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4）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四节 抓叛徒
本节资料
一、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布署
（一）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抓叛徒的问题，我不详细讲，以后中央要发文件。红卫兵做了大量的工作，挖出了许多叛徒，变节分子，做了许多贡献。中央发了一个通知，关于刘少奇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照片也发了下去，大家很重视这件事，做了调查工作。外事口也好，其他学校也好，但是最近发现存在一些偏向，就是到处都抓叛徒。我们希望你们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可成立调查组，深入调查。你用一个“抓叛徒小组”的名称，去调查别人，一听这个组名就有意见，很不好。
另外这件事情不简单，做结论要慎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不能根据未核实的材料，宣布某一个人是叛徒，这实际上制定了一个人政治上的死刑，要负政治上的责任。这和西方新闻记者抢新闻不一样，你也抓，他也抓，被利用了。我们党是光荣、正确伟大的党，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若都有问题那不就把毛主席的结论推翻了吗？
进监狱对共产党员来说是个很好的考验，也很光荣。不要一进监狱就怀疑人家是叛徒。不要随便贴大字报，有些群众组织做得比较好，得到材料交给中央，不立刻宣布结论，这是好的。你们革命组织要掌握方向。不要丧失警惕，也不要特务如麻。对历史上有政治结论的，凡是中央管理的干部，历史问题的决定权绝对在中央，必须由中央决定。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调查要结合本单位文化大革命，不要超越本单位，偏向的去搞叛徒。这样会把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了。四川军区个别同志为什么犯错误？就是因为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因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志们，要清醒地估计这个问题。
关于李先念，总理讲，李先念不是叛徒。即使有这个问题，也只是个大错误，是个立场错误。
为什么要将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材料那时发下去呢？那是为了证明，刘、邓不但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现在同志们有了偏向，故向同志们交待一下。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
战斗在全国各地的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抓叛徒”战斗队：
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和全国各地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一起，一路血战，冲破了刘邓们设下的道道防线，击退了保守势力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封锁障碍，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揪出了以刘少奇为首的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大叛徒集团，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除了一大害。这是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今年三月十六日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亲自批转了关于六十一个叛徒的文件，大长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刘记叛徒集团的威风；她庄严地宣判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死刑！是向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发起全面总攻击的动员令。目前，全国各地已经调动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掀起了一个彻底砸烂批判刘、邓、陶的新高潮。亿万革命人民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埋葬刘邓王朝！革命的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
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们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叛徒集团及其徒子徒孙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耍阴谋，放暗箭，煽阴风，点鬼火，挥舞起他们主子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大棒，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潮，操纵和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组织和群众，捕风捉影地一会儿说这个是叛徒，一会儿又说那个是叛徒，极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是为了颠倒历史事实，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另一方面企图搅乱阶级阵线，把水搅混，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将这一罪名强加在我们革命小将的头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对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必须彻底揭穿，给以迎头痛击！为此，总部命令你们：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继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奋勇向前，穷追猛打，坚决、干净、彻底、全部地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网打尽，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深、揭透、批倒、斗臭，制服。一定要把抓叛徒工作同当前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2.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混进党内的变节自首分子仅仅只是一小撮。我们要坚信“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广大革命干部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中华民族、忠于世界革命人民的。我们必须粉碎在新形势下刘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3.要大破大立，破中有立。对于一小撮民族败类，无耻的无产阶级叛徒，要发动群众彻底查清，坚决打倒。要充分揭露他们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奴颜婢膝、卖身投敌的丑恶灵魂，彻底批判他们形形色色的叛徒哲学，活命哲学；同时对于那些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的伟大无产阶革命战士和他们英勇顽强、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无产阶级革命气节要大学特学，大树特树。
4.在“敢”字当头的同时，要加强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抓叛徒工作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每个同志既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要善于斗争、善于胜利。必须提高阶级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继续发扬踏踏实实，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的科学精神，加强保密安全工作。
5.要充分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我们要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当地革命造反派，坚决地相信和依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干部。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以上各项，必须认真执行。
打倒刘少奇！
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编印：《彻底粉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一九六七年十月，青岛。青岛市红代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学校《红革司》《红联》联合翻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
1967.06.28； 中发 ［67］ 200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进行这项工作，中央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一个人作出是否“叛徒”的结论，是一件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问题，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
（二）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
（三）要把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
（四）各群众组织不要借“抓叛徒”的名义，进行宗派斗争，互相攻击，转移斗争大方向。
（五）有些群众组织，混入个别的叛徒，特务，应当清查，但别的群众组织，不得借此来打击这些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打倒叛徒哲学》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叛徒集团的总后台，是叛徒哲学的积极提倡者！他的《修养》就炮制、宣扬了叛徒哲学。我们必须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是为了党的利益，还是为了保命？
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可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干下了罪恶的勾当。1936年，他出卖党和民族的利益，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需要，先后几次给被拘禁在伪"北平军人反省院"的共产党员，下达了可以履行"反共自首"手续的黑指示。他明目张胆地指使被捕的共产党人发表《反共启事》、《反共声明》，叛党投敌。
这个黑指示，遭到"反省院"中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的坚决抵制。但是，有一伙怕死鬼，接到这个黑指示，正中下怀。他们对敌人屈膝求降，写了《反共启事》、"自白书"、反共文章，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了出来，成为狗屎不如的叛徒。他们出狱以后，紧紧地勾结在一起，相互包庇提携，形成了一个叛徒集团。这个叛徒集团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干下了罪恶滔天的勾当，心里有鬼，千方百计为叛卖变节进行辩护。他抛出的《修养》就宣扬、鼓吹了叛徒哲学。他恬不知耻地写道：党"在反动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保存同志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他还胡说："在某种转变关头，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指共产党员──引者）中间的某些动摇和变化，也是很自然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就是说，"活着就是一切"；至于党的工作，是可以"牺牲"或者"放弃"的；而且，一些人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动摇变节，"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这是十足的包庇叛徒、美化叛徒的反革命谬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辩护说，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呀；那些现在已被揪出来的叛徒们也叫嚷，"我们是假自首，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呀，"我们打着黑旗保红旗"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句话，这是他们的"灵活性"。
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决不允许抛弃共产主义理想，丢掉无产阶级立场，叛变投敌，来保存"同志"。对我们来说，革命就是一切，一个人既然叛变了革命，他的狗命也就一钱不值。当然，我们并不反对灵活性。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了保证原则性的实现才有必要，借口"灵活性"而丢掉原则，向敌人乞求活命，是地道的叛徒逻辑。
我们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党的荣誉，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保护同志，在狱中坚定不移地和敌人进行斗争，抛头颅，洒热血。他们"部分的暂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只有坚贞不屈的斗争，才能保存革命实力。没有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
这些叛徒为了能从"反省院"的狗洞里爬出来，他们出卖了灵魂，写了《反共启事》、反共文章。他们照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腔调恶毒地咒骂："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行不通"；"将马克思主义抛到茅厕去，对共产党毫无留恋"等等。有的叛徒更向国民党反动派摇尾气怜："若有他用，当效犬马之力。"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的反革命叫嚣，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使我们党在政治上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围攻的马前卒。
一些叛徒出卖了党的组织和同志，甚至出卖了党的负责同志。他们得到"自由"后，还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经常保持联系，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力量的鹰犬。这些叛徒使多少党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使多少党的优秀儿女惨遭敌人的杀害！
有这样的"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有这样的"保存同志"、"保存革命实力"吗？！
有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同流合污，不仅在解放前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服务，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长期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
这是"为了党的整个利益"吗？！
这是"打着黑旗保红旗"吗？！
叛卖变节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造成的莫大损害，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大大小小的叛徒们无耻的反革命谰言！
抚爱的是革命战士，还是叛徒？
如何对待叛徒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对毛主席，竭力推行一条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路线。他在1936年就指示叛徒们："这个事不要向外说"，"填表时填个组织营救就行了，不要具体地填"。他干了这样罪恶的勾当，见不得人，千方百计地掩掩盖盖。他在《修养》中为叛徒们辩护道："这些同志一般都是很好的同志，因为他坚决地和反革命斗争，他把自己的党作温情满怀的母亲。当他在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之后，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中，是应该受到鼓励，安慰与抚爱的，而不应该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
好一个"回到自己伟大母亲的怀抱"！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这些"同志"确确实实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他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进行斗争，他就从来没有离开组织，始终与党血肉相连，根本不存在什么"回到"、"不回到"党的怀抱的问题。
