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6）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6）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六节  青海省军区大规模屠杀群众

    本节文献资料
 
    一、青海省文革运动的开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报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
   
    二、在一月夺权中爆发的斗争
  
    三、镇压革命群众的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查青海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自成立以来，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的操纵下，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铁的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组织.
    这个反革命组织大力排挤、打击革命力量，招降纳叛，纠集牛角蛇神和社会渣滓，积极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假夺权，真保护，是青海省最大的保皇派；他们自封左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卑鄙行径，打击和瓦解革命群众组织，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多次调动大批的车辆和不明真相的工人离厂；农牧民离乡，严重地破坏了工农牧业生产，造成城市生活供应紧张；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利用金钱物质，封官许愿收买人心，拢络群众；私设公堂，非法审讯，采用围斗、殴打、绑架、抄家、抢劫、捣毁等野蛮行径和跟踪、盯哨等特务手段，身带石灰、硫酸、棍棒、匕首等凶器，打击、残害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冲击和围攻专政机关，抢劫犯人、殴打、绑架和迫害公安人员，积极为牛鬼蛇神翻案，破坏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冲击、围攻军事领导机关。抗拒对《青海日报》和青海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殴打、围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甚至抢走武器弹药，绑架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抢劫军车。阻拦、破坏人民解放军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而举行的武装大游行，并公然喊“打倒解放军”、“撼解放军易，撼八·一八难”等反动口号！诱骗和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同胞，围攻革命群众组织，对抗人民解放军，企图制造民族分裂，制造流血事件；明目张胆地直接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直接攻击党中央，狂妄地提出“八·一八万岁”、“永远跟着八·一八闹革命”、“对八·一八红卫兵的态度是检验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等极端反动的口号。公开违抗党的方针政策，破坏十六条和二十三条，妄图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成果。盗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名义，到处招摇撞骗，欺骗广大劳动人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庄严宣告: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要求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和协助人民解放军及公安部门，坚决镇压反革命，团结教育受蒙骗的一般群众，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提高警惕，严防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载青海《东方红》1967年2月25日)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年谱》条目记载：“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
 
    四、中央文革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召开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
    关锋 戚本禹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地点：政协礼堂，接见者：关锋、戚本禹。〗
王相喜：（叙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后的见闻）
戚本禹：你们谁见过刘贤权？
张金莱 王滨友：谈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贤权。
（王相喜述说“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
冯国良：叙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 ……
戚：“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关锋：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金莱：名字是“风展红旗过大关”。
相喜：……
戚：“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谁？
冯：王昭、韩洪宾、午人、韩明……
相喜：……杨守礼。
戚：杨是“八·一八”开除的？
喜：对。（详细叙述“二·三”有关情况）
戚：（对关锋）捍卫队都说不是事实。
喜：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
戚：我们见了。
喜：……我骂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骂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不允许我喊，说我是“反革命” ……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说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说他哪里是三司的？（戚、关付之一笑）……群众说，人家外地红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
戚：群众？
喜：……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喜：……二月二十三日……我的衣服被抢了，我现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我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说我嚣张……那天十分冷，下雪，……两个无辜群众被抓，他们脱了皮大衣铺在地上叫我躺……（戚插问：哪里的？）……（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没讲完。……南滩监狱抓了八千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满了……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没枪也没开枪……（关：你在报社吗？）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火车头” ……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凤池也被打伤。
金莱：（对关锋）刘凤池你认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又点头）（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喜：……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付之冷笑）
金莱：您看。（送上一份）
关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没有？
喜：……
滨友：××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
冯国良：……章科伦、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组织了“八·一八” ……
喜：……林总的……
喜：贫下中农红卫军。
滨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
金莱：我们调查过有材料。
喜：……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一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戚：那个老头是谁？）……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说白色恐怖加深了，狱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我们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拷，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 “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呤，“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关：当时你们提引“红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金莱：我们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
（送交四份分刊）
戚：（翻阅）战士来信是真的吗？
喜、金：没错，我们有许多。张凯民被逮捕了。
喜：一个殷科长……
冯国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
戚：他没有搞妇女？！（就是那个……──对关锋）
喜：……
王振宇：军区还放出风……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王相喜：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背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宇：……
关锋：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
众：……
关：大街上已贴了罢刘的官？
戚：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喜：二十三日军区内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
戚：（问那里的组织）
关：“革命派内部打内战”口号是错误的。
戚：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详谈）（关重视）
戚：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王先赞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员）
戚：王从哪里来的话。
关：王先赞讲的。
（李、孔、胡、陈代海进来）
陈代海：（详述二·二三事件）
（关、戚异常重视）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戚：程××不在青海吗？
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没有这回事，报社内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没有？
陈：没有。
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陈：没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没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带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没有？
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
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没有。（陈曾下厂劳动）
冯国良：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愤）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
金莱：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莱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调）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们会想一想对哪个阶级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
戚：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关：我们回去研究。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时间：夜至22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
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
肖：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队就打你。
戚：捍卫队打人？
陈：打，×××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蓬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
张：没有。我有证件哪儿都可以去。
肖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枪。
戚：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
戚：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嗽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军队的车宣布的？
陈：……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华：谁先开的枪？
陈：军队从北向南打。
王力：步枪？机关枪？
陈：步枪。
（肖、王、关看图）
关：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
王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
陈：……有四五排手挽手……（肖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祥视肖）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无声）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机，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11点要采取行动。
肖华：哪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肖华：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详。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 ×××，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
肖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
肖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问帐蓬里的情况）（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13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
（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背枪的×××……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19日。23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镣拷。每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场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又讲没枪。三月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从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实际上，当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当我们四十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除康老外，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岁、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
张：……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肖华：你听过枪声吗？
张：连串的没听过。……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念语录、演节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打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蓬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有些帐蓬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唤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圆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肖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14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绞断了咽喉死了。
肖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
肖华：打了电话，昨天……。
康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戚：（对康）给他（指肖）了。
肖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
众：没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蓬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肖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肖华：是烧死的吗？
张：×人讲是烧的。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戚对肖笑）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
肖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
肖：是现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蓬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
肖：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
小张：……
肖：几个烧死的？
小张：四个。
肖：（对贾）烧死几个？
贾：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滩血，其它都是打死的。（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
众：……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三人：我们14日进去没看到。
康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没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同意开枪动武。
康老：是那个×××师。
众：×××部队。（肖对康耳语）
吕：我们怕××栽赃，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
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蓬，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我们都去帐蓬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
康老：他们有一种说法：……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13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没有，造谣。
王相义：……
（金莱向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穆对金莱耳语：他们军区做了许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驳倒他们）
相喜：……八·一八在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上非常好，当我们拖住报社里“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时，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议：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他们问，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老：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
众：我们认为好，现在他们要翻案。
金莱：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老：要把我抓走。（笑）陈逸怎样？在北京？
金莱：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现在要抓他。
康老：他现在在哪儿？
答：在地院。
康老：怎么在地院？
金莱：“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冯是地院东方红的，他谈一谈。
冯：（谈黑材料）
康老：是不是要烧？
冯：都要烧，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
康老：陈逸那时就来了？
冯：……
康老：程光远怎样？
冯：……
金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关、戚在一边谈笑自若，肖聚精会神）
康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
康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老：为什么对高克亭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友：××……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
滨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
冯：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莱：（递给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还，肖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对肖主任讲）
肖：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对。
康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
戚：青海好玩？……（场内十分活跃，……）
康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
胡长生：……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戚：有个王仲山搞有许多女人吗？
胡：有个人经常跟着他，但决没有这样的事。
戚：不是一个人！
康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生：我们正在调查，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
众：他们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晚至24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总理依被接见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轶欧小声说：“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真不象话”）
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张答）
总理：黄建强。
黄：我。
总理：多大？
黄：十五。
总理：你更小。
（顺次点名，问姓名、单位、年龄）
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
总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总理点名时，诸首长评论同学们的高矮）
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
总理：北京占多数。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
（刘、张回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
总理：刘贤权同志多大了？
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
张：五十一。
总理：刘贤权你哪儿人？
刘：江西吉安。
总理：张江霖哪儿的？
张：四川。
江青：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
（张惠英开始叙述二·二三事件见闻，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
众：二百人左右。
（张惠英继续叙述，在讲到关于烧死人的问题时）
总理：是不是烧死的？
（张回答。我也没见过烧死的人什么样，烧的腿一面烂了，另一面还挺好的……总理边听边点头）
（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时，康老冷笑）
（当张叙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
总理：有多少人？
（张回答，并继续叙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况）
（杨成武同志进来）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
（张指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
总理：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陈存宣。
总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一下。
（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谈到守卫报社时）
总理：有多少人？
于：有两千人。
（康老对总理作解释）
总理：你们都在里面？
康老：他们都睡在里面，很拥挤。
（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厅内）
（于继续叙述，当她谈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绳子捆绑下跪时）
戚本禹：（对江青）他们竟敢不执行八条！
（于继续叙述，当说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
总理：省委？
于：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全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一夜，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
总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继续叙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
总理：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锋：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
（于继续叙述）
总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继续叙述）
总理：保卫报社的有多少人？（回答）
总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总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二十四日。陈代海：我是三月六日离开的。
总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
（王相喜叙述情况，说明监狱很大）
总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
总理：在哪儿？
康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
（王继续叙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内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四十几个人。……
总理：什么地方？（王继续叙述党校内状况）
总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王继续叙述，说到《火车头》用锤子击伤员时）
总理：你知道的一死一伤……（王叙述到和军区赵永夫、××等发生争执时）
总理：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经过）
（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轶欧同志说：“赵永夫在搞鬼！”）
总理：军队哪天武装游行？
（王滨友、胡长生详述武装游行事）
总理：多少辆军车？（指二·三军队游行）
（回答：二百五十多辆）
康老：二百五十多辆？！
（胡长生谈到有公安厅车子时）
总理：公安厅几个车？（回答）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回答：三月九日）
总理：你知道15号搜枪的事？
（张回答，在谈到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支持了右派，打击了左派时，总理不住点头）（当张谈到王文英在谈判时被赶回来时）
康老：赵永夫去了。
（当时叙述到事态继续发展，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总理点头）
（张继续叙述，在谈到自己被轰时）
总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
（当张叙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
（当张叙述几次谈判时）
（戚本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说：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贤权推出当“替死鬼”了。）（众笑）
总理：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贤权叙述，在谈到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
总理：赵永夫同意了？
（刘继续叙述，说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并说：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
总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刘回答，并继续叙述）
总理：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刘继续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组织和人数时）
（江青同志向关锋同志表示赞许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当刘谈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议”时）
肖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
（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
（刘回答。刘在谈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谓“三个团”时）
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
（刘继续叙述，谈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贤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总理问刘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对曹轶欧同志说：“刘贤权是从东北四野调去的……赵永夫有问题，历史上有问题”）。
总理：开会谁来主持？
（刘继续叙述，在谈到首都三司拒绝和刘谈，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赵永夫不是说三司再三找我吗？”时，众首长大笑）
（当刘谈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说林总支持，准备检查时，诸首长皆笑。刘继续谈，并说明是叶剑英调刘、张来京，后受青海军区监视情况）
戚本禹：总理呀！关锋同志那天见他，等了两个多小时。
（肖华作了插话）
（刘贤权说明：“许多重大问题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理：同志们！今天不再继续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总理：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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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24夜－25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肖华。
    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全体人员、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红卫兵。
    青海方面人员：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书记高克亭。
    其他人员：赵永夫（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张晓川（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洪（×××副师长）。〗
    （因去晚了，前边有一段话没听到）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 ：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 ：（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 ：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 ：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了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 ：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 ：（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 ：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 ：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 ：××、×××、××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 ：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赵 ：（沉默）
总理：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 ：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场。
总理：（声色严厉的）军区谁负责？
赵 ：（诡辩）王文英副政委……
总理：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十分严厉）
赵 ：报了，批没批不清楚。
总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
赵 ：（支吾）我不清楚报没报。
总理：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 ：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支吾）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 ：代表军区。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赵 ：我是军区代表。
总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质问）指挥部谁指挥？
赵 ：×××指挥。
杨成武：（质问）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老：（严厉）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重令）谁下的命令。
张洪：……
赵 ：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 ：我不知道。（支吾）
康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问赵永夫）
赵 ：（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理：你别谈了，别占时间。（问××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不归他指挥。
总理：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理：谁派的？
××：共同研究的。
总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当时×××、×××……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总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
张晓川：有××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罗罗嗦嗦地从头说起）
总理：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老：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
张 ：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众讽刺地大笑）
康老：（不满的）我讲的是游行，那是组织指挥部。
张 ：……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 ：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 ：（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 ：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 ：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 ：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 ：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晓川：没调查之前，从整个来说，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较好，冲劲较大，但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
总理：差别在那儿？
张 ：组织不纯。
康老：……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组织了？
张 ：大方向不对，对准贫下中农。
总理：谁见到了？
张 ：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员不要。为四清翻案。
康老：有文件吗？你听谁说的，还是看见的？
张 ：调查的。
康老：谁调查的？
张 ：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
康老：哪个兄弟部队？
张 ：刚才讲的。
康老：赵永夫的，是吧？
总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 ：部队反映比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问题，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给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真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导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没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锋：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
总理：出了多少天报？
张 ：（支吾）三十二天。
关锋：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
张 ：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锋：三十四天报纸，他有没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纸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赵：……（总理：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罗嗦，文不对题回答）
康老：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 ：当时没搜出来。
戚 ：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 ：（语无伦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讽刺地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现场上怎样？
赵 ：有弹壳。
（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 ：没搜出枪。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马浩：你说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手）
赵 ：据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学说：他们是逼打成招的！并举了一例子）
总理：（十分生气）没枪你说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赵 ：宾馆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上有几个方面的枪交叉的，你回答！
杨成武：制高点都被你们控制了。
赵 ：以后布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馆的。
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泪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 ：不叫打，但管不住。
（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锋同志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 ：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伯达：你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
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
戚 ：当面造谣！
杨成武：（万分愤怒）没打嘛（指电话），你为什么说打。
总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 ：死伤二百六。
总理：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 ：没有。
总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副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群：（愤怒）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真正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
总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
（赵想推给兰州军区）
总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调查材料，也没有看到枪。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总理：到现在你还认为是对的吗？回答这个问题！
赵 ：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统一认识的。
刘贤权：我不同意。
总理：刘司令员就不同意。
赵 ：他不同意。据说是有枪。
（众气愤）
总理：别说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点儿共产党的气味吗？
赵 ：（沉默）
康生：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赵不答）
总理：你是哪儿人？
赵 ：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
戚 ：谁的游击队？那一年？
赵 ：三七年。
总理：你怎么到的江西？
（赵谈历史）
总理：你什么出身？哪个庄子？还有人吗？
赵 ：贫农。李家庄。还有父亲……
康老：母亲呢？
赵 ：母亲早死了。
康生：你小时候读过书吗？
赵 ：没有。
康老：怎么识的字？
赵 ：参军以后认的。
康生：参军以前干什么？
赵 ：务农。
康老：还干过什么？
赵 ：当过二年国民党的兵。
康生：所以我问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戚 ：挤到了边才说。
康生：谁的军队？
赵 ：教导纵队。
总理：哪两年？
赵 ：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
赵 ：在南京。
总理：怎么跑南京去了？
赵 ：当地招兵。
康生：什么人招的？
赵 ：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儿去了？
赵 ：检查身体后到了保定。
康生：你不是务农吗？怎么当兵？
赵 ：生活困难。
康老：多大岁数了？
赵 ：51岁。
康生：在南京受过训没有？
赵 ：受过训，教导纵队。
康生：加入国民党没有？
赵 ：加入了。
康生：在哪儿？
赵 ：在南京。
总理：你的教导纵队和我们打过仗没有？
赵 ：没有。
康老：受训多久？
赵 ：两年多。
总理：三六年？你哪一团队？
赵 ：（支吾）只有两个团，大概是一团。
总理：哪一连？
赵 ：记不清了！
总理：哪个团？哪个连？
（赵：答不出）
康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
赵 ：哪一连我记不清了，团以下是营、连。
（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流这么多汗？）
康老：下文呢？36年以后呢！
赵 ：回家了。
康老：为什么回家？
赵 ：没钱给我。
总理：我问你，在西宁你捉了多少人？
赵 ：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队都放了。
总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 ：24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
总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吗？
赵 ：不清楚。
总理：他们都是从南滩监狱出来的。
张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搞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
赵 ：可能……
总理：你知道“二·二三”后同学、工友共关了多少人？
张洪：不知道。
赵 ：统计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总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数都不清，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张洪：……到最后。
赵 ：总理请允许我讲。
总理：讲什么？
赵 ：军区。
总理：你不是来搞“三结合”吗？你在北京讲过。
赵 ：没有。
关锋：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记录。
康老：那天晚上你谈话有记录。“三结合”对象是谁？你认为那个好？
赵 ：我没说谁是，没这样讲。
康老：有记录，你怎么讲的？
伯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 ：王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没讲什么。
康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说老实话。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你讲王昭这个人好，有干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说过没有？
赵 ：我说了。但是……
总理：王昭在吗？王昭你说，你原来认识不认识赵永夫？
王 ：不认识。
总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昭：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日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
总理：怎么到了洛阳？
王昭：到洛阳不用开刀。
总理：谁跟你去的？
王昭：一个秘书，姓宋。
总理：哪天到洛阳？
王 ：二月十三日。
总理：不对？
王 ：一月十三日。
总理：在西安呆多久？
王 ：二月六日离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理：写信（给我们）是几号？
王 ：三月十九日。
总理：你是个省委书记，中间这么长时间，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王 ：家里和谁也联系不上。
总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到？
康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们还以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不向中央讲？
王 ：我养病……
康老：你一点儿也不说真话。
王 ：打电话说中央允许我休养二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给谁打的？
王 ：给办公厅。
康老：办公厅就允许你了？
王 ：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众笑）
康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
总理：你老婆在北京干什么？
王 ：在北京市委市监委，休息了好几年了。
总理：光拿工资，不做事？
康老：包庇嘛！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说中央准你两个月假嘛？）
康老：八·一八红卫兵找你不在？
总理：这么说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 ：开始时是，以后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
（旁边的人：你昨天还讲八·一八要杀你！）
总理：在西宁时，公安、政法都归你管吗？
王 ：××师管公安。
总理：××师以前归你管吧！
刘贤权：军区都归他管。
总理：谁参加了联合指挥部？
王 ：公安厅厅长郑孝先、×××。
刘贤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总理：（对王）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芳吗？
刘贤权：他停职反省。
伯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 ：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总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
王 ：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总理：你是反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
王昭：我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
康生：你仅仅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你就为这一点反对他们？
王 ：组织不纯，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组织，……我讲八·一八要改正错误我才支持。
康生：也就是说你不支持？
（旁边两同志讲：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
王 ：宋林、杨西林。
赵 ：我要讲清楚。
总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 ：（强行要讲）请总理允许我讲两句。
康生：你不要讲了。
伯达：你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头子，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
赵 ：……
总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同志来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建义：我就把报社的情况谈一谈，我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公路局的负责人。（重复二十三日发言）我可以用我的头保证，帐蓬里没有一个死人，我到处走，没有枪。
周总理：青海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李涤环：……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说“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说“我也流了泪”。那位解放军说：“他们流泪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让进去，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
康生：清华大学许宝生来了没有？
许宝生：到。
康生：听说他……
许 ：（叙述自己的遭遇）……一个×××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诉了抓后被斗情况）
总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狱里？
许 ：×××、×××（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 ：我有许多错误，继续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说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有三挺轻机枪，“二·二三”以后，送我的二个干部讲，林副主席专门给赵永夫打电话，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说，抓了三千多人。
总理：不止，刚才同学们讲有一万多。
杨 ：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
（三司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
总理：谁主持大会斗你？
杨 ：有个常委韩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内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证，生命也很难保证……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
总理：高克亭同志来了没有？
高 ：来了！
总理：哪儿的人？
高 ：陕北！
杨 ：现在人心惶惶……下一步怎么办？
总理：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坚决革命下去嘛！
叶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总理：广播学院黄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 ：赵永夫说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一个女孩身上中了三枪，×××问谁打的，她说是×××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打的 。于是被送进监狱……（底下陆续有人发言）。
康生：刘凤池同学来了没有？
刘 ：来了！
康生：你是怎样受伤的？
（刘讲述自己受伤经过）
总理：我问一下，张晓川！
张 ：有。
总理：你哪儿人？何时参军？
张 ：河北泺县，38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
总理：你何时到青海？
张 ：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
总理：解放后在那儿工作？多大岁数？
张 ：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对受欺骗的群众慨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解放军上去揪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解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在场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
（总理当时宣布决定时，被接见人员无比兴奋、激动，专注于听，所以记的不完整。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关于青海问题的七条为准。整理者注）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10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青海代表时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出席。〗
（因记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话，但意思基本不错。）
戚本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给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来了多少？……）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则，有没有不回的？
众：没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学：有的表现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谁？
同学：××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现在不打，就可以允许他改嘛！触及灵魂嘛！
众：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三个，还有××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错误，现在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许他们革命，大家讨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烧掉，你们找刘贤权说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烧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许他们改错。
同学：有的人……
戚：听说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说开了枪……包括他在内，允许改正错误，可以原谅，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
众：讨论一下。
同学：有一个××学院的学生，把责任全推给别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
戚：大家讨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在青海我们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该有毛泽东思想，如××大学的××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学院的×××、×××，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说电台是谁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说是反革命暴乱，谁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查”都写了吧！×××写了吧？
王：没写，我说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我说一种人……
戚：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
众：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要你们讨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
戚：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则，可报名，名单给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没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没有。
戚：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
众：越快越好。
戚：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
众：没有。
戚：还是回家，就二十八号出发。
（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没车）
戚：可不写条子，没有造反精神，说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镇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谁，谁说错了话，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你们要回去这问题，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讨论很久才决定。你们没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
众：没有。
戚：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贴出布告。……没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红代会负责，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贤权写信给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
你们是作为北京红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没有三司了，应作为红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红代会挂钩；大学跟大学红代会挂钩，要有联系。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要求与刘贤权座谈一次。……
戚：因为他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
（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
戚：荆起是不是联动？
××：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纠。……
戚：是也不要紧……
戚：陈逸来了吗？
陈：来了。
戚：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错嘛！文章写的好吗！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没了。
陈：（表态）
戚：程光远来了吗？
众：被抓起来了。
戚：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
戚：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
××：捍卫队、火车头、贫下中农红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锋，打人最残暴。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组织？
众：不要这样说。
戚：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个多数人的组织要宣布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批准。把昨天的决定再念一念：
秘书：（念）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3月24日作如下决定……）
戚：关于你们去青海，我问伯达同志有什么指示，他写了三句话，我来将念给你们听：
1.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
2.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员；
3.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
在去青海前，你们要学些文件：
（1）《农村调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2）《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满。
（3）《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4）《整顿党的作风》
（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给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争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也有许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讨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针？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讨论，听你们的想法，现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吗，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讨论。
（同学们发言）
戚：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戚本禹同志说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
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
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所以首先宣传这，不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勋，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调查方法，对调查关键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给你们已谈过两次，他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细。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要给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继续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
戚本禹同志插话：要做小学生、勤务员、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
（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红卫兵，许多事情都说要“请示”外地红卫兵时）
戚：人家“请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
众：缺点。
（同学继续发言）
戚：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军队。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是不是大家谈到这里。
众：八·一八谈点。
（有的同学提出军队问题如何搞的问题）
戚：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的人。
这个事件的细节还要调查，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问题，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级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有些问题，内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内战，……这说明你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内部问题要调节，首先把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问题要有意识的放到后期搞。你们研究一下……我说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说，不愿意说。王昭没斗倒，你们就打内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问题我不愿意说，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
（同学继续发言，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说：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说些不好听的话，下次见面不要犯错误回来。主席说，经得起失败考验，经不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资产阶级的就必然犯错误。列宁说，聪明人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担心你们，当然犯错误也不要紧，可以总结。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错误准备，首先要做错误准备。你们是不是“五一”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相信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
你们是特许外理的，中央给了指示，是特许，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间，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
不犯错误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爷，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是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错误。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出来时不是给你衣服吗，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调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调查员讲的流利，给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实践证明，所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没有一就成不了一百，一千……。对群众要尊敬，满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锻炼，如果把锻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锻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贤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领导，如说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领导，破坏中央决定的就会是你们。
（对革命组织八·一八说）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顿，一边斗争，也不要有关门主义，搞得纯了又纯，是革命群众组织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争大方向。
（谈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连，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记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谅他们，责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也要说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组织……不要去考虑：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结中间的，孤立顽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内部造反，说他们是保字号组织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领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现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查，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像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利就丢掉了。
要戒骄戒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
    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开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同时，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职（原文如此）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
    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
    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
    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
    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
    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
    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
    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一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决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从这件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军队也是不纯的，有坏分子的，象赵永夫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他们要造反，要夺我们的权。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坏蛋都跳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好得很，坏家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向革命份子进攻，如果不搞一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一轰而起。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是认识问题，但是确有一小撮坏家伙。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如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从量上来看不多，但分量很重。比如，总政就有日本特务，国民党份子，总参不有夺权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差不多我们这些组织中间，也是要一分为二。
    但是青海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是国民党份子，法西斯份子，蒋介石份子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派，他们乘机要夺我们的权。我们军队对刘邓反动路线的认识比地方差，比红卫兵差，与刘志坚的不介入是有关系的，现在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对群众组织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那些冲击军区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坏组织，比如左派冲击军区，也搞认罪，请罪那就不好了。主席在八条规定中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好好学，领会主席的思想，我们要把文化革命搞好，就要依群众组织的大多数。靠解放军，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昨天主席又再次提出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依靠群众，解放军和群众象鱼和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离开了群众我们无法生活，有群众和没有群众，情况就大大不同。不是小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进行群众工作，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支持左派。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即使万一支持错了，马上就改正，昨天晚上主席还讲：军队要支援农业，支援工业，要支援革命左派，训练革命师生，任务很重，很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也不要把矛盾上交，要好好干，只要我们好好按主席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紧密和群众站在一起，肯定主流是主要的，就是有了问题，及时请示军委，这样可能三分之二对，错也是三分之一。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比我们清楚。今天给主席打了电话，请示了一下，想把红卫兵出的报和传单，比如刘少奇一百例罪状，收集一下，印发下去，有了铁证如山，也能使人恨起来，不然光靠一般讲是不行的。没有群众观点，和人民没有感情，就会把群众当成坏人，就会随便开枪，就是和人民没有感情。总政要收集，快印发，要采取措施。（肖华同志说：我们印了第一册），一册还不行，还要继续印，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事实在前，没有事实，人家印象不深。还有总理、康生、伯达、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讲话，也要印发下去。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贰、本节研究资料
    
