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复制链接]

    第二节  批判极左思潮
    壹、本节概述
    
    一、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首都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及其活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
    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一九六七年五月月十七日，成立“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给毛泽东写信
    信中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张建旗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２３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陈伯达、江青对“五·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晚十点三十分至四日晨二时，中央首长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叶群、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外事口和红代会核心组。
    康生（在讲到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时候，还非常气愤地拿出河南平顶山特务分子恶毒攻击周总理的照片让大家看，并随时念了几个在平顶山出现的恶毒攻击周总理、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的反动标语，在场的人都非常气愤。）
    现在出现了炮打周总理的反革命逆流，大家应注意。周总理是坚定的左派、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会上大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
    会议作出的决议说：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他们的反周活动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
    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他们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抛撒传单时还动用汽车。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
    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农口各局和各院校。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首都516红卫兵团散发传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家都来关心国家大事》
    传单说：
    “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大家知道，谁是那些“一个个跳出来”的总代表？这种人是不是刘邓代理人？一年多来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是否说明他们时刻企图用武力颠覆毛主席的政权？
    这些是否向我们说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弹？！而正是那些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
    “另一个司令部”是什麽司令部，“司令官”是谁？
    目前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和初露锋芒的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不正是刘邓司令部及其代理人反革命政治的继续吗？而这个反革命政治的最高阶段难道不是用暴力来推翻我们的红色政权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五·一六四名成员被群众抓捕
    唐亦安、郭海燕等４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２０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２４小时内把被抓的４人放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被抓的４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４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
    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５·１６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
    
    （二）中央文革号召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至十一日，中央文革提出打倒“首都五·一六兵团”
    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
    陈伯达说：《五·一六》（首都五·一六兵团）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对总理也对中央，要把它打倒。里面的群众不一定要抓，要提警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江青说：“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康生说：今年我们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5月17日《红旗》、《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篇重要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要看形势，不可忽视这二件事。就是说，这个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这二篇文章不仅主席看过，而且好多段是主席写的。《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五·一六通知》发表已经回答了为什么，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毛主席的英明。
    有的地方搞秘密组织，起个名也“五·一六”，他们的名字不配叫“五·一六”，他们是诬蔑“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成立“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一些学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
    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外交部王琪、黄金琪的谈话
    如果象“五·一六”兵团恶意地采取这样的态度，企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要批判。批判少数坏头头和他的后台。对于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我们不要去指责。
    “五·一六”在外交部有根子，有人在外面打着“联络站”的牌子干坏事，你们知道不知道？将来你们跳进黄河洗也洗不精，中央文革那里有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
    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五·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
    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康生接见安徽谈判代表的讲话
    康生说：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间谍，有的以极“左”面目出现，有的用右的面目，拆毛主席司令部的台。有的造谣，企图把中央和中央文革分开，和毛主席分开，这是敌人。北京“五·一六”这是反革命组织，准备不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批判。你们要特别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委员讲话
    他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修改《评陶铸的两本书》时加的一段话
    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于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五·一六”的出名，是因为《五·一六通知》。去年五·一六通过的，今年发表，他们就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有新的赫鲁晓夫没有揪出来，还在主席司令部里。说这才是主席的战略部署。恰恰相反，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抓小失大，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巩固，这是使敌人快意的，使我们亲者痛恨的。
    外面现在调查“五·一六”，材料很多，牵涉到很重要的问题，主席已经肯定了，这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你们（指外联）要注意，外交部大一统了，不会一个没有（指“五·一六”分子）。我看你们不要太天真了，既有“五·一六”组织。哪个地方都能钻进去，秘密活动、抓材料。“五·一六”的后台，现在还没完全弄清楚，现在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不是我们说的，把刘邓黑司令部打乱。这是红线，打出光明来。他们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打乱，他们把我们许多不利的东西拿出来大宣传，把我们外交文件拿来宣传。
    正如江青同志说的，从各个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或者从右的方面，来孤立、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有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你们不懂得，（他们）把毛主席、把我们伟大祖国的形象在到处、在国际上孤立起来就高兴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
    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说：
    少数坏人，故意在那里搞，这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很值得警惕，“五·一六”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康生说：
    “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五·一六”两个目的，从“左”的、右的两方面来动摇毛主席司令部。同志们你们不要上当，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到处贴标语，打倒周总理。有的人不自觉地上当，结果帮了阴谋家、反动分子或者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是一小撮，我们应当向同志们讲清楚。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起来。专政机关和广大革命群众结合起来。
    谢富治：逮捕的头头是钢院革造的，他们不交。
    康生：钢院延安公社作得对，师大作得对，首先要感谢他们。交到公安部，还要把问题弄清楚，还要靠大家。毛主席历来主张专政机关同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动摇我们的解放军，要瓦解我们的解放军，抢我们解放军的枪，占领我们解放军的司令部。
    谢富治说：
    革命大联合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主席提出要联合。要团结共同对付“五·一六”，搞大批判。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星星之火战斗队《揪出"五 ·一六"兵团的后台示众！》
     “五·一六”兵团的黑后台就是中央文革！对于中央文革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挑动一部分群众炮袭总理的卑劣行径，我“星星之火”全体战士表示极大的愤慨！最后我们提醒中央文革不要一叶碍目不见泰山！
    
    一九六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９月２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
