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9）上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9）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九节  南京军区镇压“倒许乱军”分子
    本节资料
    
    文献资料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你们有意见可以到军队会议上提，但不能到地方去串联，不能把它带到地方上去扩散。军事院校的同志应该回去搞斗批改，你们到处扩散就不好。军区，军事院校不干涉地方，地方也不介入军队，这是军队的事情。中央早有指示了。（军区同志：我们要求参加京西宾馆的会议。）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参加军区的会议，有意见在那个会议上提，你们要守纪律。你们遵守不遵守呀？（答：遵守，坚决执行总理指示。）希望你们不要到西苑旅社去扩散。（曾邦元插话：也不能参加地方武斗。）对罗，更不要参加地方武斗。（军区同志有人讲：我们司，政，后的代表也都到了。）你们都参加军队会议，不能挑动武斗，你们要守纪律。联络组同志要注意监督。
    他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中央首长对南京军区和驻江苏部队赴京人员的指示
    总理：
    你们明知许世友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们一月以来多次……许世友同志讲话。同志们知道，主席、林付主席讲了，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哪一个没有一点缺点！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有缺点嘛！但他是忠于毛主席的，这是大节嘛！当然，你们21个人年青，我们不怪你们，但是你们有些老同志嘛！
    康老：不要听信谣言。
    杨代总长：主席讲：许世友在延安没有反对过我嘛！
    总理：四方面军的事情，那是张国焘指挥他们东杀西打，下面不负责任嘛！罗瑞卿为了制造分裂，把张国焘问题扩大化，利用这个制造派性，把许世友同志关起来了，是毛主席放出来的。他性子暴，说几句错话，好训人，但是他不是江苏刘邓的代理人，江苏的走资派是江渭清、彭冲、陈光嘛，还有其他的，不是他嘛。
    康老：许世友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这是一个大节嘛！你们的“决定”，实际上是针对他的嘛！他是拥护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路线的。从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看，对干部要全面看，从历史看，看大节嘛，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总理：大节好嘛！我们敢于出来保他，就是看到他的大节好嘛。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报告》
    毛主席、中央、中央军委：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我们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作如下检讨。
    一、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缔了一些革命群众组织，镇压了革命群众。十条命令下达后，又迟迟不检查、不平反。……把群众的某些革命行动，看成是“坏人暴动，右派翻天”。……
    八条命令下来后，我们错误地认为“时机到了，有权抓人了”，于是就带着“镇反”的情绪，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在南京，在军区内部，我们怕把军区领导机关搞乱了，把部队搞乱了，没法保卫文化大革命，有了情况，没法打仗了；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失掉尊严，丢了面子。对群众给我们的指责和体罚，又思想不通，情绪对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给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反革命”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等政治帽子和罪名，进行了压制和镇压。二、三月间，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逮捕22人，开除8人，看管、隔离反省的四百七十五人。对逮捕、看管的同志进行种种迫害和虐待，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同时，以整顿机关、整顿纪律为名，指名检查，重点批判，搞“请罪”活动，大整革命群众，一度造成恐怖气氛。
    更严重的是，我们采取强制手段，把军区三个文工团、军乐队、体工队，分给部队。对军区步校革命群众组织“红联”，看成反动组织，强行解散，并拆散步校，借“三支”“两军”之机，下放到各军，使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到夭折。我们错误地把《人民前线》报社革命群众组织“风雷激”，说成是反动组织，停刊了《人民前线》报。同时，我们还把军区机关和下属单位中，一些出于革命热情自发起来搞“四大”的同志，随着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干部，调到军分区和人武部工作，并错误地介绍了情况，使这些同志遭到了种种歧视……。
    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我们却错误地认为，错误不大，迟迟不作检查，以致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没有为那些被我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以及这些同志的家属子女，设身处地想一想。因而，平反工作进行得很慢，很不彻底。
    我们所以犯错误，……我们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功臣自居，靠老本吃饭，既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架子很大，官气很重，往往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听不得群众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动不动就发脾气，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
    我们的检讨还很不深刻，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南京军区党委常委  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中共中央［68］18号文件
    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自从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在有的地区（如无锡、南京），已见到显著的成效。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中央希望，南京军区能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团结起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把“三支”“两军”工作做得更好。希望你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认真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首先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大力促进、巩固和发展南京和江苏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革命大批判和各单位的斗、批、改，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光荣任务中，为人民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总理：首先应该提到的，南京军区“三支”“两军”进行一年了，这次他们作了一个书面检讨，经过中央批准，今天发给你们了。这是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批准的。有些问题要解释一下，现在宣读一下。
    总理在宣读了中央对军区党委“检讨报告”批示的第一段后说：请同志们注意，头一句话肯定了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在许世友同志，杜平同志领导下的部队，过去是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的，这一点必须肯定。你们大家也听说了，我们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的有些话在群众组织也传达了。南京军区是长江的门户，江、浙、皖、上海三省一市，地处重要地位。最高统帅毛主席委任许世友同志担任军区司令员，他是久经战争考验的好同志，在这一点上必须肯定。当然，部队进行四大的一些单位和地方进行革命运动的小将们不了解历史，有一个时期觉得军区犯了一些错误，提出一些意见，这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对军队同志必须有全面的认识。许世友同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的，在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很大功劳。我们康老跟他一起战斗过的，作过他的政治委员。这个同志是忠于毛主席的，忠于林副主席的，忠于党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肯定的。他领导的部队在“三支”“两军”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你们看十二军在安徽。二十军在浙江，六十军、二十七军在江苏，工作不是做得很好吗？当然也有错误，听到主席一声号令，有错就改了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多说几句。
    在军管，军训方面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去年一个时期，由于缺乏经验，群众工作生疏了，不象过去又打仗，又做群众工作，又宣传。对群众工作生疏了，就不免站错了队，有一段时间过早表了态，支持了一派，压制了一派，犯了错误。同时，在部队内部，总是要求有个稳定的局面，部队领导同志总是要考虑海防，边防，舟山还接近台湾，有美蒋敌人，所以总想部队稳定。部队四大单位造反精神旺盛的时候，不顾军区的要求，造成对立，一对立，军区在处理上做了一些错误的措施。这只是讲对待军内开展四大的单位的处理上，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就应按军委指示办事，不搞四大。这一点，我上次在京西宾馆都讲了，二十一位同志都表示了态度，很好。大军区犯的错误已经做了检讨了，中央认为态度是诚恳的，他们的错误已经或正在改正，有的地方已经做出显著成绩。
    南京军区的检讨报告是经过许世友同志，张春桥同志看过的，都同意这个检讨。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好的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同意这个检讨，你们应该欢迎这个检讨。（群众热烈鼓掌。）但这不是说军队就没有个别犯错误严重的，军队有派性，首先在军内自己检讨，犯了错误自己检讨好了，再与群众见面，不然要把自己的派性带到群众中去。
    康老：
    我同意总理这个讲话，完全同意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我提醒同志们注意，这个批示，是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的。大家要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批示，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中央在批示中讲，南京军区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他们已经或正在改正。军区犯了一些错误，影响到对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因此派性发展了，军队内部一个时候也不一致了。因为有这些错误，一个时候南京地区“打倒许世友”的大字报很多。但是，尽管他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批示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他们过去是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走的。我对许世友同志说好话，今天是第三次了。
    我曾讲过，南京有人讲，许世友反对毛主席，这恰恰相反，许世友同志在历次重大斗争的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无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多功绩的。这一方面，我同他一道工作过，有责任向同志们介绍。许世友同志我觉得应该向他学习。他在延安遭受罗瑞卿的严重迫害打击，在华东受到饶漱石歧视排斥，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起来，动摇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诚。他照顾大局，讲求团结，不闹分裂，那个时候只有团结才能打仗。他虽然受了坏人的打击，挑拨，但是，他是很坚定的。当然我不是说他没有一点错误，他自己也承认的。
    中央的批示中说是信任这个军区，这是很重要的。军区在座的王必成同志犯了错误，只要检讨就好了。他的检讨还是诚恳的，他也是在解放战争中有功劳的。南京有些好同志，我认识的很多，如周冠五同志、钱钧同志、廖容标同志、杜平同志，都应该从全面的来看，不要从一时一事来看。
    江青：
    有一个问题，我有几次没有说，今天我也想说一下，就是许世友同志的问题。康老也讲，读了毛主席的语录，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这个我就不说了。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年春季，他就有揭发。他揭发上海陈丕显他们如何在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我住的地方装窃听器。他的揭发你们不知道。另外他还揭发江苏李××，洪××，为了保护反革命，叛徒，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受命于北京的反革命分子，烧掉××卷档案，邮检，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只看到他说过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而要看到他是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他是热爱党，热爱我们军队的。去年，有一个时期忽然又揪许世友同志，一个同敌人作战那样勇敢有人，被揪的钻工事，我知道了，打了两次电话要他来，他在国庆节来到了北京。有人抄了他的家，他说，抄了家日子更好过，这个态度很好。当然，抄家是不对的。
    总理：许世友同志一开始就支持“八·二七”，他给我打过电话，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江青：他的揭发，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都不知道。这应该记人家的功，不要光记人家的过。有些人就是趁火打劫，这是很恶劣的，不允许的。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是不允许这样的人，是不允许趁火打劫的人的。当然，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要取得经验，不要搞武斗，搞喷气式。我觉得应该很好地讲道理，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摆事实，讲道理。
    总理：
    最后一点，还有军队的问题，搞四大的单位的两派也要联合起来，再不要继续派斗下去了。二十一位代表在京西表现很好，继续保持下去。在军队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三团两队等搞四大单位，能不能联合？（众答：能！）不要再搞什么平反团，平反组织了，王必成同志已作了检讨，搞那五条是错误的，改了就好了，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了，什么一级级平反，什么戴红花，一个个的赔礼道歉！
    江青：那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的！
    总理：我们代表中央文革，对过去受压制的，搞错了的，宣布一律平反。你们回去都传达一下，平反组织不要再进行了。（有人答：我们坚决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事。）这样才象解放军战士嘛！你们不要把派性搞到地方革命群众组织里去。什么“高参团”，“心中司令部”，“地下司令部”，这是国民党那一套，统统取消，打倒派性。
    



    二、研究资料
    
《石头城的风雷》  艾汉美著
    第一章        狂风暴雨  惊涛骇浪
    一、响应毛主席号召，聆听许司令动员
        群情激奋，闻风而动

    我于一九六四年八月，调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时年三十一岁。在此之前，一九五一年，我在“抗美援朝”的歌声中，投笔从戎。在军校里，学了三年军事专业。随后，在十二军干了十年作训参谋。我这次调动，从军事改行搞政治，也是巧合。当年，军区政治部组建新闻科，除科长、副科长外，其他成员多数是从下属部队挑选上来的。我因那年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而被选中。这次调动使我成为军区机关的一员新兵，也是新闻战线上的一名新手。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以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势，席卷神州大地，震撼了我们所在的石头城，也震荡着人们的心灵。
    军队文化大革命，与地方上有所不同。由中央军委统一布署，军以上机关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分批分期进行。由于军队性质的需要，在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保持部队稳定。
    六六年下半年，我们宣传部，根据军委指示，属于军队开展“四大”的先行单位。我们新闻科，年青人较多，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有朝气、有闯劲。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搞好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是一个心愿：积极响应，全身投入。我们深信不疑：通过文化大革命，必定促进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促进人们思想革命化；必定推动我们的国家更加昌盛，我们的军队更加强大。几个月来，宣传部的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口诛笔伐，在批评、批判宣传部部长赵瑾的过程中，既教育了领导，又锻炼和提高了自己。
    与我们同时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还有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文艺团体、部队医院、军事院校。
    几个先行开展“四大”的单位，毕竟是“小部队”，我们军区政治部、整个南京军区机关，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广大干部、群众正满腔热情、翘首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六六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天，南京军区党委在南京军人俱乐部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大会。这次动员大会，改变了以往“政治运动由政委做报告”的惯例，而是由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出面做动员报告。这一点，不能不引起广大指战员的高度关注。而引起大家更加关注的是，许司令做报告时的精神状态。
    就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例吧！平时，我们能直接听到许司令讲话的机会不多。在过去的十年间，近距离聆听许司令讲话，总共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七月，许司令到十二军驻地——浙江金华视察工作。李德生军长召开干部大会，请许司令作指示。当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初次见到许司令，非常认真，聚精会神地倾听许司令的指示。没想到，许司令一上来，劈头盖脑地讲了这么几句：“有的人工作不安心，闹情绪，我看这些狗娘养的，不识相，原来还不是挑大粪的，有什么好闹的？再闹叫他滚蛋，还是回去挑大粪。”大概不到5分钟就完了，既无“前言”，也无“后语”；既没有官腔，也没有客套话。我听了以后的第一印象：“许司令的话音我好耳熟啊！”原来许司令是河南新县人，我是湖北红安人，“我们是靠近大别山的老乡嘛！”我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许司令讲话，好比‘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散会后，有的同志私下嘀咕：“许司令讲话好粗鲁呀！开口就骂人！”
    第二次，是一九六四年初。时任我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根据邓小平总书记、叶剑英元帅的指意，在南京召开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会议规格很高，全军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军区、各野战军的负责人汇集南京。我作为李德生军长随员，也参加了这个会。与此同时，全国全军还在学习南京军区的另外两个典型：一个是“南京路上好八连”；一个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这次现场会的最后一天，许司令应罗总长的要求，临场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南京军区的同志们千万不能翘尾巴！不要以为在我们这里开现场会，好像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好啦！如果不注意，我们的“好八连”就不好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就不红了，“郭兴福”就不兴了。我听了这番话之后，心里一亮：“讲得好！很有针对性，很有哲理性，通俗易懂，言简意明”。对许司令这次讲话的印象，同上次比较大不相同。
    许司令在军人俱乐部的动员报告，是我第三次听他讲话，这时，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作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员报告。这次，他的讲话风格，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本来，许司令讲话一向是有突出的“个人特色”：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不照本宣科，不照别人写的稿子念，语言“口语化”、“大众化”；不引经据曲，不搞长篇大论。可是，这次动员报告完全打破常规。他在报告中，大段大段地宣读毛主席的“讲话”，、“语录”、“指示”一字不漏地传达党中央的有关决议、方针、政策。他从头到尾，不离开讲稿，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照着念。给他精心准备的讲稿，文字又大又粗，每一页纸上写不了多少话。我们在台下就能清楚地看到许司令一边讲，一边不停地翻着讲稿。他对这种方式很不习惯，很不自然，如果是其他场合，他早不耐烦了，早把讲话稿甩到一边，发挥他的“个人特长”。可这一次，他始终耐着性子，一字一句，一板一眼的地念下去。最后，他还特别强调，全军区的广大指战员，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要求大家多写大字报，给军区领导提意见，帮助军区领导搞好文化大革命。
    在这次动员报告之前，政治部机关内部，广泛传开了毛主席对许司令的重要谈话，毛主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许司令响亮回答：“带兵打到北京，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在这次动员报告中，许司令所展示的新姿态，使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许司令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对文化大革命的高度重视，真可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大家纷纷表示：许司令的动员报告，就是给我们下达的动员令、进军令，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许司令动员，勇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二、大鸣，大放，大字报
        向军区领导“开炮”
    我原以为，许司令动员过后，军区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就要拉开序幕了。其实不然。许司令作动员报告时，尽管慷慨陈词，可他的内心，并不是真的要发动群众“引火烧身”；而是故作姿态，装装“面子”，做做“样子”、以取悦“上边”和“下面”。时间过去两个月了，我们还是原地待命，整装待发。那段日子里，上层领导由于种种耽心和困扰，发出的信息是“等一等”，“再等一等”；而发动起来了的群众，如同被点燃了的烈火，一再强烈呼吁：“毛主席发了号召，中央军委下达了指示，许司令又发出了动员令，我们还要等什么呢？”于是，在领导不力，而群众革命激情高涨的氛围中，军区政治部的“四大”掀起来了。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八日，宣传部的全体人员，按照“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原则，分别成立了两个“战斗队”（造反派组织），一个叫“只争朝夕”，一个叫“捍卫东”。“人民前线报”社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队，其他各部门也纷纷组成了自己的“战斗队”。这是在开展“四大”的热潮中，实行“群众自治、民主管理”，而迈出的一步。
    我们“只争朝夕”战斗队，有数十人。民主选举产生了五名“勤务员”：新闻科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施关彬，战士教育科副科长顾少杰，宣传科干事谈世茂。大家推举我为“1号勤务员”。
    在群众献策献计的民主会上，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作为战斗队“约法三章”：
    第一，我们的行动准则：紧张而有秩序，积极而又慎重；
    第二，坚持文斗，不搞武斗，不搞“下跪”、“戴高帽”、“坐飞机”、“游街”等动作；
    第三，对军区领导写大字报，当前只能“炮轰”，不能随意提“打倒”；
    第四，只在军区机关内部开展“四大”，不与外界各种势力搞联合；
    第五，不打“横炮”，不把矛头指向不同观点的群众。
    这次，军区政治部“四大”一开场，短短几天之内，贴出了空前规模的大字报。政治部大楼的前大厅四周墙壁，上上下下，贴满了一张又一张大字报。有的以部门名义，有的是“战斗队”署名，也有个人写的。有些大字报颇有“气派”，从一层楼一直“糊”到四层楼上，可谓“壮观”。全政治部大字报数量之多，居军区各首脑机关之冠。这些大字报上的意见，并非偶然。很多问题早就聚蓄于群众之中，只是没有机会讲出来，长期“憋着”、“捂着”；如今“机会”来了，一下子就爆发了。再说，文化大革命实行“大鸣”、“大放”、“大民主”，发动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大字报“声势空前”也就不足为怪了。
    许多同志向军区领导“开炮”的大字报，直呼“尊姓大名”，敢于碰硬。特别是有些胆大的同志，敢于“点”许世友的名，向许世友“开炮”！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早有耳闻，许世友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物，过去给他提意见的人，倒大霉的屡见不鲜。但是，往往事情也怪，有些人偏偏不信邪、不怕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许世友是不能碰的“老虎”，偏要碰一碰。据说，这类大字报，当时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指派专人“跟踪”登记，直接呈送许司令“过目”审查。后来，凡写过这类大字报的人，一个也跑不了，都上了许世友“秋后算账”的“黑名单”。
    这次军区政治部，还有不少老将上阵、部长出面写的大字报。例如：秘书处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等人，都给军区领导写了大字报。这种现象也是过去少见的。对此，许世友极为恼火，他说：写过大字报的部长“罪加一等”。
    从大字报的内容来看，大多是结合各部门的工作实际，坚持实事求是，真诚善意地提出批评，发表意见、建议，期盼和要求。有些大字报属于表态性、宣传性、口号式的，借以造声势，掀高潮。还没有出现乘开展“四大”之机，进行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
    三、左得出奇，批判大会一团糟
        严重失控，闹出不可收拾的乱子

    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四日，以宣传部、文化部和“人民前线报”社几个战斗队为主体，召开了第一次批判大会，也是军区政治部造反派召开的最后一次批判大会。
    这次大会在军区政治部二楼小礼堂举行。主持人是文化部干事方泽浦和“人民前线报”社编辑高丕忠。出席大会的军区领导人有：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委鲍先志，政治部主任王六生，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符确坚。这些领导人在主席台上站成一排，接受群众批判。大会前二十分钟，气氛严肃但秩序井然。
    会议中间从外面闯进了几十人，自称军区“三团两队”（前线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的造反派，还有什么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这群不速之客来干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本来，我们与他们之间，是各造各的反，各走各的路，相互是不搭界的。突然间，他们的头头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大喊大叫：“你们这叫什么批判大会呀！太温和了，一点火药味都没有。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不是逛马路”。指责我们太“右”了，完全没有造反派的“脾气”。接着，就看这些造反的“左派们”大显身手。他们不顾王必成、鲍先志等老将们，年大体弱，强令这些领导人“低头”、“弯腰”、“请罪”。这样一来，批判大会的原计划全“砸“了，乱套了，会场一片哗然。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顿时膛目结舌，不知所措。我们十分反感他们的行动，但又无可奈何。
    正当我们进退两难之际，那些“左派“们更加发狂。他们强令老将们“跪下”、“跪下”接受批判。老将们不服，他们就动手迫使老将们“跪下”。面对这种羞辱领导人的恶劣行径，我们再也待不下去了，立即走开。政治部的同志很快撤离会场，让他们自闹没趣。可是，他们还不肯收场。批判大会被他冲散了，冲垮了，只好让军区领导人也离开了会场。他们继续找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算帐”，说什么：政治部的人对老将们批斗不狠，“这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他们竟然把文化部的方泽浦同志揪住不放，也要方泽浦“下跪认错、请罪”。
    批判大会，开成如此糟糕的局面，闹成不可收拾的乱子。军区政治部机关首当其冲，给政治机关的正常秩序和政治声誉带来很坏影响。特别是那么多军区领导人直接受到冲击和伤害。同时，给军区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起了不好的带头作用。就在这次批判大会之后第三天，即六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军区后勤部一部分同志，也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会上，也出现了强令后勤部领导人“下跪”、“游楼”的要求和行为。
    “一、二四”批判大会的结局，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这次“乱子”的肇事者，虽然不是我们；但这次大会是由我们几个战斗队联合召开的，特别是我们几个“头头”（文化部的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的高丕忠、洪期钧、宣传部的艾汉美），对“乱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事件，显露了我们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股“潮流”。我们也跟着“潮流”走。作为大军区政治机关，召开大会，又有那么多军区领导人参加接受批判，事关重大，必须认真对待。但我们盲目自信，草率从事。结果，被人钻了空子，由“盲动”演变成了“乱动”，最后，陷于一场无政府主义的行动。这是我们应该吸取的沉重教训。
    我们从这次“乱子”中，对各种不同型号的“造反派”，有所见识。文革期间，什么“造反派”、“保守派”，什么“左派”、“右派”，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人们擦亮眼睛至关重要，不能只听他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关键要看他的实际行动是怎么回事？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一切。
    我们承认，“一、二四”批判大会的错误，是我们在文革初期的一次重大过失。但是，有的人借此大做文章，一度大肆炒作、轮换炒作，把这件事描绘成“轰动性”的新闻，说成是“军区政治部发生了反革命叛乱”，并以此作为给我们定罪的主要证据。这就成了另外性质的问题了。历史证明，某些人的恶意炒作愚蠢可笑。
    四、正当群众风风火火开展“四大”之日
        正是许世友密谋布置镇压群众之时
    六七年元月，正当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的日子里，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杜平，不在南京，而去北京开会了，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军事碰头会——专题研究如何开展军内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会议。
    许世友虽然不在南京，可他对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当他听到军区政治部大楼的大厅里糊满了大字报，有些大字报指名道姓，“向许世友开炮”；听到“一、二四”大会的情况，他气得暴跳如雷：“这还得了，这些乌龟王八蛋造反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是要翻天啦！”他一再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王必成付司令打电话，要求王必成“立即把那些造反的人抓起来，首先把政治部那几个造反头头抓起来”。但是王必成感到“抓人”这样的大事要慎重，不敢下手。杜平政委，鲍先志付政委，林维先付司令员都不赞成。
    也正是这个时候的北京，中央上层领导之间，政治空气极度紧张，斗争异常激烈。在中南海的怀仁堂，军队的老帅们同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等人，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公开论战。一方是，要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推动文化大革命加快步伐，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军队要随时准备打仗，要保卫文化大革命，军队不能乱，军队要保持稳定。
    与此同时，在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身为军委文革领导小给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一起商量军队问题怎么办？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大发脾气，进一步向中央文革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许世友说：“南京的局势一团糟，再这样乱下去，军队怎么打仗？我这个司令怎么指挥？”他强烈要求采取“抓人”的断然措施。气愤地说：“抓几个造反派有啥了不起？杀两个也不碍事。
    怀仁堂和京西宾馆两个会上的激烈交锋，反映到毛主席哪里。毛主席身为文化大革命的总决策人和总指挥，既要坚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既定决心和方针，又要依靠军队作为支柱，必须认真考虑老帅们老将们的意见与要求。经过综合平衡，毛主席和几位老帅商定出了“军委八条命令”。这“八条”内容是毛主席与几位老帅逐条逐句、斟酌修改成的。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八日，由毛主席亲自定稿，批示：“所订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许世友的心情大为舒展，似乎获得很大的满足感。他认为“八条命令”就是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事情就好办了，可以放手大胆干了。他争分夺秒，连夜布置军区有关领导认真学习，统一思想。凭着他早年在红四方面军，跟着张国涛搞“肃反”的老经验，加上近来深思熟虑、很快提出了一套类似“镇反运动”的行动方案。
——对跳得高，闹得凶的造反派头头，抓一批，关一批，隔离审查，而后定罪判刑；
——“抓人”的标准和对象：谁写大字报，谁造反，谁就是反革命，就把谁抓起来；
——动用部队：六十军181师；
——指定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等人具体负责“抓人”行动，指定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参加这次行动，并要求司令部接管政治部；
——军区党委“第一线指挥”：付司令员王必成坐阵指挥，直接负责组织实施。
    许世友的这一行动方案，当时处于领导层的运筹之中，高度保密。那些天真而单纯的基层群众，统统蒙在鼓里。他们只顾一心一意地“响应毛主席号召、听从许司令动员”，风风火火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的深渊即将降临到自己头上。
    五、风云突变，平地惊雷
        许世友一声令下：“抓人”
    六七年二月，军区政治部上上下下，认真学习贯彻军委“八条命令”。
    我们结合前段时间的情况，对照“八条命令”，逐条逐句地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按照我们的思维和理解，认为：“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运动的新情况，采取的新措施，当前要特别强调保持部队稳定，以保证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搞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根据“分期分批”的要求，我们宣传部等先行单位，继续开展“四大”，其他部门一律停止“四大”。领导和群众都照此执行，一切都很自然，都很正常，似乎顺理成章，风平浪静。
在这表面平静的掩盖下，许世友向我们发出了突然袭击的第一枪。
    二月十八日下午，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在二楼小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问题，王主任亲自听取造反派的意见。与会人员有：宣传部艾汉美，文化部方泽浦，“人民前线报”社洪期钧，高丕忠及各战斗队的头头们全到场了。还有两位军区付司令员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气氛平和，大家情绪活跃，相继发言，各抒己见。同志们说，领导和群众如此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很多问题就能及时解决。
    座谈会开到下午三点半左右，听到二楼走廊里，人员来往频繁，急促的脚步声一阵接一阵。这时，王六生主任的眼神向与会人员扫视一下，再转向门外点头示意某种信号，然后从座位上“唰”地一下站立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提高嗓门大声宣布，“现在，我传达军区党委决定：”
    “鉴于军区政治部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等人，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正常工作秩序，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搞乱部队，乘机夺权。为执行‘军委八条命令’，加强部队纪律，现决定对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人，采取断然措施，进行行政看管”。
    王六生主任这一宣布，使会议室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我们听了王主任的宣布后，感到突然，感到意外，感到愤慨，感到不可“理喻”；
    但是，我们没有惊慌，没有失态，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们都很冷静，都很平静，都很镇静。
    王六生的话音刚落，军区保卫部保卫队队长史书清，带着七、八名保卫队员，迅速到了我们身边，两个押一个，当即押着我们四人登上停在大楼后门的“囚车”（一辆军用大卡车）上。
    “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艾汉美四个头头被抓起来了！”当时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就像“轰”地一声巨响的“惊雷”，把整个政治部大楼都震动起来了！这一新闻，立刻传向四面八方，传到军区各领导机关，传到军区家属大院，传到有关的亲人、朋友耳朵里……。
    军区政治部的各办公室，听到我们四人被抓起来的消息后，就像炸了锅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我们新闻科的同志情绪激愤，十分不满。新闻科付科长李少白，山东人，豪爽性格，心直口快，肚子里憋不住话，他说：“怎么能这样干？我们犯了什么法？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开展四大的，是许司令动员我们写大字报的，凭哪一条抓人？我想不通！我抗议！”
    有些胆小的同志，听说“抓人”了，一下被吓蒙了，脸色都白了，沉默不语。
    许世友对我们四人“突然袭击”的第一枪仅仅是这场“镇反”运动的“前哨战”，还有第二枪、第三枪……。
    事实果然如此。二月十八日以后的日子里，几乎天天抓人。抓了一批又一批，一波又一波，像滚雪球似的，越抓越多；抓了一般干部，再抓科长；抓了科长，再抓部长，抓秘书长。
    我被抓走以后，与我一起工作的施关彬、陈时秋，于第二批、第三批被抓走了。
    新闻科李少白付科长，因为说过“想不通”，不服气的话，也被抓走了，许世友说：“谁不服气，就把谁抓起来”。
    宣传部战士教育科付科长杨炳仁，因为过去犯过某种错误，这次也被抓起来了！
    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青年部副部长孟祥海,秘书处付秘书长孙海云……等等,一个又一个,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步军区政治部后尘,许世友下令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及“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同时大批抓人。
    短短几天之内，许世友抓捕了多少人，按他的“官方统计”，总共只有505人。纯属一本假帐，一派欺人之谈。实际上究竟抓了多少人，谁也说不清。这里，略举两个实例，就不难看出许世友抓人的规模有多大。
    实例一：许世友原安排六十军181师师部所在地，作为被抓的“反革命”关押地（临时牢房），以为宽宽有余。可是几天后，这里“囚犯”爆满，装不下了，不得已又到镇江附近的小移庄营房另开辟一处关押“囚犯”的牢房。仅一个师部营区关押的人数也大大超过数百人。
    实例二：军区后勤部被抓的“反革命”，集中关在南京上新河的军队速成中学里。仅在这里被关押的人数，就达到700多人。
    这次，许世友镇压群众有两手策略：一手硬，一手软；有两套班底：一套以政治部保卫部付部长李树和为首的“抓捕班子”，专门负责“抓人”、“关压”，直到“判刑”、“坐牢”；另一套以司令部军训部部长蒋科为首的“舆论班子”，负责大造政治舆论。许世友说：“军区政治部烂透了、瘫痪了，取消政治部，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他说到做到。蒋科能文能武，会说会写。许世友就用蒋科这样的“笔杆子”，为其“镇反”行动大造声势。
    二月十八日，许世友下令抓捕“洪、高、方、艾”四人的当天下午，以军区党委的名义，用军内电文形式，给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师以上党委，发出逮捕“洪、高、方、艾”四人的“通知”、“通报”，正式宣布：“洪、高、方、艾”这几个“造反派头头”，就是“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必将严惩不怠”。
    紧接着，司令部的“舆论班子”，大量炮制各种各样的“公告”、“通告”、“公开信”、“揭发信”、“控告信”，对军区政治部以“洪、高、方、艾”为首的“造反派”猛烈开火；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展开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声讨。在这些“批判”、“声讨”材料中，把“洪、高、方、艾”等人，描绘成“张牙舞爪”、凶神恶杀的“暴徒”，把政治部的“一·二四”大会，说成是“疯狂迫害军区首长，与地方上反动势力相勾结，冲击军区领导机关，制造混乱，是一起严重地反革命叛乱事件”。这些舆论材料，在全军区所属部队中大量散发，广泛传播，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上呼下应，各部队纷纷上书军区领导献忠心、表决心，对“洪、高、方、艾”等人进行口殊笔伐，就像当年全国揭批“吴晗、邓拓、谬沫沙”的“三家村”那样。一时间对“洪、高、方、艾”造反派头头的揭批会、声讨会，搞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
    常言道：“有理不在声高”、“事实胜于雄辨”。许世友如此大肆炒作“镇反”舆论，企图借以显示他“大批抓人”的正确性与合法性。其实恰恰暴露了他的虚伪性与欺骗性。镇压群众永远不得人心，只能激起人民的愤怒与仇恨，遭到人民的谴责。
    六、身居“囚车，不忘学习毛主席语录”
        我们不是“教徒”，胜似“教徒”
    那天，我和“洪、高、方”四人，被押上“囚车”，谁也没有吭声，各自站在“囚车”两边。押送我们的几名保卫队队员，紧靠着我们身旁。此时，我的大脑似乎一片空白：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遭逮捕；第一次“当囚犯”、“坐囚车”；也是第一次听到“行政看管”的新名词。我的人生之路，将要面临很多很多的“第一次”。
“囚车”开动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车往哪儿开？是把我们送去“关禁闭“（部队禁闭室），还是送我们去“蹲大牢”？所谓的“行政看管”是个啥玩意？是个啥滋味？……。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高丕忠开腔了，打破了车上的沉闷空气。他说：“请大家掏出毛主席语录。”听了这话，我心里暗自嘀咕：“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是什么处境，还有心思学习毛主席语录”？但在口头上又不好说不学。我看着，高丕忠虽然身为“囚犯”，被押在“囚车”上，仍然不顾艰险，不忘坚持随时随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我也赶紧把毛主席语录掏出来。我们四人一起，跟平常一样，翻开语录，一条一条，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
    首先，学习语录的开头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主义。”
    接着，有重点地选读几段：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千万注意。”
    “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最基本的道理。”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
    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从毛主席语录中吸取精神力量，迎战“行政看管”的严峻考验。
    我至今十分清晰地记得，在那个历史年代，“早请示”、“晚汇报”，每当吃饭前，开会前，每逢重要活动，关键时刻，总要先学习几条毛主席语录。这一度成为风靡全国的新气象，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作为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在那个年代，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身居“囚车”的逆境之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毛主席语录。共产党不信神，也不信教。我们不是宗教信徒，但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就像我们在“囚车”之上，坚持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执着精神，并不亚于宗教信徒祈祷上帝的虔诚态度。现在想一想，当年我们那种忠于毛主席，信仰毛泽东思想的热情和痴迷，实际上有失理智和科学精神，感染某种“神化”色彩，也显露了我们自身的无知和盲从。
    在那个年代，还有一种“奇特”现象。文革中的各种势力，各个派系，都是一样的旗号：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照此推理，都是同源于一条根，同属于一个派系。然而“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理直气壮的；可是，许世友身为“毛主席的爱将”，他以毛主席下达的“八条命令”，作为对付造反派的“尚方宝剑”，把我们一个个地抓起来，他也是有根有据的。这其中的奥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困惑不解。
    七、“行政看管的见面礼”
    刺刀之下进“牢房”
    押送我们的“囚车”，开到南京东郊的白水桥停下。这是六十军181师驻地，就是许世友关押我们政治部的“反革命分子”所在地。
    181师师部营区，有师部领导机关办公楼，有通讯营、高炮营、卫生营等部队营房，前面是一片广场，后面是宽阔的军事训练场，还有部队耕耘的大片菜地。如今这里大部分营房已经腾空，作为关押“反革命”的临时“牢房”。我们四人是此地接收的第一批“囚犯”。
    “囚车”停在营区的进门处。我从“囚车”上举目一望，只见营区内四处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营房外墙上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手软，毫不留情”、“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洪期钧先下车，身子还没站稳，几个战士围上来，立刻就是雨点似的拳头，打在他的脸上、身上。一边打，一边吼叫：“老实点，把狗头低下来”。“你们不是要造反吗？你们对军区领导那么凶”。“现在我们给点历害你们尝尝，看你们还造不造反？”我下车后抬头看了一眼，战士们的拳头马上就挥过来了：“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抬头”。押送我们行走的道路两旁，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身强力壮的战士，他们俩手端着钢枪，枪膛里上了子弹，枪头间上了明幌幌的刺刀。这阵容看上去就像是一列全副武装的“特别仪仗队”。战士们用恶狠狠的目光，虎视耽耽地盯着我们。“不准抬头”、“不准说话”、“不准乱动”、“谁要不老实，就对谁不客气”。我们在一片怒吼声中，在两边钢枪刺刀的威逼下，只能低着头，弯着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
    猛然一看，这架势，这场面，真叫人惊心动魄，这更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既没有经历过，也没有见到过。在电影里，在书本上见过，当年日本人屠杀中国人，国民党枪杀共产党，“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不就是这般场面吗？我心想：“这营区的后面，就有一个打靶场，难道许世友今天就要在我们头上开杀戒？那可死的太冤啦！”“事临头，不自由”。人到了这份上，被逼急了，胆子反而大起来了。“要杀要剐，不在乎，听天由命！”
    两边押送我们的战士，一直用枪刺逼着我们，满脸杀气，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我们一枪“嘣”啦！这些战士和我们四人，素不相识，一无仇，二无冤，为何对我们如此深仇大恨呢？在这之前，李树和同“抓捕班子”的“前线”代表方立德，到这里对战士们进行了“特别教育”和专项训练。因而，战士们的心目中，装满了我们这些人的“反革命罪行”：把我们说成是“迫害军区首长、冲击军区机关的魔鬼”，是“制造一、二四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妄图乱军夺权的野心家”，如此等等。在战士们看来，我们四人是许司令亲自下令要镇压的反革命，是“重犯”，是“要犯”；对我们的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一点不能含糊，必须拿出对敌斗争的最佳表现。
    不管许世友把我们“吹”的怎么“神”，怎么“坏”，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几个赤手空拳的文化人，是人们根本瞧不上眼的无名小卒。那许世友为何要动用这么多兵力，为此大动干戈，真的是要“杀鸡用牛刀”？在许世友看来，镇压我们四个小人物，成败如何，关系到这场“镇反运动”的全局。他先抓我们四人，接着要抓几十人，几百人，乃至几千人。所以说，抓我们四人，是这次镇压群众的第一仗，首战必胜。许世友不愧是“肃反运动”的老手，又是大军区司令员，对付我们这些人，他有足够的智谋和力量。在许世友，李树和的精心策划、布置下，这次对我们几个人动真格的，实施重拳出击，一拳就把我们置于死地，叫我们不寒而慄。
    我们在刺刀之下的“入场式”，大约经历半小时，把我们押送到营区中的一排平房里，即我们的“牢房”。这是我们到达“行政看管”之地的第一课，也算是“见面礼”。
    由于我们四人是到此地的首批“囚犯”，“见面礼”的规格高一点，后面抓来的“囚犯”，就改变了方式，“重在实效”。每次“囚犯”一到，不用那么多兵力真枪实弹和刺刀，而是三、五名战士冲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枪托砸，走一路，打一路，打得你眼冒金花、鼻青脸肿、浑身伤痕，即使不留下终身残疾，也要你留下终身记忆。
    
