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湖南取缔“湘江风雷”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起草和刻写“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
密令说：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号召“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到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巷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陶铸接见湖南全体赴京造反者的讲话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
我们看了张平化“九、二四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高师与张平化签订“望江楼协议”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发生武斗
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并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大搏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湘江风雷”叶卫东、李铁凡等人，批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约十天。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 “湘江风雷”与高师矛盾激化
双方在要不要召开“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分歧，导致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湖南省军区明确支持“高司”，“湘江风雷”与高师之间的争斗迅速演化为针对省军区的浪潮。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被宣布为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湖南红旗军、红导弹等组织到湖南省军区动手打人、抓人问题的指示
军队负有战备任务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不能允许外人冲入指挥、保密等系统，不许接管。红旗军是反动组织，必要时将其少数头头逮捕，可起分化瓦解作用。军区负责人，应挺身而出，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中共中央 国 务 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
１月２０日，省军区执行中央“１·２０”来电指示，镇压了冲击军区的“湘江风雷”的盟友组织“红旗军”、“红导弹”，并抓捕了“红旗军”的负责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造反派方面立即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此后 “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全部停止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全军文革办传达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湖南“湘江风雷”、“红旗军”的批示
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的头目，应当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
全军文革办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七时
湖南省军区按中央文革“二·四”批示精神，逮捕了“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全部头目，一夜之间，便彻底摧垮了这个庞大的造反组织。谢若冰等为“红旗军”与“湘江风雷”抱不平的红卫兵，也同时被捕入狱。
后来，省军区承认抓了五千人，实际是，三天内，省军区统一部署，逮捕大小头目一万多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头目大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等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
主要成员有：“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省军区在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
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水电系统邹定国等人新成立的“孙大圣挺进军”，加入反对“高司”与省军区的阵营
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长沙红中会成立
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四月初，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
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
高师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九日，“省红联”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
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 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7人； 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日，叶卫东提出为“湘江风雷”翻案的指导思想
他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革命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红中会再封《湖南日报》
《湖南日报》是省军区的喉舌。“红中会”、“井冈山”等，在日益增多的造反派工人的支援和报社内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黄振东为首）的策应下，将其封闭。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成立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章伯森、梁春阳领衔，一批领导干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工联”。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成立 省委“永向东”的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 湖南省最早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