    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
    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一九六七年九月某日，中央首长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戚本禹同志：
    现在根据中央讲的，对大方向的干扰有两方面，就是从“左”和右的方面来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这篇文章指出了“左”和右两方面干扰的典型。陶铸是从极右到极“左”，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所以要抓住这个代表人物狠狠地批判，通过批判提高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把人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篇文章是从批陶到批“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小集团。“五·一六”是陶铸极“左”的发展。文章发表後可能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应。
    运动方向要把矛头指正，要集中力量展开大批判，批党内走资派，要发表一些评论。对“五·一六”反革命小集团进行批判。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在批判走资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在批“五·一六”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引导大家端正方向，引导到主席革命路线轨道上来，要批判极“左”，要批判极右。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晚８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有关五·一六的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张春桥对上海高校负责人的讲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讲话
    对于“五·一六”的黑手现在还在查，姚文元同志不是讲得很清楚吗，现在凡是搞地下秘密活动的，都是不好的。不知上海有没有？“五·一六”专门搞秘密活动，是有组织的，一天夜里可以在王府井……等几个地方贴满标语，第二天红代会盖掉后，又贴出来，说明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是对口的，他们野心大，但人数少，只有一小撮，他们是受坏人操纵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说：
    九月一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们讲了“五·一六”兵团是一个阴谋反动组织，它要动摇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姚文元又提出了它的性质。但这主要是一小撮坏头头，从极“左”方面破坏党的领导，我们要认真对待。他们的矛头不是反对我个人周总理，实际上是对中央文革，我与中央文革是坚决一起战斗的嘛，一起办公的嘛，这是统一在毛主席、林副统帅指导之下的。这你钻什么空子呢？有人想从极“左”钻空子，
    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总是少数坏头头，对揪黑手要认真对待，不能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派。“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而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扩大化，不要揪一派打一派。对“湘江风雷”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头有坏人。我们过去听军区的多了，现在解决了，“五·一六”别看在名字上有几方面军，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群众会觉悟，他们本来就是造谣生事。这是第一不要扩大化。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线，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
    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也都不好了，把群众推到对立面，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都是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人讲好了。（康老插话：勾心斗角的看待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来干扰。但也要防止二月逆流那样从右的方向来干扰，两者形式不同，实质相同。所以我们要指出“五·一六”问题，但不允许老保翻天，不能借此机会翻案。文汇报今天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从中央领导巩固起。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代表时的讲话
    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还向总理汇报了“农口革联”抓住了四个“五·一六”分子的情况和农口老保把农口造反派头头都划成“五·一六”的谣言，总理笑着说：“那有那么多五·一六呀。不能批判极‘左’，右派就翻案嘛！”
    总理后来还向农大东方红的代表说：“你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你们抓的，你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你们又揪出来，说明你们划清界限了。毛主席一贯主张：造反派要自己起来斩断黑手，这样造反派就更造反了，更壮大了。”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就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扭送秦化龙给北京卫戍区的信
    〖秦化龙：中央农林政治部副主任〗
    傅崇碧、黄作珍同志：
    现有农大“东方红”刘玺、解金瑞、高亮、肖××四同志扭送秦化龙来卫戍区，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周恩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五时
    （来源：1967年9月19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53期）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事口领导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
    谈到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时，周总理说：“‘五·一六’问题，‘九·一’讲话谈到了，三号《人民日报》报道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就更清楚了。‘五·一六兵团’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个反动的阴谋小集团，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多少人。它拉一些本来就不存在的关系，好象自己的组织了不起。只要群众觉悟了，就可以把自己的头头抓起来。说什么八个方面军，神乎其神，吓唬人的。里边有黑线牵着，目的首先是动摇和削弱以毛主席为首的司令部，拿反对我作幌子，收集我的材料。我在法国入党，在黄埔军校工作……四十多年不知说过多少话，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情况，把不同时期的话罗列起来，也可以形成材料！这怎么行呢？”
    周总理接着说：“外语学院的‘六·一六’拿了龚澎的日记，就是不交出来，这不对嘛！如果他们交出来，我还是可以见他们的。他们还抄了乔冠华的家，打了他几拳。‘六·一六’我还是把它摆在善意范围里的嘛。连刘令凯我也打电话给谢副总理，要释放他嘛。其实我早就批了嘛！有文字根据嘛！这是巧合。结果他们说我是听了他们的勒令才放的，没有到四十八小时就放了。”
    周总理继续说：“‘五·一六’所谓地方军，即第八方面军，只有长沙一地，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五·一六’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五·一六’另一方面军揪军内一小撮，影响我国威信，动摇军委领导，妄图搞垮新生的革委会，这是不行的。这是不许可的！这就是‘五·一六’的阴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几点：
    （一）抓‘五·一六’不要扩大化，没有多少人。群众是受蒙蔽的，要孤立少数头头嘛。
    （二）各单位各组织让受蒙蔽的群众自己抓，对方不要去抓。
    （三）过去二月逆流是要批的，陈毅、谭震林还是要继续批。
    （四）通过批判‘五·一六’的极‘左’思潮，促进大联合，而不是促退联合。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谢富治接见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时的讲话
    “五·一六”小集团人数很少，不要到处抓“五·一六”。他们人数虽少，但危害大，“五·一六”有三个罪恶目的，（一）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动摇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可靠柱石──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动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央通知中关于警惕极左的一段话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Ｐ派”与“Ｇ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谢富治对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问题
    防止坏人，提高警惕。九·一、九·五、九·一六至九·一七，总理、中央文革同志们的讲话精神，特别是江青同志九·五的讲话，指出“五·一六”的危害性……为什么中央很重视它呢？因为这个组织把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样一个支柱……对毛主席司令部，现在有一种来自极“左”的，或者来自右的。“五·一六”就是来自极“左”的，它是反革命组织，是秘密的，把矛头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接见毛里塔尼亚大使前后对外交部工作人员谈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来源：1967年10月2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27期）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军委办事组召开紧急会议指示挖掘《五·一六兵团》分子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今天传达军委办事组的指示。
    最近在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内容极其恶毒。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
    军委办事组首先指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然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新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根据以上精神，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迅速彻底地把这伙反革命挖出来。
    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十月上旬在天桥、王府井、外交部驻地发现这类反革命传单，是油印的，刻写的，用的天津光林纸，通过邮局寄的，几个城市都寄了，都收到了，这部分复制品，不能再复制翻印，可以在群众中研究，到破案后再收回。这部分传单通过分析有以下的特点：一、对外事部门、统战部门、公检法部门、文教部门很熟悉，因为传单中有很多×话。二、会刻写钢板，刻写和寄出封面是同一个人写的。看来这个人有油印机。三、这个人懂古文，用了不少旧词成语。四、这个人毛笔字很有功夫，看样子这个人练过柳体字，所以估计象混进党内的旧知识分子或“五一六”兵团的后台，但他比五一六分子还坏。五、这人对历次政治运动不满，对群众运动不满，对文化革命很不满，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人想为右派翻案，看来对反右是不满的。六、是自己用面粉和的浆糊。七、是用四月十三日和四月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糊的信封。
