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的阶级敌人用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你们当了大官了。听说韩爱晶要去西安买飞机票（韩：没有，火车票），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你们拿钱挥金如土，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你们的言行又是怎样呢？各行其政。认为天要塌下来了，那天师大问题，你们搞了什么活动？（戚本禹同志：你们清华、北航、人大三红、体院等几个院校开了一个秘密会。）（江青同志：你们自己就说话不算数，人大三红就言而无信，你们三红里就有很多特务，回去把它搞出来。我怀疑你（指回答问题的三红战士）不是学生。你们保大特务孙泱。）
    我建议你们到外边去都坐公共汽车，财经公开。我不晓得你们化了多少钱。不要采取特务手段、警察手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两派为什么不能谈问题呢？为什么要吃掉他呢？大鱼吃小鱼。聂元梓去了没有？你们总是幸灾乐祸。（江青同志：你们以前在教育部还俘虏过谭厚兰）你们要公开到桌面上，不要采取手段。（江青同志：你们就只能片字只语，完全是糊涂）你韩爱晶不在学校搞你的复课闹革命，而是到师大亲临前线，你们还是东支持西支持。（江青同志：看来你真是后台了。）
    今天就是摊牌了。你们抱了一大块石头，却以为自己得了一个宝贝，死抱住不放，走路有包袱。你韩爱晶有没有后台？（韩：没有，保证没有！保证二十年也能证明我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没有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被人拉着走，你蒯大富有没有后台？（蒯：不敢保证）聂元梓有没有？（聂：没有）（江青同志：有人说新北大又立第三功了，聂元梓你不害臊，老实讲，我们去年与陶铸作斗争时，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与王任重打得火热，他是一个CC特务。孙泱也是一个特务，可能是一个日本特务，还与苏修有关。）（戚本禹同志：孙泱的秘书就是你们三红战士。）
    你们大事不去搞，而去搞师大革命委员会，大鱼吃小鱼，实用主义很严重。不搞自己的斗批改，要提高警惕呀！不能包办代替，手要收回来，你们有没有后台，调查研究一下再说话，不必匆忙声明。我们不会冤枉好人。是什么线把你们拉在一起，乘人之危，这样会得到你们意想不到的老保翻天。（江青同志：北大已经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江青同志：今天给同志们、小将开这个会。今天由沉痛变成气愤，几次都不能与你们冷静地谈，我觉得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听你们意见时较少，不能及时地对你们从思想上到政治上帮助你们提高。另外一方面，我接受外地的批评：说我对北京的学生太宠了，这是事实，批评你们很少，都说好啊！好啊！当然，老保翻天，颠覆小将成果你们不答应。在许多时候，宠、溺爱你们。我的孩子回家造我的反，说韩爱晶如何如何……我对他说：你不跟爸爸、妈妈干革命就走开。韩爱晶栽了个大跟斗，对接受我的批评不理解。对你溺爱了，见了你就笑眯眯的，圣人呵，小圣人啊！现在我感到你是绝对主义者。我敢保证，我敢保证……。北航你敢保证吗？说得太早了。
    有人想从右的，极“左”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对你们太宠了，要求不严格，接班人要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接别的。而在你们脑子里毛泽东思想占得很少，因为主席从来不绝对，不武断。不久前，毛主席告诉我，让我转告给小将：“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回去好好想想，我对你们帮助、教育不够，谈了以后，以为你们能听我们的谈话，但你们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这是我们的主观主义。
    上次批评了蒯大富，自从蒯大富提出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你们思想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以后发现几次总是背道而驰。到目前某部分人，对我们言而无信，这是什么问题呢？除了少数坏人混水摸鱼外，你们自大狂妄、个人主义膨胀没地方放，把自己置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人民之上。
    你们是救世主，包打天下的英雄。就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在作怪。去年朝气蓬蓬勃勃，现在变成另外一种人，背离大方向。当然说的是部分人，但他们在起作用，我应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中国没有你们就完了。中国共产党1，800万，就是揪出一万也是少数。你们悲观失望，韩爱晶写什么检查，连我名字都不写，变成大老爷，宠坏了你，在座的我是最宠爱你，训了要训你，训无产阶级的子女，你脑子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泛滥，蒯大富我都不愿再训了。
    总的说，天派、地派也好，我们做的工作少，你们有缺点有错误，我们应该承担，我并不轻松，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关系，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共患难。现在你们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有的人在小报上骂我：“江青算老几！”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别认为离了你自己不行。你们回去要开门整风，把不纯分子清除出去，提醒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走，我们依靠军队、劳动人民。只要主席一声令下，军队就坚决跟主席走，我跟主席几十年了，不象你们摇来晃去。你们不学毛主席著作，靠歪门邪道，靠特务手段……连我的信都有人邮检，对我专政。你们那一套，是刘少奇的。主席关心你们，因此谆谆告诫小将：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的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我想突出讲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乏敌情观念，刚才韩爱晶的表现就是如此，什么都是好的，有三千地富反坏右、国民党特务在温州捣乱，这就是敌情。我们军队去夺了权。你们人大有相当多的特务，为什么日修、苏修对你们学校的动态报导那样迅速呢？两派都有，那派（指新人大）是肖前。
    另外，有奴隶思想，非常喜欢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们自己的事，革自己的命，请他们干什么？当然有的是朋友，但混着不少特务。国民党也留下相当大的一批人没走，难道他们不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吗？北京两大派，我感觉有苏修、美蒋、日本特务在作怪，你们有的自己不知道，利用你们个人主义膨胀，爱为个人吹捧，说你如何如何，听不得不同批评。我们批评你们，就对我们疏远，那边就会拉你们，要提高警惕。
    另外讲一个立新功的问题。
    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立了不少功。要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想想自己为人民立了新的功劳没有？犯了错误要自我批评，立了功那是本分。
    说了几次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老大，大到连毛主席的话，中央的话都不听了，多数是听的，我说的是少数，少数回去想了，也还是听的。
    回去搞大联合，三结合，进入本单位斗批改，你们不去改谁改，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灿烂青春你们想过没有？世界上没有（原文如此，似应为：“所有”──编者）资产阶级的东西全部改掉，这样光荣的任务落到你们肩膀上，这样光荣的任务你们想过没有。我们设想，发一个命令，一个月不回来不分配，不毕业。这下子揪军内一小撮的人回来了，逍遥的也不逍遥了，你们也可以分配给他们些任务，有人反映不干工作就不给工资，教师也如此。教师是操纵你们的。不搞斗批改就不毕业。
    从今晚会议，如果还听我们一点的话，脑袋还有一点缝的话，斗批改就摆在你们面前。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要求过急，各校按具体情况，但今年年底一定要进入斗批改。学校里头斗批改，文学艺术斗批改，学校斗批改还容易一些，你们受资产阶级影响，但读了一点毛主席的书，你们是大学生，不单是语录本，你们有毛选吗？不要教条地背，要理解主席的精神。话说多了，结束了。
    康生同志讲话：我接触同学不多，但却得到了地派后台的称号，不胜光荣之至，有点受之有愧。开始我还是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又支持了谭厚兰反对薄一波、孙友渔。我想问问蒯大富，你们有一个时期也反对我，和党校红战团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黑帮子女。如苏振华的儿子就在这里，我曾经告诉蒯大富，不要和红战团联系，你们要批刘少奇、刘邓路线，清华要与党校红旗战斗队联系。但是我好心没有用，以为我是害怕了，怕你们揭露打倒我，我好心，没有用，得出这么一个结果，刘少奇以为我是清华后台，在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斗了我三个钟头。我说我是支持蒯大富的。刘少奇专门找我，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不清楚，刘少奇说：“你不清楚我清楚”，我是保护蒯大富的。因为个人关系我不愿意讲，我对同志们教育帮助不够。
    我们今天谈话的目的是爱护的，帮助同志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语录上讲过：“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就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希望同志们很好的去读一读正确的意义，这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的爱护。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关照我们这样作。要我们以身作则的用自己犯错误的事实帮助同志们。
    毛主席讲：“一个工厂内两派那样斗争，到底两派斗争有没有阶级基础，看不到。”当然，少数地富反坏右除外。都是阶级弟兄嘛！为什么这样，开机枪，六○炮，放高射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释。坏分子是有的。我同聂元梓讲过，反聂的杨旭（飘派）和他的弟弟杨旭章（）是坏分子，可能是特务。这是少数。但在学校里学生这一派那一派斗的这么厉害，到底为什么？有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江青：缺乏自我批评，只有批评人。地派如果不钻出来就闷死。）
    不！是被埋葬！有些同志言行不一致，会上一套，下去就不一样了，言不如心，言行不一致。这就是一个两面派作风。错了不要紧，不要表面上一套背后一套，还要搞秘密活动，怕我们知道。
    （江青：我们的记者已经哭了，因为你们拒绝他们，你们就是无视中央，这就是两面派，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有些组织或某个人采取特务手段。我与特务、敌人斗争了多少年，我特别敏感。“天派”“地派”有些作法就是特务作法，我想不出你们从什么地方学来的？哪个学校都有动态组。有些人对一篇文章象研究密码似的，不是研究思想，而是研究这一段，那一段。这里有一小撮走资派在后台操纵。另外还有苏修、美帝、日修和蒋匪特务在后边伸黑手。他们不直接出面，如人大的孙泱。
    周总理：农大东方红揪秦化龙，秦化龙就是以极“左”面貌出来，你们学校就没有？有大的有小的，不要把话讲绝对了，你们年轻不怪你们，农大东方红是地派的，我们应该欢迎。我请同志们注意，要注意敌情，外事口有美国间谍直接插手。（江青：请大家注意一个情况。九月十二日在地质学院有一个气象局红旗战斗队的“谁是最大的黑手”要分析一下。）与特务斗争的经验你们太缺乏了。第三种情况，就是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有右的，也有极“左”的。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九·七苏修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一次会上做了一次恶毒攻击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我们准备回击。勃列日涅夫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的。然而我们有些人说苏修骂我们是极“左”。首先是这个题目就有问题。（江青：你们井冈山小报搞我们，我们就用大报搞你们，必要时一个个点名搞你们。）
    如果按标题和内容来看，两条路线斗争只有极右了，而没有极“左”了。列宁为什么写《“左派”幼稚病》一书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这个社论和第一句话就是错误的。勃列日涅夫正在骂我们反革命，你们说他们骂我们是级“左”思想。当然作者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企图，因为可能是对4·14等等，但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而用社论大反这些东西，你们清华井冈山就是极力反对江青九·五讲话，而称这些人是什么先生。（江青：你们知道这个文章（指井冈山报社论）是谁写的吗？）（蒯大富解释了一些）（江青：一定要组织一篇文章，肃清流毒。）（戚本禹点头）（语言学院汇报：我院两派都有外国人参加，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你们去斗一斗蒋南翔去，这是蒋南翔搞的特务学校。
    还有人说，“极‘左’思想就是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问一句，什么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东西，北京市最重要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就是傅崇碧吗？要打砸北京卫戍司令员吗？你们怎么能把我们这些错误缺点和少数坏人的某一机构及美帝苏修混为一谈呢？这是一种什么思潮？这是被敌人利用了。（江青：我们还称你们是同志，信任你们，你们就称我们是先生了，我还得保你（批蒯），有人说总理是最大的保皇派，我是一个小保皇派。我生怕你们犯了错误。）
    你们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头，你们有些人是资产阶级政客式的、国民党式的、赫鲁晓夫和台湾式的看法，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看法。与香港反动报纸一对照，完全一样，是反动的。
    我们揪党内走资派，丝毫也不妨碍以毛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怀疑这一点就要犯绝大错误。你们还有人要整我的材料，如果不够，我可以供给。蒯大富我提醒你注意，党校的红战团开始向清华井冈山28团活动。（江青：当心老保翻天，韩爱晶还那么绝对保证吗？韩爱晶、蒯大富要作自我批评，向谭厚兰作自我批评，这次你们不对，你们颠覆别人，你们自己也可能被别人颠覆。）
    要认真学习列宁《论“左派”幼稚病》一书的第四章。新北大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在一个时候要打倒谢富治副总理。
    （江青：就是想要打倒谢富治，聂元梓当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你们这些头头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散会）
    （来源：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翻印）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九月十六日凌晨两点五十分至五点十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单独接见了我农大东方红公社代表，对当前农口和农大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最及时、最重要的指示。
    周总理仔细地听取了我农大东方红代表关于秦化龙问题的汇报。总理指出：“你们秦化龙的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你们是有功的，立了新功。”同时，周总理还着重向我们指出：“革命派要注意有黑手伸进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恐怕前几段你们兴趣小，对后面几段最感兴趣，后面几段就是结合当前形势写的。”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一六”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周总理对我校革委会十分关心，并且针对那一小伙“反动派”说：“他们反对（革委会），就让他们反对去吧！”
    在谈到我校“反对派”的头头污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师大问题的“九·七通告”是“滥用职权”，是“红色政权出了问题”时，总理明确指出：“这是中央批的，我签名同意；我们都签了名，送给毛主席、林副主席看了。”总理的这段话是对攻击市革委会“九·七通告”的一小撮人的有力还击。
    在谈话中，总理赞扬了中央气象局《红旗》的同志“对形势认识的不错，我看了一份他们写的东西。”
    农大问：是不是《三十个为什么》？）
    总理：是。《三十个为什么》写得很好，逻辑性很严密，分析得很深，是谁写的？
    答：是七兵团。
    总理问：是哪一派？
    答：是气象局红旗。
    周总理对农口斗批改工作还作了具体的指示。总理说：“秦化龙是你们揪出来的，你们揭发；你们还要继续批判谭震林，也要结合批判你们学校的王观澜的领导，重点仍放在谭震林身上。”并同意在国庆节前批斗一次谭震林。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最后，总理亲自写了批准农大东方红把大叛徒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的批示。
    周总理的这次接见是对农口和农大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关怀，是对我们的巨大鼓舞。我们要坚决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紧紧跟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又讯）
    根据周总理的亲笔批示，我农大东方红公社战士在十六日凌晨已将大叛徒秦化龙扭送专政机关。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农口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的胜利。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53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九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周总理接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作了重要指示，现将有关姚登山、“五·一六”问题整理如下。〗
    周总理在谈话中当面严厉地批评了姚登山，他说：“三降一灭路线对外交工作是有干扰的，但总的说来外交部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三个部分都执行了嘛。姚登山你在这里，我要再讲一遍：你在对外斗争时是英勇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第一、第二外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
    周总理接着说：“国庆节要放映一批电影，戚本禹同志问我，主席接见姚登山的那部新闻纪录片能不能放，我说电影还是照样放嘛。国庆节快到了，今天已经是十八号了，中央文革同我谈到，不抓不行了。今天这个会本来不打算开的，但国庆快到了，外交活动又多起来了，不把政策掌握好怎么行呢？我告诉你，姚登山！你的话比我灵，这点我懂得。中央文革，特别是康生同志提过你。
    （外交部联络站同志说：有些事，姚登山是不知道的）
    你们是一般干部，你们年轻，他是参加部领导的，指的是旧的部领导，不是三结合，不应该这样发热嘛！那天上午（指八月二十七日上午接见外联等组织代表──编者），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这个情况，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病发作，手都打哆嗦。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了，我对你是有阶级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农大开大会要让秦化龙上大会主席台，我说秦化龙要去我就不去了。后来秦化龙没去，我去了。但发言的人保秦化龙，我就退席了。现在调查，秦化龙可能是个叛徒，与‘五·一六’有关，已被扭送卫戍区了。要按主席思想办，要他们的群众自己划清界限，别的机关和另一派不要压。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我还是要支持你们的。现在看来陈毅没有插手。现在批陈毅的小会已经开完了，可以联合搞一次大会，限于批判外交政策方面的错误嘛，别的单位不参加。大的联络站今后要逐渐取消。大联络站增加派性，影响党性。
    （四）推动一个学校、一个机关掌握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革命的大批判，结合本单位斗批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特别是通过批判‘五·一六’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以上这几条对外交部和对外文委都适用。国庆节有繁重的任务，你们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影响，也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好好学习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列宁关于‘左’倾幼稚病这篇文章。”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3：15，谢副总理、卫戍区，各兵种首长接见了首都四代会代表，会上，谢副总理、吴法宪等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谢副总理的重要讲话：
    今天的会，卫戍区、各兵种首长，四代会代表参加，会议响应江青同志15号、16号，9月5日的重要讲话，搞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大批判。解放军表态：军队支持革命大联合不支派，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支持。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解放军，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我们要拥军，人民解放军是举世无双的伟大的人民军队，我爱军队，我是老当兵的。解放军总的方面是好的，有缺点错误有个别坏人，江青同志5号讲话强调不准冲击军队，有缺点可以提。
    毛主席、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再强调革命大联合，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如果我们真听毛主席的话，那么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听，何况不让你们上刀山下火海，大联合你们就不干了呢？要听江青同志的话，搞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配合全国大批判。
    为什么工人分两大派？就是有坏人挑拨，当然，不见得直接控制。有坏人，地、富、反、坏、右。
    钢铁学院只关心打架，不关心国家的钢铁数字。头头有“私”字，想把别人搞垮自己来独占，私字当头会被别人利用，要加强敌情观念。武斗搞分裂，会被敌人利用，北京搞分裂对全国影响极坏，对上海不但不学习，反而要扰乱，说上海“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五月以后，两派组织一般都是革命派，只不过一派对的多一些，一派对的少一些，对北京两派，我们的态度是正确的都支持，不能全力支持一派。北京要取消两派。不准开派会，尤其不能开派性秘密会议。一派完全想把另一派压倒是错误的。联合是唯一道路。一派吃掉一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两派联合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好好学习江青同志9月5日，9月17日的重要讲话。要联合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就要走远了，这个造反派就要考虑。军队不能单支持一派，北京基本上没有只支持一派的现象。中学要取消43派、44派，43派说以我为主，44派说以我为主，都不行，要组织以军队为核心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学对军队的态度不好要改变。不准赶军队，维护解放军的权威。
    江青同志说：大联合、三结合，斗批改。革委会很重要，为什么对师大中央那样果断而又坚决，搞了三结合，就是组织上加以巩固。三结合就是政府，不要无政府主义。
    国庆节要到了，还不联合，教人家笑话我们。要用国庆推动革命大联合，革命派的团结。凡联合起来就准参加，不联合的，就把他们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上去，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是最大利益，是国家的最大利益，是党的最大利益，是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不执行就要走向反面，满脑子私利就要走向反面。要看谁的风格高，看谁的风格高。要在革命大联合中立新功。解放军、革命干部，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大联合中立新功，北京要做模范，北京实现了革命派大联合，将对全国起到好影响，三军支持联合，不支持分裂。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对造谣、挑拨离间要坚决回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中央文革是分不开的，本来就是一回事，17号江青讲了，不要听流言蜚语，挑拨离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要上坏人的当。对江青、陈伯达、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同志要保卫。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边反“五·一六”，一边干着“五·一六”的事。凡是没有中央正式表态的，就是谣言，现在谣言太多了，却没有人去辟谣。你们的小报，小道消息太多，生意兴隆，要整顿小报，你们小报再搞小道消息，就抓住几个小报好好整整。不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小道消息要整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和人民解放军联合。今天的会议是大联合的会，是响应江青同志，也是毛主席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的会议。你们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响应毛主席司令部的号召，不能光说，耳边风，口头的响应不行，要实际行动，要采取有力措施，革命派不听毛主席的话就不是革命派，我这个人没什么能力，有一条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希望同志们拿出坚决措施，各大学，各代会拿出坚决措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
    〖接见外交部五个群众组织和外办代表及外交部、外办当权派。参加接见的当权派有：罗贵波、姬鹏飞、韩念龙、徐以新、龚澎、宦乡、董越千、郝德青、姚登山。〗
    今天这次接见是偶然的。韩念龙对我说，外交部的档案很乱，这是我意识到的，因此，今天把你们找来谈谈。
    八月份外交部档案很乱，各单位都在翻阅，失密现象严重。档案是否有外传要追查，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核心机密。今晚来一个总动员，号召观点不同的组织在这个问题上要联合起来，要清查坏人。
    对乔冠华要一分为二。
    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外交部八月份大方向错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很不满意。八月份外交部发现一条反动标语。（是群众反映：刘少奇万岁！）要追查，要动员起来抓坏人。
    姚登山在国外杭暴还是有功的，还是坚强的，现在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要允许他检查，允许他改正错误，允许他革命。姚登山还要保。
    十八年来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月份砸政治部、机要室是错误的。以前泄密我以为是把大字报转抄出去的，现在看来，总根子是档案丢出去的。（接见时总理对北外红旗大队把王力材料要出去，提出了一些批评。）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问题在于我们外交政策上出了一些问题，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抹了黑，可以不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生了，可以推迟发生的，提早发生了。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十八年来我们不是卖国部，外交路线不是“三降一灭”。“六·一六”这样写，外交部恐怕也有人同意这样的意见，一定要找“三降一灭”。主席说外交工作都是主席亲自过问，九月一日康老也澄清说“三降一灭”是刘邓王稼祥的。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来源：1967年11月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33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总理：
    中医也有消极的东西，吃了饭不能吃冷的，吃了这不吃那，……我不相信那一套。极少数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主要还是增强体质。如果这样就大众化了。我国卫生工作既不能学资本主义，也不能学修正主义，要走我们自己的道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让卫生成为人人的常识，成为人民的习惯。肥皂最好不用，肥皂并不好。你们年青人不懂，主席就不用肥皂，我是从主席那里学来的。我就不常用，不是必需品，牙膏也是一样不一定用，农民也不用牙膏，不一定坏牙多，坏牙的城市的人多，很多是退化。打破卫生的许多迷信，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把老爷部打破。林付主席指示要具体化，提高到原则上、哲学上、思想上。
    卫生组织不能简单下放，不能简单转业，你们卫生部在运动中有多少人管业务？（众答：440多人，现有60─70人搞业务。）主席说这次运动证明了一个真理，少数人能办事。国务院有七个单位，我都没管，我只抓了五个秘书、联络员、总理值班办公室。人事上访有20─30个人就够了，二、三十人就能办事，但是这么多人不能都推出去，以邻为壑，要自己想法为人民服务。最容易下放的是卫生部，教育部。
    卫生系统最好办，可以用卫生知识为人民服务，在基层可以在下面搞卫生、宣传，培训卫生人员，还可防病。最容易下放的是教育、卫生，一半劳动，一半教育，帮助人民学文化，既教政治又教科学。这二个部最容易为人民服务。工业部门就不能这样，不能到处办工厂，农村部门也可以下去，开荒办农场。国务院有些部有问题，教育卫生只要方向对，很快就可以下去，消除文盲，带徒弟。军队搞文化教育，很快就消除文盲。最容易往下推的，是教育卫生，面向农村，为群众，要从卫生教育带头。卫生我抓的，教育部是伯达同志抓的，你们可以竞赛一下。教育部教科书要重编，困难些卫生要好办些，医字教科书，有些繁琐的课程也要重编。
    原来我们认为在大批判中促进大联合，现在看来大联合搞不成，大批判也搞不好，干部也站不出来。派性最强的表现在对待干部，这是新发展。“斗私”斗得怎么样？你们要多做自我批评。两个组织不忙于取消，取消早了反而对联合不利。支左不支派。保守的要联合。孙正是路线错误，不是三反分子，我今天表明态度，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材料不足。
    双方都是群众路线，两派总是有先进一点的，后进一点的，有激进点，保守一点，任何组织里头有先进的，落后的，都有左中右，不是右派的右，是偏保守。你们不要为孙正同志争来争去了，我宁可让他做其它工作，不让他介入。只有真正联合起来，才能搞好大联合，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支左不支派，联合不倒旗。
    干部问题人家对了，你们也不支持，干部站不出来。今天本来是请你们来听听，听说你们总部再搞几个组，要达成协议，学习班为什么不多搞几个，不要单独搞，要联合搞好，单独搞，派性越搞越强。
    （有的同志提出抓5.16问题）
    总理说：关于抓5.16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5.16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5.16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5.16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5.16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活批评是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5.16，5.16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有人说：3.10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么联系。
    