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各县区机关也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长沙市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在河东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
五一大游行后，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基本控制了长沙河东市区，“高司”只留下个别据点，大部队退回河西。
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红中会”、“井冈山”、“红造会”、“高校风雷”等学生组织在省军区门前开始了绝食斗争
由于湘潭锰矿“红造联”一名成员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造反派与军区矛盾的进一步升级。
为防止事态扩大，省军区派出政治部副主任崔林与绝食学生谈判，“红中会”的代表为１９岁的汤建平。谈判时，崔林建议汤等人进食，遭汤拒绝，双方不欢而散。随即“工联”和各组织紧急磋商，汤建平代表“红中会”建议：若军区再不答应条件，便停水、停电、停交通。此议得到唐忠富（“工联”负责人，后为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首肯。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等厂的工联组织，也开始在五一广场静坐示威，声援绝食学生。 次日谈判，汤建平等人扬言：二十四小时内军区不作出满意答复，将实行三停，因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军区承担全部责任。省军区崔林回答：你们也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吧！汤则说：走着瞧！ 胡勇、唐忠富等工联负责人在认真评估了实行“三停”可能造成的恶果后，采纳了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的建议：以砸“省红联”（即“红色造反者联合委员会”，系“高司”派的大联合组织）转移斗争目标。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中央文革发来电报：“吃饱饭，睡好觉，养足精神闹革命”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省会造反派组织在东风广场（现在东风路省体育局门前的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
成立绝食指挥部，组织人到省军区绝食示威。湘潭也出现类似情况。
三、中央处理湖南问题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本着有错必改的精神，认真作好对处理湘江风雷问题的善后工作，坚持高姿态，除了少数头头以外，宣布一律无罪，并立即印发公告，广为宣传张贴。对于在押人犯，坚决按照广州军区党委四月二十五日指示，继续进行清理，该放的迅速释放。对于在打击湘江风雷之后被解散的其他群众组织，坚决予以平反，决不含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区分，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广东省军管会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和《湖南省军区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的情况报告》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华国锋在湖南长沙发表的声明
〖华国锋原是湖南“长高司”的结合对象，是“工联”的对立面。中央点名要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到北京汇报。十九日在长沙上飞机前，华国锋发表了与以前的观点相反的声明，表示支持“工联”。声明大意如下。〗
一、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愿意悔改，接受群众批判。
二、“长高司”、“红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充当了二月反革命逆流的先锋。
三、“工联”始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支持。
四、章伯森、梁春阳同志是革命的好干部，要向他们学习。
五、表示了改正错误的决心。
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晚，各造反组织领导人在市总工会开会，讨论部分“湘江风雷”成员拟在劳动广场召开大会公开树旗问题，发生了激烈争吵。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部分无组织群众进攻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死亡10人，负伤众多。，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长沙武斗事件的急电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二十一点二十五分）
长沙工联：
关于长沙武斗事件，中央文革小组有以下三点建议：
一、立即停止武斗，有分歧要用协商的办法解决。
二、请章伯森、梁春阳同志协助湖南军区，制止武斗，并同军区一起参加双方的协商。
三、严禁打、砸、抢、抄、抓，杀人、放火凶手要拘留法办。
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省军区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
一九六七年六月九日，周恩来在中央领导人听取温玉成汇报时关于“湘江风雷”问题的谈话
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实很坏，有的是帮会。
（《周恩来年谱》）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六日，周恩来等接见湖南章伯森梁春阳詹才芳的谈话
