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3）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13）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十三节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本节资料

    （一）一九六七年一月重点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一期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像大海的怒涛一样，猛烈地冲刷着那些阴暗的毒蛇的巢穴。
    轰！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盘踞的旧中央宣传部这个阎王殿倒垮了。
    在最近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江青同志指出：“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对旧中宣部周扬等人的揭发和清算，关系到用毛泽东思想总结几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关系到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关系到更深入地挖掘政治上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必须搞深搞透。
    周扬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一贯用两面派手段隐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历史，蒙混过关，打着红旗反红旗，进行了各种罪恶活动。他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他最后的一个公开报告，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题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这个报告，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目的旨意，极力抵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这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词句的伪装下，对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捏造。这个报告，把周扬这个修正主义分子，伪装成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执行者，完全颠倒了历史。特别使人愤慨的是，周扬在这个报告里，十分卑鄙地篡改了毛泽东同志对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对周扬和他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是对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一个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这个指示彻底揭露了全国解放以来，旧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执行的是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文化战线上大多数的机关、团体和刊物，一直被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全面进攻的工具，必须进行夺权斗争；彻底揭露了周扬这伙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分子，正在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在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的导演下，演出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政变。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一日当作正式文件发给了各级党组织，推动了全国的文化革命。但是，一贯抗拒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周扬，竟敢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话明目张胆地篡改成：“他指出，一些重要文化部门的领导、一些文艺刊物，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十五年来”这个长时间的期限删掉了，把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大多数”文化部门和刊物，减少成“一些”文化部门和刊物，千方百计掩盖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罪恶。毛泽东同志揭露他们这一伙人“做官当老爷”，就是当了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来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也被周扬删掉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把毛泽东同志最重要的话，即指出周扬控制下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这个精确的科学论断和严厉的政治警告，一刀砍掉，统统删去。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伪装下，玩弄了一个篡改、歪曲、抗拒毛泽东思想的偷天换日的大阴谋。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决不是周扬的黑手所能涂抹得了的。下面，我们将以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为指针，通过对十六年来阶级斗争历史的分析，用大量确凿的事实，来揭露周扬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貌。
    一部反革命两面派的历史
    周扬在对青年业余作者的报告中，伪装出“一贯正确”的姿态，跳出来“总结”解放以来“五次大辩论、大批判”。他竟把自己打扮成是“全面地正确地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这是假的。这是撒谎。这是颠倒黑白。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伪造历史。
    真相如何呢？
    请看周扬在历次思想战线上的大斗争前后的真实面貌：
    第一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当时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面展开，资产阶级同封建残余势力相勾结，向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他们抛出了《武训传》。这是一部狂热地歌颂地主阶级及其走狗，狂热地宣扬最无耻的奴才主义、投降主义，狂热地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极端丑恶的反革命电影。远在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派的伪“中国电影制片厂”就动手拍制这部影片，他们没有来得及拍完，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响了。解放以后，周扬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夏衍继承了国民党反动派未完成的事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拍完了这部反革命电影。电影一放映，立刻就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吹捧，号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也就是要无产阶级像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批判。他在为五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写的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中，尖锐地指出了文艺界的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投降的错误，严肃地责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毛主席所说的“一些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周扬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他自称“我自己很早就看了电影《武训传》”，这部电影是经过他批准后在全国范围放映的。这部反动电影一出来，立刻被毛泽东同志发现了。当时，中央有的同志通知周扬，《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电影，必须批判，还没有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趾高气扬地摆出一副十足的贵族老爷架子，十分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严厉责问下，周扬被迫出来做了几句假检讨。实际上他一直阳奉阴违，寻找机会反扑。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武训传》批判刚开始，周扬立刻就写了一封黑信给他的一员大将于伶，指示于伶“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并焦急地说：“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实情况”。于伶当时窃踞了上海文化局副局长，他包庇和勾结着一批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所谓“慎重，仔细”，就是要于伶注意“仔细”保护资产阶级力量，保护那些披着文艺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谓“不可急躁鲁莽”，就是指示文化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量削弱毛主席批评中尖锐的政治内容，采取拖延的策略，以便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最后化为一个“认识”问题。周扬在信中加了圈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要收集保护资产阶级右翼的种种材料，进行反党活动。这是周扬一伙在《武训传》批判过程中的一次反党大阴谋。
    在毛泽东同志发起下，突破了周扬的重重抵抗，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团克服了周扬派来的他的秘书锺惦ｆěｉ＠①的怠工破坏，依靠广大群众开展了工作。这个团的调查结果，就是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这篇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文章，以铁的事实揭开了武训这个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反动面目，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这时周扬见铁证如山，再抵抗下去不行了，立刻变换了策略，赶紧换一副面孔，出来写文章，捞资本。他在八月发表的文章中，先说了两句什么自己“并没有能够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然后摇身一变，出来做“系统的”总结，好像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不是别人，而是他周扬！
    当然，周扬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决不甘心的。批判的高潮刚过去，周扬就迫不及待地站到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发动反攻，为《武训传》批判“纠偏”。他在题名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声色俱厉地说：“自电影《武训传》批判以后”，“我们的批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偏向”，“应当加以纠正”。接着就猛烈地攻击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的“一些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一部分读者的偏激意见”（即广大工农兵的革命批评），再加上党的领导不“支持”所谓“创作事业”，“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这种情绪是需要设法转变的。”
    请看，周扬在这里“纠偏”纠得多么彻底！他实际上把由毛泽东同志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彻底否定了，把工农兵的批评一把扼杀了，也把毛泽东同志对周扬等“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的批判推翻了！无产阶级刚刚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周扬就大喊大叫“苦恼”了，“压抑”了，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映他那个阶级的呼声是多么敏锐啊！
    请看，《武训传》批判前后，周扬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开头，他以文艺界“老头子”的身份，领着他那一伙放毒，大反毛泽东思想，大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战斗一打响，他连忙来个假检讨，蒙混过去，欺骗党、欺骗人民。然后，他装出“正确”的姿态来“总结”斗争，把功劳算在自己账上。接着，他就逐步把运动拉向右转，向革命人民发动反攻倒算。同志们，请注意，周扬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老手，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周扬在各次斗争中的基本面貌。也可以看清楚其他已经揭露和尚未揭露的“两面人”的特征。
    第二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随着党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不甘心死亡的资产阶级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并且加紧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彻底揭露了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篡党阴谋。斯大林逝世后，现代修正主义逆流开始泛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我国文艺界，使党内外的一些资产阶级分子活跃起来。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利用他们垄断的刊物和报纸，大力吹捧和支持资产阶级“权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则采取了贵族老爷式的压制和打击。他们全力支持极端反动的胡适派的唯心论，毒辣地镇压一切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抗拒社会主义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看到了文艺界黑线专政的严重形势，又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深刻地批评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批判的“某些人”，他愤慨地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①，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同志尖锐批评的以“大人物”自命而压制“小人物”的“某些人”，反对在《人民日报》转载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某些人”，为首的就包括周扬，也包括丁玲、冯雪峰支配的《文艺报》。
    正是周扬，一贯执行一条吹捧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反动路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他在《文汇报》发表的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说什么离开了他们“革命就搞不成”，胡说什么进城的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这一方面的缺陷，就需要城市的知识分子来填补。”他又一再叫喊要“依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的团体”，用所谓“社会方式来领导艺术创作”（一九五三年《文艺报》第十九期），不许无产阶级插手资产阶级“权威”控制的“团体”。周扬就是这样把资产阶级“权威”、叛徒、反革命分子安排、“填补”到文化界的各界里，去作“领导力量”，压制一切革命者对他们的批判。
    正是周扬，直到一九五四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展开前夕，还专门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一文中，五体投地地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什么“民主倾向”，什么“有思想、有才能”，什么有“抱负和理想”，什么“有良心的、正直的人”，……你们看，这不是简直把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吗？
    正是周扬，还在这篇文章中大捧特捧“西方先进的科学和先进的文化思想”，这里的“西方”，是指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化，就是形形色色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宇宙观，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派的唯心论，即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把资产阶级反动哲学说得那么神圣，这不是对俞平伯之流的资产阶级“权威”最大的撑腰吗？这不是十足地“甘心”作资产阶级代言人吗？
    正是周扬，在这场大斗争中又重演了一次反革命两面派的角色。战斗刚刚开始，周扬就尽力想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化为一场所谓“纯”学术讨论。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迫不及待地要人们去研究“包含复杂的内容”的所谓“学术思想上的问题”，开了一大批题目，要人们去搞烦琐考证。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公开揭露了文艺界某些领导人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周扬看看形势不妙，马上及时制造假检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他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全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放弃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就是犯了这种错误的。”等等。这个“检讨”，拆穿了说，不过是“错误人人有份”而已。他根本不想稍为清算一下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只是想借此蒙混过关。什么“我们”“进一步展开了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人们都清楚：这个“我们”是不包括你周扬的。你的所谓“全面批判”不过是摇身一变的故技重演，这是为了保持你窃踞的领导地位，以便把斗争拉向右转，开展反攻倒算。到了一九六一年、六二年，你们不是连续发表了成百万字的曹雪芹死年考据、祖宗考据、大观园地址考据……等等奇谈怪论，登了整版整版的稀奇古怪的地图，为胡适派唯心论实行了一次大复辟吗？
    第三次大斗争，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紧接着批判胡适而展开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一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亲自领导之下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尖锐斗争。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严重打击。周扬的思想同胡风思想本质上是一样的，他同胡风一样，反复鼓吹“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一九五二年），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同胡风一样，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作家深入到工农兵斗争中去，甚至狂妄地说“不去，也还是可以结合的”，“我们和工农是要分工的”（一九四九年），公然以贵族老爷自居。他同胡风一样，反对写重大题材，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力鼓吹所谓“选择题材”上要有“完全自由”，要“最大限度地保证这种自由”（一九五三年）。他同胡风一样，主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反对阶级分析，用所谓“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一九四九年）之类人性论的语言，来歪曲劳动人民的阶级面貌和阶级性格。他同胡风一样，提倡“创作就是一个作家与生活格斗的过程”、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融合”“物我一体”（一九四一年）之类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的创作方法。他同胡风一样，把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奉作至高无上的祖师。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周扬都有，只是伪装得更巧妙些。一九五二年，周扬、林默涵等人召开过一个所谓“批判”胡风的座谈会，在会上就吹捧胡风是“政治态度上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在大的政治方向政治斗争上”，是“同党站在一起的”，甚至把这个反革命头目捧做“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暴露了周扬一伙同胡风“政治方向”上是一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要攻击周扬等人，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攻击周扬的这一套。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按语中指出的：“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攻击的目标是我们的党，是毛泽东思想。可是周扬却利用反胡风斗争投了一个机，他抓住胡风攻击他周扬这个假象，把自己打扮成好像是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从此就神气起来了。从此就更加露骨地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了。其实，拆穿了，这是一场政治投机，是一个大骗局。（⑵⑶）
    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果然，对胡适、胡风批判的革命硝烟还没有消失，周扬就急忙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拉向右转。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周扬写了一篇《纪念（草叶集）和（堂·吉诃德）》的文章。当时，毛泽东同志坚决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发表，中国农村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间。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中去，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大写“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周扬却针锋相对地狂热地鼓吹堂·吉诃德的什么“高度的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他特别狂热地吹捧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诗人惠特曼，要作家把他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他还从惠特曼著作中抬出了一种“新型的人”，当作中国人民的“光辉榜样”。请看：
    惠特曼的奇异贡献是他在他的诗篇中创造了“人”的一种光辉形象。
    读了他的诗，人们就好像能够看见一种惠特曼式的人，一种新型的人，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创造的手，并且永远乐观。
    惠特曼式的人，肯定的说，是一种新的人，是一种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的人。
    在这里，周扬用“劳动创造的手”这样一个迷惑人的短句，好像惠特曼歌颂的是劳动人民。不，《草叶集》中所歌颂的“人”，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人，更不是劳动人民，而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化身。我们查了一下，发现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周扬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早就吹捧过美国资产阶级。那时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所欣赏和赞美的惠特曼式的“人”，是“充满信心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肉体地健壮，胸怀广阔”。丑死了，丑死了，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狭窄心肠捧做“胸怀广阔”，不觉得肉麻吗？在六亿工人农民兴起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刻，在社会主义英雄人物成千上万地涌现的时刻，周扬再一次把反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捧做“崇高理想”，把惠特曼当作“参加斗争”的“范例”，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典型”叫做“新型的人”，当作“光辉榜样”，把堂·吉诃德的骑士道德捧作“高度的道德原则”，要人民去“学习、模仿”，这不是公开同毛泽东思想对抗吗？这不是对于六亿工人农民的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个猛烈的反扑吗？这不是要城乡资产阶级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永远乐观”，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这还不够。紧接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吹捧，一九五六年三月，周扬就迫不及待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破天荒地一次封了五位所谓“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用双手奉上“大师”的皇冠，表现了自己是资产阶级“权威”忠实的代理人。这也是从外国学来的。这是命令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权威”跪倒投降，这是对于毛泽东同志历次指示的猖狂大反攻。这顶帽子封了许多人的嘴。当一九五八年、五九年，有一些要求革命的“小人物”冲破了周扬的禁令，甘冒挨打的危险，对其中某几位“大师”进行了一点批评时，周扬马上出来为这些“大师”保镖，多次用最刻毒的语言打击批评者。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在对“老剧作家”的讲话中愤恨地反驳道：“有人对有些作家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不满意，说是捧场。……要不要学语言？要不要跟大师学？”这不是要青年死心塌地做资产阶级“大师”的奴仆吗？连对资产阶级表示一点“不满”都不准，真是蛮横极了。
    第四次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伟大斗争。这次斗争，发生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修正主义的大出笼大泛滥，直接促使了国内的修正主义逆流的发展。周扬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的讲话和文章，为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提供了精神武器。
    一九五六年三月，苏共“二十大”刚开过，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赤裸裸地说：
    一定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我们不只学习苏联，也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进步的艺术。……比如《居里夫人》就是很好的片子，思想性 或艺术性都是很高的，这是十几年以前的美国片子，虽然不是正面宣传共产主义，但是那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吸收他们的好的东西，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会影响他们，而他们也会影响我们。
    这是一篇搞“和平演变”的计划书。《居里夫人》是美国罗斯福执政时拍摄的一部反动影片。它通过居里夫人的一生，集中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阶级调和的反动观点，宣传了科学家的活动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要为“全人类”服务，实际上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榨取高额利润服务。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拍出这种“传记片”，是想用比较隐蔽的形式，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影响”和腐蚀美国劳动人民，使他们放弃阶级斗争的道路而幻想爬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用心极为恶毒。它比那些色情片、“西部片”有更大的欺骗作用。周扬把它当作宝贝，称颂它是“进步的艺术”，是要做美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即用西方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来“影响我们”，使我们的艺术变成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修正主义艺术，为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服务。同志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年来，在周扬一伙控制下出了多少坏电影，这些坏电影同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有多少“密切的关系”，就会懂得向美国这种“进步电影”学习的结果是什么了。
    周扬说，“居里夫人的世界观和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是一致的”。这是一大发明。你们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讲“一致”，说明你们这伙“共产主义者”嘴上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即修正主义。这难道不是暴露了你们的一个大秘密吗？请看自然科学领域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是同周扬一样，到处同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讲“一致”吗？
    不久，周扬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文。这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纲领，这是一篇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宣言书。
    周扬在文章中大反“庸俗化”“简单化”“清规戒律”“宣传作用”，认为党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自由是有阶级内容的。抽象的“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反党口号。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有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由。周扬向党伸手要“创作自由”，是为资产阶级争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由，让牛鬼蛇神解除“束缚”，自由地搞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周扬所攻击的所谓“教条主义”“清规戒律”，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阐明的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他所攻击的“宣传作用”，就是反对文艺宣传无产阶级的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创作自由”和所谓“反教条主义”这两个反党口号，后来成为文艺界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主要武器。直到一九六二年、六三年，不是还有人用“尊重创作自由”之类的老谱，来为各种毒草催生吗？
    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越凶，周扬反革命的真面目就暴露得越清楚。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周扬在《文汇报》上发表讲话，眉飞色舞地欢呼“剧目开放是戏曲界的一件大事”，为舞台上乱舞的群魔助威；极力赞美右派分子刘宾雁等从苏修那里搬来的所谓“干预生活”的一批大毒草，认为“尖锐地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消极现象的作品，愈来愈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在四月间，周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呼风唤雨，煽风点火，反对所谓“春寒”，要求“春暖”，鼓动右派起来争取“春天”也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到来。五月十三日，他在一次报告中疯狂地诬蔑共产党员“像特务一样”“像木头一样”，极力称赞当时成为章罗联盟喉舌的《文汇报》放火“胆子大”。他说，讲要杀几百万共产党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革命分子。”真是毒牙毕露。这完全证实他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反右派斗争一打响，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段的周扬，立刻又见风转舵，巧妙地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大右派的狰狞面目藏起来。在整风开始的时候，周扬和旧中宣部负责人，十分热心地积极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翻案，要摘掉他们反党的帽子，直接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可是反右派斗争一起，周扬却立刻利用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批判，把自己这个大右派打扮成左派，俨然用“一贯正确”的姿态出来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他把“我们这些人”分成“两种人”，一种人是“同党不是一条心”，“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另一种人就是他周扬，说是已经“丢掉个人主义的包袱”，“同党一条心了”。对照一下那些恶毒的右派言论吧，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是多么卑鄙呵！前次，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周扬用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这次，在反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又两面派的手段投了一次机。他用这两次投机，把自己的罪恶掩藏了过去，包庇了一批右派、叛徒混过关，把他黑线中的一伙人安插到文艺界各种领导岗位上去，扩大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这还不算，他又乘机翻案，篡改他在三十年代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提出“国防文学”这个投降主义口号的一段历史，反诬鲁迅是“宗派主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耍了多少花招！
    有一些人总爱写什么三部曲。总起来看，周扬的一套把戏，原来玩的也是三部曲：向党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然后马上用假检讨或者伪装积极一变而站在正确方面；然后大搞反攻倒算，发动新的进攻。周扬的所谓“一贯正确”史，就是一部反革命两面派史。然而，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扬混过了这四次大斗争，在第五次大斗争中，三部曲还没有演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就彻底暴露了，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利剑彻底戳穿了。
    大风大浪中的大暴露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以来的历史，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同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两次大斗争，即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在斗争中，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
    在这场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包括周扬在内，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周扬自以为自己的势力更大了，政治资本更多了，加上有了旧北京市委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作后台，有了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的支持，可以更加放肆了。在这种估计下，他就抛掉了伪装的一面，赤裸裸地摆出了他反革命的本来面目，更加恶毒、更加疯狂、更加嚣张地向党、向无产阶级专政、向毛泽东思想发动进攻。
    一九五九年一月，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召开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对我国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在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下，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梦想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把我国拉回资本主义的黑暗道路上去。在这个过程中，周扬猖狂地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政治需要服务。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牡丹》二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洛阳宣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说什么经过了一九五八年的批判，“有一种被压抑的情绪”，现在要颠倒过来，“要使人人敢于讲话，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周扬要动员起来的“人人”是什么阶级的人呢？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不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被资产阶级“压抑”，就是资产阶级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压抑”，有阶级对立存在，就根本没有什么“人人”平等、“人人”不受“压抑”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对广大革命人民实行最广泛的大民主，对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分子就要进行坚决的专政。只有对敌人进行专政，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周扬所谓要“人人敢于讲话”，就是要把那些被批判的牛鬼蛇神重新扶起来，只准他们“讲话”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总路线，不准无产阶级“讲话”批判他们。“也要让少数人讲话，因为他代表某种社会力量”。这是混淆黑白。对所谓“多数”和“少数”，都必须作阶级分析。坚定的左派和顽固的右派都是少数。右派是极少数。左派争取、团结了中间派才成为多数。你周扬残酷地压迫无产阶级左派这个“少数”，却支持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登台夺权，这分明是要他们来专革命人民的政。
    一九五九年初春，周扬为了贯彻他鼓动牛鬼蛇神“敢于讲话”的反动纲领，向周信芳推荐《海瑞上疏》的题材，并且提供了具体材料。他向周信芳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少数人”到了两个反党分子私下对话的时候，变成了“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他们所代表的极少数地富反坏右。他要通过《海瑞上疏》，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牛鬼蛇神打气。一九五九年，他到处宣传“海瑞精神”，还广泛动员各地来京的艺术团体的干部和演员，要求他们“选择海瑞、包公”作为“今天写历史剧”的主角。吴晗不是说写反党的“海瑞戏”也要“全国一盘棋”吗？这“一盘棋”的指挥者就是周扬。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在创作工作座谈会上疯狂地攻击大跃进，奴颜婢膝地把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艺术叫做“国际水平”。他咒骂我们的党说：“有了一千万吨钢，就以为了不起了，连苏联也不放在眼里了。”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眼里”有五大洲的革命风云和全世界的阶级兄弟，就敢于蔑视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包括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内，敢于同一切妖魔鬼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鄙视它们，压倒它们，战胜它们。周扬“眼里”只有几个修正主义的狐群狗党，他当然要对着大无畏的中国人民狂吠了。他还攻击我们的党“违背国际主义”。这证明了他所谓的“国际主义”，就是把修正主义奉为“老子党”，跟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这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奴才主义。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间，周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作了讲话。这个报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久之后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反革命路线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他诬蔑我们歌颂大跃进是“搽粉”，是“乱用群众的积极性”；他攻击群众运动，咒骂唱革命歌曲是“老太婆唱歌没有人听”；他咒骂劳动人民不配作诗，因为“做诗本来是要灵感的”；咒骂“中学生是些小娃娃，十二三岁”，根本没有资格过问政治，如果要他们学习政治，是“庸俗的了解为政治服务”。一谈到大跃进，一谈到群众运动，包括工农兵起来掌握文化的群众运动，他就冷嘲热讽，指手划脚，极尽其挖苦打击之能事，这是出于他的资产阶级憎恨社会主义、憎恨革命群众的阶级本性。这种站在群众运动对面的人，不管多高的职位，到头来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事实无情地驳斥了周扬，今天，不但从“老太婆”到青少年都齐声高唱革命歌曲，“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和小学生，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积极性”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一场全面的总进攻！
    周扬在这个报告中还极端狂妄地攻击说：“十年来”，有我们自己的“科学著作”没有？周扬妄想把解放以后十年中，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伟大发展，一笔抹杀，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周扬这个家伙，你低头听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九年，十年以来，党中央出版了光芒万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我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针，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论十大关系》……等等伟大的划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一步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算不算“科学著作”？十年以来，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思想战线上的历次伟大斗争，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等著名文章，包括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直接批判你周扬的那些重要指示，这算不算“科学著作”？你的反革命面目难道还不清楚吗？
    其实，拆穿了，你们所谓“科学著作”，就是现代修正主义那些又臭又长七拼八凑的“条条”、“本本”、“教科书”，就是那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牛皮，你们眼睛里只有洋菩萨的修正主义好，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广大群众手中的活哲学、活科学，你们一概疯狂地反对。这充分暴露了旧中宣部一伙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本质。这种罪恶，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达到了高潮。现代修正主义者联合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加紧对我国我党进行封锁、包围、诬蔑、渗透、颠覆。妖魔鬼怪纷纷出笼，修正主义逆流泛滥一时。周扬不但积极组织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为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舆论准备；也是一个发了狂、红了眼、自己出来打头阵的主将。他连续召开许多专业会议，抛出了一个接一个的修正主义纲领；他还拔脚在全国乱跑，上海、长春、杭州、大连、福州、厦门……，到处开会，到处做报告，四面点火，八方煽风，鼓动和策划牛鬼蛇神起来夺权，起来翻案，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艺界的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是从周扬一伙那里拿到通行证，按周扬的信号弹行动的。一切接近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利令智昏地来个自我大暴露，以便革命人民看出他们的真相，群起而灭之。下面我们只举出几个突出的方面：
    周扬疯狂地反对和咒骂毛泽东思想。周扬一贯反毛泽东思想，但过去总要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披上一件伪装。一九六一年以后，他以为形势对自己有利，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就要得逞了，索性抛掉伪装，赤膊上阵，跳了出来破口大骂。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跑到上海，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攻击有的戏“把‘感谢毛主席’这句话直接表现出来，一遍还不够，感谢了三遍四遍”。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永远跟毛主席走，跟党走，这是几万万中国劳动人民从心里喊出来的，是每一个从剥削阶级压迫下得到解放的劳动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头等大事，为什么你周扬这样深恶痛绝？这完全表现了周扬反革命的阶级本性。
    一九六一年三月，周扬跑到福建去大骂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一条红线，太多了就不是红线，而是红布了。政治是灵魂，灵魂不是肉体……灵魂不占地方，来去无踪。”把毛泽东思想变成一根“来去无踪”、“不占地方”的线，这不是明明要把毛泽东思想赶出各个领域，让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去挂帅么？这一段十分刻毒的黑话，他到处讲，翻来覆去不知讲了多少遍。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恐吓说：“广播电视里不要老宣传拥护毛主席”。这是旧中宣部的阎王殿里的黑话。这充分显示了他的反革命嘴脸。你们反对宣传“拥护毛主席”，你们要宣传“拥护”什么人呢？岂不是想把一小撮被全党全国人民唾弃的反党分子“拥”上台，实现反革命复辟么？你们这种打算，只能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又跑到东北去反对“天天讲毛主席”。我们就是要天天讲毛主席，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天天温习毛主席的指示，天天学毛主席思想。“天天讲毛主席”，一切牛鬼蛇神就没有空子好钻了，一出来就被识破了，一活动就被抓住了。
    周扬是一个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些冠冕堂皇的话统统是骗人的。上面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面目是多么反动么？
    周扬疯狂地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鼓动和组织过去被打倒的形形色色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权威”向党进攻。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燕山夜话》开张了。只隔一周，三月二十六日，《文艺报》立刻抛出了一篇题名为《题材问题》的专论。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它是在周扬、林默涵授意、指导之下写的，并经过他们精心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口号，叫做“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
    他们要“广开”什么“文路”呢？
    没有什么抽象的“文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开”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资本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反动文艺的“文路”，就要堵塞社会主义文艺的“文路”。他们说，“广开文路”是为了“不使任何有志之士、有用之才受到冷淡或压抑”，对了，这就暴露了他们原来是要“用一切办法”为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冷淡或压抑”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好让那些怀有反革命之“志”的牛鬼蛇神，利用报刊、文艺的工具，通行无阻、横冲直撞地进行反革命宣传。你看：反革命复辟可以走“武路”，也可以走“文路”，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粉碎他们由“文路”实行复辟的梦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请看周扬是怎样在各种“座谈会”上，接二连三地为那些被“压抑”的“有志之士”翻案，狂热地鼓动他们向党进攻：（⑶⑷）
    他狂热地歌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说：右派中“有些很有头脑的人”，十分“宝贵”，那些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青年人“很有学问”，要“注意培养他们”。他利用职权，千方百计把一批穷凶极恶、腐朽不堪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扶起来，当作“宝贝”，网罗进他控制下的各种机构中去，高官厚禄，关怀无微不至。连老汉奸、大流氓周作人，也批给他一个月几百元，帮他吮吸劳动人民的鲜血！相反，周扬、林默涵一伙对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青年，对无产阶级左派，刻骨仇恨，咒骂他们是“头脑简单、情感简单、趣味简单”的人，因为他心目中“有头脑的人”，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他极力附和胡风的反革命言论，为胡风翻案，完全暴露了他同胡风站在同一个立场。他说：“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六日）。这是多么毒辣的黑话！胡风是一个凶恶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周扬却把胡风的话当成祖宗的“家训”一样“一直记着”，就因为他十分欣赏胡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刻骨仇恨，对毛泽东思想刻骨仇恨。“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是有所指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那些坚持王明路线的人“言必称希腊”，其中包括了周扬，周扬一直怀恨在心，现在就破口骂出来了。你对“言必称毛泽东思想”感到“恼火”，因为你是个资产阶级，你是个洋买办，你要言必称洋人，言必称“别、车、杜”（即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才觉得舒服。周扬还在一次吹捧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论，要作家根据胡风的反革命理论，去大写劳动人民的“落后、迷信、偏见、猜忌”等等，丑化和侮辱劳动人民。什么“批判”过胡风，统统是假的，是骗人的。还有什么“红衣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这种胡风式恶毒至极的语言真是叫人怒火直冒，念不下去！周扬用这种黑话来辱骂无产阶级左派，辱骂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工农兵，只不过使人们看清了他这个修正主义者的黑心黑肺。其实，把“红衣主教”这顶帽子回敬给周扬，倒是很适合的，当时披着红袍子，打着黑旗子，抓着文化战线印把子的，不就是你们吗！？
    一九六一年六月，周扬又提出“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这正是《海瑞罢官》演出之后，“三家村”的“兄弟”们“破门而出”“失败了再干”的进攻的时期。在周扬伙同文化部前党组书记齐燕铭的指挥下，《谢瑶环》《李慧娘》等大批毒草正在先后出笼。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
    周扬还说：“首先要改变这种统治和被统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周扬的目的是要“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让“被统治”的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海瑞，魏征，等等，变成“统治”者，一窝风上台专政，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
    周扬到处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要把各个协会、各个文艺团体、机关统统变成裴多菲俱乐部。周扬等人一九六一年七月抛出、八月一日又修改印发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所谓“文艺十条”，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艺十条”中攻击“在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存在着所谓“狭隘的、片面的、不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周扬黑话原封不动的翻版。周扬所痛恨的“狭隘理解”，就是文艺紧密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服务，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周扬所谓的“广阔”，就是“十条”中一再叫嚣的“对于题材，不应作任何限制”，就是《文艺报》在《题材问题》专论中所说的“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多样性，历史的规律性和生活的复杂性”。
    “不应作任何限制”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任何事物都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不受“任何限制”的事物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是革命的限制还是反革命的限制，进步的限制还是反动的限制。无产阶级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一定要接受无产阶级政治的限制，政治统帅文艺，自觉地从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来考虑题材问题；不接受这种限制，就会接受资产阶级政治的限制，变成资产阶级文艺。“借古讽今”“崇洋非中”的毒草盛行一时，“离经叛道”“写中间人物”等等反社会主义的坏电影、坏戏、坏小说争相出笼，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治限制的结果。揭破在“限制”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欺骗，是为了使人们看清周扬所谓“不应作任何限制”，其实是要求文艺不受六条政治标准的限制，不受为工农兵服务的限制，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各种大毒草统治文艺界，实行反革命的大复辟。
    他们所谓“世界的多样性”，其实只有一样，就是要美化和歌颂那些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及其知识分子多种“多样”的丑态。在周扬看来，创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歌颂无限壮丽的工农兵生活是“狭隘”的、“单调”的，只有大力地去描写资产阶级糜烂不堪的生活方式，才叫“多样”，才有什么“美的享受”。他们所谓“生活的复杂性”，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的红军战士同反革命白匪拥抱之类的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美化叛徒、奴才、阿飞、地富反坏右的肮脏手法，就是修正主义文艺中欣赏剥削阶级阴暗心理和精神分裂的丑恶笔墨！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无耻地吹捧肖洛霍夫时，就说什么《一个人的遭遇》的“伟大意义”是“表现了普通人的复杂的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们要我们去写什么“生活的复杂性”，不就是要我们去向肖洛霍夫之流的叛徒文学看齐吗？
    周扬大力推销现代修正主义的黑货，提出了“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口号。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始的苏共“二十二大”，公开宣布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赤裸裸暴露了自己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叛徒面目。周扬急忙响应。他借一九六二年五月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机会，又玩弄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阴谋。他把他手下的资产阶级“权威”，集中到北京，以“写文章”“总结经验”为名，发动了一个反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高潮。这伙人在周扬、林默涵的领导下，过着贵族老爷的生活，一天到晚密谋如何打击左派，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干了许多见不得人的肮脏勾当。最后抛出了《文艺队伍的团结、锻炼和提高》（《文艺报》社论）、《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何其芳）、《关于创造人物的几个问题》（陈荒煤）、《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瞿白音）……等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对毛泽东文艺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极其恶毒的歪曲和攻击。周扬亲自抓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三月十五日，周扬在一次会议上专门对“社论”内容作了详细的规定，定下了调子。后来又仔细修改。这篇发表时名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文章，中心就是用赫鲁晓夫的“全民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文艺，用为“全体人民”服务来篡改为工农兵服务的毛泽东文艺方向。
    “全民文艺”是周扬一贯的修正主义思想。他多次提出过“全民的文学”“全民的文化”这类修正主义口号。到了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他觉得有了洋主子作靠山，又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的批准，就干脆把这个口号变成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强加给全党。
    文章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这是对于毛泽东思想极其恶劣的篡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又指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为工农兵服务，以工农兵为对象，这是二十年来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是阶级路线，是决定文艺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是这样。周扬企图用所谓的“统一战线”来偷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硬要把资产阶级作为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是要篡改无产阶级文艺的阶级性质，使它变成资产阶级手里的反革命工具。周扬把资产阶级等革命的对象当成“工作的对象”，是要我们把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改变成对资产阶级的歌颂，用这条“全民文艺”的修正主义的路线反掉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为资产阶级复辟“广开文路”！
    文章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加强作家、艺术家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原封不动从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修正主义口号。赫鲁晓夫做过一个报告，题目就叫做《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搞假共产主义的所谓《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就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写上：“文学艺术发展的主要路线是加强同人民生活的联系。”为什么苏修这样欣赏和热衷于“联系人民生活”的口号呢？因为这个口号就是抛弃革命，就是抬高反革命。第一，它把作家、艺术家放到一个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的位置，只是要求他们“联系”一下“人民”，完全反对同工农兵结合；第二，赫鲁晓夫所谓“人民”，就是“全民”，就是那些资产阶级、高薪阶层。“密切联系人民”就是密切联系资产阶级、高薪阶层，为资产阶级服务；第三，它取消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使资产阶级作家可以完整地保存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放手写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作品；第四，裴多菲俱乐部也可以变成所谓“加强同人民联系”的一种形式，使反革命组织、反革命活动合法化。周扬把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当作“主要路线”的口号搬过来，是为了取消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指示，使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统治中国的文艺界。
    够了。此人是一个报告狂，我们不可能列举这几年周扬多如牛毛的大小报告中所有反动内容，从这一部分事实中，已经足以看出周扬的真面目。平时以两面派面貌出现的周扬，在这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大风大浪中，完全暴露了反革命一面派的本质。然而，“物极必反”，反革命派趾高气扬的充分暴露，反过来为革命派的反击提供了致命的子弹，周扬一伙就这样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
    摧毁黑线的顽强抵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直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周扬还在积极参加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阴谋活动。他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他亲自接见写这本书的反党分子，亲自审阅了这部小说，称赞这本书“做了一个模范”“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党史，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
    他们的反党阴谋很快被党中央和毛主席识破了。在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直接批评了周扬等人。
    毛泽东同志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周扬等人，又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等待。但是周扬却又一次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段，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十中全会之后，他利用职权，依靠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窃踞重要职务的反党野心家的支持，压制左派的反击，力图再一次使用两面派的伎俩，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力量保存下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于是，在广阔的思想阵地上，接连展开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争夺战：
    一、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刚开过，周扬为了掩盖自己的反党罪行，急匆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向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作了一次所谓“传达”。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是“不能说精神准备很充分”的左派；一面歪曲十中全会精神，说什么文艺界“基本情况是好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发表得……不多”，力图把许多大毒草都说成是香花，麻痹革命人民。又说什么“也不要走向另一极端”。就是说不要批判资产阶级，不要铲除毒草。无产阶级刚要开始反攻，他就决心抵抗到底了。
    二、紧接着，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周扬的批准、指示和亲自策划下，在山东召开了所谓“孔子讨论会”。这是周扬伙同一大批牛鬼蛇神对十中全会革命精神的一次反攻。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嚣张得发了狂的黑会，演出了解放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向封建祖宗鞠躬致敬的丑剧。
    三、一九六三年元旦，柯庆施同志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倡议，希望文艺创作大力反映十三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歌颂工农兵中的英雄人物。这个革命的倡议马上受到了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修正主义集团的抵制和攻击。一九六三年四月，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扬组织林默涵、邵荃麟等一伙人，从小组会到大会，围攻“写十三年”的口号。在这次会上，和接着在四月二十七日的全国文联委员扩大会上，周扬还亲自出马，大讲“不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要以为只有描写现在，才是主导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当他向青年业余作者作报告的时候，他却板起面孔批评什么“三年前”提出“写十三年”的时候，“有的同志就曾经表示不能接受”。好像他当时还是个积极分子。这真是虚伪透顶了！怎么能够这样子厚颜无耻，用撒谎来吹嘘自己呢？
    四、一九六三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对“鬼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严厉指出周扬、齐燕铭、夏衍、林默涵领导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周扬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关于戏曲工作的讲话中，却说什么“主张演鬼戏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竭力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周扬还根据他投靠的反党野心家的谬论，公开提出所谓“分工论”，说什么“特别是京剧，适合于表现帝王将相”，制造反对革命现代戏的理论根据。他还吹嘘什么戏曲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绩”，妄想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罪恶掩盖起来。
    五、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专门召开了一次包括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和各报刊负责人的会议，带头围攻戚本禹同志《评李秀成自述》这篇革命文章。他在会议上喊叫“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指挥邓拓、翦伯赞之流出来“反驳戚本禹”。这个阴谋被毛主席及时发觉和制止了。
    六、一九六三年十月，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是讲国内任务的，根本不谈当时思想战线上严重的战斗任务，相反，却大谈“整理和研究历史遗产”。他拿出了旧中宣部一伙人的黑话，拚命攻击所谓“用简单化的办法乱贴标签”。“标签”就是指阶级分析。他在会上排斥左派，捧出了一大批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权威”来控制这次会议，在历史组做“反修报告”的就有邓拓。要邓拓来充当“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这不是开玩笑吗？不，这是做政治交易。周扬要投靠反革命的野心家，就一定要支持他们手下的“三家村”。
    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针对反党黑线对文艺界的反动统治，毛泽东同志再一次尖锐地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泽东同志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个指示，同上面周扬吹捧戏曲“巨大成绩”的谎话，针锋相对，当头一棒，完全揭穿了周扬的反动立场。周扬却继续狡辩，妄想蒙混过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扬就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指示，他说：“文化部的错误不一定是路线错误。”“大多数人是认识问题，包括文艺部门的领导成员和我自己在内。”他以为这样一“包括”，他们就可以重演检讨几句、变为正确的那套反革命两面派把戏了。
    八、由于周扬等人一再抗拒中央指示，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又一次向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领导人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向周扬等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这就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被周扬篡改的那次指示。周扬见势不妙，再抗拒下去自己有灭顶的危险，于是在文化部搞了一次所谓“整风”。这是一次欺骗群众、压制左派、包庇坏人、掩护自己的假“整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周扬在一次“报告”中就利用“批评”夏衍等的机会，吹嘘他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就是“在主席教导下工作的”。“我的错误和你们的路线错误不同”，是“没有经验”。对他周扬是不准批判了，对别人的批判也要“有领导”，即“一律要经过”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的“批准”。这是《阿Ｑ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手段：不准革命。
    九、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一九六四年七月，举行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一贯反对京剧革命现代戏的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突然假装热心起来。周扬又扮演了作“总结发言”的角色。这篇修改了多少遍的讲话，虽然想尽量装得革命些，却仍然露了马脚，他把夏衍向香港报纸记者发表歪曲京剧革命的谈话，说成是“对京剧演现代戏估计不足”；他还公开宣称：“不是说《谢瑶环》整个的都反动”，尽量开脱田汉的反革命罪行。
    十、一九六五年初，在毛主席的号召之下，对于杨献珍、周谷城的反动观点和一批坏电影的批判正在展开。周扬深知这些批判深入开展下去会危及自己的反革命统治，千方百计加以扑灭。他用的还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老办法：一面假装赞成批判；一面窥测时机，一有机会，就一下子把运动拉向右转。二月下旬，正当一个批判高潮起来，周扬、林默涵立刻以“总结”为名，在北京召集几个主要报刊的负责人谈话，气势汹汹地指责这个时期发表的批判各种毒草的文章“打空炮”、“缺乏分析”、“教条主义”、“乱猜”、“夸大”、“光扣帽子”，进行了疯狂的反扑。他们还攻击和嘲笑工农兵群众的评论文章“简单化”，“不能代替专家评论”，想把工农兵的批评打下去。他们公开说：“批判夏衍、田汉等人，过去与现在要分开，政治与学术要分开。”又说什么“有些人家已经不谈了，……就算了”。一个“分开”，一个“算了”，这是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反噬，是要强使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就此刹车。此计果然奏效，大批批判资产阶级的文章就此被死死扣押在他们的阎王殿里。
    十一、一九六五年九月，周扬等人以为他们已经把革命群众压了下去，稳住了阵脚，可以演三部曲的第三部曲了，马上迫不及待地向党进行反攻倒算。他们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周扬和他的后台老板，一齐登台，疯狂诬蔑毛泽东同志。他们还把夏衍、阳翰笙等人请上主席台去，趾高气扬地坐在那里继续专无产阶级的政，周扬在作报告时一再安慰他们：“不要老是想到我挨了批评，批评得多一点，少一点……批评得过重或是不够，总是有的”。向他们暗示批评得太“多”太“重”是可以翻案的，只要我周扬不倒，你们总是不会垮的，以后可以东山再起。并再一次把自己说成只是“觉察很迟，纠正很慢”，是“认识问题”。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他们这一伙人全部保护过关，继续对无产阶级专政了。
    十二、最后，就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周扬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这一个报告。这是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展十九天之后，无产阶级左派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严重时刻。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了坚决抗拒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疯狂地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妄想扑灭迫在眉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周扬决心寸步不让，抗拒毛泽东同志彻底革命的指示。在他的报告中，只字不提眼前这场风雷激荡的斗争，就当作世界上根本没有批判《海瑞罢官》这回事。一九六六年一月，周扬的报告正式发表了。这时，距离他作报告的日子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革命人民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已经进一步展开，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者则在作最后的顽抗。周扬在他公开发表的报告里，公然继续篡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表示他决心抗拒到底。
    同志们请看：他们是多么顽固地抵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啊！他们对无产阶级左派是抱着多么刻骨的仇恨啊！革命的火焰要烧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就死也不肯后退了！他们就要动员黑线、黑店的所有力量反扑过来了！
    当我们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斗争的历史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条毛泽东文艺路线，是红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历次重大的斗争，把文化革命一步步推向前进，作了长时间的准备，直到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挖进周扬一伙的老巢。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是黑线。它的总头目，就是周扬。周扬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他们内部不同集团之间尽管会发生各种争吵和排斥，但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就是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群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批判”胡风的周扬又采用了胡风的恶毒语言，是他们本来就立场一致的缘故。周扬一伙用一打一拉、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相互吹捧等等卑劣手段，把一批叛徒，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极端个人主义者，都收罗进来，安插到各种岗位上去，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还竭力用种种方法，使青年中毒，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罪恶地把一批青年作者拖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这条黑线控制了文化界，控制了各个协会，又伸展到各地，用所谓“会员”制度和重重迭迭的“协会”组织，养了一批资产阶级作家，排斥打击工农兵，搞了大大小小一批“裴多菲俱乐部”。这条黑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今天，我们一定要砸烂他们一切“裴多菲俱乐部”，捣毁他们修正主义的阎王殿！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文艺单位的领导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彻底夺过来！要把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关系和封建关系，坚决地加以摧毁！
    周扬不是曾经自封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吗？由于周扬窃踞了党在文化方面的领导岗位，并利用党阀兼学阀的地位，把自己装成党在文艺方面的代表，不断吹嘘自己，吓唬别人，造成了这种假象。事物是作为过程而展开的，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常常需要一个观察的过程，需要一段让隐藏着的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这并不奇怪。这种情况，过去有，今后还可能发生。然而，当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大人物”的真面目暴露之后，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历史，便会从庞大的假象中发现渺小的本质。周扬公开的文章和内部讲话，只要仔细一查，充满反动的谬论，错误百出，一戳就破。至于周扬自己的所谓“文艺理论”，不过是鸡零狗碎地从洋书中抄一些句子罢了。有什么了不起呢？
    周扬不是吹嘘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吗？其实，在延安的时候，他同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等托派分子、叛徒、反党分子是一路货色。周扬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资产阶级分子。三十年代，周扬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反对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他仍旧顽强地宣告“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到了革命根据地，却极端厌恶革命根据地。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反党杂文《文学与生活漫谈》，诬蔑和攻击“延安也自有它一个圈子，它的一套。都穿同样的制服，拿相差不多的津贴，……你在路上走，会从前后左右到处听得见挂在人们嘴上的老一套的革命术语。多么的千篇一律，丝毫没有变化啊！”他用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革命语言，攻击延安“太窄狭”，“太呆板”，“容不下自己”，狂妄之极地要求“延安也决不能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一套，而必须力求改进，使自己成为更广阔，更包罗万有”（《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这是在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在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写出来的话啊！这样恶毒，同王实味的腔调有什么两样！一到无产阶级掌权的地方，周扬的资产阶级本性就爆发成仇恨的反党叫嚣了！“包罗万有”，就是要把牛鬼蛇神也“包罗”进来！果然，在周扬这三篇反党杂文带头之下，冒出了“包罗”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在内的一批反革命的奇文。周扬这种反动立场和思想，受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尖锐批评。但是，他始终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死也不肯同工农兵结合。这种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屡教不改，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修正主义路线。
    周扬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他之所以能长期蒙蔽一些人，同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段有很大关系。要学会识别两面派型的人物。两面派是混入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一种策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们只有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办法，才能够混下去。阴一面，阳一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词句，贩的是修正主义黑货，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这就是他们的一整套策略。识别这种两面派，要看他在重大关键时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时的政治立场，不能相信那些顺风转向的表面文章。揭露这种两面派，要靠群众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不就烧掉了周扬的伪装，暴露出他丑恶的灵魂了吗？
    揭发出周扬这条黑线，文艺界就万事大吉了吗？也不是。揭发出来，并不等于挖掉，更不等于肃清影响；挖掉了这条黑线还会有今后的黑线，还得再斗争。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总是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到文艺上来的。战斗的路还很长。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向自己提出新的更高的斗争任务，决不能因为一个战役的胜利就麻痹起来，陶醉起来。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种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认真去做，善于总结经验，使我们的认识跟着客观过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我们就能练出一身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真本事。被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冲洗掉的，是一小撮旧世界的残渣余孽，是剥削阶级遗留下的各种腐朽制度和精神枷锁。中国人民将空前巩固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迈着革命的大步，朝气勃勃地去创造一个红通通的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①《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影片。一九五○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宣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疯狂地叫嚣要依靠“洋人”打进来“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一面狂热地诬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极尽其丑化之能事。这个影片同美帝国主义一个腔调，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完全适合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而同毛泽东同志《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可是这部卖国主义电影出来后，由于党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鼓吹，不但没有被批判，反而被捧成是“爱国主义”影片。那些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竭力阻挠对这个影片的批判。他们实际上“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他们用以观察问题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们是真正的“保皇党”，这不是很清楚的吗？鼓吹《清宫秘史》的“大人物”当中，就包括有在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保护剥削阶级、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本质，早在建国初期吹捧《清宫秘史》时就表现出来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周恩来对各地到中南海请愿的群众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元月八日凌晨三时，周总理在（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战斗总部）工作人员、（首都战斗团）部分战士与首部革命造反者到中南海揪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型代表人物——陶铸时的讲话
    你们提出的和没有提出的比如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谢富治、余秋里等这些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确实在某些方面，一些时候，说了一些错话。作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坏文章，犯了原则错误。但是我们应当告诉你们。这些同志的错误是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犯的。而提出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而不是刚才提出的这些同志，对于他们的问题，我们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作过结论。但是有错误还得检查。有的作过检查，有的正在准备作检查。必须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因为这些同志主持一定的工作。
    问题在于我们进行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一定要辨明方向。不要把方向搞错了。你们不要把矛头不指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指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也不指向反党集团。比如现在斗争的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围绕这个集团的比如经济事务方面的薄一波。而不是余秋里；在党的工作上安子文同彭真一样。有反党罪行。斗争的矛头一定要对准。一定要把批判反党罪行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深刻地批判主要人物。肃清他们的影响。
    你们要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你们要批判陶铸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都是对的。但是你积极要到中南海揪他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规定不要揪他们。他们的问题我们还要在党中央内部批评的。有些公开的材料。你们可以进行批判。不要硬去揪。我告诉你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陈迫达同志和江青同志也在这里么。不同意你们这个办法。
    （以上材料系中组部只争朝夕兵团根据“全国中等学校革命教工联合战斗总部”记录整理。仅供参考）
    （来源：中组部（只争朝夕）兵团　　　　 一九六七年元月九日　　　　
    中国科学院 计划局 政策研究室 革命造反队翻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孔子讨论会”是牛鬼蛇神向党进攻的黑会》
    《人民日报》编者按：毛主席在一九四○年指出：“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把孔子说成是什么“圣人”，一直用反动的孔子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孔子思想成为压在劳动人民头上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解放以后，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和他们在革命阵营里的代理人，为了恢复他们已经失去了的“天堂”，千方百计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维护和散布封建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我们的文化阵地。他们还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结合起来，用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毒害劳动人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之流，伙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召开的“孔子讨论会”，公开地鼓吹“尊孔复古”，便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一大罪行。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绝不能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孔子思想以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立身之地。不把它们连根拔除，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能建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铲除反动透顶的孔子思想，是我们一项重要任务。一批红卫兵小将们当了大破孔子思想的急先锋，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密切配合下，在这方面已经敢得了很大的成绩。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斗倒斗垮斗臭，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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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怀着保卫毛主席，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决心，到山东曲阜，大造封建主义老巢孔家店的反。孔老二是反动透顶的儒家思想的鼻祖，阶级敌人总想利用“复古尊孔”来搞反革命复辟。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毛主席在这次会上又一次向全国人民敲响了警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十一月六日至十二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权威”，经过周密策划，以纪念孔子逝世二千四百四十年为名，在山东开了一个“孔子讨论会”。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革命精神进行反攻的大黑会，是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的大黑会。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解放十几年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为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刻也没有停止制造舆论。“孔子讨论会”就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猖狂地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大集会。
