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七节 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壹、本节概述；
一、四川“二月镇反”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重庆驻军五十四军代表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四日，王力与炮轰四川省委组织部联络站赴京战斗队座谈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会后游街示众。并当众焚烧了刘少奇、邓小平像。八一兵团代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发言分别是红岩机器厂八三一代表、红农八一五代表、军队院校红色造反者代表、财贸八一五代表、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代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重庆“联络站”一派召集50多个群众组织开会，讨论批判重大八一五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及联合夺权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 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重大八一五等组织在驻军支持下进行的“一·二四夺权” 是“假夺权”。
因夺权而激化的内部矛盾使重庆造反派正式分裂为两大派。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一·二四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副主任有重大八一五熊代富、财贸八一五王绍川、原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徐正身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５０余人。
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
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革命组织围攻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军区派出部队逮捕围攻成都市公安局造反派头头。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经叶剑英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
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
２月１８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这封信。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
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
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重庆革联会得悉中央军委2月17日致四川大学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公开信，连夜向所属组织发出书面通知，要求把四川大学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员抓起来，并提出“如有抗拒者，以革命行动对待。”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
至２２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３３７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重庆革联会布置凌晨在全市抓捕四川大学八二六人员（包括从贵州经重庆返成都在火车上的八二六人员），砸了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重庆八一五派抄砸由西师八三一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控制的“一二·四惨案调查团”并将其成员赶出人民小学。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再次遭到重庆革联会一派抄砸，三司人员上街游行抗议。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的北碚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召开大会，宣布工人造反军（北碚地区）六号门纵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当场逮捕7人，勒令登记自首58人。会后将拘捕人员五花大绑车载经北碚区、沙坪坝区、市中区游街示众。
重庆市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237人，刑事拘留746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与重庆市公检法联合发出《通令》，宣布工人造反军（临江门街道）前哨支队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拘捕13人，勒令其余80余人三天内到派出所登记自首。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专政委员会和市公安局上午在解放碑召开批斗处理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大会，会后将被捕者田树堂、许洪烈等五花大绑戴手铐挂黑牌游街示众三天，此外该组织还被判处管制2人，劳教1人，勒令登记自首72人。
重大八一五出动20多卡车人员到北碚区抄砸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
重庆师专附中八一五等组织以“一贯反对革命的八一五派”、“大反市革联会”等罪名将重庆大学红岩公社负责人徐光明扭送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关押15天至3月7日释放。
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毛泽东思想主力军万县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以工矿企业职工为主组成）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政委江海云在成都被捕入狱。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新重庆报》公布革联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发表镇压工人造反军前哨支队的报道及社论《扫除一切害人虫》
重庆革联会组织人员晚上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重庆革联会一派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各级镇反专门机构。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重庆革联会组织上千人围攻反革联会的大型国防企业江陵机器厂军工造反兵团广播站，发生流血冲突。这是“文革”以来全市第一次冲击国防工厂事件。
重庆革联会布置各单位组成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门对反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进行抓捕、捆绑、刑讯逼供）。革联会组成警司（五十四军）、公安局、红卫兵（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三结合镇反小组”，到区县、工厂、街道地段指导“镇反”；从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四十一中东方红等抽调80余名学生组成打鬼队，驻市公安局进行擒拿格斗、捆绑等训练。
从二月中、下旬开始，重庆反革联会一派的一些群众组织相继被驻军、革联会或参加革联会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反对革联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等罪名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大批群众被逮捕、拘留、揪斗或“勒令”自首、请罪，其间大量出现对被抓被斗人员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对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抄砸等武斗现象。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