    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依靠造反派组织去搞，已发现“五·一六兵团”有联系的单位要彻底发动群众，要号召坦白交待，检举者有功，坦白交待者减罪，通过搞清五·一六分子把五·一六兵团的后台揪出来，坚决发动群众来搞，先从与“五·一六”分子有联系的组织和个人搞，通过工作，把五·一六分子搞得清清楚楚的，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兵团的决定。军艺星火燎原和五·一六沾边是很多的，到现在还没有搞出来是态度问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搞清楚，否则十年二十年后必有后患。
    （来源：《红旗周刊》首都红代会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战斗大队，1967年12月4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讲话
    现在果然出现拆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台。他们不是反我一个人，反我一个人的错误可以。但后来知道“五·一六”有黑后台，反康老、江青、甚至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形“左”和右会走到一起去。
    我欢迎给我贴大字报，不要因为给我贴大字报而抓起来，有人要抓，我亲自干预了这个事情。
    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于反对周总理，要明确几件事情，给毛主席抹黑了。
     “五·一六”是个反对党、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动小集团，没什么了不起，没多少人。
    “五·一六”它的目的是要首先动摇、削弱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拿反对我作幌子。
    “五·一六”想动摇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能得逞的；挑拨中央文革与我的关系；揪军内一小撮、动摇军队的威信、影响军队的威信；搞掉革命形式的无产阶级政权。
    揭发“五·一六”反动集团要更促进这个大联合，而不是推迟这个大联合。就是这四个原则：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如有群众组织受“五·一六”的蒙蔽，自己出来揭发，严重的扭送卫戍区。不严重的，可以自己开会批、斗。第三、不能因此老保翻天。第四、因此促进联合，不是推迟联合。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恩来接见驻外使馆代表的谈话
    比如对“五·一六”的处理，北京就搞得比外地好，按主席思想，除陷得很深的少数头头抓起来外，如张建旗，扣留起来，对群众要做工作，以便孤立少数。刘令凯这个人，我们保过他多少次，还是这样，他反我最早，而且是因为我保陈毅同志，这我很难理解。只要是善意的，贴大字报，提意见，甚至打倒都没有关系。是善意的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外红旗大队把他扭送公安局、是我命令把他放的，他倒反过来说是我派人搞的。他到现在还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许多学校批他，我和文革小组同志给他解了围。我听他批判陈毅同志好几次，就在这里，不到天亮是不散的。我把他的意见转告了陈毅同志。
    “五·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先念在财政部座谈会上谈五·一六
     “五·一六”问题，出了个刘振玉，刘振玉并不是“五·一六”组织里的，是和陈大伦联起来了，通过操纵，出了点主意，这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不影响他们的大方向，甚至再出一个二个三个刘振玉，都不影响他们是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大联筹和使领馆等代表时的谈话
    外事系统是有坏人破坏的，你们年轻，不要以为“非常委员会”反革命案件的线索破获了，就完事了。还要发动群，继续追下去。外交部总是有些嫌疑的。外事系统要擦亮眼睛，王焕德搞出来后，机要局就搞出几个人的小集团嘛！
    “五·一六”也不只是炮轰总理，他们随时都可以转移目标，目的是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个乱七八糟。
    “五·一六”分子仅指“五·一六”的头头，不要把—般受蒙蔽的人都叫做“五·一六”分子，不要搞群众。“六·一六”也是几个头头坏，下面的群众总还是革命的嘛！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董枫同志谈“五·一六”等问题
    〖董枫同志：周总理联络员。地点：北京商学院85兵团总部。〗
    “五·一六”中央已经宣布是个反革命组织了，“五·一六”不仅是反总理一个人，总理是主席身边的，毛主席说的话，通过总理来贯彻，反总理不光是反总理，是反中央，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理很多讲话是毛主席讲的，但是总理不能说那句话是主席讲的，针对总理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财贸口（5.16）直接对总理，实际不仅是总理一人，实际是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是反中央的问题，是搞阴谋活动。
    总理上边是毛主席，很多地方，单位总理都要管，外事口总理也要管，总理的担子是很重的。外事口总理为什么管？因为夺权夺出了漏子。
    “五·一六”是坏组织，不仅北京有，外地也有活动，还散发，寄一些反革命传单。中央已经表态了，大家（指商学院）抓“五·一六”是对的，因为中央已经说话了，这是反动组织，要把它揭出来，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五·一六”也不是那么多，现在抓了多少人，都是群众扭送的，几个人么！张建旗、程镇华、郭海燕等七、八个头头。这些头头主要是学生，真正是“五·一六”的重要成员是大头头，小头头。外国几个参加活动的发现不多。最坏的还是在后头。我看坏头头不只是在后边，青年学生知道的事情少，好多材料都是干部提的，学生一看问题多了，敢“造反”么！“五·一六”人不多，问题更严重的是在后头。出谋划策，提供材料的幕后。
    一个思潮的问题。极“左”思潮，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一忽儿左，一忽儿右，坏人就利用这些极“左”思潮，利用这些东西鼓动起来，前面是青年学生，没有青年学生可利用的，就自己出面干。当然学生也有坏的，中央已表态了还想干，中央已表态说“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了，有的还想干，有的送了卫戍区还坚持反动立场，当然这是极少数。
    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坏人不多，最坏的是后台，不能把有这种反动思潮的人都当“五·一六”打，你们学校是根据地，的确历史比较悠久。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总理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抓5.16到处乱抓。在接见工代会第一天会议上，江青同志还讲了话，这个没有向大家传达，也应该告诉同志们。”
    江青同志说：不要到处抓5.16，哪里有那么多5.16呢？
    总理也说：不要借题发挥。
    江青同志还在会上讲：不要什么都扣5.16的帽子。
    （来源：1967年12月8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63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李先念接见卫生系统有关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关于抓5.16问题，我过去讲过四条意见：
    第一，不要扩大化，真正是5.16头子才算，受蒙蔽群众不算，5.16要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搞垮，5.16今天搞周××，明天还搞江青、伯达、康生同志，是阴谋集团少数人。中央对待5.16比对联动还慎重。联动是年轻人，抓起来学习学习就放了，还追联动后台，对5.16要区别头子和一般人。
    第二条，如果发现哪个组织有坏人、有黑手，就告诉那个组织，由那个组织自己抓。农口如秦化龙问题是我第一个告诉他们的。批判谭振林时结合秦化龙，不仅是5.16还是叛徒，就跟他们讲了，经委陈大伦，骆风，经济研究的编辑骆风，民族所洪涛，统战部刘郢，他们都是本组织揪出来的，知道有黑手就告诉他。
    第三条，5.16是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形“左”实右，极左思潮有市场是刘、邓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难免，青年有极左没什么不得了。批左时要防右，不要使右倾思想复活，防止二月逆流，老保翻天。
    第四条，利用这个推动大联合，坏人黑手揪出来了很快就联合起来了。二、三月份先念同志的讲话也有毛病的，但三个副总理是有区别的。他说错活批评是允许的，这怎么能理解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李先念，这问题不是早解决了吗？联络员没告诉你们吗？“天派”、“地派”都是派性，我既保谭厚兰，王大宾还不错，也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五大领袖。你们要比他们年纪大，不要受他们影响，对那个领导，有意见批评不等于是5.16，5.16是阴谋集团，他们口袋里装了很多黑材料，不要以为他们只反对一个人。
    吴传启，他目的是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是国民党，从十一月份搞了我的黑材料，我都不看。我看他怎么暴露。潘梓年是个叛徒。反对派接见时，那一派问我，我没明确说，让他暴露，我要说的话，就切断联系了。他们抱得紧紧的，一个跑到江苏太湖，一个跑到山西河北交界地方。
    李先念：这些人都是特务。（有人说：3.10问题）群众组织贴李先念大字报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和吴传启有联系。
    总理：在卫生系统，吴传启就是通过叶心清来搞，他是个江湖医生。
    （有人说：除了叶心清外还有人。）
    总理：他们上了叶心清的当，不了解。我还不是找他看过病？你们不懂的，5.16是个秘密组织，没有暴露以前他们和红旗杂志、中央文革、人民日报、新华社有联系，难道这些是5.16？看是什么联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总理、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纪登奎等接见中央直属宣传队和解放军代表、样板团和北影、新影的领导同志
    周恩来、江青讲话，他们讲了三大问题：（一）“五·一六”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二）“五·一六”的部份罪行：（三）深挖“五·一六”的意义。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的讲话
    北京市抓“五·一六”比较健康。不要因为“五·一六”就老保翻天，反“五·一六”就是二月逆流的发原地。
    
    一九六八年某月，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五·一六”专案组全体人员
    谢富治说：“我曾叫你们把‘五·一六’成员分成三类，这是比较合乎毛泽东思想的。这三类，一类是骨干分子，二类确实是成员，第三类有的说他是，有的说他不是，幌幌忽忽，即便是，也不是重要分子。”
    陈伯达说：“有的人可能是，你们这个表里没有；有的人表上有，也可能不是。骨干哪有那么多？你们把当权派放进去，靠得住靠不住？你们认为有当权派就厉害了，那不一定。”
    谢富治说：“张建旗这个人现在是否认罪，可不能放啊！”
    陈伯达指着“五·一六”组织系统图说：“这个需要再落实一下。”
    谢富治说：“总的讲有‘五·一六’这个组织还是靠得住的。”
    陈、谢二人商量后决定：王恩宇、傅崇兰交“五·一六”专案组管。
    陈伯达说：“你们要写一点这个集团发展的历史。这个组织搞起来很凶，到处兴风作浪，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他怎么搞起来的？按你们这个表不行，搞一个发展的过程。”
    谢富治问：“有什么证据没有？”
    陈伟回答：“没有证据。”
    陈伯达说：“案子要落实，情况要弄清，要有真凭实据。”“‘五·一六’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特务集团。”
    
    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林立果）〈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７·２０事件以后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主要是那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以及主席在上海的指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总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传达，进行了布置，总理也向戚本禹传达布置……。”