真的"和反革命进行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的"很好的同志"，难道会"再受到任何打击、批评与委屈"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什么会提出这样反常的问题呢？
原因在于：他害怕这些叛徒出狱后，受到党的怀疑和审查；他害怕以他为首的叛徒集团被革命人民彻底揭露；他害怕自己的叛党罪行受到党和人民的惩罚。
他为了使这些叛徒们能长期隐蔽，不致因一时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在《修养》中告诫他们："应该受得起打击、批评，以至冤枉、误会。尤其不要为别人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不正确的批评与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叛徒们想得多么周到！他还费尽心机地包庇叛徒，为他们争党籍，争权势，争地位。与此相反，他对那些拒绝写"反共启事"、宁肯坐穿牢底的优秀共产党员，不仅没有丝毫的"鼓励、安慰与抚爱"，反而进行无情的打击和排挤，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爱的是叛徒，恨的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正暴露了他的叛徒嘴脸。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本来想用《修养》来掩盖他的罪恶勾当，结果《修养》却成了包庇叛徒的罪证！
（二）中央关于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的批示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
全省各级革命委员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充份依靠和广泛发动革命群众组织，大打人民战争，积极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彻查敌伪档案和群众检举揭发，共发现叛徒线索七千二百七十三名，经过这一段的调查核实，基本可以定为叛徒的一百五十八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六名；现在我省的一百五十六名叛徒线索中，经查实基本可以定性的叛徒有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有叛徒、特务双重身份的二十名。在这一百一十二名叛徒中，窃据厅局级以上重要职务的有十八名。
这些叛徒，大多数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捕被俘投敌叛变的，他们在敌人面前，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向敌人写了“悔过书”、“自首书”、“反共启事”。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有的充当了日伪特务和官员。原东北林业总局副局长、党委委员石惠轩，一九四○年在冀南地下党工作时被日寇逮捕，为了换取自己活命，不仅向敌人写了“悔过书”，并且向敌人供述了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及所属组织的情况。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省人委视察室厅级视察员孙耕野，一九三五年是北平大学救国组织的负责人，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东北宪兵队逮捕后，变节自首，写了“共党无产阶级专政政策，久认为不合国情，此次见羁，已蒙谅释，嗣后仍本初衷，安心向学，并坚决反共”的“反共启事”，被当时的北平世界日报连载三天。原哈尔滨热电厂厂长陈伯村，不仅是高岗反党集团的余孽，还是一个隐藏多年的叛徒。他早在一九三七年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期间，就参加了陶铸叛徒集团，与陶铸等人合写了投降国民党的反革命“呈文”。原东北林学院副院长贾其敏，一九四三年任我晋察冀边区定唐县委书记兼支队长，在一次被敌包围中，率警卫员、区干部等四人交枪投降，充当日寇特务后，审讯我其他被俘人员，出庭作证，亲自劝降，以及到日寇集中营指认我方人员，使我遭到严重损失。后来又重新打入我内部，贾向敌人递交我军事情报。原牡丹江地委统战部长王润丰，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二年两次被日寇逮捕，叛变投敌后王与大汉奸、大特务李兴波接受了负责调查集中营内发生的一次四百人计划越狱事件，交出了组织者徐凤歧、高凤海等三人。在王的证明下，将这三个人砍头示众。之后，王润丰从集中营里变节分子中为日寇选了四批特务。据初步发现，由王润丰为敌人挑选的叛徒、特务的线索一百二十五名，有下落的九十名，其中特务三十七名。现在这些人，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地下铁道党委，有的混入兰州、河北军事机关，以及其他二十五个省市。
这些叛徒、特务分子，所以能够滑过历次政治运动，长期潜藏下来，并爬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主要是由于：
第一，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包庇。中央公布的六十一名叛徒集团中，就有三名安插在我省。
第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包庇。我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欧阳钦、李范五，多年来极力推行刘邓黑司令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和建党路线，为了大搞独立王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招降纳叛，把一批叛徒拉入党内，安插在重要领导岗位。如大叛徒、日寇、蒋匪的忠实走狗、苏修的老情报员于天放，就是欧阳钦、李范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下来的。原宁安县委书记田仲樵等五人的叛徒集团，田在一九四一年被捕叛变投敌，充当了日寇特务，光复后多次被李范五庇护过关，并拉入党内。
第三，叛徒之间互相包庇。一些叛徒，为了长期隐瞒叛变自首的罪行，订立攻守同盟，互相贴金，互相作证，达到互相包庇的目的。如叛徒、日本特务分子张发，一九四一年被捕投敌，带领日寇逮捕了我晋察冀边区派来的地工孔力，并按敌人旨意，亲自向孔力劝降，孔投降后也当上了日寇的忠实特务。多年来张、孔一直是互相包庇，互相作证，长期隐瞒重大罪恶，滑过了历次政治运动。
第四，假造历史，欺骗组织。有些叛徒、特务分子，为欺骗组织蒙蔽群众，就假造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如于天放在日寇投降前夕，以假越狱为掩护潜伏下来。解放后又精心炮制了一本《牢门脱险记》，出版九十万册，发行东北各地，蒙蔽了许多群众，钻到党内、军内，窃据了重要职务。
第五、宣扬叛徒哲学，寻求合法掩护。有些叛徒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叛徒哲学当作保护伞，他们宣扬什么“……声明是组织同意的”，“别人起个草，我只签个名”，“口降心不降”，“我是假投降，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继续革命”，甚至有的公然自称是“战略战术”等等，为他们的活命哲学服务，千方百计地为其叛徒罪恶狡辩。
几个月来的深挖叛徒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深挖叛徒工作开展得还不够平衡，有的地方由于领导不力，广泛发动群众不够，进展比较迟缓。二是有的地方仅限于几个专案，忽略了面上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做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差。三是从敌伪档案中发现的叛徒，抓紧人头对号、下落落实不够。
为了在全省范围内更深入地开展深挖叛徒的工作，彻底清除埋藏在内部的定时炸弹，消除隐患，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
第一，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组织彻查人员和广大革命干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彻底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一步提高对深挖叛徒工作的重大意义的认识，激发阶级觉悟，自觉地承担和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以便纯洁党的组织，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第二，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广大群众踊跃投入深挖叛徒工作中来。深挖工作的重点：一是党内，二是县以上干部，三是历史上被捕被俘过的。发现的叛徒线索，要迅速建立专案，认真调查，作出结论。对已查实的叛徒要清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
第三，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加强调查研究。未结论定案之前要注意保密，防止逼供信。对已经定性的叛徒，主要依靠群众，实行专政，不轻易捕人。对极少数罪恶严重，有行凶、自杀、逃跑危险，群众要求捕办的，交公安部门履行手续，依法处理。
第四，加强领导。鉴于我省深挖叛徒、特务的任务相当繁重，为了全面深入的开展深挖工作，省革委拟成立深挖领导小组，以便加强对全省深挖工作的领导。原省直各单位，凡没有设深挖班子的，都要成立起来，在省革委深挖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深挖工作。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1968.02.05；中发［68］25号
刘、邓、陶及其同夥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他们推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反革命组织路线，使叛徒、特务得以混进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机关，长期窃据要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这些叛徒、特务揭露了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很好。现将这一报告转发给你们，以引起你们进一步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做好这一工作。
黑龙江省深挖叛徒工作所以取得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是由于：（１）领导重视，军队负责同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抓这项工作。（２）贯彻群众路线，采取以军队为中心，调集了一批干部，结合各派革命群众组织（不是一派）和革命干部，共同一道，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联合进行这项工作。（３）认真清查敌伪档案，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贯彻党的政策。既彻底清查，狠挖深挖，又实事求是，注意查证核实工作。
希望你们参照黑龙江的做法，加强敌情观念，采取调集一批军队中有战斗经验的干部、各派革命群众组织联合的代表和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定出规划，抓住重点，坚持群众路线，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以根除隐患，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请将你们目前进行这项工作的情况及今后部署电告中央。
（三）中央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接管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
1967.10.08；中发［67］312号
为了保障现存的敌伪档案不再遗失、毁坏、散乱，现决定对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重庆、成都、西安、沈阳、长春、大连、太原、济南、青岛、唐山、保定、苏州、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的敌伪档案，实行集中管理，统一领导，统一使用，以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办法如下：
一、上述重点地区的敌伪档案（包括中央档案馆系统的、法院和公安部门管理的），由北京卫戍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江苏军管会，天津警备区，成都、沈阳、河北、广州、武汉及其他有关军区，立即派军队查封、看护，确保安全。其他各地的敌伪档案，由各地有关军区负责查封，看护。
二、在当地军区、卫戍区、军管会、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从军队选调一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有一定研究分析能力的干部为骨干，吸收一些经过严格审查的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参加（有外文档案的地方，还要选调一些懂外文的师生参加）组成专门班子，进行清查整理工作。
原有的档案工作人员，经过审查，其中可靠的，可留下参加清理工作。
三、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设立清查敌伪档案的专门小组，负责指导敌伪档案的清查工作。上述重点地区也应立即成立敌伪档案清查小组，各军区、卫戍区、军管会、革命委员会，要有一个负责同志亲自领导。
四、清查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当前的任务：（１）重点清查敌伪党、政、军、警、宪、特、法院、监狱的政治档案（包括案卷材料、文书档案和汇编的资料）；（２）汇编资料，呈送领导参考；（３）接待和帮助有关单位查阅档案。
五、发现有烧毁和用其他方法破坏敌伪档案者，按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审讯，依法惩办。
另外，各省市学校图书馆存的敌伪时期的报刊，应妥善保管，不得遗失，不得损坏，不得剪掉。这些报刊只能在图书馆里看，不能借出。
此件应向各革命群众组织传达。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工作的指示
1968.02.06；中发［68］27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
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清查敌伪档案的指示下达后，不少地区都着手进行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东北地区有的省市最近在清查敌伪档案中，挖出了一批叛徒自首分子和特务分子。他们在工作中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解放军为核心，依靠群众，注意调查研究，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而获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国来看，有些地区还抓得不紧，或者措施没有落实，应引起注意。
为了使清查敌伪档案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中央希望各地，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南京、苏州、重庆、西安、太原、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济南、青岛、保定、张家口、乌鲁木齐等重点地区，仿照东北的作法，继续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按照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指示精神，抓紧落实清查的措施。组织好班子，从大军区、省军区以及野战军中选派得力干部作为核心，吸收当地经过锻炼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组成若干小组（每组五至七人）切实做好敌伪档案清查工作。
各地对已查出的投敌、叛变自首分子和特务、情报人员，要进行分类排队（包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已查出的问题，凡属中央管理的干部，上报中央处理。属于本地区管理的干部，由本地区负责处理，并报中央审查，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备案。属于外地区的干部，上报中央审查，清理敌伪档案小组转各省、市、自治区调查处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2，中共中央文件中有关瞿秋白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中央第十二号文件中说：瞿秋白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3，瞿秋白：《多余的话》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七日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历史的误会
我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愿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什麽“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爱文艺，不能安分守己地专心于升官发财。到了北京之后，住在堂兄纯白家里，北大的学膳费也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他却没有这种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试，又没有考上，结果，是挑选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去进。这样，我就开始学俄文（一九一七年夏），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也不知道俄国文学的伟大意义，不过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