    八、深受“行政看管”的折磨迫害
        我一生中最黑暗的四十天
    
    何谓“行政看管”？翻开党章、党纪、军纪，查阅宪法、法律、法规，都没有看到这么一说。文革中，各种史无前例的奇特怪异之物，纷纷登台亮相。许世友开创的“行政看管”，就是其中之一。
    那天下午，我们四人进入“行政看管”所在地，一人一小间房，房里有一张小床，床上有盖的、垫的，还有条桌、板凳。每间房门口有一名武装战士，专门给我们“站岗”。开始我心里默着：“这条件不错嘛，政治犯待遇，又安静、又安全，有利于闭门思过做检讨。”岂知，我又太天真了，把事情想的太简单了。
    我刚进这小房间不久，“抓捕班子”的方立德出现在我面前。他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艾汉美！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吗？”
    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你该清醒清醒啦！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交代你们的罪行！”
    我听他这话的口气，就说：“现在，我的脑子有点乱，请你给我提示一下”。
    “你们造反的胆子够大的，竟敢反到许司令头上来了！许司令是你们随便反的吗？许司令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许司令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我听他这番趾高气扬的高论，当时我是身居“囚室”的“囚犯”，那敢与他辨论，只有默默听着。
    此前，我根本不知道方立德是何方人士，后来多次领教了他的训斥和指示，才晓得他是李树和“抓捕班子”中直接“看管”我们的重要官员。
    当天夜里，我几乎一夜未能入睡。“我们究竟错在哪里？难道真的成了反革命？！”“要我交代罪行，从何说起”。我思前想后，脑子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第二天下午，方立德见我一个字的交待材料也没有写，勃然大怒：“艾汉美！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还不认罪”。“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他转身就走了。
    经过两天折腾，第二天夜里，我有点熬不住了，躺在床上，很快发出轻轻地鼾声。此时，在房门口看管我的战士，立刻以“触犯囚规”为由，对我一阵“噼噼啪啪”地拳头猛击过来。因我正在睡眠中，被打得昏头转向，莫名其妙，不知为何遭到毒打。那个战士边打边吼：“你倒睡的挺香呀！这里成了你的安乐窝”，“睡觉不准打鼾”。原来是我的鼾声惹的祸。
    午夜时分，看管我的战士换班，来了一名大个子战士，称得上是“彪形大汉”。这战士一上来，就用凶狠的目光，瞪了我一眼。这“眼神”告诉我“来者不善”！“需要格外小心”。因为怕再发出鼾声，我迟迟不敢入睡。正当心神不定之时，我翻了一下身子，由“平卧”转为“侧卧”。不料我的这个“翻身”动作，即刻触怒了看管我的那个战士，他二话没说，冲到我身边，拳打脚踢，枪托砸，一齐上阵。我赶紧从床上坐起来抱住头，其他部位随他打了。这次毒打的力度，比上一个战士要重的多。
    那位“彪形大汉”，施展了一阵打人的本事之后，似乎要喘息片刻，冒出了一句话：“你们这些家伙，到了这里还这么顽固，态度还不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对反革命就是要狠狠打击，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我再次遭到毒打之后，又不知道为什么？便小声地说了一句：“我在床上睡觉，没有什么乱说乱动”。
    他大声一吼：“你刚才翻身为什么不报告”。
    “睡觉翻身，要先报告”，这是我从未听到过的蹊跷事，又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晚上睡觉翻身，往往是不知不觉的，怎么报告法？”
    我这么轻声一问，又把那“彪形大汉”激怒了：“你还敢狡辩！你还不服”！他一不做、二不休，更来劲了，接连抽了我几个耳光，把我打得趴倒在床上，等我坐起来，又是一巴掌，又把我打倒了。这场毒打，打得我鼻青脸肿，满身伤痕，打得我神情幌忽，东倒西歪。
    正当我遭此毒打之时，左邻右舍，前排后排的“牢房”里，连续地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地歇斯底里的吼叫声、训斥声，“劈历啪啦”地拳击声、耳光声……。事实证明，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统一组织、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的行动。
    这一个晚上的毒打、折磨，使我似乎有所“清醒”：这正好印证了方立德的训话：“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是对我“顽固态度”的惩罚。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惩罚折磨还在继续。夜晚打过了，白天还有新的“招数”。
    晚上，给我执行了“睡觉翻身要先报告”的“囚规”。第二天早上，看管我的战士，又宣布了白天不许我们乱说乱动的“囚规细则”：
    “头部不能自由转动”；
    “身子不能自由挪动”；
    “手不能自由移动”；
    “脚不能自由走动”。
    按此“囚规”，我的整个身躯，只有三个部位可以自由活动：
    “大脑还可以自由转动”；
    “呼吸可以自由进行”；
    “心脏可以自由跳动”。
    除这三点外，其他部位如要活动一下，就要先报告，得到允许，才能动。否则，就是违反“囚规”，轻者“挨训”，重者“挨打”。
    按此“囚规”，不仅我们的行动自由权被剥夺了，就连我们的生活权、生存权，也统统被剥夺了。这样一来，我这个大活人，不是要变成一个“木头人”、“植物人”了吗？
    许世友在白水桥创办的“行政看管”，从字面上看，披着一层巧装打扮的外衣，如同家庭看管子女一般，它与执法性质的“逮捕”、“拘留”、“隔离审查”、“判刑坐牢”，根本沾不上边；就同“关禁闭”的军纪处分也谈不上。但其内幕真相，当我们身临其境，才深切感受到“行政看管”的实质，完全是蓄意整人、折磨人、迫害人，是彻头彻尾地把我们当作“反革命”实施专政。
    “行政看管”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操纵手中大权，利用年轻战士的纯朴与天真，加上“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施以煽动和教唆，促使战士们拿出对敌斗争的杀气和狠劲，在我们身上制造出一幕幕凶神恶杀的打人场面。把我们打伤了、打残了！打死了，也会被掩盖得结结实实的，无人知晓，无处查证。许世友一再声称：“杀几个造反派也不碍事”。那么，在我们“牢房”里的这点事，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从“抓人”到“看管”，一整套打击迫害我们的战略战术，乃是某些居心叵测、诡计多端之人，精心策划、炮制出来的产物。所以说，这“奇特怪异”的“行政看管”，堪称“世界一绝”。
    “吃一亏，长一智”。我在“牢房”里待了几天后，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油然而生。从险境中求生存。“好汉不吃眼前亏”，必须从长计议。“不能硬顶，只能软磨”。于是，把我们的“造反”过程，有保留地写了一份检查材料，交给方立德。对奉命行事的看管战士，不顶撞、不抱怨。“坐牢”，失去了自由，得到了安静。在那激烈动荡的年代里，在“牢房”平静下来，认真地读点书、冷静地思考问题，大有好处。我把家里托人带来的“毛选”、“鲁迅文集”，通篇阅读，细嚼慢咽，别有一番滋味。
    “坐牢”成天不见阳光，与世隔绝。室内空气确实闷人。轮到我打扫厕所、打扫马路的时候，才有机会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一天下午，全体“囚犯”都到营区后面的菜地劳动。我一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是赵付部长吗？他怎么也被抓起来了？”心想：把部长都抓来了，肯定不只抓了他一个部长。再看整个菜地上，黑压压一片人，分不清张三李四。我琢磨：“许世友的胃口真不小，抓的人真不少呀！”“抓人越多，他身上的包袱也就越重。”
    这时候的许世友，正是春风得意，“胜利冲昏头脑”。他在南京的“AB”大楼，大摆庆功宴，款待各方有功之臣。平时难得见到一笑的许世友，这天他满脸笑容，大声宣布：这一个月以来，我们把那些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人物，抓了一批，关了一批，判了一批，还清洗下去了一批。整个行动进展神速，战果辉煌。他特意把他平时最喜欢喝的茅台酒拿出来，同大家举杯畅饮，一醉方休。
    许世友高兴得太早了，他原以为，文化大革命快结束了，由他来收拾残局。可是在他的庆功酒喝了不几天，出乎他预料的情况出现了。许世友在南京的抓人行动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情况，引起北京的叶剑英元帅、徐向前元帅十分不满，毛主席也感到吃惊。在“军委八条命令”颁布之后不久，毛主席又于四月六日，签发了“纠偏”性的“军委十条命令”。
    三月底，“军委十条命令”尚未正式下达之前，许世友已经从北京上层领导得到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消息迫使许世友不得不赶快刹车，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尽快把抓捕的人放出去。按照许世友原计划，除了第一批四人（孙海云、杨炳仁、洪期钧、方泽浦）经军事法庭宣判，关进大牢之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关进大牢的人，就是高丕忠、艾汉美等人。其他的人，有的要“戴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遣送回乡；有的要去农场“劳改”。现在这一计划已经行不通了。
    当时，上层形势的急剧变化，我们这些身陷白水桥“牢房”的人不可能了解。不过，我从某些细微末节上也能猜出几分。例如，三月下旬方立德很少同我们见面了，也没有那么神气了。“牢房”门口的战士，看管我们的力度也越来越松了。这些迹象告诉我：重见天日的时刻不会很久了。果然，三月二十九日下午，方立德匆忙到我面前说：“艾汉美，把东西收拾一下，跟我走”。听了这话，我心里猛然一震：“这一天终于到了！”
    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二十九日，我在这间“牢房”里整整待了四十天！此时此刻，我骤然感到压在身上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整个身心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许多。但是我的心情又十分沉重，悲愤，无限感慨，一言难尽！
    这四十天，是我无端遭受打击，迫害的四十天！
    是我刻骨铭心，切齿痛恨的四十天！
    是我一生之中最黑暗地、终身不忘的四十天！
    是我全家世世代代永远牢记的四十天！
    
    九、七旬老母被吓呆了，不吃不喝不睡
        导致心率衰竭，命送黄泉
    
    我离开白水桥“牢房”，坐上军用吉普车，直奔南京三牌楼——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此时归心似箭，我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
    我在白水桥的四十天里，家里情况怎么样，我最耽心的是年过七旬的老母亲，半年前刚从湖北老家来到南京。遭遇这场政治风暴的袭击，老人能承受得了吗？
    当我快临近家门时，一眼看到老母独自呆呆地坐在家门口。我走到老母面前，连声呼喊：“妈妈，妈妈”，老人似乎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也没有认出我的相貌，反问我：“你是哪个”。我见此状，赶忙提高嗓门：“我是您儿子——汉美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这时，老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才认出我来了。老人一边看着我，一边激动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汉美呀！你到哪里去了！”。当老人发现我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的模样，又惊讶、又痛心地说：“你这次离家几十天，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啦，我都认不出来了，你受的什么罪？怎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对老人说什么好呢？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把老人扶到房内床上躺着，把话题岔开，说了几句宽慰性的话：“我回来了，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的。”“您老人家要多多保重身体，不要为我过多操心”。
    老人接着对我说，我离家几十天，她老人家天天坐在家门口盼着我回来。老人动情地说：“我的双眼快望穿了，如果你再不回来，我恐怕就等不到了，你可能就永远见不到老娘啦！”我看着老人痛苦地诉说，泪流满面，我感到心如刀绞，万分愧疚：“老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哺养成人，临到垂暮之年，非但享不到一点福，反而让老人受到不该承受的伤害。”
    傍晚，我爱人朱德美下班到家了，孩子们也放学回来了。
    他们见到我，又意外，又高兴，又亲切，又气愤，又胆怯。灾难中的家人见面，真是百感交集。我被“行政看管”的四十天，全家人由于我而蒙受着意想不到的打击和伤害。
    我被抓走的那天下午，我爱人接到一位“无名人士”的紧急电话：“老艾有急事，你快回来”。她接过电话后，立马往家赶。她是一个月前，刚从外地调到南京工作，人地生疏。她从“紧急电话”中已经察觉到事情不妙，心就崩崩跳。她回家没见到我，转身就去找新闻科孙科长。
    孙科长性情温和。开头以平静的口气说：“老艾今日下午临时出差了，来不及给你打招呼，需要一段日子。”
    “孙科长，我感到情况不正常，如果出差，怎么连洗刷用具、换洗衣服都没有带上，我估计老艾出了什么事？请孙科长如实告诉我”。
    于是，孙科长即把我被“行政看管”的情况如实相告。朱德美提出：“行政看管”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坐牢”？老艾被送到哪里去了？我们能不能去看看？这些，孙科长同样一无所知，只好安慰她说：“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要过于着急，你身上的担子很重，要把老人和小孩子招扶好。”
    原来艾汉美、朱德美夫妇及其全家，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是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如今双方一起出名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议论的中心，传言四起，闲话更多。只要艾汉美的家人一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人指指点点，滴滴咕咕。
    有的说：“这次许世友要发威了，艾汉美他们几个人碰到许世友的枪口上了。这一下他们全完啦！恐怕小命都难保！”
    有的说：“艾汉美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他老婆就倒大霉啦！刚调到南京来，就成了反革命家属”。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小孩子，简直不敢出门，不敢上街，不敢上学；在外面，他们常常挨骂声，挨拳头，甚至挨石头。什么“艾汉美家的小反革命”，“反革命的狗崽子”等污言恶语，使他们的幼小心灵，留下难忘的伤痛。
    受伤痛更深的是七旬老母。由于年老、体弱多病、胆子小、耳又聋，很少出门，对外部世界一片茫然。我在家时，工作再忙，每天总要抽点时间，同老人谈谈心，拉拉家常。这次，我突然“失踪”，音信全无，就像“蒸发”了，因而不能不使老人心急如焚。朱德美考虑到老人心脏不好，再受不了更大的精神刺激，不敢把我被抓的真相告诉老人。而老人眼睛很管用，她看到全家人紧张不安的神态，活蹦乱跳的孙子们、也失去了平日的欢笑；又看到过路行人对我家投以怪异的眼神。这种种迹象，不能不使老母更加惶恐焦虑。连续数日，老人不说话，不吃饭，不喝水，也不睡觉，天天独自一人地坐在家门口盼望儿子归来，喃喃自语：“汉美呀！你再不回来，老娘就等不到了……。”
    老母的表现，可把朱德美急坏了，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危机感，我被抓进去了，已经使她提心吊胆，加上老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如果出现什么不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她赶忙去把孙科长夫妇请来，把邻居好心人石嫂子请来，帮助做做老人的思想工作。在他们的多方劝导下，老人的情绪慢慢有所缓解。
    那段时间，艾汉美的“反革命家庭”，日日夜夜生活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真像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每时每刻都是在磨难中煎熬。在煎熬中的朱德美，瘦弱的身躯承担着全家的千斤重担，白天她在同事们面前，在老人、孩子们面前，只好强打精神，支撑着内外的事，每到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满肚子的苦水一齐拥上心头，白天强忍耐着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一刹间止不住的泪水把枕头毛巾都湿透了。
    我从白水桥回家的头两天，老母的心情似乎好转一些。但实际上由于四十天的煎熬，已经使年老多病的身体状况大大恶化，我们最耽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一天深夜，老人突然鼻子流血、胸闷、吐不出气来。我们连夜把老母送到南京军区“八一”医院治疗。医院连夜进行抢救。第二天即下达了“病危通知单”。医生告诉我：老人心率衰竭，病情危急，能否抢救过来没有把握，要为老人的后事做准备。
    正在这时，军区政治部直工科领导给我传达上级指示：“艾汉美属于敌我矛盾，听候处理。先去浙江执行支农任务，在支农中接受改造，将功赎罪”。
    我表态说：“去浙江，没有问题。目前由于母亲病危，正抢救，请求延迟几天”。
    那位领导说：“这是组织决定，你要坚决执行。家里事你想办法处理”。我一听这话的言下之意：我是“带罪”之人，没有二话可讲，母亲病危也罢，病死也好，一概不管。
    经过一周时间的抢救、治疗，老母的生命总算救过来了。医生说：“这只是暂时好一些，病情没有根本好转，还需要继续住院治疗”。
    这样，难题又摆在我面前了：一方面，我要留下来，继续招扶老人治病；另一方面，军令不可违抗，我要尽快离开南京去浙江。我的处境，身为“带罪”之人，迫使我不得不狠狠心、咬咬牙，缩短老母住院时间。通知我的长兄速来南京把老母接回湖北老家治病。结果，老母回去不久，即传来病逝的噩耗。
    噩耗传来，我的愧疚之心，无地置容；我的仇恨之心，难于言表；我的双眼在流泪，我的内心在流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老母之死，就是许世友一手制造的灾难折磨致死。这笔账总有一天要找许世友清算；此账不算，誓不为人！
    
    
    十、身背“黑锅”，流放龙泉古镇
    忍辱负重，奔赴深山野岭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我奉命赶赴浙江省的龙泉县人武部报到。根据许世友的决定，军区政治部大部分人员，已于我去浙江之前，分赴浙江各地，名曰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实为“清洗出门”。凡是贴过大字报的人，造过反的人，以及支持、同情造反派的人，或者对造反派斗争不力的人，均列入“清洗”名单。
    对我这一类的造反派头头，另有一套“特殊”政策。规定我们要远离“三线”：即“大城市一线”、“铁路沿线”和“海防前线”，尽可能地把我们流放到“山区”、“边陲”地方去。我所去的龙泉县，就是位于浙江省西南角最边远的一个山区县。这里盛产陶器和宝箭而闻名，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古镇。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南京出发，经上海、杭州、金华，到丽水，共花去两天；然后从丽水沿盘山公路，翻越几座大山，第三天下午才到达龙泉。
    军区政治部李树和等人，在我的档案里，塞进了“艾汉美造反罪行材料”，还特别醒目地记录下列文字：“艾汉美系重要的造反派头头，犯有严重错误，要严加看管，不能重用，不能支左，不能支工，要放到山区去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改造”。根据“档案”的这一指令，龙泉县人武部领导，当即把我再下放到远离县城的位于大山里的梅岭公社。我到了梅岭，按照公社干部的安排，一头扎进了一位社员家里安顿下来。
    梅岭——大山里的一座小镇，周围群山环抱，山上遍布森林，翠竹，一片绿色海洋。小镇的居房建筑，沿着一条小河旁错落摆开。小河河面不宽而平坦，河水不深而清亮。时值夏天，常常看到三五成群的儿童在小河中间戏水游玩。小河岸边有三三俩俩的妇女，一边洗衣服，一边说说笑笑。河对岸，拉木排的纤夫们，时而发出劳动号子的阵阵吆喝声。河这边，梅岭中心小学校里，传来学生们的朗朗读书声。我初来这里，被这优雅自然的山区风光所陶醉。此景此情，不禁使我联想起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所描写的美景。此景此情，还使我不禁产生了“乱中取静”、“因祸得福”的感慨。
    我从白水桥“牢房”里刚放出来，我的老母又是刚被折磨致死。在这双重打击下，在我充满愤怒与仇恨的心态下，被许世友发配到龙泉县的深山野岭之中。我的这一处境，好比京剧“野猪林”中，林冲遭到高俅所害的那种剧情，那种场面。古代的高俅，陷害林冲，步步紧逼，把林冲发配仓州仍不肯放手，欲置于死地不可。今天的许世友陷害我们也是一计不成又来一计，把我打成反革命之后，又将我发配到深山野岭，其用心就是要困死整死我们。
    当我亲临梅岭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我目睹梅岭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再对照当时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对照乱哄哄的大城市，简直是“两重天”。真要“感谢”许世友把我发配到这块宝地来，实在难得！难得！值得庆幸！庆幸！所以颇有“乱中取静”、“因祸得福”之感。
    我到梅岭之初，最有兴趣的是，跟着公社干部或者社员一道，到那高高地半山腰间的农田里干活，既可以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又可以爬山路，练身体；还可以观赏到高山之上的参天大树，奇花异草；偶尔还能看到活跃在悬崖峭壁之间的猴子，真叫赏心悦目。
    劳动之余，就去走村串户，访贫问苦。由于我人地生疏，本地方言又难懂。每次走访，都得请人当向导，做翻译。这里村落分散在大山之间，稀稀拉拉。走访时，就要沿着山间小路，穿密林，爬陡坡，翻山越岭，一个来回就是一身汗。山区群众，常年难得见到解放军，如今看到我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来到他们面前，他们所表现的那种热乎劲，也是难以想像的。他们言谈之间，对解放军的那股亲切感，信任感，兴奋感，使我深受教育。每次走访的过程，贴近群众生活，聆听群众心声，把自己置于平民百姓之中，就是一次自我教育，自我洗礼的过程。这种自我教育，自我洗礼，与许世友等人把我当作“反革命案犯”，所谓的“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是根本性质完成不同的两码事。
    我的行动，很快成为梅岭山区广泛流传的新闻。同时，也得到县人武部领导的赞扬。人们又听说我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派下来的解放军”，更加名声大振。一时间，方方面面的找上门来，纷纷要求“解放军”出面接谈。有农村社员，汽车站工人；有学校老师、学生；有部队转业干部、退伍士兵；还有来自上海、杭州的知识青年。因而，一度忙得我不亦乐乎，白天谈不完，晚上接着谈，有时谈到深夜十二点。我的任务是当好“三员”：党的路线、政策“广播员”、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广大群众反映情况的“记录员”。
    我刚刚扎根梅岭，许世友又来“关照”我了。七月上旬的一天，龙泉县人武部领导电话通知我，即日到县。开始，我不知何事。当我回到县里一见面，立刻明白了：许世友派来了“钦差大臣方大人”，即李树和“抓捕班子”的重要成员方立德。就是他，在白水桥“行政看管”期间，专门负责抓捕我，看管我。从南京白水桥，到浙江龙泉县，我与他在那段狂风暴雨的日子里，双方的身份、处境及心态，反差是那么大，对立是那么强烈，导致我们的再次见面是那么的尴尬而难堪。当时,我脑子里敏感地意识到，他是奉许世友之命而来，来者不善，用心何在？我本来是从白水桥“牢房”里放出来的“带罪之人”，流放到龙泉县的深山野岭是“接受劳动改造”、“听候处理”。方立德这次来，是不是要给我“定罪”、“定案”？是不是还要把我再次抓起来“判刑、坐牢”？
    方立德此次专程找我究竟干什么？名义上是“传达军区领导指示”。我一听，所谓“军区领导”，说穿了，就是“许世友的指示”。“指示”的内容是：我们这些“犯有严重错误的人，问题性质还没有作结论”，要看我们“接受再教育的情况”，“接受改造的表现而定”。要求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军区党委的决定”，“不要听信谣传，不要受到外界影响”。这番“指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许世友急忙派方立德下来，就是为了对我们进一步实施“高压”，继续控制我们，说明许世友“处境不妙”，“内心空虚”，对我们极不放心，唯恐我们“兴风作浪”、“犯上作乱”。
    许世友对我们这些人的智商和能量，估计也过低了。他可以把我流放到深山野岭，但我的心他是控制不住的。虽然我人在山区，但我的心时刻和外部时局的发展息息相通，紧密相连。各方面的信息告诉我，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以后，南京的形势变化很大。许世友二、三月间疯狂镇压群众的行踪劣迹，日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上上下下的批评和遣责。我们申冤的日子快到了。
    
