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9）下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9）下
    劳动、思想小结　　陈时秋1980.7.21.（摘要）　　1980年1月15日，省委宣传部决定我到安吉县红旗林场下放劳动，分配在总场综合加工厂机修组。……机修组的修理任务繁锁，什么都修。……。　　首先完成的是修理三台汽油发动机，一台是果木治虫用的。据说，……送递铺（县城）也修不好。……将发动机全部拆开检修，换了一些另配件，排除了油路电路的故障，经过多次调整，机器很好发动，修复了这台汽油机。今年果木队、竹种园，都是用它治虫，运转正常。　　另一台175Ｆ汽油发动机，可以用来抽水、消防等用处。据场里同志说，去年仓库起火，急需用它救火，可就是发不动，汽油机变成了“气煞机”。经过全部拆修，主要的油路缺少配件，汽油不经滤清而直接供油，常常造成油路阻塞，但又买不到配件。我想方设法，用竹管做了油杯，代替玻璃油杯。又将油、电路，汽缸全部调整，使这台机器恢复了运转。有时场里停电，用它抽水、打井，冲刷晒谷场等。平时加足油，随时待用，作为消防备件。　　还有一台汽油机，经检查是高压线圈断路，又无备件。我想，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用环氧树脂封固，把漆包线比头发还细的高压线圈拆开，经过精心检修找到了断头，终于将这台发动机修复了。　　一次在检修化油器时，用中号镙丝起子上一只镙丝时，由于用力大，镙丝起子滑脱，正好扎进了左手虎口，有一公分多深，鲜血直流。到医务室包扎时竟晕了过去。事后，左手肿得像馒头一般。为了早日把汽油机修复，我一直坚持用一只手和同志们一起干，没有因工伤休息过一天。平时在车间或水田间修理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在炎热的室外修理，就是汗流浃背，也坚持完成任务为止。每天修理工作结束，我都坚持把车间打扫干净。有时没有机修任务，就坚持看书学习。有一次，我还和机修组两位同志帮果木队去插秧。　　附近生产队买了三台汽油机、喷雾喷粉治虫机，领导上要我去讲讲课。我和机修组一位同志一同去，为他们讲了使用、保养知识和发动机简单的原理。　　为了让职工能收看好电视，我做了两付五单元的电视天线，……爬到礼堂顶上架好三付天线，把电视机调整好，保证了正常收看电视节目。场领导还要我到灵峰寺、章村分场解决收看不好电视问题，我都是尽力去办好。周围有的生产队的电视机坏了，……我也尽力为他们修复电视机，……。场内职工的收音机有故障，送给我修，我都用业余休息时间尽快为他们修好。半年来已修了近三十台收音机。有的职工缝纫机、拷边机有故障来找我，我也尽力帮助排除故障。　　在林场半年多来，在劳动、学习中，思想基本是稳定的，……但有时也考虑一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清查运动中，于77年6月10日，以“现行反革命”罪，突然将我逮捕，是不符合清查运动的政策的。……宣传部在省体育馆大会上宣布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状，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是编造的，是莫须有的，根本不存在现行反革命罪的问题。　　我从十二岁（1945年）跟新四军北撤到山东，十四岁参军，父母都是老干部。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几十年来一贯立功受奖，工作勤勤恳恳。在我身上渗透的是要革命的血液，没有丝毫反革命的需求。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只认为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号召，反修、防修，才积极参加的。……怎么可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呢？又作为全省的三个从严典型，在省体育馆挂牌批斗。事实上，批斗会上公布的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现行反革命罪不能成立，省检察院的《免予起诉决定书》中，不少内容也就不实事求是了。例如：《免予起诉决定书》中，还把南京军区政治部，以假的、错误的材料，硬要把我打成“5.16”分子的事，作为我的主要罪状开列。我认为，如果能真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办案，就应该认定72年10月下旬，省政工组党委，根据南京军区政治部寄来的清查“5.16”分子的材料，对我进行审查，是南京军区政治部对我的诬陷。……如果不割裂历史的话，没有72年对我进行停职审查，查什么“5.16”问题的事，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上书周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和参加批林批孔，到马目学习班等一系列问题。我希望，省委宣传部组织上要考虑到事物的历史原因，前因后果，决不能再把72年按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假材料对我的审查，还认为是正确的了。　　第二个问题：释放后，宣传部定我为“四人帮”骨干分子。我认为，定性过高。……希望宣传部组织上能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在我身上体现党的政策。　　　　有一次，我把写好的《批判劳动惩罚论》文章交给周永祥，要求在《宣传通讯》上刊登。　　再一次，周永祥来林场对我说：“文章写得不错，还是不登为好，我们研究了一下，你在这里可以不要劳动了。”我说：“那我可以回杭州了？”周说：“那不行，省委规定不能回杭州，林场对你反映很好，以后在技术上帮帮他们。”不要劳动了我在这里干什么？留下一张草席，回杭州了。　　1981年8月28日给省委宣传部、省检察院写申诉信。石沉大海。　　1981年11月15日，接到“家中有急事”的电报，我火速赶回杭州，看到家中大门被卸掉，窗户被砸破，家中空无一物。老姑妈和孩子们都席地而坐，对着我痛哭。原由是：国庆我回家休息，老伴提出，一家六口三代房子太挤，我们原先的房子空着，户口仍在原住址，这里住了四年多没有户口。我向宣传部提出要求搬回原住址。　　办公室主任说：四年前要你们搬家我们不知道，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搞的，现在你们要搬回去我们不管。我说：1975年事务管理局分给宣传部三套房子，我当时是宣传办公室支部副书记，带着党小组长们一家一户调查，最后讨论决定：我家六口三代同堂人口最多，要我交出复员干部分配的岳王新村一套房子，搬到保俶路192号4组3号居住，有户口簿为证，这是有法律保护的。于是，10月5日搬回到户口所在地的房子住下。　　11月9日上午，事务管理局派出三位处长、书记，派出所户籍警（女）、“治安纠察”，以及七、八十号戴安全帽的人，将我家全部东西强行搬走，把大床从二楼摔下去，卸大门、砸窗户，断电、断水。致使很多群众围观，楼上楼下挤满了人，保俶路段交通阻塞达二个小时之多。粉碎“四人帮”已经五个年头了，省委机关竟然出现我户口地的房屋被砸事件！　　11月16日，我去宣传部找政治处解决问题，他们仍要我到无户口的房子去住。我说，在中共六中全会文件学习后的今天，趁我和老伴不在家，竟发生了“文革”中那样的抢劫式搬家事件，你们把事情做绝了。　　我的女儿23岁，儿子19岁、16岁，向我哭诉：爸爸，如果宣传部仍定你是“反革命”，低着头过日子，因为我们铁了心，我们是“反革命”的子女；如果你是被错打的“反革命”，我们都这么大了，再搬回去住，邻居、群众不明真相，均在议论纷纷，我们怎么过日子？听了孩子们的诉说，只好向中纪委求救！我的三个孩子都在部队出生，从小就憧憬着有个美好的人生。铁瑛和省委宣传部，以莫须有罪名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还要“株连九族”，无辜的孩子们的理想成了泡影。　　11月17日，就省委宣传部将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和强行搬家事件，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申诉信，以求得我的一家能有起码的人生权利。送给在杭州的中纪委刘顾问。　　11月18日，机关事务管理局通过西湖区北山派出所，发出《迁移户粮关系通知》：“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80］277号文件精神，认真搞好户口整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条例》有关规定：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为此，刘炳春等人，请于11月30日前，来我处办理户粮迁移手续，迁入常住地。”　　我的住房是宣传部在我交出复员干部分的房子之后新分配的，1975年以来有常住户口簿为证。是机关事务管理局某些人无法无天，株连我的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派出所不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反倒要我们“迁移户粮关系”，这种做法有公正可言吗？
    
    （十三）天天讲和谐 冤假错案何时平　　　　据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况看，全国上下在这场揭批查以及清理“三种人”的特大运动中，制造的冤假错案，全国有四千多万人被残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是中共党史上最严重、最残酷，迫害新老干部、群众（包括未成年中、小学生），一大批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涉及面之广、迫害人之多，时间之久，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长期徒刑，均创中华历史之最。光是浙江省就有400多万人遭受迫害。这在解决党内外矛盾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及社会各界强烈不满，以至党威、军威，一落千丈。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胡耀邦这段“两个不管”的讲话，讲得冠冕堂皇，句句在理，但并不实行，因为当权者离“彻底的唯物主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是骗骗老百姓的。实际上，都是搞“以人划线”，搞双重标准。一句话，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　　1980年5月24日，李维汉应约拜访邓小平，向邓小平建议补上肃清封建遗毒的一课。他说：“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中，像许世友、铁瑛那样有严重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如果不彻底铲除这种思想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将走向反面。尽管中央颁布了《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可有谁敢于刚正不阿来执行呢？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在全国第五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揭呀、批呀、查呀，兵荒马乱，不可能不出一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左’的影响还相当严重，就是那么一种思想状况。组织上，什么这一派、那一派，问题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是认为他们那里的揭批查百分之百正确，怎么能够这样想呢？”
    胡耀邦说：“陈云同志关于‘两案’审理工作有个批件，应该成为‘两案’审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全党的认识也要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上统一起来。”
    陈云批件说：“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很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外处理以外，对于其它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
    胡耀邦说：“什么是‘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比如说，对有些犯错误的人，考虑到他的历史表现并不那么坏，只要他交代、检讨一下，问题基本清楚了，就算了。……如果一下子就开除党籍，或者一下子就判刑，一点余地也不留，那就不那么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匆匆忙忙地开除党籍，是不好的。”（参见上海市委《宣传通讯》1982年第5期）。　　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规定：“对受审查人员给予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慎重掌握。要开除党籍的，只限于犯有较严重的罪行，实行从宽处理，不给刑事处分，态度又不好的；错误严重，品质很坏，蓄意诬陷别人，造成严重后果、丧失共产党员品质的；党龄不长，入党后尽干坏事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入党又一直不干好事，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的。”　　请问，我哪一条符合要开除党籍的？宣传部领导商景才和专案组谢兰生，不但不按照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陈云的批件精神办案；就是近在咫尺的省“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规定也不执行。这是党性还是派性？不言而喻。　　浙江省“两案”领导小组人员有：王芳、薛驹、王耀庭、李朝龙、王宇等人组成。有关方面已承认，清查工作受到派性的干扰。　　我和浙江日报社的高丕忠、浙江展览馆的蒋宇鸿三个人都是建国前参军。许世友违背军委总政规定（建国前参军的干部不属复员之例）而被强行复员的。李朝龙和蒋宇鸿，原来都在舟嵊要塞区政治部工作，都是铁瑛政委的老部下。李朝龙当了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对蒋宇鸿恢复党籍很关心，建议浙江展览馆党支部恢复蒋宇鸿的党籍。浙江展览馆支部也多次上报省委宣传部，被宣传部某些人压下。我们三人的问题，根本不属于涉嫌“两案”的问题；就是经过了“两案”的严格审查，也不符合省“两案”领导小组关于开除党籍的规定。历史将证明，我们都是被铁瑛、商景才等人政治陷害的。　　1982年2月4日，中央批转中纪委“两案”会议纪要，中央发了 [1982] 9号文件：“清查中的问题是，定性偏高、处分偏重、有的搞错了”。“审查结论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实材料要与本人核实，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
    宣传部对我的定性结论，浙宣干[85] 38号文件，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至今本人没看到过。省委宣传部，理应模范地执行中央文件、党章和国法。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不按照党章的程序办理？审查定性结论，为什么偷偷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不同本人见面？这只能说明宣传部某些领导人心中有鬼！　　8月18日，专案组从浙江日报调来的人找我谈话：“你看了中央[1982] 9号文件，有什么想法？考虑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你从宽处理。不是一风吹，更不是平反。你的问题和‘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根本不同。”我说：“为什么‘根本不同’？不是事实，就是冤假错案，冤假错案就得平反！”不是常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要么这是骗人口号。一面说对我是“从宽处理”，我理解有罪才从宽处理；一面给我一份《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要我提出意见。在《刑法》颁布实施，中央发出 [1982] 9号文件，宣传部对我的冤案，罪与非罪还没分清。
    省委宣传部定我“犯错误”，有十条。后来改为“犯严重错误”还是这十条。这里举例说明一、二：　　一、“74年5月，陈时秋与高丕忠、蒋宇鸿策划去南京军区所谓送大字报”，“攻击南京军区。”　　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对部队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作为“5.16”冤案的受害者，到南京军区政治部送大字报，要求平反有什么错呢？很多人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难道他们犯错误也会变成正确了？《近看许世友》文中说：“这次清查对江苏省广大军民来说，无疑是一场无中生有的飞来横祸。惹出这么大的乱子，造成严重的后果，教训是很沉痛的。”在江苏军内外“5.16”冤案都得到了彻底平反。在浙江军内外“5.16”冤案不但不平反，反而要记录在案。那么，江苏省清查“5.16”，致使13万多人受害、致死，这本账该记录在谁的档案里？请专案组查一查许世友的档案里有没有？　　二、“为沈策的错误辩解”，“攻击政工组材料组‘搞阴谋’。”　　政工组材料组吕根土给江青的材料上，把沈策（政工组党委书记）给朋友写信中的几句话，说是“攻击毛主席”。材料被江青批下来要查清楚。省委书记谭启龙，决定召开政工组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沈策问题。我是在扩大会议上发言，是光明正大的事。我发言，建议把沈策的信全文公开，让到会的同志来认定。此事是我“犯严重错误”，还是吕根土犯严重错误？宣传部专案组这样搞定性材料，还把江青的批示抬出来，是党性还是派性？不是很清楚了吗？这种搞专案的方法，还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1982年8月20日，我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交专案组。11月27日，省检察院发文，检刑诉字 [1982] 75号：“陈时秋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从宽政策的精神，决定撤销本院浙检一起 [79] 11号《免予起诉决定书》。”同专案组一样，检察院的75号文，罪与非罪也没分清。　　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文，浙宣干 [1984] 11号：《关于陈时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复议报告的批复》决定撤销省宣政 [1979] 120号文，“党籍问题留待整党后期再复议处理。”宣传部领导周群对我说：“你的问题，组织上会一揽子解决的。”　　1984年4月某日，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向我宣布定性结论：“从‘两案’办公室转清查‘三种人’办公室，你的问题定性为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行政上不予处理。”我要文字决定，不给！就这样，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剥夺了我的申辩权；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就把宣传部刚发的浙宣干 [1984] 11号文件，“犯错误”提高为“犯严重错误”。省委宣传部党组织，只凭“长官意志”办事，把一个从小在部队锻炼成长的老党员，被草草剥夺了政治生命。这种做法符合《党章》规定吗？这是践踏党的法规的典型表现。　　1984年5月上旬，宣传部专案组周永祥（干部处长）找我谈工作问题，要我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上班。我说：“‘现行反革命’案引起的开除党籍，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不补发，抄家的东西没归还，这些问题不解决，我绝不能离开宣传部。”周说：“你可以先去上班，党籍和其它问题，看你在学校的表现，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相信组织说的话不会骗我的。可我不谙世事，太单纯了，没想到，堂堂正正省委宣传部，竟然会在我上班一年之后，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我的档案里。至今我不知道这个文件是啥样子。我想，个人的历史曲折反映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历史，我虽历经多次坎坷磨难，仍不坠青云之志，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1984年6月1日，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更名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上班。我是背了政治包袱到“杭电”上班的，校领导和老师们待我很公正。在校工作十年多，先后得到三次处、系级先进奖，一次院级先进奖，我照片上了光荣榜。我非常感激校领导对我的关怀和爱护。　　1980年7月至1986年7月，我三次给省委宣传部写申诉。不予理睬。专案组靠整人起家的沈秉钧，从省委宣传部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难道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好吗？直到我离休，省委宣传部也没有兑现“负责到底”的承诺。其实专案组有的同志对我表示同情，田传箴、郑汝培是最早搞我“5.16”专案的，他们先后向我表示道歉；朱桂育任浙江展览馆副馆长，遇见我时赶快跑了，怕丢面子；我到“杭电”上班后，为普加一级工资，找专案组、干部处处长周永祥，他积极为我解决问题，后来他调到教育学院任党委书记，还要我去看他。　　1993年10月25日，办理离休手续，“杭电”党委 [1993] 24号文件：“该同志离休后享受处级政治、生活待遇，工资照发。”返聘一年到1994年10月离休。　　
    1986年7月31日，万里副总理指出：“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对待批评的崭新认识。无论批评得对不对，都不能大搞文字狱、以言治罪。　　我在“文革”中，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许世友打成“反党乱军”分子；林彪搞的部队干部41万复员，我被复员处理；林彪制造的清查“5.16”，南京军区来材料说我是填了表的“5.16”，被停职审查；粉碎“四人帮”，我跟“四人帮”没有任何关联，却被铁瑛、省委宣传部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切的一切，难道还不是政治陷害？！省委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1977年第14期，白纸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陈时秋”；公安局、宣传部四个人签字的“抄家收条”；“对被捕人家属通知书”等材料，现在倒成了铁瑛、商景才、谢兰生等人，残酷迫害我一家人的确凿罪证！　　三十多年过去了，多次向宣传部、省纪委、中纪委、总书记申诉，都是石沉大海。一个离休干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处可以“击鼓升堂、滚丁板！”，这不是连封建社会还不如吗？！
    2004年10月24日，新华社电：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10月25日，11月25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挂号邮寄《我的申诉》。　　11月29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说：你的申诉收到了，由我负责处理，现在正在查找过去的文件，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找不着了，查到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是发给广播局的。张把联系电话告诉我，有事可以找他。　　11月30日，我把专案组给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的复印件，在省委大楼后大门交给张同志。　　2005年3月10日、4月19日，给中共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寄《我的申诉》、一封信。6月10日，给省委宣传部干部处负责同志，寄去电脑打印的《陈时秋的主要罪行》、对定案《陈时秋的主要罪行》的申辩意见、《劳动、思想小结》、《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对《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申辩意见等材料、资料、申诉等共11份，供省委宣传部备查。7月7日，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来电话，我不在家。第二天我给张同志回电话。他说：你的申诉按照程序，今年三月已交教育厅高教工委处理，他们找你没有？　　我说：没有。我问：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有没有找到？　　张说：文件没有了，在你的档案里找到1985年6月7日宣传部发了浙宣干 [85] 38号文件。　　我说：我是84年6月1日到“杭电”上班的，从来没有向我传达过[85] 38号文件。　　张说：那是学校的问题。　　我说：不是学校的问题，是省委宣传部专案组沈秉钧调到“杭电”任组织部长搞的名堂。　　张说：现在我在电话上给你念一遍 [85] 38号文件：……关于陈时秋同志所犯严重错误，维持原来开除党籍。　　我说：你们先把抄家的东西还给我吧。　　张说：是“文革”中抄的家，找不着了。　　我说：不是群众组织抄家，是宣传部、公安局抄的家，不会丢的，抄家拿走的都是私人信件和照片，按照法律应该如数归还本人。你们把《我的申诉》推给高教工委，你们总有个意见吧？　　张说：我们和组织部研究认为，维持原来 [85] 38号文件的结论。　　我说：也就是维持原来的“长官意志”的结论。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要置我于死地的是省委书记铁瑛和宣传部的商景才、谢兰生等人，不是高教工委。像当年高正生同志一样，我就是跳楼，也要从省委宣传部大楼上跳下去！　　2005年10月25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寄《我的申诉（二）》、《‘政治运动’回忆录》第二稿、《对陈时秋家进行了搜查》凭证复印件等文件。　　2006年1月10日、3月28日，给浙江省纪委、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挂号寄《我的申诉（三）》、《我的申诉（四）》。迄今为止，2007年即将过去，又都是石沉大海。省委宣传部放着《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于不顾，继续维护浙宣干[85] 38号文件的结论，而且至今不给本人见面。按照党规，我信访多年，宣传部党组织应甄别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有没有确凿证据？还是政治陷害的？　　我的冤案起因并不复杂：　　（1）、南京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我只写了一张反对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被打成“倒许乱军”，被抓、被毒打，为此，中央对南京军区在军内外大批抓人，发出 [68] 18号文件，《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2）、南京军区在清查“5.16”中搞法西斯审查，逼迫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交代，说我是填了表的“5.16”分子。南京军区来函给省政工组，我被停职审查，后来，南京军区保卫部来函承认，材料是假的、错误的；　　（3）、粉碎“四人帮”后，我被铁瑛以莫须有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　　“倒许乱军”、“5.16”、“现行反革命”三顶特大帽子，都是许世友、铁瑛，违犯党纪国法，特别是违反中央《十六条》中的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严正警告，而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　　万事都有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哪一条犯了《刑法》规定的罪行？请用《党章》、《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衡量。对我执行“从宽处理”、“维持原来开除党籍”的理由究竟是什么？请一条一条地摆出事实和证据来。没想到，当今的省委宣传部仍然没有超脱派性的干扰，把从来没有同本人见面、塞进我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在电话中读一遍了事。我怀疑专案组还在档案里塞了什么东西？让我晚年背着黑锅！　　例如，“三种人”。宣传部从来没有向我宣布我是“三种人”。可是，从突然取消浙宣干 [84] 11号文件，把“犯错误”拔高为“犯严重错误”，是把我当“三种人”、“黑五类”处理的。这种做法，有不光明正大之嫌。就是死刑犯，也知道为什么判死刑。我被强行开除党籍，至今还不知道我违反了哪一条党纪？恳请宣传部党组织告诉我。“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宣传部对我长达三十年的申诉保持沉默，更是错误的。
    　什么是“三种人”？　　1981年11月21日，胡耀邦总书记，在“两案”审理工作会议上说：去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说：“我在今年1月16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总书记说：“请同志们注意，小平同志这里讲了三种人不能上来，已经上来的要撤下去，但是并没有讲都要开除党籍。”清查“三种人”，胡耀邦主张冷处理，尤其是某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更要慎重，从宽为好。　　于光远教授说：“我认为是否是‘三种人’不能以某人在文革中的头衔或者参加哪个组织为根据，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政治本质”。可是，在清查“三种人”中，不少地方是按照“文革”中的头衔定罪，并且把造反派和“三种人”等同起来。商景才、谢兰生等人很清楚，我与林彪、江青根本没有任何关联，宣传部本来要给我恢复党籍的。就是清查“三种人”之后，商景才等人以为机会难得，虽然没有宣布我是“三种人”，但从我工作一年后，宣传部改发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偷偷塞进我的档案来看，实际上是把我当“三种人”处理的。　　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出所谓“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　　1982年，中央 [82] 55号文件规定：“对‘三种人’要做结论，同本人见面，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归入本人档案。”82年12月30日和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1983年4月23日，中央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可言吗？　　例如：　　　　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20万群众。其中，既有反对他的“4.22”造反派，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　　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1968年在内蒙整莫须有的“新内人党”就有34.6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占75%），仅据中央发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222人，致残87，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暮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革委会党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借军委八条命令，在军内外大批抓人，犯了严重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墨迹未干，又开始整人。自1970年4月起，掀起了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清查“5.16”运动。许世友认为：“5.16”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一场全歼“5.16”的人民战争。1971年形成高潮，历时3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13万人被打成“5.16”分子，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江苏省两大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一个被整死，一个被整得死去活来。酿成了建国以来江苏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冤假错案。省革委副主任、老红军吴大胜当了许世友的替罪羊。许世友暮年在南京中山陵8号别墅颐养天年，一个共产党的高官，死后睡棺材，运河南还乡土葬。邓小平特批：“下不为例。”　　　　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揭批查运动中，挨整人数达400多万人。对部队复员干部所谓“倒许乱军”的，不问青红皂白就往死里整；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有的被直接枪决，洞头县原革委会常委王希贞（学生代表）执行抢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可见铁瑛心之狠毒，手段之残忍，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马目学习班”学员张小定，在杭州钢铁厂被另一派活活打死，塞在阴沟洞里；学员孔汉茂，在汽车制造厂被另一派活活逼死。仅以台州地区为例，光地专机关及所属单位就有两人被枪毙、11人被逼死、23人被判刑、50人被开除党籍，并涉及到3200多名民办教师被开除；临海县被逼死的有20人、被判刑的有46人；黄岩县当时有20人被逼致死，38人判了刑，其中1人被判死缓；仙居县被逼死22人，被判反革命罪38人；玉环这个海岛小县也被逼死4人，判刑39人，被关押、双开除的有44人。另据《金华县人民法院志》载，1977-1979年，原金华县判反革命罪202人；原金华地区判反革命罪662人（据《金华市人民法院志》），校址在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也判了7个“反革命罪”。金华地、县有190余党员干部被迫害至死，并有4人被判处了死刑。就在铁瑛眼皮底下的杭州市，一个不到2000人的杭州机床厂， 就有3人被逼致死，1人被逼疯，3人被判刑，一夜之间关押了38人；另一家仅有300人的杭州人民印刷厂被捕3人中一人被迫害致死，两人被判重刑，还有16人被无辜关入土牢。
    与此同时，浙江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全面砍杀先进典型人物的恶流：　　毛主席亲自批示：“劳动好工作也好”的劳动模范应四官（浙江省委委员、宁海县委书记）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鼓励，“文革”前夕，还专门向他打招呼，要他支持革命造反派。仅仅因为他在省“三全会”上对铁瑛任舟山地区革委会主任期间镇压群众一事提出批评，铁瑛却对此怀恨在心，直接指使该县委副书记刘汉儒将他关押批斗。仅在宁波地区各县各单位轮回批斗就达298次之多。并被定为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实行监督劳动。还株连了下面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甚至连当年报道他“劳动好工作也好”的新闻记者都不放过，使他蒙受了“不揭发”的莫须有罪名，将他置于死地而不择手段。　　被周总理誉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桐庐县印渚公社南堡大队，被突发的特大洪水冲毁，全村只剩下一棵苦楝树。罗马尼亚也因洪灾，提出要我国支援，周总理向他们介绍我国浙江有一个南堡大队，以“泰山压顶不弯”的精神，自力更生战胜洪灾的事迹鼓励他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大力表彰南堡大队党支部书记，在与山洪作斗争中舍己为人，不惜牺牲自家十几条生命而一心为公的好支书李金荣。在揭批查中被铁瑛等人打成帮派骨干而遭逮捕判刑。曾受到中央多次肯定和表扬的农民学哲学的带头人，江山县新塘边公社勤俭大队原党支部书记姜汝旺，被作为“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遭关押批斗，最后以所谓写“黑文章”、作“黑报告”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五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全省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些农业战线上的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根据《人民画报》社、《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人民中国报道》等报刊杂志的约稿，我都进行过多次报道。　　诚然，如果这些被处理的人真的是罪有应得，也无话可说。事实却不是这样。如能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就会发现，许多被处理的所谓“三种人”，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现在案中人和无辜受牵连的家属，一部分已经去世，但多数还健在，有的没有工作，没有任何生活保障，在贫困交加中艰难地活着！这种违犯人权、违犯宪法、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必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是建国以来手段最残暴、迫害人最多、时间最长，可创世界之最！　　铁瑛在揭批查中，一方面对一派实行残酷镇压，而对另一派，实行“鸡犬升天”的保护政策。像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这些扶不起来的阿斗为什么不是“三种人”？铁瑛心中最清楚。　　方剑文、姚国麟、杨秀珠等人，都是劣迹斑斑的坏头头。铁瑛对他们关怀备至，百般呵护，给他（她）们升官晋级，委以重任：　　如方剑文，原杭运段工人，1969年2月8日，带头冲击舟山战备武器仓库，抢劫枪支3000多支，子弹50000万多发。当晚，方剑文主持将枪支弹药发给各地的一些组织；同年6月12日，方剑文带领“赴京代表汇报团”近二百人包围新华社，中央指示，对方剑文的问题进行公开批判（参见《浙江方志》编辑部编印的《浙江“文革”纪事》第123、128、130页）。这样的人，却被铁瑛提到浙江省总工会副主席的高位。后因倒卖钢材而被判刑五年。与方剑文一起策划抢劫枪支、弹药，包围新华社的原杭运段职工邵素珍，也受到铁瑛的重用，并享受正处级待遇退休。　　又如温州的打砸抢总头目姚国麟，在“文革”期间抢劫枪支、弹药和船只，到处挑起武斗，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震动了中央，周总理为此专门作过指示。姚国麟也被铁瑛提拔为温州市委副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兼打击走私贩私办公室主任。后因跟市公安局长搞走私活动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卖馒头女孩，16岁就当了姚国麟小情妇的杨秀珠，被铁瑛看中，一下子就当上了温州市副市长，后来，又提拔她为省建设厅副厅长。当再次要提拔她为厅长时，杨秀珠却突然携巨款外逃，至今人们不知道她的下落。此事震动了中央、中纪委领导同志。　　在许世友、铁瑛这些大人物看来，我是个小人物，一个普通的离休干部，冤屈死可以不作数。但是共产党一贯强调：“坚持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党员享有特权。”有谁能做到？政治诚信是基本的政治道德，一个政党，党的组织，如果缺乏诚信，就难以说得上有什么威信，就不可能赢得人心。戒除不诚信政治行为，社会和谐才有基础。请叩问良知，大家都是来跟着共产党、毛主席干革命的，为什么动不动就整人家是“反革命”？有那么多反革命吗？！　　对揭批查运动中打击面太大，定性太高的问题，胡耀邦总书记曾两次出台文件试图“纠偏”，但由于邓小平“二十年不议”的旨意，加上地方派性干扰，使中央[82] 9号等文件最终变成废纸。难道邓的一句话就是法律？后来的执政者就把“两案”作为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三十多年过去了，远远超过了“二十年不议”的时效，党中央总不该再回避建国以来最大冤假错案了吧？！　　在另一面，对刘少奇61人叛徒案，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得到了超高速平反。　　汪东兴说：“……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我从十二岁跟着新四军，不顾生命危险追随党，到六十一岁离休，十八次立功受奖，这是我人生轨迹的重要见证。在部队中锻炼成：勤恳厚实、宽容大度，从不整人、同情弱者，直言不讳、不说假话，倔强直率、刚直不阿，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共产党人品格。　　我原是一名中共党员、军人，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和中央保持一致，是党员的天职；执行军委总政、军区政治部开展“四大”，是军人的职责。在风云突变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始终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部署行事。为什么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倒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而写了自首书，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们，反倒得到了快速平反！这不是正反颠倒了吗？！　　回想我以往做的事，一贯都是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的：　　（1）、1974年某月，宣传部干部谢兰生的孩子需政审，支部要我去看档案，我写政审材料时，不因“文革”中的观点不同，我按照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只字没提及孩子爷爷的重大历史问题。　　谢兰生在清查工作中当了我的专案组长，采用诱供、指供、逼供等手段，逼迫我交代所谓“恶毒攻击华主席”的言论，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　　（2）、1976年4月，天安门“四.四”事件，党中央发出两个决议，全国党政军纷纷表态的情况下，被中央定为反革命事件。听说要追查宣传部文声“反革命”时，我多次劝说张高星：“追查反革命不是开玩笑，这是领导上的事。”劝他个人不要插手。　　《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总则第二条规定：“党员享有的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利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党的任何一级组织、任何党员都无权剥夺。”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对于党组织给予本人的处分、鉴定、审查结论或者其它处理不服的，有权向本人所在党组织、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党员有权要求有关党组织对其提出的请求、申诉和控告给予负责的答复。” 因此，我有权要求对以下五个问题，请省委宣传部党组织给予负责的答复。　　（1）、省委宣传部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有确凿的证据吗？还是政治陷害？　　（2）、“现行反革命”不能成立，公安机关和宣传部抄家拿走的私人信件46封、照片10张，为什么至今不归还？冤狱两年半的工资为什么不补发？　　（3）、开除党籍为什么不按《党章》程序办事？一不让参加任何会议，二不给任何文字决定；只凭“长官意志”强行把我的党籍拿掉，这是哪家的规矩？　　（4）、1984年2月20日，宣传部发的浙宣干 [84] 11号文件，定我“犯错误”，并要我抄录11号文件；一年后改为浙宣干 [85] 38号文件，提高为“犯严重错误”，偷偷塞进我的档案里不让本人知道。这种做法，是光明正大吗？还是搞阴谋诡计？　　（5）、2005年7月8日，宣传部干部处张同志，从电话上给我读了二十多年前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就不了了之。这种不负责的答复，是根据《党章》哪一条规定？　　这些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问题。罪与非罪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宣传部不应回避这些问题，应带头模范地遵守、贯彻、维护党章，执行党对干部的一贯政策。用一个电话就打发了沉冤三十多年的冤案，这是在继续剥夺《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在继续维护“长官意志”酿成的恶果。　　共产党人到底怎么啦？无辜把人往死里整！整完了还不承认整错了，这些人还有党性可言吗？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人权问题已写进当今的《宪法》里。宣传部仍然维护塞进我的档案里二十多年的浙宣干 [85] 38号文件的错误结论，这种做法符合《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宪法》和《信访条例》等党规、法规哪一条？这只能说明在宣传部党组织那里，党规、法规形同虚设！　　上述真实的历史记忆，都有党纪国法、中央文件、历史实录为依据，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而原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政治部，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宣传部，违犯党纪国法，不顾事实真相，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为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等三顶特大号的帽子，由此开除我的党籍，是经不起党纪国法和历史检验的。　　对于十七大代表的选举，中央通知规定：十七大代表必须是“优秀共产党员”。铁瑛优秀什么？他是镇压人民群众的指挥者！他在揭批查运动中，派性实足，亲一派压一派，累及400多万人及其无辜的家属孩子，欠下了累累血债！怎么成了“优秀共产党员”？怎么也是十七大代表？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继续在共产党脸上抹黑吗？现今，不是强调“依法治国”吗？究竟是法大还是权大？在法律面前设置禁区，哪有公平可言？构建和谐社会，不平反冤假错案，和谐从何而来？我期盼着毛泽东思想能够回归十七大——正确认识、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理性求索13亿人口和谐之路。胡锦涛总书记关注民生、注重信访工作，我日夜期盼着能见之于行动，将南京军区党委、政治部，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我制造的“反党乱军”、“5.16”、“现行反革命”冤假错案予以平反，还我一个公正，恢复我的党籍，解决遗留问题。　　毛主席在迟暮之年，奋力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旨在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土壤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1966年6月说过：“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指出：“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　　毛主席晚年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毛主席虽然走了，可是，他一生的丰功伟绩，都印刻在中国人民劳苦大众的脑海里，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撒下了继续革命的种子。中国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坚持民族独立的决心，将是空前坚定的。我时刻怀念着那位对此做出伟大贡献的，文治武功举世无双的人民英雄——毛泽东。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历史事件，再漫长的岁月也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千秋功过，自有历史评说。我坚信，时间可以检验一切的，我的冤案终久会得到申冤！　　我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感到无尚光荣！对自己十二岁就跟随父辈们参加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而斗争的选择，绝不会动摇！我应抛弃个人恩怨得失，以无产阶级的广阔胸怀，为悍卫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继续奉献我的余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离休干部 陈时秋　　2006年6月16日杭州　　2008年8月18日修改
后 记　　《真实的历史记忆》这部回忆录，是在我2000年5月8日突发中风，脑子受到较大创伤，住院一月后突发奇想开始撰写的。为了康复记忆、失言、写字等功能，我采取不少有效措施，以防止二次中风。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用脑，多读报，多炼字。　　一开始，我买了稿纸，从炼钢笔字开始，还坚持过去的炼书法。后来，我买了电脑，开始学打字，上网看看新闻。凡是有利于康复脑部功能的事，我都刻意去做好。中风八年多了，我的康复锻炼已见成效，受益匪浅。　　人生苦短，去日无多。想动笔写点什么？撰写回忆录，给亲朋好友、后代和我的一生有个交代。我在长沙解放军第一政治干校，比较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像照妖镜一样，剖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的罪恶与灾难，再大的政治骗子、汉奸、卖国贼，必将显露出他们的原形。　　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地位不能给人以智慧，权力也不能使人拥有真理。大人物才能写回忆录，小人物写回忆录有什么用呢？这是历史的偏见。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毛泽东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被某些大人物打成“反革命”，又非法、强行开除党籍。现在我把这段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我在“文革”中的连锁冤案真实地再现出来，以反证法，揭穿某些大人物的回忆录违背历史真实，掩盖其违反党纪国法的种种丑恶行径。　　回忆录中，很难免有不周之处，恳请老首长、老领导、老战友和亲朋好友批评、指正。
    《柳营梦》（摘录）  赵玉祥著