    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调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混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机构，从而造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当然，就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只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让其存在，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复杂、极其深刻、极其激烈的大搏斗。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不强烈地表现在政治思想战线方面。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揭露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这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林副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撤职并不等于完全夺权，夺权也不简单地就是撤职。职和权是联系着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
    什么叫有权？有权，不仅是指有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而且意味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指挥权。在政治上有势力，在群众中有影响，就会有人听他的指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他们利用职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多年来利用宣传机构，利用笔杆子，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思想教育阵地，在群众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结果。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权，采取自上而下地撤职、罢官等组织手段是剥夺不了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剥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欺骗群众。
    从组织上打倒和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从组织上夺权和从政治上、思想上夺权，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比较地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复杂、更重要。如果只是从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不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这还不是彻底的打倒，不是彻底的夺权。而且，没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作保证，组织上的胜利也不会巩固，甚至随时可能被他们推翻；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有决心有力量从组织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有决心有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从政治上、思想上夺他们的权，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政治资本”是骗来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并且使我们革命群众警惕今后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一旦出现了，就很快地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坚决把他们打倒。因此，我们一定不仅要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连人带思想统统打倒，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总代表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埋葬，一定要狠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因此，我们在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之前和揪出来之后，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他们。有人说这是打“死老虎”，是“浪费弹药”。他们认为只有揪“活老虎”才是运动的重点，才能立汗马功劳，才符合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决不会甘心灭亡。“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⑴⑶）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组织上“死”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死”，还不是“死老虎”，他们是“受伤的老虎”，有的还是“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而且有的人在组织上也没有“死”，还正在那里咬人。那些已被揪出来但还没有真正被打死的“老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更加仇恨，不仅妄图“秋后算账”、“十年报仇”，而且就在目前运动中，也都时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进行反扑，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种挣扎，比被揪出来之前更加疯狂，更加狠毒。我们如果不把“受伤的老虎”、“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和组织上也没有“死”的“老虎”统统打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会被老虎吃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为了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采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寸权必夺“、“寸土必争”的反复搏斗。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肯于重视他们；在战略上有决心打持久战，在战术上有办法打速决战。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来源：（新华社二十一日讯）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以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始创立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光辉道路。
    四十年来，在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率领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极其光荣伟大的路程。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依靠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建国后的十八年中，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武装进攻和颠覆破坏阴谋，英勇地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支柱，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最强大的后盾。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年来所取得的震惊世界的丰功伟绩，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须有一支新型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人民军队。没有一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一切都是空谈。
    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立了最完整、最系统、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著名论断，关于首先从政治上建军、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光辉思想，关于“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重要原则，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伟大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学说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
    在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一条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在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在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以及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实行阶级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交给“国民政府”去“领导”，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什么“革命的旗帜”。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一次狂热地鼓吹议会道路，主张向国民党缴枪投降，无耻地叫喊什么“军队让一步，全国大进步”。
    毛主席彻底批判和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取消人民军队，取消武装斗争的投降主义路线，从而使我们的军队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出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最害怕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害怕毛泽东思想和广大干部战士相结合。他们恶毒地攻击的诽谤毛主席，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毛主席、党中央对军队工作的重要指示，他们或者竭力封锁，拒不传达；或者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片面强调正规化、现代化，否定革命化，否定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他们竭力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妄图把军队引到邪路上去。他们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普遍民兵制，破坏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传统体制。他们推行这套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妄图使它变成一支脱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脱离人民群众，站在群众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旧军队。
    彭德怀、罗瑞卿这伙反党野心家，推行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是这条反动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
    彭德怀、罗瑞卿等反党野心家被揭露出来，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重大胜利。
    在党内军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四十年来，在每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号召全军指战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这一系列关于军队建设的方针、原则和重大措施，把我军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对于把全军和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他所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书，系统地阐明和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
    人民解放军担负着巩固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任务。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最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加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就是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使全军指战员在任何阶级斗争的风浪面前，都能够赤胆忠心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人民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洪流，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绩，立下了新功。
    当前，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解放军在这场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坚决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全国军民要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号召，紧密团结起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而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及其一切帮凶的斗争中，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更加伟大的新贡献。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以自豪的心情来纪念建军节，纪念我们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战斗的胜利的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的举世无双的最强大的革命军队。
    四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胜利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歼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同朝鲜人民一起，打败了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所拼凑的十四个国家的侵略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鲜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骄傲和光荣。它不仅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
    一九二七年八月，在国民党完全叛变革命之后，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领导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中国人民开始了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开始有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红旗卷起农奴戟”。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在中国革命史上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开辟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发展。它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指出了争取真正解放的康庄大道。
    毛主席说：“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剥削阶级总是依靠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被剥削阶级稍有反抗，就遭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反动派手里拿着刀，革命人民也必须拿起刀来。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人民就不可能翻身。没有人民的军队，人民的一切反抗都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暂时取得某些成就，只要敌人实行武装镇压，一切都成泡影。
    修正主义者的最大罪恶，就是反对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枪杆子。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是这样，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南布迪里巴德之流也是这样。
    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者一样，一贯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大搞投降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主张把人民军队交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去“领导”。抗战胜利以后，他公然主张把人民的军队拱手送给国民党反动派。
    毛主席彻底批判了不要人民军队、不搞武装斗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主席创立了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学说。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其他一系列的军事著作中，制定了一条真正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思想的最高峰。这是世界革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和一切阶级敌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毛主席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总结。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个真理正日益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民族所掌握。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革命人民，正在奋发起来，踢开机会主义的领袖，勇敢地拿起枪杆子，建立人民的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大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大造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同旧世界进行英勇顽强的大搏斗。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产阶级复辟阴谋，也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牢牢掌握军队。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同样，建立了军队以后，仍然有失去军队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军队，军权被坏人所篡夺，那么，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争得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军权，实行反革命政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彭德怀、罗瑞卿是他在军队里的代理人。彭德怀是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几十年来，他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饶漱石一起，结成彭、高、饶反党联盟。一九五九年，他又是党的庐山会议揭露出来的反党集团的头子。罗瑞卿也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同彭德怀、彭真勾结在一起，反对毛主席，顽固地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无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抗日战争的“最高统帅”。全国胜利以后，他们进一步勾结起来，拚命抓枪杆子，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使人民的军队变成反革命复辟的工具。
    毛泽东思想是我军的灵魂，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指南，是我军永不变质的根本保证。彭德怀、罗瑞卿之流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首先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彭德怀恶毒地攻击说“毛主席著作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为指导作战、训练部队的指针”。罗瑞卿胡说什么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他还大肆推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修养》，吹捧这本书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要全军干部战士“好好学习”。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军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受无产阶级思想指导，就要受资产阶级思想指导。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拚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用修正主义的《修养》来指导我们的军队，就是要把我们的军队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
    鼓德怀、罗瑞卿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为了篡夺军权，拚死命地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贩卖从外国搬来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专搞资产阶级正规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化。他们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否认政治思想工作是决定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彭德怀胡说什么“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是决定我军今后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罗瑞卿用“大比武”来冲击政治，并且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谬论，反对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和四个第一的指示。
    认为决定军队战斗力的高低的基本标准是军事技术，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我们军队的最大战斗力是什么？是飞机吗？是大炮吗？是原子弹吗？不是，完全不是。我军的最大战斗力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军事技术放在第一位，这就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事实上，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是一贯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就大肆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观点。罗瑞卿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完全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竟然认贼作父，把“蒋委员长的伟大及其生平”和蒋介石的“智、仁、勇”，“忠孝、仁爱”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他们所宣扬的完全是国民党的反动政治。
    彭德怀、罗瑞卿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在军队里培植私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里通外国，阴谋篡党、篡军。彭德怀搜罗一小撮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的旧军官等牛鬼蛇神，结成反党集团、反革命的“军事俱乐部”。罗瑞卿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结成反党阴谋集团。他们私自封官许愿，拉一批，打一批。他们做尽了坏事。他们力图在军队里搞反动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这一小撮人处心积虑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
    总之，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这些家伙，力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套来改造我们的军队、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枪杆子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我们就会亡党、亡国、亡头。
    在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革命军队的斗争中，在反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等篡军阴谋的斗争中，林彪同志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同志，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好，对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深。几十年来，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定、最彻底地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军事思想。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林彪同志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等著作和一系列讲话中，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第一”的思想，提出了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一九六○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根据林彪同志的思想所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传统。林彪同志向全体指战员发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伟大号召；他所提出的对毛主席的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原则和方法，对全军和全国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实现思想革命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主席指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彭德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同他们的篡党、篡军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同志特别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无产阶级掌握军队的严重意义。他指出：“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拥军爱民的战斗号召。人民解放军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要善于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听取革命群众的意见和批评，不断地改进支左工作。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依靠和爱护人民解放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行动。对于当地驻军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他们改正。在支左工作中，军队和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要严格按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处理，而不要无根据地无限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重要保证。大家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长江在怒吼，汉水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海南岛到长白山，大江两岸，长城内外，广大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无数的抗议书，指向武汉地区一小撮坏人。大批的致敬电，飞向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制造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陷入了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阶级敌人越接近死亡，就越要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仇恨，作拚死的挣扎。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力量，轻视人民的力量。想当初，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不可一世，妄图一口吃掉无产阶级革命派，一举扑灭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但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曾几何时，他们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切阶级敌人，看起来貌似强大，实际上只不过是银样ｌà＠①枪尖一根，纸老虎、泥足人一个，虚弱得很。
    在我们的时代，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只要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一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还正在玩弄新的阴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妄图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新的反扑。我们要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加强团结，揭穿和粉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坏人只是一小撮。武汉地区的这一严重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要把一小撮坏人和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严格区别开来。对制造武汉地区这一严重事件的罪魁祸首，必须彻底揭露，坚决打倒，严加追查，依法惩办。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善于启发，耐心帮助，支持和鼓励他们站出来，大杀回马枪，热情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对敌，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能够这样做，就是好同志。
    最近，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公开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已经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我们热情地希望他们、并且相信他们能够按照这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武汉驻军广大指战员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支持和保卫左派广大群众，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勇敢，队伍更加壮大了。武汉地区的广大革命群众经受了这一次严峻的考验，觉悟大大提高。武汉地区的这次严重的政治事件，对全国革命群众，是一次最生动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教育，它必将广泛地动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把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在飞跃，革命在前进。
    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武汉三镇的胜利凯歌鼓舞着全国人民，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涨开始了。
    让我们伸开双手，迎接阶级斗争的新的大风暴吧！
    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第十二期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钅加邋去掉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走向另一片面，觉得好象中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可以由北京的学生包办代替，所以现在，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时候，又坐不下来了，又发出了第三次大串联的号召。现在，有许多人坐在车上不下来。在北京，你们要和群众商量，谢富治同志很谦逊吆，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毛主席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问题。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可是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我们看形势，要客观地发展地进行估计。去年这个时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时期。后来，开始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北京起了很好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阶段，是毛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提出了夺权斗争，掀起了一月风暴，搞了夺权斗争，这个问题比前阶段深入了。经过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暴露出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以进行夺权斗争。经验证明，上海，山西，山东，北京还有黑龙江，贵州夺权是对的。这些经验证明，夺权就是夺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通过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夺了权还会有反复，还会有许多经验需要补充。夺权中出现了一些缺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靠我们在斗争中，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可能一帆风顺直线上升，这样的形势是在前进，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信群众大多数，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依靠解放军的大多数，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了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样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不过不是重复，是螺旋式地上升。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武装，是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支柱。所以毛主席把“三军”、“两支”的任务交给了解放军。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和他们讲，真是任重而道远的了。事实上证明解放军是胜任的。不要以为武汉军队出了个陈再道，青海出赵永夫，内蒙王逸伦，就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发生了怀疑。整个军队，就那么少数几个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者。没有解放军，光光发动群众，敌人就要乘虚而人。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前进的，主要的是毛主席的思想，但是还要有力量来维护，当然首先是群众，而解放军是最有组织的。解放军也会犯错误。只要把问题讲清楚，赵永夫之流就会象豆付而已。青海也开枪打过革命派，但是说清楚，就亲如一家了广大解放军战士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军队、只要毛主席、林付主席命令一下，就好办事。广大军民亲如鱼水。内蒙的军队问题，只打了一枪。他开始采取两面派，最后还是暴露出来了。陈再道也是这样。武汉事件，我亲眼看到。武汉问题的解决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有个士兵，端着枪，对准王力同志，当时，独立师的一个营长马上站出来，说，你开枪，事情就变了，要开朝我开！结果战士手也软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的支持作用看得很清楚，不看这个半年，就看去年接待红卫兵，没有解放军怎么能行呢？四个多月时间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的红卫兵，那么有纪律这是个伟大的创举，那一个国家能见到？还不是解放军组织得好。后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看到很有组织，就想到军训，号召在红卫兵中的搞军训。北京武斗，解放军受伤不少。就是在毛主席接见时，由于群众要见毛主席，也有许多解放军受伤。我们去看他们没有听到一句埋怨的话，想起来非常感动。解放军就是听毛主席的话，林付主席的话，受打时，受骂时，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坚决照办，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万分之九千九百九，现在，全国的武斗解放军去阻止，受伤的以十万计了，而不是几万计了。这么个好的军队，那个国家有能有？这是几十年的我军的培养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在军队内挂帅的结果，什么物质力量也不能办到的。犯了错误，只要毛主席一说，林付主席一讲，就马上改，山东军区司令员就好嘛！陈再道是个常败将军，他把枪对准王力同志，他的警卫营营长就挺起胸膛保护了王力同志，说一开枪性质就变化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儿十年革命的传统。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毛主席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军队，解决了许多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另一种说法说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前夜，说刘邓还有那么大力量，这是敌人讲的。帝修反说的。他们从武汉中作中，得出的这个结论，说什么会有更多的武装暴乱。就是要武装夺取政权，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北京不能夺权就到别的地方去锻炼，去夺权去了。怎么把毛主席的影响看得这么轻，把刘邓的影响看得这么重？可能你们看了参考消息，又不注意分析。独立师，百万雄师坏的是一小撮坏头头。总司令说，我们的两个同志对独立师只作了半天工作，他们就听话了，都照我们计划办事，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把王力同志搞出来了也是解放军嘛！（叶君同志讲话：二十号发生事件，海陆空三军就全力支援，出了舰艇等）不错，解放军思想有些保守，军队支左也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但跟刘邓那个时期不一样。一般的讲，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大多数是需要教育，可以教育的。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都要一分为二，好的还是多数。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什么广州要抓广州黄再道。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同志，沈阳军区司令员都是好同志，任重道远，又没有经验，这几年来接触群众又比较少，当然有些领导长期脱离群众，加上传统观念，受《黑修养》的影响，容易犯错误，但也容易纠正，尤其是野战军还不同于军区，他们不同于军区，和群众接触就更少了。我们的军队只要给任务，去了以后，立刻就改变形势。但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提出来了，这和去年不同，要区别看，武汉地区问题解决了，提出武装人民，这是对的，首先要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有条件的。例如，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还有江苏、湖南的。北京的工厂，如果联合起来了，可以武装起来，但没有联合的单位就不行，（武装了）就要打“内战”。可以武装联合起来的左派，把保守派的武装要收回来，农民进城，他们是不愿进城的，受了蒙蔽。
    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小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是急先锋，闯将，立了大功，现在要求你们前进！武汉地区的问题，靠武汉地区革命人民解决就行了。陈再道出来了，革命的干部也亮相了，有了三结合的基础了。靠谁解决问题呢？主要靠本单位的同志们。我们北京红卫兵、学生、要和中央一起，有计划地，有领导地派出一些人到需要的地方去抓革命，促生产，进行调查。现在有个倾向，是有组织地搞，还是自由流出？武汉去了两万人，是个大包袱。北京的同学有个优越感到处串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清华派出了5000多人，这不好，火车票怎么搞来的，这人我有责任。没有车票的上车就不下去了。我们去动员，谢副总理去请，当面答应，我们一走，还是不走，希望大家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斗、批、改然后在这基础上，要抽调一些人，有组织外出调查。去调查这些问题：冲击军区，夺了枪，是违反“六·六通令”的。还有两派武斗，武装左派，农民进城要调查。这些工作可由那些综合大学去做，专业大学可专业搞调查。最近，我还和戚本禹同志商量过，矿院抽一些人，到全国重要矿上去，进行调查，抓革命，促生产，就好了，这样就要安排了。现在，大部分在校搞大批判，斗批改，另一部分，外出调查，搞抓革命，促生产调查。要求大专红代会协助。北京专业学院几十个，可以作这个工作。要听林付帅的话，加强三性。你们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大学生，比我们五四时期的中学生要好的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比我们少。
    总之，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三相信，三依靠。还要把林付帅三性记住，今年是这样光辉灿烂，明年就要更加光辉灿烂，开花结果了。
    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建新劳！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产物。庐山会议，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建国以后的短时期内，我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亿万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拚死反抗。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伙，慌忙披挂上阵，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反党集团头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抛出的所谓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野心勃勃，反骨毕露，死命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反对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大搏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疯狂的绝望的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反革命进攻的黑后台。
    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当彭德怀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仍然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庐山会议以后，他又赤膊上阵，污蔑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经济失调”，“人民公社办早了”，“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他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反右是不对的”。他还极力鼓吹“海瑞”精神，大刮“翻案风”，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让彭德怀死灰复燃，重掌军权，实现他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较量中的一次大战役。
    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不仅有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后台，而且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撑腰打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就公然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十分清楚，彭德怀就是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里通外国分子。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
    庐山会议挖掉了这颗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这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击，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一定要发扬猛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清算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来源：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今天，全国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军篡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彭德怀，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他实际上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头。他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他抗拒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一九五九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极端恐慌，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彭德怀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纠集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嚷要改变党的路线。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同中国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次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一次严重较量。彭德怀及其一伙窃踞着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很大一笔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这条“落水狗”，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什么“改正错误”的保证，什么“不会翻案”的诺言，统统都是鬼话。庐山会议以后的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党活动。一九六二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三降一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彭德怀抛出了长达八万言的翻案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彭德怀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是得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支持的，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密切配合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为彭德怀的翻案制造舆论，企图让他重新上台。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个揪了出来，叫他们显出了原形。他们的末日到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落水狗”，但随时还会爬上岸来反口咬人。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口诛笔伐，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们的一切流毒，一切影响，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来源：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8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⑴⑶）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一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来源：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我是来学习的，向同志们学习的。
    这场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教导，就是破字当头，破中有立。所谓破，就是“革”，就是打倒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他们这一套资本主义的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毛泽东思想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各个领域要把这些资产阶级东西，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合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不合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可能导致使我们这个国家变颜色的东西，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彻底批判，彻底破了，彻底革他的命。
    我们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多了，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第一年发动了，这是第二年了，这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方面这个革命进入到更为重要的阶段，就是要将资本主义的东西认真地、深入地、真正是从政治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了，把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彻底打倒，那些修正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彻底批判了，这个事情是个不好做的事情。正如我们的江青同志屡次讲的，比我们冲一冲、闯一闯，打打闹闹的困难多了。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提倡同志们坐下来大批判，因为这件事情是比较用脑筋的事情，比较用脑筋比较用思想的事情，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件事情做得好，也容易提高同志们的水平，而且呢，必须下这番功夫。简单地把这个人揪出来斗两下，那个东西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但是要是真正把它一切东西拿出来批判，把它的毒素彻底肃清，那就比较困难，要狠下功夫，那就必须坐下来研究一些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研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用革命的武器去批判他们修正主义的东西。这要看很多材料，研究很多问题，收集很多资料，还要加以加工、认识，这是件难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做。大学在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不是点火的时候，现在是坐下来批判。总有那么半年计划从各个领域彻底批判。那天江青同志批评过我，北京的大学好象有一点劲头不大。但是在我们的领导来讲，作为某些方面来说，也有些不够的地方。所谓劲头不大呢，就是狠抓大批判，有份量的有质量的批判。大家把脑筋都用到这方面来做得不够。不是汇了两天报吗？我们文革小组，第一天听到就是那些什么两派打架事啊，吵嘴。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对，什么四三派，四三派！叫的人家很不高兴。搞了半年还是那一套。怎么批判黑《修养》，好象就听到师大讲了一下。开起大会来，就是你告我的状，我告你的状，就是这件事情，江青同志很不满意。应该炮火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么，怎么批判？有什么经验？怎么在批判中搞革命大联合嘛。你们下次再会见中央文革小组，你靠那么一套，人家还不听的。因为我们的大方向是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各个领域把它们搞臭，彻底批判，大家对这大是大非没多少语言，就是啊！你抢了我的广播，你抢了我的汽车，你又怎么样了，津津乐道。人家不听，你下次再这样搞，人家还是不听，不听，完全对的。你互相抢这抢那，谁叫你去这样抢的？谁也没有讲，毛主席没有讲，林副主席没有讲，中央文革也没有讲，要始终抓大方向嘛！特别是你们成立了革委会的这些学校，只抓这些东西，要起模范作用。而且我们搞了一年零三个月了，不要把我们的运动停止在初期阶段。这个，最近几天负责同志讲了，最近几天又冲，冲这里面抓人，什么抢档案，这些办法我看也不要再搞了，一般的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例外，我看特殊情况也不那么多了，有什么特殊情况呀？要好好地搞大批判，我这个话有点不适合大家的口味，觉得有点不对头。那些东西还是初期的，我们要提高大学的水平，真正有份量的批判，大家坐下来，一个学校，一个系，一个班，一个战斗组，可以分工，批判的方面多得很嘛。最近人家送了一套刘少奇反动言论集，就那么多，每一篇都可以批判的。要批判它那一套，要收集好多材料，要学习好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才能批判，至于彭真那些反动家伙多少毒呀！你这个师范大学，就教育方面资产阶级的东西最富呀，苏联的那一套，大部分都是从美国来的，我们又是从苏联学来的，有什么新东西呀，新东西不多，那都是可以批判的，我们要提高。特别是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订个半年计划嘛，至今年年底。不要去串联，也不要到外面去打架。也不要支持人家打架，订一个半年计划，在家里坐下来，主要就是读书，这样就是复课闹革命，闹革命就是革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陶、彭罗陆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东西。这就是破，就是革他们的命，就是把他们打倒，就是把他们搞臭，看看谁在这方面做出贡献，就是破了，还要立。不是毛主席讲破中有立嘛？不破不立嘛，我们搞了一年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零三个月了，如果搞两年胜利完成，那就还有九个月，第三年收尾，九个月一晃就过去了，还要立哪，把修正主义东西彻底打倒，革他的命、把它破了，那么马列主义的呢？最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呢？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有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东西，但是要把它具体化、具体到学校教育制度搞共产主义，完全搞我们的，就是搞毛主席思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完全脱开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这个工程也是相当大了。比那个破可能还艰难。大家都不想干、毕业生都不安心，都想走，不想干这些事情，这个不好，不完成这个任务不行。为什么现在又要串联呢？有的学校走了五千人，就是怕艰难，这个革命不要怕艰难，真正从政治、思想、理论上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要立，我们搞一个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是毛泽东思想的这么一个教育办法更艰难，要走自己的道路可能要走好几次。开始走一趟，开始走不好，可能又要回头。犯错误也不要紧嘛。实验嘛。师大是办教育的。江青同志让北航搞斗批改，师大也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你师大是办教育的，你是办资产阶级教育、修正主义教育，还是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这个任务也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们相信群众、相信你们在座的所有同志，青年人哪、大学生，我这个人又是害怕大学生，有时候也迷信大学生，你学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书，可以搞的，只要把毛主席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搞透了以后，什么搞新的教育制度，怎么搞哇？搞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脱离那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走自己的路。可能开始不那么完整，企图一下就很完整，是幻想，是不可能的。经过修改嘛，你看那些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都是从六三年搞的嘛，六三年我就看了，我是最早在上海看的，我还是个热心家，那时我们还叫好，我说好！我对那个旧戏就是没有一点知识，我看那个新戏呀，就看得惯，那个旧戏哇，我一点也看不惯，没那个文化，新戏听得懂。六三年春季我就在上海看《智取威虎山》，我也不大摸底，看了以后叫好。有的说你这个人随便表态。六三──六七年四年了，现在才象个样吧！
    我们要搞教育制度的改革，不要四年也要两三年，而且现在就要开始。光破不立不行，还要立。破比较困难、立比破更困难。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改革，需要同学们在这些方面下些功夫，那就是为全国文化大革命做了点成就。不是到哈尔滨，到上海去支持，把这件事做好了，彻底地批判、彻底地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就是对全国革命最大的支援。可是这个事情不容易，你们青年人就是爱冲冲跑跑的，我们大家都当过年青人的，坐下来干这些事情都不愿意干的，不过任务落到我们这一代身上，我们相信青年，相信群众，就落在你们肩膀上。主席在批评工作组时讲的，我们也不能批、也不能斗，不能改，这些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学生、依靠教职员工，还不是依靠你们在座的吗，所以希望同志们在这个方面要下一点苦功夫。师大在这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还是一点点成绩。这一点点成绩都了不起，都应该加以表扬，我就来开会支持，那些靠武斗的，我们不支持。我说你们在这交流经验很好嘛，批判要有成绩嘛，有份量嘛，要靠革命的大联合嘛，别打内战嘛！
    还得附带说一声，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这是我附带讲一讲的。
             《井冈山通讯》据录音整理，未审阅八月二十二日晚
    （来源：1967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主办《井冈山》；1967年9月1日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北邮东方红》）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08.25； 中发 ［67］ 274号
    很好，照发。
             毛泽东八月二十五日
    全国各地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地驻军的全体指战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经过一年多了。
    这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充分地发动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几亿人民群众的思想革命化。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人民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已经破产了，已经垮台了。
    无产阶级的新生革命骨干，正在大量地涌现出来。
    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安全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主席又说，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的唯一的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现在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就是因为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城。
    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推向前进。
    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因此，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同样，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一切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因此，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为着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在备战中。人民解放军和所拥有的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是不能侵犯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是不容许外部的人进驻的。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关于武装革命群众，必须在条件熟的地方，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弄清情况，通过协商，报告中央批准，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不符合这样条件的，除紧急情况，经过中央特许的以外，所有群众组织现有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一律立即封存，或者上交。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严防坏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 （第三集）》， 北京：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
    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吴法宪同志讲了八·二二机场事件。当讲到辽联、辽革站把飞机打坏，打伤了空军战士还不让送空军医院时，周总理非常气愤，康生说：可耻！吴法宪同志继续讲到两名战士牺牲，战士被打还念毛主席语录时，周总理：“这叫什么性质的问题？打解放军！”康生同志气愤地说：“谁打我们的解放军呀？帝修！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总理、康生、吴法宪都严厉的批评了辽革站和辽联，并点名批评了徐少甫。总理、康生又就辽联冲击辽革站及辽革冲京西宾馆揪宋任穷同志的事，再次批评了辽联、辽革。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总理：并指示八·三一进驻军区司令部的人全部撤出。
    最后总理要求三派达成协议制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康老叮嘱大家每天要学毛著，不要张贴什么血洗、殴打之类的照片传单。
    接见开始时总理提了三条会议遵守制度：一、不许互相攻击、谩骂，要摆事实讲道理；2．到北京开会不准带枪；3．要支持解放军，达成制止武斗协议。
    （来源：1967年8月27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4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
    我们正在胜利地前进着。在前进的道路上，形势一片大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决不允许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
    毛主席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坚强的柱石，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防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
    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我国，能够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广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够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就是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虚心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他们把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教导，作为部队“三支”、“两军”工作的行动指南。他们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对敌斗争中巩固和发展了军民之间的战斗友谊。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三支”、“两军”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且在保卫祖国的边防、海防、空防以及内地治安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新的贡献，建立了新的战功。
    为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着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辉煌的新胜利，这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革命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
    全国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永远相信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依靠人民解放军，学习人民解放军。
    拥军爱民，是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口号，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和革命群众关系的总原则。对这个口号，我们一定要作全面的深刻的理解。理解了这个口号，就能正确地分析与认清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就能正确处理军民之间的关系，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人民解放军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林彪副统帅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连队运动，整个部队更加无产阶级化了，更加战斗化了。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民解放军经受了极大的锻炼，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样一支举世无双的人民军队，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是无限信赖的。
    人民解放军是我国人民的子弟兵。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关系，是鱼水相依的关系。
    人民解放军要尽一切责任，爱护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同样，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要尽一切责任，拥护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必须根据当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革命群众。
    拥军爱民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必须协助解放军搞好备战和巩固国防的工作。
    拥军爱民的公约，还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处理自己发生过的缺点和错误。对待他方面，在必要时也可以提意见，但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采取适当的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双方有问题争执的时候，必须用协商的方法解决。
    绝对不能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产阶级的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人民解放军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密团结。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离间，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千万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一切革命群众，一切爱国的人们，团结起来！掀起一个伟大的拥军爱民的新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1967.08.29； 中发 ［67］ 278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各省军管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66.5-1968.5 [内部参考]》，1968年5月出版，编印者不明）
    
    三、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时间：晚，地点：国务院会议室。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事口“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组织代表出席。〗
    外交部联络站代表：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主持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月24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
    联络站代表：我叫×××。总起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今天我们来把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告诉你，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我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本来准备让陈毅去检查。问题是忙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本来这礼拜排上了，但刚把财贸口的问题处理完。部里和学校不同，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我上次对业务监督小组谈过，要大中小结合，要彼此打个招呼。
    联络站代表：我们在简报上登过。
    周恩来：简报我看了。你简报登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不能这样。
    联络站代表：昨天上午我们开大会，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
    周恩来：我有多少事啊，我那有这么多时间。昨天我在京西宾馆，天亮才回来。一回来就看到钱嘉栋的电话记录，我在床上睡不着，叫钱嘉东给你们打个招呼。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一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你讲清楚些。
    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
    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
    “六·六”代表：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周恩来：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学生：我们不强加总理。
    周恩来：我给你们先排个次序，还是先开大会，分几次。陈毅肠炎好了，我马上陪他去。
    造反派：是不是把陈毅交给联络站？
    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给“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陈毅应先交给我们批判，然后交给（外交部）联络站。
    周恩来：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周恩来：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这个方式。
    造反派：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的大会不能开。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副总理。
    周恩来：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对付我，没法商量事情。
    众人：我们同意总理的安排。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开一个外事系统大会。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现在才200多人，我说两句话，你们就起哄，陈毅怎么来！……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总希望我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吧。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时间：1967年5月14日凌晨1－2时；地点：外交部三号礼堂。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参加接见。〗
    （谢富总理听到外交部内的争吵声，散步来到外交部。当时谁都不知道。他直接来到了礼堂。有人发现后要求他讲话。红旗大队的人也要求他讲话，并鼓掌。）
    谢富治：我不了解情况怎么发言？我是偷偷跑来看看的。这样压迫人，总理永远不会接见。要我讲，只有一句话：统统回去！统统回去！将来这样当外交官真糟糕！
    （在会议室里）谢富治：你要给我录音呀？我又不是讲演…。这么多人，对我的威胁太大。你们是不是派个代表跟我说。隔壁就是我的家，每天喇叭都响。我怕你们武斗。你们大学生来干什么？宋远利、刘令凯来了吗？你们看机密文件了吗？（同学：他们造谣！）我这次来不是解决问题来的。三家（“六一六”、造反团、红旗大队）都有理，都批评我。涉及总理的问题，我就没理，就都来斗我，就是我不对？（同学：我们那次态度不好！我们向您检讨！［指4月18日］）就我一个人不对，大家都来斗争我。（大家哈哈大笑。）
    同学：你对刘令凯太宽大了吧？宽大的无边。
    谢富治：他现在很好。没贴总理的大字报。
    同学：刘令凯说过，“党内现在还有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说，除了刘少奇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米高扬式的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两面派，是卖国主义者。
    （此时谢富治发现一同学衣袖上有血迹。）
    谢富治：这是怎么搞的？
    同学：外交部的人打的！
    谢：不要告人家的状，我不听。
    同学：他们告我们的状了。
    谢：没有！我没听见！（大队的人继续讲关于刘令凯对抗总理……）不要讲刘令凯了！
    同学：那你讲今天的吧。
    谢：又是想问“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我们今天的行动就是革命行动，他们说我们是暴徒，是……。
    谢：我想还是找两个头头了解一下情况。
    同学：还是让我们大家听听。
    谢：在天安门广场我看见过你们，想和你们辩论，可是你们的人太多。总理告诉我，你们抢了材料。……
    同学：根本就不对。
    谢：总理会说错话吗？他们（刘令凯）到外交部待了多长时间？
    同学：一天不到。
    谢：那你们今天这样做好不好？是不是革命行动？
    同学：第一次，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
    谢：那为什么今天又来了？
    同学：那天我们听了总理的话回去了，可是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又都进来了。
    谢：还有个井冈山？
    同学：刚刚成立的。
    谢：有多少人？
    同学：（答人数）刚从红旗大队分出去的。
    谢：刘令凯他们还是三十人吗？
    同学：有一百多人。
    谢：好，他们也有一百多人？有发展了。
    同学：从造反团里又出来一个28团，他们是反总理的，是原来的老保。
    谢：不要这样说。你们都是红代会的嘛！就是刘令凯不是，谭建锋（听不清）……他们来没来？你们可以和宋远利合作嘛！
    同学：他们说我们是保陈毅的，是新的保守派组织。
    谢：他们是搞激将法。
    同学：不是什么激将法，他们是想把造反派搞成保皇派。……（同学议论）
    谢：你们现在要讲团结，不要随便讲保皇。
    同学：我们很欣赏您的话：“极左派或保皇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对付真正的革命造反团，很适用于我们学校的情况。
    谢：不要这样讲！我没讲过这个话。
    （同学中有一人拿出了“关于当前北京市高等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若干问题的声明”，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谢：我看过，我当时就问过，为什么没有地质东方红？（同学插话：他们只去个代表，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为什么没有宋远利他们？
    同学：造反团不同意第二、第三条。
    谢：我不同意……（记录不清）。
    同学：如果这样，为何红代会四十一个单位都同意我们的观点？
    谢：我听总理说了，你们提意见可以到房子里去，为什么非到大街上？你们这样怎么能做外交官当大使？（谢：很气愤，接着激动而又气愤，大声地说）千条万条要服从大道理，大道理管小道理！我刚从办公室回来，怕你们武斗，出来散步来看看。大门那儿人很多，我从西门进来的，走走，看看，我根本没有接到总理的指示，我不能代表总理。我说，你们赶快回去吧！你们这样压总理行吗？
    同学：总理说要接见我们。
    谢：那打个电话。
    同学：我们也去听一听。
    谢：啊呀！是大学生了……。我给总理打个电话，叫他派我接见你们，那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如他有空，来见你们，那就是他的事。我现在去打电话，如果不相信我，可以派人来听，来监督。昨天在天安门“九一五”、“九一六”闹起来了，问我：你是哪一派，我说我是“九一七”的。我请你们不要闹了，要把矛头指向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这些大学生啊！总理今天没派我来。如果是总理派我来的，我会这样偷偷摸摸的来？总理如果派我，那我就可以代表总理。行吗？那我现在去打个电话。
    同学：今天来的还有二外的。
    谢：我以前没有和二外的打过交道。
    同学：你今天来散步，到我们这来，我们感到很幸运！你从总理那里得到消息，说我们抢了材料。我们感到总理还没了解清楚，我们想这一定是总站反映的，我们也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向总理汇报。
    谢：那你就说吧！
    同学：要说起来很长。
    谢：你们大学生讲话就是那么长，讲得简短扼要点吗，你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二外里边也有两派？
    二外红卫兵：有一个组织就象你说的是“极左派或改良派与保守势力结合在一起”（介绍二外几个组织情况。）
    谢：不要用这个话！
    同学：我们想让总理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听说派代表，我们就派了代表，可是造反团等组织派遣去了三大卡车，还听说搞了游行。姚登山说：“总理很累了。”我们于是就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可是他们这是总理指示，来压我们……。
    谢：你们闹那么对立吗？（红旗大队与造反团）他们两家都在一起活动吗（指“六·一六”，“井冈山”。）
    同学：他们明里是两个组织，暗地里是一样的。
    谢：你们也不能因人家偶尔说了一句，把人家打成反革命。
    同学：我提醒谢副总理，应注意这一点。
    谢：听说你们有一个组织夺权了？
    同学：就是我们，我们有二千一百人了。
    谢：明天我们要开会，对武斗要采取坚决的行动。
    同学：（红旗大队要继续汇报，企图要说“六·一六”造反团的谣言）外院红旗革命造反团冲了外交部，把陈毅办公室搜了，什么都干。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总理就接见了，总理对他们这种行为，深有体会。我们希望谢副总理把我们的情况向总理反映。他们还把总理逼的心发跳。
    谢：“六·一六”和红旗革命造反团在不在一起？
    同学：经常在一起，有时不在一起，他们还贴总理的大字报。
    谢：这是反动的。
    同学：闹起来了。
    谢：小家伙天真烂漫。
    同学：不是这样，他们贴总理的大字报，在总理的名字上还打“X”。他们在“欢迎总理到我们学院来”的大字报上的总理二字上画了两只黑手。（红旗造反团递了一个材料）过去是明的，现在是隐蔽的，是一贯反对总理的。
    谢：不能把人家说成一贯就是反革命的。现在应该讲一讲外交部。你们讲这一派那一派，当着我面，老说别人的坏话，我反对。你们这么说，那我就走了！（起身欲走）
    同学：这都是实话。
    谢：我要反对，我不听！在外交部为什么不讲今天的事？宋远利是我的好朋友，你们在我面前说他的话，我不要听。（红旗大队插话：要用发展眼光看人，现在变了。）我有几个月没见他了，上次只跟他说了几句话，你们不能批评我的老朋友，（大队插队：现在他不是你的老朋友了。）（下面不清。）
    同学：我们感到很有必要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情况。不过我今天不是来压总理的，是揪陈毅的。
    谢：可是你们到外交部，揪得出陈毅吗？他又不在这里。我不支持你们，你们先告人家的状，你们发了这么多言，都是告别人的状。
    同学：这都是事实，可以调查。
    谢：陈毅在国务院，可以调查。
    谢：陈毅在国务院，你们都知道的嘛！
    同学：（理亏……）他是外交部长，不在外交部揪，行吗？
    谢：你们来了一千多人，我是为你们着想，我感到这样不好，你们既然来了，我就打个电话给总理，看他有什么意见。
    同学：希望你能把我们和（你）说的事儿讲一下。
    二外同学：（稍稍谈首都红卫兵的分歧。）
    （谢打电话给总理，总理在大会堂。谢对着电话讲：我今天是散步到这里来的。听说这里要搞武斗，我赶来了，到处都是。看样子他们要台阶下，是不是给他们一个台阶，总理是不是给我一个指示？总理答：要他们撤回，明天找他们几个代表接见。）
    谢：我有事马上要走，总理的电话打通了。你们选几个代表，明天总理接见。但你们马上得出去。
    同学：选多少个？（吵）
    谢：我那未来得及问，反正两三个吧！
    同学：（乱吵吵）不成，五、六个，七、八个，十个，全部。
    谢：七、八个吧！七亿人都要见总理呢。我要批评你们了，我看到血衣了，没看到人。你们还有人带刀子，带剪子。
    同学：（吵）造谣！他们诬蔑我们有人带手枪呢！
    谢：你们是打了架了嘛，反正打架是不对的。
    同学：没有，根本没有这回事。（有同学说，他们打的。）
    谢：你们要响应总理的号召，马上撤！
    同学：好！（鼓掌）相信总理。我们没打人。
    谢：你们要撤，要排好队，不要搞小动作！要突出政治，你们将来要当外交官……你们是不是打扫一下房子，大标语盖一盖。
    同学：我们没写，他们都把写我们的贴到大街上去了。
    谢：你们撤，收拾一下，我就管这一点儿，我是公安部的，不管外交部。
    遵义兵团战士：我们支持联络站，红旗大队冲入保密室是错误的，保卫保密人人有责。（揭发红旗大队砸广播室事件真相）
    谢：你们是哪儿的？
    同学：我们是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
    谢：你们做的对！就应该管！（谢和我们的留学生遵义兵团战士握手）
    （注：因为接见时会场很乱，有的听不清）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时间：凌晨。因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冲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紧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造反派：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是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
    造反派：“六·六”、“造反团”的人就冲过。他们一冲，总理就接见。
    周恩来：不是因为冲就接见，而是因为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你们不要拿“六·六”的错误来抵销你们的错误。
    造反派：反正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下定决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嘛！反正我也把政策都交待了，你们不听，将来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如果你们执意要召开外事系统的批陈大会，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外交部加强保卫，不管哪一派，谁冲就扣留谁。你们首先承认错误，不然就被动。从机要室抄走的机密材料、笔记本要追回。
    周恩来：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
    〖地点：中南海小会议室〗
    总理：你们现在批判陈毅同志的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
    联络站同志说：我们现在在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群众性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现在大家先学《通知》，武装思想。大约下星期开始批判。
    总理：群众可以学习《通知》喽，我们少数人可以先谈，你们可以先准备材料，批判内容先告诉我。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我怎么能这么搞呢？！红旗大队向我承认了错误。不承认这点就是歪曲了我的话了嘛。那天我接见完红旗大队就叫（钱）嘉栋打电话告诉你们。接见他们不是我要见的，我本来就是不管，我没有答应见他们。是谢副总理强加于我的嘛，他散步走到那里去，是他答应的。我历来的办法是一起谈，这样就不容易歪曲了。
    （联络站同志谈到5.13事件后，红旗大队不但不承认错误还在外面造谣。）
    总理：他歪曲，你们怎么能怪我呢！你们不相信我，反倒相信他们。你们怕什么？你们就是相信谣言，街上谣言多的很，你们都相信？他坏，很好嘛，走向自己的反面。
    （联络站同志说，总理5月15日接见红旗大队以后，他们公布的记录说总理这样讲：“你们不要在这件事上纠缠，没意思。如果他们真这样，就会在批判陈毅同志问题上形“左”实右，走得很远，正好暴露自己……。”）
    总理：我怎么能会这样说呢？！你们哪里是形“左”实右呢？！我历来主张在一起接见，什么话都在一起讲，不要分开来，那次你们不同意，我是被迫分开接见的。那天见他们主要谈了几点：
    1、冲外交部是错误的，要他们承认错误。
    2、我原来十二号跟他们讲红旗造反团等组织批判陈毅，要他们参加一起批，我说人家发票，你们去参加。开始他们同意，后来又不同意了。我说，我对“六·一六”、红旗造反团讲，要他们请你们参加。他们说这等于不承认他们这个团体，我说团体可以保留嘛。他们后来不同意，要自己搞。我说那没有办法了，还是按原来的次序，你们排到后面。
    3、他们说你们打了他们。我说外交部拿出很多证据，还有血衣。他们说你们把血衣抢走的。他们说大字报没拿走。（联络站同志说二外红卫兵把机密大字报抄上了王府井大街了。）红旗大队还说他们进保密室时门口有人，不告诉他们是保密室，门锁不牢，一推就开了。说这是政治陷害。他们还说进去后两分钟就切断电源了。我说要他们回去检查，有大字报交回来。
    （联络站同志说现在一个字也没交来，还抢走了三个工作证和一个照相机也没交还。）
    总理：现在我不去辩论这件事，一看就知道他们这件事错了。过去经常吵，在一个屋里谈话的，回去还各写各的，这是人的观点、立场不同嘛。
    （联络站同志又指出，红旗大队公布的记录说，总理会讲“我接见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造反派，而是他们要游行。”）
    总理：我怎么会这样说呢？在没成立红代会前，对“六·一六”是什么空气？在那时是我去替“六·一六”辨白的。两次我和江青同志一起去的。我支持你们批判陈毅同志，但是不同意游行。特别是外交部不要参加。可是你们那天学生与你们还是去游行了。如果你们游行了，我就不见你们了。
    （联络站同志答应，我们把不去游行的决定通知了学生，他们仍游行，但本来要静坐的后来只是走了一圈；同时也有四、五十外交部的同志自发参加了。）
    总理：后来你们还游行，并且呼口号。
    （联络站同志说这是反武斗和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迫害我同胞的游行。）
    总理：还有外交部副部长参加，喊了口号了吧！（联络站同志喊了。）学生们去游行，这是运动中不能避免的。只要联络站不带头就没有关系。学生打闹不要紧。
    总理：以后学校方面的问题，我不再管了。我原来是好心，对“六·一六”人家那时反他们反得很凶。我两次去替他们讲话。我这说的是心里话，我对他们没有反感。我为什么要挑拨他们学生（指红旗大队和“六·一六造反团”）的关系？！我不喜欢哼哼哈哈打官腔。我不愿骗你们。向你们讲心里话。我是守信用的。你们反而不相信我了。
    总理：我和他们讲了，他们冲外交部是不对的，冲外交部，还要我见。
    （联络站同志说，是红旗大队在外面造谣撞骗，影响很坏。）
    总理：我不见，我和钱嘉栋讲不要管。我是要托姚登山同志处理这件事，要他们走。
    联络站同志说：红旗大队公布的记录还说，总理这样讲：“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某某嘛，以为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哪有这么简单呐！他们提，你们也提？！既然批判本质不同，为什么怕他们哪？”
    总理：我没有说过本质不同嘛。我是说，你们既然都是批判，为什么不能参加他们的会呢？批判总部的观点是先批判后定性。红旗大队在我面前说他们也要打倒陈毅，我说既然你们也要打倒，就可以参加他们召开的会，何必搞两次？我没说过什么“批判本质不同”。从去年我管外事口以来，我都是一起接见，没有分开过。上次你们不同意一起见。主席的思想就是分派也可以在一起开会。你们不同意，我只好等待。在一起开会讲了什么，大家都知道了。要是分开来，就会各取所需，你们不去管他们，最后要核对起来还得了啦。哪有这么多时间。
    （联络站问到总理的十二号讲话是否有改变）
    总理强调：批陈的问题没有变嘛，我已经答应的事不会改变。问题是你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一方。红旗大队冲外交部是错误的。拿走的大字报要追回来。他们说没有写，但上了王府井。这就证明拿出了××，照相机，三个工作证，让钱嘉栋打个电话去调问一下。至于你们说红旗大队是保守派，你们说你们的，我了解情况不够。还不能同意。他们现在还是红代会的。红代会现在也分两派，中央文革都不能表态。
    关于批判陈毅同志的问题。你们批判前要把主要内容告诉我，有些事点个题目我就知道了，心中有个数。你们顺便把姬鹏飞、乔冠华的问题也谈一下。第一次会，一定要开好。如果搞得不好，下不了台，也不能批透。这样我就不好向主席交待了。
    （下面谈了查档案等具体问题。）
    张闻天这一案还没了，档案还是交给专案组比较妥当。其中有哪些档案你们要看，可以找一下目录，开个单子给我。档案一般不能随便看，都跑去看势必要乱。我是给中央办公厅打过招呼的。你把四川调查情况的同志写个名字给我，我和军管会联系一下，那儿军管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
    你们占领导地位，不要自居领导，三结合还没有出现，你们是实际领导，但是不要说出去。譬如政协开会，实际领导是我们，人家叫我们领导党，但是我们不说，后来别人慢慢承认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说了，现在说了，事先主席不说这话。不敢谦虚，其实是自信心不够。自居为领导，结果一定做出麻烦。你们应该增强信心，但不要强居为领导。学校就是这样。你们要自信一些，自信心不太多，自信心不够，又强居为领导，人家不服，不服一定就压，压了人家没有几个人，也压不下来。
    山东解放军出了个自我批评，很痛快，晚自我批评不如早自我批评，吞吞吐吐不如痛痛快快，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承认，知道了为什么不早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还带个“性”字。那是初级阶段，主席教育大家循循善诱，说了个“方向性”吧，连“路线”都没有说，那是八月四日说的，还没有说路线错误。那天晚上我们去清华讲了话，李雪峰就没有说方向性错误，其实李雪峰讲话原来是有方向性错误的，是总书记邓小平不同意，那时候说方向性错误是刘少奇，没有说到邓小平。他坐得离主席很远，两种可能，说没有听到，也许是假的，也许是真的。他把方向性错误勾掉了。伯达同志也在场，那时新的选举，还没有提出，16条也没有说，李雪峰就没有说，只说是严重错误，他不说我当然不好说：是根据七·二九那个方面说的，后来人家怪李雪峰为什么当时不承认，他是不好说。现在，我可以替他解释。难怪接见了造反派，一看那天你的演说是错误的。这不怪群众，伯达同志也去清华了，七·二九本来没有邓小平讲话，群众一定要总书记出来说话。平反在清华、北大张承先、江青同志、康生同志都去了，揭得最早，清华压制很强，事情的经过是曲折的，现在到这个时候才好说。
    （总理谈到陈毅问题时说）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会上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也可以允许让他讲，我不会去插言，你们向我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回答，你们不回答不好，回答了也不好，不独立思考了。
    