到３月４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５０００余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重庆革联会对綦江县松藻矿区工人造反军打通战斗团实行戒严，捆绑斗争577人，拘押120多人，勒令登记自首、写认罪书上千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
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重庆革联会和市公安局宣布市中区红旗纸箱厂红铁锤战斗队为非法组织，明令取缔，逮捕3人，拘留5人，勒令登记自首7人。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重庆北碚区驻军宣布反革联会的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重庆革联会所属的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八三一负责人周荣等7人被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拘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重庆驻军对后字242部队（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负责人及骨干30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29人。
重庆驻军在西南师范学院校园主持对西师八三一“首恶分子”的批斗大会，会后逮捕了“首恶分子”。
重庆工人造反军总部负责人黄廉从北京归来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重庆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反革联会的九一五战斗团团部。九一五负责人8人被拘捕。
重庆新华印刷厂红旗战斗队被公安局勒令解散，负责人被逮捕。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参与反革联会活动的河运学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砸抄反革联会的财贸九二一战斗团。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 重庆革联会和公安局临委会在重庆灯泡厂实行戒严，宣布该厂八二八战斗团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余四个组织勒令解散，捆绑斗争80余人，拘捕29人，斗争会后游街示众。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重庆革联会一派的江陵机器厂八一兵团六五分团发出通令，勒令该厂反革联会的军工造反兵团解散（此前该团已被抓捕和批斗多人）。
据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2月24日到本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群众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
据反到底派重庆公安红一方面军在《向山城革命群众揭露重庆市二、三月“镇反运动”的情况》中称：“在‘镇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七百六十二个（分布在四百多个基层单位，大多数是工厂的）。”
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到三月底止，重庆全市被拘捕2253人，24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另外被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抓捕的人员和砸垮的群众组织不在其内。
（以上关于重庆的材料摘自何蜀《重庆文革武斗日志》）
据后来统计，这次所谓“军委二·一七公开信”散发后，在四川省各地逮捕了八·二六派革命群众约十万人。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１１００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８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３３０００余人。
二、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毛泽东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此件〔２〕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１〕上的批语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２〕也应来。请商总理〔３〕酌办为盼！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康生 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
康生同志说：
1.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
3.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
4.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康生：万县专区来的14岁小将何如愚同学讲一讲：
何如愚在发言中讲到吊打三次昏迷过去中，“我还看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在我面前对着我暖和的笑脸说：孩子，你一定很坚强！我又醒过来和凶手做斗争，后来又是一顿毒打就昏过去了，他们用凉水泼在我的头和身上。” “万县市公安局局长王杰就是镇压我们的刽子手！”
康生：下面由万县市《主力军》负责人熊道生同志发言……。
熊道生：万县军分区盗用中央名义说：“万县市《主力军》是中央军委批准为‘反革命’组织”。还有成都军区给万县军分区转去的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现还在万县军分区副司令员王贵章那皮包里。
康生：我们已经给军区说好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捕革命组织的革命群众一律释放。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冤枉和错打成反革命的要平反。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重庆无产阶级工人造反军代表黄廉发言：揭露李井泉收买8·15头头，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42代表发言：问有没有军委命令撤销红总？楚平、韦杰答复（韦杰站起来不语）
江青：中央没有过。
韦杰：这个命令没有，工程学院这个事情是军区党委研究的。
乐山代表谈昨天还抓了五人。
总理：昨天还抓五个人吗？
总理：南充军分区司令员自己来揭发，好不好？
南充：揭发对牛鬼蛇神，大扫除，要多抓，抓头头，这就是布署。
总理：现在谈万县问题。
万县代表：军分区用机枪扫射学生，最小的才六岁，叫举手，有一个学生提裤子被打了一枪，肠子打出来了，这学生临死前用手指沾血写了“我是革命的人”几个字。
总理：请涪陵的发言。
广元部队：我是总参三部派往广元的部队，（1）绵阳军分区一月份突然增加了六个科；（2）二月二十一日军委（成都军区电报）说：这是绝密文件，内容：各部队修筑坚强工事准备一个月粮食设置指挥员。（3）调一个营到绵阳镇压造反派，部队打电话询问中央，军分区对他们大不满。（4）派人控制火车站，抓告状的，组织政法小组。十条以后，军分区派人去控制7012部队一个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梁兴初张国华接见成都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1967.05.07；中发 ［67］ 147号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所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挺、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助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作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肖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肖华的讲话