    第二章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十一、西子湖畔“揭竿而起”
          成立“批资总部”，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南京军区政治部二百多名干部，被许世友“清洗出门”，流放到浙江各地。几个月来，我们相同的经历，相同的处境，相同的命运，促使我们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一个问题：面对许世友的打击迫害，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出路何在？
    战友之间的书信来往，相互交流、沟通、磋商，酝酿，大家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声：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有所作为。
    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旬，顾少杰（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付科长）等同志先行一步，多方联络。当时，我们在浙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隶属于浙江军管会领导，而主持浙江军管会工作的主要力量是陆军二十军。顾少杰同志在取得二十军领导的同情与支持下，通知部分人员举行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选：有被许世友“抓捕”、“关压”的造反派头头，有一部分科长、部长，有不同部门的代表，共计40—50人。会议地点：杭州云和路2号，市委招待所。
    这次座谈会非常“特别”。没有正式领导，顾少杰只是个临时召集人。也没有动员，没有设想框架。大家共同饱受了许世友的打击、迫害之苦，就是这次座谈会的最有力地动员和准备。
    与会人员，原在南京同一座大楼工作，但相互很少交往，这次汇集西子湖畔，似曾相见而不相识。只因许世友的镇压风暴，使我们有了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命运，走到一起来了。相互之间，自然而然地有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斗志，共同的语言，不管原来是哪个部门的，不管相识不相识，也不管职务的高和低，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可以说是，许世友把我们逼到一条路上来了。
    在这场风暴中，我们认识了许世友，也认识了我们自己。从白水桥到浙江，饱受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挨了整，受了苦，遭了罪，但我们并没有被压垮。相反地，使我们得到了最宝贵、最难得的锻炼和考验，使我们增长了智慧，勇气和力量。
    许世友军权在手，他还敢调动军队，再把我们抓起来吗？我们坚信，共产党的军队是“党指挥枪”，而不允许“枪指挥党”。人民解放军绝不是“许家军”。许世友以执行“八条命令”为借口，大砍大杀；后来，毛主席下了“十条命令”，给他套上了“紧箍咒”，他还敢那么疯狂吗？
    我们高唱共产党的“国际歌”、中华民族的“义勇军进行曲”。“起来！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前进！前进！”“不靠神仙”、“不靠上帝”，“就靠我们自己救自己”。
    通过座谈，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群情激奋、众口一声：我们要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成立“批资总部”（全称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部”），向许世友公开宣战！向许世友讨还公道！
    我们军区政治部赴浙江的二百多名干部，正式成立“批资总部”，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造反！是一次对许世友的造反！严格地说，我们原来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只是出于拥护毛主席的革命热情，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一次就不同了，目标明确具体，就是要造许世友“镇压群众、迫害人民”的反。
    我们这次造反行动，就不怕带来更大的危险吗？以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来说，我头上的“反革命”罪名早已注定了，我在白水桥的大牢里已经蹲过几十天了，我等于在许世友的阎王殿里走了一趟，我的老母被搭上了一条老命，小孩子也变成了“反革命”的小嵬子，我被逼进了深山野岭仍不放手……。我被逼到这份上了，也就不管什么怕不怕了，“逼上梁山”，别无选择，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要为我们的生存而斗争，为免遭迫害而斗争，为维护正当权利而斗争。
    经过与会人员投票选举，选出了“批资总部”领导小组九人。即：
    高琏章（群工部“民兵专刊”编辑）
    王元仁（干部部科长）
    孟祥海（青年部付部长）
    陈永安（“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夏继诚（“人民前线报”社记者）
    顾少杰（宣传部付科长）
    陈培光（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文化干事）
    陈时秋（宣传部新闻科摄影记者）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科干事）
    这个领导小组的召集人，开始大家推选陈时秋，过了两天，陈时秋提议把这付担子转交给我。我与陈同在一个科工作多年，并肩战斗，合作共事、相互信任，不分彼此。“批资总部”这个临时性的群众组织，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就是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批资总部”的一号头头。
    “批资总部”成立后，主要开展两项活动：一是要求军区领导改错、平反；二是赴京告状。除领导小组成员外，另外抽调了一部分年轻的同志参与“批资总部”的活动，比如：秘书处的李永宽、许文杰，青年部的周自求、孙宅巍：“人民前线报”社的张炳奎、陆时准、朱占君；宣传部的高岳言、施关彬等等（其他同志我不记得了）。军区政治部赴浙江的二百多干部中，除上述人员外，多数人继续参加省军管会及浙江各地“三支”、“两军”工作。
    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和“批资总部”成立，得到二十军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帮助。我们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二十军作为下级对待上级，只能本着“尊重”和“照顾”的态度。二十军政委南萍原来就是军区干部部的部长，他与我们中间的很多同志是老朋友，老熟人。加上那个年代的特殊性，政治上的复杂性，当时二十军的同志对我们给以谨慎的支持和帮助是可以理解的。在座谈会期间，南萍政委以浙江军管会主任身份，和另一位军管会付主任陈励云（空五军政委），在杭州市新新饭店，接见了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人员。他们俩人的讲话，总的精神是对我们表示“关心和信任”，希望我们积极作好浙江的“三支”、“两军”工作。没有涉及“批资总部”的问题。
    
    
    十二、南京“急电”，调回精英四十人
          义正词严，拒不执行调令
    
    我们在杭州的座谈会尚未结束之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给二十军发来一份“急电”。电文内容是：奉军区首长指示，为加强军区政治机关力量，决定从下放到浙江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二百多名干部中，紧急抽调一批精英回南京工作，并列出抽调的40人名单。
    这份调令不寻常，为何迟不来、早不来，偏偏此时发来这份调令？
    为何此时紧急调回40名精英？果真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的力量？那么又为何当初“一脚踢开”二百多名干部呢？
    我们在杭州成立“批资总部”的消息，连夜传到南京。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军区的上上下下，传到机关的四面八方。
    不久前，许世友突然一声令下：“抓人”，就像一声惊雷巨响，震动了石头城；
    如今，“批资总部”成立了，公开向许世友宣战，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突然一声爆炸，又一次震动了石头城。
    这时候，许世友已躲到大别山里去了，但“批资总部”的消息，也迅速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气得他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是一个劲地破口大骂：“他娘的，政治部的这些鸟龟王八羔子，又跳出来造反啦！真的要翻天啦！”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政治部的这伙人被他抓的抓，关的关，清洗的清洗，整的死去活来，还没有整服贴，这么快又“卷土重来”了。更使他吃惊地是，原先他把我们政治部的二百多人，统统赶到浙江去，赶到边远山区去，就是为了把我们整的稀巴烂，现在不但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让我们凑到一起、抱成一团。他似乎感到这步棋有点失策。于是许世友决定改变策略，另拿主意。在他的指使下，军区干部部便立即向二十军下发了抽调40名精英的电令。
    面对这一调令，我们怎么办？许世友这一次可以说是一步暗藏杀机的狠棋。如果不执行他的调令吧！就要被扣上“违抗军令”的大帽子，就有可能被再次“抓起来”的风险。如果执行他的调令吧，那正中许世友的下怀。我们成立“批资总部”，是要造许世友的反。如果调走了40名精英，对我们实施“分化瓦解，各个击破”，那么，我们的造反不就落空了吗？
    对此，我们在座谈会上，经过认真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回电拒绝，我们目前不能执行这一调令。理由有三条：
    第一，我们奉军区之命，到浙江执行毛主席下达的“三支”、“两军”任务。几个月来，我们这批200多名干部，分赴浙江全省各地城市、农村、工厂、学校，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尽管我们头上顶着“罪名”，身上背着“黑锅”，但我们仍然忍辱负重，不计得失，不讲条件，埋头苦干，全心全力投入“三支”“两军”工作。我们这批人中，有不少同志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骨干力量，获得各方面的信任和赞誉。当前，正是“三支”、“两军”的关键时刻，如果此时调走“精英”，中途“撤军”，势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这与军区赋予我们的任务和要求，岂不是背道而驰？
    第二，正常的组织调动，我们应该无条件服从。但军区此次调令，我们感到诸多质疑。调令说，抽调40名精英，是为了加强政治机关力量。这种“外交”词令可信吗？照此说来，许世友还是“很重视军区政治部的建设”，而且，还是要“重用原军区政治部的精英”。
    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情况是，许世友恨透了军区政治部，一直在咒骂军区政治部。他不停地叫嚷：“军区政治部烂透了，要取消政治部、要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正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许世友借“三支”、“两军”之机，把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名干部，统统赶到浙江去。这次在座谈会期间，浙江省区军的有关同志告诉我们，当初南京干部部长杨映雪传达许世友的指示说，“这二百多人，军区统统不要了，把他们放到第一线去，其中问题严重的人要放到边远山区去”。
    本来，我们参加“三支”、“两军”，看作是完成毛主席赋予的一项政治任务。可是，许世友却把它变成了“排斥异己”、“打击、陷害我们”的另一种手段。他原来把我们这批人“一脚踢出去”、“统统不要”。现在又打着“加强政治机关力量”的旗号，再把我们调回去，以达到“分化瓦解”“批资总部”的目的。总之，许世友“翻过来、复过去”，怎么做都是有理的，我们这些人，成了他“随意摆布”、“任意宰割”的羔羊。
    第三，更严重的问题是，许世友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罪名，李树和等人在我们的档案里塞进去的黑材料，不纠正、不平反、不清算、不还我们以清白，那又如何谈论工作呢？
    基于上述三条，我们用“赴浙江干部”的名义，直接向军区干部部回答了一份“不能执行调令”的电报。
    
    十三、王必成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
          许世友反驳说：“我是执行纪律，没有错”。
    
    当年，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有一句名言：“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形势大好”。可是，许世友这三个月并不好过。曾几何时，他在南京“AB”楼大摆庆功酒，欢庆“二月抓人”的“辉煌战果”；如今，此项战果变成了镇压群众的沉重包袱，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在南京待不下去，无可奈何跑到大别山的“三线”工事去躲风。
    同年七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时，对许世友作出了一项具有深谋远虑的安排；派自己的专机，指定张春桥前往合肥，把许世友从大别山接到上海。毛主席同他进行长时间的个别谈话。毛主席为什么给许世友如此高规格的特殊待遇？我们早有耳闻：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如何把许世友从张国涛的错误道路上教育、挽救过来的故事。这次，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正是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再次对许世友费尽苦心，以他老人家对许世友所特有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影响力，进行教育和帮助，使他从错误中醒悟过来，改正错误，轻装前进。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为许世友认错、改错，给足了面子，搭好了梯子。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许世友的自身表现。
    这段时间，南京军区领导班子成员，都在认真思考同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二月抓人事件”。许世友不在南京，身为军区第一付司令员的王必成主持日常工作。二月抓人时，王必成是前线指挥官。对此，他认识错误较早，态度转变较好。他在接见受压的同志时，诚恳地说：“二月抓人肯定错了。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指挥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同王必成的认识态度比较一致的领导，有军区付政委鲍先志，还有付司令员林维先。
    但是，南京军区“二月抓人”的总决策者，总指挥许世友与王必成等人的态度大相径庭，他对王必成的表态当即反唇相讥：“二月抓人没有错”。他说：“我在上海问过毛主席，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些造反的人不听招呼，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许世友就是这个“特性”：他在上海见毛主席时，声泪俱下，下跪求饶，连声说：“我错了，我错了，我愿意检讨”。当他转过身来，面向公众时，就变脸了，腔调也变了。他不但辜负了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反而把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当成了坚持错误的政治资本。
    由于许世友根本不认错，更谈不上作检讨了。由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等人，以军区党委名义，起草了一份向党中央所作的书面检讨报告。因主要负责人——许世友一直躲在大别山上，以“养病”之名，不下山、不发话、不表态，前后写了好几遍，一稿、二稿、三稿，每次都是无果而终。
    许世友迟迟不认错，不改错，平反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广大受压的干部、群众按奈不住胸中的怒气，强烈要求军区平反。“批资总部”的同志们不等待，不抱幻想，也不急躁行事。九月中旬，派出一部分代表回到南京军区机关。经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六生同意，从浙江回来的同志与原在南京的洪期钧、高丕忠、方泽浦等人联合一起，成立了群众性的“平反小组”，活动地点设在政治部大楼二楼原文化部的办公室。这一回，我们不搞“大呼隆”式地“大鸣、大放、大字报”，也不开批判大会，而是开展“求真务实”的小型活动。比如：在政治部大楼二楼的楼梯口，开办了一处“平反专栏”；由“人民前线”报社的同志，创办了一份“平反小报”；分别走访军区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通过这些“和风细雨”地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反映受压同志的实情和呼声，为平反做些舆论宣传和思想交流。
    在此期间，军区司令部被赶到江苏各地的同志、后勤部被赶到安徽各地的同志，也纷纷“杀”回南京，各自成立了本部门的“平反小组”，开展“平反”活动。
    
    
    十四、联合“司、政、后”受压群众
          千里迢迢赴京告状
    
    我们成立“批资总部”之初，就立志“赴京告状”。我们在开展平反活动的同时，就着手“赴京告状”的准备工作。
    “批资总部”的同志们，早就有所预测。南京问题——实质上就是许世友的问题，要想在南京解决，恐怕是难上加难了。从许世友的历史、地位、个性及其所犯错误的情况来看，没有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出面，许世友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对我们的打击迫害就不可能平反。
    因此，“批资总部”成立不多时，一九六七年九月上旬，我们在杭州召开了军区“司、政、后”三方代表联系会。会议主题：就是筹划“赴京告状”的有关事宜。参加的人员有：司令部参谋张波涛、高国涛；后勤部助理员赵玉祥、王树雨；政治部新闻干事艾汉美，摄影记者陈时秋，人民前线报记者陈荣安，还有秘书处的李永宽，宣传部的施关彬等人。为保证“赴京告状”的安全性，这次“司、政、后”代表联系会在秘密状况下进行。事前，我们与司令部、后勤部的代表个别串连约定分头到杭州集合。为开好这个会，李永宽同志选择了一处条件极好的会议地点——位于西子湖畔的密林深处、环境优美的三三0医院。两天会议及其吃、住全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会议室内。李永宽还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福建武夷茶品尝。这次会上大家交流情报，统一认识，取得一致意见：军区“司、政、后”联合起来赴京告状。首先分头准备告状材料，寻找上告渠道，于适当时机启程赴京。
    正当我们准备上京告状之际，党中央派来了调查组，由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付政委刘锦平中将和周总理秘书宋臬同志带领。他们于十月上旬在南京等地，除调查地方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外，还非常重视、广泛听取了南京军区受压同志的意见，单独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军区党委秘书尤亮，保卫队队长史书清等同志作了个别交谈，并于十月六日晚上，在南京空军招待所，专门召开了南京驻军受压人员座谈会。我和陈时秋作为军区政治部赴浙江200多干部的代表，参加了座谈会。会上，刘锦平同志深情地地对我们说：“我在北京临走的时候，周总理嘱咐我，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听了这些话，我们无不万分感动。
    中央调查组的到来，更加增添了我们“赴京告状”的信心和力量，给我们极大的激励和推动。加快了告状材料的准备。“批资总部”的夏继诚、张炳奎二同志专门负责整理告状材料，迅速完成了许世友镇压群众的三大本备忘录，名为“大逮捕”、“大迫害”、“大清洗”。军区司令部参谋于定提供了一份许世友二、三月间亲自下令大批抓人的原始记录。政治部秘书处李永宽在舟山要塞区搞到了一本许世友指挥黄朝天（要塞区司令）抓人的电话录音资料。
    选择何时上北京？十一月上旬，我们得到信息：中央领导即将召开解决江苏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江苏军管会负责同志及各派头头都去北京了。我与司令部、后勤部的同志们商定，就在此时机起程。动身之前，我和陈时秋又与孙海云、赵树湘、洪期钧等同志，就赴京告状的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我们每人分头购买车票，于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在南京浦口会合，一共二十多人（其中有一部分是南京军事院校的告状人员），终于踏上了赴京告状的征途。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上北京告状！
    是我第一次向毛主席、向党中央告许世友的状！
    这次上京告状的路程，如何具体走下去？我们能不能见到中央领导？会不会“吃闭门羹”？
    这次告状的前景，是坦途，还是险路？
    这次告状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一切的一切，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不可预测的未知数！
    我们这次上京告状，在许世友看来，更是一次不能容允，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的造反行动。
    既然走上这条路了，不管那么多了，还是那句话：“横下一条心，豁出去了！”“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往前行”。
    
    
    十五、人民大会堂前“击鼓申冤”
          惊动了敬爱的周总理
    
    我们一行二十多人，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北京，临时在建设部招待所住下。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头一回闯北京。尽管怀着强烈的告状愿望，但面对这偌大的北京城，到哪里寻找告状的门，并不容易。我们到北京的头两天，毫无进展。
    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当天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江苏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及江苏各派头头。这给我们提供了机会。吃罢晚饭，我们全体集合，直奔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的安全保卫制度很严，由于我们不是与会人员，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按照北京卫戌区的规定，我们只能在人民大会堂的警戒线——100米以外等候。相距这么远，总理来了，我们既见不着，也无法靠近，岂不是白等一场。这怎么办？
    “急中生智”。大家一合计，决定仿效古人“击鼓申冤”的办法，我们在靠近“警戒线”的广场上，二十多人站成前后两排，做好准备，全神关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到来。大约晚上九点左右，人民大会堂南门处，接连驶来了好几部黑色小骄车。我们判断：总理等中央首长到了。此时，按照事先商定的办法，由李英武统一指挥下口令：“一、二、三”，大家立即齐声高呼：
    “我们要求见首长！”
    “我们要求见首长！！”
    “我们要求见首长！！”
    ……
    如此连声高呼，一声高过一声，连续呼喊了七、八句。这呼喊声果然起到了“击鼓申冤”的作用，顿时惊动了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清楚地看到，总理下车后，转过身来朝我们站位的地方看了看，对秘书说：“派人去问问情况”。
    接着，一位军队干部来到我们跟前说：他是杨代总参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我们得知他是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秘书），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要求。当他了解到我们是南京军区司、政、后及南京军事院校的上访人员后，就转身回去了。此时此刻，我们翘首盼望佳音的二十多颗心，简直快要“崩”出来了。
    不一会儿，杨代总长的秘书又来了。他笑眯眯地对我们说：“总理同意接见你们”、“你们把人数、名单报上来”。
    这一喜出望外的佳音，真叫我们难以置信，没有想到这一佳音来得这样快！来得这样及时！大家高兴地又蹦又跳，又喊又叫，又唱又笑！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感谢总理接见”！“向总理致敬！”
    我们即时把当晚在场的人数和名单报给杨代总长的秘书：
    实到人数二十一人（另有陈时秋临时有病未到，高国涛因其他事而缺席）。其中：
    张波涛：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
    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
    陈荣安：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记者；
    赵玉祥：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长助理；
    沈文琛：南京军区后勤部助理员；
    锋  锐：南京军区后勤部某部教导员；
    邓启樵：上海916油库政委；
    柯如仙：南京军区总医院医生；
    张阿夙：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童静芬：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麦佩佩：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蒋俐俐：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员；
    华家瑛：南京军区125医院医生；
    李英式：南京海军学院学员；
    遐金城：南京炮校教员；
    徐慧堂：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
    王文中：南京步校教员；
    张××：南京工程兵学校教员；
    邓××：南京军区八三医院医生。
    （还有两人姓名不记得了）
    我们上报名单后，杨代总长的秘书带领我们步入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
    我跨入大门，举目张望。“啊！这建筑真是高大宽敞，华丽堂煌”。心里不禁发出感叹！眼前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往前走不远，就到了福建厅，一眼看到仰望己久的周总理：黑发、浓眉、目光如炬，风采夺人，不愧是一位名震中外的伟人。总理坐在主席台中央，在他两边分别是康生、张春桥和杨成武、余立金。大厅里，参加接见的有许多是在江苏省军管会工作的军队同志，例如：江苏省军区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政治部群工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付部长吴大胜，以及军训部部长蒋科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们身上，引起各种不同的表情和反映：有的笑脸相迎，喜形相见；有的冷眼相视；个别的怒目仇视。由此可见，我们这二十一人，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出现，受到周总理接见，忽然激起一阵高低起伏的波浪。
    总理看过我们上报的名单后说：“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来了二十一名代表，我们决定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军区领导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无论是哪方面的意见，有什么话都可以说。”“你们是解放军，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中央要求你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不要把军内的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造反派搞在一起”。
    我们立即高声回答：“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执行总理指示，遵守纪律，保持军队优良传统。”
    随后，总理又说：“让你们到西苑大旅社去住，那里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要注意搞好军民关系。”
    总理会见结束后，由联络员带领我们住进了西苑大旅社。我们二十一人占居了该旅社2号楼二层楼的一半住房。房间设施良好，管理规范，有电话，有暖气，一天24小时有热水，住房宽敞舒适，生活方便，我们非常满意。
    我们在旅社安顿下来，已经是深夜时分了。但同志们的心情根本平静不下来，仍然沉浸在总理会见的兴奋、欢乐之中。这一夜，让我们能够面对面地领会总理关怀备至，谆谆善诱的教诲！面对面地聆听总理平易近人，平和亲切的话语！面对面地感受总理体贴入微，周密安排的爱心！此景此情，不能不使我们每个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这一夜，是我们终身难忘之夜！是我们永远值得纪念之夜！！
    虽然已经深夜了，但谁也没有睡意。有的三三俩俩自由漫谈总理会见的观感，心得体会；有的埋头伏案书写总理会见的日记。我们作为“二十一名代表”的集体，由陈荣安同志连夜整理“总理会见实况”的喜讯，连夜向南京军区司、政、后受压的同志们报喜！向南京的军事院校、医院等所有受压的干部、群众报喜！向我们的家人、亲属报喜！
    总理会见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在南京是被“官方”严密封锁的。我们赴京告状是“民告官”，由许世友把持的“官方”怎么能容忍二十一名代表的喜讯呢？因此，我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传播喜讯，传播二十一名代表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由于我们住在北京西苑大旅社，要与南京电话联系，只有通过地方线路，很不方便，也付不起那么多电话费。我们就由南京的“平反小组”联系人施关彬同志，每天深夜2—3点，先由他通过军用电话，构通北京二十一名代表住处。北京这头由陈荣安同志负责向南京传播有关讯息。在那两个多月内，几乎每天深夜，南京施关彬——北京陈荣安，都要通过这种特殊方式传达讯息。想想看，他们俩该是牺牲了多少睡眠，付出了多少辛勤劳动！
    
    十六、各方代表汇集京西宾馆
          周总理亲自领导“南京军区学习班”
    
    总理会见时，指示我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开始，我们对这一指示的含义并不理解。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中央举办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是在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到了北京，进了人民大会堂之后，遵照毛主席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意和决策，费尽苦心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反映了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二十一名代表的高度关爱和重视。
    会见我们之后，十一月下旬，总理亲自筹划、布置“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学习班”的有关事宜，由军委办事组具体组织落实。
    南京军区在家主持工作的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接到军委办事组通知：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南京军区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付部长赵树湘，也被军委办事组“点名”；上北京参加学习班。
    十二月五日晚饭后，中央联络员老田同志带领我们二十一名代表，乘上大轿车，前往京西宾馆礼堂楼上会议室。今天，周总理第二次会见我们。这次参加会见的人员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及军区政治部的孙海云，赵树湘、徐玉田等同志；还有江苏军管会的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及蒋科等人。
    晚8时左右，周总理及军委办事组成员：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海军司令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空军付政委刘锦平走进会议室。参加会见的人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总理到来。总理满面笑容，和谒可亲，挥手示意大家坐下。
    这次会见，二十一名代表被安排在会议室正面中央位置上，同主席台上的总理等领导人正好面对面，正在眼前，总理的神态、笑容、语言、举止，我们看的更真切，、听的更清晰。
    总理把到会人员扫视一番后，问了一声：“同志们都来了吧！”“报告总理，全部到齐”。总理顺手拿起“二十一名代表”的花名册，开口就念第一名：“张波涛”！
    我们的“花名册”是按照军区司、政、后及军事院校、医院人员的顺序排列的，因而司令部的张波涛就排在“花名册”第一名。
    张波涛突然听到总理点他的名字，声色有点紧张“唰”地一下站起来，答应：“到”！
    “你老家是哪里？”
    “报告总理，我是山东人（营）”，他以十足的胶东口音回答。
    “你叫张波涛，可不是张国涛，这一字之差，就是天地之别啊！”
    总理这句俏皮话，引起会上一阵笑声。
    按照“花名册”的顺序，张波涛之后，就是我的名字啦。我正准备回应总理的问话，忽然会上出现一个插曲：
    “报告总理”：从江苏军管会的一位官员座位处“崩”出来的声音：“这里有一张南京军区另一部分群众递进来的条子，要求交给总理”
    总理接过“条子”一看，反应灵敏的总理，立刻明白了“条子”的“内含”，便与坐在他旁边的杨成武磋商两句后，表态说：“我同意这部分群众派代表来”
    “来多少人呢？”
    “也来二十一人”，那位递条子的官员提出。
    总理略加思考，说：“派七名代表来好了”。
    一捶定音。这意外的“插曲”很有意识！总理事先并不知情，军委办事组也没有料到。总理的处理非常巧妙，公正，恰到好处。
    “插曲”结束。言归正传，今天总理会见南京军区的领导和群众，亲自布置解决军区内部问题的学习班。总理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办好这个学习班。群众对领导有意见，要让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在学习班上把意见都谈出来。军队的问题要在军内解决，不要扩散到地方上去，不要同地方上搅在一起。要顾全大局，保持部队稳定。
    总理说，这个学习班由军委办事组负责组织实施。学习班成立领导小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中央联络员联系。
    “小杨！”（周总理这样称呼杨成武）“我先走一步，你们继续开会。”
    大家起立，鼓掌欢送总理离开会议室。
    杨代总长接着同我们进一步安排了学习班的有关事项。
    根据总理指示，十二月八日，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十人组成，杜平政委任组长，参加人员有：南京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付政委鲍先志、江苏省军区司令员赵俊、政委梁辑卿、军区后勤付部长吴大胜、军需部部长王挺，“二十一名代表”有两人：我和李英武，“七名代表”有一人。
    从周总理的第一次会见，到第二次会见，通过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使我大大加深了对总理的敬佩之情。为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为办好学习班，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总理该是付出了多少心血啊！这些天来，从南京到北京，从军区领导到广大群众，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大大小小，该有多少事情，多少问题，是由总理亲自策划、部署的！或者是由总理直接指挥、调度的！或者是由总理现场解决，现场处理的！比如，“二十一名代表”和“七名代表”参加学习班的过程，不正是鲜活的事例吗？总理啊！总理！真是太忙、太累、太辛苦啦！面对这亲民爱民的好总理，我们能不万分敬佩吗？
    可是，敬爱的总理费尽心血筹办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存在着一个人所共知的缺陷。这就是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始终没有出现。我们在南京也好，到北京也罢，根本见不着许世友的一举一动，也听不到他的一言半句。我们对照一下：总理日夜操劳，正是为给许世友“搭梯子下台”，而许世友又到哪里去了？据说，许世友正在中南海里“养病”。难道说“病”得一句话都不能开口？究竟是“真病”？还是“心病？”在总理第二次会见我们的会议室内，当时我看到出席“南京军区学习班”的阵容非同一般：上至总理，总参谋长，三军司令，下至军区主要领导及群众代表，有关各方面的人物都到齐了，唯一缺席的人物，正是学习班的“主角”许世友。没有“主角”的戏剧，能不能演好？我不懂；没有“主角的学习班能不能办好呢？我那时候只能心里存在很大疑问，但口头上不敢说出来。
    
