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八节 武汉解散“工总”
壹、本节概述
一、湖北造反派批判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二、四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至五日，“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
他们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受到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曾经“保省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
五日，“工人总部”组织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三千余人，“联合会”也密谋用暴力抗争。
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早上一时，周总理接见了“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
总理向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揪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让他留在湖北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捉了一些人，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一面红旗一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捉那么多人？当时北京就没抓，实质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小组长，插手北大，清华，当了北京市的顾问。
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拉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来斗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王任重自吹自擂，一大车，一看，真不象样子。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的名字。我特地看了王任重一眼，他好象满不在乎。下来，我向王任重说：“你要好好帮助一下张体学同志，他太不象话了”。他连忙点头“是呀！是呀！”其实都是他搞的，真是个两面派。
王任重到广州养病，你们把他揪回来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还发脾气。
王任重是12月回武汉的，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斗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嘛。
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是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林杰和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西安代表的讲话
“王任重病的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无政府主义”。 “现在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作得还差一点，那是我们犯罪”。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王任重写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等武汉军区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信
自从去年12月25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
自从1月20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
从去年12月25日到今年2月24日整整五十天，开了我十次斗争大会。
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
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
湖北省委因错误严重要改组是肯定的，但新的省委到底如何组成，望你们注意。现在应当争取迅速地把省一级市一级、地县一级的临时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搞起来，以改变目前的无政府状态，比如对革命和生产都是不利的。我建议由钟汉华同志出面挂帅，吸收原省委和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参加，军队哪些人参加请再道、东山等同志考虑，并由武汉军区党委决定，省委省人委我建议由姜一、杨锐、韩宁夫、王海山、张旺午、阎钧、张超、陈扶生、邓祥、饶兴礼等同志参加。群众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我不了解，可以由孔庆德、张竞等同志分别与各组织协商，哪些革命组织同意参加的要首先吸收，暂时不愿参加的革命组织，留下名额，还要做好工作争取他参加。
我希望湖北军区学习山西的经验，派出一大批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到若干大单位（如武钢、重型、锅炉厂、肉联、一纱国棉、武大、水利水电学院、新华工、华师等）去进行工作，把群众争取过来，使他们拥护武汉部队的严正声明和通告。
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王任重：《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
我以为十七年来，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以外，湖北省委十七年来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认为张体学同志也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王任重给陈再道、韩东山、姜一的信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总、二司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
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
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湖北省委的权力架构事实上已分崩离析。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12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
即《二．八声明》。这个声明主要方面正确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掌权的重要性，以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勾结保守势力和社会上牛鬼蛇神进行反革命夺权的危险情况；另一方面(次要的方面)则由于头脑中“私”字作怪，对夺权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和做法的其它某些革命造反派组织，指责为“托派”、半路出家的投机商”，因此在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引起严重分歧和打内战。导致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内造反派