从二月下旬以来，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而把不少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并且错误地搞镇反运动，逮捕了大批革命群众，镇压了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尤其严重的是在万县发生了枪杀流血惨案。
由于个别领导人的错误，竟动用武装镇压革命群众，使四川文化革命受到挫折，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领导人刚到北京，对所犯错误认识是很不够的，经中央严肃提出和革命小将尖锐批评，你们认真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改正，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是值得欢迎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的错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也是较深的。
据说成都地区武斗严重，五月六日流血事件极少数坏人开枪杀人。
江青的讲话
我们有这么好的军队，不要因为他们有错误，在一个地区一个问题上的错误，就一切都错了。
革命派内部，听说内部也吵得很厉害。
对保守组织，一个组织几十人，甭说几千几万，不要随便对他们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
周总理的讲话
韦杰、甘渭汉两位同志的检讨，有部分同志不满意，因为你们受了压抑可以理解。虽然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但不深刻，认识有个过程。你们要求再检讨，我同意，但不一定在北京。
成都军区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作镇反运动，把革命派打成反革命。
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东、零二八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１〕的批语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小组给成都军区的电报
根据中央四月二十日重申停止大串连的决定，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四川的同学们应当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
三、中央关于解决宜宾问题的意见
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首长接见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
康生：
1、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诬蔑，造谣。
2、二月二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宜宾地区代表时的讲话
王力：
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周总理：韦杰同志，你在1月29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
陈伯达：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揭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
杨成武：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
周总理：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了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1967.04.04；中发［67］154号
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
一、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例如，对于刘结挺同志坚持要划为右派的李鹏，“省委明确指示，李鹏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这是四川省委监委《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同志的检查报告》中公然这样写的。
二、刘结挺案应予平反。所有因为这个案件而受处分的同志，应一律取消处分，开除党籍的应恢复党籍，关在监狱里的，应当一律放出。
三、受陷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李良等是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他们对右派分子郭一等人，对李井泉等人的翻案风，坚持革命原则的斗争，是完全对的。这些同志和其他同志有权参加四川省和宜宾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地驻军的负责同志要协助他们，支持他们闹革命。
四、这个通知，可在当地群众中宣读，对这一冤案，要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桥工联、红工联、32111野战兵团，向宜宾革命造反派发起了反扑，死伤多人，其中有两名北京来宜宾串连的学生被打死。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对四川宜宾地区的电话指示
1、派军队保护造反派。
2、把反动组织包围起来，进行政治瓦解。
3、对少数坏头头，必须镇压，把幕后策划者宜宾军分区付司令员徐德有抓起来。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刘结挺文章：《李井泉是大西南的赫鲁晓夫》
李井泉疯狂地攻击和反对毛主席
二、李井泉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破坏人民公社
三、李井泉大刮单干风，鼓动“退回去”
四、李井泉散布修正主义毒素，诬蔑和攻击党“犯了路线错误”
五、李井泉公开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之流开脱罪责，恶毒地煽动反对毛主席
六、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串通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反革命的反攻倒算，打击革命派
七、李井泉执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八、李井泉与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勾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
九、李井泉串通、勾结、网罗反革命修正主义力量，妄图把大西南作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黑司令部的大后方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新贵州报》刊登张西挺的文章《愤怒声讨李井泉的滔天罪行》
李井泉把我和我的爱人刘结挺斗争了四年多，处理四次，关押两年，最后开除了党籍。1962年10月我们两人一起被停职审查，次年三月一起被开除党籍，一起释放出狱。随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和刘结挺又分别受到降七级和降八级的处分。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下旬，宜宾的驻军部队，以团长陈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为首，公开表态，支持红旗派，支持刘、张四川闹革命，站到刘、张一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七月初，由城建系统、交通系统、八八团，加上江北片区的造反派联合，有组织地进行“江北反击”，将红色派从“宜宾造纸厂”一线撵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线外。并且在金坪从红色派人手中缴获到几支小口径步枪（据说是体委被抢的枪支）。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八月初，王茂聚接到驻泸部队（解放军7790部队）电话，叫他立即到泸州有重要事商。他赶忙带着地专机关的造反派头徐克明一同去了趟泸州。王老头同他到了泸州驻军7790部队，董副师长拿周总理的电报给王看，王叫徐念的，为泸州造反派自卫，周总理批给泸州造反派三百支枪，这事由部队解决。但泸州造反派被围断粮缺药，部队难以解决，故叫王茂聚设法解决粮药。王回来后同意了宜宾造反派提出的道义声援。此时，因陆路交通已中断，粮食和药品是地革筹调拨的。八八团调派了二、三十人，加上城建系统、交通系统等派出人员，共四、五十人，由宜宾造纸厂、宜宾长航社、大渡河木材调运处等选派的轮船，组成“支泸”船队，向泸州进发。结果这些人都被泸州的红联派俘虏。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新贵州报》文章《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访问记》