    十七、面对面：“杜、王、鲍”硬着头皮“挨板子”
          背靠背：许世友不露面，“隔靴搔痒”
    
    在总理亲自领导下，南京军区学习班正式开场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学习班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听取二十一名代表的意见。
    我们千里迢迢，从南京到北京，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总理一再指示我们：“对军区领导的意见，在学习班上都提出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理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宝贵机会，我们倍加珍惜。作为南京军区广大受压干部，群众的代表，我们肩负的担子非同寻常。为此，我们事先有重点，有选择地精心准备了几个专题发言材料。在大会上，分别由军区司、政、后的代表和军事院校及部队医院的代表，当着中央领导的面，当着军区领导的面，当着各方代表的面，以亲身经历的大量事实，沉痛诉说我们在二、三月“抓人事件”中，深受打击迫害的冤情苦水。
    二十一名代表的申诉，只是全军区受压群众中为数很小的一部分，就许世友镇压群众的全貌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所反映的问题，毛主席、党中央早就有所了解。但是，今天我们在周总理领导的学习班上，通过现身说法，直接向中央进行申诉，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我们申诉时，虽然每个同志满腹苦水，满腔愤恨，但是大家非常注重讲事实、摆道理；非常注意掌握政策、讲分寸，不点许世友的名，不随意戴大帽子。会场气氛严肃而平静。代表周总理出席会议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全神贯注地听取我们的申诉。坐在“被告”席位上的军区领导人杜平、王必成、鲍先志，态度不错，尚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揭发、批判。尽管他们不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人和指挥者，但他们意识到身为军区党委集体领导的一名成员，还是有一定责任的。因而，他们在会上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会后还能和群众相互交谈，相互问候。
    学习班的会议上，也曾出现过某种不和谐的怪异之音。有一天，正当二十一名代表准备继续申诉的时候，突然“七名代表”的席位上，站起一个人来，抢先一步发言，打断我们的申诉，仔细一看，那位发言的官员，根本不是“七人代表”，而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付主任钱永清，显然是一个冒牌的“群众代表”。这位“官员”的发言，名义上是给“王、林、鲍”提意见，实际上是在“学习班”上公然“发难”，是一次“挑衅”。钱永清在发言中，把广大群众“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活动，一概诬陷为“有预谋、有组织地倒许、乱军、压权”，说我们是什么“害群之马”、“不法之徒”。还诬陷我们“欺骗总理，混进人民大会堂”，“在总理面前告黑状”。进而指责“王、林、鲍”在南京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是“投降造反派”；叫嚣“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他一人发言，坐在旁边的一伙官员：军训部部长蒋科，军训部参谋袁刚、秘书科科长肖海等人，相互“帮腔”、“附和”，“添油加醋”，“火上浇油”。这伙人的一派胡言乱语，不能不激起二十一名代表的强烈不满和愤然反驳。顿时，会场上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几天来的良好秩序，演变成一场混战。主持会议的邱会作部长，不得不赶快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们连夜研究，如何应对钱永清等人的疯狂挑衅和攻击。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商定：用无情的事实粉碎那伙人的谎言。
    第二天，学习班大会上，由二十一名代表之一、南京军区总医院军医柯如仙发言。她用自己及同事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遭受血腥镇压的事例进行控诉。她所在的南京军区总医院是中央军委指定开展“四大”的单位。该医院院长耿希晨是许世友的“心腹“，平时仗势欺人，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生活腐化堕落。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的意见爆发了。柯如仙与他一起工作的干部、医生等六人，带头写大字报，揭露了那位院长的所作所为。这一下触怒了那位院长，触怒了许世友，把柯如仙等六人，统统抓起来。其中，五人定为“现行反革命”正式逮捕，另一个拘留审查。柯如仙被逮捕后，把她的双手用手拷加以反拷，叫她无法吃饭，无法入睡，无法大小便。遭受迫害更惨的是该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共产党员沈威廉。
    沈威廉教授并没有“造反”，只是同情和支持柯如仙等人的“造反”行动，替他们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工作”之类的话。就凭这，那位院长就把沈威廉定为该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柯如仙等人的黑后台”；而且把沈威廉打成“双料反革命”：“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对他加倍惩罚：逮捕、脚撩手拷。由于严重折磨，致使沈威廉原有的肝病、胃病急剧恶化，爆发成胃溃疡穿孔。在此危急关头，那位院长利用手中职权，置沈威廉生命于不顾，拒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致使沈威廉教授惨死在手术台上。死后，既不对尸体进行护理，而且手拷还拷在手上，让带着手拷的尸体凉在手术台上好几天，简直惨不忍睹。
    柯如仙的血泪控诉，惊心动魄。整个会场静悄悄，大家陷于一片沉思悲痛之中。
    柯如仙的这一控诉，是对许世友残酷打击、迫害群众的无情揭露，是对钱永清等人疯狂挑衅的有力回击。
    还有其他几位同志相继发言，大家联系各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我们“开展四大”、“要求平反”、“赴京告状”等行动，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革命行动，是党章国法所赋予的正当权利，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正义行为。某些人捏造的所谓“倒许、乱军、夺权”的罪名，纯粹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诬告。
    
    
    十八、毛主席指示：“三个不能打倒”
          我们的态度：“三个转变”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孙海云、赵树湘二同志从京西宾馆专程来到二十一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给我们传达毛主席指示，即“三个不能打倒”：
    “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
    “杜平同志不能打倒”；
    “南京军区不能打倒”。
    “许世友有错误，让他作检查”。
    毛主席的这一指示，由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同志于前一天晚上传达给孙海云、赵树湘二位同志的。
    “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精神，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和突然。此前，多种迹象使我们了解到，毛主席“保许”的态度。周总理、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都对许世友说过一些“赞美”之词。所有这些，就是“保许过关”的明确信号。
    现在，由军委办事组的领导，直接向我们传达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就有更加深层的含义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几天来，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对毛主席这一指示，连续地展开学习讨论，从思想上、态度上、行动上，逐步做到“三个转变”：
    第一，我们要学会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看待许世友。许世友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特点突出，个性鲜明，战功显赫，错误严重。毛主席深知其人。延安整风期间，毛主席把他从张国涛的错误路线泥潭里挽救过来，使他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战将。今天，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条件下，再次运用延安整风经验，对他进行教育和保护，让他有机会为人民再立新功，我党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证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一系列决策，是利党、利国、利民的良策。
    我们对许世友的不满与反感，主要是由于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使我们深受其害而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和全貌，不能否定他的功劳和贡献。我们也不能因个人的冤屈而舍弃大局和整体。
    大家表示：毛主席的话，“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我们一百个相信，一百个照办！
    第二，我们要充分认识保持部队稳定的重要性。
    这次，毛主席发出“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意味十分深长。为什么不只提“许世友”一个人不能打倒，而要同时提出“杜平”也不能打倒。按照实际情况来说，问题的焦点是许世友，杜平的矛盾并不突出，各方都无多大意见。那么毛主席又为什么要把许世友和杜平联在一起呢？除了“司令”和“政委”不能打倒以外，还要加上一条“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这其中，毛主席确有深谋远虑的大文章。
    开始，我们对此认识不足。通过深入学习，联系军队性质、任务，分析国家整体形势和根本利益，逐步清醒一些。大家说，我们要跳出某一个领导人的局限性。“三个不能打倒”的实质是南京军区集体领导班子要保护，要稳定；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要保护，要稳定。南京军区面对台湾、面临台海、面临台海战区第一线。因此，我们在解决军区个别领导人的错误时，必须特别注重保持部队的稳定性。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关系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
    第三，我们要注意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我们对许世友的认识和态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真诚地拥护许世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初期，虽然不少人写了大字报，给他提意见，但并没有一个人要打倒许世友。只是他在六七年镇压群众之后，那么多人被他打成反革命，挨整、遭罪，连同家庭、朋友一起遭殃受压。因而，大家对许世友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无比气愤之下，发出了“打倒许世友”的呼声，有的说：“不能把他打倒，也要打跑”。
    我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三个不能打倒”的指示，体会到这一指示与当时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当年夏天，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风浪，军队受到严重冲击，危及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毛主席提出“三个不能打倒”，正是针对这一形势所采取的“紧急刹车”措施。那时候，我们还不十分理解毛主席的深谋远虑，但是，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要注意：对许世友的态度，不能因为个人受了冤屈，容易出现片面性和偏急情绪。
    上述“三个转变”，我正式写成发言稿，先在二十一名代表内部展开讨论，听取大家意见。而后，我作为二十一名代表的发言人，在“学习班”的全体会议上公开发表，当即受到军委办事组领导的赞扬。
    
    
    十九、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
          中央红头文件：军区领导的“检讨书”
    
    历史车轮跨入了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中央联络员给参加“学习班”的每一个人，送来一份中央红头文件。该文件经毛主席圈阅，分两个部分：文件的正文是“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在正文的前面，加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
    二十一名代表，见到这份中央红头文件，如获至宝，激动万分。从南京到北京，几个月来都在盼望这份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也有一个多月了，天天也在盼望这份文件。大家说，“我们早也盼，晚也盼，盼得深山出太阳，终于盼来了中央红头文件。”
    这份文件来之不易。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是对南京军区党委在文件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而言的，实际上应该是许世友的“检讨报告”。早在六七年八月，杜平政委和王必成付司令等人，就开始组织人员起草文件初稿。可是，躲在大别山里的许世友，压根儿就不承认他有什么错？更谈不上写“检讨报告”。
    “检讨报告”先后写了好几稿，许世友根本不看、不理。
    杜平政委又去北京开会了，在南京主持工作的就是王必成付司令员。这一来，王必成面临的压力更大了。受压群众要求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央也要求尽快解决军区“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原来，许世友在北京电话下命令，王必成在南京直接负责“抓人”，而如今又是王必成在南京“检讨错误”。眼前，当务之急是要拿出“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可是，这份“检讨报告”谈何容易？
    正当军区面临困境之时，周总理决定在北京举办“南京军区学习班”，有关各方汇集“学习班”上解决问题，这正是总理的高明之举。
    总理亲自领导的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仍然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一天，“检讨报告”拟稿人之一的军训部部长蒋科，再次把“检讨报告”（草稿），送给住在中南海的许世友审阅、定稿、签字。许世友一看，草稿上写着如下错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革命群众”，“军区机关和三省一市所属部队共抓捕了五百多人”，“对革命群众加上一小撮政治扒手、阶级报复、现行反革命等政治帽子和罪名”。
    他立刻满脸的不高兴，他看不下去了，把草稿往桌子上一摔，说：“什么方向，路线错误？是谁叫这样写的？谁承认方向、路线错误，谁去检讨”。他还说：“我没有镇压群众，我要抓的人都是坏人，没有错。”许世友仍然不认帐，不签字。蒋科又一次吃了“闭门羹”。
    “检讨报告”又搁浅了，怎么办？这给杜平政委出了大难题，他是主持起草“检讨报告”的负责人。中央规定解决问题的最后期限：六八年元月底之前，包括江苏问题，南京军区问题，全部结束。这就是说，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刻不容缓，必须当即完稿上报中央。杜平与蒋科等人商定：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请示总理。众所周知，总理是我党善于解决各种难题的高手。总理看了他们送去的“检讨报告”（草稿）之后，心明眼亮。根据毛主席有关指示，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总理立马明确表态，就按此稿定案。
    总理拍板了，许世友无可奈何之下，勉强同意了“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
    这份“检讨报告”，最后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名义，于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正式完稿、印发，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正式发往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
    这份红头文件，是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经过半年多时间，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内到军外，从领导到群众，多方调查研究，吸收各方意见，取得广泛一致（个别领导人除外）的产物。
    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反复学习，认真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份红头文件，是对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重要历史阶段的总结和结论，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其中：把毛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和政策都包括进去了，把南京军区几十万部队干部、群众所要反映的情况、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都包括进去了；包括军区领导所犯的错误及中央对他们的态度都包括进去了。
    这份红头文件，对南京军区广大受压的干部、群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南京军区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关头、有关重大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同争论所作出的鉴定书和裁决书，是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见证书。若干年后，再回过头看，就更能显示出这份红头文件的历史价值。
    
    二十、毛主席亲切接见，周总理庄严宣布
          “南京军区受压同志一律平反”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我们见到中央红头文件，“南京军区学习班”临近尾声。六八年春节即将来临（六八年元月三十一日）。此时的北京城，正值严冬腊月，雪花飞扬，寒气袭人。但我们的学习班，二十一名代表驻地西苑大旅社，却是春意盎然，生气勃勃，充满祥和，欢乐的气氛。这几天，喜讯频传，重要活动一项接一项，我们一会儿去人民大会堂，一会儿去京西宾馆：
    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参加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各地群众代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我们前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接见江苏地方群众代表和南京军区群众代表的大会；
    六八年元月二十九日晚上，我们前往京西宾馆，参加军委办事组领导召开的“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
    二十一名代表，刚听到要去会见毛主席的消息，高兴极了！我们盼望己久的这一天，终于盼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学生、红卫兵、造反派、干部、群众，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是一种时尚，一种政治待遇，政治荣誉。二十一名代表作为赴京告状的身份，会见毛主席，更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意义。
    元月二十七日下午二时，我们满怀兴奋之情，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厅灯火辉煌，歌声嘹亮。来自祖国各地参加接见的群众，你唱一首，他唱一首，自发地展开歌唱比赛。
    大厅左边席位上的一群湖南乡亲们，以特有的湖南民歌味，唱起了《浏阳河》：
    “浏阳河！穿过了九道弯，五十里水路到湘江，湘江有个湘潭县，出了个毛主席，领导我们得解放……”。
    大厅中间席位上，坐着解放军指战员，他们高声齐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领导人民得解放，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大厅右边席位上是来自福建的男男女女，他们亲切、响亮地唱着：
    “太阳出来照四方，毛主席思想闪金光，太阳照得人身暖，毛主席的思想光辉照得我心里亮……”。
    这里歌唱比赛，没有统一组织，也没有统一指挥，完全是群众即兴而发、激情而唱，此起彼伏，一波接一波，一浪高一浪，场景如昼，歌声如潮，既动听，又感人。
    我们置身于高大、宽敞、华丽的人民大会堂，在此会见毛主席的难忘时刻，歌唱毛主席、歌唱毛泽东思想，我们的感受格外不一样，这歌声的感染力格外不一样——
    这歌声，唱得人们热泪盈眶；
    这歌声，唱得人们心明眼亮；
    这歌声，唱得人们浑身充满力量。
    下午四时许，歌声平静下来。参加接见的人们屏住呼吸，瞪大双眼，紧紧盯着大厅的主席台。
    “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毛主席的高大身材、光辉形象，出现在大厅主席台上，他老人家微笑的面容，慈祥的眼神，稳健的步伐，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举起右手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
    跟随毛主席接见群众的中央领导人有：林彪、周总理、董必武、陈毅、叶剑英、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
    整个大厅，人们的欢呼声、口号声、鼓掌声响成一片。
    会见结束了，但我们的心潮却像大海的波涛一样，奔腾不息。不久前，在南京我们这些人深受许世友的打击迫害，到北京后，我们一次再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关怀，这不能不使我们的无限感激之情，终身难忘之意，又推向到一个新高潮。
    我们受到毛主席接见后的第二天，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又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我们同时到达的还有江苏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及江苏各派群众代表。晚8时左右，周总理及康生、江青、张春桥、杨成武等人到了。这次会见，总理首先宣读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但在一个时期内，在“支左”工作中及对待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的处理上，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检讨报告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是深刻的。中央同意这个检查”。总理就江苏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讲过后，把话题转向军队。他说：京西宾馆的“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总理这一简要评语，使我们倍感欣慰。
    接着，总理加重语气：“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宣布，南京军区所有受压制的同志，一律平反”“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领导下，在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听了总理这段话，大家深为感动！“总理亲自给我们平反，我们还耽心什么呢？”“一定不能辜负总理的期望和要求”。
    陪同总理接见我们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对南京军区问题一言未发。看得出来，他们对许世友十分谨慎。会上，康生、江青点了杜方平的名，批评他“支一派，压一派”。
    这天晚上，我惊奇地看到：江青做了一次“威严而专横”的表演。她突然对一名担任“联络员”的军官查问某件事的细节，那位军官一时回答不够明确具体，她当场大发雷霆，不容那位军官申辩，竟然说：“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联络员，不允许含含糊糊地回答问题”。责令那位军官“下去检查”。这样一来，会场气氛由“平和”变“紧张”。周总理见此场面，当即接过话题，说：“江青同志对联络员要求高、批评严，工作有缺点，注意改进就是了。”
    元月二十九日晚上，军委办事组领导，在京西宾馆召开“南京军区学习班”总结会议，各方代表和军区领导人都参加了。刘锦平同志代表军委办事组，根据总理关于“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二十一名代表表现很好”的讲话精神，作了全面性总结。我们二十一名代表和七人代表，分别作了表态性的发言。由于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我们已经买好了第二天返回南京的火车票，这次总结会议结束时，军委办事组的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等人，与我们一一握手，并祝贺大家“春节愉快”，“合家幸福！”这天晚上，给我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王必成付司令员，他同我们每人握手话别的时候，以亲善的态度，温和的语气，问候我们的情况，一再祝贺我们回南京和家人团聚，欢度春节。“不打不相识”。一年来，我们和王必成付司令员之间，从“抓人”到“平反”，从南京到北京，从“对立面”变成了相互“知情、知音”的好朋友；使我们感到：王付司令员是值得我们更加尊重的好领导！
    元月三十日，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告别了北京西苑大旅社，满怀喜悦的心情，踏上了返回南京的列车。我们回顾在北京的这段时光，真是感慨万千。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一名代表赴京告状的里程，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三章   否定之否定  反反复复
    二十一、巧装“胜利者”的姿态
            许世友“凯旋”回到南京
    
    党中央关于解决南京问题的红头文件下达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相关指示也很明确了。究竟如何贯彻落实呢……。
    六八年元月二十八日晚上，周总理刚刚宣布，“南京军区学习班”圆满结束，第二天，许世友带着随员“飞”到上海过春节。他此时的心情如释重负。半年多来，从大别山到中南海，“二月抓人”事件，使许世友的心头，憋着满肚子的气。如今，有毛主席为他保驾护航，又有周总理给他加了不少“赞美”之词，不仅让他的“检讨报告”顺利“过关”，而且，“因祸得福”。他颇为得意地说，造反派帮了他的大忙，使他身价倍增，名扬天下。
    因此，在这值得特别庆贺的春节，许世友免不了又一次“举杯痛饮，一醉方休”。当时，在他身边的随员，一共只有4名男士。他们一口气喝完了4瓶茅台酒，又喝了两瓶自己泡的人参酒。结果，4名男士醉倒了3人。正当许世友庆贺胜利的时刻，南京的李树和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包标明“许司令亲阅”的重要材料。打开一看，使他大为恼火。原来这包材料，就是军区付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及付政委鲍先志六七年十月在南京AB楼接见要求平反的群众代表会议记录。
    接见中，王必成以诚恳的态度，对大家说：“二、三月间，军区党委犯了错误，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要求平反，这是合理的要求。我本人在二、三月间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批评。”
    他还说：“由于军区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南京，同志们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要等军区党委集体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大家谅解”。
    林维先、鲍先志也一致表态：二月抓人肯定是错的，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肯定也是错的，应该平反。
    王、林、鲍的接见和表态，深深地刺痛了许世友敏感的神经。他愤怒地说：“王、林、鲍乘我不在南京，和我唱反调，投靠造反派，妄图乱军夺权！”“他们想在文革中捞稻草，这是做梦！我叫他们稻草捞不到，捞到一手屎，又脏又臭，洗都洗不掉！”
    许世友的霸道心目中，那能容忍王、林、鲍如此公开的“叛逆行为”。他在上海几天，一直盘算着如何报王、林、鲍“一箭之仇”。
    春节过去了，许世友急不可待，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南京的列车。这天，他穿上一套新军装，腰间扎着武装皮带、撇着小手枪。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看这幅装束，就断定：许司令肯定是别有用意。列车到达终点站——南京下关。许世友一反常态，不急于回军区大院，也不去坐专程接他的小轿车。而是迈开双腿，步行走出火车站。只见他英姿焕发，精神抖数，很像是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雄纠纠气昂昂地快步行走在南京大街上。跟随着他身后及两旁的大小官员，还有军队和地方上的安全保卫人员，加上跟在官员们后面慢慢行驶的各类小轿车，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形成了一道颇为壮观的风景线。
    许世友的出现，吸引了大批南京市民，纷纷拥上街头看热闹。街道两旁很快排成夹道欢迎的人群。有人还喊着口号：“许司令是我们的好司令”，“向许司令学习！向许司令致敬！”此景此情，使许世友也很受感动，频频点头微笑，挥手致意。洋洋得意地说：“我离开南京半年多了，今天总算回来啦！有一派要打倒我，有一派要保我，究竟许世友是个啥样子，恐怕许多人都没见到过，现在就让大家亲眼见识见识吧！”
    许世友步行在南京街头的消息，立即传遍了石头城，引起种种不同的反响和评论。
    一种是赞扬的声音：这是许世友仿效毛主席当年身着军装、臂带袖章、接见广大红卫兵，是展现他相信群众，贴近群众，同群众站在一起的新姿态。
    另一种是疑惑的问号：这是许世友“抖威风”、“显傲气”、“露真容”。他似乎是向广大群众表白：“我许世友回来啦！”你们打不倒的”，我回来后，就要反攻倒算！”
    许世友究竟何去何从？人们拭目以待。
    
    二十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红头文件墨汁未干，许世友全部推翻
    
    一九六八年的南京，进入“早春二月”。本以为即将迎来“春意满园”，“春暖花开”的的睛好日子，没料到“人心昼夜转，天变一时间”，一场罕见的“倒春寒”风雪天，席卷而来，使得石头城的大地和天空，显得格外寒冷，真可谓“春冷心冷”。
    大自然气候极不正常。同样，这年头的政治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春节前夕，杜平政委。从北京回来以后，一直忙着布置军区司、政、后机关及军事院校、医院，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中央红头文件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指示精神。大家以中央文件为依据，统一思想，消除纷争。各部门、各单位迅速恢复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我们原来受压的同志，都已撤消“平反小组”，走上工作岗位，有一部分人继续参加“三支”、“两军”。我们满怀希望，有了中央红头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就会出现“烟消云散”、“雨过天睛”的局面。
    但是，许世友一回南京，就像“倒春寒”的天气一样，形势急转直下。许世友“变脸”了，一切跟着“变调”了。
    按照许世友指示，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在这个会上，许世友发表重要讲话。他一开口，火药味就很浓，他说：“这几个月，我不在南京，军区某些领导人不怀好心，跟造反派站在一起，妄想乱军夺权。今天我要公开点名了，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他们未经军区党委讨论，也未向中央报告，私自抢先表态，同那些乱军分子穿一条裤子，唱一个调子，说我们去年二月抓人错了。我说，没有错。部队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头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不听指挥，我还不能执行纪律吗？我要抓的那些乱军分子是坏人，抓起来有什么错？”
    许世友就凭着他这套自吹、自擂的“高论”，把毛主席亲自圈阅过的中央红头文件推翻了，把毛主席、周总理关于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一系列指示推翻了。他自己上交中央的“检讨报告”中明明写着：“二、三月间大批抓人，镇压群众，犯了严重错误”。现在，这个“检讨报告”，墨汁未干，许世友就翻脸不认账了，统统推翻了。
    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都是老红军，是我军第一批授予中将军衔的老将军。许世友胆大妄为，不报告中央，竟敢擅自决定点名批判“王、林、鲍”，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开会、办学习班，把“王、林、鲍”同“乱军分子”一起作为批斗目标。南京大街上，贴出大标语：“王、林、鲍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一时间，在许世友的指挥下，南京城掀起了一股大批“王、林、鲍”的黑风。
    六七年八、九、十月间，南京军区领导处于认错改错的困境之中，面临着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许世友见势不妙，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杜平又到北京开会去了。留在南京主持工作的就是王、林、鲍。他们论职论权，论事论理，在许、杜两位主管都不在南京的条件下，要处理“二月抓人”事件这样难度极大的问题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王、林、鲍面对困难，不退缩，不回避，不推诿，勇挑重担，知难而上。
    当时，王、林、鲍看到，广大受压群众强烈要求军区领导认错改错，要求平反。他们在“二月抓人”事件中，尽管只是“参与者”，“执行人”，但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勇于站到第一线，通过接见群众开座谈会的形式，接受群众批评，听取群众呼声，主动承担责任，做检讨，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们十分注意要处理好与许、杜两位主管之间的关系，说话，做事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不超越职权，不随意表态，不擅自处理问题。
    后来，王、鲍两位领导人，又到北京参加“南京军区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主要责任就是许世友。此时的许世友在干什么？我们每次在北京开会，或参加学习班，他有一条“原则性的指示”：“到北京后，一切听中央的，中央说了算”。此外别无下文。我们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学习班，他待在中南海，却没有露一次面，也没有说一句话。在学习班上，还是只有王必成，鲍先志，代表军区领导，代表许世友，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只有他们面向群众做检讨。态度十分认真、诚恳，没有怨言，没有不满。他们以共产党员的革命胸怀，以党的利益为重，以维护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为重，以保护军区两位主管的威望为重。他们的修养和风格，获得广大群众的尊重和好评。
    奇怪的是，许世友对“王、林、鲍”的正当行为，不领情，不买帐，反目为仇，反咬一口。他最忌恨，最不能容忍的是：“王、林、鲍”在南京“AB”大楼接见受压群众代表，并向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他说“王、林、鲍这是投降造反派，支持乱军”。按照许世友的这一思维逻辑，那么，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二十一名代表并亲自为南京军区所有受压的同志宣布平反”岂不是成了更加不能容忍地“投降造反派”、“支持乱军”的行为吗？所以说，许世友公开点名批判“王、林、鲍”，其实他的矛头是指向周总理，指向党中央，是要全盘推翻中央红头文件。
    在文革中，我们不仅领教了许世友的思维逻辑，同时也摸透了许世友的行为逻辑，这就是：“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中央说了算”（这是无可奈何的假话）。“回南京后，一切听许世友的，许世友说了算”（中央的指示文件，到了南京就不管用了）。照此逻辑，“南京就成了北京以外的另一个中央了”；或者说“南京就成了与北京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了” 。
    
    二十三、捕风捉影、借机发乱
            许世友捏造“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
    
    六八年的春天，正当许世友大批“倒许乱军的黑后台”“王、林、鲍”之际，林彪一手炮制出了一个所谓的“杨、余、付”事件。文化大革命中就是怪事多多，今天揪出“一伙又一伙反革命”，明天揪出“一个又一个黑后台”。风起云涌，南北呼应。
    在北京的一次军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林彪宣布：“杨成武同余立金、付崇碧勾结，要打倒吴法宪，打倒谢富治，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许世友听到这个消息，倍加兴奋。“杨成武倒了”，对他十分有利。他马上把“南京的打倒许世友”，同“杨成武的排挤许世友”，联成“一条黑线”。他自以为“许多疑困”找到了答案，比如：“二十一人到北京告状”，不正是“杨成武的秘书带进人民大会堂”的吗？京西宾馆的“学习班”，不正是军委办事组的杨成武等人“背后操纵”的吗？他果断决定：“倒许乱军的黑后台，不只是南京的王、林、鲍，还有北京的杨、余、付，“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
    在许世友的导演下，把“倒许乱军”与“王、林、鲍”拉扯在一起，又把“倒许乱军”与“杨、余、付”拼凑在一起，似乎果真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转眼间，南京的大街小巷、大会小会，出现了大量的大标语，大字报：“打倒杨、余、付”，“打倒王、林、鲍”，“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的罪行”。
    六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是浙江省革委会诞生的日子。许世友身为南京军区司令员，这一天特赴杭州祝贺。第二天，在浙江省军区礼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由许世友训话。这次训话，才是许世友杭州之行的“重头戏”，也是他从南京到杭州，进一步借机发乱，鼓吹他的“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论”，煽动部队深挖“倒许乱军的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
    许世友这次憋着满肚子的恶气来杭州的。一年前，他把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名干部，一脚踢开，赶到浙江。他没料到，这二百多人，竟然成立“批资总部”，同他对着干，更恨那些同情、支持这帮人造反的二十军领导人南萍、熊应堂等人。许世友来杭州就是要出出这口恶气。
    许世友这次训话有备而来，来者不善。他表情严肃，平常就很难看的脸面，今天又增加了几分杀气，更给人一幅凶狠的样子。到会的干部有二十军、浙江省军区及军区政治部的干部，整个礼堂坐满了人，装不下，还有一些干部  在礼堂外的广场上，把扩音器牵到外面听。二十军，浙江省军区的南萍，熊应堂等负责人坐在第一排位置上。礼堂内外鸦雀无声。许世友直言快语：“今天我讲的话，有的人可能不大喜欢听。南京出了‘王、林、鲍’北京出了‘杨、余、付’，这条黑线又粗又长，已经伸到我们部队里来了，去年以来，我们部队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乱军分子，就是因为这条黑线捣乱”“他们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啦！我们要捉住它！斩断它！”
    他越讲越生气，越讲嗓门越大。他说：“还有一些小爬虫爬出来了，也别想溜走了，统统要揪出来！”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用眼睛瞅瞅坐在前排的南萍、熊应堂，又扫视了一下他能认出来的军区政治部的部长、某些造反人物。他这番话，加上这幅眼神的意思是说：“我讲的这些话，就是冲着你们来的，就是要找你们算账啦！你们谁也跑不掉！”
    许世友训话，当场就引起不同反应。会议开始秩序井然。后来就不大安宁了。有的摇头愰脑，越听越不耐烦，干脆不听，愤然离去。有的私自交头接耳，小声嘀咕：“许世友又要抓人啦！”
    这次许世友的训话，就是他向我们反攻倒算的宣战书。当时，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二百多干部，又面临着一场政治风暴的袭击。首当其冲的目标，是我们这些“批资总部”的头头。特别是我和陈时秋、陈荣安等同志，又是赴京告状的代表，更是许世友的心头之恨。其实，我们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反正我们已经领教过许世友的迫害之苦，蹲过许世友的大牢。如今，我们比起一年前要成熟多了。我们经受过暴风雨的锻炼，就有经验迎战暴风雨的再次袭击。那段时间，陈荣安常常唱着毛主席的一首语录歌：
    “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
    我们面对许世友掀起的“滚滚寒流”并没有被吓倒。我们平日继续完成担负的“三支”、“两军”任务；休息期间聚结在西子湖畔，一边观偿着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一边谈论着对付许世友的办法。我们坚信，毛主席，周总理下达的中央红头文件，许世友不可能一手遮天。他把“杨、余、付”和我们说成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是亲临其境的当事人，见证人，是周总理亲自招呼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又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京西宾馆的学习班”。许世友要否定这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那只能是痴心妄想。
    