军区通知造反派到军区礼堂听报告，一个人也不准缺席，不准外出，会场上造反派被保守派包围，台上架有机关枪，一个连的战士负责警卫戒备森严。副司令员孔××、叶×、韩××亲自主持大会，会上孔××把几个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说他们是「反革命小将」、「小牛鬼蛇神」等，随后，军区副司令员叶×、韩××都控诉、训斥革命造反派为「假左派、真右派」、「纸老虎」等等。这时就有十几个人被揪上台示众，斗后就当场抓走了三个人，有一个人要求公布被抓人的罪状，一个保卫科长跑上来就打了他两个耳光。一些战士高喊「要按军委八条办事」。
会后在文工团共开了六次控诉造反派的罪行的大会，小会检讨，请罪不计其数，文工团共抓二十二人，大会斗争时坐土飞机，带手铐，大会「亮相」一百八十七人次，行政看管二人，警告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
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
把“拥护或反对《二．八声明》看作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把群众分为“香花派”(支持《二．八声明》的人)和“毒草派”(反对《二．八声明》的人)，并公开发出指示：“香花派靠边站!”在工矿、企业、学校剥夺“香花派”群众的听报告、被选举等政治权利。对“香花派”群众大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在汉口井冈山大楼搞了所谓“工人总部罪行展览”，在武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搞了所谓“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红武兵”（百万雄师主力） “造反大队”、 “二·一八”红星军、 “中学红卫兵”等7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组织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王任重、宋侃夫大会”，有三万人参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造反派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分三批对军事院校、文艺团体等等革命造反派进行了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一律解散，非法逮捕了一百七十五名革命群众，宣布行政管制四十三人，监督检查的二千零九名，提出警告的更是不计其数，逼迫自杀四人（二人被救未死）、开除军籍一人，上台示众约有一千零二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工造、三新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声明
支持军区对二·八声明的批判，坚决站在军区一方。在签发声明时，出现问题，红武兵方面派代表要求在声明上签字，遭到拒绝，同意他们在三新、工造控制的《湖北日报》上，单独以红武兵名义发表批判文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陆军第２９师师部率四千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
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同志向二司等在京代表说
《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
工总、九．一三、二司等立即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主动停止了历时二十天的全市大辩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与到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要求恢复武汉秩序，要注意工业生产、大联合、恢复学校中的班级建制。要求集中抓好3件事，抓革命、促生产；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抱怨中央文革不了解情况，不听军队方面的意见，只听革命小将和派驻各地记者的意见；反映的意见和报告，中央文革听不进去，向中央文革请示一个问题也不及时回复，弄得下面为难。他并且建议中央文革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上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即下面建立机构来分别领导各省文革，或者当地军队定期派代表到中央文革接受指示。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宣布解散工人总部
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勒令48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湖北军区副政委张竟失踪
张竟，贫农出身，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支持左派的革命群众，在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他一直在搞支左的工作，工作中，他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决支持新华工、新湖大、钢二司、新华农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深入新湖大调查研究。于三月十七日失踪，后停职反省、检讨，被软禁起来，不准会客，不准与造反派联系。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
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 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
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十六条，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工造总司和三新因此与军区公开分裂。
造反派中的毒草派在３月中同样也受到了军区的打压，称“二司比工人总部还坏”。布置各公安分局大肆调查二司大小负责同学的家庭历史、社会关系，大整黑材料，为镇压学生运动做准备，接着就解散了曾反对《二．八声明》的新华工、新湖大、工造总司等革命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宣布了「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革命组织」的罪行
又抓了六个同志，其中四个男同志，两个女同志。当时两个女同志说：「我没罪，我不去。」士兵就推她们、拉她们，她们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望着台上的毛主席像痛哭。会议主持者就命令拉上幕布遮着毛主席画像，演员们和被捕的人都流着泪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时悲壮的口号声震撼着礼堂，最后士兵用绳子将两个女同志五花大绑拖走了......。留下的同志含泪目送着她们，嘴里不断呼喊：「保护八条，不许打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邓子政贴出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二司水电学院(即红水院)战士奋起反击，举行了声讨邓子政、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游行。武汉大学、湖北医学院、十四中等二司相继到红水院游行，支持红水院二司。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新华工数千人到红水院及武昌游行
高呼“打倒谭震林”、“一切权力归农会”等口号，被认为是“反革命游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接见湖北“三新”“三司”代表的讲话