    这个会名义上由山东历史学会和山东历史研究所发起召开，实际上，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是它的后台老板。在这次会上，刘导生、余修、冯友兰、吕振羽、李景春、金景芳、高赞非等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专家”、“权威”，摇旗呐喊，大放毒箭，恶云毒雾一时广为弥漫。会后，这些坏家伙又到曲阜“朝圣”，对着封建祖宗孔老二的偶像顶礼膜拜，演出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尊孔”丑剧。
    在“孔子讨论会”上，资产阶级右派大放厥词，极力抬高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美化这个封建祖宗，把他捧上了天。他们胡诌什么“孔子是古代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绝无溢美”，“‘伟大’二字，完全可以加到孔子身上”。说什么孔子的“理论”“一直在哺育我们伟大民族和伟大人民，鼓舞他们在黑暗统治中，为坚持‘正义’而进行不屈的斗争”。说什么“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他们还胡说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孔夫子一生的言论中”，孔子的思想“正是马列主义的精神”了。说什么“孔子若干理论，在今日，犹射异彩”。他们妄图把这个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最反动的孔子思想，又继续压到劳动人民头上，为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这样煞费心机地往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脸上贴金，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同志指出：“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这批牛鬼蛇神却妄图以反动的封建理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他们说什么“基本上人们长期都以孔子所编著的书籍为经典……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统一的中心，从此，大家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这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团结、统一的关系，该有多么重大呢？”并说“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思想的重心”。很明白，他们竭力诋毁毛泽东思想，妄图用孔子的思想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命根子。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还大肆鼓吹什么“仁政”、“德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仁者爱人”，说什么孔子的“仁”“是以全民为对象”。宣扬什么“孔子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球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了。”什么“人与人彼此相安，尔不虞，我不诈，相交以恕，彼此相爱，互相拥抱”。
    毛主席早就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至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用毛主席的话照一照那些牛鬼蛇神的嘴脸，就可以看出他们所鼓吹的“仁政”“德治”，就是要混淆阶级界限，调和阶级矛盾。他们的滥调不过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翻版。
    在这次会上，牛鬼蛇神们明目张胆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胡说无产阶级专政“已有意无意间侵犯了他人的生存”。这些资产阶级右派梦想以“仁”来瓦解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们对于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就是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大肆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参加“孔子讨论会”的牛鬼蛇神的又一罪状。他们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穿一条裤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气、翻案。他们骂我们党“自高自大”，“不懂装懂，强不知以为知”，攻击我们党“茫茫无知就胡乱发号施令”，是“乱讲蛮干”。他们恶毒地诅咒我们“招来更大的错误，遭到更大的恶果”，是“不可以长久下去的”。他们咬牙切齿恨不得我们“倾败其室”，“泣血涟如”。然而他们这种叫嚣不过是恶犬吠日，无济于事。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获得的伟大成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在伟大的三面红旗面前，全国人民齐声欢呼，一切反动派只能向隅而泣。
    这些牛鬼蛇神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演出这幕“尊孔”丑剧并不奇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二千多年来，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利用孔子的思想来为他们服务。他们掌权的时候，就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在他们被推翻以后，又要抬出孔子这具封建僵尸，企图借助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准备。远的不说，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做皇帝时，就掀起过一股“复古尊孔”的逆流。反动军阀张勋在拥清朝皇帝复辟之前，也肉麻地吹捧孔子。人民公敌蒋介石，为镇压革命运动，巩固其反动统治，更是把孔子奉为他的“祖师爷”。直到一九六○年，蒋介石还亲自出场，在台湾演出成立“孔孟学会”的丑剧，叫嚣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战，文化战，主义战”，“其意义非常重大”。这一切都说明，孔子思想，孔老二这具僵尸究竟对谁有利，为谁所欢迎；也说明一切形式的“复古尊孔”究竟是什么反动货色。
    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我们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一切毒草进行无情的批判。我们要打倒孔子思想，打倒孔老二这具封建僵尸，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复古尊孔”，粉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反革命复辟企图。我们要大立毛泽东思想。谁胆敢反对毛泽东思想，不管他是人是鬼，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我们都坚决和他斗争，打倒他，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让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文章《牛鬼蛇神在“孔子讨论会”上放了些什么毒》
    在周扬策划下召开的“孔子讨论会”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李景春、冯友兰、吕振羽、金景芳、高赞非、刘节、金兆梓等人嚣张得发了狂，放出了大量的毒草，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为了让大家认清他们的反革命狰狞面目，现在把他们的反动谬论综合摘出一小部分来示众。
    一、狂热地歌颂、美化孔老二，恶毒地污蔑、攻击毛泽东思想。
    “‘伟大’二字，完全可以加到孔子身上。”
    “孔子是古代世界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绝无溢美，而孔子若干理论，在今日，犹射异彩，亦非偶然。”
    “孔子实为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人类的幸福，关系于孔子的一言半语。”
    “为什么世界上独有中国这样大？它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孔子在这个问题上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试想，二千年之久，几万里之内，基本上人们长期都以孔子所编著的书籍为经典，这是小事情吗？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统一的中心，从此，大家彼此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生活习惯，这对于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团结、统一的关系，该有多么重大呢？”
    “孔子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代表，成了统一中国民族思想的重心。‘至圣先师’的称号，不但长期存在于祀典的牌位上，也长期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口中。”
    按：他们歌颂孔老二，美化孔老二，简直达到了极其狂热的程度。他们的目的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要树立孔老二的绝对权威，妄图用孔老二的思想来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语言、情感和习惯。就是要千方百计地诋毁、攻击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搞反革命复辟。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彻底打倒孔子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二、大肆宣扬孔老二的“仁政”“德治”，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煽动反革命复辟。
    “政治的最高标准是什么呢？是行‘仁政’，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使民‘有耻且格’。”
    “克己是什么呢？……复礼，当然是要以‘平等’待人，要尊重别人，决不是一味的压迫别人，决不是摧残别人，决不是进行吃人的行动。”
    “……这‘仁’字的意义，决不单是‘爱人’，而是搞好人与人间的关系。……随时随事都会想到他人。这不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不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吗？人人能如此，人与人间的关系自然无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所说的‘人’，……意思就是‘别ｇè＠①’，或者是‘人家’。例如我们说：‘人家苏联，已经建设共产主义了’。‘忠恕之道’的消极方面就是说：你自己不愿人家怎样待你，你也不要那样待人家。……‘忠恕之道’的积极方面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也就那样待人家。”
    “历史车轮越往前进，并立的国家，即敌对的方面就越少，这应该是进步的现象。反之，并立的国家越多，也即敌对的方面越多，战争也越多，天下也越乱，这应该是退化的现象。”
    按：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给人民以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因此他们辱骂我们“不仁”，他们要我们对反动派实行“仁政”，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要亡党亡国，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
    三、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辱骂党的领导。
    “盲目乱干，这完全是由于贪得无厌的欲望所驱使；从欲就会把事作坏。……不顾具体环境，单凭主观主义，是不能把事作好的，如果还要坚持错误，让个人主义的贪心不受约束地发展，那就愈陷愈深，招来更大的错误，尝到更大的恶果。”
    “偏执自信，不纳人言，只知直线的发展，不量力，不审势，不顾环境，不管条件，这样过刚必折，就造成栋挠，造成倾败其室的恶果。”
    “要发展社会的意识形态必须先解决吃饭、穿衣等等社会问题。社会上的吃饭问题，饮食问题，是有其重要性，决不可等闲视之的。”
    “自高自大的人自称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则全知，这样的人并不见得真正全知全能，恰恰相反，他的真知灼见可能很少。”
    “肯定的方面是毁灭的，有成就有毁，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从霜到坚冰，正是这种发展。因为在坚冰以后，春暖花开，那时春光明媚，春水溶溶，就到了坚冰溶化的时候了。”
    “若大臣仕于淫乱之期，以直言谏君致死，无论当权的奴隶主阶级或当权的封建领主阶级都以为是好事，所谓‘忠臣不怕死，怕死岂为忠’是也。”
    按：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指引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却骂我们是“盲目乱干”，“造成倾败其室的恶果”。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越是攻击，我们越是要把三面红旗更高高地举起。
    四、妄图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打扮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我以为孔夫子的世界观还不但是唯物主义，似乎还有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味儿。这味儿简直还好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孔夫子一生的言论中。”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这是什么观点呢？我看它不是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也不能说是什么第三种观点，最恰当的称呼，应该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
    “儒家对于某些高深的玄理，是不轻于谈论的，这话虽非孔子说，但自是说出孔学的优点，和我们所谈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没有什么很大抵触的。”
    “据我看（孔子的）‘切问近思’正是马列主义的精神。”
    “孔孟这些思想，现在已被批判吸收，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少奇同志在他的卓越理论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非常杰出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按：他们居然把孔老二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说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竟然还要共产党员将它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五、鼓吹人与人“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妄图模糊阶级界限，抹煞阶级斗争。
    “事实上，孔子的‘仁’……是以全民为对象。而其本质特点，尤在于‘仁民’。”
    “‘仁’就是要人去‘爱人’。”
    “‘仁’的最普通的意义是‘爱人’，是承认人的生存权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说要自己好，也要别人好。”
    “‘仁’是‘相人偶’，人与人彼此相安，尔不虞，我不诈，相交以恕，彼此相爱，互相拥抱。”
    “孔子的‘爱人’，在主观愿望上是爱统治阶级，在客观效果上，也‘爱’了‘小人’。”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对‘仁’具有最高概括性的提法。为要‘爱人’，就必须消极的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不能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社会不需要‘仁’。”
    “把古代的历史事实样样都纠缠在阶级观点上去，也是不容易搞得通的。”
    “有些人偏要把‘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两句话抽出来，加以曲解，说孔子轻视劳动人民，把好好一段美好的意见白白糟踏掉了。”
    按：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绝不可能“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在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这些牛鬼蛇神公开宣扬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互相拥抱”，其根本目的是妄图模糊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他们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不正是同一个调子吗？
             （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供稿）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按：早在1950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二）一九六七年三月重点批判刘少奇包庇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 ＊ ＊
    一九四九年的十月，朝霞照亮了东方的大地，灾难深重的祖国像巨人一样地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经过无数次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获得了全国的解放。
    人民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洗荡着中国大地上的污垢，但是，反动统治阶级并不甘心死亡，他们在各个领域里继续进行着疯狂的大反扑，阶级斗争非常尖锐。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尤其复杂，充斥于文化阵地上的反动影片、戏剧、歌曲、书刊，是配合反动统治阶级向革命人民进行大反扑的重要宣传工具。一九五○年还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大量放映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反动文化的大反扑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还是同大肆泛滥的反动文化妥协投降？每一个革命同志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和考验。
    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胆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
    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等人却大唱对台戏，他们极力宣扬这部反动影片的什么“爱国进步性”。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们却抬出了他们的后台老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黑话，说：“某某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力排众议，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他们不得已，只好敷衍了事地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了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小文章。但是，就是这样的文章，他们还嫌“太激烈了”，扣住不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场重大的斗争，就这样被他们活生生地扼杀了。
    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另一次重大的斗争，即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曾经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判了党内的一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且再一次地提出了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毛主席就两个青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指出：
    “这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毛主席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之后，以陆定一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四年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还是一直没有得到批判。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个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欠帐总是要还的。解放以后一直没有被批判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对抗毛主席指示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一定要在运动中受到革命群众的彻底批判。他们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猖狂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必须受到彻底的清算。革命群众一定要把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一部所谓历史题材的影片，写的是清代末年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斗争。它公开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任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歌颂保皇党，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这是一家反动的电影公司，它成立以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国魂》，就是借文天祥的幽灵，来为垂死的蒋家王朝招魂。它的第二部影片就是《清宫秘史》。作者姚克，是一个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文人。他曾经编辑过反动的《天下》月刊，反对中国革命，积极为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效劳。后来，又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并不断写点反动的、黄色的剧本。他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条小走狗。全国解放前夕，逃亡香港。这样一个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文人写出一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丝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党中央宣传部的部长和某几个副部长，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这样一部极其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如此垂青，把它誉之为“爱国主义”的影片，积极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在对待这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问题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存在着哪些重大的原则分歧呢？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的分歧，即：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
    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歌颂为“爱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完全是一副极端可耻的恐帝、崇帝、亲帝的奴才面孔。
    影片对所谓英、美、德、俄、日、法、意、奥“八国联军”的帝国主义侵略害怕得要死，在影片中大肆宣扬恐帝思想。叫嚷什么“中国从甲午之战以后，财力亏损，兵力单薄，……众寡不敌，强弱悬殊”，“外衅必不可开”。大臣许景澄被帝国主义吓得放声大哭。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帝国主义野兽面前，革命的人民不可以有丝毫的怯懦。但是在电影的作者及其歌颂者们看来，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除了举手投降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这是赤裸裸的民族投降主义，十足的亡国奴论调！
    与此同时，影片又大肆宣扬崇帝、亲帝思想，极力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公开贩卖卖国主义理论。作者公然通过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之口，欢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什么“各国一定会原谅皇上”，“我相信各国非但不会伤害皇上，还会帮助皇上恢复皇位，重振朝纲。”大臣孙家鼐也声称：“东西各国的使臣，也都向着皇上。”如果对照一下当时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看出，影片所宣扬的论调同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论调简直是同出一辙。例如沙皇俄国就欺骗国内人民说：它“不是在同中国打仗”，“只是在平定暴乱，镇压叛乱者，帮助合法的中国政府恢复正常的秩序。”列宁早在一九○○年写的第一篇有关中国的论文《中国的战争》中，就无情地驳斥了侵略者的这种反革命论调。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宣扬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爱国主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呢？原来他们所宣扬的“爱国主义”，就是影片里所描写的光绪皇帝等人那种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的所谓“爱国主义”。他们在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还提倡人们去学习那种为了恢复和巩固剥削阶级对人民的统治，而不惜当卖国贼的所谓“爱国主义”，其用心何其毒也！
    毛主席教导我们：“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１）］同样，对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的所谓“爱国主义”（即彻底的卖国主义），也是我们所必须坚决反对的。
    影片宣扬的欢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卖国主义理论，同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是一路货色。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在一九四九年曾经操着当年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的同一个腔调，在《白皮书》里大谈什么美国如何“关心”中国，把侵略说成“友谊”。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中，早已对这种反革命的强盗逻辑，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毛主席指出：将侵略说成“友谊”，是“美国老爷的逻辑”。但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对帝国主义害怕得要命。他们幻想同帝国主义妥协，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和“帮助”，他们对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伟大号召，极端不满，他们大肆吹捧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公开抗拒毛主席对艾奇逊《白皮书》的批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猖狂进攻。
    十分明显，在全国解放前夕，反动的电影公司和反动文人所以要制作这种宣扬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影片，就是要通过电影制造反动舆论，公开鼓吹依靠美帝国主义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为处于崩溃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出谋划策。影片完全站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迎合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效劳，企图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口头挂着“反帝”招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样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不正是暴露了他们假反帝、真投降的真面目吗？他们爱的是什么国？爱的是帝国主义的国，爱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而不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祖国。他们所歌颂的“爱国主义”，正是全国革命人民所要打倒的卖国主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这决不是偶然的。他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就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面前吓倒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绝望，在党内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号召我们丢掉幻想，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他却大肆散布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和平幻想，公然在报上发表文章，感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所谓“帮助”，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和平”，麻痹人民的斗志。他还欺骗人民，说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党的全部工作要实行转变”，“一切政治问题要和平解决”。毛主席说：敌人在磨刀了，我们也要磨刀。他却要人民交出自己手里的武装。他大肆宣扬卖国主义理论，认贼作父，心甘情愿地要去当美帝国主义的奴才，说什么：“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买办就是买办，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什么“红色买办”！全是骗人的鬼话。在这种早就想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卑鄙无耻的奴才思想的支配下，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成了最适合他们口味的影片。因为影片里所安排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珍妃所宣扬的帝国主义可以帮助中国“重振朝纲”的理论，恰恰反映了他们热衷于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卖国心理！（⑴⑵）
    “心有灵犀一点通”。影片里光绪皇帝望湖兴叹的一句诗，正好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光绪、珍妃之流心心相印的写照。在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六十多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发生了共鸣，这就是他们要把一部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２）］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震撼祖国大地的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这是一次表现了中国人民历史首创精神的伟大运动。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北方，无论是城市或者乡村，到处都有义和团在进行革命活动。在敌人统治最严密的政治中心北京城内，义和团就设坛八百余所，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在操练。
    义和团的英雄们，在祖国处于被帝国主义瓜分的严重时刻，挺身而出，高举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大旗，同帝国主义强盗及其走狗进行了英勇斗争。他们一开始就在大街小巷，贴出各种标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决心：
    “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
    义和团严厉禁止洋货，蔑视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把驻有外国使馆的东交民巷改名为“切洋街”，御河桥改为“断洋桥”。义和团在游行时，经常同市民齐声高呼“杀洋鬼子”的口号，使帝国主义分子听了发抖。有的吓得躲进棺材，雇人吹打着，企图逃出城外。
    一九○○年的六月，义和团的革命活动达到高潮，京郊各县的义和团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一天数十起地涌进北京城内，守卫城门口的士兵，向他们致敬礼，为他们喝道让路。浩浩荡荡的革命群众，头裹红布，腰缠红带，鞋镶红边，手持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威风凛凛地游行。前门外打磨厂等处的铁铺里，炉火熊熊，日夜不停地为义和团赶制各种刀枪。
    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疯狂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义和团的革命群众用大刀、长矛等原始武器同以洋枪、洋炮武装的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搏斗，显示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战斗精神。在著名的“廊房阻击战”中，英国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一千五百多人的联军，被义和团“直逼火车，持矛猛触”，死伤将近一半，最后狼狈地逃回天津。后来西摩尔胆战心惊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在保卫天津的战斗中，义和团同侵略军进行肉搏战，在火车站一仗，就把一支二千人的俄国侵略军，打死打伤了五百多名。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此次天津华军与西兵苦战月余，西人咸谓如此死战，实为从来所未见”。在杨村的战斗中，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被义和团战士打得落花流水。帝国主义侵略军一听到义和团的军号声，就惶恐万状，惊呼：“闻此声，可以使人之血凝而不流。”
    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
    “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的欢，一个心，杀洋官。”
    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亲自尝到了中国人民铁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头子瓦德西为此向德皇威廉报告说：“皇上诚然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可是，“不应忘去者，……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对于这样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热情歌颂的。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中，曾经一再高度评价和赞扬义和团运动的英雄业绩，他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毛主席指出：义和团战争是反抗压迫者的义战，它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历次的革命战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３）］；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４）］“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５）］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影片把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描写为一种野蛮的骚乱。并且尽量地丑化义和团，恶毒地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
    影片及其歌颂者对义和团的这种恶毒污蔑同帝国主义者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美帝国主义头目艾奇逊就在《白皮书》中咒骂义和团是“中国的排外骚动”，是“拳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御用学者也大肆攻击义和团是“无知迷信与暴民歇斯底里的产物”，是“没有理性的行动”，是杀人放火的“拳匪”。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真正的杀人放火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据帝国主义侵略军头子瓦德西自供：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破坏文明，无恶不作。帝国主义军队在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上自宫廷王府，下至民间百姓的财物均被洗劫一空。“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封建皇帝的宝库颐和园所贮藏的历朝文物，被侵略者用骆驼运至天津，累月不尽。中国几千年保留下来的许多文物，其中包括《永乐大典》，都被帝国主义烧抢殆尽。瓦德西还供称：“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义和团的屠杀和镇压，更是惨无人道。
    列宁曾经怀着满腔的愤怒，谴责了帝国主义侵略者杀人放火的罪行。他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它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６）］而影片及其歌颂者却颠倒黑白，为虎作伥，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美化为文明的使者，把坚决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英勇不屈的义和团污蔑为“野蛮的骚乱”。这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的哲学。
    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是同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和团的战斗口号是：“杀洋人，灭赃官。”当时流传的歌谣说：“砍洋头，杀官兽，杀尽洋和官，百姓有盼头”。“先夺洋鬼头，后把贪官揍”。这些都是他们提出的朴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恨之入骨。一九○○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义和团时常抓住一些罪恶昭著的官吏，特别是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官吏，强迫他们到拳坛去叩头焚表，罪大恶极的官吏就被杀掉。
    但是，影片却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清朝大臣赵舒翘之口说：“请老佛爷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慈禧太后听了，欣然采纳。就这样把义和团污蔑为慈禧太后的一党，可谓恶毒之极。
    在一个短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对义和团采取了欺骗、软化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度发生了作用，义和团的一部分成员受了蒙蔽，对清朝统治者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有些组织提出过“扶清灭洋”的口号。这种情形，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阶级矛盾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民大众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认识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的。“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７）］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当时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把义和团污蔑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如前所述，义和团在反帝的同时，“抗清”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在“扶清灭洋”的口号出现之后，义和团的首领朱红灯还制定“攻打北京”的计划，始终坚持了反封建的斗争。
    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大肆污蔑和攻击义和团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完全是出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他们对义和团革命群众的污蔑和攻击，反映了阶级敌人对中国革命主力军农民的刻骨仇恨，反映了阶级敌人对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刻骨仇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唱着同一个调子，为一部反对中国革命，侮辱革命群众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拍手叫好。他们这样做，不折不扣地充当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立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仇恨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这使我们更加懂得了：在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为什么要勾结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扑灭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为什么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抱什么态度，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上，早已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全国解放以后，这种原则分歧更加尖锐化。怎样对待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这个分歧的一个爆发点，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在这次交锋中，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个电影的评价问题上，各自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力赞美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反动影片，其目的是为了请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企图借用它们的名字、口号和服装，在中国宣扬资本主义。
    影片歌颂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是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人物和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开始分化出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革命风暴和亡国大祸的威胁下，从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的改良主义办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戊戌变法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的网罗，在解放思想上起了一些启蒙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从来是承认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批判地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决不是无原则地对戊戌变法运动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歌功颂德。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本身就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改良主义的目的，从来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剥削人民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他们所幻想的只是以渐变的形式，使地主经济逶迤曲折地改变为半地主、半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并企图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灭于无形之中。所以，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十九世纪的末叶，中国的社会改革已经出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即企图用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的办法通向资本主义。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只能是一条虚伪的、行不通的反动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维新改良的历史条件。当时，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康有为、梁启超，却恰好把维新变法的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他们幻想投靠帝国主义，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实现他们维新变法的主张。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加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过程，而根本谈不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另一条道路是广大群众起来，用武装斗争的办法进行革命。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走的都是这条道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的革命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自横刀向天笑”。戊戌变法运动最悲壮的一幕是一个勇敢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之死，他的死宣告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的破产。而在半个世纪以后，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却还在鼓吹早已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片极力宣扬“如果要中国富强，必须要维新变法！”还通过光绪皇帝之口，大肆赞扬维新变法，把改良主义吹得天花乱坠，什么“明治维新”，什么“变法上谕”，什么“中国这样改革起来，不到三十年，就可成为世界上最最富强的国家啦！”等等。这是疯狂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呼喊，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呼喊，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呼喊，革命人民是决不允许的！
    影片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光绪皇帝，捧到了九天之上。说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用尽了心机，受尽了闲气”，“只要国事有办法”“身体倒不在乎”。
    特别恶毒的是，影片在大肆吹捧帝王将相和美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丑化劳动人民，把群众污蔑为“群氓”。在电影的末场，作者通过被歪曲、被丑化了的村民、村妇的形象，大肆美化光绪皇帝，称颂光绪皇帝是个“好皇帝”，“他是帮我们老百姓的”，“我们都惦着皇上呢！”村民、村妇把鸡蛋、饽饽“献给”光绪皇帝吃。临别时，“民众夹道跪送”。影片还污蔑说什么“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难道人民群众就是这样恭顺服从、卑贱丑陋的群氓吗？绝对不许污蔑劳动人民！毛主席教导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８）］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此歌颂这部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恰恰暴露了他们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获得革命胜利之后，当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亲自为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作了总结，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宣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之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然还把这部大肆歌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作为“爱国主义”影片，不加批判地在各地大量放映，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９）］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美化资产阶级共和国，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妄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所以全力歌颂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就是因为这部反对革命、歌颂改良的影片是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工具。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通过古人来赞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并利用这部影片来迷惑群众，来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围绕反动影片《清宫秘史》而展开的这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前赴后继，浴血苦战，终于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全国解放了，但是解放了的中国究竟往哪里去？胜利的果实究竟归于谁？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所浇灌、生长起来的桃子究竟由哪个阶级来摘？这样重大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都是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资产阶级要从人民的手中争夺胜利的果实，他们要摘桃子。他们要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代表资产阶级来摘桃子的人物。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解放以后仍旧日夜梦想着资本主义的复辟，死抱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放，无限向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极力想使中国革命半途而废，大力发展资本主义。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１０）］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粉、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吻，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难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唱的颂歌，就连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形形色色的新老修正主义的辩护士们，也都望尘莫及。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猖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彻底粉碎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猖狂进攻，挖出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打倒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党、篡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穷追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穷追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堡垒，让毛泽东思想占据一切阵地。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勇敢地投入战斗，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胜利万岁！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事实，说明了这一点。清华大学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亲自掌握的一个典型。本刊调查员，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对待干部问题的情况调查，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煞费苦心地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打下去。他们派出大量的工作组，指使工作组，一方面打击广大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方面打击广大干部，把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打成“黑帮”。这一切，都是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抗的，都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特别有必要着重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完全是针锋相对的。在干部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实行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路线，就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批判他们的。二十三条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贯串着这个精神。
    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顽固在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广大群众，打击广大干部，保护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最害怕革命群众，最害怕革命干部，特别最害怕革命干部同革命群众相结合。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一方面挑动群众斗干部，一方面挑动干部整群众，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因此，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现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企图把对干部“打倒一切”的罪名，强加在革命小将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强加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他们装出关心干部的样子，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挑拨干部同革命小将的关系，挑拨干部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他们妄图破坏革命的“三结合”，排斥真正的革命干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他们自己也梳装打扮起来，千方百计地妄图钻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实现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这是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广大的群众和广大的干部，都必须提高警惕，不要上当。
    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许多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些同志要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揭露和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身心地投入这个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才能同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在夺权斗争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又在斗争中改造自己。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第五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三）一九六七年四月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上海《解放日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开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斗臭！》
    新的战斗号角响了！
    《红旗》杂志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三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某某人，如何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滔天罪行；揭露了他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把这样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揪出来示众，是全国革命人民的大喜事！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我们热烈欢呼这一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一九五○年围绕反动电影《清宫秘史》而展开的一场严重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对一部影片的评价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等，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把彻底的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吹捧成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拚命抵制对它的批判，就是为了美化帝国主义，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攻击革命群众运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不仅如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在抗日战争前后犯了一系列严重罪行以外，建国十七年来，还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内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欠下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一大笔债。现在，是我们向他算总账的时候了。我们不但要彻底批判《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而且更要彻底批判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好地肃清各个领域里的修正主义流毒，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阴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一场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开展的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标志着这场思想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复辟反复辟的斗争深刻地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还要从思想上展开夺权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把资产阶级思想批透、批臭。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所掌握的大权才是牢不可破的、不可动摇的。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进行着尖锐激烈的斗争。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现在，我们要进一步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场大决战，我们一定要在这场大决战中夺取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提出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会不会分散力量、妨碍夺权斗争呢？不会！恰恰相反，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把他的罪行充分暴露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矛头对准这一小撮开火，从而在共同的斗争中，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更好地奠定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彻底批判了这一小撮，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划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界限，划清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同执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的界限，从而促使更多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大推动革命的“三结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广泛、空前深入的群众运动，自始至终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现在，在这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同样要发动最广大的革命群众参加批判，参加斗争。我们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大军，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发动总攻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大立毛泽东思想的新纪元。这样一个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的大学校。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更加深入的阶段。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器，彻底批判和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这一小撮的猖狂进攻。我们坚信，通过这一场群众性的批判斗争，战无不胜的、光芒万丈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必将大大普及！亿万革命群众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必将大大提高！
             （原载上海《解放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五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王洪文的文章：《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王洪文）
    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
    戚本禹同志揭发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充分暴露了他那一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丑恶嘴脸。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感到舒服”，这真是混帐逻辑，把我们工人阶级的肺都气炸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十足的奴才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我们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最关心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最关心保证我国永不变颜色。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继续招摇撞骗，要坚决把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把他彻底批臭！
    我们要揭露他背着毛主席盗用职权，网罗党羽，搞全国范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把他在上海的党羽，彻底斗倒，斗臭。
    我们要彻底批臭他提出并全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发他和他的党羽在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们要彻底揭露他几十年来的反动言行，揭他的老底，同他算总帐。特别要清算他和他的党羽为上海反动资产阶级服务，迫害上海工人阶级的罪恶活动。
    我们要彻底批判他的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修养》，彻底清除它在上海的流毒。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我们认清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假革命、反革命本质，我们要更加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挑拨离间，大搞群众斗群众，我们就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他要保护他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党徒，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们就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他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虚伪的处世哲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来腐蚀我们，我们就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要发动一场人人动脑、人人动口、人人动笔的搞臭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群众性批判运动。
    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最最崇拜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最热爱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党内头号资产阶级代理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彻底批倒他，彻底搞臭他，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以笔作刀枪，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所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这次伟大战役的进军号。
    早在去年五月，毛主席就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就必将给予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致命的打击，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推动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斗争，必将带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正处在决战阶段。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着重批判他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彻底肃清它的流毒，把大批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革命干部解放出来。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从来是针锋相对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和十六条都明确指出：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重点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黑帮”、“反党分子”，竭力阻挡干部起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这种情况，今天还在极大地妨碍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在这场伟大的批判斗争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和打击的干部，要勇敢地站出来革命。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干部，要立即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一切要革命的干部，都要坚决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和他们一起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集中火力揭露和打击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革命的“三结合”，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形成的。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干部，是在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洪流中考验出来的。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同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一定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集中火力斗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斩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伸向各个领域的黑手；而彻底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必将把各单位的斗、批、改提到更高的水平。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彻底清算十七年来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十七年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从未间断。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地引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指出：“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那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需要，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就是这个人，为资本家剥削喝采，为富农经济叫好。就是这个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拚命鼓吹“四大自由”。就是这个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调和。就是这个人，反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竭力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就是这个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就是这个人，为反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内向无产阶级发动的猖狂进攻，鸣锣开道。这个人的野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
    因此，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只有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才能使广大革命群众懂得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要深入批判他的欺人之谈的《修养》。这本书，是他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对《修养》这本书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
    《修养》这本书，完全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本书，是要资产阶级“修养”，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宣扬唯心主义，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按照这本书，舒舒服服地关在小屋子里去“修身养性”，就只能是舒舒服服地演变成修正主义。这本书一版再版，不仅流毒全党全国，甚至流毒世界，害人不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干部由于受了《修养》的骗，中了《修养》的毒，妨碍他们积极投身于革命的群众运动，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受蒙蔽、受毒害的同志，不要再上《修养》这本书的当了。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群众运动的火热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对这本书的彻底批判，一定要联系自己的思想，触及灵魂的深处，大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粉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套在自己身上的精神枷锁。这是一场破私立公的革命，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革命。只有打碎这个精神枷锁，才能轻装前进，真正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这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就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群众在批判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中，在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斗的武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光明日报》编辑部文章：《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旗》杂志发表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同志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发起总攻击的战斗号角！一场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空前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兴起。
    毛主席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着“红旗”反红旗，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妄图扭转中国革命的航向，千方百计地要把中国革命引向歧途。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他利用他所窃踞的党政要职，变本加厉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那末，人民的江山就要改变颜色，千百万人头就要落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会付之东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年来，在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针锋相对地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掌稳了航船，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破浪前进！现在，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流毒的决战时刻，已经来到了。这是一场空前规模的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斗争。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大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大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大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是不打不倒的。我们必须穷追猛打，打他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要彻底批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就必须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使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才能使他们原形毕露，才能把他们长期以来所散布的大量毒素统统挖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才能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要搞好这场大批判，首先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紧紧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纲，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恶劣影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大破剥削阶级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大革命，是从思想上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大革命。当前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决定性的战役。
    长期以来，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的文、史、哲、经等各个部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和扶植了一伙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只有彻底摧垮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后台，才能把这一批反动的家伙挖出来，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历史使命。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这条反动路线，一方面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革命化，肃清反动路线在革命派内部的流毒，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只有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才能把受打击的大批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的唯一正确的干部路线，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在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斗争中，特别要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在一九六二年再版的这本书，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这本书，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们必须把它彻底批深，批透！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大批判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武器。在当前这场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中，我们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更新的高潮，把我国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让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永远照耀全世界。
    革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少年，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让我们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
             （载《光明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九日）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
    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是一个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党永不变质，保证我国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揭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出了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红旗》杂志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三篇文章，吹响了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战斗号角。一个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运动，正在全国全军广泛深入地展开。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一再推行投降资产阶级的路线。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就大肆宣扬活命哲学、叛徒哲学，指使某些被捕的“共产党员”投降阶级敌人。以后，又把他们包庇下来，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让他们窃踞要位。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准备向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屈膝投降。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他就拚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一九四九年，他提出欢迎资本家剥削，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年，他把卖国主义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他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富农，反对变工队、互助组，反对发展集体经济，叫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他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发展资本主义，提倡“四大自由”。后来，他又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一九五六年，他迎合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大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二年，他大刮单干风，鼓吹什么“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同时，大量印发他的《修养》。一九六四年，他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长期以来，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他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没收了他们的物资，没有也不可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力图复辟。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极力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内部，有些人也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蜕化变质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他们就会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党和政权中来，形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奇怪的，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总司令。如果不把他揭露出来，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就会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象苏联那样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那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我们就要吃二遍苦，走回头路，就要大大推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现在，我们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所代表的被推翻的阶级，决不会甘心自己的死亡。要夺回长期以来被他们所盘踞的一切阵地，肃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散布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还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疯狂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革命战士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和广大的工农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一起，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诛笔伐，猛烈开火，坚决把他打倒！
    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揭露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滔天罪行，剥掉他的所谓“老革命”、“一贯正确”的画皮，彻底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他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把他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唯心哲学的种种谬论，批倒批臭，把他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军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等项光荣任务中，要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所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通过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形式的反扑，打垮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好权，掌好权，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全军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把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广泛搜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交给干部战士，使大家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提高两条践线斗争的自觉性。我们要紧密结合群众性的批判的斗争实践，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推动部队的思想革命化，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过程，就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的过程。我们要通过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批判，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把毛泽东思想更深入地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全体指战员和全国革命人民的行动准则。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最根本的保证。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本报十三日刊登了上海市第六女中革命小将，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大斗争中，实现了全校革命的大联合的消息。同时，转载了《文汇报》《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的社论。这个消息和社论，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上海市第六女中的经验和《文汇报》的社论指出，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当前革命斗争的大方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障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把矛头直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把这场斗争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共同的斗争，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正确的，普遍适用的。
    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重要指导思想。而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制造群众与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他们在干部问题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包庇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阴谋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如果我们把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作为斗争的主要目标，那就会放跑了真正的敌人，妨碍了革命的大联合，减弱和分散了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批判的火力。我们绝不能这样做。