    二十四、变质变味的“积代会”
            多中心论的“学习班”
    
    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为适应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采取灵活善变的战略战术。六八年，他为了深挖“杨、余、付”——“王、林、鲍”——倒许乱军分子这条黑线，改变了六七年的那些“抓捕”、“关押”、“坐牢”的手段，采用了毛主席倡导的，林彪推行的新办法：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代表会”（简称“积代会”），“讲用会”、“报告会”、“座谈会”，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许世友从杭州回到南京不久，召开了全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代会”。过去，他对这类会议不感兴趣，本身不学、不懂、更不问。这次大不同。他亲自领导，亲自决定这次“积代会”，以揭批“杨、余、付”、“王、林、鲍”这条黑线为主题，揭批的“活靶子”就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及参加江苏军管会的“支左”干部杜方平；联系实际就是揭批本单位的“倒许乱军分子”。
    我们没有资格观赏这次“积代会”的现场，后来，军区政治部召开报告会，播放“积代会”的录音实况，我们才领略了其中精彩场面的一幕。这一幕的表演者，就是响当当的“保许大功臣”——军区政治部直工科干部许某人。此人不愧为许世友的忠实代言人，他在“积代会”上作了一次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他竭尽全身解数，把整人、害人、坑人的“十八般武艺”都搬出来了，把所有诬陷、丑化的词汇全用上了，把军区政治部的所谓“倒许乱军分子”，作了一番魔鬼化的描绘和刻划，把他们列出了一长串的黑名单，并在这个会上，一个一个点名，亮相，低头，罚站，“认罪”：从史景班，杜方平，孙海云，赵树湘，到“批资总部”及其他造反派头头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等等，好几十人，一个不漏、给每个人头上扣上一顶黑帽子：什么“黑后台”，“黑干将”，“黑头目”，“黑抓牙”等等。他们还有一套班子，许某人在台上点到某个人的名字时，台下就有一伙“助威的啦啦队”，立即发出吼叫声：“站起来！”“低下狗头”，旁边还有一群“附和，加油的预备队”，临场吆喝一阵。
    这叫什么“活学活用的典型报告”？只能说是一场令人作呕、让人耻笑的恶作剧。
    这叫什么“积代会”？只能是地地道道的批斗会，是一场精心组织地反攻倒算的审判会。
    按照许世友的部署，“积代会”一结束，就大办各种型号的学习班。学习班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军区司、政、后、“三团两队”，军事院校，医院、分头各办各的学习班，还有舟乘班、浙江班、上井班，炮兵班，工程兵班，等等。诸多的学习班，唯有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重中之重”，是“领头羊”。许世友一再叫嚷“政治部是重灾区”。带头“造反”的，带头“赴京告状”的，带头反许的，都是政治部的“乱军分子”。
    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顾名思义就是要按照毛泽东思想，按照中央有关指示，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南京军区如此众多的学习班，又是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六七年、二、三月大批抓人，究竟应该怎么看？中央红头文件上，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上，非常明确地指出：这是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许世友非常不服，不认账。他认为：毛主席说过，“三个不能打倒”；中央红头文件的指示也指出：“南京军区是中央信任的，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这说明：“我许世友执行的是正确路线”，“我抓人就没有错”，“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于是，他就按照他的“为我所用”的毛泽东思想，要求所有学习班的任务，都是“彻底揭发批判倒许、乱军、夺权的罪行”；批斗目标还是许世友六七年二、三月下令抓的那些人。尽管，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代表中央为这些人平了反；现在，在南京许世友说了算，就要听许世友的，这些人又被打成“乱军分子”。这样，中央红头文件的结论，就被许世友“翻了烧饼”。我们不难看出，按照许世友的个人意志，按照“倒许乱军”的标准办学习班，名义上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说白了，只能是实实在在的“许世友思想学习班”。因而，不能不遭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迎头痛击，严厉批评许世友，这是典型的“多中心论”。
    
    二十五、重返白水桥，再次进“牢房”
            许世友亲自指挥，困剿“批资总部”
    
    六八年五月上旬，我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参加“三支”、“两军”的二百多人，奉命调回南京，重返白水桥，参加学习班。
    白水桥，我们怀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一年前，我们被许世友抓起来之后，就被关押在白水桥“行政看管”几十天，深受牢房生活之苦。今天，许世友又选择在白水桥办我们的学习班，其用心不说自明。白水桥这块宝地，似乎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我们与许世友之间反复较量，生死搏斗的一块“圣地”。
    前面说过，军区政治部学习班，是南京军区众多学习班的“重中之重”，而我本人早被政治部学习班领导人李树和盯上了。鉴于我的造反历史：六七年二月，我是第一批被抓的“四个头头”之一；杭州成立“批资总部”，我是一号头头；赴京告状二十一名代表，我又是主要头头之一。因此，李树和等人策划这次学习班的批斗“大名单”时，便把我列为“重中之重”的目标，并给我戴上了“三顶桂冠”：“头头中的头头”，“关键中的关键”（人物），“核心中的核心”。在学习班未开始之前，李树和等人指使“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对我连砍了“三斧头”：
    一天晚上，正当我家临近睡眠之时，突然从外面闯进二十来个凶神恶杀的陌生人。自称“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找艾汉美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我感到莫明其妙，简直“祸从天降”。对他们说：“我与你们既不相识，又无来往，无冤无仇，有什么问题好清算的？”这帮人气势汹汹，扬言要把我“抓走”。他们又吼又闹，惊动了家属大院，我家四周围满了群众。有的气愤地说：“这不是搞打、砸、抢吗？”他们得不到群众支持，闹到深更半夜才收场。
    第二天中午，我们全家正在吃午饭，那帮人又冲过来了。这回，他们真的动手啦！对我拳打脚踢，把我家碗筷饭菜、桌椅、家俱，砸的稀巴烂。接着，又把我和陈时秋两人一起绑架到“军区军人俱乐部”会议室，召开现场批斗会，强迫我们“低头”，“弯腰”，“下跪”，“架飞机”，折磨了半天。
    第三天上午，我们乘坐卡车，前往白水桥。当汽车到南京中山东门外的卫岗时，又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拦截下来，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艾汉美滚下来”“批资总部的头头滚下来”，我又一次被揪到“三团两队”的小礼堂里，又是低头、弯腰、架飞机，又是一番批斗。
    “三团两队”的造反派，这样接二连三地砍我几“斧头”，究竟用意何在？我们第一次被抓到白水桥的时候，是用全副武装的战士押送我们，是用钢枪，刺刀逼着我们，是用“拳头”，“枪托”接待我们。如今，我们再次去白水桥参加学习班，是用造反派的“打、砸、抢”接待我们，叫我们晚上不能睡觉，白天不能吃饭，用“批斗会”，“低头、下跪、架飞机”的方式对待我们。这前后两次“白水桥”的不同待遇，反映了李树和等人的同一个用意，造成一种白色恐怖气氛，一开始就让我们处于极度紧张、恐慌的高压之下，早日瓦解我们的精神意志。
    这次，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与六七年的白水桥“行政看管”，还是有所不同。那时候，我们是一人一间“小牢房”，日夜没有行动自由。这次是十多人合住一间大房子。晚上睡觉可以打呼噜，可以翻身。在学习班营区内，还是有一定自由的。就是不准回家，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不准通讯、不准接见亲友。进了这个学习班，如同进了一个大铁桶，几百人全捂在这个大铁桶里；或者说如同进了一座集中营式的“牢管区”，这里与外部世界处于隔绝状态。
    赴浙江“三支”、“两军”的200多名干部，在这个学习班里受到“特别关注”，尤其是“批资总部”的成员可谓“众矢之的”。他们被精心编排在不同的班组里。每个班组由李树和挑选的“精英强将”担任领导骨干。“重点”人物被分割包围在各个班组中。每个“重点人”都有专案班子负责内查外调。
    政治部学习班的最大特点，是领导人物不一般。李树和虽然只是保卫部的副部长，但他凭借其对许世友的绝对忠诚而赢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成为学习班的唯一负责人。他在“二月抓人”事件中“一马当先”，立下汗马功劳。然后，紧跟许世友揭批“王、林、鲍”，清剿“乱军分子”，起到了无人替代的作用。因而，许世友撇开其他领导人，直接授予李树和领导大权。政治部有许多比他资历深、能力强、威望高的秘书长和部长，统统扒在一边。唯有李树和“出类拔萃”，“独领风骚”。而李树和的领导方式也很规范，无论大会小会、大事小事，总是：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再传达“许司令指示”，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办”。他和许世友之间有“热线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一切听许司令的”。
    这个学习班，在关键时候，关键问题上，许世友亲自出马，直接指挥。学习班初期，进展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么顺利，“乱军”分子没有那么“俯首贴耳”，“缴械投降”。许世友不耐烦了，他就亲自到学习班发号施令：“你们不要抱什么幻想，不要指望谁来保你们，救你们。我说过，杨、余、付的黑手伸出来了，就别想再缩回去了！不管是谁？都要揪出来。这个学习班不把问题搞清楚就不收兵” 。他还说：“反对我个人，没什么，反对毛主席，那就不行，我就不答应”。“我曾对毛主席表过态，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带兵打到北京去保卫毛主席！”“今天，我在这里把话说明白，谁要想造反变天，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就要开杀戒了！”
    许世友这类话，不止一次的讲过。今天这些话，更有针对性。就是要当面对政治部的人，对那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对“批资总部”的头头们，发出警告，就是要给予“震憾力”、“威慑力”，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
    政治部学习班，可以说是许世友一手包办，一切听他的。军区其他领导人，一概插不上手。身为军区政治委员的杜平从没有到过白水桥学习班看一看，也听不到他对学习班说过什么话。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也被剥夺了对政治部学习班的领导权，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政治部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史景班，被许世友定为批斗的黑后台，另一位是符确坚，他是许世友的得力助手；但是，这个学习班符确坚同样没有发言权。
    
    二十六、依仗权势、肆意诬陷
            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
    
    许世友训话后，政治部学习班的“气温”急剧上升，批斗“乱军分子”的火力迅猛加强。
    根据学习班领导的安排，由宣传部的一位小青年谈某和我俩人，结成“一帮一”，实际上是指派他监视我的动向，随时打“小报告”。一天晚饭后，谈某邀我在附近散步“转一转”，我随即答应了。我俩边“转”边聊。当“转到一片平房时，谈问了我一句：“老艾，听说你们去年被行政看管的地方，也是在白水桥，就是这一片营区吗”？我应声答了一句：“对呀！就是这里，我被关在第二排平房里”。这样“一问一答”之后，我俩就“转到”别处去了。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问一答”的话题，竟然成了我的“重大罪行”！
    第二天，我所在的宣传部小组学习会议上，刚刚开始，支部书记肖某大吼一声：“艾汉美！站起来！”
    这当头一闷棍，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啦？”
    “同往常一样，准备检查材料”。这样答非所问。
    肖某十分不满地说：“你心怀鬼胎，装蒜！”
    “我来揭发”！这位“揭发”我的发言人，正是昨晚同我“一问一答”的谈某。
    他信誓旦旦地说：“昨天晚饭后，艾汉美别有用心地把我带到他们去年行政看管的地方去，给我指明他被关在哪一间房子里，介绍他们怎么挨整！怎么受罪！对我进行现场说教。我感到他讲话的味道不对，赶快离开了。”
    接着，对我展开了辟头盖脑地“上纲上线”的大批判。堪称“重型炮弹”的发言人，学习小组组长王某人高马大，嗓门又粗又大，他声色俱厉地说：“艾汉美昨晚对谈某的现场说教，是公开地同我们学习班搞对抗，我们在学习班里清算倒许乱军的罪行，而艾汉美却在行政看管现场，控诉我们这个学习班还在继续镇压群众，这不是公开地进行反动宣传又是什么？毛主席说过，反动势力人还在，心不死。艾汉美的这次现场说教，就是一次活生生地两个阶级，两股势力的较量和斗争。现在倒许乱军的黑干将，黑头目野心不死，仍在继续活动。我们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及时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把他们批倒批臭”。
    这场批斗会，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又可以说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事。以后，我要准备经受更加激烈地“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的批斗会，迎接更大规模地暴风雨袭击。今天的批斗会，给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许世友对于我这一类黑干将、黑头目的政策，已经提升档次了，把我们定为“阶级敌人”、“反动势力”，作为学习班里彻底孤立，无情打击的重点目标。我们的问题，就是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
    政治部学习班，在围剿“批资总部”的斗争中，不仅要重点打击“头头们”，同时，对“头头”周围的一群青年人，也同样是不放松、不手软。“批资总部”的成员，确有一群二十多岁的青年干部，例如，宣传部的施关彬，高岳言，青年部的周自求，孙宅巍，秘书处的李永宽等等。他们是我们政治部里，一批富有朝气、年轻有为的革命小将。我们政治部的造反派，年长的也好，年轻的也好，都是在遭受许世友打击迫害的共同经历中走在一起来了。我们政治上一致，思想上相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之交。针对这一情况，许世友、李树和就采取攻打敌人碉堡的办法，先把外层小碉堡端掉，然后集中力量攻打核心碉堡。于是，学习班里第一轮挨批挨斗的人物，就是这些青年人了。
    青年部的孙宅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来到部队。由于他没有什么造反活动，批判他的班组会上，显得火力不足。学习小组副组长吕某，了解到孙宅巍的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干过一段钱粮处的小雇员。他抓住这一“重要线索”，立马提高批判调门：“孙宅巍，你别以为你头上没有小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似乎可以轻松过关。告诉你，你父亲身为国民党反动政府钱粮处的职员，收来的钱粮，供养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这些军队吃饱了喝足了，再来屠杀共产党员、屠杀中国人民。这就表明，你的父亲就是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罪人！这一点，难道你心里没有数吗？”听了他这番“高调”。孙宅巍心里纳闷：“按此逻辑，当年在国民党统治下，农民种的粮食，工人盖的房屋，生产的棉布、钢铁，都要用以供应军队吃、穿、用，那岂不是都变成了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吗？”
    吕某的批斗调门一路飙升，会场上气氛为之一震，对孙越批越来劲。孙在小组会上曾经说过：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自己参加造反，就是要立志造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当时，他的女儿刚出世，就给女儿取名“孙彤”。批斗会上，联系这件事，有人竟然说这是“孙宅巍借给女儿取名之机，进行反党、反革命活动”。其理由是：孙造反是“倒许乱军”。造反的结果，决不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而必然是反革命复辟的旧世界。当场“勒令”孙宅巍改换女儿的名字。这样批来批去，批得孙宅巍胆颤心惊：“由于自己造反，父亲被批成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革命；连刚出世的女儿，也被批成反革命的后代”。
    在许世友亲自领导的学习班里，像对孙宅巍这样的批判会，遍地开花，比比皆是。如今流行的是“财大气粗”；当年时髦的是“权大气粗”。那时候，学习班的“精英强将”们，依仗许世友的权势，毫无顾及，所向披靡。他们对“批资总部”大小头头，不论“上纲上线”怎么荒唐，也不为过；不管批斗怎么胡来，也不为错。
    许世友说过：“凡是参加造反的科长、部长罪加一等”。军区政治部里，被许世友赶到浙江去的科长、部长为数不少。这些科长，部长，有的写过大字报；有的只是有一定倾向造反的思想，并没有什么造反行动。我们“批资总部”的队伍中，有些科长，部长是被许世友“逼上梁山”的。到了学习班后，不论有过无过，有罪无罪，统统被列入了黑名单。按照许世友“罪加一等”的指意，一律“从严批判”，“从重处置”。
    我们新闻科的科长孙皓月，是在政治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是一位公认的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既有才华，又有修养，为人正直，办事稳重。对于这样一位好同志，在学习斑里开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会，仍然不能过关。他们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终于从孙皓月去世的老母亲身上，挖出了一个带致命性的问题。孙的母亲被划为地主成份，这本来是组织上早已审查认定的问题。可是，老问题可以变出新花样，“老根”可以冒出“新芽”。他们把孙母去世时，孙给母亲写了一篇“祭文”，翻出来加以上纲，大批一通。孙年幼失去父亲，依靠母亲抚养成人。他母亲为人善良，爱国爱党，送子参军，获得众人称赞。在老母亲过世之时，孙为表达儿子对母亲的怀念之情，特写了一篇“祭文”。在批判会上，学习小组组长李某人声嘶力竭地叫喊：“孙皓月的这篇祭文，为地主分子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充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丧失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他们以这篇“祭文”为证据，把种种诬陷之词，塞进孙的档案里。
    
    
    二十七、“倒许、乱军、夺权”——
            这一错误口号的崛起和破产
    
    我与谈某的“一帮一”，从上次批斗会之后，我对他采取了“相视无言、守口如瓶”的策略。这一情况促使学习班领导把他的位置，换上了另一个同志。该同志名叫范传典，是刚调进宣传部的“新手”，我与他素不相识，互不了解。由于他是“新手”，没有介入政治部前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为人又比较随和，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他开始同我交往，也是“奉命行事”。经过学习班头几个月的亲身体验、实际考察之后，他的思想倾向变了，态度也跟着变了，逐步对我采取“两面派”的手法。表面上监视我的动向，我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给领导上打“小报告”之前，先与我“统一口径”；暗地里及时向我通风报信，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保护我。
    大约是六八年八月中旬的一天，吃罢晚饭后，老范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有重要消息告诉你！”
    “什么消息？”
    他边走边示意，“走，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谈。”
    我们在一处辟静的位置，席地而坐。他以兴奋的口吻说：“这个消息对你太重要了！”
    “别卖关子啦！有话快说。”
    我听他的口气，猜测是“上头有什么重要精神”。老范平时比较“稀拉”，很少谈“政治”，在会上“口头”比较紧，但和我个别交谈学习班的重大问题，他不跟随许世友的调子起舞，很有主见。
    老范对我说：“今天，李树和召开学习班的骨干分子会议，传达中央电报指示，许世友又挨批了！”
    “批他什么？”我急切地问。
    “李树和还只是给骨干分子传达，不公开，我是旁边听他们（学习班的精英们）露了两句，大概意识是，中央批评南京的‘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是多中心论的口号，是帮倒忙。”
    “那中央电报的全文内容哩？”我又问。
    “现在还不清楚！”
    “好！太好啦！”我一听，心里一震，喜出望外。我真没想到党中央的电文来得这样及时，又给许世友当头一棒！我们又可以得救了！
    党中央的这一重要指示，李树和做贼心虚，不敢公开传达，学习班的大多数同志都还被蒙在鼓里。我们一时无法了解中央电报全文，但就从老范所听到的“大概意思”，引起了我许多的联想。接连几天，我同老范利用休闲时间做出了我们的分析和判断。我把这个“口号”从北京到南京的起源和发展情况，前前后后“摆”了一番。
    “倒许、乱军、夺权”这个口号，据我所知，最早出现在六七年十二月的北京“京西宾馆学习班”上。当时，我们“二十一名代表”正在揭发批判许世友镇压群众的错误，归纳为“大逮捕、大镇压、大清洗”。与我们唱反调的蒋科，肖海等人，经过密谋策划，针锋相对，攻击“王、林、鲍”及其受压的群众，炮制出了这个“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
    六八年春节过后，许世友怀着强烈报复的心态回到南京。而此时军区司令部的蒋科、肖海，政治部的李树和等人，自认为是许世友的“精英”，“干将”，“保许”有功，现在是继续“讨伐造反派”的大好时机，更加起劲地鼓吹“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他们的行动，与许世友反攻倒算的愿望一拍即合。因而，许世友对“倒许、乱军、夺权”的口号，欣然接受，大加赞赏，成为讨伐“王、林、鲍”，讨伐史景班，讨伐“乱军分子”的中心口号。这个口号“压倒一切”，轰动一时，响彻南京城，传遍整个南京军区。
    这样一来，在南京判断真理和错误，识别革命与反革命，就是以许世友为中心。“保许”的人，就是保卫毛主席，就是保卫解放军；“反许”的人，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
    错误口号喊的越响，破产的也就越快。党中央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多中心论”的口号，责令许世友立即纠正这一错误。可是，许世友阳奉阴违，要他改正自己的错误，那是难如“上青天”了。
    李树和不敢公开传达中央电文，又何谈得上改正错误？不过，偷偷地改动一点还是应该肯定的。我注意到：学习班的会议上，关于这一口号出现了两种提法：一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仍然高喊“倒许、乱军、夺权”；另一种是学习班的“精英强将”们，则一律只喊“乱军、夺权”四个字。我悄悄打听老范：“这是何意？”据他所知，这是李树和统一规定的：“以后把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去掉倒许两个字”，保留‘乱军、夺权’四个字。”打这以后，学习班就再也见不到许世友“训话”了，也很少听到李树和传达“许司令的指示”了。
    我和老范私下交谈，一致感到许世友如此改正错误的伎俩，多么滑稽可笑，自欺欺人！难道说一个“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只要“去掉两个字”，就能解决问题吗？
    军区政治部的白水桥学习班，本来是以“倒许、乱军、夺权”这一口号为宗旨，它要揭批的对象就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头目、黑干将、黑后台，如今这个口号错了，那么，这个学习班还能办下去吗？李树和不愧为许世友高度信任的干将，不仅在许得势的时候能冲得上去，在许失利的情况下，也能遮遮盖盖地掩护退却。
    这个学习班一开始，我就被李树和定为“重中之重”的批斗目标。到了学习班中期，根据许世友的指意，我的问题已经上升为“敌我矛盾”了。当中央批评了许世友的“多中心论”口号以后，学习班仍然按照“许世友的既定方针办”，除了原来六个字的口号减掉两个字以外，实际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不过，具体操作作了一点“微调”。李树和原打算对我是要召开高规格的全体人员批斗大会，后来，规格降低了。大约在六八年十一月间，由宣传部召开对我的批斗大会，其他各部派少数代表参加，总共约有50—60人。这次大会持续三天。其中，我作检查两天，对我批判一天。这次我作检查也很有意思。事先学习班支部书记肖某告诉我作检查不怕内容多，不怕时间长。再说，六个字的口号没有公开传达中央指示，也没有说要改变。因此，我按照学习班原来的要求，把每一个故事过程讲完之后，归纳小结，“上纲上线”，都是六个字：“倒许、乱军、夺权”，这是一个照搬照套的格式。对我的批判发言，比较平和，与学习班开头对我的那几次批斗会，气氛大不相同，没有低头、弯腰、下跪、“驾飞机”等动作。
    在许世友领导的学习班里，表面上装装样子，应付党中央关于“多中心论”的批评，实际上我行我素，继续推行以许世友为中心的那一套。
    
    二十八、戏剧性变化——
            学习班大搬家，从白水桥迁往北京
    
    六八年元旦到了。学习班已经办了八个月，该批的批了，该斗的斗了。多数人已经得到“解放”过关，可以回家探亲了。只有我和少数人仍然没有“解放”过关。这就是说，我是一个“带罪”之人，是一个没有行动自由的人，是一个不能回家探亲的人。从进入学习班那一天起，八个多月我没有离开学习班一步。
    眼看学习班快近尾声了，我的去向何方？据老范得到的信息，李树和原打算对我批斗之后，把我送进大牢“隔离审查”；后来改为把我放到安徽劳改农场去。对此，我是作好最坏去向的思想准备。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六八年元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学习班召开全体人员紧急会议，李树和没头没脑地宣布：“奉上级指示，我们学习班搬到北京去办，全体人员，全部材料，原封不动地搬到北京去。大家收拾行装，今天先回南京，何时上北京，听候通知”。
    “这是咋回事呢”？学习班一下子炸开了锅。
    这次李树和的表现有点失常。原来，他在学习班的会议上讲话总是有板有眼，有条有理。开口总是“许司令指示”如何，如何，然后我们怎么“坚决照办”。如今，学习班突然大搬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究竟是哪里决定的？为什么要搬到北京去？总归有个原因吧，难道是许世友心血来潮，一时冲动！李树和可能有难言之隐，不便明说，难道大家就不会想吗？就是一个“傻瓜”，也能看得出，这个大动作的背后，肯定有大文章。
    当天下午，我意外的回到家里，给全家人一个莫大的惊喜！孩子们高兴地又跳又笑，把这当作特大喜讯告诉邻居们，告诉小朋友们；“我的爸爸回来啦！”，“我的爸爸回来啦！”
    在那个历史年代，我们这些参加白水桥学习班的人，能不能回家，是一个政治待遇的标志，是表明一个人有没有得到“解放”的标志，是证明好人或坏人的标志。我在这个时候，回到家来，更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意义。我在学习班里，至今还是一个“带罪”之人，按照许世友，李树和的打算，要么把我关进“大牢”，要么把我送去劳改。如今学习班大搬家。我顺便“沾点光”，被“解放出来”。上一次我被许世友关在白水桥“行政看管”四十天，是靠军委“十条禁令”得到“解放”的。回想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许世友的“白宫馆”里获得“新生”，使我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政治生命的大转折。免遭“坐牢”、“劳改”之难，突然间，“拨开乌云见太阳“，不能不令我和我们全家千呼万唤：感谢“苍天有眼”！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我们休息两天之后，第二天上午，学习班全体成员在南京湖南路口集合，准备过江到浦口，再乘火车去北京。临上火车之前，李树和给大家传达许世友的话：“学习班到北京去，一切听中央的，按中央的指示办”。这些话我们早就领教过了，已经成了许世友“政治游戏规则”的一套“术语”。几年的反反复复，我深深感受到许世友的这些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他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往北京，按中央的指示办学习班；二是“回到南京后，一切就要听我许世友的。在南京就是我说了算！”
    到达北京后，我们被安排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此时，学习班除原班人马外，增加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蕴瑞，另一个是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这俩位领导人突然出现在学习班，引起大家特别关注和猜测。“他俩人是来领导学习班的吗？”不是。他俩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许世友的“左、右膀”，是紧跟许世友“镇压群众”，推行“多中心论”的“高参”和“干将”，这次由中央点名调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说得明白一点，他俩人是来北京接受大家的揭发批判，是“代表”许世友作为学习班的揭批目标。王蕴瑞分配在宣传部学习小组，与我们一样，而符确坚则分配在干部部学习小组，过着“受监护”的学习生活。中央指定南京军区另一位副司令员廖容标直接领导我们的学习班。
    我们进驻后勤学院的第二天晚上，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李树和正式宣布：“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的”。此话一出口，会场上立即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李树和又在会上慎重其事的宣布说：“经学习班研究决定：艾汉美等同志，从今日起正式获得解放”。他这么一宣布，又引起大家一片窃窃私语。我乍一听，感到又奇怪！又茫然！简直把我弄糊涂了。原来，我自以为前几天离开白水桥学习班之日，自然而然就是我获得“解放”之时：不然，我又怎么能回家探亲，怎么能到北京呢？看来，那个“解放”是未经组织批准，是“自己解放自己”，也是不“合法”的；只有今天李树和宣布组织决定的“解放”，才有“合法”效力。
    照此说来，现在我真的要感谢许世友“开恩”，还是要靠许世友获得“解放”。呸！见鬼去吧！我要真的指望许世友，早就没命啦！这两年，他对我们这些人，不是咬牙切齿，恨透了！不是一再扬言要把我们一枪崩了！这一次，白水桥学习班八个多月，也不让我“解放”，为什么一到北京，第二天就宣布我获得“解放”？答案只有一个：正是毛主席、党中央推翻了他的“多中心论”，否定了他的白水桥学习班。这么想来想去我才想明白了：李树和现在宣布我获得“解放”这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二十九、在白水桥，我被定为重点批斗目标
            到北京，我被选为领导班子成员
    
