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5）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四册（5）
    第二篇  文化大革命第一战役的伟大胜利
    第四章  一九六七年二月的反动逆流
    第五节  湖南省军区取缔“湘江风雷”
    本节资料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    了  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自一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
    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２〕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
    
    三、中央处理湖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广州军区：
    五月十一日晚，龙书金同志从广州打回电话，传达了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当即召集在家党委委员，首长和部门领导会议作了传达，十二日上午进行了研究讨论。
    大家认为，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是正确的诚恳的，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心。深深感到我们的思想弯子转的太慢了，对上面跟的不紧，思想上右倾保守，因此对军委命令很不理解，贯彻不力，口头上拥护，行动却很迟缓，前瞻后顾，举棋不定，工作越来越被动，处于忙乱和消极应付之中。广州军区首长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如不悬崖勒马，必将越陷越深，甚至陷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能自拔。大家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大破大立，改造思想，纠正错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任务。
    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加深对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解，加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用这个精神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正视错误，改正错误，下定决心，作好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与此同时，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亦相应地集中五至七天时间（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使部队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接受锻炼，正确对待来自社会上的各种思潮的冲击。
    二，纠正错误，作好工作。对于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在自上而下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向全省人民作公开检讨，真诚地欢迎广大革命群众的批评，吸取教训，作好工作。同时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我们坚定相信群众自己能够教育自己。
    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根据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革命群众，相信和依靠革命干部，以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的教导，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支持对了的要坚定信心作好工作。对其他各个群众组织，继续作好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影响较大的群众组织，要去掉旧框框，重新作全面地，历史地阶级分析，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孤立谁的阶级阵线，是左派就坚决支持。对于认错门，站错队的要坚决纠正，坚定支持左派，省军区原支持和依靠的"红联"，已不适应夺权需要，决定动员他们解散，对其中的各个组织，分别对待，是左派就支持。今后要重点帮助各战线各单位搞好自下而上的大联合，积极筹备各线代表会，为夺权作好准备。
    四，加强领导。已经组织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是适宜的。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搞好协作，根据当前出现的某些问题，我们商量决定发个联合声明，稳定人心，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在军队之间制造矛盾。同时，省军区也本着以我为主的精神，相应地加强领导力量，充实办公室，改进作风，改进方法，切实加强支左工作的领导。
    以上如有不妥，请指示。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一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手稿）    二    恩来、林彪〔２〕、中央碰头会阅发。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广东省军管会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三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五月十二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
    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
    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五月十一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２〕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1967.05.14； 中发［67］151号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需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一九六七年七月某日，周恩来等接见湖南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的谈话
    一开始，总理、伯达、康老就热情地、以非常关怀的口吻问了章、梁被斗被打的情况，章、梁简要地如实汇报。
    总理听了，面带笑容地问道：“怎么样？怕不怕？”
    章、梁说：“不怕”这对我们是一场考验。"
    在谈及军区的情况时，
    总理面对章伯森同志说：“你们湖南军区搞得好凶啊！”
    章没有完全明白问话的意思，便说：“怎么个凶法？”
    总理说：军区搞了四道防线，一道如何，二道如何，三道四道又是如何……。
    章、梁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便回答道：“不知道”。
    总理笑了，说：“你们不知道，反正我们知道了。”
    总理、伯达、康老把脸转向詹才芳同志，总理意味深长地说：“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文化大革命搞得很不好啊！”詹无言对答。
    总理接着问：“听说部队战士练刺杀时，把章伯森、梁春阳当靶子，大喊杀杀杀，杀死章伯森、杀死梁春阳，有这回事吧？”
    詹说：“有这样的事。”
    中央首长听了气愤地说：“你们这样做，让战士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章是紧挨总理坐的，梁则同杨成武戚本禹等同志靠得近。当总理询问章时，
    杨向梁春阳说：“公检法有多少人？”
    梁答：“有一千多人。”
    又问：“高司有多少人？”
    答“有两万左右。”
    杨紧接着问：“那工联有多少人？”
    梁答：“有一二十万人。”
    杨成武同志笑着说：“还是工联人多嘛！力量大嘛！”
    梁回答道：“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要挑起武斗……”
    后来，当谈话涉及到“章、梁后台”时，
    康老面朝着戚本禹同志，笑呵呵地说：“老戚呀，高司揪章伯森、梁春阳的后台，这个后台就是你，搞到你头上来啦！”
    戚本禹含笑说道：“揪就揪吧，斗就斗吧！”
    谈话中，总理告诉章、梁，说湖南军区的报告中说工联要搞掉章伯森和梁春阳。章、梁听了，啼笑皆非。
    会上，詹才芳汇报“工联要冲军区，夺军权。”
    梁立即向总理保证说：“我们革命造反派绝不会冲军区，绝不会夺军权！”
    总理听了，对章、梁、詹三人说：“造反派冲击一下军区，有什么了不起！”
    詹又汇报：长沙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宏强说：“军队不要支左了，让群众自己搞算了。”
    章向总理解释道：情况不是这样。据我了解，老张的意见是那时军队没有支持真正的左派，而是支持保守派，应该把部队调回来整训一下，再去执行支左任务：”
    总理听了，忙道：“情况是这样？那就把张宏强同志叫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七月十日二十一时总理、康生、杨成武、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首长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
    总理问龙书金同志的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又问：你不是在广州发了个电报吗？
    龙书金：我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发的。(指5.12检讨)
    总理：思想还比较开朗吆，以后，你怎么变了？
    龙书金：我没有变。
    总理：你变了。
    总理问谭文邦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支持“工联”的？
    (谭文邦正要回答问题时)
    戚本禹同志说：他比较支持“工联”。
    总理问黎原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对“工联”、“湘江风雷”了解一些？
    黎原：了解一些。
    总理问刘子云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又问了林国兴同志，说：老同志了！
    总理问崔琳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政治部副主任，你是“高司”观点吗？
    崔琳：不是。
    总理：你怎么不是？！
    总理问史健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俩(指与崔)都是政治部副主任！你俩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吧？
    史健：有的一致，有的不一致，基本上是一致的。
    总理问张广弼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反对“工联”，还是支持“工联”？
    张广弼：我们意见差不多，我们支持“高司”，对“工联”是从下而上的支持的。
    总理问田云、王恒一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问田云：你是“高司”观点？(田没有回答。)
    总理问王恒一：你们部队在那里？
    王恒一：在韶关。
    总理：你们是支工到湖南的？
    詹才芳：湖南部队少，从广东调去一些支左的。
    总理问刘顺文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章伯森同志请你找的，一找就找到了！
    刘顺文：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才找到。
    总理：我找他也打了好几次电话！
    总理问张弘强同志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才三十九岁，年青！
    接着，总理点到孙素洁同志的名字。卢润鲁答：派人找去了。
    总理问工作人员年龄、籍贯后说：你们是“高司”观点吗？(没人回答)
    总理：这次打个招呼，上次托黄永胜同志传达，要省军区、独立师、军分区的同志把不同的观点摆出来。你们开了几天会了？
    詹才芳：两天。
    总理：摆出些观点没有？军队同志观点要明确，叫你们来就是把观点摆出来，对立观点也要摆，要求你们摆出自己的观点。
    湖南的问题是比较大的，两大派的群众也比较多，有“高司”，有“工联”，还有“湘江风雷”，又恢复组织了。
    “湘江风雷”你们当时是怎么处理的？你们承认抓人抓多了，宣布为反动组织没有？
    龙书金：没有。
    史健：按中央“二·四批示”，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受蒙蔽的群众，实质上就是取缔了“湘江风雷”，成了非法组织了。
    总理：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现在在押多少？
    史健：四十六人。
    总理：全省？
    史健：是。
    总理：据说还有些“高司”的代表没来，经调查只有一个代表没来。
    史健：其他是工作人员。
    总理：代表都来了嘛！你们给他多挂一个车箱，不买票，这不合法，当然抛掉了。这是铁路局这么说的。
    田云：是买了票的。
    总理秘书：是买了票的，是军区帮助定的。
    总理：代表只一个没来，其实可以开会了，今天排不上，明天排一排。今天见见军队代表。章伯森、梁春阳我见过了，华国锋还未见。
    (这时孙素洁进来)
    总理问孙素洁年龄、籍贯、参军时间后说：你是“工联”观点吗？
    孙：我同情支持“工联”，但不完全是“工联”观点。
    总理：支持“工联”好嘛！你在军内是少数，在外面就是多数了，不要怕！
    你们开会要讨论的深刻一些。龙书金开始还比较好，我们收到了你们的电报，感到还比较明朗，为什么回去以后又变了？你们已经开了两天会，要把观点摆出来，尖锐对立也不要紧，不同观点不要紧。能不能明天把意见写出来？
    詹才方：写不出。
    总理：写个大纲给我，两种观点对立都可以写出来。
    有个XX团，支持“高司”观点的，使工作困难了，与“工联”、“六号门”对立，要调动一下。
    黎原：已经调换了！
    总理：明天你们讨论，几种观点，几个问题写出来，写个大纲给我。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
    〖时间：1967.7.12夜21：30至7.13凌晨2：30，地点：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的中央首长有：周总理、陈伯达、戚本禹等。三方代表：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高司派，军方代表。〗
    总理亲自主持湖南问题辩论会。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作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指示。我们把首长的指示摘要刊登如下：
    总理说：“中央找大家来，要解决湖南问题。”“中央现在要解决湖南的问题，湖南的问题解决得晚一点。”
    总理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湘江风雷》，关心革命造反派。总理很关心《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同志，一再询问他的情况。
    伯达同志说：“久闻大名”。并且对省公检法说：“叶卫东同志关了五个月不是造谣吧！”
    总理叫叶卫东同志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情况。叶卫东讲了两个小时。总理从未打断叶的发言，很注意听，不时记下要点。
    戚本禹：“公检法干尽坏事！”
    总理：“你们一方面是群众组织，一方面是专政机关，不象解放军。中央正在考虑你们的问题。”
    “公检法好象在检举。双重身份可危险罗！你少说点！我想听听别人的。你作为红联方面的第一个代表发言可不好。”
    总理与伯达同志相对面笑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总理又说：“当务之急是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刚开始搞。军队早就介入了地方，有的从左介入，有的从右介入，支左支得不准。湖南问题解决较晚一点。四月六日以后湘江风雷又起来了，是很自然的，并不奇怪，七、八月要解决几个省的问题。要立即制止武斗。”
    最后，总理指示：“每个地方来一两个人，各军分区也来一个人，要解决全省的问题。几件事：
    1、双方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不夺枪，不动员农民进城，制止武斗。江西比你们先进。井冈山在江西，可主席是出身在湖南罗！不要忘记了湖南是主席的故乡。湖南，江西是两兄弟，要互相学习。总不能湖南比江西落后，明天把你们达成的协议给我看看。（我方代表事先拟好的协议草案给总理，总理很高兴。）
    2、各地区把人找来。
    3、把情况调查清楚。
    4、军区负责人打电话通知人，可不能再扣留人。军区要好好坐下来检查错误。
    5、省委来的四个同志再找时间跟你们谈。”
    （摘自67.8.14《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华初谈“湘江风雷”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 地点：湖南剧院　　编者按：毛华初同志是毛主席的亲侄儿(毛泽民烈士之子)，是党的好干部。现任湖南省档案局副局长。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大批利、大斗争的关键时刻，毛华初同志站出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湖南革命造反派。　　“湘江风雷”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对当时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湘江风雷”的斗争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于是“二．四”批示后大肆抓捕“湘江风雷”成员，甚至其它组织的人员也抓。抓了多少?他们自己承抓了五千二百，这就够多了。哈尔滨的“荣复军”20万人，才只抓三个人。何况事实上并不止五千二呢!光是裕湘纱厂一千二百多人就抓了一百六十多个。按抓支队长以上的，就只应该抓十一个人嘛!有一位老工人，跟着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六十多岁退休回家了，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革命以后，老工人心想：“以前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现在快要死了，也还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一个什么组织呢?红卫兵?一想年纪太老了，戴起袖章在街上走，给人家看见了不好意思，选来选去，选中了“湘江风雷”。于是他和他的儿女、媳妇都加入了“湘江风雷”。“二．四”批示一下来，老人被逮捕，关了四天。城里抓了，乡里也要抓!老人抓了，小孩也要抓。农村一个生产队里，有一些人参加了“湘江风雷”，大家商议要选个队长，选谁呢?二月四日晚上开会，他们选了一个高小毕业生，十六岁的小会计当队长。大家认为他识字，当队长合适些。这个小会计，散会后，睡在床上当了六个钟头的队长，就糊里糊涂被逮捕，拿到大会上斗了一场。还有一些地方就抓得更多了。如自治州吉首镇，造反派仅一千多人就抓了五十几个。毛主席教导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样抓就没有政策界线了接着又来一个肃“流毒”，明显的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大肃造反派的造反精神，把造反派肃得灰溜溜的。这是什么政策界线呢?这是政治上的高压。为了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又压下去，长沙的宣传车不够就从湘潭调来。一天出动那么多宣传车，大肆作“肃流毒”的宣传。大力扶植保皇势力。利用造反派开门整风的机会，大整造反派，说造反派的大方向错定了，谁退出造反派组织谁就是革命行动。保皇派翻天大叫好得很。把“建湘”一千多人的造反派组织一下子搞得只剩一百七十多人，对所有厂矿的几十个造反派组织都用高压压下去了。长沙如此，湘潭、衡阳、常德等地都是如此。我们说，只有刘、邓反动路线的流毒，而没有什么“湘江风雷”的“流毒”。《人民日报》四月八日的社论一出，“高司”马上就说是一篇大毒草，而湖南的反动路线流毒这么深都不肃，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因为湖老谭搞假报告向中央文革谎报军情。说“湘江风雷”有枪枝，是假的，是展览馆的。说“矿冶”事件打死了六个人，姓氏名谁?住在哪里?家属是何人?交出来!可是至今还未交出。说“湘江风雷”搞经济主义用了二千四百多万元，实际上全湖南的文化革命费用，包括红卫兵串连用费在内，才一千七百多万元。到“二．四”批示前，“湘江风雷”只用了二万七千多元。同一时期内，“高司”用了二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学校内开支的费用。“湘江风雷”八十万人用二万七千元是经济主义，而“高司”一万多人却用了二万四千元，这又是什么主义呢?至于打、砸、抢、抄，我们不提倡，但“湘江风雷”当时打砸的也只是“长保军”、“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等保皇组织。“高司”当时也不例外，也参与了。特别是“二．四”批示后，包打包砸，“三联站’、“北航站”等外地组织就被他们砸了，还抓了二十多个人，这个大方向难道又是正确的吗?　　讲到株洲“湘江风雷”的罪状就更可笑了。说什么他们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已经联系好了。还说准备了许多个麻袋，装人往河里丢等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到井冈山的红卫兵很多，当地的粮食，蔬菜都供应不上，要湖南省委支持，省委没人管。株洲的“湘江风雷”知道后，马上答应援助。于是借了三干多个麻袋准备粮食、蔬菜，这是好事嘛!冒想到倒成了一条罪状。(按：“冒”湖南话，即没有的意思)　　再一方面，说组织不纯。当然，由于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某个基层内有一些不纯也是不奇怪的。但光凭这一点是不是就能全盘否定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呢?当然不能。在决策人里面，有很多干部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月逆流除了镇压“湘江风雷”还把别的40多个造反组织打成是没有“湘江风雷”的“湘江风雷”“流毒”，说是“湘江风雷”的外围组织。株洲“一．二七”造反组织在“二．四”前就退出了“湘江风雷”，但“二．四”后也被打成反动组织。常德有一个几万人的造反组织，也被打成反革命组织。
    “湘江风雷”的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应该搜集材料，上报中央，为“湘江风雷”彻底平反。这是不是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呢?不是的。因为湖老谭欺骗中央文革，骗取了“二．四”批示，我们应该造湖老谭的反。是他把矛头对准中央文革。至于有某些组织前一段所提出的不恰当的口号，已经改正了。我们相信中央会解决“湘江风雷”的问题的。
    （《风雷》工联湖南湘江风雷赴沪联合兵团、井冈山上海高校支湘联络站编印 1967.9）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黎原在长沙“工联”大会上的讲话
    黎原：湖南驻军第四十七军军长
    地点：长沙市工人文化宫
    同志们：
    让我代表四十七军的同志，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对四十七军的信任！（热烈鼓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长时间鼓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鼓掌），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鼓掌）。我代表我们四十七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我们全军同志，坚决支持你们！（群众长时间鼓掌，高呼坚决支持四十七军的支左立场！）我们今后要团结在一起，要战斗在一起！我们相信，我们军民一定将长沙、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群众高呼：打倒龙书金！）
    我们四十七军在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的支左任务中，也有很多缺点，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希望革命小将，多给我们提出意见。使我们在支左工作中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这是我代表全军对同志们的诚恳的要求。
    这次到京谈判，特别是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特别是工联代表对我们的信任，热烈欢迎我回到长沙（鼓掌）！首先恢复铁路运输（鼓掌），然后停止武斗（鼓掌）这个光荣的任务。今天同志们对我这么热烈的欢迎，我个人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愉快！我们今后要坚决地站在一起！（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坚决支持四十七军的正确立场！）
    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我觉得同志们很好，坚决拥护总理的指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这一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群众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鼓掌）。这就说明我们的大方向，对主席指示的认真执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当然，我可以理解，同志们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群众高呼：打倒龙、刘、崔！消灭红色怒火！消灭高司武工队！）受了一些委曲。但是同志们照顾大局，照顾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照顾到全国，照顾到援越抗美，照顾到战备，照顾到生产，同志们可以受些委曲。这一点，我感到工人同志们的风格高，姿态高，我们解放军应该向你们学习！（鼓掌高呼：向解放军学习！）
    同志们刚才提了一些意见，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满足你们的要求，一定保证安全（热烈鼓掌），那里需要部队，只要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定派部队（长时间热烈鼓掌）。(28)
    关于军管的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我们可以研究一下（鼓掌），因为我刚下飞机，就来开会了，情况我不大了解，如果是需要军管的，我们也保证达到同志们的要求（热烈鼓掌）。总之，要急左派之所需，就是你们提出来的，只要我们四十七军能够作到的，我们一定要答复同志们的要求（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鼓掌），一定满足同志们的要求。这一点，请同志们放心！（鼓掌）