    （二）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
    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地点：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按：陈毅这个庞然大物，其三反罪行累累，早在今年二月，周总理、中央文革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就已命令他必须滚到群众中作检查，接受批斗。但是，他一直负隅顽抗，拒不到群众中来。因此，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于七月十七日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外事口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一小撮保陈小丑却歇斯底里大发作，制造了一连串非议和谩骂，恶毒攻击造反派，恶意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八月四日戚本禹同志在一次会上和红色外交战士姚登山同志交谈时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戚本禹同志的这一席话，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保陈派的威风。这一小撮小丑竟恼羞成怒，到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姚登山同志“捏造”戚本禹同志讲话，说什么“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等等。同时，他们还写信给中央文革搞什么“控告”，掀起了喧嚣一时的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就在这一形势下，王力同志八月七日晚接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同志，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对外事口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的指示。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整理的谈话记录转发于下。〗
    八月七日下午七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找姚登山同志，说王力同志于晚上九点找姚登山和联络站代表一起谈一谈。
    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的同志走进王力同志办公室，王力同志的左小腿部分打着石膏，在躺椅上和大家一一握手。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表示了极其亲切的问候和敬意，并询问王力同志的伤情。王力同志说不要紧，快好了。
    姚登山：武汉问题解决了吧？
    王力：解决了。武汉问题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烂透了的，可以很快、彻底、痛快地解决，凡是不痛不痒的要拖些时候。武汉这次事件后，军区立即改组，司令部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二零一部队调出去改编，“公检法”彻底改组，武装部彻底改组，对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对“百万雄师”本来想慢慢诱导，现在问题一清楚，下面起来造反，问题就解决得快。
    王力：今天晚上请你们来谈一谈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看到外交部一份材料，我们小组的同志议论了一下。晚上他们有事都出去了。我有点空，找你们闲聊一下，什么都可以谈。
    （王力同志看了代表名单，一个个认识一遍）
    王力：好吧，先听你们的，我们学。
    （联络站代表向王力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去年六月到十二月外交部运动三起三落，谈到联络站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月十八日夺权，谈到四月份“总部”出现时……）
    王力：“总部”是个什么组织？有多少人？在外交部有多大影响？
    联络站代表：据他们说有二百三十人，他们在外交部没有什么影响，我们认为他们是保守组织。
    （联络站代表继续谈运动情况，谈到“打倒陈毅”的口号。代表阐明我联络站根据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三反言行，我们认为是敌我矛盾，应该把陈毅的三反言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至于将来对陈毅的处理，那是中央决定的事，我们最后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们联络站也有同志提出“要与陈毅血战到底”的口号。）
    王力同志插话：这个道理你们跟总理谈过没有？
    联络站代表：谈过。
    （又继续谈运动情况，当说到外交部运动阻力大时，分析了一下外交部的具体情况。）
    王力同志：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王力同志：“攀险峰”是什么组织？有人看到它的政治主张，说它还不错，是不是中间的？
    （联络站代表介绍了“攀险峰”的主要观点，联络站代表提到在七月十七日粉碎刘少奇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攀险峰”攻击联络站，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方向路线错误，是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了刘少奇的当）。
    王力同志说：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
    （联络站代表指出“攀险峰”和“总部”、驻外革联等组织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它们是搞统一行动的。就是大字报、标语等都是联名写的。）
    王力同志：那外交部基本上还是两大派嘛！
    （联络站代表谈到目前外交部运动情况，运动搞了这么长时间，外交部走资派没有真正打倒。领导干部没有敢于站出来亮相的，业务还是原来的班子抓。）
    王力同志：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联络站同志谈到有些司长、部长只划圈，举了个例子：有个案子徐以新看后写上“怎么办”，让其他副部长传阅，最后传一圈回来，部长们都划了圈，案子上仍然是“怎么办”）
    王力同志：这是官僚机构，不管事，何必还要个人在那儿？
    （监督小组代表在谈到部党委对抗中央文革时）
    王力同志问在场的中央文革宣传组负责人之一朱庭光同志，他们现在是不是威风小点了？
    朱答：他们不管了。
    （联络站代表插话：中央文革批评后他们采取撒手不干，消极抵制。）
    王力同志：（对部监督小组的同志讲）他们不干我们要找你们了，你们现在监督。监督不了嘛！？
    （监督小组代表：中央许多精神下不到我们这里，如：主席七月一日对缅甸问题的指示我们不知道。关锋同志对新华社的讲话也是我们自己从新华社那里搞来的，也不知道部党委知道不知道，我们一月份夺权后有些不称职的司、处长、副部长让他们靠边站，那时候业务上我们搞的还可以。）
    王力同志：那为什么又退了？原来冲了一下，后来又缩回来，现在停止不动，下阶段怎么办？没有很好考虑吧？
    （联络站代表：在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
    王力同志：这话不对。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联络站代表告诉王力同志说，英勇护卫我国国旗的赵小寿同志回国后，分配工作时竟有两个单位都不要，部党委一次会议上还说赵小寿不能作为外交战线上的英雄人物典型来学习。）
    王力同志说：这是专政！
    （联络站的代表说：有些干部不称职，但是不能让他们靠边站，说是还没定性，不能撤职，要到运动后期才能处理。）
    王力同志：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只要工作需要就可以看。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联络站同志谈到整风，检查了我们对总理问题上的错误。也谈到有些同志现在觉得就受压抑。）
    王力同志：整风应长革命派的志气，把毛病去掉，不要磨掉锐气。
    （联络站代表：我们联络站成立才半年多，整风就花了三个月，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同志：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联络站的同志说希望中央文革小组今后关心我们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站出来亮相。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
    （联络站代表把整风中我们检查对待群众的问题给王力同志谈了一下。）
    王力同志：凡是有群众的地方用压是不行的，要做思想工作。希望你们坚决贯彻主席的革命路线。监督不能做点缀品，重大的方针政策上不能让步。当然，看不出问题是另一回事，夺权夺了半天没有多少权，挂了这个招牌。以后监督小组不只监督业务，整个负责发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监督，凡是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要监督。什么机密神秘化，对革命不利，不合理的要监督掉，等级森严，该批的就批，该改的就改掉。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调来搞党内工作的同志二十刚出头。他搞党总支书记工作，管好几个单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干得挺好吗，他只有两个口袋，没有四个口袋。（大家没听懂，王力同志说两个口袋是普通战士，四个口袋是干部嘛，大家都笑了。）
    （部监督小组问：以后业务上的事是否也可以和中央文革联系？）
    王力：有原则性争论就打电话给我们。
    （又回到“总部”来信的问题上）从这封信我们看出这代表一种错误思潮，我们认为问题严重，找你们来谈谈。革命不能半途而废，坚决支持你们，将革命进行到底。
    （联络站代表把联络站十七个战斗队写的“关于联络站某些负责人再次对抗总理的联合声明”递给王力同志看。）
    王力同志仔细阅后说：也是挑拨中央文革和总理的关系，跟“总部”一样。
    （联络站代表在离别时表示希望王力同志和中央文革推动一下外交部的运动。）
    王力同志说：主要还是靠你们。
    联络站代表最后表示：我们下定决心要把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决不能让它半途夭折，我们准备着有大反复，革命造反派要准备重新被打下去，但即使这样也要坚持到底！
    王力同志：那不会的，你们干吧。
    最后，姚登山同志和联络站代表同王力同志握手告别，并对中央文革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付主席、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问好！
    你们这次大会，我在五月十二日就表示支持，现在还表示支持。
    今天这个会开得好，当然中间有些波折，这是不可避免的。总的说来是按照我和谢富治同志和你们订的三条协议执行的，开得好！
    这次会是很有意义的，对我是个学习，是个动员大会。这样的大会不宜太长、太多，比如今天有很多发言我没有叫进去，大中小套着开，开小会批得深，批得透。当然不开大会大家看不见也不满意罗！我还是提议今后开小会，只要我有时间参加。关系到外事口的政策、方针、路线的问题我都愿意听，小会说得更清楚。这样排列起来就不快了，一个星期二次就不错了。
    你们心情很急，这个责任由我负，不是陈毅贪污时间。除了外事口，以后还要排农、林、财贸、工交、更急的是各省的问题。今天晚上还要给北京红代会开会，对全国的任务有个建议。
    虽然外事口没有实现整个联合，但成立了批陈联络站，庆贺你们这个联合。（口号略）
    
    （三）一些群众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新华社香港二日电“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１英雄的香港爱国同胞连日来不怕港英法西斯当局的暴力镇压，不屈不挠地开展反英抗暴斗争。
    据港英电台供认，在七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两天内，港英当局在港九各地非法逮捕了五十七位爱国同胞。
    港英法西斯当局妄图用疯狂的镇压来压倒正在风起云涌地进行反英抗暴斗争的爱国同胞，但是，就在港英进行疯狂的大镇压、大搜捕的同时，港九各地反英抗暴标语到处出现，反英抗暴传单漫天飞舞，反英抗暴大字报遍地开花。一队队爱国青年走上街头，演出反英抗暴节目。他们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歌颂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的英雄气概，无情地讨伐万恶的英帝国主义。他们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同胞，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斗志。有一个学生文艺演出队在石硖尾为苦难深重的小贩演出《小贩的控诉》，激起了爱国小贩们仇视英帝国主义的强烈感情。他们说：英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它斗垮，斗臭！一支以“港九先锋游击队”命名的战斗队，在港英“工务局”的围墙上用油漆书写巨型的反英抗暴标语，港英警察慌忙前往涂抹，勇敢的青年们就在他们的头上把大叠传单撒下来，爱国同胞们争相拾阅，大灭港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在港英当局袭击港九纺织染业职工总会的第二天──七月三十日，纺织染工人纷纷奔回会所开会，愤怒声讨港英袭击工会和所属支会、福利部，以及在二十六日枪杀纺织染工人苏全的滔天罪行。这个工会的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发表声明，对港英当局恣意撕毁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以及捣毁工会和绑架工人的罪行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声明说：有暴力压迫，就有暴力反抗。我们纺织染工人完全懂得怎样回答英帝国主义者。
    港九车床打磨职工会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对港英暴徒扯下工会福利部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撕毁《毛主席语录》一书内的毛主席像的严重政治挑衅行为提出了最严重的抗议。
    正在胜利进行联合大罢工的六万香港工人，在收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打来的慰问电和随电汇来的港币一千万元后，感到无比鼓舞。罢工工人表示：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祖国工人阶级对我们的有力支援，使我们的信心更强，斗志更加昂扬，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反英抗暴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激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声讨大会严正指出：英国政府竟敢无视我国外交部八月二十日照会的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尚未撤销对香港三家爱国报纸的停刊令，拒不释放被捕的爱国新闻工作者和撤销对爱国报纸以及印刷公司的非法诉讼，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政治挑衅。大会指出：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中国人民决不允许英帝国主义者在香港横行霸道。英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针锋相对地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中国人民和香港爱国同胞犯下的滔天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必须得到彻底的清算！
    “香港爱国同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不容侵犯！”这是声讨大会上最强烈的声音。在大会上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指出，从史无前例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照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心。港英法西斯当局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和爱国新闻工作者，妄图封锁真理的声音，妄图阻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扑灭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的烈火，完全是痴心妄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和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可侮的，是不好惹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香港爱国同胞，是吓不倒，压不垮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必将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
    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讲话中还向坚持反英抗暴斗争的香港爱国同胞表示崇高的敬意。他们热烈赞扬香港爱国同胞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香港爱国同胞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英雄儿女。他们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爱国同胞的英勇斗争表明，香港的命运要由中国人民来掌握。有七亿祖国人民作后盾，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原载1967年8月2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你回国不久，还不熟悉，我们还要看你，人家要求你当外交部长，连天安门上都有。你作为一个司长，对出现这样的大标语从来也不在我们面前吭一声。联络站报的夺权班子名单（指部党委），我送给林付主席看了，林付主席表示不同意，林付主席说外交部还要三结合。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总理问姚登山在外贸部的讲话，姚说：我对王力讲话理解错误了）总之，你不要推给别人，你自己检查自己。（这里总理强调了几次）
    陈毅的问题很清楚，他有缺点和错误，但不是你们提的“刘、邓、陈”，我现在还不能同意打倒，你们打倒，我还是不举手。
    （联络站：陈毅不倒，其它部长都打不倒，姬鹏飞、乔冠华也打不倒。）
    你们老是逼我把最高指示说出来。主席对外交部付部长知道得很清楚。为什么一个地方有陈再道，什么都要打大麻子。不要每个部都要×××大麻子，什么谭××嘛！但是我主张批，姬、乔可以批。
    （联络站：姬、乔靠边站。）
    这样不行，我是在最高指示原则下灵活机动一下，9月批姬，10月批乔，11月再批姬，12月再批乔，而且轮流管工作。（联络站：一定要打倒姬、乔）我是按最高指示办事。
    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联络站：王炳南呢？）也可以停职反省。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党，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外交部联络站王海蓉等
    最高指示：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危险性，在于他可能发展到小组织，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周总理8.31日讲话，中央首长9.1日讲话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发出的伟大战斗号令，我们必须立即响应，认真学习，坚决照办，不能含糊。
    九·七《解放军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中明确指出：“凡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的东西，不管来自那方面，都要坚决反对，坚决抵制，坚决顶住。”
    王力八·七讲话是什么东西？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摆着革命的架式，采取煽动性语言，放出遮人耳目的烟幕，欺骗群众，蛊惑人心，企图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我们必须识破王力八·七讲话冠冕堂皇的外衣，彻底批判他的八·七讲话，批判他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背离毛主席伟大战略布署的实质内容。
    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夺权。他力竭声嘶，锋芒毕露，以为时机已到，“有政权才有威风”，向中央夺权！
    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他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唱反调，“将”周总理的军，“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军！
    八·七讲话是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一发“炮弹”！
    八·七讲话是“怀疑一切”的活标签，它全部否定八·七以前我部运动的光辉成果，全盘否定不该否定的东西。
    八·七讲话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丑恶表白，别人都不行，唯我最革命，要听我指导！
    八·七讲话给“抓革命、促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失，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八·七讲话私字当头，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认真回顾，仔细分析，难道八·七讲话所造成的恶果还不明显，还不惊人吗？
    王力在八月七日抛出这篇讲话不是偶然的，它是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的！
    可是算盘打错了，“风吹月老天不动，浪打船头道难移”，任何风浪也动摇不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
    周总理8.31日的讲话，中央首长9.1日的讲话是何等的好啊！王力讲话是何等的丑啊！一好一丑代表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态度，两套方针！同志，你站在那一边，必须作出果断的抉择！
    毛主席说：“毒草只有让它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除几次草吗？草锄过后，还可以做肥料。！
    我们要锄八·七讲话这株毒草，肃清它的影响和流毒，挽回它所造的损失！
    同志们，我们坚决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吧！
             外交部王海蓉 刘华秋 冯联直 陈德和 王永华 方 峰 李奉阳 陈贞芳 李钟英红代会北京轻工红鹰兵团《523》战斗队转抄9.13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9月16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后，对外交部刘祥伦等同志作了谈话。〗
    陈毅是有严重错误，亚非会议上有严重错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有严重错误，他认为是革命的，我说是政变，他还说是革命的。他随刘少奇出访，刘少奇是典型的三降一灭，他也会有错误。一月份让他过了关，以后他又发那么大脾气，无怪小将抓住他不放，这个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毛主席说：“陈毅同志还是要一批二保。”
    外交部和另外的部就是不一样，陈毅这个部长和别的部长就是不一样，这是关系到国家威信和威望的问题，不是保他个人，不是保他的面子。
    （当有人谈到联络站二十五个战斗队、组开会批判王力问题时）总理说：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又14日晚，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了几个问题，大意如下：
    1、陈毅的大字报、大标语等不能上街；
    2、对陈毅的态度是“一批二保”，这是最高指示；
    3、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十二月一日，总理接见了外交部各组织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陈毅及其他部党委成员，刘晓未参加。接见情况如下：
    1、使馆在十二月份要立即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2、对外交部东方红兵团（67.11.30成立的，属“外联”34战斗队一派）没表态，总理说：“东方红兵团声明很弱，政治主张不明确。”
    3、对“外联”34战斗队没表态。34战斗队代表曾发表意见，但被到会代表压了下去。
    4、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34个战斗队的群众。”
    5、总理说：“对516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外交部自王焕德揪出后，又搞出了个泄密小集团。
    6、总理还批评陈毅说：“你在北戴河会议上反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是好的，但到广州会议就变了。”
    参加接见的还有王海蓉、唐闻生（唐明照的女儿）
    （据外交口同志传达，非记录，供参考）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　泽　东　　九月七日
    注释：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要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二、研究资料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关于“五一六”的一些资料（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曾有一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兵团”，其成员就是“五·一六分子”，简称“五·一六”。从１９６７年“清查五·一六”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五·一六”一直是被坚决打击的对象。被打成“五·一六”的人，没有准确的统计，估计全国至少有几十万人。有关资料较多，难以分类。现开列如下，供大家研究时参考。
    （一）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原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吴庆彤，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专门谈了“五·一六”问题。吴庆彤说：
    首先是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我认为是有的，在北京有。其他地方有没有，我不清楚。证据是：１９６７年８月初，“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在北京散发了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传单。８月９日还将这些反革命传单张贴在北京动物园门口、甘家口商场和西四丁字街等处。……这些反革命传单的署名是“首都５１６红卫兵团”。这些传单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无耻的诬蔑和攻击，群众看了十分气愤，纷纷揭发“五·一六”的反革命罪行，有的将反革命传单拍照下来，有的从墙上搞下来，送给周总理和国务院。现在国务院的档案里还保存着这些反革命罪证。
    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揭露过“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１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所以，有些我们也不懂，为什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后天打倒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朱德、陈云这些老同志都要打倒。后来才晓得主要就是他们搞的。
    同年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外交部也有两派，在一个短时期，１９６７年８月，７、８月，是在极“左”派的统治之下，烧了英国代办处。你看，这个领导的是一个反革命秘密组织，它的名字叫“五·一六”，５月１６日。这个组织非常秘密，人不多，可是煽动性很大，在大街上公开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打倒李先念这些人。
    同年１２月１８日，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说：“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这个敌人叫‘五·一六’，在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有４个人……王、关、戚，还有一个下次我给你讲。”
    国务院各部门在清查中也发现有“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如学部的吴传启、林杰，外交部姚登山，国家经委的陈大伦，国务院财办的何畏等人。这些坏家伙都直接同王、关、戚挂勾，受王、关、戚的指挥。现在看来，后台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林彪反党集团。
    吴庆彤又说：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中斗争非常复杂。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惯于施展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对清查“五·一六”进行破坏。陈伯达竟然当上了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组长。他们胡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是“五·一六”后台，他们在全国全军普遍清查“五·一六”。林彪提出“一个不漏”。陈伯达提出追组织，找加入“五·一六”的登记表。吴法宪说“北京的小三军就是‘五·一六’”（引者注：“小三军”就是当时与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所谓“冲派”。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多数派的“大三军”比较而言，人数较少的“冲派”就是“小三军”）。他们千方百计地转移斗争方向。这样，在清查“五·一六”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伤害了很多好同志，还整死了不少好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和林彪反党集团，故意把清查“五·一六”引向邪路，搞扩大化，把水搅浑，以便掩盖他们的罪行。在毛主席指出王、关、戚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后，中央文革一伙不得不将王、关、戚关起来。但是，在清查“五·一六”中，不少单位要求通过王、关、戚弄清本单位“五·一六”分子的情况，中央文革一伙人又规定要经过姚文元批准，结果是不许向王、关、戚作调查。
    （二）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增刊）刊出《北京出现一股反周总理的逆流》。报导说：
    ８月８日深夜，“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分别在北海公园前后门、王府井大街北头一个胡同里、西四、平安里、动物园、商学院等处贴出了６种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反动大字报。他们同时还在师大等处散发了同样内容的传单。所谓“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是７月中旬出现的，跨行业的秘密组织，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三）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小报第４６２１号刊登《公安部有关人员谈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一些情况》。其中有公安部“五·一六兵团”专案组负责人孙茂祥和北京卫戍区的杨增祥向记者介绍的调查、审讯“五·一六兵团”头头供认的情况：
    １、关于“五·一六兵团”活动情况，原文为：
    经中央批准，已拘留入狱审讯的有：钢院学生张坚（建）旗、李芳（女）、陈力（女），商院学生程镇华，１０１中学学生郭海燕（女）、长沙一中学生唐亦安。还有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冶金部矿冶研究院的物资组成室副主任蔡萍迹（女）和她的母亲曾广澜。
    “五·一六”兵团是７月１日正式出现的，有一个“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可以证明，会在北外开的，发起者有钢院的张建旗、李连菊、李芳、陈力和１０１中学的郭海燕。
    前身是钢院的“五·一六”。张等均是钢院的“五·一六”分子（属钢院造反公社红一团），在对外作战部工作（原文如此——引者注）。据交代，５月份在反击二月逆流活动中，张建旗最先提出揪二月黑风总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并说：“从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天起，就准备坐牢。你们过了三个月再看。”不久，张写了一封攻击周总理的万言书《致总理的公开信》，４月上旬，送林副主席、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张到处向社会上观察哪里有反总理思潮的人，积极串连师大苏东海、商院程镇华以及农大、北外、二外等有反总理思潮的人。
    《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张建旗一方面提出所谓“要掀起深入揭发高潮”和“抓新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派李连菊和北外“六·一六”进行反革命串连。
    ５月下旬，北外“六·一六”派张新民、戴达明等５人到钢院找张建旗等人。５月２９日，张建旗、李连菊等人就搬到北外活动。由北外××给他们腾出几间房子住宿，只留曾先锋、李良弼、杨阳等在钢院活动。曾先锋是钢院的负责人，并担任“第一线指挥”，张建旗在北外担任“第二线指挥”。
    ５月底６月初，张建旗及其同伙成立了所谓“钢院五·一六兵团”，发表了一个反革命的宣言。他们还把《致总理的公开信》抄成了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同时他们自己还写了一些欢呼的大字报，这样又勾引来一个郭海燕（去年到鞍山大串连时认识张建旗的），她写了《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叫好》的大字报，署名“群众的呼声”。“钢院五·一六兵团”成立以后，还向毛主席、中央文革等写过信，信中希望中央文革在６月４日前给以指示，如不给指示，就按自己的分析行动。
    ６月３日，中央首长严肃地批评了北外、二外反总理的活动，引起了张建旗等人的混乱。张等７人在紫竹院讨论了一两天，意见不一致，一种认为反总理不符合毛主席战略部署，要搞只在业余时间搞，另一种意见坚持搞下去。之后，李良弼、曾先锋、杨阳回钢院，张建旗、李芳、陈力、李连菊和郭海燕等５人继续到处收集攻击周总理的黑材料。
    ６月３０日—７月１日，在张建旗倡议下开会两天，张提出用整风方法搞了“两忆”（忆“受迫害”、“受压迫”之苦）、“三查”（“查斗志”、“查阶级”即查动摇性、“查工作”）。这样，他们又鼓了劲，起草了一个反革命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因为１０１中的郭海燕参加了，就由“钢院五·一六兵团”改为“首都五·一六兵团”。
    ……
    这一时期，他们还串连了商学院程镇华、农大郭树忠、师大苏东海、长沙一中唐亦安以及财办何畏等人。
    ７月份以来，张等频繁活动。方针是：“影射攻击不点名”。这时，程镇华、唐亦安等也参加了活动。
    ７月３日—５日深夜，张及其同伙在财贸口贴出“枪毙××”、“打倒李先念”等大标语。
    ７月５日，程镇华透露李先念要在人大会堂做检查，他们把准备好的传单印了１０００份，在人大会堂散会后散发。
    ７月１１日—１２日，经过串连后，他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农口和八机部。一是到八机部门口刷大标语，一是与农大东方红“五·一六兵团”配合，到农口各部门口大量散发《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
    ７月１３日—１４日，他们到天安门附近、南池子等地贴出“吴克华是好同志”、“肖华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三军打成打砸抢派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７月份，张等经秘密串连，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７月１５日，由张建旗、刘令凯发起，在北外“六·一六”召开一次秘密会议。主要研究是否要搞总理，以及如何搞法。参加者约２０人左右。其中有三中卢平化（化名×东兵），二外张广武、欧阳江，农大周明灯、崔碧君等。
    ７月２９日，他们又开秘密会议。……
    由于唐亦安、郭海燕等４人贴了攻击总理的大标语，被革命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公安部门，张建旗及其同伙在８月３日—８月４日开了两个晚上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一，积极准备写、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和传单，公开贴出和散发。二，扩大组织，统一行动，成立所谓“八个方面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写了７种传单，约印了４０００份，并抄写了１３份大字报。
    ８月９日凌展，他们把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公开贴在北京街头，并向北京大专院校，以及湘、鄂、粤、新疆等地邮寄传单。他们还到城里挨门挨户塞传单。这是他们活动的高潮，也是最后一次。
    ８月１１日，江青等中央首长宣布“五·一六兵团”是阴谋的反革命组织以后，该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迅速土崩瓦解……但是张建旗等６—７人，仍在负隅顽抗。……
    ８月１７日，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抓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到８月２５日，就把“五·一六兵团”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了。
    ２、“五·一六兵团”成员情况。
    孙茂祥对记者说，从目前调查、审讯犯人口供情况来看，判断是否“五·一六”成员，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大致可分三类：一类，头头和骨干，了解内幕，一起参加活动者有张建旗等２０人；二类，有相同观点，和骨干分子一起抄写大字报，刷大标语，散发传单等活动者共２４人；三类，被骨干头头串连过的学生、干部，并表示支持赞同，提供了黑材料的共２１人。~}
    ３、“五·一六兵团”后台问题。
    财办××组组长何畏，７级干部，６月２０日，何与张建旗、郭海燕谈过话，
表示对总理一不是奴隶，二不畏惧。
    “五·一六”的活动还有一些，清查“五·一六”也还有些情况，补充如下：
    １９６７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刊登《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其中说：“６月３０日和７月１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５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７日，中央在一个内部文件上说：“炮打周总理的歪风逐日增长，革命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表态。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红旗造反团’和二外‘首都红卫兵’中一部份人为代表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不断高涨，调子不断升高。”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内部小报第５６３３号刊登《中央机关群众组织抓“五·一六”分子中的几个问题》。这份材料说：“一些单位已有~扩大化。”它又列举了种种表现。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４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关于“首都５·１６红卫兵团”问题调查简报》第４号刊出《“５·１６”—蔡萍绩—徐向前》。８月２５日，戚本禹在简报上批：“即送江青同志阅。‘５·１６’与徐向前、康克清以及军队有关。”同日，江青批：“总理、康生、伯达、富治同志参阅。”（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戚本禹写的交代材料说：“关于徐老总……我现在记得有一个‘５·１６’后台的调查就涉及到他。这件事还向江青等送过简报。所谓‘涉及’指的是某一个可疑人物同徐老总认识或有来往。”
    （四）“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铁一连’”１９６７年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一集）（油印）收有《看，黑手操纵下的“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简介）》一文，其中说：
    1968年１月５日，北外‘×××兵团’在天安门前贴出反革命大字报《×××你要干什么》，公然进行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
    “钢院张建旗跳出来攻击×××是‘毛主席的同路人’，‘与李××、李××、余××、谷×是第三司令部的人’，‘运动以来与中央文革讲话不一致’等等。
    4月×日，张建旗到学部请示吴传启，讯问他的炮打×××的大字报何时可贴，吴说时候未到，没让他贴。”
    6月２日，张建旗等人在外院密令，准备公布炮打×××的材料，会上成立了‘北钢五·一六红卫兵团’，即‘首都五·一六兵团’的前身。”
    6月３日，张建旗贴出《给×××的一封公开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污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煽动人们起来‘造反’。同一天，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出现署名‘北钢五·一六兵团’的极端反动的传单《２３个为什么》。”
    6月３０日和７月１日两晚，经过充份的反革命舆论准备，‘五·一六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主楼５楼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所谓‘代表大会决议’，提出‘×××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一员主将’，是‘反革命两面派’。”
    7月１２日，在八机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中央气象台等单位散发了传单《告农林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个为什么》等，诬蔑×××是二月黑风的后台，反动之极。”
    7月３０日夜，商院‘决战纵队’在阜成门贴出《首都五·一六兵团政治部、作战部严正声明》，要总理公开检查。真是猖狂！”
    8月１１日，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严正指出‘五·一六兵团’是秘密组织，阴谋组织。”
    “‘五·一六’一些成员名单：……。”
    “‘五·一六’后台：农口秦化龙、外交部陈家康、红旗杂志林杰。”
    “‘五·一六’组织系统：有政治部、作战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及８个方面军:
    一方面军：农林口。
    二方面军：财贸口。
    三方面军：文教口。
    四方面军：工交口.
    五方面军：军事口。
    六方面军：中学口。
    七方面军：外事口。
    八方面军：全国通讯联络。”
    （五）“首都红代会部份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于１９６７年９—１０月编写成《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１９６２．９——１９６７．１０）》（铅印本，共１５３页，内部发行），这个大事记中零散地记录了一些有关“五·一六”的材料，或可补以上资料的缺失。摘录如下：
    １９６７年“三月中下旬在反击‘二月逆流’的剧烈的复杂的斗争中，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党集团——王力、关锋、林杰之流初露头角。其干将吴传启、洪涛等人开始相互串连。他们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说什么“现在有三个司令部，一个是毛主席司令部，一个是刘少奇司令部，一个是周总理司令部”，“现在的斗争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是旧政府的人，不用听他的”。“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谷牧、余秋里是一条黑线，这条黑线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在这个阴谋集团的策划下，３月中下旬，北京街头贴出了许多恶毒攻击李富春、李先念的大字报，轰打周总理的逆流从此时隐时现。”
    １９６７年“五月初，钢院张建旗等一伙，积极策划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活动。农大出现了‘五·一六兵团’”。“在二外，以张光武为首的一小撮公开发表‘开炮声明’，在商学院跳出了一个‘火线纵队’，迫不及待地把矛头针对周总理，并暗地策划建立反革命‘五·一六兵团’。”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６日，一个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小集团北外‘六·一六’抛出反动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恶毒诬蔑周总理是‘反革命两面派’”。
    ５月底，反革命“首都５·１６兵团”的前身——“钢院５·１６兵团”成立。
    ６月２日，反革命小丑张建旗抛出他两个月前（３月３１曰）写的大毒草《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并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攻击周总理。
    ６月１４日，北外“六·一六”头头刘令凯和钢院“五·一六”头目张建旗等~人密谋后，在北外“六·一六”成立了“首都５·１６兵团”。……钢院、二外、商院等地不时出现攻击总理的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迎头痛击反总理的逆流。
    ５月２４日，首都大专院枝红代会发表声明说：“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５月２９日，陈伯达等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核心组严肃指出：……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６月３日，陈伯达、江青等同志再次向北外“六·一六”捉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
    张建旗一小撮见势不妙，于４日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作退却，并倒打一耙.
    １９６７年“６月３日，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接见了外事口的革命造反派，并作了重要指示。伯达同志指出：……‘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１９６７年“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反革命阴谋小集团‘首都五·一六兵团’在外语学院５楼召开了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７月上半月“五·一六”黑匪兵团在财贸口、农口开始所谓‘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大肆散发《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告农口革命战友书》、《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反动传单。污蔑周总理‘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在八机部贴出反动标语‘打倒六月黑总后台’，大肆攻击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五·一六兵团’猖狂活动。７月１４日在首都大街上及农口各局、各院校发现大量反动传单……”
    １９６７年“８月９日反革命‘五·一六兵团’在夜间贴出许多大标语，恶毒地攻击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和１１日连续两天，中央文革召开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革命组织座谈会。……首长还说，……被坏人操纵的‘五·一六兵团’是反革命组织”。“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８月１１日，商学院斗争了‘五·一六’黑匪干将程镇华。”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黑匪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擒获。８月１８日，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大东方红、钢院延安公社等７６个革命组织发表严正声明，决心与黑匪兵团决一死战……８月２０日，黑匪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归案。师大井冈山揪出黑匪干将陈力。８月２５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里的黑匪‘五·一六兵团’干将季××等９人，缴获手枪两支、子弹百余发以及大批反革命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奋起反击‘五·一六兵团’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黑材料。８月２６日，首都及全国在京革命派１０００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５个黑匪头目被揪出示众。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了。
    
    （六）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革命》编辑部编的《教育革命》第２０期（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在头版头条刊登《毛主席、中央首长谈“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全文如下：
    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要团结，共同打倒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搞大批判。——毛主席最近指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誊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摘自９月３日《人民日报》
    还有个“五·一六”，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陈伯达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我们说过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布暑。同学们、工人同志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陈伯达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叫“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污蔑“五·一六”。——康生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有的以极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情。北京“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同志们要有敌情观念。——康生同志８月２７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有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方面动摇毛主席司令部，不要上当，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康生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五·一六兵团”明天（指８月９日）要出×××的大字报，我想找你们谈一谈，这件事要大动的。文革小组开会谈到要找几个学校办一办这个事情。“五·一六红卫兵团”第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建旗，是钢院的。——谢（富治）副总理８月８日讲话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江青同志８月１１日讲话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从“左”右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江青同志９月１日讲话
    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有社会上地富反坏右，还有美蒋特务。有这些黑手藏在背后，以极“左”或极右面貌，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绝不允许，注定要失败的。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个东西，叫“五·一六”，它人不多，表面上多数是青年人，这青年人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利用青年人思想不稳定。
    “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出现，我们每个人材料他们都整了，我们也不怕，心里没鬼怕什么？
    他们从右的方面来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二月份有一股风。目前是一股“左”的风，以极“左”面目反总理。
    要提高警惕，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他们不会老老实实，千方百计要作垂死挣扎，我们就要提高警惕识别他，向群众宣传，把他们孤立起来。他们是见不得人的一小撮。~
    有人要破坏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委员会，这要提醒同志们注意。——江青同志９月５日接见安微代表讲话
    现在有用极“左”的口号，打倒一切，分裂和挑拨中央文革的关系。这一篇文章（指姚文无的文章）的要害，是点破了目前出现的“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有人企图用形“左”实右，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继承和发展了陶铸的那一套，妄图分裂中央，分裂毛主席的司令部，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有些人就上了当。“五·一六”的青年上当了，要反戈一击。“五·一六”的黑手是一小撮，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戚本禹同志９月６日讲话
    在当时铺天盖地针对“五·一六”的批判中，上述只是摘引了一部份中央首长的谈话，并且所引或背景交待不清，或摘引不全面。根据本人掌握的资料，下面对以上引文作一些解释或补充。
    １９６７年９月３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１９６７年９月２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报导说：“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人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江青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又说：“目前这股子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康生说：“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象北京‘５·１６’中的一小撮，还有什么‘星星之火’，实际上是阴谋小集团，他企图动摇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破坏已经批准的革命委员会。”
    “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３日印发的《文化大革命关键时刻中央首长十分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铅印）收有《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代表》，时间：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晚９点１０分至次日凌晨零点２５分。“中央首长”为：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李天佑、曹轶欧等。江青在讲话中说：“目前拿北京来说，就有这么一个东西，我说它是‘东西’，就因为他是反动组织，就是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他人数不多，这个表面上也是年青人（引者注：语言不通，原文如此）。这些年青人我看是上当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对我们有刻骨仇恨的。”“‘五·一六’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它集中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们都整了……。”“象‘五·一六’，反对中央，或者以极‘左’的面目来反总理，这是很典型的，是反革命组织。”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０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江青“九·五”讲话的通知》。
    １９６７年９月９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革命委员会、军管会、革命群众组织”“认真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的录音，“进行学习”。
    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批转〈安徽“Ｐ派”和“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九·五”指示〉的通知》，文件注明“这一通知可在各地张贴”。
    １９６７年９月１６日晚，“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部份代表时，周总理说：“９月１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对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千万不要扩大化”。“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４９７５号说：“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７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陈伟回答：“没有证据。”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４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时，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吴法宪交代：“１９６７年７—８月，江青一伙诬蔑周总理保护老帅、副总理、国务院的部长、各省委书记，是保护了‘走资派’，是‘只要生产，不要革命’，‘同中央文革分庭抗礼’。要周总理取消中央常委碰头会议和国务院的碰头会议。以中央文革为中心，代替党中央集中领导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８年５月，江青还多次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秘密开会，诽谤周总理‘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掌握方针、原则性差’。”
    （七）１９６７年９月８日《人民日报》用３个版面发表了姚文元的长文《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经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审稿时加了如下一些话（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加了一些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份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八）严家其、高皋二人合著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最新增订版，香港潮流出版社出版）中有《清查所谓“五·一六”》一节，其中对“清查五·一六”扩大化，有一些论述具有参考价值，不妨摘引如下：
    其实，在“坚决镇压”了“五·一六兵团”之后，所谓“五·一六”已不复存在了。谢富治说过，“五·一六兵团”非常渺小，他们人数不超过五十人，而且，~}其中相当多是受蒙蔽的。江青在讲话中，姚文元在文章中，所以对“五·一六”如此大张挞伐，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所谓“右的和极‘左’的”，所谓“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幕后人”、“操纵者”，都没有具体的指向。因此，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和林彪），对军队中林彪支持的人，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笼统地称作“五·一六”分子。实际上，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属于“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人”、“掌握军队大权的人”，只要觉得“你反我”，就可以用“五·一六”这个代名词给人以定罪。
    ……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文化大革命”中各类受过冲击的人又被重新清理一遍。从“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演化出来的“五·一六问题”，是一个含义不清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都可以牵扯到“五·一六问题”所包括的内容中，这就难免有人就““五·一六”问题纠缠不清。一九六八年，在北京以至全国，“五·一六问题”也被重新提了出来。中央还成立了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运动。
    因为曾经有过“五·一六兵团”，因此，认为“五·一六”是一个广大的组织。追查登记表、追查组织网首先提上了清查“五·一六”的日程。然而，追呀追呀，越追组织问题越模糊。由于绝对不肯否定“五·一六”的存在，于是提出，组织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罪行，要从清罪行入手。然而，清呀清呀，越清越清不出头绪，于是又重提清组织问题。就这样，清查“五·一六”，从清“罪行”到清“组织”，又从清“组织””到清“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由于普遍存在着逼供信，“五·一六”的问题也就越清越大了。一九七０年１月２４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也在会上跟着林彪、江青，亦步亦趋。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很多单位还把林彪１月２４目的讲话摘成语录张贴在最显眼的地方。不少单位的高音喇叭在播音时间里总是不停地重复播放着。……各种形式的“攻心会”、“批斗会”也在反反复复地进行着。所谓“五·一六”问题严重的人，不仅被单独隔离，不准回家，还必须不断地交待“罪行”，接受批判斗争，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洗刷自己“肮脏的灵魂”。在这样一种森严壁垒的环境中，在不停地叫喊不要逼供信，但事事处处又都存在着逼供信的气氛中，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极度痛苦的精神折磨而走上了绝路。
    清查“五·一六”在漫无边际地行进着。中国大陆大多数地方都抓出了不少“五·一六”。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过的人，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被宣布为“五·一六”分子，接下去的便是写不完的交待，认不清的罪。不过一百五、六十人的东方歌舞团，一开始就抓出了“五·一六”分子五、六十人，情况还在继续恶化。清查运动，使各单住的群众心惊肉跳，觉得恶运随时有可能降临。派性冲突也在明中暗中加剧。清查“五·一六”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为此，中共中央于一九七０年３月２７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然而，这个通知是在肯定存在“五·一六”的基础上发出的。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加上所定“五·一六”的罪行范围广泛，因此，“三·二七通知”虽然有企图制止清查“五·一六”的扩大化倾向，但实施中却适得其反。
    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极为严重的全大陆的逼、供、信运动。一些人被隔离审查，受尽折磨。由于清查“五·一六”长达数年，捏造出来的“罪行”反复交待，一些细节则在反复交待中编得神乎其神。“五·一六”被描绘成了一个罪大恶极、无孔不入的组织。
    在“五·一六”组织和罪行都不明晰的情况下，在认为必定有一个“五·一六”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基础上，一九七一年２月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由吴德担任组长的“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从此，全大陆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便按照《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着。
    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北京以外的地方，情况就更严重了。就全大陆而言，在清查“五·一六”中，直接遭受诬陷迫害的有数百万人，受到牵连的人就无法计数了。有一句顺口溜：“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便反映出清查“五·一六”的广泛性。
    军队的“五·一六”是指与三军“冲派”有关联的那部份群众。不仅把“五·一六”与“五·一三事件”连在一起，而且把它和“七·二０事件”连在一起，点名说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操纵“五·一六”。实质上是对黄、吴、叶、李、邱的反对派的冲击，火药味本来就浓的军队，与“五·一六”斗争的火药味当然更浓。
    一九七一年９月１３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清查“五·一六”运动也受到震动，然而，清查的方向一时并没有动摇。……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
    （九）金春明先生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出版），是一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可不读的好书。金先生在书中也有一节专论对“五·一六”的清查，现将其下半部份全文抄在下面：
    可是，在事情已经基本解决之后，中央为什么又要专门成立专案组，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在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清查运动，依据是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本人目前缺乏足够的事实作分析判断的根据。因此，这里只能对事情经过作一简述。
    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当时陈伯达毛遂自荐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代”，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所谓“五一六分子”并无科学的判定标准，一般的解释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两条：“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两条从原则上讲并不错，但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可以给予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极左狂热造反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情况颇为复杂。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１／３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并提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些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实际上这是促使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这个通知还错误地把遭到诬陷的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帮助林彪、江青一伙干了很多坏事，当时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九一三”事件之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而且名列首位。到１９７３年冬，身任公安部长、“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并兼管专案办公室的李震，也自杀身亡了。在下边的清查运动中，由于大搞逼供，轻信口供，专案组负责人被咬为“五一六”分子的事，也屡有发生。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但是，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却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明其妙的痛苦的灾难，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样的教训是不应该轻易忘记的。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吴德回忆录；《风雨十年记事》，
    （朱元石记录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第四部 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
    