    (《王力回忆录》)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
    中央文革决定：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群众大会
    林彪上了天安门，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又对蒯大富、韩爱晶等造反派说：“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要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大会进行中，蒯大富问王力：全国老保行动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现在是不是到了要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
    王力连连点头，回答说：“就是，就是。”
    在谈话中，王力表示对叶、徐两个老帅和南京、福州军区很不满意，蒯大富又问王力：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
    王力回答说：“有的听，有的不听！”
    蒯大富还留心观察了林彪，看见林彪对“打倒陈再道”和“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都举手赞成。
    第二天，蒯大富和韩爱晶联合召开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两总部会议，传达林彪、王力的指示。清华造反派为了“揪军内一小撮”，成立了“对外作战部”、“军事动态组”，和各地造反派驻清华的“联络总站”，迎接林彪“文化大革命”“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阶段”。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早上4 点多钟，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开会之前和张秀川串连一下，发言时一定要“涉及”徐帅，同徐帅划清界限，让徐帅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帅的“旗帜”抢到手，不要为三军造反派抹黑。
    吴法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站起来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提出：“我们一定能够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北京支持你们》
    文章说：“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你们》
    文章说：“对于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林彪主持中央会议
    他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传》（1949-1976））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号召：“坚决打击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几日，毛泽东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
    余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谁提出的？”“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武汉的广大革命群众致敬！》
    文章称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猖狂进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向无敌——再祝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取更大的新胜利》
    文章说：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掀起一个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向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批判的新高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解放军报》的另一篇社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文章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胜前进》
    文章说：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决心跟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坚决把他们打倒。”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社论《坚决同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
    文章说：“破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那里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团结万岁！》
    文章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远没有冻僵的毒蛇。”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社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文章说：“被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操纵的‘百万雄师’，正在土崩瓦解。”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九月九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辞。”
    杨成武说：“主席，我讲不合适，还是由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继续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力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他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就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揭露出来的和文化大革命前不久被揪出来的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他们是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妄图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
    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事实证明，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人民解放军要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积极参加大批判，彻底清除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军内散布的恶劣影响。这将进一步巩固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进一步促进全军的思想革命化。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满腔热情地，全心全意地支援左派广大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进行军管、军训等工作，为人民作出了新的伟大贡献。
    有的地方，当地驻军的某些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只要认识错误、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还是属于认识问题。犯了错误不要紧，改正了就好了，改正了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而自己也就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增强免疫力。如果有人坚持不改，那就不是认识问题了，错误的性质也要起变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第十二期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被他们操纵的“百万雄师”、“公检法”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武汉地区的代理人。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垂死挣扎的一个突出表现。
    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
    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说：
    武汉出了个陈再道，这毕竟是少数个别的，不要全国到处都抓陈再道。现在有股风，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没有调查研究就到处揪，到处揪陈再道，这是由武汉这个事件引起的，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真拥军，即使解放军负责同志一时支持错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只要改正了，你们就要拥护。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
    政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解决问题，枪杆子夺取政权。这就是结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极其严重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战争，不抓枪杆子，不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永远不能翻身。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反对“文攻武卫”，反对“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就是和老牌修正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穿一条裤子，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多列士、陶里亚蒂、丹吉和尚布迪、巴德之流唱一个腔调。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1967年8月10日原载《扬子江评论》创刊号，1967年9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对煤炭部在京单位群众组织代表的指示
    总理指出，现在有一种呼声，什么第三次大串联，这个提法是错误的。我们反对自由外流。点一点火还不够吗？又把自己的派别观点带下去，制造紧张局势，很不好。自由外出的，一律不算下矿人员。全国形势很好，不能乱搞。
             煤炭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7年8月17日（根据录音整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你们没商量就出去了，还把第三次大串联加到某个身上，我们可以说，中央、中央文革没有人这样号召。你们说，一定有，我们说，一定没有。
    《红旗》杂志有一篇针对武汉问题的社论，你们就找到了根据，到处抓军内一小撮，不作具体分析，
    最近有这么一种论调：说当前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我们说，经过一年来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的胜利，你们的估计与中央相反。如果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说明什么呢？说明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有人就说：武汉表面平静是不正常的，包含着一场武装暴乱的危险。这种估计与中央的是对立的。
    江青同志的讲话
    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康生同志的讲话
    当前的形势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而是象毛主席讲的，当前是大好形势。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