工人总部号称四十万，被反革命分子掌握了。解散工人总部，对你们就是很大的支持，不然，他们可能把你们砸了。工人总部的九个头头，七个是政治严重不纯分子，干了很多坏事，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组织，我们还没有宣布反动组织，只宣布解散。因为广大群众是好的，是要革命的，要打倒的只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二司，同对工人总部不同，二司成员绝大部分是好的、只是二司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是没有材料。让他们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把坏人搞出来。我们是历史的看问题的。二司以前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是有成绩的。但以后干了很多坏事。工人总部干了的他干了，工人总部没干的他也干了。但二司广大群众是好的，头头也有好的，他们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了。
现在的总部，在实现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大联合以后，就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你们说有人想把你们整垮，谁想把你们整垮，你们不同意，我们也不同意。
同意他们现有基层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也可以建立新的革命组织或参加其它革命群众组织，但不要恢复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的总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陈再道钟汉华对湖北军训团及群众组织的讲话
钟汉华讲：
“二八声明”必须彻底批判，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搞的，你们要扛起批判“二八声明”的旗帜，要批深批透，“二八声明”远没有批倒。
工人总部做的，二司差不多都做了，工人总部没做的，二司他做了，二司广大群众不要人人过关。
工人总部有我们的家属，我们也抓了嘛！
陈再道讲：
解散工人总部就是最大的支持嘛，工人总部很不纯，九个人就有七个坏分子，工人总部是群众强烈要求解散的，没有宣传是反动组织，只解散。
要把批判“二八声明”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支“左”办公室某负责人在华中师范学院作报告
声称“凡是与反革命组织工人总部穿一条裤子的都是保字派组织”，“谁死保《二．八声明》，就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三、武汉造反派提出为工人总部翻案、炮轰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二司、三新等数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
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十周月。二司和三新两支队伍在长江大桥头会师时，双方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毛主席万岁!”“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群情激昂。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三军部队战士与三字兵、三司等一起单方面举行游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
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三新工造和几十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加强了冲击军区阵式，上万学生静坐。满城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陈大麻子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陈再道在群众抗议声中被弄得焦头烂额，十分被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
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三新工造提出：，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这是他们的权力。此时，二司拼命为工总翻案，工造、三新也参入其中，为工总问题，工造三新和其它几十个中等造反的工人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和军区对立，冲击军区机关，游行，到市、区、公安局静坐，示威，工人组织全力支持学生，工总解散后，一部份人参加了工造，一部份人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游勇，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称“钢八司”，（即按时上下班、下班后8小时自由参加运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陈再道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你们斗了王任重没有，这人要搞一下，会要开大些，是否把厅局长开个会。（江局长说，人太多了，是否分两层开，书记、秘书分开，上下揭，内外揭。）二司与工人总部把他们关起来，实际上是保起来。王任重写了几个东西，还要通过军区转发到地县。光写成绩，成绩是如何取得的，说他为什么是三反分子，抓住成绩不放，对错误没有认识，未触及灵魂，把张体学与他关在一起，要张体学揭王任重，张说：“你像不像三反分子，我看不像”。
大专院校对“二八声明”认识不够，与刘邓路线分开来看，新湖大坚持不批判“二八”声明，对大专院校红卫兵他有看法。大专兵保省委犯了错误不能怪他们，怪王任重、张体学。他说他是党的好儿子，这是用来迷惑人的，所以抓“南下一小撮”犯了错误。开始。他们没有把握，后来他们打出来，你们不要他们，他们就下厂下乡，现在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为什么不可以？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注意的，今后也要注意，有人把“三字兵”当作敌人是不对的，要允许别人改正错误，欢迎别人革命。现在有一小撮人造谣表演跳出来，华农有一幅画，画的是一手拿左派，一手拿右派，锋芒所向是清楚的。
学生不搞军训、不管工农，还要出去，“二八”声明也不让批判。为什么要把串联取消，也是要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好。二司批判“二八”声明不下，说谁批判“二八”声明就没有好下场。有的说：为什么不让去工厂？就是不让去！在学校搞斗批改冷冷清清，学生就喜欢轰，打旗子。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三新召开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会，
二司应邀参加大会。会刚开始，就遭数千三字兵冲会场，挑起武斗。三新、二司为了顾全大局、率队到湖北大学操场继续召开批判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新华工、新湖大、新武大、红水院等校出现新动向
开始出现“提着脑袋质问陈再道”、“武汉支左大方向全错了”、“炮轰陈再道”等大标语和大字报，反复辟的斗争序幕正式拉开了。
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则刷出“支左大方向全然没有错!”等大标语。
一九六七年四月八日，两派分别举行了大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八周月