    戚本禹也被关起来了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情起的时候急，收的时候疾，跟不上挨批，跟上了又错了，又挨批。北京市抓“五一六”的情况也这样。北京市的革委会筹备时，把原来的老市委、新市委的人统统下放了。进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王、关、戚”那一派的，主要是学部的人；还有学生，“五大领袖”；还有工人，如刘锡昌、鲁文阁等。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基本控制在中央文革小组手里，戚本禹在抓。有一种说法，不知是不是真实：开始成立革委会时，戚本禹要当革委会的主任，直接抓了很多事，革委会的成员很多都是戚本禹的人。听说毛主席不同意。谢富治任“革筹”小组组长以及任革委会主任后，一方面积极向中央文革小组靠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有矛盾。周景方是市革委的秘书长，曾几次给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告谢富治的状，说谢富治阻碍发动群众。革委会中很多戚本禹的人，想把谢富治架空，所以才出现了保谢的一派和反谢的一派。保谢的这一派叫“地派”，还是戚本禹抓的一派；反谢的一派叫“天派”，是聂元梓抓的。我们当时知道，这两派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在背后直接操纵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底，王力、关锋被抓起来了，当时说先关王力、关锋，留下戚本禹加以分割。以后，戚本禹的活动更频繁。１９６８年１月，把戚本禹也关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霉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他们的垮台是罪有应得。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１９６６年１２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
    在１９６７年２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３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１９６７年４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１９６７年５月中旬，江青把他们从上海弄来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给林彪、康生和周总理，还居心叵测地写了一封信，说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总理为此不得已写信向毛主席报告，附上有关历史材料说明真相。　　这个启事是１９３２年国民党在上海伪造的，周恩来当时已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康生知道这件事，陈云、康生他们当时在上海还及时揭穿过敌人的阴谋。在毛主席的阻挡下，江青等人的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此事，听说戚本禹也是搞了一手的。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把硬铮铮的彭老总的肋骨都打断了。戚本禹的罪行，在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总理专门找了谢富治去谈，后来把我和傅崇碧也一起找去参加谈话。周总理向我和傅崇碧明确交代，要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我们回去，经过研究，首先把杨远抓起来了，让周景方等学部的人统统回了原单位。周景方回到学部后，另一派认为戚本禹已经倒台，也就一下子呼啦起来，声势很大，揪斗了周景方等人。周总理让我们贴出类似布告的东西，要求不要揪斗。后来，周总理让以监护的名义把周景方逮捕了，是傅崇碧去执行的。由戚本禹派到市委的学部和其他单位的人全部回到了原单位，对市革委会以及党委成员，如“五大领袖”和其他学生中的造反派头头、工人造反派，学生毕业的就分配了，工人造反派的人员回到原来所在的工厂，这个活动清理出去了一百四五十个人。　　市革委会里这样就几乎没有人了，工作又近乎瘫痪，不能开展。市革委会抓紧陆续从部队“三支两军”人员中调来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同志，从中央各部委调了一些没有什么派性的同志，又加上原市委下放的一些干部，这样就等于重建了市里的领导机构，等于又一次改组。调来的新同志是五湖四海，大部分不是造反派。原来革委会领导机关存在两派的问题一时没有市场，慢慢地在消除。这些步骤都是周总理和我们商量、给予指示和我们想了办法的，很多人不晓得这个情况。这是谢富治期间出现的一波。原来都是造反派，后来“王、关、戚”倒了以后，清除了一下。清除后，重新组织了市革委会的领导机关。周总理当时明确地说：那些人不清理，你们市里稳定不了，你们也工作不了。这以后，１９６８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成员。１９６８年的时候，具体的月份我记不清了，外国语学院“红旗”造反派成员章含之向毛主席写信，告市里谢富治的状。她说谢富治支持的一派“六一六兵团”是反周总理的，是反周保谢的，海军宣传队进驻外国语学院后一屁股坐在“六一六兵团”一边。　　章含之教毛主席读过英语。毛主席当时对她的信作了批示。批示大意是批评北京市不抓“五一六”，说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要周总理出面去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五一六”从极左跳到极右。以后又有一次，汪东兴同志找我去阅看毛主席对市里有关北师大的一个报告上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又批评北京市，说就是不抓“五一六”。在北京市报告中提到“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五一六’分子”的地方，毛主席的旁批写道：这就好了。这样一来，谢富治很紧张。周总理找谢富治谈过话，内容我不清楚。谢富治回来告诉我们，周总理指示要李作鹏、谢富治和我研究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到外国语学院“支左”的是海军）。周总理提了三条：一是“支左”海军军宣队作检讨；二是市革委会作检讨；三是海军的“支左”人员撤出大部分，留下一小部分，派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领导斗批改，这样可以使海军、北京市革委会解脱出来。市里派谁去检讨呢？谢富治去不合适，因为有人保他，也有人反他。就确定由我、丁国钰、刘绍文同志一起到外国语学院大会上检讨，我们检讨时，上纲到我们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以后，我们就不管外国语学院的事了。这以后，江青、谢富治开了市革委各部门的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分子。到底有没有“五一六”反革命组织？一时难说。在北京是有过反周总理的“五一六”造反兵团。　　１９６７年５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奇为首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６月２日，张建奇就贴出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２３个问题责问周总理，大字报贴在了很多地方。紧接着，大概在６月１４日，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的头头刘令楷与张建奇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筹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当时，社会上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正趋于高峰，外国语学院的“六一六兵团”就对陈毅发起进攻，矛头指向周总理。　　１９６７年七八月间，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五一六”一派反总理为起端，许多污蔑攻击周总理的反动传单，贴到了北京市的一些闹市区，什么“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等等。反动传单上署了“首都六一六红卫兵团”的名。打击这些反动行为，打击这些造反群众组织里的坏人是必要的。但到底有没有一个经过填表的严密的“五一六”反革命组织，这却是清查过程中发生的疑案，恐怕是逼供信的产物。什么是“五一六分子”？好像是以反周总理为标志，实际上包括涉及“揪军内一小撮”等问题都在内，也就是所谓“三指向”者，把矛头指向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向了人民解放军的，指向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摊着一项，就都是以“五一六分子”论了。“五一六”定性的扩大，使“五一六”问题大无边际，成为了全国性的问题。“五一六”问题愈是严重扩大，所谓“五一六”的反革命组织问题就愈是被搞得玄而又玄。最后，不仅在北京抓“五一六”分子，而且在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这里固然打击了一些造反上来的坏人，但也使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和打击，特别是当对立的两派在互揪对方的所谓“五一六”问题时，造成的扩大化就更可怕了。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    抓“五一六”问题也时伏时起，１９７０年３月２７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指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要求进行清查和重点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周总理找我谈话，说毛主席指定我任抓“五一六”的办公小组的组长，公安部的李震任副组长。这时，各机关开始抓“五一六”分子，提出查他们的登记表、组织情况等等，我们怎么查也查不出来东西，只有钢铁学院的“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总理的比如“六一六”等组织都是“五一六”分子，戚本禹是反对周总理的，搞周总理的什么“伍豪启事”，该是大号的了吧。我们开了若干次小会，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登记表和组织情况等线索。但谢富治在报告中仍然说“五一六”是有组织的、有后台的等等。北京市也组织了一个抓“五一六”的办公室，由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负责这个工作。就在这时，北京的一些工厂被坏头头夺了权，那时，各级都在夺权，很多工厂因此停产。有一部分工人造反派的头头很坏。北京市面临工矿企业的大面积停产危险，怎么制止？这时，周总理在外交系统作了一次反极左的讲话，我们就借这个形势，提出反极左，把一些破坏生产的坏头头、打砸抢很厉害的分子作为“五一六”问题来抓。市里开始成立的叫“批清”办公室，临时调了一二十个人，主要是“三支两军”的同志多一些，负责人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张铁夫和李立功。批极左思潮，市里发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是针对蒯大富搞的极左谬论的，突出抓了“造谣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要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这样的谬论。这次批极左思潮搞了一段时间。借此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提起来了一批老工人负责生产，发动群众，稳定了生产。　　１９７０年春，市里就布置清查“五一六”。一开始，下边就有个问题，有的单位就交代了：有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还有什么政委、兵团司令。说得头头是道。有的人还交代填了什么表。这样，就有一阵子追查组织甚至有的单位就追查表。这就搞得触动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搞了几个月，大概搞到最多的时候是群众揭发出来涉及五万多人，触动的有一万四五千人，下边报上来的重点人是七百多人。办留宿学习班，全市最多时有三千人。有一段时间，下边报上来的揭发数字天天往上涨。发现不对头了，哪有这么多的人，如果是反革命组织怎么能弄到那么多的人呢？张铁夫很怀疑，就向市委汇报。市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决定抓住一头，甩开一头。所谓抓住一头，就是抓住几个反革命案件，指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几个重大案件和重要人物，查事件、查人物。所谓甩开一头，就是不要追什么组织、什么表，一般的，没有罪行的，就不要去折腾人家了。这以后就集中力量，查事件、查罪行，逐渐搞了核实、定案。　　当时，我们组织查了几个事件，是涉及到全国性的东西。一个是围困中南海，几十万人安营扎寨；一个是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个是午门大会，就是香港问题。这三个都是对着周总理的。在清查中发现他们有一句口号，叫做“要揪一个永远健康以下的、保人保得最多的、揪出来让你吓一跳的人”，矛头所向清清楚楚。以后，我们在清查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谁反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们清查的这几个事件，都涉及到他们反总理。围困中南海，他们就是想把总理轰出来，戚本禹就逼周总理搬出中南海。然后，他们冲进去，抓刘少奇，再嫁祸周总理，他们是这么个阴谋。火烧英国代办处也是这样，总理负责外事嘛。午门大会也是这样。查了这三件事，基本上查清。比如围困中南海，那时不是有“天派”、“地派”吗，实际上查来查去，“天派”、“地派”是一家，都是陈伯达、戚本禹他们在指挥的，在反总理上，他们是一致的。虽然“天派”、“地派”也有矛盾，但根子是一个。在北京市我们主要查清了几个重大武斗事件，一个是西单商场武斗，破坏性很厉害的，死了人。那是“财贸尖兵”干的，头子是洪振海，后来抓起来了。
    
    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　  友谊商店的王景瑞也是头头。百货大楼的武斗、永定门粮库的武斗、琉璃河水泥厂的武斗，都造成很大破坏，也是伤了人、死了人的。另外一些事件，比如西郊的张兆庆，还有一个王洛宾，是造反派的头头，他们准备在西郊搞一个大公社，搞一块根据地，是戚本禹指挥的。二七厂的徐凯，他是准备把铁路系统抓在手里的。还有一个矿冶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名字记不起来了。随着这几个事件查罪行，查到罪行联系到这些头头，解决事件的发动者和幕后操纵者。还有周景方从学部带来的一批夺权的人，他们来后把持了市里的几个主要口，比如建筑。这些人都是支持造反的。还有参加工代会的那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通过这次清查，把“五大领袖”拿下来的。把“五大领袖”搞下来，批判、查清了他们的罪行，然后把他们下放去劳动改造。张铁夫他们写了材料、写了报告。我传达了毛主席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的意思：谭厚兰是不行了；韩爱晶是蒯大富的军师；聂元梓的问题牵涉到林彪的问题，没有查清，放一放；王大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可以安排工作、给出路。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市又把这些人抓起来，批判了一下，批判的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　　我们后来还想给点出路。谭厚兰劳动改造表现比较好，认罪态度比较好，写过几次认罪书。谭小的时候是童养媳，很苦的。后来做了小干部，送到北师大学习的。我们考虑到这些，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想让她回老家当个小学教员，她四十多岁了，没有结婚，还可以找个对象。但以后没有弄成，她病死了。包括“五大领袖”，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是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是敌我矛盾就是敌我矛盾，你是打砸抢分子就是打砸抢分子，你有人命案就按有人命案处理。我们最后核实定案的结果，这个数字不是十分准确，大概是这样：定了１０个；待批的有２２人，当时有些人市里批不了，要报上去批；另外还有１４个挂着的人，当时，重点人物总共有４６人。此外，还有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４３人；犯有严重错误的６０８人，其中有２００多人是要给适当处分的。这是１９７３年时的一个统计材料。这就是结果，清查“五一六”开始不是说扩大化了吗？以后市委就掌握逐步落实政策、逐步定案。当时是根据人证、物证、旁证，核实定案的，没有这三条不行，不能光凭个人口供，最后还要给出路。再补充一下，我们当时还查了两个案子。一个是讨孔，就是谭厚兰组织小分队到曲阜破坏孔庙；再一个是谭厚兰反大庆，她组织了一个班子到大庆去揪王铁人，记得好像把大庆的火车站都砸了。对清查“五一六”，不能一概而论，只讲扩大化的这一面，我们后来查的这些都是反革命案件，讨孔破坏很大，现在公安部还有他们破坏的纪录片，他们是打、砸、抢、烧。我们清查“五一六”中间，还搞了“一打三反”。这中间有人写匿名信给毛主席，告状说我打击了造反派，要复辟。毛主席把信转给了我，毛主席在信上用红铅笔批示：“五一六”是极少数，早抓起来了，是不是没有注意政策，请市委酌处。　　我们商量说：抓“五一六”扩大化了，我们只好认这个账。现在就按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落实政策，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他们去掉。北京市有关“五一六”的情况，张铁夫很清楚，毛主席的批示落实，以及摘帽子等工作都是他来负责的。为此，李震提出要向上写个报告，他写了一个。我提出“五一六”抓也抓不到，怎么写呀？而且毛主席已批评了，就不要再写什么报告了。李震还想向下发个指示，说明政策界限等。我也不同意。我说毛主席指定我们成立联合办公小组，周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就提出过应该有个政策，周总理当时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延安肃反时的九条方针说，就按这个原则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办。现在还想搞个政策界限，这没有必要，而且很难，没有查出“五一六”有什么证据，你怎么能够提得出区别政策来呢？后来报告没有报，指示也没有发。这是抓“五一六”的情况。毛主席讲是极少数，“王、关、戚”已经抓起来了。但一开始可不是那样，章含之的信毛主席批了，北师大的报告毛主席也批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出面和谢富治召集大会，动员抓“五一六”。北京市抓了一下，就是批极左４０天。毛主席一批就没有“五一六”了，所有市里抓的“五一六”，主要是工厂的，统统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都摘了，这样就没有“五一六”分子了。一场声响很大的抓“五一六”的运动就此结束，但留下的后遗症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在一段时间里，人们要轮流地吃它的苦果。
    
    二、关于“揪军内一撮”

    何蜀《“文革”中的“揪军内一小撮”问题辨析》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半期，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对这场全国性的灾难负有直接责任，因此目前中国的官方历史书籍或准官方述著对其中许多重要事件的表述常常语多遮掩，甚至扭曲事实，以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形象。“文革”中以“揪军内一小撮”为口号而打击军队高级将领的事件，就是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案例。官方版本的介绍是，１９６７年这一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被蒙蔽而不知道真相，后来毛发现了就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笔者通过对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分析，发现毛泽东其实就是这一行动的始作俑者，毛后来制止进一步“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是因为担心军队的控制权会落到林彪手中。显然，就象“文革”中的其他行动一样，毛泽东利用“革命”口号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无非是要打击他不喜欢的高级官员，以保持其个人对党政军最高权力的绝对控制。毛泽东的个人政治欲望把国家拖入了灾难的深渊，给中国的发展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其政治、经济、社会后果至今仍未消散。
    “揪军内一小撮”溯源
    “文革”时期“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口号的完整说法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国内关于“文革”的记述往往把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字句省略掉，如此则整个口号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口号原文中矛头指向“走资派”的主要含义被模糊掉，听起来似乎这个口号只是把矛头指向军队。不过，为简便和通俗起见，本文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简略说法。“揪军内一小撮”的背景是，当１９６７年“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的白热化阶段时，在群众造反组织中出现了一种“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思潮和行动。后来，这种思潮受到“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申斥。凡参与过“揪军内一小撮”活动或有过类似言行的人，大多遭到清算，不少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五·一六分子”。
    其实，“揪军内一小撮”说法的源头，出自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并亲笔修订的、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下达的“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同时批判这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该文件还提到：“军队里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笔者注：那时还未使用“一小撮”这个限制词），必须批判和清洗”。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完全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军队。既然“文革”的重点是要整“党内走资派”，那么在军队任职的“党内走资派”也就必然面临同一命运。因此，“揪军内一小撮”实际上就是“揪党内一小撮”这一政治目标的必然结果和组成部份。
    “文革”开始后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方面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即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忘“揪党内一小撮”。但是，当“揪党内一小撮”自然地延伸到“揪军内一小撮”时，１９６７年８月，毛泽东和听命于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严厉申斥、批判了“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和行动。当时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一个理由是，军队不能乱。粗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乱，然而领导军队的共产党却可以大乱特乱——这算什么逻辑？
    权威”说法质疑：林彪、江青要“揪军内一小撮”？
    到底是谁在什么时候公开提出和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文革”时期，为这一口号付出代价的不止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当“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揪出来后，官方曾说是这几个“小爬虫”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但当林彪外逃坠机死亡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官方改说是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以后，当“四人帮”倒台时，又说是他们伙同林彪炮制了这个口号。不论罪名归于谁，似乎都与毛泽东无关，而且似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永远“英明正确”，而且全靠他“明察秋毫，力挽狂澜”，才刹住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歪风。
    “文革”结束以来公开出版的有关“文革”史的著述中，谈到“揪军内一小撮”时，基本上都继续重复沿用了“文革”中一变再变的流行说法。即使是在否定了“两个凡是”之后，有关论著对这个问题依然沿袭旧说，而且含混不清。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是这样说的：“《五·一六通知》中，曾错误地抨击了所谓‘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１９６７年１月，林彪亲笔批示‘完全同意’关锋、王力等四人提出的‘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同年７月末，《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鼓噪：‘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于是，一些造反派就到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闹得乌烟瘴气。毛泽东发现后，批评‘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提法，才刹住这股歪风。”〔１〕
    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说：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后，“早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由江青等人拟定并经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但又一直不敢公开的‘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也利用‘７·２０’事件的时机，在报刊上公开宣传，以致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２〕
    这两例应该算是较为权威的说法。从上述说法中只能推导出以下结论：
    第一，林彪支持“揪军内一小撮”，因为１９６７年１月林彪在提出这一口号的中央文件上批示“完全同意”。但以上两个说法对谁是口号的具体提出者却各执一词，一说是由“关锋、王力等４人提出”，一说是“由江青等人拟定”，而且上述两本书对这个口号具体文字内容的表述也不同。
    第二，虽然有人（可能是林彪，也可能是江青或别的人）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但“一直不敢公开”。至于他（她）或他们为何“不敢公开”，上述的“权威”著述就语焉不详了。
    第三，他（她）或他们正式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时间大约是在１９６７年７月底，通过《红旗》杂志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的。此后，才“于是”、“以致”有了全国的“揪军内一小撮”浪潮……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
    到底是谁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
    按照上述说法，“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似乎是“关锋、王力等４人”或“江青等人”提出的。其实，这两种表述在事实的认定上出入颇大，前一说法不含江青，后一说法也未必包含关锋、王力。由此可见，在当事人这个基本环节上，上述两本“权威”著述的说法是漏洞百出的。
    更有趣的是，被称为当事人的王力后来完全否认了他参与其事的说法：“人们又说，１９６７年１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个宣传要点还拍成照片，铅印的名字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名的只有胡痴一个人。这件事王力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上王力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这时王力刚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唐平铸、胡痴是成员，关锋是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委托关锋管《解放军报》。王力知道，过去不管谁领导中央宣传部工作从来不管《解放军报》。这个宣传要点王力连看都没有看过。关锋提到过这件事的过程，说这个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但没有说要加王力的名字。我认为这个问题即使是胡痴签了名，也不应追究责任。而且这问题还应该进一步研究。因为《五·一六通知》上就有：‘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五·一六通知》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加的。这不是说得更厉害吗？怎么能责怪后来的这个宣传要点呢？怎么能把责任推到四个人身上呢？”〔３〕
    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重视。这一说法首次提到，“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是根据当时《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来的，与时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确实有关，但关锋也不是自行其是，他说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一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平常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能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或“江青等人”的责任。况且，在那个“宣传要点”上签名的胡痴和没有签名的唐平铸，很快就被揪出、打倒了，也属于被揪的“军内一小撮”，他们既非“王、关、戚”同党，又非江青集团中人，能把他们笼统说成是“江青等人”吗？显然不能。其实，只要把上述“宣传要点”和存档的那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纪录对比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个简单的对比查证工作至今未被批准，其中自有原因。
    根据“文革”时期那一阶段的有关史实来推论，毛泽东确实有“揪军内一小撮”的意图，而且作了切实的部署。最早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的《解放军报》社论，社论的标题是“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这篇社论号召：“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还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冲破重重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在这篇社论发表的前一天，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毛泽东与江青之女肖力（李讷）为首的造反派在《解放军报》报社宣布造反、夺权，报社负责人胡痴随即被“打倒”。这篇公开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是造反夺权之前就写好的，还是夺权之后才赶写的，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这篇煽动在军队内部夺权造反的《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不可能一无所知。
    从下列文件还可以进一步看出，“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是瞒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而是贯彻毛泽东意图的安排，并从一开始就处于毛泽东的掌握中。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毛泽东对全军“文革”小组１月２５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５号刊登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随后，中央军委于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４〕。中央军委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列举了军队夺权范围限于哪些单位后说：“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如果领导权确实掌握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的，要坚决夺回。”〔５〕
    中央军委的文件必须经军委主席毛泽东阅后才能签发，这个文件鼓动“坚决夺回”军队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力，可以被视为在毛泽东指示下宣布“揪军内一小撮”的明文规定。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给林彪、周恩来：“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６〕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毫不含糊地提到“军队内部”与其他各界一样无例外地“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这说明毛泽东确实认为存在着“军内一小撮”，应该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批倒”。
    ２月７日，毛泽东对西藏军区党委关于请示中央尽快对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
~{等表明看法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７〕
    毛泽东批示中点名的王其梅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要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判断西藏军区领导人张国华等人“究竟是好人、坏人”，结论倘为后者，那自然就属于“军内一小撮”了。后来王其梅就是被当做“军内一小撮”迫害致死的。
    ２月９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把“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文稿送林彪审阅。报告称：“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３２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林彪１０日将此文件转报毛泽东。毛的批示是：“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军委于２月１１日将此文件下发。〔８〕
    该文件的第２条规定：“由军委决定已经展开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９〕
    可见，“揪军内一小撮”实乃“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揪军内一小撮”波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中央文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及类似提法是从１９６７年１月起就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在一系列文件、社论中反复提出过。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的“文革”高潮阶段，时刻“紧跟毛主席”的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立即把“党中央、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落实到行动上”，从１９６７年初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浪潮。〔１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日，军事院校“造反派”在北京召开１０万人大会，“炮轰”叶剑英、陈毅等人，并计划在５日召开“批判叶、陈大会”。同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炮轰”聂荣臻。首都街头大量出现“炮轰”几位老帅的标语、传单。周恩来当晚与总参、总政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全体成员接见了４０多所军事院校的学生，说服这些学生放弃了５日的“批叶、陈大会”。
    １月２３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５期发表了一组批判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的文章。~}
    １月２６日，福州地区红卫兵“红革会”及“首都三司”赴福州人员等，连续冲击“福州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冲击福州军区，揪斗军队干部。
    １月２９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红卫兵“呼三司”几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大门，静坐示威，要求拒绝支持“呼三司”的军区副政委刘昌作检讨，提出“刘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发生了军队枪杀示威学生的事件。
    １月３１日，西安召开批斗空军副司令员成钧的“西安地区空军院校、文艺工作全体红色造反者斗争三反分子成钧大会”。
    ２月４日，青海大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２月８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学生组织，抗议广州军区逮捕军区机关“千钧棒”等军内造反派，于凌晨起到军区静坐示威，冲击军区。
    ２月１１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围攻成都军区，要求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八·二六炮声报》发行了“批判成都军区专号”，发表了“成都军区顽固推行刘邓路线大事记之一、之二”，号召“砸烂成都军区黑司令部”。
    ２月１３日，广州中山大学“红旗”造反组织、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造反组织、军体院等１，０００多人在省中级党校举行“声讨广州军区镇压革命学生誓师大会”。
    ２月１４日，昆明军区军医学校、外语学校、步兵学校、文工团等军队单位造反派与其他群众冲击军区机关。
    ２月１７日，四川大学“八·二六”组织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等以“解放大西南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名义，在成都人民南路广场召开了“砸烂以杰、甘渭汉为首的成都军区黑司令部誓师大会”。
    ４月４日与４月１２日，北航“红旗”两度发表“打倒徐向前，炮轰叶剑英、陈毅的严正声明”。
    ４月２０日，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红色造反纵队”、“红色工人造反纵队”主办的《红色造反报》第１４期发表了“炮轰叶剑英，叫他靠边站”的文章。
    ５月２３日，广西大学“革联”、医学院“闯”等造反派组织及一些中学红卫兵连续两晚冲入广西军区院内张贴“打倒韦国清”、“与拿枪的刘邓路线决一死战”等标语。
    ６月５日，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组织发出“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此后发表于６月１４日的《红色暴动报》第９期。
    ６月７日至１３日，“新北大公社福州联络站”参加了当地学生反对福州军区的绝食行动。
    ６月１２日，浙江“省联总”一派在“打倒刘邓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龙潜的口号。６月１５日浙江省“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联络站”主办的《反逆流报》发表了“龙潜３５大罪状”一文。
    ６月１５日，“首都红代会赴邕（广西南宁）调查组”发表了“就南宁一中六一三事件告全市革命人民书”，号召全广西造反派行动起来，“宣判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绞刑”。
    ６月２６日，４３个军队院校和军队文艺团体造反派组成的“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斗争罗瑞卿大会，刘志坚、苏振华等陪斗。
    ７月１日，“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赴渝人员）”发表了“关
于砸烂重庆黑警司的严正声明”。
    ７月１５日至１７日，成都军区机关造反派连续召开批斗甘渭汉（成都军区第四政委）、韦杰（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大会。……
    在“沸腾”的１９６７年上半年，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的结果是，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向军队单位发起了冲击。
    １９６７年“７·２０”事件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高潮
    军队一向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本身也是“专政机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被群众冲击威胁的场面。因此，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冲击军队单位的当地造反派组织毫不犹豫地采取了镇压措施。然而，这些镇压措施却被毛泽东视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对抗“文革”，毛泽东决定打击这些镇压“造反派”的军队干部，这就导致１９６７年夏天“揪军内一小撮”的声势被推向了高潮。
    １９６７年２月青海“造反派”冲击省军区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下令开枪镇压，令“造反派”伤亡惨重。血案发生后，３月２４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该中央文件称，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２０５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最后宣布“赵永夫隔离受审”。〔１１〕
    ５月７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点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该中央文件同时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从而点名打倒。〔１２
    ７月２０日，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著名的“７·２０”事件。当时，武汉地区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认定为“保守组织”，认为支持“百万雄师”的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时隐居在武汉的毛泽东以及从北京专程到武汉的周恩来，均要求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改变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态度。当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长谢富治和“中央文革”的王力到武汉对武汉军区干部施加压力时，这种态度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该组织举行了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甚至与谢富治、王力发生了肢体冲突。〔１３〕
    这一事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在全国报刊上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声讨宣传。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认定为这个事件的“策划者”和“黑后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据王力回忆，７月２２日，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７·２０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１４〕
    另据杨成武回忆，７月２４日，他飞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还说，他同意北京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他同意他不在北京期间，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在‘７·２０’事件上所采取的一切措施。”〔１５〕
    ７月２５日，毛泽东就“中央关于武汉７·２０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一事批示：“林、周、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毛代拟的复电中称：“７月２４日２０时１０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１６〕
    毛泽东认为“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并批准发表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７·２０”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这个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该《公告》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１７〕
    ~{毛泽东还审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１８〕
    这封信声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１９〕这里明确使用了打击“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有关“７·２０”事件的宣传方针，当时报刊上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都使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文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北京支持你们”中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中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７月２７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７月２８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中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同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中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同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７月２９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中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同日的《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７月３０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中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同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中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７月３１日，《解放军报》社论“新的考验”向“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发出号召：“从实际行动上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的滔天罪行”。
    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上述一系列社论之后，７月３０日新华社播发了将于８月１日出版的《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１２期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７月３１日全国各大报均在头版刊登。《红旗》第１２期有两篇社论。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文章称“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同期的另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些家伙，还在垂死挣扎。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乾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停止“揪军内一小撮”？
    由以上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辞条为了得出既定的结论，扭曲了真相。实际上，“揪军内一小撮”并非只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毛泽东有关鼓励、支持“揪军内一小撮”的批示和他批准发出的有关文件，不是远比林彪那个“完全同意”的４字批示多得多吗？当然，说毛泽东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揪军内一小撮”的指挥者。至于说林彪对这一口号作了批示后“一直不敢公开”，更是无稽之谈。该辞条为了掩盖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部署”和“指示”，颠倒了时间顺序，把上半年全国各地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说成是７月末《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发表之后才发生的，这样的描述与历史真相显然相差太远了。显然，如果承认“揪军内一小撮”已经在１９６７年上半年持续闹腾了半年多，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无法~摆脱干系了——沸沸扬扬了半年多而没有被“发现”，岂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于是，就把“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罪于《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既然“揪军内一小撮”是毛泽东的部署，那为什么在１９６７年７月底、８月初中央的党报、军报、党刊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推向一个新高潮之后，毛泽东突然又要求停止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呢？据王力回忆，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２日，毛泽东有了新的指示，说“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从此以后全国各级宣传机器才不再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２０〕
    而毛泽东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据说与《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有关，他在这篇社论的提法中发现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上述辞条的说法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上“发现”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为此严厉申斥。此说非常可疑。“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非首次出现在《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里，此前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亲自修改审批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文件里多次用过此类提法。而且，在《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刊出的同时，党中央机关报和军报都多次用社论的形式提出过相同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前都会将大样送毛泽东审定，显然，毛泽东当时赞成在报纸上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１９６７年的第１２期《红旗》杂志刊登了两篇社论，都提到了“揪军内一小撮”，但毛泽东只对其中一篇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不满。那么，毛泽东在这篇社论的文字当中究竟发现了什么“问题”呢？笔者对比了这两篇社论的内容，有一个发现：虽然两篇都有“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中有一个提法是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另一篇社论中没有的，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这篇社论除了回顾解放军４０年来“在毛泽东建军思想指引下成长壮大的历程”，和毛泽东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即刘少奇）及其“在军队中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的斗争历程之外，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颂扬林彪，大段大段地颂扬林彪对建立人民军队作出的贡献。这篇社论说，林彪“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提出的保持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使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据军队系统的“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后来在书中披露：“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２１〕
    毛泽东的不满究竟是什么？他批评的是《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是该社论对林彪的颂扬？他的“还我长城”之语，针对的是谁？是奉命“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是被这篇社论称为“直接指挥”军队的林彪？到底毛泽东关于这篇社论的批示有那些具体内容，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论述都讳莫如深。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文革”时期许多无关紧要的批示都公开发表出来了，但却没有１９６７年８月间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批示。在“文革”中批判王力时，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传单、小报上倒是有所披露，但其说不一，有的说是批示的内容是“还我长城”，有的说是“打倒王力，还我长城”，还有的说是“打倒王力，打倒，打倒”……真有“打倒王力”的批示吗？１９６７年９月７日毛泽东在戚本禹写于９月４日的检讨信上批示说：“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之关、王二同志。”〔２２〕
    此批示仍称王力为“同志”，可见“打倒”之说难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的一篇回忆录可以为这一段历史作注。杨成武回忆说，在他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即“７·２０”事件前后）期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长征，并问我知道不知道有个‘会理会议’。我说知道，但会议内容不太清楚。他就讲了‘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曾写信给中央，要求他和三人军事小组下台，由彭德怀出任军事总指挥。所以才召开了‘会理会议’，批判了林彪，保证了党内、军内的稳定，并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此外，毛泽东还对当时流行的祝颂语“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表示强烈不满。“在上海虹桥宾馆，有一天，毛泽东非常烦躁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还要杨成武回去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错误。“当时这些话，也仅仅是传到周恩来那里。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地位，处理这样的问题，对于周恩来也是很棘手的。”〔２３〕
    毛泽东是在“７·２０”事件后从武汉转移到上海住进虹桥宾馆的。他“非常烦躁地”说上面那段话的时间，基本上可以断定为《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发表（７月３０日广播，３１日见报）之时。从杨成武的回忆可知，这时官方媒体和社会上对林彪的颂扬已经使毛泽东十分反感，因此他要求报告周恩来“不要宣传个人”（注意：当然不是说不要宣传毛本人，而是不要宣传林彪，不要再说祝林彪“永远健康”之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第１２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对林彪的颂扬，很可能触犯了对军权高度敏感的毛泽东，他才作出了“还我长城”的批示。毛泽东担心的是，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被架空了，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会落到林彪手中——几年后毛泽东就明确说过：“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在毛泽东的这一批示的原文及真实背景尚未公布之前，笔者只能认为：“还我长城”的深意是“还我军权”；这里的“我”其实并不象某些“权威”著述解释的那样，是毛代表人民提出要求，而只是指毛个人的要求。毛泽东突然要求停止使用“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大概与他担心林彪借“揪军内一小撮”的机会巩固军权有关。
    只要正视历史，直面现实，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还是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都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在１９６７年７月底之前就已经持续闹腾了半年多的“揪军内一小撮”，毛泽东不是不知道、未“发现”，而是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且给予了明确的鼓励和支持。
    看看从彭德怀到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命运，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而不是经过剪裁的历史，就不难发现，毛泽东借口有人“揪军内一小撮”而批判打击别人，其实他才真正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在整个“文革”时期，他在军内前前后后揪了若干个“一小撮”。凡让他不满意的人，都难逃被揪之劫。
    注释：
    〔１〕《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第３７５页。
    〔２〕《“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第１７１页。
    〔３〕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出版，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２０１页。
    〔５〕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２００２年。
    〔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２０９页。
    〔７〕出处同上，第２１８页。
    〔８〕出处同上，第２２６页。
    〔９〕出处同上，第２２７至２２８页。
    〔１０〕这一节对当时事件的报道取材于当时的各种媒体，包括各地造反派组织出版发行的报纸（俗称“红卫兵小报”）。这些“红卫兵小报”的大多数可以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查阅到。
    〔１１〕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出版，２００２年。
    〔１２〕出处同上。
    〔１３〕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第２６０－２６６页。
    〔１４〕《王力反思录》，第１０１１、１９２７页。
    〔１５〕杨成武，《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出版，第２９１页。
    〔１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３８０页。
    〔１７〕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１８〕毛泽东对该信作了如下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此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３８３页。
    〔１９〕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２０〕王力，《王力反思录》，第２９１页。
    〔２１〕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２６７页。
    〔２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第４１２页。
    〔２３〕《杨成武将军自述》，第３０４、３０６页。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总第８４期
    