    今天关于铁路恢复运输，只是一个开始。现在根据总理指示，中央谈判的精神，首先要停止武斗。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我们四十七军也是责无旁贷的，也是应该挺身而出的。武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我们不要上这个当，死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第二步的工作，我们要很快地进行，我们人民解放军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职责，特别是一月二十三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要我们支左，要我们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热烈鼓掌）。
    当前我们四十七军的任务，第二步任务，就是要协助我们革命造反派，我们革命的左派，制止武斗，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昨天总理交给我们这个任务，两团今天的谈判，也是这个问题，谈停止武斗，要达成协议。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鼓掌）；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总理办公室应该执行好。我的话讲完了。（群众欢呼，热烈鼓掌，高呼打倒龙书金……）
    让我们高呼几个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热烈的掌声中欢送黎军长到火车北站）
    （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戚本禹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零时五十四分至一时三十五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的谈话纪要：
    (总理问王恒一同志关于铁路夺枪情况)
    王答：“工联”派抓走了部队十一人，夺去十二支枪。
    (中间总理联络员李彩五同志插进来汇报“高司”因有叶冬初在，拒绝总理接见)。
    总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接见为何不来？叶卫东是毛主席请来的，看！你们把这个组织惯成什么样子了，如不来是对抗最高指示。(戚本禹：如不来，要在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中公布)。李彩五、万达同志打电话批评教育，做工作。
    总理继续谈铁路问题说：这样违抗中央精神，铁路断了不好。(这时万达同志打完电话回来。)“高司”代表来不来？(万达：学生年青，我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来。)就是那天我对“公检法”批评了几句，(戚本禹说：我讲的。)我先讲的，你讲的更重些。他们(公检法)捣乱，可学生我一句也未批评啊！说我有倾向性，我是有倾向性，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是有倾向性。
    别的省，军队很快的明朗化了，为什么湖南这么久不明朗，詹才芳同志你来多久了？(詹答：一个月了。黄永胜答：我们开了几次会统一认识。)
    总理：也要做做群众工作。
    黄永胜：我们先把部队干部思想工作做好，再去做两方面的工作。
    王恒一同志继续汇报：抓我们十一人是否让他们放出来？
    总理：这不是十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铁路问题，我们大家一起解决铁路问题，解放军战士他总不敢怎样，不只是你们十一个人十二枝枪问题，两派要表现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江西现受考验。河南宣布取缔“二七公社”，湖北取缔工总是错误的。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要痛痛快快的。山东省有三条经验，你们看了吧！早检查比晚检查好，高姿态此低姿态好，公开检查比躲躲闪闪好。即使是方向路线错误，也和刘、邓不同。如是方向路线错误就承认，要自觉，反正是支左中的错误，伟大领袖毛主席信任你们，将“三支”“两军”任务交给你们，所以下了“八条”，拥军。但军队没有经验，特别高级领导机关，接触群众少，支错了，全国二十八个省多多少少都有错误，军队与地方不同，摸不清楚，解散一些组织，抓些人，压了小将，所以又来了“十条”，爱民。受压的小将起哄了，有的抓人，抓谭式人物，你们湖南是湖老谭。六月又把这平衡一下，搞了“六·六通令”，想把武斗停下来。问题就是要反复，文化革命一年了，前半年是执行反动路线问题。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章、梁答：赞成。)赵永夫就是一个嘛。安徽打得凶，安庆分区开了枪，参谋长看不惯，打来电报。还是有看不惯的嘛。但绝大多数未开枪。军队错了就改，会得到人民拥护的。“湘江风雷”问题中央给你们分担责任的。
    戚本禹：“二·四批示”要研究。
    总理：我们要三相信，三依靠，相信依靠群众大多数，相信依靠解放军，相信依靠干部大多数。对部队要进行教育。湖南原排在后面，我们腾不出手来，现在非抓不行。
    黄永胜：我们想帮中央做点工作。
    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做了不少工作。
    华国锋建议：军队开会，我们参加。
    总理：军队还是先自己开。全国刘、邓，中南陶、王，湖南还有个王，要大批判，要推动革命小将在毛主席旗帜下，在大方向一致下站到一起嘛！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军区责任很重，也麻烦，我们不为个人，为党的利益，这么一想个人受点批评就觉得没有什么了。黄永胜同志不是想通了？武汉武老谭还有个名称叫陈大麻子，小将口号这么提，我还要打倒呢！要懂得小将受了压抑，矛头不那么准的，首先看造反精神，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性是第一位，然后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有革命精神才能前进，当然革命要讲政策，咱们回忆年青当红军时，抗日时，那时思想那有现在的小将水平高？现在是毛泽东时代，但究竟还是小将，何需责备青年？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许多问题要客观调查清楚再处理，我们处在领导地位，每件事需要冷静考虑，就不犯片面性了。我们都在向群众学习，军队过去有丰功伟绩，在这方面军队要谦虚些，江青同志讲了要为人民立新功。要往前看。不管那方面抢的枪都要交还，铁路中断影响各个方面，希望军队和省的领导同志，想通这个问题，总不能把群众推在外面，一个工厂为何两派？主要是领导的问题。湖南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有可能，军队站出来推动，两方达成协议，在这方面就一致了。我们一道推动，包括章、梁、华、万同志都参加，尽管有的问题会影响全省，解决好可转过来的。
    黄永胜：抢枪的事双方肯定都有。
    总理：学习江西嘛！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七月二十日凌晨二时十分至二时五十分，总理、戚本禹、黄永胜等同志接见了湖南全体代表。
    (总理走入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现在请你们来，主要是解决铁路夺枪的问题。两方谁的责任，我们搞不清，军区也搞不清。我们在这里解决，也不一定解决的好，谁先发言。
    占先礼：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违反中央指示，在裕湘纱厂殴打农民；占领邮电大楼，中断通讯；“工联”召开控诉军区大会，大搞游行；赶走河东高等学校学生。
    总理：铁路夺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
    占先礼：因邮电大楼被“工联”占领了，所以我们今天(十九号)联系不上。
    刘国辉(真理军)：我们听了交通这样中断非常痛心，我们情况不明，这应记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章伯森、梁春阳的身上。
    总理：不要戴帽子。
    刘国辉：他们有个代表前几天回去了。
    总理：叫什么名字？
    刘答：谢若冰，这几天长沙发生了一系列问题，与她有关系。
    戚本禹：是不是回去了？(“工联”答：回去了)代表回去为什么不经过我们？以后回去要经过联络员同意。
    “工联”胡勇：十七号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二百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工联”派十一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三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我们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打了一夜。南郊冻肉厂有八个工厂停工；十八号下午“高司武工队”，来四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十三支步枪。火车不通的问题，今天晚上九点钟(十九号)我们才知道。
    总理：今天抢部队的枪，占领邮电大楼有没有这回事？
    工联：有这回事。
    占先礼：“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造反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抓走了七个人。
    总理：铁路上你们哪边人多？
    工联：南站、北站我们人多，东站、铁路局他们人多。
    总理：双方对立起来很难解决问题。我问你，铁路是军管的，铁路上的群众都是阶级兄弟，双方都应该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铁路是全国性的，你停了，国内国际运输也断了。军管后，双方不介入行吗？(答：行)。电讯大楼也要军管起来，不搞对立，行吗？(高司：坚决拥护总理指示。)
    (“工联”申述了他们占领邮电大楼的原因。)
    总理：你们双方对四十七军好些，四十七军的同志跑一次赞不赞成？(双方答：赞成！总理把黎原同志叫到前面坐，双方代表鼓掌)，大家拥护你，支持你，你就代表人民利益，请你跑一趟。你们长沙有多少部队(黎答：×个团)，现在X个团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
    现在是二十日，搞一架飞机，送黎军长回去，双方各派一名代表。铁道部派一人。铁路是国家的命脉，不能中断。
    高司：他们抓我们九十七人今天还未放。
    总理：他们证明是回家了，不愿来。去时把曾干农接来，谢若冰也接来。
双方不介入，铁路不串连，停止夺枪，马上恢复交通。人民大会堂也两派在一房服务，并不吵架。我们要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全国有刘、邓，中南有陶、王，湖南也有嘛！如王延春两边都不要，除王延春，还有人嘛！中断交通，损失多大！主席讲我们是越南可靠的大后方，铁路不应中断。一去马上就要恢复交通。我们中断交通，关系到国际影响嘛！不管哪一派，你们自己去调查，到底枪是被谁抢走了。你们要争当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光明磊落，不要学彭真、罗瑞卿搞两面派。青年人要光明磊落，干革命，要说真话，你们是年青小将，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如果说假话，造谣言，耍阴谋，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枪谁抢的？在什么地方抢的？放第二步解决，首先是不介入铁路。为人民利益，铁路不能再武斗了，不能再抢枪了。这是考验你们，看那派作的好。
    对铁路两派不要介入，不要夺枪，铁路本身不武斗。恢复交通。
    岳阳到衡阳、郴州这条线由部队管起来，邮电大楼，公用企业军管起来，军队绝对不介入你们两派武斗。
    许多部队劝架受了伤，也是光荣的，会感动群众。
    你们双方各派三人，今天去，搞好，后天就回来。把曾干农、谢若冰也带回来，行吗？
    (答：行！)
    第二件事，请双方像河南、江西一样，派也代表协商，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农民进城，今天二十号，下午会谈，希望有好消息。江西搞了“八条”，广西搞了“十条”，你们是主席故乡，不能落后，搞成协议就可以一起干革命了。
    其它情况不谈了。下次再谈。
    戚本禹：铁路的问题是那个组织搞的，要发个通报。
    总理：各专区代表是否到了？
    工联：交通断了，“高司”派把他们都赶出来了。
    总理：你们的人不是都到北京吗？不能搞一派天下，一派天下不行嘛，就是要几种观点来比较。
    工联：“高司”就只准有一派。
    总理：你有些书生气，你是学生吗？我刚跟你讲了，就是要到北京解决嘛。
    (“高司”汇报了大托公社大托大队“工联”“破坏”生产的情况，一生产队的社员来到了北京，要求总理接见一次。)
    总理：(重复了一遍今晚所要解决的是铁路、夺枪、武斗问题。对单独接见未表态)。
    (最后宣布散会。)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谈话纪要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五分至五时十分总理、戚本禹、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接见湖南代表。
    (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进入会场，全体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祝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身体健康！)
    总理：祝你们健康！
    现在我首先问一个问题。请黎原同志坐前边来！这次黎原同志回去顺利又不顺利！我们得到一个消息，马坡岭有个国家军火仓库，说有人去抢，到底是那一派的？现在不清楚。“工联”我们很相信了，你们知道是那一派？
    工联：不知道。
    总理：军区认为是“工联”派。我们接到总参作战部转广州军区的报告，二十六号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去，已经拿走三卡车东西。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组织参加了？
    工联派：我们到不了城外，设的有卡子。“工联”不会这样做。
    总理：其他组织怎样？
    工联派：不清楚。
    红联派：都是与“工联”接近的组织“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搞的，是章伯森、梁春阳挑起的。
    总理：“红联”有没有抢军火？
    红联派：没有。
    总理：“红色怒火”与你们接近，他们乱抢嘛！
    红联派：“红色怒火”与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联系。“工联”都说我们与“红色怒火”搞在一块，不是这样，是他们被打的跑到我们那里去避难。
    佘定成：“红色怒火”就住在我们学校，不是什么避难。
    总理：你们“高司”马坡岭没人去吗？你们打电话能问问吗？
    红联派：可以问一问。
    工联派：马坡岭附近有个农学院。
    总理：程元公同志，要农学院电话。
    如果两派都不承认，我们派军用直升飞机去，如果和两派都没有关系，那就是乌合之众，假借你们的名义。我们派军队去，不能开枪就捉他几个，好不好？(众：可以！)你们不是有了协议吗？写了协议又去破坏。你们不能这样搞法，臂章也没有，番号也没有。你们应该光明磊落，如果抢枪真是为了自卫，提出来可以考虑嘛！你们这样搞乱了。军队又不能开枪，你们不是欺侮军队吗？你们还承认最高司令部吗？你们看看，尽管武汉这样，独立师的参加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就是“百万雄师”，“三新”就是“三新”，“三钢”就是“三钢”。现在搞的长沙连武汉都赶不上，连臂章都没有。为什么长沙搞成这个样子呢？中苏大厦问题就是化装的“六号门”，现在又化装夺枪，这完全不是堂堂地搞革命。“百万雄师”犯了错误，但他也有臂章。长沙到底是那里搞的，黎军长也搞不清。你们愿意这样继续下去吗！不是你们的人，你们要发表声明。
    “红联”代表那些组织？
    占先礼：“红联”有“高司”……。
    总理：你是占先礼？你能负全责？你说话要作数！
    (总理问了“省委机关筹委”、省市“公检法”有多少人，负责人是谁。并接一次电话)
    总理：“高司”实际多少人？
    占先礼：两万多。
    总理：“高司”红卫兵有多少？
    占先礼：一万二千多。
    总理：与红卫兵相同观点的有多少？有没有袖章？也是红卫兵？
    占先礼：加上相同观点的有两万多，有的有袖章，有的有证明。
    佘定成：他们没那么多人，实际上内部有不同意的，因压力很大不敢讲。他们(指相同观点的)没袖章，有胸章，是秘密的，在渡河时用。
    总理：你们贫下中农是怎样组织的？湘南这么大也管得了？
    (贫下中农造反军的代表，说明了这个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各地农民如何迫切加入这个组织。现在长沙地区的四个组织，已组成农代会筹备会，参加的有六十九万四千人。并说明他对这个组织可以负责。)
    工联派农民：农代会我了解，是武装部的御用组织，到处对“工联”造谣！
    总理：我正是因为它通过武装部组织的，所以才让他负责。你(指“红联”派农民)说了话要算数！
    (当总理问到广播电台“红联”派有多少人，谁负责，以及警卫部队情况时。电台“红联”派反映“工联”冲击了电台)
    工联派：不是我们冲电台。他们筹委会是反革命的假夺权。
    总理：谈最近的。
    工联派：我不晓得。
    总理：夺权的问题，如果错了，可以改变。夺枪，就会发生连锁反映，造成无政府状态，对长沙有什么好处？军区瘫痪了，湖南军区没信用了，你们能把长沙治安维持好？
    红联派：他们成立了治安指挥部。
    总理：能维持了？
    工联派：公安局的人已经跑了，流氓阿飞放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成立的治安指挥部。
    总理：你们能制止已经发展起来的武斗？
    工联派：“公检法”都把犯人放了，他们的口号是放弃工作，保存实力。
    总理：你们能维持治安？
    工联派：与四十七军合在一起能维持治安。
    总理：是啊！没有军队你们怎么能维持！
    工联派：当时我们捉的流氓阿飞那里也不收，才搞的治安指挥部。
    总理：那时有点作用！当前武斗大发展了，你们治安不能维持了，只能自卫。
    (刘秀英说明“高司”与“红色怒火”有关，同时又肯定邮局的枪是“工联”夺的，并且说明“工联”如何说她是陶、张的黑线人物)
    (戚本禹与总理耳语后)
    总理：我问电台的事。
    (电台“红联”派反映广播电台告急，并说“工联”派从六月底就成立了电台专案组，就想冲击了。“工联”派说明这是诬蔑，成立电台专案组，是搞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是冲击)。
    总理：你们要去冲击，就是要把那个连交械，不解除军队武装能冲进去吗？
    工联派：我们没冲，我们不会夺枪，可以通过合法手续。
    总理：不要辩论，这件事好办，叫中央广播电台打电话查一下。联络员同志打个电话。现在到处抢枪，这是当前要解决的。
    (总理问“红联”所属组织“市委机关筹委”，“真理军”，“革命造反军”，以及“洪流”的组织情况。并去接一次电话。问到“洪流”时)
    总理：你们是按贫下中农协会，还是单独组织的？
    洪流：是单独组织的。长沙地区有四个组织合在一起了，共六十九万人。
    总理：怎么有六十九万人？你们说法不一致，不是说独立的吗？你们合在一起也没有这么多人？有六十九万吗？
    洪流：合在一起，统一喊做农代会。
    总理：我知道。怎么有六十九万人？可能把小孩子也算在一起了，是号称吧！你们进城 搞武斗的，你能负责吗？
    洪流：我能负责。凡参加农代会的，没有一个搞武斗的。
    总理：你们(指“红联”)不承认与“红色怒火”有联系。“红色怒火”有人来吗？
    工联派：“红色怒火”特务连连长在北京，住在西苑旅社，叫王克俭。
    总理：啊！特务连连长！联络员同志，派车把他接来。
    占先礼：“红色怒火”情况我不清楚。中央要“红色怒火”的人，让“红色怒火”自己派人来。
    (总理派人去找王克俭。)
    总理：是跨行业的？
    工联派：是。
    总理：是专搞打砸抢的？“红色怒火”的基本力量是什么？
    工联派：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
    总理：不是取缔了吗？
    占先礼：报告总理，这个情况我给你说……。
    总理：你不是不晓得吗？这个人怪得很！我搞调查，你又来插嘴，你这个人不是怪事！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我们不是取缔了吗？是谁组织的？有高干子弟，可能和“联动”差不多？
    工联派：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
    总理：噢！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的！
    (刘秀英一方面说明“红色怒火”与“高司”有关系，同时又说明“红色怒火”都是青年人，没什么政治目的，是打抱不平的，是专打“青年近卫军”的，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
    工联派：“红色怒火”是李副司令的儿子李政、刘子云的女儿最初建立的。他们因为“红色政权保卫军”被解散，有满腔的怒火，所以才叫“红色怒火”！
    (工联派谈了“红色怒火”的四点纲领后，总理问了“红色怒火”的人数和武装情况。)
    总理：你们这边(指工联派)。“工联”是比较统一的。(总理问了“工联”人数，所在地区和一般情况)
    总理：“长沙工人”是独立的？为什么单独组织？
    工联：他们是区级工厂组织的。
    总理：“长沙工人”的代表为什么没来？
    工联：被抓去了。
    总理：你们(指“红联”)为什么抓了他们？是黎军长带去的。刚才说黎军长顺利又不顺利，这个就是不顺利，你们拆他的台！这不好，为什么要这样做？
    红联派：我们打了三次电话，要他们一定放人。
    戚本禹：谢若冰被打死了没有？
    (“工联”派的黄振东说了“洪流”拦车抓人过程)
    总理：“洪流”的？是你们(指“红联”)的？你们说不搞武斗，怎么拦了汽车？要劝他们放人。
    红联派：“七·七”事件打死了我们的人。
    总理：这是黎军长带去的，应分开。
    红联派：我们抓的，打回电话去，可以放人。但是谢若冰回去后，军区、电台、公检法抢的净光净光的。
    总理：谢若冰回去没给我们打个招呼。这个女学生是很能干的。
    红联派：武斗是“工联”挑起的。
    总理：她不是“工联”的，她是学校的，年青能干。她回去是想把组织发展一下，年青人总是想搞出点成绩来。不管怎样，代表被扣被打总不对吧！我委托你们把谢若冰、张楚楩五人放出来。你们既然听中央的，听总理的，我委托你们打电话回去，把这五个人立即放出来，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
    你们(指“红联”派)这边，还有几个没有来？
    红联派：我们的九十七人都没放。
    总理：放出一部分来了。你们(指“红联”派)无论如何要把扣的人送到飞机场，我们去接。你们九十多人可能一部分没放。
    工联派：我们有缺点错误。九十七人中有些是保守组织的头面人物，一部分洗手不干了，和“工联”合作很好，有的怕出来安全没保证，不敢回去。
    (“红联”派反映九十多人中八十五人没放，有的在“工联”的工厂中挨打受折磨)。
    总理：那有那么多！可能有的不愿出来。你们“工联”再打电话回去问问多少人没放出来？你们扣那节车，本来可以不干的，广州批了么！造反派么！左派么！应有宽大的胸怀，告诉“工联”，气量要大些，不要搞小动作。搞了点材料是吗？你让他搞黑材料！带到北京也不怕他！现在要大批判，要搞，搞刘少奇的，他有一本书就够批判的了。以后别干这些事！
    (刘秀英、“红联”派的想发言，都被总理打断。并继续问“工联”派组织的情况。其中 问到能与“工联”配合行动吗？“长沙工人”答：有些一致，有些不一致；“红色新闻兵”答：能一致；“永向东”答：可以配合行动；“省直红勤站”答：观点一致，能配合行动。)
    总理：佘定成你们夺枪了吗？
    佘：我们是“高司”杀出来的，我们连自己也保不住，我们不会抢枪。(总理还问了他们组织的情况。)
    (总理问完“八·一九造反有理军”和市公安局“誓卫东”组织情况后)
    公检法：他们(指“誓卫东”)不但夺枪，而且把档案柜也打开了。
    总理：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誓卫东”揭露“公检法”在这方面是耍了阴谋。用枪引诱一些组织去冲档案室。)
    总理：“农联”的，你们多少人？
    农联：五万多。
    总理：是按贫下中农组织，还是分开的？
    农联：是分开的，是从基层联合起来的。
    总理：你们这部分能保证不动员农民进城，不破坏交通吗？
    农联：我们保证不搞武斗。
    (“红联”农民代表借机攻击“农联”，说他们利用上山下乡青年不安心农村，挑动进城。“农联”有力的驳了回去)
    总理：“湘江风雷”恢复起来有多少人？
    叶卫东：有一万多。
    总理：主要在那些地方？
    叶卫东：株洲、湘潭、郴州都有。
    红联派：吉首、零陵也有了。
    叶卫东：你比我更知道？！
    总理：“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吆！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吆！你们看，现在就是对武汉“百万雄师”，我们也没有说要取消它的组织。他们炮打中央代表团，中央文革，炮打毛主席司令部，直接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现在都没有宣布解散他们嘛！
    戚本禹：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
    总理：那当然，我只是说一下。他们过去压制你(指叶卫东)，你们是造反组织，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犯了那样大的错误的“百万雄师”还要分别对待，我们对群众和坏头头是分开的，何况你们“湘江风雷”！你们现在和“工联”行动一致，还是不完全一致？
    叶卫东：基本上一致，不完全一致。
    总理：不完全一致！你们是造反派，应该说清这一点，“工联”的同志就跟黎原同志讲过，他们都是不赞成夺枪的。但是，有些组织认为，你们军队有枪也不用。军队有“几不”嘛！不动气，很难做到了，不动口，不动手，不开枪，后两条就得保证了。他认为军队不动手，不开枪，拿着枪也没有用，借给我们保卫保卫吧！这当然也有一点道理。但是，也不好。有了枪，就要开枪死人，所以都不能抢枪。这是群众组织，如果有人冒充“湘江风雷”，冒充“高司”派，这样把枪落在谁手里？武汉这样乱，也没放枪，敢于承认目已，长沙就难辨别了！这不好。章伯森同志，你们在那里时有这个风吗？
    章伯森：没有，我们六月就来了。
    总理：这个风恐怕是从江西传去的。
    (章伯森同志反映了全省各地召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高司”派人去做报告，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以后发生农民进城和造反派被赶出当地的情况。“工联”派又反映了造反派被围在洞庭湖四天四夜的情况)
    占先礼：章伯森说“高司”下乡，我们没有。当着总理的面撒谎！“六·六”以后，我们被逼有的跑到湘潭，有的跑到广州。
    (“工联”派农民举了“高司”到他们公社去的例子，有力地驳斥了占先礼。“红联”派农民进行反驳。“工联”派举了“高司”到常德的例子驳斥了占先礼。)
    总理：不要详细谈了！
    你们有几个组织是不是把军区司令部占了？
    叶卫东：不是我们，是不明身份的人去的。
    总理：龙书金同志，你们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
    龙书金：我们有个报告，冲军区的有“工联”、“永向东”、“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六号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韶山公社”、“红工会”、“长沙工人”……以及外地来长沙的。
    总理：冲军区的多少人？
    龙答：五千多人。
    总理：现在还在吗？
    龙答：还有二、三百多人。
    总理：军区档案被拿走了吗？
    龙答：有的被拿走了，正在查。
    总理：密码拿走了吗？
    龙答：拿走了一组。
    总理：所有的地方都进去人了吗？
    龙答：都进去了，宿舍都冲进去了。
    总理：你们没武装？
    龙答：有，统统被夺走了。
    总理：你们不能守一下？
    龙答：不能还手。
    总理：江西也没开枪守住了。
    龙：他们有些是从后墙来的。
    总理：你们军区大院有多少人？
    龙：一千人，连家属小孩。
    孙素洁：我们来时已经驻了五个连，决不止一千多人。
    总理：是独立师的？
    孙素洁：是。我们是有布置的，战士都分片保卫那些房间。我们军区大院绝不止一千人。
    龙：我说的是机关。那样的话就一千多了。
    总理：人呢？
    龙：人没走。
    总理：有五个连？
    龙：没有，只有两个连。
    总理：那么没用！两个连连密码都保不住！
    龙：把我们的人打伤了。
    总理：家里没有负责的？
    龙：有好几个副司令员。
    总理：没有管事啰！
    叶卫东：抢枪的不是我们,这是龙书金的阴谋.军区那么多人,我们每次游行在门口都有四、五十人，这次冲为什么那么容易？这是变相的发枪。到现在大街上还贴大字报说我是反动头目。
    总理：给他抹掉!