二司、三新的队伍高呼“坚决执行《十六条》!”“打倒谭震林!揪出武汉的谭震林!”“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红武兵、三字兵、三司等队伍则呼“坚决拥护武汉部队公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二司、三新等刷出大标语“工人总部是革命组织”、“坚决彻底为工人总部翻案!”
另一派则刷出“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谁为工总翻案，决没有好下场!”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一日，陈再道钟汉华给湖北“新华工”等组织的电话
我们依靠你们新华工、新湖大、二司战士，是不会动摇的。受蒙蔽的，你们要争取他们，用瓦解的方法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我们一定会在今后跟你们站在一起。
《湖北日报》要搞个报刊监督小组。新华工、新湖大、三司、二司各一人，你们协商一下，监督报纸办好一些。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市“抓办”派出新工作组到中学去镇压学生运动
市新一中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向市“抓办”提出撤走新工作组，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等四项严正要求，但遭拒绝。新一中小将毅然进驻市委，井宣布从4月12日晚9点开始绝食斗争，有1000多人参加，斗争得到全市革命群众支持。绝食54个小时后，军区领导人被迫答应四项要求，但第二天就单方撕毁协议，拒不交出黑材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钟汉华给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
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
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
分化瓦解三字兵是指大专院校红卫兵。
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报汇了。江青同志说：我接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O多人绝食。
（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
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
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抢的刘、邓路线。
三司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陈、钟打回电话
传达的内容是：
“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时武汉盛传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似乎文革在1967年已经该转入镇压反革命来收尾了。
（当时参加19日汇报会议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
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探得此事，就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批示，感到震惊。他们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武汉事件后，陈、钟承认电话“事件”是他们打电话说了假话，但文革以后，在陈的回忆里又重新讲了以上情况）。
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一九六七年四月下旬，二司、新华工几百人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进行了20多天的静坐斗争
他们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被汉阳公安分局非法逮捕的工人总部汉阳轧钢厂分部的负责人夏邦银同志(工人、共产党员)是革命闯将，坚决要求立即按军委十条放夏。但武汉军区拒不接受，反而挑动保守派和上万不明真相农民进行围攻，于是二司、新华工几百人从4月下旬开始在汉阳公安局门前进行了20多天的静坐斗争，得到全市革命群众支持。最后公安局(已军管)不得不释放夏邦银，夏出狱后即与广大工总战斗队员一起投入新的战斗。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陈再道钟汉华与武汉“钢二司”等对话
同学：现在武汉到处流传着陈再道十九号的讲话，并且影响很大，三字兵活动猖狂，我们希望证实澄清一下。
(念特大号外“北京来电”）
特大号外（特大喜讯）（北京来电）
1、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没有错。
2、工人总部不能翻案。
3、江青同志说：武汉的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
4、武汉军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我根本没从北京打电话回去，是我们的政委给家里打的。
下午与钟汉华谈话记要
同学：相信你已经知道上午的谈话内容了吧，你们讨论得怎么样？
钟：那两条不是江青讲的，是我讲的，电话不是陈司令打的，是我打的。家里同志可能听错了，也可能传错了，我们可以向江青同志道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陈再道与武汉革命造反派的辩论
小：第一点，在你们的《严正声明》《公告》以及你们在广播电台湖北日报上都正式宣布过：“二·八声明是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精心策划，亲手炮制的。”现在请你们把泡制者交出来。
陈：这个问题嘛……你们也找，我们也找嘛！
小：你们不是已下了结论。
陈：我现在不讲，没有足够的材料！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粟裕对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的讲话
同志们要我回答条子上的问题，主要是外面贴的大字报问题。有些军区出了些问题，青海是反革命政变，性质不同；四川是下面搞的，下面提出镇反；其它军区如内蒙古、河南、湖北等军区都有镇压群众的事件，都是各军区自己搞的，没有请示军委。当然军委作为领导也有责任，我作为军委常委也有责任。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棉事件
武汉棉织厂40多个红武兵围攻到该厂去贴大字报的华中师范学院二司小将，用粗木捧、砖块玻璃片毒打，当场受伤26人，重伤9人。造成轰动武汉三镇的“4．29武棉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三司围攻湖大
三司保字派近千人纠集部份三字兵连续三次围攻新湖大解放区，挑起严重武斗，新湖大战士被打伤多人，解放区校牌被抢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清华井冈山中南调查组5人在汉阳调查时，遭冷冻机厂的红武兵和三字兵的毒打。
一九六七年五月初，新湖大、新华工、红水院、机械学院等校斗争王任重
连续举行了斗争湖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秋后算账派总头目王任重大会，把王任重拉上台示众，二司、三新等革命造反派愤怒控诉和批判了王任重的三反罪行。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汉阳轧钢厂保守派阻挠该厂工总战斗队员开竖旗大会，用铁捧、木棍打伤工总战士四、五十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江汉公安局民警闯进公安学校打人
在上级策划下，调动近百名民警撞入公安学校，伙同该校三字兵将新公校红司的大字报全部覆盖，并毒打红司战士，打伤30多人，重伤5人。新公校红司向公安局多次照会并提出七点严正要求，遭拒绝。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新公校革命学生在公安局前进行绝食斗争，