    冼恒汉回忆录（摘录）
    赵永夫事件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日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同时，省军区机关造反派也借势上街闹事，并在机关内部擅自将刘贤权软禁起来，不许他与外界接触，这实质上也就是篡夺了省军区的领导权。
    刘贤权深感问题的严重，心急如焚，担心如此闹出大事来无法向中央军委交代。于是，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稿，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情况。但机要员将电报稿退回，称：“赵副司令不同意发”。
    1月25日，兰州军区指示，不同意由军队接管“青海日报”社。省军区机关造反派认为是刘贤权报告的，于是以此为借口，抄了他的家，撤了他的电话，并派武装战士看守，实际是将他关押起来。
    1967年2月5日，赵永夫召集机关造反派头头开会，造出舆论说，“八一八”手中有七、八百支枪，并以自己划线，将省军区领导都划成了“敌人”。
    此时的赵永夫利令智昏，将自己封为青海省军区第一把手。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党代表大会，会上由他宣布撤消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其正式关押。他的这一切活动，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
    这里还要说一下，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现在，省军区的机关造反派也加入了进去，致使局面更加复杂混乱。杨植霖、王昭看到形势严重，省委难以控制局面，便先后借故离开了西宁，使省委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
    由于赵永夫在省军区机关造反派的支持下，夺了司令员刘贤权的权，又改变了支持“八一八”的决定，因此引起“八一八”群众组织的不满，每天都开着宣传车到省军区大院门口叫骂，赵永夫对此十分恼火，便借口由“八一八”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有林彪漫画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要军事接管报社。
    由于赵永夫请示兰州军区遭拒绝，便擅自派出部队强行进入报社进行接管，激化了“八一八”群众的对立情绪，相互形成对峙。赵永夫再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赵永夫十分不满，派出副司令刘XX率领十几名机关造反派，连夜到兰州军区办公楼绝食静坐，胁迫还困身在“四大”余波中的我和张达志撤消不同意他们军事接管报社的批示。
    尽管当时我和张达志同志自身处境还很困难，但我们还是坚决表态：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更不能强行进入报社，并且对他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作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刘XX等人看到我们态度坚决，只好返回青海，向赵永夫汇报。赵永夫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于2月23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
    23日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西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便立即给青海打电话，根本打不进去。最后，只好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的电话才接通了青海省军区的电话。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八一八’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
    24日上午，我和张达志电告青海，要省军区领导立即来兰州汇报，并派飞机将赵永夫、王文英及55师师长陈如意接来兰州。在汇报中，赵永夫表现非常狂妄，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事后我和张达志为了证实军委是否支持此事，曾立即向军委发电报请示确认，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在西宁，赵永夫为了掩人耳目、欺骗群众，将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八一八’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一大堆，但不见一支枪。
    赵永夫把“八一八”搞成反革命组织，在西宁市进行大清查、大搜捕，全市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一些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西宁，到兰州和北京反映真实情况。
    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付武装押送的。
    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是我和康健民同志参加，同时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总理就亲自宣读了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大意如下：
    1、青海问题是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推翻了司令员刘贤权，篡夺了军权；
    2、赵永夫对西宁“八一八”群众组织进行了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多人，逮捕群众近万人；
    3、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经查，报社“八一八”群众并无一枪一弹；
    4、此事件与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接着，总理宣布中央的处理办法：由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除独立师、独立团外，在处理青海问题上，再划归几个野战部队归刘贤权指挥；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负责；筹备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永夫隔离审查，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周总理宣读完中央决定后，当即命令北京卫戍部队武装战士把赵永夫等三人拷走，会场立刻欢声雷动，呼口号：“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周总理同我、康健民、刘贤权和张江霖同志一一握手。
    散会后，又把我们留下具体研究安排了青海省如何贯彻中央决定的问题。
    我向总理报告说，兰州军区准备派康健民副司令员去青海协助刘贤权同志处理青海问题，总理同意。中央对青海“赵永夫事件”的处理，当时还以红头文件告示全党，人人皆知。
    十年后，周总理逝世，军委叶剑英元帅曾经两次指示我，让我给青海的同志们做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
    对于叶剑英的这个指示，我是想不通的。第一，这个案件是个关系到三百条人命的大案，是个在全国也排名头号的严重事件；第二，这个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叶剑英也是参加了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质和处理过程他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我很为难。
    在叶的一再催促下，我把他的原话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但青海的同志们却有他们的道理：“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一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此事不了了之。
    1976年夏季，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我传达他的指示，要我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总政的来人也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我请张江霖和宋长庚两位青海的领导同志来兰州，并请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一句话，我们不好办。我也觉得张江霖的话有道理，便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
    这些意见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却直接触犯了叶元帅的尊严。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帅几次提到我“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而肖华、韩先楚等也以此大做文章，不但将我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可叹张江霖一个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在艰苦的青海地区辛苦工作几十年，落下一身病痛，最后被作“退休交地方安置处理”。对此，连总政、解放军纪委、兰州军区后来的几届党委都一致认为处理不当，但由于这是由“大人物”下的口喻，所以一直无法甄改。但愿我们党内这种“以言代法”的极不正常的现象不再出现。
    
