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甲才：资本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之八） [复制链接]

李甲才：资本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之八）

发布: 2011-11-06 11:11                                                 作者: 李甲才
现行法制多是“银样蜡枪头”

──资本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是罪恶的（之八）

李甲才


资本主义社会上层的矛盾和争论，多是怎么执政做事的争论与矛盾。西方朝里朝野相互攻击，除在野的共产党外，从未有干不干资本主义的争论。社会主义上层的矛盾和争论也有同一目标和方向的性质，但很多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矛盾和争论，因而不能简单的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民主方法处理。而且有很大部分又被以各种方式掩盖，极难判断，这是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1976年前后至今证明了这一点，法律条文和法制建设的本身也直接或间接的表现了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法律，法律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列强的法律维护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就十分明确，又同鲜明的政治观点有所区别。美国的音乐、电影、美术、文学作品等，虽未直接高叫帝国主义好，在全球横行霸道好。但直接、间接的蕴涵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把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念传播在潜移默化的娱乐之中。篮球没有阶级性，美国篮球队水平高，为美国扬威争光就有了阶级性和政治性。

毛主席逝世以后到底立了多少部法律法规之类，无人能说得清。不计其数。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可能连立法的人们也烦得计较，但在瘫痪社会主义体系方面却作用不小。各类法制精神多半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因而对人民也是有害的，两极分化，犯罪率逐年提高，并向青少年蔓延就是证明。这也不是法制方面单独造成的。

党章是党的基本章程，国家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是先犯法再变法，还是先变法再执法？年初委员长宣布“五不”，过后如街头巷尾的闲话场的闲话，再无任何音讯。商鞅变法，在咸阳搞了个“移木得百金”的典型，以求得言而有信的共识，不朝令夕改，使所变之法的法有个兑现遵守的诚信。现在缺的是言行一致公正诚信执法行政。

“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这是在非毛化时经常说的最带杀伤力的话，意即毛主席以言代法。倒从反面说出了法律也属政治范畴。社会主义在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毛主席以后情况表明即就在主席时代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不多，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倒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当然就更加“今非昔比”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成了上下有权人有钱人讨厌的词汇。社会主义时期的法律必须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不被以渐修微改的方式逐步毁损为判断的基准。走资派反社会主义是全方位的，搞“分田单干”时，也是“先通车不典礼”，法大还是权大？搞成分田单干后再命令法律通过。

模仿、参照西方的一些法律精神搞法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既摧毁了已有的法律原则，又破坏了原有的秩序力量。诸多歪法使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知法犯法、徇私枉法，因为其多，已见惯不怪。

古有“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现在已经是“如出一辙”，“官司打不起”，“时间拖不起”，这是人们熟知的。金钱法律，经济律师是行话。臭名昭著的重庆“李庄律师案”令全国人民目瞪口呆。能想象收钱，想不到要那么多钱。在这种状况下法律有什么律令精神。完全是权威者手中宠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法律标志的天平显失公平。仿照西方的法袍，和旧社会一样。

理论法多，操作执行性差，导致法律腐败丛生，违规犯罪因法律而无法制止。有关的法律把执法队伍自身建设未规范好，突破这个底线如同把房屋盖在沙滩上。只要把中国作为两个截面，一个是1976年10月，一个是2011年10月，进行定量定性分析比照，人员数量和费用，全社会的安全感，大范围的腐败，黑恶势力，就使经过“严格”程序的法制建设的所谓成果被击得粉碎。

《字典》人们都是很熟悉的，里边的字都是死规定，没有灵活变动的余地，有规范性极强。即使最有权力的人，写什么字少一点，都会认为错了，自己也会认为错了，谁也不好去辩护。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功能同“字典”类似，实际是案例集，相似的案件必须有相似的判决，没有灵活的余地。这是要下苦功夫的事情，不大讲实际质量的法制建设者们当然不干。