    戚本禹：不管他那一套！
    工联派：龙书金很毒辣！刚才把造反派的名都点了。现在长沙街上有很多小孩子背着枪，这是那个组织的？！我们没有抢枪。
    孙素洁：军区二十一天以前的情况我知道，警卫是森严的。“六·六”以前就准备了石头、木棒、铁棍……什么都有。这不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我已向中央写了信。我们的一个宿舍，不到二百人，派了六十多个战士。并且还砌了墙，准备了吃的。球场、俱乐部、大礼堂驻的都有部队。五个连分三片，统一指挥是刘子云和芦副政委。这样的布置，进来几千人是可以努力守住的。我们军区的东西早就转移了。
    总理：龙书金同志，你们军区的东西转移了？
    龙：没有。
    总理：一点都没有？
    龙：没有！
    总理：真话！查出来怎么办？
    龙：查出来受处分。
    总理：为什么我们这里得到了这个消息？
    龙：四楼是保密楼，“红旗军”那时打上去了，这次调两个连进去，……另外调一个连驻招待所。
    总理：以前一点准备也没有？
    龙：有点，我们的楼是半边的，“六·六”以后，后边修了一个墙。
    孙素洁：军区是做了准备的，……。
    龙：准备了点沙包，因为楼板是木头的，怕和中阿友好馆一样，一放火就烧了。
    总理：你们大楼一天就冲进去了！这还行？
    龙：……。
    总理：你再假设干什么？大楼那天冲的？
    龙：前天。
    总理：什么时候去的？
    龙：下午六点。
    总理：当晚就丢掉了，你这个司令员！我看不像个司令员！
    龙：他们带着木棒子……。
    总理：现在在里边的人能劝走吗？
    龙：我们打电话回去。
    总理：是不是你们有点像张平化、王延春的逃跑主义？
    龙：没跑！
    总理：你怎么知道？
    龙：来电话说的。
    总理：电话上也可以骗你嘛！
    龙：有的保密柜被砸开了。
    总理：密码拿到那去了？
    龙：不清楚！
    总理：黎军长你到军区没有？听到一点情况没有？
    黎：没有。这是在我们离开长沙后发生的。(孙素洁想发言，被总理打断)。
    工联派：刚才给家里打了电话，很奇怪，军区防守很周密，怎么一下子丢了？军区过去有准备，为什么突然变了，军区守卫不带枪，二十五号冲进去了，里边有很多孩子。附近的造反派用喇叭广播，说明这里有阴谋，不能进。马坡岭，我们哪个组织也没去，据了解是“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的。现在形势很紧张。
    总理：到底是军区引进的，还是你们(指“红联”派)进的？
    红联派：不是我们。
    (“工联”的同志揭露这次军区问题是刘子云回湖南一趟搞的鬼，是放长线钓大鱼)
    总理：如果说是军区自己搞的，你们要拿出证明。现在还有二、三百人是什么人？在里边干什么？
    (“工联”派揭露把流氓阿飞放出来，是刘子云的鬼。“工联”派农民揭露武装部把枪发给“红联”派。)
    总理：不要说具体的了。你们(指“红联”派)有什么证明？
    红联派：不是我们(指冲军区)。
    总理：你们保证？这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林国兴同志你知道这个问题吗？
    林：我不清楚！
    总理：你没接电话，谭文邦同志你怎么看法？
    谭：今天开了一天会，不了解。
    总理：就是龙书金一个人接电话了。詹才芳同志知道吗？
    詹：不知道。
    总理：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不知道，真奇怪！
    唐俊光：长沙形势很严重，请中央去调查。
    总理：“红色怒火”的找来了吗？(王克俭站起来)你是“红色怒火”的？(之后，总理问了“红色怒火”的一般情况及成立和发展情况，并问了与“高司”有没有联系，干了些什么，还问了他们参加“六·六”武斗的情况，王克俭说明与“高司”有联系。其它问题也一一做了回答)。
    总理：“工联”抗暴制止武斗指挥部是你们的？
    工联：有两个。
    总理：怎么不同？
    工联：北区有一个。
    总理：你们都有人？
    工联：不是。我们开始成立的是治安指挥部，有三十多个组织，后来有六十二个组织。“工联”是其中的一个。
    总理：“工联”有没有抗暴指挥部？
    工联：没有，有个抗暴兵团。
    总理：“六号门”有没有人来？
    工联：它是“工联”的一个组织。
    总理：在“工联”之下的？“青年近卫军”呢？
    工联：不属于“工联”，参加了制止武斗指挥部。
    总理：“红旗军”呢？
    工联：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恢复，最近有了。
    总理：你们与这些组织在行动上是完全配合，还是不完全配合？
    工联：不完全。
    总理：医学院一直围在那里，你们是不是有权劝阻？
    工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不是权力机关。医学院的事情发生后，我们才知道。……。
    总理：现在包围的情况怎样，是不是“工联”包围的？
    工联派：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以后劝退了。
    总理：现在是那些组织？
    工联派：是其他的一些组织。
    总理：已经六天了，断了水、电，你们不劝他们退出，里面的就要铤而走险。你们怎么不打电话？
    工联：不但打了电话，而且与四十七军一块去做了工作。对他们说不通。
    总理：我看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北京的组织达成协议，双方代表签字，大家共同保证，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完全有诚意，但“高司”不是这样。“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对抗。还有“专揪戚本禹战斗队”……。
    总理：专揪戚本禹？！
    (“工联”派那位同志念传单)
    总理：把传单给我。(总理接过传单看)
    佘定成：湘潭军分区杨副司令员说向“百万雄师”学习。
    工联派农民：湘潭军分区说“七·一三通知”对我们(指湘潭)是无效的。
    总理：确实是他们干的(指传单)，是反动的！你们能不能达成协议？
    工联派：我们一定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办事。“六·八通令”直接对抗中央，把“工联”、“永向东”……这些组织说成是非法组织，河西有自卫警备区司令部，他们完全不管。如果“六·八通令”不取消，协议达不成。
    总理：“六·八通令”是什么内容？把它拿来。他说你们非法，我们中央说你合法嘛！协议前什么怪事情都有的，如果协议前和协议后都一样，还要协议干什么？不要再说了。
    工联：我们坚决贯彻。
    总理：那我就问他们。
    高司：医学院还被包围住。
    总理：外边多少人？什么人？
    高司：有“工联”，有“红旗军”。现在只剩五楼，已经断水……。
    总理：“工联”造反组织别搞这个名堂，是不是控制不了了？
    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总理：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我现在问你们(指“红联”)对协议是什么态度？(众答：坚决拥护)你们现在还有争论，就是第五条“已建立的群众性武斗组织和制止武斗组织一律撤消”这一句，你们要把“制止”二字打上括号。已经建立的武斗组织要取消，双方进行协议，把对方名字打上括号干什么？
    红联派：制止武斗指挥部是指挥武斗的。
    总理：你管那个干什么？！名称就是个名称嘛！
    红联派：制止武斗是好事情，是不能取消的。所以要打括号。
    总理：制止就有参加的意思，不要咬文嚼字。
    (“工联”派想发言谈岳阳问题)
    总理：又是这样，我解决这个问题。不光是你们省的，还有别的省，那有那么多时间！这个字别搞了，没意思了，以后不取消再说嘛！
    你们同意了，联络员作证，章伯森同志，华国锋同志，万达同志，四十七军同志做工作。你们签个字好不好？你们双方既然信任他们，他们也签个字。今天下午就搞这个。
    你们十九号晚上达成了协议，双方派代表与黎原同志、铁道部的同志去解决铁路问题，交通解决了，又出现新的问题了。为什么黎原同志的汽车在你们(指“红联”)的地区也通不过了？这就不对嘛！这就输了理了嘛！你们现在承认打电话回去，无论如何要放人，不然不好说话嘛！
    我现在再委托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工联”、“红联”各推十个人，把主要组织都包括进去，搞调查。到军区院内看看，二、三百人是怎么回事？医学院是怎么回事？
    刘秀英：总理，我要求回去。同时我希望协议上再加一条，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整风。
    总理：整风当然好了，再加的话以后说。你们加好了，不加也不勉强。
    首先到医学院看看，到底外面包围的是那个组织，是那方面的人那方面劝他们撤走；如果两方都不是，大家都劝好不好？(众：好！)
    第二件，到医学院后，再到军区大院看看，二、三百人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工联”方面的，“工联”劝他们走，“红联”的，“红联”劝他们走，如果双方都不是，共同劝说。密码到那去了？要找到，总能找到个线索的。也可能你们到了，他们走了，走了也好。人撤走后，军区要自己负责，你们军区司令部不能随便再丢了！黎原同志马上通知郑波同志，你们也马上打电话告诉家里，马上把代表派出来。
    第三件，对武器，许多地方都夺了武器，有些承认，有些不承认。我们现在来个号召，不管是那方面的武器，都要封存起来。现在不要马上交回，马上交回他不干，他说我要自卫。双方封存起来，不能乱用，乱放枪。
    四十七军调部队来维持长沙的秩序。你俩要尊重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这是最高统帅批准的。现在由四十七军来负担整个湖南文化大革命的责任，你们信任不信任？(众答：信任！)章伯森同志，你信任不信任？(章答：信任！)梁春阳同志，信任不信任？(梁答：信任！)华国锋同志？(华答：信任！)万达同志？(万答：信任！)龙书金同志，军区接不接受？(龙答：接受。)四十七军办事机关设在政干学校，刘顺文同志！四十七军办事在你们学校，你们怎样？应该给予方便！(刘：我们保证。)
    四十七军马上调部队到长沙、株洲、岳阳、衡阳，保证铁路畅通。你们两派都要打回电话去，凡是四十七军的汽车。保证畅通无阻，不许扣留，扣了就是撕毁协议，谁扣留了就批评谁。
    你们愿湖南乱下去吗？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拿枪乱放！你们把解放军的枪拿去行吗！马上到马坡岭去看看，到底是那里来的？
    你们群众组织都要带臂章或胸章。把协议签订以后，你们打回电话去，任何组织都要带臂章、胸章。凡是没有臂章、胸章的都是冒充。
    叶卫东：“湘江风雷”的臂章都被抄走了！
    总理：你们弄一个胸章就可以了嘛！
    叶卫东：有人冒充！
    总理：冒充！你们想个办法，总有办法，你们想办法搞个记号，告诉四十七军备案就合法了！你们要保证执行十条协议，拿这一条来考验你们。你们应当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十条”，“六·六通令”，现在又加上你们的协议，我们在这方面来考验你们。
    你们首先要签定协议。要信任郑副军长，他在政干校办起公来，十人代表住在那里，不称职的可以撤，按巴黎公社原则办事。双方各要十个人摆在那里，解决这么几件事：一件到医学院，劝他们解围；二是到军区大院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三是到马坡岭；四件，把枪枝封存；五件，四十七军的军车完全可以通行无阻，再不能扣人。以四十七军为首来解决湖南问题。
    医学院、军区、马坡岭要去看看。邮电、电台，四十七军要派部队去，轮渡也是这样。
    四十七军办公地方在政干学校，军区有事到四十七军办公地点去接洽。
    今天又比十九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
    现在军区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是因为他犯了路线错误！
    总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四十七军负起责任来。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
    (总理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
    总理：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像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总理单独接见)
    总理：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红联”派站起来要辩驳)，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红联”派说我们与军区没关系，又说“工联”派很狡猾，并要求将尚未撤出军区的二、三百人中的拘留几个，以便对质)
    总理：为什么要拘留？
    戚本禹：不拘留也可以弄清楚！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补充：
    以下补充的部分，由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秘书组整理。来源系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周恩来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湖南赴京三方代表谈话纪要
    周恩来 杨成武 戚本禹 吴法宪
    1967.07.27
    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点十五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吴法宪等中央负责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了湖南赴京三方代表。
    接见时，中央负责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内容大意如下：
    一、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中央军委下令改组湖南省军区党委。
    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派部队进驻长沙，负责主持湖南文化大革命。
    三、“工联”等组织是左派组织，是造反派，我们是信得过的。“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是造反派组织，是左派，应该恢复名誉，恢复组织（按系统）。高司是受蒙蔽的群众组织。
    四、下一步应该着手研究建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问题。
    最后，周总理和戚本禹同志亲切地嘱咐我们：“你们刚取得胜利，不要骄傲。”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时十五分至五时五十分，周总理、杨成武、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室接见湖南三方（无产阶级革命派、红联派、军方）代表。接见时在座的还有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四十七军军长黎源。
    二时十五分，总理等首长进场。
    工联派一位代表：首先，让我代表毛主席故乡工联派革命造反派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众：万寿无疆），敬祝各位中央首长身体健康（众：永远健康）。
    总理：祝你们健康！黎源同志来了没有？请坐前面来！（黎源这时在总理左边坐下）现在，先问一个问题，四十七军黎军长这次回去处理问题，又顺利又不顺利。有些事情办了，有些事情没有办好。马坡岭有个军火仓库被抢了枪。是哪一派去抢的？当然，我们对你们工联是很相信的！你们工联知道不知道？
    工联众答：不知道！
    总理：军区说是工联搞的，在马坡岭拿走了三卡车东西，你们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工联所属的组织参加了？
    黄振东：我们根本不能去人，因为那里是“高司”、“红联”的天下。
    红联派：这抢仓库事件是章伯森、梁春阳操纵“工联”、“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搞的，他们专门搞打砸抢抄抓。
    总理：“红色怒火”是你们“高司”一起的吗？
    王吉贤（红联）：“红色怒火”没有和我们在一起。
    余定成：总理，“红色怒火”是住在矿冶一起的。
    总理：是嘛！
    占先礼：报告总理，“红色怒火”根本不是我们一起的！只是他们六月份没有地方住，我们腾了些房子给他们，他们住在一舍。
    余定成：“红色怒火”住在我们矿冶学生四舍。
    总理：现在不要辩论。你们是不是可以打个电话回去问一问，马坡岭到底是谁抢的枪？如果两边都不是，那就是一群乌合之众。那我们就可以用直升飞机抓他几个。抢枪的人也不戴袖章，干事要光明磊落嘛！如果为了自卫，还可以反映一下。这些人抢枪，不戴袖章，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毛主席司令部，不承认毛主席的军队，这行吗？在武汉，××同志被打了。你们都参加了游行吧！长沙连武汉都比不上！现在搞得一个组织连袖章也不戴，抢了枪不承认，搞得军队无法工作。为什么长沙搞得这么个样子？“高司”搞了一批人化装“六号门”的。干革命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要冒充呢？这还象干革命吗！“百万雄师”还有臂章嘛！现在黎军长都不知道，这么多枪都被谁抢去了？到底被谁抢去了呢？“红联”到底包括那一些组织？
    （占先礼站起来想发言）
    总理：你是占先礼？你能代表全局？你是“高司”的，你代表“红联”就要作数，可要代表到底！
    总理：“公检法”多少人？
    吴菊聪：五百多人。
    总理：是省的？
    公检法：是省“公检法”。（这时有人进来和总理说话）
    总理：我接个电话就来。（过了片刻，总理进来）
    总理：市“公检法”有多少人？
    公检法：有二千多人。
    总理：“高司”有多少人？有没有袖章？
    占先礼：一万三千多人，加上同观点的有两万多，有袖章。
    余定成：现在他们用的是通行证，没有通行证就到不了河西。
    总理：你们“贫下中农造反军”呢？
    鲁庆祥（红联）：我们这个组织有数十万人。
    总理：贫下中农那么多，你能管得了吗？
    鲁庆祥：我们贫下中农造反军是去年十二月组织的，从许多地区的情况来看，很多人迫切要求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总理：那么你们现在实际上有多少人？
    鲁庆祥：我们成立了长沙地区农代会筹备委员会，有六十九万四千多人。
    总理：那么多？我问你，你能对长沙市农代会负责吗？如果农民进城搞武斗你能负责吗？
    鲁庆祥：我能负责。
    总理：好，我就是要你负责。
    总理：电台的情况呢？
    电台（红联）：我们电台是军管单位，有三百多人，今天工联他们又冲了电台。
    胡宜民：报告总理，省电台军管是陶铸一手批的。现在电台的负责人，也就是军管人员，是九·二四抓黑鬼的！对于这样反革命假夺权机构，我们就是可以冲。
    总理：是的嘛！但是你们不应该冲，现在湖南军区完全失去了威信，街上的秩序很难维持，湖南军区已经瘫痪了。
    红联：“工联”无视湖南军区和长沙警备司令部，成立所谓“革命治安指挥部”。
    符子如：“公检法”的人都逃跑了。我们抓了凶手，军区不收，警备司令部不收，“公检法”也不收。我们就成立“治安指挥部”，这是革命行动。
    总理：（点头）你们能维持治安吗？
    黄振东：过去我们能够维持。“公检法”放出了五百多流氓阿飞，现在比较难维持了。
    总理：现在武斗大发展，你们的制止武斗指挥部也管不了！
    电台：昨天他们冲了电台，抢了枪！
    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广播电台冲进去了没有？你们冲进去想接管武器吧？
    朱顺祥：不是，我们是冲击电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红联”派中有多少工人组织？“真理军”有多少人？
    王泽（红联）：有一万七千多人。
    总理：还有个“革命工人造反军”，这个组织有多少人？
    黎正海（红联）：我们有二万五千多人。
    总理：这个“红流”与刚才那个组织（指贫下中农造反军）是一样的吗？
    易浩然（红联）：不一样，我们有二十八万人。
    刘友桂：长沙市郊区总共只有七万人。
    总理：怎么有六十九万人？那儿来的这么多人！
    刘友桂：很多农民都冒加入组织，他们是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收，大人小孩都收。
    总理：我知道，他们是“号称”。把很多人都算在一起，大人、小孩都算！
    总理：“红色怒火”的人来了吗？
    占先礼：“红色怒火”与我们没关系。
    总理：他们不是与你们同一观点吗？
    叶财宝：有联系，有证明人。
    总理：人在那里？
    叶财宝：在北京。
    总理：到了北京？把他找来。（这时叶财宝同志乘车去找被我造反派俘虏后教育过来的“红色怒火”特务连副连长黄克俭）
    黄振东：我汇报一下“红色怒火”的问题。红色怒火就是“长保军”、“八一兵团”的变种。
    （占先礼想插话）
    总理（对占先礼）：你这个人才是怪里怪气的。你这个人真怪，你先说不知道，我一调查，你又出来讲。（指着黄振东）你继续讲！
    黄振东：他们“红色怒火”里面都是“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坚定分子”。
    刘秀英（作为“红联”代表进场的）：“红色怒火”肯定是和“高司”有联系的。我原来是支持“工联”的，六·六惨案后，我看见打死了很多“高司”的，我又不支持了。现在的“红色怒火”大部分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年青人，他们有些是原“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要正确引导。
    朱顺祥：她刚才的发言是脱离两条路线的斗争来谈的。
    黄振东：“红色怒火”在警备司令部备了案，造了名册，他们有四条纲领：①不参加夺权；②不掌握斗争的大方向；③专门对付造反派；④运动后期背着背包去坐牢。
    总理：这可能是他们说怪话吧！你们“工联”有多少人？
    唐忠富：我们“工联”有十七、八万人。
    总理：其他地区属不属于“工联”？
    唐忠富：其他地区组织上与我们没有关系，但有联系。
    总理：除长沙工联外，还有“长沙工人”。“长沙工人”如何？
    唐忠富：“长沙工人”没来人！
    总理：“长沙工人”为什么不来？
    唐忠富：他们被“红联”抓去了，还抓了四个。
    总理（对红联代表）：你们把他们抓了，你听吧！你们就是拆黎军长的台。
    红联：我们打了三次电话回去了，叫他们赶快放人。
    黄振东：我是从虎口里面逃出来的，昨天下午三时，我们去机场时，经过大托公社冻肉厂附近，我们被抓走五人（谢若冰、贾镛、张楚梗、熊瑞林、陈勇），谢若冰当场被打伤，头破了，血流满身，上衣撕烂了。张楚梗和其他同志也当场挨了打。
    总理（对红联代表）：你说你们还不武斗！人家汽车过路，你们拦路。
    红联：我们有一个人被人用枪打死了，所以我们很气愤，于是就拦路，抓了他们五个人。现在，我们一定要他们放人。谢若冰他们回去是煽动群众组织武斗的。
    总理：谢若冰回去也不打个招呼，这个女同志倒是能干，是不是她想回去发展一下组织，青年人总是这样想。
    黄振东：不是，回去是解决一些问题。
    总理（转对红联代表）：你们把他们打了，我托你们两位马上把那五个人放回来，曾干龙（红联代表）是不想来嘛！李志仁（红联代表）也不来了，胡少奇（红联代表）也不来了！
    红联：你们七月七日抓了我们那一辆车厢的人还冒放。
    总理（对工联派）：上次你们抓的人，可能还有些没放出来，你们回去查一查。
    红联：上次有八十五个人还没放，只放了几个，还扣了我们很多材料！
    总理：哪有那么多！你们工联是造反派，你们要宽大一点，气量要大一点，不要搞得那么小气。以前抄黑材料，抄了那么多，现在谁还要这些？
    总理：“长沙工人”有多少人？
    唐忠富：他们有几千人。
    总理：他们和你们“工联”观点是不是一样？
    唐忠富：基本上一样。
    总理：“长沙工人”拿了枪没有？
    黄振东：“长沙工人”拿了枪，但他们事后打了个借条！
    总理：总算还打了个借条，但拿枪不对！
    黄振东：我们也不同意拿枪！
    总理：省委机关“永向东”有多少人？
    尚春仁：六百四十人。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一致吗？
    尚春仁：完全一样。
    总理：你们“红色新闻兵”多少人？
    黄振东：有一百八十多人。
    总理：观点和“工联”一致吗？
    黄振东：完全一样。
    总理：你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有多少人？
    胡宜民：报告总理，我们“八·一九造反有理军”是从“长沙造反有理军”杀出来的。原来我们和“高司”关系最好；但是，在二月逆流中，我们上了龙书金的当，压制了造反派，因此，我带着一千多人杀出来了。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一致吗？
    胡宜民：完全一样。
    总理：“省直红勤站”有多少人？
    王家根：一万多。
    总理：你们和工联观点是不是一样？
    众答：完全一样。
    符子如（政法联络站）：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如“青年敢死队”等，在抢枪，把公安部门的机密档案抢走了，同时，红联、公检法又把大批枪枝放到机密箱去引诱造反派，好让造反派上当！
    总理：“青年敢死队”有多少人？
    众答：不知道。
    总理：你们“农联”有多少人？
    刘友桂：有一万多人。
    总理：你们观点和“工联”一致吗？
    刘友桂：完全一样。
    总理：“湘江风雷”恢复了有多少人？
    叶冬初：现在已有一万多人。在有些县份根本不能恢复，一打出旗子就撕烂了。
    总理：这是因为你们受压制。
    红联：报告总理，其他县都恢复了“湘江风雷”。
    总理：那怕什么？恢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中央没有讲是反动组织，也没宣布要取缔嘛！就是“百万雄师”也没有宣布取缔嘛！
    戚本禹：这两个组织性质不一样！（总理这时微笑着点点头）
    总理：我刚才是这么说嘛！何况“湘江风雷”你们是造反组织。“工联”和“湘江风雷”是不是都是一致的？
    叶冬初：基本观点一致，有些具体作法不一样。
    总理：据黎军长说，“工联”是不赞成夺枪，但是有些人说要自卫就要有枪，军队拿了枪不做事，可以拿过枪来自卫。当然，这也有一面的道理。不过，解放军的枪是不能夺的。武汉各组织做了什么事还承认，现在长沙抢枪的事到底谁干的也搞不清。若坏人冒充“工联”、“湘江风雷”，那就更坏了，在长沙搞得没办法辨别了！现在请章伯森谈谈。
    章伯森：最近，各县市召开了各级贫下中农干部会，高司都派了人去搞什么控诉，煽动农民对“工联”的仇恨，围攻革命造反派，在常德、益阳、湘潭都把造反派压下去了。现在约有一万多造反派被赶到长沙。
    占先礼：我们没派人去！
    刘友桂：他们派人到我们郊区煽动贫下中农进城，我们把他们赶跑的。
    岳阳代表：报告总理，还有一千多人被保守派和农民围困在洞庭湖中，已经四天四晚了。他们并架起了机枪！
    常德代表：我们常德地区，“红色怒火”去了三百多人，带头的是高司矿冶的张福喜，在常德挑起武斗，结果打死了许多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还打伤了许多人。萧士昌就是一个，他的头被打了五个洞，现在已来到了北京。
    总理：你们哪些组织把军区占了？龙书金同志，你得的消息是什么人进去的？
    龙书金：有一个报告。这次冲军区抢枪是“工联”、省委“永向东”、“六号门”、“青年近卫军”、“湘江风雷”、“大专院校”、“长沙工人”、“孙大圣”……（念了三十几个组织）
    总理：有多少人冲？
    龙书金：共有五千多人，现在还有三百多人在里面没走。密码只有一组没拿走。大楼、宿舍冲进去了，武器都被抢走了。
    总理：当他们冲进军区时，你们本身有多少人？
    龙书金：连干部、职工、家属总共只有一千多人。
    孙素洁：（很愤怒地站起来）不是的，我来时，我就看见我们那里就驻了五个连在里面。
    龙书金：只有两个连。
    总理：两个连密码都不能保住，真没有用。
    叶冬初：龙书金真狡猾，他这是变相地发枪。两个连保卫，什么东西都保不住！“公检法”最近放出几百劳改犯，在社会上捣乱。现在“红联”还把我当成反动头目，还说“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我现在在总理面前，我看你抓！
    工联派众人：他们“红联”现在还说，叶冬初是反动头目，不能当代表，还发了许多宣传品，写了许多大标语。
    总理：你们把它涂掉啰！
    叶财宝（孙大圣）：龙书金把我们这么多组织说成是夺了枪，这是欺骗党中央。我们“孙大圣”就没有一个人去冲军区。
    孙素洁：二十一号以前军区的情况，我是知道的，那里面早准备好了铁棒、木棍、六六六粉、硫酸，我们门诊部就有这些东西。在我们办公楼前还砌了围墙，并且还有五个连分散在灯光球场、办公楼……等地。五个连分三片作保卫工作。是刘副司令、鲁副司令布置的。我认为这是早有准备的。我们军区的东西的转移是很早就准备好了的。龙书金刚才说军区没有一点准备，这不对！
    总理：龙书金同志，是不是你们把东西转移了？
    龙书金：没有。
    总理：将来查出来怎么办？
    龙书金：查出来受处分吧！
    总理：你们来以前，一点准备也没有？
    （龙答不上话）
    孙素洁：军区是做了准备的。
    龙书金：是准备了一点。
    孙素洁：不是一点，是准备了很多。
    龙书金：我们看到中苏友好馆烧掉了，准备了一些沙袋。
    总理：说怕楼烧了，这是假话，你还说假话干什么？我看你不象个司令员！
    龙书金：……就这样，我们当晚就把军区丢了。
    总理：你们是不是跟张平化、王延春一样，听到群众来了，害怕群众就逃了。
    龙书金：不是，不是。
    总理：密码到哪里去了？都应该回去查清楚。
    王家根：军区里面是准备好了的，忽然间一下子把军区丢了，这样作是陷害四十七军。我刚打了电话，家里反映，是下午五时多，有些不明身份的人冲进了军区的。工联的宣传车和在军区对门的省气象局《红旗》兵团的宣传站在喊：“造反派不要进去，这是龙、刘、崔之流设的圈套。”群众反映，抢走军区东西的大卡车都是往榔梨市那边去了，那边本是红联、高司的天下。至于马坡岭军火库的问题，根据总理的指示，我打了电话，问了各造反派组织，没有人看到有造反派的车子和队伍往那边去！
    总理：是军区自己引进去的，还是外边引进去的？
    工联方面代表：是军区搞的鬼。
    总理：林国兴同志，谭文邦同志，你们怎样看这个问题。
    谭、林：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冲军区这回事情。
    总理：我看你们丢了个司令部都莫明其妙。（这时，“红色怒火”的特务连长被带进会场）
    总理：“红色怒火”有多少人？
    黄克俭：“红色怒火”有一千多人。
    总理：是不是都是从“红色政权保卫军”中出来的。
    黄克俭：有一部分是“红政”的，一部分是“八一兵团”，头头都是的。“红色怒火”是十一月份成立的。
    总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不是有联动思想？
    黄克俭：是有的。
    总理：跟“红旗军”有没有关系？
    周国辉：湖南“红旗军”是造反组织，“八一兵团”才是保皇的。
    总理：这跟“高司”有没有联系？
    黄克俭：跟“高司”有联系，跟下面有联系。
    总理：你“红色怒火”干些什么事？
    黄克俭：我们是专门与“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六号门”唱对台戏的。我们不当左派，也不夺权，只顶“造反派的逆流”。
    总理：你们进行了打砸抢抄了没有？
    黄克俭：干了，从五月份开始。
    总理：“六·六”事件你参加了吗？
    黄克俭：参加了，在楼下。
    总理：有好多人？
    黄克俭：有七十多人。
    总理：“高司”有多少人？
    黄克俭：他们在楼上，不知道。
    总理：“六号门”在外面有多少人？
    黄克俭：“六号门”的只去了三十六个，“青年近卫军”的去了十几个。
    总理：那么一点点人怎么攻？（对着工联）抗暴指挥部是你们“工联”组织的吗？
    唐忠富：我们没有成立抗暴指挥部，成立了制止武斗指挥部。
    总理：“六号门”来人没有？
    众答：没有。
    总理：“青年近卫军”呢？
    众答：没有。
    朱顺祥：高司现在“万炮齐轰戚本禹”，发出什么“中矿中央通知”，公开与中央和中央文革对抗。（当场念了高司写的一张反动大字报《想不通，要上北京》）（总理这时看了朱顺祥递上的《想不通，要上北京》的大字报）
    总理：这个如果是他们写的，那当然是反动的啰！
    王吉顺（红联）：现在湖医危急，“工联”从十八号起围住湖医，到现在已经有八天八晚了。来围的还有“红旗军”。
    总理：“红旗军”打旗子了吗？
    众答：打了。
    总理：搞那么多名堂干什么？“湘江风雷”里边有几个头子不好！既然“工联”打得很响了，又都按系统组织起来了，就应该把这个旗子高举下去。“湘江风雷”应该恢复名誉。
    （这时，唐忠富交上双方协议书）
    总理：为什么要在协议上把制止武斗指挥部打引号？这又是在挑起矛盾。
    戚本禹：没有道理！只是个标点符号问题。
    总理：咬文嚼字没意思。你们今天白天就把这个问题解决。要达成协议，要四十七军签字。你们双方不是都表示信任他们吗？（对红联）为什么黎源同志通过你们的地方就通不过呢？我们现在委托郑波同志出面，你们双方都在家里派十个代表，共同调查，到军区去看看，做好几件事：
    （一）看看军区内现在二、三百人到底是那些组织？是哪里的人？若双方都不是，双方就共同来劝他们回去。
    （二）马坡岭的事情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夺的枪？
    （三）去看看湖医是怎么回事。
    （四）双方的武器统统封存起来，责成四十七军调队伍来维持。四十七军，你们双方都相信他，最高统帅也相信他，中央军委也相信他，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最高指示办事，你们接受不接受最高指示？
    众齐声答：坚决接受。
    （这时，总理依次问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万达、林国兴、谭文邦、龙书金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一一回答：坚决接受。）
    总理：两派都要说服农民，不许农民进城武斗。还有四十七军的军车不准拦，拦了就是撕毁协议，就要挨批评。现在两边群众组织，统统要带有臂章或胸章，凡是没有臂章或胸章的就是冒充，没有臂章就要想办法去做。
    叶冬初：“湘江风雷”的袖章被抄去了。