请他们转告湖南两派：（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好文件，搞好生产。这五条谁执行好，谁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周恩来年谱》）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日，叶卫东提出“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的口号。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让你们放“湘江风雷”头头，你们不同意。主席意见将叶卫东放出来，一起讨论“湘江风雷”问题。几十万人你们没有压垮，现在又起来了。你们抓了多少人？你们报了五千人，恐怕有一万、两万、三万，绝非五千！而是上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二日，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指示
总理说，“当时我们认为湘江风雷闹得很凶，讲了半天并不重，一没死人，二损坏的东西也不过两千多元，比起现在这些武斗来，那就不算什么罗！因为这件事情才有那个“二·四”批示。当时弄得我们糊里糊涂，看来我们也受了蒙蔽！”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毛华初谈“湘江风雷”
“湘江风雷”成立以后，发展很快，对当时湖南的文化革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湘江风雷”的斗争方向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二．四”批示后大肆抓捕“湘江风雷”成员，甚至其它组织的人员也抓。
现在我们要为“湘江风雷”平反，因为湖老谭搞假报告向中央文革谎报军情。
说“湘江风雷”有枪枝，是假的，是展览馆的。
说“矿冶”事件打死了六个人，姓氏名谁?住在哪里?家属是何人?交出来!可是至今还未交出。
]说“湘江风雷”搞经济主义用了二千四百多万元，实际上全湖南的文化革命费用，包括红卫兵串连用费在内，才一千七百多万元。到“二．四”批示前，“湘江风雷”只用了二万七千多元。同一时期内，“高司”用了二万四千多元，还不包括学校内开支的费用。
至于打、砸、抢、抄，我们不提倡，但“湘江风雷”当时打砸的也只是“长保军”、“赤卫队”和“八一兵团”等保皇组织。“高司”当时也不例外，也参与了。
讲到株洲“湘江风雷”的罪状就更可笑了。说什么他们要上井冈山打游击，已经联系好了。还说准备了许多个麻袋，装人往河里丢等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到井冈山的红卫兵很多，当地的粮食，蔬菜都供应不上，要湖南省委支持，省委没人管。株洲的“湘江风雷”知道后，马上答应援助。于是借了三干多个麻袋准备粮食、蔬菜，这是好事嘛!冒想到倒成了一条罪状。
说组织不纯。当然，由于组织发展得很快，在某个基层内有一些不纯也是不奇怪的。
但光凭这一点是不是就能全盘否定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呢?当然不能。在决策人里面，有很多干部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晚上“高司武工队”、“红色怒火”二百余人到裕湘突然袭击；
“工联”派十一人到农村贴中央通知，被抓走了，后来派三个代表去谈判也被抓去了，有一人当时用马刀砍死了。又派人去追，农民架了机枪，打了一千多发子弹，打了一夜。
南郊有冻肉厂等八个工厂停工。
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工联”在火车北站抢走12支枪，抓走11名解放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下午，“高司武工队”的四部卡车在大街上高速度行驶，投了手榴弹，并向湖南日报社打了枪。在北站抢走了两挺机枪，十三支步枪。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工联”占领了邮电大楼。邮电局已经是高司派夺了权的，现在又被工联夺过去。抓走了七个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湖南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7.19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参加接见的首长：周总理、戚本禹等。〗
这次接见主要谈铁路运输问题。
总理建议“铁路军管，可介入地方，两派都退出。”并说：“邮电局军管行不行？”
总理：“你们都相信（47军），我让47军黎源同志跑一趟行不行？（答：行！工联派鼓掌）他们都相信你，请你跑一趟，你把长沙秩序维持起来，不要搞武斗了。谁拥护就证明谁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铁路是全国的命脉，停车损失就很大，特别是对国际有影响。”“双方铁路组织不要介入地方，他们双方也就不互相斗。”“铁路无论如何不能中断，要以全局为重。”
总理：“湖南问题不统一，慢慢会统一的。你们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国有刘、邓，中南局有陶、王，湖南也有嘛，王延春不是双方都不同意吗，你们可以批判他。”
总理：“双方做好调查到底谁夺了枪，我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要说假话。你们青年人，要光明磊落，错了就改，允许你们犯错误，也允许你们改正错误，我要求你们听毛主席的话，希望你们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总理：“再不要武斗了，不要抢枪了，看哪派做得好，就证明你们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马上恢复交通，不夺枪，不武斗，不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黎源同志的部队保护岳阳到衡阳的铁路，今后军管一律由47军派人，原来的军管单位有意见也可以派47军的人去补充或调换。”
（来源：摘自67. 8. 14 《新北大报》《湘江风雷》）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黎原在长沙“工联”大会上的讲话
你们工联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始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我代表我们四十七军全军同志向你们学习！
昨天总理亲自交给我们的任务，首先恢复铁路运输，然后停止武斗。
关于铁路恢复交通运输问题，刚才胡勇同志讲，铁路造反派负责的同志讲，在今天（下午）六点钟以前，可以恢复铁路运输。确实有许多困难，比如说，安全问题，有人打了我们的同志，抢了我们同志的枪。我们解放军一定能够一定保证安全。
当前急务之需，就是要停止武斗。第二步任务，就是要协助我们革命造反派，制止武斗。
总理今天要听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是听火车复车，开出第一列车；第二个消息是我们长沙工联与红联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军队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湖南“湘江风雷”问题，你们大肆捕人，相当严重，比湖北对“工总”抓人多。人民解放军要相信群众，三八作风，错了就改嘛！要痛痛快快的。
军队有错就改，不会打成带枪刘、邓路线。这口号我不赞成。章伯森、梁春阳你们支持造反派我赞成，但一定要抓赵永夫式的人物，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不同意，你们赞成吗？(章、梁答：赞成。)