    (五十五)人民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
           要介入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5个月的“文化大革命”实践，没有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造成了全国大动乱。毛泽东同志也处于困境之中。“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很快波及到军队。尤其在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下，军队也开始动乱起来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所属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1966年11月12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并规定每人每天要写多少张。并说“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涉及“横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内容。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基本上并存着二个问题：一是对地方造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二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我记得“12.9”夜，我和其他同志深夜都还没有睡觉，冒着严寒在机关宿舍轮流值班巡逻，防备万一。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把矛盾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但是，这个高潮没有持续多久，就跌入深谷了。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王洪文为头目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上海市党政大权。8月，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派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夺权之风，盛行全国。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
    斗争逐步升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成员刘志坚被打倒了。肖华被说成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被打倒了。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干部，纷纷成立“战斗队”，要求军区首长、司政后首长出来澄清“不介入”的理由，批评、指责性的大字报贴出来了，群众中两种不同观点出现了。军区机关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支持地方和军队革命左派。但，也有部分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部队不能乱，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大鸣大放，何时搞大批判要听中央军委的命令,要等总政部的通知。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动当“造反派”，当“反潮流勇士”。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本着对党的忠心，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和拥护，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莫名其妙”的运动中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运动中产生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正常的。
    1967年1月26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我也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这种错误做法，是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央文革”竭力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部分同志，1967年1月25日，27日也分别召开了类似大会。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自发性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军区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北京不断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噪，一定要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开展“文化大革命”。否则，要执行纪律。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该执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劝阻无效。许世友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十分恼火。他带着镇反情绪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大规模抓人。然而，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三位军区首长没有执行许世友的错误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政委也不同意许世友司令员过激的断然措施。后来我们在进行“平反”斗争中，才知道其他大军区如福州、武汉、广州、沈阳、北京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南京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在王、林、鲍和后勤首长劝说下，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的各战斗队停止了活动，很快大字报也不写了。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从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他们串联一起，天天把宣传车开进机关，利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煽动性的消息和毛泽东语录歌。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对南京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很坏的作用。

     （五十六）各老帅反对军队搞“四大”
               军委八条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稳定

    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在会上，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军人”（按心脏病倒下指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八条命令，作了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八条”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群情不再激昂了，人心不再浮动了。工作全面转入正常状态。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听党的话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司政后机关平静了。
    1967年2月26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我一到场就知道了，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机关幼儿院、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张祥副部长的讲话，给大会定了调子，会场骤然紧张了起来。我知道要出事了，但我没有料到竟会出到我头上。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大会会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自发开展“四大”的人脸色苍白，反对开展“四大”的人，幸灾乐祸，他们发出得意的微笑。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胸外科著名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我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60集团军181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181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开始我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我们，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我们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181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闻说军区机关“反革命暴乱”首长被批被斗、被戴高帽，被游街、被下跪，怒不可竭，咬牙切齿，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士气，开进机关。每个牢房门口都有如临大敌的上刺刀持枪战士站岗，他们全副武装。巡逻班长则横胸挂持着冲锋枪，时不时叫我们出去打扫厕所，我们说，“没有工具无法打扫”，班长说，“用手”！这些战士把我们当做阶级敌人看待。
    被看管的人不断地被“提审”，接着就是写揭发材料，被看管的人越来越多。后勤警卫连地方太小，人满为患，集中营被移徒到南京市上新河一所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南京军区后勤部被行政看管的官兵、文职人员、职工达700多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被逮捕的人员，统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主持审讯和管理。凡被捕入狱的人一律取下帽徽领章，手表钢笔、系裤子的皮带、鞋带一律收缴统一登记保管。红军长征时期，肃反扩大化运动又重新出现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擅自调动野战部队、私设监狱，非法对大批所谓“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进行审讯、批斗、下放军队农场劳动改造。被看管的干部中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将军（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林维先将军、副政治委员鲍先志将军。师以上干部被看管的有：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受到审查。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干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916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团以上干部被看管或被涉嫌清洗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降为21级22级的不在少数。后勤营房部有一位13级正团级叶慈处长，被降为21级全家遣送回河南原籍，受尽折磨。后勤行政管理处处长田某，被打成假党员、地主还乡团之后，亦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受到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然而，许世友司令员，却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背着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自作主张调动军队，对出于革命热情的广大干部、战士、文职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批斗、劳改、遣返回乡等。
    许世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损失。他提的口号和划线标准：凡“倒许乱军”即定性为反革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出于认识问题”而违反纪律的同志。

    （五十七）武装关押大会批小会斗
              认识问题竟作敌我矛盾处理

    1967年2月，南京显得特别寒冷，春节失去了祺祥和温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被笼罩在紧张而恐惧的气氛之中。3月10日，两部交通车停在南京上新河原南京军区速成中学礼堂前的空坪上。我和龙启明被喊了出来，两位上了刺刀的持枪战士，把我们押走了。我看到走廊上布满了岗哨，每个临时牢房的门口都有持枪上刺刀战士站岗。下了楼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荷着冲锋枪的流动哨。
    上了车依次坐定，每一位被押送的同志座旁都配置一位带枪战士，一个看一个。车门车窗全扯下帘布，掩掩实实，不透风也不透光，叫你看不见外面是什么景。车门处站着一名带冲锋枪的战士把门，车厢尾部又有一位带冲锋枪战士断后。这种严密的武装押送措施，叫人感到是上刑场。到了目的地，战士令我下车，我才知道是后勤大礼堂。下车的“反革命”们一个战士押一个“犯人”，刺刀顶着腰鱼贯进入会场。我抬头一看，昔日我经常出入的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绝大多数我都认识，还有很多家属。他（她）们见到这些失踪多日的，昨日还是同志今天成了“敌人”的“老熟人”，甚至还有“亲人”，居然须发蓬乱，面色苍白，既无裤带又无鞋带，蹒蹒跚跚地走进会场，都惊呆了。有一位家属当场昏厥了过去。我看到有的同志在用手擦眼泪；有的同志低下头来不再想看到我们；有的同志面部表情严峻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们……。也有少数同志矜持自得幸灾乐祸地在交头密语。大会主席台上方一副横幅，老规矩红布白底黑字，大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种横幅和标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流行色，也是一道风景线。
    后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来了，坐定之后，“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纪律，其中有严格保密的规定。也就是说这类“批斗大会”严禁外传，绝不允许泄露出去。理由是为了防止军内外造反派来冲击，来破坏，来抢人。其实“保密”还有重要因素，对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消息。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这种胡作非为不让党中央毛主席和总部得知，无异于唐柳宗元的《封建论》里所讲的，“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典型。批斗会开始之前，主持人示意“专职人员”，高喊革命口号。其中有“坚决镇压反革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之类的口号。大会定性为“敌我矛盾”。
    3月10日批斗会没有把我当目标，仅是陪绑。醉翁之意不在酒，吓吓我。3月12日，我又被押解到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都被请到了。
    田从洵，1945年兵，抗日战争干部。胶东人，原第32集团军政治指导员，他干过炮兵。1953年人民解放军上海汽车学校学员队指导员，我妻子郭泽俭是他的兵。田从洵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时年37岁，我是他的部下。田从洵被看管毫无根据，也毫无理由。他根本没有“造反”，“稳军”派大人指控他是机关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一派胡言。
    于国城1946年兵，红小鬼，原第22集团军机要人员。指控他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被批斗的4位“反革命”一位团职，二位营职，一位连职。
    批斗我，始终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在骄傲自满上兜圈子。喊口号的人，怎么也不肯喊“打倒赵玉祥”，“赵玉祥老实交代”的口号也不喊。
    在上新河集中营里，我和龙启明关在一个牢房里，睡的是地铺，有一块铺板，一条席子，二床军用被子，一个枕头。一日三餐有战士送来。伙食还不错，二菜一汤。因为我们是“反革命”，战士对我们很仇恨。有一次，有一位班长带着冲锋枪闯进我的牢房，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命令龙启明把我反手绑起来，龙启明不肯，下不了手。我对龙启明说，“你绑吧！我不怪你”。龙无奈，只好把我捆了起来，那位班长在旁边笑得开心，5分钟后，他又命令龙启明给我松绑。他拿我们作乐取笑。
    人民解放军上海916油库政治委员邓启樵，被批斗时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
    龙启明被批斗后，在浴室里洗澡，见到专案组人员便倒头下跪求饶。
    有一位女职工被批斗后流产了。
    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生沈威廉，在关押中肝病发作出现黄疸，死在手术台上。批斗大会上，指控他取名“威廉”，是企图“变天”。因为“威廉”是德国皇帝的名字。所谓“批倒批够批臭”已到了无聊的地步。
    龙启明1945年兵胶东人，三代贫农，唐亮政委的保健医生，红根子正得很，为什么会造反呢？说他想当军区总医院院长，是野心家。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公开发问“龙院长来了没有”？吓得龙启明老娘，也给医院领导人磕头，请求宽恕。
    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和直属队就造了三天反，《八条命令》宣布之后，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不点名批评许世友时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群众给他提点意见，他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他家的祖坟，把提他意见的人说是‘516’反革命”。
    我被关押45天之后被释放了。运输部任曾部长对我说，“你是最早被解除看管的。我们这些人讲话还是有点用处的”。意思是，运输部首长保了我。我听了之后“感激涕零”。
    1967年4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命令》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这个命令共十条，通常称“军委十条”。这个命令的调子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的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于“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于“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南京军区大批放人了。
    1967年7月14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主席在列车上，同同行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谈兴很足。他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又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个反复”。“反复好……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毛泽东主席道出了一个“压”字，强调“来个反复”，并说“反复好”。这意味深长。
    1967年9月，毛泽东主席又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毛主席说：“龙潜（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他又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毛泽东明确指出：①群众有气。②许世友不能打倒。③把打倒许世友的人打成反革命是犯错误。然而，许世友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充耳不闻，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一意孤行仍在搞他的那一套“倒许乱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同许世友个人等同了起来。许世友批评不得，谁批评许世友，谁就是“乱军”分子，“倒许乱军分子”就是反革命，就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许世友太霸道了！
    1967年4月《军委十条》之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和县，后勤部某工程团劳动改造去了。和我一起去的有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四月间，安徽和县（江北）还是很冷的，我们冒着寒冷在军垦农场的水田里耕地，在农场里盖营房，在场里挖沟搞水利。我们到来之前，南京军区政治部遵照许世友的指示，“告知部队，这些乌七八糟的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他们要搞动乱，他们批斗首长。对他们要严加看管，监督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战士们听了，当然又是“咬牙切齿”一番。比如抬大土的时候，战士叫我抬小头（距离短的一头）年青力壮的战士抬大头，把我压得直不起腰来。你可别小看这些战士，整起人来也满够你呛的。问题更严重的，《军委十条》下达之后，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自己的同志。这批同志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唯成份论害死了这批好同志。许世友拿着“唯成份论”这根鸡毛当令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果在“四方面军”，许世友早把这批人当做肃反对象给杀了！这些事情，又被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被迫又做起“假检讨”，并且扮演刘备演了一场哭戏！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泽东主席曾让张春桥跟许世友谈谈。毛泽东淡淡一笑，抬起一个手指：“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杨成武说，“我去吧？”毛泽东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在电话中许世友对张春桥说：“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都做过检查”。“我是司令员，我都做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许世友又说：“检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毛泽东主席在思考，怎么解决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的问题。许世友虽是一个人犯错误，却关系全局。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了。推开客厅门，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毛泽东忙从沙发里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他起来，眼圈也红了。连声说，“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其他人见此情景，都自觉退出门外。时间不长，那扇门又打开了，许世友一脸精神地走出来。他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谢谢你，老杨”。但是，事隔一年之后，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陷害，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逮捕，杨成武、傅崇碧被隔离审查。帽徽领章都被拿掉了。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浊浪。许世友说，“这些人（指倒许乱军分子）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这个时候许世友忘记了他还要打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哩！“四人帮”垮台之后，许世友标榜自己是一贯反“四人帮”的，显得十分活跃。他嘲笑张春桥，“夹皮包黑报告，戴眼镜瞎放炮”。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四人帮”在台上时，许世友没有少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们也不会忘记，张春桥的女儿在南京军区后勤第16分部当过政治宣传干事深得器重和照顾。人们更不会忘记，许世友和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人们也没有忘记，在江苏南京大学支左的“梁杜吴”（梁辑卿为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杜方平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由于支持造反派夺权，受到“中央文革”表扬，许世友洋洋得意地公开宣布，“我许世友支持‘梁杜吴’的革命行动”。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江苏省造反派头头曾邦元（南京大学学生），曾是许世友家中的堂上常客。人们决不会知道，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位女副部长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这位干部部女副部长的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这不仅因为揭发者是一位老同志，而且她又在大军区政治部任干部部副部长，对干部历史关节上的政治问题，是很懂得其重要性的。对这样的人亲自写的揭发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何况，被揭发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谭震林。随后，由任中共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联合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毛、林阅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重重的画了圈，以示同意。1968年3月24日晚，江青手里拿着南京军区干部部女副部长揭发的“证据”，大声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由此，谭老板吃尽了“文革”浩劫铁窗的苦头。人们要问这位女副部长她是谁？告诉您，她名叫田普，许世友的老婆，“许办”主任兼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干部部部长杨映雪同志还要听她的呢。“文革”中杨映雪向浙江省军区打招呼，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名干部，“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就是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愿做出的决定。
    田普，胶东人，原胶东军区被服厂女工，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之前（总干部部没有任命），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她当干部部副部长控制南京军区干部，是许世友搞独立王国“以人划线”的需要，表现了封建的家族式的专横和专制，背离了共产党传统的干部政策原则。
  
    （五十八）许世友假检讨有错不纠正
              受迫害要平反义正词严理所当然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住进虹桥宾馆。7月24日晚，毛泽东同杨成武对话：
    毛：“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杨：“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杨：“他们不会反对您”。
    毛：“对！对！对！”。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连说三个“对”字。
    第二天（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有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然而，林彪对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候，唱起了反调。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他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号召：“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林彪做出的这个决定十分险恶。他对各大军区司令员，搞的是韬晦策略，先打后保，其目的是同毛泽东主席争夺军队中握有兵权的骄兵悍将们。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受过许世友迫害的同志，又反复了。他们纷纷自发地成立群众性平反小组，整理受迫害的材料，向司政后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肃清影响。
    1967年7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8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告状团。1967年8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曾部长找我谈话，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我拒绝了这个任命。我不但拒绝了任命，而且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不久，我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要我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在我主持负责后勤机关平反小组工作期间，我采取了温和的态度，没有为难各级首长，没有为难后勤政治部保卫处，维护了机关的稳定和正常工作。在7、8、9三个月平反工作中，我没有离职，仍然坚持做好本职工作。期间，我奉命二次下部队检查工作。一次到上海警备区，同行的有南京军区后勤油料部组织计划科副科长周化泽。第二次，我独自到无锡炮九师。在主持平反组工作期间（三个月），我组织一次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同志，副书记谭友夫同志。方式都很温和。搞走访活动的主要目的，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后勤党委的态度是南京军区党委定的调子，实质上是许世友司令员的态度，
后勤首长不敢越雷池一步。后勤党委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
    1967年10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出面接待的有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中将），都一致表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表示要等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回来之后，才能确定。王必成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长期主持南京军区工作期间，我们只知有许司令，几位副司令员如王必成、郭化若、张才千知道得不多。见到他们就更少了。张才千分工管后勤，我在后勤大楼见过他二次。郭化若1968年夏天我天天见到他，那个时候他是“死老虎”。王必成的帅气和虎气不亚于许世友，中央首长都叫他王老虎。王副司令个头不大，讲起话来手背在身后，上身不断前后左右摆动。讲话不罗嗦，干脆果断。许世友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令武装关押我们，王必成坚决反对。“走访”结束，王、林、鲍三位首长在AB大楼餐厅，招待告状团全体成员吃饭。告状团对此加以肯定。在大别山“避难打猎”的许世友闻之，大为不满，说王矮子不讲原则，向造反派投降，屁股坐歪了。王必成也不买帐，反唇相讥说：“我王矮子不行，你许和尚行，有胆量你回来同造反派打交道”。从此，许世友就存心要整王、林、鲍了。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赵树湘，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孙海云（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赵树湘（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方泽浦（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洪期钧（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许世友下令逮捕关押，后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的。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1967年9月20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纪青谈话时，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同志回到北京。这里我抄录毛泽东主席一首七律诗《有所思》，供大家共同研读，以体察毛泽东同志在“文革”高潮时，他老人家的“有所思”涵蓄那些政治意义。
              正是神都有事时，
              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池。
              阵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萧萧雨，
              故国人民有所思。
    故国人民有所思，思什么呢？是不是在“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他举起手上的那支笔，一下子上海人民的养命钱34个亿不翼而飞了！是否在“思”：陈良宇的儿子依仗其父之官势搞“高衙内”，从上海市工商银行一下子贷走了又是多少个亿人民币，这位得到巨款的资本家，回报陈良宇儿子每月难以想象的高额工资。故国人民应该有“有所思”。
故国人民是否又在“思”胡锦涛同志为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良宇给抓了起来？为什么把他的老婆也抓了起来？把陈良宇一类的贪官污吏都要抓起来，绳之以法，以平民愤。40年前毛泽东同志“有所思”，40年后中国人民也在“深思”，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心连心啊！思连思啊！希望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和故国人民也相思啊！

    （五十九）军委办事组刘锦平南京行之迷
              告状团受接见不明底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中将，奉毛泽东主席之命，于1967年10月前来南京，驻节南京空军招待所。10月某日，刘锦平召见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全体成员，我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应邀参加接见。告状团一行，一到南京梅园南京空军驻地，气氛顿然不同。接待我们的全是空军军官，他们热情、亲切，招呼我们坐定，端茶送水，还准备了点心。《军委八条》下达之后，南京军区空军、海军都没有抓人，所以太平无事。直到林彪9.13出逃事件发生之后，海空军在清查林彪贼船的案件中，依然正常。南京空军挖出了林彪死党江腾蛟，并把他押上了审判台，
从此南京空军揭了盖子，改组了班子，空军系统进行组织上的大清理。刘锦平当年在军委办事组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其职务相当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反革命集团灭亡之后，刘锦平是否受到审查，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
    刘锦平接见我们时，口气很大。他说，他是奉毛泽东指示和林彪的指派来南京了解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同时，受毛主席和林彪的嘱托来看望我们的。他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40年过去了，刘锦平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1967年12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经常遇见到他，他客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1967年11月到1968年2月，我们在北京，参与军委办事组举办的学习班，解决南京军区和许世友的问题，证明刘锦平讲的话是真实的。学习班结束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检讨和党中央的批示。
    刘锦平南京之行的目的是个迷，他究竟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不可能知道。林彪摔死之前，林彪和江青联手制造了大抓“5.16”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冤案，又一次伤害了大批老干部和群众。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二次整“倒许乱军”分子均告失败之后，又在南京军区和江苏南京等地，乘机大抓“5.16”分子。把“倒许乱军分子”重新炒冷饭，翻烧饼，打成“5.16”分子。许世友说：“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在制造我的冤案中，把1967年刘锦平接见列入我的罪行之内。林彪爆炸之后，没有自上而下层层揪小林彪，我很快被无罪释放了。南京军区授意南京市委，以南京市委组织部的名义给我平反，承认把我打成“5.16骨干分子”收监关押是错误的。
    谈到刘锦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他似乎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中将军衔。他任总部空军副政委外，兼任中国民航局副政委。他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我们向他反映的问题大都是老问题，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当然，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许世友唱主角，铁证在此，抵赖不了。因此，许世友对刘锦平南京之行，在南京空军接见告状团及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干部中的知情人，向刘锦平提供的“内情”，十分恼火，恨之入骨。
    许世友没有想到，他的后院篱笆经营了十几年竟会如此不牢，一冲即垮。毛泽东讲得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跟任何人走的。许世友根本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越级甚至直接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任何问题。这是党章规定的，是党内民主权利。篱笆扎得再紧也无济于事。共产党员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家奴。刘锦平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在南京空军找些人谈话，了解南京军区一些情况，是正常的。与会人员向他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也是正常的，何错之有？但许世友却耿耿于怀，大骂刘锦平在南京，背着他收集他的军内外黑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告他的黑状。许世友将军未免失去了大将风度和气量。

