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7）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七节 成都军区的“二月镇反”事件
本节资料
一、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水陆洲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纪要
〖时间：六七年元月廿四日2：12～4：00，地点：人大会堂小会议室。被接见者：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全体同志，四川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
当同学们谈到关于苗前民事件时提到了廖井丹（成都市委书记）梁岐山（四川省监委书记）时，王力同志说：廖井丹还指挥得动人吗？成都搞得那么糟。梁岐山这么厉害，他这样对待群众，这个梁岐山很成问题。
王力：你们是否回成都夺权？
同学：早就想回去了，回去一定要夺权。
王力：把苗前民带回去，让他们（指苗前民、梁岐山等人）耍花招，在运动中让他们各表演各人的，抓苗前民抓的不对。
最后王力同志说：你们做得好，四川就是要彻底大乱，成都将有希望。
首先由苗前民谈他被捕经过和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接着王力同志说：西南文化大革命搞的真不象话。从开始以来就是那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众：还有南充）啊！还有南充。李井泉、李大章俩比怎样？
苗答：这俩个人都是一样。
同学：是否中央批准李井泉养病？
王力：没有，原来听说他血压升高，当时说过让他进医院看病，没叫他长期修养，然后给大西南作检查。是他自己跑到上海，他老婆打电报要他回成都，被红卫兵抓了，这是前两天的事。
（对苗）你现在还觉得李井泉不错吧！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他还能当第一书记吗？（苗答：不行了！）他们红卫兵总部不要李井泉了。将来不要什么由上而下任命什么官，要由群众自己挑选。你们这些干部要到群众中去，立点新功，不能靠老本钱吃饭，有的连老本钱都没有。
李井泉、廖志高都退到幕后了，李大章也不得了吗？还有些部长级的干部呢？（同学：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时候都不是铁板一块，现在要做工作，如果是真正认识到了反毛主席，就会觉醒的，总会分化一部分。
十二月份成都还在打架（同学：现在还在打）那些血案都看到了吗？我看成都要大打，一打好让群众和干部都受教育，因为是他们搞的嘛！比如上海工人100多万，上月的上半月才一千多人，这个历史潮流起来了，是不可阻挡的。
什么叫革命造反？就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们（指苗前民之流）对李井泉还有幻想，西南局的问题还没解决，压力也很大。把你（指苗）的党籍都开除了，还顾什么？你够不够一个党员，你要不要党籍能靠李井泉给你恢复吗？只能靠群众。过去组织部的那一套，就是安子文干了廿多年的那一套，是反毛主席的，他的那一套哪里来的，都不是毛主席的。你当了十三年组织部长，看来他们不是那么喜欢你的，你们（指苗前民之流）过去就没有感觉到西南局问题的严重，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就没有感到西南问题的严重，搞得什么东西！（此时王力同志生气）只要当个官就没上劲了，是资产阶级的，不但自己不革命，还不要别人革命，现在要赶紧投入革命，不是搞两面派，不要搞假的。如果你过去是李井泉的死党，是反毛主席的死党，可就不可能救药了。如果你拥护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的精神面貌就会得到改变要揭发问题，对李井泉不要抱幻想。李井泉、邓小平、刘少奇也可能要反过来，我们准备掉脑袋，但这也不行，这是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你（指苗前民）的思想状态还是不好的，还不是积极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一提到李井泉你用词就不对，什么缺点呀！什么缺点呀！你根本没有仇恨，对革命群众受打击，受迫害不同情，对反对毛主席还不愤慨，你应站过来，把立场彻底改变，把那些坏东西揭出来，为文化大革命立新功，只要真正站过来了，群众是会相信你的。
（问苗）：你对宜宾地委张西挺的案子经手了吗？我见过那四位同志，他们比你们高明，他们的精神面貌比你好，他们拥护毛主席，彻底跟李井泉斗，现在你还不敢起来，还不是一个战士，你是否还是看到红卫兵青年人的缺点啦（答：没有），那不一定，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来，勇敢地同他们斗争，他们把手拷给你带上，进一步无非是杀头，看来他们对你并不是因为你是革命派而捉你，是否是李井泉的死党也不是，可能是李井泉的忠实走狗，对吗？你估计是因为你好象是揭了他（指梁歧山）的假造反，把你捉起来，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但你又没有真造反的决心，和红卫兵一起，跟他干到底。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你光荣，是第二种情况，捉得对，如果是第三、第四，他是真造反，因为你说他是假的，抓了你他是不对的。
对你（指苗）说实话，原来我们还认为你是革命派，他们（指梁岐山之流）捉了你，很想把你调来谈清楚，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苗前民同志你是否有决心跟小将一起造反，不要当这个官了。（答：思想上是这样想）应该这样，十三年的组织部长，把他（指李井泉推行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及其他问题）那一套揭出来就没你的事了。
将来不一定要搞一个什么部了，要搞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的新形式，过去那套是从苏联学来的，不要那一套，不要认为熬过运动这一关后又当官。
红卫兵也要注意，不要看成铁板一快，要做工作，保守派的工作要做，做了错事，犯了错误的也要做，不要采用一种方法，不要老是当学生，想整个的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学一点本事，懂的更多一些。尤其对原来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要有个政策，恐怕有一些老一点的干部去参加更好些，全部打倒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要造反成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注意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运动，不能老是学生运动，这仅仅是开始，紧接着就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要动，不要以为干部都是铁板一快，是铁杆保皇，他们知道的比你们多，你们的本事也大，到处调查了许多材料，但不能忘记广大机关干部，要做他们的工作，不能靠外力，要内部形成造反派，青年小将是会干起来的，我看盟委一个廿四级的干部比一个四级干部强得多，比20级的干部还高明，他还拥护毛主席，说的头头是道。定了这么多级压力很大，这一套本来就不要了。当然不是指平均主义，他们借口生活待遇，其实不是这样。现在文件发下去，有级别限制，革命人民看不到，不革命的倒看到了，结果文件如石沉大海。
同学问：刘澜涛是否叛徒？
王力：你西北局（有一西安同学在场）的刘澜涛坏得很，不是叛徒是什么！
同学：学联、妇联之类组织还要不要？
王力：我是主张通通打倒！重新组织，由红卫兵代替，不是打倒人，是指打倒机构。
同学：李井泉、廖志高的老婆样样工作不搞。
王力：你说的不对，他们也干了不少坏事（王力看了李井泉反毛主席的一张传单）我给你们（指在场红卫兵）提出一点，要分别对待，现在叫你们红卫兵推选一个省委书记还是不行的，还是要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干部，将来谁当省委第一书记，省委名单，厅局长名单应由群众讨论，酝酿，不要形式的代表会，而是要真正的代表会讨论，要制定方式，上海工人就提出了谁当第一书记兼市长，第二书记兼副市长，他们提得好，给我们很大启发，叫他们提出方案，提一套名单，现在暂不公布。要由工人来定乾坤，由工人来发挥领导作用，学生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军队、中央马上就要发下指示，军队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凡是真正的革命左派要求军队帮忙，军队都要按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支持，我们主张在内部传达到红卫兵。
保皇派打了造反派，造反派无法解决时，可要求军队支援。如南京的造反派被打了三千多人，死了几个人，后来军队出动，抓了两千人，南京问题就解决了。
同学：成都造反派打得很厉害。
王力：左派要提高，学生运动中要整风，要参加联合斗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反对小团体主义，要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同工人、农民相结合，不要光想出风头，不要老想抢官做。不要养成坏习气，老干部的这些坏习气你们不要捡起来。
同学：简单谈了成都情况，说造反派间斗争很尖锐。
王力：这没关系，这是大的潮流、大的风暴，各种思潮都要登台表演，这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有些原来站在前面的，后来跟不上这样的大革命，这样大的革命，有分化这是正常的，但对左派队伍自己来讲，要严重注意，不要掉队。
同学：梁岐山的问题是否中央文革交给“北地东方红公社”搞？
王力：我们没有，我们不会这样搞，是不是我们办公室要过材料啊！（王力同志问右边坐着的文革办公室瞧玉山同志，答：没有）真假在群众中来辨别，让他们在群众中自己来表演，谁革命不革命不能由北京来决定，从北京来封也不行。
同学：成都经济主义很严重。
王力：成都的这个经济主义早就很有本事，十二月就听反映化了很多钱。
同学：关于夺权问题。
王力：联合起来才能夺权，一个夺了另一个又去夺，要有适当地联合，组织和纪律，现在已出现有上海32个革命组织夺权，山西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接管了省委。
同学：抄总部好不好？
王力：抄总部我们没有提倡嘛！
同学：外地到本地串连的关系怎样处理？
王力：你们说呢？（同学：应该以本地为主，外地为辅）那是大串连时期，现在住下的是有威信的，或者当地欢迎的就留下。
同学：留在本地的是想整垮一个组织，而成立另一个组织。
王力：外地只能帮助本地革命组织，不论什么三司也好，北航红旗也好，不能充当领导，搞个联络，通通消息，中央的任何决定不是凭空想，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不能乱下令。
同学：扣留人对不对？
王力：扣什么人，如果有民愤的黑帮可以扣，如彭、陆、罗、杨、另外也可以用一下，但不能普遍用，你们不要都抓了，并不是保皇派都抓，应抓凶手和幕后指挥者，反对毛主席的要抓。
同学：同意李洪山的观点可不可以抓？
王力：当然可以抓罗！
王力：关于成都军区接管广播电台的事，造反派不同意，成都军区不得力，群众信不过，所以中央这次发了指示，就是根据成都和沈阳发出的。只要是军队接管，只能广播造反派的，不能广播保守派的。军队接管只能是暂时的，过渡的，造反派真正掌权了，军队就撤出，如果造反派已经掌了权，就不用军队去接管
同学：有人说毛主席元月初到成都，8号返回北京，有此事吗？
王力：主席都在北京，没有出去。
同学：对苗前民的问题怎么办？
王力：宣布对苗前民的处理一律无效，恢复他的党籍，你们就回去宣布嘛！你们有权力宣布！苗前民你跟学生一起闹革命就好了！就年轻了！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应革命群众的请求，派出部队协助公安机关逮捕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几名首要罪犯的行动，是正确的，你们应给予支持。军区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区内极少数严重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人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这是军队内部的事，请你们不要介入，不要干予。请你们自觉执行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和最高统帅毛主席所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不要违堵、冲击军区，不要干涉军人行动的自由，以利于部队执行国防战备任务和保卫四川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相信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的，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分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一定能够做出执行最高统帅命令的榜样。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中共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江海云在成都被捕入狱。
（1967年4月14日，江海云出狱后在欢迎集会上的讲话：《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
亲爱的同患难共甘苦的战友们，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英勇斗争的战友们：
你们辛苦了！狱中的战友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重新回到可爱的川大，我无比高兴，无比幸福！让我们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我要控诉省公安厅黑司令部对我的迫害。
二月二十三号晚上，下着大雪，我就是那晚上入狱的。公安局的人是从十九中把我带到公安局的。到了后，一个大胖子对我说：“你人小野心大，干的坏事多！”我问：“我们啥子罪状？你们凭什么抓我？”他说：“你的罪状多得很，我要杀了你！”我说：“你杀了我，毛主席饶不了你！”他说：“你还凶，还猖狂，好反动！”叫把我的衣服剥下来，另一个人不叫剥，就把我捆了起来，送到××监。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他们说我在狱中闹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闹了什么呢？就是这么几件事：
狱中一个孕妇快小产了，情况很危急，我就哇啦哇啦地叫，要医生快来，他们就说我有意煽动，这是一条罪状；
《红旗》五期社论发表后，听到街上在游行，就向他们要，不给，我们就叫：“我们要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又一次有意煽动，就是第二条罪状；
同学送来了毛主席著作和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我向他们要了十二次，都没有给我，说语录上批了字，不利于我反省。我问：“你是相信那钢笔字呢？还是相信光焰无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答不上来，却说：“对于你们，没有民主。难道人都可以拘，书就不可以拘吗？”我就说他害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登载郭嘉宏英雄事迹的前一天，公安局一个啥子科长来训了一次话，说，你们的性质已经定了，你们就是反革命！群众把你们抓来，就要好好反省，交待才是唯一出路。我在下面笑，冷笑，他说：“你笑什么？站起来！”“站起来就站起来１”他又要我立正，我就昂起头，挺起胸，偏不立正。他没法，就恶狠狠地说：“江海云，这笔账是要跟你算的！”果然第二天就算账来了。也完全是冤枉塞进来的一个难友，明明是贫农出身，证明上也是贫农出身，他们却偏说成地主出身，我就跟他们辩论，他们说我就是反革命，没有权利管。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管！”后来另一个人就用脚踢我，我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他说：“什么文斗武斗？对于你，就是要斗，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什么是乱说乱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才叫乱说乱动！你给我分析，我哪点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分析不出，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啥要闹。我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是要闹！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就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哪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就反对他！他说：“你好嚣张！好反动！”他又讲不清我有哪一点反动，说日本帝国主义那时比我猖狂得多，我当即指出，他立场根本错了，我要他跟我到中央首长面前辩论，
他说，你算得什么？我说，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他说：“你还是红小兵啊！把她拷起来！”就这样，把我单独拷了五天五夜，连书报都看不成！这还不算，又组织扒手、小偷到监狱来斗争我，斗了两个半天，我说：这个监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这也是一条罪状。我说“八·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也是一条罪状。我唱“抬头望见北斗星”，也是罪状。他们说我专门煽动，勾引人家往火里跳，说：不要看我年纪轻，其实坏得很！说：“你反对我越起劲，就说明我们干得越好，我们就感到越高兴！”我们唱语录歌、朗诵语录，他们就来镇压，就骂我们，要揪头头！他们出去后，我又唱“下定决心”，他说：“你的决心还没下够哇！共产主义监狱还存在，你就顶嘛，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但是，毛主席救了我！
放出来时，他问我：“你打算怎么样？”我回答说：“老子就是要造反！准备第二次进监狱！因为马克思说过，我们要经过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国内国际冲突嘛！谁晓得资本主义还会不会复辟呢？”不久前，保皇狗还在骂我：“江海云闹嘛，枪毙还不够条件吗？”资本主义复辟，就有可能。搞革命就要有这种思想。
在监牢里，很多难友斗争得很英勇，很坚决，别人来镇压时，他们就唱语录歌，高声朗诵主席语录。
难友们还在战斗，我们相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能胜利！公安厅、公安局这个黑司令部一定要砸烂！一定能砸烂！
这次还是要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教育，给了我很大的锻炼，使我懂得了以前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就是拼下这条命，也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相信，胜利一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让我们战斗到最后，不管产业军，不管大大小小的黑司令部都要彻底砸烂！
胜利一定属于顽强战斗的革命人民！
根据录音整理略有删改，原载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出版，４月２２日再版。）
二、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林彪、恩来〔１〕、文革小组： 此件〔２〕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 泽 东 三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１〕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２〕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
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１．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２．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３．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
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１〕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２〕也应来。请商总理〔３〕酌办为盼！ 毛 泽 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三月十四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２〕 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３〕 总理，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
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
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
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有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到会首长：康生、江青、王力、关锋、肖华、杨成武、叶群、姚文元等。参加会者：四川廿个市、县中央点名请的被打成“反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告状代表和镇压革命群众的市、县的党、政、军负责人及首都大专院校的部分人员。〗
康生：现在开会了，中央事情很多，时间紧张，各地来的人也很多。前几天解决了内蒙问题……四川的问题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解决，我们中央工作也要用一些时间。由于工作忙，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了，今天会议只能开到六点半，下面我们还有会议要去参加。发言的不要重复，以前讲的现在不用讲了，下面准备发言，谁发言？
自贡市的一个同志举手“我发言”！……（略）
成都代表发言（1）……（略）发言（2）……（略）
江青：廖井舟同志来了没有？（成都市委副书记）
答：来了！
康生插话，你今天能发言吧？不能发言休息两天再发言！
江青接着说：你身体怎么样？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看样子身体遭到严重摧残）
答：“我……住在西苑大旅社（他用左手指头按住大脑壳）今天不讲也行……”
江青：你今天不能讲下次讲吗！你可以中途退场。肖华同志：请你安排医院，赶快让他住院去，找个好点的医院……。
成都军区造反派×××发言和成都军区××歌舞团发言……（略）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全场二百余人一瞬间都集目观注着这位革命小将的发言，当他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全场无不气愤，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个小将说：“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全场都喊，王杰站起来！王杰脸色苍白惊慌地站了起来，双眼直望着中央首长，全场高喊：“打倒王杰！打倒甘渭汉！”等口号，把王杰吓得发抖。）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我来控诉万县地、市委和军分区内的一些坏家伙对我们《主力军》的血腥镇压……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要求他立即交给中央首长！（这时，全场高喊：交出来！交出来！王贵章的脸色像黄瓜一样，双手发抖，在拉皮包拉锁时，一连拉了几下都未拉开，全场又喊，把皮包一起交上去！这时王贵章双手抱着皮包，交给了警卫员。）
熊道生同志继续发言……。
康生：说你二月十七将116人装在船上准备沉水，就是把船弄去翻在江中……。
熊道生：他们简直是放屁！当时我听到他们对我这样的栽赃，顿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子来嫁祸于我啊……我有一个要求，请求中央首长；因万县问题很复杂，抽个时间详细汇报。
康生（直点头）：好！好！
江青：下面让成都刚来到的×××发言（川大8·26的一个女学生）……（略）
康生：今天会就开到这里，下面说三件事：
一、这次发言没有讲完的，下次再继续发言。
二、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达三分钟之久）
三、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这时全场又高呼毛主席万岁！达到最高峰，有的举起双手跳起一米多高。最后全场在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散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２〕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三日 林、周〔３〕阅后办。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四月十九日止，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五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２〕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３〕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中央首长：江青、王力、戚本禹、关锋、杨成武、谢富治也参加了接见〗
陈伯达：周总理、康生有点事，等一会来，请大家发言。
代表控诉：（川大8·26）
王力：同志们，四川的材料，各个县的我们都印出来了，交给中央首长去看了，是不是大家发言，各专区推选一个代表。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
王力：刚才有同志提出，请韦杰副司令员答复，是不是中央军委有取缔后字242的命令？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问：为什么盗用中央军委命令？
韦杰：我们没有这样做，可能是军里没有听清（群众纷纷揭露他们盗用中央军委的名誉）
王力：天保放出来没有？（重庆代表揭露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放出来，关在中美合作所监狱。）
江青：韦副司令，你听到没有？马上释放。
众呼：毛主席万岁！打倒韦杰！打倒甘渭汉！（重庆地区揭发）
王力：请大家简单点，四川的情况中央已经清楚了，重庆也很清楚。
江青：请乐山代表发言。（乐山代表发言略）
十时十分总理、康生同志到会，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大家要求发言）
康生：大家心情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听不清，讲的慢一点，声音不要太大。
乐山代表：有一军分区支持的反动组织一面旗子还有江青同志的私章。
江青：我没有私章。
总理：有个张家口军事学校的王行虎同志要求见中央军委，就这里谈吧！
王行虎：有人说，江青同志说：甘渭汉是好人，办了坏事，我决不相信江青同志能说这样的话。（江青笑了）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鼓掌）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南充代表谈到还有公安局和保守派的人来北京。
总理：他们住在哪儿？
南充：住西直门，具体住哪儿，他们不告诉我们。
总理：把名单开来。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新北大万县调查组：韦杰在西苑旅社开黑会，四点指示：（一）原则坚持；（二）错误检查；（三）支左工作他们说错了，我们说对了；（四）总的由军区负责。
万县公安局打电话回去说：我们一到站就被包围了。因此，许多保字号组织打死人不下五十人，军分区第一次就打死五人，伤九人。
万县的发了言。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7012部队一个营。
总理：今天开会到这儿，明天请梁新初司令员开个小会，大家谈谈。
林跃东：控诉新华社四川分社，受成都军区迫害的情况。
林：韦等质问我们，为什么要报导成都兵团？要我们报导发行主席著作，说我们配合反革命，小心你们的狗头。
伯达：今天开到这里，后天再开。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上午10：25～1：30·京西宾馆；参加代表：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五人，川大“8·26”三人，川医101战斗团一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各一名。梁、张司令员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当张司令员和江海云握手时，亲切地拍着江海云的肩膀说，“小鬼，你好？”〗
梁司令员：
成都地区的情况可能也知道，现在武斗的现象在成都相当严重，我们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要商量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喽，解放军要解决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造反派的问题。（这时，江海云同志把四月十八日所谓署名为“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给产业军的信”拿给梁司令员看。）这些人代表解放军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几个极少数的人，他们能代表什么广大指战员？我就是支持兵团和“8·26”的，不支持产业军。他们（指张司令员和新调往成都军区去的一个部长）也坚决反对产业军，坚决不支持他们。现在有少数人受了老产观点的影响（大家笑起来了），在脑子里还一时拐不过弯来，这中间还需要一个教育过程，转变过程。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共同工作促使这些同志转变过来。总之我们的态度就是支持你们，毫不含糊地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甘渭汉的秘书他一方面支持造反派，另一方面却又同情产业军。原来因为他老婆是产业军，被抓活该。（大家拍手）
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主要从政治上支持你们，另外还可以从军事上支持你们。如你们开会他们要捣乱，我们可以派军队来保护你们，对产业军上层的几个反动头头我们要打击，对产业军下层的分化瓦解工作主要靠你们来做。对产业军中受蒙蔽的群众，你们要团结和争取。他们最近在成都地区的武斗严重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欺骗和挑动大批不明真象的贫下中农进城，这些贫下中农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你们商量一下，由军区、红代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联合组织一个庞大的几千人、几万人的宣传队伍，动员被欺骗到成都的贫下中农回农村回本地去“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说好不好？（大家拍手欢呼好！好！好得很！）对，那就打电话回去吧！我打电话给邓少车同志（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叫他和你们在成都联系。
张国华司令员讲话：