得到全市革命造反派和外地赴汉调查组的大力支持，到17日，全市有四万人参加绝食斗争，一百多昏倒，几十人休克。军区领导人迫于形势，不得不签字同意新公校红司的七点要求，但两天后就单方面撕毁协议，说签字是“被迫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戚本禹王力接见湖北代表
代表：军区机关24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抓了200多人。武汉抓了2600多人。
一张保字号的反动大字报，共48张，说：“周总理是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三字兵还说王任重“秋后算账”提的过早了。
武汉特动尽是高干子弟组成，王任重儿子，张体学女儿，韩东山儿子。
有的特动说。过去我爸爸用这（铁鞭）打鬼子，我今天用它打思想兵。
戚本禹说：军区在支工、支农、支左中是有成绩的，但也有缺点错误，这主要是在支左上。现在他们正在改正这些缺点错误，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再看一看，有缺点错误都要改正，不要越陷越深，改正了就好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3月里被捕的工人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红武兵等组合成号称有一百三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总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武汉市大专院校革命干部造反联络站成立
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坚决为工总翻案。
三字兵中革命的同志起来造反，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红武兵中要革命的同志也站起来造反，成立了“红武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他们都宣布坚决与二司、三新站在一起，坚决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冷冻机厂、水泵厂的一千余名红武兵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静坐的群众
在精心策划下，突然袭击在汉阳公安局前进行静坐斗争的新华工、新湖大、二司等革命小将，200多人挨打，几十人受伤，14人重伤。事件中有便衣警察、军用卡车参与。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
这七条（指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对待这七条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承认了他们，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实际上是保护了几万人压了几十万人的问题，而搞的这些东西是不正确，是错误的，是省委内一小撮策划二司内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的，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军队搞垮。三新、二司只准他们一小撮讲话，不准人民讲话，这是什么大民主呢？这是完全违背中央文化大革命方针、路线、政策。现在他们这七条要产生严重后果，看来否认这七条比较有利，他们已经干了不好的事情，冲击军事机关和军管单位，围攻军代表，方向完全错了。这不是对缺点错误提意见嘛，他们冲击军区，打伤副司令员、参谋长，绑架钟政委，而且强逼签字。
现在不公开批评不行，要公开批判否则就不能挽救他们，要大搞舆论，利用一切宣传工具。
刘真、孟夫唐要公开点名，（有人插话：刘真是否等一等呢？）这是逆流，什么对解放军提意见？这是逆流，要公开批判。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晚上12点左右，有人派出近百名解放军包围新湖大，不许新湖大战士出入，这是一起严重政治事件。 同日，商业学校保守派勾结建校、钢校的三字兵突然袭击商校二司朝阳兵团，重伤10多人，四、五人被长马刀砍伤，一人被迫跳楼。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总字127部队出现“周总理四点指示”谣言传单，说“三新、二司大方向错了”，“孟夫唐副省长、张华副秘书长操纵了反革命逆流”。
一九六七年五月底，在省、市领导干部中大搞签字画押式的“集体亮相”，
一次就公布一百多干部集体签名的“亮相”大字报，公布了几次，声称有六、七百领导干部站在保守派一边。
付省长孟夫唐同志养病多年，运动以来没有他一张大字报，就因他在四月底公开表明支持二司、三新而被军区正式文件(如“5．21公告”)中打成“孟夫唐之流”。
省委农村工作部长任爱生亮相站到二司、三新一边后被陈再道之流唆使三字兵抄家，绑架拘留，残酷毒打，最后任爱生被迫跳楼求救，摔成重伤。
原付市长薛朴若，三月份被委派为市“抓办”副总指挥，说薛是好干部，但当薛5月15日起来造反，愤然辞去“副总指挥”，并宣布坚决支持二司、三新后，就被打成“政治投机商”。
四、武汉军区六·四公告引发两派大规模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造反组织举行集会游行
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三新、三司革联等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召开盛大集会，庆祝毛主席决定广播聂元梓大字报一周年，会上还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等赴汉战士发言，聂元梓等同志也来电祝贺，会后进行了游行。
一九六七年六月一日，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任爱生同志给陈再道的一封公开信 陈再道： 我还未死，成了残废，这个责任应完全由你负! 我于四月上旬曾写了几张大字报，反对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当时严厉批评了武汉部队支左工作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不是支“左”，而是支“保”，他们扶植已经垮了台的保守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压制革命造反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并要求给工人总部平反。
四月二十八日我又给你和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前段武汉地区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强烈要求你公开检查，迅速改正，以利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当时我还指出：你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是湖北省委常委，一切重要会议你是参加了的，一切重大决策你是参与了的，省委在文化革命中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有你一份的。但由于你的特殊地位，对你的旧帐没有认真清算。部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你就怀着刻骨的仇恨，赤膊上阵了，利用你的特殊地位，更加顽固地坚持已经破产的刘邓路线，疯狂镇压革命左派。信中还讲了一下张体学，就其错误，你比张体学的错误要严重十倍，危险十倍!因为你盗用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具，盗用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利用人民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你执行了一条带枪的刘邓路线!