     （六十）南京军区机关院校告状团赴京告状
             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关怀

    1967年11月16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1967年11月19日晚告状团事先得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两派代表。晚7时正，告状团全体成员（高国涛、陈时秋有事未到）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党中央领导人接见。大会堂警卫人员不让我们靠近，只允许我们在广场对面的马路边等候。时钟敲过21点，大会堂东门出来一位解放军，他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这位解放军对我们十分客气，热情地对我们说，“我是杨代总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叫你们进去！”消息传开，我们立即举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总理致敬！等口号。群情激动，很多人流泪了。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护士，都不满18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参加了告状团。四个小姑娘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对共产党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听到周总理接见，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我们被领进了灯火辉煌宽敞华丽的福建厅。总理身穿一套深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胸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支钢笔。在座的还有康生、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看得出，周恩来严肃的表情中带有倦容。工作人员给他送上茶水和热毛巾。他客气地对康生说，“康老你先说说吧”！这是总理的谦逊，康生当然不会先说的。周恩来发话了：“你们都是南京军区的吧？司政后都有人来了”。告状团中有人插话，“还有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总理说，“都来了都来了！”。“我们同意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南京军区领导人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把意见说出来。言无不尽嘛！但是，你们要遵守纪律，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把军区的问题扩散到地方去。不要同地方（江苏）造反派搞在一起。材料不准扩散到地方造反派手里。你们是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起模范作用。在北京也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这是纪律！你们要遵守”。接着周恩来离开了座位，走到台前来，顺手拉了一把靠背椅，把靠背贴近他，他用双肘靠在靠背上同我们讲话。看得出，他借助椅背的撑托，讲话时少费点力气。周恩来太累了。
    他继续讲：“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特别亲切。因为你们是解放军。我们之间讲话可以随便一点”。他对着我说：“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脸很熟嘛！你是那里的？”我站起来回答说，“报告总理，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我第一次见总理，很高兴，很光荣。我们保证遵守纪律，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请总理放心！”总理满意地用手势招呼我，连讲“坐下坐下”！
    在这种场合下，告状团的同志们都不敢随意讲话，很小心，很谨慎。大家知道在总理面前不能留下不良印象。总理最后嘱咐说：“你们安排到西苑去住，那里的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在那里住要注意军民关系，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回过头来问康生、张春桥，“你们还有话吗”？康、张二人摇摇头。总理第一个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
    周总理一行走后，已是深夜11时了。工作人员解放军立即要我们把名字写出来。写好之后，工作人员（解放军）核对名单。领我们坐上事先准备好的一辆大型交通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郊西苑旅社住下。我们到了西苑，各自住进自己的房间，但，谁也不想睡觉。首先一件事，由陈荣安（军区政治部前线报记者）起草接见全过程和总理的讲话，用电话通知了南京。这就是后来许世友给我们定罪的第一大罪状——21人告状团赴北京告黑状，“倒许乱军，毁我长城”。清查“5.16”时，又揪出来炒冷饭翻烧饼，21人告状团是“杨余傅”反党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
1967年11月21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南京军区21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同时告知：“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11月23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11月24下午三时至午夜12时50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他顽固地不承认告状团21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我们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做为一位大军区政治委员，竟然一点风度和胆略都没有。我们明白这是许世友的态度，杜平不敢越雷池一步。杜平不得不做出这种不死不活的姿态。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我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我们明白了中央的意思。
    1967年12月5日晚，周恩来总理，杨成武等人又一次接见南京部队、江苏省军管会全体在京人员，党中央极其关心我们21位代表。1967年12月8日，中央决定用“集训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总理决定集训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10人班子如下：杜平、梁辑卿（27集团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告状团积极准备发言稿和书面材料，在中央举办的“集训班”上揭发和批判许世友的错误。“集训班”开班前夕，孙海云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将来要检查”。毛泽东主席给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定了性质和方向。告状团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布署。
                                          
    （六十一）古幽州寒气逼人
              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北京，春秋战国时，燕国封地。古称幽州，金、元、明、清四代京都，又称蓟。它在长城脚下，出长城即为塞外。古汉人称其为“胡人”之地。也就是内蒙古蒙古族所在之地，过阴山通戈壁，直抵贝加尔湖，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汉唐称凶奴突厥，明清称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其首府叫乌兰巴托，独立前叫库伦唐奴乌梁海。古幽州出塞外东北一地有白山黑水，天荒地老，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休养生息着另一个民族，女真族，也就是现在的满族。唐宋时称辽，后改金。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大清帝国，定都北京。
    北京城蓟州大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派代表所组成的21人告状团，下榻西苑旅社。1967年12月13日，北京城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下午1时，我21人告状团，被京西宾馆派来的交通车接走，进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依次坐定，主席台左面就座的为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另有总理请来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雲，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赵树湘。主席台右面就座的为告状团全体人员。集训班主席台置一长条桌（由多张长条桌拼成），上置绿色台布。集训班会场，庄严朴素，有茶水供应。室内暖气开放，温暖如春。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南京军区除集团军外，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他（她）们关心着北京的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都有人被送去劳动改造，都有人被“清洗”出军队，他们都有黑材料，都背上“倒许乱军”、“反革命”的黑锅。舟嵊要塞区司令部参谋朱雷同志，1947年入伍，矿工出身，上尉军衔，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只因给舟嵊要塞区黄朝天司令员提了点意见，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关押，清洗回山东老家当农民。朱雷不服，坚持斗争4年，申诉信写了数百封，多次上访北京总政治部，要求要塞区党委分清是非，予以彻底平反。终于得见天日，得到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团职离休，现定居在杭州。
    下午2时正，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来了。他们三位端坐在主席台上，邱会作说：“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邱会作请出了“上方宝剑”，宣布“奉旨办差”。接着，他征求意见，会议如何开法。会议自12月13日至12月26日历时14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主持会议的除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外，还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山。14天当中，除了第一天邱会作讲了几句话外，其余13天，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张秀山4人没有讲过一句话。都是坐在那里听。在会议期间，吴大胜政委来看过我和沈文琛。他叮嘱我要顾全大局，实事求是，遵守纪律。问题解决之后，回南京在军区党委、后勤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此时的吴大胜已是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了。我向老首长做了保证。
    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饭都在那里吃。用餐不用集体方式，按标准发用餐券，然后自选主副食。在京西宾馆餐厅就餐，经常可以看到吴法宪、刘锦平、李作鹏、杨成武、韩先楚、陈锡联、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有一次，我还见到叶群。然而，从来没有看见过许世友、杜平在这里吃饭。我想这可能是中央有意安排“回避”措施，以免发生碰撞火花。有一次，晚饭前我上厕所方便，不期吴法宪也来如厕，我和他并排“一轻松”，他笑着同我打招呼，问我是那个单位的。然后含笑点头离开。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我们。接见过了夜11时，有夜宵供应，每次发一小包饼干，总理不特殊，同我们一起吃饼干，喝白开水。有二次，我们同总理在京西宾馆食堂一起用晚餐，总理也同我们一样，二菜一汤，三个小馒头。周恩来吃完了，还掰开馒头，把菜碟上的油汤刮干净吃下去，一点也不浪费。有一次接见，江青迟来，她一身黄色细呢军服，领章帽徽整齐，头发梳理又光又亮，戴一副银丝眼镜，披着一件军黄呢子大衣，挺胸直腰，目不斜视，快步而行。她手中不携带任何妇女用品，身后跟着一位着陆军军服的年轻护士。一般她都提前离场。离场前，服好药就走了。离场时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总理在内。一副高贵傲慢态度。最后一次总理接见时，她也在场。她破天荒地把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骂了一通。我就记得一句话，“杜方平，你一点也不公平。你不要跟我摆豆腐帐，你给我回江苏好好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最后一次接见，周恩来总理宣布：“江苏和南京军区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在场的南京军区机关人员，军队院校人员，文体工作人员，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人员，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等口号。周恩来频频招手满面笑容，祝大家顺利返回南京和其他各地。这时，告状团21人代表商量，赶快给总理递条子，要求总理当场宣布给我们平反。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给你们平反”。告状团21人又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寿辰。告状团21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一天京西宾馆休会。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二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极其关怀和爱护！刘锦平在南京召见我们时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我受毛主席嘱托来看望你们的”。这些话无时无刻地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我们的身边！古幽州寒气逼人，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六十二）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毛泽东接见气象万千

    1967年12月31日下午4时17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被接见。
    12月30日我们得到通知，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通知规定：着装整齐，理发刮胡子，擦亮皮鞋，随身不准携带小刀等利器。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想望着毛主席接见，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做了二天准备，终于盼到了这一时刻。下午1时上车，2时到达。进入大会堂安排在楼上距主席台较远的区域，静静地等候着。手里拿着红小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这是杨成武代表军委办事组送给告状团21人的。这一件事，许世友也把它列为我们的罪状。
    毛泽东主席其实早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有一条地下通道直达中南海。毛主席到来之后，在休息室休息。4时17分毛泽东和陪同接见的周总理、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毛主席高大的身材，穿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大步走在前面，林彪紧随其后，周恩来和其他人依次而出，站列在一边。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照射得如同白昼。毛主席挥动右手在主席台前向群众致意，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接见即告结束，进入后台休息室。接见全过程最多5分钟，主席露面挥手，只有2分钟。然而，人民大会堂楼上楼下，人们热泪盈眶，手举红宝书，置于胸前（规定）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纪律严格规定，受接见的人不准越位，不准乱呼口号，不准振臂高呼。毛主席进场之前退场之后，若大的大会堂里，人们引吭高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人都无法超越。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任何人不能取代。
    有的人搞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实际上企图同毛泽东同志分庭抗礼，取而代之。我以为他们太梦痴！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党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胡锦涛同志领导的中共中央所创导的“和谐”理念，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思想”在毛泽东同志在世时，早已成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实践的方向。每一位老共产党员、老干部、老教育工作者，老科技工作者，工人农民中的老劳动模范，谁都不会否定这个共识。“三个代表”不是新倡导！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为胡锦涛同志所提倡的“和谐”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针。中国古老的经学古笈《易经》中，也有和谐的思想。《易经》对“和谐”叫“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郊，无悔。”意思是说：“和谐了可以共享太平；可以战胜大自然大河大江也能过得去；可以把有贤德的人熏陶得更加完美。”“出门就讲和谐，可以保证你平安无事”。“在四乡开展人际交往，讲和谐可以心想事成”。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不愧为毛泽东同志和中央老一辈领导人的好学生，好继承人。我们这些老党员、老同志，对锦涛同志所带领的党中央领导核心是信得过的。
    1948年，我在福州格致中学（美国人创办）读书时，就受校友大哥哥们的影响和家兄朋友（地下党员）的引导，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书籍和刊物。1949年参加了中共福州市委城市工作部外围组织读书会，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心灵中扎下了根。我经常在我家后院里独自歌唱《你是灯塔》这首歌。参军之后，在陆军31集团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学习，在政治思想上，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通过学习自觉地转变为理性的阶级感情和政治感情。也就是说，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成为我政治信仰上唯一的政党和领袖。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毛泽东同志固然也存在着错误，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伟大不朽的功绩，他的生活，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他博大渊深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任何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所不能项背的。这是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违背或否定这个规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不仅局限于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尊重和捍卫他的思想和理论；尊重和怀念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他生前和身后没有巨大财富，他的子女和亲人也只有为国为民做出奉献和牺牲，而没有搞“鸡犬升天”和“窃国大盗”。五十七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政治上磨难和不愉快，我始终如一，忠于共产党忠于领袖毛泽东同志。无论我们党内出现了什么问题，或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犯有什么错误，我都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去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一点也不会含糊，一点也不会糊涂，一点也没有动摇，更不会乘机攻击毛泽东同志。我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即使近年来，我们党内出现了类似陈希同、陈良宇这类变色龙，党内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陈希同和陈良宇，都不能动摇我的政治信念和对党的感情。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清除干净，在中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让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党，让人民来选择我们的党。我坚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有能力实现我这个政治愿望。我等待着人民重新信赖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党，依靠我们的党。我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廉、正确，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有所作为的伟大政党。
    陈希同、陈良宇这些人，他们是假共产党人，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蜕化变质分子，也不是什么腐败堕落分子，更没有资格称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同志。他们包括他们一类的暂时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异己分子，是我们全党全民共同敌人。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扩大，更没有冤枉他们。他们混进共产党内，投机取巧，刁奸钻营，互相勾结，形成黑帮；他们利用手中摄取的权力，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他们把中国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养命钱不仅滥加挥霍，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且把这些钱吞噬殆尽，转移到国外银行储存起来，准备好给自己和家族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在国外享受奢侈的生活。这那是共产党人犯错误！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这批敌人必须消灭，必须肃清！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愤而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从而维护了我们党的纯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什么不能杀了他们以平民愤呢？！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我期盼着：党中央依靠群众，排除万难，排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采取英明而果断的措施，肃清腐败！捉拿大大小小的陈良宇把他们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让人民来公正的审判他们，以挽回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已失去的威信。

    （六十三）公正的历史永恒的真理正确的结论
              中共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8」18号
党中央批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 （摘要）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前年十二月八日，我们在南京听到一些谣言，就连夜开会，要正在进行“四大”的驻宁军队院校的领导干部，也参加了会议，布置巡逻，加强警戒，实际上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1968年1月某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接见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群众代表和军队在京人员时，代表党中央宣布给南京军区受打击迫害的广大革命同志平反，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赴京告状团21位代表，每人发了一份，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中发「68」18号编文的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可惜，1970年12月，南京军区借南京市军管会的名义，以“5·16”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我入狱时，作为“罪证”被抄家抄走了。历史又一次被许世友颠倒了，权大于法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六十四）春节无春气紫气不东来
              许世友检讨墨汁未干又反攻倒算

    1968年春节，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充满着不和谐的气氛。昔日的欢乐、祥和、团结、友好的气氛没有了，取而代之是不欢乐、不祥和、不团结、不友好的气氛。春节期间，我买了个老母鸡炖成汤，请艾汉美（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来吃饭，我们在交谈中认为，有可能出现反复。许世友有可能瞒着党中央毛主席，在南京军区搞独立王国，变换手法再整群众。艾汉美说，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坚持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坚持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坚持原则，反对许世友否定中央批示的错误做法，
    果然不出所料，1968年3月，南京军区党委作出决定：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炮兵司令部、工程兵部、装甲兵司令部；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在宁军事院校，全体人员，除机关留下少数人员坚持战备外，其余分别集中在南京白水桥181师营房（机关）、城西湖农场（三团二队）、南京海福巷（工程兵学校）、南京岔路口（步兵学校）开展大规模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动。“学习班”并不是学习党中央「68」18号文件，而是反其道而学之，深刻检查“非法开展四大”“搞乱军队”“毁我长城”“支一派打一派”“破坏大联合”等问题。重点批判对象有：史景班（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和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说杜方平不仅“乱军”而且支一派打一派，破坏革命大联合。说史景班是杜方平的后台。杜方平不仅在军内批，而且到地方接受批判，批的时候照样“坐飞机”。
    在这个继续整人的学习班中，许世友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的名，把“王林鲍”定性为“倒许乱军”的黑后台。
    “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目标明确，联系实际就是批判史景班和杜方平，批判非法四大和搞乱军队。开始时，和风细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也作了检讨，虽然出于革命热情，但在客观上影响了军队的稳定，对战备不利，应吸取教训。这样的检讨，同志们能够接受，我自己也能接受，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党中央[68]18号文件精神。主持学习班的是南京军区党委主要领导人之一杜平同志。参与学习班的人员一致认为杜平政委的作法是正确的。通过学习各自多作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大家心情都很舒畅，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决心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杜平同志领导下，好好工作。党中央、中央军委，北京京西会议结束之后也是这个意图。岂知事出变化，曹营的事情很难办。
    杜平的正确做法，受到许世友批评，许司令对杜平表示不满，批评他思想右倾，迁就了“乱军分子”。甚至批评杜平“立场有问题，屁股坐歪了”。杜平同志原在四野，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前，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他在许世友面前不敢讲话，他一贯把许世友当作上级看待。平时，许世友不把杜平、王必成、林维先、张才千、郭化若、鲍先志、周贯五这几位大军区副职放在眼里。除王必成和郭化若外，其他人都把许当作“领导”“伺候”着。在许面前唯唯诺诺，唯许之命是法。这也难怪，林维先原为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周贯五原为浙江省军区政委，本是下级。鲍先志原在总政治部当组织部长，也应是下级。所以，许世友在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或党委会议上，很霸道。据了解内情的同志说，有一次开党委会，许世友熊黄朝天（舟嵊要塞区司令员），熊应堂（第20集团军军长），郭金林（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就好像熊儿子一样。他们头都不敢抬，屁都不敢放。毛主席说“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讲的就是许世友。
    许世友认为杜平主持的学习班办得不合格，不能结束，要从头来。杜平无奈只好重来。重来之后，火药味道浓得很，大批杜方平，大揪“倒许乱军”分子。许世友善于拿着鸡毛当令箭，借批杜方平，批“乱军分子”。一星期后，工程兵政治部主任白某某被逼得上吊自杀了。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吴俊科长，撞墙死了。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自杀了。副部长苏国勤被逼疯了。吴俊红小鬼出身，为人正直，心直口快，有啥说啥，路见不平，出言相助。后勤司令部小组批他好几天，临死那一天早上，他溜着狗在181师营房里跑步，我也在跑步。他还对我说笑话：“我运动了，狗也运动了”！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听了之后，对他说“吴科长，你不要跑得太快啊！跑得太快了狗吃不消”！那里知道，4个小时之后，他就一命呜乎了。吴俊同志用死来抗争许世友的专制。吴死后火化时，穿什么衣服，又引起了一场争论。“稳军派”大人说，这是叛徒行为，尸体不能穿军装。吴的老婆说，不行，吴俊是被你们逼死的，不但要穿军装，还要开追悼会。最后，郭金林部长说：“让他穿军装走吧，领章帽徽就不要戴了”！
    吴俊、白某某、李旭东受许世友迫害冤屈而亡，死后还背上“叛党”罪名，太不公平了！他们死后不久，“杨、余、傅”事件发生了，“学习班”形势急转直下，许世友说：“杨、余、傅”是“倒许乱军”的总后台，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二队和军事院校造反派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尾巴！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向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所作的检讨报告，被许世友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被许世友否定了。有的同志气愤地说，在北京一个样，到了南京就变样了。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换时，毛泽东主席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好呢”！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症结。许世友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下来之后，对邓小平憋一肚子气，回南京住在中山陵8号，成天打猎钓鱼。园子里还专门为他修了个二层楼碉堡，挖了一个大鱼塘。修碉堡是怕南京二万多名“516们”来向他讨还血泪债。修鱼塘是供他钓鱼取乐。在中山陵四郊打猎，把老百姓的狗打死了，他对工作人员说：“快跑，不要叫老百姓抓住！”他喝茅台酒，从来不花钱，不是公家报销，就是下属“进贡”。说许世友喝茅台都是自己掏腰包，那是放屁！邓小平来南京去看望他，走时，他连送都不送。华国锋来南京去看他，他送到大门口，算是给了点面子。

    （六十五）骄兵悍将向长安
              尾大不掉华东王

    1968年6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重新启动。杜平政委“下岗了”。中将周贯五副政委上任了。南京军区后勤部“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也随之改组了，原学习班党支部书记后勤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张思温因讲了一句：“今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还要加上倒许乱军分子”，被许世友掳掉了。换上了许世友认为得力的“铁疙瘩”后勤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校张蕴茂。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史景班被锁定为“大鱼”。郭化若被划定为“死老虎”，死老虎也要尝尝滚水烫的味道。大鱼以下还有中鱼、小鱼，“目标”通通浮出水面，下面的文章就是下水抓鱼了。许世友胃口很大，他张开大网，准备把“倒许乱军分子”自上而下一网打尽，全歼“敌人”。他下令：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司政后三大部；南京军区炮兵部、工程兵部、装甲兵部；南京地区军队院校；“三团二队”以及三个省军区，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原地不动，在新班子领导下，再翻“烧饼”，炒“冷饭”。同时，借贯彻江青“指示”之机，调集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市力量猛批杜方平和杜的后台史景班。并上挂下联，大抓大批“倒许乱军分子”。在整史景班的期间，史夫人受到牵连和迫害，在化粪池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史景班平反后，王必成把他要了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王必成是司令员。史景班三个女儿在史受迫害期间，长期插队落户，三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许世友部署已定，全线出击，大规模围歼“倒许乱军分子”。他要求通过这个“战役”，把“倒许乱军分子”的阴谋诡计、组织策划，策略手段，目的企图彻底清查清楚。“挖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同志们说：“许大马棒下山了”！我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战将，敬爱的许世友将军，脑子发烧到了45度。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许世友，在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前后，他是带着什么情绪和目的来对付敢于批评他的革命群众。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严厉批评之后，又是怎样假检讨，变换手法哭跪在毛主席面前，以示忠心的。
    1967年1月28日，南京军区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机要室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工作着，数十部电话机在忙碌着，长途电话呼唤着。林维先副司令员养病去了，鲍先志副政委因事外出。只有王必成副司令员留守，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王必成不断离开座椅，取下老花眼镜紧锁双眉，仰着头沉思着，像是在临战前周密地思索着“决心”。战争年代王必成作战决心形成快，指挥果断，为什么和平时期如此踌躇不决，左右为难呢？党委常委只有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一个人在家。许世友、杜平都在北京开会，王必成将军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个天大的问题，不经过常委讨论怎么能行？”他又慢慢叹了一口气，落坐在墨绿色丝绒沙发上，他把头靠在高高的沙发靠背上，一只手垂在沙发外面，双脚伸展开来，他很疲劳。他一目微闭，一目全张，样子可怕。打孟良崮战役时，也是这副样子。“真他妈的难办，要我在家里主持抓人！还叫我拿出虎劲来！”一句话才讲完，他霍地站起来，快步走向办公桌拿起内线电话直通北京。
“接京西，6楼18间！”
“你是肖海吗？许司令在不在？”
“许杜首长在小会议室，正在开会”。
“把电话给我转过去！”
“是！”。党委办公室中校秘书科长肖海诚惶诚恐。
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一色的紫红丝绒小靠椅上坐满了人，有30多位。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张才千、刘锦平等都在坐。各大军区、军兵种司令员、政治委员也在坐。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王平，政治学院政治委员莫文骅，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在坐。身着白衣的女服务员，不时地把热毛巾和热茶放在一个白色瓷碟上，送到首长面前，轻轻地放在茶几上。军委办公厅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聂济峯、路扬等也在坐。他们不断记录，有时凑到杨成武跟前轻轻地说些什么，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老叶，这八条命令一定要坚决贯彻，抓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杀他妈的两个也不碍事！”许世友向叶剑英发话。
    “群众运动你要正确对待，党纪、军纪要执行，但不能乱抓人更不能给人吃‘米子’，你要干你负责，我有话在先” 叶剑英严肃地回答。
    “徐老总你表个态，你是军委文革组长，八条命令我双手拥护，不能放空炮，南京乱得一团糟，不抓人不行。我这个司令员讲话还算数不算数？打起仗来，你指挥还是我指挥？”许世友向徐向前问话。
    “许军长，你的脾气还像在四军里那个样子。总理有指示，不准在军队里抓人！你火气小点嘛！”徐向前同样严肃地批评了许世友。
    “你是老右倾，老豆腐渣。红四方面军的帐，我们还没有算清”！许世友激动了，冲着徐帅发脾气，右手的拳头几乎把茶几上的茶杯搥翻。
    “杜平同志，你是政治委员，你要帮助他（指许世友）掌舵，不要把车开到山沟里去！”叶剑英对杜平。
    “请叶帅、徐帅放心，我们不会越轨，我保证，我保证”。杜平用清脆而松软的湖南口音，规规矩矩地回答叶剑英元帅的嘱咐。
    正当许世友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要求批准抓人，大批逮捕军队“造反”军官的时候，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上将，都一致赞同抓人。特别是韩拐子和陈三两分外起劲。
    “许司令员，你的电话，南京来的”一位年轻的女军官轻轻地报告。
    “田崽子，你给我去接一下，又是老虎来讲情！他妈的，他手软怕死！”南京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徐玉田上校立即站起来，快步走出小会议室。
    “许司令在那里？请他通话！”王必成声音。
    “王副司令，他正在发脾气，要我来接，你看行吗？”徐玉田回话。
    “不行，非要他来不可！” 王必成不耐烦了。
    “是”徐玉田毕恭毕敬，他同样怕王必成。
    徐玉田应了声“是”，不敢多言，轻轻放下话筒，慢慢地走了出去，快进小会议室时，他又停了下来。心想，这下好了，我是老鼠进了风箱两头窜吧!他在门口，正听见许世友粗声粗气地在骂娘：
    “什么红卫兵，吊卫兵。什么‘换新天’战斗队，要他妈的变天！华东三省一市归我管，听我的。你们害怕，我一人承担！”喊得会议室山响。
    “许司令，王副司令电话，要你接”。徐玉田抖声抖气地说，“他说（指王必成）有要紧事请示你，非要你接不可”。这一句话是徐玉田自己编出来的，他为了解脱自己。大凡秘书出身的军官，都知道如何适应首长的脾气和好恶。许世友听说“有要紧事情请示”，这才忽地站起来，走进电话间，徐玉田也跟着进去。
    “你给我抓，通通抓起来！政治部那些乌龟王八秀才知识分子，不老实的一起抓起来。什么政治工作，见他妈的鬼。司令部要管政治部。叫司令部来接管政治部”。
    最后，他又加了一句，“王六生也是草包”！
    又说，“叫王蕴瑞（南京军区参谋长），蒋科（南京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部长）大胆干，一切我承担”。
    又说，“部队不够用，从60军调。179师不能动，从181师调。你不要手软，你手软，你就给我滚蛋！不要请示，也不要报告”。
    “什么？孙海云造反了？逮捕法办！一起抓”！
    “知识分子最坏，又尖有滑，不可靠。尾巴翘上天了，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连草帽也不给他们戴，政治部瘫痪了，那就干脆取消政治部。什么政治部，是造反部。通通抓，一个不留”。
    讲完，啪的一声把话筒摔在桌上，话筒里的嘟嘟忙音，不停地传出来。徐玉田习惯地过去把话筒轻轻地放在话机上。
    徐玉田告诉肖海，叫他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发给军区所属师以上单位。用密码，等级核心机密，用党委的名义。要求师以上部队，接到电文后再以原电文发给军区党委，声援军区党委，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声讨造反派，镇压反革命！要大造舆论，明白了没有？
    “是，马上就办”。肖海回答。徐玉田清秀的脸上露出了钦佩的神色。他思忖着，人家都说许司令是大老粗，只会打仗，不习政治；只会骂人，没有文气。其实不然，他是能文能武的军事政治家。徐玉田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句感佩许世友的话来：“为将之道，贵在攻心！”许司令确有大将之风，真是我们的好司令，好领导。徐玉田为我南京部队40万指战员有这样一位能文能武的司令员而感到幸福和骄傲。许世友居然能在非法大逮捕之前，弄出一份自产自销的假电报，发动部队大造政治攻势来声援军区首长，使抓人合法化，抓人是应野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请求不得已而为之的！包装得多么巧妙。
    许世友抓人的瘾头过足了，乱子也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下达了，规定“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许世友大批抓人犯了严重的错误。1967年7月，毛主席在上海召见许世友，实际上，毛主席要做他的工作，要他承认错误，做检讨。许世友被接到上海，到了毛主席住处，刚见到毛的身影，就一头跪下，嚎啕大哭。演了一出“大保国”，换来了毛主席一句话：“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当然还有一句“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许世友虽粗，但粗中有细，他的下跪和眼泪感动了毛泽东。
诸葛亮对刘备说：“三将军（指张飞）能用计谋，乃主公之福也！”许世友虽粗暴，谁知他粗中有细，关键时刻也能用计谋。呜呼，一笑。这里，徐玉田、肖海等人给许世友司令员出了一个馊主意，愚蠢之极。试想，动用部队来“保卫军区党委，保卫军区首长”。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来保卫你许世友的吗？许世友飞扬跋扈，凌驾于党中央、毛主席之上，岂不昭然若揭了？把这句话换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就不会有原则错误了！南京军区党委和首长难道要调集动用人民解放军来保卫吗？还有一句话“倒许乱军”，难道“打倒”许世友就搞乱了人民解放军吗？那些要拍许世友马屁的人，把许世友个人同人民解放军划起了等号。害得许世友接二连三地检讨，弄得毛泽东主席也十分不高兴。许世友不等于人民解放军。1969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圈阅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计划时，明确批评许世友搞“倒许乱军”是多中心，极其错误。毛泽东说：“搞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六十六）三代贫农痛诉家史
              保卫队长细说忠诚