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新杂志，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五四运动期间，只有极短期的政治活动。不久，因为已经能够查着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对于政治上的各种主义，都不过略略“涉猎”求得一些现代常识，并没有兴趣去详细研究。然而可以说，这时就开始“历史的误会”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
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最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麽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
最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年八月）。
最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中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期间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最早的秋收暴动。当时，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可是，事实上“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者是李立三和向忠发等等。因为他们在国内主持实际工作，而我在莫斯科当代表当了两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我回到上海开三中全会（一九三○年九月底），我更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确实非常薄弱，竟辨别不出立三的错误程度。结果，中央不得不再招集会议——就是四中全会，来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我的政治局委员，新干部起来接替了政治的最高领导。我当时觉得松了一口气。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我写这些话，绝不是要脱卸什麽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是国民党的“党国”应当担负什麽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麽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过三十六岁（虽然照阴历的习惯我今年是三十八岁），但是，自己觉得已经非常地衰惫，丝毫青年壮年的兴趣都没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问题懒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娱乐，甚至风景都是漠不相关的了。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负责时期，神经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的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这继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这十几年的辛劳，确实算起来，也不能说怎麽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我是多麽脆弱，多麽不禁磨练呵！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麽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是真相是始终要暴露的，“二元”之中总有“一元”要取得实际上的胜利。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麽说，我就怎麽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麽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体力上的感觉是：每天只要用脑到两三小时以上，就觉得十分疲劳，或者过分的畸形的兴奋——无所谓的兴奋，以致于不能睡觉，脑痛……冷汗。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我和马克思主义
当我开始我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正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非常汹涌的时期。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刚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我那时的思想是很紊乱的：十六、七岁开始读了些老庄之类的子书，随后是宋儒语录，随后是佛经、《大乘起星信论》——直到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印度哲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科学理论、文艺评论。在到俄国之前，固然已经读过倍倍尔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的书籍，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麽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个人找一种学问或是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所以我到俄国之后，虽然因为职务的关系，时常得读些列宁他们的著作、论文、演讲，可是这不过求得对于俄国革命和国际形势的常识，并没有认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
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研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这问题，就搁下了，专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没有功夫去管什麽主义不主义。
后来，莫斯科东方大学要我当翻译，才没的办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书。谁知越到后来就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 这是随着东大课程上的需要看一些书。明天要译经济学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一道，作为预备。其它唯物史观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这绝不是有系统的研究。至于第二次我到俄国（一九二八年——一九三○年），那时当着共产党的代表，每天开会，解决问题，忙个不了，更没有功夫做有系统的学术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仅仅因此，我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地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
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新进的青年，许多比较有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水平也提高了许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误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五四以后的五年中间，记得只有陈独秀、戴季陶、李汉俊几个人写过几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可是都是无关重要的。我回国之后，因为已经在党内工作，虽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却不由我不开始这个尝试：分析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程度，分析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性质，阶级斗争的形势，阶级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等等。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党同志的督促，实际斗争的反映，以及国际的领导之下，逐渐有相当的进步。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越到后来，我的参加越少。单就我的“成绩”而论，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可明显地看见，我在当时所做的理论上的错误，共产党怎样纠正了我的错误，以及我的理论之中包含着多麽混杂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成分。
这些机会主义的成分发展起来，就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以致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能不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的确，到一九三○年，我虽然在国际上参加了两年的政治工作，相当得到一些新的知识，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锻炼，但是，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知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
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新的领导者发挥某些问题议论之后，我会感觉到松快，觉得这样解决原是最适当不过的，我当初为什麽简直想不通；但是——也有时候会觉得不了解。
此后，我勉强自己去想一切“治国平天下”的大问题的必要，已经没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劳和吐血症复发的期间，就不再去“独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同时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麽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
因此，我更不必狂然费力去思索：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同时，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麽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当我不得不负担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进到了最巨大的转变和震荡的时代，这就是武汉时代结束之后。分析新的形势，确定新的政策，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最复杂最剧烈的路线汇合分化转变的时期，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许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犯了政治上的错误；同时，更有许多以前的同志在这阶级斗争进一步的关口，自觉或不自觉的离开了革命队伍。在最初，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所决定的政策一般的是不正确的。武汉分裂以后，我们接着就决定贺叶的南昌暴动和两湖广东暴动（一九二七年），到十一月又决定广州暴动。这些暴动本身并不是什么盲动主义，因为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固然，中国的一般革命形势，从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以后，就已经开始低落；但是，接着而来的武汉政府中的奋斗、分裂——直到广州暴动的举出苏维埃旗帜，都还是革命势力方面正当的挽回局势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就是说没有能够把革命形势重新转变到高涨的阵容，必须另起炉灶。而我——这时期当然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仍旧认为革命形势一般的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
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却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纠正了这个错误，使政策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自然，武汉时代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中国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训：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几省先胜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国主义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联系着等——都是“六大”所采纳的。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就在“六大”更明确地规定下来。
但是以我个人而论，在那个时候，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也已经潜伏着或者有所表示。不过，同志们都没有发觉这些观点的错误，还没有指出来。我自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些是错误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天，讨论农民问题的时侯，才开始暴露我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不幸得很，当时没有更深刻更无情的揭发……。
此后，就来了立三路线的问题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还在莫斯科的时侯，就听说立三和忠发的政策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同时，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自然，在回国任务之中，最主要的是纠正立三的错误，消灭莫斯科中国同志的派别观念对于国内同志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我什么也没做到。立三的错误在那时——一九三○年夏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线，派别观念也使得党内到处压抑莫斯科回国的新干部。而我回来召集的三中全会，以及中央一切处置，都只是零零碎碎地纠正了立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既没有指出立三的路线错误，更没有在组织上和一切计划及实际工作上保证国际路线的执行。实际上我的确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
老实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立三的错误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失败主义。他表面上认为中国全国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已经到来，这会推动全世界的成功，其实是觉得自己没有把握和发展苏维埃革命在几个县区的胜利，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发展而取得全国胜利以至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迅速的败亡，所以要孤注一掷地拼命。这是用左倾空谈来掩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在组织上，在实际上，在土地革命的理论上，在工会运动的方针上，在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等等各种问题上……无往而不错。我在当时却辨别不出来。事后我曾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象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了开除立三的中央委员，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均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时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
再想回头来干一些别的事情，例如文艺的译著等，已经觉得太迟了。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自然，有可能还是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是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的光阴。一九三四年一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消闲职务。可是，既然在苏维埃中央担负了一部分的工作，虽然不用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议论和决定，然而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
