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是否与自由派联合的问题
□ 清源
这里不能不重点和单独提到怎样对待自由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多年以来困扰左派的一个问题。从策略方面考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攻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这是没有错的。在现实中，无产阶级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无疑是当前压迫阶级。那么，凡是反对当前压迫阶级的都应该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当前的自由派也应该是我们的盟友，而革命派内部就有一种联合自由派的说法。因为这些革命派看到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与自由派的目标发生了重叠。
革命派要不要与自由派联合？这个问题在实践上的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说是一个伪命题？
1、无产阶级不会因任何因素而放弃自己的阶级目标。
无产阶级不能因为有人与自己的目标出现重叠就放弃自己阶级的目标，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目的是不会被偏离这一目标的任何因素所干扰而改变的。这里当然包括不会因为以上的说法而改变，更不会为了避嫌与自由派的目标重叠而放弃自己阶级的目标。
2、要不要与自由派联合？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在实践中，这些所谓的自由派其实是现统治阶级中被边缘化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他们其实也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现在我们所说的统治阶级，并不是仅仅是指我们多部分时间所指的“官僚资产阶级”，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整个资产阶级，这个整个资产阶级当然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派（尽管被边缘化也好）。
3、为什么说自由派是被边缘化的那部分资产阶级？
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首先进行的是经济上的改革而不是政治上的改革。这样，由于没有首先在经济上的改革，苏联的自由资产阶级的叶利钦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戈尔巴乔夫是分裂的。而中国则不同，首先进行的是经济上的改革。这样，中国新一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戈尔巴乔夫）和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叶利钦）已经合流在台上，现在我们经常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其实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官僚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叶利钦（自由资产阶级）的混合体。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先不从经济和阶级上而是先从上层派别的隶属上来分析这一问题。在现国家管理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把手一方面是邓钦定的隔代接班人，同时又是正宗的团派，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大胡（胡耀邦）的人。而w既是当今中国10大官僚财团之一，又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赵紫阳的人。实际上，我们已经无法分清h和w谁是官僚资产阶级谁是自由资产阶级了，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的混合体。表面上，是温在时不时的喊一下政治体制改革，我们知道，现在是执政党领导一切，各级党委一把手早已经称为老板了。作为一个国家管理层里的第三把手，没有一把手的允许，w是不敢喊政治体制改革的，是不敢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谈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点只能说明2点，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当政者的既定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何时进行要看中国的国情来定。据有关消息称，有人向中央问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问题，上层是这样答复的：目前政治体制改革要放一放，先以解决民生为主。二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需要时不时的喊一下政治体制改革。因此，现在那些自由派喊叫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是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混合体—当前当政者的目标，只不过是激进还是渐进的分歧问题。从上层派别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叶利钦）的主体也已经在台上，那些资产阶级自由派中的一部分被边缘化，这就是刘晓波之流和那些海外my不能得势的经济上和阶级上的根源，这就是中国的所谓的“颜色革命”搞不起来的经济上和阶级上的根源。
能够清楚说明这一点的，是《零八宪章》派（西化派）的下面这一段话：“八九之后二十年，xx当局又采取一条強有力的向资本倾斜的经济路线，让整个社会匍匐在金钱之下，用各种利益綁架了大多数精英，控制了国家的命脉、要害和敏感部位。权贵和精英結成利益共同体，压制贫民大众，因此权力高层已沒有八十年代的分歧，他们对付任何反体制的动向，立场一致。”（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答日本专栏作家河井森太郎——《0八宪章》的由來和前景）
更能说明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合流这一点的，是下面工商联合会的代表人物秦晓的观点。
秦晓派的艾理在《中国新右翼正在兴起》中这样说道：“对政府来说，新右翼（这里是指自由资产阶级的工商资本家）对现政权没有任何厌恶与敌意，他们更像政权体系内出来的开明派，对政权还有亲缘情感关系，由於他们进入了市场和世界，他们不愿意这个政权龟缩在龟壳＿他们不愿意共产党被社会发展所抛弃而引来动荡和破坏。……改革之初的“新权威主义”随着“六四学潮”的镇压失去了道德感召力，马列毛老左派已因毛的实践而失去了对现实的真实影响力，新左派则由於内部分歧过大尚未形成共识处在混乱之中，自由派则因08宪章而引起政府紧张而处於被控制和压缩状态，唯有新右翼最有可能与政府、自由派、新左派达成妥协与共识，而且与自由派与新左派不同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不同的是，新右翼主要由有思想的工商人士组成，他们受过工商洗礼，掌握着大量财富，新右翼将有可能在未来几年成长为中国政治思想新主流，领导中国政治的未来演进。“（艾理：《中国新右翼正在兴起》）
以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国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秦晓一类已经与官僚资产阶级发生了融合。
4、“西化派”和“特色派”的争吵和矛盾是实质。
现在所谓的“西化派”和“特色派”的争吵和矛盾，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争吵，是激进与渐进的争吵，这种争吵自改革开放以来是一直都在进行着的。由于上面提到的经济上的根源，他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不会出现像前苏联那样的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分裂和战略决战。相反的是，即使那些被边缘化的自由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如海外my，则经常在发出随时与中国的当前当政者妥协的信息，刘晓波在入狱不久就与当局妥协而声明他没有敌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被边缘化的无奈和与当前当政者的阶级一致性。
再则，在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里，不存在一个“一般（自由）资产阶级”，而只存在特殊腐朽的新生资产阶级！在朝在野都是腐朽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一般（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当今世界，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也没有“革命性”，而是整体腐朽了！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还存在封建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尚具有反封反帝的革命性。
5、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当今中国社会有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回答是否定的。什么是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只出现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团体。当今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然也就没有这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6、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合为一体的经济根源。
现在我们再从经济上和阶级上进行分析，为什么说自由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合为一体？这一点我们在社会实际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没有哪一个形式上的自由资产阶级没有与官僚资产阶级合为一体的。比如：每一个所谓的民营企业没有哪一个不是与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来对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进行坐地分赃的，没有哪一项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的结果不是官商勾结来对剥削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进行坐地分赃的。我们在社会的实际中看到的不是为了社会的实际需要来决定某一项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否，第一位的而是官商勾结在一起捞钱。比如，房地产的开发就是这样，投进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是银行的，所得的房地产开发的暴利则进了官僚资产阶级、银行的管理者和资本家个人的腰包，只要房子盖起来就是他们的胜利，至于能不能卖得出去、能卖多少出去，他们并不怎么关心，因为包袱在银行那里，而剩余价值则流进了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腰包。这样，这些所谓的自由资产阶级也完全官僚资产阶级化了。这样，在社会实际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僚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混合体大致分为三块，一块是国家垄断资本这一块，一块是从官僚本身及其亲属中产生的这一块，一块是与官僚资本相互勾结和相互依附的这一块。这样的分析，并不等于具体的进行对整个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不讲策略的在一个时期将整个资产阶级不进行区别对待，在具体的斗争阶段，可以将整个资产阶级分为大中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集中解决大资产阶级的问题。这个策略思想与毛主席当年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一致的，就是将帝国主义再分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又将处于第一世界的美苏区别对待的将美国作为暂时的盟友而集中攻击当时最主要的威胁—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结论只能是：当今中国社会没有一个独立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的只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反动、腐朽透顶的混合体。
7、不存在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
综上所述，国内外被边缘化的那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可以不去理睬它，这部分主要是一些右翼知识分子组成。在现实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劳动人民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因为不存在一个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剥削方式的封建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不存在一个进行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不存在与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而是独立的进行自己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