    阎长贵《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实质和来龙去脉》
    自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０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４０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１９６７年的“七二○”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Ｏ”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７月２２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陈伯达和江青还左右两边，手挽手地扶着王力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７月２５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１００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７月２５日所载“新华社武汉２４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７月２６日所载“新华社２５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７月２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７月２７日到３１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７月２７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１２期还有一篇就“七二○”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１９６７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８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４０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的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１９７０年同斯诺谈话时说：“１９６７年７月和８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１２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２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７月２０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１９６６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１９６6年１０月５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
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１月１０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小组（简称全军文革），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Ｘ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
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１９６７年３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２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
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
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１９６７年７月“新华社２５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６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８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８月１９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８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９月１７日出版的第１４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１２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Ｊ”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锻枪头。”所谓“银样Ｊ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
    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８月１２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１９６７年９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党史博览》　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三、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
    
    二00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前官员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回忆：火烧英国代办处
    魏思敦爵士（Sir John Weston）曾经担任过英国内阁的副秘书长、英国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的常驻代表等要职。在1967年到1968年期间他曾在英国驻中国的外交代办处任职，亲身经历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39年过去了，魏思敦爵士在谈起这一经历时仍然无法摆脱那种恶梦般的感觉, 他说，“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下面是根据对魏思敦爵士的专访记录整理后的事情经过：
    “1967年8月22日的上午，我们发现有很大一群红卫兵和其他人在代办处的外面。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在事发之前我陪代办处主任去中方外交部时收到了一个外交照会。中方要求英-港政府在限定的时间内释放与几起在公共场所安置炸弹案有关的、被香港法院判决后关押的一些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回到代办处后我们向伦敦做了汇报，告诉伦敦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后果会是什么。
    红卫兵在英国代办处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反华罪行大会后的场景。（魏思敦爵士提供）
    当时守卫大楼的军人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想出去办事、买东西、回家等要求一概都被拒绝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去的话，我们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代办处外面的人一整天都在那里，而且越聚越多。（记者：根据1967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事发时在现场的有一万多人。）
    后来我们发现，电话线被切断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了。那时其它国家使馆的人看到了红卫兵拿着燃烧瓶和其它的凶器向我们的代办处走去，他们却无法用电话通知我们。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天也慢慢地黑了下来，外面的人群仍然没有散去的意思。
    晚上10点半左右的时候，突然有一颗信号弹飞上了天空。这时，整个人群一下子骚动了起来，有人推倒了代办处的院墙。人们大声地尖叫着向代办处的大楼冲了过来。他们不断地砸着窗户和门。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对代办处的袭击，我们将是这次袭击的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快地转移到了楼中最安全的保险库，打开了所有的灯。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大家都保持着安静。但是，情况很快就变得明朗了：他们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要烧掉代办处的大楼。通过窗上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燃烧的火焰，浓烟从被打破的窗户和通风口进来了。房间里的烟雾变得越来越浓，外面的喊叫声也越来越大。我听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喊着：“杀，杀，杀！”我们几个能听懂这喊叫的人不敢告诉那5个妇女这喊叫是什么意思。这时的大楼已经有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有一些人是从房顶上进到大楼中的。还有一些人是把大楼的墙推倒了一部分后进到大楼中的。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的内部。（魏思敦爵士提供）
    我们在保险库里停留了大约45分钟到一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留在里面的危险性比在外面还要大，因为里面非常热，浓烟也很呛人，大家都难以呼吸。在这种情况下，代办处主任做出了打开大楼紧急安全门的决定，这样大家都可以从那里出去。
    安全门打开后，我们看到的像是一幕戏剧似的场景：整个的大楼都在燃烧，夜空被火光映得通红，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群红卫兵暴徒。他们一看到我们，马上就象发了疯的动物似地冲到我们的面前。当时，我一只胳膊挽着我的太太，另一只胳膊挽着另一名妇女。我看到有个男人伸手抓我太太的头发使劲地拉。我做了一件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连想都没想就咬了他！因为我看到他拽着我太太的头发要把她从我身边拉走。咬他的时候我在想，让我的牙齿进到他的胳膊里，让他松手。
    代办处所有的妇女们都受到了红卫兵的性骚扰。他们撕破了我太太的衣服，把手伸到她下身的私部，其他的妇女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人用手去抓揉几个男同事私部，搞的他们很难受。我们都被打到地上。那是由一群非常愤怒的人们组成的流动人海，能在其中站稳是很困难的。
    在混乱中我一直挽着我的太太，但是另一名女同事却不知在什么时候离开了我。后来我们渐渐的能够移动一些了。我看到一个军人，马上抓住了他。我对他说，‘你有责任帮助我们。’ 我后来一直跟着他。慢慢地，我们几个代办处的人和人群分开了，聚到了一起。这时候，有人搬来了照明灯，开始给我们这些没能履行外交照会的英国人照相。疯狂的人们向我们喊叫着：你们这些英帝走狗，向毛主席请罪！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很难熬的。……
    最后，来了一些军人，他们站成两排了。有一辆拖拉机慢慢的开了过来。他们开始把能够看到的我们的人都叫到拖拉机上。他们让我们都躺在拖拉机里，两排军人们分别站在我们的两侧。从拖拉机外面看里面，好象里面只有那些军人。就这样，拖拉机慢慢地从还在袭击大楼的人群中开过。拖拉机把我们送到了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居住的外交大楼。这时已是23日清晨2点半。
    回想起来，当时中方上演了一场文革中经常上演的政治戏剧：在代办处的院墙外面有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在把守，而在院墙和大楼之间充满了红卫兵。在这背后的安排是：由于外交上的原因，军人和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不应该去干涉院墙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这样红卫兵们就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在我看来，那天晚上的安排中最危险的是，那些筹划这件对英国政府“复仇”之事的人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情况。在整个事件中，我们都受到了人身攻击和伤害。受伤最严重的是当时的代办处主任，他当时满脸都是血。幸运的是，我们当中没有人当时被打死。
    被焚烧后的英国代办处内部全部损毁。（魏思敦爵士提供）
    第二天，我们回到代办处后，看到的是整个大楼都被烧毁了，旁边的大使官邸也被烧毁了。我们还发现，那些在22日的混乱中进入到大楼的人中有一些是特工人员。他们进了我们的联络室，切断了通向联络室的电缆，偷走了我们用来与伦敦联系的电传机。我们后来得知，事发时伦敦方面得到的最后一句从我们这边电传过去的话是：他们正在向我们走来。从那时起，在整个事件中伦敦方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我们的消息。”
    （文章来源：摘自大纪元记者唐英伦敦报道）
    
    四、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政治旋涡中杨成武》（作者：董保存）
    
    第四十一章  “王、关、戚”事件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8 月16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 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托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的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的“八七讲话”，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谈了话，而且谈话的观点也是中央文革定下了的。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这三个人先后在“文革”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那里也许引不起什么大的波澜。但在中央文革的内部，在林彪一伙那里，则如同发生了十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下卷182-183页
    8月25日  晨一时，找到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8月26日，毛泽东二十五日听取杨成武汇报后，今日对杨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陈伯达访谈录
    陈伯达说：“老实说吧，真正把关锋、王力和戚本禹送进监狱的，不是总理，更不是杨成武。他们和揪出这三个人压根就没有半点关系。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早就对王力和关锋不满了，他曾经对我说：[ 关锋骄傲得很，王力和他搞在一起经常把我们搞得被动极了，应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批评批评他们。他们在学生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还挑动一些人到上海来造我们的反。这样下去可是不得了。现在王力又在打陈毅这些人的主意。现在不是搞他们的时候嘛。] 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周总理听到要整关锋和王力的消息后，吃惊地问我：[这样传到红卫兵中去会引起很大的风波呀，这两个人在造反派中是很有影响的嘛。]怎么可能是周总理让杨成武向毛泽东报告的呢。不可能！但是，批判和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的确是周总理主持和参加的。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任何会议对总理已经不保密了。再说，当时并没有把他们抓起来，而是叫他们请假检查。当然是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而且，当时并没有动戚本禹，一直到了第二年才动的戚本禹。现在有些纪实作品和当事人的回忆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搞准，有的人几乎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好事都千方百计地往自己身上拉。这不好！我现在给你讲的，完全是事实，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作保。”
    
    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　　访问：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　　整理：锺志林　　一度担任毛泽东「御笔」、前中央文革风云人物戚本禹近年深居简出。他不接见记者，不谈政事，不写往事回忆。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之父，是戚本禹的好友。前不久，陆源因公务去中国大陆，两人会见，谈及往事。谈话中陆源曾就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征询戚本禹的意见。戚本禹坚决驳斥了李志绥，并透露了许多文革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历史秘闻。　　陆：前不久，台湾、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写的回忆录，这本书轰动海外，不知您看过没有？　　戚：看过，是友人从日本带回来的，谈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学孔夫子来个「正名」。毛泽东没有私人医生。毛泽东的医生、护士、秘书都姓「公」。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部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他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记得一九五八年五月叁日傍晚我到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开会时，看到他同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和卫士长李银桥一起在毛泽东卧室旁的值班室值勤。　　毛泽东并不是「封建帝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领袖，而是个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他的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回忆录「是在毛泽东极权统治下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对此，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学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李志绥大概没有看过北洋军阀、日本汉奸、国民党政府是怎样用枪炮来镇压农民、工人和学生的。毛泽东正是为了同这些专制的独夫民贼作斗争，才拿起武器闹革命的。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过苏维埃红色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就连美国记者斯诺、斯特朗等人都承认这些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民主政府，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虽然，那个时期，由于毛泽东的威望，许多决定是按照他意旨通过的，但既然通过了一定的法定程序，就不能说是个人的专制独裁。你可以对民主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违反规则提出责难，但你不能简单地把它与封建时代的皇帝独断独行等同起来。毛泽东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是没有可指责之处的，但是他仍然是党和国家民主制度理论和实践的探求者和力行者。他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法西斯指希特勒所实行的国家社会党的专政，贝利亚指的是前苏联内务部所实行的乱抓人、乱杀人的特务统治。封建帝王是世袭的君主，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主席地位传给自己的夫人或儿女。尽管江青多么热中于权力，毛泽东还是提议并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确定华国锋为他的接班人。他的子女也没有特权，在他去世之前，他唯一尚存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普通的翻译工作者，他的两个女儿大的是普通的科技干部，小的是党委机关的一个领导成员。毛泽东掌握着全中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有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　　「曹营」的事不易办　　我五十年代接触毛泽东，六十年代离开毛泽东。就与他的交往看，我不感到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领导人更缺少民主。就以李志绥讲到的「八司马」案件说，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青年人（即「八司马」）批评中央办公厅领导是反党，唯有毛泽东说，青年人可以批评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如果这就叫反党，那么我也反党，我愿意同他们一起挨板子。当时被批判斗争了几个月的「八司马」听了毛泽东这句话，全部嚎啕大哭！就李志绥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尊重他，对他讲平等（尽管他攻击这是表面的、虚伪的），有几次错怪了他，还向他道歉。他说毛泽东向他道歉时的一句话：「曹营的事难办吧！」情节上绝对真实。毛泽东向自己的部下道歉时常说这句话，意思是他像曹操一样，出尔反尔，错怪了人。李志绥攻击毛泽东倡导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这个问题，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称之为「叁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成绩、错误，对它的历史批判，需要一部专著才能说清楚。愤慨和攻击，无助于历史的认知，也无补于历史的前进。当然，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世人不要忘记，在纠正「叁面红旗」的错误方面，毛泽东所化的力量不比他倡导「叁面红旗」来得少，第一个提出压缩空气的，第一个提出要全党冷静的，第一个要底下讲真话的，第一个反对过早进入共产主义的等等，都不是别人，而是毛泽东。对人民的苦难心酸垂泪，用不吃肉来惩处自己的也是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他还能怎样处罚自己呢！在毛泽东和他的党的领导下，六十年代中期，农村的经济终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毛泽东至少是一个「善补过」者吧！在李志绥的笔下，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是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死人无数。这也太夸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缺点、错误，当时的天灾人祸，的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苦难，但也下像李志绥描写的那样一片漆黑，当时我、田家英，一组的林克、叶子龙以及李志绥等人都按毛泽东的指示，在下面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苦难到什么程度，我们大家都清楚，为什么要夸张其辞呢！从五十年代後期开始，中国每年都有人口统计，这统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到文革时中国的人口已近八亿，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时的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当时中国的八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早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　　文革机密抄错了　　陆：李志绥回忆录的第叁篇写文化大革命，外国人认为这是文革的信史，您怎么看？　　戚：李志绥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单纯的权力之争，以这种庸俗的见解，写不出文革的信史，历时十年、牵涉到亿万人民命运的一场运动，不可能根源于一、两个人的权力之争，虽然在一切重大历史事件中，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又往往具体体现为它们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权力之争」。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於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我一九六八年一月即被审查，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但我亲自参加了文革初期的历史活动，对这一段历史我比较清楚。据我的了解，李志绥在文革初期，他的工作任务只是给毛泽东、江青和一组的人看看病，他既不是文革小组的成员，也没有在文革小组办公室担任过任何职务，他离文革风暴中心比较远，不可能了解很多文革的机密，由他来向我们提供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是很滑稽的，依我看，他写的文革回忆录除了他亲身参与过的支左活动外，其他大部分是根据现有报刊资料和别人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在拼凑时，为了哗众取宠，使人相信自己参与了核心机密，便假造现场，因此把个回忆录弄得错误百出。拿他写的文革第一件事《二月提纲》来说，他说他列席了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武汉召开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但是我们从他写的书中看到，这个讲话却是从关锋、艾思奇整理的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讲话原封不动地抄过来的，你既然参加了二月八日的高级会议，毛泽东在此次会议的讲话，却要从几个月以前的会议纪录中抄袭，这岂不可笑！接着，李志绥写道：「彭真说，是不是写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毛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我马上就知道大难（彭真、陆定一的大难）要临头了，毛泽东设下圈套。」事实上，当时毛泽东、江青、康生都还不清楚彭真的意图，也没有仔细研究过《二月提纲》，毛泽东、江青还想依靠彭真打开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江青在彭真回北京前还向彭真交代她所联系的北京左派力量，要他回北京後找戚本禹、关锋、李希凡，所以彭真回北京开会时，一定要关锋、戚本禹到场。只是在北京发生压制左派的文章的事件以後，毛泽东回过头来研究《二月提纲》，才发现这是一个压制学术批判的文件，　　李志绥太不自量　　李志绥的「推背图」不宁唯此，他还是个「叁年早知道」，就是说他早在叁年前即知道毛泽东在设圈套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其他细节上的随意编造，更是不胜枚举，如所谓中央文革的名单是林彪提出来的，又如所谓中央文革在一九六六年底布置打倒汪东兴等等，全是瞎扯！还有武汉事件，连前後过程都弄不清楚，就在那里乱加评论，读者只要把他的回忆同当事人写的回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破绽。中共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南海机关有严格的工作纪律。保健医生的职责是保护首长的健康，他不能参与党和国家的机密。不仅共产党如此，就是号称民主的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大概也下会允许一位保健医生参与他们的核心机密吧！而且，毛泽东对医生，以及对大部分喝「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总的态度可以说是「敬而远之」。这是毛的一个弱点，世上知之者颇众，这也可以帮助人们推断李志绥在中南海的地位。李志绥在回忆录里却大言不惭地说，他不仅经常参与关系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会议，甚至只有少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他也可以参加，而且与毛泽东、彭真等人同席而坐，真够吓人的！事实上为毛泽东服务过的保健大夫也不只你李志绥一个人，在李志绥以前，起码也有过五、六个人，他们，包括毛泽东最信任的红军老干部、卫生部长傅连璋，没有一个人参与过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不要说是医生，就是毛泽东的秘书、警卫，包括他最信任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局长汪东兴这样的老党员也不能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他们都是长征干部呢！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叶子龙、汪东兴偶尔过来关照一下，也只能站在边上看一看。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中央要汪东兴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这时中央政治局开会，汪才能在後边有一个座位。一个医生、一个新党员竟可以列席中央少数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席，「充壳子」充到这般地步，李志绥也太不谦逊了。李志绥不仅不能参加讨论党和国家机密的中央会议，就是中央的一般会议，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李志绥说他曾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调查「八司马」案件会议，还作了记录。其实这次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人，其中职务最低的是我。除了林克、彭达彰（中办领导之一）有个简单会议纪要以外，没有其他纪录。李志绥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李志绥的「纪录」，大部分是根据一些传闻编制的，他说「毛说，唐顺宗时王叔文、柳宗元八个人变法图强」等等，就不对头。毛泽东当时说的二王八司马，二王是王叔文、王丕，八司马是柳宗元、刘禹锡等。熟读史书的毛泽东当然不会把二王、八司马混在一起，自称读过《二十四史》的李志绥连这些常识都没弄清楚就敢於代「圣人立言」，这等说起来，「小僧」真是可以「伸伸脚了」　　毛泽东是有过婚外恋　　陆：李志绥说毛泽东「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一贯以女人为玩物」，「热中于以道家房中术御女」，他徵召大批美丽、年轻的女孩入宫，「女人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几个人共一床大被，雨露均沾。这些都是事实吗？如果您不好回答就保持沉默，我要弄清事实，千万不要「为尊者讳」，言不由衷！　　戚：毛泽东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难星。我十八年革命，是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进行的；我十八年的监狱，尽管是江青、汪东兴送的诬陷材料，但最後作决定的也是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之间的恩怨，已经分明，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我也有责任澄清事实，保持沉默，不符合我的性格。其实，早在你问这些问题以前，我已向许多人解释过，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但是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大多相信李志绥的谎言和捏造，而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有一位美国医师胡定仪小姐相信我的解释。她说，戚本禹被毛泽东关押了十八年，如果有事实，他不必为毛泽东隐瞒，胡小姐唯一的保留是，也许戚本禹没有风闻过这些事，但又不大可能，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生活过许多年，假如真有这些事实，他却一点风闻也没有，那是难以想像的。可惜像胡小姐这样保持理性思维的人太少，许多人都是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李志绥，反而认为我在替毛泽东文过饰非。这真是令人叹息！善良的人是容易上当受骗的，文学家编个故事，就能赚他们的眼泪，骗他们的钱，他们怎么对付得了一个处心积虑地在那里伪造历史的人呢！我在北京解放後不久，即上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开始任见习秘书，後来任秘书、科长、支部书记等职。顺便说一下，李志绥说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是陈伯达，他弄错了，陈伯达从来没做过政治秘书室的主任，政治秘书室的第一任主任是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师哲以後，田家英任主任，副主任有彭达彰、何载、陈秉忱等。田家英出问题後，我接任主任，一九六六年四月政治秘书室归并中央秘书局，童小鹏任局长，我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秘书室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室，所以我在职期间，同毛泽东一组的人联系甚多。叶子龙、蒋英、徐业夫、林克、汪东兴、王敬先、李银桥、沈同、王宇清、高智、吴旭君等等，我都熟识，而且同他们的关系满不错，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汪何人说过毛泽东有玩弄女人的事实。毛泽东生活朴素，根本没有什么「纵情声色犬马」、「糜烂透顶」的事实。伟大人物也有普通人的欲望，据我所知，许多伟大人物也同小民百姓一样犯过婚外恋的错误，尽管我主张每个人都应当把自己的私生活限制在合乎社会要求的范围里，但我不认为这类问题是什么「糜烂透顶」的事情。所以，要是我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我就说有，可是我在职期间确实没有看见或听说毛泽东有这类事情，所以我只能说无，我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为毛泽东作伪证，因为在历史法庭面前做伪证，受损害的不仅是历史，而且是他本人。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下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事实上，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一个人睡也不宽敞的床　　五十年代毛泽柬住在菊香书屋背北面南叁间大房，东西两屋各叁十多平方米，由毛泽东、江青分住，中间屋二十平方米不到，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毛泽东的屋，中间放个大床，半床多书，后来毛泽东常住游泳池，屋内也是一个床，半床书。这些床一个人睡觉都不宽敞，怎么能几个人大被同眠，雨露均沾！李志绥的造谣也太离谱了！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领袖，威望极高，他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这一点李志绥也是承认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吧，他也要为自己的婚外恋保守秘密，很注意维护自己形象的毛泽东却肆无忌惮地向李志绥公开自己的秘密，甚至同他讨论自己非法的性爱问题，这能是事实吗？毛泽东那么多部下、秘书，怎么他不去向别人公开自己的秘密，却偏偏要向你李志绥坦白交代呢！毛泽东的居室没有锁，也从来不上锁。门外就是警卫、秘书、护士、服务员的值班室，这个值班室是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一切活动都有记录，只要毛泽东没睡觉，每隔一会，就要由警卫、护士、服务员进去送文件、热毛巾、茶水、药品，毛泽东无论做什么，外边的人都知道。试问，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是如何「以房中术御女」？而女人又怎么能「像上菜般轮番贡入」呢？　　毛江之间无密议　　文化大革命开始下久，我即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外出时，我是留守中南海的总管（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这个期间我常到毛泽东那里去，有时深夜也去，我怎么从来没有在毛泽东那裹看到李志绥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房中秘戏图呢！相反的，我倒是看见毛泽东对女同志格外尊重。包括日夜与他接触的护士吴旭君，毛泽东对之都很尊重。因为我在中南海呆的时间久，同中南海的服务员很熟悉，她们中确实有漂亮非凡的年轻姑娘，她们最愿意为毛泽东送水、送热毛巾，她们经常对我说「主席真伟大，不仅政治上伟大，生活上也很朴素」。毛泽东对她们也很尊重，有时问她们的姓名、家庭，讲几句鼓励的话。有几个姑娘也替我打扫办公厅，同我无话不谈。她们受委屈，找我申诉，有时有人对她们有非礼的言行，她们也找我申诉。她们向我反映过好几个人的非礼行为，最严重的一次是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但她们从来没向我讲过毛泽东有任何非礼行为。李志绥好朋友做的事，李志绥後来也知道了，但他笔头一转竟把它硬按到毛泽东的头上了。党同伐异，尚可理解，歪曲事实，是何道理！李志绥最肮脏的造谣是说毛泽东同江青达成秘密妥协，江青允许毛乱搞女人，毛允许江青参与文革，这真是一石双鸟，既攻击了毛泽东，又攻击了江青，但毛江妥协既是秘密的，你李志绥从何得知，难道你真是蛔虫族。再者，毛泽东和江青都不是简单的个人，他们的一切都在党、群众，特别是为数众多的中外政敌的监视之下，他们不可能作这样的妥协。在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上，谁也没发现毛泽东有过以党的原则来换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江青虽有种种错误，但她泼辣的性格很难改变，它是娜拉、晴雯式的人物，连死去的杨开慧她都要死命妒嫉，怎么能想像她能在这种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什么秘密妥协！我以为，指毛泽东为「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认文革为「毛刘之争」，仅表明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长期生活在一个大国的政治权力中心，纵然有千万自以为是的「灼见」，却难启齿，一旦找到宣泄之机，长期被压抑的政治表现欲骤然爆发，便飘飘然以为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了政治评论家。得意之余，容易忘形，夸大扭曲，在所难免。对此，我觉得尚可理解。但不能容忍的，是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分，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不同的是除了几个众所周知的人物如江青、张玉凤以及电影明星等，黄色小报再造不出多少女人的名字，李志绥毕竟在一组呆过多年，知道不少女机要室人员、女服务员的名字，他造谣的本钱比黄色小报大得多，他还会吹嘘自己，把自己说成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人物，装腔作势、藉以吓人，企图使人相信他捏造的各种谎言都是事实。曾参杀人，毛泽东玩女人，这古今两大流言，都发人深省。
    陆：李志绥回忆录里有七、八处提到您，他说您是一九六六年叁月到上海帮助陈伯达、江青起草「五一六」文件， 当时您是中央办公厅新任秘书局长?在一九六七年由毛泽东下令被捕。他还为您辩护呢，说您是「替罪羊」。　　戚：我不需要李志绥的辩护。我是怀着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理想国的热忱，主动、积极、自觉而且是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去的，虽然时间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工作中的一切都有我的责任，谈不上什么「替罪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遭遇有偶然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谁也逃脱不了。你明天可以不起床，但太阳仍要升起，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们这个空前巨大的民族群，也只有通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臻于成熟，历史只能对此发一声深深的叹息！但李志绥关于我的回忆也是根据不负责任的所谓「纪实文学」抄写的。一九六六年叁月我是《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不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任局长是後来的事。一九六七年八月我仍在中央文革工作，没有被逮捕。别人可以现抄现卖，你李志绥在中南海生活过，「八司马」事件中曾支持过我和林克，并经常同我们打交道，可以说也是我的朋友，怎么可以乱抄乱写呢！　　早谋刘少奇太离奇　　陆：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当时对他不错，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回忆录呢？　　戚：我听一位从外面探亲回来的友人说，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後来出版社以重金提出了要求，才改成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传闻属实，那么这本书同其他根据政治需要而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叁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於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後裔，後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主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作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正如我的医学知识比起他也很浅薄一样。把这样一个角色装扮成「内幕知情人」，让他故作神秘地凑在人们耳边大声嚷嚷「隐私秘闻」，实在很可笑。不能说李志绥的回忆录没写一点事实，不，他写了些事实，特别是一些他直接经历的又与他的创作意图不冲突的事情，这些事情他写得满好，满真实。例如毛泽东对自己疾病的态度，在毛泽东身边秘密安置窃听器的事件，毛泽东对击水长江与奋搏海浪的执拗，还有他对江青、汪东兴等人品格、作风的某些描写等等，它们不仅整体就连情节也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涉及政治性的报导或分析，他就转向了，历史真实与他的政治取向竟成了互不相容的冤家对头。即使是生活性的事情，只要与政治结了缘，他的笔也会产生扭曲。例如他说毛泽东早在六十年代初即企图取消刘少奇的保健，让刘少奇死於疾病，这个谣言就造得太离奇了！李志绥说他的回忆录是中国「平民百姓生灵涂炭」的「历史记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李志绥的回忆录在海外甚嚣尘上的时候，中国普通的平民百姓却自发地掀起了空前的「红太阳热」。成千上万的老工人、老农民和昨天上山下乡的年轻人，虔诚地怀念他们逝世多年的领袖，一遍一遍地唱着毛泽东的颂歌。　　抄袭别人见品格　　被李志绥认为遭受毛泽东「涂炭」的干百万「生灵」，在没有任何舆论导向、没有任何组织指令的情况下，掀起了遍及神州大地的「红太阳热」。李志绥对这个现象作何解释呢？李志绥在序言中很得意他创制的种种谎言，但这些谎言对中国人民已无新鲜感！在此以前，各种攻击毛泽东的出版物早已风靡过一阵子了。李志绥的书就同林青山写的《江青的机要秘书》一书非常雷同，不仅雷同，而且有前书抄袭後者的痕迹，不同的是林青山没有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他无法编造自己的「亲身经历」，只好假冒戚本禹、阎长贵的口吻来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戚本禹本人看了此书非常愤怒，郑重地向北京市人民法院提出控诉，但北京市人民法院对我的控诉置之不理。林青山的谎言被戚本禹、阎长贵揭穿後没人相信了，可李志绥不同，他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大夫，谁能想像他与谎言制造者林青山竟是一流的人呢！李志绥不仅攻击毛泽东，除了彭德怀等个别人，他是大观园里没好人。就连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的「奴隶」「忠犬」，他深感「憎恶」，而且他还亲眼看到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报告工作，哎呀呀！我几十次地看到毛泽东同周恩来在一起商谈国家大事，怎么一次也没能看到此情此景，为什么好事情全部给李志绥一个人看去了！又，邓颖超是「泥鳅样的人物」「极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李志绥攻击的仅仅是毛泽东吗？
    〖原文注：本记录发表前未经戚本禹看过，文责由整理者自负——钟志林〗
    （摘录自《明报月刊》９６年六月号）
    
    戚本禹沉浮录（霞　飞）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干了不少坏事，因此，在１９６７年８月和１９６８年初中央先后处理他们之后，“王、关、戚事件”便在历史上记下了一笔。但是，对“王、关、戚”这种排列法，关锋却不赞成。关锋说过：“王、关、戚”实际上应该是“戚、王、关”。戚本禹虽然在他们三人中职务最低、资历最浅，但他担任了毛泽东、江青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有一个事实似乎印证了关锋说的这个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央重新审理“王、关、戚”一案时，对王力和关锋没有判刑，而对戚本禹却判了１８年有期徒刑。
    少年得志，受到毛泽东赏识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１９３１年生。父母早年去上海谋生，戚本禹也就出生于上海。解放前，父母供他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直至高中。读高中时，戚本禹很用功。受党的地下组织的影响，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１９４９年，戚本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不久，戚本禹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期间还是在中央团校学习期间，戚本禹的表现都很好。他学习刻苦，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工作认真，受到过多次表扬。因为他文笔很好，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他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选他当自己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工作。后来，田家英又推荐他去了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１８级。
    １９５８年，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这件事让毛泽东记住了戚本禹。那年３月，就全国来说，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但中南海的中央机关整风因按计划排在后面，到此时才开始。在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始整风时，林克、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向上级反映了中央政治秘书室存在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当时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不满。因为当时反右运动已经明朗化了，他们就借反右运动批判这８个年轻干部，说他们“反党”。中南海的干部中竟然出了“反党分子”，这在中央机关里是件大事。后来，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在成都开会的毛泽东，毛泽东为８个年轻干部说了话。毛泽东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８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毛泽东此言一出，马上解救了戚本禹等８个年轻干部，也使这８个年轻干部从心里感激毛泽东。１９６２年，戚本禹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又一次挨整。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偶然遇上了戚本禹，戚本禹向毛泽东直言了自己受到的冤枉。毛泽东一听“戚本禹”３个字，便记起了他是卷进“八司马事件”的人。戚反映的事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责令田家英细查。经查，戚本禹确实是冤枉的。
    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知道毛泽东爱读历史书，就向毛泽东学习，留心去读历史方面的书籍。一来二去，他对研究历史产生了兴趣。
    在诸多历史课题中，戚本禹对中国近代史更感兴趣。他利用业余时间，下了很大工夫，读近代史方面的书，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观点，他也试着写一些文章，投给一些学术刊物或者报纸。１９６３年，戚本禹写了一篇题为《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上。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否定李秀成的观点。他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太平天国的叛徒，并且用当时“左”的政治观点对历史问题进行臆断，给李秀成扣了不少政治帽子。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在史学界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就与罗展开了论战。这样，史学界的讨论风气更浓了。一开始，否定戚本禹的文章很多，戚本禹受到了来自历史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社会上也受到很大压力。正当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了１６个字否定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否定李秀成的事情，很快就在历史学界传开了。历史学界的风向一下子就转了过去，出现了一大批否定李秀成、赞成戚本禹观点的文章。
    不久，戚本禹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有地位的理论骨干担任，戚本禹能成为历史组的组长，在当时已经非同一般了。
    １９６５年底，毛泽东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已经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但他一直没有找到突破口。此时，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秘密酝酿，写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这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喻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６０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这篇文章发表后，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并没有积极响应，这使毛泽东极为不满。正当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１９６５年第１２期上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文章中也提到了一些现实政治斗争问题，隐晦地指出了中央高层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篇文章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接着，毛泽东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毛泽东还点名批判了吴晗和翦伯赞，他说：“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毛泽东的这番话，肯定了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支持他们批判吴晗和翦伯赞，政治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发表讨刘“檄文”
    田家英本是毛泽东的秘书，也是最早赏识并提拔戚本禹的人。在中南海，田家英不仅呵护着戚本禹，还经常在毛泽东面前替戚本禹说好话。可以说，戚本禹能够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是与田家英在毛泽东面前为他说好话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却取代了田家英。
    “文革”发动前夕，田家英因在批判彭德怀、包产到户等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工作，由戚本禹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又隔了几个月，田家英的问题被“升级”。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下午，中央的几位干部与戚本禹一同来到田家英的家里，代表中央向田家英宣布了两条：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党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这样，戚本禹正式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在中南海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
    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６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７６人。戚本禹作为《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各地的党政干部都意识到，今后，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意见，要通过戚本禹了，所以，大家都主动接近戚本禹。戚本禹“少年得志”，更加趾高气扬，每日昂首阔步前来参加会议，对那些地方大员，他都不放在眼里。连当时赏识他的江青也说：“戚本禹眼睛长在额头上，朝上看。”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实》中也描写了戚本禹当时的傲慢情形，他写道：“到了钓鱼台１６号楼，我找到了戚本禹。我把林彪口授的信稿给了他，并转达了林彪请他‘看看~之意。戚本禹很高兴。他可能是午休后刚起床，也可能是三伏天天气太热，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坐在电风扇前看着林彪的信。他有个绰号叫‘戚大帅’，加上他看信过程中接了一次电话，口气十分生硬，这就更给我以此人粗鲁的印象。”
    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戚本禹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之一，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是戚本禹人生的重要一步。他从此进入了“中央首长”之列。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初，是要批判刘少奇的，但并没想打倒刘少奇。然而，戚本禹因掌管中央秘书室，曾看到过毛泽东两次批判《清宫秘史》的谈话记录：一次是毛泽东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说过的《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不是爱国主义影片；另一次是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五人的谈话记录。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因此，戚本禹决定，就从批判《清宫秘史》入手，发出讨刘“檄文”，打出一个政治信号，鼓动全党、全国人民打倒刘少奇。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戚本禹在工作之余开始动手写作《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３月底，他的这篇文章脱稿。在送去发表之前，他先把文稿的内容捅给了北京的一份红卫兵小报。这份红卫兵小报闻风而动，立即在报纸上提出：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自封为“红色买办”。３月３１日，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播出，接着在《红旗》杂志第５期上发表。出自戚本禹之手的这篇讨刘“檄文”，终于发出了。
    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首先回顾了１９５０年陆定一、周扬等人与江青在评价《清宫秘史》时的意见分歧，此举意在点明：两种意见分歧，实际上是代表着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当前政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写道：“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存在重大原则分歧。”戚本禹在文章中认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元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总头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帝国主义买办”。戚本禹在文章中给刘少奇罗列了八大罪状，并一连用了八个“为什么”来对刘少奇兴师问罪。戚本禹在文章中还针对刘少奇断言：“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的这篇文章，以独特的方式，开了一个不点名却不点自明的方法恶毒攻击、陷害老干部的先例.
    紧接着，在戚本禹的鼓动下，中南海一个造反派组织冲进刘少奇家里，揪斗了刘少奇夫妇。刘少奇对造反派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抗议，对他们的诬蔑进行了批驳，但却受到拳打脚踢。由戚本禹指挥的这次事件，开了直接侵犯共和国主席人权的先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在戚本禹指挥下，造反派也揪斗了邓小平夫妇和陶铸夫妇。在揪斗中，也有武斗行为。在中南海的外边，戚本禹鼓动大批红卫兵围困中南海。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揪出刘少奇决不收兵。
    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
    但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８月２６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说了这样一句话：“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毛泽东同意，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了。在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不满５个月的时间里，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
    被“请假检讨”之后的戚本禹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就没有王力、关锋那么幸运了。王力、关锋刚刚被“请假检讨”时，先是在钓鱼台２号楼被分别关押，后又转到西山的别墅分别关押。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关锋的待遇还是比较好的。后来，他们被送到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而戚本禹在“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监狱。因此，戚本禹并没有得到与王力、关锋刚刚“请假检讨”时一样的待遇。他被送到秦城监狱后，待遇一开始就不算好。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只是到了后来，才慢慢地准许他看一些书籍、报纸。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之后，人们又想起了“王、关、戚”。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他的党籍，还决定将他起诉至法院。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北京市人民检察分院“京检字第４２号”起诉书中列举了戚本禹的罪行，主要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由戚本禹起草，和关锋共同联名签署了给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信中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１２月２６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支持的学生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在钓鱼台１６号楼，戚本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戚本禹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朱德，可以去妇联点火揭发康克清。”在戚本禹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朱德家，围斗了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７月１８日凌晨，戚本禹贯彻执行他们的批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要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戚本禹作了具体布置：“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３００余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戚本禹的刑期，从１９６８年初算起，到１９８６年初正好是１８年。１９８６年初，戚本禹刑满释放。戚本禹被剥夺４年政治权利，则要到１９９０年初为止。戚本禹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做一点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楼里。在那里，他每天房门紧闭，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写作。据去过戚本禹办公室采访他的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记述：１９８８年他去采访戚本禹时，戚本禹还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大大咧咧。他接受采访时，神态自若，头发乌黑，很随便地蓬松着。他肥瘦适中，身体不错，谈话时无拘无束。戚本禹很健谈，思维敏锐，喜欢不时反问，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当灵通。各种书报他都看，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见到了，总要细看。但他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还说：我不相信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这句话，是颇为意味深长的。
    《党史博览》２００５．７
    