不是吗?由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湖北地区几乎要葬送在你的手上，从武汉到专县，从工厂到机关学校，整个湖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遭到严重打击，我省文化革命的烈火几乎被你扑灭。在你的大力支持下，保守派死灰复燃，例如：二月份以前，全武汉三字兵几乎全部被分化瓦解，剩下的不到3000人，可你却为三字兵涂脂抹粉、鸣冤叫屈，明的暗的竭力扶植，现在已达十几万人。另一方面，你对工人总部这个坚定的革命造反派耝织，却造尽了谣言，放尽了暗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硬把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组织，把大批的革命闯将重新打成反革命，关进牢房，并非法宣布解散“工总”。你靠的是什么?是保守势力，如“三字兵”、“黑武兵”、“大专兵”等。继续蒙蔽他们，竭力扶植他们。你打击的是什么?打击的是“工总”、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革命左派组织。尤其恶毒的是，你纵容和策划“联动”、“特动”、“黑武兵”经常制造武斗，打击革命造反派和敢于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压制革命干部起来革命，压制干部起来造反。 在这里，顺便把我受迫害的情况讲一讲。 5月3日下午，军代表李俊找我谈话。当天晚上就找了数十人抄了我的家，强行将我绑架。绑架时，用毛巾将我的嘴堵住，放上了大卡车，并对我进行拳打脚踢，把我关押于22中中等学校的三字兵司令部，完全失出了人身自由。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不能学毛选，不能看报，不能会亲属，连大小便都不能随便外出，生命安全遭到威胁。对于此事，我曾向三字兵联络总站和“特动”提出抗议。他们说：是经过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批准的。后来我又向你和孔庆德、韩东山写了一封信，表示抗议，要求你们直接处理。但是你们置若网闻，根本不理。我也曾向支左办公室提出过六项要求，即；(1)我的问题由支左办公室处理；(2)到北京去告状；(3)向武汉市人民发呼吁书；(4)保障我的人身安全；(5)有权看报和学习毛主席著作；(6)每三天会见一次亲属。这六项要求本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们没有一丝一毫的解决问题的诚意，相反你们却叫军代表李×告诉三字兵总站负责人谈。任爱生那三张大字报非常狠毒，要三字兵对我严加处理。在被扣押期间，我对你还提出不少要求，特别是要求保障我的人身安全，但你回避这个问题，一直到6月17日晚上，三字兵“特动”对我做出最后决定，我才不得已于l8日上午9时越狱跳楼。……现在我仍是气息奄奄，人命危浅。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再次向你提出六项要求： (l)、你必须公开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2)、你必须为工人总部平反，朱洪霞必须立即释放； (3)、必须公开宣布支持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等革命左派组织； (4)、公开宣布对“大专兵”、“乌拉希”要分化瓦解；对三司、三字兵当作一般群众组织和保守组织，绝不能作依靠； (5)、公开宣布解散联动、特动、黑武兵，并严加惩办首恶分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 (6)、必须釆取有效措施保护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 陈再道，你看过我的信后，可能暴跳如雷，可能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我和其它亮相的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迫害，但我任爱生严阵以待，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生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生；我死要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不管面前出现了怎样的惊涛骇浪，我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决心不会有丝毫动摇! 陈再道，你不回头，就将加重你的罪过，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会饶恕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也决不会饶恕你，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林付统帅也决不会饶恕你!何去何从，由你选择，不过时局将迫使你迅速选择罢了。 任爱生于病中 1967.6.1
《红水院》1967.6.15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二千多百派围攻长办联司，90多人被打伤。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军区发表6.4公告
武汉军区在６月４日发表《公告》，在中央压力下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六·四公告”发表后，军区两面不讨好，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保守派却认为军区太软弱。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下午，400多百派围攻造反派联合指挥部驻市委联络站，受伤8人、联络站被砸。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几千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等驻汉阳的联络站。
百派冲入大楼后毒打造反派战士并施放毒气，几十人受伤，十几人重伤。百派攻占了区委大楼，汉阳一片白色恐怖。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百派误伤解放军战士
解放军空字659部队三十余名穿便衣战士清晨乘军车往郊区参加支夏劳动．行至汉阳桥头，被百派误认为九．一三，遭伏击，对解放军战士拳打脚踢，当场数名战士血流满面。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机械学院二司战士游行庆祝中央《六．六通令》时，六卡车百派把队伍切断，毒打机院同学，伤20多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七日， “工造总司”等以“文官政府”名义在湖北日报上发表“紧急公告”和.《6.4公告》针锋相对，号召全市工人努力生产、抓革命、促生产，加倍警惕阶级敌人的阴谋，防止武斗，并下达七条命令，禁止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进攻武昌造反派联络站
六、七辆满载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驻在区委大楼的新华工、新华农联络站，区委大楼全部被砸毁，联络站20多名同学全部被打伤，5人重伤。在场数千群众奋起制止百派行凶，也惨遭毒打。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围攻造反派驻在汉口民众乐园联络站
上午，近百辆卡车满载上万全副武装百派围攻驻在汉口民众乐园的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等联络站，多次冲击，打伤造反派200多人，死6人，重伤14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百派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