    总理：再做一批新的，做一个记号，到四十七军那里备个案，免得冒充。四十七军要完全通行无阻，不许阻拦。邮电局要四十(14)七军派人军管。首先要恢复铁路、公路、邮局、电台，现在湖南这样乱，中央决定早些解决湖南问题。过几天，要着手研究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区现在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了是因为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总理：（点点头）现在由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的文化革命。中央决定要改组湖南军区党委。
    （众热烈鼓掌）
    （这时高司找叶冬初同志争吵，并骂叶冬初是反动头目）
    总理：叶冬初同志，不要吵，给你们恢复了名誉。造反派，要宽宏大量，不要因为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刚取得点胜利，就骄傲，怎么能叫我们放心呢？
    叶冬初：我一定注意，听总理的话。
    唐忠富：我们马上开门整风。
    总理：天亮了，时间不早了，我要休息了。
    (造反派代表十分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
    “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
    （这时，红联、高司代表纠缠总理，提这样那样的问题）
    占先礼：我们没有跟军区走。
    总理：军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你们（指高司）是受了蒙蔽的。
    (这时，造反派方面代表要求总理休息。再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打倒龙书金！打倒刘子云！打倒崔琳！”)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赴京代表团秘书组）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郑波在湖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以工联等左派组织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最英勇、最顽强、最坚决。为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创下了不朽的功勋。
    我们省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去年“八·一九”就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运动，轰开了省、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织的所谓“赤卫队”的重重包围，粉碎了“三相信”的谬论。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揭了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张平化抛出了“九·二四”的反动报告之后，全省大抓黑鬼，把大批的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全省处于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围攻、不怕戴反革命的帽子，组织了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组织（热烈鼓掌）。这些革命造反派奋起批判湖南省委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击长保军等保守组织的围攻，使革命造反派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孤立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他们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当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反革命的经济主义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革命造反派并没有上当，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坚持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彻底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次猖狂进攻。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革命造反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夺权斗争。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勾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打成反革命（热烈鼓掌），大规模地逮捕了革命闯将，并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转移斗争大方向，镇压革命造反派。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
    由于湖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中央决定由我们四十七军负责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最大信任，也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
    要深入地揭发和批判湖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间的方向路线错误，彻底批判龙、刘、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其恶劣影响（热烈鼓掌）。湖南军区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布的一切通令和通告等一律作废（热烈鼓掌，口号声）。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组织（最热烈鼓掌），应该恢复名誉，可以恢复组织，但不要跨行业。对于湘江风雷和其他组织中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应该给予坚决地平反（热烈鼓掌），凡是被打成所谓反革命的应该坚决地给予恢复名誉。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１〕　　一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三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毛泽东修改件）　　注　释　　〔１〕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共四条，主要是：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
    中央决定稿曾两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二是分别对这两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戚本禹接见湖南“红联”代表谈话纪要
    零点四十六分至三点半，戚本禹同志接见“红联”代表(包括专、市)全体成员。
    戚本禹同志拿着名册一一点名，当点到胡少奇时，戚本禹同志说：你叫胡少奇，这次你回去干了一件坏事。
    胡少奇：报告戚本禹同志，我正要同你汇报。
    戚本禹同志说：好！等一下再说。
    (点完名后)胡少奇站起来说：这次我和代表团回北京时，车子开到冻肉厂门前，车子被挡，当地工人和贫下中农发觉车上穿有便装的，非要留下不可，我去解释又解释不清，这样谢若冰等五人身份被暴露，在实在无法的情况下，我主张双方就地谈判。……
    戚本禹同志说：黎正海同志你是当事人，把当时情况说一下。
    黎正海：胡少奇讲的，全是假的，完全颠倒是非。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你从五连打电话给我，我说明天上午就飞回北京。黎原军长问我：“你告诉胡少奇什么时候走？”我说：“明天上午七点。”黎军长说：“你马上回一个电话，说代表到不齐，时间定不下来。”我后来打了电话。二十五日下午一时，郑波副军长叫我起来上汽车到飞机场，刚坐上汽车，你也来了。我们车子到冻肉厂前被拦住了。你下车去农民中煽动，最后你站在嘎斯六九车顶上公开煽动，提出三个谈判条件，不答应就把“工联”方面的代表扣下来。当时我坚决反对你这种违反周总理当面指示的行为，你不听，把人抓到冻肉厂毒打一顿，后又转到大托公社，我要求把谢若冰等五人莫抓到河西去，被一个矮麻子农民模样的人骂了一顿，问我代表谁。四十七军保卫处长王鹤然同志把我叫出来陪“新闻兵”代表黄振东同志和铁道部军管代表二人，去四十七军大托铺驻军处住下来。你又赶出来，要我监视黄振东同志。我们到那里，驻军刚吃完饭，你领着谢若冰等五同志和农民赶到这里。警卫发觉后，我们把黄振东同志转走了。你进来见我们就问黄振东到那里去了。我不高兴地说：“不知道。”你对我发脾气，说为什么不把他看住。晚上你和王鹤然处长谈判，要把黎原军长和黄振东同志交出来一起谈判，否则就不谈。你们一直谈到晚上三点多，这时我早睡了。次日早晨六点多，我醒来时发现谢若冰等五同志不见，你也不见，我以为到其他地方去睡了。正在这时，王鹤然处长匆匆忙忙跑进来对我说：“你这小鬼，还在睡大觉，胡少奇早就打电话过河西去了，说你叛变了，今天早晨准备把你骗过河去干掉你。”这下把我急坏了，马上化装坐上汽车同正处长通过警戒线逃往机场。到机场后不久，黎军长也来了。不久外围岗哨打来电话，大托已戒严，到处抓逃走的二人。我们早饭也没有吃，观上坐飞机起飞。
    胡少奇立即站起来说：这是欺骗中央和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同志说：他说的完全是事实，与黎原同志反映的是一样的，你干了坏事还不承认，这是什么态度？
    高司龙彪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学习几段语录：“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戚本禹同志站起来说：你这条语录是对我说的，我就不接受。我们有调查，有证明。你干了坏事，还想倒打一耙！
    胡少奇说：你这种态度我不接受，你要让我讲清。
    戚本禹同志说：你干了坏事，不承认错误，有什么可讲。
    (这时，胡少奇、龙彪都站起来辩驳)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坐下。
    (总理联络员也要胡、龙坐下。)
    戚本禹同志说：根据你干的坏事和这种恶劣态度，我可以撤销你的代表资格。
    胡少奇：你就撤吧，我还怕什么？
    戚本禹：你这样恶劣的作风，我还可以对你采取专政措施。
    (胡逼着戚本禹同志立即采取专政措施。代表团有些成员都指责胡少奇的恶劣态度。)
    戚本禹同志问：“高司”几个代表？
    占先礼答：我们有四个代表。
    戚本禹问：哪一个代表比较开朗一些？
    (全场都没有作声。)
    戚本禹同志问黎正海同志：你说哪一个开朗一些？
    黎正海说：他们四个人都是铁板一块。
    戚本禹同志说：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万雄师”的道路。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高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起来造反，反还没有造好，就抓了那么多人，这是什么错误呢？军区犯了错误，你们有意见就提吗。你胡少奇的态度那么恶劣，革命小将犯了错误是允许的，只要改正。谢若冰、叶东初你们认为是反动头目是站不住脚的。这个组织中有没有呢？那倒说不定。你们要反，反戚本禹吧，为什么要反总理呢？总理是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你们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站回来，起来造反，这才是对的。你们既是代表应该回去做工作，把群众带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上次有黎正海同志和另一个同志发言很好，这就是好态度。我们国家一开始就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来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就要变颜色。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挂帅。关于合作化问题，河南和河北两个文件，刘少奇不肯发，毛主席要发，结果发出去了，这说明两条路线在中央斗争很激烈。刘少奇的组织路线就是被那些叛徒、特务把持着。他们这一系统，控制很多省、市，这种斗争很激烈，虽然只有一小撮，但就是这一小撮破坏我们国家。拿湖南省来说，张平化是陶铸的亲信，王延春是叛徒，从省委到基层有一些人跟他们跑，他们以此欺骗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斗争极复杂，如果我们在路线上站错了，就犯错误。例如龙书金并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但也站错了队。刘、邓提出“驯服工具论”培养一批人保他们，结果在群众中造成两派。我们思想稍为跟不上主席的思想就站错了队，这个起作用大的是公、检、法和武装部门，原来这些组织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的，他们站错了队还认为自己站得对，他们还想维护张平化、王延春原来的政权，有的从专、县、市甚至还下一点，有他们的人，都要换掉，军区执行的反动路线，要打倒这条路线，湖南死了这么多人，就是军区错误路线。军区错了，中央有一定责任。“高司”跟着犯错误，现在要赶快改正错误。我们有错误，反正对不起你们，你们要造反造我的反，千万不要造总理的反，总理代表中央。现在研究怎样转变。“湘江风雷”不纯让他们自己清理，绝对纯是不行的，你们这派也不纯，反总理就是最大的不纯，如果继续下去，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现在湖南要马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黎原同志担任主任。我们马上建立革命武装维持秩序。“红色怒火”应由你们宣布是非法的，因为他们观点与你们相同。胡少奇不承认错误，我们还可以采取措施。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八月七日凌晨○点三十分至二点三十分，总理、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湖南代表团。
    总理、戚本禹、黄永胜同志入场，全体起立，呼“毛主席万岁！”总理入座。“工联”方面代表起立，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并请求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总理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问大家好，同意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转达大家的请求。接着，总理作如下指示：
    刚才有事商量，去湖南的人回来了，听他们汇报，让大家久等了。
    整个湖南形势应该说是大好的。矛盾暴露出来了，暴露得越彻底，解决得越好。虽然不是各地情况都清楚，也不可能每个地方都清楚，大体上抓到了，也就初步解决了。
    上次讨论了湘潭问题，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湘潭军分区犯了严重错误，他们发枪了。湘潭军分区承认了，司令员赵仁山写了坦白书。上次我当面问，他没说，黄司令员又问一次，也没说。他的坦白书，准备印出来，给大家看看。各军分区有这种事的，要向黄司令员，向党中央交代。解放军同志要忠于毛主席。犯了错误要改，改得越快越好。龙书金同志五月十二日在广州开会时，给家里打电话，写了检讨。主席有五点批示，用中央、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名义转发到全国。(总理念了主席五条批语)从五月十四日，主席批湖南省军区党委检讨，到现在七十多天了。赵仁山尽管当面说谎，现在坦白了，还是好事。他正在负责收枪，已经收回了一部分，还要继续收。当然，光靠他一个还不行，在家的其他领导同志都要负责收。把湘潭、韶山这片地区，变成“高司”、“百万雄师”、“产业军”的集中地，这里不只是主席的故乡、主席的旧居，而是主席的出生地，怎能搞成这样呢？
    希望其它军分区(总理一一点了名)自己先检查，再打电话作工作，把思想搞通，把事情搞清楚。
    现在的趋势，长沙站不住了，是向外、向西。湖南面积大，人口多，到处活动，会引起新的问题。当然，出了新问题也没啥，不怕，矛盾更会暴露出来。我们相信，当地群众经过教育，会觉醒起来。长沙是个中心，问题已接近解决。长沙已经实践了，其它地方不一定都要通过自己实践了。通过代表作工作，教育群众，反过来。群众教育他，做对的，群众相信，做错了，群众反对，受到孤立，就要接受教育。要相信群众，要相信党。
    省军区继续检讨，书面检讨可能明天定稿。这次要写得更深刻些，军区、分区、武装部都应该有认识。在北京认识越深，回去改正越好。主要是北京的政治空气、斗争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中国的赫鲁晓夫，使大家受到很大的教育。将来还可另来一批受教育。
    解放军支左从今年起，湖南驻军支左从处理“湘江风雷”问题起。中央批件有错误。无论如何，各军分区、武装部不要再继续犯过去的错误。发的枪自己收回。有的地方所谓抢，实际上是发的。湘潭承认啦！是错误的。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发枪，为什么不抢枪？从江西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抢总是不对的。
    江西纵容保守派，给了他们很大一部分枪。他们下到农村，与农民结合，发生了莲塘事件、赣州事件。赣州造反派死伤很多人，是长江流域最大的流血事件。因此，造反派觉得赤手空拳，处于挨打地位，他就要夺枪，首先夺警卫部队的枪。军区犯了严重错误，但一直没有开枪，让抢去了。后来，让两派来北京协商，达成了协议，最后不抢了。造反派最听中央的话，坚决执行协议，很快把武器集中封存起来，情况好转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失掉了威信。从××、××调野战军去，全省各地都要求派部队去，那么多军分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部队的枪。先出在萍乡，南昌城外青云铺师部的枪也夺了。我们严厉的说，这种枪你不能夺。这些部队支左有成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宣布：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捉，更不能打，机关不能冲。真正造反派一定要坚定执行中央决定。冲机关，搞成无政府状态，任何人无法领导。部队支左难免犯错误，但支左的错误不同于黑司令部。对毛主席信任的部队要支持。借江西这个例子，告诉湖南的同志，由于分区发枪，调动农民，造反派要枪有理由。要肯定，因对他有压力。但象长沙，造反派占优势，在大批抢枪就不对了。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总理举了郑波副军长坐车出去被抢车的事，大家笑了。)能不能允许？(大家同声回答：不能。)
    工联代表插话：长沙过去就有几个人一个组织到处抢，有的是流氓阿飞。
    总理说：已经给×××说了，组织要按单位，社会组织不好控制。
    (“长沙工人”代表要求军队镇压这些组织。)
    总理说：你的意见对。调军队去，可是，听说抢枪，只好全部徒手，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你们想想，为什么把形势造成这样？当然，我们有责任，我们工作没作好，对不住伟大统帅和副统帅。造反派自己，如何自卫，你们研究个办法。
    总理问刚才发言的人叫什么名字，接着说：说得很好。一个小孩子挂两支枪，谁也不能管。外宾要求去韶山参观，只好暂时劝阻。韶山是主席旧居、世界革命的圣地，不让参观啦！你们不感到难受吗？
    工联代表插话：韶山已住上“红色怒火”和“高司武工队”。
    总理说：首先是长沙要安定，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还打算多派一点野战军部队去，由广州军区黄司令员筹划。乱抢枪、乱抢车，怎能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要相信和依靠他们，你们把军队的枪、车都抢了，你们还能比军队有威信？无组织的，成为乌合之众，有组织，就好办了。一定要懂得革命的进程，要有步骤、有计划。不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不符合毛主席提倡的大民主，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必须说清楚，凡是过去乱抢的，要加以整顿。
    马坡岭、红山庙都去抢。“工联”挺身而出，组织人保护马坡岭。精神是好的，他们声明：你要抢，我就开枪，不抢，我不动，是好的。是无产阶级精神。是无产阶级风格。需要这样，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战士。值得学习，要提倡，群众组织会来学习。过去自由夺枪是错误的、是非法的。你们打电话回去，停止抢枪。这对所有群众组织都是个考验。到底谁不遵守纪律。乱抢枪、乱放枪，冲野战军，夺他的枪，打他的人，不遵守革命纪律，是不尊重解放军，不支持解放军，更说不上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四十七军原来驻长沙的部队有点错误，可以调换，可以写信提意见，军民一家，拥军爱民嘛！要贯彻军委“八条”和“十条”，改变现在的混乱现象。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四十七军会支持你们的，给予信任，支持他们好不好？(同声回答：好。)
    (接见的)头一天讲话，第一个是叶冬初，第二个是谢若冰，怎能说不重视？“红联”方面有情绪，我们对群众组织都一样看待，犯了错误，还可以造反嘛！当然，造反派也会有缺点，要通过各自整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现在组织正在分化，有的发展，有的缩小，要好好整风，自己才能掌握。否则尽管组织发展很大，你们不容易掌握。群众组织犯了错误，只要改正了，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还可以存在嘛！
    其它问题还要研究一下。运动要向前发展，正在商量能在北京谈判中，把湖南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确定下来，整个面貌才能焕然一新。
    正在起草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孙素洁同志要求军区开展四大。)
    总理答：军委有规定，要商量。真正的造反派当军区受到冲击时。是否应该更好的把内部秩序维持住？
    工联方面代表：黔阳告急，丁健司令员支“保”，发了七百多支枪，王副司令员带八百人退到邵阳，打死的已查出二十具尸体，几百人被关。旧社会土匪头子张平等的子弟又起来了，欢迎四十七军进驻湘西第二次剿匪。
    总理答：请联络员散会后谈谈。
    工联方面代表：常德造反派三百人从长沙杀回去，受到市武装部刘部长和关政委带领“红联”和大批农民围攻，已死四人。
    总理答：应有组织的前进嘛！并不是拿着枪就能打仗。左派武装要好好研究，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
    (“工联”方面代表汇报衡阳以学毛著训练班为名，培养武工队。里应外合，抢军分区的枪。总理要衡阳分区周兴林注意，采取湘潭态度。“工联”方面代表汇报岳阳交通阻塞情况。)
    总理要岳阳分区魏司令员注意，并说：铁路由野战军护路，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一致起来，不要和外面串连，各派都要想想整体利益、全局利益。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总理还说：收枪、劝阻农民进城武斗是军分区的主要责任。
    (工联方面汇报了湘潭炮打中央情况。)
    总理对戚本禹大笑说：我是定时炸弹，你是黑后台？
    (红联方面辩解。)
    戚本禹：不要光相信给你们打的电话。
    红联刘秀英：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但对文化革命不理解。简单地说农民是保守派，是受挑动的，大家想不通。为什么会受挑动呢？希望中央作思想工作。
    总理：谁说是保守派。
    (郴州造反派汇报了株洲“铁道游击队”去二十多人夺枪的情况。“工联”方面衡阳代表汇报“衡革会”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产物。)
    衡阳×××：谁说“湘江造反兵团”是保守派，坚决不同意。
    占先礼：湖医被抓二百三十人劳改没放，七月六日抓八十五人没放。
    戚本禹：总理还要找“湘江风雷”单独谈谈。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8.7凌晨0：30至2：30，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戚本禹等。〗
    总理说：
    总的来看，湖南的形势还是大好的，因为一切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得愈彻底，解决得愈好，上次我们说到湘潭军分区的问题，湘潭军分区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发了枪，不仅高司、红色怒火去了人，而且四川的产业军，武汉的百万雄师都去了一些。有六百多人在湘潭，湘潭军分区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把枪发给保守派，是犯法的。
    现在湘潭发出九百多枪，从湘潭、长沙以南到韶山，变成了高司、红色怒火、百万雄师的据点，主席家乡搞成这个样子还行？！
    黔阳、常德、衡阳等地也有类似发枪的情况，这些地方的军分区也要象赵仁山一样，向黄永胜同志，向广州军区，向党中央交待这个错误。
    希望其他军分区，衡阳、郴州、零陵、黔阳、常德，都要检查一下。
    军区要继续检查。
    这次要更深刻，各分区是一样，在京认识更深，回去才能改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应永远忠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龙书金以前在广州写了个检讨，并打电话告诉省军区党委，写了个检查，毛主席5月14日批了几条 （总理这时念五条），批示70多天了，那是五月，我们认为，改正错误要越快越好，现在想通了，赵仁山当面撒谎，背后坦白了，这很好，已经收回了一些枪支。
    说说群众组织的问题，现在有这个趋势，军区可以发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抢呢？ 这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刚才听说又影响到广州，保守派围攻造反派，加至派人挑动农民进城包围造反派，真正的左派要求武装是可以理解的，是必然的。
    “造反派当然要求武装”，这是最高统帅的指示！还要跟同志们商量，但“抢”总是不合法的，江西的例子就是军区，分区怂恿，允许策划发枪给保守派，开枪打人，并且与农村结合包围城市，发生了莲塘、赣州最大的“7·10”流血惨案，军区的几个连的枪都被抢了，双方达成协议，说不抢了，造反派很遵守，不抢了，但我知道，保守派尚未交，我们建议就地封存。我们对造反派给予信任，保守派不敢动了，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因军区失去了威信，就另调野战军。如从山东、广西调到江西，因野战军不可能分到每一区，部队一分散，保守派又来夺野战军的枪，如萍乡、南昌，我们严厉规定，向所有的同志声明，野战军的枪不能夺，人不能抓，更不能打。不能冲机关，坚定的革命左派坚决遵守，在这个问题上考验坚定的左派。
    国内调动野战军，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最高统帅的命令，林副主席同意去的。这样你还夺权，还要抓人，就无政府状态了，如果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不允许的。我今天举的江西这个例子，由于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保守派，造反派抢枪是有理由的，象其它地区造反派少，去抢还可以，长沙地区造反派那么多，还抢枪这不应该。
    你们信任47军，但长沙秩序很乱，这就是无政府状态。
    你们要武装自卫，是有道理的，但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怎么办？
    现在长沙是造反派占优势，还是这种情况就不对了，结果只能将调去的一团全部徒手，84团的枪也被抢了，徒手开入长沙，我们很难过，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武装自卫对，但得研究个办法，三人一队，五人一列，一小孩持二支枪，怎么行？ 外宾去韶山参观，我们只好劝说。但不全怪下面，首先是湘潭军分区……一定要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自由地抢枪夺枪是不对的。是非法的，都是不支持，不拥护解放军的，更谈不上相信依靠解放军的。
    总理最后说：你们要相信中央，现在出现人为的混乱，你们应当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派去的军队，相信他们，支持他们，我们要求你们这样作，好不好？（众说：好！）我们对你们是重视的。
    （摘自67.8.14 《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主席、总理、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在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我们的确喝了不少水，犯了不少错误，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我们决心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值此，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检讨、请罪。
    一、“二·四”批示以后，湖南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湖南军区龙书金、刘子云之流谎报情况，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又有意歪曲和扩展“二·四”批示精神，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对“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大逮捕，在一段时间里(二、三月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因此，“二·四”以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主要矛盾，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生死关头，我们不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受了军区错误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边去了，犯了路线错误。
    二、“二·四”批示下达后，“高司”广大红卫兵战士出于对中央文革的坚定拥护，主动配合当地驻军抓了一百多名“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干部，还抓了在长的“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的部分同志，并且，上述被抓人员不少被打(群众一时出于义愤)。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反动头目大会。会议中由于群众的要求，又宣布把同“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国际红卫兵”、“湘江风暴”等七个革命组织的大旗取下，严重地打击了这些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就是我们这次犯错误的开始。
    不久后，湖南军区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我们并没抵制。二月十一日到二月二十四日，由“高司”负责组织了千余名学生下到长沙的主要厂矿企业单位和机关，开展宣传和调查。并也跟着去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在部分工厂客观上扶植了保守派来镇压革命造反派。
    自二月起到二月中旬止，我们通过广播、宣传车、传单、大字报和展览等方式，公开揭发和批判了“湘江风雷”的错误，并且在社会上公布了有关“湘江风雷”的调查材料。在这段时间，还有少数学校的学生极端错误的把“湘江风雷”喊成“湘江疯狗”，把坚决支持“湘江风雷”的革命群众叫做“保狗派”，对于这些极端错误的口号，我们没有坚决制止。此时的“湘江风雷”，人们确信无疑地认为它是一个反动组织(中央军委二·九通知，三·一八文件上均提到了)。凡此种种，说明我们这次错误由开始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压制了“湘江风雷”广大的革命群众。
    三、三月底四月初，以“工联”为首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而我们却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对立情绪严重，现在看来很清楚，这是继续压制“湘江风雷”中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
    四、四月七日，“工联”等革命组织强行封闭了“新生”的《湖南日报》，本来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看本质和主流，极力反对和贬低这种革命行动。于是，“工联”同“高司”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六·六”惨案、“七·七”惨案，致使“工联”派同“高司”之同矛盾发展到了极其尖锐复杂的程度。
    五、七月中旬以来，在“高司”内部，有极少数的学生极端错误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及戚本禹同志。有些话是很反动，这是一种犯罪的反革命行为。我们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