支持产业军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军区有，地方有，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成都地区的武斗那么严重，规模那么大，没有后台是不行的。这些后台就是要我们大家去揪。军队里的坏家伙我们去捉，地方上的由你们去搞，去揪去追。产业军大部分群众都是受蒙蔽的，你们要作好争取他们团结他们的工作。这次我们和他们合作，大力做好动员受蒙蔽的贫下中农回乡生产的宣传工作，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次希望你们打电话给你们家里的同志，叫他们去找邓少车付司令员联系。邓少车同志是个老同志，对党很忠诚，虽然由于脑子拐不过弯会犯错误（如这次支左工作中一度支持了产业军，但是一经组织指出改正错误也非常快，邓少车同志是听中央的话的，听毛主席的话的。他过去受黄新庭的排斥和压制。邓是认识问题（指错误），他今后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的向大家认错，这样行不行？（大家说：行。）（兵团李声金拿了一份产业军造谣传单给梁司令看。梁司令员看了说，这是谣言，你们要辟谣嘛！前天成重红旗和产业军两个人坐飞机到北京来告状，告你们革命派的状。要求见我，我根本不理他们。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打内仗，再吵架，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应当联合嘛！（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薛文彬说）你们要整风，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就改正嘛！
（梁司令员又问起曾希圣同志的情况。）他说：昨天总理打电话，说曾希圣同志亮相后，被斗，现在下落不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薛文彬说：“曾希圣同志在我们那里，昨天接到中央的电话后，已经交出了，我们是支持曾希圣同志的。”
梁司令员最后说：“今天的会开得很好是个团结的会，团结对敌的会”。
兵团代表李声全说：“兵团的同志想和梁、张司令员见见面。”
张司令员说：好吧！这两天我抽时间到北地（兵团到北京的人都住那儿）去看看大家，有人说我不支持他们，让他们看行动吧。好，现在一点过了，大家就谈到这里吧！
（会后张国华同志和兵团代表签名留念。）
（根据“外贸部井冈山公社资料组翻印件·1967年5月7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成都军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是正确的，军区在支援地方的斗争特别是支工、支农是有成绩的。但是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保卫人民的，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指示。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毛主席对四川地区成都军区的最大关怀。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主席在四川一个文件中批示说：“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但是必须看到，由于四川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文化革命中，他们又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川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因此，要彻底贯彻中央决定，必须作很多艰苦工作。军区犯错误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应检讨错误，端正立场，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广大干部、战士要原原本本传达中央决定，做到家喻户晓。大抓活思想、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人民解放军是最听毛主席的话，只要领导人态度鲜明，对错误进行严肃批评、广大群众监视，是会很快扭转局势，自觉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组织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要进行加强组织纪律教育，一切行动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作，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中央军委决定的，就坚决不作。
这里，我还要提到，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武斗很容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地方武斗就是敌人煽动的，敌人利用武斗把斗争大方向捣乱，我们决不能上当。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我们解放军坚决反对，对开枪杀死革命群众的凶手，特别是策划者，一定要依法处理。我们人民解放军永远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拥护革命小将，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搞绝食斗争的办法，我们也从来是不赞成的，把身体搞坏是不利于革命的，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吃好饭，睡好觉，好好闹革命。
同志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是非常光荣繁重的，我们只能作好，不能作坏，不辜负伟大领袖对我们的信任。今天是毛主席关于把人民解放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伟大指示发表一周年纪念。这指示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的新高峰。这在我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本色、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国防、永远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国防、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侵略，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这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永恒指针，在当前贯彻，就是要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全面贯彻“五·七”指示，把全军全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的重大措施。
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贯彻主席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指示，要响应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严防坏人挑拨。革命小将对成都军区批评，这是对人民解放军的爱护，今后你们还要用适当方式，对我军支左进行批评。我们是人民军队，为人民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群众批评和监督。
四川是祖国大后方，又是国防建设重要基地，一定要把文化革命搞好。
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有中央指示，现在又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又快建立起来，中央又快要派张国华、梁兴初加强成都军区领导。他们都是跟随毛主席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可以信任的。这使我们对搞好四川文化革命更加有充分信心，希望四川广大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彻底斗倒、斗垮、斗臭，把四川文化革命胜利地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同意肖华同志的讲话。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讲一点。（非常亲切地）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要记住，要爱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他们犯了错误会很快地改正，要原谅他们，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关切地笑了）。在组织内部分不清敌我，采取了甚至比对敌人还厉害，这就不好了。今后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很难说。但是大敌当前，四川就是李井泉，我们不能松懈，要时刻记得批判斗争，斗倒斗臭，如果一松懈，内部就会吵起来。今天，总理、伯达、康生找川大和其他一些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嘛，大家都笑了。少打一些内战，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忘记了这个大方向就要犯错误。我希望同志们记住这一点，把精力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我们就不会迷失大方向。
第三、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这里有个群众问题。革命派要善于做群众工作，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这一点，对你们可能有点恼火，他们对我们打、砸，我们还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作。除了个别的头头外，一般的应做群众工作、思想工作，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才能孤立头头，打胜仗。西南保守组织势力是不小的，对保守组织采取什么态度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张国华的讲话
战友们、同志们：
刚才伯达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成都军区部队，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共同闹革命，搞好四川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成都军区部队一定和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对于前一段被取缔的革命组织和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根据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我们回去立即处理，一律平反。
刚才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对成都军区部队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回去坚决执行肖主任和江青同志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坚决贯彻执行。在我部队中普遍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一次爱民运动，搞好军民关系，与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欢迎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行批评、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到改进。特别是在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及其他方面的工作，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和帮助。
同志们、战友们：我和梁司令员是刚到四川的，对四川的情况不够了解，希望同志们多加帮助，把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四川的军民关系搞好。今天就讲到此，今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向同志们学习的机会很多，今后再共同研究。
周总理的讲话
今天开的是结束会。伯达同志刚才已经把《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讲了，解释了，大家都是支持的，拥护的。现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张国华同志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决定，领导大家一起把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这是很好的表示。肖主任，江青同志讲了，是很好，大家也支持。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检讨要通过实践，听其言，观其行。没有现场的观察，在实践中去认识，不可能一次比一次深刻，你们听他们说，也要看行动。还是回去，在张国华的领导下，在新司令员的帮助下，给以改过的机会。毛主席历来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对四川有特殊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成都的同志有的来了几个月了，有的来了一个多月，也有几天的，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释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月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大家想：去年十二月是什么形势，那个时候，你们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还只是喊，没有打倒，现在被你们揪下马来了嘛。四个多月取得了胜利，在西南开始解放，这样的好形势。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现在平反了嘛。伯达同志代表党中央宣读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就讲了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如象万县的主力军，当然是革命组织，不是反革命组织。刚才有人递条子问，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解决。这是胜利。要使胜利继续发展。过去你们受压抑，受压制，把你们监禁起来，不能活动，现在你们平了反，翻了身，要负责任，做主人。群众组织的代表，“三结合”的代表，对今后大西南、四川要负责。
解放大西南，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矛头对准谁？要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西南头头是李井泉及一小撮人。对刘、邓、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在一起批判，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把他们拉下马。要在批判中来考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解放军。集中火力，对准目标，彻底批判全国的最大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大批判中考验大家，考验犯错误的干部。他们知道的情况多，站出来批判，就可以看揭得深还是不深，支持还是不支持，不是说说能解决的。应当同他们决裂，彻底批判，划清界线，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在批判中可以看出革命群众组织，那些表现更坚决坚定，解放军也好在批判中来看应当支持那个。这是最好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方向摆正，对准头头及其一伙，解决问题抓住要害，不会犯方向错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团结了。各个革命造反派过去有些差异，有的犯错误多点，有的犯错误少点，现在站在一条战线上嘛。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才能使开始的胜利继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提出的一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革命组织一律平反，回去要解决。有的地方如德阳、江油、雅安，还有些人没放，“决定”宣布后，他们负责打电话。军分区、地委的同志在场嘛，命令他们一律打电话，他们错打错捕的人都要释放，立即执行。考验他们，如果他们拥护中央的决定，要以行动来表现。不要担心，即使有的人有点阳奉阴违，新的军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会解决，有了负责人，找他们解决。
第三、关于对待解放军问题。江青同志讲了，个别领导人犯错误，应当允许改过，允许革命。毛主席对待犯错误的人总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原地，通过斗争实践来考验。新的司令员、政委都没有在四川工作过，情况不熟悉，犯错误的同志熟悉情况，要证明他们在中央、在群众面前表示改正，在斗争中、工作中去改正。要弄清楚军区内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关于十七个军分区、一百七十多个县武装部、多少独立师、团，总有些过去受李井泉、黄新亭一伙影响的，要通过他们熟悉的人研究，把其中最顽固的人孤立起来，允许军分区的个别领导人，给他们一个改的过程，不要希望一下全部改观，那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事物的变化总是从量变到质变，现在在新的情况下要有数的积累，现在开始，要给以时间，这么多地方，这么大的面积，要加以分析，不能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一起，一片黑暗。一时的现象，中央已经抓起来，一定能改，要有时间。党政方面，省委、市委、地委、县委，政府方面，特别是公安系统、公安厅、公安局，总有些坏人，一分为二嘛。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个别坏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已有命令下去，新领导去了，犯错误的同志作检讨，经过群众揭发，给机会改正错误，给军分区开个会，讲讲道理。回去以后好好把一月二十八日的军委八条、四月六日的军委十条、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示加上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好好读一读。请把三个文件印成册子，每人送一本，包括没有到会的。一定要把拥军爱民结合在一起，相信解放军这一伟大的军队，部分错误一定能改正。包括军队内部的造反派，领导改了嘛，保护你们了。但总会有一小撮人起破坏作用，要给时间才能发现，要有步骤地进行工作，希望大家站在拥护解放军，帮助解放军，同解放军抓好工作。
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
“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其他地方，万县、涪陵，已经听了汇报，看了材料，也责成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去解决。
重庆问题，作为专案，毛主席批示叫重庆的两方，军队方面、地方的“八·一五”，有两种看法，对革联会怎么算，都找来了，单独研究搞清楚，然后作出决定。其他地区有了问题，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去进行处理。
三线问题，那里有文化革命问题，有建设问题，过去是西南局抓，现在李井泉撤了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西南局实际瓦解了，中央直接抓三线，找了曾希圣同志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同意派三十个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调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专门问题有联络员负责找人谈，广大群众就回去了。车费、旅费有困难的，联系解决。分住在外面各地的，把“决定”印发给他们，并把我们今天讲的这些转告他们。
大家回去轰轰烈烈闹革命，把西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１〕的批语 一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二 林彪、恩来〔２〕同志阅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２〕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张国华、梁兴初、刘洁挺，请转告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
中共中央已经作了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已经成立，他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四川问题，请同学们相信四川的广大群众，一定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参加本地区、本校的斗批改。希望同学们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中央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
三、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出席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富治、肖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在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联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
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刘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革命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xx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用飞机散发传单是谁同意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3月30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3月5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来。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了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
（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来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
（争论激烈）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25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月28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了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产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他自己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
（谈到2月17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
（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
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
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月28日，2月10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里。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19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18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20分钟开始大逮捕。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开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告名单。
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人责任，我们要相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岗山报，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
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军分区哪个同志？
（汪宗清讲……）
（王府德讲……）
（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
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
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
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
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
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
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进里面去了）
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
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
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
（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2月17日以后，16日以后，19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32111什么态度？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参加捉人没有参加捉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2月19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
（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
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月19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32111抓了5人，你在哪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
（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嘛？你讲几句。
（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一下，以后写出来，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1月29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分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虽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现在请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联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联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联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二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1月21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讲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当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查，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事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2月21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出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高帽，挂黑牌，讲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这一天，有一二百人自发地到市中心“大观楼”旁集中，因多数人是搞搬运的抬工，故临时取名为“抬工队”，举行游行示威。集合好后，整队向西门出发，所经之处又有不少群众加入到游行示威的行列。
当队伍行进到西门外铁路大桥下时，桥上大桥队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鹅蛋石朝队伍打来。桥上边叫骂边继续朝桥下扔石子，游行人群照样行进，照样喊着口号井然有序地游行。
刚过翠屏山转入人民路时，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它们相隔近百米）楼上，如暴雨般的砖头、石块向队伍打来。队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后夹击，顿时大乱。同时由杂技团和团结旅馆冲出好几百头带藤帽，手持木棒、钢钎的凶汉向队伍袭来。为不扩大事态，队伍向军分区方向撤退进行避让。
北京赴宜的“红卫兵”看到如此大规模的武斗发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处于挨打的境地，于是他（她）们就到军分区内去请求解放军出面来制止武斗。不料军分区门卫不但没答应学生些的请求，反而有个别人将他们推出军分区大门（这时军分区外已被红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钢钎占据了）。可怜被推出军分区的首都“红卫兵”张玄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王俊英（同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两位同学，竟被红色派围在军分区大门口的人乱棒和钢钎活生生地杀害了。很快就从西门、北门方向一条街一条巷地退下来。西方的麻线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鲁家圆；东方的崇报寺、咸西街等，是双方几经反复争夺的“战场”。武斗持续了一周左右。“八·二六”派的告急电报和电话源源不断地发往北京，发给党中央。在京的刘、张他们也很着急宜宾的事态，郭林川、王茂聚还亲自到过北京电报大楼给党中央、周总理发电报求援。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一三”事件。”（有关宜宾材料引自《谢富英回忆录》）