    我想补充两点，一个是形势，一个是军队的问题。
    毛主席对形势的估计是最正确的，说当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是错误的。
    现在到处抓陈再道。就象前些时期到处抓谭震林一样这是不对的。坏人也在搞鬼，例如就有坏人夺了军队的枪，抢衣服，甚至抓军区司令员等，是不行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１９５９年８月１６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中旬，《红旗》杂志写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一文
    ８月１９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８月２０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９月１７日出版的第１４期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大批判现场会上的讲话
    对待解放军的事情，我们要谨慎，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支世界无产阶级的好队伍，在支左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改了就行。陈再道那是叛变性质的，只有一个陈再道，现在北京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行，不要违背了大方向。我们现在要三依靠、三相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这是基本的。但是你总得有一个领导力量啊，得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提，对解放军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不许把解放军搞乱了，这是最近毛主席讲的。河北省张家口、石家庄、天津、唐山、保定都派人来了，还有师大、北航学生参加，可以提意见嘛！军队的事情，军队自己解决，不能到那里去抓人。前些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人乱抄，要资料，要参与军内两条路线斗争，你对军队有什么意见写个材料就行了嘛，这是江青同志早就讲过了的。你提意见可以，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不干涉不是说就不要提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摘要
    总理：要求你们支持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三相信三依靠，集中要讲解放军，当然首先依靠群众，还要武装，更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而解放军就是在这方面作得好。抓军内一小撮看来不合适，我们以前这样宣传犯了错误，告诉你们，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不管彭德怀、罗瑞卿怎么样，解放军是支柱，八条十条都有效，要联系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学习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通知
    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是一个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文件。各级领导必须高度重视，以各种方式最快地传播到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一些边远地区和交通阻塞的地区，可用飞机散发。使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作到家喻户晓，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
    
    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
    她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周总理：
    “天派”有一个观点，小报中对形势有一个错误估计，任务从形势而来。今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小报上对形势估计很坏，说什么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去了。你们不知道党中央情况，到处道听途说，瞎估计。
    最近又是，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在八月五日天安门城楼上，有人认为是第三次大串联。我讲哪有这么回事。我们根本不是这样估计，形势推动我们前进，我们否定这种错误估计。
    尽管我们这样说，但是同学们不回去，还是这样讲，还是这样估计，还是这样做。八月十日、十一日两次座谈会，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估计，你们还是这样估计。清华派出四、五千人，北大也派不少，北航也去了不少人。我们不断的号召回来，但是不灵。
    （江青：清华去了五千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清华井冈山今天登小报反对我。蒯大富你站出来，你们今天就反对我，我是批评你，不是打倒你，坐下。）
    连武汉三钢三新都说是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这样估计是错误的，还提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武装夺谁的权？就是要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问题”，就是企图夺军队的权了。揪军内一小撮，七月我们纠正了一次，但八月到目前这个错误口号就是没有肃清。我们与大学红代会谈了多次但不灵。北京的话传到全国，现在有些地方还在揪军内一小撮。
    党中央的估计与你们相反。七八月份，各地军队承认了错误，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问题，比上半年快得多。我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统帅亲自领导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号召说，错了，解放军马上就认错了。解决武汉问题就是靠毛主席，靠军队，不是靠别的前进。这就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相信解放军。陈再道，钟汉华这些人有什么多大作用，一下子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又过三个半月了。文化大革命向深度、广度发展了。全国已有七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了。现在正面临第二个年头，要思想革命化，要夺走资派的权，要巩固胜利，我们有无限胜利信心。首都红代会不听我们这些，主观臆造，错误估计形势，影响全国，与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例如，江青同志九月五日有一个讲话，你们放了录音了吧？（众：都放了。）她讲了三个问题，可是你们的做法与这三个问题都相反。
    江青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巩固人民解放军。主席讲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其中武装力量是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我们，从去年保卫革命小将就提“四不”。而你们如何看呢？就相信揪军内一小撮，到处分析，说“林副主席只能指挥五分之一军队”了，简直一派胡言，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四十年的历史。林彪同志提倡的三八作风，四个第一，五好连队，我们怎么能怀疑呢？不错，军内也有坏人，象陈再道、钟汉华、赵永夫等，但是绝大多数是经得住考验的，怎么能用“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呢？如果有坏人挑动你们就要上当的，拥军爱民是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的。我们现在面临着国内外阶级敌人，走资派，要更好地树立敌情观点，这一点在一到打内战时就忘记了。在这方面我们要告诉大家，“揪军内一小撮”继续下去是错误的。与军队的对立情绪是错误的，只有通过军训才能将散乱无组织现象变成有组织行动，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一些机要部门要实行军管（江青同志插话：昨天有人象强盗似的从房子上进入《红旗》，这是强盗，要专政，请谢富治同志破获，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伯达：
    你们有这样一个悲观的思想，就不能正确的估计形势，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估计是大好形势，这种悲观情绪正确吗？最最正确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们是很悲观的。你们要学毛著。你们对江青同志讲话很好学习过吗？想过吗？你们大批同学到全国去抓军内一小撮，不是自毁长城吗？而是中了敌人奸计！
    周总理：
    我今天看清华井冈山小报有一个社论是很错误的。问题是反对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是自毁长城。而恰在同一天出这么一张报纸。
    你们说“揪军内一小撮”是林杰搞的，但是你们清华井冈山出去五千人到河南反新军区，到上海反张春桥，到武汉反对曾思玉。你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三、批判在外交部夺权

    （一）一些群众组织冲击外交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刘晓发表了“三月谈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发表了“打倒陈毅”的声明。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提出了“打倒陈（毅）、姬、乔”口号。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周恩来与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谈话
    周恩来：
    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要大中小结合，要彼此打个招呼。
    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谢富治与冲击外交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等组织代表的对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周恩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时的讲话
    周恩来：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
    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
    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与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成员的谈话
    周恩来：
    最近一外又贴我的大字报，说我搞两面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
    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谈话
    周恩来：
    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可以听你们的意见，但是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讨论有不同的意见，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先摆事实讲道理，深入批判，先批判后定性，你总要先定性，后打倒，你们一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我不好叫你们取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等派出了几百名战士，到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掀起揪斗陈毅高潮。
    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曾一度冲进外交部。
    
    （二）王力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和姚登山同志交谈
    他说：革命小将揪陈毅的行动是革命的，大方向完全是对的，冲外交部是方法问题，次要问题。