    我们为什么犯这么严重错误呢？
    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一、千件事、万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可是，在“二·四”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可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对湖南军区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直到最近才认识得比较深刻。军区支持我们，我们对军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看不到军区内有路线斗争，他们的话也比较容易听得进，这就容易产生奴隶主义。军区支持我们，使我们缩手缩脚，生怕闹出乱子，革命造反精神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政治地位改变了，自己没有受压迫，阶级感情不同，所以对别人起来造军区的反不可理解，甚至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故意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从根本上看，还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改造好，有私心杂念。
    二、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斗争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之后，就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二·四”批示后的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支持我们，而我们却飘飘然起来，同时还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搞小山头主义，唯我最革命，这就使得我们同广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三、不走群众路线，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感情当政策。“二·四”以后，我们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有的学生虽说去了，但由于方法有偏(向)性，带着框框去搞调查研究的。因此，只调查“湘江风雷”干的坏事，未调查“湘江风雷”干了那些好事，其中多少革命群众无辜遭到政治迫害，所以调查后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于反对派，对不同意见的人，不作阶级分析和具体分析，一概采取排斥和对立态度，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摇摆性的恶劣作风还时常在我们脑子中作怪，特别是在胜利或者最困难的时候表现最突出。
    诚然，“高司”犯的错误不能怪广大红卫兵战士，应该由我们“高司”负责人负责。由于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私心杂念多，才犯这么严重错误的。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很沉痛。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高司”战士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有决心、有信心改正错误，接受新的斗争的考验。
    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代表：詹先礼 黄绍贤 胡少奇 王吉贤 秦道纲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广州军区党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我们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打击了“湘江风雷”和压制了“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对这一错误又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以致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造成了军民之间，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给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这次来京汇报，经过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反复耐心教导，使我们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逐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毛主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我们对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从右边介入的。我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群众运动。认为“湖南省委是打不倒的。”耽心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做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错话，支持了省委，压制了革命群众。
    当我们担负起支左任务，一开始我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有反感，把“湘江风雷”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被取缔摧垮，抓了大批的人，把绝大多数支队长以上负责人关押起来。他们之中有的是运动初期被打成“黑鬼”的革命闯将，有的参加“湘江风雷”只几天，有的只有十几个人一个支队的支队长，这实质上是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由于我们错误地把“湘江风雷”看成是反动组织，便在二月九日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我们既然对“湘江风雷”看法是错误的，对于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组织，自然也就看成了不好的组织，长期以来从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抵触、对立、甚至总想把他们某些组织压倒、搞垮。省军区曾报请中央对三个群众组织加以取缔，未被中央批准，在全省范围内口头和文字宣布取缔和解散的群众组织×个。这样，就把广大的左派组织压了下去，把湖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
    压制左派，势必支持偏于保守和保守组织，因而我们在支左中认错了门、站错了队。我们所组织的“红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所以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我们所犯错误，本来是有许多改正机会的，但是却长期没有改正过来，致使错误越陷越深，错上加错。
    四月初，一方面，传达学习全军军级干部会议精神，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另一方面，曾受到压制的革命造反派于四月七日封闭《湖南日报》，起来公开抵制和批评我们的错误。这是我们改正错误的一次好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和决定没有很好学习和领会。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抓得不紧，很不严肃，没有通过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决定的学习和领会，检查支左工作的错误，重新识别左派，特别是没有审查对“湘江风雷”的处理问题。总认为自己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并不那么严重。因此，觉悟很迟，改正的决心不大。
    由于坚持错误，引起了造反派对我们的严重不满，军民关系越来越紧张。在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启示下，我们对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五月十二日我们向中央作了第三次检查报告。五月十四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了我们的报告，写了极为重要的五条指示，给我们改正错误指明了方向，是对我们伟大的关怀和爱护。但是由于我们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和立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主席的批示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毛主席并没有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继续原谅和安慰自己，反过来则埋怨抵制我们错误的人，说造反派提出“一揪三打倒”大方向有问题，说有的人别有用心，想搞垮军队等等。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相反却发展了错误。例如对“红联”没有决心动员其解散，对“工联”不仅没有坚决支持，相反继续给他们施加压力，甚至六月八日错误地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长保守派志气，灭造反派的威风，这是我们对造反派的真压制，假支持的一个总暴露。我们对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章伯森同志不仅没有坚决支持，加以保护，相反对戚本禹同志肯定章伯森同志抱怀疑、抵触态度，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对经主席批示的报告中已经肯定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不仅没有加以维护，使之加强，相反却肆意地进行了改组，把在前段支左工作中做出的成绩的两个院校排斥在支左行列之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很不坚决，对毛泽东思想不忠诚，是最大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有的群众组织执行了我们的一切错误决定，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各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
    我们之所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上加错，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
    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支左工作中很少带着问题学习主席著作，特别是对毛主席五月十四日的批示，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热情对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极端错误的态度。因此，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对待和处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凭老经验，吃老本，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就事论事，看小节多，看大节少，讲小道理多，讲大道理少，论小事小非多，讲大是大非少，以感情代替政策，颠倒了是非，颠倒了主流和支流，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把坏人看得过多，甚至筑围墙、垒沙包、做铁门，门卫森严，如临大敌，说到底，就是害怕革命。在支左工作中，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只愿做群众的先生，不愿意当群众的学生，只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一分力量，不把自己同时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只强调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不强调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只强调拥军，不强调爱民，只愿听顺耳之言，不顾听逆耳之言。在亿万群众参加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在前进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对它看得过于严重，思想感情上有抵触，因而伤害了群众，造成了部队和群众的严重对立。
    三、受黑“修养”的影响很深，在党委和部队内部，往往把组织原则置于政治原则之上。不把革命性放在首位，而是把组织纪律放在首位。不是强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而是按自己的观点强调团结和统一。对于抵制错误路线的人特别强调纪律，对拥护错误路线的人则可放任自流。致使在党委内部或部队内部，少数人的正确意见不仅得不到支持和发扬，甚至还受到压制和打击，而错误思想，错误意见却得到支持和保护，致使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四、领导姿态不高。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的领导是不得力的，对于支持革命左派这样一项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重视不够，没有全力以赴，抓得不紧、屁股坐得很高，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上层活动中，很少深入群众，很少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被动应付，摇摆不定，措施很不得力，许多工作只是停留在会议上，不能落实。怕字当头，私心杂念很重，每到关键时刻，每遇重大问题，怕犯错误，怕担风险，不敢挺身而出，态度不明朗。对于所犯错误，不是高姿态的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而是怕丢面子，怕失威信，想改，决心又不大，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一句话，我们领导姿态与我们所担负的支左任务极不相称。
    我们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革命军队，湖南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把湖南“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很好担负起来，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委托，对不起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错误，决不含糊，决不动摇。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也坚决执行，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进一步提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世界观。坚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决心向山东省军区学习，诚恳地向群众作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大多数群众满意为止。我们坚决拥护总理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改组湖南军区的指示；拥护和支持四十七军领导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省委内站出来的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贾镛等革命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是根据我们所报的情况作出的，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因此，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收回“二·四”批示，给“湘江风雷”平反。撤消错误的“六·八”通令，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当前，必须以武汉地区“七·二○”事件作为鉴戒，加强思想工作，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检查，如有不当，恳请指正。
    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万疆！！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湖南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另一来源说，此报告日期为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号
    已阅，同意。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一日零时四十五分三十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总理、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
    总理：局势不能控制，你们很难解决。打电话回去，是按我们的方针，但底下不听，×××闹了一番。关于马坡岭问题、工程兵学院问题(指八月七日“工联”与“湘江风雷”在这里发生武斗)，原来反映的情况有点出入，不大。
    谢若冰：到底谁有理？你所担心的内战已经起来了。
    总理：两件事单独解决不难，如果连锁反应，发展下去，内战是可以设想的。对我们的方针过早宣布有反效果。事件情况有出入，要自我批评嘛！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作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毛主席缔造的解放军有它的特点，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的光荣传统。平时是按“党团员好、劳模好、老工人听话好”这个规律办的。一月份接受了“三支”、“两军”任务，由于十几年没有作群众工作，没有经验，下到工厂、学校，不少党团员运动初期偏于保守，加上刘、邓的影响，多多少少有些错误，几乎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同志是干部，应该懂得解放军的这些特点，多向造反派作工作。对解放军在支左中的一般错误应该谅解。如果坚持错误，成为一个时期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抵制，批判，也要注意区别对待。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五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昨天，林副主席说：“只有毛主席领导，才敢于发动这场大革命”。枪杆子发生动摇，怎样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单靠你们没组织好、没训练好能行吗？解放军有四十年光荣传统，是打不垮的，现在美国要来，我们还有信心打败它。一些犯错误的老将，只要还有政治热情，还可能再战沙场，带你们去打仗，我可以保证的。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发动你们，就是要培养你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我们的确是帮助你们的。×××打电话是忠实的(×××：我们要求内部传达)但下面不能控制。作领导的，脑筋要冷静起来，敢闯好，但一定要学习。林副主席提出的三性，一定要学到。第一是革命性。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第二是科学性。极左就不好了。第三是组织纪律性。极少数坏人要清洗。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四十七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谢若冰：我们打电话要求不抓不抢不打)但不能控制。
    (总理念了一个关于抢军装的材料。)
    一代表：已经查对落实了。是××抢的，××是流氓组织。
    戚本禹：流氓要镇压。
    一代表：×× 、×××都是流氓组织，长沙共有十多个。
    总理：要依靠四十七军，个别错误，允许改正。两派都要支持。成立制止武斗指挥部，作为过渡。“工联”人多可多出代表。
    一代表：投票是他们的担心。
    总理：他们不在，我帮他们说几句话嘛。
    一代表：“工联”另外成立一个抗暴指挥部，我建议共同搞，不要几个摊子。
    叶卫东：估计八月十九日“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可能进攻长沙。
    总理：共同搞的意见好，指挥部要四十七军作头子，好调动，将来转为人民武装指挥机关。
    (其它代表介绍了“红艺会”戴利同志。)
    总理：文工团员，你都敢于搞武斗。(笑)指挥部人员双方差不多，但也不要整整齐齐，“工联”单位多，可多一些。首先是造反派联合起来，“八·一九”进攻根本不在话下。还是文攻武卫，大家分工，帮助解放军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仓库。根据北京的经验，调动时，由一派去，别的不去。一个组织保护一个工厂，别的就不去。
    戴利：指挥部要加强，但“工联”不同意有些组织参加，说他们是社会组织。
    总理：有个过渡，将来归口，可以说服。
    谢若冰：组织内部矛盾比外部矛盾好解决。现在是大联合阶段，能否把工人组织合为一个组织。群众组织应该减少、集中，权力集中，才能恢复秩序，建立政权。现在这样下去会越打越大，文化大革命会夭折。
    总理：不会夭折，可能曲折，全国是大好形势嘛！
    一代表：每次打电话都说必须有无产阶级权威。但一部分人硬要走下去，一方面说服，一方面一小部分不专政不行。现在专政，打击面小，将来专政，打击面大。
    总理：专政是对付敌人的。
    谢若冰：湘派不是对中央，而是对×、×，个别对×有怀疑。联合有可能，在北京的，意见都一致，要联合制止内战。从长沙刚来北京的与我们交谈后都说我们“右”了。马坡岭问题与工程兵学院问题，要审查处理一下，谁是谁非，严厉批评一下。工程兵学院武斗，蔡爱卿在现场，但没指挥，现完全撇开不行，采取软禁。
    戴利汇报了工程兵学院现场目睹的武斗情况。并说：七月十五日听了蔡爱卿的发言，我们发现有问题。现在蔡、段、萧、史都是软禁。
    总理：工程兵学院武斗问题，可以单独解决。如果说工校武斗有预谋，那么马坡岭的误会更多，不要算老账，不要连在一起，要个别解决。往前看，促进自我批评，严于责己，宽于责人。下一步归口，要做基本功，厂里一派不压另一派，两派联合，推进大联合。基层不联合，上面联合不起来。
    (一代表汇报长沙恢复“红旗军”时，喊了“红旗军一千个好一万个好”的口号。)
    戚本禹：一千个好，一万个好，只有对毛主席才能这样说，对别人都不能这样说，怎能自己说自己？
    (一代表汇报“红旗军”虽然吸收了一些非荣复转业军人，但领导核心还是复转军人，顾虑不符合中央精神。)
    总理：告诉商量一下，怎么迫不及待的钻出来了？
    戚本禹：联络员找“红旗军”来京的人谈一谈。
    叶卫东：湖南红旗军要求中央表态平反以后，本身可取消，参加别的组织。
    戚本禹：“红旗军”的少数头头确实有问题，确与香港有联系。
    (代表汇报了“红旗军”有报纸、有活动，与韩景平(蔡爱卿老婆)的关系。)
    总理：电话讲早了，你们没料到，有反效果(指抓蔡游街)。
    戴利：蔡提出“以武斗反武斗”、“杀到河西去”、“工厂可以停工，我负责”等等，我们觉得有问题。开始，我们对龙、刘、崔是区别对待的，后来，他讲龙的坏话，把斗争引向龙。
    戚本禹：你态度好，认识到上当，我赞成。
    (戴利汇报吴自立吹嘘自己，一有毛主席一九四五年的亲笔信，二反龙书金，三是贺龙打下来的，要平反。)
    总理：吴是彭德怀的死党。一九四五年七大时，吴原是预选代表，后未当选，怀疑中央认为他是特务问题，主席关心红军干部，回信表示他不是特务问题。但他到一九六一年还要替彭德怀翻案。
    戚本禹：他们可能有集团，一定有个大阴谋在里边，要查清楚。
    总理：文攻武卫是指对保守的、被反动分子操纵的，联系两条路线的斗争而言，象对“百万雄师”。在左派内部之间不适用。
    戚本禹：革命派之间应该联合作战，为何要攻呢？
    戴利：建议成立长沙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民兵师或文攻武卫指挥部。
    谢若冰：能否表态文攻武卫指挥部以外的武装组织不予承认？
    总理：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查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总理：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
    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总理：省军区由龙书金回去负责整理，岳衡线情况好了，军区开展内部“四大”，会揭发问题，你们不要去，军民界线还是要划清。
    一代表：两件事，我们多作自我批评，但有一部分极左、过激的同志对立情绪大。
    总理：即使武斗几次，矛盾性质也不会变化，都是左派。两次都死了人，是误伤，打仗还误伤嘛！思想偏激可以教育，不教育、不帮助、不转变，矛盾才会转化。必须树立解放军的权威。
    戚本禹：你们靠谁作支柱？这是大问题。抢郑波同志的车，他好说话，真是涵养不错。这个同志不容易，困难时支持你们。要求你们发通报查，一定要把抢的车追回来。(八月十五日，湘江风雷把车送还了，并表示歉意)
    戚本禹：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有新的作风。
    总理：应该建立互相信任，对个别人有意见可以保留，但对整个组织要信任。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八月十二日晚九时二十分至十时二十五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关锋、戚本禹、姚文元、陈锡联、黄永胜、叶群等接见代表团
    总理：我现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他细节回去由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商定。
    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七日已经批准了。(全场暴发出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随即逐条宣读《决定》，当读完第二条时)
    总理：经多次研究，四十七军不仅能领导湖南的“三支” “两军”，也能组织筹备小组。章伯森、华国锋是经过考验的，特别是章伯森同志站出来此较早。当然他们有缺点错误，但能自我批评。
    (当读完第三条第一段时)
    总理：开展大批判，要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结合中南的陶铸、王任重，湖南的王延春、张平化。要集中火力。
    (当读到“警惕敌人……的阴谋”时)
    总理：“湘江风雷”感到有这种情况的威胁，“工联”也同样感到这种威胁在面前，要唤起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批判一小撮，抓革命促生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如果你们要分裂的话，敌人会利用。文攻武卫指的是对敌人，对一小撮挑拨者，不是造反派之间。
    (当读完第三条第二段时)
    总理：现在长沙的革命秩序还未建立起来，应该通过筹备小组的努力，促进大联合。
    (当读完第三条第三段时)
    总理：争取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最大限度的团结大多数。要推动他们觉醒起来，现在高司也有表示，这个工作，还要努力，有的军分区、人武部操纵他们，把枪发给他们，突出的是湘潭、常德、黔阳、益阳。“湘江风雷”、“工联”要去做工作，不要打击报复，要使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军区、军分区也要一分为二，也有好的。即使头头不好，下边也有好的，长沙军分区就有站出来的嘛！
    (当读完第四条第一段时)
    总理：有些夺的枪不是落在有组织的人手里，而是散落在社会上，有的冒充你们，又没符号。抢军服，冒充解放军更不好。
    (当总理宣读完后，大家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这个文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批准了，因有事，今天才宣布。关于“湘江风雷”问题，我们有责任，当然军区有自己的责任。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相信改组后的军区会更好的完成“三支” “两军”的任务。我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央文革的同志，除王力同志因负伤没有来外，其他同志都来了。特别是江青同志很劳累，也勉强来了，我们建议她早退席。(大家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龙书金代表军区党委宣读完检讨后)
    总理：刚才《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已讲到“二·四批示”中央的责任了，你们建议收回“二·四批示”已不存在了。这句话不要了。是不是？叶卫东同志。(答：是)。
    龙书金本人有一个检查，今天不读了，大家看一看，行不行？(众答：行)。
    占先礼：中央的决定我们没意见。我们“高司”在“二·四”以前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四”以后犯了错误。我们建议我们的材料不发了，文字上再做些推敲！
    总理：可以！××你把材料收回吧！
    占先礼：总理说我们是受蒙蔽的。当时没说“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因此我们捍卫“二·四批示”是无罪的。说我们是受蒙蔽的，不是这样，我们从“八·一九”就造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叛徒王延春的材料也是我们调查的。我们很多话没说完，要求总理单独接见我们。
    谢若冰：“高司”的这份检讨，我们还通不过。去年我和他一块到北京，那时我就发现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没时间我不多说了。
    占先礼：希望给我们安排时间辩论！
    刘秀英：我过去想当逃兵，不想搞革命了，想到新疆去。我错了，要打回老家去，接受批判，请革命造反派帮助我。我不是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我要从零开始。
    谢若冰：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必须做深刻检讨，你到底与陶铸、张平化是什么关系？我们有材料！
    刘秀英：守着戚本禹同志的面，我要讲清与陶铸的关系。(造反派指责她)。
    总理：你们问她嘛，让她讲！
    刘秀英：我接受省委的任务，到湖大当过联络员，以后又与中央文革的周子明等同志联系，反映些情况，我也不知道与陶铸、张平化什么关系，……。请求中央对我做调查，我也不知道错在那里！(造反派又指责她)。
    总理：她承认错了，愿意从零开始了嘛！她的个人问题，听听她的。你们是造反派嘛！(造反派：她是政治扒手！)她这么大小，你们怎么这样说呢?造反派应有造反派的气量！
    占先礼同志，我问一问你，你们的检讨是八月八号，我提到“二·四批示”中央有责任是七月二十七号，我今天一正式宣布，你要把检讨收回！你们写了检讨，当时我们感到你们的态度还好，所以印发了。现在中央已承担责任了，你就收回了！你们不赞成散发给群众，我们收回，但你们的检讨书是白纸上写黑字交给中央的，这是不能收回的。
    占先礼：我们认为给中央的检讨要在文字上好好搞搞。
    戚本禹：你刚才讲到“二·四批示”的问题嘛！
    占先礼：我们“高司”没有武工队，可以向总理保证。高司武工队员的自白是捏造的。我们要求中央首长对湖南问题进一步调查。
    总理：刚才那个女同志(指刘秀英)的发言，的确很沉痛，她的错误主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负，张平化负。人家从零做起了，不要斤斤计较，造反派要有造反派的气量，要高姿态，应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对受蒙蔽的应该同情嘛！
    总理对“高司”一个要发言的说：“今天结束会，你给联络员讲，把全文记下来。万达同志的检讨，发给你们，在这里不念了。”
    (会场不安静，两派互相指责。大家鼓掌，总理等首长走出会场)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代表谈话纪要
    八月十三日晚十时半至十四日二时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客室接见“工联”方面代表。
    总理：今天想和你们谈点政治(策)上的问题，不要老是纠缠在具体问题上，老是钻牛角。名单上的同志都来了吗？
    联络员：来了。
    胡勇：周国祥同志来了。
    周：报告总理，是我。
    总理：你是“工联”的常委，是干部？还是工人?