    廖容标副司令亲自坐镇学习班，根据中央指示提出的学习计划，报经毛主席亲自圈阅。该计划的核心，就是彻底批判许世友鼓吹的“倒许、乱军、夺权”的“多中心论”口号，彻底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分裂军队的错误言行。
    白水桥学习班，是由许世友一手包办的，李树和等“精英强将”是许世友亲自指定、挑选的。如今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批准地学习计划，批判许世友的“多中心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学习班的领导成员“大换血”，组织新的领导班子。
    如何产生新的领导班子？“到了北京，按中央指示办”。改变上级指定，上级挑选的办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先由各部门的学习小组，分别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学习班全体成员对候选人投票选举。最后，由得票最多的七人，组成新的学习班领导小组。
    在两轮选举中，第一轮我被提名为宣传部学习小组的候选人；第二轮，我又被选为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选举后，七人名单报请上级批准后，正式组成“北京学习班领导小组”。这七人的名字是：
    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赵树湘（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成员   李广中（文化部科长）
    成员   纪国城（政治部军事法院法官）
    成员   艾汉美（宣传部新闻干事）
    成员   郭群生（青年部干事）
    成员   井洪寿（组织部干事）
    这次民主选举产生的七人领导小组，与白水桥的领导班子，具有鲜明的不同特点。原来，许世友挑选的李树和等一批“精英强将”，这一次，一个也没有选上来。这七人，既不是“上头”圈定的，也不是个别长官意志决定的。这次选举，透明度高，民主性强，真正体现了群众意愿，摆脱了许世友的控制，也超出了“派性”的束缚。符合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新选举出来的七人领导小组，有部长、副部长、科长，又有一般干部；有持“造反派”观点的人，也有持“保守派”观点的人，还有持“中立”观点的人。七人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本来是保卫部正部长，是一位久经锻炼、能力强、威望高的老部长。然而他在白水桥，他的下级、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却成了他的“上司”，他反而成了李树和的“下属”，常常要听取李树和的批评教育。什么原因呢？正是许世友认为他对造反派“心慈手软、斗争不力”，还有某些同情、支持造反派的倾向，没有像李树和那样对许世友“顶礼莫拜”、“紧跟照办”，结果不得不被许世友眨下去，免得“碍事”、“挡道”。到北京后，通过选举，群众把他两人“对调”了，何宁兆被“调到台上”，李树和被“调到台下”，这“一上一下”，正好表达了白水桥学习班与北京学习班的“一反一正”。这次选举，学习班的同志们一致推选何宁兆部长担任学习班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相信他是顺民意，得人心的合适人选，相信他能主持公道，带领大家圆满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这个“七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中，倍受瞩目的是赵树湘、纪国城和我。赵树湘作为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和政治部付秘书长孙海云，是许世友要打击的部长一级的代表人物。纪国城和我则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特别是我的目标大，在白水桥学习班就是被李树和揪住不放的重点人物。这次选举，我们三人被群众选进了领导班子，引起不小的震动。在白水桥，我们被批成“罪人”、“坏人”；到了北京后，我们一下子变成“同志”、“好人”。变化之大，一目了然。这次选举，这样的变化，对许世友推行的“多中心论”，就是一个无情的批判，对广大受打击、受压制的同志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三十、王蕴瑞、符确坚的命运
          昔日“马前卒”、今天“替罪羊”
    
    根据中央指示，北京学习班的任务就是要揭批许世友的“多中心论”。可是，许世友又不参加学习班，根本不露面，不吭声，听说他的“老病”又发了，不知道他又躲到哪里“养病”去了？那么，我们的学习班，岂不是要“空对空”地批一通吗？那又有何意义呢？当然不是！中央“点名”调到学习班的王蕴瑞、符确坚二人，就是顶替许世友，作为大家揭批的目标。
    明明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为什么要让王、符二人顶替他挨批？明明是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总是要让别人给他当“替罪羊”？符确坚身为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副主任，虽然有一些坚决支持许世友的言行，但充其量只是一名“马前卒”而已。王蕴瑞身为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为什么要他来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接收批判？这岂不是成了“张冠李戴”吗？他会很不服气，我们要批他也很棘手。这里，一连串的谜团，一时无法找到答案。
    六九年元月间，党中央“点名”，王蕴瑞、符确坚二人到北京参加政治部学习班的电文，一传到南京，立即引起许世友及其有关领导人的“神经”紧张起来。这一年来，只有王、符二人成为许世友的得力助手；“王、林、鲍”已被许世友“轰走”了！杜平和王六生也不敢“插手”。这时候，感到“神经”紧张的也是他们三人。许世友怀疑：“这是张春桥搞的鬼，”使用的“清君侧”阴谋，把“多中心论”的帽子压在他头上。他想：“我有毛主席保护，任何人也整我不倒”。符确坚心里嘀咕：自己既不是头，又不是尾，推行“多中心论”的账怎么也算不到他头上来。而王蕴瑞一听说要去北京参加政治部的学习班，感到又委屈，又心慌！“我又不是政治部的头头，怎么要我去参加政治部学习班呢？这回去北京挨批挨斗，怕是凶多吉少，去了再也回不来！“
    许世友完全理解王、符二人的心思，在他两人临去北京之前，特摆“送行宴”，拿出他的茅台酒招待王、符二人。他的茅台酒是不随意招待人的。许世友原打算在春节前，为了庆贺白水桥学习班大功告成，大摆庆功宴，招待李树和等“精英强将”的。看来这个庆功宴摆不成了，改成了今天的送行宴。许世友为了给王、符二人吃个“定心丸”，一边举杯饮酒，一边安慰他们二人说：“这次中央要调你们去北京学习，我又不能不同意。目标还是对着我来的，他们要公开地整我还整不动，只好拿你们开刀。你们放心去好了，只要我不倒，也不能把你们二人怎么样？”符确坚满不在乎，一身轻松。只有王蕴瑞忧心忡忡、眼泪汪汪地说：“这次去北京，还能不能回南京，就很难说了”。
    这一次，北京学习班里，共有三名军区一级的领导人。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史景班，原来和我们一起在白水桥度过了八个多月，又和我们一起来北京。现在再加上王蕴瑞，符确坚。不过他们三人中，在北京学习班挨批判的不再是史景班了，而是王、符二人。史景班在白水桥学习班，被许世友定为“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不仅失去人身自由，每天都要接受惩罚性劳动，几百人吃饭的大食堂，每天由他一人清扫三次，只见他扛着大扫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埋头苦干，扫得满头大汗，完全同普通劳动者一样。到北京后，他就被“解放”了，既不挨批了，也没有任何“惩罚性”劳动了，同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干部一个样。王蕴瑞、符确坚尽管是中央“点名”到学习班接受群众批判，但他们二人的处境与史景班在白水桥的待遇大不相同。王蕴瑞刚从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发号施令”的位置上，放到我们宣传部学习小组，显得很不自然，沉闷不语，缩手缩脚，生怕我们用“造反派的脾气”揪他、批他、整他。后来我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心态大错特错了。他和我们同学习，同生活，他睡觉的床铺同我的床铺紧挨着，我与他朝夕相处。看到他岁数比我们大一些，他的“身份”又特殊一点，我们尽可能平和的对待他，凡是劳动事务（如打扫卫生）不要他干。平时与我们一样行动自如。由于我们不掌握他支持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具体事实，我们既不要他“交待”，又不动员他“揭发”，无论在小会、大会上，从来没有点过他的名，不给他施加任何“压力”，完全由他自己接受教育。他慢慢地感到轻松自如。一个星期天，他想去看望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我们热情支持他去。他下午回来后，我看他情绪低沉，垂头不语，就小声的问他一句：“看到你的女儿还好吧！”他回答：“女儿还好，就是我在路上倒霉！”原来是他在公交车上，口袋里的六十元人民币被“扒手”偷跑了，弄得他心疼了半天。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老王，以前小车坐惯了，没有碰到过这种事，今天是头一回坐公交车吧！难免出事。”“吃一亏，长一智，舍财免灾呀！”他点着头说：“这也是我难得的一次锻炼啊！”
    符确坚到了学习班驻地，听说对他实行“监护”，大感意外，大为恼火，怪话连篇：“我犯了什么法？把我当作犯人看管？”“许世友犯了错误，为什么要我来顶罪？”……
    符确坚满口的“半官半土”的海南岛语言，其他同志似懂非懂。符确坚究竟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对他实行“监护”？听说他的历史有点问题，但并没有中央的文件、指示，我们不能瞎猜瞎说。就现实情况而言，符确坚确实是许世友“镇压群众”的得力助手，揭批“王、林、鲍”，揭批史景班，推行“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他是非常积极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习班应该对他进行必要的揭发、批判。
    这一天，召开对符确坚的批判大会，领导小组成员，轮到我担任这场大会的主持人。
    大会开始，我大声宣布：“符确坚！上台来接受群众批判！”顿时，全场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坐在前排的符确坚，只见他正在抽着“大中华”的香烟，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招，十分诧异。因为他岁数较大，反应迟钝一些，也是情有可缘的。其实他心里在想：“凭什么要我上台挨批呢？”当他慢步走到台上，正准备向毛主席像鞠躬致敬之时，我一眼看到他手里还夹着正在冒烟的香烟，立即呼喊他：“符确坚！你一边向毛主席像敬礼，一边还在抽烟，这是什么态度呀！”
    他听了我的话音，吃了一惊！赶快把手指头夹着的香烟扔了，表态说：“我错了！我错了！”规规矩矩地坐到“受批判”的位置上。
    符确坚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失礼”的表现呢？正是由于他心里“不服”、“不满”。他说“自己的错误，接受批判教育，那是应该的，但要把许世友干的那些事，统统加到我头上，要我当他的替罪羊，那就太冤了！”
    尽管符确坚是中央“点名”批判的重点人物，我们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谁的错误，由谁承担，不能“张冠李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我们在批判中，坚持做到“四不”：不随意上纲上线，不乱扣政治帽子，不搞任何体罚，不搞惩罚性劳动。
    北京学习班除了王蕴瑞、符确坚之外，我们再没有“点名”批判其他任何人。这种做法，同许世友、李树和在白水桥学习班搞的“批斗大名单”相比，就是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不少人强烈提出，李树和紧跟许世友镇压群众，实际地位比符确坚高得多，干的坏事也比符确坚多，对他应该进行公开批判，否则，难以平民愤！学习班领导小组说服大家：我们不要“以牙还牙”，不求“报复”，坚持按中央指示办事。李树和在白水桥“张牙舞爪”，仗势欺人，把同志当敌人，把好人当坏人。我们对他宽大为怀，始终没有批他，也没有发生任何找他“算帐”“出气”的事情。
    上一次，京西宾馆学习班，这一次北京学习班，中心问题都是为了解决许世友的错误。而许世友两次学习班他都不沾边。上一次，挨批判的是“王、林、鲍”；这一次，当“替罪羊”的是王蕴瑞、符确坚。因而，他毫无认错之心，更无悔改之意。他是“心安理得”，“得意忘形”，功劳是他的，错误是别人的；错误越犯越大，官也越当越大。他从“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更有资本自我吹嘘啦！我们在北京批判符确坚不久，许世友就在南京一次大会上，公然对符确坚“落井下石”。本来，符确坚的历史问题，中央尚无定论，而许世友却擅自宣布：“符确坚不是个东西，帮倒忙！符确坚是日本特务”。以后，康生受到批判，许世友则又改口说，符确坚的特务问题，是康生造的谣。那么，他就是跟着康生造谣了。
    
    三十一、“下和棋”，讲团结
            宽容相待，和谐相处
    
    北京学习班的后半期，重心问题就是解决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同于地方上的两派那样，不存在着造反派，保守派之间那么尖锐、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群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直接的利害冲突，更没有发生“政权争夺”、“武力争斗”之类的问题。
    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实际情况是，在许世友的指挥操纵下，实行排除异己，打击一部分人，拉拢一部分人，用这一部分人去整另一部分人的错误政策，人为地制造矛盾，分裂群众，致使群众之中出现不应有的分歧、隔阂和裂痕。文化大革命之初，军区政治部只有宣传部等三个部门开展“四大”，根本没有“造反派”，“保守派”之分，其他没有开展“四大”的单位更没有这个问题了。至于人的思想“激进”或“平稳”之分那是很正常的。只有“二月抓人”事件之后，许世友指使李树和等人，对他所认为的“坏人”、“反革命”、抓一批，关一批，清洗一批。这才开始出现了“反许派”和“保许派”之分，说得具体一点，就是以李树和等少数人为代表的“保许派”，以被抓捕，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为代表的“反许派”。在白水桥学习班里，许世友继续指挥操纵李树和为代表的保许派（即“精英强将”们），对“反许派”大力围剿。在这两派之间的大多数干部、群众，其思想倾向是站在受压者这一方的。跟着许世友，李树和走的人数很少。因此，北京学习班所要解决的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就是指的那些“精英强将”们同受压者一方之间的分歧和裂痕。
    我们这些人，在白水桥是处于受压制，挨批斗的地位。到了北京之后，通过批判“多中心论”的错误口号，批判人为地制造“稳军派”、“乱军派”的错误言行，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头被搬掉了，挡在群众之间的障碍被排除了。如此一来，我们这些受压者的政治地位和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可以说是“天亮”了，“解放”了，可以扬眉吐气了。
    在白水桥的那些“精英强将”们，到了北京之后他们的处境和心态有了不小的变化。这几年，他们跟着许世友的指挥棒转，有权、有势、又有利，不亦乐乎。他们习惯于以“正确者”、“胜利者”的姿态自居。现在，他们所信奉的“多中心论”受到批判，感到舆论上的某种压力。他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再来一次“翻烧饼”（许世友已经翻了一次“烧饼”：把中央红头文件推翻了），会不会要他们挨批、挨斗。
    北京学习班的实践证明，没有“翻烧饼”，没有用这一部分群众去整另一部分群众，完全改变了那种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除了批判符确坚、王蕴瑞以外，再没有批判任何人。包括李树和在内的所有“精英强将”，没有一人挨批挨斗。大家在学习班都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平等相待。群众自身的问题，完全由群众各自总结经验，各自多作自我批评。群众之间不搞批判，不搞人人过关。
    北京学习班期间正逢党的九大会议召开之时。毛主席在九大会议上，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号召。我们的学习班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批判，群众之间的团结问题，从大面子上看有所改善，对立情绪有所缓解。但是，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分歧、隔阂、怨气，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除。学习班高举“团结、胜利”的旗帜，讲宽容，讲和解，广泛开展群众性的谈心，交心活动，大力促进群众间的和谐、团结气氛。
    负责领导学习班的廖容标副司令员，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一天上午，专门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谈心。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许多基本道理，大家都很熟悉，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严以责已、宽以待人，群众之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呢？希望学习班出现团结的好结局。廖副司令同我谈心的用意，就是希望我在团结上有个高姿态，起个带头作用。
    中央派往学习班的联络员，也从多方面做工作。有一次，中央联络员老王同志与我和纪国城交谈，他说：“群众之间的不同意见，各方面都采取下和棋的态度，不争输赢，不计高低，这样事情就比较好办”。
    “下和棋”，这个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很难听得到的词语和概念，使我眼前一亮，心里很受启发，非常感谢中央联络员给我们送来了“及时雨”。
    我把廖副司令员的希望和中央联络员的开导，传达给周围的同志，传到方方面面。“下和棋”的思想，逐渐变成大家的实际行动，给学习班带来许多新气象：和风细雨，平心静气的语言增多了；唇枪舌战、激烈争辩的场面不见了；不算旧账，不争输赢的心态与言行越来越被人们采纳了；宽容相待、友好相处的新局面开始抬头了……。
    一九六九年五月下旬，北京学习班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交心大会，团结大会。这次大会，按照领导小组的预先安排，由各部门的代表介绍本部门前一阶段总结经验，促进团结的心得、体会。会议开始不久，有一些同志不满足于这种“泛泛而谈”，主动上台，自由发言，各舒已见，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现大家的真情实感。这样一来，群众情绪高涨，会场气氛骤然活跃起来。领导小组因势利导、“顺水推舟”，使会议迅速掀起了群策群力地“消除分歧、促进团结”的高潮。
    我在这次大会上，也是带头上台“讲团结”的一员。我向军区政治部的全体同志发出誓言：“从今以后，我们要把同志间的分歧，裂痕甩到太平洋去！”
    “从今以后，我们要与群众中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在台上的表态和誓言，当场引起许多同志的共鸣，陈时秋，施关彬等坐在台下的同志们当即站起来振臂高呼：
    “我们要与过去的恩恩怨怨一刀两断！”
    “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
    ………………
    此时，坐在台下的另一位同志王某，也是我们宣传部的。在白水桥学习班，他是我们学习小组的头头，是批斗我的积极分子。他在我发言之际，“唰”的一下站立起来，高声急呼：“听了艾汉美同志的发言，我很受感动，在白水桥的时候，我批判他言词过激，调子过高，他不计较这些，我现在也表个态，今后再不要在群众中分这一派那一派，不要群众斗群众”。
    我与王某在会上的表态，当场又带动其他同志、接二连三纷纷表示“团结一致向前进”的愿望和决心。整个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敞开胸怀说真话，说出了心里话，确实教育人，鼓舞人，感动人！原来计划这个会开半天，结果开了一整天。最后，领导小组组长何宁兆同志总结时，非常高兴地说：“今天这个会开的好！大大出乎我们意料的好！确确实实地开成了一个交心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这是近几年来很少能见到的动人场面。”
    廖副司令员也非常满意地说：“南京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好！体现了团结的新局面！”
    中央联络员老王翘起大拇指，对我说“军区政治部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开的成功！说明南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水平不一般”。
    不过，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许世友没有参加这个大会，如果他在现场，不知他有何感想？我们也没有听到李树和是何评估？他是在场的，但没有听到他一言半语。我们可以断言，许世友，李树和同我们对这个大会，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还有一些同志说：“学习班的这个大会，在北京开的确实好！到了南京，那就又不一样啰！”
    
    第四章 复员回乡  解甲归田
    三十二、窥视可乘之机，借干部复员之名
            许世友再次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
    
    一九六九年六月上旬，南京军区政治部“北京学习班”圆满结束。我们于六月九日高高兴兴回到南京。半年前，我们的学习班从白水桥迁往北京，那时我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放”的“戴罪之人”。半年后，终于还我一个清清白白的本来面貌回到南京，怎不令人高兴呢？回想一下，从一九六七年以来，许世友对我们的打击迫害，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从南京到北京，再从北京回南京，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我们深深摸透了许世友所玩弄的一套政治游戏规则。
    到北京，一切听中央的；回南京，一切听许世友的。
    到北京，许世友做检讨；回南京，他就翻案。
    现在，我们又从北京回到南京了。且看许世友下一步如何再次翻案。
    我和政治部的同志们，经过几年的较量和搏斗，终于名正言顺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全心投入到各自工作中去。只有这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回到各自家里，同自己的家人团聚。我们头上没有“政治帽子”（各种罪名），身后也没有背着“黑锅”（从白水桥带到北京去的各种黑材料，已经在北京烧掉了），感到一身轻松了。
    新闻科的孙皓月科长，李少白付科长，分头带领大家赴无锡、去无湖，奔合肥，到淮南，积极完成各项新闻报导。
    正当我们迈开手脚投入工作之际，许世友又在我们头上“开动脑筋”、“制造事端”了。他好久没有同我们见面了，也没有给我们训话了。这一天上午，许世友在南京部队体育馆召开机关干部大会，既不谈白水桥学习班的事，也不谈北京学习班的事，而是大谈一通“整顿机关”的问题。他说，最近毛主席签发了一份关于军队干部复员的文件，军区机关要精简，给大家打个招呼。已有不少传闻，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复员清洗的对象。
    果然不出所料，许世友又要在我们头上下毒手了，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
    其实，毛主席签发的这份中央文件精神，我们有所了解。该文件规定：复员干部对象是连、排两级，不包括营以上干部。复员政策是：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历史发展证明，这份所谓的中央文件，从制定到实施，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错误。我党我军历来精简部队的政策和传统是“干部转业”、“战士退伍”（复员）。这一次别出心裁，变成了“干部复员”。所谓“复员”，就是“脱下军装，解甲归田”，“你是从哪里参军的，还是回到参军的哪里去”。作为一个干部，这样“复员”处理，实质上是因为犯了严重错误，被开除，被清洗的一种待遇。这种“干部复员”的政策，对军队广大基层干部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和伤害，在军内军外，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十年后，党中央不得不加以纠正，把当初错误地当作“复员”处理的几十万干部，重新作为“转业”安排。虽然有所补救，但为时已晚，其严重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这份错误的中央文件，使我们深受其害。许世友正是见了这份文件，如获至宝，把它作为对我们再次进行打击报复的“尚方宝剑”。许世友挥舞着这份文件，高喊着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其实分明是许世友利用这份文件而玩弄的一场政治阴谋：他借“干部复员”之名，把反对过他的人统统“扫地出门”，彻底清洗出去。几年来，他要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未能得逞，这一次正好给他提供了报仇解恨的机会。我们是“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言，有理难辨，喊天不应，叫地无门。按照正常的干部“转业”，“复员”条件，对照我们的年龄、身体、工作、能力及家庭、历史，不论哪一条都对不上号。许世友在政治上定不了我们的罪名，不甘心于一败再败，恼羞成怒，只好找个借口，将我们“一脚踢开”，“滚蛋”。
    从一九六九年八月起，我和我的战友们，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地复员回乡了。我们尽管眼含热泪，满腔愤慨，默默不语，心照不宣，但我们在政治上，人格上，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走就走、不说二话、不讲价钱，走的昂首挺胸，干脆利索。    新闻科第一批离开部队的是陈时秋、施关彬，他俩回浙江故乡去了；
    第二批离开部队的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不久的黄灿霞、文传梅，他俩回江西老家去了；
    第三批走的是孙皓月科长。他是中校，是年青有为、德才兼备的老资格科长，当然不属于“复员”对象，但许世友又以“精简机关人员”为名，与“复员”对象一起“滚蛋”。孙科长被流放到安徽皖南深山里的一个县人武部去了。李少白付科长也难逃噩运，稍晚一些时候，也被赶到安徽的县人武部去了。
    组织上正式宣布我“复员”的决定是在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前后，我是军区政治部复员干部中离开较晚的一批人员。
    关于我们新闻科干部当年遭许世友清洗的情况，我在这里补充一个我事后听到的奇闻。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复员干部离开部队半年以后。故事的主人是与我同在新闻科工作的胡士弘同志。由于种种原因，他是一个幸运者，没有卷入到我们同许世友之间的政治漩涡中来。他为人正直，给我们多方面帮助。新闻科的多数老成员（包括科长、付科长）被清洗后，他就成了顶梁柱，工作很出色，受到军区政委杜平的赏识，宣传部部长张昌（原杜平秘书）已告诉胡士弘，准备由他担任新闻科付科长。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胡士弘由于“一个电话”而横遭“天祸”。当时，南京军区要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代会”。他奉领导指示，打电话给北京“解放军报社”，邀请他们派记者到南京采访报道这次“积代会”。报社研究后答复：确定派“解放军报社”驻南京记者站的记者龚德同志来南京完成报道任务。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名龚记者得罪了许世友（据说他说过对许世友不满的话），现在，许世友听说要派龚德来采访，他火冒三丈，说：“这个记者，我们不欢迎。”因而，胡士弘受到严厉批评：“不该打电话邀请许司令不欢迎的记者来。”不只是龚德不能来，许世友还下令：“这个打电话的干部也不能留在政治部工作。”
    许世友这道命令迫使杜平政委和张昌部长不得不把胡士弘调离政治部，下放到苏北的一个县人武部工作。胡士弘同志就这样仅仅凭一个电话被清洗，这叫什么罪？真是冤啊！以后由于胡士弘同志自身努力，又被调往北京国防科委工作。
    
    三十三、我的安置去向成了大难题
            四处无门，陷入困境
    
    当年，部队复员政策：你从哪里来，还是回到哪里去。这就是说，你参军的时候，是城市人，现在回城市；是农村人，那就回农村去。
    组织上宣布我复员的第二天，就派了一位机关干部，火速赶往我的故乡——湖北省。他到省里、市里、县里的各级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联系我的安置去向。每到一处，打开我的档案一看，我的老家是在湖北省红安县里的一个偏僻山村。得到同一样的答案：城市里不能安排，只有到农村去。
    “我老家无人，父母早已去世，我又该往哪里去？”按照政策，我还可以选择几个去向：随同爱人工作的地方安置，或到爱人故乡，或到其他愿意接受我的地方安排工作。
    本来，我党对于干部的调离去向，一贯是由党组织负责安排的，特别是遇到难题时，更应该由组织上出面解决。可是，我们在许世友的特定政策下，另当别论。自那位机关干部带回的答复后，军区政治部的有关部门就把我“除名”了。从六九年十月份起，停发我的工资。他们说：艾汉美已经不是军区政治部的人了，组织上已经派人给他联系好了安置去向（到农村去），他去不去，或去其他地方，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实际上，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幻想，今后的路怎么走，一切就是要靠自己了。
    我自己的安置问题，我亲自回故乡去闯一闯。我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快二十年了，如今踏上故乡故土，就象异乡人，一切都是陌生的。由于长期的军涯生活，初到地方上办事，显得“笨头笨脑”、“笨手笨脚”，很不适应。我刚到武汉市，连路都不会走，尽闹笑话。参军前的老同学、老朋友，多年缺少联系，也不知去向何方。只有个“穷亲戚”（爱人的姐姐家），作为临时“落脚点”。就是这个“穷亲戚”以极大的热情，给我当向导，托熟人，亲戚托亲戚，朋友托朋友，四处求援，多方找关系。但往往不得要领，费了老大的劲，忙乎了好几天，结果还是“没门”。尽管如此，在我人生遭难之时，能够得到这些普通劳动人民的真诚相助，我的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大城市“摸不到门”，我就到红安县城去试试看。在公交汽车上，我看到公路两旁的山头光秃秃的、河塘的水也干涸了。心想：原来的青山绿水，怎么变成“穷山”缺水了。此景此情，不禁使我的心凉了半截。在县城巧遇到曾在十二军一起工作过的老战友，那时他当连长，我是军司令部参谋，我和他是同乡，他几年前从部队转业回红安，分配到县工商管理局工作。我们是老朋友相见，又是“故乡遇故知”，交谈自然融洽。我向他说明我的来意，他如实地对我说：红安县既是全国闻名的将军县，又是很有名的贫困县，现今安置回乡的复员军人，能力很有限，如果我要回到红安来，困难较大，不仅我的工作不好办，全家人的住房、吃饭、子女上学、爱人工作，都存在很多问题。他提醒我还是在外地另谋生路好一些。我从其他渠道进一步证实了这位战友的忠告。
    回故乡安置的路走不通，另想办法。我爱人朱德美所在工厂的周厂长，原来对我有所了解。他听到我回湖北安置工作遇到困难的消息。就主动地对朱德美说：“我们厂非常需要老艾这样的干部，如果他愿意，我就请求上级机关把老艾要过来。”
    我们非常感激这位周厂长的一片好心。本来，复员干部随同爱人单位安置，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利国利民，这次很多复员干部就是随同爱人工作单位，在南京安置下来。开始，我是否在南京安置，有所顾虑：第一，我们身份特殊，恐怕过不了许世友这一关；第二，离开南京远一点更好，免得以后遇到风吹草动，又带来麻烦。没有想到回故乡安置这么困难，如今不得不走这条路。但这条路又能否行得通呢？过了几天，周厂长带着苦笑给我们传来了失望的消息：他给上面的报告被打了回来，上级的批示是：“此人不能留在南京。”
    这条路又行不通了，只好再想别的办法。我爱人老家是江苏宿迁县城。朱德美先请她哥哥帮助联系了一下，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收安置。当朱德美连忙赶到哪里时，宿迁的有关部门却“变脸”了，他们刚接到上级电话指示：“艾汉美不能在宿迁安置。”这一来，我去宿迁的路也被堵死了。
    接连碰鼻，使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我安置的道路上，背后有一只“黑手”在盯着我的行踪，操纵我的去向，我走到哪里，他们就把哪里的路堵死。原来，我对此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事情不会做的那么绝。同我一起“造反”的同志，不少人已在南京安置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行呢？南京军区后勤部的赵玉祥同志，和我都是赴京告状的二十一名代表中的成员。他复员时，后勤部领导给他两条去向：一是回福建老家，二是留在南京（他爱人在南京工作）。老赵很快分配到南京变压器厂。但是，现在事实证明，我的估计失误，别人能走通的路，我就走不通。
    军区政治部复员的同志，行动迅速，先后都已离开部队，各奔前程，家室也纷纷搬出军区大院。唯有我的安置去向，“八”字还没有一撇，很多关心我的同志为我的处境捏了一把汗。军区政治部已经停发我的工资，不只是我没有生活费了，我们全家人面临着“断炊”的危险，为解燃眉之急，我先从后勤部的老赵那里借来人民币400元，熬它一段日子再说。有一天，我在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碰见宣传部的付涛少校，他热情的鼓励我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眼前的这点困难没啥了不起！想想我们在白水桥过的什么日子呀！差点儿连命都没有了，我们还不是挺过来了！要有信心，老天爷总会给我们出路的！”
    