最后这四年中间，我似乎记得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以前几年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都决不应当因此而减轻的；相反，在共产党的观点上来看，这个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历史的事实是抹煞不了的，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五·二十）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文人”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是清朝一个汉学家说的。的确，所谓“文人”正是无用的人物。这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家、作家或是文艺评论家，这是吟风弄月的“名士”，或者是……说简单些，读书的高等游民。他什么都懂的一点，可是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正因为他对于当代学术水平以上的各种学问都有少许的常识，所以他自以为是学术界的人。可是，他对任何一种学问都没有系统的研究、真正的心得，所以他对于学术是不会有什么贡献的，对于文艺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自然，文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典型，但是大都实际上是高等游民罢了。假如你是一个医生，或是工程师，化学技师……真正的作家，你自己会感觉到每天生活的价值，你能够创造或是修补一点什么，只要你愿意。就算你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罢，你可以做错误。你可以坚持你的错误，但是也会认真地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实行。只有文人就没有希望了，他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
“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一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
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
固然，中国的旧书，十三经、二十四史、子书、笔记、丛书、诗词曲等，我都看过一些，但是我是找到就看，忽然想起就看，没有什么研究的。一些科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也看过一些，虽然很少。所以这些新新旧旧的书对于我，与其说是知识的来源，不如说是清闲的工具。究竟在哪一种学问上，我有点真实的知识？我自己是回答不出的。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记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谈话的时侯，说过这么一句俏皮话：“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等”。其实，这倒是真心话。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当作“客气”或者“狡猾”。
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当一种意见发表之后，看看没有有力的赞助，立刻就怀疑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另外的意见来代替，那就只会照着这个自己也怀疑的意见做去。看见一种不大好的现象，或是不正确的见解，却没有人出来指摘，甚至其势汹汹的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也始终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怀疑来。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性格。
虽然人家看见我参加过几次大的辩论，有时侯仿佛很激烈，其实我是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也有几分理由”，“站在对方的观点上他当然是对的”。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所以我毕竟做了“调和派”的领袖。假使我激烈的辩论，那么，不是认为“既然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队伍里就不应当调和”，因此勉强着自己，就是没有抛开“体面”立刻承认错误的勇气，或者是对方的话太幼稚了，使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为什么？因为青年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一点游戏和做事的兴总会有的。即时不是你自己的事，当你把他做好的时候，你也感觉到一时的愉快。譬如你有点小聪明，你会摆好几幅“七巧版图”或者“益智图”，你当时一定觉得痛快，正象在中学校的时候，你算出几个代数难题似的，虽然你并不预备做数学家。
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庞杂而无秩序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累赘而反乎自己兴趣的政治生活，使我麻木起来，感觉生活的乏味。
本来，书生对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不会有亲切的了解，往往会把自己变成一大堆抽象名词的化身。一切都有一个“名词”，但是没有实感。譬如说，劳动者的生活、剥削、斗争精神、土地革命、政权等……一直到春花秋月、崦嵫、委蛇，一切种种名词、概念、词藻，说是会说的，等到追问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就会感觉到模糊起来。
对于实际生活，总象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
“文人”和书生大致没有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他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要他开口议论一些“国家大事”，在不太复杂和具体的时侯，他也许会。但是，叫他修理一辆汽车，或者配一剂药方，办一个合作社，买一批货物，或者清理一本帐目，再不然，叫他办好一个学校……总之，无论哪一件具体而切实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没有把握的。
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侯，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知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 ！
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地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地亲切地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
可是，自然而然地，我学着比较精细地考察人物，领会一切“现象”。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我想，这也许是从“文人”进到真正了解文艺的初步了。
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
徒然抱着对文艺的爱好和怀念，起先是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被“外物”所占领了。后来是非常的疲乏笼罩了我三四年，始终没有在文艺方面认真地用力。书是乱七八糟地看了一些；我相信，也许走进了现代文艺的水平线以上的境界，不致于辨别不出兴趣的高低。我曾经发表的一些文艺方面的意见，都驳杂得很，也是一知半解的。
时候过得很快。一切都荒疏了。眼高手低是必然的结果。自己写的东西——类似于文艺的东西是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我至多不过是个“读者”。
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知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地，极忠实地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地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可惜，恐怕现在这个可能已经“过时”了！
告别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 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4，陆定一访谈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陈清泉
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5，一九八0年中央纪委的复查报告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
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
中央书记处：
瞿秋白同志，江苏省常州市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一九年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以新闻记者身份访问苏联，是最早向我国人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回国。在党的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央“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提出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主张。“八七”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主持中央工作，曾经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被枪杀，时年三十六岁。
一九四五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对瞿秋白同志作过历史评价，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掀起“讨瞿”活动，把瞿秋白同志说成“叛徒”；还编印了所谓“罪证”材料，以《多余的话》为依据，给瞿秋白同志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罪名。一九七二年十月七日印发到全党各支部的第十二号中央文件中，也说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央责成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瞿秋白同志被捕的问题进行复查。现将复查结果报告如下：
一、被捕经过
一九三五年初，瞿秋白同志经党中央批准，由江西苏区经福建省去上海治病。二月二十四日晨，在福建省上杭县濯田区被敌围攻，瞿秋白同志和张亮、周月林同时被捕，于二月二十六日押送上杭县监狱关押。被捕初期，瞿秋白同志化名林琪祥，乔装医生，虽经敌人刑讯逼供，并未暴露身份。
同年四月十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同志的妻子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虏，供出瞿秋白同志在濯田被捕。四月下旬，瞿秋白同志被解送长汀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张亮、周月林则被解送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在解送途中张亮、周月林供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随后，在叛徒郑大鹏出面指认的情况下，瞿秋白同志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二、受审情况
瞿秋白同志身份未暴露前，在上杭县监狱以林琪祥的化名，三月九日写过一份《自供》，四月十五日又写过一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自供》和《呈文》中写了几句贬斥共产党的话。但这种自供与呈文，是以非党员医生的面目假造经历，以求脱身，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策略行动。“文化大革命”中的“讨瞿”文章，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具体情节，断章取义，把上述《自供》和《呈文》说成是共产党员自首变节的行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瞿秋白同志解送长汀并被叛徒指认后，在五月九日敌人追问中央红军去向时，回答说：“在二月初有过一次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了。至于何人担任何路线，我却不明白了”。“讨瞿”文章据此认定，瞿秋白同志“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现在经详细调查，这不是事实。据军事科学院汇编的历史资料中项英、陈毅等同志生前写的材料，以及当时负责向湘赣边突围的独立三团政委张凯同志（现任民政部党组成员）写的材料，上述瞿秋白同志所说兵分三路的事以及三路的方向，并非事实。这就证明，这个口供是编造的。至于口供中提到的项英、陈毅等同志的名字，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因此，不存在出卖机密的问题。
“讨瞿”文章还说，瞿秋白同志被捕后“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经详细调查，这也不是事实。据温仰春同志（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现在上海市委工作）证明：“福建党组织对秋白同志不幸被俘，非常关怀，从各方面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来的计划，秋白同志要经福建、广东、香港、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出去继续为党工作。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秋白同志被捕而受到破坏，一直保持到一九三七年底，安全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负责证明。”
五月十三日，瞿秋白同志又写过一份《自供》。这份笔供中说，中央苏区“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可惊的成绩”。“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收集粮食也完成了”。笔供中还说，苏区人民生活安定充足，只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加紧军事“围剿”和破坏，才使苏区人民生活一天天苦起来。由于瞿秋白同志在这份笔供中宣传中央苏区的成绩，否定了敌人的诬蔑，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在《关于瞿秋白之种种》一文中，评论这篇《自供》说“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以上引文，载于一九三七年七月《逸经》杂志第三十四期）
关于瞿秋白同志在狱中的表现，据宋希濂（关押和审问瞿秋白同志的原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和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两次回忆材料：一九三五年瞿秋白同志被关押“在三十六师时，我根据孙中山‘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于阶级斗争’之说，与瞿先生辩论，瞿先生批评三民主义学说，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是不彻底的。”又据原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同志（即陈农菲，已故）一九六二年回忆材料：瞿秋白同志对看守他的下级军官公开宣传：“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清道夫，蒋委员长是清道夫的头子。”
一九三五年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任狱医的陈炎冰同志（大革命时期为共产党员，后脱党，解放后重新入党，现退休在广州）证明，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对他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的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此外，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过一份《中国苏维埃组织概要》和一份《未成稿目录》（是拟写自传性作品的题目），内容均未涉及党的机密。
三、拒绝劝降
由于瞿秋白同志是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五年六月，特务头子陈立夫派遣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叛徒陈建中前往长汀对他进行劝降，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中统特务朱培璜也参与其事（注：王、朱二人均在全国解放后被我逮捕，陈于解放前逃往台湾）。这次劝降，遭到瞿秋白同志的严词拒绝。据公安部门的档案记载，王杰夫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七日交代，陈立夫向他说：“你如能说降瞿秋白叛变自首，这在国内国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并布置他通过瞿秋白同志查明我党在上海、香港的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