    周：干部，工人出身。
    总理：多少年工龄？
    周：十五岁学徒，十八年工龄了。后来提拔当干部的。
    总理：马坡岭的事情你了解?
    周：我知道(谈马坡岭情况，略)
    总理：好了。其它同志不是说也来了吗？
    周：来了。在门外。
    总理：请他们进来，先在房子里休息，我等一下去看他们。
    周：报告总理，当前长沙社会秩序很乱，原来说武装我们“工联”，直到现在四十七军也没有发一枪一弹给我们，我要求总理给批一下。
    总理：你这个人，一见面就是枪，枪。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了，怎么水平还没有提高多少呢?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他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高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
    总理：他们这样搞不对。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风格比你们高。造反派要高姿态。昨天江西一千多人开大会，人家根本没有动手。他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
    尚春仁同志是那一位?
    尚：报告总理，是我。
    总理：你是湖南省委的甚么处长？
    尚：省监委的处长。
    总理：省委里面有几个组织?
    尚：造反派组织是“永向东”，六百七十多人。“红联”派的是“机关筹委”。
    总理：王家根同志是那一位?来了吗?
    王：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那个机关，担任什么职务?
    王：省农垦局财务处长。
    总理：过去在那里工作?
    王：部队里转业的，原来在政治干校。
    总理：你是“省直红勤站”的负责人吗？你们红勤站有多少人?包括那些单位?
    王：“省直红勤站”是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起来的，共有二万多人。
    总理：李劲祥同志来了吗？
    李：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噢，你是湖南日报的?北方人吗?
    李：是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河北人。
    总理：你在报社当编辑吗?那个大学毕业的?
    李：工作职务是编辑。没有上过大学。
    黄振东：他参加工作时只有十二、三岁，当时只有小学文化。
    总理：噢！小学文化当编辑，不错嘛！我说了嘛，当记者、编辑不一定要大学毕业嘛！要有实际工作经验。你那一年调到报社工作的?
    李：六三年。
    黄振东：记错了，是六四年春。
    总理：原来干什么工作。
    李：在基层，大部分时间是做农村工作。
    总理：你当编辑，要多动脑子，写点好文章出来。我就是要讲这个事。文化大革命搞了一年，斗争水平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走马灯，水平没有提高还行吗？要提高斗争水平，现在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搞什么喷气式，挂牌子，搞逼供信，这不解决问题，主席很反对搞这些东西。斗党内走资派要靠材料，要搞批判文章，要挖内心世界。象戚本禹同志那样的文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有地方报纸写了不少好文章。在中南海斗刘少奇、邓小平那样的照片，不要拿出去，主要靠材料，文章才能把他批倒批臭。
    黄振东：报告总理，《湖南日报》十一号又复刊了．
    总理：又复刊了？好！要把报纸办好。
    黄：报纸复刊后搞大批判，请示总理可不可以点张平化、王延春和龙、刘、崔的名？
    李劲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可不可以在《湖南日报》上面刊登？
    总理：湖南日报不是群众小报。在湖南日报上点名要按十六条办事。点名批判张平化、王延春的问题我请示毛主席之后再专门通知你们。
    中央的决定不要在《湖南日报》上登。
    李劲祥：请总理指示我们怎么把《湖南日报》办好？
    总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红旗，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革命的大联合中写出一些好文章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积极的贡献。
    湖南有刘少奇，彭德怀是湘潭的，黄克诚是永兴的，陶铸是祁阳的。(问黄永胜)
    黄永胜：是的。刘少奇是宁乡，彭德怀是湘潭的。
    总理：是嘛！这些人在湖南有不少活动，要搞材料把他们批臭。
    你们新闻兵有多少人呀？
    李劲祥：一百七十多人。
    总理：什么观点？
    黄振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总理：我看也不一定都是一个观点，实际也不可能都一样。要吸收“工联”、“湘江风雷”这两派的同志参加办报。
    在报纸上要宣传人民解放军，问题方面尽量少说。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政法方面来人吗？
    符紫如：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噢！你是符紫如同志。公安厅的吗？
    符：是公安厅的。
    总理：公安部门是什么组织？有多少人？
    符：政法联络站，有四百七十多人。最近保守组织“省公检法”、“市政法公社”杀出来一些。保字号的大多逃跑了。
    总理：你可要注意啊！不要把劳改犯也吸收进来参加造反组织啊！(笑)
    符：那不会，那不会。
    总理：你要注意，“公检法”的组织垮台后，他们转入暗地活动了。政法部门杀出来的，要对他们保持警惕。他们有传统思想，罗瑞卿传下的那一套在政法部门根子很深。原来彭真管政法，是保卫局的观点，他把苏联特务，蒋介石特务那套办法学来，又加上福尔摩斯那一套。十几年来就是搞这一套。你们公安系统必须过好斗批改这一关。斗当权派容易，要彻底砸烂公、检、法这个旧摊子，建立一套新东西，很不容易，你们要在斗、批、改方面下功夫，搞出成绩来，不然又是老一套。
    符：好！我们一定遵照总理指示办。
    (×××反映谢若冰给长沙打电话的情况，略)
    总理：电话稿我看了，和我讲话精神没有出入。至于下边怎么说，那是下边的事，她管不了。
    刘友桂：“首都红代会”的同学下去分两派观点，到处演说，使下面两派闹对立。
    总理：要叫他们回来。
    王家根：这里有蔡爱卿的一个讲话，请总理看一看。
    总理：(看传单)这简直是反动的。本来昨天我想宣布他的问题，戚本禹同志把蔡爱卿的档案都拿来了，因为大会开的不理想，没有宣布了。
    蔡爱卿很坏，原来在山西当副司令员，公开支持彭德怀反毛主席，退休回湖南后，仍然搞活动。要叫他暴露一下子，等群众起来反他的时候就好办了。我们再法办他。
    (周国祥介绍湖南××组织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央的情况。)
    总理：那他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王晓同志来了吗？
    王晓：报告总理，来了。
    总理：湖大的情况怎么样？
    (王晓介绍湖大情况。)
    总理：你们造反派有多少人？
    王晓：二百多人。其他人大都回家了。学生二千多人也回家了，怕回来挨打。
    总理：要做好争取教育工作。
    黄子林同志来了吗？
    黄子林：到了。
    总理：你是省委的？干什么工作？什么组织？
    黄：省委“永向东”。我是档案局的干部。
    总理：同尚春仁同志一起的吗？
    黄：是一个造反组织。
    总理：多少人？
    黄：六百七十多人。
    胡勇：关于长沙局势问题(略)
    总理：你们要同部队商量，配合起来。
    胡：四十七军没有发枪给我们。
    总理：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四十七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
    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四十七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
    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枝，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四十七军派人指挥。
    李劲祥：听电话汇报，目前长沙很乱。
    总理：你们报社，还有你们机关的，省委“永向东”尚春仁同志，还有王家根同志，王晓同志，还有公安系统的符紫如同志，你们要组织一批力量搞调查。长沙这样乱，背后有人出主意，除了蔡爱卿，吴自立还有×××、×××、×××、×××、×××，你们要注意。
    符紫如：×××有一个支部。
    总理：组织干部、红卫兵小将去调查嘛！你们对形势要有一个估计；保守势力并不甘心，还要待机反攻，他等你们造反派内部先打，再反扑。
    现在“极左派”大反黎、华、章。将来筹备小组成员一公布，还要大反特反。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但是人家刚刚上任，就要打倒，这是什么问题？我担心你们从北京回去，一下车就会被抓走。这是什么问题？你们想一想？
    你们“工联”，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不要做小动作。在处理兄弟组织关系问题上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有几次我说了话，你们把我的话顶回来。你们同“湘江风雷”同志的争论是观点之争，不是路线之争嘛，你们不要一听说人家社会组织就反感。这会犯错误的。人家有缺点、错误，可以改嘛。
    周国祥同志，听说“工联”派你搞指挥部工作？
    周：是的。
    总理：要搞指挥部，姿态就要高，不要搞宗派。你是工人嘛！
    周：工人出身的干部。
    总理：今后，要保证，不管那一派，都不能冲击解放军。这样部队才能保证开展工作。要两派都来保卫，不要一派保，一派冲，结果打内战。
    胡勇：军区怎么办？
    总理：还叫龙书金同志回去，在军区内搞“四大”，好好检讨。军区要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革筹小组由黎原同志负责。
    黄永胜：省军区就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吧。
    总理：关于走什么道路。有人说北京道路，有人说上海道路，青海道路，我看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各地方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创造，要有志气。
    我讲了多少次，总是希望你们两派搞好团结。你们两边都开个生活会。
    中央关于“湘江风雷”问题表了态，这是个大事，他们在昨天连态都不表一个，×××只晓得同刘秀英吵。革命派嘛，要气量大。
    秘书：伯达同志请你过去讲话。
    总理：他是常委嘛，他说了就行了。还非要我讲几句吗？
    秘书：伯达同志请你去讲一下。
    总理：我在这里还要讲一下，请他们等一会。
    总理：占先礼在昨天会场上表现很不好。关于“二·四批示”，主席的意思是中央多担负责任，不要让地方为难。他一见中央决定，就把自己的错误也向中央身上推，这个态度不好。
    对受蒙蔽的群众，要注意争取，不要打击报复。跑了的，也不要扣工资，主席最不同意这个办法。要用毛主席的思想，党的政策，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讲话
    八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分至十六日三时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湖南代表团及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在京的有关群众的谈话记录。
    周总理讲话
    同志们：
    关于湖南问题，在大前天我们已经结束了。不过，后来跟两方面的同志单独会谈、分别会谈的时候，还有一两千湖南来的同志，因此，我们今天补开这个会议，再见面一次。
    既然有这么多同志来了，我想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
    因为许多同志已经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最近两三天分别跟你们“工联”和“湘江风雷”的两部分同志谈了话。我们还想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作一点解释。这个解释也是根据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对湖南问题的决定上提出来的。
    我现在还是采用分段把中央决定原文念一下子，然后对每一段再加以某些解释。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共分四部分。
    (一)
    我先念第一部分：
    “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这个书面检讨曾经在会上宣读过。现在省军区党委常委又作了一些修改，明天会印发给你们。
    “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的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这一段里面包含很多问题，我进一步作些解释。
    所谓军区党委常委的书面检讨，刚才说了，修改以后，明天会印发给你们。你们如果来不及在这里讨论，当然可以回到湖南讨论。如果有意见，还可以向湖南省军区提出。就是说，应该允许广大革命群众对军区过去所犯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用书面写大字报、小字报等送给军区，也可以开会批判，也可以采取背靠背的办法批评。但不管怎样，过去所犯错误，在省军区党委常委检讨以后，在中央指出这些错误以后，他们是决心改正的。而且，下一段我们还决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所以，省军区党委会的责任，哪一个同志多一些，少一些，我们经过事实调查，同志们检举，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点名的这两位同志，是负更多的责任。但并不是说，龙书金同志就不负一些责任。他自己检讨里面也说了，他曾经在广州开会的时候，通知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开会讨论，承认自己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中央当时得到广州大军区、湖南省军区两个检查报告，都认为是检讨的比较好，所以曾有五点指示，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起草的，是鼓励他们改正错误，指出他们应该怎么样认识错误。可惜，湖南省军区后来又没有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又动摇了。这就是说，湖南省军区有承认错误的认识，但是经过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一争论，又动摇了。这样，使错误揭发的过程就比较晚。在龙书金同志自己的检查上，说了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这个事情是过去了，是可以允许批评，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往前看。对省军区党委常委的问题，当时我们指出，除了军区负责外，这个错误还影响到中央，因为根据省军区二月三日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中央也批准了，匆匆忙忙发出了“二·四批示”。这个“二·四批示”，是对省军区犯错误有影响的。这个批示。在湖南参加斗争的同志都晓得，是这样批的：“湖南军区对‘红旗军’、‘湘江风雷’的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中央接受了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估计，说应该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虽然当时“湘江风雷”因为是人数发展比较多的跨行业的革命组织，在发展中免不了混进一些、也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怎么纯，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个问题我们跟这次来京代表叶卫东、张楚楩、谢若冰等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况。但我们应该说这只是一种支流、细节，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把这个组织的头头采取了专政措施，就等于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用毛主席严于责己的精神，我们得到教训，中央没有得到自己的调查，就匆匆忙忙根据军区一面之词发出了“二·四批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们根据毛主席的精神，我们不把这个责任推给军区，应该把这个责任分担。这是毛主席的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一向的精神，一向的态度。我们希望，军区也好，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也好，群众组织、尤其是左派组织，应该学习这精神， 严于责己，上级多负责任。确实是从上面下去的。“湘江风雷”的问题，捕那么多人，当然责任不能全归省军区，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不是说中央负起主要责任，省军区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呢？应该指出，报告是由省军区来的，事实材料是由省军区供给的(当然另外的一些报道也有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中央“二·四批示”有一点笼统，但省军区拿这个笼统的批示，就把它扩大了，就好象整个“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不仅解散“湘江风雷”及其所属基层组织，而且逮捕扩大化了，不仅逮捕头头，逮捕到底下很小的单位，十多个人的一个支队的头头也捕了，刚加入十几天的也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对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实行了叫“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也落入打击面。所以，压制、打击面就更宽了。这些责任，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恐怕要负更多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批示不是说了吗，有“红旗军”嘛。“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一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一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十二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三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枝。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来了。同样，他们在贵州也有人煽动革命群众来反对贵州革命委员会。有一个著名的头子叫李××，在北京我们也把他逮捕了。在浙江，也叫“红旗军”，也是跨行业的组织，我们说服了浙江造反派的同志，“红旗军”在浙江不合法。下属组织归口，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查，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 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一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象“湘江风雷”，它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五十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让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作“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还不止此。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竟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查，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查、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毫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查清楚以后再作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另外，在长沙有几位退休军人和老干部，当然应该一分为二，不少是好的，但有个别做这种活动的值得我们革命小将们注意。因为他们会搞这一套。就在七月中旬谈判的时候，蔡爱卿还在革命群众组织中放毒，比如，他说：现在是武斗的时候了，要拿武装杀到河西(湘江以西)去，解放大湖南。还说工人生产可以停止，他可以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说可以夺军权。这种说法，可以说原形毕露，被小将们识破了。但是听了他的话的识破了，没有听这些话的听不进去。所以后来造反派把他拉去游街了。这仅仅是一种行动，还应该把他们的底子搞清楚，他的活动内幕。根子调查清楚，这就更有利于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健康的发展。至于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如果说“红旗军”的问题，中央在一月确实说过“红旗军”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在一月二十二号中央常委和文革共同商量后，在人民大会堂，由我代表讲过一次话，讲了“红旗军”、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字。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委托黎原同志，请回到湖南继续调查。
    因此，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把问题摆出来，跟大家说清楚了。所以，我们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央有了错误，尽管有些客观原因，但我们总是把主观责任担起来了。这是毛主席的精神。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这一段是组织措施，中央决定改组织南省军区，加强湖南省军区，调一些同志出来，加强一些同志进去。
    在这里，我们要提一声的，龙书金同志在这次省军区犯的错误中，他是司令员，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应该说这个同志在广州大军区讨论时，认识了一些错误，但后来又一度动摇了。这个同志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是能够打仗的，是一个能够打仗的指挥员，这一点是得到我们伟大的统帅和副统帅信任的。同时在支左工作中，刘子云、崔琳同志负更多的实际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昨天分别跟造反派谈话时，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形。因此，处理上分别对待，根据我们伟大领袖的意见，还是把龙书金同志留在湖南省军区，将来在省军区内部，比方说在军区机关中司、政、后各部，他要负责的认真整顿，首先在一定的时机开展军区的“四大”，把湖南军区、军分区改造好，在这里面立新功。我曾经跟湖南军区的造反派孙素洁和张弘强同志甚至于一部分战士讲了。战士离开部队到北京来，他们的造反热情，我们是理解的，是同情的。同时也应该指出，这种方法是不能提倡的。你们想一想，军区不仅担负着“三支”“两军”的任务，还担负着保卫国防的战备的任务，全国都是如此，尤其是湖南是前线的近后方，一旦需要，随时就要动用的。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自由行动，必须要请假。上次内蒙也是自由行动来了一些，我们一方面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另一方面批评他们的这种行动。这次湖南来了二十多位战士，他们的造反精神，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不应当提倡这种方法，应当通过军区内部的“四大”来解决。
    军区内部的“四大”应该由军区内部进行，外面的群众组织的意见，可以采取大字报、小字报、写信等适当方法向军队提出，由他们自己进行“四大”，不适合于军队内部和地方相互串连。因为军队有本身的任务，机关工作停几小时当然不对，但是还可以停，军队就不行，他们要随时备战，要保持通讯联络，一日不可中断；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亲手缔造和培养起来的一支战无不胜的、举世无双的革命工农子弟兵，他不仅是有很好的训练，主要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既有物质的力量，更有精神力量来领导，这样的一支军队才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支柱。在去年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党政各级领导机关大多数都瘫痪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决定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从省以下委托给军队一元化，这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最受人民尊敬的。当然我们伟大领袖提出三相信三依靠，首先是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如果文化大革命没有广大群众的拥护，那当然不能进行。但是，更重要的是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是由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有组织的、讲纪律的、有很高的阶级觉悟的一个战斗部队，随时可以动用，有这个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三是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干部也是一分为二，大多数是好的，要经过教育。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很清楚，总的要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但总要通过有生力量，人，广大人民群众，还要有解放军来保卫，当然也要干部逐步觉悟起来，积极参加。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今天在座的湖南的同志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对人民解放军要有一个切实的认识，要给予充分的信任。不要因为出了几个坏人，如青海的赵永夫，反革命分子，假借中央名义，欺骗了广大指战员，残杀了我们一些革命小将，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嘛！内蒙就是一个军区的二级部长(？未记清)打死一个革命学生，有那么几个两面派欺骗中央，虽然时间拖的长一点，内蒙的问题也解决了。甚至于后来又出现了陈再道。也就是这样几个人，这些人只要一旦被揭露，还是动摇不了我们伟大领袖亲手缔造的人民解放军的。陈再道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威信的，在红军里面就是以打败仗出名的，一旦被揭穿以后，他就只好乖乖地来北京，整个部队也不听他的了。所以，这跟地方执行资产阶极反动路线和一小撮走资派不同，地方上的问题，你们小将斗争了很久还不能解决嘛！对于地方与解放军，要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估计。解放军的确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林副统帅提倡的四个第一，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熟读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几十年的传统下来的，特别是七、八年来在林彪副帅直接指挥下，更加强了。所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才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尊敬，引起我们的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的信任，敢于放手。当然还要看你是否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执行就要批评，就改正，不象地方领导干部顽抗。
    同时，我们也要说明，因为解放军在胜利以后，在战场的时候只有抗美援朝、福建前线、中印边境打过一些仗，一般是处在和平环境里面，接触群众比较少了一些，所以这次新的出来跟群众接触，搞“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比较容易一些，因为发动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帮助农民搞生产，可以以身作则带头干，唯独支左不太容易弄得清楚，容易拿军队的一套办事，好象党团员听话，老同志、模范都是比较好的，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老的有保守思想，敢闯、敢干、敢于起来批评的，是年青人。新生力量总是有点粗糙，但是它是可喜的力量，是有生命力的力量。所以，我们军队支左犯一点误，就不能完全避免，我们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帮助他。我们只要举这样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的解放军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在文化革命初期，发生武斗，发生了一些需要保卫的事情。拿北京来说，一千二百万小将来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靠什么来组织呢？靠解放军。同时有三百万小将在北京，生活、活动很有秩序，走过天安门甚至毛主席乘车巡视的时候很有秩序，这些都证明我们的解放军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工作队，它能够把大家组织好。更重要的是制止武斗的时候，解放军都是徒手去劝阻的，我们规定的“四不”(不动气、不动嘴、不动手、不开枪)，解放军确实这样做了，并且不带武器去，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全国不是以万计，而是数以几十万计的受了伤，挨了打，挨骂就不用说了，当然气会有一点点，但是把毛主席语录一读。就没有什么气了。你们想想，我们的工农子弟兵经过毛泽东思想教育，能够这样爱护群众，受了伤而无怨言，世界上有这样的军队没有？我们可以肯定的回答：举世无双。这样的军队，可以肯定，任何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我们有力量可以把它全部消灭。我们没有一个省没有冲击过军队，没有一个省没有遇到军队去劝架而不挨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开枪，甚至很少还手，这就说明军队的情况不能和地方一样看待。
    因此，我们对湖南军区改组采取区别对待，责成军区要在适当的时候开展军队的机关的“四大”，联系到检查军分区、人武部；同时派野战军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同志，还有他的助手郑波同志以及整个队伍来支援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是得到各种群众组织的欢迎的，我们现在正在部署这个工作，现在就需要你们信任他们，支持他们，来支持你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真正把湖南的革命搞彻底。
    现在，有一种形势分析是不对的，说武汉出了陈再道，现在全国的形势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全国都要实行反革命复辟呀！这种估计完全是悲观的、右倾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全国形势很好，陈再道的问题一暴露，武汉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嘛！“百万雄师”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神气了，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都起来了，形势马上改了嘛！几十万人的游行得到武汉三镇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解决了。河南的问题，军区错误的领导，我们在北京开会，把他们撤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解决湖南的问题。但是有人错误的估计，既然湖北出了个陈再道，大概中南各省都有陈再道。这种税法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不实事求是。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或个别严重错误的，军队跟地方性质不同，不仅湖南如此，广东、广西也是如此，也要作具体分析。希望你们回去好好作宣传，不能这样看问题，形势是大好，问题暴露出来了，就更好解决了，毛泽东思想挂帅了。所以我们希望你们对新的改组的省军区、新的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给予信任，我们现在仅仅提了三个人，黎原同志，还提了两位亮相的干部，这两位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比较早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也议定了一些，“湘江风雷”、“工联”方面，还有军队方面，准备在今天大会以后，明天还开小会，作一些具体工作的部署，希望你们对新调进去的军队给予支持，对新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全体成员给予支持，可以不可以呀？(全场群众齐答：可以！)湖南是我们毛主席的故乡，希望你们真正把革命搞得更好。
    (三)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午的工农业生产任务。”
    这一段是对各革命群众组织讲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即将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指引下来团结，不是无原则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的团结，否则，那就背道而驰，不可能团结。只要你们承认领导，受毛泽东思想的指引，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那就有团结的基础了，就有共同的方向了，就能够抓住共同的斗争目标，就能够求大同了。至于小异，有些个别问题的不同观点，那是可以存在的，人的思想不可能对每一个问题都是一样的看法，可以争论嘛！争论不解决，可以保留，以后再争论。但是可以朝着共同的大方向前进。这个大方向就是开展革命的大批判，首先是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从戚本禹同志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起到今天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批判的文章很值得读，不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和《红旗》杂志社论的批判文章，地方上特别推荐上海《文汇报》《中国“议会迷”的破产》和《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就是引导各地学习这样的批判。《湖南日报》不是复刊了吗？希望你们写湖南的批判性文章。刘少奇在一九六一年到湖南蹲点，也放了一些毒，什么“三自一包”，他是同意“三自一包”的，也同意包产到户，这种思想，联系到你们中南区陶铸、王任重，联系到你们本省的张平化、王延春，就很够你们批判的了。批判这些走资派，这就是批判的大方向，阐明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绩、伟大力量，同时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同时，希望你们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一定要回厂、回校、回机关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工作，这样来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革命既然前进了，丰收了，生产也应该丰收，湖南今年农业丰收，要继续争取秋冬作物的丰收。