    必须指出，我们说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是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联合，是在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共同斗争中的大联合；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派组织的大杂烩。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群众，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耐心地帮助他们。在控诉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争取、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而起来造保守派组织的反，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对于保守派组织中顽固坚持错误观点的极少数头头，则应当加以揭露、批判，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对“联动”那样的反动组织，应该坚决打击，彻底瓦解，对其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办。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当前，我们特别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
    革命的大联合，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斗争，具备条件，讲究方法。
    旗帜鲜明，就是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必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的战斗武器，必须以坚定的革命左派作为大联合的领导核心。
    坚持斗争，就是必须在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推进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具备条件，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占优势，并且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讲究方法，就是要大力提倡，认真引导，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散革命群众组织，搞“合二而一”的大合并。
    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犯了错误的干部，都必须在这场大批判中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的毒害，必须坚决支持革命派，向革命派学习，向革命派靠拢。如果对革命派抱着抵触和不满情绪，那就不但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甚至可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充当他们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批判的共同战斗中，紧密地联合起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大道上阔步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社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
    在当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中，着重批判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方面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另一方面对干部“打击一大片”，这都是为了“保护一小撮”。如果我们只是批判了在对待群众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忽视了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就不可能真正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就不可能真正贯彻对干部“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极大地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妨碍革命的“三结合”，妨碍夺权斗争的胜利，妨碍“抓革命，促生产”，也就不可能最终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进行到底。
    干革命，必须依靠广大群众。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要想取得胜利，要建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非有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不可。经验还证明，在揭露和批判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还要看到，不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可能做到对干部状况心中有数，就不知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彻底批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是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结合起来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此，干部问题是当前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对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绝不是什么“转移目标”，而是正中目标；这个批判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绝不是什么“毫不相干”，而是关系大得很。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革命派。现在，不是又有人趁我们党提出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大嚷什么“革命派是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起家”的吗？不是又有人在胡说什么“我们执行了压制群众的反动路线，你们执行了打击干部的反动路线；我们保护了一小撮，你们打击了一大片，大家彼此彼此”吗？对于这些谬论，必须痛加驳斥！
    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他们从来就是这样干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锋芒所向。
    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对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强烈憎恨。他们从来就是狠狠地“打击一小撮”，从来就不会“保护一小撮”。在猛打猛冲的群众运动中，有时会出现某些过火的行动，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这和“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绝对扣不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这条反动路线的批判，就是理直气壮！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推行对干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政策，除了亲自“蹲点”、直接指挥之外，还利用广大群众对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憎恨，提出许多形“左”实右的口号，极力在群众中散布“一概怀疑、一概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假手于群众，来扩大打击面。这是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主要手段，也是更加阴险的手段。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往往也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来，妨碍一些人勇敢地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牢牢掌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彻底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把干部队伍看成是“一片黑”、“烂光了”，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极端错误的概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内部继续存在。我们要的是实事求是和阶级分析，而不是宁“左”勿右。
    《红旗》杂志第五期《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篇重要文章的发表，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热烈拥护。这正说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具有无比强大的威力。然而，有少数人，却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作任何阶级分析，不区别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笼统地区分什么“群众”和“当权派”，认为“凡是当权派拥护的自己就要反对”，“干部起来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去积极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极端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捍卫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必须挺起腰杆来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在斗争中把“一大片”真正解放出来，才能把“一小撮”彻底孤立，彻底打倒。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粉碎那“一小撮”搞反攻倒算，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要落实到行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做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模范。
    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过程，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首先，要善于正确地识别干部。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掌握阶级分析的武器，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来考察和识别干部。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整理材料是不行的。我们应当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放手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全部工作和全部历史进行充分的了解和讨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出正确的结论。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必须认识到，广大的革命干部在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和革命群众的目标是一致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愿意起来革命的干部应当“一看二帮”，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跟上形势，积极耐心地支持他们出来“亮相”，鼓励他们到群众中去，在斗争中经受考验。通过斗争，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
    革命干部应该到群众中去，投身到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洪流中，建新功，立新劳，真正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消极等待，脱离斗争，按照《修养》那本书的说教，去“闭门思过”，幻想那一天会有人突然把自己“解放”出来，同自己搞“三结合”。真正要革命的干部，应该不怕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各种保守势力的打击，坚定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站到革命小将一边来。这需要艰苦的思想斗争，需要触及灵魂的革命。一切革命干部，都必须经受住这个根本立场的考验。
    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不仅敢于“打击一小撮”，而且敢于“解放一大片”，团结大多数。现在，许多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在干部问题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并且积极落实到行动中来。任务重大，时间紧迫。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士们，广大革命干部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社论）
    
    
    （四）一九六七年五月着重批判黑《修养》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世界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毛泽东
    ＊ ＊ ＊
    《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一书的要害是什么呢？
    它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
    “至于讲到我呢，那末无论是发现近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彼此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了这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则早已作过对于各个阶级的经济解剖了。我所作出的新东西就在于证明下列几点：（一）阶级的存在仅仅是跟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二）阶级斗争必然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进到消灭任何阶级和进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致约·卫登麦尔》（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五二页）
    列宁在五十年以前又强调指出：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策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三九八──三九九页）
    《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割裂和歪曲。他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那些阶级斗争的词句当然只是骗人的鬼话，当然是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
    《修养》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出版，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多次重印。在几种版本里，根本不谈抗日战争、不谈抗日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注），根本不谈解放战争、不谈解放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这样的《修养》，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触动不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国民党的一根毫毛。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很显然，抛开革命战争，抛开武装夺取政权，就根本谈不到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谈不到党员的思想改造。可是，就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里，夺取政权的年代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要人们忘记武装夺取政权的根本任务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去“修养”，岂不是要人们“修”成不干革命战争，不要夺取政权的庸人！这样“修”出来的庸人，绝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大加增删，重新出版，仍然是原来的那套货色。在这个时期修订再版、重新出版的《修养》，不但根本不谈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而且仍然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要人们忘记社会主义革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自我修养”。这样的“修养”，岂不是让人们“修”成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修”成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不是。
    《修养》一书讲了国家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讲国家问题的时候，是绝对不会不讲国家的阶级性质，绝对不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是，《修养》一书偏偏抛开无产阶级专政，而象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那样，抽象地讲国家问题。
    《修养》一书的作者说：无产阶级“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及国家机关，来和一切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从党内与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在自己的工作中腐化、官僚化与堕落的分子出去”，“而保持党与国家机关的纯洁”。试问，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关呢？难道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吗？可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吗？《修养》一书恰恰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照《修养》一书作者看来，只要共产党人努力进行“自我修养”，就会从天上掉下一个什么“理想国”来。他梦寐以求的，不是别的，就是资产阶级国家。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在上面引的这一段话中，特意增加了“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这种特意的增加，表明作者对我们国家性质的看法。可是，在这里，在全书，他根本不提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修养》一书的作者，把我们的国家，说成仅仅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向敌人实行专政的国家，这不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主张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
    《修养》一书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一定要讲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可是，作者却只字不提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党员到底要怎样去进行我们的事业？”作者回答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没有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和法西斯蒂等，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种社会，当然是人类史上最好的、最美丽的、最进步的社会。”作者又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有人类最伟大的气魄与革命的决心。每一个党员都应该愉快而严肃地下定自己的决心，来担负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作者在作了类似种种一连串的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之后，做出结论说：“我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这么一回事。”在作者的回答里，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了解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所主张的怎样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原来就是这样！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在《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十一页）
    列宁说：“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四四八页）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修养》一书里着重讲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胜利以后，“还须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改造时代，最后才能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一个稍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人，在这里总会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吧！没有，没有，还是一句也没有！可见，他所说的“长期的改造时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他所说的“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很显然，《修养》一书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去“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剜掉了。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⑴⑵）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很明白，在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而讲什么“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这简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莫大侮辱。
    一九六二年再版的《修养》，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把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三段话全部删去了。这三段话是：
    “人们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资资料，并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绝，各人单独进行，而是团体为单位，以社会为单位来共同进行的。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以及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在实现物质资料生产时，也就建立彼此间在生产内部的某种相互关系，即某种生产关系”。
    “生产底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也不会长久停留在一点上，而是始终处在变更和发展状态中。同时，生产方式中的变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观念、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底变更，即引起全部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底改造”。
    “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很明显，《修养》的作者，在一九六二年删掉斯大林，删掉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全部引文，完全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
    他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修养》一书在多次重印和再版中，根本不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一点，也说明《修养》的作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真修正主义者。因为，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同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一样，离开了列宁主义，也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今年的选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反其道而行之，不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归结为“自我修养”。
    “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就是《修养》一书的公式。这个公式，同老叛徒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
    真的没有目的吗？当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老叛徒伯恩斯坦一样，有其阴险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企图瓦解无产阶级队伍，使人们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
    （注）《修养》一书，在一九六二年以前的各种版本里，都没有谈抗日战争。一九六二年的新版中，在“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一节里，作为举例，加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段。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刘少奇《修养》的通知
    1967.05.11；中发［67］153号
    各革命委员会，各军区，各级党委，各革命组织：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讨论通过，并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现在公开发表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彻底革命的批判精神，大破大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象一根光彩夺目的红线，贯彻始终。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战斗的，革命的。它是在最广阔的规模上和最大的深度上对旧世界、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在大破大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彻底的科学的批判态度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共青团的任务》《列宁全集》三十一卷二百五十三至二百五十四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最大的破，最大的立。
    毛主席在一九四四年《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大破旧戏舞台上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那种否定工农兵、颠倒历史的反动现象，尖锐地指出：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要再颠倒过来。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在狠抓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是为我国无产阶级推翻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夺取全国胜利作舆论的准备。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以后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时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大破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大破奴隶主义的《武训传》，大破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大破戏剧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大破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全国解放以来，毛主席关于思想、文艺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什么贯彻不了呢？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因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窃取了文化界领导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等人，公然抵制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专了我们的政。如果我们不发动一场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荡涤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就不可能摧毁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破大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大破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混到党和政权领导机关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揭露出了“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即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进行大批判，大斗争。这是最根本的破，最中心的破。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抓住这个根本，这个中心，大破大立，把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夺回来。
    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谁和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这个大破大立的问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最广大的群众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里，进行大破大立的最好的形式。
    用群众运动的方法，进行大破大立的斗争，这就要自下而上地把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充分地发动起来，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相信群众能够大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破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破修正主义思想。如果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发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就不可能彻底的破，也就不可能真正的立；就不可能大破大立。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一年了。现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大斗争。这是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大破大立。一切革命同志，都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大批判、大斗争的目标，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拿起笔杆握紧枪，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而斗争》
    一九六六年二月，正当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要时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反击。这是我国文化革命斗争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武器，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
    《座谈会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持和保卫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发出的战斗号令，是号召我军指战员拿起笔杆握紧枪，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动员令。它预示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色风暴的来临。
    这个座谈会，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委托文化战线上最勇敢的战士江青同志主持召开的。《座谈会纪要》要求人民解放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这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的最大关怀、最大信任、最大鼓舞。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这是我军全体指战员的无上光荣。
    《座谈会纪要》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长期以来，疯狂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拚命地抗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他们把持和控制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阳奉阴违，横行霸道，在文艺界专了我们的政。十七年来，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丑化工农兵，美化帝、封、修，从吹捧《清宫秘史》到炮制《海瑞罢官》，干尽坏事，罪恶滔天。
    一九六五年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及其大毒草《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一伙，肆无忌惮地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姚文元同志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陆定一这些坏家伙，不准北京的报纸转载这篇重要文章，上海出的小册子也不准在北京发行。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盗窃党中央的名义，抛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汇报提纲》，明目张胆地打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旗，包庇资产阶级右派，向无产阶级左派进行猖狂进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他们反革命的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我军干部战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根据《座谈会纪要》的要求，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积极地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口诛笔伐，叱咤风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被打得阵脚大乱，丢盔卸甲。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梦破灭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胜了文化大革命的头一仗。
    从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当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人民解放军，必须最坚决地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使自己成为向反革命修正主义进攻的最勇敢的一支突击队。
    我军是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彪副统帅直接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毛主席号召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起重要作用，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要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就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最近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篇光辉历史文献；认真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和毛主席亲自审阅修改的《座谈会纪要》，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资产阶级总是通过“和平演变”的方法，利用“文艺”之类的糖衣炮弹来征服人心。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这是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必须争夺的前哨阵地。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要篡党、篡军、篡政，总要先作舆论准备。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敌人反革命的舆论准备，就要高度重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彻底揭露和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夺回他们窃取的领导权。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这样。正如《座谈会纪要》指出的，“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不仅要用枪杆子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且要拿起笔杆子，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泛滥。我们既要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作冲锋陷阵的勇士，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作勇敢坚强的突击手。伟大统帅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拿起枪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革命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任何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都将被我们彻底粉碎。
    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而战斗到底！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5月29日）

    
    （五）一九七六年六月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新华社报道：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 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陈伯达同志出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大会，并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热烈祝贺
    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满怀革命豪情地表示：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共同对敌，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 ＊ ＊
    新华社十日讯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奏凯歌、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总攻击的关键时刻，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数百个革命群众组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了！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万四千多名文艺战士，今天满怀革命豪情，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齐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他们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战斗的大检阅──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出席了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批判的盛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同志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陈伯达同志祝革命文艺工作者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并向全体文艺战士发出号召：“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李英儒、舒世俊、陆公达、刘巨成，也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标志着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都文艺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战时刻联合起来，抓住主要矛盾，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一革命壮举，必将极大地促进整个文艺界以至于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批判，推动当前的大批判运动更深入的发展。
    在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单位产生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它们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由于观点上的一些分歧和无政府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影响，相互之间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争论。这种情况，使得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大军兵力分散，步调不一，严重地影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他们说：“我们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再大，也大不过我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千条道理，万条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千重要，万重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最重要！”“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分清敌我，把所有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文艺工作者都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狠狠地、准准地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为了开好大联合后的第一次斗批大会，连日来许多单位都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部和筹备小组，一些过去互相对立的革命群众组织成员，现在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共同研究作战方案，共同研究发言提纲。不少单位的革命群众组织为了准备这次斗批，还联合召开誓师大会或联合进行街头宣传演出。大家决心要在大联合大批判中，尖锐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通过大批判进一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今天，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联合起来的中央直属文艺系统的文艺战士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清早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工人体育馆。大会主席台正中，高挂着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整个大厅，红旗林立，布满了鲜红的毛主席语录和表达革命文艺工作者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的革命决心的大字标语。大厅里到处洋溢着大联合、大批判的革命战斗气氛。文艺战士们，群情激昂，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会开始之前，全场齐声朗读毛主席的语录：“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成员金敬迈同志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了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为无产阶级夺权。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来，完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联合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金敬迈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我们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进行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他指出，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还等待着我们去完成，困难还有待我们去一个个地战胜，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大斗争大批判中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首都文艺界四大革命群众组织──革命造反派砸烂文化部联合委员会、首都革命文艺造反总部、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首都文艺界红色造反总部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联合发言，热烈欢呼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全力以赴，共同对敌，斗倒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伟大历史任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陈伯达在文艺界“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上的讲话
    〖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图博文物系统召开“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大会”，陈伯达、金敬迈出席讲话〗
    陈伯达的讲话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问好！我代表江青同志向你们问好！
    文艺界的革命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你们今天的大会，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模范。你们应该继续成为大联合、大批判的模范，成为文斗、不要武斗的模范。我庆祝你们大联合、大批判及各项工作取得胜利，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万岁！
    金敬迈的讲话
    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友们！
    真心诚意愿意联合起来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的战士们：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今天，中央直属文艺团体、艺术院校、电影和图书博物文物系统，召开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我们祝大会胜利，成功！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亿万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总攻击。我们这次召开的大会，是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支持包庇的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起总攻击、总清算的信号。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四严正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文艺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建国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什么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总是得不到贯彻呢？为什么彭真、陆定一、周扬、夏衍、齐燕铭、林默涵、肖望东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竟敢如此胆大包天，为所欲为呢？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有个总根子，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个总后台。这个总根子、这个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国修正主义总头目，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代表，是全国革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是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文艺界犯下了滔天罪行。这一切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本主义大复辟。
    革命同志们！如果他的这个阴谋得逞，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下来的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会象今天的苏联那样改变颜色，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将废于一旦，世界革命将会出现一个大倒退。我们能够容许吗？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正是为了避免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正是为了铲除修正主义的毒根，正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天才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斗垮，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彻底铲除，就得先斗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那个资产阶级黑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头头，也就是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最最猛烈的总攻击，彻底粉碎他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江山！
    我们要以最大的仇恨、最强的火力，奋起口诛笔伐，把枪口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清算他在文艺界犯下的滔天罪行，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根子彻底挖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现在正在进行着的这一场大斗争大批判，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摧毁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肖望东等等文艺界黑线的头目，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一个一个地斗，斗倒、斗垮、斗臭！斗得没有一个人再敢保他们，斗得想保他们的人再也不敢吱声，这样，我们就能够彻底粉碎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席分子所盘踞的一切堡垒，把他们所窃踞的一切领导大权统统夺回到我们无产阶级手中来！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是为无产阶级夺权。我们联合起来，就是为了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把权夺回来。我们中央所属的文艺系统中，有几百个战斗组织，成立这几百个战斗组织，不是为了你打我，我打你，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成立这几百个战斗组织，不是为了你夺我的权，我夺你的权。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权可夺。一切革命的战斗组织，都是为了斗黑帮而组织起来的，都是为了为无产阶级夺权而组织起来的。正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联合起来，完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完全有可能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干什么？联合起来斗、批、改，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夺权。要是有哪个战斗组织，只是为了他自己那一个具体战斗组夺权，为了为自己夺权，他是想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为了为自己夺权，他把自己做的任何一点工作，都当作抬高自己、压倒别人的一种资本，这样的战斗组织，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因为背离了毛主席指出的正确方向，因为他忘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他自己把自己排斥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外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全面的猛烈的总进攻，在大斗争大批判中促进、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文艺界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斗、批、改，这就是当前我们首要的战斗任务，也就是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个大方向。
    掌握了这个大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敌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试想一想，一旦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不断地壮大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奈我何！
    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须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一丝不苟，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有了错也绝不遮遮盖盖，强词夺理，制造纠纷。而是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任何革命组织或个人，不敢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他也绝对做不到坚持真理。要是他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他就必然能逐步地掌握真理。
    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我们对兄弟组织和阶级兄弟的错误，也必须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坦荡胸怀，看到他们的错误，就积极地帮，热情地帮，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巴不得他们垮台。因为阶级兄弟的错误，也就是我们的损失，也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削弱。在向敌人冲锋肉博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怎么能眼看着自己的战友掉队呢？怎么能为自己的战友摔了一跤而高兴呢？应该是携起手来并肩向敌人奔杀过去。
    同样的，为了不断壮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任何犯过错误而愿意改正错误的阶级兄弟，对走过岔道而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兄弟组织，都只能拍手欢迎，而决不应揪住他们过去的小辫子不放，讥笑、讽刺，甚至排斥，打击他们，因为对任何革命同志，不管他们犯过什么错误，只要他们现在敢于向黑帮进行斗争，愿意为保卫毛主席而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他就是我们的新战友，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壮大一分。同志们，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一切革命的战斗组织，都必须不断地立新功，建新劳，不能吃老本。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应该欢迎兄弟组织为革命立新功，建新劳。
    有人会说，你们这是“和稀泥”，你们这是“捏合”。不对！什么叫和稀泥？不抓大方向，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才叫和稀泥。今天的大方向就是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今天最大的原则，就是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方向；今天最大的是非，就是掌握这个大方向的是和违背这个大方向的非。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掌握住大方向，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大斗争大批判，怎么叫“和稀泥”？
    同志们，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脸吧！看看他们，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和稀泥”，这样的“捏合”正是敌人最害怕的。因为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他们的末日就更近了。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们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才能进行这场人民战争，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
    为了彻底斗垮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一定要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我们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要严禁武斗，不能搞打、砸、抢、抄、抓。打、砸、抢、抄、抓决不是战斗。靠打、砸、抢、抄、抓起家的组织也决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止坏人钻我们的空子。
    被推翻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还在垂死挣扎。他们进行反夺权的一个特别阴险的手段是：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弱点，煽动分裂，挑动武斗，毁坏国家财产，破坏革命的新秩序，极力转移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迷失斗争的大方向，走到邪路上去。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央所属的文艺系统联合起来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一件大好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也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各系统各单位的斗、批、改的艰巨任务，还等待我们去完成，困难还有待我们去一个个地战胜，让我们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大斗争大批判中进一步联合起来，高举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彻底批判以陆定一、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肖望东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林杰的文章《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
    一
    革命，斗争，批判，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每个革命者，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须具有革命的战斗风格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奴隶主义，却要人们向剥削阶级老爷卑躬屈膝，逆来顺受，只能绝对服从，不能丝毫怀疑。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把反动透顶的奴隶主义搬到党内来，妄图扼杀党员的革命精神，把党员变成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驯服工具。他在大毒草《修养》和其他言论中，把奴隶主义奉为法典，当作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准则。他说：
    “我们主张组织上的绝对服从。”“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服从”，以“上级和多数在原则上、政治上先要正确”“为服从的条件”“是不对的”。
    “即使大多数和上级或中央真错了，你也还要服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只要是大多数，是上级或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
    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主义！
    毛主席早就对奴隶主义作了深刻的批判。《修养》发表不久，毛主席即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光辉的著作中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群众，要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服从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领导时，毛主席更针锋相对地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样，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团结、服从，都是有条件的，只有党内斗争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认为，组织上的服从，必须以政治上、原则上的正确为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组织路线，必须服从政治路线。
    毛主席在谈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时，首先指出，党的领导“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
    列宁也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依靠什么来维持的呢？列宁回答说：第一，“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第二，依靠先锋队“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第三，依靠“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①。
    共产党员的最高原则是革命。如果某一个党的领导人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原则，我们就是要“无组织，无纪律”，造他的反，决不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牺牲党的政治原则，而侈谈什么组织纪律，那就是背叛。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顽固地推行奴隶主义。他自封为党的“领袖”，“朕即党”。谁如果对他不是“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他就搬出奴隶主的王法来，打棍子，戴帽子，什么“无组织，无纪律”，什么“破坏民主集中制”，“反抗多数意志”，反党”，等等，不一而足。
    “破坏民主集中制”吗？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集中，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错误的集中，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反对错误的集中，绝不是反对民主集中制，而正是维护民主集中制。
    “真理在少数人方面，也要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吗？绝对不能。牺牲真理，出卖原则，向错误的“多数”投降，这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我们决不能抛弃这个最高标准而去服从什么“多数”。违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多数”，实际上是少数，是一小撮。
    毛主席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典折地发展。”当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时，那么，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就应该坚持真理，不怕打击，为真理而不屈不挠地斗争。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光辉的榜样。当机会主义者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利用所谓的“多数”打击他的时候，毛主席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立场，同他们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列宁也是这样。斯大林说：“列宁从来没有做过多数的俘虏，尤其是当这个多数没有原则立场的时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党内多数的意见或党的眼前利益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总是毫不犹豫地坚持原则，反对党内多数的意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简直不怕独自一人去反对全体，因为他认为──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②
    “反党”吗？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无比热爱的。对于叛卖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变节“领袖”，我们就是要造他们的反，就是要坚决揭露，使他们威风扫地，把他们打倒。这正是为了保卫党。那些篡党的家伙们，才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一不朽著作中，号召德国工人说：“抛弃谢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领袖’，摆脱他们那种使人愚钝、使人庸俗的说教，违背他们的愿望，不理会他们，越过他们，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③列宁这段话说得多好呵！全世界无产阶级，奋发起来，坚决抛弃现代的谢德曼和考茨基，踢开一切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领袖”！
    二
    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奴隶主义的伟大号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对抗毛主席，宣扬反动的“驯服工具”论。他说，“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叫奴隶是活工具”。他还说人都是“活工具”，要共产党员做象奴隶那样的“驯服的工具”。这纯粹是奴隶主的观点！
    奴隶主义不是奴隶阶级的思想，而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愚弄被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驯服”决不是奴隶阶级的本性。那里有剥削和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古代罗马帝国的奴隶大起义，雄辩地证明，奴隶阶级是敢于造反，敢于革命的。这次大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的英雄形象，一直在鼓舞着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战斗。
    列宁说过：“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④无产阶级革命家，总是满腔热情地赞扬被剥削阶级的冲天革命精神，鼓励他们起来战斗。而剥削阶级总是别有用心地把“驯服”强加在被剥削阶级身上，并当作他们的“美德”加以宣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奴隶主义，这表明，他完完全全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上。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贩卖奴隶主义，甚至肆意歪曲我们党的光荣历史，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他在接见某党代表时，竟说：“即使在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时期，我们全党亦统一在陈独秀的路线下，以后统一在‘左’倾路线之下，……我们党无论何时都保持党的统一不分裂，保持党的纪律，……就是说无论党的路线正确或错误，党都保持统一。”
    这完全是撒谎！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斗争性最强、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论在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统治时期，还是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李立三、王明等统治时期，毛主席对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始终坚持了斗争，坚决进行抵制。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坚决斗争和抵制，才清除了叛徒陈独秀，结束了李立三、王明等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我们党就是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一个党，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那么，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坚决起来造反，或者推翻修正主义的统治，或者建立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决不能统一在修正主义领导之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只能一方“吃掉”一方，是不可调和的，不能统一的。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宣扬反动的奴隶主义，还公然污蔑伟大的列宁。他说什么，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组织上并没有同第二国际决裂”。
    这是睁眼说瞎话！
    一九一五年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会议”，难道不是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在组织上的公开决裂吗？没有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决裂，就根本不会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历史的真实。无产阶级的叛徒，千方百计地企图篡改历史，只能进一步暴露他们的丑恶面目。
    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宣扬奴隶主义，完全是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服务的。他所说的“纪律”，就是资产阶级的纪律。
    他不是经常大肆吹嘘自己在安源的所谓“功绩”吗？其实，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向工人灌输奴隶主义的毒素，出卖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以安源工人俱乐部代表的身份与安源矿务局签订的协定规定：“矿局所订工人通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工人“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你看，他竟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资产阶级的吃人纪律，不准工人革命。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视若神明；而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则肆无忌惮地加以破坏。他要党员对他的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但是，他自己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决定，却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这个伟大战略思想。
    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大谈党的组织纪律“修养”的人，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他大肆鼓吹阶级投降主义，主张各个地区的游击战“在战略上必须实行中央军事委员会（按：他所说的中央都是指国民党的中央）统一的战略意旨，在政策上必须实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抗日政策”，华北的一切抗日武装“必须尽可能的统一在当地的、华北的以及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直接指挥之下”。同年七月十日，他写信给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对他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党代表大会上宣扬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个投降主义谬论，不仅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反而指示他要适应大军阀阎锡山的需要，要用阎锡山的腔调来说话。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天才著作。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的方针是打内战。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主席告诫全党、全军：“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毛主席说的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听了的，党的全国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毛主席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时，他是举了手的。但是对我们伟大领袖的话，对于党的决定，他又是采取什么态度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他授意《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散布和平幻想，说什么：“只要不是疯子，不是白痴，不管他是那一个阶级，那一个民族，在今天这种环境之下，一定会要求和平”。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他又作了一个时局问题的报告，断言：“内战挑拨者和主战派已失败，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势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在报告中，他大肆鼓吹所谓“六相信”：“相信内战会停止”；“相信国民党蒋介石不打我们了”；“相信国民党与蒋介石能搞民主改革”；相信国民党蒋介石“能和我们办民主建国”；“相信中国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还有一个相信，相信美帝国主义头子“杜鲁门声明”。据此，他还提出所谓“三交换”：交出军队，“统一于国防部”，“换得全国民主化”；交出党权，“换得了我党的合法地位”；交出伟大的中国人民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所得来的胜利果实，换得有些人“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换得“美国借的二十万美金”。
    这个“报告”真是丑死了，臭死了！这那里是什么时局报告，这是彻头彻尾的大叛卖！
    他所说的那些话，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已经讲过多次。美帝国主义向我们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蒋介石说：“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这些“好话”，毛主席早已作了严正的驳斥。毛主席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很清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说的“党性”，乃是国民党的党性，美国民主党的党性；他所绝对服从的纪律，乃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所谓“军令政令”。
    他的立场就是这样鲜明：对杜鲁门和蒋介石，一副奴才相，不愧是一个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而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广大革命人民，则是桀骜顽劣，一副老爷架式。这就是他所宣扬的奴隶主义的阶级实质。
    例子不必再举了。
    总之，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是这样对抗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践踏党的决议，而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纪律，修正主义的纪律。
    四
    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组织纪律。一个人只能遵守本阶级的组织纪律。无条件地遵守一切组织纪律，或者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提法，都是极端虚伪的，骗人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严酷的阶级斗争，使无产阶级懂得，只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才能形成为步调整齐、意志统一的坚强有力的队伍，才能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把无产阶级的力量集中起来，指向一个共同的打击目标，战胜强大的敌人。我们反对奴隶主义，决不是反对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恰恰相反，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组织纪律。
    对于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句句照办。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思想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过的普遍真理，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我们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我们的最高纪律。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真正的、杰出的领袖，必须在全党树立领袖的绝对的革命权威。没有这个条件，党的纪律就不能成为钢铁的纪律，党的事业就没有胜利的保证。列宁说，没有“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⑤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毛主席这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这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对于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维护它的威信，树立它的权威。对于它的正确指示和决定，应该自觉遵守，坚决执行。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但是，决不能用对待修正主义的组织、纪律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对各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决定是否服从，应该以它是否符合无阶级的革命利益，是否符合于毛泽东思想为标准，而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合我胃口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不能把遵守革命的组织纪律当作奴隶主义来反对。反对一切领导、一切权威、一切组织、一切纪律，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必须坚决批判。
    不能用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奴隶主义。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表面上看起来，是极端相反的，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通的。两者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在世界观上，都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奴隶主义主张盲从，不要真理；无政府主义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无政府主义奉为绝对，同样是不承认真理，主张盲从。我们既反对奴隶主义，也反对无政府主义；更反对用打倒一切政权、反对一切组织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去代替奴隶主义。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抛出来的反动思想。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就宣扬奴隶主义，搞愚民政策来维持自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专政。而在他们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就抛出无政府主义，来制造混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里，奴隶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维护修正主义统治的思想武器。
    目前，有些人在反对奴隶主义的时候，宣扬并且奉行无政府主义，他们唯我独尊，只有“我”是绝对正确的，凡是不符合“我”的，就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反革命复辟的最后阵地”，要统统打倒。在这里，奉劝一声，主张打倒一切的人，坚持下去，自己也会被打倒的。
    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批判奴隶主义，去反对无政府主义。对任何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既不要盲目接受，也不要盲目反对。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一切东西都要由革命的实践来检验，用毛泽东思想来审查。
    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是革命的需要。
    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指出：“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个教导，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行为作斗争。
    今天，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必须象伟大的人民解放军那样，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铁的纪律，大大提高我们的组织纪律性，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发生。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
    
    
    （六）一九六七年七月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按语：刘少奇这个“检查”，根本不是什么检查！这是刘少奇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恶毒攻击！这是刘少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疯狂的反扑。这是刘少奇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翻案的铁证！这是一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刘少奇的猖狂反扑丝毫也不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正暴露了他背离人民，垂死挣扎的虚弱的纸老虎本性，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立即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将刘少奇的“检查”公布于众，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认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那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由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觉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送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错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地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 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院所犯了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全院的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了第三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得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过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举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担负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它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以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此为刘少奇的“认罪”书的标准件，如有与此不符者，一律以此为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北京日报》编辑部文章：《痛打落水狗！》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革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斗争！这是当前北京市一切工作的纲，是全市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亿万革命人民揪出来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代表。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他们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急先锋。
    北京，是伟大七亿中国人民的首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在地。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包庇下，把北京市搞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妄图把它变成在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基地。因此，彻底摧毁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统治，就是摧毁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对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就是直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当前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这场大批判、大斗争，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就是要最充分、最深入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紧密地结合起来，打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对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大批判、大斗争，深入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是极其艰巨复杂的政治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地思考问题，把革命热情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它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它在各个领域里的一切流毒。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就是大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立毛泽东思想。大批判、大斗争的新高潮，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我们要把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当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用自己的革命英雄主义正在创造自己的新历史。我们坚信，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必将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穷追猛打，彻底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彻底摧毁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彻底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