    一辆绿色军用吉普车，二名武装战士押着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山东汉子，来到一座郁郁葱葱，乔灌木交错覆盖着的白色别墅。20世纪中叶西欧流行的建筑风格，西班牙式的既古老又现代。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老红军俞新华将军住在这里。老红军是从大别山出来的，属鄂豫皖根据地，四方面军的，他和善可亲，后勤部有名的老好人，他分工管干部。有8个子女。许世友脾气暴烈，经常批评后勤，但从不批评他。这座别墅坐落在南京市华侨路81号小山的山坡上。点缀在姹紫嫣红之中。俞副政委原是个放牛娃，经过长征，活着过来，授少将军衔，住在别墅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美好生活。他非常节俭，长年一套军装，一双圆口布鞋，烟酒不嗜。在后勤部他威信很高。我曾在后勤政治部帮助工作，俞新华又兼任政治部主任，见到我总要问长问短，他知道我是福建人，他说福建闽西老区老红军多，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上井冈上，多在中央红军里，领导人是邓子恢和张鼎丞。小红山的山脚下，有一片小平房，红砖黛瓦，后勤警卫连的营房。守卫南京军区后勤部办公大楼，给首长站岗放哨是他们的任务。囚车停下来，上着刺刀的M66半自动步枪，顶着这位山东汉子的腰背，进了小平房的临时牢房，门口站上了岗，从这天起我有了一位亲密的囚友。
龙启明，山东胶东人，三代贫农，8岁丧父。1945年12岁的龙启明，被母亲送到部队要求参加八路军，当了一名卫生员。受尽生活折磨的革命母亲，把龙启明交给部队之后，含着热泪叮嘱小启明，你在部队上要好好干哟！要听首长的话哟！龙启明抱着骨瘦嶙嶙又是缠脚的母亲，啜泣不已，跪在母亲的膝前，说：“老娘你放心，我一定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家，带着大红花回来给你老人家看”。
    龙启明向我痛诉家史：
    “我八岁上殁了父亲，家贫如洗，三代给地主扛活，还吃不饱，穿不暖。12岁参军，因为年龄小，分配我当卫生员。12岁的小孩子能顶啥用，我只好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干。我抢着给伤病员端屎端尿，擦血擦脏，洗衣洗脚……脏活累活我抢着干。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打上海，我都参加了，在战场上，我冒死救护伤员，护理伤员，有一次我负伤了，坚持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包扎好送去后方医院，到了医院这才知道自己挂了花。上级叫我到后方休养，我不去，硬顶着在前方不下来”。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年代里，我经常从一个死尸堆里，爬到另一个死尸堆里，从没有叫声苦，说个怕。也不想起老娘。如今，过上了和平生活，全家团圆，想想这些，我感激党和首长，往往会激动得流下泪来。有时候，我因肾病住院，在医生护士热情温暖的治疗和照料下，我的病逐步痊愈，在安静的病房里，在病榻前，由于感激同志们的温暖和照应，往往也会落下热泪来。有时候，由于工作做出了点成绩，党和人民为了鼓励我，给我立功受奖，给我优厚的待遇和荣誉，当我去领受这些荣誉和待遇时，在荣誉面前，出于真诚的感激也会热泪盈眶。有时候，外出工作，在行军途中，在野营路上，在部队营房里，在夜深人静，明月当空的时候，往往会由于寂静和安宁而想起亲人来，也会默然湿襟。或是想起贤慧的妻子，娇嫩可爱的孩子，或是想起风烛残年的老娘，撑着小脚在操持家务，也会泪珠滚动……。”
    “我的老娘是革命母亲，战争年代，她踊跃支前，缠着小脚不能抬担架，就做军鞋，磨炒面，做拥军优属工作。善良的老人。温存厚实。由于长期操劳，体弱多病，虽然如此，她还特别体贴媳妇，疼爱二个小孙子和一个小孙女。儿子虽然是三十好几的大尉军官了，老娘还是把我看做是小孩子。我的一日三餐都要由她亲自准备，看着儿子吃完一餐饭，她才肯走开，然后自己才吃。母子感情无比深厚。体现出我中华民族母子相依为命的特有感情”。
    龙启明讲着讲着又流泪了。我也跟着他一起流泪。因为我和他有共同感受。
    “老母亲虽然爱子如命，视家如归。但，对革命道理十分通达。经常勉励儿子要为人民、为首长（龙启明是首长保健医生）尽力工作，以公为首。她教育孙子辈要热爱劳动，忠厚为人。对媳妇则扬功饰过，多为袒护，从不责备。我龙启明一家人，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赢得了四邻称赞。”
    龙启明对我说：“你可能先我出去，你出去之后一定到我家走一趟，看看我的老母妻儿。告诉我的老娘，她的儿子龙启明不是坏人，不是反革命，也没有做坏事。她的儿子还是她的儿子，是一个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我和龙启明在牢房里成为知己战友了。我对他说：“你放心，你不会有事的。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我一定做好你母亲的工作，叫她放心就是了。”
    龙启明的老母亲，在龙启明被逮捕当天，当场昏厥过去，后经邻居抢救才苏醒过来，龙在关押期间，她终日缄言废食，夜不成寐，容颜憔悴，瘦骨嶙嶙。老人日夜祈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主席，希望儿子平安归来。
    1967年3月，我出狱之后，当天即去看望龙的一家人，并向老人叙述龙启明在狱中的表现和生活情况，目的是安慰老人和龙启明的妻子儿女。老母亲听了之后，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惊中有喜，喜中有忧。老人一双粗糙枯干的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断地道谢称好。当我讲到组织上不会把龙启明当作坏人处理时，老人又一次落泪，连声说：“共产党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恩人。”
    在狱中，龙启明对我说，每逢星期日，他们全家包饺子，在吃饺子之前，全家六口人，都要讲一声“感谢共产党，感谢恩人毛主席！”
    龙启明对工作是极端负责的。1966年12月9日前夕，南京军区机关部队紧急动员戒备，防止造反派冲击机关。许世友司令员特派参谋长段焕竞到步兵181师驻地视察戒备情况，由于夜间行车，撞到大树上，段参谋长脾脏出血。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医疗条件是可以处理的，但，许世友固执己见，命令总医院派人到北京、武汉等地请专家会诊处理。龙启明奉命到了北京、武汉请了四位专家来到南京。专家到时，段参谋长已肠坏死，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不得已采取切除措施，装上了排便漏管，段焕竞终身残疾。龙启明每谈及此，悔愧不已。我对他说，你尽职尽力了，你没有过错。
    史书清，胶东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爬到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队长，正团职。1967年1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自发开展“四大”，2月许世友大捕人，史书清率领保卫队人员执行捕人任务。保卫队成员，个个都是“大内高手”，身强力壮，训练有素，擒拿搏斗，各种姿势射击，各种武器使用；骑马、开汽车、游泳、水中格斗，无不精通。相当于现在的特种部队。史书清本人就能双手射击，百发百中。但是，到了8月份史书清“变了”，他屁股坐到“倒许乱军分子”这边来了。而且“反戈一击”，把矛头指向了许世友。刘锦平来了之后，单独召见了他，老史“竹筒倒豆子”，一个不留，统统向“毛主席派来的人”揭发了军区的问题，揭发了许世友大批抓人和虐待“犯人”的错误。因此他也戴上了“倒许乱军分子”帽子。大军区政治部保卫队的位置和任务十分重要。保卫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是他们的唯一重任。他护送过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刘伯承元帅和罗瑞卿大将。有一次他护送刘伯承从南京到济南，一路精心周到，十分辛苦，刘伯承很满意。到了济南下榻在周恩来住的楼里，为了奖励他，刘帅叫史书清住到总理的套房里去。刘帅说：“你当二天总理，我到楼下睡板床，给你站岗，放哨。”临走时，刘帅吩咐济南军区首长，送二篓苹果给老史作为奖励和感谢。任务完成后，返回南京，许世友一高兴，叫他陪着喝茅台酒。史书清细表忠心侃侃而谈，十分感人。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的共产党员竟会成为“乱军分子”“反革命”。史书清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林彪爆炸之后，他虽然得到平反，但还是被许世友老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田普，打发到某偏远山区去当县人武部副政治委员去了！
    许世友说：“杀他二个也不碍事。”要不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管着他，他真的会大开杀戒。70年前红军长征中，发生在红四方面军里，张国焘一伙发动镇反，诬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是AB团，是托洛茨基分子，是反革命，加以酷刑和杀害。被杀害的数以千计，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亲者痛仇者快。张国焘一伙对党对红军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张国焘封建主义的军阀专制和个人野心，最后走向人民的反面，堕落为蒋介石的特务走狗，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要是没有党中央、毛主席三令五申，龙启明和史书清以及南京军区多少个龙启明、史书清都有可能成为许世友枪下的AB团了！现在想想，十分后怕。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悲剧和现实悲剧呢？归根到底，中国是个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国家，缺乏民主和科学。封建专制的帝王和诸侯（军阀），他们认为“老子天下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生杀予夺大权操在老子手上，是天经地义的。许世友说，“不老实的通通抓起来！”并清洗出部队。党和人民长期培育出来的，属于党和人民宝贵财富的，大批英才、人才就这样被丢弃到垃圾箱里去了！许世友一句话，数以千计的“倒许乱军分子”和主持正义敢说公道话的干部，统统通过他的老婆田普被逐出部队了！这批干部每人档案里都有不实之词的黑材料。

    （六十七）南山出了一头熊
              一口吃了两条龙

    公元1967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杨成武代总长陪同下来到浙江视察，驻节杭州。驻浙部队第20集团军和空军第4军领导人熊应堂军长、南萍政委。空4军政委江腾蛟、军长白某某应招晋见。毛泽东对南萍（前南京军区干部部长）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南山出了一头熊”指南萍和熊应堂，“一口吃了两条龙”指浙江省军区张秀龙司令员和龙潜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龙”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大肆在军内外捕人，造成严重后果，第20集团军和空4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空4军在浙江某地击落美国U2飞机，毛泽东非常高兴。在召见说话时，毛泽东要抽烟，南萍给他划火柴，他对南萍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两个军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他接过南萍手里的火柴，说：“还是我来吧，我自力更生吧！”南萍感动得泪流满面。在杭州，杨成武带去的专家，发现“两头龙”对毛泽东搞窃听，主席很生气。但，没有追究。他老人家替龙潜讲了好话，也批评了龙潜。他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在“文革”期间，张秀龙的儿子打死人，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法逮捕审判，可是人到南京被许世友藏了起来。总理知道了非常生气，下令许世友立即把人交给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还有一件趣事，1967年2月，南京军区机关大规模抓人时，熊应堂要带一个连到南京来帮助许世友抓人，被周恩来制止了。原因是第20集团军59师师长朱铁谷在人民解放军第86医院住院，对许世友抓人，说了二句公道话，竟然被许世友抓起来了。熊军长知道事件真相之后，态度转变了。许世友获悉20集团军支持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受迫害的人员，要把熊应堂、南萍也抓起来，毛主席表扬了熊、南二人，许才不敢动手。
    1967年9月，杭州疗养院将军楼，顾名思义是将军们疗养时居住的地方。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人员在杭州成立了批许联络站，并召开批许联络会。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都派人参加了，我代表后勤来的。会议讨论许世友该批不该批？能批不能批？一致认为，许世友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允许批判。会议认为，批判必须同平反结合起来进行。这个会议，熊应堂、南萍是支持的。会议决定：1967年9月，军区政治部在浙“支左”人员，除留少数在浙“支左”外，其余全部返回南京，开展“批许”活动。他们希望在江苏“支左”的南京军区司令部人员，在安徽“支左”的后勤部人员，同时回南京参加批许活动。
    许世友讲过：“政治部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说，“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偏要给他们戴草帽（当老百姓去），司令部接管政治部，干脆撤销政治部”。总之，许世友对政治工作，对知识分子存有歧视。
    南京军区政治部批许联络站提出：许世友错误必须批判，受迫害的人员必须平反，许世友不能打倒，也把他打“跑”。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只身一人调到广州军区。终于被打“跑”了。毛泽东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他们长期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军队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没有政治工作，这支军队就是军阀的军队。没有政治工作，就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我军政工干部不能容忍任何人歧视或贬低政治工作，他们绝不允许一切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在军队中横行霸道。许世友必须认错，必须检讨，必须改正错误。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人员的批许活动，得到了“南山出了一头熊”的支持。
    在1967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负责人，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江苏南京无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农民进城，制止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
    1967年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京空军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刘锦平进入接见大厅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带领大家起立鼓掌，刘锦平也鼓掌。
    孙海云说：“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江苏4450万人民的利益，中央派刘政委率领工作团来江苏。刘政委代表中央来的，今天晚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见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请同志们再热烈鼓掌。现在，请刘政委给我们作指示，请同志们欢迎”。
    “同志们，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江苏两派对立情绪有了好转，开始接触协商，讨论大联合。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与会人员情绪激动热烈鼓掌。
    “任务没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今天晚上把同志们请来，一是看看同志们，二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他说：“今年二月份，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340人之多。师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批斗、勒令停职检讨交待的有20多人。其中有朱铁谷、孙海云、赵树湘等人。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有60多人，营以下更多，后勤技工学校把“造反”士兵绑在卡车上游街。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125医院有的军官和士兵在浴室里被抓走。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士兵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军区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汇报工作进行到凌晨二时。午夜时，休息半小时，空军招待人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凌晨二时十五分，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他说：“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他又说：“许世友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提‘打倒’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周总理秘书宋皋是工作团副团长，10月6日晚接见，他没有出席。但他单独接见了孙海云、尤亮等人，交谈了多次，而且带走了材料，当然完全是许世友的事。
    刘锦平、宋皋走后，1967年11月13日，南京军区（含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就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告状团。
    毛泽东同志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看来幽默有趣，但其意味深长。

    （六十八）王必成替许世友还债积极主张平反
              党中央严令许世友养病大别山

    1967年10月，刘锦平飞回北京之后，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医院、学校、文体单位，立即沸腾了起来。刘锦平的讲话三天之后就传遍了各单位。很多师、军以上的高级干部都改变了态度，同情和支持受打击迫害的军官要求平反的愿望。首先是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王必成是二月抓人的指挥官，林维先、鲍先志副政委没有怎么介入此事。因此，从浙江“杀”回来的近三百名政治部支左人员，首先向王必成开炮。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杜平被总理请去北京开会，商讨解决江苏两派联合问题。王必成是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在南京主持军区党委日常工作，他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责任。
    10月18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联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对王必成进行第一个回合交锋，要求王必成批准三大部和直属单位成立平反小组。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21日，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著名的AB大楼（解放前美军顾问团住的地方）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端坐着我人民解放军前第九兵团司令员王必成将军。这一位威震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的虎将，纹丝不动地坐在雪白干净的长条会议桌的正中央，他的军帽放在会议桌的右上方。银色的传声器对着他的面孔，随时准备替他扬声。一个淡蓝色的托盘，托着一个白色盖着盖子的茶杯，放在他的眼前。杯子下方有一本黑色大笔记本敞开着，钢笔就在笔记本上。王必成将军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花白的短发剪得十分整齐。他不时昂起头来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围坐在会议桌上和其它座位上的男女军官。看上去，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更加消瘦了，在本来就干巴的脸上，更加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他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军容和威仪丝毫不减。坐在他旁边的是王六生将军，他面有采色，还是那样肥胖。参加“走访”的人员共有30多人。“走访”王必成将军前一天就将走访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了王副司令，以便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个准备。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张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李英武（海军学院学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
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调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欢迎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来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方泽甫（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
    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王六生见机不妙，立即插话解脱：“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27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意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持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玉祥的发言。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得那么多，抓得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您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玉祥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玉祥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赵玉祥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我们的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方泽甫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九兵团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74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方泽甫继续吹他。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明白，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甫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王六生也不断点头，如鱼入海，如去桎梏。
    十月的石头城，阳光灿烂，枫叶红遍，苍翠的塔松矗立在宽广的道路两旁，令人感慨而兴奋！人们在思索：如果许世友司令员在南京，我们的走访又将会是如何呢！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在大别山上“养病”“打猎钓鱼”“深居简出”，免得他再闯出祸来给党中央添麻烦！“文革”期间青海省军区某司令员开枪打死群众，国内外影响极坏，给党中央制造了大麻烦。


    (六十九)刘锦平火烧连营七百里
           许世友割须弃袍走华阴

    《刘锦平10.6讲话》、《王必成10.21走访纪要》、《司政后首长走访纪要》全部铅印大量发行。散发的目的，是进一步争取和发动那些了解内情而思想有顾虑的军官起来参加批许活动。尤其动员军、师、团三级主官，敦促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把屁股坐过来。经过二个月的努力，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多名上校大校全部倒戈向平反组靠拢，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比如，许世友要枪决86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1968?年10月31日晚7时30分，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玉祥。
    小客厅灯火通明，四盏壁灯贴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盏四灯头的吊灯。淡黄色的地毯上摆着六张软沙发。墨绿色台布罩在茶几上，茶几后面竖着一架立式罩灯。小客厅的陈设十分雅致和谧静。林副司令来到之前，他的秘书林启桐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互致问候。在二月大逮捕中，林启桐也被关押了起来，我们观点一致，十分相投。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刘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南京军区首长的秘书全都“造反”了！掌管党委常委核心机密的人也起来揭发批判了，许世友气愤填膺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
    7时40分，林维先满面笑容走进了小客厅，他手里挟着带烟嘴的卷烟，对赵玉祥和艾汉美说“同志们久等了！”我和艾汉美立即站起来，立正向首长敬礼。林副司令和我们亲切握手，招呼我们坐下。“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林维先的谈话很低调，也很亲切。首长的目的很清楚，做我和艾汉美的工作，缓解群众和党委的对立情绪。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林维先动了真情。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林维先将军衷恳亲切的谈话，使小客厅气氛更加协调、和谐、融洽、愉快。林启桐秘书用速记全部记下了他的谈话。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时针指向11时40分钟，已临近午夜。
    “你们是好同志，建军靠你们”。
    “首长还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要带领我们向前冲”。
    握手告别时，林维先叫秘书派车把我俩送回家。深秋的南京城，可以身着棉衣的午夜，就是坐在汽车里面也还有些寒意。路灯格外明亮，宽敞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豁达，一眼可以看到底的中山北路，洁净、坦垠、磊落、亮堂。
    小华沙奔驰在这条通向微妙的大路上，令人安抚而又感慨。我思絮纷飞。人生最大的愉快莫过于此，过去把自己当成敌人加以打击迫害的领导人，现在转而把自己当成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加以器重。一个真正的人，无论他经受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冤枉委屈，而他始终如一的、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是最愉快最幸福的。这不是“受宠若惊”，是党组织的信任。
    林维先将军作为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身经百战，伤病缠身，在“文革”中，他无论在精神上、尊严上、身体上、生活上都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积怨在心企图报复。他秉公无私，实事求是。他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也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他出于道义和同情，作为高级领导人，不回避矛盾，出面做群众工作，讲一些公道话，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们的申诉教育了我”。他如果有私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躲进医院，患上个“政治病”而逃避是非；如果他有野心的话，他决不会对受迫害群众采取安抚态度。
    可是，现实并不如此。五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之后，许世友不但不感谢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在他“困难”时期代他当了“替罪羊”，承担了责任，相反的，把“王林鲍”打成“倒许乱军的黑后台”，诬蔑有“政治野心”，企图利用二月抓人事件，有意蛊惑人心，把许世友打倒，并取而代之。鲍先志将军是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原先是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平易近人。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一批走访人员时，他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他说，“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了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于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就出来纠正，你们多幸运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的”。五个月之后，鲍先志这番话成了他“反许乱军的罪证”。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8年1969年，在南京军区除了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喊个不停，又加上了“打倒王林鲍！”许世友的胡作非为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毛泽东同志对许世友说：“你要读红楼梦，你要学习哥白尼的天演论。”意思是许世友不懂唯物论和辩证法。二年之后，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史景班任副政治委员，许世友要打倒的人都升了官。
  
    （七十）许世友持权报复再整“倒许乱军分子”
            竟公然出手打政治部主任耳光

    1968年6月—12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人们称他为“传奇将军”，其实他一点也不“传奇”，如果把“传奇”改为“专制”，那倒是恰如其份。一代名将，全然不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全盘否定他首肯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中央对“报告”的批示，阳奉阴违变本加厉，持权报复，再次大整“倒许乱军夺权分子。”
    1968年4月，整死了南京军区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白某某和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长吴俊、军马部军马科长李旭东之后，不但不“收兵回营”亡羊补牢，相反的，错误犯得更大更严重。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斗、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师以上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穆增祥、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团以下干部更多。
    我是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我120天（6、7、8、9四个月），给我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我，我到那里他们跟到那里。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我包干打扫干净。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我交待问题。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打手们”对我猛烈炮轰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副科长吴某，跳出来诬蔑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从黑窝里爬出来的”。极尽“不实之词”。学习班党支部给我戴上7顶帽子：①小爬虫变色龙②阴谋家野心家③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④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⑤阶级异己分子⑥黑窝里爬出来的⑦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帽子满天飞，全都是空心汤团，没有一顶有具体事实。整我很起劲的一些人，有的属认识问题，有的是别有用心。“官本位”是推动他们充当打手的重要因素。有的人本身在历史上，屁股上有屎，想乘机表现一下，洗刷掉自己的丑恶形象和劣迹。但，他们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得到的“好处”仅仅是一句话，自身党性不纯。不少整人的人，后来都犯了错误，突出的是在支左中乱搞男女关系并受到处分。1968年9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周贯五政委宣布：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1968年11月，我第二次下放到后勤某工程团劳动。1969年1月因肝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我谈话，冯对我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暗示我，我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属站错队的，七顶帽子快要取消了。
    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打击面更宽。政治部主任史景班为重点。史景班，山西人，早年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反阎抗日”队伍。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调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12军军长李德生因在安徽“支左”有功，制止了武斗，毛泽东大加赞扬，任命他为党中央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红极一时。林彪爆炸之后，“四人帮”诬陷李德生上贼船，毛泽东对他经过二年审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免去了党中央副主席和总政主任职务，降为北京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主政后，李改任国防大学校长，授上将衔，这是后话。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批许平反”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部，比如：刘锦平来宁调查研究，唱主旋律的是政治部，上北京告状的主力是政治部。因此，许世友对政治部“批许”的人恨之入骨。许要是开杀戒，政治部人员首当其冲。许世友说：“政治部烂透了，是重灾区”。他认为史景班是“黑后台、大黑手，大爬虫”。许亲自审讯史景班，史景班坚持实事求是，既不承认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也不检举揭发其他无辜者。许世友盛怒之下，奔到史景班面前，出手狠狠打了他一记重量级耳光。这位还俗的少林和尚，出手不凡，打得史景班眼冒金花，站立不稳。陪审的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史景班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我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主任的！尤其大军区，空前绝后，可是许世友干上了。在历史上，许世友还打过毛泽东同志一记耳光。打你史景班，那是小菜一碟。人们盛传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我想，他“奇”就“奇”在这里。什么开枪打死老婆啦，飞檐走壁轻功了得啦，破石如泥啦，力举千钧啦、少林比武啦、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啦……吹得神乎其神。许世友是我军一员战将，作战勇敢，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这是事实应予以肯定。但在历史上他犯过错误，尤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也是事实。我认为不能以“传奇”为“彩色涂料”把他的严重错误掩盖起来。更不能在“传奇”的幌子下，大肆渲染其所谓的传奇事迹。这种用“彩色涂料”的写作手段来美化许世友，往往会误导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从出手打史景班这件事上看，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就如洞观火了。我们批评他“骄兵悍将”、“军阀作风”、“独立王国”、“一言堂”、“专制霸道”，“封建忠君”，“封功拜将思想”等等，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领导人对许世友是爱护的。但，他居功自傲，骄横不度。在中央首长中他畏惧三分的只有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罗瑞卿和林彪，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他嗜酒成癖，一喝茅台准发酒疯。在他的心目中不知道尊重人是什么概念。稍不顺心如意就骂人，往死里骂。不仅骂人而且大发淫威。他的世界观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老子天下第一。毛泽东经常批评教育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世友答，“我带兵北伐！”。毛泽东说：“周勃重厚少文”，“安刘者必勃也”。实际上是批评许世友“不学习，没有文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辩证法唯物论”。许世友不懂什么“周勃少文”、“绛候安刘”；更闹不清楚“安刘”“柳营兵”是咋回事？许世友手下那些姓“马”姓“牛”的人，乘机对许说：“毛主席讲党中央出现危机只有靠你来扛了！只有你能转危为安”。许世友听了大喜过望，“对呀！毛主席是问过我这件事”。许世友把另一句话“周勃少文”给丢了，只听到“安刘必勃”一句。所以，他敢搞独立王国那一套。在一次会上，毛主席问许世友：“许世友你看过《红楼梦》没有？”许世友莫名其妙，什么红楼梦、黑楼梦、白楼梦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他说：“你回南京要读《红楼梦》，要读哥白尼的《天演论》”。许世友懵懵懂懂，唯唯诺诺。回南京之后，他吩咐政治部到新华书店大量购买《红楼梦》、《天演论》营以上干部每人各发一套。下命令每人至少看三遍，上班时间也准看，不算违纪。吹许世友是“传奇将军”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奇”事也大书特书地“传”进去呢？
    1969年1月，我在后勤工程团劳动改造，因病在家休养，南京军区政治部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连锅端到北京去办了。办学场所设在总后勤部的后勤学院。到了北京，学习班立即“换了人间”。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挨批挨斗的人，被勒令检查交待的人，变成动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改组了，“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艾汉美、纪国城被党中央指定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倒许乱军夺权”的说法被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挨批判了。史景班挨批斗的位子，让给了南京军区另一位政治部主任符确坚和参谋长王蕴瑞了！符确坚海南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讲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海南岛北京话。符确坚曾任军区后勤部政委，他认识我。为什么要批他呢，他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替罪羊。毛泽东同志说：“‘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毛泽东说：“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批评教育了许世友，又一次纠正了许世友的错误。毛泽东的话讲得很重了！许世友算是听懂了。他下令赶快把“倒许”二个字去掉，但无济于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执行，背靠背批了他6个月。1969年6月，军区政治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奉命返回南京。
    1969年4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上班，并且派我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工作组长是周化泽科长，同我关系很好。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阮克栋和陶春和笑嘻嘻地对我说：“赵玉祥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军区指示，你自己写的检查交待材料还给你本人，检举揭发你的材料当面销毁。你的错误一笔勾销了”。阮、陶二位在推行“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中，都很积极。陶春和代理科长的职务不知何故被吊销了。阮克栋升了官。
    1968年的反复是许世友挑起来的，结果以许世友挨批评再一次做检讨而告终。我们同许世友的“摸老虎屁股”游戏，第二次交锋又胜利了。但是，我们吃尽了苦头。辛弃疾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读词悟人，不胜唏嘘。
    刻下，我也有点同情古代遗恨的英雄豪杰们，他们为什么不自量力。辛弃疾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民为本”，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官为本”。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消灭“官本位”。有官本位思想的政客们视人民群众（老百姓）为草芥。他们对上，推崇“吾皇万岁”和“天聪圣明”。许世友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体系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里。民主和科学对他来说是“怪异”。不能容忍“怪异”的大小官员岂止是许世友一个人！21世纪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新的领导集体，他们看到了“官本位”的本质和它的危害性、反动性，因而极力倡导“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和思想路线上的科学发展观。这是胡锦涛同志的英明。他把握和遵循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
  