王杰夫等人到长汀后，多次同瞿秋白同志谈话。王问红军北上的目的，瞿秋白同志答：“红军北上的真正目的是抗日”；“我肯定我是相信红军一定能够渡过长江天险，北上抗日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王又问：“假设瞿先生不幸牺牲了，你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呢？”瞿答：“我死则死耳，你何必谈什么中共中央开不开追悼会呢？”王还交代，在一次谈话中，陈建中问瞿秋白同志去香港、上海打算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什么关系？瞿“对陈怒形于色，没有回答什么”。
另一次谈话，王杰夫问：中共中央过去发动过几次大暴动，你瞿先生要不要负责？瞿答：“这些大暴动，都是中共中央发动的，也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发动这些革命运动的责任，在中共中央方面，我应当负责任的。”王又问中共中央和红军西上后，江西等地的善后潜伏计划，瞿秋白同志拒不回答。
又据朱培璜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亲笔供词，王杰夫在劝降中曾经企图用亲友之情打动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明白表示：“事实上没有附有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长期带来耻辱和痛苦。”王杰夫劝瞿秋白同志“识时务为俊杰”，要他效法叛徒顾建中（注：据朱供，此人曾任中共政治局保卫局长，应是顾顺章）等人。瞿秋白同志“厉声说：……‘我不是顾建中，……我是瞿秋白。我情愿作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作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朱培璜在供词的最后说：这次劝降，“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
王杰夫、朱培璜是被我政府关押的历史特务，他们的供词当然不是原始的证明材料；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正常情况下的供述，把它同瞿秋白同志后来终于被国民党杀害联系起来看，仍然可以作为一种佐证。
四、从容就义
在瞿秋白同志抵制了敌人的劝降阴谋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遂执行蒋介石“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的电令，将他杀害。
据一九三五年七月五日《大公报》、七月七日《福建民报》的报道，以及当时的知情人证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晨，国民党第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同志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并在去刑场途中，唱《国际歌》、《红军歌》，呼喊“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他盘膝坐在草坪上，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五、关于《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这本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有些人说成是瞿秋白同志“叛变”的主要根据。
《多余的话》一向传说是瞿秋白同志在狱中写的自述，最先刊登在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一九五四年以来，经反复查找，迄今国内外从未发现《多余的话》手稿，它是否为瞿秋白同志所写和是否经过敌人篡改，历来有人怀疑。目前流传的这个《多余的话》，即使是真的，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多余的话》里，虽然也有些消沉的语言，但是，客观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降的自首书。
由此可见，把《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同志叛变投敌的根据，是不能成立的。
以上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八○年九月十五日
（来源：原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编 《纪律检查工作文件选编 （1978.12-1980）》，北京：1981年）
一九八0年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的通知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已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鉴于瞿秋白同志被捕自首的说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流传甚广，现将这个复查报告转发给你们，请采取适当方式告诉党员和群众，以恢复瞿秋白同志的名誉。
（此件发至县、团级）
（二）关于把陶铸定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毛泽东接见叶剑英的谈话
毛泽东说：陶铸同志很难保住啊。据一些材料证明，他历史上有叛变投敌行为。我们党有过这样的规定，遇到处理叛徒和现行破坏问题时，我们的党都有权力采取紧急措施。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三)关于定彭真为叛徒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康生谈抓叛徒的问题
彭真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去年成立彭真专案小组的时候，就怀疑过他是叛徒。但我们没有宣布，没有贴大字报。我们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我们今天可以向同志们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一个特务。今天我们可以向同志们讲，因为我们经过了调查研究。就联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作出结论，定彭真为叛徒、反党分子，报到中央，中央没有审批。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
经中央组织部复查，彭真同志一九二九年六月在顺直省委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彭真同志被捕后政治上是坚定的，不存在叛变问题。他在敌人监狱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几次参与领导绝食斗争，直至一九三五年坐满刑期后获释。
（四）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示一些干部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将回复中共西北局的电报送毛泽东批发时附的信
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现拟电如另纸。如妥，请批发。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电报
西北局：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
东北局并吉林省委：
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中 央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电报
来电均悉。关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如果你们还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可以继续查清，并将新的材料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2，红卫兵的调查揭发材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
“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
“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张闻天交待材料──关于1936年“自首案”真相（摘录）
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
我现在交待以下三个问题：
1、立场问题……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某日，天津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是如何揪出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
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我南开大学八一八战士，遵照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发扬了敢想、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精神，南征北战，东杀西闯，历时九个月，先后出动八千人次，行程约计一百二十万公里，转战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几个大区，战斗在天津、北京、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济南、青岛、吉林、沈阳、长春、大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南京、镇江、苏州、上海、杭州、南昌、武汉、长沙、广州、海口、成都、重庆、贵阳、昆明等几十个大中城市，从大巴山下到东海之滨，从海南岛到黑龙江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踏遍六亿神州，走访全国各地，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重重阻力，猛冲猛打，上追下揪，打了一场大规模的人民战争，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迎头痛击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三结合”的反动逆流，终于揪出了隐藏在党内达三十年之久的刘少奇大叛徒集团！革命小将把刘记叛徒集团打得落花流水，把刘家王朝杀得人仰马翻，剥开它的画皮，撕掉它的伪装，我们向全世界严正宣判“刘克思”的死刑！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大搏斗！这是一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毛泽东思想的凯歌！
二、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远在去年八、九月间，我们就掌握了一些前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现河北省政协副主席高仰云的问题线索，还听说他和叛徒有联系。为了彻底揭开我校阶级斗争盖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闯入社会，开始了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同学们在临行之前，聚集在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对高仰云问题进行细致分析研究。大家提出三条重要的黑线：①杨献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高仰云与杨献珍交往很深，还听说杨在狱中喂过高仰云饭；②薄一波插手工交口的文化大革命，拼命镇压革命派，包庇叛徒和右派，而高仰云与薄一波是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仍有来往；③安子文是黑帮，而高仰云与安子文关系密切，经常是“安部长”长，“安部长”短地吹捧安子文。面对这些线索，耳边响起毛主席的声音，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猫和猫作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作朋友的事。”“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毛主席的教导大大提高了我们的革命警惕性。我们满怀着彻底革命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来到西安和北京。
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北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的红卫兵诞生的故乡。在这里干革命，我们感到浑身是劲，一身是胆。革命的小将一连走访了组织部、劳动部、高教部、化工学院、高级党校等机关，虽然获得了一些线索，但阻力很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我们制造了种种障碍。要审安子文不成，要审薄一波，又听说薄一波逃往广州“休养”去了，于是便直逼哲学研究所，向杨献珍杀将过去。
第一回合，杨贼装作一付可怜巴巴又糊里糊涂的样子，未审先封口说：“我年岁大了，什么事都记不清了。”
这时我们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毛主席的教导使我们早已识破杨贼的本质，大声斥骂：“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强大的政治压力，使老贼心惊肉跳，倒在凳子上，嘴一歪一邪地说：“你们问什么，我知道的都老实交待！”我们问杨贼和高仰云有什么联系，什么时候认识的。杨贼一口咬定没什么联系，只是一般认识。
我们想以小饵钓大鱼，于是沉着地、胸有成竹地说：“既然你不想交待，那也好，限你五分钟考虑时间，五分钟后我们再来！”说完，甩袖而去。这一下可把杨贼打入闷葫芦里了。
再度和杨贼交锋，杨贼被迫交待了他和高仰云一起坐过狱。我们知道只能从杨贼的交待中找矛盾，故意让他说下去。杨贼见我们年少无知，便洋洋得意、信口开河地讲起他在狱中斗争的所谓“光荣史”。什么“立场如何坚定”，“不怕牺牲”呀，什么"我们都是好党员”呀，什么“上级都知道”呀，如此等等，大谈不已。谈完后，得意忘形，封口瞑目。
杨贼的欺人之谈激怒了红卫兵小将。大家义愤填膺，大声怒斥：“你是如何出狱的？如果不老实交待，小心你的狗脑袋！”
老贼自知马脚已露，企图把乌龟头缩回去，起身想溜。我们把他抓住，声色俱厉地斥道：“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老贼见大势不好，连忙说：“我有罪，我有罪！”这样就交待了他和高仰云都是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罪行，并交待了与他一起写“反共启事”的有安子文、薄一波、廖鲁言等九人。接着他又百般辩护，胡说什么“上级有指示”，“组织决定”，“有了结论”，“这是假自首”。时过半天，我们听不得老贼的辩解，又离开了哲学研究所，回到住处我们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语录》：“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多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复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主席的教导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鼓舞了我们的斗争勇气。叛徒就是叛徒，就是反革命！这个叛徒集团就是“地下独立王国”，就是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黑司令部，于是我们立即向党中央、中央文革写了请示报告。
在七审杨献珍的同时，我们再审廖鲁言、怒斥徐冰、大闹孔祥祯、激战朱则民，经过多方查证，证明刘少奇就是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就是“地下独立王国”的“国王”。
当时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刘少奇还欺骗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仍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天安门上，但是想起毛主席关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伟大教导，就天不怕地不怕，认定“造反有理”！不打倒刘少奇叛徒集团，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彻底粉碎，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中国就会亡党亡国，复辟资本主义，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就会倒退。因此，与叛徒搏斗这是世界上头等大事的大事。我们决心与刘少奇大叛徒集团血战到底！决心下定，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再次点出刘少奇是叛徒之首。并且说明：“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同时制定了作战方案，先扫除在祖国心脏、在毛主席身边的大小叛徒，然后踏遍全中国，彻底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十一月九日我们写了“看高仰云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的大字报，点了彭、薄、安、廖、杨的名。随后又发了《告全国人民书》呼吁全国革命造反派奋起砸烂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正在这时，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我们全国红卫兵小将。我们见到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我们誓以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撒下“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方向明、决心大。根据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教导，分析孔祥祯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关键人物，是个知情人。他是从狱中出来的，刘少奇的黑指示是他传给薄一波的，因此，我们抓住他，准备大干一场。