（1967年7月17日《首都红代会赴宜红旗造反兵团<宜宾专刊>》文章记录了这件事：《为有牺牲多壮志——北京红代会张玄杰、王俊英烈士宜宾遇难记》：
雨更大，风更紧。黑云翻滚压戎城。
在四川地区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直接指使下，五月十四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扑，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大屠杀开始了。多少红旗派的战士遭到石块的袭击。多少红旗派的战士受到木棍、铁棒的毒打；多少红旗派的战士死在暴徒的砍刀下。刚刚抵戎的我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战士心血在沸腾，怒火在燃烧，为了制止事态的发展，一批批红代会战士走到x分区要求接见，却遭到门岗的无理拒绝。
制止事态的发展是x分区的起码的职责。要求x分区制止事态的发展是我们红代会每个战士的责任。经过我们充分地讨论，统一了思想，十二时左右整队到了x分区门前，再次要求接见。但是x分区某负责人百般刁难，始终没有答应我们提出的起码要求。
四点五十分左右，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等暴徒数千人从翠屏山上冲下来，直冲到x分区门前，一些无组织的群众边撤退，边阻击，但终究是寡不敌众，伤亡十分惨重。面对这种情景，“与宜宾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伟大誓言在每个战士的耳边回响。我东方红战士主动把队伍分成两组：一组站在x分区门前，防止群众与x分区发生冲突；一组高举着“红代会北工大东方红”的大旗横排在马路上，组织群众。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重伤躺在马路上，躺在暴徒队伍的前边，能不抢救吗？不能！不能！张玄杰同志把东方红的大旗交给了其他同志，第一个走出了队伍，毅然地向暴徒走了过去，接着其他三个同志也跟了上去。未经交涉完毕，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棍打在张玄杰的头上，接着又是几棍，张玄杰头负重伤，倒在地上。
在x分区门前的王俊英同志，领着群众流着眼泪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一个人民的一切”，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冲到分区门口的暴徒在群众中乱打、乱砍，人们躲闪着，后退着，王俊英同志的一只脚刚刚退到x分区门内，就被一个人猛推了出来，暴徒看见王俊英带着红代会的臂章，狠打起来，王俊英同志倒在血泊中。
暴徒们退走了，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分别被送进了第一、第二医院。医院的大夫们，为了抢救红代会的战士，千方百计优先给他们医治，但由于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次日光荣牺牲了。
大夫们，红旗派战士们，含着眼泪传送着张玄杰、王俊英牺牲的消息。岷江在翻滚，金沙江在咆哮，整个宜宾爆炸了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实现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伟大誓言，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张玄杰、王俊英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在“八·二六”派即将全军覆没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七九一部队奉命赶到宜宾支左，暂时制止住了武斗。
但部队只是将双方在他们来时的状况下隔离开（实际双方仍只在城区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斗仍然不断地由对立派在西、北、东三个方面进行。最为激烈的一次是东北方的崇报寺、咸熙街一带，数百名头带藤帽、手持钢钎的对立派人，想冲到造反派占据的南方来打杀。造反派将冲在最前面的一两百名由数十里外的金坪、象鼻农村调来的“农民大军”，分割包围地全部俘虏了下来。被俘的农民纷纷哀求造反派放他们回去，说他们不明白真相，受当官的蒙蔽才进城来搞武斗的，今后决不再来当炮灰，妻室儿女指望着他们。他们说是上面领导调他们来的，不仅包吃包住，而且还照样有工分（报酬）拿，更何况是当官的来喊的，他们也不敢不来。事先也没向他们说是来城里搞武斗的（而是说叫他们来保护地、市委的），来城里后发钢钎、藤帽给他们后才知是弄他们来搞武斗的。现在他们知道错了，违背了中央精神，今后再也不会受骗来武斗当炮灰了。
进入六月，对立派的武斗攻势减弱了（因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总体情况，纷纷退出红色派组织，离开武斗场地），但还有相当部分不明真相或坚持错误的人，则撤退盘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并在宜宾山上的制高点（翠屏山顶部）架设了当时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专门在夜深人静之时开播，叫骂红旗派，攻击刘、张等人。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是假的，反诬宜宾武斗是红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市区，吵得人们根本无法安寝。”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前言
李井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西南局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前还兼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这是他的表面，他的实质是什么？他是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大西南的“土皇帝”，是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实力派，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井泉有极大的政治野心，阴谋把西南变成他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独立王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李井泉狡猾的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面貌再也隐藏不住了。我发现李井泉的问题，是在一九六二午。那一年，国内阶级斗争异常紧张，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勾结起来，进行疯狂的反华勾当，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窜犯大陆，阶级敌人气焰嚣张，妄图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这个时刻，李井泉配合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活动更加猖狂了。
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四月，毛主席发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指示信，广大干部、社员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就在这时，李井泉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出了黑指示，这个黑指示说，“对毛主席的信要从积极方面理解，不要消极的理解。”致使毛主席的指示不能贯彻，造了极端严重的后果。
一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又借机攻击、诬蔑毛主席的指示信。他胡说什么：一九五九年之所以在毛主席的指示信上加批语，是想多打点粮食，与修正主义斗争争口气，怕毛主席的指示信下去起消极作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他对李井泉明目张胆地诬蔑毛主席没有表示任何态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林副主席有一个极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在讲话中，对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作了批评。林副主席还从我党各个革命历史阶段论述了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号召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掌握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的这篇讲话，对到会的同志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育。可是李井泉在林副主席这个讲话后，专挑了一份大会简报叫四川各小组传读。这份简报刊登了有关向林副主席提的意见。而这个意见又属于一般性的工作意见。李井泉不让传读中央各部局对四川提的意见，借以教育四川到会同志，却专挑那么一份对四川干部毫无特殊意义的材料，而且选择在林副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以后。很明显，这是一个反党阴谋。尤其恶毒的是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李井泉的亲信、反革命分子张黎群配合李井泉的活动，针对林副主席的讲话，写了一篇“不是八九不离十，而是离十太远”的极端反动的杂文，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李井泉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再次指示人民公社实行三级管理，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在重庆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同志，热烈拥护毛主席这一英明、正确的指示，并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去办。但李井泉却以各种借口抵制毛主席的指示，拒绝同志们的要求。他散布说：“四川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问题。”他指责、压制坚决要求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同志说：“有些人为什么对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那么感兴趣！”他醉心于在四川继续推行自己搞的“三包一奖”的“经验”，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直到一九六三年，李井泉的追随者×××，还在大肆攻击、诬蔑毛主席的这一英明指示是“右倾”。李井泉之流就是这样顽固地对抗最高指示。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一九六一年李井泉搞了一个大划田边地角谁种谁收的“指示”，把大量的集体土地变成了私有，大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六月九日，李井泉对六个专区的六个重点公社干部介绍他“点”上的“经验”，鼓动“退回去”。他吹嘘说：“第一，公社和大队干部都要压下去，凡是过去老社的一律归生产队。第二，退回去，按高级社办事，现在看来退了一步，还没有退够。第三，把生产队的副业班子搭起来，凡一九五八年建立起来的副业建设一律归生产队。第四，一九五八年以前是不是年年增产了？(众答：是年年增产了)如果是年年增产，这样退下去，没有问题，搞它几年再说。”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县委书记会议上，又积极鼓吹“退回去”。×××等在他的鼓吹下，大肆进行“退回去”的复辟资本主义阴谋活动。
在×××的“点”上，自留地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在××直接指挥的宜宾市：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下令解散全民所有制的渔场，叫工人搞单干。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他又下令并限期解散宜宾市国营运销单位。他说什么：“划若干小组和调配站，由需要工人的单位挑选雇请工人。”这样没有几个月，全市就出现了二十多个把头。
——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他叫嚷：“仔猪市场干脆全放。”助长富裕农户走资本主义道路，影响贫下中农养不起猪，给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为了鼓动单干，他规定，国家机关下农村的工作组干部，每人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规定家住农村的公社干部除本人在家划一分自留地以外，还可以在公社划一分菜地自由种植。
——他大肆提倡中医“随父学艺”，说什么：“只有随父学艺才能把老医生的本事学到手。”
——他公开叫嚷“要向资本家学习”，说什么：“人家做生意能赚钱，我们不行，赚不到钱，应向人家学本事。”
李井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不是很清楚了吗？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选了一部分大会简报让四川省小组传读，其中有一篇大意是，今后工厂可不搞政治运动，只搞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很明显，李井泉这是配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报告，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李井泉及其追随者，一方面勾结阶级敌人大搞反攻倒算，一方面大肆散布修正主义毒素。他们说什么：“在医院、文化艺术、科学团体搞政治运动是错误的。……以后不搞了，你们放心吧！只要搞好本行业务就行了。”
一九六二年三月初，李井泉在自贡别有用心地说．“有人说我们这几年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应该如何回答？”李井泉这是有意识地借别人之口诬蔑党“犯了路线错误”，以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煽动。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反右倾运动中，批判斗争××时，×x说：“彭德怀等只不过是议论了一下，就成了反党集团了。”××说，这句话是李井泉说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一口一个“彭老总”。庐山会议后，李井泉又散布这么一个反动言论，可见他早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刮起了“翻案风”，他拼命地替反党、反毛主席的×和地、富、反、坏、右翻案。在翻案中，他捏造了许多谎言，制造了种种借口，私设监狱把我和张西挺关押长达两年之久。李井泉在一九六三年八月，派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到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劝我同意替××翻案。他说：××那些问题，你们不要老坚持说什么反党、反毛主席。还恶毒地说：“对毛主席是怎么看，现在有许多新情况，你们不了解，反对毛主席不一定就是错误。”省监委副书记××也向王茂聚同志说：“×那些问题(指××反党、反毛主席的许多罪恶言行)，我们认为不是错误，你如果认为是错误，你可以写信问毛主席。”李井泉让监委主要负责人进行这样的“劝说”，不仅是为李井泉的反党言论辩护开脱，而且是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宣传，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活动。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抛出了否定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他还别有用心地强调“甄别”问题，为替牛鬼蛇神翻案制造了许多荒谬的理论。他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行的，只要没有背景，就不算错。”他还以总结工作为名，攻击三面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我们现在是这样总结，总结不够的以后还可以总结，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再认识，就是将来我们死了，还会有人替我们总结的。他这里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为大“翻案”埋下伏笔吗?在他的煽动下，大刮起“翻案风”、“单干风”，一时乌云满天。
李井泉紧跟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发起的翻案，公开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一九六二年他专程赴宜宾，策划布置后，又亲自组织了两股翻案力量。
一股由省公安厅厅长带领，到劳改农场、茶场、四类分子集中劳动的菜场以及两个劳改煤矿，以登记询问、个别谈话、座谈、调案审查等方式；发动劳改犯、现管分子、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等反攻倒算。
另一股由××X统帅，在地专机关以座谈会、个别谈话动员、批示翻案、调查审查、提供反攻倒算材料、打印反攻倒算材料等方式，发动四类分子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反攻倒算。
李井泉等所执行的翻案方针是：只要本人有申诉，组织上认为有必要，或者有其它人提出，就可以进行甄别(甄别二字应用作“翻案”)。他们的口号是：“甄别”以后，应该得到组织上重用提拔。
有翻案方针口号的鼓舞，又通过他们内外发动，五类分子的反动气焰异常嚣张，有的右派分子说：蒋介石不反攻大陆，我就不写申诉，蒋介石反攻大陆了，我就要写申诉(看，李井泉与蒋介石配合得多么密切，右派分子与李井泉配合得多么密切！)。有的右派分子公然拍桌子公开大骂积极分子。翻案加倒算，大批革命同志遭受到种种的迫害和镇压。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了“翻案风”，强调了阶级斗争。李井泉竟然反对毛主席的指示，继续上下勾结串通，坚持翻案。他在传达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私货，说什么对外斗争是地富反，对内斗争是刘结挺、张西挺。事实上，则是把对敌斗争转移在革命派头上。一九六三年还把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推行到江安县和宜宾县。
在宜宾的反革命复辟事件中，翻案涉及的案件达、几百件，直接遭受各种打击、迫害的革命同志达百人，受牵连的人数则更多。
李井泉之所以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倒算是因为有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屏障，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依靠，有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支持和配合。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彭真等，一不准我到中央控告，二把我和张西挺等揭发李井泉的材料转给李井泉，三扣压宜宾革命同志给党中央和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信。他们从一九六二年起这样干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一九六六年九月，仍然把我和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上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常委的材料扣在手里不予转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革命立场上，串通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等批准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报告——即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这里所批准的，不是刘、张二人的党籍问题，而是批准了李井泉勾结敌人所干的全部翻案加倒算。
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李井泉的亲密关系是很多人很早就知道的。平时李井泉在中央开会期间，每天晚上不是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家里，就是在××家里。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回四川传达会议精神时，常常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何说，如何讲。从李井泉的话里听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会外对他还有特别指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串通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除了他们本来就有这种亲密的勾搭以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在××案件上直接牵连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说；“跟着彭老总走不会错。”这句话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说的。李井泉起劲地替××翻案就是为了替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的反党言论翻案，从××的案件里抹掉这笔账，以便得到长期掩盖，以达到进行隐蔽反党活动的目的。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等批准李井泉的报告的秘密就在这里。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李井泉在南充搞“点”，那里的地富子女对李井泉寄予很大的希望。社教中，他们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要解决入党入团的问题。李井泉竟作为重大问题，加上批语印发全省。批示的大意是只要经过考验是可以入党的，说“重在表现”嘛！
李井泉在干部路线上也是如此，一九六五年大小会都传达讨论贯彻“重在表现”的干部路线，根本不强调和不讲阶级路线。
李井泉的“重在表现”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他是重在反党的表现。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因为写了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被李井泉提拔为省委委员、西南局的宣传部副部长。
反革命黑帮分子张黎群，恶毒地攻击和百般地咒骂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李井泉把他安排到绵阳地委任副书记。
有的阶级敌对分子和右派分子最恶毒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李井泉不但替他们翻案，而且都提到重要岗位上去了。
家庭和美国有关系，反革命分子的女婿×××，因为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有功，而被提拔为省监委的兼职委员。
李井泉就是这样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把翻了案的牛鬼蛇种，地、富、反、坏、右都作为他的基本力量，把许多坚持毛泽东思想，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干部一个一个地打下去。据我了解，李井泉迫害这样的干部是不少的。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三月，彭真到成都与李井泉、×××进行反革命的密谈。李井泉为了抬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身份，拉着彭真与四川贫下中农代表一起照像。此像经印刷后发到各县、市、地委。宜宾地委还把他挂在地委会议室里。
李井泉为了扩散彭真的毒素，一九六六年四月，还布置大学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抛出的反革命《二月提纲》。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多年来，李井泉、XXX等结成巩固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是大叛徒×××安插在西南的钉子，深受李井泉赏识。一九六五年，李井泉便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位子让给他。从此，×××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置于领袖的地位。他经常讲：“李政委如何如何，一再教导我们。”对这种肉痲的吹捧，李井泉自以为得意。李井泉自己也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自居，说什么我也算个小国务院嘛。因此，他在中学读书的儿子也常以李井泉的话作为中央首长的指示压制革命学生。
南充是李井泉的常到之地，那里居然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像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像并列挂在一起，李井泉的画像还高出毛主席画像一个头。李井泉泰然置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李井泉排斥异己，把既无能力又无干劲的亲信和旧人一个一个地都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如协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启允镇压贵州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在晋绥的旧人，虽毫无能力，但也成了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协助李井泉镇压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是李井泉从晋绥带来的老部下，越级提拔当了西南局的宣传部部长，散布大量毒素的四川日报总编辑XX也是李井泉的亲信；在贵州大刮翻案风，镇压贵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贾启允，因为是李井泉的老部下，就当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李井泉与黑帮祖师爷周扬也挂了线。如黑帮分子马识途，周扬称赞他，李井泉就马上重用他。任白戈是周扬的吹鼓手，李井泉提拔重用他在前，又包庇他在后。
李井泉为了勾结反革命集团头子彭真、黑帮分子×××，对彭真和××双方表示尊重，还常给他们送礼品。
李井泉上下串通，对党中央进行封锁。一九六三年八月，中央监委的一个同志在成都找我和张西挺谈话，李井泉害怕暴露了他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竟派公安厅一处的干部公开监视。这个同志对案件表示有某些疑义，认为不应该关押，被李井泉和×××告到黑司令部那里。××为此无理地批评了这个同志。李井泉的追随者，在宜宾大张旗鼓地宣扬，对我和张西挺的案子，中央监委来的同志都受了批评，都作了检讨，以此炫耀他们的反党势力的雄厚。
李井泉与黑帮联系之密切，勾结之紧，从下面这份材料里也可以看出。
宜宾地委招待所长写的材料说(摘录)：
1、一九六五年十月份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等人悄悄地来到泸州(宜宾专区所管的泸州市)。当时有×××陪同。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这些人来干什么？
2、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突然来宜宾，当时×××接待，住地专机关第一招待所，×××与之密谈，这其中有什么鬼？
3、一九六六年大约六、七月份，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李井泉等人突然到自贡，在自贡开了会。这些人来干什么？
4、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到了自贡。
5、一九六六年九月份省公安厅厅长突然来宜宾，住地专第二招待所。是专门来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是带有任务来的。他还去泸州了解情况。
6、一九六六年十月份，×××(副省长)突然来宜宾，×××等人接谈。
7、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也突然来宜，突然而去。
8、一九六六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前一段时间里，李井泉的女儿常来宜宾，×××亲自与她密谈。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宜宾是一个小地方，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如此多的“大头头”先后“光临”此地?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九六六年九月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指一九六二年搞翻案倒算)是李井泉的导火线。对了！宜宾问题如被揭发出来，李井泉的问题就包不住了，李井泉的问题包不住，当然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也就会暴露出来。李井泉这道防线如被摧毁，那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个大西南的后方就存不住了。宜宾怪不得有这么多黑线上的人物往来，怪不得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很关心李井泉派来捉我们(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李良等四人)的人的安全问题，害怕他们被北京的革命同志扣留下来，因而给他们通情报，叫他们走，说如不走，安全有问题，问题就会闹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李井泉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一个大黑帮分子，是镇压西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乘胜追击，穷追猛打，把李井泉批透、批臭，斗垮、斗倒！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首先，我要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一）
一九六二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一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合伙，猖狂地进行反华；盘踞在台湾的蒋匪帮叫嚷要反攻大陆；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妄图恢复他们已失去的“天堂”。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于1962年初抛出了他的放弃阶级斗争、反对毛主席思想的报告，为“翻案风”“单干风”制造了理论依据。“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而猖獗一时的。