“湘江风雷”问题中央给你们分担责任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湖南医学院发生武斗，死伤数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戚本禹对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的谈话
江西、湖北的情况，你们要研究一下，湖南造反派受压制，中央是知道的，中央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你们不要走错一步棋，走错以后，就不好办了，事情不要做得过火，过火就错了。四十七军是支左部队，造反派围医学院，四十七军有不同看法，你们要尊重他们的意见，要保证交通（包括铁路、公路、航运）不要出问题，双方要停止武斗。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晚十一点多，二百多人冲进去马坡岭国家军火仓库，拿走三卡车军火。
五千多名各组织人员冲进省军区司令部，占领所有楼层，包括保密楼 ，军事档案和一组密码被拿走。后无法拿回。
医学院被围困，断水断电6天。
7月26日，415团6连驻地被造反派冲击，军火被抢，士兵受伤，副连长刘美展在队前试图劝说，派性群众向部队开枪射击，刘美展指挥部队干部战士卧倒，不准开枪还击，自己被击中右胸牺牲。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湖南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湘江风雷”是群众组织吆！恢复起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中央的批示措词不当。坏头头要抓几个，不能把整个组织看成不好的。中央也没说取消他们组织吆！
红联派：他们说“红旗军”是造反派，要翻案！
工联派：“红旗军”就是造反派，就是要翻案！我们要恢复他本来的面目。
总理：你们不要恢复那么多，不要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翻案，想把对方统统压倒是不可能的。“湘江风雷”要恢复，但总有少数几个头头是坏的，有的组织不大纯，当然说整个组织不好是不对的。将来究竟怎么搞法？是不是要继续下去？跨行业的。“工联”已经很响亮了嘛！很有影响，应该把这面旗子举得高高的。别搞那么多，每个事都翻案，把对方都压下去，不可能。
今天又比十九号进了一步了，有了这个基础，就准备考虑怎么成立湖南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搞大联合，不能这样长期无政府主义。
现在军区瘫痪了。
戚本禹：瘫痪是因为他犯了路线错误！
总理：今天下午军区再讨论一下，把错误检讨一下。中央军委决定由黎原同志四十七军负起责任来。军委研究准备改组湖南军区，加强军区。你们赞成不赞成？(众：赞成！)
(总理站起来要走，叶卫东又一次指责“红联”派抓了人)
总理：叶卫东同志！恢复了你们的名誉，气量要大一点，刚有一点胜利，就骄傲起来，我很不放心！刚胜利一点，就把另一派压下去，他们就更要反抗！造反派么！就要像个造反派的像子！
(“红联”派代表说“工联”方面造了很多谣，要求总理单独接见)
总理：你们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听了。你们是群众组织，就得像个群众组织的样子，我们承认你是群众组织嘛！第一次接见后，你们说我有倾向性(“红联”派站起来要辩驳)，军区犯了路线错误，你们是受蒙蔽的，也是受害者。
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的检讨
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方向，犯了路线错误。我要改，坚决改，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二月四日以前上报中央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如矿院上报打坏一百多万元的东西，实际上不到二万元。当时说到矿院造反派有八万多人，我们上报一万多人，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人，当时说打死三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说“湘江风雷”有枪，实际上是展览馆的病枪，“二·四”批示下来以后，因为我看不惯造反派，把革命群众当成敌人，又把造反派大大小小的负责人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头目，人太抓多了，革命小将当敌人抓了起来，有的关了四、五个月，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了，这是方向路线错误，是极大的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搞肃流毒，错误更严重，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没有阶级分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肃来肃去，肃的是革命造反精神。
第三，支左工作也犯了严重错误。
第四，我们搞了“六·八”通令，更是错上加错。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郑波在湖南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不管那边，发展快了，成份慢慢复杂起来。叶冬初同志你们发展快了，正赶上一月风暴夺权，夺权多数是对的。你们那里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官办的，解散了。“湘江风雷”也确实有不符合要求的行动，到京告状抢了几次车子。个别事件造反派可以劝说的。铁路要罢工，我们劝说了。军区的报告，多方面的反映，后来还有从其他方面的反映，我们中央几个同志决定的，把几个头头抓起来。军区确有错误，军区在执行“二·四批示”时扩大了，抓人抓多了，后来肃流毒把相同观点的也搞了，问题更大。从“二·四批示”到现在，这么长时间，我们察觉是逐步的，到六月份我们比较明确了，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先察觉的。我表了态，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表态的。
我们对军区的指示有错误，对军区我们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应该负一部分责任，不能完全怪军区。当然形成这个局面军区有责任。我们的批示影响了军区，军区本身也有责任。龙书金同志到广州也承认有错误，写了检讨，比较好，主席批了五条，将来印给你们参考。
在广州检讨的比较好，回到湖南是另一个空气，武装部、军分区影响很大，很多改的机会都失掉了。军区的错误与刘、邓路线不一样，刘、邓是有意的反毛泽东思想，提出反动路线的与执行反动路线的有差别。军区不同，军区的“三支”“两军”的任务很重，又没有经验。军区认错了，改了就算了，从爱护解放军出发，改了就行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谈对湖南的二·四批示