1000多百派围攻第二机床厂的造反派工人，打伤40多人，重伤13人，被逼跳楼4人，绑架17人(其中有到该厂去调查的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柴玉本)。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居仁门事件
凌晨5点，几千百派手持狼牙棒、带倒钩的长铁钩、长矛等包围居仁门红锋中学36人，企图砸掉二司的广播站，有的百派还穿了石棉衣，准备火攻并对红锋中学实行断水、断电、断粮。红锋中学二司小将坚守楼顶，向全市呼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三千有组织的农民袭击华中农学院，致死华农学生。
中央文革有电，传达陈伯达的批示：“陈再道同志要设法制止重新武斗”。秘书接电，提出要交军区常委讨论，陈再道嘲笑说：“你陈伯达呀，在北京还不是没有制止武斗吗”，不同意党委去研究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循礼门事件
晚10点，40辆满载百派的卡车在江汉路横冲直撞，狂叫“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街道两旁小孩高呼“解散黑乌龟(即红武兵)，镇压反革命!”百派恼羞成怒，下车用长矛往人群中乱刺，受伤很多，当场被刺死2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武汉钢二司《千刀万剐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始，连续出现汉口六渡桥、汉口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等大型武斗。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汉口六渡桥——第一次大武斗
百派首先抢攻中南旅社旁的财贸大楼，想以此作据点占领中南旅社，然后围攻人民文化园。 下午一时许，一千多全副武装(头戴安全帽或钢盔，手持两米多长的铁矛)的百派向中南旅社奔过来。并占了财贸大楼。凭借大楼居高临下，砖瓦石头象雨点般打向马路。
一支由工总、一冶、工造总司铁军和“钢八司”组成的一百多人的敢死队，杀向财贸大楼。其中二十多人冲上了二楼。
就在这时，百派从江汉公园派出七卡车援兵，包围了财贸大楼，七辆全新的大卡车，朝着群众冲来，几个小孩当场被压死，老太婆更难逃横祸，群众被铁矛刺伤，被车上早已备好的石头、酒瓶打伤。 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硚口、人民文化园方面相继开来了十多辆军车，停在十字街口，解放军出面调停。
“毛泽东思想武钢九．一三战斗兵团”的“敢死队”，分乘三辆卡车从人民文化园方向过来，当一辆卡车冲入百派阵地时，一辆军车封住路口，卡截了后面两辆车子。“九．一三”的车上几十名敢死队员(除个别被群众救出外)几乎全部被打死。
与此同时，被围困在财贸大楼内的二十多人，大部份战被打死。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特大血案中，有一百多名造反派，革命群众被打死(其中不少是十几岁的小孩)，重伤就有三百多名。……
十八日上午九点钟，百派使用了毒气、烟幕弹、硫酸和高压水龙，又一次向民众乐园发动猛攻。
从清队运动开始，对胡国基搞打击迫害，在长达两年的“学习班”毒打迫害之后，1970年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名义被“扭送”公安局，关押四年之后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间以“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胡国基又被收监，收监的名义是在毛主席逝世那一天还在贴大字报的“大不敬”罪名，最后法庭是以“反革命报复伤人、打砸抢” 罪名，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在湖北××水利工地
调动农民与工地上的老保，用长矛、锄头、扁担围打工地上造反派，有150人被打死，1000多人负伤，使全国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汛期瘫痪。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在汽车配件厂
凌晨，约一万多百派和从东西湖市郊的大批农民围攻汽配厂联司二百多个上夜班的工人，使用匕首、大刀、长矛、高压水龙、瓦斯等凶器。二百多联司战士除几名幸免外，全部受伤，重伤50人，工人工程师杨正超等十多人惨遭杀害。厂内20台机床被砸，二月内难以恢复生产。 同日晚，新华农战士也在武昌被百匪围攻毒打。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九日，武汉革命造反派数万人在汉口民众乐园前集会
愤怒控诉百派大屠杀，追悼6．17死难烈士。群众高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六七年六月下旬，百派内部分裂
原三司司令部驻汉口总指挥兼宣传部长袁军公开声明宣布退出三司，加入三司革联。百派内部一部分人杀出来，成立了“百万雄师革联”，声明坚决支持二司、三新，坚决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汉阳轧钢厂、铁道部第四设计院
上千个手持铁棍、长矛的百派围攻汉轧工人总部，切断水、电，并用吊车吊至半空向楼内扔浓硫酸、燃烧弹、烟幕弹。工总战士高唱国际歌和毛主席语录歌，英勇自卫，由于寡不敌众，死8人，重伤100多人。 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百派调了上万人从水上、陆上围攻四院造反派，把数千名职工和家属困在大楼上，四院最后被攻下，造反派战士和家属死伤不计其数。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水运工程学院
万余百派和农民从水、陆两路围攻新水运二司战士，守卫大楼的水运二司、工总、九．一三战士被逼全部跳楼，当场死伤数百人，被绑架300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第二次大武斗
6时开始，“百万雄师”叫战，广播促“工造总司”：“（1）放出窝藏的黑工总头头和反革命罪犯”；（2）“将五类份子，牛鬼蛇神抢占的人民群众财产全部交出”；（3）“将抓进去进行酷刑的’百万雄师’群众放出来”；（4）“将关在里面的卖淫妇女以及被‘工造铁军’抓进去强奸的少女放出来……”。
针锋相对的广播员朱庆芳等控诉“百万雄师”、陈再道……放革命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8时开始，市公安局消防处消防车开来几部，开始向“工造”大楼喷水，在狭长的老街上几个水龙头向“工造”喷水和当年电影中向罢工工人喷水一样。
10点后，“百万雄师”战斗人员缩小包围向“工造”大楼内抛石头，“工造”内已准备了大量石块予以回击。
11时，强攻不下，“百万雄师”开汽车将“工造”大门撞开，准备杀入。
12时， “工造”后面无线电厂军代表突然将工厂大门打开，二十辆汽车全副武装的支援“百万雄师”战斗人员，从“工造”后面攻入。“工造铁军”队长魏东已看大势已去寡不敌众，被逼到三楼左侧坪台，举着红旗高喊“毛主席万岁”跳楼摔死，可怜广播员朱庆芳，小姑娘那见过这个场面，连忙下跪求饶，举手投降，也被杀死。
当场杀死28人，杀死”工造”负责人联络部副部长王明杨，杀伤“工造”负责人、宣传部长彭祖龙、保卫部部长严志斌、广播员姐妹俩朱庆芳、朱庆玲，一死一伤，姐姐朱庆玲肠子被勾出、致残。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大楼
长办造反派群众于25日深夜要求发放单位民兵枪支自卫，“长办联司”头头想不出办法压服下面，只有给周恩来发电报，说长办现在的形势危急，已经被四面包围，许多人要求启封武器，请总理指示武器能不能动。当晚一点多钟，“长办联司”收到总理办公室七字回电：“那个东西不能动”。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司在武汉测绘学院操场召开誓师大会，决心将抗暴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联合致电武汉军区，
称：“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该按中央六六通令处理。不久以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工总、二司等在武昌举行盛大游行