    余汝信  “赵永夫事件”浅析——冼恒汉回忆录补正
    “赵永夫事件”，根据发生的日期，又被称之为“青海二·二三事件”。它是文革中震惊全国、被当时的中央定性为对内“篡夺军权”、对外武装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政变”事件。对此一事件，文革中及文革后各方的评价迥然不同。本文为对该事件过程的一个要点剖析。　　一、青海省军区内的“反革命政变”　　冼恒汉说，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２日，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当时，造反派（包括一些军区机关干部）把省军区党委常委们都拉到一起，强迫表态，并野蛮地动手拔领章、帽徽、罚跪武斗，只有副司令员赵永夫一人表态支持'捍卫队’，因此受到造反派们的欢迎，并享受坐在椅子上的待遇”〔１〕。显然，冼的立场是站在刘贤权一边的，并且认为赵在常委中是少数派。另冼文中的“造反派”，应解读为保守派。　　而据安绍杰（刘贤权夫人）主编的《刘贤权将军》中更详细的说法，这一天应为１月２３日。该书称：“１月２３日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以后，于下午６时，讨论确定支持左派群众的表态问题。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上报了兰州军区、党中央和军委。可是这表态消息刚一公布时，就立即引起了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而且随即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激烈行为。当晚９时许，另一派造反者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一下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与此同时，省军区机关内部也出现混乱局面，一些人迎合军外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逼迫刘贤权和常委撤销军区常委的决定。这样一来，当地派性斗争的形势就更加激烈，局势更为混乱。为扭转这一局面，刘贤权于当夜零点再次召集常委紧急会议，商议举措，遂决定把支持一派群众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２〕。根据上文，支持'八·一八’的表态，是刘贤权主持的常委会“一致通过”的（既然“一致”，也就包括了赵永夫）。文中“另一派造反者”，亦应解读为保守派“捍卫队”。　　文革后的青海省委，对这一天在省军区发生的事是另一说法：“１月２３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谁是左派问题，并进一步提出支持'八·一八’的七条理由，其中特别强调：'八·一八’既反省委又反王昭，应当支持。多数常委为避免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不同意刘的意见，而一致同意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３〕。根据该说法，多数常委不同意刘的意见。“其他群众组织”，应指保守派“捍卫队”。　　两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　　据查证，当时的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４〕。杨植霖、王昭是省委领导兼职并已受到冲击不能与会，参加会议有表决权的常委至多六人（据另一材料王文英、吴士杰此时并非常委〔５〕，应不确）。笔者认为，虽然刘的资历在与会者中是最老的，地位是最高的，但他的意见在常委（或常委扩大会议）中未能形成多数，常委中“一致通过支持'八·一八’群众组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支持刘的似乎只有并非常委的副司令员张江霖。支持保守派、在常委中地位、资历比刘贤权（１９５５年少将）、曾征（１９５５年少将）、王文英（１９６４年晋升少将）都低的校级军官赵永夫，却在常委会中掌握了主导权。而这一现象也符合当时的一个普遍规律——在全国省一级地方军事机关中，支持保守派的力量占优势。象刘贤权这样支持造反派的省军区司令员，在全国确为凤毛麟角。　　《刘贤权将军》一书接下来说：“从１月２３日起，刘贤权的工作开始受到限制。在２月１５日至３月８日这段时间里，刘贤权的行动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他这位老红军被造反派（应为保守派——笔者注）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武装看押、抄家受到羞辱”〔６〕。　　至今我们尚未能得到答案的是：据冼恒汉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一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既然没有上级的支持和同意，赵永夫哪来的劲头和底气？　　二、《青海日报》社的枪声　　早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２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二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即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新闻〔７〕。　　１月２９日，'八·一八’造反派宣告夺取了青海省委、省人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其他一切权力。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２月３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２５０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坏分子”，游街示众。　　２月１４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日，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冼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称，赵永夫曾多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８〕。令人不解的是：赵永夫作为下级，为什么可以对兰州军区的指示“根本不予置理，仍一意孤行”？　　２月２３日，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冼恒汉称，赵永夫“于２月２３日晨亲自指挥部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一切通讯联络系统，还采取措施，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一切车辆通行”，“２３日下午１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９〕。　　文革后官方编纂的资料则称：“２月２３日，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二·二三’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３４７人，其中：亡１６９人，伤１７８人）”〔１０〕。　　冼恒汉说赵永夫下令开枪，文革后的青海官方称赵未下令开枪，又孰是孰非？　　一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可能更客观一些：“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一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我刚起床，就有一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一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５０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着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一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１０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我的心情不知为什么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我与'造反派’虽格格不入，但他们中真正的坏人毕竟是极少数，尤其是那些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自以为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日夜守卫在报社。子弹无情，究竟打死了多少人，其中是否有我熟悉的？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一停，我便随着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一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一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１１〕　　三、谁说“打得好”？林彪还是叶剑英？　　冼恒汉说，开枪之后，“赵永夫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很快向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编造假情况。晚八时许，有位军委领导给赵永夫直接打来电话，称赞'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军委支持你’，并要他'彻底肃清残余的反革命’。赵永夫接电话后，对别人说是'林副主席’给他打的电话”〔１２〕。　　所谓“有位军委领导”，冼其实指的是叶剑英。冼的说法从侧面证实，赵永夫与北京军委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窃以为不是以省军区的名义，更不是以赵个人的名义，而是以赵可以直接控制的“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名义。我们没有可靠证据的是，这种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否从在支左问题上与刘贤权有分歧及至限制刘的自由时就已经得到军委的默认和同意？这倒可以解释赵为什么从那时起就底气十足。而这种联系，是刻意绕开倾向于刘贤权的兰州军区的。　　在“二·二三”以后一段短时间内，赵永夫仍然得到叶剑英等的肯定。惟中央的态度，在三月初发生了变化。冼说：“３月６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３月８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１３〕。张江霖本人的回忆说法有所不同：“３月８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１４〕。惟中央找赵永夫的对立面到京，是否对赵的一面之词已产生疑问？　　３月１１日，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１５〕。３月１３日、２１日、２３日及２４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３月２４日（冼恒汉回忆误为３月２９日），在调查开枪后军委来电一事时，叶群责问赵永夫：“你还说林总来电，你还感动得满脸流泪，什么时候给你的来电？”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戚本禹：“当面造谣！”杨成武：“完全是造谣！没打嘛！为什么说打了？”〔１６〕　　“军委来电”与林彪无关，当时任林秘书的张云生的回忆可作旁证：“在西宁的街头上，很快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讲这些情况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只是一笑了事”〔１７〕。　　而与叶剑英有关的依据，有近期官方编纂、公开出版的《叶剑英年谱》。其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条目提及：“在电话中听取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关于对冲击《青海日报》的造反派的处理情况报告后，肯定了部队的做法。三月，中央文革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把是非完全颠倒过来，将赵永夫逮捕，并逼迫叶剑英多次检讨”〔１８〕。　　四十年之后，《叶剑英年谱》的作者重新肯定了开枪的做法，倒是“把是非完全颠倒”了。　　王力在回忆录中谈及青海问题时说：“青海出了个刘贤权，是军区司令员，一开始就支持造反派。后来，被赵永夫（副司令员）抓起来。副司令员抓了司令员。赵永夫开枪镇压群众，最早汇报到林彪那里，林彪讲'打得好’。后来翻过来了，中央把赵永夫抓了，刘贤权抬起来了，成了了不起的人物，这时又说'打得好’的话是叶剑英讲的。林彪打倒后，赵永夫升了官，可是一查档案，'打得好’是林彪说的，赵永夫又降了官，现在也不得意”〔１９〕。在“打得好”是谁说的及赵永夫以后的际遇问题上，王力所说与事实完全对不上号。　　四、中央的调查与《决定》　　３月１１日毛、林批示之后，中央已着手调查了解了“二·二三”前后的大体情况。在３月２４日晚至２５日凌晨２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当天的一些细节〔２０〕。　　１、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注：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晓川：２月１８日。（注：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２０５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周恩来：嗯？　　张晓川：是１月１８日。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１月１８日就组织了。　　周恩来：２３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２、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注：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３、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注：原文如此，似应为伪造假象。）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４、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５、赵曾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　　会议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即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即场迅速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２１〕　　五、叶剑英与对赵永夫结论的变化　　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之前的２月９日，经毛泽东同意并修改定稿，中央军委曾发布过《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规定》第四条称：“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定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镇压”〔２２〕。说是不准任意开枪，但这一条其实还是为开枪留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借口。“青海二·二三事件”是否有受到其“启发“的因素？　　４月６日，中央军委再发布经毛审阅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内称：“（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吸取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教训，这一条将２月９日《规定》有关开枪的口子封死了。该命令第八条还点了赵永夫的名：“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２３〕。　　文革结束后，对赵永夫的结论发生了极大变化。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２４〕。以冼恒汉的说法，《处理意见》的出台与叶剑英的态度很有关系。　　总政的《处理意见》称：“一九六七年二月，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中央、中央军委的规定，将青海革命群众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三百四十七人（亡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的严重事件，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二·二三事件’的直接原因是'联办’领导小组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和武装夺占报社的错误决定与行动”，“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处理意见》不公平地将“二·二三事件”的责任分了相当一部分给刘贤权：“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中央、军委在转发总政《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同意总政《处理意见》的请示，并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既然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又如何“按正师职予以安排”？文字前后矛盾，难以理解。　　文革期间，叶剑英在稳定军队、抵御极左派以至粉碎“四人帮”斗争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堪称之谓厥功甚伟。惟称道赵永夫等谎报军情、以武装力量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造成巨大群体性伤亡的围攻《青海日报》社行动，诚为一大失察！叶有大功，未许否认。惟有功，并不能抵过；有过，也不会掩功。功是功，过是过，功过是非，不可混淆。（２００８年５月）
    
    
    二00？年某月，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这天上午，我正在总编室主任陈均家商量报纸版面事，突然，住在楼下的李家瑞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今天情况有些异常，小桥（即报社北面湟水河上的桥）那边的部队硬是要往前逼过来，已经和守报社的群众发生冲突……话音未落，只听得外面已是枪声一片，我们不约而同跑到窗前，这里正面对操场，用现在一句时髦话说，真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四面八方的人都朝我们这座楼房跑来，再一看，更使我们吓得面无人色：无数端着枪的解放军正在后面猛追，枪声过处，只见奔跑的人一个个扑面倒下……这时，老陈说，快，把门打开！同时嘱咐我俩只要听到门外有人喊“有人吗”、“出来”之类，就赶紧答应，举起手往外走。情节的发展恰如老陈安排设计的那样，几分钟后，我们就被解放军押到了操场上，那里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从我现在珍藏的这张照片上看，地面是已有白花花的样子，我和另外五个人并排跪在一起（却没有老陈和老李），右侧是一位妇女，她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右上方远处就是我们刚才在的那座三层楼房，右边则是密密麻麻跪着的“反革命”，一眼望不到边。我前方的沙砾地上乱扔着几件棉袄和几顶帽子，周围是端着枪的解放军，看得出来，他们在不停地走动。我们五个人中，三个没低头，而我的头则高高的抬着，我正是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监狱里，我才发现那棉衣上的斑斑血迹，好久好久之后，我一点一点地从头皮上剥落已经结了痂的血块，我记得，那是另一位解放军发现我没有低头而用枪托留给我的“教训”，完全不能责怪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刚刚服从命令赶到西宁来“镇压反革命”的！
　　傍晚开始，雪越来越大了。大约到天擦黑的时候，我们一批人才被几个解放军带走，每个人都被捆绑着，然后用一根很粗的绳子“串”起来，出报社后门，沿着湟水岸边的小路，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走走停停，只要停下来，马上命令“跪下”或“蹲下”。我们看到河对岸架着一挺又一挺机枪，心想，莫非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已经走到头？半夜时分，我们才到了其实和报社在同一条马路上的仅有四五百米距离的省公安厅大院。（记得这时我问了问身边的人：“有表吗？几点了？”他艰难地拉开棉袄，说：“11点多了。”）又不知跪了多长时间，终于，我们被先后推上或拉上了大卡车。车上，四周看看，朦朦胧胧中似乎没几个相识的，看模样，可能多是工人。在死寂的马路上“呜-呜-呜”地开了不久，便进了一个院子，接着再一拨一拨送进了黑乎乎的屋子。屋子不小，有上下两层联体木床，大家依次各就各位，后面还有站着的喊了一声“再挤进去点”，便又腾出了一点地方，最后各人都有了自己的三四十公分宽的一条安身之“床”。没想到半夜里有一根梁断裂，上面的人连同木板都压在了下层人的身上，当场就有一个倒霉的家伙血流满面，“报告政府”后被抬了出去，是死是活，再没下文。
　　那夜，没有月亮。牢房里高高挂起的灯一直在晃动着，我想，屋外的雪一定已经很厚了，可是，这洁白的雪能掩埋得住那腥红的血吗……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的牢狱体验。那时，我大学毕业不满十年，还不到三十足岁，怎么会想到，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党的喉舌”一夜之间竟成了反革命？
　　坐牢的人也要吃饭也要拉屎撒尿。第一夜，或许是一天没吃没喝，或许是又惊又累，也或许是“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心理支撑，倒也睡得比较安稳，早上看到满屋子认识和不认识的，更是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兴奋，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这个案子迟早要“翻”。可眼前的日子不好过呵。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大小便。怎么办？于是屋子里喊成一片。一个肩上背着枪的走过来：“不要乱叫，有事要喊‘报告’。”
　　“报告！”“报告尿尿！”“报告班长尿尿！”“报告政府大便！”煞是热闹。
　　“一个个来。”
　　“不行呵，我都憋不住了。”“我们都不行啦。”“要憋死人啦！”
　　第一批出去大小便的回来就带了不少新闻，有个家伙特别夸张地说：“满了，全满了，少说也得有上千。”有人马上补充：“我来过的，这里是新生皮毛厂，隔壁是印刷厂，服装厂，全是劳改厂子。”马上又有人接上话茬：“那这回抓了有多少呵？”“我看保卫报社的肯定一个都逃不过，家里的头头脑脑还能放过？不也得抓一点？”“抓得越多才好哩！”“咱们算运道，死了的，有多少呵！”七嘴八舌的热闹迅即变为死一般的寂静。
　　或许是白天“报告尿尿”的实在太多，夜里就抬进来一个大木桶，原来就是厕所里的尿桶，那个臭呵没法说，尤其是跟前的几个真是得熏死。可是任凭大家怎么“抗议”，就是没人理睬。寒冷、紧张、休息不好，饮食失调…….第二天就有不少人身体不适，有的感冒，有的还发烧，我的喉咙也干得难受。在起起落落的一片“报告”声中，终于同意有病的可以“报告”出去看病。我随大家一起走出屋子，没想到排队的人已经绵延曲折到了我们屋子门前。不过都特别开心，至少外面的空气要好一点。虽然不准说话，却都在寻寻觅觅，有时也能碰巧四目相对，那时就会做出一种动作或者一个暗示，然后就是会心的一笑。终于轮到了我。我艰难地对医生说：“我-不能-说话。”谁知他竟大声回答说：“不能说话就不要说，滚！”我只好向后转。回到屋子里，我看到睡在我旁边的老编辑刘醒华，五十多岁了，由于昨天铐子太紧时间又太长，现在十个手指发青发紫，手腕上那条印痕足有半公分深，他正轻轻地在揉搓，我为他“报告”来一杯开水，让他用热毛巾敷敷；我建议他出去看看医生，他说没用；我问他怎么抓进来的，他说因为凌晨来了“最高指示”，换稿子，时间拖长了，还没来得及回家，在车间里就给带走了。
　　又过了一天，突然命令全体到操场集合，原来是宣读一封“反革命家属”来信，这信是给我们报社一个记者的。“政府”的人叫这个人出列，说，现在由你来向大家宣读。这个家伙先还象个样子，越读越没样子了，后来竟由泣而哭，由哭而嚎，最后干脆放下信大喊起来：“妈妈呀，我对不起您呀，我一定听政府的话，彻底揭发反革命罪行，争取从宽处理重新做人……”然后，政府的人（看上去是个不小的干部）又谆谆教诲了一番，要大家“认清形势，回头是岸”，并且警告说，死不悔改，死路一条。可是回到屋子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家对那个家伙嗤之以鼻，还说，那不明摆着是在演戏嘛（平反后，那个痛哭流涕的竟不好意思在报社呆下去而换了个单位）。我记忆里，好象没见有人去“交代”“揭发”的，即使偶尔看到有人在写什么东西，凑过去一瞄，原来是“政府”让他在登记单位里“造反派”的名单，这不是什么“秘密”，当然更不能说是“出卖”。（后来才知道，由于逮捕的人太多，一时混乱不堪，他们需要逐步“清理”）。
　　记忆里只吃过一次肉，那是为了庆祝“三八妇女节”，每人在排队领取一勺白菜外，再在另一处领取一块肥肉。我从小不吃肥肉，即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党的生日、国庆之类盛大节日时供应几两猪肉，大家都要肥的，唯我只要瘦的，要瘦到没有一丝肥的。这回我把这块肥肉给了一位工人，他人高马大，每天两个窝窝头让他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常常省下那么一小块，说我吃不了，给他，他总要推辞再三，这次更不肯受，说，难得的，吃吧。我说，我从来不吃肥肉。他说，现在不一样，吃了吧。我坚持，他又在我碗里把上面那一点点瘦的夹了下来，嘴里还在说，实在不该，不该呵。
　　这一回坐牢，那真叫是“坐”牢，属于你的那几十公分宽的地方，根本无法舒展筋骨；这屋子原本是劳改犯的宿舍，上下铺，对面对，也就是装三十来号人吧，现在象沙丁鱼罐头似的挤了超过一倍的人，就别想再有地方可以活动一下身子，里面的人要出来也得注意小心踩了别人的脚。这常常让我想起梅里美在《塔曼果》中描写的场景，记得那是在一个饿着肚子的冬夜，我和早我半年被发配到青海的北大同学文秉勋围着火炉促膝畅谈，后来他又开始翻译这篇小说，炉盖边上是晚饭节省下来的两个馍（两人都只喝了稀糊糊），烤干的馍不是一口一口吃掉的，而是焦一层剥一层剥一层吃一层，分几次一点一点吃光的。三十年后，他为我一本书写的序中回忆了这终生难忘的一幕：
　　于是，在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且把漫天风雪关在窗外，两人围炉而坐，我一边译，他一边看，待到译完，几乎已是一个通宵，竟不知东方之既白…..
　　而现在，我们就是奴隶就是鱼肉就是连那些“黑鬼”都不如的地狱里的小鬼！
　　前面已经写到，我们终于在一个多月后获得平反，此后，我作为省报资深记者，深入许多地方，包括部队领导层，对这个血腥的事件进行了细致的采访，得到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彻底揭开了真相。我把那些珍贵的资料装订为《文化大革命资料（第19集）》（共四十集，2000年我无偿赠送给了人民日报的李辉先生），其中有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解决青海问题的会议上，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以及林彪等人的讲话，特别是有事件发生后，部队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为了欺上瞒下，在一次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的罪证）。非常遗憾的是，这本资料从我第二次坐牢被释放后归还的资料中竟然不翼而飞了，那些混蛋们甚至不敢说被他们“没收”（当时有文件规定，文革资料必须上交）了，只是一口咬定“没见到过”。现在我只能凭记忆将一些重要的细节记述如下（当然，在国家、军队或其他什么地方的档案馆里，肯定可以找到我丢失的这些资料的原件或复制件，所以我相信我这里记述的准确性一定可以得到证明）：
　　关于“第一枪”和“死了三个解放军”。
　　那场大屠杀不仅使善良的百姓无比震惊，死伤500多人空前惨烈的结果也使制造大屠杀的侩子手们惊慌失措。他们散布的最大的谎言就是守卫报社的“反革命”首先开枪打死了解放军。确实，是死了三个解放军。问题在于他们是怎么死的？很快到来的由中央最高领导部门组成的“调查小组”，特别是军事专家组经过调查，毫不费力地就做出结论：完全是部队自己的误伤。在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地方，竟然部署了如此多的重型武器，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报社，制高点上的机枪还在发威，死三个就算幸运。这是指挥上的重大错误。
　　关于“一麻袋一麻袋的枪支”。
　　既然是“反革命”开了“第一枪”，当然就得“寻枪”。材料中有相当部分是各种会议上要求迅速查找“反革命组织隐藏的枪支弹药”的讲话，说白了，就是要赶紧找到枪！报社那块地方自然是象篦子一样篦了一遍两遍三遍，家家户户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住的那间12平米的平房连天花板也撬开了），可是没有；各个有“反革命”的单位也都反反复复地清查过了，有的甚至已经掘地三尺，但都令他们失望。与此同时，送到北京的“反革命材料”已经“一麻袋一麻袋”（北京的造反派，包括前面提及的北京地质学院的聂树人，在中央文革看到了这些材料，他们还把当时逃到北京的青海“反革命”藏在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库里），但是光有“材料”没用，关键是要枪。有一个文件是总后205部队政治处主任陈郁文的讲话，他在会上气急败坏地对那些至今没找到枪支的“蠢货”们说：有人说，我们在捞稻草，难道你们真的连稻草也捞不到？与会者立即醒悟，当天就有“一麻袋一麻袋”枪支送到规定的地方。接着全省举行了空前的大游戏，而那些“反革命罪证”自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后来，中央调查组一眼就看出，原来这是各单位民兵的枪支。
　　关于“反革命烧死自己的人”。
　　这是他们制造的又一个弥天大谎。他们拿出了照片，有些善良的人便信以为真了。其实很简单，那是地上一处处的煤火堆，是守卫报社的人冬夜取暖用的，当部队冲进去的时候，正好在火堆旁的人如果中弹倒下，自然极有可能就倒在火堆上，而在当时一片混乱之中，谁也根本不可能注意到这一情况的。即以常理想想，一条烧焦了的腿，或者一只胳膊，能证明这些人是因为反抗而惨遭“自己人”“火刑”的吗？那堆没有“火”的煤火堆能“烧死”人？还有，他们之中有人甚至已经身中数弹（调查组验尸所见），这该如何解释呢？当然，照片上是怎么也不看不出枪眼来的，再说了，在一片红色恐怖中，谁敢表示哪怕是一顶点儿的怀疑呢？据说，在他们准备的终于没来得及展出的“青海818反革命罪行展览”上，这张照片的说明是这样的：“反革命丧尽天良，他们是一批比魔鬼还要残忍的家伙。他们把看出他们反革命阴谋，企图逃出报社的人，活活烧死。这是现场照片。”我猜不到，我那张跪着的照片会写上怎样的“说明”，可惜，我没看到。
　　关于总后勤部205政治处主任陈郁文及其赴京的前前后后。
    为什么要专门记下这个陈某人，实在是因为在我看到的所有的材料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话最为精彩的是他，头脑最为清醒的还是他。前面说到的“捞稻草”那番话可以作为“精彩”证明，但千万别把他看成了一个小丑，不，他怎么说也是个“军级”，从他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怀着惴惴不安之心，特别是中央要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205部队主任的张晓川和他进京汇报时，我相信，他的那颗灵魂肯定颤栗完全撕裂了。他为“赵副司令员”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汇报讲话”，自然是如何成功地镇压反革命之类，且总结了若干条“体会和经验”，这里需要插一笔：据后来张晓川“交代”（此人由于交代彻底，后来判的刑期最轻，记得是有期徒刑七年），他问陈某，此去京城如何？陈某答曰：“凶多吉少”。一行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会是“林副主席”主持的，据说他们刚刚“介绍”完“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没等走下台，就被上来的警卫“带走”了，十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便发布《决定》，为青海“2.23事件”彻底平反。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来青海的代表对我们说，为什么要用十天工夫？中央也希望快一点呀，但是一定要把工作做得万无一失，要保证还关押在监狱里的上万革命群众的安全呵。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了，可青海还有他们的人在，如果透露一点点消息，就不得了呵，可能狗急跳墙大屠杀呵……。
    