             （七月十四日）（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日报》社论：《革命大批判的模范》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联合斗争、批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萧望东之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又开辟了十几个战场，举行了几百次大大小小的批判斗争会，对文艺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萧望东、陈荒煤、张致祥、邵荃麟等，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短兵相接的总攻击、总批判、总清算，批得他们体无完肤，狼狈不堪。这一场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打得漂亮！打得好！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首都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愧是革命大联合的模范，革命大批判的榜样！
    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使他们真正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巩固和加强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世界革命的命运的头等大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历史使命。
    形势逼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联合起来，一致对敌，还是热衷于打“内战”？首都文艺界的革命小将说得好：“一千个矛盾，一万个矛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是最大的矛盾；一千条原则，一万条原则，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是最大的原则！”“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既然我们有共同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既然我们有共同的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打‘内战’？我们有什么理由让敌人在一旁看笑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对敌斗争中联合起来？”这些深刻的豪言壮语，不但表达了广大革命文艺战士的心声，而且已经变成了他们的自觉行动。
    首都文艺界的实践证明：大联合必须以大批判为动力，大批判又必须以大联合作保证。离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就谈不到革命的大联合；没有革命的大联合，也不可能彻底进行革命的大批判。
    过去曾经受蒙蔽而站错队的同志，今天只要能够勇敢地站起来，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把仇恨集中到阶级敌人身上，狠杀回马枪，那么，他就会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相反，某些过去造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同志，如果今天在脑子里丧失了警惕，没有了敌情观念，不把矛头对准敌人，而仍然热衷于打“内战”，那就说明他已经逐渐背离斗争的大方向，就不能算作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总之，死抱住小团体利益不放，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在一边，热衷于打“内战”的人，迟早总会垮台，发展下去，那就是对革命的犯罪，那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背叛！
    有人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罢了官，有些已经在报上被点了名，早已成了“死老虎”，打不打不吃劲。我们说，同志，你错了。你这种看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是十分有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孔子虽然死了几千年，他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更何况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灭亡的命运，他们必然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作垂死的挣扎。最近，不是有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抛出了一个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所谓“检查”书吗？毛主席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的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一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为纲，打一场广泛深入的大批判的人民战争。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倒，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北京日报》编辑部社论《伟大的历史任务》
    在我们英雄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亿万革命人民按照天才统帅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正在进行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战斗──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这是广大中国人民的壮志豪情。革命大批判的滚滚洪流，使那些政治庸人为之目瞪口呆，使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之胆颤心惊。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伟大历史任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是经过一番艰苦斗争的；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倒、批垮、批臭，叫他们遗臭万年，永无翻身之日，则是更加艰巨、更加严重的斗争。
    毛主席早就指出：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抛出来的名为“认罪”、实为反攻的“检查”书，不是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许多同志吗？！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如果我们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彻底清除修正主义的流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千方百计要出来为自己翻案的；即使他们自己翻案不成，将来，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会为他们翻案，实行反革命复辟。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托洛茨基死了几十年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为之翻案；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罢官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也还妄图为之翻案。难道我们不应该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吗？！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向旧世界发动的一次总攻击，是对剥削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一次大扫荡，是清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垃圾堆的一场攻坚战。
    毛主席经常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大破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进一步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否则，我们就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全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大批判，正是为了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这场空前规模的革命大批判，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的大熔炉。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他老人家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这个“天公”，造就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材”。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一年来，千百万红卫兵小将，紧紧跟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赤胆忠心干革命。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大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大造了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广大工农兵是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杀”上战场，是这场革命大批判必将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红卫兵小将应该虚心地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
    “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希望红卫兵小将，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要善于思索，学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批判，作出新的贡献，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一百多年以前，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为完成革命大批判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而英勇奋斗！
             （七月十九日）（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北京日报》社论《红卫兵小将要做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
    狂飙骤起，怒涛澎湃。一个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风暴，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中国，震撼全世界。
    这一派大好形势，对于一向奋战不息的红卫兵小将，该是何等的欢欣鼓舞！
    一年来，千百万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紧紧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横空出世，雄姿英发，“杀”上历史舞台，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叱咤风云的勇敢闯将。
    红卫兵小将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挥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上扫九天残云，下斗四海恶浪，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
    红卫兵小将们，赤胆忠心，不怕牺牲，以革命的大无畏的精神，横扫群魔，力挽狂澜，大造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卫兵小将们，同广大工农兵一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直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老巢，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了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红卫兵小将们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惊天动地的不朽功勋，将永远彪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史册。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英雄的红卫兵小将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加艰巨的战斗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将革命进行到底！
    被打落水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是一群吃人的鬼蜮、喝血的豺狼，是卖国求荣、杀人不眨眼的殃国大盗，是地地道道的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他们的本性是至死不会改变的，总是妄图在将来的某一天把革命人民淹没在血泊中。
    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难道能忘记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忘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忘记赫鲁晓夫的反革命政变吗？不能，绝对不能！在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的关键时刻，忘记这些就意味着背叛！
    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伟大的战略部署，是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决战。
    革命的大批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扫荡，是为共产主义奠定思想基础的崇高事业。
    广大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在革命大批判的硝烟烈火中大显身手，再展英姿，“杀”出新的威风。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敢字当头，发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集中智慧，集中力量，集中目标，痛打“落水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倒、批垮、批臭，使他们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就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善于思索”，要“多思”。在光芒万丈的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多思出智慧，多思长才干，多思有希望。革命小将，既能冲得上去，横刀策马，纵横驰骋，砸烂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阎王殿；也能坐得下来，艰苦细致、扎扎实实地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意识形态。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红卫兵小将就必须向工农兵学习。广大工农兵立场最坚定，爱憎最分明，他们是这场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红卫兵小将只有同工农兵结合，和工农兵并肩战斗，才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上谱写出革命大批判的壮丽篇章。
    要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归根结底，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彻底批判旧世界，把革命大批判变成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大课堂。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说过：“这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进步的革命，是一个需要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比欧洲文艺复兴伟大千百倍的革命，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无法比拟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这样伟大的革命，这样伟大的时代，更是需要和产生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巨人”。革命的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在对旧世界的大批判、大斗争中，一定能够成为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巨人”，成为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人”。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青年时代的峥嵘岁月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对虎狼当道的旧世界进行了最无情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多么广阔的胸怀，何等伟大的气魄！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榜样，在革命大批判中做冲锋陷阵的急先锋！
             （载《北京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社论；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司令部 红尖兵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人民日报编者按：
    红尖兵的文章，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但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任务，一项严重的战斗任务。
    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已经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拉下马，让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但是，正如红尖兵的文章所说的，从组织上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就是说，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仅仅从组织上打倒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批判、大揭露、大斗争，对他们这些腐朽的垃圾堆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不打不倒的。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毒根扎得很深。不彻底批判，他们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弄得不好，随时有复辟的可能。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绝对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绝对“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
    进行这场大批判，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在大批判中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边学习，边战斗。在大破资产阶级思想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在思想理论阵地上开出灿烂的花朵。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吧！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调动亿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运动的斗争大方向。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危险最主要的敌人。他们混进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机构，从而造成了两个政权、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当然，就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占统治地位，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而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只是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但是，如果我们让其存在，任其发展，“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粉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复杂、极其深刻、极其激烈的大搏斗。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不能不强烈地表现在政治思想战线方面。我们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无产阶级政权机构内部揭露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这仅仅是夺权斗争的开始，绝不是夺权斗争的结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把组织上的胜利，扩大到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还需要继续作艰苦的斗争。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林副主席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无数事实也告诉我们，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撤职并不等于完全夺权，夺权也不简单地就是撤职。职和权是联系着的，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职固然有权，无职仍然可能有权。
    什么叫有权？有权，不仅是指有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而且意味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指挥权。在政治上有势力，在群众中有影响，就会有人听他的指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转化为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他们利用职权，打着红旗反红旗，在群众中进行欺骗活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他们多年来利用宣传机构，利用笔杆子，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思想教育阵地，在群众中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结果。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权，采取自上而下地撤职、罢官等组织手段是剥夺不了的，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大揭露、大批判，把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以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群众中的流毒和影响，才能剥夺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权，使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欺骗群众。
    从组织上打倒和从政治上、思想上打倒，从组织上夺权和从政治上、思想上夺权，这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比较地来说，后者比前者更复杂、更重要。如果只是从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不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这还不是彻底的打倒，不是彻底的夺权。而且，没有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胜利作保证，组织上的胜利也不会巩固，甚至随时可能被他们推翻；因为组织是人建立的，是受人的思想和意志支配的。“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不仅有决心有力量从组织上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有决心有力量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打倒，从政治上、思想上夺他们的权，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的“政治资本”是骗来的，他们在这一方面也是“纸老虎”，因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
    彻底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我们国家变颜色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不能东山再起；并且使我们革命群众警惕今后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一旦出现了，就很快地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坚决把他们打倒。因此，我们一定不仅要狠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连人带思想统统打倒，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后台、总代表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埋葬，一定要狠挖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因此，我们在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之前和揪出来之后，必须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他们。有人说这是打“死老虎”，是“浪费弹药”。他们认为只有揪“活老虎”才是运动的重点，才能立汗马功劳，才符合斗争大方向。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一切阶级敌人一样，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决不会甘心灭亡。“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⑴⑶）他们当中有些人在组织上“死”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死”，还不是“死老虎”，他们是“受伤的老虎”，有的还是“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而且有的人在组织上也没有“死”，还正在那里咬人。那些已被揪出来但还没有真正被打死的“老虎”，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群众更加仇恨，不仅妄图“秋后算账”、“十年报仇”，而且就在目前运动中，也都时刻利用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影响进行反扑，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这种挣扎，比被揪出来之前更加疯狂，更加狠毒。我们如果不把“受伤的老虎”、“装死的老虎”、“假死的老虎”和组织上也没有“死”的“老虎”统统打死，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就会被老虎吃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前功尽弃，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为了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必须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开展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采用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寸权必夺“、“寸土必争”的反复搏斗。在战略上敢于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肯于重视他们；在战略上有决心打持久战，在战术上有办法打速决战。
    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的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我们要始终强调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大立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权威，在斗争中锻炼革命的阶级队伍，在斗争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
    经过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我们揭露和打倒了党内最大的最腐朽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了一批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取得的成就，是震惊世界的。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呢？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彻底完蛋”了呢？
    不能！
    被揪出来的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落水的恶狗，是受伤的老虎，是感到冬天威胁但还未冻僵的毒蛇。
    正象毛主席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所指出的：“这个仇恨共产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达到了疯狂程度的反动集团，绝不是真正放下武器，而是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他们的‘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我们不是已经千真万确地看到了这种现象吗？
    有些家伙虽然已经被打倒了，但是他们对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还是死不认账，一有机会就穷凶极恶地进行反攻倒算。有的还恶毒地抛出了名为“认罪”、实为反扑的反革命宣言书。
    有些家伙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怀着刻骨仇恨，他们为了挽救自己将要灭亡的命运，总是操纵和利用一些保守组织或反动组织，蒙蔽一部分群众，拚命地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他们张牙舞爪，赤膊上阵，甚至不惜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下毒手。
    还有些家伙竭力装着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妄想骗取人民对他们的同情，以便蒙混过关。他们削尖脑袋往里钻，就是为了从内部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革命的队伍，搞资本主义复辟。
    因此，我们决不能怜惜恶人，我们决不能丧失警惕，我们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们一定要发动亿万群众，以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对那些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的反动势力，展开革命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
    林彪同志说：“推翻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政权是在较短时间可以完成的。推翻它的所有制，短时间也可以完成。可是，推翻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在思想里面的阵地，这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而这个战线上如果不打胜仗的话，那么，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可以前功尽弃……”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总代表，是钻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大大小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总后台，是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反动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最大的维护者。
    就是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地、系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全国胜利以前，他竭力宣扬“议会道路”，主张交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反对武装夺取政权，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全国解放以后，他大肆鼓吹“剥削有功”，主张发展城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拚命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妄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在国际上，他积极推行“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迎合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扼杀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长期以来，他窃据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职权，利用他骗取的政治影响，打着“红旗”反红旗，大肆推销他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
    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大造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把他们拉下马，叫他们靠边站，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从组织上打倒，并不等于从政治思想上打倒。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倒批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的流毒，把他们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反动的思想体系，彻底揭发出来，使他们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他们彻底打倒。
    如果只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政的权，组织的权，而没有夺政治思想上的权，那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不是彻底的，我们夺到的权就不是巩固的；已经夺到的权，也还有重新被夺走的危险。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如果进行得不彻底，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列宁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我们如果不发动亿万群众进行革命的大批判，把剥削阶级思想的毒根拔掉，把剥削阶级留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垃圾打扫干净，它们就会继续散布臭气，继续传播毒菌，继续危害人民。那些老牌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不是早已呜呼哀哉了吗？但是，他们的修正主义破烂货色，并没有埋入坟墓。中国的赫鲁晓夫所贩卖的那一套，正是从他的老祖宗那里拣来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就是要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破修正主义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必须高举所向无敌的毛泽东思想大旗，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七亿人民都来投入这场大批判运动，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有世界意义的大事。我们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完成这个最迫切、最重大的战斗任务。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每一场政治大论战，每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都必然带来革命的大发展和历史的大飞跃。在全世界进入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中国人民进行的这场规模空前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必将促进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飞跃发展，必将大大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也必将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中南海革命群众：
    现按你们七月二十四日夜提出的五项问题交待如下：
    问一、你的家庭是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有意隐瞒说成是民族资产阶级？你父亲是大官僚、大卖国贼，为什么说他“进步”，有“爱国心”？你和国民党反动军官王叔铭的关系？
    我父亲王治昌，又名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曾代理过部长。据他过去说他曾长期做教员，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参加了当时的政府工作，开始当职员、签事，直至爬到司长、代理部长。后来在北伐战争以前一年左右，为一个叫邢逸三（又名邢瑞）的所代替，就闲在家里，有时也为人（当然系是剥削阶级）做短期的会计师或律师。在他在当司长或代理部长时，他当然是个反动官僚。在一九二一年他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做为中国代表团（不知当时怎么称法）的成员或随员，出席过巴拿马博览会可能是主要代表。是否出席过巴黎和会和善后经济会议我不大清楚，可由那时报纸查出，但，我不记得他说去过巴黎或法国。如果他代表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他当然是大卖国贼；如果，他是一般成员或随员，则也是参与了卖国勾当。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向上爬的时期，大概是我出生到我几岁的时候，听说他最高时每月薪一千元，家中雇工五、六人。解放时，我家所住的旧刑部街三十二号房子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前买的，共四十六或五十间（包括厕所，门洞在内，具体房数可由房管局查出，房契是我母亲黄洁如在一九五几年交公时交给房管局的）。后来，又在三十二号房子东边买了一所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记不清了，这处有一个四合院和一个大院子，长期出租，日帝占领时卖出。我父王槐青的剥削财产主要是他在当司长时购置的，除房子外，还有些手饰、古董、字画和衣物。从这些方面看，王槐青的成分应为官僚。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况。王槐青当过北洋政府的官僚和我家财产情况，我过去填表和写材料时都讲过，没有向党隐瞒。为什么我添（填？）家庭成分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党并没有在城市划成分，我们参考我们在农村划阶级的办法衡量的，如以解放前三年算或更长一些时间算，一、肯定是剥削阶级，虽然当时有几个兄妹任医生、助产士、……自由职业者，补贴我的父母一些收入，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变卖房子、手饰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利息的收入应属资本主义剥削。二、王槐青当官僚是解放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没有与官僚或帝国主义分子合伙搞过工矿企业，也没有开过商店，农村中没有土地，所以，我认为够不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沾不上地主的边。以上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即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收入大体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的）。由思想上分析，王槐青青年时代及他当反动官僚时，当然有封建思想，在我记事以后，他在某些事上也不时暴露出有家长制统治，受到我母亲的抵制。但，因为他留学日本，对日帝明治维新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套赞扬过，对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很欣佩，当官僚时又是管的工商司，资产阶级思想更多；虽他曾在四、五十年前加入过基督教（是否是在日本学习时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听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夜校教过英文），自我记事起没有看他或听说他去过教堂，没有在家中祈祷过，没有叫我们读过圣经。但也没看他拜过财神、灶王爷之类等封建迷信玩意。没有叫我们跪拜过，表面上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学什么、参加什么党派、宗教、与什么人结婚均采所谓由我们自由决定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我父母中是较多，也给我们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根据上面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我的家庭成分订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较恰当的。如果，没有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王槐青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大官僚勾结合伙干了什么经济企业或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大量剥削勾当和财产，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定不成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不是京津首富或京津两大富豪之一等等，所以，我没有有意向党组织隐瞒成份和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我认为城市划成份，确实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划成份复杂。革命群众如经调查有充分材料证明王槐青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些的时间有更多的剥削罪恶，或有什么构成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材料，并告诉我，我才能改变我对我家庭成份的看法。
    虽然，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反正是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吃穿的，是可耻的，是有罪的。我自己幼年和青年上学时期也是吃的剥削来的饭、穿的剥削来的衣，是劳动人民供养我上的学校。在学校中我又受了多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我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问我为什么说我父亲“进步”，有“爱国心”？我对我父亲各个时期是有个分析的。他初参加孙中山的政府时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正如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初期是进步的，以后又会走向反动。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司长、代理部长一段是极端反动的，这段历史是丑恶的。从他不当官僚到抗日战争前一段，他基本上过的是没落腐朽的绅士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家庭内的微弱劳动。在日本占领北京初期，有许多人来找他参加日伪维持会并给他以威胁、利诱，他都拒绝了，我认为这点证明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爱的也是资产阶级之国，但，反正没当汉奸，要比当汉奸要好些。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关心战局的发展，他盼望打败日帝，那是中苏美英联合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他还是愿意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胜利的。从他那时期对战局的议论中，可看出他对美国和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后期他曾在北京交易所搞过买空卖空的粮食交易。这种交易所为日寇操纵粮食的场所，王槐青这类行为是作了对日寇有利的事，实际上也是参与了卖国行为。但，同时，他也与我党地下党开始有了接触（主要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好些）。抗战胜利后，他父亲经过王光琦的关系，对李宗仁是很巴结的，恰象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的在敌占区有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这种幻想。王槐青的巴结李宗仁即证明他对国民党有幻想。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接着又举行了旧政协会议，发布了停战协定，共产党的威信在原国民党统治区和原敌占区的人民中威信大增，他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变化。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物价飞涨，美帝和国民党匪帮的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使北京许多人非常不满，逐渐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逐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加上我的家庭中参加革命方面工作的人的力量增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据说我父亲给予我党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一些帮助（主要是我母亲的作用多）。这也是过去我说过他有进步一面的原因。他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给过我父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和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书）。解放后，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赞扬；特别是对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召开等（当然那时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没有触动他的利益）。特别在吸收他参加北京文史馆为馆员后，中央负责同志请过他一次，又有些负责同志和他谈过话，对他有很大鼓励和教育。文史馆每月给他若干元补贴，他的生活有固定收入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而且是共产党给的，他是感谢的。对他这段时候，他是既有剥削人民的一面（据说拿过两年定息，每年二、三百元），又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的一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一九四九年，我鼓励我母亲开办婴儿托儿所以来，我父亲在他病倒以前，也是赞成的。如果，我在那儿说过王槐青“进步”的话，是指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算比较进步的，支持我母亲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号召开办托儿所，力图为人民做点好事。
    就王槐青的整个一生讲，他当过反动官僚，长期过剥削生活。骂他为吸血鬼，砸了他的墓碑，我完全同意。我母亲也过了几十年剥削生活、寄生虫的生活，但，她在解放前后确给我地下党以一些有利的帮助，解放后积极拿出房子，家具等办托儿所，还是办的好事，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协会上讲过，在我们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共产党，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我们是不会忘掉他们、丢弃他们的（原话记不清了）。所以，党和革命群众对我母亲还会与我父亲有所区别的，她在托儿所工作一定有错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对她还是会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关于我和王匪叔铭的关系，以前在清理中层运动中和整党运动，我专门写过详细材料，见过几次，说过什么全部都报告支部了。那时比现在记得还清楚，在我档案材料中一定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爸爸。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关系，更无政治关系。现把我见过他几次的情况向革命群众再交代一次。
    一九四五年秋，王匪叔铭以什么国民党空军王副主任的名义，请了一些国民党飞行员的家属吃饭，名为“慰问”，实为拉拢人心。地点可能在王府井一带的一个饭馆里，主客共有三、四桌人。我家被“请”去的有我父亲和我。我父亲与王同桌，我在另一桌上，饭后告辞时是我父亲给我介绍的。王匪叔铭说：听说你是学原子物理的，这很重要。没说别的。他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兄妹中单请我呢？因在他请吃饭以前，王光俊（我的五哥，当时在徐州匪空军当中队长）托两个人给我家送了一封信，我由学校回家正在门口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做吴晓铃（？），也是个中队长。是我把他们带进家里见了我的父母的，他们主要讲了王光俊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等。我是在门口叫门时问了他们的姓名来历等，他们也问了我。王匪叔铭请客有我，可能是这两个人汇报或“推荐）”的。这个吴晓铃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我也写过材料，这儿不多说。在新年前后，王匪叔铭曾请我出席过他举行的几次晚会，一次在南池子一带他们住地看烟火（可能是在这次晚会上，我听说蒋匪经国曾经过北京去沈阳一事，我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一次在怀仁堂的舞会（王本人不跳舞，至少我没有与他跳过），这两次参加的均为国民党的飞行员什么的。以后，又参加过一次晚宴和舞会，地点是在和平门内公部口一带（是否是大官僚资本家周作民的房子里我弄不大清楚），那次主要是王匪请美帝的“顾问”军官的，有一些蒋匪空军和一些妇女参加，我坐在离王匪主人位子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旁边坐的是美蒋低级军官，我不知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一位妇女据说是燕大学生。明显这次宴会上请的女客，是为了饭后的舞会。这次，与王匪也没有说什么。以后不久，吴晓铃前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说王匪叔铭要“请”我去给他当秘书，我拒绝了，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文学能力不行，当不了。第二次他又打电话很紧张地说，王匪交代让他办的，我拒绝他很难交差，并说秘书也只要我抄抄写写，甚至站在他的反动立场上说：只让抄一些王匪给蒋匪的报告等，以此表示很“信任”我，话中意思是想夸耀王匪同蒋匪有亲密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更不能干了。最后，吴晓铃就很生气地挂上了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大概在春节以后，王匪叔铭突然带了他的老婆，到我家来拜了一次年，我父母和我都在座，王匪只谈了一些问候的话，他的老婆根本没说话就走了。以后我再就没有见过王匪叔铭。当时，我拒绝去王匪处，是我怀疑王对我不怀好意，那时，他老婆没有来北京。以后，我把这件事向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讲过，在执行部向李克农同志讲过，如果我那时要是个政治强的共产党员，去干那个工作或可给党弄到不少情报。解放后，有一次我听刘少奇谈起胡宗南的秘书，夫妻俩均为我党党员，起了不少作用时，我也曾说过我若早是个共产党员也许可能地下党会派我去当王匪叔铭的秘书了，这类的话。我与王匪叔铭，只有这些来往。
    问二：在桃园“蹲点”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罪行？你为什么打击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关景东？
    我参加桃园四清的五个月工作中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号召组织大学毛主席著作、强调工作队的作用大，工作队有包办代替、贯彻和宣扬了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和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不如其他工作队员的方面等。但，我去桃园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我参加的河北省委卢王庄四清工作队和桃园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以“双十条”为武器武装群众搞四清的。我们先后向群众和干部宣讲了“双十条”（草案），桃园四清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草案）的精神：即彻底革命精神的，在实践中和我的汇报总结中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实践中深感后十条（草案）清规戒律太多，妨碍发动群众，也有些不好的干部借此抵制前十条的精神，所以，我一方面向刘少奇反映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彻底革命精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我不知道我在桃园有什么罪行。我的上述错误和意见，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修改和制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不好影响，在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一九六四年冬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判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受桃园经验和总结中的错误影响的，我负责。
    我去桃园前，曾问刘我应注意什么？怎么工作？他答“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外，不要先有框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原话见我的汇报总结）他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只觉很抽象，没有感觉有什么错误，报告中又自以为这个“指示”重要而宣扬过，因为我当时理解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双十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等等。我根本想也不曾想到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政策决定会有不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有些甚至是伟大的毛主席所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刘少奇为什么当时不指示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主席著作呢？这是刘少奇的严重错误。我虽只带了一套毛选下去，也只是自己读用，与个别工作组员讨论过。向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讲用过。而造成我在桃园工作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没有提倡和组织大学主席著作，而只广泛、反复宣讲上述各件中央指示“双十条”等，而且宣传过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贫下中农就曾反映过“毛主席真了解我们啊！”（原话见我的总结报告），而且在春节后就自动、积极地挂出了毛主席的象片。
    在桃园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没有迫害革命干部，也没有包庇反革命。
    桃园四清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结束，工作组撤出的，以后省委又指派了一个巩固组，省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摸索如何巩固四清的经验和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办法。我曾与个别工作组员谈过，我们四清虽搞得基本还好，但有些人认为捣动买卖，费力小，来钱易，因而资本主义还搞得不够臭，值得注意。一九六四年夏秋间我接到巩固组寄来的几份简报，有一份讲搞了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内容不具体。我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搞的，经刘少奇同意我又去了一次桃园，大概是九月份。那几天，我住在北戴河河北办事处，找了一些材料看，又分别接来一些工作组员、贫协代表，大队干部谈话。除了好的情况外，发现有的大队却借大反资本主义而反了社员群众。有的大队定出了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多少样：如拔草喂羊、拆炕积肥等等，有的大队甚至要群众对照检查名为“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凡“认真”执行的，就搞的群众人人自危。而他们罗列的这个所谓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中，如投机倒把、挑轻工、抢高分、……现象，经过四清已经解决了。我曾严肃地批评了巩固组的负责人（发生这段事情时有些巩固组的负责人回天津了）建议他们要认真检讨并应向社员道歉。巩固组的负责人开始思想不大通，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结巩固组工作时才写了一份不太深刻的检讨。至于各组特别是反社员搞的特别“认真”地方是否向社员做了检讨道歉我就不知道了。桃园对借口“大反资本主义”而整了社员，据说还算搞得马糊，只要大家检讨了检讨；但在我去桃园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代表和干部的座谈会上，我还代替巩固组做了道歉，并批评了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
    关于迫害革命干部的问题，在桃园四清中只打击了三个人，一个是原支书吴臣是个坏分子，一个是原工委副书记苏长吉（是吴臣上面的根子，当时我们认为他是蜕化变质分子，据说后来查出他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订为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原大队会计赵学汉（是个漏划的地主，吴臣下面的根子）。除他们外，在评审四类（地、富、反、坏）中，还斗了一些不老实改造的四类分子。对于其他干部，开始时是叫他们根据“双十条”检查自己的错误、交代问题，改正，以挽救他们，贯彻主席所教导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四清是个重新教育人的运动的精神。在他们检查交代时，有些干部态度不老实，曾发生叫干部站着，低头、弯腰，甚至发生有一起一夜不叫回家搞连续作战的事（对四队原队长李克明）。我们工作组当即制止了这样的搞法。这段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虽也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错误，但后来他们检讨了，改正了，经济退赔了以后，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大多数干部是团结对象，另有两名干部因态度不好或问题严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给以处分，但未戴帽子，还是让他们当社员，仍是团结对象。
    七月二十四日斗争我的大会上，那位来自抚宁县县大队的原会计的发言中提到我迫害了县水利科长喻仁的事。我在桃园确实批评过喻仁，内容见我桃园四清报告，是否有我了解情况不确而批评错了的情况，可能（因我后来也感到桃园水利投资数太多了，特别在四清后，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喻仁对群众态度等等是我亲自看到的，批评不会全是错的。但，是否因我在桃园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他，而使他在一九六四年冬县直四清时挨了整，或整错了，我就不知道了。在县直四清中，清理一次水利投资完全必要，一九六五年夏我在定兴搞县直四清时，就有一个水利科科员经过宣讲二十三条和工作组、革命群众对他做政治思想教育，交出了贪污的七千元（约数）现款的事。当然，如果不对喻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给他关在小屋里叫他反省，甚至限制了他的自由，如二十四日发言者说的那样，至少方法是错误的。
    关于关景东。我们入村时他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家庭成份中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和干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不少，但，这个人错了敢于承认。在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的几次谈话中，他比较主动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并说了有些事做得不好，好象又不应算错误。我曾帮助他分析上钢，并鼓励坚决改正（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也分别找他们谈过，他们没有关检讨的痛快，而且有的不想检讨）。在全公社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有贫协代表参加）时，我们动员了大、小队干部在会上检讨放包袱，以起个带头作用。吴臣是不想讲的（当时还不知他是坏分子），工作组分工由我着重帮助了关景东和女大队长袁秀英，他们表示愿意检讨，我就要他们各写个检讨稿，稿子我看过，根据他们过去同我谈话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曾替他们修改过。（这是我的错误）会上，有几个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发言（他们是讲欢迎干部改正的话），讲得很好，受到工作队领导的鼓励，对各大队开展四清有推动作用。桃园大队只有关景东在大会上检讨了，袁秀英说她不好意思讲，就没讲。关也是受工作队长鼓励的一个。这可能给群众和干部以我保护他过了关的印象，那责任由我负。以后我们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同调查，与关景东交代的基本相符，大约是双七百（即贪污多占七百元，七百斤粮──均为约数，六百几十几我记不清了）。后来，吴臣散布关景东问题严重，我们又做了调查，大体仍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退赔积极，努力抓生产等等，所以受到从宽处理，而且在最后选举时反而被选为大队长。
    关景东这个人我过去认识，可是不记得了。在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抚宁县东方红合作社参观过多穗高粱的高产试验田，长的确实好，受到不少同志称赞，当时基层干部估产数字很高，数字我不记得了。当我们参观养兔场时，当地干部送给我的小孩一对安格拉兔子。小孩们把两个小兔带回北戴河海滨住地，没过几天，一只小兔就因钻到水管里卡死了。我想养不了，再死一只太可惜了，于是我在海滨商店买了一些玩具并带了活着的一只兔子，同我的孩子们又去了一次东方红公社，说明把兔子退回的原因，并在参观托儿所时把买的玩具送给了那里的小朋友。在这次参观中，我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基层干部和社员都照了几张象。在临走时有个社干部对我说希望帮他们社里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说他们有钱就是买不到。我回家后，报告了刘少奇，他说我们不是有两部小放映机么，一部交放映组（捷克送的），一部可以送给他们，算我们全家加入东方红合作社的投资，以后小孩可以去那里劳动。我不知向我提要求的人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关景东），只记得有个接待过我们的妇女主任的名字叫陈瑞芝（？），我写了封信给她讲了上述意思，连信及苏联制的一台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一并交由河北省办事处转交。以后，虽曾再到北戴河，因东方红公社离我们住地较远，孩子们是在别的社参加劳动的，就没再去东方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东方红合作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后来又建立了东风大公社。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冬，东风公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带了公社或县里的介绍信，刘少奇和我见了他们，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主要是汇报公社化情况和增产情况，刘听了他们的汇报，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关景东，他自称我们参观时他是东方红合作社副主任，公社化后担任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听说，河北省委知道当时各公社找负责同志要东西或托买东西的较多，曾以刘少奇的名义赠送给东风公社一只蓝开夏种猪，并告他们不许再找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我与关景东的“旧谊”。在我参加四清时，并不知卢王庄公社卢王庄大队和桃园大队就是原东方红公社。在我参加工作组入村前集中学习时，公安厅同志反映说我去过卢王庄，最好不要到卢王庄去搞四清，工作队领导和我商量后，就挑了个桃园大队，以为既不在卢王庄，又与队部较近，联系方便。那晓得到了桃园不久才知道桃园有好几个干部都是原东方红合作社的，如赵树春（副支书，四清后开除党籍的）、关复顺（原东方红合作社的治保主任，四清中清出有严重错误）和关景东等。在工作组和我自己同他们谈话后，也发现他们见过我但均没认出我，所以我活动很随便。当有人说过关景东到过我家时，我还不信，后来，与关谈话时，他也谈起，我问了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才想了起来。在东方红合作社时，关景东等确有夸大话的地方，我们对多穗高粱也不懂行。以后，参观的负责同志愈来愈多，他们的估产也愈来愈高，甚至发展到县委来抢收时，他们大搞了弄虚作假。这些情况，是关景东和其他原东方红合作社干部在四清后期向我讲的。刘少奇和我并没有欣赏过他们的浮夸和作假，更不会因此而包庇关景东。
    至于关景东是否是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在桃园时，他肯定的不是；是否他在担任大队长后堕落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看不象，因不断有人到桃园去，桃园也常有人到省里开会，还有些人到定兴县来过，我都问起过桃园情况，大家反映关景东还不错。当然他不是最好干部，支书卢伦政治上、生产上比他更好。至于他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什么错误言行，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做了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事情，就该定为反革命分子。
    问三：戚本禹同志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哪些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反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戚本禹同志这篇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的。对照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清宫秘史》剧本来看，更感到戚本禹同志的批判是抓住了该电影的三个要害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事实、有分析、上纲很尖锐明确，文章也写得活泼，符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的写文章的要求；鲜明性、严肃性与生动性（原话我记不清了）。
    戚本禹这篇文章不仅是评那部影片，而主要是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的。我完全赞成对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国十七年以来的错误和几十年来他的一切错误言行，一切违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狠批、批透。把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彻底批倒、批臭；以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对权威，使我们伟大的红色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我对刘少奇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党中央、全国人民的重托，未把工作做好，说过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甚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有些话，有些事，简直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刘少奇应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受他的错误路线伤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向受他蒙蔽的革命干部请罪，向全国革命人民请罪。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我愿努力提高认识。我相信伟大的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亲自领导的、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对什么事都能调查清楚，并给以正确的结论。
    对戚本禹同志上述文章，在清华大学革命小将审问我时，以及在家中几个小孩向我们进行面对面斗争和质问时，我都讲过有些事实可能有调查不周之处，不符合事实。但，未详细讲，现将我的这些看法向中南海的革命群众交代如下：
    一、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就不大相信。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部，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向我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是“爱国主义的”。大概在今年二、三月间我从乔木处革命群众所写的大字报中，看到乔木借刘少奇的话，使《清宫秘史》广泛上演、大为宣传、压制批判等情况。那时刘少奇生病或生病刚好，是我一个人去看的大字报，我看了非常惊讶，回来就质问了刘少奇，他说他没有说过。戚本禹文章出来后，我又钉问过他几次，他都说肯定没有说过。既使他没说过，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虽只看清的半部，为什么没有发现有问题，留下片子认真看看。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刘少奇为什么不督促和重视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为什么不找中宣部或文化部等管文艺宣传的负责人调查一下，主席所说的“被人称为……”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是怎么看法，但，仅只这种不重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指示的态度就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二、关于刘少奇讲“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我先是由大字报和造反报上看到过这个说法，就问过刘少奇，他说根本没讲过，这次戚本禹文章又引了这个话，我又问过刘少奇，他简单地答复我：肯定没讲过。我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也没有讲过带这种意思的话。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一个略有爱国心的人（爱社会主义之国的人），也讲不出这类的话；反之，如果刘少奇是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更不会公开讲出这样的话，那不也太露骨了么？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而且，引用这句话还用了引号。不知是引自什么人的揭发材料，我百思不解。
    三、关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据我了解，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在每个历史时期政策是不同的。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主要的打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那时的土地革命可能对我们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采取没收分配的办法。抗日战争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抗日，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自我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由减租减息改为搞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我参加的一年土改中，对富农是没收和征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的。全国解放后，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主要是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中央曾决定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富农，以安定中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记得一九五○年党的三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和结论，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原话我不记得了。在中华人民土地改革法里也是这样定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法报告也讲了这个问题。（原话我也不记得了）后来实践证明，有的地方土改中，富农的土地、财产是分了，有的地方实行了保护政策，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合作化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还是动了、分了。在一部分和平土改区，漏划的富农、或被保护了的富农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也进行了民主补课。所以，所谓“保护富农”只在一些新区暂时保护了一个短时期，根本就没有按“长期保护富农”去做。如果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有与三中全会决议不符合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如当时，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理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意了这种政策改变并做过报告。但，我记得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刘少奇提出的。既使如此，如果刘少奇特别欣赏这项政策的改变，而到处大肆宣扬，也是错误的。
    革命群众既要我交代我在那些问题上想不通，我如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了我的意见。我到现在还相信刘少奇不会说谎话，所以，我是过分地信任了刘少奇，也过分地相信我自己这些年看到和听到事，老使我扭不过弯来。我承认，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绝不能调和。所以，我同意对刘少奇展开大批判。
    我对刘少奇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我经常接触的刘少奇，过去给我的印象似乎是“紧跟毛主席的”、“埋头工作，忘我劳动，一切为了革命”，而现在大量事实证明，他经常违背毛泽东思想。我曾想过刘少奇是否象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刘少奇是这样的人就绝不能做负责工作，应将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最近我又考虑，刘少奇过去比我们一般干部，接触毛主席机会要多得多，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要比一般干部要多得多，而许多重大问题他也是请示报告了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他不能正确地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正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呢？而实践中不是这样，就是夹杂他的私货？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马列主义现在已进入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思想体系，而刘少奇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不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经常违反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若是这种情况而又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就应该把他打倒，并且彻底肃清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流毒。并经过对刘少奇的大揭发、大批判，在各个战线上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望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
    问四：为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写了多少回忆录？都是什么内容？保存了刘少奇哪些实物？
    答：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同刘少奇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我曾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希望他在休息时给我讲讲他过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和学习他，一方面我也想将来把积累的材料写个传记什么的。当时，刘少奇即严肃地向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应从我今后给党做的工作了解我。不要写我的什么，不许记录我的材料。你也写不了什么，你既还不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基本知识，又缺乏实际革命锻炼，还根本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写不了，写不好写了也没用。我当时是完全从正面去理解他这些话的，还以为他很“谦虚”，而检查了我自己怎么那么轻妄和而不自量。他的这些话，到现在对我还有影响，妨碍我认识他的本质，也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能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大野心家的原因之一。
    以后二十年来，他的确很少向我和孩子们讲他的历史。只有在随刘少奇到各地时，他的老战友们和他谈起过去在某地学习和工作时，我听到一些；有些旧谊亲友同他谈话时他说一些，偶尔大孩子们问到个别事情时也说一点，这些我听过一些。只有一次他和我谈过他的家庭、幼时学习，五四运动时期到北京，后又去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去上海俄文补习班后中国共青团（C·Y）派他去苏联学习等情况。那是在一九五几年我忘了，我靠回忆零乱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是个黑色皮活页本，原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前几个月开始清交文件时，我把它拿出放在我办公桌左角处，原准备拿出再看看，后来因看批判文章，几次写检讨，也没顾得看，都记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请查我那个本子。
    过去档案馆曾要我问刘少奇过去曾用过什么笔名，他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了几个，我转告给了档案馆，我自己也留了个底子，是否夹在上述本子中或在那个抽屉中，记不清了。
    随他外出时，听地方各同志汇报和刘少奇插话时，我曾做过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因刘少奇不许我整理，我也没有整理过。
    刘少奇到各地讲话记录，有的地方给过我，有的是机要室给我的，前些日子清文件时，我曾汇集了一些放在刘少奇办公室的圆桌上，准备供他清理思想之用。
    去各地视察时，有的地方有公开报道，我前些日子曾从办公室旁小屋中清出一部分，准备清理思想时用，还未来及看，现在我床头一堆报纸下面。
    我到乡下工作两年间，刘少奇给我的信，和去前，回来时给过我的指示，有的经回忆记在日记本上，有的记在零碎纸上，夹在两个本子中，是黑皮笔记本，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中，但，那本子中夹的，不全是刘少奇的话。
    在我下乡工作的两年中，刘少奇说孩子们由他管，他曾同几个大孩子谈过几次，有的他的大孩子刘允斌曾做过回忆记录。有时我在场时，我也简单记过一些，做为我改造思想之用。这些均在我办公桌右手的抽屉里或在桌子上。
    经我保存的还有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报告，文件的手稿，都在我办公室的黄色柜子中。
    过去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保存的有他少年时读的一套古书（名叫凡纲鉴），是我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宁乡花明楼时看见的，因刘少奇不叫在那展览，我说由我保管就要了来。这套书我没看过，原想看看，没读成，只翻了几处刘少奇加过圈点处。这套书现在我办公室黄色柜子中。另，我同刘少奇结婚时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只有三件，一件是灰色布面羊皮大衣（一直在卫士同志处保存），一只旧表，一只旧钢笔（大概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
    问五：为什么要两次销毁罪证？销毁了哪些东西？
    我销毁了一些东西，不只两次。对党是犯罪行为。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行为。是没有彻底革命决心，对彻底揭露自己丑恶灵魂怕痛，不管动机如何，为了怕多出丑反而增加了错误，使事情复杂化，更出了大丑，甚至是犯罪行为。现将我几次销毁的内容和大体时间交代如下：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处理了一些清华工作组时的材料：有学生写的揭发、交代材料，如新水楼会和荒岛会议等材料（均系复写的），还有校、系工作组编的动态（印的）。是我分两批撕毁由抽水马桶冲走的。
    （其余清华大学工作组发的材料中，关于揭发和整理校党委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组内部材料、大字报选编等，均在十月下旬（？）经总理办公室转工作组叶林同志了。）
    在一九六六年底或一九六七年初，我撕毁了一些旧象片，把我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产假时贴过两本象片本，我又翻看了一遍，撕掉了一些象片，分两回冲走的，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零散的象片，又撕了一些，也冲走了。其中，有我小时和学生时代的照片，还有几张一九五二年陪同刘少奇在苏联休养时的照片等等。现在象片本和其他很多照片均放在我床头小柜里。其中小孩子们的照片本是他们自己清理的，我的清理，是在他们清理以后一段时候。零散的照片很多，我只看了一部分，都有些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另，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还可能有些，办公室旁小屋柜子里还有一些。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即马桶堵塞那次，我是冲了一些小孩子们过去演“采茶捕蝶”、“织女穿梭”等节目用的一些假饰物，如项链、别针和假花等，还有刘允斌送我的一个淡蓝色项链（玻璃的）和我在一九五二年去苏联时带的一个假别针。原来这批东西，我在破四旧时曾说过什么时候我清交保育员和孩子们去处理，那时因我经常在写检查没找出，在清华革命闯将“智擒王光美”以后我感到还是扔掉好。
    在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斗争我以后，我把清华学生过去给我的来信清理了一次（也不全），把七月底、八月初保工作组，和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信，连信和信封全撕了，冲了两回。以后我又清了我去清华工作时带过的小灰箱子和黄背包，又发现有一些思想不通（当时的保守派写给我的信和条子）我又撕掉冲走了。
    最后一次，即七月十八日，我发现在我桌子上还有一封信，过去看过没撕，那大概是十月左右，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给我写的信，转抄了两份清华南下串连会在重庆给我贴的大字报。我当时看后在信封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好象是“寄来两张大字报”或“抄来两张大字报”。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四月清理一部分信件中，就没有看它。十八日我拿出一看，其中也有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清华的这两张大字报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他联想到重庆的情况，觉得不可能或有怀疑，要我回信给他。信内有他的系别和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那时想不通也不奇怪，但，我当天听说要面对面开会斗争我和刘少奇的情况下，感到我的问题更严重了，还是少牵连一个人为好，我把这封信拿出和另一张别人给我抄的大字报（即匕首两只）一齐撕了，冲掉了。原来想把信封扔在厕所的纸筐内，后来又看到有王光美同志亲启的字样，就叫我给撕得粉碎扔在厕所里，还未来及冲下去小贾同志就闯了进来。碎片我后来捞了出来，要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他们不要，我就把它晾干后包起放在衣袋里，十九日我发现这个小包没有了，据值班同志说已交给革命群众了。原来写的两张大字报在七月十八日这件事发生后，我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李智敏同志了。我原想少牵联一个人，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但，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知道要斗争刘少奇和我的那天上午，不能不引起革命群众怀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特殊关系。现在信封、大字报均在，终可查清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当时对我犯了严重错误有怀疑，并不奇怪，最多不过是个保守派的学生群众，也许他现在已是造反派了。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不难查明的。我现在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当时要撕掉这封完全不应扔去的信。办了极蠢极蠢的事。
    撕毁和冲掉上述这些东西的思想动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我没话讲只能向革命群众、向党、向伟大的毛主席低头认罪。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北大革命委员会：
    我廿四日参加北大群众斗争大会，会后即决心努力争取三天把检讨认罪书写出来，至少先写出个初稿，再作修改。但事与愿违，实际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北大群众斗争我的大会，第二天、第三天接连是工人、农民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今日上午、下午是政法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我的脑筋、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不跟着群众斗争我的大会跑，会后，我既竭力把思想集中到北大问题上，但总是不能很快集中，而是感到脑筋很迟钝，发木，工作效率极低，同时体力也来不及了。中间只有二天（廿七、廿八）没有参加群众大会，一天我奉命继续写前几天党中央办公厅要我写的材料，昨日才集中精力写关于北大问题的检讨，只写了一部分（初稿），现遵命送上一阅，这一部分我自己觉得需要重写（意思还要用），需要把我在北大问题上所犯错误，通盘考虑后，才好一气写下去。如果明后日没有群众斗争大会的话，我努力争取写出，至少争取写出个初稿，但时间确实太紧了，很不够。因为我不愿意匆促地敷衍了事地写检讨给你们或中央。我请求延长二天到三天时间，不知可否？因时间紧迫，初稿和信都写得很潦草，原谅。
    此 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彭 真1967年7月29日
    此系一段初稿。还要改写，现遵命送上一阅
    工作组在北大进行工作时期，我的主要错误罪过是支持陆平等人的领导，既包庇陆平等，同时压制了北大的革命群众，压制了阻挠了已开始起来的群众运动。我在北大所犯的错误罪过，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仅在一些个别性的具体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根本性质的错误，特殊性质的错误罪过。实际上，我当时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是实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政策，是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政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我就在当时北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站错了边，站错了部、走错了路、堕入了群众革命斗争对象的泥坑，反动窝子了。根本问题错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言论行动中，既不可能不错。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当时实际上就是实行的这样的政策。这样，许力群、邓拓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的工作错了，都做了坏事，犯了错误罪过。当然，他们各有他们的责任，但工作组和国际饭店会议的主要责任在我，主要罪过在我，因为他们在上述错误、反动的指导思想路线、政策下进行工作的，而这种指导思想、路线、政策──它集中表现在对当时北大领导陆平等人的态度即方针上。这虽然是集体的意见，但在确定时，实际是我起决定作用的，而且我又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错误、罪过的主要责任在我。当然，我不是说，北大问题上的一切错误，都由我一个人包下来，不是，参与北大问题的其他犯错误的负责人，各有各的责任。但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责任大小，也不管我对解决北大问题的具体工作参加得多少，都不能减轻我的罪过。
    
    
    （七）一九六七年八月公开发表《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一年前的今天，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日子。
    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里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以集中的火力，炮打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张大字报，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在党内，有个隐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进军的号角。
    《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使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豁然开朗了。原来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存在着两个根本对抗的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的对抗和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极其尖锐、极其复杂、极其深刻的斗争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曙光从地平线上一升起，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们的反动阶级本能出发，预感到这场革命敲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覆灭的丧钟，他们就拚死拚活地进行疯狂的挣扎。
    长期隐蔽在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打着红旗作掩护，埋伏在毛主席的身边。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上层下层都有，上层是主要的。最大的危险就出在上层。苏联出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全国很快就变了颜色。前车之覆，不可不鉴。