在这样的阶级斗争背景下，四川省宜宾地区发生了一个阶级敌人翻案、复辟、反攻倒算的反革命事件。在这个反革命事件中，翻案范围涉及地富反坏右及右倾机会主义等，翻案的案件达数百件，内容涉及到1955年的肃反、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及镇反运动等。与此同时，大批革命左派则受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那时起，五年来宜宾地区笼罩着白色恐怖，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
在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在这长达四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无数次地给党中央写材料，揭发李井泉等人的罪行。我们无数次地给中央写信，要求到北京去谈李井泉的重大问题，我们还给中央打过电报。但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把我们写给中央的材料，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李井泉。我们写给中央的信，他根本不理睬，给中央打的电报呢，他就回电说：刘结挺呀，不必来中央，有问题可向中央监委写材料。在这个回电之后，我和刘结挺就被秘密逮捕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六三年四月份，我和刘结挺正在按这个回电，写揭发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刘结挺突然省委要找他去谈话的通知，说是两天就回来。刘结挺没有带任何东西，当天就离开了宜宾。到成都一下火车，就被两个彪形大汉挟持着，送进了等候在车站的汽车，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去关起来。他们把这种非法关押，美其名曰“对党负责，防止意外”。防止什么意外呢？刘结挺讲：“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外，如果有意外的话，那就是你们没有想到目前我仍然坚持要到中央去揭发你们的问题。”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就讲：“我们不是怕你这个意外。”刘结挺就说：“你不怕我这个意外就好哇！那就请你给我自由，让我到北京去，或者你们押送我到北京去！”他们对刘结挺要到中央去的正当要求，狼狈地答不出话来，只好拿中央不许去来堵他的嘴。
在非法关押刘结挺的第五天，我也被骗到成都关押起来了。和刘结挺一样，照例受到侮辱性的全身搜查。他们搜走了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和许多材料底稿。
（二）
我和刘结挺被骗到成都关押后，宜宾地区谣言随之四起。李井泉等也乘机造谣欺骗群众，说什么“刘结挺、张西挺住在省委招待所里，每天光吃好的，不干好事。”
我们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们不是坐的普通监狱，而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私设的一个秘密监狱
我们进监狱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如何让外面的革命同志晓得我们被关押了，以便通过他们在外面的斗争把我们营救出来，或者由他们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我们解救出来。这件事情没有办到。因为我们给外面写信，要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要经过看押我们的组长检查，要经过省监委检查，最后还要通过李井泉检查。信中话说得明白了，他们不给发；用隐语，自己人又看不懂。例如我给孩子写过一封信，我说：我在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几尺布票，本想给你买件衣服，现在我不好买了，由你自己买吧！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孩子，我已经没有自由了！我想孩子一定会把信交给宜宾的战友，可是他们没有看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李井泉会把我们秘密关押。第二件事，就是想办法搞清楚我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不弄清这一点，我们心里很不落实。用什么办法呢？一个是听看管人员谈话，看能不能从谈话中听出来。很明显，看押我们的人是经过严格挑选或严格训练过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写信，了解回信的地点。我对看押我们的人讲：“我们两个人一起被关，事先对孩子未作任何安排，想给孩子写信，并希望得到孩子们的回信，不知回信该寄到哪里？”看押我们的组长回答说：“回信就寄到省委或省监委。”我说寄到省监委要转，很麻烦，是不是直接寄到这个地方？他说：“那不行，你嫌麻烦就不要寄！”第三个办法就是给孩子寄钱，我心想从邮局的回条上可以知道关押的地方。但是他们把钱拿到城里寄去了。邮局收条邮戳盖的是：“成都”两个字。李井泉所设的这个秘密监狱，不但对我们两个人保密，而且对群众也是保密的。
（三）
我们在那个地方被关了整整两年。后来了解，这就是成都西南郊红牌楼镇的那个派出所。但是那里的群众，不管是居民，或是机关干部、工人，没有一个晓得红牌楼的原派出所里曾经关过两个人，而且关押了长达两年之久。因为这里对外的名称是个“机关”，具体名称叫“成都市委工作组”。可是看押我们的人都是省公安厅的人，没有一个是成都市委的人。这和解放前重庆那个中美合作所有什么区别呢。
李井泉关押我们，为什么对内对外都这样保密？很明显，他这种秘密关押是想搞秘密杀害。为什么他又没有搞呢？这里面有个很偶然的情况，打破了他秘密杀害的计划。当时他们制造舆论准备杀害我们。例如说什么张西挺畏罪自杀了，刘结挺又如何如何。他们正在制造舆论的时候，中央监委有个常委到成都来了解四清运动的情况。因为刘结挺给中央打过电报，要求到中央谈问题，因此这位常委顺便问起了这件事。李井泉就叫西南局监察处、省监委和审查刘结挺、张西挺专案组，向这位常委汇报所谓刘结挺、张西挺的问题。这位常委到成都没有这个任务，但他想听一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几次要和我们谈。都被李井泉拒绝了。最后他要求和我们见一面，李井泉才被迫同意。但是见面的时间却安排在他的飞机票已买好，准备起飞前的那段时间里面。这一天，十几个人把我们两人押送到这位常委的住处。这里不仅门口有几个秘密岗哨，而且还公开派了一个干部作记录。我们进去以后，他很奇怪地说：“我找的是两个人，怎么来了三个人呢？”他还不晓得派了一个记录。当时我们向他提出来，要求单独谈情况，这个“记录”就被撵走了。“记录”被撵走后，我们首先向他谈的就是李井泉对我们的秘密关押，揭露秘密关押的目的就是想搞秘密杀害的阴谋。我们要求在没有开除我们党籍以前，给我们讲话的自由。我们还提出如果需要关押的话，就请他把我们带到中央去，关在北京。他听后同意把我们放出来，他说他向西南局、省委谈一谈。他跟西南局和省委谈后，西南局、省委不同意放人。他又要求放一个，问是否可以把刘结挺放出去呢？他们说：把刘结挺放出去他要杀人！他又问，是不是可以把张西挺放出去呢？女同志嘛，回去照顾照顾孩子，他们说也不行，把张西挺放出去，她要翻案。这样谈了以后，他们不但没有放我们出去，相反在监狱里对我们的监视更严了，对我们的咒骂声更是不断。而这位常委也因此被李井泉等人告到了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那里去，受到了批评。就是这件意外的发生，打破了李井泉秘密杀人的计划。
关押我们是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批准的，是李井泉亲自掌握情况决定的。李井泉把我和刘结挺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关押我们的地方戒备森严，围墙很高，四面有警卫把守。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黑夜比白天还亮。十几个民警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例如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去厕所的路上的片刻停留，他们都有记录。李井泉原来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安窃听器，据说研究了几次，最后说不安了。窃听器虽然不安了，却派了一个公安厅侦察处的技术科长和我们住在一起，搞什么技术鉴定。
（四）
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四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打击革命派，把四川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不仅私设监狱，而且还在监狱里施行一整套法西斯政策。我们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过的是不折不扣的李井泉独立王国里的犯人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刘结挺害有严重的风湿性脊椎关节炎，却偏偏把他安排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我住的房子有五个窗户却钉死了四个，只剩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夏天也不许打开另外的窗户。
关押期间，我们两人不许接近。我病了或者刘结挺病了，也不准我们互相照顾，互相看望。李井泉还采取断绝水源的办法来折磨我们。不管是冬天、夏天，每天除了给小半盆脸水外，其它任何水也不给。所以，我们在狱中两年没有洗过一次澡，没有洗过一次被子，连女同志卫生用水都不给。平时，我们只能接点雨水洗洗衣服。看守我们的人中有一个贫农的儿子，当他值班的时候，我找他要点水，他还是给的。他假装自己用水，提了半桶水放在我的门口，我趁别人不注意就把半桶水拿到屋里去用了。就这样两次，被他们发觉了，借故把这个同志斗争了两个月。他们还常常逼着我们吃已经烂了的臭肉来摧残我们的身体。我们不吃，他们骂：你们连肉都不吃，还要吃什么？有一天，刘结挺被逼吃了一盘烂肉，结果病了十几天。即使关在监狱里边，他们还不放心，经常进行突然检查和搜身，哪怕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我们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材料被他们扣下多少我们不知道，因为在监狱里我们的材料被他们没收了几次。经过三道关口检查过的几岁孩子写的信也“不许毁坏”，他们要随时检查。他们还用资产阶级母爱和父子之情来折磨我们，妄图使我们念及儿女情长放弃阶级斗争。
有一天吃过晚饭，我突然看见我两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四岁多，一个五岁多）站在院子里。我很奇怪，就问“组长”：孩子怎么进来了？“组长”说：是上级叫来的，你叫他到屋里去嘛！我就把孩子牵到房子里来。孩子见了我不哭也不闹，连声“妈妈”也不喊。我问他们：“孩子，你们怎么来的？是哪一个送你们来的？”孩子们不说话。我说：“不认得妈妈啦？你们怎么不说话啊？”孩子张着两个大眼睛到处看，我说：“你们到处看什么呢？”孩子说：“我怕叔叔。”我说：“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大一点的孩子这是就哭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折磨孩子，在孩子进监狱的当天晚上就发高烧。孩子只在监狱里住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孩子都已经睡了，突然接到通知：刘结挺、张西挺的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我要求孩子病好了以后再走，他们说：“不行！”我说：“孩子病了，是不是明天再走？”他们说：“不行，必须马上离开住地！”没有办法，我就把孩子喊醒，给他们穿好衣服。大点的孩子听了不愿意走，最小的孩子叫爸爸妈妈跟他一块回家。这时候，面对这么小的孩子我说什么呢？我只好说：“不要哭。你们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吗？毛主席的好孩子在坏人面前是不哭的。你们看妈妈都不在坏人面前哭。”孩子讲：“我害怕，怕叔叔。”我说：“不要怕，没关系，他们不会整你们，你们都是孩子，如果他们整你们，毛主席知道了不会答应。”这时，孩子就不哭了。把孩子交给他们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我在电影里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当共产党员在监狱里坚贞不屈进行斗争的时候，敌人会突然把你的亲人推到你面前，妄图软化你的斗志，分散你的斗争精力。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已堕落到这种程度。
他们还常常用死来威胁我们，经常对我们说一些无法捉摸的话，预示我们马上就有被杀害的可能，妄图使用这些手法来搅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能安静的写揭发材料，分散我们向他们斗争的精力。李井泉这个目的没有达到。我们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集中精力夜以继日地写材料，把我们要向当说的话，要向毛主席说的话，在没有被杀害以前全部写出来。李井泉为了骗口供，什么可耻的手段都使用了。1964年5月，他们用药物使我中毒，我头昏眼花，浑身痉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的头发大部分脱落了，连续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靠点开水维持生命。正在这样的时刻，李井泉派省监委副书记带领十几个人乘机闯进牢房把我从床上拖下来，整整斗争了我三天。他们斗争我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监狱里面不断地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勾结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罪行。他们说：“你们不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说我们替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翻案吗？”我说：“是写过。”他们说：“你现在怎么认识？”我说：“我现在还这样认识。”他们就说：“那么就请你谈谈，替哪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了？”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仅在宜宾地区替地富反坏右翻案及涉及的案件就有三百余件，他们好象不知道似的。当时我举了两个案例之后说：“你们不仅替他们翻了案，而且还升了他们的官，还对过去反右派斗争中的骨干分子进行倒算。替右派分子翻案，就是右派行为！”他们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因为药物中毒以后，我七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刘结挺就给他们写报告，要求把我送到医院里，他们就这样讲：“你不是要求住院吗？我们同意你住院，不过我们得把你的问题审查清楚，统一认识以后，才能住医院，不然的话就不行。”他们妄图用住院来换取口供，想在我临死之前，趁我神志不太清楚的时候，捞点稻草。可是，他们的阴谋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
在这个秘密监狱里，李井泉还常常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法，对我们打、拉、逼，软硬兼施。1963年9月份，李井泉派省监委书记找刘结挺谈判。那个监委书记对刘结挺说：“老刘啊，你不要老是扭着那个问题不放好不好？翻了就翻了，你不要管他，承认自己有什么缺点、错误就行了。”刘结挺讲：“不是我扭住问题不放，是你们非翻案不可嘛。”他又说“你老刘是个聪明人嘛，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过去的都不算，重新来好不好？只要你和省委合作，保证不给处分，这话李政委早就说过了嘛！”当李井泉这个阴谋没有得逞的时候，他又派西南局监察组组长找我们谈。那个监察组长说：“你们不要再扯这些案子了，越扯越复杂。你们说真理在你们手里，这个问题就算真理在你们手里也难办得很啊！你们的档案有几十箱子，以后哪个去看呢？”刘结挺讲：“你们编造的材料再多，问题再复杂，但是用一条阶级斗争的红线来考察，再复杂的案件也能搞清楚的。”李井泉看软的不行，又派省监委副书记对刘结挺进行威胁：“你一定得按省委的决定检讨，不然的话，你想捞根稻草也办不到。”话里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杀害我们。
在革命同志之间挑拨离间，也是李井泉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叫王茂聚、郭林川和我们划清界限，揭露我们的所谓问题，一方面又找刘结挺谈话：“老刘啊，我看你相当孤立呀！你以为宜宾还有人支持你，其实，我看除了张西挺外再也没有人支持你了。”又说什么：“那十几个案子，根据我们了解并不都是你搞的，有些是王茂聚、**搞的.......。别人搞的你不要都担起来。我也当过第一书记嘛，很多事情我都不清楚嘛！特别是处理案子有专案人员，第一书记哪能管那么多。”刘结挺说：“即使不是我搞的，甚至也不是宜宾的案子，只要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要你们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我就不能不管，我都要进行揭发。
（五）
在监狱中，李井泉对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上了，但是他既骗不了我们，也没有压倒我们，相反，我们对他反党反毛主席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造他反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在监狱里，我们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我们忍受着精神上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摧残。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写了许多检举和揭发的材料，揭发李井泉从一九六二年起，顽固地推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李井泉所散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和控诉他们勾结阶级敌人大规模地替阶级敌人翻案，残酷迫害革命干部的滔天罪行。这场翻案反翻案，倒算反倒算，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在李井泉私设的监狱里面进行了两年。对敌人的阴谋和罪恶必须进行充分的揭露才能够在政治上压倒他。李井泉私设监狱关押我们已经是他的一条大罪状。他在监狱里对我们进行折磨和摧残，这是他的又一条大罪状。对李井泉这些罪状必须进行揭露，必须把它一桩桩、一件件记载下来，以便在我们被杀害之后，革命同志和他清算。“用什么办法才能保存李井泉这些罪状呢？用日记的形式可以记载下来，但不容易保存，因为他们可以毁掉它。那么用什么办法呢，我们想，通过给他写信这样一个合法的形式才能记载下他的罪状。于是我们就不断地给他写信。例如，为了揭露他让我们吃烂肉，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刘结挺因为吃了烂肉已经病了几天了，请“李政委”批准不要给我们吃这样的烂肉，给我们吃青菜白饭。我住的房子五个窗户不是给他们钉死了四个吗？我就给李井泉写信说：“李政委”，我住的房子五个窗子被他们钉死四个，只留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窗子。女同志在里面活动不方便，这个窗子我不愿意打开。现在天气热了，请允许我多开一个窗户。或者拿这个窗户换另一个窗户。是否有当?请“李政委”批示。我离开宜宾的时候带了两瓶药，一瓶是眼药，一瓶是治疗肾脏炎的药。但都被他们搜走了。为了要这两瓶药，我给李井泉写了好几封信。本来一封信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几封呢？我有个想法，给他找点麻烦！我要眼药给他写封信，要治疗肾脏炎的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要药要了半年都不给我，结果药都坏了，他们就告诉我药已经坏了，你不要再要了。以后，我又给李井泉写了一封信，说：就是坏药也请“李政委”批准发给我，因为我现在连坏药也没有吃的。他们不准我们两个接近，说是一个案子的不能接近。我们就给李井泉写信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人是一个案子，究竟有没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在一起谈谈才行，不然的话，我们不好写检查。刘结挺离开宜宾时，只带了一把牙刷，一条毛巾，我离开宜宾时，连毛巾也没有带一条。我没有毛巾洗脸，就给李井泉写信，要求“李政委”批准我每天向刘结挺借洗脸毛巾。
总之，我们和李井泉保持“密切联系”，随时“请示报告”。一事一报，进行充分的揭露。写不写“综合报告”呢？写！在一九六五年放我们出来以后，我们给他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报告”上讲：我们被放出来了，现在住在什么地方。过去在红牌楼，不管写信、吃饭等等，一切都有人具体管理。现在我们住在这个地方应该和谁联系’由谁管理，我们不清楚。这些事情请“李政委”给明确一下。另外，我们给孩子写了一封信，过去这种信都是交给“工作组长”，检查了以后送到上面代发。现在这封信该交给谁检查呢？是不是送给“李政委”检查了以后请“李政委”代发呢？刘结挺还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年没洗澡了，准备进城洗次澡，是否恰当，请“李政委”批示。我们还抓住他非法对我们逮捕、拘留这一点向他展开进攻。因为，他对我们关押没有拘留证，又没有逮捕证，这不能不是他的包袱。抓住这一点，我们又要求他准许我们到外面来活动。我们知道他不会答应，但这是斗争，也是揭露。布票发下来以后，我们就给他写信说：我们感谢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发给了我们多少布票。既然发了布票，我们要求“李政委”批准我们出去买布。夏天来了，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出去做一件夏衣穿。“七一”来了，我们要求出去参加党的生日的庆祝，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国庆节来了，我们要求参加国庆活动，因为我们是普通的公民。国务院规定春节放假三天，我们写信给李井泉，要求他贯彻执行国务院的规定，放我们三天假……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后来给李井泉发觉了，就把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力下放给省委第一书记，同时叫人来骂我们：“你们怎么经常给首长写信？你们写信还写什么[李政委亲启]，亲字下面还划个圈，好象很重要似的，其实就那些小事。比如打开窗户这种问题，你们跟我们讲一讲不就行了？”我说：“怕你们为难，给李政委批了，你们照办不就行了？”他说：“你们写封信，我们拿去给收发，收发要登记，登记了交省委办公厅，办公厅又交秘书室，秘书室再转交李政委秘书，李政委看了要批，李政委一批就成文件了。”我说：“用不着麻烦李政委，他可以不批嘛。”他说：“就是李政委不批，只要写上[李政委已阅]几个字，这就成了省委文件了，就要作档案保存。你们都是做领导工作的，你们不懂啊？”我当时心想，就是懂得这个才这样干的啊。
李井泉把权力下放，我们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你这个李井泉领导，只看得起你李井泉。所以，我们不下放，我们有什么事还是直接向李井泉打报告，向李井泉请示，就是要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就是要扭着你不放，揭露到底。
（六）
五年来的迫害并没有把我们压垮，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我们也过来了。每当我们回忆这段斗争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斗争的紧张，也感到斗争的幸福和愉快。
我们出来以后，特别是到北京去以后，有的同志问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来看，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顶十天八天还可以，顶一个月两个月问题也不大，时间再长一点我们就怀疑所坚持的是不是正确，对斗争能否胜利就发生了怀疑。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整整五年，你们动摇过没有?你们对斗争的胜利发生过怀疑没有？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坚持了长达五年的斗争呢？两年的秘密监狱生活，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呢？
是的，当一股逆流冲来的时候，十天八天和二个月两个月是可以顶住的。坚持不懈地顶上几年，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李井泉的来头很大，他不仅控制着从宜宾市委到宜宾地委、四川省委、西南局这样一个四级组织，代表着“党”，而且他又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斗争，顶住这样一股长达五年之久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实在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坚持的不是什么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我们没有动摇过，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写过一个字的检查。
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们进行长达五年之久的斗争呢？是光焰无际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宜宾的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支持着我们，宜宾的历次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和我们心连心，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从一九六二年起，宜宾的革命同志就常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揭露李井泉等人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从宜宾我们又想到全国，全国的革命同志也会支持我们斗争的。
在五年的斗争中，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时时回忆着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特别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反对翻案风。毛主席的教导，不仅给了我们斗争的勇气，而且给了我们斗争的智慧。李井泉等可以搜走我们的“毛选”，但是，太阳的光辉他是挡不住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就增强了斗争的必胜信心。
对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我们作了充分估计。一个估计是，他可能杀害我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他们的确写了杀害我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他们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从当时关押我们的情况来看，要么就是向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投降，和他们一起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一起替地富反坏右分子翻案。这样，不但可以保命，而且可以保官，说不定还可以升官。要么，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保卫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向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进行坚决斗争。这样就有杀头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下了这个决心后，刘结挺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好以后，就把抽屉打开，反贴在板子上，以便在我们被害之后，一旦有同志发现，就会交给我们的亲人毛主席。第二个估计，他可能判我们徒刑。当时我们估计可能判二十年徒刑。我们计算了一下，二十年出来以后，毛主席他老人家还健在。有毛主席在，我们的斗争就一定会得到胜利。我在监狱里写的日记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的。这些日记早就被他们抄走了。抄走以后，他们从日记上摘抄了一些片断，安上了一个题目叫做：“反革命分子张西挺的罪恶记实”。红卫兵小将抄黑材料时抄到了这份材料，看了以后非常奇怪。他们说，这明明是一心向着党，向着毛主席的日记嘛，怎么叫“反革命罪恶记实”呢？然而，在李井泉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看来，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是“反革命”，谁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谁就是他的“好党员”、“好干部”。这就是李井泉对“反革命”和“好党员”的定义。下面是几段日记摘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十多年来，党把我培养成人。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受过党的任何处分，历次政治运动，党把我作为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使用。母亲养育我十三年，而党把我养育成人，党比母亲亲，党对我的恩情，我无法计算。亲爱的党啊！我永远不忘您的教导：记住阶级和阶级斗争，挺身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我们的党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她不能允许牛鬼蛇神翻案，绝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复辟。即使宜宾专区这么一个小地方，发现以后也会立即粉碎这种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在今天的中国永远不会得逞，革命同志有一天会揪出他们来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
国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一九六二年配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的需要大搞翻案，终究要遭到可耻的下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当我看到《人民日报》公布苏联《真理报》捏造谣言攻击我们党的材料以后，写了一段日记。)