    二·二三事件亲历目睹记　　1967年2月23号是个不吉利的一天，虽然这一天在顺序上不是13这个数，但仍带有3，可以说23这个数至少有一半不吉利。照此推论，那23号这一天也就至少有半天是不吉利的了。　　天刚亮就有人进宿舍喊起床，说是集合开会，这在以往是没有的，那时有人如果能睡觉的话，头睡偏了睡肿了，睡到太阳晒屁股，睡一天，也没有人喊他。所以今天老早就喊人起床有点反常。　　去水房打洗脸水，看到场院内有很多军人在走动，大门口门卫上站了持枪的军人，家属院房顶上也站了持枪的军人，从未有过这样，因而感到情况异常。随即也就了情，今天恐怕对八·一八不利，因为喊起床的是兵团人，个别兵团头子有着很高兴的样子。　　8点以后，所有在场内的人一个不少，全部集中到大门口指挥部办公室门前空地上。这里两辆汽车屁股对屁股靠墙停着，后车厢板和对人一面的车厢板已经放下。一个军人右手拿着铁皮卷成的喇叭，上了车厢站好，军人左手指挥，要指挥部人站他左边，兵团人站他右边，其他人站中间。随即左手从口袋拿出文件看着，右手把喇叭对着嘴。特定的年代，文件起头，开会发言，首先要引用四个伟大人的语录，称为最高指示，这个军人也不例外，他念开了：“最高指示：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看看群众，又念下去：“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的通令”。军人冷酷的令人可怕的目光扫视群众后，又继续念下去，内容列举八·一八打砸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挑动群众斗群众，迫害无辜干部和群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罪行。通令念完后，左手拿着通令文件，指着兵团和逍遥派，严肃的说：“现在你们，”眼睛仍在看着兵团和逍遥派的同时，左手已经转向指挥部，边抖动左手边说：“把这里的头头一个个清理出来。”有兵大哥撑腰，八·一八已经是反革命了，于是喊这个名字，喊那个名字，平时有点不和的人，正好借机泄恨报一箭之仇，就连平常不讲话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现在都讲话喊起名字来了，被喊名字的人就从指挥部人群里面出来，站前一点。在继续喊人名字时，八·一八人群里一个人转身，把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墙上挂的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牌子取下，拿到站出的人前面，掼到地下，使劲用穿的皮鞋跺下去，几下后牌子就坏了，这人大概意在表态，用实际行动反戈一击。仍在喊人，被喊到就站出来。我听着一个个人被喊，看着一个个站出来的人，思想开了小差：我来青海找工作被招工时就是被从人群里喊出来的，今天这些被喊名字的人不是被招工。藏民死了以后，你不能再喊他名字，因为死者灵魂已经去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你喊他名字，他要返回人间继续遭受无穷尽的困苦和罪孽，喊死人名字是对死者后人最大的报仇雪恨，被喊名字的死者后人会和你拼刀子。今天这些被喊名字的人是阳间的大活人，会不会如同在西方极乐世界享福一样，只因为被喊名字又来人间遭受罪孽呢？受苦受难呢？小时候听老人说，白天是阳间，是人世界，黑夜是阴间，是鬼世界。天黑以后，阎王老头派阴差到人间来勾活人的魂，阴差到处跑，不小心能碰上，你如喊某人的名字，正好碰巧阴差在场，阴差也会偷懒，不愿再跑路，就把听到你喊名字人的魂勾走交差，这人魂被勾走后就活不成就会死，所以我的家乡天黑后不喊人名字。今天这些人名字被喊，不知道他们的魂会不会被阴差勾走，会不会死。今天我亲身经历在现场看到喊人名字，喊和被喊的不是亲人，还可以说平常有矛盾或仇恨，好在是白天，没有阴差在场，魂不会被勾走，死不了。也就在这时，广播响了，打断了我的思想开小差，广播播出解放军坚决支持兵团的声明，也真配合及时，恰到好处。　　我看着听着，思想又开起小差，想到昨晚，也就是22号晚间李场长在兵团大会上的表态，今天看来，事出有因。兵团开自已兵的大会，主持人号召自已的虾兵蟹将抓革命促生产，夺取文化大革命胜利，框框套话完了以后说道：“李场长要借兵团的大会说句话，不知什么话，现在就请李场长说吧。”早就被八·一八夺去权靠边站，只有戴高帽子接受批斗的李场长，就坐在主席台傍，于是就站起来走到话筒前，看了一下人群，说道：“同志们，你们大家好！现在我要郑重的宣布一件事。”这话自然吸引了所有在场人的注意，他看了一下会场，似乎把所有在场的人都浏览到了，表情非常严肃，大声的说道：“我以前对八·一八的支持表态，都是被迫的！现在声明：以前对八·一八所有的支持表态，一律作废！我今后坚决支持兵团！和兵团的同志们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彻底胜利而共同奋斗！”李场长的话说过，主持会的人要他签字表态支持兵团，他当场签字，主持会的人把他签的字念给到会的人听，然后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散会了。当时我心中就好生奇怪，兵团的会似乎是专为李场长发表声明而开似的。八·一八走下坡路是明摆的事，人人看出，个个知道 ，今天被打成反革命，李场长是否事先知道，局外人就不清楚了。不过，声明也及时，不是马后炮。　　指挥部的人集中一间房子登记，收缴袖套、队员证、队徽等例行手续。
    以前从书中和报上看到有戒严，没有经历过，不知道戒严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城里戒严了。正好兵团有任务要派车去二十里铺拉人，进场部队给了两张通行证，我何不亲自随车外出去了解一下戒严呢？于是就身临其境去体验戒严了。　　三四场总大门外路边地上，放着一台和造房砖块大小差不多的如同收音机一样的玩艺，伸出的天线约有一公尺长，一个挎手枪的军人蹬在地上，拿着话筒在通话，另有一个年轻的军人持枪侍立一傍，表情冷漠严肃，似乎是军官的卫兵。　　　　
    三场所在地的柴达木路，是青海一条主要的公路，平时汽车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现在冷冷清清，看不到汽车通行。西宁到二十里铺路上也冷冷清清没有汽车行驶，偶有汽车通行，风挡玻璃上都贴有通行证。看来戒严就是断绝交通，至少断绝交通或者交通管理也是戒严内容之一。　　二十里铺没有拉到人，空车返回到古城台二医院门口停下。前方有很多人，不知在干什么，自然要去看稀罕。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的成员被集中在大门外靠在墙边，另三面有军人端着装上剌刀的枪围着，军人表情严肃，怒目相视，剌刀寒光闪闪，似乎马上就要剌杀捅过去，或者子弹就要出枪膛射进人的身上，看着心中发毛，不寒而慄，一身鸡皮疙瘩。军人后面是套着红袖套而非八·一八观点的人围着，还有十多个住院的病人也来观看。学生们真坚强，胳膊挽着胳膊，紧紧的不松开，一个学生领头唱语录歌：“下定决心，唱。”于是众学生附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后又异口同声的大声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语录歌和背诵语录，是当时的下里巴人，人人会唱，人人会念，也和附和，这是人的精神支柱，诚所谓千支歌，万支歌，战士最爱唱毛主席语录歌。然而，并不因为你唱语录歌念语录就等于有了护身符，就情有独钟情有可原，仍然枪打出头鸟，领唱者、鼓动者、坚强者一个个被拉郎，虽然相互挽紧不放松，还是敌不过拉的人，如老鹰抓小鸡一样被拉出，绳捆索绑后被拥进车厢，等到车厢里下定决心的人到达一定数目时，就送去南滩监狱。我只看见一个学生似乎有不坚强之态，离开人群到墙边，背对军人，低着的头斜抵在墙上，一动也不动，不参加唱语录歌，也不念语录，似乎在思考什么，终于在交出证件后获准离开人群去学校。几十个学生经不起几次送，剩下七八个学生了，仍在下定决心，终于全部被捆绑后拥进车厢。这时忽然哭哭啼啼来了十多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是八·一八，我们都是八·一八，把我们送到监狱去，把我们送到监狱去。”一个个不请自到，自投罗网，自我判刑，爬上车厢坐下不下车，要去监狱，汽车真的把她们和下定决心的人一齐送去南滩监狱，不是亲眼所见不会相信，她们为何要这样做则就不知道了，也可能是想体验一下吃饭不要钱的滋味吧？下定决心的人捆完了送完了，军人走了，围观的人散了。真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多捆人的绳子。　　食堂送饭来了，连碗筷都带来还有开水。兵团当家，当然给自已的兵送来果腹之物，而且早早就送来，虽然只有几个人。　　二医院喇叭忽然开始播音：“医护人员请注意！医护人员请注意！赶快全部到医院来集合！赶快全部到医院来集合！到报社去抢救受伤人员！到报社去抢救受伤人员！医护人员请……”播了四五遍。从连续多次紧迫的播音和语气能听出，报社似乎有什么非常之事发生，不然不会要这么多医护人员去。我站在车厢穷目四方，不一会红十字的救护车开进医院大门里停下，车门打开，被医护人员扶下车的人，左胳膊放在吊挂于脖子上的白布袋里，被人扶持着走进医院。有个人大腿缠着白布，被人搀扶下车，用担架抬进医院。还有几个人不同地方有伤，缠着白布，被人搀扶进去。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抬下车后没有抬进医院，从里面抬出一个就诊人员等候就诊时坐的那种长椅子，放到离我不到二十米远的大门内院子场地上，把女孩子仰面朝天躺椅子上，头和椅子一头齐平，长约一市尺的两条小辫子从颈后抽出挂在下面，随着微风一摆一摆，似乎是代替手在做哑语手势诉说冤屈。这姑娘年龄在十八九岁，正是豆蔻年华含苞欲放的花蕾，谁知就过早的红消香断离开人间旅店，魂归望乡台。人有死的一天，只是迟早而已，在全国死个把人算不了什么，可是，在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家来说，是一件大事，呜呼哀哉！悲者矣！凋谢的花儿躺在长椅子上，没有盖的，着妆单薄，也朴素，朴素，是特定年代的普遍现象。我正看着想着，司机指着这一切告诉我，报社开枪了，拉来的这些受伤人都是守卫报社的，椅子上那个女的已经死了。　　下午三四点时车子去乐家湾拉人，有西门口拐进七一路，通过报社门口时冷冷清清，清清冷冷，军车一辆也没有，围观的人没有一个，看热闹的人一个没有。离报社门口约有三百公尺远的马路上怎么哪么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汽车已经来到人群边，只见七八个人并排一字跪在七一路中心线的北边，双手垂下，低着头，如此一排排，一排排，前后距离至少有二百公尺，分成四五个人群，都面向东方。他们都是没有被子弹打中的守卫报社的有功之臣，真是九死一生了，有此也可见守报社的人有多少了。小时候大人教小孩子唱儿歌：“排排坐，分果果;果果多，分的多;果果少，分的少;果果分完了，大家拍手笑。”现在眼下这些人在马路上排排跪，他们分不到果子，解放军在左边端着枪对着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群，枪头上的剌刀明亮亮，光闪闪，发出前进一步的口令，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就用膝盖代替脚朝前挪一步。前进一步又出口，兵大哥端枪对着的跪地长方形纵队又挪前一步。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是被赶到这里跪下，还是在报社门口就跪下，在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一直在不停的前进一步口令中前进到这里，就不知道了。如果是在报社门口就开始练习跪地行进操一直行进到这里的话，他们膝盖处的皮肯定要磨破出血，甚至露出骨头来，因为报社离这里已经不近了。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都自觉革命，没有人说话。没有向左看齐和向右看齐的口令，但他们都排的很整齐。没有向前看的口令，但他们都低下头，目不斜视，看着胸前一小段路面，并且都没有表情。在这跪地以膝盖挪步的队伍里，也有花季少女，能遮掩耳朵的短发头，现在蓬头散发，如同喜鹊窝，而且垢面。双辫子长发头，辫子有的散了，成了乱蓬蓬披肩发。人要衣服马要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她们因为响应号召，进而誓死保卫，忙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时间去修饰打扮，或者太过份相信，认为修饰打扮漂亮好看是姓资不姓无，因为相信和爱的是姓无，也就不肖修饰打扮去姓资爱资了。认为越穷越朴素，就越光荣，反过来，就会更进一步越相信、越敬仰、越革命、越……越……，早把女为悦已者容忘了，或者不当一回事，并认为可耻而深刻批判之。然而，好心成了驴肝肺，没有想到会在大白天被赶到马路上强迫跪下，以膝盖代脚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练习跪地行进操。
    早先看书报和电影，对革命志士戴镣长街行，实在佩服他们的气节，今天看到这么多人练习跪地行进操，心中戚戚，我没有一睹为快的感觉，也没有因另一组织和人被整而高兴。这些被军人端着装有剌刀的枪对着，在军人口令声中，随着寒光闪闪的剌刀指挥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曾经在语录中摘其所需武装自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也高喊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曾经信誓旦旦：“头可断，血可流，报社不能丢。”他们所说的都兑现了，也可以说没有兑现：革命确实不是请客吃饭，从昨晚到现在太阳快落山了，这么长的24小时中间，没有人请他们当贵客去吃饭，甚至连一口水也没有喝，被枪击而死的人成了饿死鬼，侥幸活命来到这里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谅必也饿肚子。一身剐没有发生，膝盖代脚用来挪步，也不会好受，至于皇帝拉下马没有就不清楚了，看样子也没有拉下来。头可断，血可流兑现了，但报社还是丢了。在报社被枪击而死和伤残在医院治疗的人姑且不说，活着的人在此练习跪地行进操，人格的尊严扫地以尽，心灵上的创伤烙印将伴随终生，他们现在跪地长街行，不知心中想什么，也可能被报社枪击人的场面和死人吓昏了，神经麻木了，头脑一片空白，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愿想。年轻的花季少女将会比其他人更伤心，伴随她们的将是恐怖的回忆，甚至半夜惊恶梦，泪湿绣花枕。　　虔诚的教徒和朝圣者，临近圣地，甚至离圣地很远时，就双手合掌高举过头，低下到胸口，默默祈祷，弯下腰，双手落地，两脚移到手后。再站起来，再双手合掌高举过头，低下到胸口，默默祈祷，弯下腰，双手落地，两脚移到手后。如此反复，如屈身虫一样行进，用身体丈量路面。到达圣地后，不论见到见不到心目中的偶像真神，都能激动的哭出声来，甚至五体投地匍伏绕行。眼前这些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也曾经是虔诚的，甚至是盲目的崇拜偶像真神到了疯狂程度的教徒，为了弘扬宗教，宣传、动员别人也信仰崇拜自已心目中的偶像真神，豪言壮语，视死如归来保卫报社。想不到会被宣布为反革命，被赶鸭子一样赶到马路上跪下，兵大哥端着寒光闪闪的剌刀对着，在斥责的口令声中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不停的前进一步，如同屈身虫一样，虔诚的跪在地上朝圣地挪膝盖代步，简直激动的要哭出声来，只因兵大哥怒目相视不领情，才强忍怆然之泪，吞咽凄惨之声。其实，他们是在上演泄气君子计，也就是使用三十七计的泄气君子使他们上当吃亏受罪，造成这恒古未有的人间一幕活闹剧，也是一幕可耻的悲剧。　　汽车从练习跪地行进操的人身后右边马路上过去，我看着黄昏的太阳说出声来：“昔李斯就诛兮，叹黄犬而长吟。余友之伏法兮，顾日影而索琴。”司机问我说什么，我说：“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久入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我亲眼见到的残暴、残酷、残忍事，亲身遭受到的凄惨、伤心事，都太多了，我神经麻木了，头脑里面什么也没有，一片空白。”司机说道：“二医院长椅子上死的丫头，不知道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跪在马路上的人也没有想到会受这样的罪，他们没有被枪打死，好死不如赖活，仍然活着在，比死去的人强，就该满足了。今天看到的比舞台演出还精彩，大饱眼福，人生幸事，有的人花钱也看不到。”　　拉了贫下中农红卫军进到八场，这些农民下车后迅速武装起来，好在是汽车运输单位，木棍棒和铁条有的是，立马操握在手。