    （七十一）春光无限好细雨化无声
              赤子报国心沉沙落雁飞

    1969年4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二位科长找我谈话。“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4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陶春和代理科长吩咐我。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讲到“好同志”三个字时，阮大头双眼笑成了一条缝，大嘴里露出了两排大白牙。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1—567页，时间：1967年6月5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不大一会儿簸箕里火焰喷舌，纸灰飞扬，整个办公室里充满着焦烟味道。那些细屑纸灰有的点洒在办公桌上，有的飞出了窗户，飘洒不知去向。还有一些细屑飘落在我自己的头发上……。
    赵玉祥手捧着自己在10个月以前，洒着眼泪疾书而成的“请罪”材料，心里激动万分。那些浸有泪水的“供词”，一点也没有褪色，流利的钢笔字，一行行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信手翻看着，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挨着日期顺序，装订得整整齐齐。
    “啊那有那么多？”我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500字计算，那就是25万字。在集中营里关押了45天，平均每天写5600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5天，却被逼写出了25万字的“罪行”材料。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列车飞奔在宁沪线上。四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红黄蓝白褐，交相辉映，景色万千。我们一行4人在周化泽科长带领下，从南京出发向上海进发。在车窗前，远山近水，农田树荫像印刷机里吐出来的报纸一样，闪闪而过。我倚着车窗，低声呻吟着平时爱唱的抒情歌曲“马儿啊！你慢点跑。风吹啊，草低见牛羊……”。我习惯地把军帽挂在衣帽钩上，抬望眼，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和勤劳的人民，思绪万千，似有所思。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我在集中营被武装关押，被批斗，带病被下放到农场里劳动，因病而归，孤独在家养病，不准工作，没有任何人敢接近我，走到那里昔日的战友都不敢同我讲一句话……。今天和昨天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互相交织在一起，我无比悲戚伤感！洒进车厢里的阳光，轰轰作响的车轮，摇曳婀娜的路旁杨柳，粼粼闪光的太湖之波……这些自由、美好、纯洁、伟大的大自然，不断收进我的眼帘。凄戚悲凉的往事，现下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寒而噤无限惊愕。惊涛骇浪，暴风骤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世态炎凉；海晏河清，和谐细腻，相扶相济，风晴月朗和人间柔情，这两类截然不可同日共语的感情境界和思维空间，令人感慨不已！爱和恨，善和恶，忠和奸，美和丑，真和佞冲击着善良人们的心脏和中枢神经。
    到了上海，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南京军区上海招待所。我和周化泽住一个房间。在我当部长助理时，恰好他也是油料部部长助理，我俩经常在一起开会，业务上经常接触。两个部合并之后，他晋升为科长，我仍然当部长助理。“赵玉祥同志，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计较了，向前看”。“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我全部都看过了，当时的形势，谁都很难料到，吃了点苦头，正确对待吧！”周化泽在劝慰我。延安饭店条件好，两个人一个房间，没有第三个人在场。我对他说，我走时阮克栋找我谈话，他说：“许司令说了，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是的，本来都是好同志嘛，谁能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周化泽也和我一样感叹不已！
    在延安饭店二楼，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青年服务员，正在使用吸尘器，努力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用拖布协助她们把打蜡地板上的垢物去净，淡黄色花边地毯服贴地伏在地板中间。电话就在房间里，随时可以和全国各地通话。时针指向9时，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上海市的《大黄页》。411356，“喂！你是××公司吗？请你找黄灿同志接电话。怎么？她不在，她中午才能回来……。我是上海延安饭店，我是她的战友，请您转告她，她回来时，请她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478281。好的，谢谢！”。过了一天，下午二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喂！啊是我。昨天电话没有找到您，您都好吗？又是八年没有见面了。好的，明天我不出去了，下午三点钟，在房间里等你，延安饭店二楼36号房间。再见！”。
    一位身材修长，姿态婀娜，服装考究的年青妇女，挽着我喜笑颜开地从饭店门卫室走了进来，她穿一件藏青色小领西服上装，下着一条米色小口长裤，润滑笔挺合身。下颌之下，开放式白底红点衬衣领头，那领头也是笔挺的，一丝皱纹也没有。她乌黑油亮的头发，好像才经过发型师梳理过。她脚上那双黑色扣带半尖皮鞋也顶合脚。她的一身装束和举止投入，一看便知是海派气势和风格。好一位八年没有见面的原炮兵司令部后勤军械部财务科的黄灿同志。
    “八年了，怎么你又来找我？我老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老太婆？”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您还是那个样子，这八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以为你退伍了！”她接着讲。
    “你看你一点没有长肉，你还是一把骨头，排骨！”说着，她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地在我左臂上捏了一下。她继续挽着我一步一步地上了楼。“请坐”。我把她带进房门，热情地招呼她坐下。然后给她倒上一杯热茶，随手在小壁橱里取出二只苹果，先在盥洗间里洗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给她削皮。她坐了下来，把随身携带的精致的小提包放在我的床脚，然后端起茶杯微微地品了一下。品茶的瞬间，她乘我低头削苹果，迅速地把我又看了一眼。然后，把嘴闭起来，端着茶杯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又转睛凝视着我，直到我把苹果送到她的手里，她才放下茶杯，笑了一笑，接过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小口。“你爱人都好吗？孩子也好吗？”我一边削另一个苹果一边同她攀谈着：“满好”。
    “你还是干老本行？当财神爷，满惬意的，不像我成年劳累和奔波，马不停蹄，常年累月一套老军装”。
    “你是大军官，我们是老百姓。全国学习解放军，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才是”。说着，她用眼睛狠狠盯了我一眼。
    “小芳（她原名黄秀芳）你还记得1951年到1952年的军队生活吗？那时候你才16岁，你是青年团小组长，我是青年团支部书记，你经常向我汇报团小组思想情况”。
    “你的记性真不错嘛，15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清楚”。她笑容柔和。
    “你忘了吗？‘三反五反’的时候，你查帐在南京候家塘，我当时出差在上海，有人陷害我，你急得暗地淌眼泪，后来那个诬陷我的人自投罗网，受到军法处置，你才把心放下。我从上海回来，你守口如瓶，不透一点。等你离开军队到上海工作之前，我才听别人告诉我。你为了替我辩白，日夜查帐，终于用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告别于仓促之中。那时，你17岁，我20岁”。我深怀感激之情，娓娓叙说15年前的往事。
    “你的记性真好，可我倒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我替你结毛线衣的事我至今没有忘掉。你买多少毛线，什么颜色的，我结什么样式的，腰身多大，我至今记忆犹新”。她十分动情。
    “这件毛衣穿15年了，我还穿在身上，不过它已经改织了二次”。
    我们愉快地彼此交谈着建国初期那场“三反五反”运动情况。她又怎能知道，15年后的1967年，我刚刚从武装关押的集中营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呢！如果她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它的残酷性，她又会为我流泪的。一个人在经受苦难和浩劫之后，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同昔日的战友，尤其是同异性伙伴叙旧，对他那颗受创伤的心，会得到极大的慰抚和修补的。
    我们一行4人，在上海警备区呆了一个星期就回南京交差了。这一次到上警来没有什么重要任务，纯粹是走一下过场，了解一下二月抓人之后的部队思想和工作情况。我意识到这是来自北京总部的关怀。我被关押之后，三省一市的军队后勤系统，野战集团军后勤系统都知道了，老熟人看到我“亮相”了，都为我高兴。
  
    （七十二）手术刀上也有“阶级斗争”
              沈威廉死亡调查纪实

    1967年9月，金陵古城灼人的热浪冲击着善良的人群，人们被烘烤得透不过气来。南京中山门半山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89楼二楼住着一家凄凄惨惨戚戚的临时人家。主人叫朱顺潭，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她带着一双儿女，从嘉兴野战医院被告状团接来，揭发控诉许世友残酷迫害她丈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朱顺潭被通知到这里谈话。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二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响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朱顺潭讲到这里眼睛稍有红润，她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喝了二口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继续和我交谈。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朱顺潭愤怒地说：“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赵玉祥同志你要叫我谈沈威廉死亡的真实情况，这就是真实情况。”我全神贯注听她一句话一口血的诉说。我屏住呼吸，忘记炎热，用我的全部记忆力和记录本领，把朱大姐的血泪控诉收录起来。她谈完了，她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朱顺潭告诉我，她原来体重140斤，现在（1967）只有一百零几斤了。她的双眸凹陷在清瘦的脸庞上，面容憔悴苍老，心事重重。然而，她的思维清晰，语言利索准确。举止动作也敏捷了当，并没有由于过多地悲痛所造成的呆板和迟钝的表现。在谈话过程中，我观察到，朱顺潭具有超人的毅力和克制力。同时，也意识到她对沈威廉缅怀绵绵的无限深情，这种深沉内向的性格是罕见的，她越是无泪不泣，越是说明她创伤之深，悲哀之切是无与伦比的，即大哀无恸之说。她的眼泪已经枯竭了！大凡欲哭无泪的人是最伤痛的！
    “朱顺潭同志，你能写点东西吗?”
    “我是一个普通护士怎么能写东西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把你要向大家说的心里话，都写出来，也就是说都倒出来，怎么想就怎么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整理和修改。”
    我受告状团之托义不容辞，接受了为朱顺潭整理控诉材料。后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罪状。罪状的性质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翻案。
    1967年8、9、10、11四个月，朱顺潭同志连续做了十几场控诉报告，无论男女老少听了她的控诉，无不泣不成声。可是，她在台上，纹丝不动，台下一片抽泣之声，她一滴眼泪也没有，真情感人不在声泪之如何。没有多久，在正义的呼声中，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被迫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教授和医生，对沈威廉胸外科主任医生的死因展开热烈的、道德的、科学的、法律的、公开的讨论。
    宽敞明亮的乳白色的小会议厅里，陈列着双人和单人的沙发，用白色的套布套着，显得圣洁和高雅。茶几上放着普通的茶杯和烟缸。小厅的两个对角上各有一台风扇，不时向四周转动，送出一阵阵热风。在一张茶几上，有一叠厚厚的纸张，摆得不太整齐，上面印着《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和《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病历》字样，病历号码为“32514”。病历下方的格子里，分别钢笔草书：“沈威廉，男，48岁，中校，科主任”等信息。沙发上端坐着表情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医学专家教授和医生。他们是：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也就是说治病必须服从“办案”，治疗要服从阶级斗争。耿希晨批评“八一医院”不懂得“手术刀上有阶级斗争”的道理。院长和政委认为：自然科学必须服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统帅和灵魂。顺便提一下，耿希晨原为第27集团军的卫生部长，同许世友关系密切，“文革”期间他死保许世友，秉承许世友的旨意，疯狂镇压军区总医院敢于批评领导的群众。耿希晨本人平时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搞崇派主义，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群众对他十分不满，机会来了就“造反”了。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但是长官意志否定了“合法化”。在这种形势下，许世友的“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逆我者亡嘛！
    封建诸侯和骄兵悍将，何言民主和科学，许世友的意志就是法律

    （七十三）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
              沈威廉冤魂和他的六位战友
    《沈威廉死亡调查实况》还要继续。
    沈威廉湖南人，1919年生，旧知识分子。1944年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国民党南京总医院胸外科医生，著名“胸外科一把刀”。1949年南京解放，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了这所医院，更名为华东军区总医院，1955年正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沈威廉这把“刀”，从1949年到1967年，18年来救治了我军数以千计的干部、战士、家属、子女的性命，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使患者转危为安，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出于他的表现和政治上的进步与要求，经过党组织对他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批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成为中共党员。授中校（正团）军衔，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他是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在全国医疗系统也赫赫有名。在沈威廉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知识分子，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威力。
    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学者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有著名妇科专家何碧辉，传染病科专家陈伟达，泌尿科专家吴公良等。陈毅、唐亮、郭化若、张才千、林维先对这些专家十分尊重，把他们当作党的瑰宝加以爱护。有的专家同军区首长关系密切，甚至成为至交。比如世界著名与林巧稚齐名的何碧辉和郭化若、唐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何碧辉曾多次对我讲过，她同唐亮政委和郭化若副司令员的故事。林豆豆和郭化若的女儿都是何碧辉副院长亲自接生的。何碧辉授上校军衔，副师级，行政上是副院长，并享受专家津贴。老太婆脾气古怪，非常执着认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对干部、战士、家属患者一贯精心治疗，极其关心，医德高尚。在军区总院，无论院长、政委都得让她三分。后勤首长也十分尊重她。她遇到医疗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直接去找郭化若和唐亮，找郭化若的居多。她和林巧稚一样终生未嫁。何院长家里不用保姆，坚持亲自打饭打菜，我劝她你七十多岁了，过马路很危险，让别人代你打饭打菜不行吗？她执拗自己去。军区总医院，经常组织专家义诊，在马路上摆“摊子”，何碧辉每次参加这种活动，一次不拉。很多怀孕的妇女都找她“听胎”，判断是男婴女婴。老人有求必应，十分忙碌。老人节俭成风，常年一套军装，很少看到她穿便衣。家里一台福日牌14吋彩色电视机，用到她去世还是这一台。家中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小沙发一个茶几都是旧的。她考究卫生，卫生间一尘不染，吃的蔬菜要用牙刷一叶一叶的洗刷。我每到她家，必备一碗福建人口味的甜点心招待我。我吃完了，她习惯地说一句“再吃也没有了！下次再吃”。老人很欢迎我到她家做客，一次至少三个钟头，大都谈她1935—1949年之间的经历和趣事。抗日战争那一段，在美国留学那一段，说得最起劲。她告诉我，她是福州陶淑女子学院和文山女子中学毕业的。我说，我是格致中学的，她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是老同学”。我到总医院看病，一般不找她，如果找她帮忙，她必亲自带我去找专家看。有一次我要看腰关节病，她就把我领到骨科主任林恩及那里去，对林恩及说“你给他看看要紧不要紧”。林恩及同志是厦门海沧人，见到何碧辉就说闽南话，我听不懂，干着急。老人看我着急，就得意地笑，说我的“福州话不好听，要学闽南话”。林恩及对人说“赵玉祥是何院长的干儿子”。
    老人家家里不用保姆，有二位亲人照顾她。一位是姑侄女，一位是姨侄女。姨侄女是军区总医院的供应室护士，姑侄女是南京博物院的讲解员。她俩和何碧辉院长一样，都没有结婚。何碧辉离休后，回到老家福建厦门鼓浪屿。逝世于东南沿海风光旖旎的花园城市厦门鼓浪屿，和林巧稚都葬在鼓浪屿。
    沈威廉之死，何碧辉表示愤慨和惋惜。提起许世友，她就眉头皱起来，眼睛看着我直摇头，嘴里没有一句关于许世友的话。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我透露：“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他说：“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籍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龙启明说到这里，流露出极为不满的容态。他说：“我们党的政策今天怎么会被那些领导人执行得这么糟糕了！”。龙启明继续说：“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龙启明继续对我说“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世界观没有改造的领导人，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权力在手，没有民主和科学监督，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在封建主义的哲学里，是天然合法的。我说，“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定论。
    “文革”中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及思想作风不正的领导人，开展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做为领导人应持谦虚欢迎的态度。然而，这些领导人对群众的批评持逆反心态和报复做法，应予批判，涉及法律的应追究法律责任。
    1967年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是众所皆知的。南京军区总医院党委，属于高级党委，对党的一贯政策是清楚的，“文革前”也是这样执行的，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群众批评和冲击的领导人，就一反常态呢？就可以颠倒是非，明知故犯呢？他们为了自身的尊严和利益，就可以践踏党的方针政策，为所欲为，把好人当坏人来处理呢？这不是犯错误，这是犯罪。
    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不假，但是，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邵马龙李居柯，除了柯如仙有骄傲自满情绪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余5位都是党员。正是因为他们造了“领导人”的反，批评了领导人的错误和缺点，触犯了领导人，因而被强加为“犯上作乱”的罪名，逮捕法办。利用权力有意颠倒是非，颠倒黑白诬陷好人，令人发指。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代表不了党中央，代表不了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更代表不了共产党。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左”倾机会主义，出现肃反扩大化，出现滥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事件，从根源上讲，有的属于极左思潮问题，有的是中了敌人的奸计，有的属于“莫须有”。所谓“莫须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白了，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披着革命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外衣有意杀害或陷害异己者或背叛者。这些“有意杀害、有意陷害、有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事实上已是犯罪，但是出于政治利益或个人利害上的原因大搞宗派主义，它的性质往往被掩盖了，轻描淡写地被涂上一层保护色，用轻飘飘的六个字“犯了严重错误”被保护了下来。这种权术性的做法，较之明火执杖的杀人犯罪，
    更为恶劣，其欺骗性更大！被杀害的好人包括被逼自杀的好人，往往申冤无门，昭雪无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这种事例很多。但是，我们的党从未认真杜绝这类事件，历史上张国焘在长征中，冤杀优秀的红军干部和普通战士；延安“三查三整”中逼死过人；在白区地下党负责人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等等，屡见不绝。许世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他反而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我闹不清！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许世友知道毛泽东需要他，许世友有恃无恐，心中有了底。因此，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屡次“犯严重错误”，敢于屡次往死里整人，而不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相反的还升官。在当时党内斗争尖锐的形势下，毛泽东需要南京军区的几十万大军。我们这些犯“左倾幼稚病”的人，一直被蒙在鼓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七十四）林彪<1号令>项庄舞剑
              许世友借剑乘机伤人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等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言论。与此同时，苏方调兵遣将，进行具体的军事部署。苏联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得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应。
    六月间，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9月23.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在全世界面前，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10月1日，国庆20周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强调战备。
10月15日，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两天以后，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苏州。根据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10月18日（星期六）林彪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1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决定，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
    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主席，每日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号令”传到了。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作出强烈反应。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是主席让我拿去烧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文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意思是，人民解放军只有林彪一人可以直接指挥了。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毛泽东不允许睡榻之旁又睡了一只凶险的老虎。毛泽东同志一向极其重视抓枪杆子，拉住人民解放军高层将领，拉住许世友等高级将领，他就可以安稳地睡觉，这是大局的大局。
    1969年3月2日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1969年8月13日，苏联在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报复性的流血事件，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党、全军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早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5月上旬，党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6月、7月，召开“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作战会议。8月27日，中央作出成立全国各级防空领导小组，同时展开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9月，中央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月26日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次日林彪说：“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在中苏谈判前夕，根据苏联的战略动向和情报资料，党中央做出在1969年10月20日之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疏散安排的报告，由汪东兴、王良恩签署的，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达的。毛泽东同志抢先了一步，把共产党的核心骨干，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紧紧地抓在手上。这样毛泽东和林彪斗，就棋胜一筹了。
    作为副统帅直接管军队的林彪，理所当然，要做出紧急的军事布署，问题是不能“先斩后奏”。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二天后的1969年10月17日林彪疏散到苏州太仓，10月18日，“第一号令”诞生了，并下达全军执行。《第一号令》“四个字”的发明者是阎仲川，并不是林彪，此人是从某大军区，林彪指名调到总参谋部任总参作战部长的，后升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主管全军作战工作。“1号令”六条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后来“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和“加紧武器装备生产”二条不向其他部队传达，剩下了四条。这里谈一下疏散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陈云、邓小平到南昌。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叶剑英到长沙。陈毅到石家庄。刘伯承到汉口。聂荣臻到邯郸。其他领导人不叙述了。众所周知，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死的，而且死的很惨。整死这四位领导人，罪魁祸首是林彪和江青，毛泽东则装聋作哑。贺龙和陶铸之死，毛泽东是为之叹息的，因为，贺龙可以抗衡林彪，陶铸可以派大用场。
    林彪《第一号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说的沛公当然是毛泽东。林彪口授六条决非做秀，是动真格的，无可厚非。任何一位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都会做出这样的布署。以林彪军事战略家和副统帅的位置做出这个决定是正常的。但是，林彪的做法是“先斩后奏”，却意味深长，这里蕴藏着极为深刻的危险和阴鸷韬晦的用心。以林彪的为人和他同毛泽东相处40年的“相知”，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但是，他这么做了。毛泽东的反应呢？面有愠色，当场烧了。我不敢妄自猜测，林彪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其用意何在呢？我和某些人以为他在向毛泽东示威，他在威胁毛泽东。实质上是向毛泽东要权要位，他借战备之名，一夜之间调动千军万马，大展其副统帅的威力。他要当韩信，他同韩信一样，“我这个三齐王怎么样？你老毛看着办罢！”毛泽东雄才大略岂能不知林彪的用心，但他和刘邦一样，功高震主者，必除之。人家说，林彪的性格内向，终日不语专门揣摩问题。有人形容他“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确如此。林彪和毛泽东的碰撞和摊牌已昭然若揭。林彪去毛之心已呼之欲出。许世友虽是粗人，但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清楚。1967年7月在上海，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演完哭戏之后，曾不打自招地说：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许世友很吃香，他在毛和林之间充当了左右逢源的角色。人们都说许世友“粗”，充满传奇色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他是“韩复渠”式的人物。既是军阀，又是政治投机家。
    1969年6、7月间，因政治空气回暖了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亲友之间的亲情又开始升温了。那种儿子批斗父亲，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的气氛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南京军区总医院很多开明和正义的医生，继续坚持“救死扶伤”的精神。我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1969年8月1日，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来看望我。二位将军都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郭政委对我说：“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我对首长的关怀，深为感动，含泪对二位首长说：“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我在医院里很开心和医生护士们聊天，饭后在草坪上散步，不时还可以溜回家看看。我家到总医院只有三站路。1969年国庆节前夕我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我在家休养。此时，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7条出路：①支左、②去生产兵团、③去人武部、④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⑤连以下干部复员、⑥轮番下放劳动锻炼、⑦营以上转业。组织上找我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我意识到“政治空气”又紧张了，郭金林政委的话有了变化。我很气愤，我知道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许世友身上，那个时候田普当上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她说了算，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妻俩当作囊中物了！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我谈话，敦促我到生产建设兵团去，我仍然拒不服从。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曾同志对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也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任曾部长态度诚恳，甚至对我说：“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我脾气犟，坚决不去。现在想想甚为后悔，如果去了就不会脱军装。
    1969年11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我说：“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我回答很干脆：“那就复员吧！”协理员说：“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南京军区后勤部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图，违背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入伍不复员的规定”，我被作复员处理。我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我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我心里明白，只要我肯复员，肯脱军装，他们什么条件都答应。一句话，他们要把我赶快撵走。1969年11月份，我和郑日雄、郑道沂回福州一趟，看看福州有什么好工厂。福州工业条件差，军事学院把郑日雄安排在一家小商店里当营业员，据说是卖肉类食品的。我立即返回南京，要求安置在南京。1969年12月，我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36元。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5500元的复员费卖掉了。我含着热泪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管理科去领了复员费，当天我把复员费全部存入银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这样我被许世友清除出我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人民解放军！37年过去了，我仍然热爱着教育培养我成长的人民解放军，日夜思念着我的老首长，我的老战友。37年来，我舍不得脱掉这身军装，夜里做梦我还在军队里工作，醒来原来是一个梦！
  