《真理报》为什么使用希特勒和戈培尔使用的伎俩呢？......出于一个原则，就是造谣重复三次，别人就会相信。怪不得这两年几十个“演唱家”到处演唱。(这里讲的“演唱家’是指李井泉专门组织搞我们的所谓专案组，他们编造材料，到处作报告，制造舆论。)他们是深深懂得这种伎俩的效果的。不过我相信谎言终究是要暴露的。在毛泽东时代，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必将被揭露。我们就是怀着这种信念，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热爱进行斗争的。虽然我们与世隔绝，见不到自己的同志，但是我们的斗争既不孤立也不盲目。我们从报纸上看到毛主席领导的国际原修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读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和赫鲁晓夫下台等消息时，我们激动得夜里睡不着觉。当时我们想，大大小小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终究会被人民赶下台来，扔到垃圾堆里去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我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在监狱里面的生活很紧张，我们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几百万字的揭发控诉材料，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秘密监狱里写出来的。因此，两年的监狱生活，我们从来不感到寂寞，我们所感到的是斗争的幸福和愉快。当时我们想，李井泉既然把我们“调”到这个地方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就要在这里和他斗争，就要在这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身体健康是坚持斗争的一个重要条件，要有能坚持斗争的身体，就必须加强体质的锻炼。一九六四年八月份，我们发现由于活动范围小，活动少，我们的腿部肌肉开始萎缩，走路不大方便，如果不采取措施锻炼身体，就无法坚持斗争。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从入党那天起就是属于党的，我们有责任把它锻炼好，和李井泉斗争是长期的，尤其需要一个能够坚持斗争的身体．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每天做二十分钟的腿部活动，做四十分钟的腿部体操，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列入到和李井泉斗争的议程。
（七）
一九六四年六月份，李井泉写出了他的修正主义的报告，就是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党籍的报告。在李井泉亲自主持改写的这个修正主义报告中，他不仅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给我和刘结挺横加罪名，而且大肆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肆攻击三面红旗，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李井泉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报告，竟然被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批准了。这就是批准了李井泉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批准了李井泉所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全部活动！这个报告是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批准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八日，省监委向我们宣布。宣布以后就把我和刘结挺送到省委罗家碾招待所去了。在罗家碾招待所里面虽然有人监视、盯梢，但活动总算有点自由了。这个时候李井泉就大造舆论，说什么刘结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甚至还捏造说，毛主席都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是全国的典型。和我们一起斗争的个别同志听了这些消息后，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还有一些好心的同志劝我们，不要再斗争了，胳膊总是扭不过大腿，刘结挺你这个小小的地委书记能斗过有权有势的李井泉吗？李井泉上面有上面的人，下面有下面的人，你不要再找麻烦了。还有的同志讲，你过去是个地委书记，属于中央管理的、现在你是一个普通的小干部，进一步给你一个什么处分，要杀要关那就用不着报中央，他就处理了。还有的同志提醒我们：既然中央都批示下来了，那就不是李井泉的问题了，你再告那就是告中央了。叫我们考虑考虑后果。甚至还有人劝我们，受点委屈算了，想不通吗，看看《修养》，就会想通的。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争个什么嘛！有碗饭吃就行。你看你们的孩子四、五年没有跟你们在一块，你们要对孩子负责，不要丢下孩子什么都不管了。等等。我们把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作为斗争中的困难和不利条件加以考虑，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斗争，决不能不相信党，决不能不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是批了，但我们对这种批有怀疑。当时想可能是一个什么书记批的，这个书记可能和彭德怀有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案子里突出反映了××的问题，而X×是拥护彭德怀的。我们想，决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批的！几年来，我们坚持的不是小是小非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相信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因此我们回答这些同志：“要告！一定要告！一直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为了使毛主席了解四川问题，为了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必须想办法离开四川。而李井泉紧紧地控制了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四川。于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就开始了。这个斗争是1962年斗争的继续，也是1962年斗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刚放出来不久，李井泉就分配我们工作，把我们分到万县专区一个县里。我们算了一下，从那个地方到北京要十天的时间，一动身，李井泉马上就晓得了，马上就可以抓回去。这样就可以给你加罪名，说你畏罪潜逃，甚至说你潜逃外国，判你的刑。所以我们就是不去，劝说不去，打也不去，就是不听你的摆布，不服从你的分配，不让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牵着鼻子走。我们提出要求回北方工作。他们不准。我们就给中央组织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被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没犯任何错误。我们是因为热爱毛主席、坚持毛主席的路线而被开除党籍的。我们要求把我们调到北方工作。这封信结果被转到李井泉那里去了。省委组织部就找我们谈话，说中央组织部长看过信了，要我们服从四川省委安排，在哪里犯错误就在那里改正嘛，我们不听从。这时，刘结挺接到他侄子一封信，说他哥哥病得很厉害，叫他回去看一看。刘结挺就去请．假，请假也不准。怎么办呢？最后我们提出回乡搞农业生产去，回到农村作一个普通的社员去。我们分别写了报告，又、合写了一个报告。李井泉就派省委书记处书记×××找刘结挺谈话，他说：你的报告我看到了，你要劳动，你不革命啦？刘结挺听了发笑，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老红军，不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农业第一线参加劳动吗？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到农业第一线，这怎么叫不革命呢？你们想叫我们不革命是办不到的。二十三条上讲得很清楚，不能当干部的可以当员。”×××讲，“二十三条不适合你刘结挺。”刘结挺就开了他一个玩笑，说：“×书记，我看到中央只有二十三条，是不是还有二十四条说，以上二十三条不适合刘结挺？”这位书记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间，我们没有向他们让步，没有接受他们的工作分配，而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妥协，也没有让我们离开四川。在这一年多中间，我们又通过各种途径给中央寄发了不少材料。
（八）
下面我谈一谈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在北京和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情况，以及毛主席、党中央对宜宾向题的关怀。
一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激动得热泪盈框。我们下定决心，冲破这个黑框框到北京去。我们商量后决定刘结挺先去，我留下来掩护。刘结挺走，就怕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怎么办呢？我们就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写了封信，刘结挺自己带着。信的大意是：我到北京揭露李井泉的问题，不料在半路上被抓回去了。张西挺还在成都，宜宾还有很多革命同志，他们晓得李井泉的问题，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这些同志调到北京。刘结挺带着这封信，冒着生命危险，在一个夜晚，翻墙、越河离开了成都，在六月底第一次到了北京。刘结挺离开成都以后，忙坏了李井泉，他一方面派人对我进行了几次审讯。问我：“刘结挺到哪里去啦？”我说：“到中央去了。”问：“到中央干什么？”我说。“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呀，”“到中央哪里去呀，”我说：“到中央嘛！”他说：“中央单位多咧！到中央监委，还是中央组织部？到中央书记处，还是到中央文革？”我说：“那他没有说，他说他找毛主席去了！”他一方面用省委和公安厅的名义，打电报给党中央和公安部，要把刘结挺抓回去。省公安厅还用传真把刘结挺的像片传到公安部，要公安部寻找刘结挺。刘结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住在一个亲戚家里，写了两万多字的材料，交给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这个接待室里有个组长，他看了材料后说．“这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宜宾来的很多信，和你谈的差不多。我们准备把这些材料和你写的材料汇总一下报告给中央领导同志。你是不是到中央监委谈一谈。”经过他的介绍，刘结挺到中央监委谈后，他们劝刘结挺回四川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也要刘结挺回四川，说材料已经转报给中央了，回去听后处理就行了。刘结挺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一谈，都遭到拒绝。正在这个时候，刘结挺听说江青同志经常到北大去，就到北大去找江青同志。但是没有找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公安部门查出了刘结挺的住址，勒令他在七月底以前立即离开北京。刘结挺在八月一日回到了成都。
（九）
刘结挺回成都后，我们一方面给李井泉等人写信，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特别要求回宜宾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我们写小字报给他，揭露他的问题，并且要求他转给毛主席。当然我们晓得他不会转，不转就是他扣押给毛主席的信，这又是一条罪状。大概因为我们要求到宜宾麻痹了他，或者因为北京红卫兵小将南下串连，对他们有威胁，他们对我们的监视不是那么很严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经常到城里去对付学生。这时，我们便决定一起走。八月二十五日一个大雨的夜晚，我们翻墙跑出来了。二十七日到了北京。在北京和宜宾的革命战友王茂聚、李良同志会合了。因为我们到北京揭发李井泉等人的问题，加上王茂聚、李良他们来北京以前写了揭发李井泉等的大字报，我和刘结挺写了揭发李井泉的小字报，李井泉等便把我们打成了“反革命”，打成了“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李井泉还故弄玄虚，把我和刘结挺的照片用传真传到北京和国防边境上，捉拿“越境逃犯”。我们四人住在一起，和那个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取得了联系。他对我们很热情，叫我们打破顾虑，把李井泉的问题全部揭发出来，并对我们说，据我们了解，李井泉的问题不少，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把李井泉的问题揭发出来，以后就不好办了。我们四个人很受鼓舞，就连夜赶写材料，边写边送，边送边写。到九月中旬，我们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材料。那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组长了解到我们所写的材料基本告一段落后，态度马上变了。他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看了我们写的材料，叫我们要相信四川省委是革命的，李井泉是革命的。他还要我们把掌握的李井泉的原始材料都交给他，以便中央办公厅转交四川省委保存，说这些材料个人保存不安全等等。这个人的面貌完全暴露了。我们要求把我们所写的材料交给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看，并请求这些同志接见我们一次。这个人怎么回答呢？他说：“接见不可能，他们忙得很。材料嘛，既巳交给我了，给谁看，由我来安排。”他并下令限期要我们离开北京。
（十）
在我们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的那个组长联系的这段时间里，李井泉布置他的忠实打手宜宾地委书记×××在宜宾、成都大造“刘张王郭反革命集团”的舆论，把他们捏造了五年多的谣言一古脑儿倒了出来。他还下令动员各级组织给中央书记处打加急电报，要求把我们送回四川。他们给中央书记处打电报的同时，还给中央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以及中央文革打了电报。几天的电报费就用去将近一万元的样子。
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我们还在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联系时，李井泉就派了二十八人的代表团到北京去捉我们。这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是极右分子和一个劳改犯。这一天中午，同志们都休息了，我想出去买点东西，刚到门口就发现被包围了。我赶快退回来，叫刘结挺他们快点起来，想办法把材料转移出去。我和李良同志就往外冲，门上有十几个人把守着，冲不出去。我们就找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给他们说，他们不但不理，反而把招待所工作人员监视起来了。幸好有一个湖南的同志和我们住在一起，也是来上访的，我们就把材料交给了他，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一定要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把信和材料交给毛主席。这个同志是革命的同志，革命同志心连心，他接受了我们的委托，还建议我们向北京的革命同志呼吁，要他们来支持，他主动表示要替我们去贴呼吁书。我们就赶快写了一个十二万分紧急呼吁书，呼吁书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搞独立王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正当我们向党中央揭露他的问题的时候，他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捉拿我们，这是破坏十六条，破坏无产阶级文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们呼吁革命派声援我们，制止这一现行反革命活动。这个紧急呼吁在北京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贴出不久，就有几十个红卫兵小将和上访的革命同志赶到我们的住地，把那二十八个人赶跑了。但是这二十八个人并没有离开北京，他们在商业部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即九月九日，他们把带来的打印好的小字报和他们连夜写的大字报贴满了兵马司联合文革接待站。大字报、小字报中说什么“刘张王郭一贯反党”。反什么党呢？那上面没有一条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事实，说的全是反李井泉的事。他们甚至把刘结挺不和李井泉握手。都作为“反党”的一条罪状写上去了。说什么刘结挺傲慢，“李政委’伸手去和刘结挺握手，刘结挺把帽子一拿就走了，等等。我们也要贴大字报，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室那个组长对我们横加阻拦，说什么“你们都是作过领导工作的，应该懂得解决你们的问题要靠组织，而不是靠群众，不应把这个问题提到群众面前”。我们不答应。他就威胁我们说：“现在每天有几十万学生到北京，象李井泉这样的大字报一贴出去，不到两个钟头就传遍全城，就会引起大辩论，如果引起大辩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但是我们没有被吓倒。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在九月十日我们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露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行。大字报贴出后很受革命同志的欢迎，尤其是四川学生，很快就把大字报抄回四川张贴。而李井泉派来的人写的大字报则受到革命群众的指责。革命群众质问他们：“反对李井泉怎么叫做反党？李井泉就代表党吗？”革命小将质问他们：十六条公布后，来北京抓人，对吗？他们非常狼狈。同时，住在商业部招待所的上访的革命群众酝酿斗争他们，计划斗争后把“代表团”团长和那个右派、劳改犯扣下来，其余的撵出北京。斗争会安排在九月十二日。不料在九月十一日夜晚，有人叫他们“代表团”全体成员第二天到中南海去。第二天一早他们到了中南海，中央办公厅有两个人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安全表示非常关怀，劝他们离开北京。并透露说：“你们的安全已经有问题，再过两天就不行了。这个事情某某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已经晓得了，希望你们赶快走。再不赶快走，问题就要在北京闹大了！”这样就在当天把他们掩护走了。由于这样掩护了一下，宜宾的文化大革命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如果把他们扣下来，那对宜宾革命造反派的鼓舞就大了，他们很快就会行动起来。
这以后我们就中断了和中央机关来访接待宾的那个组长的联系。我们觉得原住处也不能呆了，因为有危险。到哪里去呢？当时北航《红旗》；北地《东方红》及清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还处于困难时期，新北大的形势还比较好，我们就决定到新北大找聂元梓同志，没有找到，只找到联络站。联络站的同志说不好安排住宿，因为我们不是学生。叫我们到北京市委开个介绍信，才好安排住处。但是到北京市委，他们不给办。后来，经过一位上访同志介绍，到联合接待站去登记，联合接待站安排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还分配一个接待员和我们接谈。这个接待员第一次跟我们接谈就向我们发脾气，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我们明明是来揭发李井泉的，怎么说我们是来搞翻案的呢？双方谈不下去了，他便要材料，说看了以后再确定时间谈。我们给了他一份材料，请他转送给江青同志。于是，他走了。后来了解，这个人原来和李井泉派到北京去做情报工作的一个联络员有密切联系。
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正以各种途径寻找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时候，商业部进驻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人经常来找我们“聊天”，说什么你们怎么还不回去？该回去了吧？在北京住着不是个法子，等等。有一次他干脆对我们进行威胁：“你们住在这里群众有反映，你们都有工作岗位，住在这里不工作，不搞文化大革命还行啊！”又对王茂聚同志说：“你是个地委副书记吧。还是个当权派，你应回四川受群众监督，接受考验嘛！”又对我们说：“刘结挺、张西挺，你们都是开除党籍的，是不是？开除了党籍应该找中央监季嘛！找我们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们从来不谈个人党籍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李井泉的问题。”我们把李井泉的问题大体给他谈了一下，他听后说：“不会吧，李井泉怎么会这个样子？我了解他嘛！”原来这个人过去是李井泉的老部下。通过这些事情，我们晓得李井泉的黑手已经从四川伸到北京来了。他派他的警卫员在北京建立了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而且还通过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控制我们。我们住在商业部招待所里，经常受到检查，也无法找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后来，成都地质学院有五百多人到北京告状，告他们学院的党委书记。我们便和他们联系，告诉他们，只有先打倒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学院党委书记的问题才好解决。他们材料不多，我们就供给材料。不久，听说周总理要接见他们，我们便请他们带几份材料给周总理。不料到接见那天，周总理没去，材料交到××的手里去了。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写给毛主席的材料，写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材料，不管通过什么途径，最后都落到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没有一件送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
（十一）
十月三日，三司开了个大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且讲了话。这时，我们才知道北京有个第三司令部。在这个大会上，北航《红旗》谈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学习了这个发言，认为这个发言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于是，我们认定了北航《红旗》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并想法和他们联系。我们找到北航《红旗》红一连的同志，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对我们谈的问题很重视，也很支持我们的行动。这样，在十月十一日，我们便把材料交给他们。十月十七日，王力同志就接见了我们。我们终于找到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欣喜若狂。十月二十日，王力和关锋同志一起接见我们。十月三十日，周总理又接见了我们。十二月三十日，王力同志告诉我们有关四川的情况，并叫我们回四川和工人、学生一起闹革命。于是在今年一月份，刘结挺、王茂聚和李良便回四川了，我留在北京整理和印刷李井泉的材料。
（十二）
今年二月份，四川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我们又重新被打成了“反革命”。刘结挺被打成“反革命头头”。说刘结挺不仅控制了宜宾，而且控制了大西南。凡和刘结挺、王茂聚联系过的造反组织和个人都受到追查和斗争。他们还抄我们的家，把所有的东西，包括小孩换洗的衣服、被子、鞋袜都抄走了。在这次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造反派组织几乎全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造反派的头头，无论大小全都被抓，造反派的战士一个一个被斗争受迫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被斗争过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一个都跑出来了，他们大叫解放了，有的在背后出谋划策，镇压造反派，有的赤膊上阵，指挥抓人。他们还控制外地来串连的学生，特别是北京的学生，以及首都来的记者，封锁消息。有的到北京去，在车上就被抓回送进监狱。这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特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保守派组织，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大镇压、大逮捕。这时，刘结挺、王茂聚等在成都不能呆了，便在二月底离开成都，到了北京。他们刚离开成都，便有人去抓他们，晚走一点就不能脱身。我一直住在北京，但他们又把我打成“反革命”，并派了三个人带着手铐到北京抓我，但未得逞。
（十三）
刘结挺等来北京后，就把成都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情况向中央文革作了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我们，肯定了宜宾革命同志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和李井泉等人进行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全国两条路线斗争在宜宾的一个典型反映。决定召开会议，以解决宜宾问题。揭开四川阶级斗争的盖子。并给我们平了反。这一切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宜宾问题斗争的胜利充分地证明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可以实一些同志受到迫害，斗争中虽有某些困难和曲折，但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一定取得彻底的胜利，宜宾问题的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是今后的任务还是非常艰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毛主席这个教导千真万确，宜宾当前的情况正是如此。造反派的同志在毛主席和中央关怀下，从监里放出来了，但是回到本单位又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去斗争，被限制自由，单位上不发给工资，使这些同志的家庭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他们还威胁革命造反派“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中央对宜宾问题的平反，他们扬言不承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还在作垂死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轻易放弃他们这个西南大后方的。而宜宾这个地方，李井泉是这样说的：“西南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而宜宾则是关键的关键。”关键他们是要抓的，关键的关键他们更要抓。他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些地方的。所以，我们今后的斗争任务仍很艰巨。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团结在一起，继续斗争，彻底粉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大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大西南！我们一定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黑《修养》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把西南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斗垮，斗倒，斗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川西平原红旗招展，长江两岸凯歌高奏!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在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首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走访了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同志和筹备小组成员张西挺同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是原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一九六二年以来，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南地区"土皇帝"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分别写的《李井泉是西南的赫鲁晓夫》和《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的文章，在《新贵州报》上发表和在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以后，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祖国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纷纷来稿来信，说看了这两篇革命文章，是上了"一次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课"，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表示"一定要好好向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学习，做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
同时，广大读者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为什么宜宾问题的斗争，是全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典型?李井泉之流为什么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这样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是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等等。我们根据读者的这些要求，从贵阳到成都，从成都到宜宾，访问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他们的战友以及红卫兵革命小将。他们在百忙中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一）
"忆往昔峥嵘岁月调"
一九六二年，宜宾地区风云突变，一时乌云翻滚，掀起阵阵黑风——
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劳改场所跑到城里，住进招待所，出没于地市委机关，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我们要翻案写材料了。"
在我们的专政机关里，一小撮混蛋竟公然和四类分子开座谈会，胡说什么"你们的案件是谁处理的? 谁批准的?有意见都可以提!"