柳河东笔下捕蛇者所说：“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现在这些都是青壮年的贫下中农红卫军们，一个个身强体壮，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去指挥用棍棒武装起来的双手，无疑是如虎添翼，使用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而且又是名正言顺的在镇压反革命，就如同操握着皇上授予的尚方宝剑一样，也就有恃无恐，无所畏惧，随心所欲，一个个都成了如同来到吾乡的悍吏一样。如果和悍吏相比较的话，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悍吏还悍，满场院乱窜，大喊大叫“你爸呢？”“叫你爸出来！”大约有内奸，要不怎么会直接问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呢？再不然就是瞎吓唬，别说孩子们被吓坏哭开了，就是大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一位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妇人，一手拉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这两个女娃子吓坏了，哭的满脸是泪珠，混身颤抖。老妇人身边还有几个中年女人，问什么事，我告诉她们城里发生的一切和亲眼所见，并关心的问她们亲人中有没有去守报社的，一个女人回答也不假：“我们是家属，成天在家不出门，哪晓得外面有什么事。”　　贫下中农红卫军在场门口打一个八场工人，说他是八·一八，直到有人证明不是才歇手。这个倒霉不走运被打的人年龄在二十七八岁，身强体壮，但却招架不住那么多人围着打，满脸是血，一只耳朵下面和脸皮连接处已经被撕开一点，不停的在滴血，但他没有愤怒难过的表情，忍住愤懑和伤痛，强装笑脸和本单位人说笑。贫下中农红卫军要进一个房间找人，死活不开门，搞坏门上暗锁，屋内一个人也没有，桌子上大半碗面条还是热的。大概就食者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家伙进场，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想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好汉不吃眼前亏，或者好大姐躲避瘟疫，只有暂时绝食锁门而去，任你去打破门乃至抢劫了。有贫下中农红卫军的作为，想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到了什么程度，好得很和糟得很，不知该相信哪种说法。　　司机的话对乘客有点威信，我不是司机，但我坐驾驶室，农民搞不清，我说：“老乡，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响应中央号召，就是八·一八也不能随便打，他们只是一般群众，只是挂个名。”农民中有人说：“对对对。”扔掉了武器，其他人也纷纷效尤。三寸不烂之舌还起了作用，终生不忘这句话。　　送回农民，空车从大街返回，不知道跪地行进的虔诚的朝圣者教徒们如何了。　　　　　　  兵团掌权了，大权在握，就要发号施令，上午被喊名字的人，一部分已经绳索加身送去监狱，就连门卫都换成了兵团的人。到有人地方看看，都在谈今天发生的事，我也介绍亲眼所见。受了剌激，一夜睡不着。　　守报社的大队人马轮换去剧院，看同一观点的红宣兵和红艺兵演出鼓舞士气的节目，所以青海剧场始终人满满的。2月23号剧场大门有铁将军把守，解放军广播车喇叭对着大门播音，台上的表演者，也就是红宣兵和红艺兵，带领着看客们高喊：“造谣！”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造反有理！”等等，豪言壮语简直掩盖了高音喇叭的声音。然而，肚子和人一样，也闹革命，也当造反派，真革命造反派被自已肚子革命造反搅闹的难受，感觉到饿的不行了，天快黑了，能不饿吗？终于拿来钥匙请铁将军走开。剧院里人多，放屁也是热的，出剧院首先感觉到冷，很长时间没吃东西，身上缺少卡路里，应该同情他们冷。从马路消息听到，这些走出剧院者，登记收缴证件一应例行公事不会少，有的被按图索骥铐走了，还有的领到了猫掌、鹅掌，甚至熊掌，都不须破费一文小钱。这个掌，那个掌，非但不能吃，反而有失体面，并有火辣辣之感，人格尊严受辱，体面丧失，也能使心胸不宽畅的人领尝后会痛不欲生。　　24号早餐后随着人们去三四场总大门外看看。三四场守报社的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或多或少，陆陆续续，殊途同归回来。他们更自觉革命，车子拉他们到报社去，不接他们回来，也没有意见，开动自备11号车，顺公路走，沿铁路走，逆湟水
    24号早餐后随着人们去三四场总大门外看看。三四场守报社的人，三个五个，十个八个，或多或少，陆陆续续，殊途同归回来。他们更自觉革命，车子拉他们到报社去，不接他们回来，也没有意见，开动自备11号车，顺公路走，沿铁路走，逆湟水河走，悉随尊便。这些守报社的有功之臣万万没有想到，在总大门外欢迎他们的人很多，老鹰抓小鸡一样，来一个抓一个，勒令跪到地下，前额抵到地面，屁股撅的老高，后面来的人看见，不要人说，照猫画虎，自觉跪下。自觉、自觉、自觉，跪下、跪下、跪下。这些一字长蛇阵的跪地者，曾经在兵大哥剌刀下练习过跪地行进操，他们当中有的是盲目的几近疯狂的教徒，现在额头抵到地面做宗教仪式，是祈求曾经信仰崇拜的神保佑，还是咒骂被他三十七计坑害上当则不知了。做一会跪地仪式后获大赦回去写请罪书，跪地长蛇阵有陆续返回的教徒补充，三四场守报社人多，长蛇阵依然长蛇阵。　　现在已经是无政府主义了，法律已经不存在，就三场一偶之地来说，就是兵团政府，兵团法律。二蛋还在做跪地仪式时，就被人拉起弄到指挥部发号施令的办公室私设刑堂，被双臂扭后进行绳捆索绑，抽出背后双手上的绳头挂一处高的地方。兵团一个人审问他时拿着一个小棍棒，边问边敲击其头部，虽没有令他到休克的地步，但毕竟是在他们自我标榜为革命造反派自已的办公室接受私刑，也就是极大的讽刺了，不过现在这办公室归兵团所有。二蛋的回答得不到满意，审问人把绳子朝下一拉，绳子就带动双臂上升，直到两脚差不多悬空，二蛋急了，喊叫“我说，我说”，于是绳头放松，两脚落地，得不到满意回答时就拉绳子头，又使他差不多两脚悬空。兵团也武斗，也搞逼、供、信，真是为人不做官，做官都一般。　　你说一个嘴，他说一个眼，再有说耳朵鼻子，乃至身体四肢长相发肤，一个完整的人就勾画出来了。凯旋归来的守报社有功之臣，一个个都被吓的屁滚尿流，谈吐中无不痛骂李国扬和张金田，恨不得把他二人抽筋搓绳，再食肉寝皮方能解其恨，似乎三场死伤那么多人都应该归罪于他二人。然而，他二人已经撒手人间，人死债烂，没法找他二人了。不过，综合一下各人所说和请罪书内容，报社流血一幕也就展示的一清二楚。　　报社大门朝南，门口所对着的一段七一路面早先是土城墙，搬去城墙修路，路南边还存留着土城墙。报社大门到公路间停满了军车，围观的人山人海，给解放军支援、声援、助威的人车从这段七一路经过，八·一八遊行队伍和拉人遊行的汽车也从这段路经过。报社西墙外有一条土公路，连接七一路和柴达木路，土公路西到临近河滩地是白杨树林。报社北墙外是自西向东流的湟水河，和土公路相交处有座木桥，三场和五场守卫报社的大队人马就在桥的南边临河驻扎。三场和五场防地到大门之间有别的单位八·一八防守，报社东墙外是房子，北墙外是河，都无需防守。2月23号围观的人一个也没有，军车也早就开走，土城墙上架着机枪，枪口对准了该对的目标，军人端着冲锋枪对着守报社人，枪头上的剌刀寒光闪闪，一个个虎视耽耽，令人发怵，胆颤心惊。军队喇叭播放着取缔八·一八的通令，可是，报社的高音喇叭比军队的喇叭声音更高，北京来的红卫兵张大海似乎掌握有尚方宝剑一样，在露天场地一辆汽车上，对着话筒大骂：“我们严重警告青海军区内部一小撮混蛋，你们把目标对准了谁？”他只会骂，只会问，没有想一想，今天的目标到底对准了谁，并且包括自已在内。三场带队李国扬，司机，三十多岁，正集中精力和人玩扑克牌，把身边的事态置之度外。一个军官朝李国扬身边一个工人招招手，这个工人去了，军官在白纸上写几个字，要工人交给李国扬，李国扬接到纸条看也不看，撕的粉碎，看着军官，拍着胸口说：“要命可以，有一条，要报社办不到！”又继续和他人玩扑克，军官摇摇头。过一会，这军官又写几个字在白纸上，招来刚才的工人交给李国扬，这次李国扬接到纸条未撕，用一个小石子压在地面，仍旧和人玩扑克，他没有想到，集中精力一心玩扑克时，也就是正在玩自已的命。纸条又一次交到李国扬手里，他看过后不玩扑克了，起身走走看看，张张望望，就在这时，军人开枪打坏了大骂一小撮混蛋的报社喇叭，这一下骂不成混蛋了，也警告不成了，也质问不成了。三场守报社领队张金田指挥队员胳膊挽胳膊，组建成三道人墙，说道：“谁松开手让解放军进来谁负责。”他自已站到人墙后，带头唱语录歌：“下定决心，唱。”特定的年代，语录歌就如同能治百病的甘草一样，药到病除，也和下里巴人歌一样，人人会唱，人人会附和，于是一齐附和唱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唱完后，又一同大声呼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唱法和喊法，是时代的产物，能鼓舞士气去排除万难，真能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能争取到胜利。　　五场和三场守卫报社的人在一起，五场带来的一辆汽车停在桥南路边，把四轮刹车拧死，再挂上档后拉紧手刹，然后锁门，车子推不动了，据说这是用来设置障碍阻挡解放军的，五场的人就在车边。这时气氛极为紧张，场面恐怖，差不多已经能闻到火药味，解放军广播喊着：“是真正的革命者，站到汽车那里去，通过桥离开。”喊了多遍，终于有一个五场工人离开人群站到汽车边，五场守报社的人喊叫：“欢迎我们的战友回到队伍里面来。”边喊边向这工人招手鼓掌，其实是在喊这个工人回去送死。是一个人站出来被人看不起，怕被骂为叛徒胆小鬼还是什么原因，只有当事人自已知道，最终这工人回到队伍里，继续参与在露天演出胳膊挽胳膊的活闹剧，实际上是一幕可耻残忍的悲剧。　　报社极其紧张恐怖的场面，阎王老头知道的一清二楚。阳间人捣人，有邦有派，阴间鬼捣鬼，有派有邦。阎老五的忠实信徒里面，还有更跟得紧跟得近的，拍鬼屁的当然不乏其鬼，把探到的消息及时汇报，所以阎老五消息灵通，对报社发生的一切就如同身临其境一样。于是，这里阳间正在混乱恐怖的进行喊魂演出，那里阴间也在有条不紊的做好勾魂准备，立即派出活人看不见的阴差到报社，做好有关接客的事宜。这些阴差，原是阳间活灵活现人的魂，他们的魂被阴差勾走而丢下躯壳不顾，到阴间后不仇恨勾他魂的阴差，反而仇将恩报，自已也加入到效忠阎老五的行列，充当阴差，返回阳间为虎作伥勾别的活人魂。不过，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既然易主，就要效忠新主，所以对这些阴差返回人间大胆勾魂的所作所为，也就无可指责。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空军有神风队，这些对天皇尽忠尽孝的人驾驶装满弹药的飞机，直向敌对方目标如航空母舰等等撞去，做到人、机、舰三合一同归于尽。现在被派到报社的阴差，都效忠阎老五，克尽职守，效仿神风队员，一个个扒附在兵大哥的子弹头上，对准好目标待命。我没有去过阴间，如何能了解阴间这等事呢？只是猜测想象，想当然而已，我相信肯定是这样。西门豹治邺，亲赴河伯娶媳现场，认为巫婆给河伯选的美女不美，要巫婆亲自去河伯处通报一声，等以后选到更美的送去，衙役把巫婆抬起扔进漳河。见巫婆久不返回，说巫婆是女子不更事，要小官吏亲自去河伯处通报。有谁不相信我的看法和猜测想象，不妨如法炮制，如同巫婆和小官吏去河伯处通报一样，也亲自去阴间调查核实，然后回来告诉世人我说的对不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十二点前集中到土公路至河滩间的白杨树林间，进行轻装，给每个战士发下纸和笔写请战书，向党表决心：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表态的请战书事毕后返回原处。　　时间到了，军令如山倒，一点不假，兵大哥扔出一个手榴弹，烟一冒，立时枪声大作，土城墙上的机枪也如同鸭子一样嘎嘎的叫起来，现在不是四面楚歌，而是四面枪声，这恐怖的枪声，比大年初一开大门和办喜庆的炮竹声还响。扒附在子弹头上的阴差，操纵着子弹直向早就对准好的目标钻去，做到阴差、子弹和活人同归于尽。于是，子弹钻进谁的要害部位，此人就白眼一翻倒下，顷刻间就命归黄泉，伥鬼阴差领着死亡人的魂去阎罗殿上报到，而置丢下的躯体不管了。有的伥鬼阴差技术不行，操纵着子弹偏离了方向，没有钻进目标的要害部位，被射中的人就不会死，可是却给造成了各种伤残留下。三场胳膊挽胳膊组建人墙的坚强战士们，正在高呼头可断，血可流，保卫报社，报社不能丢！继而高唱下定决心的语录歌，子弹令第一排人墙白眼一翻倒下了，唉呀！呼哒！呼哒！第二排人墙还没有反应过来，随即也就一翻白眼倒下了，唉呀！呼哒！呼哒！指挥人张金田和李国扬也倒下，没有人指挥了，有的挽胳膊人已经倒下挽不成了，蛇虫蚂蚁也惜命，没有倒下的一个个吓的屁滚尿流撒鸭子跑开了，朝兵大哥身后跑，不问也不看，朝桥下河里跳。体育比赛有跳高项目，没有听说过有跳低项目，这大概是守报社人自已发明创立的一个新的项目，也可说是急中生智不计成绩也不计后果的项目了，要知道，路面和桥下河水结的冰面距离不近，但是逃命要紧，顾不上了，哪有时间去考虑和研究能不能跳呢？穿黄衣服的大哥也没有调转枪头去对付逃命的叛徒。克尽职守，扒在子弹上对准好目标的阴差，也没有操纵子弹拐着弯去追杀逃兵。逃脱一命的坚强战士，一个个都成了相棋盘子上的过河卒子──有进无退，再也不退回去表演胳膊挽胳膊保卫什么劳什子报社了。　　枪声停了，当然是军人胜利，守报社人失败。首要之事是要医务部门来人抢救受伤的人员，就是我站在二医院门口车厢里穷目四方，医院喇叭喊医护人员集合的时候。死了的大安身不动也就不说了。受伤的送到医院。逃脱一命又毫毛未损的，全被赶鸭子一样赶到马路上一排排一排排跪下，有兵大哥端着寒光闪闪剌刀枪对着，随着前进一步又前进一步的口令练习跪地行进操。　　从始至终，毬蛋二人均不在人群里，更别说在人群里参与挽胳膊了，他二人在报社里，报社的大门关死，门外守报社的人也进不了里面去，三场在报社外的人拿着他二人的条子才能进报社，可见毬蛋二人还属于决策领导阶层。　　生还者说到李国扬、张金田和首都红卫兵张大海，一个个咬牙切齿，无法解恨：军官写了三次纸条子给他，他不看，撕了，不和人商议讨论，不带着人离开，要队员们胳膊挽着胳膊组成人墙阻挡解放军，大骂解放军，拿我们生命做赌本开玩笑，把我们不当人，我尻他娘，我操他十八辈子祖奶奶。其实这三个人当场已经死亡，骂骂无妨，但也马后炮不起作用了。从生还者谈话中知道，谁死了，死了谁，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三场确实死了很多人，伤了很多人。　　24号，军人打扫战场，对躺在地上已经死了的人一个个检查，每人一个硬纸袋，写上姓名、单位，内装查出的物品，如手表、工作证、驾驶证、饭菜票、现金等等，天黑前一一送到各人单位，同时通知死者单位晚间去人收尸。这时人们知道，三场死了三十一人，其中车队十九人，保养场十二人。重伤者已经住院，轻伤的人如擦破一点皮的早已经回场。问起报社总共打死多少人，军人回答是不知道。　　人们传说开了：公司有个小干部在报社走廊溜达，忽然听到枪声大作，并且看到从窗口射进来的子弹，急中生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即闪进一个房间把门关死，扒到墙角拐地上，任谁喊叫也不开门，直到军人强行打开门，喊他仍不吭声，装死，一个军人吓唬一声：“不起来开枪了！”他一下子爬起来朝军人跪下，吓坏了。　　　　　　腥风血雨　　2月24号晚间，兵团几个人合议，把指挥部里平时最积极的出头之鸟，也就是顽固不化分子，派去报社收尸，兵团去人压阵。我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何不亲自随车去看一下，这可是此生难逢的机会了。