    又说：陈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到群众中去好好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姚登山在外交部传达关锋戚本禹的讲话
    传达后，群情激昂，高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王力对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姚登山等同志的谈话
    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戚本禹那天对姚登山同志讲的话是对的。总理不是讲过“三结合”吗？老、中、少“三结合”，为什么外交部班子不可以搞“三结合”？
    外交业务权指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权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主席。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如果你们夺了权另搞一套路线、方针那就不对。按照中央的方针政策，具体执行和贯彻，谁执行和采用什么方式是另一个问题。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来中央组织部要恢复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
    你们要充分运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挑干部就是要挑革命派，不能挑保守派。不合理的挑选干部，你们监督就要把它监督掉。挑干部出国也好，干什么都好，第一条看他是不是革命，是不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没有这一条什么都不行，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资历，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说到这里时王力同志坐了起来，用手挥了一下，很激动）。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没有这首要的一条，不管什么“长”，多少级，出去代表谁？代表毛主席，还是代表刘少奇、邓小平？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出国首先提出要什么“长”，多少级，不管是拥护毛主席的还是拥护刘少奇的，这不行，这是原则分歧，要是这样，革命就不要革了，以后出去要革命派来挑选，来审查。我们革命派，首先看你站在那一边？你不革命，什么长，多老的资格都不行，当然我们也要负责全面审查，保证不出乱子。看来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原封未动。造反派也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不要嘛！路线方针、政策中央主席决定，至于怎么样贯彻、执行，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什么形式大家创造。因为要办外交，要几个“长”，当然这几个“长”不一定是原来的“长”，谁站出来革命谁合适就谁干。组成的新班子坚决批判“三降一灭”，贯彻毛主席的外交路线。你们要记住一个最根本的分界线，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是以此为分界的条条框框多打倒一些好。
    今天请你们来要和你们谈一件事。八月五日姚登山同志向全部同志传达了关锋、戚本禹同志和他的谈话。现在我们知道有人反对，现在竟有人告状告到我们这里，告到总理、伯达、康老、江青、中央文革小组，这件事证明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本来是正常的常识，而外交部竟有人还告状。名义上攻击姚登山，实际上攻击戚本禹，这不正常。这不是革命势力，这是保守势力。我反对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做法，鲜明地反对！姚登山同志传达后群情激昂，竟成了罪状，说什么居然喊出打倒刘、邓、陈的口号，对他们来说这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所以我今天晚上找你们来谈谈。
    （王力同志念这封信的全文，最后署名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
    王力继续讲：我反对革命造反总部这种做法，这是错误的。关锋、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正确的，姚登山同志传达是对的，群众高兴是好事，是革命表现，长了革命派的志气，做得完全对，我们支持你。为什么竟成了罪状呢？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这是总理和中央文革的一致主张，他们不要想在这中间找什么裂痕，挑拨离间。我这样说并不是对你们偏听偏信，我们本来对“总部”不了解，现在它自我介绍了。我们经常是从这些告状的人中看出问题的。不对头，相当不对头。我们不赞成这封信，集中攻戚本禹。这种作法不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戚本禹看了，他说那些是他讲的，他负责任。我们从信中看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从中看出问题是严重的这是一种思潮。
    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什么材料寄给我们。老早就说要找你们，排不上队，没有办法，有些省的事更紧迫。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但是一直没有时间，排不上，各省的问题排在前面。每天还要抓报纸、广播，我分工管这个。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当然不是叫你们过火，去搞打、砸、抢。打、砸、抢我们是坚决反对的。要你们搞彻底革命，彻底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三降一灭”。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要真实地监督，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要提出看法，意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凡是重大的原则性争论问题，应提到党中央，要坚持原则。
    别的方面我们没有调查研究。“总部”给我们来信，我们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同志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要明朗，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
    王力同志念“总部”的信，而后他说，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戚本禹对“总部”来信和传达记录都看了，他说姚登山传达的没有出入，是他讲的话，他负责任。
    王力继续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做检查，就可以揪。一月份他检查了，后来他自己又翻了，翻了后他不到群众中来，揪他有什么不对？不是革命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堵了外交部大门。这当然是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的，要改。原则性问题不对，中央文革小组都指出了，六月三日我们小组的同志差不多都去了。都讲了话。支持革命派同时教育革命派，我们向来是这样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力给姚登山的一封信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在批斗陈毅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
    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三）火烧英国代办处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你有你的法西斯‘法令’，我有我的抗暴行动！”香港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风起云涌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记者报道：英帝国主义无视我外交部照会，激起我国人民义愤，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一万多示威群众严正指出，英帝必须承担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严重后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的谈话
    〖时间：凌晨三时，地点：人民大会堂接见厅。被接见者：北外红旗、二外红卫兵、北外造反团、外交部联络站。〗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19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四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10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丝毫退弱。
    周恩来：你说不能丝毫退弱，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
    你们现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是搞严肃的阶级斗争，你们一个学校都没有团结起来，你们还管一个七亿人口国家的外交部？
    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回到学校两派三派联合都不容易，还想管理国家外交大权，真是开玩笑，回到学校去，好好睡一觉，想一想，事后你们会感到很可笑。（谢副总理插话：这是一个梦！）这是一个黄梁美梦！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党委成员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的讲话
    从姚登山的表现看，他还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说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如提“刘、邓、陈一小撮”就是很错误的，这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
    陈家康象一个小丑一样，跳出来反对陈毅，实际上反对我。你陈家康象小丑一样，跳出来了，很坏，你们可以向外交部宣布，陈家康停职反省。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国务院财贸口“批刘邓联络站”时的讲话
    〖摘要。“财联会”代表也出席〗
    陈毅同志这样批判，他们还不满足，和我们距离很大，不可能满足他们的意见，我就不能和你们说一样话嘛。我只能通过你们向群众传达，不能都接见。外交部这样批判还不满意，外交部的权最大了。我参加过他们的大会、两次小会，还不满足。现在中央说话了，碰钉子了，没有办法了。监督权不算太小了，不要超过，一步步练习嘛，我对你们说，先取得监督权，以后“三结合”，才更有力量，外交部权夺错了。一个学院一派就可以跑到外交部安营扎寨，授权联络站夺取大权，现在撤消了，看来非把中央都抬出来才相信。外贸部本来做得不错，一派又搞成两派。
    外交部夺权是错误的，已受到批判了，不要学外交部，不要受外交部的影响，不要再受一次批判，希望你们就此止步。外交部在中央各部我是支持最多的。我要对中央负责，外交部走到边缘，开了会。你们外贸部不要学外交部，我直接管外交，结果把权都夺了。他们直接打电报给驻外使馆，结果顶了回来。
    姚登山到处做报告，他到外贸部去过一次，他在外贸部的报告是错误的。制造混乱，煽动性很大，我当面批评了他。
    中央提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他提的是“打倒刘邓陈”，中央提了刘邓陈了吗？你一个司局长干部怎么能这样提？中央批准了吗、他用这个口号给驻外使馆打电报，人们不懂，是哪个陈啊？你们总是把事情做得那样绝对化。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批判王力“8.7”讲话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周总理接见柬埔寨外宾之余与翻译班同学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陈毅问题
    王力问题不要开会批判了，联络站有问题可以关门整风，外交部要自己搞运动，不要受外界影响。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和一位翻译的谈话
    一、“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二、“外联”核心组与“6.16”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参预了“五·一六”的活动，过几天我要去揪人，我有材料。
    三、我现在不到外交部去，我要是去讲话，外交部联络站就垮台了。