    三十四、损人坑人的“招数”步步紧逼
          处心积虑逼我全家下农村
    
    毛主席说过：“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本来，按照党的政策，我从部队复员，老家无人，我是有好几条出路可走的。可是我却一条路也走不通。九月份宣布我复员，十月份就停发我的工资。没有工资，就等于切断了我的活路，也威胁到我们全家人的活路。这一“招”够“损”的吧！没有想到，更“损”的“招数”还在后头。
    六九年十月下旬，军区政治部的行政部门通知我，要我尽快把家搬出政治部家属大院。我向他们提出：“我的安置去向，尚无着落，我的家又往哪儿搬呢？”
    得到的答复是：“要你们搬走，这是上面的指示，你现在已经不是解放军的成员了，就不应该住在部队营区，不应该再享受军队的待遇。”他们还说：“城市里不能安置，就到农村去嘛！”
    话说到这份上，已经很明白啦！给我下“逐客令”，要我到农村去，要我们全家都搬到农村去。
    面对这些“损人”、“坑人”的“招数”，一步接一步，迫使我和我爱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搬家问题。在许世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的乌云笼罩下，这军区家属大院，肯定不是我们的容身之地，安身之处。再待下去，麻烦会越来越多，迟搬不如早搬。于是，我们改变原来“先安置、后搬家”的计划，打算“先搬家，后安置”。
    第二天，朱德美就去向他们厂的周厂长如实反映情况，请求厂里给我们安排临时居房，帮我们度过难关。周厂长听说我们被“扫地出门”，寻求“避难所”，深表同情，非常爽快地说：“没有问题，这个困难可以帮你们解决一下，把家搬到厂里来”。厂里行政管理部门当即给我们安排一套职工宿舍，并配备相关的桌椅，床铺等家具。给我们的子女就近安排上学。在我们全家遭难之际，得到厂里领导及职工们如此热情、宝贵的紧急援助，真使我们感激不尽。
    说走就走，十一月初，全家人乘坐一辆大卡车，毅然决然离开军区家属大院，把家搬到南京远郊的工厂里安顿下来。
    我们这次搬家，慌忙火急，如同逃难一般。几年来，由于我受到许世友打击迫害，给全家人带来种种磨难，特别是给我爱人朱德美造成很大压力。有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不对！我们在灾难面前，不是“同林鸟”，而是同生共死，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夫妻，是同心同德，共度难关的战友。
    我们突然搬家，子女们的心态一下子转不过弯，又要他（她）们中途转学，影响他（她）们的学业。特别是大女儿的思想工作难得做通，她是南京师范一附中的尖子生，又是班干部，老师和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她也非常舍不得离开学校。她含着眼泪对我说：“爸爸，你们搬走，就让我留在这个学校吧！”
    我深感内疚，连累全家，耽误子女上学，但又非走不可。此时此刻，我和朱德美就用自己“面对困难不低头”的坚强意志影响子女；同时，结合我们自身童年时代的艰苦经历，既激励自己，又教育子女。解放前，我五岁起，跟着父母四处逃乱，逃日本人的乱，逃国民党军队的乱，家里一贫如洗，靠借债度日，又要逃高利贷债主的乱，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根本无钱上学，直到解放后，我靠人民助学金，才有可能读到初中。朱德美老家更穷更苦。她祖父逃饭出身，母亲给地主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由于她家没有一分土地，没有一粒粮食收入，她从很小就跟着母亲四处挖野菜充饥，摘树叶当口粮，凡是能吃的野菜、树叶，她都吃过了，她家常年靠收拾别人土地上剩余的麦子、豆子、红薯、高梁过日子，常常是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一天两天没进一粒粮食，就靠喝凉水充饥，饿得头昏眼花腿发软。她身上的单衣，棉衣全靠救济，补丁摞补丁。她没进过一天正规的校园门，而是靠“扫盲”、“速成识字班”、“工人夜校”，逐步得到一些文化知识。回想我们的童年，真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对照过去，看看眼前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眼前的这点困难，还能难倒我们吗？
    我们离开军区家属大院之后，按照常规，我被复员处理，一切复员手续都已办完，人也走了，家也搬了，可以说，我和南京军区已经“一刀两断”了，互不相干。
    但是，许世友不答应，我们家搬到工厂里之后，他还不放手，不罢休。
    我们刚到厂里不久，军区即派人跟踪而来。一天、两个身穿便服的部队干部乘坐一辆黑色小轿车，找到厂里保卫科。他两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该厂保卫科干事陈福庚、何立两同志很客气地接待他们，问：“你们来我厂有何事？”那两个干部说：“最近，我们军区政治部有个复员干部，叫艾汉美，听说把家搬到你们厂来了” 。
    “是呀！他是我厂朱德美同志的爱人，刚搬过来” 。
    “这不行！他是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一号头头，犯有严重错误。军区领导决定他复员，就是要他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改造。”
    “你们有部队介绍信吗？”
    “没有”。
    “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有正式文件吗？”
    “也没有”。
    厂保卫科的陈、何二同志，感到万分惊讶，仍然耐心地说：“你们既无介绍信，又无正式文件，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的话？”“再说，你们是军区系统，我们是地方工厂，你们也无权干涉我们厂的事呀！”“你们说老艾犯了严重错误，那是部队的事，现在他复员了，成了老百姓，即使他是地、富、反、坏、右，没有判刑，没有坐牢，也要给他出路，他是我们厂的职工家属，在我厂安家，有什么不合适的吗？”
    那两个干部又说：“我们是部队领导派来的，希望你们厂配合一下”，“我们部队领导的意见，你们厂的朱德美也要随同艾汉美一起下农村，他们全家都要下农村”。
    这番话把陈、何两同志说得火筋直冒，大声说：“我们厂的朱德美，老家世代贫农，本人共产党员，表现很好，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竟然要她随同老艾一起下农村，还要他们全家统统下农村，这是哪一家的政策？……”。
    越说越生气，干脆把那两个干部轰走了！南京军区政治部的那两名干部碰了一鼻子灰，还不甘心。过了几天，那两个人又来了，仍然是穿着便服、开着黑色小轿车，似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这一次，厂保卫科的同志，看到他们还是没有带介绍信，感到迷惑不解地说：“你们是堂堂的大军区领导机关，你们所谈的又是关系一家人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那两人吱吱唔唔，不明说。
    “对不起！你们没有介绍信，我们不便接谈”。厂保卫科的同志只好“关门”，免谈。
    这时，朱德美听说许世友又派人来了，立马往厂保卫科赶。边走边喊：“许世友要逼我们全家下农村，我们究竟犯了什么法？”
    军区政治部的那两个干部，听到朱德美的喊话声，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往外走。
    朱德美看到他们两人离开保卫科了，就说：“别走嘛！你们不是要我们下农村吗？那我来与你们当面谈”。
    那两人装聋作哑没听见，一声不吭，一头钻进黑色小轿车，灰溜溜地跑掉了！
    这两个人一次再次的鬼鬼崇崇，偷偷摸摸的行为，使我联想起自决定我复员以来的这段日子里，种种迹象表明，某些人搞的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恶意陷害：
    第一，把“干部复员”的政策当作一把刀，用以“杀害”我们这些反对过许世友的人。许世友、李树和六七年把我们当作“反革命”镇压失败了；六八年把我们定为“乱军分子”又失败了。这一次，借用“干部复员”这把刀，再次把我们作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坏人”加以“杀掉”。他们表面上“冠冕堂皇”，合理合法，暗地里别有用心，秘密布置。他们做贼心虚，见不得阳光，只能鬼鬼崇崇、偷偷摸摸，阳一套、阴一套。
    第二，利用手中特权，破坏党的政策，堵死我的出路。我党我军的一贯传统，对复员、转业的干部是有许多优惠政策的，由组织上专门负责，妥善安排。以我的实际情况而论，完全有条件、有理由在南京，在江苏安置适当的工作。可是，许世友，李树和公然与党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管我安置与否，反而，通过“暗箱操作”，横加罪名，强行堵死我的一处又一处的安置出路。实际上把我当作坏人扫地出门，叫我无处安身，走投无路。
    第三，人为地制造陷阱，妄图把我们全家推入无底深渊。不惜动用违法手段，千方百计地不让我在城市安家，硬要把我和我爱人及全家子女统统赶到农村去。我在农村一无住房，二无土地，三无职业，连我爱人也要失去工作，叫我们全家如何生存呢？许世友、李树和就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就是要使我们全家陷入无底深渊。他们为何对我下如此毒手？由于我是“反许派”的头面人物，只要把我置于死地般的处境，就可以让世人看到“反许派”的悲惨下场，这就是他们的险恶居心。
    
    三十五、“山穷水尽疑无路”
            王浩同志一封信，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我的家暂时有了“避难所”，但是，我的安置出路又在何方？仍然是个未知数，南京、江苏这块宝地，我是无路可走了，只有另到别的地方去找出路。许多关心我的同志和朋友，帮我想办法。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卞庸中，听说我复员安置遇到“麻烦”，既感到气愤，又为我担心，他就主动地写信给他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绍兴军分区，帮我联系“去向”。因人事关系发生变化，没有联系上。
    由于我的安置迟迟没有着落，面临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尽管地域辽阔，却找不到我的立足安身之地。我这个参军近二十年的解放军干部，转眼之间，变成了中国七十年代的“下岗老兵”、“失业军人”、“无业游民”。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里，安排人员，分配工作，都是由单位介绍，组织分配的，是没有私人活动空间的，如果仅凭个人去闯、去碰，那个难度就好比古时代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真是叫人望而生畏。我没有工作单位，就没法上“户口”；没有“户口”，就不供应“粮、棉、油”，不供应副食品及生活用品。这样，不只是我一个人难以生活下去，而且直接威胁到全家人的生存。原来，全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是靠我的工资收入负担，现在只有我爱人的微薄收入（每月工资三十多元），那怎么承受得了？即使给我补助了一笔复员安置费四千元，如果坐吃山空，那也无济于事。
    正当我一筹莫展，面临“山穷水尽”之际，一个意外的转机来到了。
    一天，我在南京山西路口，迎面碰见了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一位科长，名叫王浩，他一见到我，十分热情地问我：“老艾，听说你复员啦，安置在哪儿？”
    我回答：“谢谢您的关心，还没有找到安置的地方哩！”
    “你是湖北人吧！不能在武汉找个合适的工作吗？”
    “我当然希望安置在武汉，我也去了武汉，可是我在哪里没有熟人，没有门路，进不去呀！”
    他接着对我说：“你别着急，我来帮你找个关系，或许有点帮助。”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
    他说：现在武汉市的一把手，市革委会主任叫方铭，是空降十五军军长，他和方军长曾在二十军一起工作多年，相互很熟，他同方铭同志的爱人还是同乡。王浩同志提出：他直接给方铭军长的爱人写一封信，交给我带到武汉去找她，请她帮帮忙。
    第二天，王浩同志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并鼓励我说：“天底下的路宽得很，我不相信许世友就能一手遮天！他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武汉去！”
    我接过王浩同志写的信，连声说：“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当时，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真的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带着王浩同志写的信，兴致勃勃地赶到武汉，当天下午，顺利地见到了方铭军长的爱人，把王浩同志写的信交给她。她看过信后说：“我们和王浩同志是老朋友，信中所说的事，我会尽力帮忙”。我又把自己的一份“干部履历表”交给她，让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我从十七岁入伍，十九岁入党，三年军校生活，十年作训参谋，六年新闻干事，多次立功受奖，没有受过任何处分，我的历史，家属及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污点。
    后来我了解到，方铭同志的爱人是在武汉市革委会政工组工作。她利用一次会议机会，找到武汉市“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负责人，把我的基本情况一起研究后，达成一致共识，同意我在武汉安置工作。一九六九年元旦之前，我被分配到武汉市的一座大型化工厂。元旦一过，我到厂里报到，厂里领导一看，我是从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复员到地方上来的，非常高兴，当即决定我被分配在厂宣传科，专门负责宣传报道工作。本来，我按“复员”身份，是要去车间当工人，但厂里硬要我“以工代干”。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厂里还答应：连我爱人及全家子女，一齐从南京迁到武汉来，分配居房，安排爱人工作，子女就近上学。
    此次我到武汉，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几个月来，我的复员安置之路，何等艰难曲折，有时波涛起伏，有时恶浪翻滚，终于赢来了“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局面，悬在我心上、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
    我带着喜讯，返回南京，全家人欢天喜地，特别是孩子们兴奋地跳啊！叫啊！
    “我们要回湖北老家了！”
    “我们要回武汉了！”
    我爱人厂里的领导及职工们听到这个消息，也纷纷表示祝贺，为我们高兴。
    “饮水思源”。面对这一喜讯，我们全家人不能不想到王浩同志的信。在我们全家被许世友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刻，得到王浩同志这封信，该是何等及时！何等珍贵！
    不妨回想一下，如果那时没有王浩同志这封信，我又能往哪儿去呢？很有可能再过一年半载，我还在黑暗中四处奔波，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流浪汉；那么，我的处境，我们全家的命运，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终生不会忘记王浩同志这封信的价值和份量。
    这封信是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露雨！”
    这封信是我们在危难关头的救命信！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人也不能不联想起许世友、李树和，几个月来是如何费尽苦心，不遗余力地断我出路，断我活路的所作所为，该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恨！
    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和我爱人专程前往军区政治部家属大院，同老朋友道别。又碰见了宣传部的付涛及政治部的许多同志，他们十分惊喜，担心地问我：“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你怎么样啦？”有的同志好奇地说：“某领导在大会上宣布，艾汉美四处碰壁，走途无路了，反许世友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造谣可耻”！我哈哈一笑，“大家看，我这不是活得好好地吗？有的人确实是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恨不得把我们全家斩尽杀绝，这是痴心妄想”。我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武汉安置的情况，同志们听了非常高兴。有的连声说：“好！好！！好！！！”“这正是得道多助”！“好人总会有好报！”
    一九七0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启程前往武汉，全家人精神饱满，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终于跨越了许世友设置的障碍和陷阱，昂首挺胸，轻松自在地奔赴新的岗位，走向新的生活。
    
    三十六、复员回到故乡，一切从零开始
            “雄关漫道从头越”
    
    经过三天两夜轮船航行，一九七0年三月三日，我们顺利回到湖北故乡，抵达武汉。在亲戚家停留一天，三月五日，奔向我工作的新单位——葛店化工厂。该厂位于武汉郊区，长江之滨，是中南地区的最大化工企业。全厂数千职工，设有医院、学校、商业区、社区管理机构，配套设施齐全，号称化工城。
    我们初来乍到，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
    我们到厂里后，负责后勤工作的副厂长才某和行政科长马上给我安排一套居房，这房子是为解决职工居房困难而新建的一排宿舍，厂里优待复员军人，我家是最先进住的第一家，位置由我们自选。我们老小三代人、房子不够住。看到这房子内空较高，才副厂长当即拍板给我们搭暗楼。行政科长亲自用板车给我们送来搭暗楼的废旧钢管和木板材料。工人师傅还专门制作了上下楼的轻便梯子。孩子们高兴地说：“我们家住上了两层楼的房子啦！”事后我才了解，这是厂里特意照顾从外地回乡的复员军人，给予我们特殊优待。
    我们刚到厂时，许多生活用品一时没有备齐，吃饭的锅、碗、勺、盆都不够用，缺这样，少那样。住在我们附近的工人和家属，尽管我们之间互不相识，也不知道姓什名谁，但他们把我们当成一家人一样，主动地把我们所需要的物品送上门来。一位人称“刘嫂子”的中年女工，待人热心，助人为乐，她把自己家的锅、盆等厨房器具及吃饭的碗，筷等用品，装了一大篮子，送到我们手上，笑呵呵地说：“这些都是干净的，你们用吧！”这样，我们处处受到照顾，事事有人帮助，真使我们深深感到：“故乡人，格外亲”，浑身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我在军营内待了近二十年，现在转到地方工厂来，几乎是两世界“两重天”。在这之前，我对工厂一无所知。原来所学的，干的，熟悉的东西，现在都用不上了。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新的生活，一切都得从头学起，从头干起，从头熟悉。开始，我对厂里的化工产品专业名词，什么“五硫化二磷”、“五氯氛钠”，什么“烧碱”、“电石”……，好像听“天书”一样，听不懂，记不住。通过跟着车间干部和工人师傅，一道参加劳动，拜师学艺，逐步有所了解。整个厂区，布满了各种不同型号的管道，像蜘蛛网似的伸向四面八方，伸向各个车间、班组；多品种，多层次的生产结构，工艺流程，环环紧扣，井井有条；严密而有效地生产指挥系统，经营供销网络，如此等等，真叫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迫使我不得不如饥似渴地多学多问，力求尽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企业职工。
    我进厂不久，深深感到这个厂人力资源十分丰富。五十年代建厂以来，前几任厂领导，都是几位抗日的或南下的老同志，既有资历，又有才学，留下了许多好传统，好作风。文化大革命中，进厂“支左”的军代表是武汉空军政治部宣传部派来的科长和干事，富有解放军的许多优秀品质。当年我在部队和他们是“同行”，如今我虽是一名工人，但与他们相处得很融洽，相互理解和支持。近年来，从清华大学等院校毕业进厂的大学生，加上从部队复员的排、连干部，先后来了好几批，共有几十人，成为厂里的重要技术骨干和优秀人才。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常委的吴官正，比我早一年进厂，工作很出色，很快被选入厂领导班子。这期间，还有一大批“老三届”下放农村而被抽调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是给厂里及时输送的新鲜血液。上述情况表明，这个厂成了广集人才的“聚宝盆”，其中不少人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使我受益匪浅。
    一九七0年，是我离开南京军区，复员回到湖北故乡，投身工厂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在闯过前几年的大风大浪，历尽许世友的欺压磨难之后，过得比较平静而轻松的一年。这一年，我的身心获得完全解脱，我们全家人都是一样，就好像是从国民党的统治区进入共产党的解放区。尽管物质条件比在部队差多了，日子过的清苦一些。收入减少一大半，我是三级工每月工资43.8元，我和爱人两人每月工资总共七十多元，平均每人每月生活开支只有八元多，只能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但我们现在身上没有背“黑锅”，头上没有“政治帽子”，思想上如释重负，过得非常舒坦，生活上紧紧巴巴，工作上紧紧张张，去掉了压抑感，换来了安全感。我们和许世友之间彻底地“一刀两断”，他当他的大军区司令，我当我的平民小百姓，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谁也不犯谁。有了这种心态，我们在工作上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甩开膀子干。
    一九七0 年，是我人生道路上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我从一名解放军干部，变成一名普通工人。一年来，我边学边干，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同时，把我在部队掌握的知识和本领，用到我所担负的宣传报导任务中，深入生产一线，贴近群众生活，下大力气搞好调查研究，不计得失，日夜加班加点，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成绩。这一年，葛店化工厂由于全厂职工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扭转“十年亏损”，实现“一年巨变”。这中间，我也付出了微薄之力，厂内厂外的宣传报道工作十分活跃。一时间《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及电台，连续不断地宣传葛店化工厂的事迹，乃至《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也多次来厂采访报道。这样一来。该厂名声大振，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赫赫有名的先进企业。这一年，我把自己命运的转变，同工厂面貌的巨变，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深感欣慰，深受教育和鼓舞。
    
    第五章      众人援助  一路平安
    三十七、亡我之心不死，许世友故伎重演
            众人鼎力援助，使我免遭一难
    
    我复员到葛店化工厂，一年来，同工厂融为一体，与工人们打成一片，总算迈开了“雄关漫道从头越”的第一步，自我感觉良好，可喜可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原以为，我们复员后，远离南京军区，远离许世友，即可相安无事了。那晓得，我又犯了幼稚病，太单纯、太天真了。许世友没有把我们置于死地，没有把我们斩草除根，没有把我们从地球上铲除掉，他就时时刻刻不放心，不安心，不死心，不放手，不罢休！
    一九七一年初，葛化厂的党委副书记张琦同志对我说：“我们党委研究了一下，认为你复员到厂里，表现不错，工作很有成绩，打算让你挑起更重的担子，希望你继续努力，干的更好。”正当组织上准备重用我的时候，突然间，李树和按照许世友的指意，派人来了，又要对我下毒手啦！
    一天，南京军区政治部两名军官：一名科长，一名干事，来到武汉化工局，找到该局下属的葛店化工厂党委书记张瑛及保卫科干部。他们取出专案袋子的“绝密材料”——“5.16”分子艾汉美的严重问题，以极其神秘的口气，向葛化领导人大谈一通“艾汉美在南京的罪行”。而后，以“上级”的口吻要求：武汉化工局及其葛化工厂的领导，要立即对艾汉美采取断然措施，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实行“隔离审查”。
    他们如此没头没脑、断章取义的介绍情况，使化工局和葛化厂的领导根本听不明白，当场提出种种质疑。
    “根据介绍，艾汉美的问题主要在文革初期，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他复员时档案里只字未提，现在又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们所说的，南京军区内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们搞不清楚；这些情况同‘5.16’问题又是什么关系？”这言下之意，就是怀疑：“反对许世友，就是‘5.16’分子吗？”
    对这些问题，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吱吱唔唔，含糊其词，不作正面答复。
    接着，葛化党委书记张瑛说：“本着对人的处理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我们认为，艾汉美同志复员到地方上，表现很好，现在是我厂政工部门的重要骨干，在问题没有搞清楚，没有作出结论之前，我们不能对他贸然举办‘五不准’学习班，更不能采取‘隔离审查’的措施。”
    南京军区的两位军官，听了这番表态后，大为不满。他们没料到，葛化厂领导人竟敢对南京军区这样的大机关不买帐。于是，他们就合盘托出“许世友”这张“王牌”，说“我们所表达的意见，实际上是我们许司令的意见，艾汉美的问题，是许司令亲自拍板决定的”。
    他两原以为，只要抬出“许世友”来，谁敢不屈服？那晓得，张瑛同志回答是：“不管是哪个领导人的意见，都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军内的事情军区内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由地方上负责”。
    南京军区的那两位军官，只好“扫兴而归”，葛化党委书记张瑛的态度，得到党委副书记张琦及党委成员吴官正等同志的一致支持，没有按照许世友的指意去办。在这之后，南京又给葛化寄来了一批又一批所谓群众揭发的“艾汉美‘5.16’材料”。葛化领导仍然坚持不办学习班，听候南京的审查结果。当然，本来打算重用我的计划也只能“暂停”了。
    当时，我对南京怎么抓“5. 16”的情况不得而知。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深感震惊。万万没有想到，在我“解甲归田”，远离南京之后，许世友又给我戴上“5.16”的大帽子，使我刚刚获得的平静生活，又受到强烈的震荡。
    许世友究竟凭什么把我定为“5.16”分子呢？一九七0年，毛主席亲自批示，党中央正式下达文件，全国清查“5.16”反革命集团。历史证明，这次清查被林彪、江青一伙利用，阴谋陷害周总理，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大灾难。这期间，许世友也同样是借用这次清查，在南京，在江苏制造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劫难。他说：“清查‘5.16’，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放手大胆地干。”实际上，他是故伎重演，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借用中央文件的名义，推行他个人的一套“私货”。他所清查的“5.16”分子，就是他六七年要抓的反革命，六八年要抓的“乱军分子”。不幸中的万幸，这一次许世友对我的清查，指挥不灵。我在葛化党委领导人张瑛，张琦及吴官正等同志的鼎力援助和保护下，免遭“隔离审查”的劫难。当年同我一起“反许”的几位战友，如：南京的赵玉祥同志，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等同志，由于处于许世友的权力控制下，一个个在劫难逃。如果，我在南京或在江苏，至少要蹲三年大牢。
    回想起来，我这几年在同许世友的斗争中，在一次又一次危难关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四面八方的许许多多的好心人，热心人的关怀，保护，支持和帮助。正是由于这些帮助，我和我们全家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困境，度过难关，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些帮助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就是我们的“上帝”。对此，我和我们全家人，从内心深处万分感激，衷心祝愿这些好人，一生平安。
    
    
    三十八、赤膊上阵，狠狠地抽史景班一耳光
            充分暴露了许世友的真面目
    
    一九七一年，南京的清查“5.16”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军区政治部一直是许世友亲自抓的“重灾区”。“擒贼先擒王”。许世友一向认定，军区政治部“倒许乱军”的黑后台是史景班；那么，“5.16”分子的头，自然也是史景班。
    谈起史景班，真是不知何故，与许世友结下了不解之冤，史景班从十二军到南京军区，都是我的老领导。他是五十年代调到十二军当副政委、大校，不久便升任军政委、少将，是当时比较年轻能干的军政委（不到40岁），与李德生军长共事多年。我是十二军司令部作训参谋，他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多。六四年以后，他调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之职，我被调到军区政治部当新闻干事。我们之间的交往更多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许世友同史景班和我本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个人恩怨之争。
    文革中的史景班。他是最先受到造反派冲击的领导人之一。六七年初，军区政治部的那次批判大会上，史景班和王必成，鲍先志，王六生等领导人一起挨批挨斗。一起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强行下跪。六七年“二月抓人”事件，他没有参予，也不赞成许世友镇压群众的行为。六七年下半年，他与王必成，鲍先志等人的态度一样，对受压群众的平反要求表示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这一点，得罪了许世友，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头号大敌。一九六八年挨批挨斗了一整年。没有任何结果，被挂了起来。
    清查“5.16”开始后，许世友认为：这是定史景班死罪的最好机会，只要攻下史景班这个堡垒，整个政治部的“5.16”问题便可以顺藤摸瓜、迎刃而解了。由于求胜心切，许世友决定短兵相接，亲自审问史景班。
    这天，由李树和陪同，许世友与史景班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交锋：
    “史景班！你跟‘5.16’组织是什么关系？”许世友开门见山、单刀直通要害。
    史景班毫无思想准备，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发问搞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慢条斯理地说：“我不明白许司令这话的意思”。
    许世友的火爆脾气，一听史景班这吱吱唔唔的答话，很不耐烦了。
    “你别装算！‘5.16’是什么货色，你不清楚吗？军区政治部那些跳得高的家伙，不是‘5.16’吗？你跟他们没有联系？现在我不讲明，让你自己坦白交代，早交代早主动。”
    许世友这番话，史景班听明白了，回答说：“我与军区政治部造反的那些人，是工作上的关系，他们中间有没有‘5.16’，我不知道。”
    接着，许世友问道：“批资总部的头头，上北京告状的那些人，他们参加‘5.16’的活动，你能不知道吗？”
    “我确实不知道。”
    “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许世友听史景班的这种口气，简直五脏六腑都要气炸了！他急不可待，感到史景班在同他“软磨”。“这不是办法”，他决定改变审问方式，上前两步，直逼史景班跟前，把桌子一拍，大吼一声：“史景班！你什么都不知道，别人已经供出了你的‘5.16’罪行，现在给你坦白机会，你还嘴硬，我看你是死到临头，还不认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实事求是嘛！我与‘5.16’毫无关系。”史景班坚定自信，理直气壮地同许世友顶了几句。
    “这还了得！”许世友心想：“史景班讲话竟敢这样放肆！”顿时，多年来憋在肚子里的仇恨、痛恨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怒火冲天，怒不可遏，当即拿出他的“少林武功”，说时迟，那时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地一声！狠狠地朝史景班的脸上，抽了一耳光！
    这“啪”的一声，立马惊动了许世友身边的工作人员，赶快从后屋跑来一看，只见审问室的三个人，谁也没吭声。许世友两眼直挺挺地瞪着史景班，心里感到舒坦多了，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我打了你，你又能怎么样？”这时史景班脸部被打得通红，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但他显得很有修养，没有惊慌，没有失态，仍然平稳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样沉默了好几分钟。还是李树和把眼镜捡起来，交给史景班。那些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场面，没有发生意外，才松了口气。他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史景班当场不服，提出抗议，那许世友怎么办？很有可能马上掏出他的左轮手枪，当场把史景班“崩”了，岂不是要爆发一场血案吗？
    人们难以相信，当今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号称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队伍中，居然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堂堂的大军区司令许世友，竟然动手打大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史景班！这样的怪事，真可谓是天下奇闻！
    许世友的这一耳光，给我们，给当代人，给后代人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令人深思的一课！
    这一耳光，表明许世友急于把史景班打成“5.16”分子，完全不讲党性，不讲政策，不讲纪律，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赤膊上阵，凶相毕露，何等愚蠢！何等疯狂！
    这一耳光，给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又增添了一项新的“传奇纪录”。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绝”！
    一九七四年，史景班摆脱了南京的磨难岁月，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被中央任命为昆明军区副政委，宣告许世友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十九、许世友制造那么多冤假错案
            人民永远不会原谅
    