    高原天气冷，2月23号中午死的人，到第二天晚间冻的硬梆梆，有的仰面朝天直挺挺，有的爬在地上，有的侧面倒下，有的屈着身子，有的双手捂着伤口，各种姿势都有，都表情痛苦，咬牙咧齿，面无血色，有的已经难以认出。有一个外单位的女人，把扎头巾放进嘴里咬住，估计受伤后疼痛难忍，借咬住扎头巾来止痛，现在人冻硬了，扎头巾取不出来。还有一个外单位的死人倒在烧着的烤火煤上，煤已烧完了，火也灭了，但尸体也烧的难看。三场死人全部装进车厢，连夜送到火葬场背后的大酋山，那里事先雇老百姓挖好了坑，老乡仍在那里等着埋尸。因为天气太冷，地还未解冻，土挖不动，所以坑挖的也不深。一人一个坑，尸体放进坑后比地面还高，可见坑有多深了，把挖出的一点点土还坑，还难以把尸体全部掩盖，只好在周边地取上浮土添加，直到看不见尸体才罢。这样一排一排的小坟就形成了，坟也不大，每个坟脚下插一块小木片，写上人名，做好标记。三场人走后，已经走了的老百姓又返回，一一掘尸搜查，有的死者把手表套在胳肢窝里，军人打扫战场时未查出，现在被人发了洋财，还有其它军人未查出的东西，也为掘尸者所获了。　　 25号上午，三场又派人去重新掩埋，直到眼不见为净才罢。回来的人说，有的死者衣服不全，怀疑他的衣服好，被人脱走了。　　钱越传越少，话越传越多，此话千真万确，一点不假。如说八·一八首先开枪，解放军被迫还击，这使人不能不信，有句话叫死老鼠坏害一锅汤，那么多人守卫报社，在混乱中有个别亡命之徒带去枪枝，并且向解放军开枪，引起解放军还击也有可能。可是，有的消息和谣传也太离谱了，说八·一八要拖人马去祁连山打游击就离谱了。至于说八·一八在报社里开窑子店招待守报社人，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造谣中伤。又传出八·一八在水井里面放了毒药，只好派水车去城里拉自来水供应食堂和家属院。　　 八·一八头面人物和积极分子的家都被搜查了，当然没有搜查证，原想搜出打解放军的枪枝，结果一无所获，虽然查出来几个子弹，却是老式步枪用的，老了没牙的古董，是司机从拉的废钢铁里面拣的，再就是进口车上装的闹钟等物，也有一些明显不属于私人所有的东西，当然也在带走之列。26号上午开全场大会，把这些物品在会场展出让人看，扩大臭八·一八的宣传效果，生还者反戈一击，相继发言，痛悔过错，检举头头。因为对这种会没有兴趣，鬼使神差似的无意中去到小修工间看看，不进则已，一进大吃一惊，唉呀！呼哒！呼哒！两辆汽车车厢上横担一木，压死张桂兰的第二辆汽车司机薛宝山被双臂扭后，绳捆索绑，背后抽出绳子吊在横担木上，背朝上胸朝下，悬空的两脚划来划去，似乎在寻找支撑物。唉呀！呼哒！呼哒！遭罪遭罪，作孽作孽。他穿的单薄，脸又黑又瘦，没有血色，表情极为凄惨可怜，看着我一言不发，此时无声胜有声，他有求于我。我立即折返会场，边走边沉思：他薛宝山有杀头之罪，是法律问题，眼下不能让活人受罪。我对一位军官耳语：“有个人被吊着在，你知道吗？”军官吃惊的问：“不知道，在哪里？”我指着小修工间说：“在那里。”军官说：“你带我去。”站在身边的一个年轻军人大概是他卫兵，也随同前往，从会场里也出来了三四个人同行。　　 薛宝山见我带来了军官，眼里露出希望之光。军官下命令放下人，可怜的薛宝山放到地面后站不成，得到允许后带着绑索捆绳蹬下靠到汽车轮子上，随即铡身躺下，面无血色。这种吊人方式我从未见过，比《老残遊记》里的酷吏站铁笼，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少要平起平坐而不会逊色，看着心中戚戚。　　 1964年大通煤矿井下出瓦斯，我把中瓦斯毒的人揹扶到井底乘车上地面，我救过人。1967年2月23号当天夕阳西下时，我在汽车八场要打人的贫下中农红卫军们放下你的鞭子。2月26日，我在汽车三场找来军官放下被吊着的薛宝山。这三件事，都事关人命和皮肉之苦，我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得到宽慰，我从来没有暗害过或亏过人，可是为何有人要暗害我亏我呢？　　下午在露天场地继续开全场大会，面对会场一字长蛇阵的板凳上，站着高举双手的人，举手是投降的表示，在这些举手者中，有那个河南人文革小组成员，八·一八不公布名字的地下队员。军代表发言，首先指着板凳上的人说：“最好不要这样。”军代表一句话，这些人得到了大赦，板凳也撤走了。军代表表态：“坚决支持革命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这都是套话和口头禅。在仍有指挥部的人反戈一击立新功时，二蛋被捆绑面对群众跪下，二蛋个头不大，人也瘦，穿的也很单薄，满脸灰尘。要他交待干了什么坏事时，他承认在报社向解放军扔了颗手榴弹，可能炸死了十几个解放军，他的话确实令不明真相的人吃惊，并有气愤进而仇恨。这时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高个子大汉，双手抓着二蛋双臂从跪的地上提起离开人群，这时又跟上来一个大汉，抓住二蛋双脚，把二蛋悬空起来朝停在一傍的汽车走去。到了打开后门的汽车后面，抓双臂的大汉说：“准备好。”二人抓紧双臂双脚，使二蛋悬空如晃秋迁一样，边晃边喊“一，二，”随着声音又大又长的“三——”出口，二蛋从两个大汉的手里飞了出去，被扔进了车厢里。二蛋落在车厢中间底板处和大汉之间距离，足有四五公尺远，虽是后背着板，并有捆身的绳子起弹黄缓解作用，但肯定跌的也不轻，如果是脸首先落碰车厢底板的话，定将会头破血流。二蛋也真是一条好汉，后背刚着落车厢底板时，就势一个鹞子翻身站了起来，走到车厢边板蹬下。我心想，二蛋这人如果在乱世豪杰争雄年代，必将会成为榜样，甚至受拥戴而为人杰。二蛋和另外几个人被送去监狱了。　　 晚饭后继续捆绑认为是顽固的人，捆人的人是转业军人，似乎受过捆人的专业训练：命令被捆的人跪下，绳子从背后老鼠窝领子平肩膀放好，有胳肢窝起，从前到后绕着胳膊直到手关节，扭扳两手到背后，两个绳子头从领后绳子下穿过，绳子头一抽拽，被捆的人两手就到背后了。捆人的人面对下跪者，用脚踏着被捆人肩膀，再用力抽拽绳子，被捆人睁大双眼咬着牙，一声不吭，强忍一切疼痛。捆人的人左右脚轮换踏着被捆人的肩膀抽拽绳子，再踏再踏，再抽再抽，再拽再拽，不一会被捆的人两手就可以摸到自已的老鼠窝了。本场被捆的人没有喊叫的，其实喊叫也不行，不如坚强不屈当好汉。三场隔壁马坊村有一个农民，夺了生产队的权，自封队长，但官不是好做的，过了一下官瘾，这时被生产队捆住送来，随三场车送去监狱，回答人问的罪名是破坏生产。三场和马坊村，既是邻居又是工农联盟，马坊村的贫下中农红卫军和三场兵团观点一致，兵团开大会，该村这个军还来捧过场，现在当然要帮忙了。受人所托，忠人其事，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助人为乐，一点不假。老百姓不会捆人，绳子松松的，于是重新捆这个倒霉蛋，由不得这个自封队长“啊哟！啊哟！妈呀！”喊叫开了。捆人的人似乎喜欢听喊叫声一样，越喊叫，绳子抽拽的越紧，捆的更厉害，凄惨的喊叫声伴随着刚天黑的冷风，听了混身颤抖，一身鸡皮疙瘩。唉呀！呼哒！呼哒！遭罪遭罪，作孽作孽。这时聂兰来了，聂兰是指挥部的总头子，他已经在别处捆好，身上披着一件棉衣，跪下后说：“我把问题交待清，放下我行不行？”哀求声也可怜，但没有得到允许，被拥上车厢。就是他说过，被捕或死了有谁代理接替，导致一级级指定代理人，他的话应验了，但却没有人站出来代理他接替他，让八·一八红旗倒下了，可谓遗憾了。车子开去监狱了。　　26号下午，四场八·一八全部跪在场院内地上，其他组织人坐在地上，六场来人比车子被扣的上一次来人更多，是来报仇当初刁难来车的出头鸟。现在捆绑人的时间，正好是上次来车被刁难的时间，这大概是研究好的，只不过日期不同。有个女人，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几个男人提起抓住，两脚悬空进行捆绑，这女人没有一点声音，真是女中豪杰，捆好后落地说了什么，被解掉绳子。该捆的捆了，该绑的绑了，想抓的抓了，想骂的骂了，车子开走了，大概是送去监狱，如果不送监狱而留在六场的话，六场还要管饭，送监狱，诚为明者善举。不是公安部门，而是平级单位，没有逮捕证就来任意抓、捕、捆、绑，并且带走送进监狱，没有人阻止拦挡，没有人干涉说话，什么年代哟！　　 27号上午，场里组成清理小组，把被打死人的财物一一清点登记，参与人签名后集中包装捆好。也就在这时才明了，2月23号报社共打死172人，加上24号不知什么原因在民族学院枪击两个学生，一共死174人。以死人多少排名次，冠军非汽车五场莫属，死去35人，三场因少死4人，屈居亚军;季军属哪个单位就不知道了。大概是领袖说的吧，说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多次进行，三场在下次文化大革命或变相叫什么革命运动中，能否超过五场死人数夺取冠军而报这次屈居亚军的一箭之仇，现在来说，当然言之过早了。　　 我没有被二蛋挖墙术挖走，如果转进指挥部，极有可能在报社被阴差把魂勾走，即使魂没有被勾走，小土地出租带有的原罪，加上眼下反革命新罪，一加一等于二，双料货，双重罪，那就吃不了带着走，身揹两付十字架将无法走了。　　
    我班共十二个人，五个人属指挥部，一个没有带原罪的甘肃人在报社逃命时被子弹打掉了帽子，真是砍头就像风吹帽，以帽代头服刑了。俗话说，帽子落地，买田置地，要想发财，抓起再来，他伸手从地上抓起帽子戴上又跑，帽子再没挨子弹，人也没有受伤。另四个人中两个是地主崽子，两个是富农儿子，就是在我下罪已诏和退位书前仍保我皇的人。我自适时自我罢官后，他们不保我皇了，也无皇可保，于是都背叛自已带有原罪的阶级，以实际行动重在表现，响应号召，参与运动，加入八·一八成为革命造反派，高喊保卫，说到做到。其实，他们也只是换一个皇在保，没法保我这个比蚂蚁还小的皇，转而去保另一个大皇。后来一个富农儿子请假回山东，另三个人都去守报社，终于以生命为代价，功德圆满，以保皇始，到保皇终。他们与生俱有就带到人间的原罪，应该随同人死债烂而赎清不存在了，如果说人死了原罪非但没有赎清，反而增加一条反革命新罪，但也没处找原罪加新罪的人，也就无奈原罪加新罪人何。我如不罪已，不退位，这三个人谅必仍会尽我忠继续保我皇，可能不会背叛我去参加什么劳什子革命党造反派八·一八了，不会去守卫什么报社，也就不会落得如同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样逃命，康梁尚且逃得一命，而他们三个人都没有逃出报社就饮弹倒地，命归黄泉。这三个人曾经保过我的皇，后因我罪已退位而不能保我皇，去保另一个皇，最终导致死亡，想到这里，深深的内疚，似乎欠了他们什么。不过也难说，戊戍六君子是保皇，结局却在被保之皇圣旨下达后，感恩戴德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而身首分离，这三个死者步六君子后尘，死因相同，想到这里，内疚释然。　　在报社经过枪林弹雨洗礼后回来的人，不是看破红尘，而是看破金钱，大吃大喝，平时不抽烟的人，现在成天把两寸长的电线杆刁在嘴里，吞云吐雾，满嘴烟直冒，酒气冲人，真是烟酒烟酒，研究研究。他们说：“要钱干什么？差一点点在报社被打死了。”“人活在世界上不如一根草。”“今后有钱也不存银行，就吃。”“我吃光、喝光、花光。”“我吃光、喝光、花光、抽光，我比你还多一光。”“我吃光、喝光、花光、抽光、用光、玩光、光光光，比你们都光，光他娘，什么也不要。”“我简直不想活了，怎么不在报社被打死？”说这些光光光话的人，都是死里逃生，神经受了极大的剌激，有的半夜蹬掉被子站在床上摸墙;有的无缘无故失声大叫;经济好的都吃的满嘴油光闪亮，酒气冲天，烟味呛人。实行三光政策或者是多少光政策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平时高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真要被施以凌迟刑是会害怕的;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真的死到临头，也会后悔的;李斯东门叹犬追兔，对生的留恋谁也一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悲，千真万确。　　阴间鬼捣鬼，真不真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去过阴间，不能妄加断语。阳间人捣人，确实不假，亲眼看到有的人要借机整死人，缺德事做出来了。我以不欠阳间债，不被人指背而自律。　　 大街上红纸黑字大字报贴出来，内容是林副主席来电，称讚报社干的好，镇压的好。被称为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的国防部长的来电，对报社开枪表态说好，并且讚扬，非同儿戏，八·一八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肯定无疑了。这来电是真是假不知道，马路消息传来，有人揭榜怀揣去北京。　　 有个女人名叫肖素珍，和夫君张家仕都是甘肃人，婆家是地主，因为丈夫是地主崽子，也就带有原罪，她嫁给崽子，也就光头钻剌棵——自找苦头，因为沾染上原罪而被称为地主婆子。文革中这个组织这个派，那个组织那个派，这个派，那个派，派性能藏污纳垢，加入某组织，这组织就是该人的保护伞，指挥部对她加入八·一八的夫君也就欢迎重在表现，不计原罪了。该女人没有工作，在家当贤妻良母好了，她却响应号召，关心国家大事，搞文化大革命，加入八·一八，并积极的在家属里和工人里发展八·一八。夫君张家仕在报社命归黄泉，她本人带三个孩子，没有收入，够可怜的了，被抓进吃饭不要钱的地方，住了一夜就被放回来，因为她家中还有三个孩子。被称为地主婆子的她回来后，被几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揪住毒打，向她讨要丈夫，因为死去的男人是她发展加入八·一八的。她自已丈夫都没有了，又找谁去要？可怜这位肖女士，适值女人最麻烦的假期，被几个女人揪打时，大腿都染红了。第二天她丢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去北京反映青海情况。
    我始终想不通而自问：一个女人嫁给地主儿子，被称为地主婆子对吗？这是女人争吵时喊出的，就和土改后穷家孩子骂地主儿孙为小地主一样，并不代表上级政策的认可。就和小孩子吵架一样，揭短臭骂对方尿床是尿床精，被臭骂一方反臭骂对方挂着鼻涕是龙鼻精。我又复思：土地改革时我年方十岁，只因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就带有莫名其妙的原罪，当义务邮差去送信，难道说是小孩子骂仗而不是上级意图吗？文革开始，北京传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是一种时代思潮吗？不是荒唐、可耻、可悲，而应该严厉鞭挞声讨的血统论吗？我们在破除迷信的同时，不是也在人为的造神吗？我们不是在宣扬重在表现的同时，也在更疯狂的搞血统论吗？布衣出身的皇帝，恩惠父祖，追封三代，泽披子孙，封王晋爵;一朝被推翻，祖陵被掘，先人丑化，父债子还，累及后代，凄风苦雨。夫荣妻贵，子荣母贵，名门小姐，荒野丫头，一朝君王侧，贵为皇后，甚或皇母，就会受封、加封、追封、谥封不同尊号。肖素珍女士受封尊号为地主婆，是宣扬荣耀，还是丑化鞭挞都不可知。这么一想，我十岁时就受封尊号为义务邮差，也就想通了，并且沾沾自喜矣！　　 失去丈夫的女人，有的天黑以后跪在公路上呼天抢地的哭喊：“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今后日子怎么过啊？孩子怎带大？老天爷呀！你瞎了眼！”可怜的女人，你没有理解，不是老天爷不长眼，而是你的夫君在响应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参与演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闹剧里扮演了死者的角色，终于在人为制造出这恒古未有的，在全国社会大舞台上演的一幕可耻的荒唐的该诅咒的闹剧里，把你当演员夫君的命要去了。想起青海民歌花开花败年年有，人老了再不能少年的深刻含意，人老了确实不能少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　　 因为响应号召而关心国家大事，加入某个组织参与文革这一闹剧、可耻剧，实乃荒诞剧的演出，导致受牵连迫害的演员和某些看客都冤枉，而所有被打死打成伤残者更冤枉。就三场来说，冤枉中的最冤枉者，要算那个四川人王久全。第一汽车制造厂专门造了三辆载重卡车，从长春一路拉货到拉萨，试验车子性能，三场有一位技术员和两名司机参与试验，王久全是司机之一，事后第一汽车制造厂把三场司机参加试验的两辆汽车赠送给了三场，王久全仍开他参与试验的车。2月20号前发动机拉缸了，不早不迟，22号下午车子拉回三场，晚间听到指挥部广播要去守报社，决定去看看，而置分别多日的娇妻挽留和孩子的可爱于不顾。当然他不会想到也不会知道去看看是去送死，如果知道去了会死的话，纵使是去金山、银山、钱山揹金银钱财，去阿里巴巴山洞取宝，从而富甲天下，他也会弃而不就也。谁知去报社看看成了他的不归路，这一去真是成了老王送灯台── 一去就不来，2月23号上午不明不白的当了冤死鬼。他参加八·一八只是挂个名，一直在外面跑车，迟一天回场就不会死，丢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儿女，真可怜。　　 监狱人满为患，已经到了饱和状态，再也没法容纳，要放人，一再摧促各送人单位把送到监狱人的材料上报。　　 自2月24号开始，指挥部里被认为顽固、积极和有问题的，或者被有的人借故报私仇的人，有家的都不让回家，住在场里，有家中送饭，这大概就叫软禁吧？被软禁的一个四川人姓张，原是工人，后被提拔为技术员。返回到他学生时代，在回家途中被土匪掠去，要他参加入夥当响马，做记帐的干活，他不干，找机会偷跑了，就这样，一直有人说他是土匪而揹黑锅。这一晚保养场开会，把他叫出来站到人前，要他交待八·一八计划杀人一事，这种子虚乌有，如何交待？现在法律已经不存在，兵团也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立即绳索加身，五花大绑，他马上汗流满面，我相信，就在这片刻之间，他内衣肯定也会湿透，他站不住了，东倒西歪，结结巴巴的说：“我交待，我交待。”绳子解开取走，他的汗就和雾气一样，从衣服领子里和脸上散发而出，仍然说不出所以然来，没有的事情如何能说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必有招供，没有事实可供招供，也会因为皮肉忍受不了疼痛的极限而胡言乱语瞎编一通。
    