    关锋沉浮录（霞　飞）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个人叫关锋：一个是在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关锋，此人本名贾拓夫，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化名关锋，是共产党的老资格的革命家，已于１９６７年去世。另一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的关锋，此人在“文革”时期与王力、戚本禹被人并称为“王、关、戚”。本文记述的，是后一个关锋的沉浮人生。
    得到康生赏识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１９１９年７月生于山东省庆云县。
    关锋出生在贫苦人家。由于是独子，他父母尽管生活艰难，仍然克服困难送他去读书，并且一直供他读到了中学。中学时，关锋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１９３３年，刚刚１４岁的关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关锋，工作积极努力，对上级党组织的精神理解较快、较深，贯彻得力，又肯动脑子，有一定创造性。１９３８年，１９岁的关锋就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１９３９年，即２０岁那一年改名为关锋。
    关锋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１９４４年，关锋被调往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任教育科长。１９４７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
    关锋被调到中共山东分局工作后，正好康生也被调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闲暇时间，康生除了读古书，鉴赏古玩，写毛笔字外，就是出门找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与他有同样读书爱好的干部聊一聊。
    ~{在寻找这样的谈话对象时，康生发现了时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的关锋。一来二去，康生开始对关锋由好感到赏识，觉得关锋是个有才干的干部。那时的康生，虽然因土改中的极“左”做法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他毕竟还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的职务，他向党组织提出的提拔干部的建议，还是很受重视的，而康生对于他所赏识的干部也是极力向组织上推荐、提拔的，加上那时关锋确实表现得很好，工作努力，有成绩，又有文化。因此，这两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关锋在党内的职务也就逐渐提升起来了。
    １９５０年，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理论处处长。１９５２年，关锋又调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
    １９５５年，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
    ~{当时，中央高级党校在北京，就是在现在北京海淀区大有庄１００号，负责培养党的省部级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部门领导职务的司局级干部）。中央党校在各大区则设立中级党校，中级党校负责培养司局级的领导干部（也有一部分担任关键职务的正处级领导干部）。中央党校在山东省设立中级党校，是因为山东省委是在原来山东分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养干部的任务很重。当时，校长是老革命家夏征农。关锋能担任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分量都是很重的。更重要的是，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中央党校山东第四中级党校，关锋不仅讲课，还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不光是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
    在１９５６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央，康生分管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工作，也管文教方面的事，有了一定的权力。此时，关锋因小有名气，加上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使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１９５６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来，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论造诣较深，又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
    在反右派运动中当上了“左派新秀”
    １９５７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击右派的政治运动。
    ~{反右运动开始时，正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关锋，自然对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发展情况十分了解，也更清楚毛泽东当时的思路变化历程。
    在日常工作中，关锋很注意右派的言论和动向，搜集、整理出了右派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材料，及时上报给中央领导人参阅。但这仅仅是关锋当时工作的一部分。关锋工作中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在研究、分析右派言论的基础上撰写反击右派的文章。那个时候，关锋是很用功的，也很用心。他每天阅读大量的报纸、杂志，从中发现右派的言论，并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整理，探寻其政治意向，然后有针对性地阅读马列的书、毛泽东的书，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多方面的材料，拟定写作的题目和提纲，再关起门来下工夫写作。写出文章后，关锋主要投给《中国青年报》，在那上面公开发表。那时，《中国青年报》既是关锋批驳右派言论的主要阵地，也是展现他理论水平和文采的主要平台。在关锋批驳右派的文章中，有一篇分量最重，就是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６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面的《驳所谓“一切领导阶级都有局限性”》一文。这篇文章，从历史的、理论的高度，分析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政党的必然性，是反击右派的文章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有几个人是经常发表“重头文章”的。在上海，姚文元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接连发表文章。他写的《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等文章，很有影响力。在北方，王力也以《中国青年报》为阵地，经常发表反击右派言论的文章。同时，关锋也在《中国青年报》上经常发表文章反击右派。这样，南有姚文元，北有王力、关锋。关锋与姚文元、王力一起，一时成了“左派新秀”。成为“左派新秀”的关锋，也被正式调入中央工作。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关锋对他所干的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他编此刊时，搞的材料、写的文章，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主管《红旗》杂志的陈伯达，也对关锋十分赏识，有意提拔他。不久，关锋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编委主任是邓小平兼任的，而陈伯达也是《红旗》杂志的编委负责人之一。
    急忙响应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关锋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他１９５８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红旗》杂志期间，不光是编《思想理论动态》，关锋还深入研究了中国哲学史。１９５８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在阅读《光明日报》时，看到了这篇文章，对关锋的观点十分满意，大加赞赏，还提笔在这篇文章的旁边写了一段批语。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在党内传达下~去后，关锋的名字也被党的高层干部们记住了，党的思想理论界对关锋也更加注意了。
    接着，关锋趁势而上，批起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杨献珍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他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讲了“合二而一”也是辩证法的另一种表述的观点。对这一观点，毛泽东不赞成。关锋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开始撰写批判杨献珍的文章。在文章中，关锋认为，杨献珍的观点，是否定对立统一规律，在政治上则是否定阶级斗争，搞阶级调和。关锋的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是符合毛泽东当时思想的，因此，毛泽东更增加了对关锋的好感。
    在发表文章时，关锋经常用“庆云”、“何明”的笔名。他用何明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较多。由于这些杂文笔锋尖锐，引人注意。１９６２年，有好事者把关锋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告关锋（以“何明”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告状者送来的署名“何明”的杂文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毛泽东的这句话，使关锋身价倍增，从此，包括那些中央重要干部在内，都对关锋刮目相看。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的《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江青到上海找到张春桥、姚文元，经过长时间酝酿、修改而成的。这篇文章不是学术性的，而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提到了当时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已经包含了要在当时的中央内部揪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的内涵。
    ~{姚文元在文章中实际上点明了两点：第一点，当前党内正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二点，中央里面有修正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要掌权、执政。这两点无疑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信号：要搞大的政治运动打倒中央的修正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围绕着对待这篇文章中所点明的观点的不同看法而爆发的，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但是，姚文元的文章虽然包含了现实政治的针对性，却又是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名义出现的，因此，当时读过这篇文章的人，有的看出了文章中包含的很强的现实政治性，有的则没有看出来，只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看待。
    一向对政治十分敏感的关锋，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初，竟然没有看出文章中所包含的深刻的现实政治性。那时，他是把这篇文章当做学术文章来读的。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他谈谈“读后感”。关锋就学术方面的认识谈了一番话，《文汇报》的记者大失所望。关锋为什么没有认识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的现实政治性？这恐怕与关锋在中央工作、一向通过了解“重头文章”产生的内部情况来推断文章的“政治来头”有关。他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后，一时难以改变。《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毕竟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搞出来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不久，围绕此文的争论在中央上层和学术界同时展开，关于此文产生的内幕也逐渐清晰，关锋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了这篇文章的“来头”之后，他立即紧紧跟上，不仅在讨论中公开表态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且对姚文元的观点加以强调和发挥。在整理的有关材料中，对姚文元的文章大加赞扬。关锋的态度和整理的材料，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个中央的理论家、大笔杆子谈话，在参加这次谈话的人员名单中，关锋的名字也列入了其中，与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并列在了一起。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姚文元的文章，也肯定了戚本禹响应姚文元文章而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这次谈话，艾思~奇、关锋负责记录。关锋首次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大笔杆子的谈话，自然受宠若惊，记录很努力，几乎一字不落地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记了下来。在参加这次谈话和记录毛泽东讲话内容的过程中，关锋对毛泽东的观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此后，关锋所写的一篇篇响应姚文元的文章、内部材料便陆续产生了。这更使毛泽东重视关锋了。不久，关锋便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五一六通知》中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可见，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的机构，代替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同时，它又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关，权力是很大的。那个时候，中央下发文件，常常是这样署名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首先是毛泽东对他的关注。过去，毛泽东就很赏识关锋写的文章，在发动“文化大革命”阶段，关锋又成了积极拥护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因此，他受到毛泽东的关注是必然的。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跟得紧。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指责《北京日报》４月１６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关锋发表这篇文章，正好是毛泽东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批判北京市委的时候，关锋的文章，对毛泽东起到了配合作用。
    关锋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的赏识。关锋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社工作期间，由于工作关系，同陈伯达接触较多。关锋对陈伯达表示了足够的尊敬，而陈伯达对关锋的理论素养和写作能力也十分欣赏。康生在历史上就与关锋有上下级的关系，更是替关锋说好话，多次在毛泽东面前提到并推荐关锋。而江青在筹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之后，看到关锋积极配合与支持这篇文章的发表，因而对关锋很有好感。有这些人的抬举，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但是，关锋以其多年政治经验和在中央工作养成的习惯，对政治形势十分敏感，经常深入分析。这种习惯，使他在关键时候走了关键的一步棋——给江青写了一封关键的信。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中央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犯了严重错误，甚至说他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但毛泽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把他与刘少奇的政治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没有把同刘少奇的矛盾看成是路线斗争。而关锋却对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分歧下了一番工夫进行分析，对这一矛盾性质进行了概括，认定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是路线斗争。认定这一点后，他经过一番思索、酝酿，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提笔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关锋在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信中还说：刘少奇、邓小平等“扑灭革命火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攻击对象”。
    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看。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毛泽东决定，把关锋的这封信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大会文件印发。这封信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封信的启示，这次会议把刘少奇、邓小平作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同时，这封信也是促使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因素之一。此后，毛泽东把与刘少奇的斗争，看成了路线斗争。
    关锋的这封信，不光对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他本人的一生来说，也有重要影响。自从关锋写了那封信后，毛泽东对他更加重视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过生日举行家宴所请的人中，关锋名列其中。关锋的信被毛泽东重视并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下发后，作为中央二号人物的林彪也开始重视关锋了。林彪派叶群去找关锋，问了关锋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从此，关锋与林彪也有了“直线联系”。林彪还点名让关锋管《解放军报》，还提名让关锋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那时，政治上比较机灵的关锋，已经看出了林彪与江青之间有裂痕，因此，他想两边讨好。每当林彪要见他时，他总是拉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一两个人同去，他怕单独去会使江青产生猜疑。这一手果然很灵，那时，林彪和江青虽然勾心斗角，但对关锋都十分信任。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跃分子
    毛泽东的信任、林彪的信任、江青的信任，使关锋觉得自己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放手大干一场、“立新功”了，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关锋是一个十分积极、十分活跃的人物。他经常到红卫兵组织中去，到各造反派组织中去，发表谈话，鼓动红卫兵组织和各造反派组织造反。对于中央的一些干部，关锋的指责往往就是他们被打倒的信号。他和王力、戚本禹一起，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到处煽风点火，成了制造动乱的指挥者。他们三人并称为“王、关、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人们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康生、江青并称为“大三”，把中央文革小组中最活跃的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并称为“小三”。
    在揪斗彭德怀问题上，关锋起了作用。早在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２日，关锋就和戚本禹一起，在给中央写的一个材料中提到：对于让彭德怀去三线当副总指挥，我们“思想上有保留”，“反对这样处理”。６月１６日，关锋和戚本禹又联名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写信，诬告说：“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职务。”“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的许多材料看，彭德怀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关锋和戚本禹的这封信，很快就在红卫兵组织中传开了。“中央首长”的这封信，成了红卫兵把彭德怀从三线揪回北京进行批斗、乃至武斗的口实。彭德怀从三线被揪回来后，身心受到巨大伤害，最后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戚本禹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冲击住在中南海里的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些老干部的鼓动者之一，而对于这些冲击行为，关锋则是积极支持者。
    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之一，还有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含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红旗》八一社论。这件事，也使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受林彪之命管《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就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各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２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提出，也是引发武汉“七二○”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对一些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了。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在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此时，康生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在审定新华社电讯稿时再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同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发表的声讨陈再道等人的文章中，也多次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对于这些，关锋是赞同和支持的。７月底，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在起草过程中，关锋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８月１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４０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这篇社论提出：“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篇社论经陈伯达签发，在《红旗》杂志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先是引起了林彪的不满。但林彪在当时的表态是很含蓄的，他没有直接提这篇社论，而是在８月９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林彪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没有提“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反而说了上面这样一段话，很明显，林彪对这篇社论是持不同看法的。
    接着，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８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的做法不能容忍。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也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那就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８月１１日至１２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及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２０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组织下，《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的社论，重提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中央文革小组实施这些转变时，他是参与者。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周恩来让关锋“请假检讨”
    毛泽东对“王、关、戚”产生不满后，本想再观察观察，考虑考虑。但是，王力在８月７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人时，发表了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即著名的“王八七讲话”）。在他这个讲话的鼓动下，８月２２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部分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周恩来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８月２５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还把王力８月７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后，于８月２６日上午做出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请周恩来把王力、关锋抓起来，而对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
    ８月２６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
    关锋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２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他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被允许听收音机，但不能自由活动。这样，他实际上仍然能够知道外界的政治动向。在２号楼，他在规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１９６７年１０月，中央派陈伯达找关锋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关锋和王力都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关锋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此时关锋的生活还算是平静的。１９６８年１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到了秦城监狱，条件就差多了。不光是住得差，吃得也很差。这让关锋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感觉：自己的问题升格了。不久，他的党籍被开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关锋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１９８２年１月，他被放了出来。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
    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署名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晚年的关锋，生活和心理都平静了下来。他说过，自己晚年只有三大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其他什么事情都不想了。穿着还是老一套：戴个干部帽，穿着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每天三顿平常的饭菜，接着就是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孔子。他的兴趣很广泛，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懂一些。每天一大早，关锋的身影就会出现在他家附近的公园里，混在一帮练功的人群中，和大家一起一招一式地认真地练着。
    《党史博览》２００５．
    
    王力就陈伯达问题上书中共中央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
    一九八○年，尚在狱中的王力开始有了纸和笔，便给中共中央写信，这是其中的一封。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判刑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革命”，坏事不会少，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知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这样，我国人民这场大灾难推迟了。
    二．《历史决议》（引者注：指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列举《五·一六通知》中那些尖端的错误观点，在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初稿中完全没有。而且，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也是后来康生要加上的，那时彭真同志正在钓鱼台八楼。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林彪讲话后，毛主席要陈伯达讲话。那次讲话，陈伯达就说他不过是刘盆子（王力原注：前汉亡后，一个放羊的，因为是宗室，被抬出来当皇帝的。）意思很清楚，他说他不过是傀儡而已，文革小组是江青当家。
    四．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陈伯达讲话，突然打倒了陶铸同志，应负有严重罪责。但是那次会议确实是江青组织的，临开会前他还不知道，毛主席批评他以后，他先后同关锋，康生，总理谈话，诉述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了，表示要自杀，他也多次向我表示要自杀，并已查过列宁的文章，以拉法格为例，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五．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张春桥在上海提出夺权口号传到北京，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讲话，提出上海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自下而上只应监督，不应夺权。（王力原注：一九六六年六月陈伯达就提出夺权，那还是根据一九六四年中央在四清中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的指示，实际上只是改组。）当天，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肯定了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的口号和做法，陈伯达才改变了。
    六．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毛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散会时，要所有人都立即去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并且人人要讲话。陈伯达说今天有事不能去，毛主席大怒，对着陈伯达和大家说：“不愿干的人，给我统统滚！”这是我所经历的毛主席说的一句最无原则性的话，令人痛心，这次会议，现在党的领导人剑英，先念同志在场。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同关锋同志关在一起时，他告诉我：（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提出了“文攻武卫”是针对陈伯达的，因为陈伯达在前一天提出，要收缴各个群众组织的武器。
    八．十大政治报告提到，陈伯达原来起草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主张今后以生产为中心。（林彪决不会参加起草）。毛主席反对以后，才重新起草了后来的政治报告，尽管陈伯达绝不会象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鲜明，但是。如果经过查对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陈伯达还有可取之处。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王平权就“王力事件”致人民、光明、文汇等报函
    （王平权为王力之妻）
    王力同志在中央文革只待了一年零两个月，那时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没有形成，所以王力不属于这两个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当时中央文革的工作是毛主亲自领导的，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经常参加和主持中央文革的会议，王力参加起草的一些文件和文章，都是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周总理审阅修改后批准发表的。《五一六通知》中的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自加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内军内一小撮”，“全面夺权”，“越乱越好”，“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等口号，都不是王力提出和发明的。当时有一个和中央文革平行的“中央专案组”，江青宣布，除王力一个人外，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全都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这个专案组所作的迫害老干部等坏事，没有王力的份。王力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就被关起来了，那时大规模武斗还没有开始。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主席提出“武装左派”以后，才由部队发枪，建立所谓“第二武装”，到一九六八年，武斗规模才越来越大，成为真枪实炮的武斗，那时王力已经早就被关起来了。总之，王力不等于中央文革，王力不等于中央专案组，王力所参加的一段，只是文革初期中的初期，不能把中央文革的账，中央专案组的账，文革中后期的账，都算在王力头上。
    在王力同志参加中央文革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几个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王力起了什么作用呢？总的来说，王力同志是相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不论从思想上讲，从组织纪律上讲，他都不能超出这个框框。但是对某些具体事件，他有他自己的看法，也尽其所能作了些应作的事。如，
    对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他是有保留的。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就要打到刘少奇，王力建议陈伯达约彭真和陶铸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作检讨，这才把整刘推迟了一年半。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六日，王力在武汉向毛主席提出，不同意提“打倒刘邓陶”的口号。王力兼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几个月内，坚持按常委名单发文件，即也要发给刘、邓，江青为此撤消了王力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江青动员王力在批邓会上发言，王力一言未发。王多次提醒主席：你不是说刘邓要有区别吗？主席也对王力谈了许多对邓小平的好话，主席说打倒刘邓只是打倒一两年，以后邓还要留在常委会，刘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林彪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出来。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毛主席的预料。一九六七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汉对王力说他不同意对刘邓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王力把主席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江青等传阅，后来中南海揪斗刘邓陶夫妇，王力又把主席那段话抄下来送戚本禹和江青，江青很恼火。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在怀仁堂会议上王力是同意老前辈的意见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言，后来周总理要他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的记录，他整理后在会上读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认为合乎事实。王力还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一些谈话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周总理亲自在会上宣读，陈老总拉住王力的手说：“写得好极了，要是这样作，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陈伯达要写一篇《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社论，王力拒绝写，后来毛主席肯定王力的看法是对的。林彪、江青、张春桥在怀仁堂事件中进行了一连串不正常的活动，王力在秦城时加以揭发，专案组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报告的，不能揭发，王力还是坚持揭发了。
    关于七·二○武汉事件：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是中央在北京定的，“四项指示”是周总理代表中央向武汉传达的，王力既未参与制定也未传达这个方针。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武汉，亲自处理武汉问题。“百万雄师”揪斗王力，按毛主席的话说，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问题的方针。”陈再道的回忆录也承认，王力是作了替罪羊。七·二○以后，王力反对在机场举行盛大欢迎，反对天安门的百万人大会，反对拍电影，反对全国游行。可是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王力，是为了毛主席。”那王力当然就不好说什么了。王力再三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防止引起冲击军队的风潮。在京西宾馆斗争陈再道，王力这个当事人一言未发，并且递了条子，反对叫他们弯腰。周总理在会上说，“王力是处处捍卫军队的。”可是江青等后来却造谣说王力“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其实正是江青，康生等自己把军队搞乱了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康生接见学生时攻击北京卫戍区，从而引起“打倒李钟奇”的风潮，王力当时就递了条子，说不能把北京的军队搞乱。第二天即四月四日周总理让王力再作一次讲话，加以补救。究竟是谁“毁我长城”，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所谓“八·七讲话”：有的文章说王力跑到外语学院发表了“八·七讲话”，这是谎言。事实上八月七日王力并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钓鱼台病床上听取外交部姚登山等人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成为所谓“八·七讲话”，未经本人审阅。有许多重要的话没有整理进去，如王力说，“不管什么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线。”又如姚登山等人说：“我们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他加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党中央要保陈毅，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放心。”这些话都没有整理进去。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在八七以前和以后，王力都没有过问外交部的事。外交部夺权，与王力无关。至于说“群众喊打倒陈毅的口号没有什么了不起”，“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讲过的话。揪斗陈毅，是江青组织的，那时王力不在北京，火烧英国代办处时，王力还上着石膏躺在床上，在斗争王力的会上吴法宪提出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的罪名，周总理立即插话说：“这没有王力的事。”
    关于“反对周总理”：真正反对周总理，向周总理夺权的是江青。江青提出：“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中央文革”。他们在几个问题上，如有关军以上干部会议问题，五一节刘邓陶是否上天安门问题，“所有干部都要放到火里烧一烧”的问题……。他们利用这几个问题在中央文革会议上围攻周总理，王力都站在周总理方面，为周总理讲话。武汉事件后邓大姐到钓鱼台看望王力，江青大骂邓大姐，王力为此和江青吵了一架。
    王力是怎样被打倒的？在宣布杨余傅问题的大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说，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他们还说要“向江青同志学习。”王力和江青的矛盾，上面已经谈到一些，在对京剧改革问题上，对彭真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对刘邓的态度问题上，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上都有矛盾。王力经常用毛主席的话来纠正江青的话，还有王力向毛主席反映，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是中央文革，毛主席立即调阅了那个文件，并责令中央文革公开检讨。这更使江青对王力恨之入骨。江青本来就说：“你王力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江青。”武汉事件后，王力反对他们的一系列作法，她再也不能容忍了。而且由于他们自己把局势搞得很乱，不可收拾，她正好把王力“端出来”，作为他们的替罪羊。江青用毛主席最忌韪的话来进行挑动：“武汉事件后，王力以为天下是他的了，不是毛泽东的了。”毛主席才问：“王力究竟是什么人？”江青借着这句话就到处说：“毛主席问王力是什么人，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证明王力是苏修特务兼国民党特务。他们又诬陷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才引起毛主席对王力的怀疑，当然打倒王力同打倒其他人一样，最后都是要毛主席点头的。把王力关起来后，周总理还指示：不许贴王力的大字报，贴了的要覆盖；王力问题由中央处理，不要下面群众组织管；对王力问题不要无限上纲。当时还传达了毛主席对王力同志的几句话：“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那时毛主席周总理还没有把王力问题当成敌我问题，关到秦城后，毛主席周总理也不让任何人提审王力，江青就用放噪音，灌药，假枪毙等办法来折磨王力，力图置王力于死地，杀人灭口。
    王平权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五日
    摘自叶永烈：《中共神秘掌权者》，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
    
    “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王　力）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　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摘自《王力反思录》下册）
    