    四、北外红旗大队打姚登山是错误的，但姚登山把红旗大队比作卡比卡米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姚登山要一批二保。
    五、外交部目前进行的四大是正常的，外交部乱的不够，还要大乱，但不许武斗。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讲话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检查通不过，我也通不过，看了很生气。八月初，“外联”犯了那么多错误，是十八年来所没有过的。极“左”思潮到现在仍占上风。八月份打击一大片，烧英代办处，夺政治部的权都是错误的，政治部夺权造成驻外机构的极度混乱。
    姚登山狂妄到了极点，但现在对他还是一批二保。外联与“六一六”有关系，直接、间接地参与了“五·一六”的活动，有“五·一六”分子，我知道情况并有名单，但现在不公布，以后要到外交部去抓。他们是打倒陈毅，造成极大混乱，使国家遭受极大损失。我要一讲话，姚登山、王中琪的“外联站”就会垮台。
    问：四十七个战斗队与五十六个战斗队现在是不是两条路线斗争？
    总理：说是路线斗争是有道理的，路线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八日，周恩来关于查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指示
    〖时间：晚〗
    一、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常进行。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谁打、砸、抢谁就犯错误。
    二、外交部的档案文件要保证绝对安全，如发生问题，立即报告总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总理说：“业务监督小组暂时不要动，同志们要负起责任来，加强自信，把工作搞好。大联筹对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指没有撤换监督人员）要斗私批修，学毛选。正确对待34个战斗队的群众。”
    总理说：“对516不要认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有线索就认为没事了，还是有坏人的，要注意阶级斗争。”
    
    四、处理王关戚问题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改正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１点，周恩来在钓鱼台五号楼，找刚由上海回北京的杨成武谈话
    讲了对１６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８月７日在外交部的讲话、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
    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就让他走了。
    
    关于这件事，还有另一种说法：
    王力和姚登山的谈话就没有什么记录，是他们把王力的谈话发表在红卫兵小报上了。江青看到小报后，搜集了几份并附上她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春桥。张春桥把王力谈话的报纸交给了主席，并反映了关锋和王力的许多问题。反映前张春桥是报告了江青的，江青回答说：[ 你转告主席，我也是这样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
    毛泽东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 “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毛泽东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说：“先抓王力、关锋，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沈阳三派代表团讲话
    时间：8月26日凌晨1:00—3:15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周总理、康生、李富春、关锋、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沈阳三派（八·三一、辽联、辽革站），同时被接见的有喻平、徐少甫、张正德、王坤×、莫文祥、李国华、凌少农等人。参加接见的有陈锡联、宋任穷。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力关于大批判报道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
    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凌晨，中央文革召开生活会批评王力、关锋
    批评王力的主要发言人是康生，他提出王力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毁我长城；
    第二，反对周总理，以王力的八七讲话为代表；
    第三，反对中央文革，主要是反对康生、陈伯达、江青三个人
    第四，王力是“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黑干将
    陈伯说：“现在不是你考虑文章的时候了，是考虑你的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一想，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们搞了多少鬼名堂，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商量，更别提报告毛主席了！你王力简直要把自己打扮成江青同志的化身，这是在丢江青同志的人，她根本不需要你这个化身！你已经昏了头脑！”
    吴法宪说：王力是“火烧英代办的罪魁”，（周恩来插话说：“火烧英代办处没有王力的事。”）
    谢富治说：“王力是个投机客，背着中央文革作了大量的坏事，他把许多的情报偷偷地给一些有问题的人透露，这里包含着不可告人的用心。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呢？”
    周总理说：“你们让王力讲讲，听听他本人的意见嘛。”
    最后，由江青作了总结；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并宣布：王力请假检讨。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戚本禹给毛泽东的信
    信中说：
    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
    （一）错误地估计全国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
    （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
    （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
    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还说：
    我对他们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已阅，　　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王海蓉等人的大字报《王力“8.7”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对外交部谈话
    王力的问题要相信中央能解决，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大标语，中央不会象有些大字报那样无限上纲。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六日，把王力、关锋转交给北京卫戍区看管
    转送到西山一座别墅。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群众组织及“外办”代表的
    王力还没有定案，王力的八七讲话只代表他一个人，王力犯错误只是一个人，对中央文革还要绝对信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话，
    他说：“在《红旗》杂志，除了我之外，在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时，所有的人都可以揭！”
    陈伯达此话一出，不光是红卫兵攻击戚本禹了，连《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员，都纷纷攻击起戚本禹来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戚本禹“请假检讨”。
    不久，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把王力、关锋、戚本禹转送到秦城监狱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中央打击极左思潮的问题，当时和现在都存在许多争论。
    一、关于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问题。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在北京是否存在一个所谓“首都五·一六兵团”？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这样的一个小组织确实是存在的。它的主要锋芒是对准周恩来。无论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和参加者的出发点、主观愿望如何，它的活动客观上起到了分裂、瓦解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取缔这个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这个组织的一些主要骨干分子，由群众组织扭送到公安机关，基本上就瓦解了。
    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请假检讨”以后，吴德在北京市借口清查“五·一六”、清除“王关戚”的影响，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搞了一次大换班，把一些人作为“五·一六分子”审查。这就已经有了扩大化的迹象。
    一九六八年，又成立了一个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这个小组何时成立？主要任务是什么？进行了那些工作？似乎都不清楚。
    二、关于批判“揪军内一小撮”问题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
    有的人借批判“揪军内一小撮”这个错误口号，就把一切批判军队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活动，都说成是“揪军内一小撮”，因而都是错误的，因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就是错误的。
    有的人把“揪军内一小撮”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认为既然同意“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也就是赞成“揪军内一小撮”。
    有的人甚至认为，“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来源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央通知，因为通知中就有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我们就从这段话说起。
    众所周知:中央五·一六通知中的这段话,是毛泽东修改时亲自加上的，是整个文件的精髓、灵魂。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意在强调这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仅混进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机关，也混进了政府机构、军队机构、以及各种文化机构。这个概念并没有特别突出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意思。
    以后，对这样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称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由于一些省军区打压革命造反派的事件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武汉七二0事件暴发，在一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了“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中，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提，实质上是突出了“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所以，“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是有区别的。