    二00九年十月十三日，孙言诚《青海二·二三事件》
    1967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四十多年过去了，事件的经过连同死去的冤魂，都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得无影无踪。也许，只有那些幸存者，还忘却不了心中的痛，但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它已化作一缕飘渺的轻烟。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
　　文革中青海的两大派
　　文革初期，和全国各地一样，青海省的革命群众也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造反派，一派是保守派。两派是随着文革的进程逐步形成和对立起来的。
　　实事求是地讲，那时候两派群众都是要“紧跟毛主席，誓死闹革命”的。他们的口号是：“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那么，党指向哪里呢？
　　文革发动者在《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矛头应指向“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的走资派。为了树立样板，中央下令广播了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那张大字报的矛头是对着北大党委的。青海虽然偏居西北，却阻挡不了党的声音，得风气之先的人纷纷起来造党委的反。例如：青海大学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五名师生给院党委贴大字报，格尔木机关干部给县委贴大字报，民族学院教师傅承信给院长贴大字报等等。
　　造反的人遭到保守群众的迎头痛击。保守群众根据反右的经验，认为矛头指向党委的人就是右派，他们像1957年那样奋起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与此同时，党也传来了反右的声音。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面对混乱局面，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万——40万右派”（据王任重笔记）。对西北地区，更有具体指示，在《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中央批示：
　　“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打击面应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中，只打击个别最坏的……”
　　据此，王昭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说：“要划分左、中、右”，“要在大学生中抓百分之一的右派。”于是，和全国同步，青海省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保守群众声威大震，造反者陷入灭顶之灾。畜牧兽医学院刘明乾等，连同支持他们的副院长达洛，都被揪出来批斗。格尔木县机关干部被定为“小匈牙利事件”，省委责成海西州派工作组前往，把贴大字报和支持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
　　全省运动的焦点，集中在《青海日报》社，导火索是“六·三社论”。起草社论的陈逸这样回忆：
　　1966年6月2日下午2点多，当时《青海日报》社总编程光远（他同时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把我和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马上写一篇社论，贯彻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精神，发动群众参加即将全面铺开的文化大革命。
　　程光远向我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级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比较完整、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上海（按：应为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昨夜星辰昨夜风》）。
　　接受任务后，陈逸把自己锁进办公室，奋笔疾书，写成了“六·三社论”。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社论一发表，西宁市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学生、干部、工人一拨一拨地涌进报社，高呼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6月12日，省委书记杨植霖、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同时派出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程光远软禁在家，陈逸隔离反省，雷经农反戈一击，一个“程陈反党集团”浮出水面。
　　陈逸满腹委屈，他认为社论不过是篇职务作品。之前他也曾奉宣传部长之命，写过批黄静涛的文章，尽管他对黄一无所知；写过批“三家村”的文章，尽管他对邓拓还怀有敬仰之心；作为一支笔杆子，他已经习惯了奉旨撰文。这一次明明是传达中央的精神，怎么就奉错了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他打成了“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他经历了一番冰火地狱般的右派生活。
　　1966年的反右派，完全是1957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8月底9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对于已经是反革命的造反派，这不啻天外纶音。他们咸鱼翻身、东山再起，纷纷成立战斗队，最后汇合成“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西宁市迎来了第二次革命高潮。一拨一拨的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大字报贴满省委大楼。这次不批大毒草了，是批省委，而且高呼“‘六·三社论’好得很”。广大群众一股脑儿地倒向八·一八，声势浩大的造反派形成了，保守群众纷纷倒戈。
　　然而，保守群众多数是党团骨干，历次运动他们都是革别人命的，如今岂容乾坤倒转！于是，他们也揭竿而起，拉起队伍，最后汇合成“红卫兵总部”、“贫下中农红卫军”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八·一八声言“大方向始终正确”，保守派组织则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两派围绕着“六·三社论”和平反、追黑材料，发生激烈冲突。从10月份开始，爆发了一连串大规模的武斗，如：10月底的136厂事件、一二·五的大通桥头事件、一二·九的民和事件、一二·一四的毛纺厂事件……在不断升级的武斗中，两派群众积累了冲天的怨气，甚至是刻骨的仇恨。
　　省委书记杨植霖因为参加了中央文革，知道毛主席的意图，所以很快就转变了对“六·三社论”的看法，并在省委传达了康生肯定“六·三社论”的指示，坚决支持八·一八；省长王昭根据多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为八·一八队伍不纯，坚决支持捍卫队。两派均有恃无恐，自封左派。但是，在全国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形势下，省委终于在12月2日作出“撤销关于《青海日报》6月3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的声明”，省委陷于瘫痪，王昭也去外地治病去了。
　　1967年初，一月风暴袭来，青海省也面临着夺权。谁来夺权，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说的，“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新年伊始，两派武斗进入了你死我活的激战阶段。恰在此时，中央决定军队介入文革，支持左派。
　　军队支左
　　毛主席敢于放手发动文革，是因为手中有一支强大的解放军。在文革夺权的关键时刻，他决定启用手中的王牌，让解放军支持左派。1967年1月21日，他在《军委收电》上批示：
　　林彪同志：
　　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毛主席要军队支持的左派，当然是造反派，批示就是批在安徽造反派要求驻军支持的电文上。但是，军队的干部和毛主席的看法并不相同。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看得很清楚：
　　各部队也有眼力识别自己应当支持的左派广大群众。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派即左派，决不会是那些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分复杂、动机可疑的所谓造反派。而对那些出身好、根基正、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有深厚感情、人数占压倒多数的群众组织，他们的心与之靠得很近，因此很自然地认为这便是需要支持的真正革命派。（《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这种情况，毛主席心里非常清楚。2月9日，他在一件文稿上批示：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然而军委并没有速办，相反的，此前却连续出台了两项维护军队的规定。一项是1月14日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说：“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否则，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另一项是1月28日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的基石。毛主席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军委关于维护军队权威的通知和命令，毫无疑问都是获得毛泽东的支持的。有了这通知和命令，各地驻军对于那些敢于冒犯军队的“右派”（不幸这恰恰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左派”）毫不留情地采取了专政措施。
　　一月底二月初，湖南省军区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宣布“湘江风雷”为反革命组织，逮捕了支队长以上的所有头目，数量达到几万。
　　二月中旬，成都军区镇反，单成都市就抓了两万多。同一时间武汉军区也开始镇反，武汉市抓了三千多。此外，广州、福建、内蒙、新疆、云南等地均实施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反革命。福州军区抓人后，《解放军报》还配发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的社论，《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
　　二·二三事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赵永夫军区造反
　　1月23日，支左决定下达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召集军区党委开会，决定支持八·一八。这个决定虽然符合毛主席意图，却不符合军内大趋势，尤其是不为省军区内多数干部所接受。正如张云生所说，他们绝不会认为成分复杂的造反派是左派，更何况不少干部的家属，在地方上都已参加了保守派。军区党委会后不到三小时，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选出15名代表，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副司令员赵永夫当场亮相，说：“你们造反我当然支持。”于是，赵成了指挥部的顾问。是夜，指挥部印发“紧急通告”，出动宣传车上街广播，宣布刘贤权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
　　指挥部成立了秘书组、联络组、宣传组等机构，实际上夺了军区的权。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1月28日，张晓川联合各驻军部队，亮出了“部队统一行动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旗帜，青海省的军队，基本上取得了一致。
　　军区风云突变以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声言“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他的指挥，还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了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日，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由于捍卫队和省委、军区的干部都指责八·一八队伍不纯，夺权后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开门整风。他们将杨守礼等几名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送交公安机关，要求严肃处理，以示革命，不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月2日，张晓川在205部队召开青海驻军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逮捕仓门街、兴海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9名成员，派部队和“贫下中农红卫军”一起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2月3日上午，控诉大会在南门外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兴海路等地举行。12时，队伍上街。205部队抽调250辆军车，各部队抽调4000多名战士，和贫下中农红卫军、捍卫队联合举行了一次镇压反革命、支持左派的武装大游行。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礼等，脸上画着八·一八，胳膊上带着八·一八袖套，头上戴着八·一八高帽，游街示众。镇压的矛头直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2月4日，青海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省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软禁中的刘贤权，深感问题严重，亲自起草了电报：“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2月13日，北小街、南小街、兴海路、仓门街等地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被定为反革命组织，明令取缔。
　　2月17日夜，赵永夫、张晓川在驻军领导人会议上，提出成立“西宁地区部队支持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联合办公室”，获通过。后来办公室改名“联合指挥部”，赵永夫、张晓川都是核心领导小组成员。
　　《青海日报》社的流血事件
　　《青海日报》社始终是青海文革的中心。报社里八·一八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八·一八。1967年1月12日，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三司和北航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报社的权。夺权后的报纸，称作“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支持八·一八。
　　2月8日，赵永夫、张晓川准备对报社实行军管，但军区党委两次开会都没通过。11日晚，军区副政委张文英向兰州军区请示，兰州军区也不同意军管。张让兰州军区请示中央军委，兰州军区请示了，答复是：“需要请示”。
　　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捍卫队贴出大字报，说夺权后的《青海日报》“为反革命呐喊叫好，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并拉出大标语：“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月14日，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组成军管小组进驻报社。但军管遭到了八·一八的抵制，进入报社的军管人员被八·一八的人赶出来，有的人甚至被从墙上扔了出来。上午11时，部队包围了报社。
　　从这天开始，一场《青海日报》争夺战打响了。军队要进驻，八·一八则抵制。民族学院红卫兵一马当先，“高举着毛主席语录，像一股势不可挡的滚滚红色巨流，冲破道道防线，冲进报社。接着八·一八的战友也一队队地风驰电掣地赶来了。”（《湟水岸边的日日夜夜》）
　　“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他们“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孙正荃：《1966—1976实录》）
　　保卫报社的人，开始是倒班，来一批走一批，进进出出。后来干脆安营扎寨，在报社周围搭起了帐篷，划区分片，昼夜轮班，吃睡都在其中。青海的2月，地冻天寒，经常是零下一二十度。军队只许人员进出，不许物资输送，吃喝、取暖都成问题。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印刷厂的工人拿出家里的煤砖让他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他们手中。
　　部队的汽车、装甲车把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南面占领了西宁市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的晒台，西面在民房屋顶上架起了机枪，北面湟水桥上站着从草原调来的荷枪实弹的士兵。
　　2月15日，捍卫队上街游行，支持军管《青海日报》社。但兰州军区来电作了三点指示，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赵永夫派副司令员刘斯起率6081、205、8122部队12名干部，连夜到兰州军区大楼前绝食静坐，要求收回成命。兰州军区一天之内开了八次常委会，研究《青海日报》问题。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态度坚决：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刘贤权派人给报社送条子，告知兰州军区的指示，并写着“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八·一八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2月19日，八·一八上街游行，反对军管。途经报社时，捍卫队前去阻截，八·一八的车辆轧死了捍卫队队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准备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2月20日、21日，捍卫队10万人抬着张桂兰的尸体环城游行，沿途砸烂八·一八办事机构。赵永夫主持军区党委常委会，确定23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常委除刘贤权外，全部赞成。
　　22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轧死人。”23日凌晨，赵永夫再次动员：“一定要占领报社，用刺刀挑也得挑进去。”张晓川说：“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吃素的吗？”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孙正荃：《一个省报记者的生命档案》）
　　现场做了一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冼恒汉《风雨八十载》）
　　镇压反革命
　　攻打报社的当天，军队在保守组织的配合下，包围了八·一八的重点组织：青大畜牧兽医学院文革筹备处、人民剧院红宣兵团部、党校红色造反团等。“红色公安”（公安厅的群众组织）按照开列的名单，把八·一八的头目一一逮捕归案。第二天，一千多捍卫队员包围了青海民族学院，双方对峙了一天。夜12时，两个连的部队开进民院，包围了西边四幢学生宿舍楼。一名排长带一个班进入楼房搜查，学生拒绝开门，战士鸣枪示警。楼外的部队以为红卫兵开枪了，遂向楼上开火，打死三人、打伤九人。当晚逮捕了20多名十一战斗团的负责人，把800多红卫兵赶出大楼，在刺骨的寒风中，高举双手，跪了五个多小时，天亮后才予释放。
　　接下来的日子，捕人的汽车在西宁街道往来奔驰，汽车站、火车站布满便衣警察，严防反革命外逃。牢房塞满，监狱还在不断扩大……
　　最恐怖的是“群众专政”。在逮捕了第一批反革命后，剩下的八·一八成员，就交给了“群众专政”。把誓不两立的两派中的一派群众，交给另一派群众去专政，其后果可想而知。大小单位都成立了类似“镇反指挥部”之类的专政机构，设立了“劳改队”、“临时拘留所”和“牢房”。他们要在八·一八组织中“收集枪支”、查获“暴动计划”、寻找“杀人黑名单”。他们的口号是：“坚决镇压反革命，决不施仁政”。于是捆绑、吊打、大头皮鞋踢（甚至出现了互借大头皮鞋的闹剧）、跪雪地、跪三角铁、烟头烧、火烤、烙铁烫、针扎、过电、穿针、手指夹筷子、活人打夯……种种无师自通的刑罚，都被花样翻新地施展出来。
　　西宁铁路局八·一八铁道造反团共三千人，被斗的1884人，打成轻伤的214人，重伤54人，监督劳动544人，被捕入狱114人，抄家114户，逼死1人，被打流产三人。青海氮肥厂只有150名八·一八，逮捕的就达60人。就连高等院校，镇压也很惊人。青海民族学院把150名师生排为四类，轮番批斗。一类拟送监狱的37人，二类戴上反革命帽子、开除公职回乡劳动的47人，三类批判斗争给予处分、留校监督改造的39人，四类经过批判斗争予以解放的27人。
　　最后，引述一下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
　　青海省军管会平反组
　　1967年7月15日
　　中央调查会
　　八·一八和军队在《青海日报》社对峙的九天中，赵永夫不断地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张云生这样记述：
　　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青海的告急电文不断来往北京，形势剑拔弩张。我及时将最新的情况报告林彪，他仍然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着急。（《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
　　2月23日下午攻打报社之后，赵永夫给军委、总理、中央文革都发了加急电报。晚上他还和军委通了电话，电话中军委人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是一个很漂亮的仗。”当晚，西宁大街上贴出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对此，张云生也有记述：
　　最后，青海的枪声终于打响了。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林彪听讲这些情况之后，还是无所表示。就连那个误传的“林副主席来电”，他听后也是一笑了事。
　　据张云生分析，中央文革开始也保持沉默，“八成是由于他们对林副主席来电不敢贸然作出反应。”为此，笔者走访过戚本禹。戚讲：“为落实此事，我曾打电话给叶群，询问是否确实，叶群郑重否认。她说：‘林总的秘书我管得很严，不通过我，谁也不敢表态，我们绝对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她甚至把电话记录本拿给我看。”
　　林副主席没有来电是事实，但军委支持赵永夫也是事实。三月初，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做了记录和录音。”（1967年4月20日在青海大学畜牧医学院的讲话）在中央调查会上，叶群也说：“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
　　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戚本禹说：“调查会尚未开完，总理就给主席写了报告，总理把报告推给我看了一下，内说：‘看来开枪有问题，详细情况容后再报。’下署：周恩来。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这才是篡党、篡军，他是个野心家！接着康生谈了赵永夫参加过国民党的问题。我和关锋听了都吃了一惊。这时叶群说‘林总没接到过赵永夫的电话，也没回过电，总理呀，你一定要向主席讲清楚。’总理答应了。说他将在下午主席起床后向主席汇报一切。”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下面引几段对话：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了。首先要请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大汗）
　　总理：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总理：2月23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生：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谁下的命令？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
　　康生：你什么也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生、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本禹：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撕掉三人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下去。王昭在门口大声喊道：“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余波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红灯记》中有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肆意鼓吹阶级斗争的年代，这可是人们铭记在心的信条。经历了血的洗礼，青海省两派斗争的激烈，不言而喻。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王昭是1961年派到青海解决饥饿问题的，事后留任省长。他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理顺经济，解民倒悬，被老百姓称为“王青天”。就连写“六·三社论”的陈逸，也说他是难得的好干部。此时沦为二·二三事件黑后台，以带病之躯，被批斗数十次。1970年2月，年仅53岁的王昭，死于南滩监狱。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冼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
　　八·一八的头头，不少人在清队、清查五·一六和清理三种人中，第三次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还关进监狱。
　　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日病逝。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1999年10月18日在兰州去世。
　　当年被打死的上百名红卫兵，除少数家长冒着当反革命家属的危险深夜挖出的以外，大部分成了西宁北山脚下的孤魂野鬼。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本文作者为齐鲁书社原总编辑）