中午12时半至下午2 时，毛主席听取了从武汉来到上海的余立金、李静汇报武汉“七·二○事件”后的情况。并让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也参加了旁听。
毛泽东说：今年2 月4 日批复取缔“湘江风雷”那个批示，说批复有毛病的。这样说不行，不是有毛病，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又不开，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也不晓得，但我仍承担责任。既不请示报告，又不调查研究，人家又没有那么紧迫地要求答复，你就匆匆忙忙批了，大笔一挥可了不得！大祸临头，几十万群众组织，要人家解散。说“二四批复”有毛病，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队推到第一线了嘛！若我在军区工作的话，我就不服。总而言之怕乱。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戚本禹同湖南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高校的问题还是依靠他们内部左派起来革命，不要采取他们的办法去压他们。“高司”四五千人游行反对总理，反对我们，我是小人物，不在话下，总理日夜操心，调查研究，为你们平反，他们反对总理，你们不管，只顾打内战。有相当多人受蒙蔽，你们要作争取工作，团结他们，分化他们。高校都是小将，犯错误可以原谅。对“高司”现在不宣布是保守组织，还是群众组织，少数头头是保守的，无非是蒙蔽了些群众。“高司”也不能说完全错了，一点好事没干，尽管他反对我，我不能说他一点好事没干。它是群众组织，你们能消灭吗？也许他们的革命不依靠你们，如果你们不采取正确政策的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七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 泽 东 八月四日 已阅，同意。 毛 泽 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戚本禹接见湖南“红联”代表谈话纪要
戚本禹同志说：好吧，今天我找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要求你们不要走“百万雄师”的道路。
从很多迹象表明，你们越来越危险，湘潭地区，“高司”炮轰周总理和我，而且游行示威！这是极端错误的。炮轰我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炮轰周总理呢？！轰周总理是极端错误的。这个消息是广州军区打来了电话。
高司很多同学是好的，现在认识了错误。“二·四批示”我们有责任，军区有责任，“高司”广大同学是好的。现在中央担、军区担，如果你们坚持，那就有错误。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月七日，中央首长第五次接见湖南三方代表时的讲话
总理：
群众组织方面，发现有这个趋势，特别是军分区发枪，为什么不抢枪？从江西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造反派要求武装是正当的。今后按规定有组织的武装基干力量，毛主席有指示。但总不能因为要武装就抢枪，抢总是不对的。
借江西这个例子，告诉湖南的同志，由于分区发枪，调动农民，造反派要枪有理由。要肯定，因对他有压力。但象长沙，造反派占优势，在大批抢枪就不对了。长沙秩序很乱，有点无政府倾向，不要说的太严重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月七日，在马坡岭和工程兵学院，工联和湘江风雷武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08.10； 中发 ［67］ 244号
已阅，同意。
毛泽东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重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责主要的责任。中央相信，中央和省军区在深刻地检查并认真地改正错误以后，将会赢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省军区将能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将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警惕敌人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破坏革命大团结的阴谋；应该开展内部整风，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倾向，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对于受蒙蔽的群众，决不能打击报复，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积极地耐心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欢迎和支持一切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革命，争取和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
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严防地、富、反、坏、流氓分子捣乱破坏。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建立群众性的革命武装，保护国家财产，协助解放军维护社会的革命秩序。不管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枝、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质。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周恩来嘱秘书电告黎原
湖南的七二七工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再说服不了，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由国防口军管小组粟裕处理。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中央首长接见“湘江风雷”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
怎样控制局势？中心问题是让解放军站出来作支柱。这个不一致，分歧就大了。解放军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不过是极少数几个人，不能到处去揪。对解放军在支左中的一般错误应该谅解。如果坚持错误，成为一个时期的方向路线错误，要抵制，批判，也要注意区别对待。湖南军区的错误，应由刘子云、崔琳负主要责任。龙书金过去打仗勇敢，五月份在广州作了检讨，后受别人影响，错过了改正的机会。不要承认了错误，还一定要打倒。戚本禹同志原来不认识龙书金，听说他很能打仗，现在犯了错误，都很同情，这是阶级感情。如果把对解放军的基本信念动摇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让解放军受到冲击，内部涣散，那就更加危险。现在已经影响到这两个问题。四十七军的枪、他们看守的仓库，都去抢，他们这样怎能作好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呢？