    （七十五）脱军装进工厂当刨工
              抓“5·16反革命”大祸又降临

    南京变压器厂是一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我选中了它。办好手续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当刨工。月试用工资36元。所谓试用工资，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内“不合格”还没有36元。我参军20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被“文革之风”吹得一干二净，除了保留党员外，5500元复员费买断了我的一切待遇。1969年12月，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那年我37岁。与此同时，出于紧急战备，城乡掀起上山下乡大迁徙、大流放运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教育科技工作者、学校教员通通到农村、山区或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顿时间，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沸腾了，人们壮怀激烈，毁家荡产，携妻带子，或独自一身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歌曲，“打起背包就出发”，“接受再教育”去了。
    复员后第一件使我痛心的事，我永志不忘。复员后第二天，我的第31集团军战友杨思谦的大公子，要我送他一顶军用冬季毡绒帽，后来这顶旧军帽被人抢走了，思谦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追查这顶帽子的来源，我去作证，我穿着军装去了，填写工作单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兰园派出所打电话给后勤部查证，后勤部回答说，“赵玉祥犯了错误已复员，非军人。”我被派出所训斥了一顿，说我是犯了错误被清除出部队的。下次再冒充军人，就拘留我。我唯唯诺诺，承认错误，才被放走。杨思谦为这件事，对我十分负疚。我为这件事，塞心、伤心一辈子。
    我的师傅叫兰济强，问我在部队是什么官，我说是大尉。工人们对我很尊重，师傅也不教我技术，成天拿着“维丝”擦刨床，擦得雪亮。在军队月工资为108元，到了工厂36元，还属于“试用”。我那个时候真傻，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地位呀，待遇呀，脱军装呀，没有房子呀，生活重新安排呀等等。就是咬住一口气，横下一条心，到那里都是革命。脑子太简单。在车间没干两个月，我就被调上去了，到生产组当统计员去了。堂堂一个大尉部长助理，去干统计员，我实在憋气。领导我的是一位采购员，不是干部，是从工人里调上来的。我按捺着气愤，把工作担下来了。又过了二个月，厂长回来了，问我在部队干什么工作？我说组织计划。厂长书记一商量，好！你去协助搞生产计划吧！这位主管是女同志，我跟她当助手，她又成了我的师傅。到工厂6个月，换了三位师傅，一位姓兰，一位姓王，一位姓沈。
    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五反”运动，各单位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抓流氓、反革命和坏分子。我又被调往政工组，帮助搞政治运动。政工组组长姓王，是济南部队复员回来的班长。部队复员回来的一大批战士，都成了运动骨干，他们思想“左”，没有政策观念，作风粗暴，很会乱整人，伤害了很多人，有的工人被整死了，有的工人被打伤了，有的工人伤残终身……。至于隔离、逼供信、抄家、干重活、漫骂等那是家常便饭。任所欲为，随心所欲。根本没有政策、没有人道、没有公理、没有公正。我看到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文化大革命”四年，竟会把工厂、社会搞成这个样子，非常之黑暗！100多人的小厂分成三派，谁掌权谁就无法无天，大整对立派。我就眼看着一派整一派的残酷做法。工人候锡良（板金工）、郭仁锦（车工）、蒋学成（刨工）、董光志（档案员）等被毒打、被批斗、被强迫干重活。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一批干部，虽然政策水平高一些，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但无能为力。在极“左”的大气候下，谁也不敢去找麻烦，引火烧身。
1970年11月，我和另一位部队复员回来的排级干部，出差到山东潍坊搞外调。这期间全国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掀起了又一个大规模阴谋篡权的政治运动。把矛头指向党政军老一辈革命家和周恩来总理。林彪、江青捏造出来一个“‘5.16’反革命造反军团”。他们把这个所谓“5.16反革命军团”描绘为：这个军团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前台指挥的是“杨余傅”。这个军团的成员是各级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他们子女以及黑五类。冲锋陷阵是“黑五类”。“军团”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他们采取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保存骨干待机而动的反革命韬晦策略。他们重点进攻的目标是毁我长城。周恩来总理曾说：“清查516是冲着我来的”。
    1970年9月，在林彪、江青操纵下，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反革命军团分子”。1970年10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许世友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许世友通过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入狱。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我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在劫难逃。我出差到山东潍坊，12月份回到南京。此时，南京抓“5.16”的风声已经很紧，我有随时被捕的可能。军内正义的同志向我透露消息，并劝我赶快“逃走”。我认为我没有罪，为什么要逃走？万一逃走若再被捕，那就会授人以柄，小命难保了。我决心静座待变，再一次经受考验。这个时候，我已被赶出了部队营房，暂住在岳父家中。离开营房时，管理科派了一辆嘎斯51运输车，又派了四位战士帮我搬家。我的二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上车时闹着不肯离开，他们说：“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小涛、小明、小胖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嘛！”我回答说：“我们搬家是暂时的，将来还要回来的”。我的爱人郭泽俭同志，默默无言，向家属们打个招呼，道声再见就上车了！我这里的家没有了，这里的食堂没有了，这里的操场没有了，这里的绿化和营区通道也没有了……。我穿一身工人服装，领着二个幼小的孩子，在贤慧的妻子陪同下，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飓风把我吹得“冰天雪地两茫茫！”。
    一个四口之家，好端端的人家，为了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号召，在“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做党的驯服工具”，“解放军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史无前例”和“轰轰烈烈”，犯了左派幼稚病的赵玉祥和他的战友们，正如陈毅同志所讲的，“你们这些娃娃，懂得什么？你们懂得什么叫路线斗争吗？你们能搞路线斗争吗？”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路线斗争中，所以吃尽了苦头，几乎被搞得家破人亡，正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太天真了，太单纯了！但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不问什么幼稚、天真、单纯的，既然你卷进了这个漩涡，那就很难自拔了。
    在暴风狂雨之中，一叶扁舟，好不容易逃脱了浪吞礁触的危险，暂时躲进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湾。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呵护着一双未成年的孩子，惊恐动荡的心绪甫甫乍定，等待他们全家的另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了！三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回忆录时，心绪虽然平静，但是，我心里依然很难过的。我能有今天，真的要感谢上苍！我命不该绝。感谢党、感谢毛主席，那是一句空话！老天爷安排林彪爆炸，我才得救。林彪爆炸之后，许世友大喊“上当了，上当了！”他说，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大抓‘5·16’是上了林彪的当。他和杜平商量，赶快采取补救办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有政治运动，“倒许乱军”分子就被上挂下联。“倒许乱军”又被联上了“5·16”反革命集团。林彪爆炸了，许世友把清查“5·16”的罪责一股脑儿推给了林彪，把屎盆子扣在林彪头上。他充好人，搞“什么补救办法”。什么叫“补救办法”呢？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李树和，在许世友授意下，发出一纸公文“查某某同志，‘5·16’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许世友把好人关押了三年，整得死去活来，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一纸公文轻松了事。天下有这种好事吗？许世友疯狂整人，双手血泪，推托罪责，轻松了事。这就是上将军的传奇故事吗？吹捧许世友的同志们，你不觉得惭愧和负疚吗？你吹捧了一个人，却欺负了数万人，良心过得去吗？

    （七十六）威武不屈义正辞严斗狱司
              三载沉冤铁窗樊笼心向党

    1970年12月5日晚11时，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我家，对我说：“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我知道有情况，我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我拿起一件棉大衣，向爱妻郭泽俭同志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一走就是三年。1973年11月1日，我被通知无罪释放，回到家二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15岁另一个13岁。郭泽俭事先不知道，她还没有下班。孩子见到我相对无言，这是后话，在此不赘。
    我到了派出所，看到一辆军用戈斯69停在门口，我明白那是为我准备的。军代表向我宣布了逮捕令，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被我拒绝了。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我反手戴上铐子，把我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军大衣摔在一边。从我家到娃娃桥监狱其实很近，他们故意迷惑我，开着车子兜来兜去，到了监狱，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我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我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我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监狱指导员是军代表姓孙，他是第60集团军某部的连指导员，监狱长姓张也是从60军来的。姓孙的军代表像凶神恶煞一样。我高呼口号时，监狱“号子”里的犯人都听到了。“柜台”周围聚积的狱警都惊呆了。他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这些狱警都是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极强”，年轻力壮，很会整犯人。军代表指导员狠狠地对我说：“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苦头吃”。有一位看守说：“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我大声对他讲：“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姓孙的指导员气急败坏地走了，自言自语道：“极其嚣张，极其嚣张！”姓张的军代表狱长始终一言不发，一直盯着我看。看守们也不叫读“监规”了，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我填写，又被我拒绝了。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看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回答。又问：“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我见机会来了：“我家住在红花地24号”。看守：“怎么写？”我回答：“一颗红心向着党的‘红’。花是葵花向太阳的‘花’。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地’。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我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我，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我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我“进去”！他咣的一声把牢房门锁起来了。他又打开“老虎洞”看看牢房里动静，一分钟后，他关上“老虎洞”走了。我进了“号子”，一盏昏暗的电灯吸在天花板上，号子里的犯人足有十七、八个，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谔谔地盯着我看。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煨了”。心想，这下完了到了这么个鬼地方，可怕。顿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我夹着大衣，痴痴地站在门里不动。犯人全都坐起来了，争着给我让地方。带班员说，“就在裁缝旁边吧！”带班员就是号子里的犯人头目，睡在第一个位置上。我进来只带一件军大衣，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12月的南京城冷得很，怎么办？裁缝和旁边的另一位犯人，让出了一席之地，拿出一床被单借给我铺在稻草上面，我把军大衣当作被子，把军棉衣棉裤脱下压在军大衣上，身上的毛衣和军卫生衣裤就不脱了，这一夜就这样过下来的。
    这一夜，我无法入眠。不冷。牢房里有一个炕光溜溜的，可以容纳18人睡眠，每个犯人的睡眠空间宽60公分，长1.5米，插足而眠，不能抵足而眠，屈膝而眠也不行。翻身也很费劲。“号子”里有一个抽水马桶，这是唯一的设备，轮流如厕，限制时间，否则影响下一个用厕。谁个用厕后，必须把地上和便桶上的垢污擦拭干净，以保持清洁。牢房里有一扇百叶窗方圆为1.2   m×0.7m。18人就靠这个小窗子呼吸。用百叶窗是为了防止犯人向外窥测动静。牢门也不大但很厚实，牢门上方开有一个1寸宽6寸长的小活门，供看守在外面随时打开小活门监视牢内的动静。犯人称之为老虎洞。看守们如狼似虎，对付犯人很不人道。打、骂、体罚、刑罚、侮辱人格常有的事。看守们还会搞心理战。比如在深夜，他们故意把重犯拉出来，带着脚镣和手铐在牢房前走动，叫犯人在深夜沉睡时，听到脚镣和手铐声，受惊而醒。有的犯人特别是女犯人，意志脆弱或心理状况不佳者，经不起这种恐吓而精神失常。他们用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来迫使犯人交代罪行或揭发别人的罪行。
    我躺下来心里翻江倒海一般，思念家里这一夜和今后将会怎样？这里是什么地方？要关我多长时间？家里人是否知道我在这里？看守们将会怎么对待我等等。我在想，抓我进来的根子在南京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又是秉承许世友旨意办的。我在想，他们会给我按个什么罪名呢？这些事1967、1968二年不是都弄清楚了吗？为什么还要把我请到这里来呢？我胡思乱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六时，值班看守吹哨子起床，犯友们纷纷问我，你犯的什么科进来的？你是军人吗？他们交头接耳，互相猜测。他们感到我这个犯人是有来头的，而且很神秘。我告诉他们，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别的什么也没有说。犯人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大闹公堂高呼口号，我们都听到了，你胆子真大，我们无论如何不敢这样。我向他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他们说是娃娃桥，我听了大吃一惊。顿时，我清醒了许多，我意识到，再不能胡思乱想了，要立即做好应对的思想准备，尤其政治上要高度警觉，不要在这里犯错误，授人以柄，没有罪弄出罪来。20年的军队生活和历次政治运动帮了我大忙，我给自己定下几条必须遵守的规则，①坚信党的政策，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总有出头之日；②不谈政治问题，不扩散军区内部任何情况；③不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和个人的情况；④遵守监规严戒急躁情绪和烦躁心态，避免吃眼前亏；⑤注意身体健康，避免生病；⑥同犯人搞好关系，但又要有界线，不能轻信别人。我正式坐牢了，我感谢许世友请我进监狱，好好为我补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课。使我认识到、体验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三年监狱生活使我大开眼界，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

     （七十七）人间的一个黑暗群体
              人性被炼狱成兽性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至言真理。我在南京娃娃桥监狱蹲了三年，进出这个牢房的犯人，三年中不下数百人。有的被处决了，有的被判刑了，有的被释放了，有的走着进来，抬着出去的……。我蹲的这个牢房有这样几种人：无罪被错捕进来的；小偷和盗窃；强奸诱奸；打架斗殴；政治犯包括破坏生产和坏分子等，其中小偷最多。有的犯人一关就是三年、四年、五年、六年，人被关押变形了，思想脾气变怪了，精神情绪变紧张了烦躁了；有的犯人被关傻了；有的犯人被关押后变得更坏了。
    “号子”里犯人生活的点滴情况：
    早中晚三餐  1970年的监狱犯人伙食标准为每月7元，1973年增加到9元。平均每天二角三分到三角钱。早餐稀饭，中晚餐干饭。早餐每人一小钵（像栽花的盆子）稀饭。一点点卤咸菜，大多是胡萝卜或萝卜干。犯人对稀饭的形容说：“一吹三尺浪，一吸三条沟”意思是稀饭稀得能兴风作浪。中晚餐每四人一小瓷盆米饭，画十字每人四分之一和菜一起分到钵子里，少得可怜。抓阄分食。至于菜肴大多为萝卜青菜，菜汤是开水冲青菜，抓把盐倒点油就“ok”了。一个月吃1—2次肉，每人可以分到7—8块。都是萝卜烧肉。犯人形容肉的大小三级风就可以把肉吹飞起来。犯人分肉的方法绝对平均主义。肉打进来之后，把肉先拣出来，按肉的大小块分成3——5个等次。18个钵子摆成二排，用筷子先大后小依等次挟到每个钵子里。肉分好后再数萝卜块数，一块一块地分到钵子里。分菜时，犯人们的眼睛瞪得像“桂圆”，目不转睛地盯在分菜人的筷子上。分停当后，带班员临时任意指定一个钵子为第一号，依次1—18号。同时摔下18个纸团子，每个纸团子里写一个阿拉伯数字1—18，每个犯人都去抢一个，打开一看依号取钵。分汤也如此。犯人为了分菜分饭不均，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犯人在“号子”里打架，都是往死里打，而且是“闷打”，打死了也不准透露出去，那个犯人向看守透露出去，他就是“叛徒”，他必遭犯人毒打。“号子”里的这种黑道似的规矩非常之严，执行得很认真。
    我在娃娃桥监狱关押了三年，从来没有吃过鱼，也没有吃过带着骨头的肉；更没有吃过面条、馒头之类的面食。这是为了防止犯人吞刺吞骨头自杀。监狱里不准用筷子，因为可以用筷子自杀，一支筷子从耳朵里穿过去，就可以致命。犯人都用调羹，用后自己洗存。
    如厕  用过早餐值日犯人统一洗钵子，擦干净，放摆得整整齐齐，炕台也擦得亮堂堂的，各就各位坐好。带班员发话：“报名大便！”18个犯人相继举手，集体承诺谁第一个用，谁第二个用，井然有序。“号子”里有位湖南籍在江西工作的犯人，犯号“3393”，他三十多岁，满脸络腮胡子，人却长得满有样子，脾气也好，知识分子。三年中我搞不清楚他犯了什么罪进来的。他患有痔疮，每便必出血，十分痛苦。狱医根本不给他治疗，听其自然，狱医说痔疮死不了人。每天早餐后用厕，“3393”总是第一个报名，原因就是痔疮。他不能坐用，只能蹲用，犯友们很同情照顾他，从不急他，让他慢慢来。我用厕很有规律，上午一次大便，四次小便，可能稀饭太稀的原故。犯人用过抽水马桶后，必须用手纸把便桶和地面上的尿迹擦干净，不把邋遢留给下一个人。
    洗漱和洗涤衣服  早晨起床后要把被子（含垫被）叠成四方块，其大小要在60公分以内，不能“侵略”别人的空间。坐牢就是坐在被子上，被子下面垫着高高一叠草纸。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3小时，自己的“坐位”不搞好，坐得不自在那是很疲劳的。老犯人很有经验，靠他们传帮带。
    洗漱二人一组，各用各的面盆，用后的水，倒入便桶。“号子”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和一个不大的水斗，供犯人洗漱洗衣服使用。夏天洗澡也靠他。
    糊火柴盒子  娃娃桥监狱是关押未决犯的，因此，不叫犯人“劳动改造”，只是审查和坐牢。这比送到农场、水泥场、挖煤采石场、机床厂（全是有技术的犯人）等劳改场所苦得多。犯人宁可判刑去劳改，也不愿长年坐牢。我体会到，世界上最苦的事是失去自由，包括吃不饱肚子、没有新鲜空气和不见阳光。长年累月关在一个牢房里，坐在一个小小的位子上，不准动，不准大声讲话，是什么滋味。糊火柴盒不叫“劳改”。每个号子，每天指标8000个。上午9时，看守把浆糊、刷子、毛坯、二块操作板（1.2m×1.2m）和一个箩筐放在号子门口，然后逐个打开牢门，叫带班员一个人出门取进牢房，很快又把牢门上了锁。这时“号子”里十分活跃，几个犯人很快把自己的“坐位”推出来拼成矮桌子，放上操作板，立即动手“糊起来”。个个犯人都是熟练工，新来的犯人不要几天就糊得闪快，我也如此。其实，犯人都很聪明，智商低于50%的人不可能进监狱的。
    犯人之间的欺凌和打斗  刑事犯罪分子都是社会渣子或亡命之徒。有一个江西籍破门入室的盗窃犯，在号子里称王称霸，带班员管不了他，也不敢管他，更不敢在看守面前说他。他的主要劣行是欺凌新犯人，尤其是未成年的犯人。欺凌的手段是威胁对方依附他，同时多吃对方的饭菜。监牢里伙食本来就很差，犯人们半饥半饱，再分给他吃岂不要饿死在牢房里。如果你不从，他就寻事挑衅，进而殴打。有一次我看不下去，出来制止他，他立即动手凌辱我，摸我的头，抬我的下巴，刮我的鼻子，我不堪凌辱起而反抗，他出拳猛击我的胸部。犯友立即报告看守，给他上了铐子，他悻悻的扬言要打死我。没多久，此人被判20年徒刑送往劳改场所。有一个湖北惯偷和一个四川惯偷，开始他俩相投甚密，在监内“交流作案技艺和经验”，后来因一句话引起冲突，二人在监内大打出手，其他犯人在旁袖手旁观，既不报告也不拉架。犯人坐牢无以取乐，以看打架来寻找刺激。打架者多以流氓、小偷、盗贼居多，一般政治犯和其他刑事犯不会打架。我蹲的这个“号子”主要关押刑事犯，他们把我和这些人关在一起是出于政治原因和有意整我。
    放风、理发、洗澡和凉衣裳 “放风”这个词，是监狱里专用的，其他地方用不上。娃娃桥监狱对犯人看管特别严格，对犯人的非人肆虐也特别严重，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一道“新菜肴”。天气好，放风通常一周一次。每次放风，固定二个“号子”在一起。跑三圈，停下来再走走。时间限制10分钟。戒备森严，塔楼上的机枪对着院子，哨兵走来走去，好像猫儿盯着老鼠。一个月理一次发，主要是看守给犯人理，也有犯人给犯人理，就在“号子”门口。速度快5分钟一个。也不洗也不刮，理短就行。理完之后，犯人相视而笑。你看我好笑，我看你好笑。笑对方的头发被理得像狗啃的模样。洗澡主要在冬天，一个月洗二次，也是二个放风的号子在一起洗。洗澡之前就开始准备把衣服全脱光，就套一身棉衣裤，到了浴池，一秒钟就可以下池。看守拿着一根竹竿，在池子上面，不断高喊“快！快！快！”如同赶鸭子。犯人还没有洗好，就叫“上来！上来！”有时上一班还没有洗好出来，我们就蹲在地上等，有的犯人感冒了。洗一次澡，最多10分钟。不如狗彘。凉衣裳就在“号子”外一步之遥。三年中，我一次没有出去凉过衣裳，打过饭。不是我不出去，而是“上面”有交代3002号不准出牢房门一步。凉衣服动作不能慢，慢了就要挨“熊”。犯人养成了一个特点，什么都“快”。慢性子的人，到了监狱都变成急性子了。
    监狱生活丰富多彩，听我慢慢向您道来！
  
    （七十八）“文革”中是人民民主专政吗？
               专政工具矛头究竟指向谁？

    （一） 高级干部的遭遇
    1970年原华东军区军械部部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少将军李仲麟，被许世友扣上“516”帽子，逮捕入狱，关押在娃娃桥监狱。许世友逮捕关押军以上干部竟然不通过党中央、毛主席。李仲麟的待遇比我好不了多少，他关在一个单人牢房里，其它的和我们都一样。李仲麟是我的老首长，1952年我就在军械部工作。李仲麟部长宁波人，1938年参加新四军，红色军械专家。1938年兵1955年授少将军衔全军没有几个。他同张震将军关系密切，他和李先念、谭震林、叶飞、王必成都很熟悉，南京宁海路住房（别墅型）就是军事学院张震院长送给他的。淮海战役结束，前委首长命他为打扫战场总负责人。
李仲麟被关押不久，即因高血压引起中风，幸亏发病时他强撑着身体趴到牢房门口，用头撞牢门，看守发现，送到某医院抢救，才得以保全。抢救时戒备森严，病房门口布置了哨兵，不许家人探视。基本痊愈后，许世友知道利害关系，批准他保释回家继续治疗。但，他还是落得个半身不遂的病症。我出狱后，经常到他家探望他，他全家我都很熟悉。因受李仲麟的影响，子女都下放了没有一个穿军装的。我记得大女儿在南京新华日报当排字工。
    李仲麟出狱后，带着病残身体只身上北京告状，据说通过孔从周（炮兵工程学院前院长，毛泽东的亲家）的关系，把申诉信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告了许世友一状。毛主席气愤地批评许世友“人家给你提意见，你就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你的祖坟，把人家打成“516反革命”。
    （二）长期关押不审讯，审讯颠倒黑白
    我进了娃娃桥一个月之后，看守给我一张单子，叫我在上面打钩。这张单子上面印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名称。我如法炮制：被子、换洗的内衣内裤、牙刷牙膏肥皂、草纸、面盆之类，打了钩。其它的东西一律不准要。“反革命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立即予以制裁”。“反革命分子，还想享受吗？”，这是看守对我经常进行教育改造的话。我在号子里一关就是29个月，就是说关了二年零五个月，有一天突然看守打开号子门在门口高喊：“3002出来！”。看守把我带到提审室，我明白了，他们要审讯我。关了29个月才审讯，在拿破仑的法典里找不到这一条。提审室有15个平方大小，几张审讯人员就座的靠背椅和一张桌子，面对审讯人员，设有一张方凳子，这是犯人的位置。我到提审室，主审台上已坐定了5位解放军。他们的年龄比我大，看样子都是营团干部，架势很大如临大敌。他们很客气，主审人说了一声“坐”。然后问我：“你是赵玉祥吗？你抽烟吗？”“不，我不抽烟”。气氛还可以。
    正式审讯开始了：
   问：“你的罪行很严重，事实俱在，铁证如山。你认罪吗？监护你为了爱护你教育你。关了你这些日子，你该反省过来了。谈谈你对你所犯下的毁我长城，反党乱军的罪行”。
    他们居然用“监护”这个词，而且修饰以“爱护和教育”这二个词。我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这一套我运用得可能比他们还要高明。我暗自好笑。
   答：“我没有罪。我的问题，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1968年在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都解决了，党中央早有定论，毛主席接见过我们，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接见大会上当众给我们平反。如果你们说我有罪的话，你们把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摆在什么位置上？我建议你们三思，你们不要犯严重错误！”
    五位主审和陪审愕然。
    问：“你狡辩！关了你29个月，你的肝火还这么旺，脾气一点也没有改，看来还要给你服败火的药。今天我们来就是要给你吃败火的药，为了挽救你，希望你转变立场，认罪！”
    答：“你们秘密诱捕我，关押我长达二年五个月，长期不审讯，这些都是非法的。你们滥用权力，胡作非为，这笔帐一定要清算的！”。
    问：“我们对你很清楚，你辜负了党对你的长期培养，个人主义膨胀，走上了犯罪道路，现在还不悔悟，我们为你惋惜，你能说，也能写，有水平，具有一定水平的阶级斗争经验。我们对你是有备而来的，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答：“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有备也好无备也好，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把专政方向搞错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把矛头对准我的吗？这是大前提，大前提错了，你们把我当成敌人看待，当然认定我态度不好”。
    问：“今天是我们审讯你，不是你对我们进行说教。这样吧，你回到号子里再好好想想，写份材料给我们，明天就交上来”。
    五位“都察院”来的小卒黔驴技穷了，审不下去了，宣布退堂。
    答:“可以”
    第二天我就把材料交了上去。过了几天这5个人又来了，还增加了一个，6个人对付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第60集团军的还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后勤部肯定没有人来。第二轮审讯又开始了：
    问：“你写的材料我们拜读了，那不是交代罪行、低头认罪的材料，那是一份为自己辩护、为自己评功摆好的材料。你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还有一个问题，你要揭发你的同伙，争取立功和宽大处理”。
    答：“我实事求是，一贯如此。这是一。第二，我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我写的材料，不能同党中央唱反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不搞实用主义。你们同党中央毛主席唱反调，这是你们的事。至于检举揭发别人，这一个我不能乱来，共产党员不能在政治上、道德品质上，为了自己“活命”而无中生有去诬陷好人。我至死也不干这种勾当。对不起，不能遵命”。
   第二轮审讯又结束了。“号子”里的人，见我连续二次提审，都向我打听事委和情况，我守口如瓶，滴水不漏。
   在三年关押的日子里，度日如年，家里亲人的面孔我都模糊了。三年中，每月一次“接件”，只能通过“接件”，看到家人给我送来的日用品如牙膏、草纸、肥皂之类。但，仅限于“接件”而不能“见面”。不允许家人给犯人送食品。草纸送进来之前，狱方用电风扇吹起来检查，看看有否夹带禁品。被子也要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夹带饼干、糖果之类的食品。一经查出，不但没收而且还要对犯人进行斥责。
    （三） 所谓刑具教育就是用刑逼供
    1973年3月，我第二次被提审后的当天晚上，因为我“火气大”，关了29个月还顽固不化，惹恼了专案组。他们要求狱方对我进行“刑具教育”，给我进一步败败火。看守曹管，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班长，犯人见到他都像老鼠见到猫。晚上七、八点钟，我和犯人发生口角，这是家常便饭的事，被值班看守发现了，因为他们已“处心积虑”要整我，给我“败火”，所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管以“大声喧哗违反号规”为借口把我喊出去，训斥一番之后，给我反手戴上了铐子（双手腕铐在腰背后面），一铐就是七天。我七天不能睡觉，洗漱饮食，大小便均不能自理，都由犯友帮助。我身上或头上痒痒了，只能像猪狗一样在牢房里的墙上蹭蹭。曹看守对我说：“你太顽固，有必要对你施行刑具教育”。在娃娃桥监狱里，对犯人施行刑具教育的屡见不鲜，有一个小偷，被反手铐在手腕上方近关节处，二小时之后犯人痛得在地上打滚，脸上发青（血液滞留），不断呼叫求饶。还有一个四川盗窃犯，给他反手戴上铐子，他居然能用一根牙签大小的棒棒把铐子打开。被发现后，看守把他一只手反手吊铐起来，锁铐在肩关节下方胳膊肌肉突出的位置上。监狱规定，这个部位绝对禁止上铐子的，因为它接近心脏动脉，供血不畅有生命危险。这些没有人性的狱卒竟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
    （四） 打骂污辱犯人人权何在？
    “号子”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的犯人，是部队复员回来的坦克兵，原是某工厂的机械工人，因一句口号喊错误了，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关了进来。此君脾气暴躁成天喊叫、撞门，要求“放我出去”！看守们说他有神经病，多次被拖出去毒打，毒打时用毛巾把他嘴堵上，不叫他喊出声来。有一次竟把他吊起来。把他放回“号子”时，浑身伤痕，大汗淋漓，话都说不出来。但他仍不低头，精神和体力恢复过来，又大喊大叫。我释放出狱后，多次碰到他，他见到我就笑，什么也不讲。听说，监狱里有个王管也是60军复员来的，他曾把一个犯人堵上嘴吊起来打死了，然后做正常生病死亡上报了事。这个姓王的刽子手很快被处理回家了，事情就被闷下来了
    （五） 搞心理战恐吓摧残犯人灵魂
    那个年代，经常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一批死刑犯，判处一批徒刑犯，也有当场宽大的释放犯。用这种手段表达“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每逢召开这种“轰轰烈烈”的大会，每个号子里都要拉线听实况。这些实况无非是①大唱镇压反革命的毛主席语录歌；②大呼镇压反革命的口号，比如“坚决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③当场宣判当场处理，判杀的当场带到刑场上去执行，徒刑的当场带到劳改场所，释放的也当场宣布自由。我们在“号子”里，早饭后就知道有公审大会了，甚至先一天就知道了，因为“号子”里有人被带出去不回来了。徒刑的，东西也随身带走了，死刑的，公审大会后东西被看守拿出去了。这一天，犯人们很紧张，宣判前后“号子”里死气沉沉，相对无言，宣判结束犯人们兔死狐悲，纷纷议论，当然这些议论都是灰色的。浸泡在恐怖和沮丧气氛之中。听实况广播，看守们把公审判决大幅告示，当天送进“号子”里。公告上有打“红钩钩”的，告示这些犯人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们称之为“勾魂笔”。带班员奉命组织“号子”里的犯人进行讨论，然后向看守汇报。
    我出狱后碰到蔡珮莹、李源，她对我说，“每次公审我的心都砰砰跳，夜里做恶梦，看了几次判决告示，我们俩都‘闭经’了”。惨！真惨！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对付犯人已属不法，何况对付的是自己人，是好人！天理不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其实是法西斯专政，搞得天怒人怨。我感谢许世友，是他提供给我如此难得的机会，看看我国“文革”无法制时期专政工具的真面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以及那个潘汉年就是这样被整死的。
  