    隐蔽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由一小撮混进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相互勾结拼凑而成的。他们是窃取实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国家机器，一部分党权，一部分政权，一部分军权，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彭德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文的，有武的，有抓党权的，有抓笔杆子的，有抓枪杆子的。总之，他们的手伸得很长，凡是搞反革命政变、推翻无产阶级的政权所需要的一套，都拚命去抓，抓住不放。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如果我们无产阶级丧失警惕，麻木不仁，任其存在，听其发展，那就会象毛主席所尖锐指出的，“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最伟大的天才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在我国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关键时刻，尖锐地、深刻地洞察了党内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准确而及时地捉住了他们的反革命黑手。
    毛主席研究和总结了我国和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惨痛的历史教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地动员亿万群众，揭露和打倒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彻底摧毁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代理人，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最伟大创造和最新发展。
    经过天翻地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拉下了马。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得七零八落了。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他们还在利用力所能及的影响，蒙蔽一部分群众，纠合保守势力，进行疯狂的反扑。最近在武汉地区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就是一次大暴露。
    党中央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动员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进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我们必须懂得，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组织行政上的指挥权，已经被剥夺了，但是，他们长期以来所推行的一整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很深，影响很广。如果不把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到底，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可能死灰复燃，还可能利用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影响继续地毒害人民群众，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现在，这些顽固的阶级敌人不是还在负隅顽抗，疯狂反扑吗？因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这就是给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彻底、最致命的摧毁。
    我们必须懂得，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斗，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绝对领导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紧跟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应当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真正做到毛主席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团结广大革命群众，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建立新的伟大功勋，把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在八月三日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革命群众要我就五个问题，做出检查交代。现已写出，送上请审阅。
    由于我所犯的许多错误和严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愿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一、关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
    1963年11月底到1964年4月底参加桃园大队四清革命中的错误：
    1、没有在运动中号召和组织干部、社员和其他工作队员们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复宣传党中央的“双十条”（草案）、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发展农业生产纲要四十条。我们当时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敢想过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在运动中主要还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精神，但，没有随着运动的进展组织大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众和干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经过四清革命，在群众和干部中真正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2、过分强调工作队的作用。
    我参加的河北省委试点工作队人数很多，因它既有试点摸经验的任务，又有培养干部的任务。大工作队必然会发生包办代替的错误。我在桃园四清总结中，又加以宣扬，影响各地在1964年冬搞大工作队的错误。
    3、过分强调根子要扎正，基础要打好，采用了第二个十条草案中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虽然我们是在向群众、干部大讲双十条（草案）时，同时物色根子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个被坏分子把持的党支部领导的大队中这样做有一定的必要。我在桃园总结中对扎根串连讲得很具体，对错误的扎根串连作法加以宣扬，造成了坏的影响。
    4、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有不如其他组员的地方，造成不好影响。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中，批评了1964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我理解是指1964年冬至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问题。那段时期在全国四清运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主要应由刘少奇负责。
    其中受桃园经验错误影响的部分，我负责。我认为，桃园经验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我去河北参加四清革命是刘少奇叫我下去锻炼的，并没有要我下去摸经验的意思。离京前，我问过刘少奇下去该怎么做，他简单地答复我几句，就是桃园总结中引的那几句，“除了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当时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没有向工作队负责人传达，直到总结时，才讲出。刘少奇没有指示我好好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最大错误，但，我不认为他所说的不要带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因为他要我贯彻党的政治，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文件，即双十条（草案）等，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第一个十条（草案）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而我们在桃园时，也主要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彻底革命精神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理解刘少奇讲的不要带框框，是要我不要先想好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我在八月初，在清华大学工物系一个班参加批评工作组的辩论会上，也曾讲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框框。
    以后，我又搞四清的几个地方，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和第一个十条（草案）的。但，我没有完全否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时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政策界限规定。在我参加的一些讨论四清工作布署的会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计划或文件中，大都讲是以二十三条为纲，以“双十条”的有关部分和其他文件和随着运动的进展大学主席其他有关著作来武装群众和干部。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第二个十条太长、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等错误。不知道党中央已否定这个文件，而二十三条前的通知中有一句：“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我一直认为第二个十条中，还是有些不与二十三条抵触的部分，仍有用。这是我的错误。
    在23第下达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确有形“左”实右倾向。大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片面强调根子要选正，而使工作组员不敢接触中农，不敢接触干部，领导上反复强调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声势。宣讲23条，都是给贫农、中农、干部分别宣讲的，而且要干部（除由少数干部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组成生产班子抓生产外）集体学习二十三条，普遍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干部很大压力，等错误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务，下去较晚。我曾向保定地委总团反映并研究了改进的办法。以后，我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新城情况（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两个月内不许提意见），他同意了我们打开局面的一些办法，但，新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还认为保定地委工作团的这一段错误原因来自华北局的某个领导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十三条，才扭转了那时在全国四清运动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在看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后，刘少奇才认识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主要来自他的错误指导思想。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即召开了几次万人大会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并将工作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去涿县搞四清。以后的几次四清我认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条进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队大，有包办代替等错误。我个人在三同方面较之在桃园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肿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员家吃饭时，我自带了碗筷等），影响很不好。
    关于1966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江苏省方巷大队在社教中如何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导和短评。我对这两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过检查。我认为是关于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之争论，也就是如何贯彻林彪付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问题，却造成我反对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错觉，我不想再辩解。
    二、关于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参加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期间，忠实地推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清华大学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参加工作组，就站在工作组的立场上，想各种方法巩固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以一些不适合的框框条条限制群众运动，以我们主观设想的搞法去要求群众运动，自然遭到革命闯将们的抵制；接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当为主流；提出“排除干扰”的错误口号，把一些革命小闯将当做“假左派”，并提出与之辩论，必要时反击的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发生严重的学生斗学生的事件。从6月24日到7月12日一段时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特别对三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学生的大会，我亲自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对蒯大富同学六月二十七日的辩论会和七月八日批判会，对王铁成同学七月十二日的批判会）由于这三次全校性大会，在全校群众中造成极不正常的压力。我在七月初参加组织批判蒯大富同学的准备工作时，向工作组领导和当时的文革筹委会主任等都讲过要通过我们在运动中揪出的黑线人物和跳出来的“假左派”做为活靶子，通过对他们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极少数以团结、教育、提高大多数（群众、干部和我们工作组自己）。这样就把当时怀疑工作组，要向工作夺权的蒯大富同学当成了活靶子去批判。这些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没有虚心去当小学生向革命群众请教。由于这三次批判大会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压力，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铁成、刘泉、陈继芳（后二者是在他们本系批判的）等人，并发生了不允许蒯大富同学半夜时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而逼得他绝食抗议。在这段时期内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学生朱德义轧（卧）轨自杀伤一腿的严重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应向革命群众请罪、向我们伟大的党请罪、向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确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评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段时期，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清华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负重要责任，上述那些重大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工作组是属北京新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一定责任，但第一位要负责的是刘少奇。因为：
    （一）是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议上决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而又没有对工作组派出后如何工作给以正确的指导，并同意了一些错误汇报和意见，做了不少错误指示。
    （二）在大批工作组派出后，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不要怕乱，乱了以后，再一分为二”。（这个指示我是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从揭发某些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时才知道的，原话可能不准确）刘少奇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组应如何办？为什么回北京后，刘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汇报会上研究如何贯彻主席这个指示。在工作组受到革命小将较普遍的抵制以后，还不考虑是否工作组的工作有问题，反而同意了“排除干扰”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如果是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义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按林彪付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后，陈伯达等同志一而再地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刘、邓又根本听不进去，未加考虑，即给回绝了，这又是怎么样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不同意见啊！直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亲自决定有问题、没问题的工作组一律撤销，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扭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航道，亲自写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最光辉的革命文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决定。
    （三）刘少奇叫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六月十九日，那时他的意见是让我先去看一次大字报，再参加工作组，补办手续，如可以住，当晚可住女宿舍。我当晚没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参加了工作组。虽然，他叫我去是为到第一线去锻炼，当时交代我：（1）下去同群众一齐搞好文化大革命，经受锻炼；（2）联系一个班或一个系；（3）反映些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在主席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以后，还同意我参加工作组，而又没有向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左右，陈伯达同志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除谈了些别的问题以外，着重谈了对外文委和广播学院发生情况，说他们斗了第一批揭校党委的学生，并把他们订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把他们的后台追到林杰同志等人身上，并说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时，不仅不觉悟到清华大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反而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与那两个单位不一样。我讲了：我们工作组在不让蒯大富同学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护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错误的；但，蒯不是反校党委的，对他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把他订为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已进入批判校党委等等。我坚持了我的错误看法，辜负了伯达同志对我的帮助。而在我后来简单地向刘少奇报告了伯达同志找我谈话后，刘少奇也没有告诉我伯达同志曾提出过撤工作组的意见。
    （四）在我参加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华大学接触到的情况和意见和我个人的意见告诉刘少奇。刘少奇发表意见较少。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确实批评过我们，并鉴于我们在辩论中发生的问题，要我们拟出个辩论手册，以保护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但，他在我们搞“排除干扰”，批判蒯大富同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刘少奇是同意我们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对蒯大富同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还集中看了清华工作组编辑的一些大字报选、清华工作组长的几次讲话，和清华工作组写给周总理的关于蒯大富问题报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还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时，刘少奇和我还认为清华工作组是属于错误不大那类的工作组，根本就没认识到是他经过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我讲上面这四个方面，来说明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中，刘少奇所负的责任，并不是想推卸我的责任。因为，我所经常反映的情况，多来自工作组领导、当时我们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我个人的意见，而我反映的错误情况和意见，恰恰同刘少奇在当时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听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意见。在这方面，我是起了坏作用的。
    关于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几次检查已讲过，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没话可以再讲，只有今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三、关于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
    我上次已写过材料。
    戚本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读过他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报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非常好，从三个根本方面：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批得深、批得透、击中要害。文字写得非常生动。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成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过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刘少奇。觉得他不可能说过这个话或给过这样的评语。这是我的错误。
    刘少奇看这部影片时，是已在北京上映完毕，据动员他看的人说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动员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时也没有人向他反映过对这部影片有争论，更不知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对这部影片已提出严厉的批判。现在我仍然想是否有可能是赞扬和欣赏这部反动影片、反对江青同志正确批评的人，故意动员刘少奇看的。而刘少奇看了没讲话，他们也就用刘少奇来抵制江青同志。
    即使刘少奇没讲过反对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一）虽然只看了前半部，为什么没有看出这是部反动影片，和不应让这样坏的香港影片在全国上映、毒害人民。他过去看电影和看其他文娱节目，很多次都是别人或我和孩子们在他因病休养时或工作较多时要他休息一下而动员他看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讲过选些轻松愉快的片子给他看，而不是让他审查片子。对一些很坏的影片他也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数他都不发表态度。而鉴于他当时在党内工作的身份，他一看过，别人就可以说刘少奇看过或审查过，而造成不好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两大错误：（1）对于电影、戏剧……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武器，长期认识不够。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虽认识有所提高，却没有引出应有的教训。（2）我曾长期有过这种想法，对我们一般党员、群众和我的孩子们应多看受无产阶级教育的片子，而对我们的一些负责干部，他们似乎不会受不好的文艺节目的坏影响和腐蚀。他们看看各国、各种影片和文艺节目，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国的、各阶级的动态。好象看“内部参考资料”一样。刘少奇可能也有这种错误想法。
    （二）在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以后，为什么刘少奇不找当时主管文艺电影方面的负责人调查是谁称赞了这部反动影片，并阻挠了对它的批判。为什么不请示毛主席是谁称赞了这部影片，并就应该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请主席指示。据揭发材料讲，毛主席以后还讲过这个问题，刘少奇一直未领导和组织对这部影片的批判，确实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这样不认真的态度，不管他讲有什么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刘少奇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虽然也多次讲过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宣传工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战线；但，他对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抓紧，反而由于我上述他的种种错误态度造成了文艺界资本主义思想大泛滥，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没有得到根本、彻底改造的。
    四、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刘少奇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做过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听过传达。根据揭发，和八月三日斗争我的大会上，一位革命群众叫我念一些内容来看，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说什么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将要到来，鼓吹议会道路，散布对国民党匪帮的和平幻想，说要对我们的军队采取整军，并改变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形式等等。我现在认识到刘少奇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仅是讲错话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投降路线错误。而过去我曾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我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整个工作的安排的报告；而这样重要的报告，关系到我们全党工作形式的改变，刘少奇怎么可能不经过党中央讨论，而只讲他个人的意见呢？当时，旧政协才开完，停战协定刚发表，我党和国民党匪帮均分别发表了停战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国内外均有许多国要求和平，我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抓住和平、民主的旗帜。如果，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由于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党的努力，使蒋匪帮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或拖延内战爆发时间，或只限于局部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经过我们努力而国民党匪帮仍胆敢发动全面内战（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对反共内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更清楚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反动面目。所以，当时，我党曾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分析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并准备如果这种可能出现，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而且准备做一些让步，如让出一些解放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的军队，……。在我党采取了这些妥协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赴重庆参加谈判是取得巨大胜利的，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间，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蓍作中，在讲到国共谈判时，除了讲“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从来都强调蒋匪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的。“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那个时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开的讲话、协定、命令……中，我们党着重表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的愿望，是正确的，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刘少奇做内部报告却只讲谈判、议会道路一种可能性，而不讲两种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去安排；既散布了和平幻想，又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做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那么，在组织上也是极端错误的。怎么能对这样关系全局的形势分析和全部工作安排的报告，擅自去讲呢！也太胆大妄为了。
    基于上述我曾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即这样重要的报告，不可能不经过中央讨论等），在革命群众追问我时，我的答复，必然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初，山西省的王谦有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看后，加了个极端错误的批语，发给了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批语中说“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做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据我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正组织和领导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斗争，使贫下中农翻身，保护农村资本主义──富农，以稳定中农，有利于农业发展，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那时满脑子广大新区的情况，而且赞成保护富农。使他完全忽视了在老解放区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极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这个批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二）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他比较注意强调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强调了在流通环节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视组织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有了农业机器，才能组织集体农庄，搞农业社会化，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曾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一直是保守的。
    （三）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在这种新鲜事物的大大发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难纠正的。而当时有些舆论反映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了，引起不少问题。在一次刘少奇主持的西楼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邓子恢集中了反映了这种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等等错误论调，刘少奇不仅对此没有痛加驳斥，反而同意了对农业合作社“适当收缩，停止发展”的错误方针，因而就发生了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要负责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农业改造方面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天才的伟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过去，我学过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以为主要是批评邓子恢等的，并曾以主席指示，在支部检查了我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最近，我又重读了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结合大字报上的揭发和批判，才认识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对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并指示“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并批评了“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看见了较少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贫农和非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批评了“超过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论调，指出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是要“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伟大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想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并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当时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这里毛主席提出了路线的分歧。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批评以邓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马的人，现在我认识到，那次西楼常委会，即是刘少奇主持的会上，未批驳邓等谬论，而决定“适当收缩、停止发展”，就使邓子恢等大加“发挥”而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造成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应由刘少奇负指导思想上的责任。我过去在革命群众向我进行的面对面斗争时，说过砍二十万合作社是邓子恢干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前，和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指示后，刘少奇对发展农业合作社还是积极的。这就是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恶劣影响，是我的严重错误。
    至于“剥削有功”的话，不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刘少奇讲了这个话或有这个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立场的。
    过去，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曾讲过，刘少奇没有直接讲过这个话，而讲过近于这句话的许多错话。而且强调，他讲这类话的时间、条件和作用。一九四九年党中央搬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种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党中央派刘少奇去解决。因当时，我们正大军南下，京津刚解放不久，经济上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上困难不小，所以，决定保存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个月时间，在批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有一种不敢接触民族资产阶级，并讲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产（本）主义允许发展时，讲了许多错话，做了错事。有些话，孤立地摘录来看，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当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根据我的了解作过上述说明和解释，似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总的还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错误。
             《揪刘战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揪刘战报》编辑部增刊1967年8月27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怒涛，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一个又一个地拉下了马。轰然一声，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揭出了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多至几十个人的大叛徒集团。这帮可耻的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踞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岗位。把这一小撮家伙揪出来，消除了党内的一大隐患，一大祸害，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大庆祝的好事。这是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丰功伟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个大叛徒集团的总头子是谁？现已查明，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扬叛徒哲学，一方面策划和决定一些人自首变节。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机会，通过当时窃据中央领导职务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盗用党中央的名义，向狱中传达他的“指示”，允许写自首书出狱，允许写《反共启事》登报。这个叛卖革命的“指示”下达后，遭到狱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坚决抵制，他们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但是，那一伙叛徒本来就企图叛党保命，中国赫鲁晓夫的“决定”就成为他们自首叛党的“合法”根据。于是，这一伙无耻的叛徒，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这一段时间内，陆续发表了反动透顶的《反共启事》，拜倒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敌人面前，表示“诚心悔悟”，并履行了签名、打手印及参加“自新仪式”、领取“自新证书”等叛卖革命的“手续”，从反动派“恩赐”开放的狗洞里爬了出来。这一小撮无耻之徒，比起在我们党的光荣的历史上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来，比起他们在强暴的敌人面前，那种气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气概来，显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耻啊！我们的革命先烈是耸入云霄的高山，而这一小撮叛徒只不过是一ｐóｕ＠①黄土。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倾东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们的羞耻，历史将判定你们遗臭万年！
    中国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指使这一批家伙叛党呢？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就是为了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结成死党，为有朝一日篡党、篡政、篡军服务。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包庇叛徒集团的要害。
    中国赫鲁晓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这个要害问题啊！他凭借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将烧掉他的一切伪装，什么“老革命”，什么“党的权威”，什么“工人运动模范”，统统都将化为灰烬，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绝望，他挣扎，要来一番最后的登台表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兴起之后，他就去勾结另一个当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反咬一口，嫁祸于人，把赃栽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极！无耻之极！他们忘了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铁的事实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从来就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这个大叛徒集团中的一些人作过严肃的尖锐的斗争。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庆施同志斥之为“老机会主义者”的中国赫鲁晓夫，如此恶毒地污蔑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并无损于柯庆施同志的一丝一毫，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于这个叛徒集团的大揭露，吓得中国赫鲁晓夫丧魂落魄，于是又来一番“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辩解：
    叛徒也不过是“一念之差”。
    说得倒轻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敌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万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头颅和鲜血去换取自己的狗命？这是什么哲学？这是洪承畴的哲学！汪精卫的哲学！陈独秀的哲学！赫鲁晓夫的哲学！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汉奸、大叛徒的哲学！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试问：
    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养》里公开宣扬：“在反动派统治的环境下，在必要时还要放弃党的一些工作来保存同志”？
    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总结敌后工作经验的机会鼓吹逃跑主义，说什么：“此时党的责任，不是什么‘反对逃跑’，而是如何组织逃跑”？
    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期间，你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图在报告中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员”的字句？
    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赫鲁晓夫：你这样起劲地贩卖叛徒哲学，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怜、物伤其类？你在白区工作期间，是不是也有过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阶级与垂死的阶级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每时每刻，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念念不忘的是为了完成这种革命事业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他们不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暗无天日的敌牢里，都是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气节不可丢。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无数革命先烈在敌人的斧钺面前，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它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争光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货色呢？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满脑子个人主义的投机分子。一旦考验来临，就马上现出了原形。这些没有骨气的奴才，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丢掉革命者最宝贵的气节，只要三十个银币就可以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绝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们就是从头到脚的反革命，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臭气。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替这批叛徒开脱，又胡说什么这是“假自首”、“骗敌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没有什么假的。对于一个落在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来说，他面临的抉择就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还是为个人而出卖革命。舍此以外，决无第三条道路可走。敌人杀害一个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满足。敌人所需要的是软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为投降变节分子的带头羊，用来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领下，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领导全中国人民积极准备开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恰恰就在这时，这群卑怯的叛徒却可耻地向敌人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革命事业，玷污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变。所谓“骗敌人”，与其说是“骗敌人”，倒不如说是骗党骗人民。倘若不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大小爪牙们，为什么事先要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事后又一再隐瞒事实真相，欺骗毛主席、党中央？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们所窃据的党政大权，强行销毁有关这个叛徒集团的敌伪档案，企图瞒天过海？为什么要利用职权，破坏党的审干工作？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义，把这个叛徒集团的名单当作“组织秘密”，“备案了事”？这种种情况，联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时所引起的一场轩然大波，岂不是很足以发人深醒的吗？
    至于说叛变是为了“保存同志”、解决“干部缺乏”的需要之类，更是胡说八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业决不需要从敌人狗洞里爬出来的软骨虫。“许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只有坚持革命，才能保存、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干部的队伍。要革命，必然会有牺牲。可是，我们决不会被牺牲所吓倒。“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我们要在革命斗争中保存的是这样的力量，我们要保存的是这样的好同志和这样的好干部。
    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所庇护的一伙叛徒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他们看来，脑袋就是一切。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用处？他们要保存的“同志”，就是这些捧着脑袋过日子的狐群狗党，就是这些出卖原则的叛徒。中国赫鲁晓夫依靠这样一些“干部”，作为叛党的资本。所以，他的所谓“保存同志”，说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党力量是真。这种“保存同志”论，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之流的“曲线救国论”的老调重弹。
    策动叛党就是为了实现篡党，这已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现实性的问题。中国赫鲁晓夫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已经在这样干了。这是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画图啊！
    你看，这些猪狗不如的大叛徒，一个个从狗洞里爬出来以后，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保住他的这个反革命班底，为他篡党、篡政、篡军服务，千方百计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相互吹捧，相互提携，一个个飞黄腾达，窃取党政大权，组成了一个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个地下的反革命集团。他们将相俱全，文武齐备，只待时机成熟，变天上台。他们有理论，有纲领，有行动，实行了一条完整的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为其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近几年来，这一小撮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统一指挥下，适应了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的需要，上呼下应，八方配合，对无产阶级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如果我们不加反击，“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国出现这样危险的情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赫鲁晓夫所庇护的一小撮叛徒以毁灭性的打击。任何抵赖、狡辩、反诬，都是枉然。中国赫鲁晓夫是历史的罪人。他绝对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对他的最严厉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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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的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条路线：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一直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地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条反动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一）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他的伟大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劈头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并且彻底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如果有人梦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只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依然使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主席痛加驳斥的，不仅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而且也是现在被揭露出来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是混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同叛徒陈独秀的论调一模一样。他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实行夺取政权，“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①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又在武汉直接追随叛徒陈独秀，勒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枝枪。并且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的会上，去报告所谓“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②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他又跳出来，直接攻击毛主席，同《新民主主义论》大唱反调。他竟然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还说“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③。他恶狠狠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行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④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这里，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叛徒嘴脸！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时候，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政权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到了无产阶级面前。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光辉的讲演中，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主席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主席在这里批判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不是别人，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老机会主义者，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一次系统地提出他那反对革命、出卖革命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他鼓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⑤。要我们党向蒋介石完全交出军队，交出武装，“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在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要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⑥（按：即国民党的国防部）。他就是想用这一套，向蒋介石献媚，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他恬不知耻地说：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我们成为政府党（按：指国民党政府的政府党）之一，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有些人要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一九二七年作过，人家一打取消了，这次作不会一打取消的”⑦。这真是一语道破了他内心的秘密！
    无产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人、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充当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装饰品和帮凶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军队，并且已经在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地区内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时候，还要把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双手交出去。这种大投降，大出卖，就更加卑鄙，更加恶毒！
    正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日战争胜利果实进行大出卖的时候，在法国、意大利就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头头，例如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在那里以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交易，他们向资产阶级交出几十万枝枪──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来换取资产阶级国家“副总理”之类的一官半职，成了历史的罪人！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范围内投降“交枪”的逆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显示了无限威力。
    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紧握枪杆子，冲破一切阻力，在革命大道上胜利前进，终于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作出的无情判决！
    （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时，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归根到底，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光辉著作中，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随后，毛主席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这样一个新的大转变的时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一次跳了出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他猖狂地为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他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⑧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⑨；“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⑩！他主张在农村发展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彻底破产后，仍然提出了一条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路线。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竭力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①①，要花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说法不一，反正要和资本家合伙几十年，先实现工业化，再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也就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①②总之，“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①③。好一个“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工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里，一语道破了他发展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事实上，他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苏联建国初期被列宁、斯大林粉碎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的破烂。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工农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眼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先生们，一心要依靠他们去建立“永垂不朽”的“功绩”，建设他的“理想国”！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请看他下面的这段奇文：“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ｆěｉ＠①卿先生（按：天津东亚毛纺织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捧上天，不久，即逃往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笑眼开的来开会的。”①④
    妙极了！资本家这只手把八个工厂卖给国家，那只手又从国家那里赚得十六个工厂，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当时，一群资本家果然“眉笑眼开”地说：“从前共产党的底，一点也摸不到，现在摸到一点底了。”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奴颜婢膝地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摸，你们要什么样的底，我就给你们什么样的底”①⑤。这真是拱手作揖，送货上门！新老修正主义者不是都说什么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一个活龙活现的标本。他们倒是千真万确地“长入”了资本主义！这个“长入”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是自我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掩人耳目，也曾经假惺惺地说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但是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假无产阶级专政，真资产阶级专政。
    他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叫嚣什么“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①⑥。他一笔抹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公然叫嚷：“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①⑦。大肆宣扬：“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有钱大家赚”①⑧。他还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①⑨。看，在他的心目中，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然不是要对付资产阶级，而却要对付工人阶级。他还公然说什么“今天我们不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我们要代表全体人民”②⑩。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地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吗？
    他疯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诬蔑带头要求组织起来的贫农不过是破了产的“不能去单干的贫农”②①；诬蔑要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②②。他伙同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砍合作社，先后砍掉农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万个。他还恶狠狠地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去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②③就这样，他只许富农有发展剥削的自由，不许贫下中农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自由，妄想把广大的农村变成富农的天下，变成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阵地。
    政权，从来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却去发展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却去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富农，却去限制贫农，不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却去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从而根本放弃它应有的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这样，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吗？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②④。“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②⑤。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同赫鲁晓夫之流用来篡党、篡国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路货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无耻的、最彻底的背叛！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时期，有时在台前，有时在幕后，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之前，他就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的，那是不好的”②⑥。他鼓吹资产阶级的“两院制”，说：“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不过宪法上没有规定”②⑦。妄图把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完全是一个调调。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他积极支持自命“海瑞”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梦想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当彭德怀的问题在会上被揭发以后，他仍然和彭德怀相策应，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后来，他又公开攻击庐山会议，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不应反右”②⑧，“反右是不对的”，“搞的全国后遗症”②⑨。尤其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伙同国内外一切牛鬼蛇神，更加疯狂地大搞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他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叫嚷：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目前“不是大好形势”③⑩，“经济失调”③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并别有用心地煽动说：现在农民的心情“不舒畅”，工人的心情“不舒畅”，干部的心情“也不会舒畅”③②，等等。他还大肆叫嚷：“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③③，这样来为资产阶级的上台准备舆论。他鼓吹“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③④“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③⑤。
    在国际斗争中，他鼓吹“三降一灭”、“三和一少”，说什么“就是美国，我们也希望同它搞好关系”，还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③⑥。他还说什么赫鲁晓夫“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真的”，“我们要同他们联合”，“求同存异”，“共同反对帝国主义”③⑦。他公然要缅甸共产党放下武器，说：“可以不要这些武器，可以埋在地下，或将部队改编成国防军”③⑧；和奈温“合作”，“合作干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③⑨。
    一九六二年八月，他把他那本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教人越养越修的黑《修养》重新抛了出来，成为当时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的一支“主题歌”！
    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基本摧垮以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每时每刻都在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特别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凶相毕露地打出了“要有反对派”、要走回头路的反党黑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全面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给无产阶级政权造成极其严重的威胁。如果按照他的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将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根本变质，历史就将重新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一九六二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起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进军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一只“秋后的蚂蚱”，一天天走向了他的末日！
    （四）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仍然是政权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事实，亲自发动和领导亿万革命群众，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大决战。
    在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毛主席揭露的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断遭到抵制和抗拒？资本主义复辟的暗流为什么一阵又一阵地泛起？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暗藏着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大威胁，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大祸害。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垂死的疯狂，进行着挣扎，制订并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在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掌握的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他批转北京大学工作组的一期简报，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要全国仿效办理，制造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扑灭这场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且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彻底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宣告了他一手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宣告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国广大革命群众掀起了更加波澜壮阔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终于把这个党内资产阶级头号代理人和他那伙狐群狗党揪了出来。在全国掀起的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他们已经陷入亿万革命军民的天罗地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庞然大物”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自己四十多年假革命、反革命的罪恶历史已经作出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所有这一切，罪证确凿，铁案如山，能赖得了、顶得住、抗得过去吗？“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人民的伟大节日。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无数面红旗的海洋在激荡，亿万群众在战斗，在学习，在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思想成了亿万群众的粮食、武器和方向盘。他们誓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誓保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把亿万群众团结成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伟大物质力量，震撼着旧世界，创造着新世界。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几十年间，统帅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追穷寇，缚苍龙，起宏图，征腐恶，引导着中国革命的航船，冲过激流，绕过暗礁，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必须毫不间断地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
    是毛主席，指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是毛主席，指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方向。毛主席开辟的道路，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历史的车轮，正在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方向，滚滚向
    ③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同外国同志的谈话。
            （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大批判的高潮中，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革命大进军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国内外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于它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篡党阴谋，保卫了党的总路线，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在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之后，一九五八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人民在农村中创造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全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社会主义正气高度发扬，资本主义邪气受到沉重的打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激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激烈、最卑鄙、最疯狂的反抗。
    在这种阶级斗争形势下，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急先锋彭德怀，赤膊上阵了。他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起了猖狂进攻。他还抛出了一个所谓的《意见书》，这个《意见书》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纲领。
    彭德怀这些家伙，充当了杜勒斯、赫鲁晓夫之流的应声虫。他们恶毒地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还叫嚷什么政治挂帅与经济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他们所谓“两者并重”，就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政治挂帅，主张钞票挂帅，搞物质刺激。他们还恶毒地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总而言之，他们就是妄图推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翻人民公社，对大跃进进行反攻倒算，就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妄图把中国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
    庐山会议所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彭德怀这一伙，完全是一个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篡党篡军的阴谋集团。
    《决议》指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庐山会议揭露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的大阴谋，夺了他们的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庐山会议以后，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主持了军委工作，使军权更加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这就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彭德怀一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党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站在机会主义方面，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在十年内战时期，他反对毛主席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忠实执行李立三、王明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路线。（⑴⑶）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顽固地推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取消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他还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极端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且无耻地吹捧蒋介石是“领导抗战的英明领袖”。在中国人民同民族敌人、阶级敌人进行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中，他用这一套来欺骗和愚弄群众，这就充分暴露了他是革命人民的敌人。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就更加猖狂了。一九五三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一开始，他就伙同大野心家高岗、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高饶联盟的实际领袖是彭德怀。他们里通外国，搞两面手法，阴谋篡党篡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反党活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主席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我们党同彭德怀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庐山会议以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天才的科学论断。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一次大交锋。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是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也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纲领。彭德怀就是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党急先锋。当时，他们认为有机可乘，彭德怀就恶狠狠地冲了出来，而中国的赫鲁晓夫也亲自打起“反左”的旗子，来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经过一番较量，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打败了。中国的赫鲁晓夫看到形势不妙，就连忙掩护彭德怀退却，并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制造混乱，阴谋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对我国进行经济破坏，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了“神圣同盟”，又一次掀起了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班老爷们看来，天快要塌下来了，神州快要陆沉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们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
    美蒋反动派的御用文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座上客吴晗，首先披挂上阵，大喊大叫，替彭德怀翻案。在《海瑞罢官》这株大毒草中，吴晗为彭德怀被罢官鸣冤叫屈，说“将我罢职理不公”，吹捧他是“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鼓励他“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叫喊“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就是要为彭德怀进行反攻倒算作舆论准备。
    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将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以及臭名远扬的“三家村”狐群狗党，也鼓噪而起，大肆吹捧《海瑞罢官》，在全国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海瑞精神”，为彭德怀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在这场反革命舆论的锣鼓声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出场了。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公然替彭德怀翻案。他为彭德怀辩护说，彭德怀的反党纲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他恶毒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错误的过火的斗争”。在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抛出了一个洋洋八万言的翻案书。在这个翻案书里，他再一次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唱一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斗号召。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理论的指引下，奋起迎战，对资产阶级司令部挑起的这场进攻予以迎头痛击。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毛主席亲自抓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主席对《海瑞罢官》的这一批判，不仅打中了《海瑞罢官》的要害，而且打中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害。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打开一个缺口，揪出了“三家村”的后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揪出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进一步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盖子。亿万革命群众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挖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各个战线上的流毒，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破产了。这是我们党的最伟大、最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四月，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过大江的时候，毛主席写了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其中有四句：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在今天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我们重读这首诗，感到倍加亲切。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进一步磨砺革命的锐气，团结最广大群众，彻底清算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全面地、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第十三期，社论；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
    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公开发表了。这对于彻底打倒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对于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推动当前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文件，是一九五九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取得伟大胜利的产物。庐山会议，揭露和粉碎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保卫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保卫了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保卫了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建国以后的短时期内，我国人民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是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的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亿万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实现了国民经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恐慌和拚死反抗。在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华歇斯底里大发作，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就在这个时候，老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纠集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伙，慌忙披挂上阵，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反党集团头目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抛出的所谓的《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他野心勃勃，反骨毕露，死命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革命群众运动，反对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反对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在庐山会议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彭德怀等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场大搏斗。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它是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疯狂的绝望的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次反革命进攻的黑后台。
    就是他，在庐山会议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反党活动。当彭德怀的阴谋被揭穿以后，他仍然在暗地里煽风点火，阴谋把原来准备的会议纪要篡改为一个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左”文件。在庐山会议以后，他又赤膊上阵，污蔑总路线的提出有盲目性，大跃进是“一轰而起”，造成“经济失调”，“人民公社办早了”，“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他胡说什么“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反右是不对的”。他还极力鼓吹“海瑞”精神，大刮“翻案风”，为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妄图让彭德怀死灰复燃，重掌军权，实现他篡党、篡军、篡国的反革命复辟阴谋。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同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长期较量中的一次大战役。