两个指挥部(指制止武斗指挥部和抗暴护厂指挥部)合成一个文攻武卫指挥部，其它的武装组织，要经过指挥部承认才算，游离的社会武装组织，要把枪支收回。本身也要清查一下。将来株洲、湘潭、衡阳都用这个办法。乱放枪的要缴了。
戚本禹：打死人要法办。
总理：这种乱，破坏阶级团结。
戚本禹：乱有阶级性。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代表团谈话纪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周恩来接见湖南“工联”代表谈话纪要
总理：
我说过，我们是要武装工人同志的，但是你们双方有分歧，发了枪，互相打起来，就不好了。产业工人是要武装的，机关里的也武装一下，双方的造反派都要武装，把“文攻武卫”拿过来放在省革筹小组领导之下，四十七军参加。有任务时，由指挥部派任务。“长沙工人”的同志也武装一下，分给他任务，保卫工厂。学校里也可以。我们搞有组织的。这样社会上没有组织的，游离分子掌握的枪就可以收回来。你们先组织起来，编上番号，四十七军派同志去帮助训练。
但是一定要搞好大联合。不然一发枪枝，自己打内战就麻烦了。我先同你们说好，要保证不打内战，发了枪，要四十七军派人指挥。
我说过几次了，既然双方大方向一致，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共同奋斗，就要团结起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完全一致，那不可能。我要求你们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你们之间总是想把你们的共同点找出来，而不是把矛盾挑出来。昨天会上，你们表现不良好，为“湘江风雷”说了几句，你们鼓掌就不热烈。
对待刘秀英那样的人，你们在昨天的会上，表现得不够好。你们不欢迎她，那一边(指“高司”)也反感她，这样就会长期对立。如果他发言之后，你们欢迎她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们“工联”、“湘江风雷”不但不歧视她，不打她，反而保护她，帮助教育她，就好了。你们在北京开了这样长时间的会，水平提得不高啊！
昨天崔琳一出来就打，这是谁搞的？(几位代表汇报了当时情况)
他们这样搞不对。不要只想着捉人打人。捉人，打人有什么本事？！要搞批判才能触及灵魂。
吴自立、蔡爱卿这些野心家就是想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他想夺军权，说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想夺军权，那是办不到的。军权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调一个营的解放军都要主席和我们的副统帅批准。蔡爱卿是想夺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个人很坏的。五九年反右倾时，他公开说他是彭派，说别人是毛派，他是个大坏蛋、大阴谋家、野心家。吴自立写小说，搞电影公开为彭德怀翻案。这些人掌握了兵权、政权还行吗？不行，一天也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要对这些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湖南代表团时的讲话
总理：
除了军区负责外，这个错误还影响到中央，因为根据省军区二月三日的报告，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中央也批准了，匆匆忙忙发出了“二·四批示”。中央接受了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估计，说应该对头目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受蒙蔽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中央要负责任的。虽然当时“湘江风雷”因为是人数发展比较多的跨行业的革命组织，在发展中免不了混进一些、也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造成内部成份不怎么纯，出现了一些错误缺点，这个问题我们跟这次来京代表叶卫东、张楚楩、谢若冰等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承认这个情况。但我们应该说这只是一种支流、细节，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把这个组织的头头采取了专政措施，就等于说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们用毛主席严于责己的精神，我们得到教训，中央没有得到自己的调查，就匆匆忙忙根据军区一面之词发出了“二·四批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不是说中央负起主要责任，省军区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呢？应该指出，报告是由省军区来的，事实材料是由省军区供给的(当然另外的一些报道也有这方面的消息)，虽然中央“二·四批示”有一点笼统，但省军区拿这个笼统的批示，就把它扩大了，就好象整个“湘江风雷”是反革命组织，不仅解散“湘江风雷”及其所属基层组织，而且逮捕扩大化了，不仅逮捕头头，逮捕到底下很小的单位，十多个人的一个支队的头头也捕了，刚加入十几天的也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对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实行了叫“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也落入打击面。所以，压制、打击面就更宽了。这些责任，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恐怕要负更多的责任。
另一个问题，批示不是说了吗，有“红旗军”嘛。