同学们联合第一轻工业部的革命造反派，以大军压境之势，揪住孔祥祯不放，在孔祥祯部长办公室安了录音机让他交待传达刘少奇黑指示和叛徒出狱情况。孔祥祯狡猾抵赖，并谈这是“组织秘密不能说以及党中央没指示不能讲”的老调，革命者怒不可遏，大声质问：“哪个组织的秘密？”“你说的党中央是哪个党中央？刘少奇的黑司令部我们坚决砸烂！”
一急之下，我们踢了孔祥祯的“部长办公室”，成立了抓叛徒指挥部和联络站。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吓得孔祥祯心惊肉跳，失魂落魄！
在战斗中我们与首都三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紧密结合在一起，持续了九个月奋斗，智擒周仲英，夜袭马辉之，大战章汉夫，活捉张闻天，在北京打了一个歼灭战，揪出了大小叛徒一百余人。
三、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间，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候。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甘心灭亡，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迎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风恶浪，我们一面在北京继续与刘记叛徒搏斗，一面分兵祖国四面八方，南下、北上、西杀、东闯，向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九个重要据点，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冲杀而去。
“梅花欢喜漫天雪”。我们不怕艰难险阻，不怕冰天雪地，不怕围攻毒打，不怕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反革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坚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只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冲到东北的同学们，与早到东北的先遣部队会师后，打出了吉林省代理书记赵林是个大叛徒的大字报，顿时轰动了吉林省，此刻，东北监察组长王鹤峰闻知大叛徒高仰云已被揪出，赵林已成瓮中之鳖，吓得魂不附体，竟装到大连去休养，妄想滑过去。我们乘胜追击，长途跋涉，直奔大连。
在大连，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我们单刀直入，大喝一声：“你是汪德光！”这当头一棒，吓得老贼失颜变色，汗流浃背（按：汪德光是王鹤峰在狱中用过的名字。）但是他很快就以反革命的经验，故作镇静，抵赖不答。革命的小将想起毛主席的教导，采取了“以退为攻”“欲擒先纵”的策略，让这个反动家伙进一步表演。
果然不出所料。叛徒王鹤峰自知马脚已露，老底被揭穿，死期即将临头，便孤注一掷。一月二十九日，他从大连给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打急电：“东北局组织部李治文同志：请即从电台用急电（或通过中央组织部李楚离同志）帮助转告北京市委冯基平、陕西省刘文蔚、华东局魏文伯、赵明新、天津南大高仰云、吉林赵林等，如果红卫兵他们问我和殷鉴在监狱中的名字时，务请绝对不要告诉他们。”
电报发出，老贼仍觉不妥，便赤膊上阵，亲自回到东北局，当夜叫他老婆何定找出叛徒的合影照片，乘班机直飞北京。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即刻乘坐火车追将上来。王鹤峰在北京与叛徒们广泛接触再次暗订同盟。“冤家路窄”，在中央组织部，我们再次与王贼交锋。叛徒王鹤峰见大势已去，无法抵赖，被迫交待了罪行。但态度极不老实，又带罪潜逃。
王鹤峰躲藏在东北局一个候补书记家里，躺在小孩床上，蒙头大睡。我们随即赶到，识破狐狸尾巴，当场就擒，送交当地造反派。进行批斗。
大叛徒赵林和王鹤峰被揪出后，大长了东北革命造反派的志气，大灭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同学们跟踪追击，杀奔大庆油田。大庆油田副总指挥王心波这个可耻的大叛徒，看四面楚歌，大势已去，只好举起双手，投降认输，被迫交待出刘少奇和张闻天互相勾结，合营刘记大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
四、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西北地区是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黑窝子，是刘少奇储备和训练反革命势力的大本营。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伙狐群狗党为了保住黑窝子，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千方百让镇压群众运动。青海的“六·三事件”，西安的“ 六·六事件”，兰州的“六·七事件”，流血惨案相继发生。
我们远在去年七、八月间，就有许多师生到西北调查，大家早就对刘澜涛恨之入骨了。同志们想到，在刘澜涛这个大叛徒的迫害下，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不知有多少干部被打成了黑帮，不知有多少红卫兵小将被残害而牺牲！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信念促使我们冲向西北地区。
十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向西北进军！临行之前，我们朗读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下定决心，要打一场西北大会战。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们到大西北地区，这一革命行动却受到了百般刁难和无理迫害。我们行则有哨，动则得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指使其爪牙打手，不给饭吃，不给房住。但是同学们牢记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心中有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坚信胜利就在前头！
经过重重周折，战胜重重困难，一百六十多人的队伍终于来到了西北局。大叛徒刘澜涛多次指使爪牙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三十名小将决不示弱，静坐示威一天一夜，等了二十多天，终于揪住了刘澜涛，审问了他的叛徒历史问题，刘澜涛装模作样地说：“我的历史中央都知道，要不中央不会让我作西北局第一书记。”至于别的，他一概不说。
叛徒刘澜涛虽然老奸巨滑，但是一句话泄露了天机。他指的“中央”，就是刘少奇的黑司令部，刘澜涛就是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就是西北一霸。
我们贴出“打倒大叛徒刘澜涛”的大标语之后，西北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抄了刘澜涛的黑狗窝，查出大批反党罪行，我们在下面仅揭示他的一封黑信。在西北地区，我们揪出了陕西省委书记大叛徒冯基平，西北局文教书记大叛徒胡锡奎，陕西省工会主席刘文蔚，特务高敏夫等一大批坏蛋，并把大叛徒高仰云的党羽打得落花流水！
在西北地区，我们浴血战斗九个多月。四月二十日，在西北局批斗大叛徒刘澜涛的万人大会上，愤怒声讨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宣判了刘澜涛的死刑！（下附黑信一封）
澜涛 ：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了，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就是仍以怕字当头，现在就要以敢字代替怕字，才不会落为霸王的下场。
至于方法问题是有的，你也完全会运用，×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以我看首先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工农兵真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这样一个省，西北地区形成高潮后，即可将责任往上一推，打击高岗的消息，西北、东北、华北就马上响应，如似反掌，天下可得矣！千万要记取高、彭、习的教训，悔之晚矣！
五、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一月革命》风暴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高潮中，无产阶级的大叛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起“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颠倒黑白，转移目标，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有的巧装打扮，削尖了脑袋，力图钻进“三结合”，向无产阶级夺权，在这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毛主席无限忠心的革命小将，岂能允许这伙无耻的叛徒鱼目混珠，再把持革命领导权！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磨拳擦掌，斗志昂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分赴祖国各地，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我们冲杀于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北、四川、安徽等地，和“北航红旗”、“北农大东方红”、“西安交大文革”、“地质东方红”等革命战友，结合当地革命造反派，在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漂亮仗。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叛徒魏文伯、曹荻秋大搞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反扑。我们到达上海之后，与当地革命造反派一起，剥开魏文伯“取保就医”的画皮，揭发了他勾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一起叛党自首的叛徒嘴脸，揭发了无产阶级大叛徒曹荻秋的罪恶历史，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叛徒管文蔚（江苏省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伪装革命派，混入革命队伍，并准备篡夺江苏省委的大权。为了拔掉这个“钉子”，我们审问了大叛徒蔡暹、匡亚明、潘遂初，掌握了大量材料，然后出奇制胜，一击则中，揪出了这个阴险狡猾的大叛徒，打碎了他企图篡权的美梦。
叛徒方立凡是江苏省化学公司政治部主任，这个九级“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蒙骗了广大工人同志，包庇右派，打击真正的左派，妄图夺权。我们急革命派之急，恨革命派之恨，与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密切联合，浴血奋斗，揭发了他的反动历史，把他打翻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革命造反派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坚决把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彻底铲除干净！哪里有叛徒，我们就打向哪里，就胜利在哪里！我们不仅揭发了企图篡夺领导权的大小叛徒，而且把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已经钻入夺权委员会的叛徒拉下了马。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李××，山西总工会主席何××就是其中的两个。
在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时候，我们常常缅怀死难的烈士！每到一地我们都要到烈士陵园扫墓、致哀，悼念革命先烈，激发革命热情，聆受革命气节教育。清明节我们在雨花台给先烈敬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敬悼！死难烈士万岁！”在烈士碑前我们宣誓：不杀刘邓不瞑目！“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现在，革命小将正以“不杀刘邓不瞑目！”的决心继续战斗在祖国各地，西南战役已取得初步胜利，中原战役开始打响；有的同志奋战在国防前线，有的同志回师搞万张反党集团！……
六、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中，我们顶住了种种反革命黑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从66年九月起到67年初，我们向中央、中央文革汇报的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上报材料，大部分都卡在大叛徒陶铸、杨放之手里，卡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荣鑫、童小鹏手里。他们上骗中央，下欺群众，包庇叛徒，千方百计地阻拦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在这段艰苦的斗争过程里，在西北、东北、华北等地区，我们遭遇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种种迫害。在北京、上海、天津我们多次遭到“联动”分子的打、砸、抢！
在这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我们也听到种种为叛徒辩护的论调。同学们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为指导材料，痛斥了那些荒谬的叛徒哲学。
政治迫害，封锁打击，舆论压力，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决心和意志。为了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任凭有天大的风险，坚定不移向前进！
一月中旬，我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总理、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同志一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
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的指示：“总理叫你们把材料交来。”
当叛徒们阴谋陷害柯庆施同志的时候，中央文革指示我们：“柯庆施同志是好同志，华北一批人叛变自首的问题，柯庆施同志没有责任。”
当大叛徒马辉之勾结“联动”分子迫害革命小将的时候，中央文革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南开大学八·一八同学是革命行动，我们完全支持他们，‘联动’的问题，责任在你，一切后果均由你负责。”
当抓叛徒在北京遇到很大阻力的时候，谢副总理指示：35年到36年叛变自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要和当地造反派结合好。”
当在南京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康生同志指示：“南京的问题，我给你们解决了。……”
在战斗中，我们还得到解放军及革命干部刘格平、王效禹等同志的大力支持。
每当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们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禁不住千百次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每当听到中央首长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就学习“老三篇”，总结一次经验，检查一次缺点。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揪出了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归功于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中央的关怀，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大力支持，归功于全国革命造反派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指引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发表，吹响了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击的冲锋号，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了彻底埋葬中国赫鲁晓夫革命斗争的新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在党内埋藏的时间之久，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根子之深，都是空前的，他们绝不甘心灭亡。“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在大批判中联合起来，穷追猛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铲除刘少奇大叛徒集团，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红遍全世界！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一九六七年三月中央肯定薄一波等人出狱属于自首叛变性质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周恩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1967.03.16；中发［67］96号
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张闻天的材料中说到在狱中的人提出过“三个条件”，同案的许多人都否认这件事，看来是靠不住的，不可信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张良云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刘少奇的这个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他们不但自己叛变，还诱使和迫使别人同他们一道叛变。