    彭德怀的反党活动，不仅有中国的赫鲁晓夫作后台，而且有苏联的赫鲁晓夫撑腰打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跳出来以后，苏联赫鲁晓夫就公然无耻地吹捧彭德怀是“正确的”、“勇敢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事实十分清楚，彭德怀就是配合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里通外国分子。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指出：“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由来已久的反党活动，是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危险。”
    彭德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带着“入股”的投机心理，混入党内、军内的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大军阀，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以来，他利用自己在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中所窃取的地位，进行了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成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军内的代理人。
    庐山会议挖掉了这颗埋在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这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打击，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就此结束。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在当前革命的大批判中，把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群众性的深入的大批判、大斗争，这是彻底批判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一定要发扬猛追穷寇、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彻底清算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彻底肃清他们在各个领域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流毒，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解放军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
    今天，全国正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个时候，公开发表庐山会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有着重大的意义。
    八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揭露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粉碎了他们篡军篡党，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庐山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林彪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彭德怀，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从来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是“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支持者和追随者。抗日战争中，他积极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站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党内进行分裂活动。他实际上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头。他猖狂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积极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和削弱政治思想工作。他抗拒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全民皆兵。一九五九年，正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极端恐慌，联合起来对我们进行疯狂攻击的时候，彭德怀在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支持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纠集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庐山会议上抛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叫嚷要改变党的路线。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同中国赫鲁晓夫是完全一致的。
    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一次激烈搏斗，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一次严重较量。彭德怀及其一伙窃踞着军队的一些重要领导职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很大一笔赌注押在他们身上。因此，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是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曾经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论断的英明正确。
    彭德怀这条“落水狗”，绝不会改变它的本性。什么“改正错误”的保证，什么“不会翻案”的诺言，统统都是鬼话。庐山会议以后的八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党活动。一九六二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大刮“翻案风”、“单干风”，大搞“三自一包”、“三降一天”，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彭德怀抛出了长达八万言的翻案书，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彭德怀这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是得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积极支持的，是同他们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密切配合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开为彭德怀的翻案制造舆论，企图让他重新上台。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穿的是一条连裆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总攻击。亿万革命群众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叱咤风云，所向披靡，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个揪了出来，叫他们显出了原形。他们的末日到来了。无产阶级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
    但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他们是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落水狗”，但随时还会爬上岸来反口咬人。他们是纸老虎，但不是死老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口诛笔伐，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们的一切流毒，一切影响，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8月16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搞物质，搞机器，搞机械化，还搞什么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抹煞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本主义。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及其继承人，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的鼓吹者。中国赫鲁晓夫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也拚命地在我国推行这条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批判了这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一九六○年，毛主席亲自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经验，提出了同苏修“马钢宪法”相对立的著名的“鞍钢宪法”，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这条路线，强调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到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都能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赫鲁晓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们国家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提倡“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要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其目的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再来剖析一下中国赫鲁晓夫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这张药方，究竟包罗了一些什么货色呢？
    这就是“利润挂帅”，一切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一切。中国赫鲁晓夫公然宣称：“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为了赚钱，可以不顾国家统一计划，不顾整体利益，干出种种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勾当来。
    这就是铜臭熏天的“物质刺激”。中国赫鲁晓夫用资本家的腔调说：“老老实实劳动的好好奖励他一下”，“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给你生产”。他企图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来腐蚀群众，转移群众对政治的注意力，扩大收入的差别，造成特殊阶层。这是对革命的职工群众的一种莫大侮辱，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这就是无耻地美化资本主义。中国赫鲁晓夫无耻地说什么“资本主义经济灵活、多样”，“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他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向资本家“认真学习”，说他们的“管理能力超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在中国赫鲁晓夫眼里，利欲熏心的资本家竟比共产党员高明一百倍。
    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这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发展自由竞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如果照着中国赫鲁晓夫这一套“经济办法”办事，愁眉苦脸的资本家又将眼笑眉开，已经翻身了的工人阶级又得当牛做马，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将重新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筑起他们的“天堂”。
    中国赫鲁晓夫反对政治挂帅，还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教导我们：“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正因为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我们才有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才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文化等各条战线上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⑴⑵）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仇恨革命的群众运动，拚命鼓吹“一长制”和反动的“专家路线”。一九四九年，他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员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一九五二年的一次讲话中，他又说：“建设工业有很多困难，中国是有钱，有劳动力，有机器（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帮助下基本可解决），就是没有工程师。”他对一九五八年以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更是拚命攻击，大放冷箭，胡说大搞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
    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搞经济建设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由他们这些人发号施令，而广大的革命群众只是“劳动力”，是“一轰而起”的“群氓”，只能乖乖地“服从指挥”。他们挖空心思地制定了一套修正主义的办法、条例，处处搞管人、卡人的规章制度，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这样干，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僚主义分子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赫鲁晓夫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一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为了扶植城乡的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企图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就是搞政治、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果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主张，一头埋在经济建设里，不搞政治，不搞阶级斗争，不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我们的党，岂不也成了单纯组织经济生活的工具，成了苏修叛徒集团那样的“工业党”和“农业党”了吗？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世界上哪里有只搞生产建设、不搞阶级斗争的政党呢？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无非就是要党成为经济建设的附庸，成为资产阶级的附庸，成天跟着“利润”的屁股打转转。这个党的唯一宗旨，就是搞钞票，搞剥削，搞资本主义。这样的党，不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了吗？
    经济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我们，必须永远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放在首位。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当代，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战斗力，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那种只看到物质力量的人，在战争年代，就会被敌人的一两件新式武器吓得浑身发抖，无耻地屈膝投降；在建设时期，就会迷信洋人，跟着洋人的脚印爬行，服服贴贴地做洋人的奴隶。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大课堂，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彻底肃清了中国赫鲁晓夫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无产阶级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加强，必将出现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必将远远地抛在我们后面！
             （新华社上海二十四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一切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叛徒的分水岭。
    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选择：或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开展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或者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阶级已不存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光辉著作和一系列重要指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一个光辉灿烂的新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跳出来，公然反对毛泽东思想，放肆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也解决了”，“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改造了所有制，剥夺了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难道阶级就消灭了吗？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大骗局。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最赤裸裸的大背叛！
    阶级，不仅是个经济概念，更主要的还是个政治概念。剥削阶级在几千年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占有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并且占有政治、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因此，阶级的存在，不仅取决于经济地位，同时也还受着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的支配和影响。阶级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这样几种形式，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比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激烈得多，残酷得多。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好得很！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结果。他们的生产资料没有了，政治上也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剥削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照样可以依附于思想、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或其传统影响而继续存在。只搞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改造剥削阶级分子，就不能最后消灭阶级。
    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但他们还在拿定息，还没有脱离剥削根子。“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地主已被剥夺了土地，但他们仍在藏地契、续家谱，时刻都在掂着那本变天帐。就是富农，又何尝忘得了昔日的剥削生活呢！毛主席指出：“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还必然会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寻找它的代理人。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最主要的、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他们窃据领导岗位，把领导的职权变为压迫、剥削人民群众的特权；他们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岂不就是一批新的资本家，新的地主、富农吗？中国赫鲁晓夫所说的“新式”的资本家，岂不就是他的夫子自道吗？
    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只是斗争的形式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化罢了。这种斗争形式变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敌人钻到了我们的肝脏里，他们妄图从内部打开缺口，搞宫廷政变，篡党、篡军、篡政。因此，阶级斗争越发尖锐复杂了。
    不要以为“地主无地”，“富农不富”，“资本家没有资本”，就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一旦这帮最危险的敌人篡夺了政权，到那时，“没有土地的地主”就会重新转化为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富的富农”又可以剥削致富，“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又会重新转化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东欧的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是无庸辩驳的现实。
    中国赫鲁晓夫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国家消亡”论，必然导致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个证据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修养》时，他又一次在引用列宁的一段话中，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句话拦腰砍掉了。他还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反革命分子少了，刑事犯也少了，所以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了，……今后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
    好一个“组织社会生活”！
    试问：所谓“组织社会生活”，究竟是“组织”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究竟有没有超阶级的“社会”？存在不存在没有烟火气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社会生活”的国家又究竟是怎样一种“国家”？
    什么是国家？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同时，“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
    我们的国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机器，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在整个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家机器的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中国赫鲁晓夫把所谓“组织社会生活”同国家的专政职能对立起来，强调“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组织社会生活”，实质上就是竭力攻击和抹煞国家的专政职能，用所谓“全民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社会生活”，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于地、富、反、坏、右，广大革命群众要对他们进行斗争，要“组织”他们劳动改造，要迫使他们低头认罪，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在人民内部，也要不断运用“四大民主”，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不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资产阶级梦寐以求，一心想搞垮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千百倍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早在十八年前毛主席就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之后，必然将逐步地消亡下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必须大大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将来国家的消亡，现在必须大大强化国家机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清除混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阶级敌人，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肃清他们在政治、思想、理论、组织等各方面的流毒，从根本上强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们将看到，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锻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真正成为坚如磐石的铁打江山。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什么“国家消亡”论，都是弥天大谎。不讲阶级斗争，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疯狂进攻的一种形式。主张“国家专政的机构可以缩小”，就是希望缩小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而大大扩大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在这次空前宏伟、空前深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再也藏不住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迫使他从幕后转到台前，亲自披挂上阵。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小娄罗，也倾巢而出。这很好。有了总决战，才有大胜利。总决战的结果，在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面前，资产阶级的梯队一批又一批倒了下去。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全线出击的进军号中，他们溃不成军了。按照无情的历史辩证法，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必定要全军覆灭，彻底摧毁。
    斗争在深入，我们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气。正如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指出的：“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插上鲜红鲜红的共产主义的红旗，让我们对这个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叛徒，继续展开“无情的战斗”吧！
             （新华社上海二十五日电）（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文汇报》编辑部、《解放日报》编辑部、《支部生活》编辑部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长期以来，一直激烈地进行着斗争。
    两条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本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一红一黑，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这样水火不相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对群众的态度上。
    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如何对待群众，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是历史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的根本分歧。
    中国赫鲁晓夫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是相信资产阶级，依靠资产阶级，把广大群众和干部看作俯首贴耳、靠别人“恩赐”的阿斗，把自己看作救世主。他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一样，把群众看作是“群氓”，是“渣滓”，是赌博用的“筹码”。完全是一脉相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这种极端仇视群众的反革命立场，得到了彻底的大暴露。
    但是，不久前中国赫鲁晓夫却假痴假呆地说，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反对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一以贯之，从来就是这样的。他卑躬屈膝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把大军阀头子阎锡山的话奉若“圣旨”，以为离开这些“大人物”，中国就会生存不下去。他无耻地拜倒在“资本家先生”跟前请求“剥削”，说：“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在中国赫鲁晓夫看来，创造历史的不是亿万革命人民，倒是一两个骑在人民头上的暴君；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倒是资本家养活工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人民群众几十年如一日，怎么能说“不清楚”呢？中国赫鲁晓夫用这种以守为攻的策略，实在太蹩脚了。他越是说“不清楚”，广大革命群众非但没有被他弄糊涂，反而越发清楚地识破了这个独夫民贼的反革命真面目。
    中国赫鲁晓夫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历史。这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是注定要灭亡的。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他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是头脚倒置的。古人说：“戴盆何以望天？”他看不见客观存在的广阔的天空！他当然不会懂得，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天空只会更加晴朗，世界只会更加美好！他的反动的阶级本能，的确使他看不清楚许多在我们看来十分清楚的事情。
    从这个反动立场出发，中国赫鲁晓夫必然反对群众运动，镇压群众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咒骂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坏人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干扰”，是“小流氓”、“小反革命”的痞子运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他的反动本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正如林彪同志所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早在四十多年前，毛主席就以最大的热情欢呼农民运动的兴起，欢呼农民起来造反“好得很”，并痛斥了把农民革命运动污蔑为所谓“痞子运动”的反革命言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支持了新生的红卫兵运动，支持了“一月革命”的夺权斗争。毛主席就是这样无限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并及时把群众的创造加以总结提高，推动了整个运动的发展。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位真正同人民血肉相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这样一位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舵手！
    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就是反对革命。列宁说：“要革命，但又不进行‘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资产阶级从来不可能也不肯搞真正的群众运动。一旦群众起来了，越出雷池一步，触及他们的阶级利益时，就迫不及待地回过头来镇压。中国赫鲁晓夫有时也空谈什么群众运动，但是，当群众真正起来时，他就慌了手脚，大骂群众是“暴徒”，到处抓“右派”，抓“反革命”。他干的完全是蒋介石的那一套，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就反过来进行疯狂的镇压。他挂了“革命”的招牌，干的却是同蒋介石一样的反革命勾当。
    反对群众运动，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社会主义是空前宏伟的革命事业，没有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看来，这场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的时期。（⑴⑶）
    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胡说什么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不对，你是老反革命，老机会主义分子，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几十年来的“老问题”！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你十年、二十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五十天，就是为了掩护十年、二十年所坚持的资本主义道路。早在民主革命中，你就跟在陈独秀的屁股后面，咒骂工人运动“过分”，“‘左’倾得岂有此理”，并且咬牙切齿要北洋政府“开除几个冒进的工人领袖”，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你命令“工人不要捣乱”，要农民“反一下冒进”，教训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目的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你贼性不改，恶毒地攻击大跃进是“发疯”，污蔑群众运动是“一轰而起”，“实际上是空空洞洞”。在四清运动中，宣扬“群众象野马一样，发动起来就会出乱子”，目的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你四十年如一日，群众运动一起来，就拚命镇压，轻车熟路，一无例外，这算得了什么“新问题”呢？你怎么可能在这一阵薄薄的烟幕下溜掉呢？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群众运动，蒋介石也镇压群众运动，他们最后都落得个被群众运动的怒涛所埋葬。中国赫鲁晓夫的下场，也不会比他的前辈好一些。
    中国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是一只“死老虎”，他仍在咬人。最近，他又别有用心地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是他们也不知为什么”。
    不错，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有不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由于自己立场、世界观有问题，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主要的责任要由你这个老反革命负！是你，盗用了党中央名义，发布黑指示，使广大干部上了大当！是你，长期宣扬黑《修养》，使广大干部受到奴隶主义的荼毒！又是你，提出和推行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对立！这笔账，一定要同你算清楚！他们犯错误，同你进行的反革命活动，绝对扯不到一块去。你想在这里拖人下水，那是徒劳的。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立场所决定的。但是，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犯有不同程度的路线错误的人，只要不坚持这种错误，不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愿意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仍然可以成为党的好干部。
    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这场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不要以为，把中国赫鲁晓夫拉下了马，他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可以连根铲除了。正如列宁所说，“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夺权，光夺了组织上的权是不行的。只有把思想上的权也同时夺下来，才能巩固已经夺到手的组织上的权。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八年来，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形成为一股习惯力量。要彻底肃清这一套东西，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它彻底批倒、批臭！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更不要以为，搞掉了这条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会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没有那回事！只要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有可能产生新的黑线。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掌权以后，面临着两条可能的选择：一个可能是，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依靠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可能是，在胜利中逐渐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反对的意见逐渐听不进去了，甚至加以压制，脱离了群众，做官当老爷，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这样，就会稀里糊涂地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去，有可能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然要搞资产阶级专政，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赫鲁晓夫还在那里招手哩！“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载《文汇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
    
    
    （八）一九六七年九月重点是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革命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在全国展开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高潮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以革命大字报的锋利武器，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猛烈批判，把大批判专栏变成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课堂。现在，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举办的街头大批判专栏，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这些专栏，气势磅礴，充分展现了亿万军民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同仇敌忾；热烈地表达了亿万军民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无限热爱和无限崇敬。人人称赞大批判专栏好得很。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和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批判，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各条战线上的代理人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所在。革命大批判专栏，是广大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发明创造，是文化大革命广泛深入地向前发展的又一个标志。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革命的大批判专栏，是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课堂，是宣传、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有力武器，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重要阵地。
    革命的大批判专栏，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性，它组织动员起亿万个群众批判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集中火力，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规模巨大的围剿，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陷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汪洋大海。
    革命的大批判专栏内容丰富容量大，形式活泼花样多，千字文，诗画配，使严肃的政治、思想、理论的斗争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得到了统一，大家爱办，大家爱看，大家都关心，大家受教育。
    我们在革命大批判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大办革命大批判专栏，办好革命大批判专栏。在节约闹革命的原则下，把革命大批判专栏办得更扎实，更讲究实效。
    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办大批判专栏，办好大批判专栏，靠的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千万颗红心。他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展开了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为我军各部队作出了榜样。我军广大指战员，要热烈响应林彪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最新号召，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投入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9月4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解放军报》记者、新华社记者：《假四清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权派导演的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
    前言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提出和推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同这条反动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就是同这条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推行他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所谓“蹲点”。
    王××在桃园搞所谓“蹲点”，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先后五个月。在这期间，王××前台表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指挥，通过面授机宜、书信往来、电话遥控，从原则到具体，从步骤到方法，从整谁到保谁，都作了精心策划、具体部署。
    出村后，王××还两次重返桃园复查。她留下的“巩固组”，又搞了两年零四个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王××在北京被赶出清华大学后，才仓惶撤走。
    所谓桃园“蹲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试验场，是假四清，真复辟。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桃园经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个黑经验，由王××在北京、天津吹嘘放毒之后，接着，他们又到许多省市兜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盗用中央名义，把这个黑“经验”批发全国。这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大阴谋。必须彻底揭穿，彻底批判。
    让我们看看他们在桃园究竟干了些什么。
    一、把社会主义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同时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
    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桃园大队搞假四清以前，桃园大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
    一、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分子不甘心失败，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进行反攻倒算，破坏集体生产。例如：富农分子岳××攻击人民公社不如单干好，故意赶大车压坏队里庄稼；反革命分子赵××借口工分少，暗中煽动群众罢工；富农分子郭××擅自拆卖了土改时已被没收的房屋。此外，有几个地主、富农分子长期隐瞒成份，有的还混进了干部队伍。
    二、一些富裕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热心于小开荒小自由，有的还羡慕单干，议论包产到户好。
    三、一九六一年公社体制下放，一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聚赌抽头的关景东和他的堂兄关××，回到桃园，钻进党支部委员会（关景东任支部委员、大队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关××任副支部书记兼大队长），继续进行贪污盗窃等活动，并且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夺取党支部的领导权。
    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以支部书记吴臣、副支部书记赵树椿等为核心的桃园大队党支部，团结和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
    一、大讲人民公社好，大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讲热爱国家、热爱集体。在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困难，胜利度过了灾荒，顶住了单干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
    二、发动群众，通过辩论会和斗争会，对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追回了富农分子反攻倒算的财产，加强了对他们的管制。
    三、在党内，一九六二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五月，专门召开会议，集中地对关景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一九六三年三月，通过选举罢免了关××的大队长职务，并在党内撤销了他的副支部书记职务。
    但是，党支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景东斗争不力；对隐蔽较深的漏划地主富农分子，未能及早发现；有些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存在着小量贪污、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等缺点和错误。
    在生产方面，党支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社员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巩固。
    一、农业生产不断上升：粮食亩产量，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以上。
    二、连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共超额七万六千多斤。同时，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还超额完成国家当时规定的蔬菜交售任务，是抚宁地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比较突出的几个大队之一。
    三、大牲畜饲养好、繁殖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繁殖三十一头马、骡、牛。到一九六一年，集体和社员养猪达到每户平均一头半。
    四、公共积累相应增加。其中公积金一九六一年三千八百零九元，一九六二年六千六百八十四元，一九六三年六千三百四十二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生活安排得比较好。
    桃园大队党支部从一九五九年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四清”前，一直是抚宁地区先进的支部之一，曾获得地（市）、县、区、公社的多次表扬和奖励，出席过地（市）先进单位的代表会议。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形势看得漆黑一团，也把桃园大队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在给王××的信中硬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基本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王××也说：“桃园这个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完全是一派胡说八道。
    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桃园四清应当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景东等一小撮人，团结和教育犯有错误的干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却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指向广大社员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二、大搞神秘化扎根串连，疯狂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作社会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既不相信基层的党组织，更不相信广大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他疯狂反对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反对用阶级分析方法进行调查研究，胡说什么“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还说：“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作，只有扎根串连，他们不怕了，才能讲话。”
    资产阶级分子王××，一进桃园，就象到了“敌占区”一样，化名董朴，乔装打扮，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保卫人员暗中随从，私查暗访，鬼鬼祟祟，进行扎根串连，大搞秘密活动。有时屋里开会，屋外还放“暗哨”。谁要去见王××，还得由警卫人员通报，象进衙门一样。整个的“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她一人独断。把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
    王××通过扎根串连，物色和培植了亲信，作为她进行假四清、真复辟的御用工具。现行反革命分子岳绍田，就是她入村后最先扎下的一个“主根”。岳绍田从小游手好闲，不爱劳动，招摇撞骗，流氓成性，思想反动。一九五八年因毁坏队里禾苗，在村里受到群众批判。一九六二年，私刻公章，冒充解放军某部军需科长，到哈尔滨倒卖油粮作物，被当地公安部门拘留。同年，还把偷盗的上千斤粮食，和四类分子勾结倒卖。此外，多次打骂群众，横行霸道，群众称他“万人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因写反动传单，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逮捕法办。这样一个坏蛋，王××竟分外喜爱，倍加栽培，“四清”中用他当打手，又一手提拔他当大队治保副主任、小队贫协副主任。
    王××在“四清”中，操纵几个“根子”替她当打手。无论大会小会，都是预先布置好的少数人发言。完全是工作组专政，包办代替，运动群众，包打天下。
    三、用“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掩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同毛主席的伟大指示相对抗，胡说什么：“四清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王××到桃园也说：“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她还说：“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连结在一起。”她污蔑桃园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在动员干部交代问题时也说：“你是忠于四清，还是忠于四不清？”这样，就把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论问题大小、性质如何，都用“四不清”大棒加以打击。
    运动一开始，他们就实行钱粮挂帅。大抓“粮、款、物、斤、元、尺”。为了追钱追粮，把干部通通赶上楼，说什么“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淘干了看。”群众反映：“挂点‘衔’的都得挨整”，“过了粗罗过细罗，过了大筛过小筛”。
    王××一进村就说：“穷队有问题，富队问题一定更大。”又说：“这个村这么富，还不搞它个一万八千的！”后来，又提出了“双两万”（两万块钱、两万斤粮）的指标。
    她还向群众许愿：“只要大家好好干，每家能分到六七十块钱，六七十斤粮。”春节前又提出：“分果实，鼓斗志，过个革命年。”
    王××还搞荒谬的“估产”，主观估计每个干部的贪污数字。例如，估计一亩地种多少棵茄秧，一棵茄秧结多少茄子，总共能产多少斤，卖多少钱。这样，一个管理五亩菜地的生产队副队长，三年就被估计贪污上万元。
    为了完成既定指标，王××亲自督战，给工作队员“加压”，给被斗对象“加温”。对干部：“先打外围，后打攻坚”，“大会剥皮，小会攻心”，“慢火煎鱼，车轮战术”，“敲山震虎，顺藤摸瓜”，罚站罚跪，低头变腰，“燕飞”，拘留，甚至还用手枪对干部进行威胁，大搞逼、供、信。
    这样做的结果，混淆了两类矛盾，搅乱了阶级阵线，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引上了单纯追钱追粮的邪路，把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庇过了关。
    四、打击一大片，把矛头指向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我们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其中有些人犯了一些毛病，经过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可以改好的。应当而且可以团结这些同志共同做好工作，以利进一步地孤立敌对分子”，并强调指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资产阶级分子王××根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干部得有压力”的黑指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把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都当作打击对象。
    这里，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可以充分说明王××在桃园搞所谓“蹲点”时，她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谁的：
    （一）吴臣
    资产阶级分子王××按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指示，把支部书记吴臣当作头号打击目标。
    吴臣虽有缺点和错误，但群众公认，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干部。
    土改时，他是农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领导贫下中农坚决斗争恶霸地主，清出了地主窝藏的武器和大量浮财。土改末期，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桃园最早入党的党员之一。合作化运动中，他表现积极。一九五四年他组织了互助组，被选为组长。当时有的组员不愿吸收劳力弱的困难户入组。吴臣便动员说：“不能把阶级兄弟甩在外边。”这户贫农入组后感动地说：“没有互助组，我的地怎么也种不好。”办初级社时，有几户富裕中农和中农要看一年再说，吴臣反复向他们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动员他们入社。接着，他被选为初级社主任。转高级社时，有的社员说：“人多了怕干不好。”吴臣说：“人多力量大。”以后，这些户都愉快地转了社。吴臣被选为生产队长。
    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他担任筹备委员，满腔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公社建立后，被选为桃园大队队长。一九五九年，被选为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
    在他担任支部书记以后的五年中，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疾苦。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时期，他积极向社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说明困难是暂时的，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造成的。在最困难时，他顶住了单干风，和社员一道同甘共苦，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度过灾荒。吴臣起早贪黑，深入田间，对集体生产抓得紧，指挥得好，干劲十足，雷厉风行。有一年，麦收季节，因一部分劳力支援国家基本建设，队里壮年劳力很少，又遇涝灾，吴臣带领男女社员，冒着连日阴雨，昼夜奋战，终于抢收了八百亩地的小麦，并及时完成了夏种任务。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他领导社员向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分子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斗争。他对富农分子岳××攻击人民公社、赶大车压坏地里庄稼的破坏行为，立即组织社员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对煽动群众罢工的反革命分子赵××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在党内，吴臣对钻进支委会的关景东等也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关景东想拉吴臣下水，对吴臣说：用机器轧挂面卖，赚钱多。他劝吴臣和他一起开挂面房。吴臣立即愤怒地批评关景东说：“你这是什么话！想个人发财？我不干！”使关景东的坏主意没有得逞。过不久，关景东在代社员买小猪的时候，又假公济私，为自己搞了头大猪，为了拉吴臣下水，也给吴臣搞了一头。吴臣知道后，又对关景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坚决拒绝收下这头猪。在这以后，吴臣多次对关景东贪污盗窃、聚赌抽头等行为作了斗争，并积极向上级党委反映。正是由于吴臣、赵树椿等革命干部、广大党员和贫下中农对关景东等一小撮的斗争和抵制，关景东等妄图篡夺桃园大队领导权的阴谋在“四清”前才没有得逞。
    但是，资产阶级分子王××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不惜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对吴臣进行残酷的政治陷害。
    一、篡改成份。吴臣出身贫农，从小受苦，拉过大网，扛过小活，当过木工，做过小贩。而王××却造谣说：“吴臣原来就是一个坏分子，是一个流氓”，硬把他小贩成份篡改为“流氓”成份。
    二、无限上纲。吴臣在工作中存在着简单粗暴、打骂群众的缺点和错误，王××却任意上纲，歪曲错误性质，硬说吴臣是在进行“阶级报复”。社员托吴臣代买了几台缝纫机，吴臣没有多要一分钱，王××硬说这是投机倒把的活动。
    副区长苏××是吴臣入党的介绍人，后来蜕化变质，王××就说苏是吴臣上面的根子。
    大队现金保管赵××，“四清”后期群众揭发出来他是一个从东北逃回的漏划地主。吴臣和赵仅是工作关系，而王××却硬说，赵是吴臣的后台。
    三、颠倒黑白。在工作组进村前，河北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附近普兰大队搞所谓四清试点，吴臣在开公社党委会和大队干部会时和别人议论过普兰“四清”中打击一大片干部，把生产搞糟了的一些问题。王××混淆是非，说“吴臣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普兰的‘四清’”，硬给吴臣扣上“千方百计抵抗四清运动”的帽子。
    四、捏造罪证。王××授意她的爪牙关景东说：“你应当大胆揭发吴臣的问题，要从政治上想他的问题。”于是，关景东就捏造“吴臣在一九五一年当干部时放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状。事实是吴臣当时并没有当干部，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是他放走的。关景东还四处活动，唆使别人写假证明，诬告陷害吴臣。他还指使人写匿名信造谣吴臣在桃园有五个姘头。
    王××还派人跑到外地制造了一些假调查材料，诬赖“吴臣勾结过伪警察，开过大烟馆”。事实是吴臣既没有勾结过伪警察，也没有开过大烟馆，仅仅摆过小纸烟摊。
    五、体罚逼供。王××工作组还硬逼吴臣承认放走过反革命，当过特务，腰里挂过“洋手铐”。王××六次专找吴臣，逼他交代所谓政治问题。吴臣说：“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王××说：“什么实事求是，你就是抵抗‘四清’，你就是国民党作风，你们的支部就是国民党支部，是黑支部。”吴臣义正词严地反驳说：“十多年来，我们支部党员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都带头，征购任务年年超额完成，各项工作一直走在前头，还得到上级党委和政府多次奖励，怎能说我们是国民党支部、黑支部呢？”王××说：“你很不老实！”吴臣说：“难道承认就老实？不承认就不老实？”以后，王××工作组又组织了围斗，逼吴臣低头、弯腰，甚至还要他把头低到火炉上去烤，烤昏了再拉到屋外去冻。连压带诈，吴臣仍不屈服。王××就批评工作组说：“火力不猛，太右，加强火力再斗！”这样连续围斗了四十五天。军属陈大娘的儿子回家探亲，看了这般情景，对王××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他对工作组说：“你们要了解情况，这样要出偏差的。”王××听了大怒说：“这小子忘本了，觉悟太低，假如他思想扭不过来，就给他所在单位去信。”
    六、置于死地。“四清”后期，在党员大会讨论大队干部候选人时，吴臣不同意王××内定她的爪牙关景东当大队长，吴臣说：“关景东问题不小，怎么能当大队长？”他提出另外一个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候选人。这就大大激怒了王××。她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了吴臣的情况。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于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一日连续两次去信，就“制服吴臣”问题，专门作了黑指示。他在信中恶狠狠地说：“吴臣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成果。”“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要“剥夺发言权”，“以后煽动，随时加以揭露和斗争”。王××按照这些黑指示，就宣布说：“吴臣戴着党员的帽子，在支部里要起破坏作用，就可能比任何反革命分子所起的破坏作用都要大。”又说：“要不开除他的党籍，过几年他又上去了。”“要不定成坏分子，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于是，未经全体党员讨论，就宣布开除吴臣党籍，硬给吴臣戴上坏分子的帽子。
    王××整吴臣是：先撤职，后找材料，先戴坏分子帽子，后捏造罪证。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撤了吴臣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半个月后才制定出所谓“搞清吴臣问题工作计划”。四月十一日给吴臣戴上坏分子帽子，由于做贼心虚，过了五个月，她又再进桃园，亲自指挥工作组继续捏造罪证。
    吴臣虽然不识字，在被王××打成坏分子期间，还在他十二岁小女儿的帮助下，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他已能背诵几十条毛主席语录并经常应用，表现了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
    （二）赵树椿
    王××在打击陷害吴臣的同时，还残酷打击了副支部书记赵树椿。赵树椿也是比较好的干部，王××却胡说：“支部书记有问题，副支书问题也少不了。”赵树椿在“四清”中，因胆结石病，卧床不起，王××就说：“赵树椿有意对抗工作组，装病。”并捕风捉影地说：“这个人不老实，肯定有问题。”他指挥工作组对赵树椿进行残酷围斗，百般折磨，并毫无理由地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最后干脆开除了他的党籍。
    桃园“四清”结束五个月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一份社教简报中，看到有个叫赵树椿的，在广西倒卖手表、自行车的事。这个揭发材料本来就是假的，揭发材料上也明明写着“未经查对，仅供参考”的字样，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立即要他的老婆王××赶回桃园重新追查赵树椿的问题。王××星夜召回了原工作组的全体人员，说：“桃园还有一个大贪污犯没有搞出来。这个大贪污犯就是赵树椿。”接着就组织了专案组，逼赵交代投机倒把事实，整整搞了半个多月。从赵树椿的出身历史到社会关系反复追查，都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后来，工作组打电话到出简报的单位查对，这才发现，是把河北省威县的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毫不相干的事，硬拉到桃园的赵树椿头上。王××才悄悄地撤了专案组，偷偷溜回北京。
    赵树椿经过他们这样残酷的陷害和打击，病情恶化，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含冤死去。赵树椿临死的时候还再三嘱咐他的女儿，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要永远相信党，世世代代学习毛主席著作。一个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党员，就这样屈死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老婆王××的威逼之下。
    （三）袁秀英
    原大队长、党支部委员袁秀英（女），由于在化名来桃园的王××面前，揭露了关景东在一九五八年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假报产量，浮夸吹牛的事实，说：“关景东最能吹牛，把×××（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都吹来了。”这就触犯了王××，从此，便成了被打击迫害的对象，整了她两个月，最后搞掉了她的大队长职务。
    （四）赵品三
    原一队队长、党支部委员赵品三，在运动后期，王××要让他当支部书记。赵因不同意王××扶植她的爪牙关景东上台当大队长，不愿和关搭班子，说：“有关景东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关景东，他干我就不干。”王××就大为恼火，先拉后打。说：“赵品三不干，不能让他白白下去，非把他搞臭不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给王××来信说：“赵品三坚决不当支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于是，王××就组织专人搜集整赵品三的材料，并撤了他生产队长的职务。
    五、保护一小撮，扶植坏人当政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打击一大片好干部，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扶植坏人上台当政，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基础。
    他们在桃园保护的重点人物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景东。
    关景东出身中农，父亲是个经纪人，本人从学校出来就当干部。一九五四年带着浓厚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混进了党内。
    一九五五年任初级社主任时，因破坏春耕生产，违反政府法令私杀耕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在初级社转高级社时，又违反党的政策，变卖生产资料，把两头骡子，一辆胶轮大车，卖款私分。当高级社主任时，他又利用职权，私抽入社股金。他一再破坏合作化运动的行为，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有人说：“关景东这样挖社会主义墙脚，是无心干社会主义的。”
    一九五八年，关景东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挂上了钩。这年秋天，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到卢王庄高级社，大刮浮夸风。他指着地里的高粱问关景东：“多穗高粱最高每亩能产多少斤？”关景东答：“能产一万斤。”
    又问：“还能不能再高些，能产一万五千斤吗？”关景东说：“尽量争取。”于是这个浮夸风的祖师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连点头称赞说：“那就好了。”这时，他的老婆王××立即掏出笔记本，把关景东等人的名字记了下来。不久，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送来了电影机和种猪、种兔等，声称作为“股金”，全家入了关所在的高级社，捞了一个“名誉社员”的头衔。
    同年，人民公社建立后，关景东去北京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汇报建社情况，成了他家的座上客。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关景东大讲黑话，疯狂攻击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是不是建得太匆忙了？”“太匆忙是要跌跤的。没有群众基础，早晚也要垮台。”“办事不要凭脑子一热就办。”这些黑话，充分暴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反对人民公社的罪魁祸首。
    关景东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领受黑指示回来之后，反动气焰格外嚣张，恶毒攻击人民公社。他胡说什么：“公社不如合作社，合作社不如互助组。”又说：“我家单干的时候，粮食有的是，愿意卖多少就卖多少，钱没有憋住过。”他还说：“队越小越好，人多心不齐，地多不长粮，人多出懒蛋。”
    一九五九年到“四清”以前，关景东先后窃踞了卢王庄公社一分支（相当于大队支部）副书记、公社采购员、桃园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常常打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招牌，利用职权，大干坏事：
    １、贪污盗窃。关景东的贪污盗窃不仅是大队干部中数量最大的，而且情节极其恶劣。在高级社当副主任时，他多次偷油偷面，有一次偷油之后，为了洗刷罪责，竟限令治保副股长五天破案。在当民兵连长时，和大队长、副支书关××勾结，大偷玉米。还和反革命分子岳绍田跑到邻队去偷棉花。在任公社采购员期间，偷公社的铜线一百多斤，被抓住后，停职反省了十八天。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利用职权明抢暗偷，派大车往家里拉粮拉菜，生产队里照顾孕妇、病人的细粮他也拿走，甚至幼儿园小孩田间拣回的小麦也要去吃了。他还以极低的代价，强行霸占已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地主房屋两间半。
    ２、投机倒把。一九六○年，关景东勾结大贪污犯祖××，盗用公社名义，骗取唐山铁路工务段支援公社木材，高价变卖分赃。一九六一年，队里买小猪给社员养猪积肥，他乘机从中倒卖牟利。同年，又借卖大队薯秧的机会，进行投机倒把，获暴利五百多元。
    ３、聚赌抽头。关景东从一九五三年起就聚赌抽头。他赌的次数最多，款数最大。仅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就赌博二百余次，抽头达数百元。一九五七年任高级社副主任时，他还利用职权，设赌抓赌，把自己输掉的钱捞回来。当上级警告他时，他说：“我不耍钱不行，宁可不要党籍也要耍钱。”
    ４、横行霸道，欺压贫下中农。关景东依仗权势，打骂群众多人。有一次他竟和他的堂兄关××一起组织几个四类分子毒打贫农王兆荣，打得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肉模糊。
    ５、拉拢腐蚀干部，阴谋篡夺支部领导权。关景东对上吹拍逢迎，送礼行贿，对下腐蚀拉拢。为了巴结上边的一个干部，他多次请吃请喝，还送去花生、豆子、猪肉等。他钻进桃园支部以后，经常拉拢几个干部，从大队拿油拿面，大吃大喝。他身为治保主任，对四类分子竟然三年不开一次训话会。支部书记吴臣埋头苦干，他反而攻击吴臣“揽权过多”。在支部内，他两面三刀，挑拨离间，拉一批人，打一批人，千方百计要把吴臣整下台。他曾对人说：“不把吴臣整下台，我不姓关。”
    对关景东这样一个坏家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的老婆王××，却是不遗余力地保他过关，扶他上台。
    王××到桃园不久，在一个戒备森严的小屋里，取下了头巾和大口罩，和关景东见面。关景东说：“我犯了错误，对不起×××（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王××说：“你不要怕，你过去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很信任你，我保你下楼，从轻处理。”
    为保关景东过关上台当政，王××大耍反革命两面手法：
    定调子。广大贫下中农说：“关景东是桃园的害人虫，他的问题最大。”王××却说：“看问题不能那么看，问题大的还是吴臣。”有些人向工作组检举了关景东的一些严重问题，王××不仅不让追，不让斗，还叫工作组向广大群众保密。
    出点子。王××对关景东说：“你交代的问题能不能站住脚？你准备准备，我要派对你有意见的人去调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关景东领会了她的意思，赶忙同合伙搞投机倒把的人订了攻守同盟。
    搭梯子。群众刚刚开始揭发关景东的问题，王××就急急忙忙叫关景东带头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帮他下楼过关。王××亲自替他修改检讨稿。
    拉上台。选举干部开始，王××提出要安排关景东当大队长，遭到了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激烈反对。她就抬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说：“这个问题，我给××去过信。××说，‘还是关景东当大队长’。”接着召开了三次党支部大会，强令党员保证关景东当选。
    关景东当上大队长以后，又经王××批准，把因犯了严重错误，在“四清”前夕已被撤职的他的堂兄关××，重新拉上台，当上了大队治保主任。又把民愤极大的岳绍田，提拔为大队治保副主任。从此，关景东等一小撮在王××工作组的支撑之下，把持了桃园的党政大权，对贫下中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六、大搞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一、打着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旗，散布修正主义毒素
    王××在桃园，不放过一切机会大肆吹捧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论大会小会，她开口就是“××指示”，“××派我来的”，“××对大家很关心”，“××给你们撑腰”。对于王××这种无耻吹捧，社员们非常愤怒，他们说：“王××来桃园搞四清，张口闭口总是×××（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不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王××在整个“蹲点”过程中，从来不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著作，却到处贩卖《修养》黑货。她经常散布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她动员干部退赔时说：“退赔了几个钱，经济上吃点小亏，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还选你当干部，到头来占个大便宜。”
    王××厚颜无耻地到处吹嘘她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其实她的所谓“三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她东挑西拣，选了一栋清洁僻静的厢房作宿舍，专派了公安处长等四个人给她保驾。她在社员家吃饭，“蜻蜓点水”，应付两口，回到宿舍，大吃鸡蛋、花生、高级点心。装装样子“劳动”一下，也要跟上一个照相的，这里摸摸，那里转转，照完相就走。并把这些假“三同”的相片大量散发给社员。在大队、公社以及县领导机关的办公室，也挂起了王××的照片。凡是她装模作样“劳动”过一下的地方，以及她住过的地方都分别竖起了纪念牌。招徕了国内外近万人的参观，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她自己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
    二、对外严密封锁，对内加强控制
    王××唯恐她搞的假四清、真复辟阴谋败露，离开桃园以后，专门搞了个“巩固组”，为她看“点”，把持桃园党政大权。“巩固组”设有专线电话，直通北京，接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的遥控指挥。
    王××特别关照“巩固组”和她的亲信说：“桃园是‘中央’的点，是××的点”，“我和××是支持你们的，是给你们撑腰的。”“桃园的四清经验传出去了，我怕的就是你们顶不住。”“今后不论哪级干部来，他们要是不信任桃园‘群众’，就把他顶回去！”
    在王××一手遮天的反动统治下，对桃园的事情，别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县、区很多干部都不敢过问。在布置工作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句话：“桃园可根据本村情况自行安排。”
    吴臣问题始终是王××的一块心病。“巩固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镇压吴臣不准翻案。每次评审四类分子，都把吴臣作为重点，并布置四类分子对他严密监视。一九六四年秋天，王××专门找原桃园“四清”工作组长说：“今后时间长了，坏分子可能翻案，这个问题你可得注意，要是忘记，桃园出了问题，我那报告已经出去了，就会出问题的。”又说：“千万不能让他们翻案呀！”
    地、县监委派人到桃园核实吴臣的问题，王××知道后勃然大怒说：“这些人吃了喝了不干事，就是给四不清翻案！”县监委的干部，竟因此被迫作了多次检讨。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亲自出马，就“四清”复查问题，对中央监委说：“监委审批只有同意，不许翻案，有的可以加重，不许减轻。这样做，有的人可能冤枉些，如果冤枉就再让他冤枉一两年再说。”
    三、培植亲信爪牙，竭力巩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关景东等一小撮坏人，在王××扶植上台以后，遭到社员们强烈反对。
    王××明知她的爪牙关景东很不得人心，便格外嘱咐他说：“今后你要把一帮人团结住。”
    “四清”后，有的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根子”，很快发展入党。由王××一手扶植起来的大队贫协主席，本来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但在王××的一再指令下，硬是拉入党内。
    王××和她的亲信对敢于斗争和反抗的革命群众，采取了种种手段，进行打击和迫害。
    有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九六二年就写信向上级检举过关景东的问题，“四清”中又进一步作了揭发。“四清”后，被加上了打击“好干部”的罪名，整了三个晚上，并给了党内警告处分。
    有一个社员对关景东倚仗职权欺压群众不满。一九六五年二月，队里死了一头牛，关景东就趁机嫁祸于他，别有用心地说他的家庭成份有问题，是有意破坏，暗中煽动人要把他的成份由中农提高到富农，借以压制许多敢于反抗的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王××的爪牙关景东等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
    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利用地主分子栽赃诬陷，把一个犯有错误早已作了处理的下台干部拉出来，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斗。私设公堂，严刑吊打，整了三十八天。并把他七十多岁的姑妈扒光衣服，毒打逼供，致使重伤，终于死亡。
    北京等地革命小将来桃园串连，王××的亲信威胁群众说，学生问到“四清”情况，只准说好，不准说坏，谁说错了谁负责任。他们还对革命小将盯梢监视。
    王××的爪牙关景东狂妄叫嚣：“这里是桃园，不是北京，在桃园就得听我的！”
    七、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美化桃园，对抗大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在桃园还大刮经济主义黑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企图给桃园披上一件虚假繁荣的外衣，以他们的所谓“桃园点”，对抗大寨精神，同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唱对台戏。
    王××曾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
    他们利用窃取的政治特权，硬把国家的钱，国家的东西，拿到桃园来。把全民所有，变为小集体所有。
    为了美化王××的“桃园点”，先后修了两个电力扬水站，两个电力扬水点，三眼机井。同时，架设了通向桃园的高压输电线四十二里，低压配电线三十四里，开挖了一条六里长的灌溉干渠。为了招揽外人参观和王××行车方便，还专修了一条九里长的“娘娘路”。这些工程，共占用国家建设资金六十四万四千元。群众说：“王××蹲点，是腰里揣着钱来的。”
    桃园大队的水利建设，本来应该按自力更生、经费自筹的方针办事。王××来桃园后，听说没有给桃园安排水利投资，大为不满，指责县水利科“不支持四清，与四清对抗”。原水利科长仅仅做了一点解释，背后说了一句“中央来的首长也得按政策办事”，就触犯了王××的“尊严”，遭到政治迫害，扣上“给四清刮冷风”的帽子，停职反省九个月，最后被撤职。
    由于王××在桃园“蹲点”，在物资供应上，竟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奇怪的规定：“满足需要，及时供应，优先桃园。”
    国家调拨的化肥，除了在县里分配时就已经特殊照顾以外，还从省里直接调拨。邻队社员说：“桃园施肥大把抓，我们施肥用手掐。”“桃园地里的化肥水，流到我们地里也长好庄稼。”
    桃园要耕地，按合同正在给邻队耕地的拖拉机也要调来；桃园要打麦子，邻队正在使用的打麦机也要抽来；桃园要灭虫，邻队正在使用的喷雾器也要调来“支援”。理由是：“别的队减产没关系，桃园减产就交代不了。”“要保王××的点。”
    反革命经济主义严重腐蚀了群众的革命意志，助长了单纯依赖国家的思想。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年中，虽然国家大量投资，水电设备样样俱全，但生产很不稳定。一九六六年产量大幅度下降，比一九六五年减产三成。
    “四清”前，桃园大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在“四清”后的三年中，有两年没有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王×ד蹲点”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四清”前是个余粮队，一九六四年因粮食减产，口粮下降，王××逼着国家粮站，把已经征购入库的粮食又退回了一万八千斤。
    国家投资设备的折旧费无力按比例逐年扣除，国家贷款还逐年增加。社员们说，“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钱拿来分红了。”
    桃园大队社员们，身受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祸害，看穿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分子王××的反动面目。他们说：“王妖婆搞四清，生产越搞越不中。光搞物质刺激打强心针，把国家钱撒在桃园，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害了社员，损了集体，坑了国家。”
    ×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丧钟。桃园大队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资产阶级分子王××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桃园大队的革命造反派揪出了王××一手扶植上台的桃园大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关景东。
    不久前，在解放军支左、支农部队的支援下，在桃园举行了万人大会。革命造反派和受到迫害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愤怒控诉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王××在桃园犯下的滔天罪行。
    革命群众为吴臣、赵树椿同志彻底平了反。
    桃园大队的革命群众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王×ד桃园经验”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桃园大队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今天，本报发表的关于桃园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
    这个调查报告，是桃园大队贫下中农的一份血泪控诉书，是中国赫鲁晓夫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铁的罪证。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为四清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四清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在毛主席制定的这两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指出：这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毛主席制定的这条路线，就是要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
    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站在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代表了那些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益，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这一场伟大的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拚命地反对这场革命。他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全面的进攻。他指派他的老婆资产阶级分子王××到桃园搞所谓“蹲点”，就是要把桃园变成他推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黑试验场。他还精心地炮制了一个所谓“桃园经验”，大吹大擂，敲锣打鼓，恬不知耻地到处兜售；甚至盗用中央的名义，把它向全国推广。这完全是一个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篡党篡国的大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究竟是什么货色，在桃园大队的“四清”运动中，暴露得最彻底。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就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四清运动的性质，故意掩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要制造借口，大整干部，大整社员，镇压革命群众，把四清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什么“扎根串连”，就是疯狂反对毛主席历来主张、历来实行的用阶级分析方法去向社会作调查，疯狂反对革命群众运动，以便他们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培植和发展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要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挽救剥削阶级的最后灭亡。
    这是一套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失去了政权的剥削阶级和代表他们的反革命势力，总是要千方百计，利用一切机会，从无产阶级手里把政权夺回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全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后台，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党内的总代表。他所以要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其目的就是为了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的精心策划下，桃园大队政权落到了坏人手里，他们为所欲为，实行法西斯统治。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处于受打击受迫害的地位。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活样板。中国的赫鲁晓夫还要把这样的“桃园经验”推广到全国。不难设想，他的这个阴谋一旦得逞，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出现大倒退，我们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就要重新被推到苦海之中。这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呀！我们怎能不引起高度的警惕，怎能掉以轻心！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这一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两个司令部之间的一场极其激烈的大搏斗。在这一场大搏斗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失败了。
    事实完全证明：隐藏在我们党内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总头目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无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是一群凶恶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他们都要跳出来，兴风作浪，破坏捣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就是要把他们彻底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夺他们的权，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只有这样，才能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大倒退，不致在我国重演。
    当前，全国正在展开对中国赫鲁晓夫全面的革命大批判，对于这样恶贯满盈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的黑账我们必须一笔一笔地清算。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运动，誓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的彻底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②，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③。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④；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⑨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①①。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统统“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他们经过这一番脱帽加冕，不是就可以更“起劲”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了吗？乐陶陶地“大家很融洽、很舒畅”，不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了吗？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总有一家不“舒畅”，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无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日，就是资产阶级倒霉之时。资产阶级心情“舒畅”之时，就是无产阶级痛苦之日。二者必居其一。为资产阶级不“舒畅”而喊冤叫屈的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
    陶铸说：他这种“社会主义理想”是“对所有的人”包括资产阶级“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怎么会对资产阶级“有好处”呢？所谓“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是布哈林的资本主义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全民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复辟资本主义的口号。
    够了！上述这些材料，已足够使我们看清楚这位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他坚持的是一条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道路。他爱的、想的、颂的是资本主义，他恨的、怕的、骂的是社会主义。这些文章中的“理想”，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丑恶面貌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改造党。