“红旗军”的问题比“湘江风雷”要复杂。因为“湘江风雷”仅仅是属于湖南的组织，负责人也来过北京，比较清楚一些。而“红旗军”比较复杂。在全国来说，是荣复转退一个跨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从这里往外地发展。这个组织，在去年十一月份，林副主席批的对南京军区的一个批示上就指出了：荣复转退军人不应该单独成立、也不应该成立跨行业组织，而应该参加所在生产单位、工作单位的战斗组织。不然，除解放军外，民兵系统外，还有另外一个军，全国还有另外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了这个批示。因此，我们就通报了全国军事部门，转告各群众组织。但是，当时荣复转退的代表在北京不大愿意接受这种意见，到中南海请愿。十二月份我见了他们的代表三、四百人，把林副主席的批示、主席批准了转告他们，建议他们不要成立这种组织，还是按照自己所在工作岗位分别参加自己本单位的战斗组织。当时他们同意了。但他们要搞全国联合。当时我说，全国不许有这种联合。可以根据大、中城市的情况，每个城市设一个联络站，由民政部门、动员武装部门负责那里的荣复转退的登记工作，一旦有事就动用，如果有困难，就帮助解决。当然这里也是一分为二，好人多，不服从中央决定的是少数。当时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借了军用卡车，在北京游行。有人带头，有三辆卡车一直冲进中南海西北门。有军队说服了他们，他们退出去了。对这种行动，由于北京的舆论不同情，他们就回到各地了，荣复转退的名义也少了。有的实行中央决定，参加到所在各单位的战斗组织里面去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改换了名称，其中就有一个叫“红旗军”的。这个组织，总部在北京，是由几个坏头子操纵的，在北京搞打砸抢，甚至在大连闹事，后来我们发现了这几个人，把头头捕起来了。他们夺我们的枪枝。我们搞政治攻势，谈话后，他们放下了武器。他们跟香港的特务有关系。他们在部门中、机关中有联系的。当时有的机关部门把他们扭送到专政机关，我们还是把人放了。因为只惩办几个头子，对受蒙蔽的群众我们没有追究。在大连也把坏头子捉了。哈尔滨一月份由造反派夺权了。他们改了名义，叫“后备军”，欺骗群众，勾结保守组织，搞反夺权。因为革命群众和解放军识破了，把他们瓦解了，群众觉悟过来了。同样，他们在贵州也有人煽动革命群众来反对贵州革命委员会。有一个著名的头子叫李××，在北京我们也把他逮捕了。在浙江，也叫“红旗军”，也是跨行业的组织，我们说服了浙江造反派的同志，“红旗军”在浙江不合法。下属组织归口，这个问题解决了。
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下，确实我们对湖南的“红旗军”头头也是跟其他地方“红旗军”头头同样看待的。据现在调查，据“湘江风雷”的同志说，还有其他革命组织的同志说，“红旗军”的下层还是好的，有的工厂里还是好的战斗组织。但他们的头头现在是不是也是好的？ 不是跟别的地方的“红旗军”毫无一点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央还要作一番调查。为什么？因为“红旗军”的关系不象“湘江风雷”，它的头头关系复杂。当时“红旗军”的头头，跟在湖南退休的不满的军人蔡爱卿有联系。
他在军队里总不想做副职，五十多岁了，一定要做正职，掌权，甚至不满意分配他的工作，始终说怪话。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前后，公开站在彭德怀一边，反对我们的毛主席，他公开说他是彭派。别人是毛派，要把解放军分成两派，他这样狂妄已极！另外，他的医生周潜川，完全是用骗人的医疗办法，骗钱、骗地位，窃取情报。而蔡爱卿同周潜川打得火热，密切来往，最后成了儿女亲家。这样一个人在军队里面是一个败类。他不满意在山西当副司令员，闹退休。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军区让他退休了，住在长沙。他在长沙搞了很多地下的、不公开的活动。
“红旗军”成立时，他的妻子韩景平，开始时是作“红旗军”的宣传部长，后来表面上辞职了。她这个辞职是不是真的还得调查。
为什么？因为蔡爱卿在最近几个月(可能以前就是)跟另一个彭德怀的死党吴自立来往密切。吴自立原是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九年批判反党分子彭德怀以后，他仍然出来替彭德怀说话，以编写革命斗争史，编电影《怒潮》为名，明目张胆的宣传彭德怀。中央认为，吴自立是犯严重错误，甚至于是不能信任的，而蔡爱卿跟他来往密切。最近，他骗了“青年近卫军”小将，把他送到北京来了，“湘江风雷”把他逮捕起来了。蔡爱卿有一种暗中活动，据我们知道，蔡、吴他们在长沙的活动，还不止此。
所以，“红旗军”的领导究竟是否还有蔡、吴党羽？当然我们还要作些调查，就是文件上所说的要调查清楚。我们希望，将要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造反派“工联”、“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等都帮助我们调查、弄清情况。至于原来“红旗军”下属各组织，毫无疑问，在工厂、机关、学校里，是革命组织，应该承认，过去取缔的，应该恢复，跟“湘江风雷”一样。唯有“红旗军”这个名义，和现在的首脑，希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各群众组织和中央调查清楚以后再作决定。这个问题，跟同志们说清楚。
就在七月中旬谈判的时候，蔡爱卿还在革命群众组织中放毒，比如，他说：现在是武斗的时候了，要拿武装杀到河西(湘江以西)去，解放大湖南。还说工人生产可以停止，他可以负责，对毛主席负责。他说可以夺军权。这种说法，可以说原形毕露，被小将们识破了。
至于有人问：“二·四批示”以前，有没有拿中央等四个机关打过这么一个电话指出“红旗军”、“红导弹”问题。中央没有发出这样一个指示。如果说“红旗军”的问题，中央在一月确实说过“红旗军”这个组织是反动的。在一月二十二号中央常委和文革共同商量后，在人民大会堂，由我代表讲过一次话，讲了“红旗军”、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字。四个单位讲湖南“红旗军”的问题，没有这个文件。是不是打电话说过？我们没有直接打过这样的电话。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委托黎原同志，请回到湖南继续调查。
现在，有一种形势分析是不对的，说武汉出了陈再道，现在全国的形势是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前夕。全国都要实行反革命复辟呀！这种估计完全是悲观的、右倾的思想，是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全国形势很好，陈再道的问题一暴露，武汉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了嘛！“百万雄师”一下子就没有那么神气了，革命造反派“三钢”“三新”和“三司革联”都起来了，形势马上改了嘛！几十万人的游行得到武汉三镇广大群众的欢迎。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反正解决了。河南的问题，军区错误的领导，我们在北京开会，把他们撤换了，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解决湖南的问题。但是有人错误的估计，既然湖北出了个陈再道，大概中南各省都有陈再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毫无事实根据，不实事求是。就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或个别严重错误的，军队跟地方性质不同，不仅湖南如此，广东、广西也是如此，也要作具体分析。
他觉得他一点责任也没有了，既然“二·四批示”是中央的，他们拥护中央批示，就是说军区作对了，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革命派，把他们说成保守觉得冤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讨论讨论，“二·四批示”对“湘江风雷”作了错误的估计，连今天我已经谈了三次了，也许是四次了。写信的同志应该想一想，中央批示写的很清楚，军区把它扩大化，少数头目就变成了几万个头目，组织就变成了全部是反动组织了，打击面这么大，这些责任不能都由中央来负嘛！特别是进行武斗，组织“红色怒火”，组织“武工队”进行武斗，这些中央都没有提倡嘛！现在军分区、人武部结合在一起，比方湘潭开了几辆坦克向易家湾、淥口进攻，这个中央也没有提倡嘛！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中央首长接见湖南造反派代表团谈话纪要