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最近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现将张闻天给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件及附件，彭真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他负责同志。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叛徒集团的揭露，应当引起我们全党极大的警惕。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抔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4，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
华主席并党中央：
遵照华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中央组织部从今年七月开始，对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了他们及其家属子女的申诉材料（已收到二十三件），查阅了我部保存的二十五人的干部档案，调阅了敌伪档案和天津市、陕西、吉林省档案馆有关档案，并向部分有关人员作了查证。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
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因为一九三六年登“反共启示”出反省院的问题被定为“叛徒集团”一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案件。这个案件，不仅涉及到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务的一大批老干部，而且关系到一些在革命战争中已经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文化大革命前三十年中，也就是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六六年，对这批党员出反省院的问题，由于已有结论，没有当作问题。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把这件事重新提了出来，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搞调查。当时中央文革的康生、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以及谢富治等人，到处支持一些学校的红卫兵揪斗这批党员。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戚本禹同总政文工团部分同志谈话时说：“红卫兵小将查出安子文叛党，这些变节分子叛党的最大组织者就是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关锋对军训解放军代表的讲话中说：“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监委、工交等很多主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一九六七年四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叫嚷：“要是没有他们（指红卫兵），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啊！”康生说：“北京这六十几个人，只是刘少奇的叛党组织路线，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的一个例子。”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康生接见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时说：“南开《八．一八》、北航《红旗》他们组织了‘三六’专案（即六十一人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抓叛徒的联合调查团，应该向他们学习。”由于他们的煽动，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后，各地纷纷成立“揪叛徒”的组织，把过去已经结论的问题，统统翻腾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一大批冤案、假案、错案。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央以中发九十六号文件印发了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据此，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薄一波同志等对这个结论一直不服，多次提出申辩。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健在，邓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曾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等及其家属子女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问题的真相，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副主席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华主席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指示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二、六十一人在反省院的表现
六十一人是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据我部档案材料，其中三十二人入党入团的时间是：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入党的十六人，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六年入党入团的十六人（包括在反省院入党和重新入党的二人，由团转党的五人）。这批党员被捕以前，有许多同志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担任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职务的二十二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徐子荣、傅雨田、王鹤峰、李楚离、王德、侯振亚、王其梅、刘有光、胡锡奎、廖鲁言、张玺、李力果、刘锡五、彭德、刘子久、赵林；担任省政协副主席和司局级职务的十三人，他们是：吴云甫、刘聚奎、刘慎之、赵明新、刘文蔚、刘尚之、冯乐进、唐方雷、王新波、朱则民、高仰云、胡敬一、贺致平；担任一般职务的五人，他们是：张振声、王玉堂、刘昭、杨彩、丁子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十人，他们是：董天知、冼维勋、殷明道、张友清、张曼萍、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王墉、夏富海、马玉堂、王振林；解放前去世的五人，他们是：殷鉴、邱少山、高廷凯、杜伯阳、郝景波；自杀一人（韩钧）；出狱工作以后，投敌叛变，被我处决一人（刘克让），管制一人（扶平）；下落不明三人（周庠、阎导黎、乔健双）。
在这六十一人中，现在在世的二十六人，他们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傅雨田、王鹤峰、王玉堂、吴云甫、李楚离、刘聚奎、王德、彭德、刘子久、刘尚之、冯乐进、刘有光、刘昭、唐方雷、朱则民、杨彩、赵林、张振声、贺致平、丁子珍。
一九三一年前后，这批党员大部分是因河北省委遭破坏而被捕，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从一九三一年反省院建立到一九三六年八月，这个反省院先后关进政治犯约四百人。这些人中，除一九三二年大赦减刑无条件释放和因病保外就医的二十多人外，有三百多人已经自愿或由家属动员发表“反共启事”出狱。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四五年中，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据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记忆，当时狱中党支部党员不是六十一人，实为五十来人），同外面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同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拒不在敌人事先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其中周仲英、赵林、马辉之、刘慎之、彭德等同志早已坐满刑期，因拒绝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一直坐到一九三六年。王玉堂、张玺、赵明新、王鹤峰、刘聚奎等团员和群众，由于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坚决，拒不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出狱，而被狱中党支部发展为党员或由团转党。有的党员不听劝阻，自愿在“反共启事”上捺手印，狱中党支部当即宣布开除其党籍。他们在反省院期间，还坚持秘密学习马列主义和其他书籍，在生活上团结互助，家属送来的钱，由党支部指定专人管理，给有病的同志和生活真正困难的同志买些必要的东西。为了反对敌人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底的绝食斗争坚持了七天七夜。据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由宋哲元签发的训令中记载：“案据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略称查本院押犯内有周斌（即周仲英）等三十余名均系因共党案被判处罪刑并受反省处分均早满期依照条例皆应具悔过书保释出院乃该犯等仍执迷不悟坚不履行反共手续……是以宁死院中亦不愿反省……。”（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呈文的具体时间，在敌档中没有查到，因此，出现伪冀察绥靖主任公署的训令时间比周仲英同志等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一批登“反共启事”日期晚十一天。）说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三、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当时北方局的负责干部有柯庆施（组织部长）、林枫、李大章等同志。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作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决定，并报告了党中央。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柯庆施同志通过徐冰同志让孔详祯同志写信秘密通知反省院中党支部的。柯庆施同志还让李葆华同志转告徐冰同志抓紧办这件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徐冰同志给李富春、康生、周总理并报党中央的报告中说：“三十年前的旧案子，现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提出来了。一九三六年我在北京，我的组织关系在柯庆施手里。有一天（大概是三六年七月间），他告诉我，在陆军监狱囚着一些同志，可以通知他们，叫他们写一个声明书（当然是有反共的话）可以出狱，为党工作，……你手下有一个关系（指孔祥祯同志）同他们熟悉，可以叫（他）写信到狱中去。……柯老说，这是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执行中央指示嘛，……随后，他（指孔祥祯同志）写了一封信给狱里的同志，说明中央指示叫这样办的，你们应当执行中央指示。……这件事情的结论只能请中央决定。”据李葆华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四月，我调到北平市委任书记。六月份，柯庆施同志代表北方局到北平领导市委。当时听柯庆施同志说过：何、梅协定后，北平很可能被日本占领，要想办法把监狱的同志救出来，否则将来会被日本人杀害”，“八九月份，柯庆施同志与我在吴德同志住处碰头。碰头后，我说：我要到北海与徐冰碰头去。柯庆施同志说：你见到徐冰时转告他，中央已批准叫监狱同志办一个简单手续出来。还可能说过叫徐冰抓紧办。我见到徐冰后，将柯老讲的话转告了徐。”孔祥祯同志证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徐冰同志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好，到处需要干部，北平军人反省院还有几十个党员，“现在中央有指示，叫他们可以用自首方式和登报启事的办法出来”，“政治上由中央负责”。孔祥祯同志按照徐冰同志的口述，先后给反省院党支部写过两封信，由王伯平（魏文伯的侄）送给了殷鉴同志。反省院党支部接到第一封来信时，支部书记是薄一波，支部委员是殷鉴、刘澜涛，他们对来信有怀疑，认为中央和北方局不会作出这样的指示，担心是敌人搞的圈套，因而未作正式传达，没有执行。过了一段时间，接到孔祥祯写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说，是中央指示要你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在政治上、组织上中央完全负责，你们要相信中央，如果你们不执行，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时支部已改选，支部书记是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支委是张友清、杨献珍，他们认定确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便分头向全体党员作了传达并组织执行。有的党员虽仍有疑虑，但也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如刘锡五同志听到传达后表示同意执行，但又要先出反省院的同志进一步核实情况，相约如确实是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给他送一只鸡。后来，北方局派人给送去一只鸡，他就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了反省院。北方局为了组织这批党员出狱，还通过统战关系，向反省院安插了一位管理员，暗中帮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到一九三七年三月，他们分九批在《华北日报》、《益世报》上连登“反共启事”两三天，出了反省院。“反共启事”是敌人事先拟好的，内容相同。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柯庆施同志还对他们说：你们出来时还拿架子，三请诸葛亮才出来。事实证明，这批党员同意发表“反共启事”出狱，并非他们的本意，不是他们屈服敌人，而是服从组织决定。
四、六十一人出狱的情况
这批党员出反省院后，立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党组织及时分配了他们的工作。当时，亲自接待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是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以及徐冰等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王鹤峰、韩钧等到山西作统一战线工作；安子文到北平市委任组织部长；刘澜涛到绥东开辟工作，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张友清到山西任工委书记，后任北方局统战部长；张玺到冀鲁豫特委任宣传部长，后任特委书记；刘锡五到中央组织部任地方科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这批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同志表现是好的。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十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牲。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同志于一九四一年在鲁南被敌活埋，党和人民为纪念他，曾将其就义的地方苍山县改名为赵（金字旁加‘傅’的右半侧）县；冼维勋、夏福海、马玉堂、殷明道、王振林等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董天知同志任决死三纵队政委时牺牲于“百团大战”；张友清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反扫荡斗争中被俘，坚贞不屈，牺牲于狱中；王墉同志（临汾旅旅长）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于临汾战役；张曼萍同志一九四七年夏在安徽宿县地区被国民党还乡团杀害，一九六四年追认为烈士。几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同志经受住了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为党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变节行为或有政治错误。如刘子久同志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北平被捕后有叛变性的行为，对党隐瞒了十八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向中央报告。因此，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刘子久同志的候补中央委员职务，保留其党籍。出反省院后，投敌叛变的有刘克让和扶平二人。