    南京的清查“5.16”运动，从一九七0年四月起，在许世友一手指挥下，历时三年多，对广大无辜的干部、群众，比六七年二、三月间实行更大规模的大抓捕、大镇压，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制造的冤假错案之多，堪称史无前例。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毛主席的这一重大决策，深深触动了许世友的神经，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南京，不得不离开他经营多年的“许家天下”。
    许世友一拍屁股走了，可是他留下来的烂摊子，谁来收拾。究竟清查出多少“5.16”？列举下面几个数据看看。
    1971年，许世友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功：已经挖出5.16”分子1190人，还有嫌疑对象2000人。
    被许世友委任为“前线总指挥”的吴大胜上报数字是：隔离审查一万多人，全省清查出“5.16”分子二、三万人。
    当许世友调走后，江苏省委的正式调查结果：三年多清查，江苏省共有十三万多人被打成“5.16“分子，死亡两千多人，伤残人数更多。
    据江苏省委调查，南京军区被打成“5.16”的军级以上干部达84人之多，仅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人。至于整个南京军区有多少“5.16”，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南京的“5.16”问题堆集如山。我们这些身居外地被许世友诬陷为“5.16”的人员，更是无人问津。一九七四年春节后，我同复员到湖南的洪期钩，南京的赵玉祥，浙江的陈时秋、高丕忠、陈永安等同志通过书信约定到南京讨个说法。当年五月中旬，我们从各地汇集南京。此时的南京军区领导已经大换班了。
    我们的冤假错案谁来了断？许世友的大红人——李树和已经变成了“缩头乌龟”，再也不露面了。派了两个小干事对付我们。我们提出：“军区清查我们的‘5.16’问题，已有好几年啦，总该有个结果吧！”
    “究竟有什么事实证据，说我们是‘5.16’呢？”
    “军区不是早就要对我们隔离审查，现在我们送上门来，要抓要杀请便吧！”
    那两个小干事“无可奉告”，只能是“向上汇报”。
    “磨”了几天，终究给了一个“巧妙”的答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艾汉美的‘5.16’问题予以排除，有关‘5.16’的材料由各单位自行销毁”。洪期钩等同志也得到同样口径的答复。
    当初，许世友下令，清查我们的“5.16”，是那么声势浩大，气壮如牛，把我们描绘成“有根有据、活神活现的‘5.16’分子”；如今，就用这几十个字的“遮羞布”，偷偷摸摸地交差了事，把他们疯狂整人、害人，诬陷人的罪恶行径“一风吹”了。
    我和军区后勤部的赵玉祥同志，同是赴京告状的成员，同是许世友清查“5.16”的重点对象，由于我复员回湖北，他复员在南京，结果我两人在清查中的命运就有很大不同。这次我重返南京之后，我才了解到老赵这几年的悲惨遭遇，真是骇人听闻。一九七0年十二月五日深夜，老赵在家中被当地派出所秘密逮捕，直接投入南京市娃娃桥监狱。此时，对他没有宣布任何罪名，也没有经历任何法律程序。老赵和五花八门的刑事罪犯关在一起，经受了数不尽、说不完的苦难、折磨和摧残，直到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被“无罪释放”。这样无端地蹲了三年大牢之后，由南京市委出面，下达了一份掩耳盗铃的“平反通知书”，说是“南京军管会，错误地把赵玉祥当作“5.16”进行拘留审查。这纯属一派谎言，明明是把老赵当作“百分之百地反革命”，经历三年“百分之百地罪犯生活”，应该说是“百分之百地冤假错案”。
    这次，我们汇集南京的同志，都是当年造反的主要头头；如今，我们又来南京造许世友的反了！虽然他已被调离南京，可是他在南京一次再次地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不得不一次再一次地造他的反！我们这次来南京的同志又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许家天下，究竟是谁家天下”？我们每个人在大字报上写上自己的真姓大名：高丕忠、陈时秋、陈荣安、赵玉祥、洪期钧、艾汉美。这张大字报贴在南京军区大院靠近正门不远的院墙上，非常引人注目。这张大字报向世人表明：许世友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
    我们此次南京之行，多亏老赵及其全家人的接待和帮助。我和洪期钧同志先到南京几天，吃喝住宿全在老赵家里。其他外地的和本地的各位战友来来往往，也都是由老赵负责联络和接待。那段时间，老赵家里成了我们这些患难战友的“联络站”和“接待站”。此时老赵刚从娃娃桥监狱出来不久，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他们全家老小住的两间小房子，还要接待我们这么多人。这付重担，可把老赵的爱人——老郭同志忙得团团转，实在太辛苦了。我至今难忘的是，当时南京正值新鲜鲥鱼上市，老郭就尽可能购买这种鱼，或蒸或烧，味道十分鲜美，让我们吃起来又香又甜。不管多忙多累，老郭总是一脸微笑，一声不响，任劳任怨，我们众口同声，非常感谢善良、贤慧、勤劳的老郭同志。
    我回武汉后，常常向我爱人朱德美介绍老郭给我们做鲥鱼吃的情景。让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一次我们与老郭的离别，竟成了我们之间的永别。老郭于二十世纪90年代初，过早地离开人世了！老郭过早去逝，不能不引起我的联想和沉思！不能不引起我的悲痛和愤怒。我想到，在老赵三年坐牢的岁月里，老郭过的是什么日子！她要承担多么巨大的压力！要承受常人难以想像的痛苦。那么，她的身心健康不能不受到致命的伤害和摧残。从老赵的一家遭遇，我又联想到在许世友称王称霸的年代里，在他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中，该有多少家庭、多少亲人遭到同样悲惨的命运！那时候，一人受压，全家遭殃！一人被打成反革命，全家就跟着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我们被大会批，小会斗，妻子就陪着挨批挨斗，全家人就跟着受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欺凌、侮辱、冷嘲热讽、偏见、歧视，什么升学、参军、谈朋友，找工作等等，无不受到“株连”。每当我想起这些伤心事，内心隐隐作痛，深深感到愧疚自责，“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女”！我们的家庭，家家都有一本灾难史；我们的亲人，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
    这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许世友一手造成的。这笔账也一定要清算！话不说不明，账不算不清。否则，人心不服，历史不清。我们就是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和公正。
    
    第六章  十年风雨   万千感慨
    四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抗争
    
    南京军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出特点，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对许世友一次又一次地压制和迫害，展开了不屈不挠地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这是一场激烈地短兵相接，反复多次地生死大搏斗。
    许世友从始至终，把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压反革命”、“反击右派”那样的政治运动。在许世友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天下，在南京军区范围内，就是他许世友的天下，他就是“许家天下”的“黄帝老子”，唯我独尊，至高无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自始至终总是把那些给他写过大字报的人，反对过他的人当作“坏人捣乱”，当作“右派翻天”，当作“反革命暴乱”。肆意动用部队、动用真枪真刀，采取专政手段，把那些人统统抓起来，大批大批的抓人，成千上万的抓人。凡是能够用上的种种罪名，统统套在那些人头上，施行“坐牢”、“判刑”、“劳改”、“开除”、“清洗、滚蛋”、“扫地出门”，株连家庭亲友，制造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在南京军区历史上，造成空前规模的大劫难、大灾难，致使整个南京军区不计其数的干部、群众蒙受深重的冤屈、痛苦和伤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许世友既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加上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多项头衔，党政军大权，一人独揽。他疯狂推行“多中心论”，公然标榜“以我为中心”，以“拥许”、“反许”划分敌我，判断是非，凡是拥护许世友的人，就是革命派，就是大左派；凡是反对许世友的人，就是反革命，就是大坏蛋。
    在当年的“许家天下”，许世友的指示，就是“最高指示”；许世友的话，就是“王法”，就是“圣旨”。他一再扬言：谁要造他的反，他就把谁抓起来，就专谁的政。我们新闻科的摄影记者陈时秋同志，是一位十三岁起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的红小鬼。从一九六四年起，成为许世友的随身摄影记者。陈时秋以其优秀的思想品质和出色的工作表现，获得许世友的高度信任和欣赏。陈时秋偏胖，许世友喜欢称他“胖子”。那几年，陈时秋成了许世友走到哪、带到哪，形影不离的随员。文化大革命中，陈时秋出于爱护领导的良好愿望，给许世友写了一张希望许司令保持优良作风的大字报。李树和把这张大字报汇报给许世友，他勃然大怒，不问长短，不分青红皂白，冲口而出：“胖子造我的反，我就专他的政”。许世友“金口”一开，陈时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5.16’分子”，被开除党籍，先在南京的白水桥被“行政看管”五十多天，后又在浙江蹲大牢三年多。
    南京军区文革期间，不只是广大的基层干部、群众，遭到许世友肆无忌惮的压制迫害，还有众多的高级干部，也是一样在劫难逃。某省军区少将司令员，是一位老红军，许世友仅凭着道听途说，无证无据的“揭发”，亲自出马，多次审问逼供，硬要这位少将承认自己是“‘5.16’分子”。该少将坚强不屈、拒不就范。许世友理屈词穷，气急败坏，大骂一声：“给我滚！滚！”就是这么一个“滚”字，使这位少将回到原单位，大会批，小会斗，被整得死去活来。有人向许世友反映：“这位老红军，从小参加革命，久经考验，一向忠于党，忠于人民，怎么可能是‘5.16分子’呢”？许世友一听，马上改口说：“那好吧！不是就不是”。由于许世友“开恩”，这位少将的命运才算出现了转机。请看：许世友的话多“神”！他一字可以送“死”，一字可以送“生”，他岂不是成了当今的“皇上”吗？
    当年，面对许世友的横行霸道，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们，尽管深受其害，饱受苦难，但我们没有吓倒，没有畏惧，没有屈服，而是凭着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凭着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挺身而出，奋起抗争。在南京贴许世友的大字报，在抗州造许世友的反，到北京告许世友的状。明知征途有风险，迎着风险勇向前，不顾个人安危，不惜身家性命，与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作坚决斗争。为保护自身的生存而斗争，为履行党章、宪法赋予我们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为伸张正义、维护真理而斗争。
    我们这些无权无势、赤手空拳的无名小卒，在许世友的强权势力面前，是微不足道的弱势群体。用许世友的话来说：是一群只需他“一脚就能踢死”的“乌龟王八蛋”，哪能经得起他的“少林武功”、“用脚一踢”呢？但是，我们反压制、反迫害的抗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鼎力相助。我亲身经历就有着特别深切的体会。我每当危难关头，或在关键时刻，总是有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总有许许多多地好心人，和我心连心，手挽手地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并肩战斗。
    六八年，在白水桥“围剿批资总部”的学习班里，我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之际，与我素不相识的范传典同志，本来是“奉命”负责“监视”我的动向，他却反而“倒向”我这一边，冒着“投敌”的风险，变成我的“内线”，充当我的“秘密情报员”，给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帮助。
    六九年，当我被复员“扫地出门”，四处安置无门，又被逼着我们全家下农村，面临奔波流浪之时，幸好军区政治部的卞庸中秘书长、文化部的王浩科长、还有我爱人所在工厂的周厂长等人，他们与我非亲非故，既不是领导，又不是同事；就是靠他们对受压群众的同情与仗义、对许世友蓄意整人害人的不满和愤慨，及时给我提供了“避难所”，给我“救命信”，帮我闯过难关，使我全家顺利走向新生活。
    我复员到武汉之后，又被许世友诬陷为“5.16”反革命，再次面临“铁窗”之灾。又是幸亏我所在的厂方领导张瑛等同志，这些同志对我在南京的情况并不清楚，然而他们靠着共产党员的正气和良知，识破了南京军区某些人的不良用心，毅然顶住南京军区的“命令”，才使得我免遭一难。
    事实充分说明，普天下的人民大众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我们对许世友的抗争，是顺民意、得人心的正义行动。我们赢得人心，“得道多助”。因而我们的抗争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地群体抗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风雨，我们经历了十年抗争。许世友的压制、迫害，使我们经受了痛苦与磨难的煎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这场灾难，使我们受了苦，遭了罪，损失了很多、很多；也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很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增添了更多的智慧和勇敢。这是一部珍贵的“百科全书”，是一笔世代受益的精神财富。当年，许世友一再狂叫：“造反的人，都是坏蛋，都是反革命！”他要“统统杀光！”他恨不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但是，历史的发展同许世友的痴心妄想、诬陷、咒骂，恰恰相反，我们这些人有“上帝”保佑，“苍天”照应，我们并没有被整倒、整死，我们命大、福大、造化大。二00一年以来，我数次去南京、上海、杭州，见到了当年同生死、共患难的许多老战友、老领导；南京的孙海云、赵树湘、季遐年、纪国城、冯玉章、尤亮、夏继诚、孙宅巍、陈培光；上海的赵玉祥、张炳奎、周自求、方源瑾、吴燕京；杭州的陈时秋、高丕忠、施关彬等等。除了因病过逝的洪期钧、陈荣安等同志外，我们相见的这些同志，可以说是南京军区当年造许世友反的主要代表。四十年后，我们亲切相见，欢聚一堂，举杯畅饮，谈笑风生，百感交集，无比兴奋。四十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人变老了，头发变白了，多数人已经是七十多岁了，有些已经八十以上的高龄啦！我们从大难中闯过来，还能活到今天，而且活的很硬朗，一个个容光焕发，心情舒畅，堂堂正正，健健康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贺的胜利！我们这些人中间，还没有出现一个像许世友所宣判的那种“坏蛋”、“反革命”。历史是一面镜子。四十年的历史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同志不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不愧是人民解放军的好战士！
    
    
    四十一、究竟谁是南京军区“乱军”的祸首
    
    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给我们头上捏造了“乱军分子”、“乱军派”的罪名。这一罪名的逻辑是：许世友是南京军区司令员，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对南京军区，就是“乱军”。这一逻辑的荒谬性就在于：它把许世友与南京军区等同起来，把许世友与人民解放军等同起来。
    毛主席、党中央明确指出：所谓“稳军派”、“乱军派”，是许世友“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十年文革中，我们自始至终，非常认真遵照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及有关稳定部队的规定，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从来没有与地方上的造反派搅在一起，没有把军内问题扩散到地方上去；没有冲击过任何军事机关；没有搞过“打、砸、抢”；更没有搞过“武斗”。我们不管是开展“四大”、还是成立“批资总部”，要求军区平反、或者是到北京告状，十分注意把许世友的个人错误同军区党委集体领导严格区别开来，把许世友的错误同军区部队指战员的行动严格区别开来。比如：“二月抓人”事件的错误，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里，由集体领导承担责任。我们认为：许世友是“二月抓人”事件的决策者、应当由他主要负责，其他党委成员只是“参与者”和“执行者”的问题。当年，白水桥“行政看管”的“牢房”里，以及白水桥学习班的“集中营”里，那些看管我们，批斗我们的部队战士，机关干部，尽管给我们造成了冤屈和伤害，但我们在揭批许世友镇压群众错误的过程中，对这些部队战士和机关干部的言行予以保护，不涉及、不抱怨、不责怪、不伤害，我们非常注重维护军区党委领导的权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同许世友的“乱军”谎言对照一下，不是一目了然吗？
    在哪动乱的年代，确有一股“乱军”的思潮。我们南京军区也受到某种影响和冲击。如：有的连队自动搞起“四大”；有的军事院校乱揪乱斗，戴高帽、游大街；我们军区政治部的批判大会，被“三团两队”的造反派冲垮了，还强迫王必成、鲍先志等军区领导人下跪、低头认罪。我们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自身也有经验教训。但是，许世友、李树和等人，不顾基本事实，而是抓住一点、无限夸大，甚至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把“乱军”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这是别有用心的陷害。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高喊别人“乱军”的许世友，实际行动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只是表面上看他的口号喊得如何震天响，关键是要看他的实际行动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是怎么回事。那几年，许世友对他所认定的“乱军分子”、“乱军派”，其中包括众多的高级将领，成千上万的广大干部、群众，施行大抓捕、大镇压、大清洗；对军区司、政、后机关、“三团两队”、部队医院、军事院校，实行“大砍、大杀”，有的被砸烂，有的被撤消。结果，使南京军区的部队素质遭到严重损失，部队战斗力大为削弱。由此来看，不管许世友如何打着反对别人“乱军”的旗号，其实真正“乱军”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他自己。
    我说许世友“乱军”，决非危言耸听，而是有大量事实为证。就以他疯狂砸烂军区政治部的事例来说吧！
    正当文化大革命高潮之时，林彪、江青在北京一再叫嚣：“总政是闫王殿”、“要砸烂总政”。此时许世友在南京公然叫嚷：“军区政治部烂掉了，瘫痪了”、“要取消军区政治部”、“用司令部接管政治部”。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间，许世友在大会、小会上，喋喋不休地咒骂、诬蔑军区政治部：“哪些跳得高、闹得凶的人，是一群乌龟王八蛋，是要变天，是坏人，统统抓起来！”“哪些人想在文革中捞乌纱帽，我叫他们戴草帽”（滚蛋到农村去），“我要他们什么也捞不到，捞到的是臭狗屎，洗都洗不掉！”
    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舆论上把军区政治部搞倒搞臭，许世友以“南京军区党委”的名义，向所属部队散发决议、指示、通报；他又指派军训部长蒋科等人，大量炮制公告，揭发信，声讨书，一齐向军区政治部“开火”，口诛笔伐，“狂轰乱炸”。他还通过召开“活学活用”的“积代会”，报告会，以及对史景班、杜方平的批斗会，把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魔鬼化”，大肆诬陷我们是“乱军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一时间，使军区政治部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为群起而攻之的目标。不明真相的军区广大部队指战员，自以为是热烈响应军区党委号召，一哄而起，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师以上单位纷纷发电文，写书信，演变成一场围攻军区政治部的闹剧。
    许世友声称：“军区政治部是重灾区”，是他重中之重的打击目标。他亲自指挥，并由李树和组成“专政班子”，负责对军区政治部的“围剿”，“全歼”之战。“二月抓人”的第一枪，就是把政治部的“方、洪、高、艾”四人抓起来，作为镇压群众的突破口；而后，又把政治部的“孙、杨、方、洪”四人判罪，坐牢，作为“压轴戏”收场。那几年间，我们先后两次被关押在白水桥（近一年时间）、三次被打成“反革命”（一次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次乱军分子、一次“5.16”分子），两次去北京（近十个月）、两次“翻烧饼”、两次“大清洗”（一次下放浙江一年、一次复员回乡）、加上清查“5.16”三年多，有些同志还在大牢里蹲了三年多。我们被许世友整来整去，反反复复，不少人被整得致伤致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简直没有一处安身之地，没有一刻安宁之日。
    南京军区政治部，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政治领导机关，决非许家天下的私有财产。我们军区政治部的数百名干部，是从军区几十万部队中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经过长期培养和考验，确有不少精英人才，无疑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可是，霸王成性的许世友，却把我们当成他的家奴一般，任意宰割，打击迫害。他给我们每个干部头上，几乎都戴上一顶黑帽子：政治部付主任（史景班）是 “黑后台”、秘书长、部长、科长是“黑干将”、“黑高参”；造反派头头是“黑头头”、“黑骨干”；其他干部是“黑爪牙”、“小爬虫”等等。批斗我们的会场上，被点名站立低头认罪的人数，往往是黑压压一大片，就像是一片树林，简直变成了昔日“洪洞县里无好人”。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等部门，“大换血”、“一锅端”、“连根拨”。一个好端端地大军区政治机关，被许世友砸的稀巴烂、百孔千疮，面目全非。
    军区政治部早就是许世友的心头之恨。他说：“军区政治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人又狡又猾”。他往往把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同五七年的“右派分子”联系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最看不上眼的知识分子，却被毛主席所重用。比如：一个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另一个张春桥，居然爬到他头上，当上了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他对这两个知识分子微词颇多、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许世友就把军区政治部造反的知识分子，同陈伯达、张春桥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我们同陈伯达、张春桥，就是“一丘之貉”。因此，许世友对知识分子的“旧恨”加上“新仇”，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的巨大威力，一股脑地在我们头上爆发出来。
    我们知道，许世友的讲话风格：三言两语，没有闲话。然而他在文革中也有反常的表现。一九六八年，他到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给我们训话时，大谈了一番他对军区政治部知识分子的评价。他说：“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多，花花肠子多”，还朗颂了一首描述知识分子特点的打油诗：
    “戴眼镜，夹提包”；
    “能总结，会提高”；
    “论思想，一团糟”；
    “打起仗来往后跑”。
    我听了他的朗颂之后，不禁大吃一惊，心想：“许世友为何还有这种朗颂诗歌的雅兴！”他到军区机关三大部及其他部队视察时，也曾多次高声朗颂这首打油诗。他在这里，把我们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刻意勾划成“戴眼镜，夹提包”的“文人墨客”；十分露骨地影射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伙“阴险狡猾，诡计多端，贪生怕死，叛变投敌”之人。他在这里，既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无知，又表明了对知识分子的丑化、诬蔑，甚至发展到对知识分子的敌视、仇视。
    许世友就在那次白水桥的学习班上，对军区政治部的知识分子训斥一通之后，紧接着就用凶恶的眼神，盯着我们这些造他反的人，咬牙切齿，声色俱历地说：“我的子弹不是吃素的，我早就想开杀戒了！”简直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恨不得当场举起屠刀，朝我们砍过来！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那时候他一再狂叫：“要开杀戒”、“杀几个造反的，不碍事”。他一旦发疯了，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首当其冲的刀下鬼，必定是我们军区政治部的造反派！
    军区政治部被许世友打击迫害最狠最惨的就是史景班主任。许世友为何对史景班那样深仇大恨，把史景班整了那么多年，整得家破人亡，仍不放手，不肯罢休。后来，我从许世友仇视知识分子的态度中察觉到，史景班恰恰是许世友所描绘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戴眼镜，夹皮包的文人”。这样，史景班在许世友的心目中，既是“倒许乱军”的黑后台，又是政治部知识分子的总代表。这一点，史景班本人也是心明眼亮的。一九六七年，史景班同我和陈时秋交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许世友最痛恨的就是知识分子“。因此，许世友砸烂军区政治部首先要“斩首”，对史景班无情打击务必置于死地。
    当年，许世友何止是砸烂军区政治部！同时被他取缔的、解散的、砸得支离破碎的，遍体伤痕的，还有其他军区领导机关、文艺团体、部队医院、军事院校。
    被他整的死去活来的高级将领，又何止是一个史景班！据统计，南京军区被他作为“5.16”分子陷害的军级干部，就有近百人之多！
    许世友口口声声叫喊别人“乱军”。但是，历史事实证明，他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乱军”，还能说是对军队的保护吗？
    
    四十二、许世友的“尚方宝剑”
    
    十年文革中的许世友，敢于那么放肆地上抗中央、下压群众，横扫“左臣右相”，其权势之大，不可一世。原因何在？众所周知，许世友“尚方宝剑”在手——毛主席撑腰。
    有关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故事，过去听到一些传闻，总觉得模模糊糊，懵懵懂懂。直到文革期间，我们在同许世友的抗争中，从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在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亲身经历，耳闻目见，对毛主席与许世友之间的特殊关系，才算有了比较真切、清楚的了解。
    一九六七年，许世友犯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之后，躲到大别山里去了。毛主席要求他检讨错误的同时，亲自出面保他过关，给他提供“下楼”的阶梯。八月间，他老人家用自己的专机，派张春桥到大别山去把许世友接到上海，同他进行长时间个别谈话。九月间，周总理又按照毛主席指意，派飞机把许世友接到北京，并特地安排在中南海里“养病”。接着，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同许世友接见谈话。
    毋庸讳言地说，毛主席对于许世友的关怀备至，一向有着不同寻常的深情，他老人家给予许世友得天独厚的特殊待遇。文革期间能够单独会见毛主席的高级将领，屈指可数；就连中央政治局委员，要见毛主席也不容易。唯有许世友“一枝独秀”，可以单独到中南海去见毛主席，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可以当面聆听毛主席“口喻”，当面领取“尚方宝剑”。许世友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往往充分利用他独有的这一特权，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一九六八年夏天，白水桥政治部学习班的一个下午，李树和临时召开紧急会议，神密兮兮地宣布：“今天，许司令刚从北京回来，一下飞机直奔我们学习班，带来毛主席、林付主席的重要指示”。
    此时的许世友刚当上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在军内军外全面推行“多中心论”，春风得意，趾高气扬。他并没有传达什么“重要指示”，而是着重地介绍了他此次上北京会见毛主席、林付主席的往返细节。他说：“前天我×时×分到达北京，昨天我×时×分到中南海见到毛主席，×时×分离开中南海；接着，我×时×分到林付主席居地；会见后，×时×分从林付主席居地出来”。他还说：当面向毛主席、林付主席汇报了如何解决江苏两派问题，如何办好部队学习班的简要情况。
    “锣鼓听声，听话听音”。许世友这么绘声绘色地介绍会见的细节过程，充斥着许多弦外之音，引起人们种种猜测和联想，必然产生不可小看的社会效果。想想看，当今的中国，能有几个人像许世友这样自由进出会见毛主席、会见林付统帅？这不正是突出表明了许世友的显赫地位吗？
    毛主席对待许世友的一系列“惊人之举”，无疑地成为罩在许世友身上的熠熠闪亮的光环，给他增添了丰厚的政治资本。那时，许世友头脑发热，以毛主席的“爱将”、“忠臣”自居，个人权势欲望膨胀，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不请示，不报告，根本不把军区党委集体领导放在眼里，不顾事实真相如何，一口气把军区的三位老红军、老中将——“王、林、鲍”打倒在地；一下子把近百名军级干部诬陷为“5.16分子”，成千上万的干部、群众，成了他任意宰割的羔羊。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论职务，同许世友是平级。可是实际上，在许世友面前，杜政委处处谨小慎微，就像“小媳妇”似的。有人曾经冒昧地对他说：“杜政委，你和许司令是同级，该说的就说，该拍板的就拍板，不能什么事都要许司令说了算”。可杜平却说：“我是把许司令当作上级看待的，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能直接见到毛主席，我就见不着，我怎么能同他一样呢？”杜平的这番话，也道出了军区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心声。
    毛主席曾经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政治委员不起作用”。事后，杜平公开承认说：“毛主席所批评的这个政治委员就是我”。然而，我倒是为杜平鸣不平。我想，毛主席的批评不够客观，不公平。从职务上看，从理论上讲，政治委员对司令员有着“政治保证”和“政治监督”的双重作用。可是实际上，由于许世友得到毛主席的“宠爱”，给他种种特权，这个因素比职务上的份量，那就重要得多。这样，杜平的话，许世友能“买帐”吗？
    许世友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也有人吹嘘许世友“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的”。现在我还是通过亲身经历的事实，来看看许世友的“忠心”，究竟是怎么回事。
    当年，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都是由毛主席亲自起草、审定、签发的两份重要文件。高喊“忠于毛主席”的许世友是怎么对待这两份文件的。“八条命令”一下达，许世友兴高采烈，视为法宝。他说：“有了尚方宝剑，我就可以大胆抓人了”。他斩头去尾，只抓住“八条命令”的第一条中的半句话：“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而这一条的原文是：“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许世友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这一条歪曲为“造反派就是反革命组织”，“造反者就是反革命分子”。于是他一声令下，把造反的人统统抓起来。如此执行“八条命令”，也能说是“忠于毛主席”吗？
    军委“十条命令”，正好击中了许世友的要害，“不准随便抓人，更不准大批抓人”。这一来，许世友垂头丧气，不理睬，不执行，不认错，不改错。同样是毛主席颁发的两道命令，而许世友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能证明他对毛主席是“忠贞不二”吗？
    还有一份毛主席签发的中央红头文件，就是六八年初中央转发的“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这份文件与许世友，与我们关系更直接，更密切。而许世友对待这份文件的态度，更能说明他对毛主席的所谓“忠心”，究竟是真是假？
    不用多费口舌，明眼人一看就会明白，这份中央红头文件的由来和本意，正是由于许世友犯下了“镇压群众”的严重错误而做检讨。毛主席、周总理下发这份文件，正是为了帮助许世友改正错误，又能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以利于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开展。可是，许世友却与这份文件背道而驰。他根本不承认这份文件，更谈不上执行，而且明目张胆地对着干，反攻倒算。
    中央文件上明明写着：军区领导二月抓人“镇压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许世友却用毛主席给他的“口喻”，来否定毛主席签发的中央文件。他说：“在上海的时候，我问过毛主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毛主席说要，那我抓人就不错了，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抓的那些人不听指挥，我执行纪律有什么错？”他不厌其烦地四处宣讲毛主席给他的这一“口谕”。表面看来，许世友说的，似乎有根有据，理直气壮。毛主席在上海同他的谈话，你能不相信吗？即使有问题，你也无法考证呀！还不是他说了算。但是，仔细一分析，他所津津乐道地“口谕”，肯定有“诈”。难道毛主席对他就只说过这一句话吗？他为什么只要这一句？就算是毛主席说了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话，也不等于许世友就可以随便抓人。“执行纪律”与“随便抓人”，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很显然，许世友的所谓“口谕”，实际上是凭藉他受毛主席“宠爱”的特权，自编自演，自唱自和，自圆其说的骗局。
    在毛主席一度被“神化”的年代里，受到毛主席宠爱的许世友似乎也跟着“神化”了。他自以为，只要把毛主席这张“王牌”一亮出来，就能压倒一切，他怎么说也不错，怎么做都是对的。从他口里出来的“毛主席指示”，既不是中央文件上的，也不是书本上，报纸上的，而是他自己“独创”的，是他“自产自销”的。究竟可信不可信？只有“天知、地知、他知”。许世友曾经口出狂言：“在南京，谁再造反，就把谁抓起来，还要判刑、枪毙！”“我向毛主席报告过，我可以先斩后奏”。可见，许世友的权势之大，真可谓天下无比，举世无双。历史是无情的，假的就是假的。许世友当年披着“神化”的外衣，玩弄的什么毛主席的“口谕”也好，“尚方宝剑”也罢，只不过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的鬼把戏，如今成了天下人的笑柄。
    事实胜于雄辩。不管许世友口头上怎么喊“忠于毛主席”，而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忠于他自己，充分利用毛主席对他的宠爱，千方百计地树立他称王称霸的权势。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许世友一次又一次掀起镇压群众的风暴，毛主席一次又一次保他过关。他的官位越来越高，而他对群众的打击报复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从来不认错，也不做检讨（据说他在毛主席面前做过检讨），总是由别人一次又一次地为他顶罪，多位付司令，付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都成了他的“替罪羊”。这一局面于理不通，于法不容，人心不服，党心不平。为什么会造成这一局面？我思前想后，不能不从毛主席对许世友的态度和政策上找原因。在文化大革命错纵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主席对许世友关爱过度、变成宠爱；保护而缺乏严教，变成迁就、袒护。
    毛主席说过：“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钟馗”。当年，林彪可谓是“借助钟馗”，阴谋篡党夺权的典范；而许世友也不愧是“借助钟馗”、称王称霸的高手。反过来说，毛主席那么宠爱许世友、抬高许世友，难道没有“借助钟馗”“打鬼”的政治含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