1962年的6月19日，在宜宾地委常委会上。当讨论到郭一案件时，与会大多数同志认为，李井泉打出的所谓"重新讨论"招牌，其实质就是要替郭一之流翻案。会议决定维持原议。这下，郭一便殴打刘结挺、张西挺同志。这就是震惊宜宾地区的"八·一九"流血事件。
李井泉为了替李鹏等右派分子翻案，提出："就是右派也不能划为右派"！还说什么李鹏是被刘结挺、张西挺利用运动"打击陷害"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宜宾市革筹派人与宜宾市武装部协商，从武装部军械库中拿出封存的民兵枪械，造册发给了宜宾市“民兵”（即造反派参加组织的）。八八团一个连，工业系统一个连，手联系统一个连，构成了一个加强营，花成果任营长（原市公安局教导员），谢英富任副营长，市工业的杨某为教导员，市手联的陈某任副教导员。“民兵”领到的都是老式步枪（七九和三八大盖）和捷克式轻机枪。
一九六七年的九月五日晚上，地、市两级革筹领导的民兵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兵分两路，一路由地专级单位民兵，经由南溪、江安两县境（均为宜宾属县）抵泸洲。另一路则市级单位的民兵，经由富顺、隆昌、泸县（三县均属宜宾辖县），从小市抵泸州城。这就是有名的“九·五”武装支泸，即真正的第一次武装支泸。行至泸县县城所在地——小市附近，遭到对方的伏击，被对方打死打伤多人。并被围困在此地多日。后来在7790部队的师作战科科长张键的指导下，对对方展开夜袭成功，双方均有伤亡。
一九六八年初，宜宾地区红旗派派人到宜宾县打死红色派一人。
谢英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傅文琪等人急冲冲地跑到病房来说，我团宣传队在宜宾县的观音（镇）被宜宾县红司的人围攻。谢同意傅某等人的要求，派人去观音将宣传队接回来。傅文琪就通知来百多人，在医院门前坝子里集合（即宜宾地区一医院）。到了观音后，有两个队员将对方的一个人打死了。一个叫张志荣（小五金厂工人），是他用冲锋枪吓死者（用枪把子撞死者的背膀）不慎走火（枪口是朝天的），一个叫周洪英（机制厂工人），他见张的枪响后那人还站着，以为张打不准，就抬起他背的七九步枪朝死者开了一枪，就这样将人打死的。
四、中央关于解决重庆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被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周恩来等在关于重庆问题第一次专案会议上的讲话
代表递上纸条问：“重庆近日盛传王力同志有一个对重庆表态的录音报告，有三个内容：（1）重庆革联会的大方向正确不能砸。（2）重庆的镇反与成都性质不同，成都犯了方向和路线的错误，重庆是一般的缺点。（3）重大8·15是左派组织不是保守集团。
王力同志看后，立即在上面批了“没有这回事”五个字，并传给总理和伯达同志。
总理要他当众辟谣。
王力同志说：“重庆问题不是正在解决嘛！我没有什么录音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
1967.05.16；中发 ［67］ 159号
中共中央同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同志关于重庆市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在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第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该看到，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在处理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问题上，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一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已经开始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第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市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应当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中央同意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第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着重进行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双方的争论应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正常地进行和解决，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抓。对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第五，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三个相信和三个依靠，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加强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伟大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康生第二次接见重庆代表讲话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
近几天，军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关于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五、八·二六与八·一五两派之间内战不止
贰、本节简论
四川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有它的特点：
一，关于所谓“中央军委二·一七公开信”问题
关于中央军委的这封信问题：
二月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事实很清楚，就是叶剑英搞的。
二、关于所谓二月镇反问题
以后搞清楚了：这封信是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批发的，从二月十八日开始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川用飞机散发。
这是否也可以看成二月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呢？
二、关于二月镇压反革命运动问题
正如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的：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在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抓了六万人至十万人，创造了全国的新记录。
三、关于宜宾的刘、张问题
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宜宾市委书记张洁挺，一九六二年被李井泉秘密关押多年，并经中央批准于一九六五年撒消一切职务。
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委刘结挺等同志案件，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并指示周恩来同志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找双方有关人员来京，加以处理。我们根据主席指示，研究了刘结挺等同志的申诉材料，也研究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和中央监委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档案，听取了有关宜宾问题的各方面的意见，问题是很清楚的：这个案件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一手制造的，经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准的冤案，完全颠倒了黑白。
2007年10月31日初稿
2011年8月28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