总理：啊！××还有一个夺军权战斗队，这个口号就不对头，夺谁的军权！×××，你是×××的。×××要夺军权，夺军权是不对头的。
再不能冲军区。要组织文攻武卫指挥部。刚才看了你们的计划，组织起来二十个连。但要注意一点，组织起来的连，不要跨单位，各单位各自组织，然后联合组织起来，执行警卫，也要分担任务。有了指挥部，就一起来，部队也要把枪背起来，这是第一个环节。
湘派：现在要联合必须坚持原则。筹备小组的名单长沙已贴出大字报，筹备小组不是自下而上来的，是包办代替，长沙有百分之六十群众不相信筹备小组，长沙市大联合必需以“湘江风雷”为核心。
戚本禹：毛主席说，有些组织提出以自己为核心，这是很蠢的。我的理解，这是强迫别人承认自己，这怎么能行呢！当然，现在也不能提议“工联”为核心。只能提以毛主席为核心。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批准吗？如果你们不能接受，我为你们担心。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代表，
总理：听说你们把“高校风雷”都赶跑了？
一代表：是因为他们反对你，我们认为这就是反对毛主席的司令部。
总理：那是少数人，不要那样搞吗！你们首先是搞起文攻武卫指挥部，组织二十个连，三千人，规定几条，树立起威信，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找到了一个组织形式，赶快组织起来。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四点五十至五点三十五分，总理、戚本禹同志接见“工联”、“湘江风雷”的双方代表
总理：黎原同志、华国锋、章伯森同志为筹备小组领导人。黎原同志任主任。还有郑波同志、谭文邦同志、刘顺文同志，还有梁春阳，贾镛，万达怎么样？对！还有林国兴同志。万达有严重错误，可以通过筹备工作考验。
群众参加筹备小组成员，你们双方来的人要同等数目。原来商量各三人，也可两方各五人。你们(“湘江风雷”)要有一个，“青年近卫军”也要有，代表一个方面。“孙大圣”，敢闯，也有代表性，还有“长沙工人”。各方选自己的，然后协商解决，要尊重对方的意见。这是领导机构，要尊重。
首先要搞文攻武卫指挥部。双方各一干五百人，发枪一千条。“工联”方面工厂大，双方的人数是相等的，但每个连的人数就不相等。怎么样组织法，戴利(“红艺会”负责人)你们懂吗？派出勤务的时候，在联席会议上决定。指挥部下设的各级也是双方各一半人。比如参谋五个人，双方各两个人，军队一人，提出意见，由领导小组郑波同志下命令。这也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开始。权威树立后，不抢枪了，也可以收枪。
学生如何组织，看是否这个学校组织很好，如果组织很好，再经过训练，才能决定能否发枪。如果组织好了，四十七军的枪也调来了，交通恢复，在这个条件下，再乱放枪，就把他的抢收回。再经过一段，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好了，秩序建立了，才能清查枪支。如果现在搞他，他会给你搞暗杀。首先把长沙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不许抢枪。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四十七军声明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黎源等会见衡阳党政机关代表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上午，四十七军副军长郑波在省政法干校又接见衡阳代表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五年，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是张平化，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湖南的报纸一直没有转载。
“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湖南省委积极派出工作组大抓“三家村”、“小邓拓”。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张平化上调中央主管宣传部的工作。长沙发生“八·一九事件”，九月初，张平化主动请求回湖南“请罪、造反”。不久，听到“不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风声，九月二十四日，张平化向全省干部作“抓黑鬼”的报告。十月，他又作检讨。以后被中央保护起来。（一九七三年，张平化又被派回湖南担任一把手，他又干了不少坏事。十月政变后，张平化被华国锋调到中央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在批“凡是派”中，张平化没有紧跟邓小平，被打入冷宫。以后就再也没有翻身了。据说，他写有回忆录，至今没有见到。不知他在去见马克思前是否有所悔悟？！）
一九六七年初，中共湖南省委瘫痪以后，湖南省军区负责支左。但是由于它的一些负责人同样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把造反派看成是右派。特别是对湖南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四处收集他们的“黑材料”，加以夸大，无限上纲，上报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得到湖南军区的报告，未经调查核实就下达了“二·四批示”。这个错误当然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负主要责任。
但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在执行“二·四批示”的过程中，又加以扩大化，在全省把“湘江风雷”组织支队长以上的头头都抓起来，估计全省在万人以上，有可能达到两、三万人。后来又提出要在全省“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进一步扩大了打击面。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湖南省军区与相当大一部分造反派的矛盾。
湖南的另一部分造反派组织，以“湖南高等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为主的“省红联”的头头们，受湖南省军区错误的影响，以及小团体主义派性的干扰，跟着干了一些打击“湘江风雷”等造反组织的错事。形成了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以上这两大矛盾就成为了一九六七年二月至八月湖南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内容。而大串联、大批判逐渐演变成了大武斗、大枪战。
这其中有许多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2011年9月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