    “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这一部分是讲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你们面临的问题，你们自己提出来了，叫做“内战”，有“内战”的危险。领导人根据出现的事实，提出了警惕，但是，是不是各革命群众组织所有的群众都了解了呢？没有。希望你们回去，不论属“湘江风雷”或属“工联”的观点的，大家都要了解这个问题，不应当有“内战”嘛！把力量消耗了嘛！你们有一部分武装，自己彼此对打，结果就把力量消耗了，首先是给敌人钻空子，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岳州等地还有你们的敌人，过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分子，还有钻到城市里面来的地富反坏分子，他们就会来挑拨离间，看到我们两个组织互不团结，他们就要来挑拨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满意地看到你们昨天在北京开了两派的团结大会，虽然我们没有人参加，听你们两派都说开得很好。我们现在高兴地庆贺你们。希望你们把这种精神带回到长沙去，到长沙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在全省有机会也开这样的团结大会。但是，首先应该注意要内部整风，因为内部整风是最好的团结的基础，双方整风，加强自我批评，能够开门整风，还可以欢迎对方的批评，自己多批评自己，相互有利于团结，这是毛主席的整风的方法。希望你们学习毛主席在二十五年前所提倡的整风，一九四二年文艺座谈会开始提倡整风，对我党取得全国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在思想上起决定作用，拿毛泽东思想把高级干部绝大多数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如果你们都采取整风的办法，对相互团结、本身的健康发展都有极大的好处，也可以克服当前长沙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要承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要承认人民解放军的支柱的保卫力量，才不至于让保守派或坏人夺解放军手里的枪，如果解放军手里都没有枪，又怎么保卫？加强“三性”，首先，必须是革命性，同时“三性”都有。大方向，大批判，实现大联合，湖南有了这样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总要过渡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要看全省的工作做的条件成熟了，才能实现。
    “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同志们会懂得，其他的群众组织也有过去曾经是革命造反派，在文化革命初期也曾经参加过造反活动，不能把现在的“高司”看成过去的铁板一块，而且“高司”本身也有群众，尤其是在学校里面，高等院校中“高司”的人数就占不少；在地方上还有不少群众组织受了蒙蔽，尤其是过去受省军区、后来受军分区、人武部的蒙蔽，现在还没有完全党悟，现在就需要由现在开会的“高司”的同志也要去做工作，教育他们不要再受蒙蔽了，不要再对抗了。所以，对只要有群众组织的地方，不应该采取对立的形式和打击报复的办法，把对方推的更远，而是欢迎他们站出来，承认错误，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承认错误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口头上承认错误，还在原地不动的；一种虽然没有说，可是他回到生产岗位上来了，努力生产。接受你们的领导。比较起来，实干比空谈更好，毛主席总是欢迎实践的革命家而不是口头的革命家。所以，如果有很多离开工厂、学校和工作岗位的受蒙蔽的群众回到长沙来了，他们愿意在实践中证明接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接受造反派的主张，就应该欢迎，更好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向他们耐心的作政治工作，使他们用行动来证明他们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就可以把大多数群众，包括在湘潭的“高司”的同志，现在不仅争取在湘潭的，而且到郴州、保靖、黔阳、益阳、常德等地的，都欢迎他们回来参加生产，参加工作，搞斗、批、改，这样就能团结更多的人。不要拒绝，因为你拒绝，一方面他不敢回来了，另一方面他感到没有出路了，就铤而走险，更加对抗，这是不利的。对军区，我们可以下命令，如不准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等，更重要的是通过群众来做工作。你们应该认识湖南的今天，长沙、株洲的形势很好，但外地的形势还没有都转过来，还需要你们做更多的工作，特别是湘潭很紧张，希望你们督促协议的实现，首先是造反派要模范的遵守，如果他不执行，更暴露他，他更脱离群众。
    另外，我们希望站在“高司”观点的同志，应该自觉，不要对立。你们想一想。不错，“高司”的原来在八月八日曾经有五位同志写信给我们，承认当时他们所认识的错误，不过经过十二号把决定宣读以后，写信的人的态度又有所改变。我们要提醒写信的同志，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们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作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三次了，也许是四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淥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所以，一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要革命的话，就应该采取革命的态度，就是说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是心情开阔，有革命的气概的人，是错了就敢于承认错误，而不要把原来承认的错误收回去，责备中央，责备军区，责备造反组织。我说这段话，把道理说清楚，回过头来。不能因为我说了话，造反派就追究谁写的，要斗他一场。希望他们能够逐步认识错误，他们自己组织的群众来批评他们的错误，而不要另一种组织来批评他们。
    (四)
    第四部分，最后一段：“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
    “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这一段是说今后。这一段是说今后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来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当然首先要把现有的群众组织、较为可靠的群众组织以及拿着武器在手的，加以考核编组，不可靠的要收回，拿多了的要收回。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由解放军做头子，来把现有的武装以及武装组织加以整顿，然后把可靠的工厂里面的产业工人有组织、有训练的武装，在解放军的指导下，自卫和保卫国家财产，协助维护长沙比较乱的社会秩序。这样，有可能对流失在社会上的一些散乱枪枝、游离分子的武装收回，也可能防止再有人抢劫解放军枪枝弹药的事情，这种情况不能再允许，从你们回去以后，就要停止。
    在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些事情都希望你们回去自己做。今天我们请来了北京六十多位大专院校的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你们六十多位是革命小将。我代表党中央，相信湖南的革命群众是很高兴你们去年到湖南煽风点火的，把文化革命之火点起来。那次大串连你们是建立了功勋的。湖南的革命群众是会感谢你们的，纪念你们的。这是去年。今年不要再搞一个大串连了。有人提倡今年要搞第三次大串连。中央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倡搞第三次大串连。因为现在串连不是夫年那个时候了。去年去是点火，今年去串连就会帮倒忙。这句话是我们伟大领袖说的。这句话是出于好意。你们主观上是想帮忙，但是客观上是帮倒忙。北 京是两派，如果你们把两派观点带到湖南去，湖南造反派本身是两派了，不是帮倒忙？因此，我们有一个要求，中央、中央文革作了一个决定，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大学、中学红代会，无论如何请把联络站撤回来。还要暗查铁道部为什么要发免票，同时，也要求湖南革命群众组织、小将们，你们靠自己，你们已经行了，已经站出来了嘛。
    这一点是附带说的。
    主席在八月七号批准了这一个决定。
    好，我讲的就完了。
    戚本禹同志讲话
    同志们：
    四十多年以前，湖南省是大革命风暴的一个中心点；四十年后的今天，湖南省又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中心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功勋，他们在很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毛主席的路线，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很多同志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为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写下了光荣的篇章。我在这里向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向湖南省红卫兵小将致敬！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初步胜利。我希望同志们珍惜这个胜利，巩固这个胜利。
    在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我愿意同大家一起温习一下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语录》的二百零四页第二段，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是毛主席在全中国解放前夕的二中全会上讲的。当然历史情况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毛主席的精神，我们胜利的时候要防止骄傲 。要防止不愿意再求进步的情绪，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同志们，对我们大家，都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因为胜利，我们往往自己不容易看到我们自己的毛病，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不容易看到自己的错误。但是，看不到自己的毛病、缺点和错误，我们就会满足于这个胜利。同志们刚才念了给毛主席的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报喜，说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作，把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但是，如果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很好的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那么，我们就不能很好的实现我们的保证。同志们，我感觉到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有很多优点，作了很多贡献；但是，他们是有很多弱点的，很多同志是有很多弱点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你们会不会生气？
    你们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掌握党的政策。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还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资。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同志们，毛主席说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那么，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不是能执行正确的政策，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生命。它能不能活下去，存在下去，也就看它能不能掌握党的政策。总理讲话，讲了很多，我体会他的中心点，就是能不能掌握党的政策，执行正确的政策，能不能掌握《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们党目前对湖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个决定，对我们如何对待解放军，如何对待省军区的错误，如何对待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如何对待敌人的挑拨离间，如何对待受蒙蔽的群众等，规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是不是能很好地执行这些政策，是关系到我们革命造反派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在湖南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问题。刚才三个同志的讲话非常好。但我就找出一点不足的地方：你们对解放军犯错误的干部定了性。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我不会包庇湖南省军区的坏人。湖南省军区里面，象刘子云、崔琳犯了很多错误，对革命小将，应该说有罪，他们把革命小将抓起来，拷了手铐，是有罪的。江青同志当时看了这些照片很激动，她很同情这些小将，她讲了很多话。我们总理，还有我们，大家看了后都很难过的。为什么我们为“湘江风雷”翻案？就是对湖南省军区违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法有很大的不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同他们进行了斗争的，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但是，我们不赞成现在马上给他们定性。我不赞成，总理也不赞成。这就是一个政策问题。能不能掌握这个政策？解放军犯错误跟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犯错误的性质不是一样的。走资派，比如王延春、张平化这些人，他们在湖南有一套完整的路线，就是刘邓路线。他们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观点，一套完整的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对抗的观点；在组织上他们有一套为了保证实行他们的政治路线的一套组织路线。但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这样完整的走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没有这样完整的走资本主义的组织路线。这一点，是有根本不同的。我们的军队里有坏人，象彭德怀、罗瑞卿、陈再道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在我们的军队里面不能起主要作用。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建立的。四十年来，是有它伟大的功绩的。 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我们党的中央机构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很多部队都是拥护毛主席的，不跟他们走。是不是？总理！(总理：是的。)总理亲自参加了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军队直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了鲜血，立下了战功。解放以后，彭德怀在一个时期里篡夺了军队的领导权，推行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在军队里面是有抵制的。以林副统帅为代表的我们的解放军抵制了彭德怀推行的这一套错误路线。后来军队在林彪同志的主持下作了很多事情，在生产建设上，在保卫祖国的事业上，他们是站在前面的，特别是军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总之作了很多事情。所以，毛主席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号召， 就是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号召我们全国、全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同志们，毛主席没有号召向湖南省委学习、向中南局学习，而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证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军队。所以，对人民解放军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爱戴，要拥护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有少数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犯了路线错误。犯错误后，有些人对错误认识不足，经过斗争，认识了，愿意改正了，我们就看一看，一看二帮的办法，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象中央、周总理讲的：他们改正错误后，群众会拥护他们，中央相信，他们一定能认真改正错误，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不是说整个湖南军区里面没有一个坏人，但我们绝对相信湖南军区里面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他们会改正错误的，是会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他们已经作了很好的检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回到湖南以后，能够很好地跟军队(不光是四十七军)站在一起，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只要他们检讨了，改正错误了，就应该欢迎。因为你们要看到，军队犯错误，跟党内走资派不一样，性质不同，是两个类型的矛盾。当然军队里面有极少数的坏人跟党内走资派有勾结，但是极个别人，象陈再道这样的人是极个别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全国各地都抓赵永夫，出了个陈再道，全国各地都抓陈再道，广州也抓陈再道，没有那么多陈再道。如果有那么多，人民解放军怎么是伟大的军队？！那么毛主席号召向人民解放军学习错了吧？！不是象西北局、西南局都烂掉了。没有那么多。他们是认识上的错误，是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犯的错误。要这样看问题。不然会迷失我们的方向。有些同志对打击走资派积极性不那么高，而相反的把矛盾都集中到军队里面去。这是不对的。军队里面的错误绝大多数人是认识上的错误，跟地方上走资派有原则的不同，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立场、原则问题。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而我们部队的同志因为受了错误的影响，弄不清事情的性质，搞错了，犯了路线错误。这一点，一定要严格区别。
    你们还有一个政策问题，就是对“高司”、“新联”中广大群众究竟怎么看。这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还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我希望同志们回去，能提供这样的经验，这样的经验对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用处。
    怎么样正确对待“高司”、“红联”犯了错误的广大群众？毛主席在接班人五条里面曾经告诉我们：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是我们能不能作接班人的重要条件。这一点，我跟总理议论过，我们不太放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就看到你们的错误，一个活标本，就是“红联”有一个人表示愿意承认他的错误，愿意回去挨批评、挨斗争的时候，你们不欢迎他改正错误。当然，今天谢若冰作了检查。但我还是不大高兴。因为谢若冰是有名的革命小将，象这样的革命小将不欢迎、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你如果有代表性的话，我就很不放心。还有，这个检查错误的同志刚一出门，好多人蜂拥上去，就把他打了一顿。这是我不得不说的。这是号称掌握政策的“工联”做的。这不是光彩的事情，不是英勇的行动。你们抵制错误路线，英勇斗争，这是革命的行动。但是今天你们得到初步胜利以后，就去打过去反对过你们但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这不是英勇的行为。我赞成。总理是不是赞成？(总理：赞成。)起码有两票！后来，有同志说，没有打。这一点，我也觉得不大光彩。打了就打了，还不承认？是用救护车救出来的嘛！总理看见了，我也看见了。错了就错了，不对嘛！要有勇气承认，以后不要做了。如果你们回去不做好“高司”、“红联”受蒙蔽的人的工作，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很好的胜利前进。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你们在长沙把一些人抓起来。如果是这样的说，是违反中央决定的，是政策所不能允许的。你们今天得到了胜利，都很高兴，但我说了这么一些不太悦耳的话。但你们要理解我，我是确实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我跟你们是一个立场。你们要很好的团结他们，团结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当然有的跑了，有的是坚持错误跑的，有的是害怕跑的。对坚持错误跑的，他跑了就跑了。但对害怕的人跑了的，你们就要做工作。毛主席说过，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人。就是“高司”、“红联”里面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甚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也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我去过一个工厂，那里我认识过一些人。他们造反派告诉我说：你认识的人都不是好人，都是坏人。我顶了他一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是坏人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同志同我一起劳动过。在困难时期是一起度过的。现在他们参加了保守组织。当时我不知道湖南的情况怎么样。那时碰到天灾，工厂里面工人自动压缩自己的粮食定量，每天劳动很紧张，苏修欺负我们，他们发奋图强，得了浮肿病，还忆苦思甜。现在，有的造反派说他们是坏人，我就很生气，当时就顶了他。造反派开始受反动路线的压制，我是支持的，现在你们打他们，我说是错误的。造反派我也有数，你们大概也有数的，有的过去有点跳皮捣蛋，有少数不好好劳动，不上班，你们里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也可能个别的是有的。这些人，老师傅就是看不惯，说：这样的造反派我就是不服气。人家不服气，你还是没办法。你说你是响噹噹的造反派，是坚定的、光荣的造反派，你们刚才念的一大片，但是人家不是反革命，就是不服气，你怎么办？要使人家服气，要作出榜样来。我们要很好地向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学习。你们知道，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四方面军，张国焘蒙蔽四方面军的战士、干部，要他们来反对毛主席，甚至打毛主席。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并不是因为你要消灭我，我就先消灭你。毛主席自己领着队伍向陕北继续前进。在毛主席正确政策的感动下，四方面军的广大战士跟上来了，他们从实践中识别了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张国焘是坏蛋。后来张国焘一个人孤家寡人跑了，没有一个人跟着他跑。毛主席的伟大榜样我们要学习，如果不学习毛主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当接班人，想当也不行，要被别人推翻的，要垮台的。我这样说是不是灭了我们的志气呢？不是的，那些少数坚持错误的人，他们利用我的话来攻击你们，你们不要怕，攻不倒你们，攻得倒你们的是你们目己，你们自己不掌握毛主席的政策，你们就自己把自己攻倒了。有些人如果不改正错误，还要顽固坚持错误，他自己会走上绝路，就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打就倒了，你们不要去武斗他就倒了。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希望同志们掌握政策。而这一点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有些事情作得很过份，什么叫过份，就是不符合党的政策，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希望我们能够改正这个缺点。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遵循毛主席指出的方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轨道，不能脱离这个方向、这个轨道，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湖南的革命造反派还有一个弱点，就是你们内部不那么团结。这个问题你们刚才讲了，胡勇同志念了一个加强团结的决定，我耽心这个决定会不会变成纸上的东西，我希望这个决定能够变成你们的行动，而不是一张纸。因为据说在你们宣布这个决定之前两个小时，湖南的造反派之间两派还在斗争。造反派不应该是两派，的确你们现在也有两派，要消灭两派。而且你们两派还武斗，这是很不应该的。我希望从你们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起，再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造反派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我这个话不确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你们造反派之间不是敌我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嘛！在你们“湘江风雷”受压制、受打击的时候，“工联”很支持你们，“工联”支持你们也是为了支持他们自己。你们是亲兄弟，是并肩战斗的兄弟，你们不应该再闹分裂。我希望你们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搞一个工代会，一个红代会，不要搞很多很多的组织，因为大方向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搞小团体主义、工联主义，你们可是有工联主义，你们知道工联主义吗？你们和“湘江风雷”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什么以“湘江风雷”为中心，以“工联”为中心，哪里那么多的中心？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有那么多的中心？以你为中心，就会发展成为唯我独“革”，发展发展，搞到最后，就什么中心也没有了！搞到最后，群众是不会同意的。我收到湖南的群众来信，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有革命秩序的局面，需要结束过去缺乏革命秩序的状态。所谓乱，乱是好事情，乱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乱的军区的反动路线，这个乱是正常的，没有乱，湖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取得胜利。但是，现在胜利局面已定，我们要走上一个正常的秩序，建立革命的新秩序。
    现在，中央已经同意湖南省建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央确定的人选有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其他的同志你们还可以讨论，赶快提名报中央批准。我们要维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不要象过去一样。中央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新的航向，就要逐步建立起新的革命秩序，按照这个方向前进。如果有谁还要在湖南现在的情况下，用过去的办法来对待现在的革命派，互相之间还要闹，还要破坏革命秩序，他要被湖南省的群众所抛弃。因为湖南的群众所要求的不是这样，你们要懂得群众要求和愿望，要听取群众的呼声。湖南的“红色怒火”、“高司武工队”现在还用枪炮、坦克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群众是很反对的．如果你们还要这样打内战，湖南的群众要抛弃你们的，会有新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派来代替你们的。如果“湘江风雷”这样做，中央给“湘江风雷”翻了案，“湘江风雷”自己又会翻了过来！“工联”这样做，“工联”也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湘江风雷”、“工联”的广大群众会起来造反，抛弃你们的领导人，建立起新的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头头、领导人切记不要脱离群众，切记不要背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切记不要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这里，希腊有个故事，安太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呢？当他打不过敌人的时候，他就落在地上，他的母亲大地给了他力量。后来有个敌人发现了他的弱点，在打仗的时候，就把他举在空中，让他脱离大地后把他掐死了。这是一个悲剧。同志们，湖南的革命造反派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你们要脱离群众，就会被敌人掐死就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是英雄吗？“湘江风雷”如果象安太一样，离开土地，离开母亲，离开群众，背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也就会失败的。“工联”也是这样，“长沙工人”也是这样，“青年近卫军”也是这样，“青年近卫军”你这个海司令，如果脱离群众，背离群众的要求，你这个司令就当不成了，就会象安太一样被敌人打败。因此，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克服个人主义，克服小团体主义，克服无政府主义，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动力，也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不要以为现在自己是了不起了，是英雄了，就飘飘然，就骄傲起来，贪图安逸，希望人家捧场，出风头，这样的人要失败的。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在北京就可以看到，有的很有名的小将，当了权以后，当了领导以后，要住好房子，换一个不行，再换一个也不行，要把别人赶出来，自己住一个院子，要睡沙发床，要坐藤椅子，出门一定要坐汽车。有一个工厂的造反派，为了炫耀自己，可以从北京坐着小汽车到天津家里去，衣锦还乡，跟过去的楚霸王一样，回故乡摆威风，摆阔气。有的当领袖。排斥别人，为了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不惜搞打砸抢，破坏国家财产。这样的事情不少，当然绝大多数小将是好的，象这样的人是个别的。你们过去是受压迫的，回去以后，你们的地位不一样了。我希望你们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你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容易轻信，缺乏警惕，缺乏调查，容易受别人的挑拨。具体来讲，就是周总理讲的，有的同志上了蔡爱卿的当，上了吴自立的当。你们有件事情，我说很不光彩，你们把反党分子吴自立护送到北京来，我看你们不要保密，公开检讨，革命造反派的风格，有错误就检讨。你们上当，这个问题不能怪你们，因为他拿着主席的一封信来招摇撞骗，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因为吴自立搞“平江史”，大家都知道，你们没有调查，结果上当了。我们愿意看到革命造反派有了错误就检讨，不断进步。你们看，我们中央的同志有了错误就作检讨，而且负主要责任。你们为什么不检讨呀？应该检讨，你们为什么不检讨？我看这一点，风格就不是很高的，光说自己光荣光荣的干什么！光荣要别人说，不要自己说，你就那么光荣？可是对自己的缺点、错误没有很好的检查。中央讲你们“湘江风雷”有不纯成份，这一点你们没有讲，中央讲这个问题是开了一次会的，而且是请示了毛主席的。根据大量的材料，你们在这里没有充分的认识。中央讲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这一点，现在你们的发言，没有很好的、深刻的认识，你们提了一点，很不深刻，你们主要的应该讲这个问题，而成绩应该由我们来讲，由别人来讲，我希望你们“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不要多讲自己的成绩，要夹着尾巴做人，尾巴不要翘得高高的，要夹起来，有的同志尾巴已经翘得很高了！我有这个感觉，同志们，你们对我不满意也可以，但是我有这个感觉，什么我是老战士、我的部队，还有我的什么。我喜欢说不好听的说，什么你的部队呀，什么老战士呀，好意思！你们想想看，如果是语病，那我还可以原谅，反映一种骄傲情绪就不好了。你们看周总理多次接见过你们，几时讲了他是老战士没有？当然我是一个新战士。你们就叫老战士了？那不跟北京“联动”一样，他是老红卫兵，去年“八·一八”到现在一年还差三天，就是老红卫兵了？你们回去以后，说我是老造反派，你是新参加的，同志们，那你们就糟糕了。你既然是老战士，那我就要问你一句：老战士对敌人这样没有警惕性？蔡爱卿这样的野心家，公开讲夺军权，我们的军权是谁的呀？是林副统帅指挥的，是最高统帅毛主席领导的，蔡爱卿不是说我们算老几吗？你们可以问他一句：你算老几呀？你来夺军权！但是，我们的同志们非常没有警惕，居然还让他在会上讲话，讲了话你们还鼓掌，这个我看不象老战士，老战士打仗会侦察，你们不侦察？所谓不侦察，就是不调查，还要人家讲话，还鼓掌，他要你送人你就送？还有人在背后挑动，说什么中央文革、总理分两派，你们就上当了，湖南就有这样的大字报，这是从“左”的方面、“极左”的方面来动摇中央的领导，这是很大的政治进攻，反对我们国家的总理，这是很大的事情，同志们没有警惕，上了当，居然可以跟坏人跑，这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当然不是说你们所有的同志，很多同志是很好的，就是这些同志，很多还是斗争相当勇敢的，但是，可惜就是缺乏警惕性，上了当。
    我就这么三点希望。一个是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很好的掌握政策；一个是希望你们加强内部团结，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自己的恩想，去掉私字，克服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个是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不要迷失斗争的大方向。
    今天的会议开完以后，同志们回到湖南，回到光荣的毛主席故乡，我们对湖南省来的同志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湖南是全世界人民所敬仰的地方。为什么湖南的问题开会开得特别多，每次开会开到天亮？就是希望把湖南省搞好，搞成象你们说的那样。真正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希望同志们回去以后，懂得这一点，不要辜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要辜负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对湖南省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希望。
    周总理总结
    同志们，现在可以结束这个会了。今夫这个会开得很好，我把中央的决定作了解释，戚本禹同志对你们提了好的建议，同时你们表示了你们回去要做的事情，当然，一切的一切，要看你们在斗争实践中来证明，你们说是保证，毛主席的《实践论》所提供我们的一个知识，要由实践来证明，不能靠宣读来证明。我们希望湖南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联合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以黎原同志为首，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还有其他同志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团结湖南省的广大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把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湖南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批臭批倒，这样就会真正地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就是真正的共同对敌，这样就能够在斗争中学会政策和策略，在斗争中戒骄戒躁，掌握方向，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这样也就才能如同你们所希望的把湖南省建设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才不愧为毛主席故乡出生的革命战士。
    让我们高呼：湖南省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讲话均系根据录音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团谈话纪要