    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都曾经同意过“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提法，但是，在处理七二0事件的定性及方针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与其他的人是有区别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东海舰队过境部队奉命发表《严正声明》中第一次提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关于武汉问题的谈话提到：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帅参加？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武汉的问题，我看当做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指陈再道），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林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成员全体参加，会议决定，把“七·二Ｏ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上海与杨成武谈话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中央文革开会研究关于“七·二○事件”的报刊宣传口径。中央文革决定：一、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点出“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关锋接见山西代表时的讲话：武汉事件是反革命暴乱。中央派去的代表公然可以绑架、毒打、带手铐、包围。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中所加的一段话：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代拟中央关于武汉“七·二○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中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中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吴法宪在中央扩大会议批判陈再道的发言中，根据叶群的示意，把陈再道的问题与徐向前挂上钩。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上海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粟裕传达中央扩大会议斗争陈再道的情况，说：这次武汉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治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这件事，是很严重的。要把陈再道斗倒、斗臭，会上已定陈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在河南湖北两省军队干部斗争陈再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代表了敌对阶级向我们进攻。某些同志犯错误同某些反革命分子犯错误的性质不同。对于毛主席的指示要很好研究学习，不是一看就懂了的。一方面看到毛主席还给他一个最后出路，另一方面他已经不是站在革命人民行列里，而是站在反革命行列里了。打倒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打倒反革命分子钟汉华！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提议几个元帅都出席建军节招待会。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中说：这一次把陈再道的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革命暴露出来，也暴露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他说：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
    这就是说，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实际上是突出了“军内一小撮”，这样就会给人们们一种错觉：把“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了当前打击的主要对象。由此，就会认为；武汉七二0事件是陈再道搞的一次反革命暴乱，陈再道是一个反革命分子，陈再道后面有某个老帅在操纵或支持。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正是在“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口号的影响下，一些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某几个成员，特别是一部分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认为：目前全国形势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夕”， 到处都揪军内一小撮，把精力都放在搞军内一小撮上。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以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就开始检讨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并批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
    这就说明；“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概念与“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三、关于处理“王关戚”问题
    王关戚的问题究竟是谁提出来并向毛主席汇报的？
    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周恩来通过杨成武汇报的（杨成武说）；一种说，是江青通过张春桥汇报（陈伯达说）。很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事实。
    当时认为王关戚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看来主要是两条：一是煽动“揪军内一撮”，“毁我长城”；二是煽动在外交部夺权，“反对周总理”。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王关戚有一定的责任，但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归咎于他们。
    当时处理王关戚问题的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对戚本禹的检讨信的批语说得很清楚：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就是说：他们是犯些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仍然称他们是同志，处理的办法是“引起深思，改正错误”。
    当时对王关戚三人的看法和处理是否有区别？
    很明显，是有区别的。首先请假检讨的只是王力和关锋，四个多月后才是戚本禹。就王力和关锋来说，江青明确地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二十多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三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不同：
    戚本禹一九八三年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限徒刑十八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在公开表态中，从未贬损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锋一九八三年虽然免于起诉，但仍被开除党籍。他出狱以后，对过去的政治、现实的政治都不愿公开发表意见。是桃花园中人式的？还是张春桥式的？令人费解。也许有一天这个谜底会有人揭开吧？！师东兵著《政坛秘闻录》中有一篇对关锋的的访谈录，标题中有句话是：“对我的失误和过错，我不想回避”。
    王力的态度非常鲜明。他的一部反思录就说明了一切。他说在请假检讨以后就开始反思，他反思的结论是；
    “我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阐述者之一，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的两次讲话编辑起来加以系统化，成为一段有名的语录，后来被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实践已经证明这个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在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指导运动的重要指示、决定、通知、社论和文章，我几乎都参加了起草，我参加起草的这些文件和文章所提出的政策原则，今天看来大都是错误的，正确的很少。”
    这就证明了江青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人！
    四、关于中央批判极左思潮的评价问题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打击对象上的微妙变化。
    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不是向敌人继续进攻，而是采取退却，从此，文化大革命就开始走了下坡路。
    其实，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多次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战略布署是：一年发动，二年胜利，三年扫尾。
    从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风暴开始，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新阶段。
    由于“二月逆流”的干扰，影响到相当大的一部分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这个错误与过去一些地方的走资派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区别的。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个省一个省邀请各方代表到北京谈判的办法，先后解决了上海、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北京、四川等等省市的问题。
    进入七月，中央正着手解决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问题。总的来说，革命形势是好的，运动进展是顺利的。
    不意，毛泽东、周恩来到达武汉不久，发生了省军区独立师少数人与“百万雄师”少数坏头头相互勾结，煽动一些人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绑架中央代表的恶性事件。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武汉军区领导人有意策划的对抗中央的行动，而是由于领导人犯错误的影响下发生的少数人的“叛逆”行为。由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坏事变成好事，加速了湖北省问题的解决。
    但是，有的人在这种形势面前发生了偏向。他们认为，武汉七二0事件标志着全国形势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各省军区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在后台的支持和操纵下，用武力对抗中央、夺取权力。因此在各地提出了“揪陶铸式的人物”、“打倒周恩来”、“揪军内一小撮”、“武装夺取政权”“夺军权”、“夺外交大权”等等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口号。如果按照这种错误方针去做，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打乱了我们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就必须采取坚决的有力的措施，纠正这种极左的偏向。为此，不仅在外部要取缔“首都五·一六兵团”这样的反动组织，而且在中央文革内部，也要“消肿”，清理极左思潮。
    事实证明，在中央文革内部确实存在着“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形左实右的王力式的人物。
    事实也证明，纠正极左偏向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然沿着正确的轨道继续前进！
    
    2008年3月2日初稿
    2011年9月2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