    王　力：《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它的发动》
    我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进入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关起来了。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被关了十三年半。这两个数字，就足够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狱中备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这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更令人触目惊心。由于我个人的命运和党的命运、个人的错误和党的错误密切地纠缠在一起，更增加了人们对我的问题的关注。朋友们都希望我写一个回忆录。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该怎么认识？该怎么办才是正确的？我是应该进行反省和探讨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　。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两次讲话中的词句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这段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是错误的。
    我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和第三个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为标志”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提出者之一。这也是错误的。
    理论上的这些严重错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由于理论上的错误，导致党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敌我界限。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的指示、决定、通　知、社论和文章，我都参加了起草工作。（那个专门整老干部的“专案组”办的事情除外，因为“文革小组”成员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专案组”之外。）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即使有的在当时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因为是在战略错误的前提之下写成的，因而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虽然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为具体执笔者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也不应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毛主席。
    我一被关进秦城，就开始了反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场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主要不是由于某个人的不良动机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根源。这一点我过去是没有认识清楚的。上面所说的我所犯的理论上的错误和行动上的错误，都是从这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我就误认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改变为社会化经济，并没有把农民等小生产者改变成为同现代生产相联系的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并没有把大量的手工生产改变成为机器生产。也就是说，封建主义的墙脚根本没有铲除。中国人民还是苦于封建主义，即苦于资本主义的不足，而并不是苦于对国民经济有利的而不是对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语）。我们不懂得资本主义的二重性，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正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用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时常只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实质是带着封建色彩的小生产者的观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性质的错误还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后，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们的领导人常常以诗人的浪漫性和军事家的决断性来处理经济问题，多次造成比例失调和经济危机，而在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以后，并不检查自己，反而责怪“阶级敌人”捣乱。这样，臆造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以至无处不是敌人了，敌人不但跑到党内来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领导核心中来了。于是，就要“天天讲阶级斗争”，就要“不断革命”，并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了。这个深刻的、痛苦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
    我国没有经过商品经济这样一个大课堂，人们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观点，就难以为完全现代社会的文明的、科学的、民主的观点所代替，更谈不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因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这个历史是绝不能也绝不应重演了。
    我回顾过去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回忆录要涉及不少人。对所有的人，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只是如实地反映他们在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真实的言行，以便探讨真实的经验教训，为后人作为可靠的借鉴。◇　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文化大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此有几种说法，有的说从学术批判就算开始了，有的说学术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从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谈的。其实可以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现在我就从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会议谈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罗马尼亚开党代会，勃烈日涅夫率苏代表团去罗，中国是邓小平率代表团去的。我们的既定方针是在那会上继续同苏方接触，改善同苏关系。代表团出发前，毛主席在颐年堂召集会，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王力。会上毛主席大讲党史（我有记录，整理出来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丢了），毛主席反复讲不要怕庞然大物。他说陈独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经是庞然大物，都不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说不要怕大风大浪，大风大浪来了一定要顶住。这个会本来是讨论同苏修打交道的，可是毛主席反复讲上述问题。具体问题讲了两点：第一，骂杨尚昆，说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主席早就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还说反右派时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这就是所谓八司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办把戚本禹和毛主席的英文秘书的爱人等八人打成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英文秘书告了状，毛主席给他们翻了案。他们不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翻的，具体是田家英办的，他们都感激田家英。）毛主席在会上还骂了邓力群，说邓力群当时看了大字报，对打右派的事一句话不讲，随声附和，这样的人怎么能行？那时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所以毛主席这话也是对刘少奇的。第二是谈彭德怀，毛主席说，我看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毛主席说彭德怀这人是不会接受挂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实事。毛主席提议叫彭德怀到三线当副总指挥（彭德怀是三军团的，杨尚昆也是，刘少奇也是。）小报传说毛主席请彭德怀吃饭，我没参加。请吃饭那件事在后，决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这次会上决定的。毛主席还骂杨尚昆从来不检讨，他打右派打错了，翻过来了，他也不检讨。会上大家说马上叫杨尚昆走。会开完后，杨尚昆打电话给吴冷西，问会上谈了些什么问题？吴说“我没参加会，你问王力。”杨尚昆就问我，我不好说毛主席骂他，只说毛主席在会上大讲党史，讲庞然大物。从这次会以及后来的发展看起来，庞然大物是指刘少奇。（这次会上还要给彭德怀分配工作，可见这次会不是继续整彭德怀。）◇　学术批判和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一九六四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五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五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王力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真批的。刘少奇不在国内。毛主席看了没反对，压下了，连个圈都没划。后来周总理总结出个经验：凡是毛主席只划圈的，还不要急着去办。因为如果毛主席支持的话，他会鲜明地表态，同意或不同意，这样才可以积极执行。如果只划圈，那还不行，何况这个文件主席连圈也没划。◇　四清问题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
    一九六四年发表《二十三条》。毛主席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就是在一九六四年。桃园经验，先是王光美作报告，然后刘少奇作报告。在北京怀仁堂讲的。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可是刘少奇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刘少奇报告中是说过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这个报告我没听。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报告整理一下。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北戴河，我们也在。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理掉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江青告状，只是觉得报告有些话说得过了，如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我们把它勾掉了。后来突然少奇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桃园报告不发了。（这是说的王光美的报告，刘少奇报告没有送毛主席。）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发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党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是李雪峰。过去都说白区工作正确代表是刘少奇、彭真，这次说是李雪峰。桃园经验不发我同意，我当时认为它很左，撇开原来干部，扎根串联，实际上是搬石头。那时还抄家，查干部的笔记本，说里面有些东西比《金瓶梅》还厉害。喷气式也是桃园发明的。李雪峰反对是对的。毛主席对桃园经验也认为刘少奇的一套过左。江青告状我当时不知道，文革时才知道。文革时江青说文化大革命是她拼着离婚发动的，就是指这件事。毛主席不满意四清由刘少奇领导，说了些不大好听的话，如“什么都叫刘少奇干就得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要搞二十三条，是针对刘少奇在四清中的过左作法的。毛主席半夜找陈伯达，陈伯达服了安眠药没醒，尽力地记下了十三条。他从来不详细记。记下一点，赶紧打电话找我，把记下的先理一下，看怎样理解毛主席的话。他说我写，写了十三条，说要搞个文件。文件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发的。陈伯达对我说，主席要整少奇，怎么办？他说少奇同志是很纯的共产主义者，现在主持中央工作，整他，对党对国家不利。我说：“主席还是信任彭真、陶铸的，我建议你去找他们两人，你们三人一起去找少奇，要他向主席认个错，就好了。”这是因为在二十三条之前毛主席和刘少奇有争论，政治局扩大会上，刘少奇说当前主要矛盾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毛主席不同意。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的说法是李井泉等人提的）。会上有争论。刘少奇坚持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那个会我没有参加，康生也没有参加，陈伯达参加的。我认为毛主席的说法是对的。这时我建议陈伯达等三人去告诉刘少奇，请他赶紧向毛主席认个错，毛主席消消气，就行了。他们三个人找了刘少奇，刘少奇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向毛主席表示检讨，说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概念不清，主席说的两条道路矛盾是对的。刘表示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因为刘少奇表示了检讨，就没有整刘少奇，光搞了个二十三条。这样一来，整刘少奇推迟了一年多。在这点上陈伯达是有功的。关于这事我在秦城写过材料，说陈伯达有功。那时陈伯达已打倒了，我还是这样提。我写的这个材料彭真也看过。现在陈伯达、陶铸不在了，彭真还在，这件事他大概还记得。
    搞二十三条，我从头到尾参加。主要是我写，后来又吸收几个人，有许立群、邓力群、李雪峰、李井泉。刘少奇本来依靠王光美指挥全国四清，二十三条以后刘少奇不指挥了，毛主席指挥。书记处是彭真管四清，抓通县为重点，二十三条印成大布告到处张贴，也是彭真抓的。一九六五年一月最后写成二十三条。这个文件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是毛主席的概念，是第一次这样提。这里所说的走资派表面是指农村干部，实际上是指刘少奇。毛主席认为党脱离群众，搞不好党要变质，政权要变质。官僚机构，旧的机器，如不解决，党要被打倒。这问题苏联解决不了，中国采用了很多办法，思想改造不行，反右不行，教育不行，学术批判不行，四清这样比较激烈的办法也不行，最后才找到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一九六五年刘少奇还主持中央工作，但不直接掌握王光美指挥四清了。《历史问题决议》说在四清问题上刘少奇比毛主席更左。
    当时刘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方面讲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刘少奇在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强调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还拿出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上面谈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刘少奇要各地加以贯彻。余秋里、谷牧在工业方面加以贯彻。刘少奇强调一要看书，二要调查研究。他在会上还夸了王力，说王力是这方面的模范，又研究理论，又搞调查研究。那时邓小平抓三线，刘少奇准备出国，书记处、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实际上是副总书记。彭真抓两条，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组。
    会开完后，我跟邓小平去三线，同去的还有谷牧、吕正操、余秋里。我对这一年多北京情况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没有管。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我手里没有文汇报，没有看，姚臻夜里打电话来，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我请中联部马冠华同志给我找了文汇报，连夜送来。当时觉得很重要，但也没有加以研究，没考虑会引起什么后果。我跟邓小平上三线，把文汇报带着，向别的部长们推荐。我跟邓小平去了西安、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线建设，也了解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情况。现在看来，毛主席抓阶级斗争为纲，而刘少奇、邓小平，想把重点放到建设上。社会主义建设怎么符合中国特点？邓小平考虑要发展小城镇，解决城乡矛盾、工农矛盾。两种劳动制度也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三线的历次讲话、插话作了系统整理，成为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国道路解决城乡关系问题，不能过度发展大城市，而要发展中小城市。三线的大工厂必须有小工厂为它服务。部队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处，也很有成绩，又省钱，工程又搞得好。对这问题，刘和邓没有交换意见。刘从理论上提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邓小平看三线，从实践中解决这问题，解决两种制度问题、城乡关系问题、工农关系问题。我觉得两方面要结合。我整理了马克思列宁对这问题的观点，也整理了邓小平在三线的讲话。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统的会上印发了。红旗杂志给铅印了。邓小平的谈话同后来提的发展乡镇企业的方针有关系。前几年我到廊坊参观，回来后写了个报告，也提到这问题。◇　一个热锅上的蚂蚁
    十二月中央打电话要邓小平立即赴上海，因为发生了罗瑞卿事件。当时诬蔑罗瑞卿篡军反党，把他调离，杨成武担任代理总长。邓小平走后我们留在昆明，阎红彦招待我们。他们发现了卢汉埋藏多年的白兰地，用这个招待我们。邓小平走后，罗瑞卿来了。他自我感觉很紧张，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他打听怎么回事？为什么开会不通知他？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又来电报要罗立即赴上海。后来知道已经采取了措施，防止罗逃跑。文革时批判李井泉，说罗瑞卿到成都，李井泉还送给他两筐桔子。其实当时方针是先稳住罗。罗到上海后就没有自由了。◇　《海瑞罢官》和《二月提纲》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说要出版五本马列原著，有《共产党宣言》、《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要他们五个人每人写一篇序言。毛主席对他们谈了很多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等等。他们五个人商量的，由关锋、艾思奇作记录并整理，主要是关锋。记录整理后给胡绳、田家英看，当时他们都没有说什么。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我们有责任全部整理出来，这一段要不要由主席自己定。胡绳说就不要吧，关锋没有表态，最后是删掉了。后人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把这事提出来，关锋说了说当时情况，说到田家英当时要删去这一段。这成了田家英的大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写的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关锋一定要保留这一段，其实也不是这样。这话没说完就回北京了。……
    起草二月提纲以前，彭真在人大会堂开会，研究学术批判情况及存在问题。除五人小组成员外，还吸收一些理论工作者，有王力、胡绳、姚臻、许立群、范若愚、邓拓，对学术批判提些意见。会上没有什么争论，比较一边倒。那时二月提纲还没出来，会上发言说的也就是二月提纲上的那些话，都说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
    这里插一段：评海瑞罢官文章一发表，陆定一就有意见。（不是在这个会上讲的。）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不错，海瑞罢官可以批评，但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不好。没有必要提高到政治，说要害是罢官，并且和庐山会议相联系。这是陆定一的意见。
    当时会上并不是针对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是笼统地说整个学术批判不要轻易提高到政治，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不要当学阀，不要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允许改正错误，与人为善，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等等。二月提纲不过是把会上的意见综合了。有些观点一九六四年我和彭真到杭州时我就向毛主席提过。这次会上“有破有立”的观点是我提的，我说现在说怎么做不对说得多，究竟怎样才对呢？还要下点工夫。包括九评，光是说人家不对，究竟怎样搞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研究也不够。这一点大家同意，写到提纲中去了。另外我提出要组织队伍，通过学术批判，组织马列主义学术批判的队伍。会上彭真正式提出建立学术批判办公室，过去也提过，这次是要见诸文字，向毛主席汇报。后来严家其的书说康生力排众议，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问题相联系，这不对。当时大家意见一致，没有争论。康生当时心思也不在这里，他要管国际问题，同苏修斗争，还要编毛选五卷。当时大家也不知道毛主席对北京那么不满。如果会上有人提出毛主席不同意，彭真也不会那样汇报了。
    二月四日，姚臻、许立群在钓鱼台整理汇报提纲，这就是所谓二月提纲。整理时康生、吴冷西是没有参加。二月五日开常委会讨论提纲，参加的常委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还有彭真、康生、吴冷西、王力、姚臻。康生参加了，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大家都说提纲可以。所以不能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吴冷西的。上面说过，事先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参加了，事后讨论提纲的常委会他们也参加了，只是起草的那一天没有参加起草。常委会上决定谁到武汉去向毛主席汇报，五人小组五个人都去，包括康生。另外有办公室负责人胡绳、许立群，主要起草人姚臻。我没有去。康生提出加一个田家英。康生说他要谈五卷毛选，田家英是康生编五卷毛选的助手，毛主席的资料都是他管的，所以康生要他去。（田家英从来没有说过康生的坏话，这时毛主席对田家英已经不怎么好了，康生还是要田家英去。）
    这时在北京发生一件大事：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二月提纲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情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个偶然性。彭真至今还记得这事，说王力是很慎重的。当时我建议彭真跟关锋、戚本禹缓和关系，他也接受了，请他两人吃了一顿饭。后来戚本禹给彭真写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还夸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后来从彭真家查出这信，江青对戚本禹大为不满。这又成为打倒戚本禹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
    三月份，常委会开会，讨论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问题。事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要在京常委讨论，讨论结果告诉他。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召开的，参加的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姚臻、王力，加了刘宁一。会上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大家估计毛主席的意思也是要派代表团参加的。人家邀请，不好拒绝不去。去了以后，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意见。最初刘宁一主张不去，大家说，人家邀请都不去，在全世界面前显得不好。我们可以用他们的讲坛讲我们的话。我们不直接骂人，但可以表明我们的看法。刘宁一也就同意了。一致同意派代表团，并给毛主席发了电报。但毛主席回话说不能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说要写个公开信答复勃列日涅夫，说明为什么不参加。这封信是我起草的，经过毛主席定稿的，正式发表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这是个重大政治决定，要向全世界讲清楚我们为什么不去，责任应由苏共来负。公开信列举苏共不断在党内党外发表很多反华文件，安德罗波夫还发表了反华文章。公开信还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我们都去了，但二十大你们反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反共浪潮。二十二大你们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赫鲁晓夫倒台后，我们建议各国共产党开个会，希望你们改变赫鲁晓夫的作法，你们又不改，你们坚持赫鲁晓夫的一套，而且越走越远。一九六五年三月，你们不听我们劝告，坚持召开分裂性的兄弟党会议，我们要求你们公开承认错误，承认非法，你们也没有作。分裂的责任是你们的。现在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二十三大，这个责任在你们。我们还是相信苏联大多数人民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我们还是要同苏联人民站在一起。这封信是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写的。
    苏共二十三大后，日共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来我国。日共是以宫本为首，吴冷西接待；越南是以黎笋为首，我负责接待。黎笋没什么问题，双方同意不发表公报。宫本要发公报，而双方意见不一致。中方主张在公报中点苏共修正主义的名，宫本不同意，只同意一般的提反修，不同意点苏共的名。中央又开常委会讨论，这次会我参加了。会上一致同意要照顾日共的困难。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观点，要照顾兄弟党的困难。会上都同意照顾日共的困难，公报上不提苏修，只一般提反修。会上决定派康生和赵毅敏去上海向主席汇报。这时刘少奇要出国，邓小平要去西北三线，彭真主持中央工作。
    康生、赵毅敏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魏文伯参加，江青在座。这次毛主席讲了一大篇，发了脾气，说你们（常委）同意我不同意。中日公报问题，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两个决定毛主席都不同意。然后就大骂二月提纲、骂彭真、骂北京市委、骂吴晗、骂中宣部，骂他们整左派材料。这对康生来说也是很突然的。据我分析，如果没有因为二月提纲等问题对在京常委的不满，毛主席对中日联合声明和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本来都可以同意的。
    在这里插一段：毛主席发脾气以前，陈伯达已经知道一点风声。因为他在杭州、在武汉见过毛主席。那时北京空气已经很紧张，彭真也知道点风声，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但不知道那么严重。陈伯达回来后住在天津，他叫我去天津，谈《红旗》的一篇文章。红旗杂志主持日常编辑工作的杜进跟我去的。陈伯达透露了毛主席、江青对学术批判和二月提纲的不满。那时候许立群也很紧张，我去天津时，许立群说，现在看起来很紧张，有什么动态你赶快告诉我。
    康生从杭州回来后，先是在钓鱼台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还准备在政治局传达。我说这不好，这么大的问题，又是针对彭真的，现在彭真主持中央工作，你怎么好去传达？我建议他请小平同志回来主持。康生同意，当着我们的面就拿起红色磁石机给小平同志打电话。刚说了几句，小平同志就说立即回来。因为出了大事了。政治局会议是邓小平同志召集、主持的。康生传达。会议决定马上向全党发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会上要我起草，我说这个不宜多说，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起草了一句话：以前中央某月某日发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现在予以撤销。大家同意，报毛主席，毛主席说，这不行，没说实质性问题。毛主席实际是对常委不满。毛主席要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还是找了我，起草了个稿子。这时陈伯达在十四楼，又开了一个会。参加人有康生、吴冷西、姚臻。这时不叫起草小组。这次起草的稿子就是后来的五一六通知。起草后在北京就修改了好几次，搞了好几个稿子，还是在八号楼开会修改，彭真也参加。康生在会上说“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说：好嘛！要提就提够吧！姚臻很紧张，因为二月提纲是他主要起草的。陈伯达同我起草的稿子还是只批了二月提纲本身的问题，按照毛主席对二月提纲不满的那些话来批，没有离开学术批判及二月提纲本身。“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是讨论时康生要加的。◇　《五·一六通知》的起草过程
    在北京起草文件（那时还不叫五·一六通知）只有几个人，不叫起草小组。四月份在北京完稿后送到杭州毛主席那里。这时毛主席决定开两个会：一个是常委扩大会，在杭州开，参加者有常委、康生、陈伯达，各大区的书记。常委扩大会的任务是批评彭真。另外成立起草小组，在上海，名义上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名单是江青定的，组长陈伯达，成员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尹达、陈亚丁、关锋、戚本禹、穆欣。因为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所以上海的起草小组实际上由江青主持。成立日期是四月十六日，就是北京日报发表北京市委批判邓拓的两个版的那天。毛主席指示要让我们吃得好、住得好、好好休息。我们在上海非常舒服，我、吴冷西、陈亚丁、尹达住锦江饭店后楼的套间，其余人住的是锦江饭店前面的客房。吃得很好，每天看电影，是江青组织的，看那些她认为有问题要批判的电影。有时在小礼堂，有时在后楼的会议室。毛主席叫我和吴冷西写些陆定一的材料，我们写不出多少。因为吴冷西的人民日报不归陆定一领导，我更不归陆定一领导，平常来来往往见了面开个玩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严慰冰的事我们不清楚。陆定一说话不慎重，说过些不好的话，叫我们凑凑，也没有凑出多少。我们没别的事，就逛大街，逛淮海路。这时康生、陈伯达在杭州开会，上海起草小组是江青主持，她不住锦江饭店，她有别墅。柯庆施给毛主席搞了个单独的、适合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同时也给江青搞了个相当于毛主席标准的别墅。她住在那里，我没有去过，都是她到锦江饭店来。来了就到客厅见见谈谈，看看电影。张春桥是起草小组的，他好象是秘书长，招待我们三顿饭吃得好，时常来看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来了就讲她那一套，骂彭真，骂中宣部阎王殿，骂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讲她自己如何受打击，没人理，说阎王殿的阎王我一个一个都去拜望，一个个副部长我都登门拜访，可是没有人理我，在北京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那时她还没有骂常委和书记处，只骂彭真和中宣部。她还给我们看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纪要（那时还没有公开发表）。说她要请尊神，靠部队，靠林总。
    我们在上海的任务是什么？主要就是原来在北京起草的稿子（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送主席后，主席每天都有修改，改的稿子每天送到上海交张春桥，再交我们讨论，文字上理一理，顺一顺，有什么意见给毛主席回话。毛主席每天都有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后来五一六通知上那些黑体字，都是毛主席亲笔加的。有些虽然不是黑体字，但问题提得很尖锐，也是他加的。
    杭州常委扩大会和上海起草小组会同时举行。在毛主席看来，起草小组改稿子比常委会重要。常委会并没有讨论和通过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的修改，并不给常委会看。常委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彭真，彭真作检讨，揭开彭真的盖子。实质性的问题都在上海。有人说常委会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交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那回事。常委会开会期间，毛主席每天送修改稿来，开了几天会就修改了几次。杭州的会完了，起草小组的会还没有完。杭州开会完后，康生、陈伯达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没详细说，因为没有什么精彩的发言。康生说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和刘仁没有检讨，没有考虑整个市委是否改组。总之是不能容忍彭真。彭真回北京是单独回去的，回去时马上就有了“警卫”了，是公安部九局的，汪东兴是局长。这个局是专门保卫中央的。五一的活动彭真没有参加，从此就不出面了。康生还说到，刘少奇出国回来，到了杭州，刘少奇对国内情况，对彭真的问题大吃一惊。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你怎么搞的？你也真够糊涂的。当众批评刘少奇，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正在编刘选。◇　毛主席对《五·一六通知》初稿修改的地方
    第一，通知开头第二段：“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一段虽然不是毛主席的亲笔，但是他的思想。目的是要给康生开脱，由彭真一人负责。这叫剥笋政策，这一次只剥到彭真。这一段是上海写的，大概是张春桥写的。
    第二，下面一段，即通知的（二）中的一段，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这一段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
    第三，通知（四）段开头不是黑体字的地方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这些提法本来还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的，可是后面又加了一段黑体字，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黑体字说到“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很明确了，问题性质发展到这程度了，这是毛主席的亲笔。
    第四，通知（七）段说到学阀、党阀，这也是毛主席的提法，起草文件以前他就说过。这些非黑体字不过是用文字表达毛主席的思想，得到他的认可的。后半段黑体字更明确地说：“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这就更明确了。
    第五，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会议，会议还是江青主持的，作最后一次定稿。我们正在读稿子时，徐业夫又打电话来找王力，又加了几句，就是通知（一）段内括号里的话：“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这段加上，这才算是最后定稿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
    康生带着定稿回北京，要开政治局扩大会，要将这文件印发。当时不相信中办印刷厂，怕他们同彭真、杨尚昆关系密切，怕他们泄露给彭真。康生要我去找谢富治，到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要绝密。但他们印得不好，不好看，还有错字。文件定稿时还是有“彭真同志”，第二年公开发表时把“同志”去掉了。
    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三个版批判邓拓、廖沫沙、吴晗等三人，《前线》加了编者按，这是北京市委搞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当天广播了。可是当天新华社就奉命通知撤销北京的按语，因为毛主席、江青不同意北京的按语。上海开会回来后，五一六通知发表前，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提出这不是学术问题，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五月八日发表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就是关锋，高炬是解放军报的，解放军报那时正副总编是唐平铸、胡痴，是刘志坚领导的。何明、高炬的文章直接批评北京市委。五一六通知发表前，组织了一系列文章，一面中央开会，一面在社会上揭露。五月十一日发表戚本禹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说：姚文元文章提出吴晗问题以后，你们改变态度没有？在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里，你们对姚文元文章不作介绍，反而责问上海同志，有什么背景，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到那里去了？这段话是彭真打电话给曹荻秋时说的。戚本禹把它拿到社会上去了。
    政治局开会主要是康生传达。他连毛主席说的“我就是要搞剥笋政策”也说了，说一层一层地剥，这次是彭罗陆杨。我们都很惊讶，这个怎么能传达？康生传达着重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为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公报问题大发脾气时讲的一些话，还有杭州会议期间也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对陈伯达、康生讲的一些话，康生都有笔记，他写得很工整。这次经过整理，把它连起来，成为有逻辑的、系统的东西。好象是经过我整理的。康生传达后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对文件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五月十六日上午就通过了，所以叫做五一六通知。会议的主要任务就完了。张春桥、陈伯达也介绍了情况，张春桥限于文化战线的情况，陈伯达讲的不多，他讲彭真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一贯错误，思想作风不好。
    常委都讲了话，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认识不够，还都说自己受了剥削阶级影响。少奇同志首先讲的，他说过去填表时自己的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总理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邓小平同志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我都不知道。（彭罗陆杨都是书记处书记。）最神气的是林彪，他不检讨，不过最后也讲了几句，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这是十七号下午的事。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
    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但毛主席不赞成林彪这个报告。大概因为林彪讲得太玄乎了。毛主席从一九六二年就讲有反革命复辟的可能性，并且采取了措施，要害部门都调来一些军队干部。当时林彪经常生病不在北京，是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军队挑的优秀的、可靠的干部到要害部门。一九六五年调丁莱夫到广播电台当政委，交代他的任务就是防止政变者占领电台。他原来是一个军的政委。林彪的政变经别人都说很好，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都说要印发。林彪要陈伯达、刘志坚找了些秀才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整理了很长时间，讨论修改过几次，直到十一中全会后九月二十二日才印发。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
    邓小平的检讨是临时作的，不是从九月份起就作的。邓小平的检讨送毛主席是十月二十一日，是急就章。邓的检讨着重讲五十天，没有多讲历史问题，只承认一九六二年错误他也有份。一九六四年错误他没有份，而且当时他就有不同意见。邓说这次错误是他同刘少奇的错误。刘少奇的检讨说由他一个人负责，邓说他和刘两人负责，别人都不负主要责任，特别是工作组不能负责任。毛主席认为，别的一些人也认为，邓的检讨很诚恳，本来不能由他负责，他还说他负责。邓的检讨讲到，他这样高的领导干部，长期独当一面的同志，学习很差，没有跟好毛主席，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得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也接触少，对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向群众作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他说，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主席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主席思想相抵触，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批了我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原谅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作风没有得到改正。
    当时毛主席及其他同志认为邓小平的毛病也不过这些。作为一个负责同志，能这样检讨也就不错了。对他有意见的也无非说有的同志找他他不见，没有象林彪那样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至于说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这是言不由衷。后面还谈到不寒而栗，要补过，要保持晚节。
    检讨本来到此为止，毛主席看了后，希望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如说”我要有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相信在相当时间内错误会得到改正，请给我时间，自己努力站起来。干了半辈子，跌了跤，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邓小平照毛主席的话说了。毛主席还把”初步检讨”的”初步”二字也勾了。毛主席的意思是不要以消沉的话来结束，要以积极的话来结束。邓的检讨，在当时条件下不能说是被迫的。但是对林彪的乱骂邓是不会同意的。
    ５月１９日批评彭真、陆定一。彭还是说自己认识不够，至于搞政变、里通外国等，他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同陆定一没有联系，请中央审查。彭真发言五分钟，大家批评他说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是对抗的态度。陆定一早就受审查了，就是因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信上说叶群在延安时跟陆定一好，林豆豆就是陆定一生的。林彪到哪里信就到哪里。这就涉及公安问题，一定是能够掌握林彪行踪的人写的，林彪到哪里她都知道。经过侦破知道是严慰冰写的。告诉陆定一，陆大吃一惊，说他不知道，说严慰冰有精神病，找医生证明。一九六五年中央决定要彭真审查陆定一，看严慰冰是单干，还是有个夫妻店。
    陆定一离开北京到外地后，给严慰冰打电话都有人窃听，陆电话里说给严买了个半钢的表，这句话被说成是暗语，因为无锡话“半钢”和“半讲”同音，说是暗示严慰冰只能讲一半，不能全讲。这是叶群在大会上讲的。彭真审查陆定一的结果，说陆确实不知道严写匿名信，林彪很恼火，政治局会上林彪写了一个条子，证明他和叶群结婚时叶群是处女。这个条子印出来发给到会人。陆定一发言没有说几句，林彪就质问：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用意何在？陆定一说我确实不知道。林彪拍了桌子，说了脏话，说你们两口子天天在床上ＸＸ，能不知道吗？批判变成了闹剧……。
    有人说林彪在会上说“我恨不得枪毙了你”。这话是没有。还有人说，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的不是很多吗？这好象是顶嘴了，这话也没有。别人批评陆定一，也说不出什么，只是说文人无行、纵容老婆胡闹等等，另外就是批评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只反教条主义，思想战线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阎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学术批判他反对上纲，这是给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总之都是笼统的，具体的没什么东西。陆定一不承认有反党集团，不承认搞复辟。严慰冰问题他辩解的多。
    会上人人都得发言，不只是康生、陈伯达说。◇　田家英自杀
    二十三日在大会堂继续开会，讨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作出的组织处理决定：彭真、陆定一撤消工作，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了几句，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说家英怎么这样，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这时安子文也是自身难保，六神无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惜，审查以后可以继续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东西他最合适。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时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领导下搞试点。这时候陈伯达、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还是刚开始，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没有人说“自杀是自绝于党”之类的话。
    一九六一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条，以后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会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带批王力。都当成右倾典型。事后我和田家英不约而同去找康生，请他缓和一下。我们说现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不要对陈云、王稼祥搞那么紧张。康生拒绝，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后我们到他家，看到家里很乱，有些烧东西的灰。康生给我写的一个画上的题跋，田家英那里还有照的一张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没骂过康生，他只骂陈伯达和江青。我对田家英是很欣赏的，私交很好。当时对他的压力当然是不小的，可是一顶也就过去了，何必自杀？在田家英自杀前姚臻也自杀了。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时，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企图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楼，那是为了公开国民党秘密逮捕的事，让组织知道，是为了保全组织而牺牲自己。那次跳下来没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药然后上了吊。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宝山，中办有几个友好还去送葬，陈秉忱嚎啕大哭。陈作过潍县专员，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董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了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意思是应该先加以隔离。）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些诬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对彭真、罗瑞卿的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文件，对陆定一、杨尚昆也有一个说明他们错误的文件，是后来二十四日通过的。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也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器。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
    中央文革小组名单是刘、邓为首的常委、书记处提名的，五月二十八日发出，送毛主席，所以一般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是五月二十八日成立的。实际上那天并没有成立。因为毛主席起初不同意王力为组员，所以没正式定下来，到六月份才定下来的。原起草小组的人留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吴冷西没有了，老的秀才保留了王力。陈亚丁换成谢镗忠（总政文化部正部长），加了姚文元。这还有个过程，张春桥极力要加姚文元，江青在上海向在京常委提出，要审查一下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张春桥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定了姚文元为中央文革成员。名单送主席后，主席不同意王力，说王力是彭真的人。
    为什么毛主席不同意王力，其实就是江青搞的鬼。因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彭真、乔冠华和我到杭州毛主席处，谈国庆十五周年邀请外宾事。说完这件事后，彭真提了个头，我接着讲了一通对学术批判和京剧改革的意见。我说一是不要动不动提高到政治；二是不要扩大化，要有个界限。京剧改革不要一律排斥传统戏，鬼戏也不必一律禁演。毛主席很不高兴，变了脸，说你这个同志是中宣部的人吗？（那时已经骂中宣部是“阎王殿”了。）但他还不是完全不接受。最后他讲：第一，江青有点“左”；第二，是要有个界限。他说对郭沫若、茅盾、范文澜不准批。我们告辞时，主席说再加一个翦伯赞。
    因为我批评了京剧改革，触怒了江青。另外，一九六四年中央要我列席常委会，是彭真找毛主席谈的，彭真说王力是优秀干部等等，主席同意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在钓鱼台，常委要我作点秘书工作。彭真讲的王力的好话，江青在文革中作为攻击王力的把柄。因为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说王力的坏话，毛主席才形成“王力是彭真的人”这个印象。毛主席不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可是当时康生、陈伯达觉得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一直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都不熟悉，所以要留一个王力。他们请江青向毛主席谈，说“要留一个王力，不然清一色了”（张、姚、关、戚都是响当当的左派），毛主席才同意了。因为有这样一个周折，而且各大区参加中央文革的人也还没定，所以文革小组成立会是在六月二十日前几天才在上海开的，当时没有通知王力出席。他们从上海回来后才告诉我新的文革小组中有我。
    文革小组虽然成立了，但没有开会，也没有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陈伯达调尹达、关锋、穆欣到钓鱼台十四楼，我还在八楼。吴冷西回了人民日报，姚臻自杀了，范若愚回了党校。有人说谢镗忠、刘志坚进中央文革是叶剑英提的，这不符合事实。刘志坚是林彪的主要秀才，当然是林彪提的。打倒刘志坚，林彪是不同意的。不能因为现在刘志坚是好人，就不说他是林彪提的，而说是叶剑英提的。◇　关于《大事记》
    大事记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专门搞大事记的人。他把毛主席历次谈阶级斗争的话都排起来，这次又排了个大事记。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刘邓同意。我是参加整理，还有李鑫、贾一学。
    现在中纪委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说我在大事记中给康生开脱。其实大事记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说得缓和。正件说彭真背着康生、吴冷西炮制了二月提纲。我整理大事记时觉得不好说整个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就只说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许立群关起门来起草，这比正件轻得多。写大事记时康生提出要给王力开脱，有些事是王力反对过的，其实主要是为他自己开脱。他要给我开脱，我不赞成。因为文件太长了，不能再加了。后来康生在中联部讲话时说，没提王力是个疏忽，王力是正确的。中纪委把这作为王力的罪状，说王力在大事记中栽赃诬陷彭真，给康生开脱。
    其实大事记比正件轻得多。为什么正件无罪，附件（大事记）倒有罪呢？这些我在《申诉书》中已写明了。◇　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发动：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
    那时文革小组没有制度，没有机构，康生也并没有重视他这个顾问的职务。他是中央理论小组组长，还要管国际问题。理论小组派了几个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热闹了。何明、高炬文章发表后，各学校震动很大，大字报小字报都出来了。康生派一个组到北大，组长是曹轶欧，她是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调研的。她本来就常去北大。她这个组没有多少权，也没有多少事，聂元梓大字报出现后，曹轶欧是很重视，因为五一六通知刚发下去，就出现这张大字报，是一个重要动态。曹轶欧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也向毛主席反映了。陈伯达也通过光明日报向毛主席反映了。六月一日毛主席在上海，给康生、陈伯达都来了指示（不知是经过什么人传来的）。毛主席叫在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且还讲了很多话，主要是同康生讲的多。毛主席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陈伯达那时是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五月三十一日进驻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决定的。他还兼顾新华社。康生找了王力、关锋、曹轶欧，让我们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因为他想用大字报直接号召，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毛主席一贯的总的思想是，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报也不行。江青向来认为人民日报不在她手里。陈伯达的工作组是刘邓派的，而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毛主席布置的，评论员文章是康生传达毛主席指示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写的。六月一日传达，当晚写好，六月二日见报。对毛主席的思想，当时评论员文章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明白，后来才说明白的。毛主席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的机构、旧的纪律、旧的秩序打乱、摧毁，解放群众的手脚，让群众直接揭露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评论员文章当时写得不够。所以十一中全会印发时，在括号内加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原稿上还有“毛注”字样。红旗公开发表时就正式加了一段。这一段是：“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这是毛主席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修改。
    对于聂元梓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主席为什么那么重视这张大字报，历史学家等估计不够。其实毛主席是借题发挥，把陆平作为旧组织的代表。问题也不在于江青和聂元梓有什么私交。当时陈伯达对这点就迟钝。评论员文章写好后，康生要我和关锋送给陈伯达，陈伯达没有把聂元梓的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论。我们说主席指示应该放在上面，他说社论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论是不行的。
    后来大字报的作用大了。聂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来了，曹轶欧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参与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报也有关系，他把大字报送毛主席，毛主席指示是他传达的，他就把功劳归于自己，康生同外国人谈话时也居功。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没有份。后来曹轶欧和聂元梓的矛盾爆发了。曹轶欧不同意把聂元梓捧那么高。康生对聂元梓一贯印象恶劣。毛主席、江青都重视聂元梓，曹轶欧觉得过分，就揭她的底，说大字报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主要是杨克明写的。杨写了后，叫哲学系的人签字，聂元梓是哲学系总支书，叫她签她还不签，说服了好几次才签的。因为她是总支书，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说曹轶欧和聂元梓是老乡，大字报是曹轶欧组织的，这一点影子都没有。曹轶欧强调杨克明，十一中全会吸收北大的人参加时，江青提聂元梓，康生提杨克明。曹轶欧和聂元梓势不两立，聂元梓靠拢江青，江青支持聂元梓反曹轶欧。曹轶欧也列席了十一中全会，参加文革小组，当办公室副主任，后来被撤销。
    以上所谈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毛主席为什么重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认为历次运动都没有解决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变修的问题，这次运用大字报，采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不靠原来的组织，原来的纪律，原来的方法。第二是澄清关于大字报的一些胡说编造。没有那么复杂，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功劳。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还有毛主席历次讲话加以综合。它的发明权不属于陈伯达。如果说陈伯达有发明权，那只是在社论中第一次提出“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光这篇社论也没有用，如果没有第一张大字报，还是按过去搞法，旧的机器、旧的组织纪律还束缚着，还是不行的。毛主席利用聂元梓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来解决这问题，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同过去的运动都不同。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是陈伯达。因为当时说人民日报不站在左派一边，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可靠阵地，所以要派陈伯达去夺取阵地，这是毛主席的意思，派他去还是刘邓统一派的，不过他比别的工作组早一点。工作组是陈伯达自己组织的班子，在政治局书记处的会上说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军政治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还有上海的一个人。这几个单位都是江青的阵地。具体的人有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钱抵千（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唐平铸（解放军报社长）、尚力科（解放军报编委）、红旗编辑杨某某、解放日报鲁瑛（当时未到，后来到了）。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开会，说要清除邓拓的阴魂（资产阶级办报方针），清除吴冷西的阳魂。宣布要一天写一篇社论。这些社论都是他自己主持写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时请我去过。◇　文革小组成立初期和工作组问题
    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开会，没有通知我。我打电话问陈伯达，问我要不要去，陈说不要去，也没有说什么原因。开会回来后告诉我说文革小组有我。这时陈伯达还在人民日报，康生还是不管文革，曹轶欧正式参与文革，各机关大字报很热闹，很震动。在我观念上，文革小组不过是常委的参谋秘书性机构，由少奇、小平同志领导。这时文革小组没有机构，没有制度，没有刊物，还是由当时的党中央领导运动。怀仁堂每天都有会，各部门各个口在会上汇报，按原来的组织系统搞。各单位自己有简报，原来的机构还在正常运转。如团中央，后来有人说是王力去撤了胡耀邦的职，其实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组到团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职，宣布的人是过去就管青年团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青年团的，是按正常系统搞的。
    清华的工作组长叶林，是经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这些地方很热闹。最初文革小组没有什么措施，后来上海来电话，江青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不要让原有机构控制运动。
    六月下旬，文革小组虽然还是没有制度、没有机构，但执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蒯大富这时还没有被隔离，薄一波和蒯大富辩论，薄一波说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要富，还要大富，还要快大富！这样的话简报上就有。毛主席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学生，登过人民画报的。这时各单位很热闹，积极执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帮、牛鬼蛇神、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没有把矛头对准走资派。陈老总在外事口汇报，说外事口有三个大牛鬼蛇神；一个是李昌，是对外文委主任，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他母亲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恶霸，李昌一直养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宦乡，说他里通外国，家里有美金，抄家抄出来了。第三是浦寿昌，是总理的外事秘书，后来放到外办当工作人员，是美国博士。这三个人后来证明都是优秀干部。外办工作组组长张彦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
    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十四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这时确有群众反对工作组，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造反群众对立，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如张彦当工作组长，整了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反对张彦。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张彦是我派的。当时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简报是刘少奇批的，康生、陈伯达都划了圈，简报说对“反革命事件”要镇压，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国仿行。那时上海电话还没来，康生、陈伯达也在简报上划了圈。
    六一八事件经过大体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四十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斗的作法，有害于革命，已经被坏人利用。工作组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见北大文革简报第九号。
    少奇同志批：现将九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的作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办法处理。
    据说当时有侮辱妇女的行为。我们没听说，有的书没有说简报认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说毛主席认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这是春秋笔法。
    这一段经过是在上海来电话以前。事件发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电话是六月下旬。毛主席只知道北大工作组把群众说成反革命不对，毛主席认为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他当时还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语。直到七月下旬，毛主席回北京，十一中全会开会以前，康生发现全国都发生工作组与群众的冲突，他认为来源于少奇同志的批语。可是他查了档案，看到简报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画了圈。他在文革小组里说：“到处发生这个问题，和中央批语有关，我把批件揣在口袋里，几次想告诉毛主席，到现在没有拿出来。”
    张春桥一听，马上把文件要过来。他马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大怒，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毛主席当时不但骂刘少奇，还骂了康生。因为张春桥告了康生的状，说康生把简报揣在怀里很久没有拿出来。毛主席说，要康生这种人有什么用处？
    我想，康生不拿出来，一方面有个人顾虑，因为自己也划了圈；另方面据我观察，他也顾虑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状的问题。他当时对刘邓还是尊重的。他常讲，他自己在白区执行的是王明的左倾路线，少奇同志是正确的。
    总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毛主席的大字报和换接班人的决心来源于此，其它学校发生的类似事件并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从上海回来，江青是先两天回来的。她回来后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刊物《快报》，专门开了一个楼（十六楼）作为文革小组的办公楼，建立文革小组办公室，说是同毛主席商量的，要王力当办公室主任。为什么要我当办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为我１９６０年列席书记处会议，１９６４年列席常委会议，在党内人熟好办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办，别人在党内没有这个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办事就不方便。我推辞不干，江青说不行，非要我从八号楼搬到十六楼。八号楼还保留我的房，陈伯达住十四楼，江青自己住十一楼，毛主席要来开会就住十二楼。王力为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要我和肖华、刘志坚商量，调一百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办《快报》，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放到解放军报印刷。这一百人等于是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公开名义是用红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不用文革小组联络员的名义。其实人家也都知道是文革小组派的。这一百人是刘志坚、肖华从全国部队挑的，主要是从济南部队和沈阳部队挑的。这一套作法也是毛主席的思想，通过江青说的，说办公室不要大，联络人员要多。办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只有三、五个助手，他们只作些技术性工作，主要的事情应该我们主任、副主任自己办。毛主席就没有政治秘书，只有个收发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书，都是兼职的。这也是毛主席的思想，把旧的机构、旧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组人少办的事不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后来电话太多，搞了个接电话的组，三个人，是部队的。曹轶欧要搞个调查组，调了几个人，不住在中央文革，还是依靠北大。从文革的机构来看，毛主席的思想是对的，大批人到第一线反映第一手情况，坐办公室的人要少。简报一事一报，要快，不要积成一大叠才印。“快报”只发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员。很多快报上有毛主席的批语。档案馆可能还存着。一百个记者得力的不多。后来又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调来一些人。江青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头会，每天下午三点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总理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周总理说，凡是中央文革通知开会，他从来没有不到过。最早的时候，中央文革每天开过碰头会以后，全体人马到一个单位去开群众大会，如各个大学（有的大学去了不止一次）。大会上都是把文革小组成员向大家介绍，每个人讲讲话。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书记、候补中委）、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绍江青，说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中央没有这么通知）。有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党的理论家，九评的作者（九评有七评半是我主稿的）。关锋、戚本禹不用介绍，因为他们写的文章很多，人们都知道他。这时期，重点逐渐转移，刘少奇那里黯然失色，怀仁堂只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在钓鱼台。钓鱼台直接支持群众，矛头对着工作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去见蒯大富。这时蒯大富被隔离在宿舍。我们听取了他的申述，对他说，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会恢复自由，有什么话可以对我们讲。他对工作组叶林、薄一波有意见。我们根据毛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动。我们没说要释放他，可是我们一走，他就恢复自由了。蒯大富在学校是孤立的。开大会辩论时，蒯处于被告、辩解的地位。这次辩论会我去了，总理也去了。
    蒯大富这人不怎么行，他的发言不是进攻的，都是被动辩解。批的人理直气壮，他都吓蒙了。
    再一件事就是七月下旬，我们正在师范大学开会，突然有人递了个条子，说团校在展览馆礼馆堂组织大会，同彭小蒙辩论。根据毛主席指示，派我和吴德去支持彭小蒙。（这次会上有周总理。不知是谁来个条子给江青，据说说的是二月兵变，我没听到）。我和吴德到展览馆，青年团说彭小蒙那个组织是反动组织，要在大会上辩论。
    彭小蒙比蒯大富厉害，口才很好，讲话逻辑性强，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十一中全会把她的发言印发了。
    当时最重要的是支持不支持红卫兵或类似组织，对此首先鲜明表态的是我和吴德。当然是根据中央指示这样讲的。我们代表中央，表示他们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或反革命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支持，不应该阻挠。会上还有个问题，团校是不是要象其他学校一样搞文革？校方意见是不搞，我同吴德商量后表态说要搞，一般性学习是次要的，文化大革命应放在首要地位。这样就把团校冲垮了。这时团校校长是周杰。这时来不及请示，我和吴德就表了态。
    因为文革小组天天到一个单位支持群众反工作组，这时刘少奇那里的指挥就不那么灵了，毛主席直接领导文革小组，取而代之。工作组不行了，到处轰工作组，有的被赶走了，中央不得不发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不撤也被赶走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北京市委召开了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大会上，刘、邓讲话都是带检讨的。邓的检讨是自己写的，请我去修改过。他又打电话请康生、陈伯达来看，没有意见，他才讲的。这次大会我没去。刘、邓都是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高，没有提到毛主席不要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的思想，没提到那个高度。毛主席认为旧的一套不行，要自下而上揭露脱离群众的阴暗面，少奇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问他他也不知道，文革小组的人也并不清楚。刘、邓不是发牢骚，确实是手足无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这句话来源于刘少奇，在这个会以前刘少奇就说过。毛主席认为再不解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问题，党就要成为人民的敌人。群众对党是有不满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干部特权，群众都有意见。当然也不能认为群众意见都是对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
    十一中全会以前，中央常委会是刘少奇同志主持。总理、朱德、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参加。毛主席那里开会都是他自己定名单。陈云同志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是常委了，毛主席、少奇同志开会时都不通知他。１９６４年以前就没有他。
    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原来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常委会。后来张春桥告了状，说少奇同志对“北大六一八简报”有批语，毛主席大怒。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毛主席下决心换接班人。
    那时林彪不在北京，日常工作就由总理主持。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批文件就是总理批了，没有少奇同志了。把少奇同志换下来，是全会前夕就定了的，选举只是个形式。全会公报是早就写好的。公报初稿是总理批的。总理主持日常工作时，有些人可以直接向毛主席汇报，不经过总理。如陶铸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也可以。总理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但文革小组向毛主席汇报的署名是陈伯达、康生、江青。总理要报告，就单独报告。
    毛主席本来已退居二线，这时又回到第一线主持常委会。
    毛主席不在时，林彪主持常委会。政治局的会他不参加，就派叶群参加。文革小组的会也是派叶群参加。
    ７月１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回来，我建议康生赶紧向总理汇报，国内情况很严重，不是一般的运动，刘、邓都陷进去了，陈老总也陷进去了，总理千万不要再陷进去。我当时在陈伯达那里起草十六条，是跑步去找康生的。康生到机场欢迎总理时，同总理坐一个车回来，一路上向总理汇报了。康生说，一是总理不要陷进去，二是中央文革现在与过去大不一样，总理要参加，要过问。刘、邓可能站不住了。陈毅在张彦问题上也陷进去了，总理不要再陷进去。总理第一不要参加工作组，第二要管管文化大革命，陈伯达管不了。（康生那时对江青有意见，看不起她。老早就知道她历史上不那么干净）总理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回来差不多天天接触文革小组的事，首先抓清华。当时总理只要不陷入工作组问题，毛主席就会同意由总理主持工作。（以上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５６５－６１４页）◇　康生与文物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我在秦城的时候，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倒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有交往的人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
    （以上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１２７１－１２７６页）
    