看!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何等的嚣张!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是何等的猖獗!这是一幅多么严重的阶级斗争画图啊!反革命复辟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谈到这里时，愤慨地说："那个时候呀，硬是右派翻天，资产阶级专政，宜宾已经改变颜色了。"
水有源，树有根。宜宾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绝不是孤立的，它是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反映。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结成"神圣同盟"，更加疯狂地掀起了反华反共反人民的逆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余部的那班家伙们，以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时机已到，便倾巢出动，煽阴风，点鬼火，鼓动牛鬼蛇神，大造反革命舆论，大刮"翻案风"，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大西南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和他的黑后台一唱一和，大刮特刮"翻案风"，策动了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反革命复辟活动。郭一案件就是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集中、露骨的表现。
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党的庐山会议以后，宜宾地专机关革命的党员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出混进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可是，时隔二年半后，当资产阶级司命部的总头目公然替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时，李井泉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密锣紧鼓，亲自登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郭一涂脂抹粉，赞美他是什么"好党员、好干部"。
被李井泉吹捧为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的郭一是什么货色呢？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中，公然包庇反革命分子，并恶毒地攻击、诬蔑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底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在党内传达后，他公开跳出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大唱对台戏，同意并赞扬彭德怀的《意见书》，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喊冤叫屈，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什么"跟着彭老总走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造谣言，放暗箭，胡说"共产党就是厉害，说你这个人好就是好得很，说你这个人有问题，把材料一整就够了。
这个所谓的"好党员、好干部"，大肆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借机攻击总路线"要多快就不能好省。"
李井泉那样狂热地吹捧郭一，郭一又那样卖劲地为彭德怀喊冤叫屈，说明他们是一根黑藤上的瓜，是一路货色!郭一正是一个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就是否定庐山会议的伟大功绩，反对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可等闲视之!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庐山会议上反右倾斗争的成果，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要坚决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
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下定决心要与李井泉、郭一之流斗争到底。他们一方面赶写控告材料，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李井泉替阶级敌人翻案的反革命罪行；另一方面，再次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写报告，提出了对郭一案件的处理意见。
李井泉施展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伎俩。他将宜宾地委的"报告"原封不动地退回，并强令"重新讨论"，更恶劣的是李井泉竟然利用他窃踞的职权就在这时给郭一提级、升官。
李井泉耍出的这一系列反革命伎俩，大大激怒了宜宾地区的广大革命干部。大家认识到，这已不只是什么翻案与反翻案的斗争了，而是一场尖锐、复杂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大搏斗。
不出所料，一场怵目惊心的事件爆发了。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九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歇斯底里大发作，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下毒手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坚贞不屈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在炽热的阶级斗争中愈战愈强了。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他们凝聚起对阶级敌人的深仇大恨，下定决立下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谁替阶级敌人翻案，就和他决一死战！
狼，终究还是狼。狼子野心的李井泉，紧密配合着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刮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妖风，以百倍的疯狂和卑鄙手段，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动了全面的进攻。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但把反右倾斗争的伟大成果一风吹，而且还进一步把翻案范围扩展到反右派斗争，扩展到肃反运动。
无限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彻底戳穿了李井泉之流妄图全盘否定历次伟大政治运动的阴谋诡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制订下的政策、路线的指引下进行的，成绩伟大，好得很!好得很!李井泉之流替阶级敌人翻案，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就是把矛头指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于是，这场阶级斗争，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了一个反动透顶的理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
"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逻辑又是什么?！这不是中外赫鲁晓夫之流的修正主义理论又是什么?!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
但是，阴险毒辣的李井泉，竟然把"罪名"强加于人，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看!李井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何等程度！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地专机关许多革命干部，人人义愤填膺，肺都气炸了。
怎么办?刘结挺、张西挺和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同志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判断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他们根据毛主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的教导，反复研究了李鹏案件，坚定地认为过去处理李鹏，没错，完全符合毛主席指示的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李井泉要为，右派翻案，坚决顶住！
就是这样，从反右倾运动到反右派斗争，从郭一案件到李鹏案件，李井泉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拼命地替阶级敌人翻呀!翻呀!前后翻了上百个案件。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激动地对我们说："通过郭一、李鹏等案件与李井泉展开的一系列斗争，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李井泉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认清了他的本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霹雳一声震天响，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陈济民、李良、田禾等同志听到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后，兴奋得雀跃狂跳，奔走相告，情不自禁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还立即通知在成都治病的刘结挺同志赶回宜宾。战友们久别重逢，集聚在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家里，兴高彩烈地畅：
"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毛主席的号召，字字说在我们心坎上！"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战斗号召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您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
"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坚决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斗争到底!"
"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大家齐声朗读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在举国上下欢呼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的时候，李井泉之流对公报的发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凭着反革命的阶级敏感，预感到"李氏王朝"的日子越来越不好了。他绝望，他挣扎，变本加厉地、不择手段地对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进行打击、陷害、斗争。公报九月底发表，十月二十三日就宣布对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停职审查"；非法剥夺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利，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对他们开展大规模的"揭发、批判、清理"；甚至违反党纪国法，限制人身自由，无理进行抄家；到十二月，竟公开派人监视、盯梢……。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压迫越厉害，那里反抗越强烈。在那乌云笼罩着天空的艰苦斗争中，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他们抱病夜以继日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赶写了一份关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宜宾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材料，一针见血地指出李井泉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
在五年以前，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就能认识到李井泉这个"庞然大物"的反动本质，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啊!他们不愧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不愧是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
（二）
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种种打击、陷害还不满足，竟在一九六三年四月以"省委找去谈话"为借口，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骗到成都关进秘密监狱。
"李井泉把我们抓起来，想达到几个目的"，张西挺同志指出："第一，割断我们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联系，第二，割断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联系，特别是把我们和王茂聚、郭林川等战友分开，妄图各个击破；第三，通过关押我们，把宜宾革命派压下去，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第四，一旦时机到来就进行杀害。因此，关押我们的地方非常秘密，在狱中我们一直没有弄清楚被关在什么地方，附近群众也不知道这里关着人。因为比较秘密，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为了逃避革命群众斗争，还把这座监狱改作他的'避风港'，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张西挺同志接着说："关我们的时候，戒备森严，很小的一个院子，有十几盏电灯，照得夜间比白天还亮。十几个人日夜监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连咳嗽一声，去厕所或在去厕所路上的片刻停留，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关我的房子有五个窗户，被钉死了四个，只剩下一个面向监视哨的小窗，屋里空气非常龌龊。刘结挺患有严重的风湿脊椎性关节炎，他们是知道的，却偏偏把他关在一间非常潮湿的房子里。……"
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被李井泉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敌人的疯狂镇压使他们更加坚定。他们把阴森的监狱当作战斗岗位。
李井泉妄图割断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联系，这是痴心妄想!毛主席的好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夜以继日地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揭发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每天写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深信自己的斗争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狱中写作条件极端困难。缺少纸，刘结挺同志就把香烟盒翻过来写。有一次，看管他们的"组长"的孩子在院坝拉屎，用几大张纸擦屁股，张西挺同志就把他擦第二次的纸拾起来写材料。晚上，关押他们的房问里，只有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还是装在天花板上的，又昏又暗，和室外照得通明的警戒灯形成鲜明对比。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灯光暗算得了什么，照样写！
凭着忠于毛主席的赤诚之心，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写的揭发、控诉李井泉罪行的材料有两百万字左右。两百万字啊!请同志们算一算，如果广播，整整要八天八夜才能播完。如果登报，整张报纸都登它，要连续登五十天才能登完。
这些材料，深刻地、系统地揭发、批判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控诉了李井泉为地富反坏右翻案，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字都是一颗射向李井泉的子弹，每一句话都是一把投向资产阶级司命部的匕首。
对这些揭发、控诉材料，李井泉之流害怕得要死，根本不许他们往外寄、更不许直接寄给毛主席、党中央，每个字都要经过看押他们的小组、省委监委、甚至李井泉检查，层层的检查，材料也层层被扣下来了。但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并没有停止斗争，你今天扣，我明天写，你扣下来不往上转就增加你一条"扣压给毛主席的信"的罪状，总有一天要新账、老账一齐算。
当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所写的材料，也根据斗争需要作了多种准备。刘结挺同志说："李井泉这样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防他几手。" 当时，他们曾经估计，李井泉可能杀害他们，这个估计并没有错。李井泉之流确实写了杀害他们的报告，只因为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有过指示，才不敢马上下毒手。但是，他们仍然作了牺牲的准备。刘结挺同志曾经专门写了两封给毛主席的信，一封带在身上，准备在被杀害时，把它丢在刑场上，他说："我相信执刑的人不是铁板一块，忠于毛主席的同志看到这封信，一定会交给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和李井泉的斗争仍然可以取得胜利!"另一封信，反贴在抽屉的板子上，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交给毛主席，李井泉的罪恶终久会得到清算。
狱中斗争是多方面的。李井泉为了软化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分散他们的斗争精力，曾经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最小的两个孩子送到狱中住了两天。但在阴谋未得逞时，就在半夜下令把已经睡熟、正在发高烧的两个孩子抢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在孩子身上还有一场斗争。五岁多的女孩岷沙，一到张西挺身边，就急急忙忙地把裤带解下来递给她，她仔细一摸，从带子中摸出一张纸条。这是十二岁的大女儿写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完条子，就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李井泉之流发觉这张条子没有?孩子只穿了一个背心，一条短裤，这种条子是很容易被惯作特务工作的李井泉的爪牙发觉的。如果发觉了，为什么又留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据当事人揭发，他们很早就从孩子身上搜出了条子，估计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会用同样的办法和狱外战友联系，让它带进狱中，是为了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反党新罪证"。但是，李井泉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识破了这个阴谋。同时，他们也没有失掉这个和狱外战友联系的机会。他们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女儿，作为回信，叫看管小组转。这封信被扣下来了，但也起了麻痹敌人的作用。张西挺同志把另一封信(实际上是一张小条子)精细地缝在岷沙的鞋袢里。这封信是给宜宾战友王茂聚、郭林川等同志的，只有一句话："只要坚持斗争，就能取得胜利。希望注意身体。"岷沙到了宜宾，急忙找到郭林川同志，把鞋子脱下来给他。这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两年里送出去的唯一没有受到检查的信，也是直接写给战友的、对方亲自收到的唯一的信。这封信把狱中狱外战友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造反更知北京近，斗争倍觉毛主席亲"。这是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共同体会。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被李井泉关进秘密监狱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更是时时刻刻想念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张西挺同志说："李井泉之流可以搜走我们的毛主席著作，但是，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我们想念毛主席的心情是隔不断的。每当灿烂的阳光照进阴暗潮湿的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如同见到了毛主席。在寒冷的夜晚，我们仰望着北斗星，想念着北京城里的毛主席。想到毛主席，我们就浑身是劲，想到毛主席，我们就增加了斗争的必胜信心。"所以，尽管他们在监狱里受到种种折磨和摧残，仍然那样乐观，那样信心百倍。当他们从看管人员的收音机里听到电台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派人来》这些革命歌曲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四十岁左右的、平时又很少唱歌的人，兴奋得象小学生一样，跟着收音机一句一句的学，千遍万遍地放声歌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一唱这首歌，心里感到无限幸福，好象就站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乘风破浪前进!"
有一次，凌晨四点多钟，刘结挺同志突然从床上摔下地来。原来，他又在梦中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从入狱以后，他们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见到毛主席了。这一次，刘结挺同志又梦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伸出巨大而温暖的手要和他握手，他赶忙迎上前去……。他从地上起来，还久久地回味着这幸福的时刻，激动得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带着这种深厚的感情，他动笔写了想念毛主席的长诗《向往北京》。可恶的是，李井泉却把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句当作反党材料。李井泉罪该万死！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在狱中唯一的学习材料，是一份经过多次斗争才准订阅的《人民日报》。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给他们带来了毛主席的声音，党中央的声舌，鼓舞着他们前进再前进。《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所写的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九篇文章，指导着国际反修斗争，也指导着他们和李井泉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特别是报上刊登的每一幅毛主席的照片，每一则报道毛主席的活动的消息，每一次毛主席的讲话，他们都反复学反复看，越学越看越亲切。
一九六四年元旦的报上，发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诗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欣喜若狂，读啊，背啊，联系狱内狱外、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形势推敲啊，领会啊，从中吸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在那阴暗的监狱里，不时传来洪亮、有力的声音，这是他们在朗读毛主席诗词，听：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这不正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赫鲁晓夫之流的写照吗?！
"蚍蜉撼树谈何易。"
李井泉及其后台和爪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正是蚍蜉撼树吗?！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决心在这"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湖震荡风雷激"的时代，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钩棒，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扫除一切害人虫"，"敢教日月换新天"，攀登无限风光的险峰！
（三）
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对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不是小是小非问题，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因此，从斗争一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他们并肩战斗，和他们一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刘结挺同志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孤立过。就是在两年关押期中!也有许许多多战友在狱外坚持战斗。他们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秦。"
李井泉在一九六二年大规模地给地富反坏右翻案时，宜宾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就被李井泉的爪牙篡夺了，整个宜宾一片白色恐怖。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向毛主席、党中央写的揭发、控诉材料是寄不出去的。有一次，张西挺同志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询问那一段时期先后寄给中央的十几份揭发李井泉的材料收到没有。不久，在斗争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时候，李井泉之流竟把这封信拿出来，作为他们的又一"反党"罪证。
宜宾寄不出信件，许多革命同志就冒着危险，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写的揭发材料带到自贡、内江、泸州等地去寄。有一份揭发材料，是由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的一个亲戚坐火车带到内江，然后步行了十几里路，在一个小场上寄交的。另一份揭发材料，是张西挺同志的母亲在被抄家时急中生智，把材料缠在腰上带出来，交给一个同志带出宜宾寄出的。
象这样的事，不是一件两件，不是一人两人。还有许多同志，不仅帮助他们寄信，还直接向中央控告李井泉。据张西挺同志回忆，在一九六二年以后的白色恐怖时间里，先后给他们带信到外地去寄的达二三十人。这些人中，有干部、工人、公社社员、学生、街道居民，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同决心和坚决打倒李井泉的共同意志，使革命同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一九六四年夏天，李井泉之流用药物使狱中的张西挺同志中毒，头昏眼花，周身痉挛，在短时期内头发大部分脱落，连续七天没有吃东西。李井泉乘人之危，派了省委监委副书记带了十几个人闯进牢房，把张西挺同志拉下来斗争了三天，企图在她神志不清的时候骗取他们需要的口供。经过刘结挺同志的多次抗议，李井泉才不得不把张西挺同志送入医院，而她在医院里的一切行动都有人监视
从宜宾到成都学习的一个护士长，在医院里偶然发现了张西挺同志，她十分关心张西挺同志的病情，但很快就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觉了，不许她再进张西挺的病房。一天，护士长训练班的学员集体查病房，她借给张西挺同志掖被子的机会，摆脱监视，把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送到张西挺同志手中。上面写道："我们相信你和刘结挺不是坏人，我们心里明白。宜宾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支持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你需要什么东西，我想办法给你送来。"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在李井泉欲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时刻，在层层监视下的医院里，出现这样的信，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多么难忘的战斗友谊啊!张西挺同志现在谈到这件事还很激动，她说："只有在艰苦斗争中才能体会这种阶级感情的重量。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它代表千千万万革命人民和李井泉斗争到底的决心。"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及和和他们并肩战斗的许多同志，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场较长期的斗争，要作好各种准备。特别是在李井泉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秘密关押起来以后，大家认为斗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狱外的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商量，决定作斗争十年到二十年的准备，这一代斗不完，下一代接着干!直到彻底取得胜利为止。
为了适应长期斗争的需要，大家决定要很好地整理揭发材料，妥善地保存原始材料，并在生活上节衣缩食，把钱积聚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王茂聚同志和爱人每月的收入不少，从这时起，他们就把大部分工资存入银行，一家六口每月生活费控制在四十元左右。连王茂聚同志抽了许多年的香烟也戒了。他说："这是斗争的需要！"
王学明同志一家老小十口，每月收入只有八十多元，本来开支就比较紧，但他们把生活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到文化革命开展时，在银行已存了三百多元，他说："为了国家不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生活苦一点算什么!"