    （七十九）林彪爆炸我获救
              怒斥文王酬子厚

    1973年4月，我被指定当带班员，成了犯人的头目。犯人对我说：“3002你很快就要出去了”。我暗自欢喜，知道快要出这个牢房了。但是，出这个牢房，又进另一个牢房，是否会被判刑送去劳改呢？心里犯嘀咕。我的主管看守姓王，浙江余姚人，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他有一个口头禅，凡事都要“快、快、快”。放风“快、快、快”，洗澡“快、快、快”，打饭打菜“快、快、快”。犯人送他一个绰号“快快快王管”。此人颇有头脑和见地，关押后期，他经常寻找机会喊我出去同我谈话。问我家庭情况，问我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做什么工作，叫我谈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等等。这种迹象表明我在娃娃桥监狱，呆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从他找我谈的内容和态度看，不像被判刑劳改的样子。我出狱之后，他曾到我家来看我，他对我说，他因同情无罪犯人而被调离了，要回浙江宁波炼油厂工作。他又对我说“老赵你是好样的，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不乱给自己戴帽子，胡编乱造，也不无中生有检举别人，你在狱中表现很好。很多人甚至级别较高的干部也做不到，他们到了监狱就胡说八道”。
    1973年9月下旬，“快快快”又一次找我谈话，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客气地叫我坐下来谈。按监狱规定，看守找犯人谈话，犯人只能蹲着。我不明白这个规定是何用意？是有意侮辱犯人人格呢？还是惧怕犯人攻击。“快快快”对我说：“林彪爆炸了！他死了！”。他要我在“号子”里不要说出去。
    1973年11月1日下午，看守突然呼叫我的犯号，“3002出来，把东西全部带出来！”我喜不自禁，把日用品都分送给了“号子”里外地的犯人，我就带走被子。犯人裁缝给我做的护腰和一双吃饭的筷子也带了出去，这是永久的纪念品。我出狱时，可怜的裁缝还没有走，他们关押的时间比我还要长。
    回家之前，我又进了提审室，6位“同志”端坐在那里，他们请我坐下。主审对我说：“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你属于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你属于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对你宽大处理。出狱后，要继续交代问题，监狱里的情况不准外传，要严格保密。有问题我们还会找你，还看你的表现”。他们代表许世友放我出去了，还要给我系上一条尾巴！我回敬了他们一句：“谢谢你们的关照！”。
    南京变压器厂政工组长王云勇奉命来接我，他带了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到红花地24号我的家。到了家，他替我把坐牢的被子拿上楼就走了。左邻右舍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怎么“反革命”回来了？我的岳父是位老学究，他见我回来了自然高兴，但我入狱也大大伤害了他，使他偌大年纪蒙受羞耻和担惊受怕，我对他极为负疚。1970年12月5日我被捕，当即抄了我的家（实际上是岳父的家）。这在当时是何等震惊的事啊！老人家一辈子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三年了，他默默地忍受着、担待着。日夜念叨着“我的4本照相簿，那里有我祖宗的照片！”。被抄走的物品有：相片簿 4本， 笔记簿 4本， 信 20封， 小报传单等杂纸若干。
                                搜查人:陆树明
                                见证人居委会主任：张莲
    这份搜查笔录复印件，至今我还保存着。
    不多久我就上班了，变压器厂的人看见我都为我庆贺。我的师傅沈玉玲告诉我，你走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在那里也不知道，厂长、书记和工人都以为你失踪了。过了好几个月，才知道你进了娃娃桥。三年了，你怎么过的？说给我们听听。过了一年多，1975年1月18日，中共南京市委给我平反了，按每月36元补发了三年工资，娃娃桥监狱得知我补发工资，寄来一张发票，要求工厂财务，在补发的工资内，把三年关押我的伙食费扣下来。工厂财务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把三年非法关押的伙食费给了他们。现在法制健全了，凡搞错的不仅要平反，补发工资，还要依法赔偿各种损失，如精神损失、名誉损失、福利损失等等。那有搞错了，反过来还要叫受害人交伙食费的。
    我的平反通知书如下：
    赵玉祥同志作为“五.一六”于一九七零年十二月五日至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拘留审查，是错误的，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其材料由组织统一销毁，如有遗漏，一律作废。
                               中共南京市委
                         一九七五年元月十八日
     这份平反决定写得很不痛快，是被迫作出的。写得干巴巴，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赔礼道歉之类的词汇通篇找不到。这说明，许世友手下的人如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部长和田普这些人不甘心失败。他们认错了，“既得利益”统统没有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了。在清查“5.16”中，南京市受害的干部、群众达数万人之多，民谣说：“5.16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如果许世友公开认错，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吴大胜后来成了“替罪羊”。
    平反决定中有一句话很蹊跷。“撤销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七三年十月三十日对赵玉祥的处理决定”。下达“处理决定”和下达“平反通知”时间相差仅一个晚上。可见南京市委作出平反决定，是何等的匆忙和火急。1973年，南京市军管会是第60集团军负责组建的，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方敏任军管会主任，南京市抓“5.16”是他主持搞的，一批南京军区机关复员干部，都是他经手抓的，这批干部是不好惹的。搞不好他要为许世友当替罪羊，方敏难辞其咎。一夜之间决定为我平反反映了许世友和方敏的紧张心态。林彪爆炸后，党中央林彪专案组在清理林彪死党和他们的罪行中，明确指出：抓“5.16”是林彪制造出来的，其矛头是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林彪反革命集团571工程纪要》指出，“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对林彪来说，许世友是争取力量。许世友具备“争取的条件”。《571工程纪要》为什么不把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昆明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而单把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列为争取的力量呢？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
    1973年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共四十三人，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先同到会的人一一握手，几乎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有的是叙旧，有的问问对方的情况，有的是表露自己的感慨。例如，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
    他对许世友讲了许多话，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又说：“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
    毛泽东又说：“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反革命”。
    毛泽东还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毛泽东主席老了。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采取了很多中央集权的措施，另一方面在党内军内尤其在军队内部的高级干部中做了一系列安抚工作，以安定团结为重。尽管毛泽东的意志、权威仍不容置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是年迈多病的老人家，力难从心，内心矛盾重重，心情也极为沉重，直至1976年9月逝世。叶剑英说：“他带着一肚子问题（矛盾）走了”。
    狱后一个月，应杭州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之邀赴杭小甜，偶读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一词，感慨有加:
何处望神州？    年少万兜鍪。
满眼风光北固楼，坐断东南战未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
    从1967年2月到1973年12月折腾了七年。我二次被许世友抓起来坐牢，二次被下放到施工部队劳动改造，被大会小会批斗无数次，最后被清除出部队作复员处理（违反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参军不复员的规定）。坐牢了，又被释放了，级别、职务、待遇、又被恢复了。许世友呢？也调离到广州军区了。邓小平复出之后，许世友什么都不是了，广州军区司令员不是了，政治局委员不是了，中央委员也不是了，军委委员不是了，国防部副部长不是了。我这里一连串用了10个“了”字，步曹雪芹后尘“好了歌”。虽然远不及曹雪芹，但也有点那种感慨！邓小平送给许世友一顶乌纱帽“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许世友气得很，蹲在广州不自在，没有人给他前呼后拥，没有人给他抬轿子吹喇叭。要求回南京，邓小平批准了，他回南京后住在中山陵八号。南京军区专门给他修了一个供他钓鱼的鱼池。他成天钓鱼、打猎、喝茅台。有一次他到3503厂定做军服，发了一通脾气，讲了一些话。后来党中央发了一个通知给南京军区党委，说：“许世友同志现在主要任务养病，中央没有赋予他其他任务”。
    小平同志十分照顾许世友，要他好好安心养病，不要他再多管其他的事了，免得影响他的健康。田普也同他分居了，一个人到无锡去了。许世友死了之后，她回南京一趟，主要是借死人在处理后事中同中央和南京军区讨价还价。许的大儿子在新疆服刑，也从新疆的服刑单位回来看了他一眼，据说大儿子回南京见到老父的尸体并不悲痛。古人云：“一将成名万骨枯，尊卑皆为一孤冢”。如此而已。患“左”派幼稚病的同志要接受教训，但党内存在严重的封建专制思想，尤其体现在高级领导人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行为，这个严重教训如果不彻底铲除，中国共产党将要走向反面。
（全文完）
                                     2007-1-29
    
    《朱雷历险记》  作者朱雷  2000年
    
    作者简介：朱雷，山东泰安人，1931年生。贫农家庭，工人出身。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年第一批随志愿军宋时轮将军的第九兵团入朝作战。他经历了志愿军入朝后一次和五次战役。又经历了1951年防御战役，1953年的反美军登陆作战、夏季反击战和抗细菌战等多次战役。他在九兵团司令部作战处任测绘参谋。
    他在淮海、渡江及入朝作战期间，多次立功受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军官。志愿军回国后，1955年朱雷被调往人民解放军第22军，后改为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区。朱雷在要塞区司令部作战处工作．1960年调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学习。文革期间，朱雷同志奉命参加浙江舟山地区的“支左”工作。在八个月支左工作期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68年4月，朱雷突然被许世友打成“倒许乱军”分子，备受迫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71年至1975年又被许世友打成反林彪反江青的“5·16”反革命集团成员。长期被关押、迫害，几近家破人亡。朱雷不畏强暴，不屈不饶，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申诉，艰苦斗争长达18年之久。1989年1月，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督促下，南京军区政治部才给朱雷落实了政策。朱雷同志作为人民解放军团职离休干部定居在杭州市长乐干休所，安度晚年。
    
   （1）

    1968年4月，我被选定为出席南京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舟嵊代表。一个小小的营职参谋，被突然调离支左的军管岗位来到南京白水桥某部营房，与王必成副司令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治委员，还有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治委员，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大批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领导干部一起，被许世友司令员定为“杨、余、傅黑线上的人”打入另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真是祸从天降!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多次到白水桥向我们训话：  “我在毛主席那里备了案，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林副主席，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谁反对江青同志，我就先杀他的头后再报告”。俨然以有先斩后奏特权的许世友，杀气腾腾，不可一世!
    那些派性特强、心怀叵测，一心要踏着别人向上爬，自封“稳军派”的人，一面极其肉麻地一口一个我们的“红司令”“我们的好司令”地叫着；一面叫嚷“北京有‘杨、余、傅’，南京有  ‘王、林、鲍’，舟嵊有‘丁、沈、吴’，一条黑线”。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都被戴上了野心家、阴谋家、变色龙、反革命的帽子。
    我的家也被抄了，南京白水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个月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意犹未尽，我和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吴健政治部副主任，普陀守备区政委钱毅等12人又被许世友作为反面教员“留级”再学，接受第二批学习班的批斗。
    一个参加革命20年，多次立功受奖的中共党员、营职干部，就这样眼睛一眨成了反革命!正当我和丁锐副政委等12人被监管失去自由时，第二期学习班开始了。整人的打手们洋洋得意，他们准备继续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双手沾满自己同志的鲜血往上爬。
    1969年3月，党中央决定将南京军区政治部、舟嵊要塞区、上海警备区三个学习班(整人班)统称为南京部队学习班调到北京去办，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    在北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学习班转为批判许世友的错误口号“倒许乱军”。
    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曹思明将军，于1969年3月3日、3月1 3日、4月3日，先后三次在舟嵊要塞区700多人的大会上，痛哭流涕作了检讨，一再向在南京白水桥被打击的丁锐、沈萍、吴健、钱毅、朱雷、刘志毅等同志赔礼道歉。
    舟嵊班办公室主任整人打手李朝龙一反常态，他来个180度转弯，一再动员我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并明确对我宣称“这是党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我的发言稿经过李朝龙润色修改后，呈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审查批准，在舟嵊班700多人大会上揭发批判了许世友“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和对广大干部的迫害。我的发言一再被热烈掌声打断。我朱雷始料不及的是，这个揭发批判许世友的发言和我八个月的支左工作，竟成了我和一家人的罪状，被整了20年，几乎被整得家破人亡!
     1969年6月，学习班结束，廖容标、曹思明首长带领我们回到南京，回到舟山定海。行前，廖副司令代表南京军区党委一再表态，绝对不会对发言批判的同志打击报复。廖、曹首长回到南京之后，受到许世友的严厉批评，并把曹思明留在南京。许世友推行的“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更加恶性发展蔓延起来。那些被戴上“倒许乱军”帽子的人，一律被清洗出部队，复员回家，有的甚至被押解回家交由地方监管。
    1970年9月15日，我被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骗出380医院(我因肝病住院)，回到普陀守备区驻地桃花岛。当即在守备区司令部机关党员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支部大会”上，在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副参谋长刘宪华指挥下，给我戴上“内奸”、“走狗”、“定时炸弹”、“杨余傅黑爪牙”、“国民党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多顶黑帽子和莫须有罪名后，宣布开除我党籍，并不准我申辩。1970年10月5日。作出了开除朱雷党籍的“决定”，并勒令我限期离开部队和舟山。
    1970年11月25日，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两位负责人，派遣副连长XXX率2名战士强行押送我一家回山东老家。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那位连长盛气凌人，挥舞着押送书信，在大庭广众之前，宣布朱雷一家是被部队开除的坏人，他们是执行部队首长交给的押送任务，要把朱雷一家押到山东泰安，交给地方强制劳改!在“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毒害下，不明真相的基层干部执行者，他们怀着对“反革命”的仇恨，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舟嵊要塞区、普陀守备区某些领导人出于个人的既得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做出欺人太甚的伤天害理之事。
    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里，我和妻子张志敏慷慨陈词与押送我的执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宁波火车站任孝连站长和全站乘务人员以及全体旅客全站在受迫害的一边，一致谴责这种非法押送。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XXX连长灰溜溜离开现场，十万火急打电话向普陀警备区求援。普陀警备区政治委员宋干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保卫科长顾永年率6位战士乘专艇连夜赶来宁波，强化对我的押送措施．顾永年同志头脑清醒，党性未泯缓解了非法的强行押送措施．他先是让我家属携二个幼子逃脱。我被押解到上海后，乘机逃到杭州与妻儿汇合后，向党的九届中央委员浙江省农业劳模莫显跃求援，向他报告了受迫害的情况，并请他转呈给周恩来总理一封申诉信。接着，我又上访北京状告舟嵊要塞区的违法行为。
    文革时期，一大批批评许世友的人都被扣上“倒许乱军”“反革命”帽子，横加迫害，其遭遇不亚于我朱雷。
    1970年底，北京，朔风吼，大雪飞。在绳子胡同副2号的一个房间里，军委总政接待了我。接待人员说，“我们打电话给南京军区政治部，给你平反落实政策”．并给我写了公函．我回到南京军区，又被南京军区推给了舟嵊要塞区。万万没有想到，当我携带军委总政的公函，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偕妻携四岁幼子，回到舟山平反落实政策时，普陀守备区政治委员宋干等人如临大敌，他们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调兵遣将，严密监视着港口、车站、码头，和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派一名干部率领5名战士，在1971年5月5日夜，隐藏埋伏在东门里招待所大门口附近的阴暗角落里，是夜8时，他们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公然将我绑架到普陀守备区沈家门陆军招待所，由二名荷枪实弹上刺刀武装战士监押起来。深夜11点30分，普陀警备区军管会打人凶手吴掌林对我进行法西斯毒打．在毒打的同时，辱爹骂娘，一再责问我还敢不敢再去中央告状!翌日，一艘专艇，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将我从沈家门转移到桃花岛，关押在位于蚂蟥坑有三道门二道岗哨的土牢里。    
注：“杨、余、傅”指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军
        “王、林、鲍”指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将军
        “丁、沈、吴”指舟嵊要塞区丁锐副政委、沈萍副司令员和吴健同志

    （2）
    
    我被绑架关押在桃花岛的蚂蟥坑的第二天，我妻抱着四岁幼子朱浩，焦急地等侯在舟嵊要塞区铁瑛政委的大门口，向铁瑛要人。铁瑛否认对我的绑架事实，花言巧语，借给我妻五元路费，要她和孩子到桃花岛看我。可怜老实天真的她，轻信铁瑛，娘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到桃花岛就中了圈套落入虎口，跟我一块被非法关押起来。
    在铁瑛等人的支持下，宋干、栾经诚等人将我—家三口，秘密囚禁在密不透风仅有12平方米的土牢里。试问：新中国成立后，有那个单位，那个部队乃至那个监狱，胆敢关押一个年仅四岁的娃娃?!，可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身居师职领导地位的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在铁瑛支持下竟丧尽天良的这么干了!他们不仅这么干了，还恣意对我朱雷咒骂、侮辱、搜抄、拷打。在35°高温下，依然把，我一家三口人锁在臭气熏天，蒸笼般的土牢里!不给通风，不给放风，每天中下午最热之时，三口人张着嘴大口大口踹气。尽管土牢门上加了锁，土牢门外设了二道岗，依然24小时不分昼夜搞突然搜抄!搜抄次数一昼夜起码七、八次，多达十七、八次。有多少次，四岁的朱浩被这恐怖气氛吓得浑身发抖!他们还卑劣无耻地挑拨我妻跟我划清界限，离婚!当达不到目的时，竟然指使四名人高马大的战士，对我秘密审讯和毒打，边拳打脚踢，边恣意辱骂，把我打倒后揪起来继续再打，甚至多次用手枪敲我的头，推上子弹顶着我的胸口要枪毙我！
    令人更加难以容忍的是，宋干、栾经诚等人，用饿饭手段摧残我三口。有时—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二餐饭，有时一天只给我们三口人中的二个人的一餐饭，到后来一连十多天只给一至二小碗饭。就在三口人靠一天一至二小碗饭维持生命十多天后，突然两昼夜不给我们一点东西吃，三口人躺在土牢里奄奄一息……。可怜年仅四岁的朱浩，用小嘴巴贪婪舔着已无一点饭迹的饭碗，开始还能说“妈妈我饿”，后来连“妈妈我饿”也无力说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四岁孩子遭此摧残折磨，心如刀割!天若有情天亦愤啊!!!
    宋干、栾经诚等人，心中很清楚，朱雷一但获得自由，他肯定会再到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他们丧心病狂的罪行的。因此，他们是不想让我获得自由，不愿我活着离开舟山。正当朱雷一家三口饿以待毙的时候，突然牢门打开，送进来一小桶稀饭，和一碟咸菜。这点稀饭和咸菜，将朱雷三口踏入黄泉路的那只脚拉了回来。事隔九个多月后，我才知晓，原来给我们稀饭和咸菜的那一天，竟是被划为“杨、余、傅黑线上的”，普陀守备区副政委钱毅同志被折磨而死(也许是被暗害而死)的翌日。可以认定，由于这一位1940年入党、行政十三级的钱毅副政委的悲壮殉职，朱雷三口才侥幸获得生机。
    时间过去三年之后，1974年6月的一天在杭州市四宜路136号，那间权且借给我们一家安身的破房子里，钱毅政委的夫人过丽华，当面向我陈述钱毅同志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钱毅政委的死，换来了一小桶稀饭救了我一家三口人的性命。我对钱毅同志的悲壮殉难，表达了深深的哀悼。许世友制造“清查5·16”冤案，又夺走了人民解放军一位优秀高级干部的生命，钱毅同志死得好惨!
    我在土牢里被折磨了二个月之后,他们正式认定我是“反对林副统帅”、“反对江青同志"的"5·16反革命"。1971年6月30日，宋干等人突然把我一家三口拆散，把我一个人秘密由桃花岛转移到了普陀山，关押在大乘庵长达九个月之久，其中半年多，我的亲人不知我生死下落。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大乘庵乃佛门慈悲之地。但是，那时的大乘庵却成了宋干、栾经诚等人非法关押、摧残共产党人的秘密场所。他们派遣两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战士，昼夜不停、寸步不离监管着我。同时，精心挑选了排、连、营，团职的十多名军官，对我大搞逼供信，大搞体罚肉刑!朱雷刚刚脱离桃花岛上的火坑，又掉进了普陀岛的炼狱!直到1971年9月1 3日林彪叛逃爆炸半个多月后，1971年9月30日，这伙人还狂呼着“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江青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他永远不得翻身!”打手们逼我跪在三角木上，狭窄的条凳上，有棱角的石头上，他们轮翻“轰炸”对我拳打脚踢，皮带抽、木棍敲，从清晨折磨到黄昏，打得我脑震荡、口吐鲜血、两便失禁，拉血尿血、遍体麟伤、几度休克、双目模糊、脑袋肿大、嘴张不开、耳听不到、后脑勺一条伤口血流不止……。我堂堂正正经受严峻而残酷的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朱雷，在战场上没有死，竟然被许世友以人划线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错误口号指使下，几乎被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的打手们整死!在“文革中”有不计其数的正直的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老干部、老科学家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被这些坏人整得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是林彪、江青的大红人，他靠文化大革命当上政治局委员，他要整人甚至杀人，那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
    我朱雷在“文革支左”中没有执行许世友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做法，导致身陷囹圄。可怜身陷炼狱的朱雷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任凭狂徒们折磨摧残而束手无策。直致林彪摔死的信息传到舟嵊要塞区，任人宰割的朱雷才侥幸保住了这条命，
    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是发生在敌人的监狱里，也不是在被俘的疆场上，而是我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回部队平反落实政策时，发生在天高皇帝远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那个独立王国里。天亦有情天亦恨啊!
    宋干、栾经诚眼看“林副主席”完蛋了，把朱雷打成“反对林副主席”的反革命的阴谋陷阱破产了。他们竟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翻过来倒打一耙，又诬陷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爪牙”，继续关押我。打手们清楚，如果我平反了，他们就要被请到被告席上，戴上一顶制造冤案的帽子，承担打砸抢的罪责。在军委总政一再追查下，直到1972年3月9日，宋、栾等人又派出群工科长刘永莹、营长高继圣，对我进行第二次非法押送。为阻止我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揭发控告他们的罪行，刘、高二人秉承“上级领导”的旨意，在押送途中对我恐吓威胁，一再扬言“如果你朱雷再去北京控告，定叫你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他又为人民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数十年来，这支军队素以“文明之师，仁义之师，雄武之师”而昭告于世。但是，在“文革”中，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背离了这个原则，把人民军队看成是他私人的武装力量，“倒许”就是“乱军”!南京军区的防区三省一市成为许世友的独立王国。许世友在军队中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军阀作风导致了我朱雷遭此惨劫。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毛泽东对书国清说：“你不是韦国清吗?老朋友了，你长胖了。你要帮助许世友同志啊”。毛泽东又说：“有的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说了算......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了”。毛泽东主席的话不是空穴来风!
    山当我六十多岁的老娘亲得知我的历险遭遇后，从山东泰安千里迢迢赶到舟山，找到部队，要求见我一面。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同志又欺骗了我的母亲。他对我母亲说：“老嫂子，我们是人民军队，就是对投降了的敌人，我们还优待哩，何况您儿子是我们自己的同志，您放心，我们不会关他，更不会打他，您可不要听信您儿媳妇的谣言受骗上当”。随即派人把我母亲送回山东泰安，本性善良，易于上当受骗的老母亲，在没有见到我的情况下回到了东老家后，对我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说：“俺儿在部队里很好：根本就没有受过打骂，这都是儿媳张志敏不好，她不愿到咱山东来，想留在杭州，就写信来骗俺们”。就这样，铁瑛同志的骗术成功了。山东沂蒙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都对铁瑛、宋干、栾经诚等解放军首长们感恩戴德无以复加。
    “老八路怎么会这样对待俺的子弟兵呢”!谁能料到，正当乡亲们感恩戴德的当口，他们的子弟兵朱雷正在许世友制造出来的“倒许乱军”清查“5·16”反革命的炼狱里受煎熬!
    《聊斋》里的妖魔鬼怪在害人的时候，往往打扮成美女或善良的老妪、长老出现!许世友虽然是老红军，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但他的世界观和灵魂仍然停留在封建专制的王国里，在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集生杀予夺大权于一身的军阀思想。军区党委制约不了他，杜平政委要听他的，党委一班人要听他的，他凌驾于军区党委之上，南京军区不是党委一元化领导，而是许世友一个人专制。在“文革”时期这一特殊的政治条件下，“封建诸侯”们都会显露其真面目，而疯狂于世的。铁瑛同志不是许世友，但军令如山。铁瑛虽然是我军的高级干部，出于各种因素和个人利害，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他必然会充当不光彩的角色，他抛弃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成了推行许世友“倒许乱军”错误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集团的帮凶。
    
    （3）
    
    面对封建专制强权迫害，朱雷冒着“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危险，舍命抗争，再去北京，向军委总政控告。朱雷深刻认识到，这桩公案，绝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或一家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法尊严、党性原则、军队建设、人间正义；同利用人民赋予的职权而积极执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怀着悲壮的浩然正气，朱雷乘车北上。去北京，去党中央、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办公的地方，申诉冤屈，讨回公道。  
    当朱雷刚踏进北京总政军人上访接待站驻地绳子胡同时，未曾料到的景象出现在面前，数以百计的身着陆海空三军不同军服的男女上访者，或立或坐或躺或卧在绳子胡同里。他(她)们和朱雷一样，都是受林彪反革命路线所迫害的无辜的人民解放军军官!男儿有泪不轻弹，在绳子胡同2号总政接待室里，朱雷含着热泪实事求是的控诉了南京军区舟嵊要塞区，在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和“清查‘5·16’反革命”的指令下，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在舟嵊要塞区政治委员铁瑛等人的支持下，用法西斯手段迫害我一家人的罪行。一身正气，满怀同情的接待站主任赵渭忠同志、卢淑琴干事等，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站在受迫害的一边。
    正当军委总政将朱雷一家所遭受的迫害事实，作为全军一个典型刊登在总政的信访简报上，通告全军引以为戒时，铁瑛、宋干、栾经诚等人，则同军委总政针锋相对。他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扩大会议上，认定朱雷是被部队开除党籍，押解回乡管制劳动的坏人，并将其诬陷内容刊登在这次扩大会议的第四和第五期简报上，通告全省。明目张胆同军委总政对着干，令人发指!铁瑛目无军纪擅自把军队内部情况倚仗权力无原则地扩散到地方去。在浙江，特别是在舟山，有多少善良的人们受到了蒙蔽!封建主义极权专制的残渣余孽，他们披着共产党员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外衣，如许世友、铁瑛之流，他们仗着权力和组织力量，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残酷打击迫害敢于同他们的错误作抗争的正义的人们。自古“奸佞当道，忠良遭殃”确实如此，其实质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决不是什么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也不是执行纪律上的错误，更不是工作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当时的党中央是无产阶级的，所以我朱雷才能战胜许世友、铁瑛、宋干、栾经诚这些人推行的错误做法。迫使他们作检讨(那怕是假检讨)迫使他们给我落实政策，迫使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经过艰辛顽强的抗争，普陀守备区政委宋干、政治部主任栾经诚等人，终于在1973年2月2日；以中共普陀守备区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了《关于恢复朱雷同志党籍的决定》这个《决定》尽管对宋干、栾经诚等人用卑鄙无耻手段，强迫任绵绥、柴纪时等人作伪证等非法行为只字不提，推脱责任嫁祸于人，但毕竟是反迫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胜利！
    逼供等一系列迫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至少要有一个说法，要赔礼道歉，要搞好善后，这是党的原则和政策所规定的。但是，宋干等人拒不执行。他们坚持要把朱雷复员遣返到被他们造谣诬蔑，造成极坏影响的山东泰安原籍进行劳动改造。舟嵊要塞区领导人铁瑛等人，再一次支持了宋、栾等人的错误做法。朱雷无奈只得再次赴北京上访，要求平反落实政策。
    “文革”中被打倒的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我先后两次写信向他申诉。这两次书面申诉都是通过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转呈的。刚正不阿，主持正义的周建人副委员长，先后两次附了亲笔信。小平同志都做了批示，他指示军委总政直接给朱雷平反并落实政策。小平的批示引起了南京军区的重视。南京军区党委专门开会作了研究，并于1974年8月23日下达了三条决定。
    1974年8月24日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连生和干事蒋慎帮，在军区第二招待所向朱雷传达了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
     ①舟嵊要塞区和普陀区二级党委对朱雷同志的处理有严重错误，由南京军区搞个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销毁一切黑材料。
      ②给朱雷同志恢复军籍，计算军龄，补发薪金物资，包括家属子女的粮油布棉证票。
      ③动员朱雷同志不要再坚持回部队工作，按正常情况办理复员，由军区负责去浙江杭州朱雷同志家属所在地妥为安置，妥善做好受株连的家属子女的善后工作。
      张连生副部长口头传达完这三条后，朱雷当即要求将这三条给本人一份文本。张连生明确告知：“军区党委的这‘三条’是军区党委的决定，只能装入你的档案，不能给你本人，向你传达过就行了”。当我将上述三条记录念给他听后，他讲：“你记得没错”。由于没经验，当时没有请他在记录上签字确认。我想一个堂堂大军区组织部副部长，总不致赖掉吧!张连生现住南京中山北路212号南京军区政治部干休所。当时组织部干事许湘东现为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少将主任亦应记得这件事的。
    军委总政接到小平同志给朱雷平反落实政策的批示后，迅速派出以信访处长薛恒庆为首的工作组，深入舟山部队，通过艰苦的细致的工作，查明朱雷的指控完全属实，并严肃批评了铁瑛、宋干等人的错误。1974年9月20日军委总政工作组在南京军区第三招待所13号楼，210室；当面向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张连生副部长和纪委办公室陈绪论主任明确表示：军委总政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第三条由军区组织部负责具体落实。
    按理说，这桩公案事到如此应该圆满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军委总政工作组离开南京返回北京之后，朱雷一家人眼巴巴渴望军区党委的“三条决定”迅速落实。结果事与愿违，事物又向反向逆转，出现了一系列咄咄怪事，导致南京军区党委给朱雷落实政策的三条决定又付之东流了!个中的咄咄怪事，里手的微妙因素，实质上“倒许乱军”错误口号仍在作祟!许世友司令员虽然已调往广州军区，但他所建立起来的“派性”’仍在起作用。“文革”中靠整人升官的人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
    