     二00九年某月，卜伟华《也谈青海“二·二三”事件》

                            
    2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孙言诚的《青海二·二三事件》
（以下简称《孙文》）一文，这在文革史几乎成为国内绝大多数期刊禁区的今天，是很难得的。正如作者所说，“这样一件血案如果任其湮没，那么，我们为文化大革命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就白费了。”《孙文》大致讲清了青海“二·二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瑕疵，如把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和政委冼恒汉说成是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把后字２０５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张晓川的职务说成是副军长（应为副主任）。笔者根据现有的资料，也来谈一谈有关青海“二·二三”事件的问题，同时，对《孙文》做一些补充与订正。

    
    一、青海“二·二三”事件是１９６７年“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大多数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群众造反行动的不理解以至抵制情绪的爆发；另一方面，它也是１９６７年春发生的“二月镇反”中最典型的案例。

    
    １９６７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１９６７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
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此号召下，发生了使全国性动乱进一步加剧的“全面夺权”运动。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预想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全面夺权”必然造成全国已经很混乱的政治局面更加恶化，这一点毛泽东当然明白，他敢于走这一步险棋，是他认为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乱子再大也可以收拾。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大部分支左的军队并没有支持他所钟爱的“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在全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军队与造反派的严重对立。

  
    全国多数地区的支左部队并不真正支持造反派，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二月镇反”中，各地驻军大多都参与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

    
    １月２８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过火行为做了限制，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使一批军队干部感觉有了对抗造反派的尚方宝剑。
    ２、３月间，各地陆续发生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史称“二月镇反”。其中，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苏、广东、吉林、四川、福建、青海等地比较突出。

  在内蒙古，１月中旬以来，围绕《内蒙古日报》社的夺权问题，军区与造反派发生多次冲突，矛盾日益尖锐。２月５日，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开枪将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的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韩桐打死。此事引起中共中央重视，开始介入解决内蒙问题。

    
    在湖南，２月４日，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
红旗军”的批示〔１〕（简称“二·四批示”）后，湖南省军区立即行动，于２月５日开始抓捕“湘江风雷”大小头目，两三天内长沙抓捕约千人。〔２〕２月７日，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批斗“湘江风雷”头头的大会。“湘江风雷”组织庞大，号称百万之众，被抓捕的各级头目上万人。〔３〕

    
    在湖北，２月１８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工总”、“二司”
、“九一三”等造反派组织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武汉部队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造反派激烈反对武汉军区的声明，攻击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３月３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开信》，警告造反派，不要与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为敌，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绝不会有好下场。３月１７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逮捕“工总”头目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目数百人〔４〕。３
月２１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总”及所属组织。

    
    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把坦克开进了南京城。〔５〕许世友要求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世友说，没有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２２人被逮捕、８人被开除、４７５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
南京市有１０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３３０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６〕

  
     广州军区对一些冲击过军区的造反派组织进行了镇压。被镇压的组织包括“八一兵团”、“老红军”、“千钧棒”、“大中红旗”等，大部分为工人组织。广州军区在广州逮捕各组织头头４５０人，在广州以外地区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２３８人。在“广交会”开幕前的３月２２日至２８日的一周内，又逮捕了造反派头头５０８人。这样，广州军区前后共逮捕了造反派头头１１９６人〔７〕。

    
    在吉林，驻军　（包括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对省内比较激进的造反派“长春公社”施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驻军公开表态支持“二总部”，而不承认“长春公社”。３月４日，驻军对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出兵实行纪律制裁，抓了他们的头头。在驻军强大的压力下，“长春公社”等组织被迫打着白旗请罪，组织被压垮了。在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一五”整风时，驻军又提出了“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最终使这三大组织瓦解。〔８〕

    
    在四川，２月１１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５０余人。当天，“造反兵团”和“八二六”在成都市举行“声援成都军区造反派”的示威游行，并冲击成都军区，企图揪斗成都军区领导人，开始围困成都军区，封锁军区南营门和东营门。２月１８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叶剑英１７日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兵团同志们的信》（后称《二一七信件》），信中要求“造反兵团”和“八二六”不要围堵、冲击军区，同时警告造反组织头头，如果不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区机关，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全部负责。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下午，“八二六”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针锋相对，血战到底。２月１９日，四川省各地公安部门开始收容审查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分子。至２２日，仅成都地区公安机关就收容３３７人。２月２１日，成都“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数万人在人民南路搞大规模的集体请罪活动。２月２８日，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颁布。到３月４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地区拘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５０００余人。３月２日，四川省公安厅在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帮助下，向四川省各市、专、州、县发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３月５日，成都市公安局发布《紧急通告》指出：“造反兵团”、“八二六”等少数造反派头头，“打着造反派旗号，干了一系列反革命罪恶活动”，要坚决予以取缔。此后，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１１００多个。在镇反中，四川全省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８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３３０００余人。〔９〕

    
    福州军区在军委八条颁布后，对多次冲击军区的造反派进行了严厉地镇压。２月１１日，福州２０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判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他在讲话中说：“福建省、福州市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１０〕３月９日，“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泉金、福建省教工赤卫军头头蔡肇基、吴邱陵等在万人大会上被公开逮捕。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林乃清宣读解散公告，勒令解散“红九二”、“革委会师院分部”、“教工赤卫军师院分部”等组织。３月２２日，福建中医学院召开“声讨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逮捕张志耀等８人，拘留了林要火、吴梅英等１４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两千多人，取缔和解散了８０多个大小组织。对军内四大单位和军区机关中少数人违反军委八条命令问题的处理，逮捕８人，拘留６５人，解散了几个组织。”〔１１〕

    
    在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抓人最多的是四川，而打死人最多的则是青海。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共打死１６９人，打伤１７８人。

    
    二、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孙文》中说：“１９６７年发生在青海的二·二三事件，是文革中首次爆发的大规模血案。”

    
    实际上，“文革中首次暴发的大规模血案”当数新疆石河子“一·二六”事件。

１月１２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１月１９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１月２５日，“红二司”等造反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１２〕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１月２６日，在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
    １月１９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
    ２６日凌晨３点到下午３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６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
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２７人，打伤７８人〔１３〕。
    对此事件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的观点大相径庭。
    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
二六事件是武光、张仲翰〔１４〕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
    军区认为是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
    中央文革小组在１月３１日的《文化革命动向
》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可能是出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１５〕
    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４６人。〔１６〕

    
    ２月７日、８日，在毛泽东的催促下，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２月１０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
    ２月１１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
    ２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革命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

    
    三、１９６６年的反右派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

    
    《孙文》中说：“１９６６年的反右派，完全是１９５７年的翻版。一样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各级党委写大字报，一样地打成了反党右派。正是这场反右，在当权派、保守群众和造反者之间播下了第一批仇恨的种子。文革之所以那样激烈、惨痛，其源盖出于此。大家都主张反思文革，奇怪的是，至今没有人反思文革中的这场反右。”

    
    这种说法并不确切。１９５７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１９６６年有很大差别。１９５７年时，中共中央高层在反右问题上还是比较统一的，反右派运动基本上都是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来进行的。毛泽东搞反右派运动主要针对的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进行反右派斗争的形式还是通过各级党委的领导。而１９６６年，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经转移到党内高层，他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是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达到把刘邓等原中央一线领导人打下去，并清除他们的影响，在全党全国推行他自己的一套更左的方针路线。刘邓并不理解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他们还想按照过去的传统的一套做法来搞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毛泽东远在外地，让刘邓在北京相机处理，实际上是把刘邓放在这场大火上烤，结果真把刘邓给烤焦了。刘邓虽然还在前台指挥，但在所有的大政方针上他们都要事先向毛泽东请示，所有的重要决策都需要经毛泽东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而最终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幕后的毛泽东手中。

    
    文革初期，在刘、邓主持下，在所谓“五十多天里”的情况，现在确实很少有
人提及。〔１７〕但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对以后文革运动的发展关系重大，不搞清楚这一段时间中发生的事情，就很难真正深刻理解以后发生的诸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群众组织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性组织等重大问题。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想用工作组这种形式来保证局势的稳定和党的领导不致中断。从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批转的北京市委和各中央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请示报告来看，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大搞阶级斗争，揪出了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刘、邓把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理解为一场“新的反右派斗争”〔１８〕，在他们亲自过问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师大女附中的运动中，都把一些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打成了反革命。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了“反蒯”斗争，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的师生进行斗争。全国各地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把给单位领导人或工作组提意见的人打成“反革命”、“坏人”的事件。

    
    文革初期，刘、邓的一套做法是沿续过去反右派运动的做法，但当时全国的形势比１９５７已大不相同了。一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二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已经在全社会泛滥成灾，毛泽东的话被称为“一句顶一万句”，被称为“最高指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之类的口号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沿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的做法，其结果可能更为可怕，最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要比１９５７年更多。

    
    毛泽东反对刘邓在文革初期的做法，并不说明他反对过去反右派的做法。毛泽东要走得更远。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要搞一场天翻地覆的“政治大革命”，声称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其严重后果不止十倍于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

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孙文》说：“８月底９月初，一批批红卫兵到青海串联，带来了批判资反路线的消息。”这个说法不对，把时间搞错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红
旗》杂志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发表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提出来的。８月底９月初开始有在“炮打司令部”的口号下把矛头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群众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开展，各地的造反派逐渐发展壮大，到１９６６年底或１９６７年初左右的时间，造反派的力量压倒了保守派的力量，开始成为运动的主流。

    
    五、戚本禹、关锋推动“二·二三”事件的逆转

  
     “二·二三”事件前后，西宁政治局势大起大落。
    １月２９日，“八一八”派
的４０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
    １月３０日，《青海日报
》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１９〕此时的“八一八”，顺水满帆，风头正健。
    但从２月３日起，形势就起了变化。当天，西宁驻军动用２５０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公安机关同时将从“八一八”组织中逮捕的几名“反革命”游街示众。
    到２月２３日，“八一八”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坚持在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成员遭到武装镇压，死伤惨重。被抓捕的“八一八”派群众达１３０００多人。此时的“八一八”跌到了谷底。
    一个月后，中央发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将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八一八”绝处逢生，重新崛起。

按照戚本禹接受孙言诚访问时的说法，“二·二三”事件的逆转，是由戚本禹、关锋推动的。
    戚本禹回忆说：“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我觉着问题严重，就把中央文革小组《快报》组记者找来。记者按照军区报告说八·一八先开枪，八·一八在报社杀人等等。我问他：‘你在不在现场？是亲眼看到的吗？’他不敢回答。我告诉他人命关天，责任重大，要实话实说，他吓得腿都打颤，这才承认不是亲眼看到的。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报告是我起草的，关锋补充了几句，内容很简单，大意是：青海西宁死了很多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怕的是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想调查一下，是否可以，请主席批示。报告原由我和关锋署名，后来文元、春桥回京，我们向他俩通报了情况，并请他们也署了名。报告打印后，经由陈伯达、江青转报主席。”

    
    如此，才有了毛泽东下令调查，以及后面的大逆转。

    
    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即如把彭德怀从四川抓回来往死里整他，是从戚本禹等人写信开始的一样，其实是江青影响下的结果，而江青的言行又是很难和毛泽东分得清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排除毛泽东、江青主动要逆转青海局势的可能性。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戚本禹等人的报告中提出“解放军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似乎不妥”，而毛泽东则在批示中表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开枪”问题上的态度。

    
    六、刘贤权、赵永夫等人后来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后，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２日，批转青海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的请示报告，同意撤销１９６７年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２０〕。３月３１日，中共青海省委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刘贤权在青海工作期间所犯错误在群众中进行公开揭发批判。〔２１〕１０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批示，青海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对刘贤权的继任者张江霖等人开展揭发批判。〔２２〕

在青海开始批判刘贤权的时候，他已经退居二线，在济南军区当顾问。１９８２年６月离职休养。１９９２年６月１５日逝世，终年７７岁。

    
    赵永夫在被关押１０年之后获释出狱。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央的批语说：“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赵永夫后来被任命为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８日逝世，终年７２岁。

    
    总政治部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对青海“二·二三事件”的责任问题是这样说的：“赵永夫同志身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联办’副组长，积极参与了夺占报社的策划，并且是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对此事件应负主要责任”。“刘贤权同志进行支派分裂活动，致使‘八·一八’群众组织与西宁驻军严重对立，这与‘二·二三事件’的发生，也有重要关系。刘贤权同志对这一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看起来，赵永夫晚年的处境要比刘贤权好一些，至少赵永夫没有被拿到群众中去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因为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原来加在赵永夫头上的许多罪名都被取消了，但是他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的行为却是永远都不应该被原谅的。


    注释：


    〔１〕批示的内容为：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

    〔２〕中共长沙市委党史办编：《中共长沙党史大事年表》，第１７４页。

    〔３〕据“湘江风雷”负责人叶卫东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６日在北京大学“声援两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会”的讲话说，“湘江风雷”被逮捕的人数达五、六万之多
。

    〔４〕据王力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５日接见新华社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说，武汉军区把“工总”的头头抓了５１６人。而据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５日戚本禹、王力与湖北代表座谈时武汉造反派学生代表反映，武汉共抓了２６００多人。

    〔５〕肖思科：《王平上将奉命两进北京城》，载于《中华儿女》１９９８年第７
期。

    〔６〕李文卿：《近看许世友》，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第２９－３０页。

    〔７〕见周恩来在广州珠江宾馆的讲话，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８日晚至１９日凌晨。

    〔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吉林省军区、十六军、空一军“给长春市广大革命群众的公信”（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７日）。

    〔９〕参见《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据周恩来和康生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四川抓了有十万人。

    〔１０〕《八·二九战报》第２期。

    〔１１〕《福州军区党委常委关于在福建“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报告》，转引自叶青：《福建“文革”时期群众组织研究》，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库，２００３＼ｋ２９＼　２０。

    〔１２〕新疆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陆学斌代表自治区党委发表了简短的交权讲话，并将一布包印章交给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尽管新疆军区是反对这一派夺权的，但“夺权指挥部”的领导成员中还是有一位新疆军区机关二级部的副部长。（李近川：《中央文革记者让赴西北调查琐记》，《中共党史资料》２００７年第３辑
总第１０３辑）

    〔１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乌鲁
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第２８２页。

    〔１４〕武光当时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张仲翰为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兵团第二政委。

    〔１５〕１９６８年５月４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时说：“处理石河子事件，不是我的意见，完全是主席的。王关戚几次想翻石河子的案，我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干，石河子问题是主席亲自处理的。”

    〔１６〕１９７９年１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因此事件无辜死难、受诬陷和曾被捕入狱的同志，应公开彻底平反昭雪。”

    〔１７〕萧喜东先生在好多年以前就曾在《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一文中，将这“五十天”的历史称为“一个被主流话语所刻意‘遗忘’的”历史。

    〔１８〕参见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惠庶昌整理的《刘少奇邓小平六七月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

    〔１９〕陈云峰主编：《当代青海简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版，
第１９５页。

    〔２０〕孙言诚在《青海“二·二三”事件》中将时间误为１９７９年３月。

    〔２１〕中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青海党史大事记》，１９９７年内部
发行版，第２５９页。

    〔２２〕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报：《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７卷。


    □　选自卜伟华博客

    
    
2007年10月4日初稿
2011年8月26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