象这样的同志，在宜宾有一大批。去年八月，当王茂聚同志把历年节衣缩食的存款两千元从银行取出来，到北京告状时，把宜宾地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吓得要死，马上通知银行，冻结了和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人有联系的七十多人的存款，不许这些同志提取，并诬蔑说这是"反革命活动经赞"。这不是什么"反革命活动经费"，是真真实实的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
李井泉之流为了维护资产阶级专政，一切卑劣的伎俩都能够使出来，他们的面孔千变万化，手段阴险毒辣，但在革命者面前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刚入狱，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就找生病住院的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谈活，动员他们"起义"，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同志大怒，指着这个家伙的鼻子大骂。"你叫我出卖同志，办不到!"不久，省委监委一个副书记也找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谈话，更露骨地对他们说："把问题推到刘结挺身上，也不是个人主义。"多么无耻。当然，他遭到的是严厉驳斥。刘、张、王、郭这个战斗的集体不仅没有被分化瓦解，反而在斗争的风暴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批准了李井泉关于开除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党籍的报告。李井泉抓住这个机会大造舆论，说刘结挺、张西挺的案子通了天了，一辈子也翻不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认定这个案子是中央书记处中和彭德怀有关系的人批的，绝不会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更不会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因此，他们的态度很鲜明：要告!一要告!告到毛主席那里去。
宜宾的战友对这一问题又是什么态度呢?王茂聚、郭林川、田禾、陈济民、李良等同志反复作了研究，也得出结论：绝不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的!坚决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共同斗争到底！
那时候，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和宜宾的战友已经两年多没有见面了，为了共商下一步斗争大计，住在医院里的王茂聚同志以到成都检查病情为名，设法找到了刘结挺同志。当时，李井泉不仅开除了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党籍，还分别降了七级、八级，调刘结挺同志到一个边远县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对待这些问题，两个老战友认为必须坚决抵制，决不领工资、不去报到，否则就等于承认了李井泉的处理。再说，到了边远地区后，李井泉更容易控制，到北京找毛主席更加不方便。两人商定：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不惜一切牺牲，到北京控告，向毛主席报告，誓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斗争到底！
（四）
一声霹雳惊天地。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
当时，还被李井泉软禁在成都罗家碾招待所的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看着报纸，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毛主席呵毛主席，我们日盼夜盼的这场反修斗争，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比我们设想的大大提前来到了。毛主席呵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就一定会大大支持我们的。
"到北京去!到毛主席那里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回忆当时的心情说：那时，我们什么都不顾了，只有一个念头：离开成都，到北京去，越快越好。
"到北京去!"这是李井泉最怕的。为了阻止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到北京，他们不是把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关进了私设的监狱吗?不是要把他们分到离北京更远的县里去工作吗?现在，不是又把他们软禁在这个招待所里吗？
面对眼前的处境，刘结挺和张西挺同志经过一番商量，下定决心，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北京去。为了防止万一，张西挺同志留在成都作掩护，由刘结挺同志一人先去。走前，他们写好一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揣在刘结挺同志怀里，如果在半路遭到不幸，他们相信其他革命同志一定会把这封信转上去的。六月下旬的一天夜晚，刘结挺同志想法摆脱了监视，翻墙、过河，坐上火车只身往北京去了。
在宜宾，和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道战斗多年的王茂聚、郭林川等许多革命同志，也是一样的激动，他们从心底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王茂聚，这个木工出身、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同志，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倾诉呵!自己从小没有读过什么书，身体又多病，但他和郭林川同志一道，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写呵!写呵!一直写了两个月，修改了八次，最后向中央写了将近四万字的报告。当他知道刘结挺同志已经到了北京，立即派他的女儿亲自把材料送给刘结挺同志，再转交给党中央。事后查明，这些材料都落在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去了。
不久，张西挺同志回到了宜宾，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王茂聚和李良同志再到北京去，其他同志则留在宜宾坚持斗争。王茂聚把他和郭林川同志写的揭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罪行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出来后，便于八月中旬，和李良同志先后离开了宜宾，到达西安再会合。他们向党中央报告的材料，则由李良的弟弟秘密带往成都，在火车上转交给他们。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和李井泉之流的斗争一开始，我们这些同志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早已下定决心，'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的决心更大，信心更足了"。
李井泉这一小撮资产阶级司命部里的人也十分敏感。他们深知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特别害怕宜宾问题这个缺口被突破。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这样说过："看来宜宾这个问题，是李井泉的导火线。"李井泉也说："西南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宜宾是关键的关键。"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书记上也写着："西南的问题，宜宾是突破口。"
是的，宜宾是突破口，是导火线，是关键的关键。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突破了，这个导火线一旦被点燃了，这个关键的关键一旦被抓住了，那么，上至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至他们的黑爪牙，一切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统统都要完蛋了。他们在西南多年苦心经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就要宣告彻底破产了。宜宾问题的斗争为什么这样尖锐、激烈?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说："这就是宜宾问题的实质所在。
就是四川问题的实质所在。"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批黑线上的"大人物"，什么彭真啦，彭德怀啦，李井泉啦，等等，不断来到成都、宜宾，互相勾结，密谋策划。千方百计要把刘结挺、张西挺等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置之于死地，想方设法要把刚点燃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妄图挽救他们垂死的命运。
还在去年三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他们炮制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刚刚出笼后到了成都，李井泉就指定他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向彭真汇报了刘结挺、张西挺的案件。人们不禁要问：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案件"一年以前已经处理，他们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他们早已不掌权了，为什么此时此地还要拿他们的"案件"向他们的主子汇报呢?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更加慌了手脚，更加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们运用还窃踞在他们手里的党、政、财、文大权，疯狂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镇压、大围剿。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串通一气，四处游说，大造特造反革命舆论。说什么："刘结挺过去处理轻了，要重新揭发，要重新处理。""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的问题很多，过去只处理了一个问题，而且他们不服，还在那里闹翻案，有必要组织人再把他们的问题揭发开。"他们曾经作了"小乱、中乱、大乱''的准备。所谓"大乱"，就是"刘结挺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当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三十张大字报公布后，他们吓得脸发黄，心发慌。李井泉的忠实爪牙、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把他们（指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打成反革命，他们就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他们白天黑夜，紧张地召开各种会议，阴谋策划进行疯狂反扑。为了先下手为强，他们通过自己的御用工具——一原宜宾地委旧文革办公室，把王茂聚和郭林川同志写的一封信和三十张大字报，加上按语，发给地、专、县、市级机关全体干部。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这三十张革命大字报说成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宣布"刘、张、王、郭"是"反党反革命集团"，是"宜宾地区最大的黑帮，最深的黑线，最危险的敌人。"要"彻底揭发、坚决打倒。"一时乌云滚滚，黑云压城，宜宾地区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对于他们所谓的"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所谓"反革命头头"刘结挺同志，更加恨之入骨。一方面，他们组织了大批的"专案"人员，抬出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的刘结挺、张西挺"打击陷害"的十三个"冤案"，一再叮嘱要把其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郭一、右派分子李鹏等主要案件搞"扎实"，还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编造了大量的所谓"其他问题"。单是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所谓"作风部分"，就搞了三十多期大字报，并且印发给各个单位"学习"。这些所谓的"其他问题"，极尽造谣侮蔑、丑化之能事。比如他们造谣说：张西挺同志家里存有很多麻油，吃不完，生霉倒掉了。麻油会生霉?这确实是天下奇闻。可见这般资产阶级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何种惊人的程度。另一方面，由宜宾地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亲自出面，组织庞大的所谓"缉拿团"，分别到成都、北京"追捕"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等同志。"缉拿团"到了成都、北京，都得到了李井泉及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力支持。这个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分"关心"这件事，他通过他在中央接待站的爪牙，极力"安慰""缉拿团"的人，说什么"待刘结挺把申诉材料写完后即要他回宜宾"，因此，他们十分"热情"接待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一再催促他们赶快写材料。所以，李井泉的心腹、宜宾地委书记亲自打电话到北京，要"缉拿团"绝对服从"中央"。所谓"中央"，就是指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命部。在成都，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更加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把刘结挺同志的照片传真到北京，送到边防；一会儿又打电话到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老家，询问他们的下落，等等。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留在宜宾的同志，无一幸免。刘结挺、张西挺同志的家和在成都的住所，被他们一抄再抄，甚至连小孩的尿布都抄走了。更加命人气愤的是他们抄家时，把毛主席著作到处乱丢，任意践踏。他们恨不能把所有的革命造反派斩尽杀绝。给张西挺同志看过病、打过针的医生、护士，教过他们小孩的老师，刘结挺同志的警卫员，警卫员的爱人，爱人的亲戚，等等，凡是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多少有过来往的人，都要遭到他们的怀疑、监视、直至抄家、斗争，甚至送进监狱。仅在宜宾一个地区，就有三百多名职工，被他们打成"张、王、郭反党集团"的成员、"爪牙"、"爪牙的爪牙"。有一个刚满三岁的小孩，因为学着大人，在街上说了一句"刘结挺是受迫害的好干部"，也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取消了上幼儿园的权利!心黑手毒，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事实正是这样。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对刘结挺、张西挺等革命同志的迫害越残酷，越使更多的革命群众看清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凶恶面目。在许许多多的事实面前，越来越多的革命同志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斗争信念。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少同志冒着坐牢、被斗、被抄家的危险，响亮地提出：敢不敢为刘、张、王、郭翻案，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水岭!很多同志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组织，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走在斗争最前列冲锋陷阵的，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忠实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直捣李家王朝。打得它落花流水，打得它人仰马翻!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正是那乌云密布的日子里，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处在斗争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是红卫兵小将帮助他们找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找到了毛主席司命部里的人。没有住的，他们找，没有吃的，他们安排。刻印传单，搜集材料，许多红卫兵小将熬红了眼，跑酸了腿。不少红卫兵因此被无情斗争，被打成"反革命"，甚至被关进了监狱。
我们在宜宾，就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革命组织名字前面都要加上"红旗"两个字，或者干脆叫做"红旗"派。这是什么原因?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告诉我们：这里面有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他们说：原来一中有个红旗红卫兵战斗组织，他们成立以来，就遵循毛主席造反有理的教导，集中火力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猛烈开火。在李井泉之流掀起的"二月黑风"中，竞丧心病狂地宣布这个红卫兵组织为"反动"组织，把一些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关进了监狱。什么"罪名"呢?仅仅一条，就是他们坚决要为所谓的"刘、张、王、郭反党集团"翻案。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革命的红卫兵手捧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向敌人展开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办公室被砸了，算什么?到街上搭起个棚子照样干。你不准贴大字报，偏要贴。早上撕了，晚上贴；黑夜撕了，白天贴。你不准用"红旗"的名字吗?休想!什么"红旗漫卷"、"红旗如画"，越用越多。你要抓吗?好吧!四五十人一起，要抓就一齐抓。他们问："谁是头头?"小将们齐声回答："我们全都是。"弄得那些家伙瞠目结舌，难以对付。
革命小将们这种革命的大无畏精种，深深教育和鼓舞了广大无产阶革命派的战士，他们以红旗战士为榜样，以当一名红旗战士为荣。大家自豪地说："红旗战士抓不完，吓不倒，一杆红旗倒下了，千万杆红旗立起来。"就这样，宜宾城内红旗林立，红旗招展！
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地嘲弄着李井泉之流这批蠢人。这些年来，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李井泉之流的"庞然大物"展开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全国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大力支持下，由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刘结挺冤案，党中央亲自平反了，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接见了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对他们的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们"是坚贞不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事实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尽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猖獗一时，尽管斗争有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乌云遮不住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
在访问结束时，刘结挺、张西挺同志十分谦虚地说：我们只不过起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应该起的作用。成绩和功劳完全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归于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宜宾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我们四川的革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和李井泉之流，他们还不是"死老虎"，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批深批透，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四川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坚强阵地！
（原载1967年9月2日《新贵州报》中国文革研究网扫校）
四、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到重庆之后，我的警卫员项永福要回南岸，我们就分手了。下火车看到的第一条标语就是“坚决镇压造反军，对他们不施仁政”，落款是革联会。另外一条标语是“绞死黄廉”，在菜园坝我单位墙上写了一条标语“坚决砸烂廉罗站”，我想还是把他也牵扯进来了，另外一条标语是“对造反军必须斩尽杀绝”，落款是政法学院的一个组织。向阳路上写着“反对革联会绝无好下场”“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我走到总工会门口一看，秩序井然，不复从前的热闹场面。我想要回家去看看，走到牛角沱车站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用刺刀挑起革联会”“砸派反军绝无好下场”“反对革联会就是反对解放军”落款是五十四军。总算看到一个砸派写的标语“我们坚决反对拉郎配的假联合假夺权”落款是造反军轻工兵团。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完全是一派压一派，见到就抓。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正在我准备等车回大坪的时候，所谓的革联会的执法大队，大概有一两百中学生蜂拥而上，把我推进一辆嘎斯车。一个政法学院的人坐在我的旁边说：你今天还跑得了吗？不一会就有学生动手动脚，解放军都招呼不了，他们说你本身就是反革命，打了还用负责任吗？后来一个干部跟另外两个人商量了，就换了一辆华沙车，将我送到看守所关起来了。
我一进看守所，就听到一片悲愤的歌声，一片骂声；什么“打倒法西斯保皇派”，“八一五是叛徒”等等；唱歌的高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隔了三天，我就抗议，要求见他们的负责人，他们把我喊到正规的审讯室，来了七八军人，中间一个胖子自我介绍叫刘润泉，是五十四军政治部主任，还有曾辉平和李凡，他们笑嘻嘻地对我说：黄廉，你们搞文革无非是夺权吗，给你官当你不要，你们造反军要砸烂革联会，硬要反对，我们几个今天来找你，是告诉你，我们在革联会还给你留着位子的。我说你们谈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只要你们回答我，我到底犯了那一条王法。曾辉平说明黄廉刚刚下火车，就抓进来了，你是不知道，我们这是镇压反革命，你们反对革联会就是反革命。我说你们算啥子东西，毛主席说还是要建立革命委员会，你们的革联会是个什么东西？我们抗议生活不好，他们表示立即改善伙食，晚上就给我送两份菜来了。那个时候公安局已经不管事了，已经军管了，是五十四军说了算。
又过了三天，54军的曾辉平又来找我，说今天找你是准备放你出去，你出去之后不能再回文联那边了，罗广斌自杀了，你不了解，也不要过多介入，革联会是经过群众推选，也有市委干部，是革命的三结合，就是现在的权力机构，也为你们留了席位，你们不派人来，八一五就比较听话，各组织都派了人。另外，你老婆在七军医大学，105那个组织也比较被动，就象你们现在这个情况，受了些委屈，你要正确对待，还是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镇压文革中间的坏人，你们那个组织是反对革联会的，都当作反革命镇压，要做解释，也算是道歉。省委写的信你为什么不交出来，这是你的不对，你从北京回来为什么不到五十四军来报到，所以才发生这种误会。你们砸派的大小头目都是抓了的，听曾辉平介绍以后，我愤怒无比，我说你们完全是强盗逻辑，你们就那个水平，喊中学生来抓我。他还说“你不要直接回家，五点钟左右车子直接来接你。”曾辉平走后，公安局的人说：“黄廉，是五十四军和革联会与你们的矛盾，不要怪我们咯。”
接我的华沙车，直接开到54军军部里头，在一个会客室门前，参谋长耿志刚站在门口，伸出手来，我拒绝跟他握手，他说：“你受苦了，对不起了，在大巴山张国焘搞肃反的时候……。”我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说：“你们到今天还是处在学习张国焘的水平上”。他很尴尬，一会儿韦统泰进来了，说：“黄廉，这是个误会，学生把你捉起来，我们发现晚了，是我们的不对，看你还要点什么东西不？在我们招待所先洗个澡，理个发，现在北方天气很冷，你穿的太少，你这点衣服抗不了寒。”我说我刚刚从北京回来，还去北京干啥？他们说这是总理叫你去，还叫成都军区派飞机送你去，他们明天才能安排，今晚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启程。一会儿有个军官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马上要走。这个时候，他们要我写个条子给我老婆，要什么东西他们马上派人去取。
不到二十分钟，我老婆就坐个军用三轮摩托车进来了，她很生气，一进来就骂他们：你们给我们解放军丢人，韦统泰说：政治斗争嘛，就是那么回事。我老婆这才系统告诉我重庆发生了什么事，在我回来之前，他们搞了一派夺权，利用叶剑英搞的二月镇反，四川一个晚上就抓了十二万人，他们还把标语贴在我的门上，抄了我们的家，砸派起码有上万人去北京告状，全国的“逆流”四川最厉害。周总理晓得你回重庆之后被抓了，亲自指示他们要用飞机把你送到北京去。她还告诉罗广斌被他们害死了，没有讲完耿志刚就追着喊我上车。接着后勤学院的张龙宝也来了，胡子老长，已经被关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革联会一成立就被抓进军人监狱了，他抱着我哭，说感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心。过了一会，前副市长段大明也来了，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军队喊我来，准备解放我。”韦统泰说你要和段大明结合，我说你是不是走资派，错误要不要改，段大明连连点头说“重罪在身，当然要改。”（有关重庆的材料引自《黄廉访谈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
〖时间：1967年5月13日晚10：30到14日凌晨；地点：人大会堂西厅。接见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萧华、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梁兴初、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
会议开始，总理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康生同志：（风趣地说）听起来都是一致的嘛！
总理：没有准备，听听两方面的意见，先听反革联会方面同志的意见。
代表们首先控诉革联会镇压山城造反派血腥罪行，当谈到革联会搞“三凑合”、“拉郎配”时，总理笑弯了腰。在汇报过程中，康生同志也边听边阅我们上报材料，突然指着一处对总理、伯达同志说，“这是一个新发现”，伯达同志点了点头。
以后，对方开始发言。
总理问：“你说叫周家喻吗？听说你来了很久了吧？
周答：四月廿五日来的。
总理：你们不要再来人罗。
答：我们已经回去人了。
总理：回去是好事嘛。听说你们（革联会）给八·一兵团发枪，发了的要收回来。