庆祝中央文革、中央军委6．26来电，决心粉碎陈再道之流的反革命暴乱，并对百派中给蒙蔽的群众展开强大的政治思想攻势，使他们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同日下午5点，武汉工学院二司宣传车在汉口水塔附近宣传中央6．26来电，群众拍手欢迎，在水塔上的100多百派二次冲出刺伤二司战士，重伤8人。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武汉军区发出《通告》
表明其试图制止愈演愈烈的武斗的立场。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百派包围新湖大，并出动装甲车把新湖大围墙撞倒，见新湖大战士就毒打，有一个路过的红体兵(造反派)因叫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被百匪当场打死。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日，钟汉华在湖北“省司”与“省人司”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社会上叫百匪，踏平什么，骂是骂不倒的，谣言被戳穿了，可以教育老百姓。红卫兵有的喊：“解散工总，欢迎受蒙蔽的起来革命”。很好。牛鬼蛇神要抓，但重点是对一小撮。问题要在后期处理，王任重的秋后算帐不对，但有人的帐，还是要算的。
那些所谓造反派“三新”、“二司”不听我们的话，中央的话也不听，中央社论说成是大毒草。对“三新”、“二司”同意你们的看法，原来是革命造反派。现在大方向错了，特别是二司滑得更远，时间更长。他们内部分化很厉害。
“百万雄师”如能再克制一下，对他们的分化更有好处。
“三新”、二司、工总加起来七、八万人，不能说都是牛鬼蛇神，多数要争取。
我们还是“六、四”公告的观点。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武汉公安联司负责人田学勤关于工总问题的报告
在工总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一直是参预其事的。三月份取缔工总，我们参加了，我本人也参加了，三月十七日全面大逮捕时，我是副总指挥
(一)工人总部的性质问题：可以肯定的讲，工人总部不是被少数反革命操纵的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
(二)领导权的问题：工人总部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呢?据我调查了解，对照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十条以及历来逮捕人的规定，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我们认为朱鸿霞同志等九位勤务员绝大多数是好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尽管有个别勤务员有严重错误，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七·一五大血案——第三次大武斗
7月15日，是武汉最热天气，武昌高校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电车公司门口时，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双方发生武斗。半小时后，十几辆满载长矛、大刀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追杀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一直到晚上11点才结束，搜查出的学生200余人集体到电车公司，大个子关进大会议室，块头小的关进食堂，由区公安局出面审讯学生，要他们承认挑起武斗的责任，交待后台。
“百万雄师”包围搜查后，将王兴武查出杀死，另又杀死了几人，为了毁灭罪证，将这几位人遗体埋于东西湖，东心农场桃树林中，“百万雄师”农民总部所在地。
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汉新华农东方红战士 吴克强《放开我，妈妈！》
贰、本节简论
一、湖北省文革形势大好，造反派犯错误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尽管当时中央并没有马上表示支持，但总的形势是很好的。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12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这表明，一些造反派的头头，头脑发热，在宗派主义、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支配下，在造反派内部争高下。造反派的这个错误很快就被执行错误路线的武汉军区领导人所利用。犯错误的头头们很快就清醒过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工总、九．一三、二司等承认错误，公开检讨：《二．八声明》有缺点，有错误，要改正，要停止内战。并主动停止了历时二十天的全市大辩论。
二、武汉军区的某些领导人乘机打击军内外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徐向前到武汉亲自主持会议，徐向前问：“武汉军区为什么听不下来?”孔某某说：“我们的腰杆子不硬。”徐向前说：“反对面怎么办?”孔说：“抓?”徐向前说：“对!各总部、各军部都要抓。”徐向前说：“别的军区有反革命，难道你们武汉军区就没有?我不相信!要抓，你们还下不得手，不要怕，有武汉军区作后台!”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武汉军区镇压军内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十日，武汉军区继续镇压军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三月份，在武汉军区大礼堂召开了文工团、体工队、军乐队的大会，宣布了「古田」、「老三篇」、「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反革命组织」的罪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泡制的反革命宣言书”。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勒令48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它组织”。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五百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 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
三、造反派愤起反抗，军区领导人坚持错误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九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武棉事件，开始了保守派殴打造反派，造反派到公安机关、军区搞静坐。
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武汉军区在组织人马审核材料后，释放了一批3月里被捕的工人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陈再道在武汉军区的讲话声称新公校绝食斗争要求的七条的签字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拒绝承认。
一九六七年六月四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之后，仍肯定了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武汉军区邀请“百万雄师”头头到军区开会，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几千全副武装的百派围攻工总、二司、三司革联等驻汉阳的联络站。开始了六月份的武汉全市大武斗。
2011年9月5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