    这位人物有一句“名言”：“确立社会主义思想”或理想，就是“起码也要使社会主义思想占整个思想的百分之五十几以上”①③。人的世界观怎么可以用百分比来计算呢？真是荒谬绝伦。拆穿了，其实是一场十分拙劣的大骗局。这是在告诉资产阶级以伪装的形式出现，把“百分之五十”的语言披上“社会主义思想”的外衣，来掩盖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这是最典型的修正主义。这两本书就是用此法写出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说过这样向资产阶级“交心”的话：“资产阶级”只要“学会马克思主义”词句，就可以“眉笑眼开”地“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名、利双收。这就是所谓“百分之五十几”的“社会主义思想”最好的注解。“理想”！“理想”！资产阶级看见这样忠实的代理人，真要感激涕零了。
    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
    你要知道这两本书中宣扬一种什么“精神生活”吗？不须多看，取其“精华”就够了。这就是──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加上奴才的“思想”。
    陶铸对于国民党的那些极其腐朽反动的唯心论，以及刽子手蒋介石的黑话，是记得很牢，背得很熟的。这些反革命的货色在他“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只有叛徒的嘴巴里才吐得出这样反动的东西。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说过：“讲到政治的意义，总理已经明白告诉我们：‘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所以‘政治’的意义：就是要达到全国总动员之科学的方法，来管理众人的事，而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最大的福利。”①④
    陶铸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说：“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治。大家大概都知道孙中山先生吧，他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我们‘管理众人的事’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讲清道理，使大家懂得道理，心悦诚服地来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①⑤
    陶铸无耻地说过：他是蒋介石的“学生”。更准确一些，是奴才。你看他这种言论象不象奴才！？
    把政治叫做“管理众人之事”，这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反动观点。没有抽象的“众人”，“众人”在阶级社会里，是划分为阶级的。也没有什么抽象的“管理”，“管理”在阶级社会中，总是处理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哪一个阶级掌握和运用政权的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十分深刻地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①⑥。用毛主席这个观点去分析，政治，就是为巩固或推翻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权而斗争；为保护或摧毁这一种所有制或那一种所有制而斗争；为夺取或维护这一阶级（集团）的利益或那一阶级（集团）的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压迫、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就不但代表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它政治活动的阶级内容，掩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把反革命政治抽象地说成是“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直到搞“全民国家”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共同的手法。蒋介石所谓“管理众人”，就是血腥地使用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和屠杀广大的劳动人民，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说成是“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谋幸福”，还要用什么“总动员”去欺骗，卑鄙无耻到了极点。而奴才陶铸搬出这一套，则是要实现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把为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派利益效劳的奴才行为，说成是“为人民谋利益”，还要用什么“讲清道理”去欺骗，同样是卑鄙到了极点。
    蒋介石在其反革命言论中鼓吹什么“亲爱精诚的精神”，鼓吹什么“先知先觉”。陶铸原封不动地用上了：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孙中山先生的所谓‘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社会上是有这种情况的：有些人进步快一些，有些人进步慢一些，只要他有上进之心，终归是可以进步的……”①⑦；
    “马克思主义者应要求人宽，要求己严……对党外人士不是要求很高，应象孙中山讲的‘精诚团结’……。”①⑧
    “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说法是抽去了阶级内容、脱离社会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反动观点。毛主席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⑨那些死不回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些累教不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硬派，并不是因为他们什么“后知后觉”，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杀人犯和苏共叛徒集团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上进之心”，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所执行的路线不管有多少花招，只能是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反革命路线。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能够冲破重重障碍、突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沉重的以至残酷的压迫而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们“先知先觉”，而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这个集中了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最高智慧的理论武器，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能越战越强，万难不屈，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今天陶铸吹捧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要使人们相信资产阶级“终归可以进步”，麻痹人民的革命警惕，帮助资产阶级混进无产阶级内部进行破坏。
    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纯粹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语言！同一个词汇，不同的阶级赋予不同的解释。我们偶而也用这个词，那是指在一定革命目标下的团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斗争。我们从来是讲：在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而陶铸所谓的“精诚团结”，却是抛弃原则、背叛社会主义方向、适合资产阶级要求的“精诚团结”！团结和斗争是统一体的两个相互矛盾着的侧面，没有斗争，也就无所谓团结。团结是相对的、过渡的，斗争是绝对的。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发展中一分为二，人们的认识，总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②⑩哪里有陶铸那种永恒不变的“精诚团结”。算命先生挂出一块牌子说：“诚则灵”，那是骗人的把戏。蒋介石用什么“精诚团结”掩盖内部的狗咬狗，作为灌输法西斯思想的工具，陶铸则破天荒地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用来瓦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书中还说：“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初期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是由于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顺应’了当时革命的客观规律”②①。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胜利，不是归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政策，不是归于革命人民的斗争，而是统统归于国民党，这完全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说话。把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所换来的胜利果实送给国民党作捧场，这不是叛徒的腔调是什么？
    够了！够了！这些肮脏的言论，难道不是暴露出陶铸“精神生活”深处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哲学的世界吗？
    除了国民党反动哲学外，剩下的“思想”完全是黑《修养》中的垃圾。
    《理想》一书不是欺骗青年说，什么“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不可分的”，只要装做“把工作做好”，就会得到“重视”“器重”“赞扬”以至“闻名全中国、全世界”吗？这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投机商的市侩哲学原封不动的翻版。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九六○年二月接见民建会、工商联常务委员时，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献策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②②这句话相当精练地总结了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几十年“做人”的经验，概括了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人生哲学的“精髓”。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集体利益”，在他们这一小撮人统统是假的、骗人的，装出来给别人看的，是手段；而捞取“个人利益”、个人权力、个人享受则是真的，是目的，是丑恶灵魂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两面派混进革命内部夺取权力的诡计。现在用来毒害青年一代，这种软刀子杀人的罪恶我们难道能容忍吗？
    《理想》一书不是还欺骗青年说：“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思想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②③吗？这也是从中国的赫鲁晓夫那里贩来的货色。在阶级社会中，是、非都有鲜明的阶级标准，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他在天津向资产阶级屈膝跪拜的丑行时，恬不知耻地说：“资本家反映说我们的报纸不好，我说的确有点不大好，我也承认这个错误，……以后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②④。你看他多么“从实际出发”啊！“资本家有好就说好”“工人不好就说不好”，这是多么“公平”的法官啊！这个工贼的“是非”是多么鲜明啊！这个资产阶级的恶奴才对自己的主子的“好”处是多么念念不忘啊！他训斥工人“不好”的那种恶狠狠的神态又是多么清晰啊！而《理想》一书作者对某氏的出卖灵魂的哲学，真是背得熟透了啊！
    《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②⑤。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但仅仅这样批判，还是不够的，须知他之所以要宣传这种机械唯物论或庸俗唯物论，就是要宣传一种随波逐流、随时可以出卖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不是吗？资产阶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可以从资产阶级出发，听资产阶级的话，以资产阶级利益为标准，“是就是，非就非”，于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可以冒充“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了。拆穿西洋镜，就是这么一个把戏。
    陶铸不是还眉飞色舞地向青年说：“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②⑥吗？这立刻使人想起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句荒谬的“名言”，“一条牛加一条牛仍是牛……但是一条公牛加一条母牛就形成了新的关系，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便成了夫妻的关系。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②⑦在他们这一伙人看来，人和人的关系就是公牛同母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是按阶级划分的、按阶级关系结合的。男女关系也不例外。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说过：“饥区的灾民，总不会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个基本事实，被他们抹杀了，践踏了。他们这种庸俗透顶的语言，不能够损害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一根毫毛，只能反映出他们一伙心目中的相互关系及其“修养”，就是“公牛加母牛”“男人加女人”之类资产阶级的丑恶不堪的东西。君不见大谈“修养”的那一伙人，无一不是腐烂已极的伪君子吗？
    书中说，“一个人在几十年的生活中”决定其“成功与失败”，“就在于主观与客观的是否一致”②⑧，你在国民党统治下究竟是怎样奴颜婢膝地把“主观”同“客观”去“一致”的，这“几十年”的“成功”中又是怎样同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资产阶级“一致”的，难道还不该拿到光天化日下来吗？
    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
    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②⑨
    “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
    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③⑩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理想》再版时，“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句话，忽然改成了“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真是欲盖弥彰，绝妙地自我暴露出作贼心虚的贼子心肠！你删去“领袖”二字，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矛头是针对伟大的领袖的吗？如若不然，何必慌慌张张地删去？你在“党”前面添上“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岂不正说明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你写这篇文章和出版这本书时，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了吗？如若不然，何必急急忙忙地添上？心中有鬼，脸上变色，就这样手忙脚乱了。一九五九年五月，陶铸不是在汕头一次报告中大喊“要学习海瑞的风格”以配合彭德怀的进攻吗？看来这个“海瑞”的“风格”并不那么“高”，本事也很拙劣。然而这一改，配合彭德怀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罪行，却是不打自招，铁证如山，无可抵赖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下旬，庐山会议开过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揭露了出来，修正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被彻底粉碎了。这位修正主义者在《胜利得来不易》一文中，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一小部分人”的“热衷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③①表示了不满。可是，这“一小部分人”是谁呢？不就有你吗？不正是你在文章中命令报纸上必须“刊登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尽管这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也应该刊登”③②吗？不就是你热衷于暴露社会主义的所谓“黑暗”“黑点”吗？这是赖不掉的。正因为有他一份，这篇文章中，他对这“一小部分人”表示了无限的同情，说什么“我们提起这些人，是希望他们转变立场，首先把身心都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里来”③③。这是劝告破了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伪装成“转变立场”，混进革命的“行列”中来继续干反社会主义的勾当。
    对无产阶级咬牙切齿的仇恨，对资产阶级无微不至的爱护，这就是陶铸的“感情”。剥去伪装的画皮，站着的就是这么一个恶鬼。
    腐朽不堪的“文采”
    装腔作势的文风，歪七歪八念都念不通的文字，硬要自封有什么“文采”，真是丑死了！活象那些附庸风雅的土地主，明明一窍不通，硬要摇头晃脑哼哼几句八股调一样。
    虽然没有什么“文采”，书中却十分卖力地宣扬了整套整套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陶铸忠实地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文艺纲领，同陆定一，周扬完全是一丘之貉。（⑵⑶）一九六○年春，旧文化部夏衍、陈荒煤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开所谓“全国新闻纪录电影创作会议”时，就把《思想·感情·文采》这棵大毒草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大家“学习”。可见他们勾结之深。为了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陶铸几乎把文艺界流传的各种反动论点，什么人性论、“写真实”论、“创作自由”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统统收罗进他的黑店中。下面略举一二，稍加驳斥：
    “共产党员是讲感情的……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③④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感情，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感情。这里的“感情”指的是“爱”。“对一切人都要有感情”，就是现代修正主义的“要爱一切人”，就是要爱剥削阶级，爱叛徒，爱奴才，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向反动派屈膝跪拜的最无耻的行径。
    “要充分发挥作家创作上的自由。作家的笔是他自己的，作家的思想也是他自己的，我们应该让作家独立创作。”③⑤这是赤裸裸的裴多菲俱乐部的反革命口号。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阶级的自由，没有超阶级的自由。一切文艺创作，都是为一定的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也不可能有脱离阶级的政治而“自由”的文艺。任何一个人，包括作家，他的思想不管具有何种特殊的形式，都不是什么孤立的“自己的思想”，而是一定阶级思想的表现。是一定阶级的利益、愿望的表现，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的反映。七亿中国人民有七亿种“自己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泽东思想；一种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即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的什么“创作自由”，什么“独立创作”，就是鼓动牛鬼蛇神“自由”地去攻击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而剥夺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击他们的一切自由，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勾当服务。什么“创作自由”，不过是死心塌地当资产阶级奴才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生活是多方面的，不拘一格，不要划一个框框。”③⑥这就是那个“反题材决定论”，其目的是在反对“框框”的借口下，反对革命作家努力去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反对努力去歌颂工农兵，反对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生活是多方面的”，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生活，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抵抗历史前进的腐朽反动生活。我们应当以真正意识到自己历史责任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生活为主体，为方向，为歌颂和描绘的中心，通过这样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来反映我们这个史无前例的英雄时代，来反映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力量和伟大胜利。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生活，只能作为批判、鞭挞、揭露的对象，决不能作为创作的主要的“方面”。“不拘一格”，总有一格，你心目中的“生活”，其实就是你赞不绝口的《三家巷》中那些资产阶级的下流情绪和靡靡之音，是一些在历史的垃圾堆中霉烂了的渣滓，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艺作品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我看，它的作用有时也不在社论与报告之下。”③⑦这又是胡风“写真实”论原封不动的翻版。任何文艺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中，都表现着作者的政治的倾向性，表现着作者的阶级的爱和憎，没有什么抽象的、旁观的“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够从本质上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文艺歪曲工农兵、歪曲现实，则是它们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必然结果。提倡抽象的“写真实”，就是要反对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文艺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抹杀和掩盖文艺的阶级性，替那些美化剥削阶级、丑化无产阶级的大毒草找一个“理论”根据。这已经是资产阶级文艺武库中最破烂最陈腐的货色了。
    “可以看好的方面，也可以看坏的方面，……要允许作品中写缺点……不要给人家一个印象，似乎要歌颂人民公社，就要把人民公社说得一下子好得很了。”③⑧这就是“暴露黑暗”论，这是毛主席早就痛斥过的“光明与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我们应当区别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只有抓住主流方面，才能典型地反映出社会前进的本质。支流只能作为主流的一种陪衬，作为表现本质的一种手段，作为全局的次要的侧面，作为前进过程中局部的、暂时的曲折，不能当作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应当以写光明为主，以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即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主，以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震天撼地的英雄气概和斗争智慧为主，以塑造我们时代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而不是什么“好的方面”“坏的方面”一半对一半。写人民公社，当然要充分歌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难道还需要把各种发展过程中的缺点错误统统罗列出来吗？有一支歌，叫“人民公社就是好”，难道还需要同时再加上一句“人民公社有缺点”吗？夸大、渲染和恶毒地捏造那些局部的、个别的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造谣诽谤的老谱，这位老右派不过依样画葫芦罢了。以歌颂光明为主需要回避矛盾吗？需要回避敌人的挣扎和反扑吗？需要降低冲突尖锐性吗？不需要。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前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总是在同资产阶级反革命力量剧烈斗争中开辟前进的道路的，只有通过对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典型的历史概括，才能够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雄伟地而不是贫弱地把光明、胜利、英雄人物写出来。陶铸的“暴露黑暗”论，将同他黑暗的灵魂一起，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人们不难看出，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对于书中贩卖的那一套国民党的反动哲学和其他毒素，要进行彻底的消毒。
    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恨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但是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不被揭露，他不得不包上一点革命的外衣来伪装自己。此人极不老实。两面三刀，夸夸其谈，忽而慷慨激昂，忽而转弯抹角，是他的惯常的表演。但是，只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照一照，这种伪装就立刻会拆穿，原形就会毕现。这两本书，不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铁证吗？
    凡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都是篡党的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千方百计用各种阴谋手法扩大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手中的权力，无耻地自我吹嘘。陶铸抛出这两本书，不但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也是扩大他们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权力的一种手段。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西行记谈序言》，这《西行记谈》原来叫做《随行记谈》，就是他带着几个黑秀才“随”着他出去四处游荡，然后他信口开河议论一番，黑秀才们就当作圣旨一样“记”下来，加以修饰，在报上发表。“记谈”，就是“记”他的“谈”话。这样，居然“共得二十七篇”！居然都拿出去发表！居然由他本人定名、作序、题字！这不是明明自己想当“南霸天”吗？《理想》及《思想》，在宣传那些反动观点时，充满了这类炫耀权力的自我吹嘘。他是要用这些“作品”，作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夺权的舆论准备。陶铸从地方到中央之后，手伸得那样长，向无产阶级夺权的狂热在几个月中暴露得那样突出，不择手段地招降纳叛，收买已被革命人民揭露的坏人，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击革命派，以致任何两面派的手法也掩盖不住这种反革命野心。从这个反面教员中，我们不是可以找到识别赫鲁晓夫式人物的一个重要教训吗？
    陶铸是一个卑劣的实用主义者。他有一张投机商人的嘴巴。为了推销修正主义，为了攻击和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忽而显出极右，然而装作极“左”，以腐蚀、迷惑和欺骗那些不坚定的中间群众，以保护自己不被揭露。陶铸在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他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的忠实执行者。他竭力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他竭力保护那些牛鬼蛇神。可是当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摇身一变，立刻以极“左”的无政府主义的面貌出现，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他大大“创造性”地“发展”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来“左”得出奇，其实是形“左”实右，其目的还是混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区别，把矛头引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能在混乱声中蒙混过关。什么“怀疑一切”，统统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你说怪也不怪！？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省过来，反戈一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他们越是要掩盖已经暴露的部分，貌似特别“过火”或“公平”，便越是更充分地暴露自己野心家的面貌，如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明明是贼，偏要装圣贤，明明是极右的公开宣布同资产阶级“心连心”，偏要忽而跳到极“左”的“怀疑一切”。然而矛头却始终对着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把他野心家的面貌揭露得一清二楚了。
    阶级斗争的深入，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当一种反革命阴谋被识破后，敌人又会使出另一手，交替而用之。然而这些败类是逃不过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的。在当前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在大批判中，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应当更深刻地懂得这一点的。
    《红楼梦》第五回里有一首曲子，叫做“聪明累”，头两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自以为“聪明”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在暗底里玩弄了许多“机关”，一直到陶铸发明的“著名”的“换头术”（即为了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在照片上突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他的头像剪下来装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可算登峰造极了，但到头来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武汉地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是这样一种头脑简单、思想反动的蠢人。玩弄阴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广大群众一起来，什么坏事也隐藏不了。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坏蛋们必然垮台，这就是历史的判决。这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无论如何挣扎，如何诡辩，决计逃不过这个历史的判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毛泽东思想的闪闪金光照耀着全中国、全世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的人民是勇敢的。我们一定要把这场大革命进行到底。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攻击、造谣、挑拨，来自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种种诬蔑、歪曲、诽谤、叫喊，决不能阻止我们的前进，只能够证明他们自己无比的愚蠢和日暮途穷。同志们，举起双手欢呼这涤荡中国大地的大风雨吧！毛泽东思想是无敌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人们将会看见：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段伟大而曲折的道路后，一个空前强大、巩固和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如巨人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给予二十世纪的吃人魔鬼们以更沉重的打击。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人民日报》社论《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无情地揭露和深刻地批判了党内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姚文元同志这篇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以泼辣、生动、有力的笔，刻画出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鬼脸。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头目。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时而显得极右，时而装作极“左”。批判陶铸，批判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对于当前集中火力，集中目标，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这是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一个重要部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斗争的锋芒对了，就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斗争的锋芒错了，就会走错路。
    当前革命形势之所以空前大好，主要是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年头，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锋芒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使他们的反革命阵线在群众觉醒的威力面前，全面崩溃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性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掌握斗争大方向，进一步搞好革命的大批判，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中国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得他们比当年的托洛茨基还臭，比眼前的赫鲁晓夫还臭，让他们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伟大历史任务。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原则。
    革命的大批判，这是检验一切人们的试金石。
    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吗？你就必然关心最大的政治，对无产阶级负责，对祖国的前途负责，对世界革命负责，毫不动摇地将革命大批判进行到底。
    你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吗？你就会摇摆不定，东刮一股风往东跑，西刮一股风往西跑，被小团体的派性所 左右，把革命大批判这个最大的政治置之脑后，背离斗争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从极“左”的方面和从右的方面来搅乱斗争大方向的倾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节节胜利，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迫使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改变他们的做法。目前，他们所使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革命队伍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小资产阶级的派性，以貌似极“左”实质极右的面目出现，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妄图破坏和分裂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出来的、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五·一六”，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革命小集团。一切革命同志，务必充分提高革命警惕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要防止和警惕来自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的破坏活动，我们绝不能允许党内已被打倒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守势力，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打击报复，反攻倒算。
    毛主席教导我们：“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在当前大好的胜利形势下，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注意党的政策和策略，以百倍昂扬的斗志，精神抖擞地投入革命大批判的极其雄伟的事业中去吧！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九日，社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上海时代中学学生陆荣根的文章《炮轰陶铸》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者按：我国亿万人民正在胜利地开展着空前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这个运动，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重要文章的发表，从政治上对反革命两面派陶铸，这个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追随者，作了历史的判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炮轰陶铸》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根据革命小将陆荣根同志去年炮轰陶铸的几张大字报整理而成的。全文都是原话。作者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材料，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战斗武器，一针见血地揭露和批判了陶铸一贯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
    陆荣根同志是上海市一个高中二年级学生。他同千百万革命小将一样，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颗红心，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不怕围攻，不怕打击，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报刊一再揭发陶铸的反革命言行。后来，他又冲破重重阻力，来到北京，于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贴出了第一批炮轰陶铸的革命大字报。当时，陶铸怕得要死，恨之入骨，一面亲自组织人写大字报对他围攻，一面指使旧上海市委调查他的材料，进行政治迫害。但是，陆荣根同志英勇不屈，坚持斗争，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贴出了第二批炮轰陶铸的长篇大字报。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和迫害，使陆荣根同志的身心遭受了严重损害。在他被迫离京的途中，就病倒了，经抢救无效，于今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逝世。陆荣根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威武雄壮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不仅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而且还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了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大批判中，能够象陆荣根同志《炮轰陶铸》一文那样，怀着一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扎扎实实，抓住中心，击中要害，以摧毁性的火力，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猛烈的进攻。
    革命的、勇敢的"小人物"战胜反动的、腐朽的"大人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辩证法。曾几何时，自称"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风云一时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连同他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起，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事实证明，玩弄阴谋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陆荣根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为人民立新功！
    ＊ ＊ ＊
    前言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陶铸自己说不替共产党和毛主席做事。他埋怨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人们议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错误"，说社会主义制度"阴森森"、"没前途"。他反对搞阶级斗争，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对于这样的人，必须重炮猛轰。
    一
    《太阳的光辉》是陶铸猖狂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里第一号大毒草。这篇文章要全国人民议论，还要在报刊上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错误"。
    陶铸说：广大人民群众"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
    把领袖比作太阳，只有毛主席。大概陶铸觉得还不够明显，用了"东方红，太阳升"，因为谁都知道这首歌，跟着的一句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陶铸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埋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这才是事实。陶铸说的"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这是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受到了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得很！陶铸扬言要广大人民公开议论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过失"、"错误"，这一切只能表明陶铸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广大人民能允许他这样做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陶铸一面攻击毛主席、共产党有"错误"，一方面又攻击某些同志"不愿听别人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缺少一种革命者所必须具有的宽阔胸襟"，等等。
    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见，陶铸攻击的是毛主席和其他高举三面红旗的党员同志。毛主席的革命胸襟是最最宽阔的。毛主席最信任群众，和群众在一起，毛主席也最最谦虚，最善于听群众的意见。毛主席是全党的模范。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谁都心里明白，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是最大公无私的。
    陶铸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攻击，丝毫挡不住万丈光芒，只能暴露陶铸的本来面目。
    中国人民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决心，谁也改变不了。一切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大毒草《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中，陶铸说："党的领导……并不是不论什么东西，事无巨细都来领导。""如果要作家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创作，要作家看着你的眼色去修改，甚至创造出'我领导出思想，你作家出技巧'的'理论'来，这怎么能不乱指挥？怎么能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两个人的语言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都爱看眼色，都恨共产党。
    陶铸攻击党员同志说："对历史并不很熟悉，对生活并不很理解，对文艺创作也并不那么内行，却偏偏爱乱发号施令，要人家照着他的想法来创作。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好作品来是有困难的。"这就是有名的高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陶铸三次用了黑帮分子夏衍用来攻击党的领导的相声《关公战秦琼》。这个相声说的是解放前，国民党军阀韩复榘的家请人演戏。当演员演到关公过五关斩六将时，韩复榘的父亲说，关公是山西人，是阎锡山的部下，不准到山东他儿子管辖的地方去杀人。山东好汉秦琼，是他儿子的部下，一定要秦琼打败关公。陶铸把那些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而所谓"不尊重创作的'所有权'，不尊重作家，干预太多，瞎指挥"的同志，比喻成韩复榘的父亲。
    陶铸说："这些部门（人事部门）最大的缺点是在对非党干部的看法上，对非党的团结问题上有严重的偏差。我们对干部的看法，要建立在德、才兼备上面。干部当然要政治可靠，也要有才能才行，反之，一点才能也没有，这个人有什么大用呢？"
    那位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须调整的一个问题。"
    一位要急需调整，一个说有严重偏差，一位说不相称，一个说要才能，话挺投机，都是一丘之貉。
    陶铸说："有了政权而不很好联系群众，也可以使我们滋长官僚主义。对于这点，我们不能不有所警惕。不要因为有了政权便产生特权思想。"他攻击党的领导同志，"不真正以平等态度待人，不真正发扬民主"，"总是有那么一点'优越感'"，"高人一等"，"架子十足"，"搞特殊化"，"盛气凌人"，"把党的政策理解为很空洞的东西，又不讲道理，还硬是要人家信服，那怎么能够呢！"
    这些东西是从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那里批发下来的。
    陶铸说："不能人家一谈工作上的缺点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帽子一扣，谁也不敢说话了。这还有什么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呢？这还叫什么党的领导呢？"
    这和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空气沉闷、乱扣政治帽子，大家不敢讲话"唱了一出双簧戏！怪不得陶铸把这篇文章收进书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陶铸说："今天我们做的事业，不是替共产党做的，当然更不是替个人做的，做的都是人民的事业。"
    大家都明白，为党为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和人民是血肉不可分离的。陶铸所谓的"个人"指的就是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陶铸把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多么恶毒！让我们听一听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话："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从储安平的话里也可以听出个人是指毛主席。再听一听右派分子曲北韦的话："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这是对陶铸的话的最好的注解。
    二
    大毒草《太阳的光辉》是一九五九年写的，正是大跃进时期。文章里说："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
    "大暑天"就是大跃进的代名词。按照陶铸的那个混账逻辑，就是大跃进使人们流汗太多，太苦了。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比喻上用的名词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性。"某些过失"，"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指的就是大跃进"过火"。陶铸胆子倒真不小，竟然明目张胆地说毛主席和共产党有"过失"，大跃进"过火"，要议论大跃进的"错误"。这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和邓拓的论调？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
    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也攻击了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朝气。他把中国人民在大跃进时期冲天的革命干劲，都比成"松树的风格"。而其松树的风格充满了"粉身碎骨"，"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吃的是草"，"不顾个人的健康"（注意"多少人"）"苦干着"，等等，等等。多么奇妙的语言，多么恶毒的攻击和诽谤！难道在大跃进时期，中国人民就生活在恶劣环境中吗？七拼八凑，指桑骂槐，资格够老的了。
    陶铸还借一个农民家里墙上"天官赐福"四个字，说现在农村还有《抓壮丁》戏里地主李老栓的"天地君亲师"，攻击解放十几年和人民公社八年来我们思想工作太差。他还说广州三元宫烧香，前面中山堂，科学馆讲科学和革命道理，而反动的迷信的三元宫"吃得开"，以致说这是个"极大的讽刺"。极大的讽刺是针对人民的吗？不是。是针对敌人的。陶铸对人民如此恨之入骨，哪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陶铸把革命现代戏里所反映出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悲观，没前途，阴森森"，一团漆黑。陶铸说社会主义制度"没前途，阴森森"，资本主义制度岂不是"有前途"、"光明"了吗？陶铸长着的正是一副死心塌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面孔！
    在大毒草《革命的坚定性》中，陶铸还散播了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怀疑。他说："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缺乏信心，对能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尽快地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表示怀疑。这主要是表现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看法上。"又说："哪怕他是坚决反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也模糊地有点相信社会主义"。这是陶铸反对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的供状。
    在《松树的风格》中，陶铸又大谈松树的"冻不死"，"旱不坏"，"淹不没"，"吹不倒"，不管"严寒霜雪"、"盛夏烈日"，"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宣扬反革命气节，借此给右派分子打气。
    陶铸企图鼓动作家反对我们的政权，他先说创作不繁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马上又说古代杜甫在越苦时越悲愤，越同情人民，越能写出文章来。随后就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不能鼓动人民起来憎恨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政权。"马上又反过来说经济不繁荣，受三年自然灾害，创作繁荣很困难。就这样颠三倒四，欲吐又不吐。收进书时删了中间一大段，真是心中有鬼！
    三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毛主席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陶铸在《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说："自从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农村中的土地私有制、剥削阶级，基本上是被消灭了。"
    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剥削阶级基本消灭了？这是两个大问题！照陶铸的说法，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在这本书的《＜西行纪谈＞序言》上，陶铸竟胡说发展生产是一切问题的中心。他说："目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生产就是最直接最主要的群众利益。"没有生产观点"就难于明晰地和锐敏地分辨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谬误、许可做与不许可做的界限，也就难于自觉地和勇敢地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极容易为主观主义（按：实际上攻击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的思想所蒙蔽，或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做出一些蠢事或坏事来。"
    陶铸的话是一九六○年十二月一日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时说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着重提出这个问题后，陶铸在一九六四年出书时，对其它文章进行了大量增删，而对此却不动不删，当然是有意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如果按照陶铸的说教，成了"生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一种比"只抓粮棉油，不抓敌我友"更危险的调子。谁都知道，美与丑，善与恶，好与坏，正确与错误，应不应该做的界限，只有用阶级观点才能分清。因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那末为什么有些同志办了坏事呢？为什么有些人不理解党的政策？因为他们没有牢牢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没有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放松了阶级斗争，生产也搞不好，难道这种例子大家听到的还少吗？如果照陶铸说法去做，没有不把事情闹坏的。陶铸把一切都拉到发展生产中去了，把生产说成了一切问题的中心。他之所以制造这些荒唐的言论，就是要使党和人民忘掉阶级斗争，让阶级敌人放手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推翻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中，陶铸有这么一段话："至于说老是搞运动，这要看怎样理解。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但是否定运动，这是错误的）。"而在一九六二年四月第一版时，括号内十一个字是没有的，却是："今后应当尽量少搞运动，但是完全否定运动，也是不妥当的。"
    这些话针对谁说的呢？请看此话的前面："有些教师有这样的意见：'肃清反革命斗争我不怕，我又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心中有数；就是共产党老是搞运动不好。搞运动，思想批判，老是要检讨。中国古语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搞，我便吃不消，受不了。'"
    陶铸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黑旗。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大喊大叫"士可杀，不可辱"干什么？这不是标明他们反对共产党？士可杀──反革命知识分子不愿受共产党领 导，宁可死，也"不可辱"──共产党不要搞运动，不要批判，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毒害 中国下一代和中国人民的灵魂。既然不是反革命，为何怕运动？胡风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和这一伙相似极了。"士可杀，不可辱"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毒气，影片《桃花扇》充满了这种毒气。陶铸和他们一伙一个鼻孔出气，和这些极右分子一齐叫嚷少搞运动和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说明了什么？陶铸保护他们过关。
    陶铸说："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当然不好"。实际上，解放后，的的确确是"老是搞运动"，"动不动就是搞运动"。党内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斗争。我国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齐声欢呼好得很！广大工农兵、学生、革命干部揪出了一个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大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地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说好得很，陶铸却说"当然不好"，意思是糟得很。陶铸反对搞阶级斗争的面目露出来了！
    四
    在文艺战线上，陶铸配合了周扬一伙，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推行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
    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繁荣创作的意见》，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后来收入《思想·感情·文采》一书中，作了许多删改，达几十处，二、三千字之多。怎么不令人怀疑？
    一开头，就把"田汉同志"改成了"全国剧协的负责同志"，"一定要我谈谈有关戏剧方面的问题。"在同本书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次讲话里说周扬、陆定一两个人报告很重要，要大家好好学习。为什么把田汉的名字划掉，而没把周扬、陆定一的名字划掉？按照常识来说，田汉请陶铸讲话，如果两人没有内线，不必划掉，因陶铸讲话准确，和其关系不大，理解为一般的请人发言；而说周扬、陆定一讲话很重要，标明了一定程度上陶铸的支持。这只能表明陶铸心中有鬼。陶铸要隐掉这条线，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开会时期的线。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羊城晚报》上，有对田汉的假批判材料。陶铸以为大约周扬、陆定一揪不出来。但是他想瞒，瞒不过孙猴子的火眼金睛。
    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 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又指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陶铸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作的《关于文艺下乡》中说："这二十多年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按照毛主席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做的"。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陶铸在一次讲话里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切文化工具都掌握在我们手里。"
    书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印的，话是一九六五年二月说的，会没有听到毛主席指示吗？肯定不会的。
    陶铸沿周扬的脚印走路。周扬说："我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革命阶级的，是无产阶级的，不是资产阶级的。"陶铸也说，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意思是作家是劳动人民的作家。这是十足的谎言。对于文艺界那些受批评、挨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周扬说："他们是好同志。"陶铸也说："作家要求有合理的政治待遇。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正是许多作家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合乎共产党员标准的，就可以吸收到党内来。他们当中，在历次运动中有批判得不当的，就应当实事求是地改变原来的决定。"
    这不是明明在攻击我们党没有给作家合理待遇，压迫作家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揪出那么些牛鬼蛇神，其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陶铸还嫌混进不够多，还要拉进一批来。什么"改变原来的决定"，就是替右派分子翻案。对于那些实在没法为之辩护者，也一律得拉进队伍之中。
    陶铸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文艺批评。他提出："首先，要尊重作家创作上的自由。"后来改成了首先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又把作品分成有益、无害、有害三种。实际上正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陶铸把毛主席说的六条政治标准提了一提，马上又提出打破条条框框。其实正是要打破毛主席说的六条标准。陶铸还说要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准备一个"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形成一种宜于创作的'创作气氛'"。为什么呢？因为文艺工作有特殊性，文艺工作的领导"简单粗暴"，"乱扣帽子"。这是闭眼不看事实。一九五九──一九六三年，毒草放得够多了，陶铸还觉得不够，似乎特别爱脏东西。"简单粗 暴"、"乱扣政治帽子"、"不顾特殊性"，等等，正是周扬攻击革命同志时惯用的。
    陶铸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批评呢？"写出东西来，先在小范围内请些专家来看看"。党委书记和人民，提意见只能作参考，作者有不按你的意见办的权利。这样一来，文艺批评等于取消了。文艺批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只有坚持批评，才能捍卫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放弃文艺批评，就会让资产阶级思想找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这个斗争必须要坚持下去。
    陶铸不提为工农兵创作，全文找不到为工农兵服务，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字样。原文里只提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要深入生活，与工农兵打成一片"一句，随后又说："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把前面否定掉了。因为他所提出的"自己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写工农兵真实的感情，就不必宣传毛泽东思想。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就是不多写工农兵。陶铸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胡说什么到工厂、农村去是为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所长来充实生活"。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次讲话里，对下乡演出人员说："不要过多地参加体力劳动，或者就不参加也可以，因为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强度的劳动了。"陶铸就是反对和工农结合。
    陶铸说："不能把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作品的题材要广泛一些"。"党委写一个决定，发一个指示，就马上写个剧本、写篇小说为它服务，这是不行的。"陶铸还大力宣传"有益、无害、有害"三类作品。他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和周扬在一起鼓吹"题材广泛论"与"间接配合论"。这是反动的理论，必须彻底批判。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部分从事戏剧改革工作的文艺工作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戏剧来了个大革命。大批革命现代戏出现了。社会主义和火热的阶级斗争生活在舞台上得到了反映。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牛鬼蛇神被赶下了台。广大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上台做了主人。本来很喜欢看戏的陶铸却觉得"味道不大"。
    他说："我们有些戏的词就不好，尽是什么'搞生产'，'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搞'等等。平常说话还可以，唱词就应该力求准确、优美，要有思想、感情、文采。""我们有些戏就不是这样，有不少标语口号和空洞的概念。"
    常把社会主义等带有政治性的词一概叫做"空洞的概念、标语口号"的，是周扬一伙。陶铸和他们同音。戏里唱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标语口号式？戏里有标语口号式的话（事实上至少是陶铸一伙硬给安上的），只是没有艺术力量，但政治观点是正确的，陶铸却认为不正确（不去分辨两词）。唱社会主义，当然有思想感情──热爱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没有思想 感情，不就是有那么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吗？陶铸连我们平常说话都定了框框：说社会主义"还可以"，当然更不用挂在嘴上，记在脑子里。戏里唱社会主义，陶铸更反对。陶铸对社会主义如此恨，如此怕干什么？
    他说：现在舞台上有两种倾向，一是脱离现实，再就是把现实作自然主义的理解。《红灯记》里正面人物衣服"尽是灰的黑的有什么好看？""《红鸾禧》中的叫化头子，也穿绸的衣服……为什么有些现代戏把劳动人民总是打扮得那么难看呢？"
    乍一看，陶铸真关心劳动人民，衣服穿得差一点，就提意见了，其实是扯蛋！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陶铸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说的话，才是他内心话。他替大毒草《胆剑篇》里侮辱劳动人民的行为──使劳动人民下跪作辩护。叫化子穿绸衣服，严重脱离了现 实，抹煞 了阶级差别。在革命现代戏里，劳动人民打扮得并不难看，只是穿了合乎生活的朴素的衣服，这不很好吗？布景化装也是这样，非如此怎么能反映劳动人民的本色，怎么能体现他们的革命精神！解放前铁路工人李玉和家穿灰的黑的不合乎事实吗？不，合乎事实。他的家也应贫苦一些，否则还象穷工人、象革命者吗？……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就是美，这是资产阶级的美。现代戏很好地反映了现实。我们做了很多艺术加工和处理，陶铸诬之为"自然主义"。陶铸从有色眼镜看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物"──工农兵是不美的，陶铸的 "耳朵眼睛都不舒畅"。
    陶铸还说："这个时候一般就是不让演传统戏，逼大家演现代戏。梁山一百零八将都是逼上去的，有哪个是自觉的？"陶铸在下边还大谈其历代统治者在文化上所采取的措施和残暴手段，又加了一段我们为革命阶级利益应该宣传自己的主张、思想，意思是也粗暴了。陶铸的说法真是太恶毒了。
    陶铸把毛主席和共产党比做"宋朝的统治者"，把文艺工作者比做受压迫者，把毛主席演革命现代戏的号召称为"逼上梁山"，而把大家都说成不喜欢现代戏，都不愿意走这条路，没有一个是"自觉的"，都是一个个走投无路，因为不准演牛鬼蛇神，被逼着走社会主义的路。
    广大工农兵欢迎现代戏。一部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自觉的，他们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文艺界有一批右派分子，逼与不逼，刺激与否，都改变不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性。他们一伙右派分子要妄想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现在他们的美梦正在一个个地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陶铸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再版《理想，情操，精神生活》还有一个目的：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引入纯学术讨论的圈套，为"三家村"打掩护。
    在六十七页上确是妙趣横生："有人说：'关于《红楼梦》问题，俞平伯只写一篇文章，你们写了一篇又一篇，为什么你们把对《红楼梦》有研究的俞平伯骂得这样，把俞平伯搞得几乎混不下去？'我们也认为，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是有研究的；但他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必须批判的。当然，这只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学术思想论争问题，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俞平伯先生愿意再讲，他可以讲的，愿意发表文章，他可以发表的，如果他不服，也可以反驳的。"
    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雷，陶铸就下大雨。前面说有研究，点头称是；后面说骂得厉害。陶铸暗里应声：问题不大，人民内部问题也还可反驳。真太照顾。这可以说纯学术问题，同理可得《海瑞罢官》也是这样。
    陶铸把胡风、胡适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事也列入"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既然陶铸出版此书是经过本人同意的，而当时正在开展的讨论他一定知道的，如果改正错误还来得及，为什么这时要坚持下去呢？岂非和吴晗穿一条裤子！
    陶铸说："在还未揭发胡风是反革命以前……这时我们还是作为人民内部问题，作为学术思想问题来对待的。""中山大学一个教师说：'胡适的论点是否错误，要等到二十年后才看得清楚。'我认为可以，就是等三十年、四十年也可以。""学术思想论争，是作为学术思想上个人的意见。"
    胡风在暴露以前就散播了大量反革命言论。胡适是老牌反共反人民的家伙。他们的思想全是反共反人民。在陶铸嘴里一化，马上变为思想方法和人民内部问题。那位中山大学先生说胡适观点不错误，当然包括反共反人民。那位先生要坚持一、二十年反对立场。因为都是不替共产党做事的，所以狮子大开口，三、四十年也可以。陶铸还加了一个特别重要条件：学术问题是个人的小事，不关系到国家大事。胡风、胡适可以作为纯学术问题，吴晗当然也是纯学术问题，不必兴师动众，声讨牛鬼蛇神，这样，陶铸的朋友就过关了。让牛鬼蛇神自由泛滥，中国不就是要变颜色了吗？
    五
    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陶铸千方百计地腐蚀青年，使青年去做资产阶级接班人。
    毛主席在"老三篇"里要我们大立"公"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的事应该管，每个人要管。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主席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陶铸却拚命要立"私"字，让青年和人们圈在个人小圈子里，不管国家集体，大力宣扬个人成名成家和不要思想改造的陈腔滥调。
    最近大家都知道蔡永祥同志抢救列车的事迹吧！可陶铸却认为不救也可以。他在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命名"欧阳海班"会上说："欧阳海同志既不是驭手，也不是炮兵连的人，要是他没有去抢救，也不会负什么责任，领导上也不会因此批评他。""象他这样的优秀青年……有可能成为我们部队的将军。"
    照此逻辑，蔡永祥也根本不用去救列车。欧阳海如果老念着当将军，不会负责任，不会受批评，会去救吗？蔡永祥会去救吗？混账话！这是个人主义！
    陶铸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明目张胆地和毛泽东思想对抗。
    每一个人必须从小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陶铸妄想使下一代不去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让资产阶级思想在下一代中间自由泛滥，他说："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在小学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中学也早了一些，到了大学……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陶铸唱反调："青年人与成年人不同"，"青年人是比较单纯的（纯洁的──一九六一年版），尽管有些人（他们的──一九六二年版）家庭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 家庭"，"港澳来的学生……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纯洁的、力求进步的青年人。"地主、资产阶级家庭，资本主义世界出来的青年人"纯洁"得了吗？在《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里，一说到青年人，总是纯洁的。这种东西是资产阶级谣言公司放出来的，陶铸为什么也放此气？只有为了达到使青年不改造思想，以便实现和平演变。
    陶铸把毛主席提出的学习好变为功课好，鼓吹读书第一位，说政治不好，功课可以学好，至多"不完全"。这是唯有读书高的老古董。参加一点体力劳动，并且不让多，叫做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吗？就连这点时间，也反对和工农结合，去专心学最重要的生产知识，以便发明创造。劳动好只是一些"鼓励法"。算什么话？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不能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照陶铸的话，大学生是高劳动人民一等的，是"孔夫子"（这恰好是对旧教育制度的讽刺），都是要成名成家，都是讲私人感情的自由主义者。这是一条白专道路，是走向死胡同里的，万万不可走！
    看了上面这些东西，你们觉得陶铸是一个左派吗？我们能容忍他公开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吗？不能！一万个不能！我说陶铸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分子。必须把他打倒！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解放军报》社论《在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前进》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是投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重磅炸弹。
    这篇文章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一定要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识破敌人的新阴谋。
    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最重要的课题。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妄图转移我们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阵线。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这条反革命的变色龙，就是这样干的。他是从极右的方面到极“左”的方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例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展，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土崩瓦解，迫使那些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经常改变自己的策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正在勾结起来，以种种面貌出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用陶铸的那套鬼把戏，极力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挑拨离间，混水摸鱼。这一小撮坏人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群众，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要懂得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斗争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地加强敌情观念，牢牢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斩断敌人的黑手。对于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搞阴谋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须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群众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最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敌人从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常常从这里寻找弱点，冲破缺口。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在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只要我们进一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武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紧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敌人不管采取什么狡猾的策略，玩弄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命运。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长城。我军广大指战员誓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
    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必将冲破一切阻拦，走向彻底胜利！
    （原载《解放军报》1967年9月11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丁学雷的文章《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好！──驳斥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污蔑》
    正在深入进行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是响彻云霄的共产主义凯歌！这首凯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亿万群众用大民主的方式谱写出来的，因而显得如此汹涌澎湃、威武雄壮，它振奋了全中国，震撼了全世界。
    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它一经出世，就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方面表现了无可匹敌的威力。正因为这样，全世界革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而一小撮帝、修、反反动势力惧之犹如洪水猛兽，拚死命地反对。尤其是苏修叛徒集团，他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我们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文化革命大军是什么“一群流氓”、“胡作非为”！他们造谣污蔑，胡说什么中国人民已经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红卫兵“到处制造恐怖气氛”，干部和居民遭到了“大灾难”！“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活是一幅可怕的古怪画、阴郁的幻想作品”。这是一幅极妙的群丑悲鸣图。
    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敌人如此起劲地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恰恰证明我们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太好了，好极了！我们不仅现在要搞无产阶级大民主，今后也要正确地运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
    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苏修叛徒集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硬说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这恰恰证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享有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真正大民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从来是最相信群众，最了解群众的心愿，最能看到群众的伟大作用，最善于发现和调动群众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力，最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我们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出群众，一切走群众路线。在一年多来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彻底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展。就在这条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我国，出现了生气蓬勃的革命群众运动。亿万革命人民，纷纷起来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享有言论上的民主，集会游行的民主，出版刊物的民主，自由结社的民主；可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可以贴大字报，可以进行革命大串连。于是，蕴藏在普通革命人民中间伟大的创造力，犹如火山爆发，一下子烈焰熊熊地迸发了出来，吓死了中外一切反动势力，吓呆了一大批政治庸人。翻开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实行过这样的大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有吗？修正主义国家有吗？没有，绝对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恬不知耻地天天在那里高唱“民主”、“自由”的赞美诗，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不过是遭受剥削、压迫、摧残和屠杀的代名词！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确实有一小部分人感到大难临头，夜夜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对这样一小撮人，莫说大民主，连小民主也一点不给，半点不给！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特点，就是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给广大革命人民以充分民主。对敌人的专政，正是为了让人民有真正的民主。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做靠山，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连脑袋也保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民主。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因为我们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进行了无情的专政，才保证了革命人民享有真正的大民主。两个阶级，两种民主，一个吃掉一个，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从来都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老爷大叫中国人民享受不到一点民主自由，吹嘘苏联实现了据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美妙的“真正的全民民主”，这只能当作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来欣赏。查一查老祖宗，所谓的全民牌“民主”，原来就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托洛茨基的“纯粹民主”这具僵尸的复活。世界上哪里有不分阶级的“纯粹民主”或“全民民主”这个怪物呢？当前苏联的现实，根本谈不上这个民主，那个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专政，不折不扣的白色恐怖。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在洒满了十月革命英雄鲜血的莫斯科红场上，今天，谁要是敢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敢于说话，敢于斗争，谁就会被监视、盯梢、传讯以至逮捕和监禁，或者硬被说成是“精神病患者”而被抛进“疯人院”，或是莫名其妙地忽然“失踪”……这就是苏修叛徒集团所吹嘘的“真正的全民民主”！
    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也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怎样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胜利地完成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样一个大问题。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继续进行革命？如何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大问题，是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正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天才的领袖毛主席，不仅从理论上、实践上，也从方法上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这个方法，就是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的大民主。
    这样的大民主，对无产阶级政权最危险的敌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次歼灭性的总攻击，把他们隐蔽地设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统统揪出来，彻底批臭，彻底打倒，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干部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大审查，大锻炼。打倒了一小撮坏人，发现了一大批好人。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最深刻，贯彻最坚决，捍卫最勇敢。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除此以外，还挽救了一批半好半坏、差一点要滑下去的人。他们受了一次大震动，立即悬崖勒马，迅速赶了上来。
    这样的大民主，对广大革命人民是一个学习革命最好的大课堂。人民群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扬。他们敢于改造客观世界，也勇于改造主观世界，决心把自己逐步锻炼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在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实行这样广泛的无产阶级大民主，需要有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啊！证明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强大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敢这样做吗？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敢这样做吗？不敢，都不敢。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在你们这些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根本不可能也永远不敢搞什么大民主。不信，就请你们试试吧！保险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都一个一个从“宝座”上掉下来。只有在历史上经历了最长期最复杂最激烈最多方面锻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有了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的伟大长城，有了坚如磐石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勇于挑起这副历史的重担。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主席用最大的热情支持了刚刚出现的红卫兵，毛主席先后亲自接见了一千多万文化革命大军……他老人家总是在最关键时刻最及时发出英明指示，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使亿万文化大军始终处于高昂的革命激情之中。无产阶级大民主把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峰。无产阶级大民主是毛主席解决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一伟大贡献，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个空前伟大的创举！全世界革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经受了这次伟大运动的严峻考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空前壮大；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正在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全世界革命人民坚信，新中国的存在，是全世界的希望；中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中国人民的斗争，为世界人民开辟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
    共产主义的凯歌和修正主义的丧钟
    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的种种诽谤、污蔑，只能证明它正处在极度恐惧之中。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早已远远超出了一国的影响，敲响了国际上修正主义的丧钟。
    请听苏修叛徒集团的供词：
    “中国的事态确实不只涉及到这个国家，而且涉及到整个世界社会主义，涉及到所有共产党人……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理所当然的忧虑。”
    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态”，何以会引起莫斯科一小撮人的“忧虑”，而且又是“理所当然”的呢？
    整整一百年前，马克思为《资本论》作初版序言的时候写道：“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正是这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象是一柄闪光的利剑，无情地揭开了苏修叛徒集团统治、迫害苏联人民的黑幕，因而激起了这一撮暴君“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的叫骂和反抗。黑幕一揭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中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只是一小撮，从来没有占据过统治地位；在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就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政治上残酷地迫害人民，经济上敲骨吸髓地剥削人民，思想上用腐朽的文化毒害人民，就是他们，把曾经在列宁的教导下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伟大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又抛入了暗无天日的苦难深渊。我国无产阶级大民主起来了，亿万人民的眼睛进一步擦亮了，苏修集团的叛徒嘴脸进一步暴露出来了，这一小撮人惊慌了，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整整五十年前，“阿芙乐尔”巡洋舰上一声炮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新纪元的开始，全世界无产者和革命人民感到多么振奋和鼓舞啊！而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都咬牙切齿地发狂叫骂，甚至发动武装干涉，企图把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之中。为什么？这因为俄国无产阶级为全世界饥寒交迫的奴隶做出了光辉的榜样，十月革命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斯大林写道：“现在已经不能再把世界劳动群众看做在黑暗中徘徊的前途茫然的‘盲目人群’了，因为十月革命给他们建立了一座照耀道路并指出前途的灯塔。”同样，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大民主，为伟大的十月革命发源地的广大苏联人民，提供了一条重新把祖国从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轰然一声，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亿万文化大军的总攻战中倒台了！苏联人民多么高兴呵！他们亲眼看到，修正主义也不过是纸老虎，只要亿万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自下而上地来一个大革命，社会主义的命运，祖国前途的命运，完全可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苏修叛徒集团多么恐慌呵！唇亡齿寒，兔死狐悲，中国赫鲁晓夫的倒台，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己行将遭受灭顶之灾的预兆，他们自然要更加惊慌了，更加绝望了，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更加堕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