几十年的立法，脱离实际，不费功夫搞些实际的有效的法规，法规弹性条款过多，裁判权只能是法官独掌，缺失应有的共同监督制约。怎么判断都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成为橡皮泥，捏个什么就是什么，给徇私枉法胡判案留下了“有法可依”的漏洞。

古有“治乱世用重典”，“重典”是法律规定严，执法也严。而执法严，就要有一个能严格执法的法律，没有怎能执法严？还有很多行政法规，成为行政部门谋取小团体利益的通行证、免责证。罚10万到100万都符合规定，弹性执法有了法律的规定。

从另一方面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是夜不敢出，到处的防护网把居民楼包裹的如动物园一样。每每各地举办的大型活动，安保措施如临大敌，史有前例的菜刀管制被时段性的恢复，然而又是一个宣布阶级斗争熄灭的国家。南方的各个机关进门安检如登机，说明各种矛盾尖锐化、普遍化。重庆打黑揭露的黑恶势力到了何种程度？全国各地绝不比重庆少，至今未挖出来。目前的黑恶团伙已到了“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的地步，不言自威、“不战而屈人”，我们想一想看是不是这样？法和黑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

据新闻媒体称，青岛挖出了一个黑社会团伙，公开在青岛国际跳水运动会期间，到运动员住的酒店里几十人持刀砍人。抓捕的原因是在全国伤了青岛官方的颜面。不伤脸面就不抓了？如果说想搞社会主义，还有个主张“中特社”的上级领导管下级的问题，打黑除恶不敢放手干也存在此类心理障碍吗？可见上下到了何等地步？

各个领导机关设置那么多警卫力量干什么？撤下来种个地养个牛羊还能增加财富。谁干了坏事，依法制裁就行了吗？难道坏人不怕法？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得有预防机制。领导们聪明的知道被违法者搞个犯法的证据后，再依法判断是得不偿失的。老百姓没有警卫怎么办？人力和财产安全被侵犯后，有了事实上的证据，然后执法机关介入，求得个秉公处理的说法。谁愿得到这个说法？还是无事好。
怎么能无事？就得有预防机制。“药品再好、医技再高，还是不病为上”。可见现在的诸多法律是背离人民安危的。定了那么多的法，人民却失去了安全感，证明是与人民有害的，不利的。长此以往，得不到改变，且有越来越严重之势，就应废除重来。

计算法制建设和执法的成本，更令人触目惊心。1976年10月公检法的从业人员和费用是多少？肯定有数字，现在是多少？据不很精确的估计，人员和费用增加了十多倍以上，再加上保安之类的编制，绝对是非常惊人的数量。为什么支付的费用和人员数量大幅上升，而效果却大幅度下降？在维护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方面是“银样蜡枪头”。

现在的许多法律，包括刑法在内，用企业管理的要求衡量，必然导致企业倒闭，其人员也必然被撤光开除。按企业的行话说就是验尸法、后置法，缺失人文性的关怀、教育、启迪作用。企业质检管理有一票否决权。质检人员必须预先介入，避免成批报废，凡是不预先检验防止，等活废了再检验出来就叫验尸检验，这是不允许的，其应有的职能大打折扣。

法律和有些加工件相似，工费不大，料费惊人，干废了，不是简单的处罚能挽回损失的。预先的教育、警示，消除隐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法律消除隐患的职能被依法后置或被破损、废弃，法律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是社会政治思想资源最大浪费。

最近热议广东一小女孩被汽车连续碾压两次，18个路人见死不救，碾人者丧心病狂，麻木不仁者冰冷无情，怎么能到这个地步？1976年前的中国可不是这样的。歪法邪法官导致见义勇为者屡屡被法律惩罚制裁。为什么能制出这样的法律条文？要把改革破公立私的成果通过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而过去是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适应的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的持续发扬广大，怎么能有持续改革、把公有制改完的思想舆论环境？

人们非常反感南京“彭宇”案的坏意义也是如此。法官逆向判决，也是在“大地起风雷，精生白骨堆”的社会基础中产生的。

为什么“文革”中将公检法推倒重建？因为毛主席已准确的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