周家喻（重庆大学“8·15”负责人）比较轻浮，由于周家喻的空话连篇，空洞无物，大声叫嚷。总理说（很不在意地）：你声音大把麦克风搁下讲嘛，甚至在伯达面前讲起“社论”来了。总理再三催促，“不要讲得太多！真罗嗦！快点！快点！”后来干脆停止了他的发言，另外指定了一位。
总理：我对李井泉很感兴趣，你们把李井泉关在重大为什么不拉出来斗？说说抓到你们那里去的情况。
8·15成员辩解说，他们将李井泉送到贵州去斗过。当场被我代表以铁的事实，驳得哑口无言坐了下去。当接着王某某发言时，首长各看各的材料。新华社一个记者起立准备为其辩护。
总理：你参加革联会了吗？
记者答：我是支持他们的。
接着总理挥挥手，制止他发言。
此时总理秘书问砸派某某某同志要发言提纲，说：“总理要看看”。因没有准备，便将五月七日的重庆来电手抄底稿送上。手稿虽然较乱总理仍看得很细致，并在上面划线。
我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8·15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总理要他当众辟谣。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会议进行中，代表高呼口号“打倒辛易亏”。辛两次站起来低着头。
总理：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附：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对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并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重庆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如下：
一，以任白戈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受到李井泉的支持，庇护，他们互相勾结，在重庆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追随李井泉坚持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证明，任白戈早已堕落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意见，应当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重庆警备区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渝部队，在支左，支工，支农，工作中是有成绩的。但是，在二，三月份的支左工作中，由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的错误决定，还是出了一些差错。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慎重处理争端，而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三，我们认为，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军分区和驻渝部队的同志，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做好持有不同意见的各革命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好革命派内部之间的团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部，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促使各革命组织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四，我们建议成立重庆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当吸收革命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至于哪些单位搞军管，哪些单位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应当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成都军区批准。军管单位的军管代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支持革命左派，做好革命派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大方向一致的原则下，团结起来。
五，要帮助受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的恢复和发展。被错误宣布成非法的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
六，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学习<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有关社论。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搞好“拥军，爱民”作；正确的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在革命左派内部，正确的对待不同意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七，“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立即建立重庆市的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领导班子的成员，应当征求各革命组织的意见。在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成立的同时，迅速作出进行工作的计划，把工，农业生产抓起来。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工农业生产的思想灵魂，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使精神变物质，从而使工，农业生产持续不断的向前发展。
八，解放军，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对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大多数群众觉悟过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者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革命派应当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界限打击报复。一切群众组织，都只准文斗，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记录
〖时间：1967年5月16日凌晨1：30－3：33；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北厅。参加大会的中央首长有：总理、康生、关锋、王力、杨成武及五十四军首长谢家祥、白斌副军长，蓝亦农副政委也在场。〗
总理：
对不住，你们来了好久了，今天五月十六日，你们记不记得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通知发出一周年，大家都在庆祝。
四川的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他们都先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先听听八·一五观点的意见。请八一兵团张益同志谈谈。
（八一兵团张益发言后，江陵厂军工造反团一代表发言说：革联会成立以来，对抓革命促生产不是起了积极作用，而是起了消极作用。）
总理：
你们反革联会的写来了十六条意见，我们看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来了。……
我来读一下《中央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意见》，稍加解释。
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回成都后写来的关于重庆问题的报告，中央同意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有五条意见，刚才毛主席亲自批准了。
第一、重庆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和群众中，都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在军队内和群众中进行充分揭露、批判。这就解决了矛头指向谁的问题。我们看在座的两边组织一般都是革命组织，当然有的错误严重些，有的轻些。总还是革命组织，既然都是革命组织，斗争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你们都学了《红旗》的文章了。从全国来讲，斗争矛头应指向刘、邓；从四川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从重庆来说，斗争矛头应指向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这是大方向。斗争中要考验锻炼你们，要明确大方向。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的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的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了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驻川野战军（五十四军）曾参加抗美援朝，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反击战，是全国很好的野战军之一，是有红军传统的一支部队。今年，党和毛主席，下给了部队很大的光荣任务，任务非常重，“三支两军”的任务同时并举。任何一个部队，不犯错误是不容易的。五十四军一开始就支持了左派，但压制了另一派革命组织。这与成都军区性质不同，成都军区是方向性错误，支持了“产业军”。因此，他们错误性质是不同的。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农、支工很努力，还担当了部分军管任务，还有军训试点也取得一定经验。我在这里替五十四军讲一句，五十四军被李井泉割裂得非常分散，从中印边境回来就分了四十多个地方，我没想到，今天早上我报告了主席，主席也没想到。这是不许可的。李井泉把他们分散住在四十多处，李井泉有意识把正规军住分散了，地方好影响他。另外，地方独立团扩大，这是李的坏注意。五十四军处在这种很不利的环境下，却支持了左派，不是支持了保守派复辟，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们的主要错误，是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把文化大革命搞成了镇反运动，重庆受了成都的影响。成都军区派公安厅长杨刚到重庆开片会，布置镇反，五十四军没有完全顶住。捕人就捕多了。当然这不是多少问题，问题是不应捕不应该捕的人。文化大革命要搞四大，发动群众，对有过激行为的人，应帮助提高他，为什么要当成反革命？这是方向路线错误。这是成都军区犯的，重庆受了影响。重庆与成都要区分，重庆与成都不同。此外，在处理不同意见组织，重庆大学八·一五是参加了革联会的，交院九·一五、西师八·三一不赞成夺权，有不同意见，对革联会有的赞成，有的不赞成，在当时军队应考虑，却支持了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把部分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错误。
这种错误五十四军领导已开始认真的改正，毛主席看了他们的电报，重庆情况和成都不同。五月四日，五十四军电报提出：只要主席说我们支左支持错了，我们就立即改正。原来没有想到这点，没有想到支持了一方，而没有支持另一方。中央指出后，恍然大悟，正在认真地改。他们已经在宜宾问题之前开始改了，认真在改，坚决地改。成绩还是显著的，错误已指出了，应让解放军有改正的机会，错捕了就放。五十四军在重庆人数不多，任务又重，解放军多少年又没作群众工作了，解放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只要坚决改就会得到群众的谅解。解放军是具有伟大光荣传统的，最受群众信赖的，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你们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在文件中避开革联会，是不是和稀泥？不是的，如果涉及革联会，争论就没有结果的，一月革命以来，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可是必须要革命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夺得好。重庆大联合没有联合好，有一派同意，有一派反对。开始没有意识到“三结合”，“三结合”是后来才发展的。革联会吸收几个人（过去负责的一些同志）也没有在群众中真正“亮相”，所以有争论。条件还不成熟，但是，不能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摇身一变。尤其体现革联会是野战军领导的。解放军是支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后有了权对另一派压制，形成对立，形成二、三月的紧张。说革联会对了，但条件不成熟；说不对，那时又做什么？革联会是军队领导的、支持的。解决安徽、江苏问题都是这样讲的，但是重庆不必这样作。江苏改为军管，安徽最后也军管，文件上没写。如果争论下去，就是吵架，如果再这样吵下去，三天三夜都吵不完。我们应向前看，在四川作出表率，就是由军队领导人出面组织临时筹备小组，向前进，促进其联合，把争论停止下来，再要争论就会不能前进，影响生产任务，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同意的。
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向前看，由重庆市的军事领导同志出面筹备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把争论就停止下来，这点很重要。如果同意中央决定，回去就不要吵这个了，甚至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没有提谢家祥同志（五十四军政委）？因为他不久要调动工作。筹备小组由蓝亦农同志作主任（组长），白斌作副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组织主要负责人，不只一方。同时有其他适当干部。干部回去征求群众意见再定。同时，也要有适当负责人，我们了解多数人对辛易之（市委书记，是“革联”夺权后的“三结合”对象）有意见，我们是不能批的，回去商量，找适当的负责人参加。刘结挺、张西挺是被李井泉长期打击的，经过考验，我们把他们提到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条件不成熟，我们没有提名。重庆筹备小组成立后，立即抓革命、促生产，把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组织起来。如象上海建立后就发紧急十条。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当然，一个革命组织宣布另一个革命组织是非法组织、反动组织的，也要取消。错捕的要放，但现行反革命不在此例。
凡被错打的要恢复名誉。对立现象要解除。受压制的一方，前次让他们先发言，先出出气。现在你们（指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要反过来压他们，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会犯错误。
夺权的一方要多负一些责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错误要大些，你们是当权派嘛！过去“八·一五”压了“八·三一”，不要反过来再压，那就永远没完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作风。另外的一方也要自我批评，错误只是小一些，只有通过大批判运动才会大联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促进大联合；通过整风，自我批评，就可以眼睛向前，而不是向后，希望你们在大联合方面作个典型。
“产业军”是保守的，头头还有坏的。川大“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去年见他们时是一致的，今年分歧很厉害，“红卫兵成都部队”站在军区一边。我还个别找他们开过小会，五月六日事件中，他们都在一三二厂前流了血，血都流在一起了，都是被“产业军”打的，这可以在一起了吧，据说一回去吵得更厉害。
对你们，我们很担心，没和你们开过小会，所以再三叮咛，你们要做出模范。如重大“八·一五”，错误多些嘛，总有错误嘛。如李井泉关在你们学校，总给人有口实。这是过去的事，不深究了。李井泉已经接到北京来了。希望“八·一五”先做自我批评，另一方也要做自我批评，就好办了。至于不要武斗，重庆组织作出模范来。你们送给我的关于武斗情况的照片、材料都是指责对方的，我们看后心里不好过。十四、十五日宜宾事件中，死了二三十人，伤了几百，“产业军”保守派向造反派进攻，后五十四军军队才隔开了。希望重庆山城不要出现。
即使过去有一些事实没弄清楚，组织小组调查，把坏人抓出后也不要武斗。即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要抓去放在学校。你们重大八·一五能把李井泉管起来还很不容易，是因为当了权。在北京还不行。北京开始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哪一个红卫兵也不好看管，像个刺猬，交给了卫戍区。
不要搞打、砸、抢，要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批臭，不仅要把威风打下，还要触及灵魂。当然，对煽动武斗的坏人要处理。
这个问题，我说多一点，多寄托希望在你们身上。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阐明了道理，八条讲的是拥军，十条讲的是爱民，结合在一起就全面了。
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我们一直等到毛主席看了，才来向你们宣读和解释。
（一代表说，重庆接到一个中央八条，现在还在游行）这是谣言，批件我刚拿到，还没印呢。
我们委托军队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川问题决定在重庆原则适用，但是具体意见要按照五项规定办。我们相信干部总会出来“亮相”的，集中力量斗争任白戈一小撮及各单位，也有一些。这样才能更好地结合。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意见。同志们知道这个意见是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批准的。文件完全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解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第一条告诉了我们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就是以刘、邓为代表实行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四川就是李井泉及其同伙，重庆就是任白戈及其同伙，所以无论在军内，群众中对李井泉和任白戈的罪恶都要充分的批判揭露，这点要充分注意。不论赞成还是反对革联会的，会后谈文化革命中的问题，都要看在反对刘、邓路线作了些什么。
两个编辑部的文章，要害是打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得如何，掌握得如何？在北京，我问了一下，有的学校，特别是打内战的学校，来不及去学习。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彻底揭露。李井泉、任白戈作了很多罪恶，在报纸上要彻底揭露。
同志们知道五月十六日是什么日子吗？一年前，党内发了《通知》这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通知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指十六日）马路上结队游行，庆祝文革小组成立。一年的工作，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我想同志们要了解第一段，就要大大加强学习，解放军同志也不例外。
第二个问题更是重要；如何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问题。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三个相信，三个依靠，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领导干部。这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语录上也有：没有人民解放军，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怎能进行到今天这样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支柱。哪怕哪个人，哪件事出了错误，但总的原则不能动摇。
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话，五十四军三支两军工作，看到他们的成绩，实事求是地看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工作是有成绩的，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不是支持了右派、保守派。错误缺点，首先在于没有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镇反运动，这种方向路线错误，主要不在军内，而在刘、邓、李，在四川以李井泉为首把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镇反运动。八·一五同志谈大方向，没有谈到这个大方向，刘、邓路线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前段时间也是把群众镇压下去，成都红卫兵部队、重庆八·一五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犯过没犯过错误。有些人有些怨言，他们是革命的受到镇压，受了害，八·一五同志也间接受了害，被蒙蔽了，要有自我批评，现在一些组织受镇压，而另一些没有，甚至盲目支持镇反，但不能因此说八·一五不是革命组织，这样说也是错误的。受镇压的不满意，不要因为平了反，反过来打击报复，骄傲，又去压八·一五，这样你们更要更要犯错误，两方面同志都应该吸取教训，军队同志支持的不是保守派，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缺点是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杨刚，但他刚认识了错误就改。开始我就感到五十四军总比成都军区认识错误早些快一些。不能动摇对人民解放军的信任。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领导的，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反击战都很有成绩的，这样的军队该不该拥护？（众：应该）
第三、第四，总理解释很清楚了。革命组织之间如何团结的问题，大家都要进行整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你们记得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吗？这是根据主席语言写的通知，主席讲，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军训，比不训大不一样，军训，可以跟解放军学许多好的经验，所以提出五种学习。你们是大学生，我考考你们，五种学习是学什么？“八·一五”不是最拥护解放军吗？周家喻讲讲。（周：弄不大清楚）考住了吧！（笑）忙于打内战，对这些就不注意了。（反对派笑）你们不要笑，考你，你也一样。五种学习，一学政治，二学军事，三学四个第一，四学三八作风，五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有那么多优良传统，到底要不要学？要学。
你们那里还没军训吧（有四个学校开始了）要学十五个文件，你们学得怎样？
（总理：建院不是军训了吗？沈志清，你学得怎样？沈答：开始还好，以后忙于打内战，学不下去了。）
说的实话，好。同学这话很深刻：忙于打内战、没有学，所以要整风，加强自我批评。
不用考你们了，十五个文件题目可能都不知道。（总理：“老三篇”还学一些吧？）忙于打内战，没有武器不是混战一场吗？要自我批评。接班人五个条件中有一条要自我批评。看看五条，很有好处。打内战，你们看第三条怎么说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我不是和稀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要打倒。第四条讲民主集中，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现在年青人批评人马列主义不少，批评自己马列主义不多，这是通病。要整风、整思想、整组织，以理服人，不要武斗，不要打、砸、抢、抄、抓。四川打得厉害，是惨痛的经验。
第五、要把中央军委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要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大联合，“三结合”，把斗批改任务完成。今天晚上广播了明天就登五月十六日通知，希望同志们好好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马列主义文献，希望大家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
（总理、康生同志讲完话以后，五十四军的代表、重大“八·一五”周家喻同志、“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黄廉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意见。周家喻同志还说，要很快返回重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去进行工作，对不利于大联合的话不说，不利于大联合的事不做。前一段出现些缺点错误，愿意听取其他革命组织的意见，诚恳接受批评。）
（周家喻表态后）
康生：我有个问题问周家喻同志，你用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话很好。“产业军”你敢去做工作吗？（周答：敢）要靠说服，教育，分化。对保守派要有策略，艰苦耐心的工作。主席这段话在去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今年三月七日又提出，到现在有些学生还不懂得，说解放军和稀泥。你讲得很好，要实践。你去做“产业军”工作，开始还有可能挨打，还会有人说你右倾呢！好多话都讲了。这种革命劲好但却没有很好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今后要看你们的实践。（周家喻：今后一定做到。）不要怕人说右倾。
总理：我问周家喻同志第二个问题，你说愿意接受其他革命组织的批评，自我批评不容易，听取不同意见更不容易。你面对着“八·三一”、“九·一五”给你提意见，你有没有勇气听？（周答：有。）希望你带头做模范。不要一听就说“扯谎”，“造谣”。以后要有这样精神。今后，你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重庆文化大革命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
康生：总理讲的不光是对重大八·一五，对你们（指反革联派）也适合。
总理：我对重庆是很有感情的，在那里同反动派斗争了七、八年。过去重庆是雾重庆，现在重庆是光明的重庆，一字不改地传回去，希望你们快快回去，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吴庆举：总理，今天发生了一件严重违背十六条的事件，今天下午首都红代会在火车站抢去了我们八箱揭发批判李井泉的材料，每集四册，共一万五千册，还有罗文斌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他们污蔑为“黑材料”。请看这是他们抢走材料的声明。（随手递给总理）
总理：红代会抢去的材料，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副总理解决。（把红代会的抢材料的混蛋声明转给杨成武同志）
杨成武同志问吴庆举：材料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什么要求？
吴庆举：坚决要求追回，红代会抢我们的材料已不止一次了。
（周总理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在歌声中结束）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关于学习五十四军做群众组织工作的通知
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
54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严重的，则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五、重庆造反派内部八·二六与八·一五两派之间内战不休
2007年10月31日初稿
2011年8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