薄一波同志等出狱后，对于他们出反省院前后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交代。据查阅的档案材料证明，赵林等十位同志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六年写的自传中，都比较详细地交代了在反省院对敌斗争和经中央、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出狱的情况。赵林等十六位同志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六四年填写干部履历时，多数同志填：党允许、北方局决定登“反共启事”出狱或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履行手续登报出狱；有的同志填北方局营救出狱。薄一波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陕西省委写材料证明同狱人刘聚奎这段历史时，说：“刘一九三六年出狱，系根据党的（北方局）命令，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所谓出狱手续，即是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个手印，这件事是经党组织（北方局并中央）指示办理。”这些情况说明，薄一波同志等对他们的出狱情况已作过交代，不存在“长期欺瞒组织”，“串通一气，互相包庇”的问题。
五、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审查六十一人这段历史的情况
党的“七大”时，中央对薄一波同志等出反省院问题进行过审查，有明确的结论。据现有材料，在这批党员中，有“七大”正式代表十二人，候补代表二人。从中组部保存的“七大”有关档案材料查明，“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他们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适合代表资格。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对吴云甫同志的结论是：“在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时曾写了反共启事，这是由党决定的，无问题。决定：适合代表资格。”同年十二月十九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赵明新同志的结论是：赵“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与王德（王得山）同志等履行手续出狱。在监狱与反省院表现尚好”，“至履行出狱手续，他本人不能负责（此事中央组织部清楚），因此，适合代表资格。”
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证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秋，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部科长。在审查干部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白色区域的北京监狱坐牢的一批共产党员，他们出狱时在报纸上登了‘反共启事’一类的东西。他们在自传中及谈话中都提到了这件事，并且声明说：这是党通知他们这样做的，并非他们自己要这样做的，……关于这个问题，中组部作了调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以上说的那批共产党员中，有一些是党中央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选出的代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讨论时，任弼时同志（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也说明了这件事，他说：这批同志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登‘反共启事’一类东西出狱，是北方局决定的，中央回电同意的，所以完全不影响他们的代表资格。”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王从吾同志证明：“一九四五年‘七大’召开以前，从前方来的‘七大’代表都集中到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和审查。以后各代表团对每个代表进行了认真的代表资格审查，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是刘伯承，副团长是薄一波、王从吾。薄一波、安子文等是晋冀鲁豫代表团的代表，他们从监狱出来的问题，经代表团审查：一九三六年，他们从北平监狱出来是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指示他们登‘反共启事’出来的，他们自己没有责任，他们不是自首变节。因此，代表团同意了他们的代表资格，并经中央批准参加了‘七大’。”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为劝阻一些红卫兵组织因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问题揪斗刘澜涛（原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原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志，中央曾发出两封电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给西北局的，内容是：“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封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内容是：“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周总理亲自给吉林师大红卫兵发电，重申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给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发传单，涂写标语”。
据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周仲英同志交代，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零年，他们曾分别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当毛主席问到他们的经历时，他们汇报过一九三六年出反省院的情况。毛主席在一九四三年听了薄一波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毛主席还在薄一波同志事后整理的谈话记录上批示：个人进步和党的进步是一致的（据薄一波同志说，此记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抄走）。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听了周仲英同志汇报后说：这件事我知道；一九五零年听了安子文同志汇报后说：任作民出狱后到延安，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就派他到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不久他就病死了，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人已死了，这件事就不必再提了。
以上情况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问题是审查过的，对他们的这段历史是知道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六、文化大革命期间，专案审查中的问题
三十年来，中央并未追究六十一人出反省院这件事。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初步调查说，他们是根据康生的指示进行调查的，但有人证明，康生对这件事本来也是清楚的。据于光远、曾彦修同志证明：一九四八年，当时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成员回到当时渤海区党委所在地过春节，康生曾说起一九三六年平津一批党员出狱的问题。“康说，一九三六年，中央分析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抗日高潮又已经到来，需要大量干部出来工作，但是很多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平津狱中，如不及时把他们营救出来，蒋介石就可能把这批同志解往南京。另外，如果敌人很快占领平津，或者华北政权汉奸化后，这批同志就只有全部牺牲。考虑结果，当时中央决定让他们办理出狱手续（指登报脱党，自一九四三年审干到一九四五年‘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前后，延安一般已使用‘办理出狱手续’一语代表得到组织允许的登报脱党一事，康生用此语，我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因此用不著解释）。”最近，刘英（张闻天同志爱人）同志写材料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逼张写具体材料交代，张以时间经过太长，具体情况需要仔细回忆，但为了慎重起见，曾将回忆的情况，先给康生同志（当时文革顾问）写了封信，并请他转呈毛主席，同时还请康查查中央原来的档案，证实当时情况，以便向红卫兵交代，张两次去信，但康一直不作答复，最后张以为当时中央不便表态，因此，只好决定由他个人承担责任，承认是他批准的，并写了份材料交给红卫兵，避免涉及中央。”康生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中央和北方局党组织同意的，却指使人“进行调查”，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在专案审查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妥当的作法。据刘英同志说：“一九六八年四五月间，有一天张闻天从经济研究所受审回来后对我说：今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自称是康生同志派来的，说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是我（张闻天）从中把水搅混了，这案件是刘少奇背著中央干的，你张闻天为什麽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自己负责，你应替你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交代，一九六七年他们向中央写的材料写了一九三六年他们出狱的事毛主席知道。专案组的同志对薄一波同志说：“你讲这个问题一定要避开毛主席、党中央知道，你不讲对党有利，讲了对党不利。我们解决你的问题时可以考虑”；对刘澜涛同志说：不要写一九三六年履行敌人反共自首手续出狱中央同志知道，要刘把这一历史事实去掉重写。
中央［67］96号文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指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给人的印象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据了解，这段指示是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谭震林同志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林口运动情况报告上的批示，并不是针对六十一人讲的。
七、调查的结论的处理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的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麽不妥，那末，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恢复其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人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的另作结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政治局的若干决定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提出，六十一人的问题必须解决，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当时由于“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现发给你们，望即向全党传达。
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一九八○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中央书记处：
中央（1978）75号文件转发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以后，我们从接收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档案和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又发现有四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党中央、毛主席对“六十一人”履行自首手续出敌反省院问题是早就知道的。同时，有些同志对调查报告中提到的几件事情，要求更正，在一定范围内予以澄清。现将新查到的四份文、电和调查报告中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新查到的四份文、电的内容。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书记处给胡服（注：即刘少奇同志）的电报，内称 ：“出狱同志请开始分批分期送西安。我们交通即日出发专接。”
（2）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参加会议的有：毛、任、刘、康、周 、朱、彭德怀、彭真、高岗。康生在汇报关于反特斗争问题时说到：“河南红旗政策下，假圣旨自首者（如ＸＸＸ），有真旨自首者（如少奇允许薄一波自首）。”
（3）薄一波同志一九四五年一月写给毛主席的一九三六年秋季与他同时出狱者名单。毛主席阅后批：“北方出狱干部，一九四五年一月薄一波写出，存。”
（4）刘澜涛同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写给周总理、陶铸同志的信和周总理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写给毛主席的报告。周总理的报告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主席批示：“照办”。
二、需要更正的几个问题。
（1）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工作的时间问题。根据张闻天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六日写的补充材料，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说刘少奇同志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北方局工作的。
经查，据当时在北方局工作的李大章、高文华、安建平、王林、王伯华，与刘少奇同志同行的谢飞等同志证明，和刘少奇同志简历表底稿记载，刘少奇同志到达北方局工作的时间实为一九三六年春。
（2）关于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引用了安子文同志关于毛主席对任作民同志的说法：“我听说他是经过党的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后来才知道他在牢里任支部书记，是支部自己决定履行自首手续的，这和你们的情况完全不同”。
经查，任作民同志一九三七年十月出敌反省院的问题，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作过审查决定，认定“（任）作民同志在反省院中确是最后无条件释放”。董必武同志办公室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给任作民同志爱人丁祝华同志复信说：“董老说，任作民同志是经过武汉办事处交涉后从湖北反省院释放出来的。”安子文同志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写信说：看来董老办公室所写的材料是比较可靠的。但是毛主席的确向我说过任作民同志出狱的事。究竟主席听谁说的？还是有人向主席书面反映的？我无从猜测。
据此，任作民同志出敌反省院问题，应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所作审查决定和董必武同志的证明为准。
（3）关于刘尊祺同志出敌反省院的问题。我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附件之 十七、十八，薄一波、刘澜涛同志谈一九三六年出敌反省院的情况说，刘尊祺是叛变出狱的。
据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一九七九年一月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复查结论，刘被捕后没有暴露党员身份，没有出卖同志和组织，一九三三年五月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保释出反省院，决定恢复刘的党籍。刘澜涛同志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写信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外文出版社的同志介绍，刘尊祺是由当时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保释出狱的。因之，一波、子文和我三人向组织写了说明，刘尊祺不是自首叛变出狱。
据此，刘尊祺同志一九三三年出敌反省院的问题，应以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领导小组的复查结论为准。
此外，有关同志写信和来电话证明，杜伯阳同志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在西安病故的，不是解放前去世的；王墉同志牺牲前任临汾八纵队二十三旅旅长，不是“临汾旅旅长”。
以上补充报告妥否，请批示。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年四月二日
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的通知
（1980.4.21）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
我部《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业经中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九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2007年11月28日初稿
2011年9月22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