    八月十六日二十三点五十分至十七日五点三十分，周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了“湘江风雷”。
    十六日二十三点五十分至十七日二点四十分，总理、戚本禹接见“湘江风雷”一方。
    (总理翻阅名册，询问刚从长沙来的“湘江风雷”派八个人情况及各群众组织情况。)
    总理：啊！××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你是×××的。×××要夺军权，夺军权是不对头的。
    总理：去飞机接你们，但×××还不来，叫他来都不来！
    总理看到邹定国(孙大圣负责人)的面部被汽枪打伤仍未痊愈，总理指示：你可以晚走几天，到反帝医院去检查一下，由联络员同志办一下。
    李忠坤：当前长沙十分严重，形势很不好……。
    总理：不要对形势看的那样悲观，要乐观吗！这些话昨天已经讲了，录音了，你们可以放录音听听，不重复说了。
    李忠坤：我们发了公告，抓俘虏不打……。
    总理：不要叫什么俘虏，不能当敌人看待，听了很不顺耳，我劝你们再不要这样说了。要劝他们(指受蒙蔽群众)都要回来，工厂的回工厂，学校的回学校。一道搞大批判，这样路子就顺了，回来就叫认罪。这样搞不顺，不利于争取群众。
    李忠坤：我们怕他们走到湘西当土匪，所以把路拦住了。
    总理：跑到山头就是死路一条，农民也会把他们赶出亲，不要拦路，要进行宣传，就可以争取过来。
    李忠坤：长沙流氓阿飞很多，劳改犯冲出监狱，跑出七个人……。
    总理：再不能冲军区。要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刚才看了你们的计划，组织起来二十个连。但要注意一点，组织起来的连，不要跨单位，各单位各自组织，然后联合组织起来，执行警卫，也要分担任务。有了指挥部，就一起来，部队也要把枪背起来，这是第一个环节。
    一代表：“二·四后”，××没起好作用，他们保军区，××与“湘江风雷”，比××。不是左派。
    总理：你是否说“湘江风雷”是左派，××不是吧。你讲这些事情，戚本禹同志是很清楚的(戚暂不在会场)。你们这样，要××说话了，少说点吧。你是大人了，二十八岁了，要带领小将向前跑，你这样算账，没法算老账的，这样没意思！贾镛、叶卫东，你们懂得这些情况，应该做他们的工作。
    总理：现在，第一步先组织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群众代表双方各一半，由解放军负责指挥。
    众：××把自己下面的当炮灰，枪口对自己。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需以“湘江风雷”为核心。
    戚本禹同志会中出去办事，回来听了这些问题后，讲话：
    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别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议“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毛主席为核心。
    你们可能说不理解。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不执行主席指示就不是左派组织。这样提出是很蠢的，你们要觉悟。
    毛主席为核心，这是历史上形成的，群众拥护的。在历史上，王明、李立三提了以自己为核心，张国焘就更是了，还搞了第二个中央。凡是老是强调以个人为核心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凡是埋头苦干，想阶级问题，想中国问题，想世界问题，都是真正的核心。
    毛主席这个指示，不要出小报，咀要牢些，可以宣传精神。
    当然，你们不可能全部理解毛主席指示，但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你十八岁，是四八年生人吧，四八年时候，你的细胞还不存在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领导全国胜利了。你什么时候生日？(答：十一月)。四八年十一月份，淮海战役已胜利了。所以，现在不理解，以后就理解了。不能个人提以自己为核心，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成为中心。我们中央不提以“工联”为核心，也不提你们为核心，现在提谁为核心，历史条件都不够。
    你们互相都要进行整风，进行自我批评，现在有这个司令，那个司令，怎么不打架呢？比如抗日战争时期，那么多的司令，有真司令，也有假司令，最后形成核心的是毛主席的司令，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那个为核心？就是看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小团体服务，那是很大的问题，希望你们考虑。
    中央《决定》是毛主席批的，经过中央讨论的。你们要执行。(有人说：第一个代表团有问题。)那是经过你们讨论的，并经黎军长报中央批的。黎原同志，华国锋同志，章伯森同志，这三人是毛主席批的。黎原同志是经过考验的，四十七军是优秀的部队。当然不是说下面没有缺点错误。特别对待陈再道的问题上，四十七军表现是很好的。你们对四十七军不能乱造反。黎原同志，郑波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好的。你们说你们是左派，我还要看一看，要看看你们掌握毛泽东思想到什么程度。你们才是半年多的左派，不要自封左派。我看到标语上写“戚本禹同志是左派”，我身上都出汗，感到紧张。自称是左派的，决不是左派。因为自封左派后，就飘飘然了。必然是，不是向左靠，就是向右靠。现在有两个左派，你们是左派，黎原是左派，我更相信黎原这个左派，我们要相信黎原同志，因为你们没有参加过战争。战争的考验是最大的考验。你们还没有参加过战争。
    华国锋、章伯森同志，我们认为在湖南是比较好的。我们中央是了解的。华国锋同志过去是有功的，能力还比较强，是经过毛主席同意的。华国锋同志表态支持左派，有的同志不信任，你们可以看看，现在还没登台表演，就不看、不信任这是不好的。要让他们表演表演，要一看二帮。不能做到一看二帮，就不能做一个好的接班人。对老干部要尊重，因为他们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没他们奋斗，那有今天。当然，首先是毛主席领导的结果。也有他们一分。走资派要打倒，但那是少数。多数是好的。若是没有他们，你谢若冰可能还是童养媳。你海司令还不知怎样！要尊重他们。听说你们一回去就要斗华国锋同志，我真担心你们！这样做很难说是革命的感情。你看一年嘛！还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再不行，再打倒！
    ×××你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答六三年)，以前谁在搞革命，是他们嘛！我对你有所了解，当然不一定准。你再不能用小资产阶级去影响别人。你有无产阶级的，也有小资产阶级的。你是有影响的人物，建议你考虑考虑。
    还有章伯森同志，章伯森同志是有缺点有错误的，但他是你们湖南较早站出来的一个领导干部。湖南领导干部有个问题，就是逃跑。历史上的李维汉跑过，张平化跑了，都跑了，唯他不跑。你们说他狡猾，我看他很老实。他没有跑，可他自己说，当时是跑不了了，受到了教育不跑了。他还写信给中央，给你们“湘江风雷”翻案。那是冒着风险支持你们的。(有人问：他什么时候给中央写信？)那是三、四月份。但你们翻身后，就要打倒人家，起码这是不公平吧。
    所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这样搞法能否受到群众拥护，是很可能要犯错误的。同样，“工联”不能很好举起大批判旗帜与你们大联合，也要犯错误。希望你们来了，就要扭转这种情绪。接受中央《决定》，如果听中央的话就是“右”了、“修”了，你把自己放在什么地位？要做工作，不要怕别人说“右”了、“修”了。这不是说毛主席、中央“右”了、“修”了吗？我真担心呀！难道中央变成了修正主义堡垒了，就是你们革命，那还怎么相信中央、相信群众呢？
    张楚楩：现在就是有人这样，一说不同意见，就说人家“右”了、“修”了。
    ×××：你说谁说了。(顶起来)
    戚：你看！你们是一派的，还打架！希望你们和你们说的“右”了、“修”了的人谈谈，希望你们考虑三天，如果不通再写信来谈，事情总是复杂的，要从多方面想，不能解决，我还可以去谈谈。
    叶才宝：在江水里放毒的人，我们抓到了三个。
    戚：要法办！
    叶才宝：大家要求筹备小组快回去。
    总理：主席再三问贾镛，开始不清楚，现在清楚了。但你们说我是中间派，这怎么好说呢！
    戚：你们看不行，那谁挂帅呢！
    总理：筹备小组名单你们有意见，那是八月七日，谢若冰打回电话的，我看了他电话稿，那是对的，老实的。你们要信任她。不能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话就“右”了、“修”了。这怎么能行呢？
    ×××：光靠上面恩赐是不行的，要有个认识过程，要民主选举。
    戚：主席批示的，怎么叫恩赐呢？
    总理：各派人选由各派去选。但不能搞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两方选出后，双方要协商，双方都不能强加于人。
    ×××：报告总理。我们来了一个宣传队，五十七人，要演“湘江风雷颂”，要求派人审查剧本。
    总理：由戚本禹同志考虑。
    戚：我不审查。等你们联合起来了。把湖南搞个好局面，毛主席满意了，那时一定请你们来，请你们演剧。并且放在最好的剧场演剧。现在我不看。并且，希望你们不要到处做报告，做事要留有余地嘛！不然，我脸上都感到发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代表，
    “工联”代表做了检查，也给湘派提了些意见。
    总理：现在要求你们双方合作，联合起来，首先停止内战。胡勇你们几位负责人要很好的说服工人，联合起来。内部一致了，才能把对外搞好。把秩序搞好，四十七军把枪支调来，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刚才说服了半天“湘江风雷”，看来你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你们是工人阶级，要做模范，他们多是青年，多是学生。
    总理：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一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总理：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吗！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看大方向，要讲团结，要把长沙建立一个革命新秩序，这是第一件大事。
    (“工联”仍有人给湘派提意见。)
    总理：你们是左派，要严格要求自己，多多批评自己，要求大同存小异，你们多是工人，应该把政策性提高一步。你们同意成立指挥部，应赶快搞起来。指挥部的人数双方要同等，双方各推选自己的，也要相互协商。华国锋、章伯林同志要多做他们的工作。
    (“工联”提出八月十九日，“高司”可能要进攻长沙。)
    总理：要看主流，最近林副主席报告中讲的很清楚，不要怕，要有信心。
    戚：如果他们真来进攻，那好！他真打，四十七军也不是吃素的！
    总理：现在要把指挥部组织起来，还有四十七军来保卫嘛！要是暴乱就可以解决嘛，要是开来了坦克，把履带搞掉，就可以活捉。
    总理：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二十个连，三千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四点五十至五点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湘江风雷”的双方代表
    做了如下指示：
    总理：黎原同志、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为筹备小组领导人。黎原同志任主任。还有郑波同志、谭文邦同志、刘顺文同志，还有梁春阳，贾镛，万达怎么样？对！还有林国兴同志。
    叶才宝：军方代表，有四十七军、政干校和省军区，三四一部队要来一人，三四一“红色硬骨头”比较好，×××，不！政治教员袁乃可好，可以到筹备小组。
    总理：可以把袁乃可名字记下，回去商量。
    一代表：万达不行。
    戚：万达可以去另一派做工作，有好处。
    总理：万达有严重错误，可以通过筹备工作考验。
    群众参加筹备小组成员，你们双方来的人要同等数目。原来商量各三人，也可两方各五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有一个，“青年近卫军”也要有，代表一个方面。“孙大圣”，敢闯，也有代表性，还有“长沙工人”。各方选自己的，然后协商解决，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是领导机构，要尊重。
    首先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一干五百人，发枪一千条。“工联”方面工厂大，双方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每个连的人数就不相等。怎么样组织法，戴利(“红艺会”负责人)你们懂吗？派出勤务的时候，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五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一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有人提出学生也要发枪。)
    总理：学生如何组织，看是否这个学校组织很好，如果组织很好，再经过训练，才能决定能否发枪。
    有人提：有好多枪掌握在流氓阿飞手里怎么办？
    工联提出：长沙邮电局已来人，刘秀英可回长沙，会安全。
    戚本禹：刘秀英回去后不能打，也不能斗，因为是群众嘛：江青同志对此很不满意，说湖南造反派的政策水平怎么这样呢？
    总理：如果组织好了，四十七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抢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查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最高指示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们支持和参加的“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是在打击和取缔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压制了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的基础上成立的。在它成立以后，由于我们衡阳驻军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影响，“衡革会”又执行了打击、排斥革命造反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衡革会”不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经我们与衡阳驻军各大单位研究，郑重宣布，驻军代表全部退出“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曾在“衡革会”工作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他们是受了我们的错误的蒙蔽，责任全在我们。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觉醒，不要再坚持我们过去的错误方向，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支持“湘江风雷”、“衡阳工总”等革命群众组织，和他们团结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打倒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七军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黎源等会见衡阳党政机关代表时的谈话
    八月二十七日上午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梁春阳等领导同志，在省委大楼二楼小会议室会见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赴长代表。双方就当前衡阳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进行了交谈。
    赴长代表向黎源等同志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一）赵川、李振军之流究竟在衡阳支保还是支左？（二）“衡革会”是“三结合”还是“三凑合”？（三）对当前衡阳地区的严重局势你们采取何种态度？（四）要求将赵川、李振军交给衡阳广大革命群众批斗。
    黎源同志就以上问题作了回答。
    他说：对衡阳问题我也是有责任的。开始对“湘江兵团”也认为是造反的。对“二·四”批示并不太了解，只按省军区的执行。四月份以后才开始认为军区后段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尽管我在衡阳时间少，对衡阳支左我是要负责任的。三月二十二日后在北京学习了很多东西。四月二十七日回来后，对衡阳过问不多，只在长、株、潭三市调查了一些厂子，这时我的思想才真正转变，表示支持“工联”。但对衡阳还是认为有点特殊性，总认为“湘江兵团”是造反的，这个认识以后才开始转变，认识到了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尽管程度不同。这是我个人的认识过程。
    这次在北京和李瑞林等同志交谈，似乎造反有理军还可以团结，你们现在看法如何？我是不太了解情况的。现在明确啰，在衡阳支持的是保守派，“衡革会”是个大杂会，可以打倒！部队应该声明不参加，撤出，我在北京就表明了这个态度。
    我认为当前衡阳形势是好的。目前主要是发展壮大造反派，分化瓦解保守派，军队应该(30)坚决支持造反派，如支持不力，是对中央决定执行不力的问题。
    关于赵、李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你们可以提意见，贴大字报，是不是一定要带回去，请同志们考虑。周总理多次指出，军队犯方向、路线错误是不自觉的，不象刘、邓是自觉的。
    现在衡阳革筹小组是否可筹备起来，如能筹备起来比较好。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文攻武卫问题，组织指挥部，象警备司令部一样，保护仓库、桥梁，维护治安。
    大方向问题，可深入开展大批判促进大联合，不能为一枝枪打内战，要吸取这方面教训。抓革命，促生产要放在重要地位，很多日用品供应不上，粮食计划入仓二十多亿斤，现在只进仓五亿斤，这些问题要引起造反派注意。
    最后，黎源、梁春阳等同志同意四十七军派人去衡阳公开表态作检查，李、赵可先在长沙与代表见面。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驻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赵川的检讨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我是衡阳驻军领导小组派往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军方代表之一，驻军领导小组关于衡阳支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很多都是通过我在衡革会传达贯彻的。驻军领导小组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具体执行者，我要负重要责任。
    我在衡革会工作五个多月，由于衡阳驻军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衡革会的工作，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衡革会所犯的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因为，群众组织负责人，领导干部和参加衡革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受驻军错误路线蒙蔽，跟着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责任。希望这些同志很快觉悟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方向路线错了，就一错百错，所以，我的错误很多，今天主要检查如下：
    一、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红旗》杂志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在衡革会工作期间，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压制了革命造反派。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如：
    二月份，湖南军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我们跟着一起打击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虽然没有上报情况，只是二·四批示的执行者，但我们有责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有责任，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凶手之一。我们的方向路线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这里向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请罪。
    三月份，脱离实际，片面照搬青岛、贵州经验，过急过早的撤销了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和所有群众组织总部。撤销后，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去，使一些造反派力量较弱的基层组织，一度出现保守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到压制的现象。
    四月份，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开始炮轰衡革会，由于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所以，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也很反感，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映。因此，用“炮轰衡革会就是反对解放军”等极端错误的话，对他们进行压制。虽经他们几次解释，说“炮轰衡革会不是打到，是轰缺点错误，炮轰衡革会不等于炮轰解放军”。但我总听不进去。在这里，向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请罪。一次姜造反同志找我谈话，在谈到不如自己心意时，就态度横蛮地说：“咱们没有共同语言”，这完全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缺少起码的待人态度，衡阳工总找我联系，要求表态支持，要求批给活动经费，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可是，当时我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对他们另搞一套很不满意。因此，既没批给经费，又未表示支持。这说明对不同观点的不是通过工作达到联合，而是采取排斥、打击、压制的反动路线来处理这些问题。
    五月份，绝食斗争，我很反感，思想上认为这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因此，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使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汪子涛同志同我谈过几次，当时谈的很好，他很诚恳的指出衡革会的缺点错误，并希望衡革会公开检讨。我完全同意汪子涛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但原支持的一派坚决不同意把衡革会的缺点和错误公布于众，所以始终未向全国人民检查。后来由于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和原湘江兵团向我提出抗议，所以同汪子涛同志的联系就逐渐冷淡下去了，我想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怪，只怪自己立场错了，未站在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一切就都错了。
    六月份，高魁、王光蔚同志要组织调查团，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我外表上虽未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是有抵触的。所以没有积极支持。在这里，特向高魁、王光蔚同志请罪。六·七游行和农民进城游行，部队领导小组和我，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制止武斗，维护六·六通令，但实际上主要矛头是指向造反派的，用这种声势来争取群众，来压制造反派，使造反派在发挥革命性上，在壮大左派队伍上，均受到极大的约束。从游行的坏作用来看，说是反革命的游行并不过分。
    我在对待湘江风雷平反的问题上，认识迟，觉悟慢。我是盲目维护二·四批示，在北京谈判精神未下来前，我是不同意平反的。为湘江风雷平反的革命小将，长期受到了压制，如撕湘江风雷的旗子，抢袖章，抢报纸，我虽未布置这样的任务，但这些我都是抱同情态度的，这个问题直至中央明确表示二·四批示错了以后，我才彻底的回过头来。
    对长沙的问题，我没有作调查研究，没有对听到的一些片面反映，作阶级的分析。尤其六·六以后，认为工联的大方向错了，越走越远了。并误信六·六惨案的幕后指挥者是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由于偏听一方，片面地支持高司，压制打击了长沙工联和与其观点相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长沙工联观点的同志到衡阳，多方受到刁难，高司观点的到衡阳，则受到多方照顾。
    黎军长在长沙表示支持工联，以及中央表态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以后，衡革会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当时我对于原所支持的一派仍抱有幻想，思想上还认为衡革会是革命的三结合，因此，还想方设法保衡革会，因此，曾几次布置了要成立动态组，注意收集整理衡工联、誓保团的一些材料，目的是准备将来看长沙一样，上北京打官司，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
    七月份，衡阳发生了不少武斗。当时我只看到武斗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错误认为，武斗是工联、井冈山挑起来的，没有看到武斗的历史根源，没有看到这是革命左派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起来反抗的革命精神。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对待群众在态度、立场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可以看到，我对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鉴别左、中、右的标准，确定支不支持，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看对待衡革会和军队的态度上。当革命造反派起来抵制和反对时，便错误的看成是逆流，是反夺权的问题，所以对这些真正的革命左派，不但不支持，相反的进行压制、打击，想把左派组织整垮。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是无限忠于和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二、我对衡革会、地造总的看法和应负的责任
    衡革会是在镇压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之后开始筹备，于二月二十五月正式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我在衡革会成立以后，革与保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正确处理，革的方面考虑少了，保的方面考虑多了，思想上始终存在消极保权的右倾情绪。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彻底打乱旧的，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总想着维持那样一个摊子搞下去是困难的。实质上思想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怕革命就必然是保守的。衡革会的组织形成虽然是新的，但其内容主要还是旧的，如规章制度，思想作风等，有的学生或一般干部当了委员之后，出门总想坐汽车，也有的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宣扬一下自己，叫汽车把他送回家去；建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委员坚持的最差；委员们多忙于事务工作，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很不够；大联合、三结合方面，要求过快过急，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因此，有的单位，搞成了大杂会；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一股号召多，具体措施少，所以解决的不力。在今天提高认识来看，因为它是建立在镇压了左派的基础上，成立后，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没有革命性，代表性也很缺乏，主要是没有真正革命派代表。长期没有农民委员，工人委员也不足数，权威性就更不够了，调不动人，决定的问题不算数。因此，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应该打倒。今天垮台比将来垮台好。在这里感谢同志们，使我早认识错误比晚认识错误好。
    地造总，前身是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它是在衡革会派代表在贵州参观以后，学习贵州经验，为加强对群众组织领导而成立起来的。在贯彻中央二·四批示时，它跟着衡阳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由驻军来负。在衡革会成立之后，对地造总的缺点错误，教育帮助不够，尤其是总部撤销之后由于忙于事务工作，曾一度出现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无人管的状态。对地造总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往往怕弄僵关系，影响团结，而姑息迁就，因此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的不快，革命性不强，有维持现状和满足现状的保守情绪，同时掌权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利用自己一时的政治、组织优势，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进行压制排斥，唯我革命，唯我独左的大组织派头很严重。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好似越不解放，革命性越好的样子。他们实际上是衡革会打击、压制革命左派的御用工具，他们发的很多传单，现在分析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以上衡革会、地造总的问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由于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衡革会全体同志和地造总所属组织受了蒙蔽，跟着犯了错误。现在回忆起来，很痛心。希望衡革会的同志和地造总的同志们，反戈一击，对我进一步进行揭发和批判。
    三、我为什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
    —方面是因为二月份湖南军区从右的方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刚介入不久，就谎报情况，片面支持高司，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打击了革命左派湘江风雷，因而使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路线错误已经定型，后来他们继续蒙蔽高司，压制革命左派长沙工联，使方向路线错误更加严重。我们的错误就产生在这个全省性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上，我的错误也是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立场错了，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世界观上存有很多问题。
    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跟不上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在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领会不深。因此，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有时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那里运动群众，阻碍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②思想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敏感不理解，条条框框多，夺权以后，怕乱求稳，急急忙忙整顿社会秩序，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的按照老规矩估计形势，因此，有时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看不清运动的本质主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革命左派的一些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很反感，对他们缺乏阶级感情。所以就不自觉的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执行了错误路线。
    ③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看待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不是看他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而是以我为核心，这样就失去了唯一的客观标准，走上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我没有很好的触及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自觉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倾听多方的意见，而是高高在上，整天忙于事务，作官当老爷，主观世界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所以，犯了错误，是不奇怪的。如果今天还不犯错误，将来肯定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同志们，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我的错误给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使在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受到蒙蔽，受到连累，使原支持的广大群众到受蒙蔽，误入歧途。今天，当我检讨错误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在这里向他们请罪。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我诚恳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痛改前非，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衡阳工总、湘江风雷、井冈山等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左派组织，坚决支持章伯森、华国锋、梁春阳等革命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体现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某些所谓“过火”行动，触及人们的灵魂。锤炼人的意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受部队和衡杂会蒙蔽的群众，希望你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反戈一击，彻底批判湖南军区、衡阳驻军和衡革会和我的方向路线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真正的革命左派衡阳工总、湘江风雷、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左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最后，愿和广大革命左派一道，共同把衡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在省政法干校又接见衡阳代表，
    六九五五部队桑副政委也参加了。
    郑波同志谈的主要点是：（一）四十七军在衡阳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在湘潭性质一样，军队要作深刻检查；（二）“衡革会”决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要打倒；（三）湘江大桥、仓库等重要地方，部队要派人协助造反派守护；（四）要尽快收回保守派枪枝；（五）军内和赵川的检讨，已搞了初稿，一定在最近搞出来；（六）同意三十日晚在长沙批斗赵川。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2011年9月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