    应当明白地告诉苏修叛徒集团，警告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你们的估计又错了！中国大地上的“事态”，“理所当然”地引起的不是你们的“忧虑”，而是你们的灭亡！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道：“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苏修叛徒集团的末日即将来临了，苏联人民彻底实行自下而上的大革命之日，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灭亡之时。到那时，世界人民将看到，克里姆林宫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的红星将重新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制造武斗的祸首》
    中国赫鲁晓夫导演的臭名昭著的桃园“蹲点”，是采用法西斯手段，搞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丑恶典型。
    在这方面，他们搞了许多野蛮的做法。“燕飞”（又称“喷气式”），就是资产阶级分子王××一手创造出来的。
    王××在桃园“蹲点”时，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她一再亲自“加温”“加压”，大搞什么“慢火煎鱼”，“车轮战术”，罚站罚跪，低头弯腰，火烤，冷冻，“燕飞”，拘留，甚至用手枪威胁，大搞逼、供、信。可见，中国赫鲁晓夫和王××，是进行武斗的罪魁祸首。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指出：“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中指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来不主张武斗，不赞成武斗。因为真理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用文斗的办法，用革命大批判的办法，战胜敌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才能彻底暴露敌人的反革命面目，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斗倒、斗垮、斗臭。也只有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擦亮眼睛，提高觉悟。
    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武斗，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张。他们不但自己动手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武斗，而且千方百计地挑动群众进行武斗，来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妄图把武斗的罪名加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头上，完全是徒劳的。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把一切资产阶级的东西，连同他们“发明”的“燕飞”等等，一起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刘少奇》
    〔这是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集中火力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形势；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军队现在所担负的任务，从略。讲话日期可能有误。〕
    有人问：刘少奇这么多错误，为什么不早批判？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批判？这种说法，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这些同志看问题就是没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没有把我们党的整个历史串起来看。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除非是现行犯，那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现行杀人犯，一刀下去就定了性了。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毛主席指示我们：不仅要总结正面的经验，还要总结反面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才完全。犯错误是允许的，有时甚至于总结错误的经验也是需要的，能够总结起来也是好的嘛，其实大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也要多次观察才能定论。不能一下犯了大错误，就下棍子打死？我们无产阶级是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是要把一切阶级都消灭了的最先进的阶级，所以最有政治度量。它不仅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要改造全人类，解放全人类，自己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嘛。推翻了资产阶级，进而解放全人类，彻底解放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话。毛主席常常讲，最近还讲这个问题，最近在一个介绍军训的批语上，又引了这段话。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无产阶级的心胸是应该宽广的，应该从各个角度来考验每个领导人。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时候，团结了包括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一方面要和他作斗争，一方面团结他，为了推行革命运动。巴黎公社主要成员并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共产党，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后，马克思马上表示支持，并不因他是别一派而不支持，总希望他能搞成功。失败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列宁当着党内争论的时候，他团结了一切赞成和支持他的人，所以变成了一个时候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在一次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上变成多数，以后又变为少数。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夜，决定十月革命起义的时候，党的政治局加米涅夫、季若维也夫，这两个政治委员出卖了革命，他们在党外的报纸上泄露了起义日期这个机密，等于是叛徒。他们承认错误后，列宁还也把他们留在政治局里头。托洛茨基参加了十月革命，他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也他吸收他在俄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局里头，差不多整个列宁在世的时候，政治局里头是几派的，不是都跟列宁思想一致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差不多十年以内，都是按照列宁的路线，团结这些不同意见的人。经过激烈的争论，这些人承认错误以后，都容纳下来了。这说明判断一个人，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考察，斯大林也曾经在民族问题上犯过一次错误，他自己承认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一书中所批判的孟什维克的一个机会主义者后来也承认了错误，他说列宁的指示是对的，列宁那时说的是真理，而他自己当时等于一个鬼，说了完全是反动的话，现在承认错误。斯大林还是把他容纳在共产国际里做工作。这都是允许的。对犯错误的人，你还得经过多次考察，这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斯大林在苏联宪法公布以后，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熄灭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一切党内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而且都是来自国外，通通说成是人民公敌，这个当然不妥当，所以肃反就扩大化了。在中国毛主席的组织路线、干部政策一向是马列主义的，而且有发展。思想斗争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团结——批评——团结，成为党内斗争的一个规律。对于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毛主席用这个政策，对于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也用这个政策。即使是解放以后受高饶集团影响的和彭黄集团影响的，都是采用这个政策，这样就孤立了反党头子和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改的头子，而多数人争取过来了，这使我们党能把民主革命斗争领导到胜利，现在又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也是经过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的。譬如拿刘少奇来说，他的错误是逐步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整风是在战争的年月中进行的，只能在高级干部中进行。而且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贯彻毛泽东思想的也不多。所以就要通过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只要能这样做，就是好同志了。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甚至没有犯过路线错误（这是一般的说，现在应该再深一步地看这个问题了）。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他也以白区工作「模范」自居。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当时「左」倾路线所反对的，在名称上叫做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古×。后三位都牺牲了。唯有邓小平还在，又居首位，结果他就变成了好象是个正确的了。因此在「七大」以后，对这两个人不得不给予信任，很自然地要给予信任。并且在「七大」的党章报告中，刘少奇提出要学习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这就说明，对刘少奇、邓小平需要进行二十多年的考察，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能详细地讲了。这个问题以后还会有报告。我只是提醒一下，刘少奇的错误是逐步发展的。戚本禹同志从《清宫秘史》这个电影说起，追溯到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问题。他只开了一个头，没有讲具体内容。如果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就是「七大」以后，日本投降那时间，原子弹出现，有许多人被原子弹吓倒了，当时连斯大林的思想也受到震动，生怕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写了那篇关于国际形势的文章，说一个时期不会有反苏战争的，反苏战争是一种借口，真正受美英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中间地带。这个思想是毛主席的思想。那篇文章实际上是毛主席通篇改过了的，只是发表时还是用陆定一名字。编《毛选》四卷的时候，我们对陆定一说，最好你写个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他根本不吭声。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面貌不早就暴露了吗？毛主席一向不愿意强加别人，既然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了，现在又把它收回不好。毛主席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是那么一种情况。后来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我昨天讲了这个事，毛主席那个时候到重庆去，完全是要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中国共产党要争取和平，要暴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战，你如果说他不是抗战的人物，有人会不信，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暴露。但是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当时蒋介石还不放弃军权。但是刘少奇九月在党校作报告，然后第二年一月发表了一个正式报告，就讲这个问题。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
    日本投降后，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我们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的报告论断我们解放全中国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来的，这个会是三月开的，四月我们进了北京，四月二十号大军过江。五月初刘少奇到天津，也没有向毛主席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的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大谈什么今天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甚至说什么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你们听吧，这象话吗？有人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注意他呢？那么一个负责同志出去讲演，我们到处派人跟着也不象话嘛，但是毛主席也听到一点。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另一个就是提出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总路线，其中的一条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中国的私营工商业。你们看，对私营工商业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毫无发展之意。更早一点提出的顶多是「劳资两利」嘛。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得来的利润，只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给资本家，此外我们还有税收。这完全是针对刘少奇的。不过当时没有全面谈他那个演说。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们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有些地方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搞合作社，这是好事。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他说，现在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说，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时，两个革命阶段应该衔接，因为我们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准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譬如，我们进了城就没收了外国的企业，或者把他接收过来，或者把它封存了。没收了奸汉的企业，接收了官僚资本，在全国来说，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这么多工业企业掌握在国家手里，又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这两个报告，受了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受了赫鲁晓夫反对个个迷信的影响。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这完全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我们的生产力要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要改革生产关系，所以私营工商业要变成公私合营，手工业要合作化，农业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产力，怎么能说生产力落后呢？他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忘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后许多年的事实我就不说了。
    到了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我们许多设备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来解决。这时正如庐山会议决定所说的，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根据这个学说写了十中全会的公报。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实右路线，那一种运动的方式，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一直到这次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埋藏了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头两个月派工作组的错误。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批判的东西也就很多了。现在我们就应该对刘少奇作总结了。总之，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是不批评的，中间有几次是书面的批评，最严厉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已经是众望所归了。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经过几十年的锻炼，经过几十年的领导经验的证明，林彪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第一人。最近几年，不管罗瑞卿怎么干扰，由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成绩是不能抹煞的。许多英雄伟绩的创造可以证明，从雷锋、王杰、欧阳海一直到蔡永祥都可以证明，这些均出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以后的英雄伟绩，说明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可以出英雄人物。精神可以变物质，如果人人学雷锋、王杰，人人学欧阳海、蔡永祥，我们人民解放军更举世无双、世界无敌了。一旦帝国主义敢来侵犯我们，解放军完全可以配合广大人民，依靠广大人民干净的消灭来犯的敌人。这是完全肯定的。像林副主席这样经过考验的领袖，事实上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我们不在法律上肯定下来呢？所以去年召开十一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犯错误的经过多次挽救已经不行了，另一方面，经过考验的全党全国全军所信任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当然就应该推选出来。毛主席的这个组织路线，干部政策，完全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按道理讲，这样一个党内的斗争大问题，应该专门来讲讲，我今天把它作为三个问题之一来讲，没有法子讲得太多。我想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司令员、政治委员，要他们讲讲嘛。我仅开了头就是了，我看可以结束了。
    （来源：一九六七年11月29日《红战报》第15号（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大联合总部主办））
    
    
    
    （九）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对大批判的新指示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负责人的指示
    〖张春桥、姚文元对上海市宣传系统大批判联络站勤务组、三报一刊写作班负责人的指示〗
    大批判，北京、上海负有很大任务。大家可以思索一下，从各种意见中得到启发。主席提出要斗私批修，现在要坚决执行，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按着主席思想，不断和头脑里“私”字斗争的，能够思索的，才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现在关键是照主席的话去做。搞大批判首先要有敌情观念，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大批判也是一场尖锐的斗争，为小山头搞大批判也是不行的。只有发动广大群众搞大批判，才能把彭、罗、陆、杨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他们就不能复辟，要复辟也没有市场。
    这次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的，而损失是最小最小的，报刊上刊登刘、邓、陶后有各种反映，这不是文字斗争，而是政治斗争，不批判刘的东西，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不能确立，只有把刘彻底批深批透，才能大立毛泽东思想，现在组织上夺了权，但是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这些问题一定要解决的一定要把大批判搞深搞透。
    不把大批判搞好，就不能痛切感到本单位的斗批改非搞不可。有些学生只想到分配，不想到教育改革，这怎么行呢？斗私本身就是防修。私字发展起来，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老三篇，毛泽东思想就是无私的么，私字发展起来，就要被糖衣炮弹打中了，就要产生修正主义了，不能搞人人过关，自觉起来斗私，自觉革命，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相信群众的创造性。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批刘邓陶的文章，要扎扎实实充分占有材料，抓住中心击中要害，采取严肃认真态度，写一篇算一篇。”文章写好后，不要怕多修改，多征求群众的意见，毛主席对批判的文章，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文章应该具有准确、生动、鲜明的战斗风格。关键有三个：
    1、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大批判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被敌人占领的阵地。文章的深度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度，用毛泽东思想去揭露批判他们是代表那一个阶级利益的，把学习毛著放在第一位，重要文章经常看，在斗争中看，领会就能深刻。
    2、还要联系群众，针对当前阶级斗争动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正在激烈的进行着，我们要懂得社会的阶级斗争刘、邓、陶有什么表现，国际国内的动态都要了解。主席指示要落实到文章中去，要把自己管的那一部分工作，搞清哪是主席革命路线，哪些是刘邓反动路线。……
    （来源：1967年10月1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斗批改战团编印《学习资料》第19期。）
    
    （十）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发表《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进入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新时代。
    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世界上有两面旗帜。一面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着的鲜红的革命大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正集合在这面大旗下胜利前进。一面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帮凶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集团支撑着的反革命黑旗，一切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麇集在这面破旗下垂死挣扎。你是革命者，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就必然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是反革命，你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就必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已经成为革命和反革命、真革命和假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最灵验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于反革命复辟阴谋的需要，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罗瑞卿，是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恶，就是长期以来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恶毒诽谤毛主席，攻击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反对树立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妄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最强大的武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代理人罗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彻底肃清其流毒。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要由最有威信、最有经验的卓越的伟大领袖来领导，才能完成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在全世界进行艰巨的顽强的斗争以争取彻底解放，是需要权威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者都需要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①他又说，“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②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就是中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推举出来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就是当代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权威。他有最坚定、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最巧妙、最灵活的斗争艺术，他有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智慧和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他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他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一贯地全力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全力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最正确、最科学、最崇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评价，几十年如一日地忠实捍卫、执行、宣传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英勇地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他指出：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灵魂。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罗瑞卿这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反革命的阶级本能，长期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彭德怀进行反党活动的同谋。全国解放以后，他参与了彭、高、饶反党联盟的阴谋活动。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他反对毛主席的活动也变本加厉。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但是，罗瑞卿却恬不知耻地、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卑鄙无耻的攻击，正是他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疯狂反华，妄图在国内掀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逆流的阴谋大暴露！正是他妄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大暴露！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重视无产阶级领袖的个人天才，而且认为这是推举领袖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看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自己的领袖。恩格斯高度颂扬马克思的伟大的天才，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都应当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直到现在还会在黑暗中徘徊。”③列宁也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的言论、著作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他解决了当代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攀登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新的高峰，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最善于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把群众的革命斗争引向胜利。林彪同志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
    罗瑞卿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反对“提个人天才”，而且特别说明是反对“再提个人天才”。这就暴露了他是赫鲁晓夫 “反对个人迷信”的狂热追随者和忠实的门徒，他是用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同样手法，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诽谤无产阶级的领袖，破坏无产阶级事业，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伎俩。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用这类口号咒骂过马克思。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用这类口号咒骂过列宁。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用这类口号咒骂过斯大林。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用这类口号大反特反斯大林，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对于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用“反对个人迷信”这类口号加以攻击。罗瑞卿秉承我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一唱一和，也用这类口号恶毒诋毁、反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就充分证明，罗瑞卿和历史上新、老修正主义者是一丘之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卑鄙的叛徒，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危险的敌人。
    列宁指出：“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地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④罗瑞卿大反毛主席，就是为了抬出他们那个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黑司令──中国的赫鲁晓夫，达到他们篡党、篡军、篡国的罪恶目的。他经常别有用心地使用“两个主席”的提法，为中国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捧场、讴歌。在一次元旦团拜时，他竟公然为中国赫鲁晓夫高喊“万岁”。一九六四年，正当中国赫鲁晓夫到处作报告，大反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公开叫嚷要毛主席“下台”、“让位”的时候，罗瑞卿就多次盗用军委、总政的名义，亲自起草批示，要部队学习、讨论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些黑报告。一九六五年召开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罗瑞卿更明目张胆地在发言稿中把中国赫鲁晓夫同毛主席并列为党的领袖。罗瑞卿之流妄图把中国赫鲁晓夫强加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头上，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毛主席永远是我们的最高领袖，永远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没有我们这样一支伟大的军队，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一切，就没有世界人民的翻身解放。罗瑞卿之流越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越要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永远紧跟毛主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警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袖地位。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牢固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⑤
    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被压迫阶级，即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⑦
    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导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指导当代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林彪同志精辟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⑧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修正主义分子阴谋搞反革命活动的最大障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往往采取表面拥护，实际反对的反革命两面手法，反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罗瑞卿正是这样。他阉割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诋毁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大肆散布中国赫鲁晓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抵制和破坏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玩弄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卑劣手段，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阉割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核心，反对我军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⑨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什么：“不能这样讲。”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她解决了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者没有遇到过，或者没有来得及解决，或者没有能够解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所有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没有象毛主席这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军事战役；都没有象毛主席经历过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最高概括和最新总结。古今中外哪里有这样高的理论？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
    林彪同志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⑩而罗瑞卿竟用“国家体制”，反对我军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真是反动透顶！毛主席教导我们：国体问题，“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①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不仅包括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尤其重要的是包括思想方面。历史上，每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建立自己阶级思想的统治，用以巩固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封建社会建立了地主阶级的思想统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统治。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不仅要同旧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牢固地建立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统治，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阵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夺取政权靠毛泽东思想，保持政权、巩固政权、强化政权也必须靠毛泽东思想。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权方面所取得的胜利和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我们二十八年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果，都可能付之东流，毁于一旦。所以，用毛泽东思想作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对于我们，是天经地义的、绝对必要的，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所要求于我们的；而不用毛泽东思想作最高指示，不去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统治，则恰恰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恰恰是从意识形态领域颠覆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所谓“不合国体”论，正是出于这个罪恶的阴谋目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柱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人民解放军的灵魂，是我军建设的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我军，武装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头脑，是决定我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因素，是我军永远保持鲜红旗帜的绝对保证。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拼死命地反对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同时又在军队中大肆推销黑《修养》，吹捧黑《修养》是什么“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并亲自下令要全军当作必修课，要“认真地、反复地学”，“活学活用”，“对照检查”，千方百计地妄图为中国赫鲁晓夫树立“权威”，极力妄图用反革命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腐蚀和瓦解我们，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政服务。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每当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军内取得领导地位的时候，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每当这种领导地位遭到破坏的时候，革命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即便只是受到干扰，也会带来很大损失。当代世界革命人民的斗争也同样证明：只有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才能取得胜利。中国要兴旺，世界人民要解放，都要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需要全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权威。罗瑞卿之流越是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仇视毛泽东思想，我们对毛泽东思想，就越要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捍卫她；越要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高的，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分析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她实现；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反对，坚决同他斗争到底。在全党、全军、全国、全世界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在全党、全军、全国牢固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统治。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②他又说：“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③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使亿万革命群众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成为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英勇战士，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是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使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阶级敌人清楚地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群众中传播和灌输，对他们是致命的威胁。从十九世纪奥匈帝国的梅特涅，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宪兵美帝国主义；从第二国际的叛徒伯恩施坦、考茨基，到现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都十分害怕并疯狂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灌输，本身就是极其类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
    阶级敌人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灌输上，除了使用警棍和监狱以外，还使用了种种污蔑和欺骗的卑鄙手法。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传播上，也正是这样。
    警棍和监狱，是敌人的基本手法。在他们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读马克思主义的书，要坐牢，要杀头。看到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枚毛主席像章，他们都惊恐万状，调来武装军警进行搜捕和殴打。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罗瑞卿，虽然不能象他们那样放肆，但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利用窃取的职权，胆大妄为地阻挠和破坏毛泽东思想的传播。罗瑞卿禁止广泛宣传毛主席语录，指责《解放军报》“刊载毛主席语录太多了”。他借口发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不准给战士印发毛主席的指示。他还竭力反对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指针，而且是世界人民革命的指针，我们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最根本、最重要的支援就是支援毛泽东思想。罗瑞卿反对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对世界革命的彻底背叛。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成不符合实际的偏见和空论，说成与劳动人民无关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是资产阶级御用文人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欺骗劳动人民惯用的手法。它们起着警棍和监狱所起不到的作用。十九世纪末叶，俄国的经济主义者用崇拜自发运动的欺骗手法来反对向工人群众灌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胡适，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欺骗口号来阻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老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一样，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大力推行经济主义，胡说什么“职工运动之方针应作各种经济斗争”。罗瑞卿也用同样手法，一方面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污蔑为“教条主义”，公开叫嚣：“中国教条主义的东西可不少，军队也有嘛！”意思是说，你们根本不该学，学了也没有用。一方面则散布折中主义的谬论，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用大比武冲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妄图把军队引向单纯军事观点的歧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自发运动的产物。无产阶级如果不学习理论，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列宁指出：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于工人的影响。罗瑞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听任资产阶级思想的愚弄和摆布，只注意单纯的军事技术和实际事务，而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军队，以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历来如此。中国的赫鲁晓夫同他们一脉相承，打着学习马恩列斯的幌子，反对向毛主席学习。他的代理人罗瑞卿，在表面上规定高级干部只学习马恩列著作，这完全是骗人的，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是统一的、一致的，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罗瑞卿，却硬要把它们分离开来，对立起来。他们玩弄的这种卑劣手法，正如列宁所说的：“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①④中国赫鲁晓夫和他的代理人罗瑞卿规定只学马恩列斯原著，也正象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那样，是为了把已经逝世的伟大革命家变成无害的神象，来“安慰”和愚弄群众。而对于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却疯狂地进行诽谤、攻击、篡改和歪曲。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千方百计阻挠毛泽东思想传播，扼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狰狞面目。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用毛泽东思想总结了社会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面对着国内外敌人特别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事实，以惊人的魄力和决心，在全军、全党和全国坚定不移地积极倡导、全力推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开辟了亿万群众直接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广阔道路，创造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根本途径。他最全面、最深刻、最精辟地阐述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意义。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强调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他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整套学习原则和方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中国、全世界得到空前规模的大普及、大传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宏伟的思想革命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①⑤
    全军指战员在林彪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思想革命化获得巨大成果，出现了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刘英俊等毛主席的好战士。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正在迅速地成长。先进集体大量涌现。我军的战斗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科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亿万群众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工业持续跃进，农业连年丰收，科学技术不断攀登新的高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以“斗私，批修”为纲，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大批判、大斗争，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大大促进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正在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世界革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越来越多的革命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出现了新的局面。武装斗争的烈火，在越南，在老挝，在印尼，在缅甸，在泰国，在印度，在整个东南亚，在非洲，在拉丁美洲等地区，正在熊熊燃烧。西欧北美的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觉醒。美国黑人英勇地拿起了武器，世界头号反动堡垒的内部响起了革命的枪声。修正主义国家的革命人民逐渐看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叛徒面目，他们一定会起来推翻叛徒集团的统治。
    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旦被亿万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无穷无尽的力量，变成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林彪同志开创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道路无比正确，并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效。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在全中国、全世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以及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罪恶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修正主义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每当马克思主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一切机会主义者就联合起来，攻击和谩骂无产阶级领袖及其伟大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就是树立和反对树立无产阶级领袖和领袖思想权威的斗争史。
    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战胜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恩格斯以毕生的精力，大树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第二国际的头头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公开背叛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上了邪路。列宁粉碎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列宁主义的阶段，在俄国和世界革命人民中赢得了崇高威望，缔造了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猖狂进攻，捍卫了列宁主义。但是，他去世不久，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就践踏了伟大列宁的旗帜，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了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触目惊心的大悲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树立了无产阶级领袖及其天才思想的权威，就能够极大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前进；树立得不够，或者是受到了干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损失。而每当这种权威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所破坏，就必将招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倒退。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关系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命运的头等大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以最坚强的革命毅力，战胜了阶级敌人的种种破坏和干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是林彪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林彪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作了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的评价。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积极倡导、全力推进全国人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把这个伟大运动推向全世界。他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用他的伟大实践为我们作出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光辉榜样。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伟大历史任务，已经光荣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我们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伟大号召，要一千倍一万倍地提高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自觉性，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要一千倍一万倍地加强反击国内外敌人破坏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战斗力，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把战无不胜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中国、全世界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当前农村形势大好。亿万贫农、下中农和城市的广大革命群众一样，充分地发动起来了。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斗私，批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伟大的革命运动带来了生产的新高涨，今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农村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在农村方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是当前发展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战斗任务。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亿多农民的大国。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民主革命成败的关键，又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全国胜利以后，把中国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还是引向资本主义，决定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
    正是在这样一个头等重大的问题上，解放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
    全国解放前夕，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一条消灭农村资本主义剥削，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路线，是一条彻底完成农业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路线。
    而那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十几年来在农业问题上又干了些什么呢？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他竭力保护和发展富农经济，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疯狂地破坏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广大贫农、下中农。他推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一条妄图在农村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实际上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复辟的路线。
    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系统地、彻底地批判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是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赫鲁晓夫是富农经济的狂热鼓吹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村志着我国民主革命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毛主席还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按照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即不间断地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思想，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及时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建立农业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限制和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
    同毛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中国赫鲁晓夫代表了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立刻跳出来狂热地宣扬资本主义，拚命地反对社会主义。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才一个多月，这个中国赫鲁晓夫就跑到天津，卑鄙无耻地吹捧资本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剥削有功”论。
    全国刚刚解放，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又大力鼓吹发展富农经济。一九五○年一月，他在对大叛徒安子文的黑“指示”中，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①
    他针对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不能“任其自流”的论点，大唱反调说：“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流出点富农来好”。他还宣传雇人种地“不要限制”②，是“合法的”，“对穷人也是有好处的”③。
    他还疯狂地叫嚷：“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在数年后应发展到百分之八十”。④
    他在同年六月的讲话中还说，“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是一种长期的政策”。⑤
    从这一阵阵吸血鬼的嚎叫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妄想吞掉社会主义的那种剥削阶级的贪婪和疯狂。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吃人哲学！
    什么“剥削是救人”！什么“雇工是合法的”！它“救”的是资产阶级的人，“合”的是资本主义的法。内头号走资派，如此狂热地歌颂剥削制度，把万恶的雇佣奴役制，描绘得象“极乐世界”一样，他的五脏六腑里装的是什么黑货，不是昭然若揭吗？！
    什么“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广大农村，拥有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决不是中农，而是富农。所谓发展三马一犁一车的农户，就是要发展富农经济，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阵地，使广大贫农、下中农重新沦于被压迫被剥削的悲惨境地，破坏工农联盟，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不要限制”！这个头号走资派狂热地赞美富农经济，正是为了“限制”、扼杀广大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为资本主义势力鸣锣开道。他叫嚣“不要限制”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剥削而已。这就是他所谓“自由”的阶级内容！
    中国赫鲁晓夫为了欺骗群众，竟然颠倒黑白地说：“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将来才好搞集体农庄。”⑥
    他切齿仇恨地诬蔑贫农：“不要认为反对单干的就都是集体主义者”。⑦
    这是对贫农的莫大污辱，这是对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极大歪曲！毛主席指出：广大贫农、下中农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过去深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对剥削制度充满了深仇大恨。土地改革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比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许多人的经济地位还很困难（贫农），或者仍然不富裕（下中农），这就决定他们坚决反对单干，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他们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就是反对社会主义；依靠富农去搞什么“集体农庄”，就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社会主义，而只能是百分之一百的资本主义。 所谓要到“有了百分之七十有三匹马的农户”才能搞集体化的荒谬“理论”，不过是替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加上一块遮羞布而已。要百分之七十、八十的单干农民都变成富农，这完全是骗人的，根本是不可能的。并且谁都知道，富农经济控制农村之日，就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在地、富、反、坏、右的压迫下重新陷于赤贫的痛苦生活之时。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对“穷人”的所谓“好处”。
    中国赫鲁晓夫把他这套反社会主义的理论，概括成一个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⑧
    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发展城乡资本主义。说到底，也就是要把解放了的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这个反动纲领，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五三年六月，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出这种提法是有害的。他深刻地指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揭穿了中国赫鲁晓夫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的反动本质，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一场几万万农民参加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一场更尖锐更剧烈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始了！
    中国赫鲁晓夫是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
    无产阶级革命党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是毛主席一贯的思想。一九四三年，毛主席就发出了“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深刻地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在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九五一年，山西等地广大贫农、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然而，中国赫鲁晓夫却背着毛主席，在一个报告上恶狠狠地批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⑨
    请看：这个扼杀农业合作化的头号走资派，是多么仇恨贫农、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啊！
    中国赫鲁晓夫的这个“批语”，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极端仇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自供状。他竟敢把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路线，诬蔑为“幻想”；他竟敢把现实生活中冲破资本主义势力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诬蔑为“危险”的“空想”。他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立场，在这里暴露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我们简直可以听见他咬牙切齿仇恨社会主义的声音！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看到这个批语以后，以极大的愤慨对这种谬论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极其完整的理论，并亲自制定了党中央第一个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胜利地引导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向前发展。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破产了。
    一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毛主席提出了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⑴⑵）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灯塔照耀下，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党内头号走资派及其同伙，吓慌了手脚，赶忙下命令，叫喊什么“反冒进”，强迫已入社的农民“退社转组”。一些刚办起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就这样被扼杀了。
    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农业合作化的高潮遍及全国。可是，中国赫鲁晓夫又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再次策划了“反冒进”的罪恶活动。同年五月，他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合谋制订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并亲自批准了大砍合作社的计划。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二十万个合作社被砍掉了。
    直到现在，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死不认罪。但是，铁证如山，赖是赖不掉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百般狡辩，只能更加充分地暴露他顽固不化、恶贯满盈的反动嘴脸。
    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给他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寻找“理论”根据，从他的老祖宗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之流的修正主义垃圾堆里翻出了“生产力论”这个破烂武器。他鼓吹什么“有了工业的国有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⑩？
    他的这种“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们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早已可耻地破产了。他否认作为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的人民群众的伟大革命作用。在他那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伟大促进作用等等，都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必须先让资本主义发展。没有机器，受资本家和富农剥削也是活该。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那就必然是既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又断送社会主义工业化。
    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这种“理论”办事，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岂不早就被断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早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吗？
    事情很清楚，所谓“先机械化，后合作化”，不过是中国赫鲁晓夫用来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借口。他的罪恶目的，就是要在我国农村发展资本主义，让地、富、反、坏、右复辟，使广大贫农、下中农去给地主、富农当牛做马。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面临被党内头号走资派扼杀的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报告，接着又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和按语。毛主席在这些天才的、划时代的伟大文献中，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解决了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的猖狂进攻。
    毛主席高度地赞扬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以极大的热情歌颂说：“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
    毛主席痛斥了中国赫鲁晓夫等妄图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
    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农业集体化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辩证关系，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荒谬“理论”。毛主席指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解决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必须而且可能及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工业还不能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情况下，可能而且必须调动广大贫农、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先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农业生产，从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在毛主席的光辉理论的指导下，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了，几万万农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怒涛，把中国赫鲁晓夫等一小撮妖魔鬼怪的修正主义路线迅速冲垮了，卷走了。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嘴脸在大浪潮中被照得一清二楚。农业合作化伟大的群众运动，以空前迅猛之势向前发展。从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只经过一年多时间，就在全国提前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获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
    中国赫鲁晓夫是“三自一包”黑风的总根子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我国广大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使农业集体化跃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灭亡。
    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对社会主义在农村的新胜利，恨得咬牙切齿，做梦都在想着复辟资本主义。
    就在我国国民经济由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破坏和连续三年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的时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以为这一下可该“变天”了，于是指挥他们的大小娄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向社会主义发起了全面的猖狂进攻。
    党内头号走资派大肆攻击人民公社说，“农民这几年从集体经济中间没有得到好处”①①。在他的煽动下，我国农村刮起了一股“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黑风。这是他妄图瓦解人民公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表演。
    他公然叫嚣：“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①②，“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①③
    对这一点，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发挥得更形象。他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促住老鼠就是好猫。”
    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还派出亲信爪牙，四处“调查”“包产到户”的所谓“经验”，妄图搜罗“炮弹”，攻击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假“增产”之名，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实，恢复单干，让资本主义在农村自由泛滥，这就是他们提出的“三自一包”的反动实质。
    想当初，为了推行“三自一包”，中国赫鲁晓夫发“指示”，作“报告”，多么神气十足！可是现在，这“修养”到家的“大人物”却居然厚颜无耻地赖账说，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没有攻击”人民公社。
    事实俱在，还想抵赖。真不要脸！
    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三自一包”，迎合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的需要，助长了富裕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投机倒把分子、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开绿灯。按照中国赫鲁晓夫的黑指示强制推行“包产到户”的少数地方，什么“责任田”，什么“分田到户”，什么“产量责任制”等等复辟资本主义的花样，统统冒了出来，严重影响和削弱了集体经济。
    在刮起“三自一包”黑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赫鲁晓夫卵翼下的一小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得意忘形，以为在绝望之中又终于找到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妙计。他们摇头晃脑地说：“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中国赫鲁晓夫极力鼓吹的“三自一包”，是撮合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向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发动猖狂进攻的一股黑风。这是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把红色的中国变为黑色的中国。这是替他们篡党篡政作准备的一场资本主义大复辟活动。
    无独有偶。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鼓吹的这一套，同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在苏联农村搞的那一套，是一模一样的。
    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头们大肆推行“产品自由售卖的原则”，下令禁止对市场价格实行“行政调节”。他们宣布“赢利水平应当成为客观上评价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营活动的基础。”他们一再放宽对“自留地”的限制，纵容私分公有土地。他们大搞分田到组、到户，公然把国有化的土地“从法律上”固定给小组长期耕种，而一家只要有两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就可以是一个小组。
    正是在这样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在苏联的农村，私有经济泛滥成灾，社会主义经济完全瓦解，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
    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让中国赫鲁晓夫的阴谋得逞，在我国农村，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呵！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场大搏斗
    正当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严重关头，一九六二年秋天，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煞住了中国赫鲁晓夫刮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吹响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反击的号角。它如一声惊雷，震撼了一切牛鬼蛇神。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起来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入发展。围绕着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地体现在两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中，这就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按照毛主席这条路线，“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触到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痛处，打破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他们见势不妙，就采取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口号接过去，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首先跳出来的，就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家伙，一贯和中国赫鲁晓夫狼狈为奸，反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大砍合作社有他，鼓吹“三自一包”有他，这次又有他。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发布不过四个月，他就急不可耐地炮制出了一个“后十条”（草案），同“十条”直接相对抗。
    这个“后十条”（草案），用反革命釜底抽薪的手法，抽掉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一根本内容，把毛主席在“十条”中所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丢得一干二净。它打着要划清“具体的政策界限”的幌子，千方百计地为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开脱罪责，束缚广大群众的手脚，竭力包庇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假“社会主义教育”之名，把斗争矛头指向贫农、下中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抛出这棵大毒草，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扑灭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烈火。这是他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之一。
    接着，中国的赫鲁晓夫指派他老婆王××下去“蹲点”，搞了一个臭不可闻的“桃园经验”，恬不知耻地到全国大吹大擂，自卖自夸，并且根据这个“经验”对“后十条”（草案）作了一番加工修改，搞出一个“修正草案”。这是一个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纲领。
    中国赫鲁晓夫抛出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阴谋篡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导权，把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引入歧途。这是中国赫鲁晓夫一场残酷地镇压贫农、下中农，向无产阶级手中夺权的大阴谋。在他操纵的一定地方、一段时期内，在这条形“左”实右路线的毒害下，不少贫农、下中农被打成“反革命”，被夺了权。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成果曾经因此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中国赫鲁晓夫极力回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大谈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等。他玩弄这种“障眼法”，一是妄图使革命人民忘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二是为了把矛头指向广大贫农、下中农，指向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以包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被揭露。这是极其恶毒的阴谋。
    中国赫鲁晓夫极端害怕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真正发动起来，掌握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就会把他的娄罗挖出来。因此，他拿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压制群众，打击革命干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妄图把阶级斗争的盖子紧紧盖住，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走过场”。（⑵⑶）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同伙抹杀两条道路斗争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打击革命干部也好，归根到底，就是要把水搅浑，搞乱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打击一大片，以便保护党内的走资派，保护他们自己。
    中国赫鲁晓夫这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条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纳入复辟资本主义轨道的路线，是一条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这条路线一出笼，就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广大革命干部的抵制和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发布，宣告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果。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人民公社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进一步加强了。接着而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又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斗私，批修”为纲，把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国五亿农民，紧跟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绕过暗礁险滩，战胜妖风迷雾，沿着社会主义的航道走过了十八年光辉的战斗历程。
    十八年来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农村，由于被推翻的地主、富农不甘心于灭亡，总是企图复辟，由于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由于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阶级斗争一直是非常复杂、非常尖锐的，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总是十分激烈的。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就是这种斗争在党内的集中反映。广大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干部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
    第二、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村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敌人为了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总是要采取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软硬兼施的办法，在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是广大贫农、下中农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中国赫鲁晓夫是他们的总后台。他在农村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他妄图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如果让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政权，那就要走回头路，吃二遍苦。
    第三、在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结束。巩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同破坏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的斗争，仍然是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大搞“三自一包”，就是阶级敌人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无产阶级和贫农、下中农必须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广大贫农、下中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是在农村中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实现农村的资本主义复辟，总是坚持依靠地、富、反、坏、右，打击贫农、下中农的资产阶级阶级路线。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使印把子牢牢地掌握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手中。
    第五、“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党在农村“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而中国赫鲁晓夫则要拚命打击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搞物质刺激，竭力诱发和利用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这是一场争夺对农民的思想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广大农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在狠批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同时，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逐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十八年来，中国赫鲁晓夫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同广大贫农、下中农为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遭到了彻底的灭亡。他那一条对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正在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农村中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定要进行到底。广大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进行到底。
    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祖国的农村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社论）
    
    
    2007年11月18日初稿
    2011年9月21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