      (4)
    
    咄咄怪事出现了：“部门意见”推翻“党委决定”。1974年10月30日，南京军区政治部出台了一个“对朱雷同志申诉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个复查处理意见未同本人见面，就逼朱雷接受。“部门意见”，有意混淆视听，不平反，不恢复名誉，不消除影响，也不销毁黑材料。其次，在复员安置问题上，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暗地通知浙江省民政厅，拆散朱雷的家庭。把家属放在杭州，把朱雷发配到浙江镇海，相隔六百里。当国务院民政部指示浙江民政厅，按政策把朱雷安置在杭州时，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非但阻扰，而且向朱雷发出“如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你本人负责”!的无理警告。南京军区政治部本是贯彻落实党委决定的办事机关，理应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是，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阳奉阴违，搞原则肯定具体否定。充分暴露了南京军区党委为朱雷落实政策是假的，继续整人是真的!这种咄咄怪事，在我军历史上只有在“文革”期间，在南京军区“倒许乱军”多中心口号下，才能出现。
    1974年5月16日，我向浙江省委写了信，揭发了铁瑛迫害我一家的事实，浙江省委全会秘书处印发了这份材料。我妻张志敏也向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书记写了信，要求落实粮油政策，信中也揭发批判了铁瑛。谭启龙书记于5月13日作了批示：“这是对铁瑛同志的最好批判，请政工组确定予以解决”。万万没有想到，铁瑛为此怀恨在心，当他接任浙江省委书记职位之后，1977年3月23日指使舟嵊要塞区宋干等人，把诬陷我的黑材料送给杭州市公安局，又指使由舟嵊要塞65师保卫科长上任浙江公安厅厅长的李朝龙对我进行非法拘留，使我再次身陷囹圄，罪名是“思想反动的现行反革命”!他们抄了我的家，把张志敏定为“反属”，18岁长子被解雇了工作。铁瑛又一次把我一家推向家破人亡的边缘!
    在狱中，公安局对我大搞逼供信，乃至多次以枪毙相恐吓，在狱外搞“张志敏专案组”日以继夜逼迫张志敏揭发“朱雷的反革命罪行!”狱内狱外紧密配合，滥施淫威，搞白色恐怖，制造冤案，迫害无辜，卑劣至极!这个专案组除上述公开的一手外，还搞暗的一手。他们把朱雷档案中那些证明我光荣历史的材料，如多次立功受奖，被评为军、师两级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材料，多次授予荣誉称号的材料，以及历来的鉴定、任职令、自传乃至入党志愿书等统统被抽出盗走，至今一份也没归还。“文革”中制造冤案的“左派革命同志”的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面对淫威，我和我妻对这伙恶棍打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抗争!张志敏被非法拘禁失去人身自由三个多月，从未屈服。恢复自由后，更是不断抗争，直到向党中央工作组当面多次告诉。我被突然拘留时，就对公安局严重执法犯法，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抗议，要他们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我拒绝在拘留证上签字。2年零7个月，杭州市公安局在舟嵊要塞区禀行南京军区转寄的黑材料指使下，对我大搞迫害性的逼供信。  
    但他们非但没有得到我片纸只字的“检讨”和“交代”材料，相反地得到了我向党中央、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中纪委等呈交的大量的血泪控告信和义正词严的抗争信。遗憾的是，这些申诉材料，都被杭州市公安局或公安厅非法扣压了!这充分反映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其流毒远远没有肃清。
    1979年2月23日，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公安局拘留一个公民最多时限只有7天。铁瑛、李朝龙，根本不把国家颁发的这个《条例》放在眼里，让公安局继续对我非法拘留，直到该《条例》公布施行了七个月后，而且是在中央来浙江平反冤案假案的工作组蓝孝永组长直接追究下，目无党纪国法的铁瑛、李朝龙等，才叫公安局在1979年9月29日，向我发出“释放证明”。杭州市公安局明确告诉我：拘留我二年七个月，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反对过铁瑛书记。
    为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维护革命军人的荣誉，维护中共党员的贞操和公民的权利，在公安局发出“释放证明”后，朱雷拒绝出狱，坚持在狱中讨个公道。杭州市公安局面对其在拘留所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派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一再屈驾监狱，动员朱雷出狱。他俩代表杭州市公安局再三向我保证，在我出狱后即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在公安局信誓旦旦保证下，特别是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向我传达出狱后平反的指示后，朱雷才于1979年10月13日上午，让专案组转交给公安厅厅长李朝龙一封信后，以一个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应有的磊落坦荡姿态，在监狱工作人员的热情欢送之下，堂堂正正的走出了监狱大门。
    中国共产党党的纪律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付党员，严格禁止打击报复和诬告陷害。身为中共党员朱雷，没有受到党纪和国法的保护．他被杭州市公安局非法监禁二年七个月，受到了非法审讯和迫害。这究竟为什么?身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铁瑛，在文化大革命中，乘全国动乱之机，持权挟私，对中共党员人民解放军的军官进行“专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实质上铁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把持人民给他的权力，搞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混在党里军队里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跳出来对人民实行专政。
    
     (5)
    
    我在监狱足蹲了二年七个月，我带头遵守监规，体验逆境人生，增强高风亮节。我反复学习马克思、恩格恩选集、毛泽东选集。同时，忍辱负重协助公安机关，对数以百计的同狱人犯做了大量颇有成就的转化工作和破案工作。在押人犯说：“要是早就和这样的共产党员在一起，我们也不会落得今天蹲大狱的地步。”在他们很多人中，不相信我跟他们一样确确实实蹲大狱的人，很多人一直怀疑我是打入监狱执行任务的公安人员。凡是关押在其它监房的犯人都想调换到我所在的二狱B室中来。我所在的狱室，不论释放、劳改或判刑，都会到我面前，有的紧紧握手，有的深度鞠躬，有匍匐下跪，有的痛苦流涕，用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和我送别。就连“狱霸”们使工作人员伤透脑筋的亡命之徒，放在我所在的狱室中，时间稍久竟也被教育感化过来。每逢有危险人犯送到拘留所来，监狱长都是个别向我交代任务，要我监管好他，防止出问题。每逢有老弱残疾或少年人犯送到监所来，工作人员都把他们放在我所在的监室，要我关照他们不受欺辱。我朱雷不辱使命，认认真真做好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工作。我朱雷蹲监狱蹲到这种份上，苍天可鉴!
    正由于这样，所以在我的牢狱之灾结束后，离开监狱时，拘留所领导、狱警及至烧饭菜的大师傅们，一起热烈将我送到监狱大门口。这是铁瑛、李朝龙等人所绝对没有想到的，也是杭州市公安局历史上所绝对没有过的。
    当朱雷为讨回公道，还在狱中绝食抗争的时候，铁瑛以其人格和党性，向中央工作组蓝孝永组长保证，保证在朱雷出狱后，即给予平反，落实政策。杭州市公安局也通过其副局长周衡葆、办公室主任邵其锋，再三向朱雷保证，朱雷出狱后即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中央工作组信了铁瑛的保证，离开杭州返回北京。
    朱雷出狱后，身心交瘁，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母患病、子待哺、一家五口、政治、经济、生活陷入极度窘境。朱雷去杭州市公安局要求其兑现保证，没想到堂堂杭州市公安局竟然赖帐了。他们信誓旦旦的保证，竟是骗我出狱鬼话，我找铁瑛要求兑现保证，给我平反落实政策，他避而不见，写信给他，他置之不理，原来他以党性和人格向中央工作组作出的保证，竟然也是欺上瞒下的手法。去省公安厅告诉，竟然遭威胁和恫吓：“你朱雷如果还上窜下跳到处告状，当心叫你粉身碎骨”!负屈含冤，浩气凛然的朱雷，不信那个邪，置公安厅的警告不顾，毅然再次赴京上访。依靠党中央，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够以正压邪，最终讨回人间正道。
    在北京，我踏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等中央机关，最后归口于公安部。公安部听到我的告诉甚感惊奇，一再追问：“是拘留吗”?  “是真的拘留二年七个月吗”?当确信考查无疑后，给我写信，叫我回杭州省公安厅平反，落实政策。 省公安厅不听公安部的。于是，我在困难的情况下，被迫再次、三次、四次、五次、一而再，再而三的频频进京告状。公安部也再三再四的给我写信，要浙江省公安厅给我落实政策。最后检查院也一再批转我的告诉信。1983年3月26日上午，朱雷和张志敏被召到杭州市公安局，说是给我平反落实政策。在坐的除公安局的三位代表外，还有省公安厅的三位代表和下城公安分局的一位代表。当时我理直气壮要求公安局兑现保证时，三级公安机关竟然否定了自己的“保证”。他们公然向我宣布：“朱雷不存在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问题；不存在赔偿损失问题；不存在给受珠连的家属处理善后问题”。理由呢?很简单：“这是在清查运动中搞的，就是搞错了，中央也没有给清查中搞错了的平反指示”.“三个不存在”的棍子又向朱雷袭来。州官放火、制造冤案，竟然还要受害者默然俯首贴耳不准喊冤!浩然苍天，昭昭日月，岂有此理!
    朱雷继续抗争，不断上访喊冤。1988年8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致函朱雷：“你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材料已转给我局，关于你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本局在1981年11月19日以公群(81)12号文作过复查结论，并找你本人谈过话，如你同意此结论，请来局信访室时面谈，以妥善处理有关善后问题。”公安局用词造句简单明确，只有朱雷同意他们的结论，才可妥善处理善后。这是前提，是先决条件。公安局对我们非法拘留审查的结论是：“朱雷因涉及现行反革张永生一案和攻击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于1977年3月23日被我局拘留审查。经审查，朱雷的问题未构成犯罪，故于1979年9月29日释放”。很明显，公安局在收到此批转下来的材料后，不仅不承认错误，予以纠正，而是继续污陷我!
    1988年快要过去了，朱雷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1988年11月28日，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纪委书记张明同志的关怀下，朱雷的问题有了转机，张明同志作了如下批示：“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楼部长按政策予以落实。”南京军区政治部下达了《(1988)政干字318》文件。舟嵊要寒区《(1988)党字第35号》请示报告获得批准。
    1989年1月朱雷办理了军内离休手续。至此朱雷及家人终于结束了水深火热，不堪回首的困境，过上了正常的生活。自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党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我朱雷奉命支左，到1968年4月林彪，江青制造“杨、余、傅”反革命事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推行“倒许乱军”错误口号，我朱雷和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大批干部被无辜打成“倒许乱军”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杨、余、傅”黑线上的人，“阶级异己分子”，“坏人”等等，历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难，遍尝了冤狱之灾，亲身体验了在错误路线主导下，资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株连了家属亲友达20年之久。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我朱雷永远不会忘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人民、革命干部镇压的历史教训!朱雷全家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党的恩德，永远铭记周恩来、邓小平、周建人、谭启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南京军区副令员张明同志的恩德!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这虽然是一句唯心的话，但有时，也会显灵的。请看：当我在承受着皮带抽、木棒拷打时，我冷不防被普陀守备区打手刘秀玄当胸重重一拳击中，从桌子上打倒在地，仰面朝天，后脑撞在大乘庵佛殿堂前的红木柱的石础上，当场昏死，一条伤口流血不止。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本应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军医刘秀玄，竟然一边踢我，一边骂我该死!几年后，没有想到他在普陀山上手持猎枪打鸟时，枪柱后座竟会击中他自己的头颅，当场死亡!那个在宁波火车站候车室，负责押送我的警卫连副连长，在大庭广众之前侮辱我一家人，积极充当宋干、栾经诚打手的张加录，本是年轻力壮，体质如牛，不知怎的，竟会死于肝癌。
      (全文完)2000年于杭州市


《许世友外传》    作者陈廷一    1996 年11 月
    卷尾语 功过评说（摘录）
    在军区招待所里，我见到许世友的保健医生高复运同志，他是60 年代跟随许世友的，一直到将军弥留人世，他对将军了如指掌。当我把街头听到的消息反馈给他时，他笑了，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大灾难。谁也把握不住谁，正如我们自己一样。今天是明天非，像翻饼子似的没有好人。许世友也有受难的时候。”接着他便给我讲出了一个生动传奇的故事⋯8943 .
    1967 年，一个烦躁不安的夏夜。
    在一间雅致的小餐厅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酒菜。许世友将军端起了一杯茅台酒：“你们再好好想一想？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有幸参加这次酒宴的均是将军的随从——秘书、参谋、保卫干事、保健医生、警卫员、炊事员等。他们纷纷举起酒杯表态，虽然言辞不一，但意思是相同的——上刀山，下火海，我们决不离开首长！
    第二天，当南京市的造反派、红卫兵小将包围军区司令部，把“打倒大军阀许世友！”“揪出张国焘的黑干将！”等标语口号贴到将军的官邪时，将军早已率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大别山的一座野战医院安营扎寨下来。
    与此同时，将军口述了一份电报发给党中央，声称如果造反派红卫兵继续冲来，要我戴高帽子，我就开枪开炮，格杀勿论！
    这是继兰州军区司令赵永夫、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打倒后，各大军区中第一个公开亮出反抗旗帜的声明。将军已经把自己置于死地了。他已经做好重上大别山“打游击”的一切准备。然而正是这一“武装反抗”的声明，却使将军的困境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不久，林彪委托陈锡联打来电话，劝许世友出山。不久，周恩来派人捎来问候，并对南京的造反派说：“不准揪许世友同志，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个小时内就赶到南京去。”
    不久，毛主席传令，要在上海接见许世友同志。
    毛主席来到上海后，刚刚住下来，便问杨成武：“许世友现在哪里？”
    杨成武回答：“大别山里。”
    “快把他给我接来！”主席下令。
    “是，我现在就去！”杨成武回答。
    “不——”杨成武刚要转身，毛主席挥挥手：“派张春桥去。你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主席哈哈一笑道：“张是反许的。”实际是毛主席多了个心眼。
    许世友来了，一见主席便跪下大哭，委屈得像个孩子似的：“家被抄，儿子被打，老婆受气⋯8943 .”
    毛主席扶他起来：“老许，没事，你的司令还是你的司令，回去好好干。”
    许世友高兴了，他向在场的杨成武表示：“成武，我要打只豹子送给你。”
    他又对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说：“你们派车接我，我也要打只兔子送给你
们俩。”
    毛主席对在场的人说：“许世友是个代表，打倒了许，其他大军区，杨得志、韩先楚、陈锡联、皮定钩等都得倒。”
    从此后，许世友在“文化大革命”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党的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在毛泽东的庇护下，许是唯一敢于拥兵反叛并从反叛中得到“好处”的将军。这一传说固不可信，它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许的个性。
    高复运说到这里，无不感慨地说：“‘文化革命’初期，许受到冲击，吃了苦头。后来受到毛的保护，在稳定南京局势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期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他又立了大功，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


    许世友同志生平
    十年动乱中，许世友同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反对造反夺权，重视保持部队稳定，林彪、“四人帮”视他为眼中钉，阴谋将他打倒。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他才幸免于难。林彪反革命阴谋败露后，许世友同志奉命迅速逮捕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华东的几个死党，为人民除了害。
（新华社1985 年10 月30 日讯）

    楚歌：《猛将许世友安然度文革》
    一
    1966年11月，北京红卫兵浪潮席卷全国之后，上海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安亭卧轨拦车。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他先斩后奏，擅自表态支持造反派，把上海市委推到了对立面，完全违背了周恩来的指示。但张春桥的阴谋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直接为“一月风暴”埋下定时炸弹。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在幕后指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大权。接着，南京的造反派也夺了江苏省委的大权。来自全国全军的造反派云集南京，一夜间，南京街头贴满打倒“许大马棒”的大字报。第一批大字报，对许世友还算“温和”，但造反派很快升级，抄了许世友的家，扎烂了他的上将礼服。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张春桥的支持。许世友躲进大别山，但危险并没有过去。在张春桥策划下，造反派给许世友定了调子：许世友在延安就要杀毛主席，搞暴动，现在他又要做六省一市的头，不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民愤。许世友的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很快，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明确表示要保许世友。毛泽东说，他没有谋害我嘛，我把他从(延安)监狱找出来的嘛。毛泽东还叫张春桥坐空军的飞机去接许世友。许世友恨透了张春桥，他认定北京有奸臣，第一奸臣就是张春桥。这回毛主席派张春桥来接，是毛主席的意思?还是张春桥的阴谋呢?路上被他害了怎么办?许世友想了又想，不见不行，见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和张春桥在房间里单独谈了十多分钟，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许世友借机溜到隔壁，关紧门窗，压低声音对安徽省军区司令员、政委说，我对主席忠心耿耿，而对这个“四只眼”，我太不放心。万一半路被杀，你们帮我办两件事，一是我死后，请照顾我的几个孩子，上学、当兵都行；二是十天内没有我的消息，赶快派人到上海收尸，把我运回老家新县埋了。记住，千万不能送火葬场。不等对方答应，许世友匆匆走了。    二    一路平安到了上海，许世友与毛泽东足足谈了两三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说，世友啊，你还好吗?许世友二话不说，扑通跪倒在地，磕了很响的一个头，放声大哭。满腹的痛苦都在这滚滚的泪水中。    毛泽东连忙把大哭的许世友搀扶起来。许世友说：“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也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毛主席啊，你该管一管了。你知道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吗?”毛泽东顿了片刻说：“世友，我信任你，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你还是南京军区司令员。不许揪许世友，这是我的意见，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你回去也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这样行吗?”“不，什么时候打仗，我什么时候下山。”“那你先到北京学习。”许世友还是没有同意。他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不一般，毛泽东批示对萧华(总政治部主任)要保，但萧华仍被抓了，家也被抄；“720事件”后，毛泽东请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到北京谈话，最后还是被关起来了；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和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也先后失去自由……
    虽然有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的当面承诺，许世友已经不敢相信，还是返回了大别山。
        三
    “文革”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1月3日，刘志坚(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被江青点名打倒。1月11日，贺龙成了“大土匪”，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被阻在中央政治局的门外。彭德怀、黄克诚、王尚荣、袁子钦等被抓走；北京召开了十万人批斗大会，陈毅、贺龙、李达等被公开批斗，聂荣臻、徐向前也“榜”上有名。7月底，总后大院召开5万人批斗大会，批斗彭德怀、黄克诚、许光达、杨勇等20多名军队高级将领。
    造反派有人撑腰，连中南海、国防部大楼都敢冲，各地的军事机关更不在话下。许世友情绪非常不好，经常喝酒，声言如果有人揪他，他就开枪。
    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抓许世友。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进不去，他们就赖在墙外。到了造反派手里，不死也要扒掉几层皮。许世友挥着子弹上膛的美式左轮手枪，大喊：我可不客气了，谁敢冲，来一个枪毙一个。但是这么大的京西宾馆，除了许世友，只有韩先楚随身带着枪，一两把手枪怎么行？许世友坐镇中间大厅，把皮定均、韩先楚等将军和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就地取材，把宾馆的热冰瓶灌满开水，集中在两个楼梯口，同时关闭电梯，只要造反派冲到楼上，就扔“水雷”。    准备好了，许世友电话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并请他们转告毛主席，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我不怕，抓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开枪!周恩来深知许世友说到做到的脾气，马上派傅崇碧跟元帅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撤回南京    傅崇碧事后说，要不是周总理工作及时，那一天非出事不可。    四    很快到了“二月逆流”，老帅们成了批判的对象。    张春桥黑手遮天，许世友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虽然事先得到造反派要冲击军区办公楼的情报，但戴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紧箍咒，正在召开工作会议的许世友急得团团转，无计可施。他无奈地给韩先楚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走在山谷里，两面下来的石头都能打着我们，我们却是谁也碰不得，只能挺着挨打。落到造反派手里，只有死路一条。许世友下定决心，宁可跳崖，也不能进“虎口”，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他带着手下爱将陶勇(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和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一起躲到无锡太湖边上的小镇荣巷。躲到小镇荣巷的军部招待所40多天后，因为陆海空三军司令员在一起，目标太大，风声传了出去。无锡军管会打来紧急电话，说南京来了几百名造反派，扬言要活捉许世友。无锡又呆不住了，许世友边骂边翻地图，看了好一会儿，对军长尤太忠说，这里紧靠上海不安全，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安徽六安至金寨间的独山，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那里打过好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许世友给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    许世友叫陶勇和聂凤智和他一起走，可是这两位爱将不想跟着许世友犯“错误”，执意回去。果不出许世友所料，他们回去都惨遭迫害。聂凤智受尽各种污辱，被打掉8颗牙齿，甚至被装进麻袋，要扔进长江。要不是许世友派警卫营半路“打劫”，聂凤智必死无疑。陶勇更惨，1967年1月21日，被害死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遗体还被打上黑叉。陶勇的8个孩子中4个大的参加了工作，4个小的跪着求许伯伯救命。一片哭声中，许世友的眼睛湿了，说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不管外面说什么，我要管。我希望你们考高中、考大学，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到地方去，你们都要遭殃，还是当兵吧(当年不招兵)，我的部队招兵。许世友把包括他自己孩子在内的40落难子弟统统“锁”进“红色保险箱”。    五    许世友指挥吉普车开了一天，顺利开进了大别山。到路口，他跳下车，前后左右仔细观察了地形，命令机枪封锁，说谁敢登这个坡，格杀勿论。造反派追来，看见黑压压的枪口和“军事禁区，不得靠近”的大字，只好虚张声势地喊几句“打倒许世友”的口号，乖乖地退了回去。    许世友“名正言顺”住进了一二六医院(南京军区的后方医院)。他给中央军委发了第二封电报，说他神经性呕吐，顺便到医院住院治疗。他知道，电报发给中央，让张春桥那些内奸看到，等于向造反派公开了自己的行踪。许世友不敢怠慢，登山头看地形，拟订武装自卫方案，在医院内外布置好部队，时刻准备战斗。    狡兔三窟，大别山深处有三个军队单位。几天后，许世友搬到五局，晚上又突然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许世友对工区主任柴树林说，什么造反派?土匪流氓!一旦被他们捉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都要拿枪，一旦造反派来了，咱们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柴树林说，首长，上边再三强调，开枪……行吗?许世友一愣，转口说当然，上边的规定还要执行，真要开枪还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这样，过几天你派人到六安向军管会打招呼，要他们说服造反派，不要随便冲击工区和医院，不然碰到我老许的枪口下，叫他们站着进来躺着回去!    好家伙，竟敢武装对抗造反派。第三天晚上，中央文革的电话“杀”了过来。许世友说，我有错误，但我是忠于毛主席的，把我烧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审查可以，不允许造反派搞人身污辱，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这个矛盾就要转化。谁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中央文革横行一时，但此时借给他们三个胆子也不敢进大别山。    六    1967年8月，南京借批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的“东风”，正在筹备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十万人大会。9月1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江苏造反派，说中央要保许世友，这是毛主席的指示。9月底，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许世友，说毛主席请你来北京参加国庆。    自从“文革”以来，许世友一直对北京敬而远之。晚年他病重，怎么劝也不去北京住院。他说北京是政治漩涡，路窄人多，我吵不过他们。他深知自己火药筒的性格，一点就炸。    表面看许世友是大老粗，直线思维，实际上心非常细，警惕性非常高。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被刺杀后，许世友的警惕性更高了。医生用压舌板给他检查口腔，他以为是凶器，甩手就走，连病也不看了。许世友在住宅大院的东北角设计了一个两层“炮楼”，整个院子都在眼里。1966年11月12日，南京军区召开“文革”动员会。平时开大会，许世友总是念一两页稿子就扔开，讲得生动活泼，很受官兵的欢迎。这一回，他原原本本地照着稿子念，念完后马上闭嘴，不再多说一句。军区常委开交心会，许世友说，把心交给别人，还能活命?许世友早就看出“文革”来之不善，要留得青山在，只有天高皇帝远。    周恩来怕许世友不相信，叫陈锡联跟他讲。周恩来深知许世友和陈锡联的生死之交。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曾三过草地，一次遭遇敌人，许世友抱起机枪就扫，陈锡联把许世友推到一边，抢过机枪，刚打一梭子，就负了重伤。许世友挑了3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说陈锡联要有闪失，我枪毙了你们。陈锡联对许世友说，我们都在中南海，你也来吧。许世友保证，我一定去北京。你报告总理，我身体不好，爬也要爬上飞机。    1967年国庆节，许世友被毛泽东请上天安门城楼，谈了半个小时，并公开见报。这在文革中非同一般，表明许世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也不敢再找他的麻烦。之后许世友住进中南海40多天。每天没事，与李先念、陈锡联、余秋里等一大批避难的老将在棋盘上“杀”得不亦乐乎，过了一段“打仗”的日子。    1968~1月28日，周恩来为许世友上台大造舆论。他接见江苏省军区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最主要的，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军队在支左中犯的“错误”，中央同意这个检查。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    3月20日，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江苏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同意许世友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    许世友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江苏省境内的各种造反组织，并在一份文件上批：谁再造反，先杀后报!
    
    2011年9月18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