    霞飞：《王力沉浮录》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为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他，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
    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漏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好感的。“七二○”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轻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
    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
    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为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前中共政要访谈》——访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听到王力身患癌症的消息后,十分惋惜,觉得应该看望他一下。研究[文革]历史,他可以称得上是重要的知情人。这倒不是仅仅因为他当过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了文革初期一些重要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就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中联部副部长,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所以，他对中央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应该是充分的发言权的。目前，能够在文革前文革中两个历史时期列席常委会的活着的人中，大概只剩王力一人了。我很清楚这个[活挡案]的价值，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人的虚荣心很强，也不会把有损于他的形象的那些历史事实轻而易举地公布出来，他会利用他独特的身份继续不切实际地拔高自己，但是他不一定会像某些人那样厚颜无耻地打击别人。
    毛主席对王力有过评价：“王力这个人不可重用，不可轻信他的话。他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把整个国家的摊子当破烂的来整，要坚决地打倒他。”
    早在文革时代，我就接触过这个人。不过那时，他是身居高位的文革要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无论从哪个角度，我们都不会坐下来好好地交流一下思想的，更别谈能够研究历史了。今天，他的地位变了，使我们能真正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和他接触几次以后，我觉得他的最大的缺点，或者说他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总是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他整天是在想象和唯最高领导之命而是听的生活里过日子，这就决定了他的归宿只能是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起伏。他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已经不能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自我，他的行动归结了他自己的一切。而他却想入非非地企图东山再起。
    “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真是一场大梦。”王力对我说，“我参加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却坐了整整十多年的牢房。可是有人还是认为我是什么文革的红人。真正文革的红人应该是华国锋、汪东兴这些人。历史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神情很激动。我对他说：“你还是稍安勿燥，激动对你的身体不利。历史对每个人归宿应该都是公平的，只是我们许多人不理解而已。”连我也觉得奇怪，怎么对他说了这样的话？
    据他说，1981年12月26日，邓小平委托邓力群和他谈话，传达了邓小平对他的评价：“从三中全会以后，王力写的东西我全看了。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正确的，态度是端正的，是有理论水平的，是有文字修养的，也是能够为党工作的。”王力听到这些话，激动得泪水纵横，发誓要为党再努力工作十几年。他曾在同年4月19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这个人，属于邓小平曾对我讲过某某时所说的[不可重用]的一类人。我言过其实，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过去十四年，通读了马恩列全集，积习恐怕还是难改的。毛主席说我'没有当过家，不知柴米贵’。我只能是在正确路线下做一点文字技术工作，不能做负责工作，个人摔跤子事小，祸国殃民事大。我好提意见，但对我的话不可全听。毛主席信用我时说是[顶多听三分]。超过三分，我就会连累他老人家，也就要犯错误了。我深知党不要我，照样鹏程万里；当我离开党，寸步难行。在新时期，别人从零开始，我是从负开始。时刻准备着，在任何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应该说，王力的自我解剖是诚恳的。小平对他的评价，是准确而又恰如其分的。在我和他未接触之前，我已经听许多的老同志对他作了充分的介绍，他们都没有过多的成见，有的显然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有人说：“这个王力，还是可交的，他没有太多的坏心眼，别人对他不能原谅，是因为他见风使舵，落井下石，伤害人往往是最惨重的。”这，也许是事实吧，但是岂但一个王力呢？
    1987年2月20日下午，我敲开了王力的家门，他的夫人王平权告诉我他正在午休。我给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不要惊动他。于是，我进了王力的书房，和他的夫人先聊了起来。
    王力生于1921年8月11日（阴历七月初八），江苏淮安人。1935年参加青年团，那年他才14岁。四年后他在国民党东北军里秘密参加共产党，介绍人是现在的国务委员谷牧。党组织从东北军撤出后，他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工作，担任《大众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1943年有担任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的主编。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历任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科长、华东局驻勃海区党委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优秀的共产党员焦裕禄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晴天》等几部反映我党土改的革命小说，成为全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担任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1953年底调到越南劳动党中央当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两年后奉调回国，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出任中联部对外宣传处处长，主管新华社的国际部。1958年6月1日党中央创办《红旗》杂志，他当了第一任编委，负责国际评论，他用[于姚力]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还参与并负责编辑了[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这套书，为培养、教育全党从新民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阶段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中苏关系紧张后，他参与了我党同苏共交往的一系列重大活动，是一至就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等重要文章的起草人之一。
    王平权在谈到王力这些经历后，深有感触地说：“他不仅对建国以来我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有较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他对1957年至1967年8月这段时期里，党所犯的错误，也有切肤之痛般的总结。党和人民应该发挥他的余热，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好处的。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党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不能谅解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人呢？”
    我们正谈着，王力走了进来。
    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他明显地苍老了。前额上已经谢顶，稀疏的头发灰白，走起路来迟缓而稳重，但精神良好，满面笑容。他使劲地摇晃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说：“我很愿意和你们年轻人谈谈。写历史，一定要真实。只有真实地把过去的经历写出来，才能使后人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有些回忆录和所谓纪实文学歪曲历史，在提到我的时候把别人的罪行也往我头上扣，这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
    我说：“历史背景的真相是任何人也封不住的、歪曲不了的。假的只能蒙蔽一时，绝不能得逞永远。现在市场上不是经常有伪劣产品吗？我们党内现在也有不少这样的伪劣产品。”他很欣赏我的这句话，不住地说：“好在我们是处在光明的时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这不但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也是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不久前，上海一位叫叶永烈的作家采访我，他把录音机往桌上一放，我就说：[我的历史不怕录音，我认为录音比记录可靠。我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敢负责。我只是反对对录音和记录进行歪曲和利用，更反对莫须有、诽谤性的剪辑。]这方面，我是有苦头和教训的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完全是一场人为的灾难，一言难尽呀。”
    我知道他是指1967年8月7日晚上那次所谓他的[讲话]。正是根据那次未经他本人审阅的记录，给他扣上了“反总理”、“反陈毅”、“五一六黑后台”等的帽子，几乎置他于死地。直到最近一两年，还有一本“纪实文学”的小册子在写到这段历史时，竟说王力在那一天，“气急败坏地跑到外交学院的大礼堂，发表了“王八.七]讲话。”其实，作者连地点与背景也没搞清楚，怎么能不出笑话呢？王力自7月20日的“武汉事件”后，腿和脚严重骨折还打着石膏，怎么能跑到外交学院发表什么讲话呢？
    王力回忆着那天晚上的情景说：“中央文革接到外交部姚登山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报告，说他们有事要向首长汇报。正好那天晚上有文艺演出，中央文革的人全部看节目去了，钓鱼台只有我在家养伤，所以他们让我听汇报。我在十六号楼我的床上听取了姚登山等人的汇报，同时我有一些插话。后来他们把这些插话串起来，整理了一个所谓的[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的记录。此件我没有审阅过，后来我发现我的一些重要的话没有收进去，他们的一些话也没有写进去。比如我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是反对总理的，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还有姚登山、王宗琪等人说：[我们并不是真要打倒陈毅，只是要给他点压力。什么时候毛主席和中央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我说：[不是真打倒，这我就放心了，要报告总理，让总理也放心。]后来康生、江青把他们干的事也栽到我的头上来了。”
    事后不久，周恩来曾经让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你是不是有一个[八月七日的讲话]”，王力回答：“不是我的讲话，而是我在接见外交部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的时候的插话，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审阅，也不是我的原话。”他把当时的情况汇报了一遍。
    毛泽东看到那个“八月七日讲话”和其他的材料后，问江青等人：“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早就一眼看出王力是坏人。”康生连夜查了王力的档案后，向毛泽东汇报：“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王力确实像江青讲的，是坏人。”毛泽东十分生气地说：“他胡说八道什么？他的错误要比陈毅和其他的人的错误大得多。”马上，毛泽东对王力的问题作了一个重要批示，决定对他进行审查。
    提到这些，王力至今激动不已：“我是在国民党东北军作地下工作时，有谷牧同志介绍入党的，怎么能成了国民党特务？是的，我在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时同苏共安德罗波夫谈了一次话，那也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而且有很多人在场，怎么能成了苏修特务？江青这么不择手段地整我，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早就说过：[谁犯了我的疑，我就叫他不得了！][就是无辜的，也要这么定。]就在整我的前两天，康生和江青有个密谋。那天，我在轮椅上坐着休息，正好被屋里的门挡着，就见康生和江青边走边谈走过来，因为他俩都是近视眼，没看见我，我也没啃声。他俩进了屋里后又接着谈。康生说：[王力是在苏北参加革命的，苏北的党员是红旗党，全是假的。他还是华北局的干部，华北局没一个好人。]他还说：[王力的老婆家里也是一窝黑货。]其实，我老婆一家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她父亲和大姐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她姐和邓小平在莫斯科是同学，这又怎么能说成是一窝黑货呢？江青和康生他们当时都对我有很大的意见，说我是最不老实的人。”
    我问：“你究竟是在哪些问题上得罪了江青，使得她那么恨你呢？”
    “说来话长。”王力陷入往事的沉思和回忆之中，他缓慢地向我讲了起来...  ...
    1964年9月,王力随着彭真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在讲到京剧改革和学术批判的问题时，王力说：“我们不要轻易地把学术性的问题提高到政治领域来，学术批判要有界限，不要弄得人人自危。京剧改革我是赞成的，现代戏也很好。但是我不赞成传统戏都不要演了，还是可以演一些的，鬼戏也不一定一律禁止。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就是鬼戏吗？”
    毛泽东听了这些话，脸上马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事后，他还是接受了一些意见，曾说：“看来江青有一点[左]。”江青闻讯后，对彭真、王力等人大为恼火，骂他们是“破坏京剧革命。”她说：“还有一些人也不是好东西，跟着那些坏人在我背后说三道四，这没有多大的意思。无产阶级的革命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这一年下半年，刘少奇决定王力列席常委会，并委托彭真向毛泽东汇报。汇报中，彭真说了王力一写好话，誇他是“优秀干部”。江青对别人说：“这充分证明，王力早就是彭真的人了。我们选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班子的时候，已经知道王力是彭真、陆定一他们一伙的，但是考虑到他已经揭发了彭真的许多问题，总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了解他们的黑幕。就是考虑到这些，把他也吸收进来的。”
    1966年夏天，王力和贾一学、李鑫三人联名写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第十五期《红旗》杂志上。文章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认为：“第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第二，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第四，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第五，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第六，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第七，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一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带修正主的斗争。第八，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这篇文章最后还有精彩的几句话：
     “对于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革命人民，同声赞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谢列平之流的叛徒，伙同约翰逊、腊斯克之流的帝国主义者，切齿咒骂。他们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用最恶毒的语言，掀起了反华歇斯底里，大肆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反动家货为什么这样暴跳如雷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燎原大火，不能不传播到世界人民中去，不能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发生巨大的影响，不能不冲击和震撼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摇摇欲坠的统治。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响亮地敲响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
    这些话现在看来，已经是很可笑的东西了。但是在当时，他的这些高论的确鼓舞了亿万人民的革命斗志和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
    1983年，中央林彪、江青两案办公室于8月20日写出了《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说他“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其中的一条罪证是他在“1966年3月，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所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
    由于《审查报告》用词不够准确，对事实没有很好地核准，让王力抓住了把柄。王力在给中央的申述中声称：“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与7月1日，而不是3月。3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的工作。第二，社论的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来题目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做法是很不正确的。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了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的错误。毛主席说：[彭真把北京变成了独立王国，为什么北京的同志至今不总结教训，难道对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黑色王国还有保留吗？]刘少奇听到主席的批评，于6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会上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派康生飞往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问题归纳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许多的话。康生回京后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指示写成一篇社论。因此，我起草社论是根据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社论所说的大部分是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该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与写作而已，更不能认定是王力的错误。”
    我找出当年王力起草的这篇社论作了仔细的研究，社论给彭真和北京市委强加的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功而不是过。就是这十大罪状，在当时也未必就是真实的。请看：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同样，这十条中的若干条，就是在当时也是在拼凑罪名，根本不严密，也很荒唐。
    但是，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段落，的确是毛泽东的语言，如：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这些决非是王力敢于和能够加以编造的。
    《审查报告》中，还有这样给王力定罪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的讲话，说明他的罪行。
    王力是这样申诉的：“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团以上的政工干部组成的。任务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反映文革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党中央常委有什么新的指示和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过[不要怕武斗]。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有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的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第五，至于[不要怕乱]的问题，那时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他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又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着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又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并没有什么关系。象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由此可见，王力所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
           王力这个申诉里，有不少是强词夺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完全是唯毛泽东之命而是从的，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把他打倒，而很有可能是在抓江青之时就把他捎带了，但是《审查报告》所罗列的那些东西，无疑给王力以推卸之词。因为是王力，这些问题就完全推到他的身上，显然是有失公平的。但是，这并不能给王力减少丝毫的责任 。这一点，王力生前始终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示批判刘少奇，江青同时提出也要批判邓小平，并让张春桥动员王力在会上发言，王力觉得自己发言不妥，所以始终保持沉默。江青认为王力是在“观测风向”。当时，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他主张刘少奇、邓小平未撤销职务前，都应该按规定分发文件。这也引起了江青对他的不满和愤恨。江青曾经对张春桥说：“王力这个人其实是个滑头鬼，总想八面玲珑，四面讨好，偏偏我这里就不让他讨上好。”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巡视时，对王力说：“我不赞成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那样势必造成武斗。”王力提醒说：“主席，你不是经常说小平的好话吗？是不是刘、邓还要区别对待？”毛泽东点点头。王力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话整理出来，送给戚本禹和江青。这时，江青得出了王力是“刘、邓埋在中央文革的黑钉子”的结论，准备对他下手。
    回忆到这里，王力笑着说：“我对江青始终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当她给我下指示时，我总爱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主席的意见？]有时江青会沉下脸，不高兴地说：[这是主席的意见。]当我感到她转达的意思和主席过去讲的话不一致时就当面给她提出来，总弄得江青下不了台。这也是江青整我的一个原因吧。”
    众所周知，王力是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正是这一导火线，使“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响彻全国，天下大乱到最高峰，以至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收缩部署，重新思考若干问题。时隔二十多年后，王力对我说：“7. 20 事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情绪的总爆发。即使毛主席这样伟大领袖亲自坐镇，只要是违背民意的事，也要碰大钉子的。这里，真正的教训是林彪利用了这个事件，在军队里排除异己，重用亲信。从前逐步在中央内部形成了林彪集团，并逐步掌握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
    王力向我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去了武汉，住在东湖宾馆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而当时，王力正在重庆完成中央交待的赴西南的任务。
    7月13日晚，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重庆，要谢富治第二天赶到武汉，去执行紧急任务。周恩来没有也不可能在电话里说是去“负责毛主席的安全”一类的话。谢富治请示总理，要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志同意了。当谢富治把总理的决定告诉王力后，王力一怔，说：“我们西南的任务还没完成呀，为什么改变计划？”谢富治也回答：“不清楚。我们马上赶去执行任务就是了，不要再过问了。”
    王力马上给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原因。关锋说：“任务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第二天，王力陪同谢富治、余立金到了武汉。陪同人员有北航红旗的井岗山、段聚平、胡慧娟、武介之等红卫兵。
    谢富治到武汉后，要王力等人陪他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在武汉测绘学院门口时被群众认了出来。立刻，该校的群众组织就用高音喇叭广播并贴出了欢迎标语。王力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来了，倒可以掩护毛主席。”当即，同在武汉的周恩来亲自布置正式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发出通知。
    当时，武汉地区两大派武斗激烈。周恩来从维护毛主席的安全出发，要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各回本单位去，不许武斗。谢富治、王力根据这一精神，在7月15日、16日两天内多次重申了这一指示。到了7月18日，毛泽东提出：“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在老人家召集的这次会议上，王力提出：“第一个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的，不是武汉，而是江西，是中央文革决定的。”毛泽东听了，很恼火地说：“这样大的事为什么不请示。你回去以后把这个文件送来我看，要中央文革作公开检讨。”王力回去把这份文件找出来，上面有陈伯达、康生、江青三人亲笔签名的字样，提出对某类群众组织“要采取专政措施。”
    在此前后，王力传达的经中央研究共同制定的四条指示，即“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司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向群众传开了，武汉的一些部队和群众组织极为愤怒，纷纷议论和抗议来自中央文革的这些精神，把斗争的锋芒首先对准了王力、谢富治等人。
    在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上，当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提出：“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毛泽东接着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
    当武汉军区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写检讨时，王力还帮助他们修改，有的地方都改轻了，军区的有关同志看了都表示很满意。
    但是，百万雄师及部分军队同志的愤怒反抗终于还是爆发了。7月20日，他们冲进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的驻地，并将他们绑架走，进行批斗、游街。同时，也有部分群众包围了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当即带领警卫员、秘书等四、五个人从另一个后门跑了出来，到了火车站后才给汪东兴打电话。武汉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康生、江青以及在北京的林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分头行动，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周恩来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乘飞机亲临武汉，将王力、谢富治先后从群众手里解救出来。这时，康生、江青等人一口咬定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兵谏”。毛泽东起初也很震怒，说：“想不到这次我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后来冷静下来后，才说：“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北京的中央文革成员开了碰头会，决定组织百万人热烈欢迎王力、谢富治等人回到北京，并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援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和武汉地区军队的领导同志。王力建议：“不要这么多人迎接我，这样影响不好。”
    江青说：“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主席。”
    当王力讲到这段历史事实的时候，我就有点耽心，是不是果真如此？后来我听一位熟悉内情的人说，当时决定召这样的大会的并不是江青，而是周恩来。周恩来对在京的中央文革和主持工作的林彪建议：“要用全国的力量来打击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北京要召开百万人的群众大会，给一小撮走资派迎头痛击。”如果真是这样，王力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虚假的东西了。
    于是，当王力、谢富治走下飞机时，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全部前往迎接。王力、谢富治乘坐敞篷小卧车，接受了百万群众的欢迎。然后，一起登上天安门，使武汉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全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主持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城楼开大会时，并没有通知林彪。但开会的前一天，关锋接到叶群的电话。叶群问：“听说天安门广场有个会，是不是？”关锋回答：“是有这么个会。”并把会议的内容讲述了一遍。叶群又问：“林彪同志想参加这个会，不知行不行？”关锋说：“那当然好啊！”叶群说：“如果你们同意了，那我就正式请示江青同志了。”
    由于林彪亲自出场，大大地提高了天安门广场会议的规格。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在支持你们》等社论，把“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变成了反军乱军的行动。
    回忆到这些往事，王力痛心地说：“在天安门上开会的时候，我就对江青说：我担心这样下去，全国会出现反军的连锁反应。江青置之不理。果然没多久，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我没想到，我的这些活动还使江青等人引起嫉妒和愤怒。谢富治回京后同我交谈说：[我同你相处一个月，没想到中央文革还有你这么右的人。]他的话，同样引起了我的震动。”但是，我翻了当时的文革材料，从王力的各次讲话里，看不到他这样的情绪，连一点痕迹也没有。
    很快，毛泽东以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察觉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他以革命家和政治家的伟大气魄，开始纠正极左派们的错误。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不点名的警告，同样引起了林彪、康生等人的不安。林彪在8月下旬，向毛泽东请了一个月的病假，坐着火车到处跑，他曾经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只有睡在火车上，听着火车的轮子的声音才能睡得着觉。”实际是躲了起来。王力也觉得空气反常时，曾给康生的秘书说：“我们首长不得了了，三天没吃东西没睡觉了。”那时，他们包括林彪在内，都猜不透毛泽东的心思，都不知道他每天究竟在想什么，都怕戴一顶跟不上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帽子。王力既要显示他是毛泽东司令部里的人这个形象，又把不准毛泽东的政治脉搏，只好在红卫兵那里打听消息，然后再来一个总批发，名其曰：“听取群众的意见。”这就导致了他1967年8月7日接见红卫兵和外事口群众组织的讲话，实际上是他听取姚登山等人的插话。群众组织把他的片言只语整理出来，登在他们办的小报上，形成了他垮台的导火线。
    其实，真正导致他们垮台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那些东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有人密报他们在背地里整理和搜集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当然也包括陈伯达等人的材料。张春桥对江青等人说：“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人越来越象群众组织的领袖了，他们在千方百计地抓队伍，根本不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原则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泽东特意指示江青和张春桥：“你们要注意，和王力、关锋这些人划清界限，要让群众和红卫兵感觉到你们和他们不一样。”
    中央关于王力的《审查报告》，把武汉事件再次作为王力的罪状。为此，王力在《申诉》里提出了六点意见：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经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謄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7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恩来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议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作团结对象，等等。周恩来传达的方针更厉害，要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恰恰没有说。”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恩来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爆发7.20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然宣布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第三，7.20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该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军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摄《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事实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是王力的责任，而是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但是，根据我的调查，王力罗列的这些事实，没有一件是客观存在。他没有反对也不可能反对江青的任何意见。相反，他是在许多的问题上是背着江青等人单独行动的。这正是江青等人对他恼火的原因。据我掌握的事实可以证明：王力和关锋都喜欢打着毛泽东和江青的旗号行事，为此，江青几次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质问他：“我什么时候指示你干某某事情了？你为什么总是要打着我的旗号干事？这样下去，我是要讲话的！以后，凡是没有我的亲笔签字的东西你们不能乱说！”这些，王力偏偏只字不提。
    王力申诉的第四条是：“7.20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构不成罪状。”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恩来、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中央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记录的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根本没有介绍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列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说法。”
    这就是王力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当“打倒”和“揪出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震天响的时候，王力明明参与了其中的许多活动，怎么能推得一干二净呢？正是他这种文过饰非的态度，使得本来不是他的问题都弄得人们不敢为他作证了。他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当时，连张春桥都说他：“总是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推到别人身上，好象你王力是一贯正确的，其实你王力是一贯的不正确！一贯的装腔作势，一贯的弄虚作假！”当然，这话也有过头之处。
    王力申诉的第六条是：“《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里[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做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维护军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反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其实，王力的这些解释有的起作用，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为什么？无数大量的原始证据都在，王力自己是怎样也赖不掉的。至于是否王力本人的责任，这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因为无论王力怎样兴风作浪，毕竟是一个大气候下的卒子，没有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运动，王力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翻不起半点水花。但是，在大风浪中王力使点小聪明，搞点个人的小动作而被毛泽东所抛弃，那是另外的一回事了。
    王力还把当年的一张小字报给我拿出来，上面记录着当初对武汉事件的过程：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预谋的，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这次暴乱的直接指挥就是武汉军区和8201部队中的一小撮坏蛋。他们坐镇军区大院，听汇报，下指示。行动前他们就调查好了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住处，连离二号楼只有几步远的一号楼，他们都没有去碰一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故意把谢副总理推到屋里纠缠不休，这边却绑架王力同志，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他们抢走了王力同志的文件，可是其他东西都没有动，这难道是一般的抢劫吗？再听听这次反革命叛乱喊的是什么口号吧！什么[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定时炸弹！] 、[王力是刘少奇的走狗！]  、[绞死王力] 、[打倒谢富治！] 、[中央文革小组滚出武汉！]、[陈再道的政权万岁！]等等。他们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上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王力对我说：“这个历史怎样才能完整无缺地记录下来呢？看来真正要准确地记录一个事件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就更要有勇气了。”我默契地无语。（后来我写出了真实地记载这个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武汉. 毛家湾. 钓鱼台》，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但是，王力等人知道，他们如果离开了毛泽东和江青，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所以，他们在公开的场合，特别是在北京一部分红卫兵中，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和毛泽东的化身。他们到处讲话，引起了中央许多同志的不安，使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了，于是江青等人下了最后的决心，要把他们抛出来了......
    1967年8月30日下午3点，中央文革召开了批判王力、关锋的内部会议。会议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给王力定的主要罪状是：反军乱军，毁我长城；反对周总理、反对江青、陈伯达，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鼓吹”三和一少“的黑干将。
    这是一个以生活会的名义召开的绝密会议。事前王力毫无所知。到会议开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考虑文章，陈伯达沉下脸来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当吴法宪发言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时，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他还对其他争先恐后发言的人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那时，人们一听是批判王力，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言，竭力要和他划清界限。谢富治严肃地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王力当时已心灰意冷，摇摇头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最后江青作总结说：“根据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完全是黑线上的人。”她当即宣布叫王力“请假检讨”，实际上从此关了起来。
    这个会一直开到8月31日凌晨2时半。
    会议刚散，有关人员就叫王力搬家，先是搬到钓鱼台一号楼，切断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10月16日，又把他关到西山一座别墅里，交给卫戍区看管。1968年1月26日，正式将他送到秦城监狱，直到1982年1月28日释放，整整14年之久。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讲到这里，王力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他声音有些哽咽地说：“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康生一伙就想杀人灭口。五年多把我关得死死的，不让我放风，不给我任何带字的东西看，连《毛主席语录》本也不给。饭不让我吃饱，一天只给三小杯水，24小时不时地用喇叭宣布要枪毙王力，我就高声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高唱《国际歌》。他们每天搞这么几次，目的就是想把我王力折磨死。”
    王力站起来，从书案上找出几页纸，递给我说：“每到党的生日这天，我都要默默地纪念党。这是我在1981年7月1日写的一首《哀情寄给党》。”说着，他又深有感触地朗诵起来：“尺尺天涯青鸟忙，蓬山日夜在心房。黄钟乐奏鸣宵汉，瓦釜刑宣弃大荒。残骥但求征路险，病蠹呕愿吐丝亡。白头未悔相思志，越是多磨情越长。”
    早就听说王力善词工诗，文章写得漂亮。今日拜读他的诗词，果然名不虚传。应我之求，他信手将这首诗抄写下送给我。第二天，他又挥毫将他另一旧作用宣纸写出来赠送于我。诗是这样的：“惊雷发出囹千根，风雨如磐我自春。出土初生先有节，凌云直上永无心。风霜百折柔坚骨，山石千磨申屈身。夭折飞升回首笑，龙孙择约又成林。”
    我对诗词恰好也有一定的研究和爱好，但是诗词并不等于作诗人。这个我已经有了许多的例子。但是对王力这个人，我还是很同情他的。毕竟是一个运动的牺牲品。有些真正罪行比他大千百倍的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这个摇动笔杆子的秀才，却被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所不容。这也是王力无法挽回的悲剧，就是说什么也太晚了，只好留下深沉的教训启示后人吧。我们一边读他的诗词，一边谈论那个很难一下子说透的峥嵘岁月，话题又回到了文学的领域......
    
    5．16兵团》大事记 (1967.9)
    ▲1966．11-12．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出现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11月30日林院“红卫兵”李洪山之流贴出：“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反动标语。扬言“你们看吧，不到一个月中央文革就解散了”；叫嚣“中央文革被右倾路线统治”。北航“八一纵队”等组织也相继贴出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
    ▲12月2日钢院“红卫兵”“红色风暴”贴出了“甩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的反动大字报。“九一九”(现延安公社核心组织)中“闯道”、狄德岳之流也贴大字报，写信恶狠狠地说：“中央文革为什么批评不得，反不得！”并恶毒攻击毛主席、林付主席。吕长春(现延公头目)也跳出来要和陈伯达辩论有关长征问题。疯狂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九一九”窝藏狄德岳反中央文革材料，妄图包庇。wengewa ng.org
    ▲12．5在黑手的策划下，反中央文革的“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粉墨登场。
    ▲25日，清华井冈山举行声势浩大的揪刘行动，林杰慌忙出来死保刘贼，胡说刘贼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打倒”。
    ▲十二月底，北外“616红卫兵团”成立。北外“616”在六六年九月份就开始怀疑总理，因为当时气候不合适，不敢公开攻击。到十二月，社会上出现一股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公开成立了以炮打周总理为职业的《616红卫兵团》。
    ▲一月初，在赵易亚、林杰、穆欣等反党集团的指使下，经委井岗山头目反革命分子陈大伦操纵井岗山整周总理黑材料，因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功，陈被林杰之流提升为反党集团主管工交、财贸系统的黑干将。黑干将洪涛则亲临民院红教工会议放毒，暗示赵、林、穆集团战略布署，叫嚣：“今后运动大方向就是要揪周总理以下的几个副总理”。并说：“中央文革(指林穆之流)很重视这几个人的材料。
    ▲67年1月，商学院成立“决战纵队”，公开炮打李先念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外贸学院也有混蛋贴《火烧周XX》的反动标语，财政部刘振玉、程圣言等竟狂吠说这是“革命行动。”
    ▲在精心策划后，吴传启的黑干将XXX和薄一波死党骆风，陈大伦等公然在炮政礼堂召开火烧李富春大会，攻击李富春同志是“经济战线修正主义的租师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7日斗余秋里时，计委XXX等按骆风意图竟派人去医院揪病在床上的李富春同志。疯狂已极！同时期钢院延公《东方红》收集李富春黑材料。
    ▲6日北外《616》在天安门前贴出《XXX你要干什么?》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开进行攻击毛主席亲密战友周总理的罪恶活动。13日－19日其头目刘令凯大肆攻击道：“周XX与陈X是一个反党集团”。21日《616》胡说“中央文革不是没有错误”，反动已极！并抗拒公安部拘捕，大打出手”，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15日，为了收集周总理及其它中央首长的档案材料，销毁穆欣等反革命罪行，在林、穆集团的一手策划下，统战部反革命分子张经武、刘郢(统战部东方红头头)勾结地院朱成昭之流抢劫盗运了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建国以来的全部机要档案一百四十余柜。事后穆欣得意道：“我的材料已在我手中，我不怕。”
    ▲17日刘振玉，财经八八敖本立等对抗总理，硬把大扒手杜向光(财政部副部长，阴谋夺李先念副总理的权)拉进中南海，总理下令逮捕。二十四日，北京商学院红反军决战纵队程镇华(现5．16兵团作战部长)公开为抗拒周总理的人含冤叫屈，胡说什么“站在造反派这边的干部已经灾难从天而降......。”攻击总理。wengewang.org
    ▲ 师大井冈山一小撮人成立秘密组织－－“中央机关调查队”，专门整理中央各部委及周总理的黑材料。师大井冈山作战部长周XX布置任务时说：“现在不能搞XXX，别单位搞，我们可以支持。”
    ▲3月13日在林、穆集团的策划下，吴传启，洪涛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市包括民院东方红等单位的炮打李富春同志的反动势力。接着又在钢院延安公社等组织的小报上抛出真真假假的材料，把先念同志打成“叛徒”。林杰之流借洪涛之口疯狂犬吠：“夏揪出一个比李富春还大，不是中央文革的，保人保最多的，使人听了吓一跳的人来”。矛头直指周总理。
    ▲67年2至3月，林杰、吴传启之流借打余秋里为名，行炮打周总理、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实。X日有人问起余事说：“中央已表态，为什么师大还起劲地打”，林杰大声吼叫：“群众愿意打，就让他们打！”。
    ▲3月21日－23日，总理多次肯定余秋里同志，但师大、钢院延安公社等组织在林杰之流操纵下，在周总理讲一次话就升一次级。制造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分裂的假象。钢院反革命分子张建旗跳出来疯狂攻击钢院《革造》的外战方针是“新保皇”，另一方面咒骂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为刘邓复辟的人”。
    ▲3月24日，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苏东海、杨行素、李桂芳等跳出来贴周总理的大字报。谭XX心有侧隐地讲：“校外来贴的就是别有用心，校内人贴的，要作具体分析。”同时，有人揭发师大井冈山的王岚反总理，但一再获得某些人的保护。钢院反革命分子张建旗扬言要与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的苏东海串联。
    ▲林杰叫他的特务老婆王乃英钻入市革委会，办一个“北京动态组”收集情报。并通过地院朱成昭之流，在全国散步反动的“左派分化论”、“左派大动荡大分化”的口号，拉一派打一派，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为极“左”派大开绿灯，为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舆论和组织准备。
    ▲5月16日，《5．16通知》公开发表，掀起大批判的高潮，这批混蛋，秉承主子意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混乱，更加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声称：“5．16意味着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要揪出第二个刘少奇”。《616》抛出了一张“戳穿一个大阴谋”的反动大字报。恶毒攻击周总理“玩弄反革命两面派”，胡说周总理“支持保守”是为了达到“保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的阴险目的”。
    ▲5月20日，北外《616》抛出了《红旗大队的后台是最大的卖国主义者》。扬言这个后台不是刘少奇，不是陈毅。又一次恶毒攻击周总理。
    ▲6月21日，北外XXXXXXX红28团一连又抛出名为《致周XXX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射向总理的一支毒箭。
    ▲次日归国遵义兵团世界红旗红卫兵贴出《向总理提出问题》的反动大写报。
    ▲配合整个反革命逆流，北外《616》翻印了二外首都红卫兵《迎春到》的《十问周XX》，《再问几个为什么》，北外XXXXXXX红28团红一连的《打倒奴隶主义，提倡独立思考》等反动大写报。接着，又写出了《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从新编历史剧<十五贯>说起》，恶狠狠地质问周总理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二十八日商学院红反军程镇华写出攻击周总理的“开炮声明”，攻击总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时于商院，外贸部、北外刷出大量反总理的大标语。we ngewang.org
    ▲ 6月8日，《5．16》一小撮混蛋大量散发了《28个为什么？》的反动传单，再次攻击XXX，胡说什么。毛主席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等等。
    ▲6月8日晚上，中央首长陈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对北外《616》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危险的。
    ▲6月初，谭XX在师大校内与《6．16兵团》成员苏XX和两个外校的谈话，当这两人恶毒地攻击XXX时，谭XX竟说：“你们真敢想敢说。”
    ▲67年7月1日，反革命集团《5．16兵团》在北外《616》的会议室召开所谓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反动的“两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作出了反动的决定，定了行动口号、行动计划等，负隅顽抗。
    ▲7月4日凌晨。《5．16兵团》在财政部门外地上，墙上刷出“绞死李XX”等十几条反动标语，矛头指向周总理。
    ▲7月6日，《5．16》借XX、XXX同志参加财贸口各革命组织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庆祝党的生日四十六周年之机，散发了《揭穿李XX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反动传单，矛头指向总理。在传单中，大段引用林杰影射攻击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话，并肉麻地吹捧“说的好！”
    ▲11日，《5．16兵团》在紫竹园集合，交换各口情报，商量计划。次日，《5．16兵团》就抛出《二十个为什么？》和《告农口革命战友书》，恶毒攻击总理，挑拨周总理和农口革命派的关系。
    ▲7月份，正当全国出现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批判高潮时，林杰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发动亿万群众”，“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对抗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配合这个阴谋，混蛋们在长安街一带贴出大标语支持三军冲派，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死保肖华、吴克华等三反分子。
    ▲7月16日，《5．l6兵团》政治部、作战部发表所谓“严正声明”，进一步宣扬《二十个为什么？》和《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的反动观点。《616》贴出《为什么陈X、李XX，谭XX等反革命分子未被打倒？》，“包庇上述反革命分子的人，终将受到革命人民的审制和惩罚。”恶毒攻击总理。▲7月21日，农口各单位贴出大字报《评谭震林问题是农口关键的关键》，攻击总理。▲7月23日，《5．16兵团》就武汉形势发表“严正声明”，恶毒影射XXX是百匪的后台，为百匪真正后台陈再道、徐向前之流开脱。▲7月29日李X、郭XX等四人在文化宫前门散发反动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被农口造反派当场抓住，送公安局。▲7月31日商院黑匪程镇华等在阜成门等地贴出《5．16兵团》政治部、作战部所谓严正声明，继续炮打XXX。在其后台的支持下，林杰瞒着江青、伯达等同志提起秃笔，阴险地提出“揪出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妄图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实现篡军篡政的阴谋。▲67年X月，林杰的黑爪牙郭XX对《5．16兵团》坏头头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对具体情况不能具体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坏头头郭XX公开承认说：“我们找林杰谈过三次。”wengewang.org▲8月3日，师大、农大、商院、钢院、3中、101中等院校中的一小撮在紫竹院召开了《5．16兵团》正式成立大会，阴谋八月上旬进行大规模行动。我革造战士查明钢院《延安公社》袁冬平是《5．16兵团》的小头目。《5．16兵团》散发了《还我战友》的传单，公然攻击XXX，为《5．16》黑匪叫屈。同一天，《616》的总头头刘令凯插言：“XXX打不倒，陈毅倒不了......”，并诬蔑XXX与陈再道有联系，一再挑拨XXX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在这天，《5.16》贴出《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19个为什么？》等反动大字报，扬言“走向社会穷追猛打军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恶毒攻击被林副主席所肯定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声嘶力竭的为徐向前，吴克华等鸣寃叫屈，杀气腾腾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刘令凯对外院孙XX说：“XXX一定能打倒，已经有一个重要人物给我们讲了”，又说“我们通过这个人可以把材料转上去”。▲8月7日－－10日，《5．16兵团》还散发、张贴了《质问XXX》、《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XXX是无产阶级的叛徒》(南院)、《XXX之流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张建旗)、《XXX你要在农口干什么?》(农大)等反革命大字报，进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动。10日，李莲菊，唐亦安等三名《5．16》分子被西单公安分局扣留。同日，南院“决战纵队”再次贴出大字报，叫嚣“炮轰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大方向完全正确。”▲8月11日，中央首长又一次痛斥了《5。16兵团》，指出其反动性。▲    接着，12－14日《5．16兵团》在陶然亭开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首长讲话，决定在商学院打开局面，建立根据地，继续顽抗。▲8月12日，张建旗找XX杂志社记者郭XX，要求见中央文革或林杰，第二天记者来电话说，林杰工作忙没有空。(看来想溜)▲8月16日中午，《5．16兵团》想通过师大谭XX见林杰，晚上李莲菊，任铁岑等去师大见到了XX杂志社记者郭从军，当时师大作战部人员在场。以上只是一个极“左”的反党阴谋集团操纵下的马前卒《5．16兵团》的罪恶活动及其后台的一些情况。他们帅后有帅，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共同揪出《5．16兵团》的黑后台，把那些极“左”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一个个揪出来斗倒斗臭！ wengewang.org中南海警卫连整理编写来源：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小册子《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5．16”黑兵团》，一九六七年九月，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2008年3月2日初稿
    2011年9月2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