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公开批判改良主义的必要性
作者：戈鸣 编辑红石头 时间2011.10.08
正如韩德强在自己的文章中坦率承认的，他赞同乌有之乡的救党保国（其文章表述是：团结党内外健康力量，争取党的左转，争取社会的渐进改良），愿意“当这么一段理直气壮的改良派”。也就是说，救党保国的实质就是改良主义，一种最普遍的机会主义。
很多同志，尽管是赞成革命派的立场、原则和方向的，但是对待关于对改良主义的批判问题，也就是对救党保国的宣扬者如张宏良之流，并不赞同进行公开的批判，认为，宜内部讨论，不要公开化，不要造成大的分裂；认为，批二张一韩，改变不了阶级力量的对比。
一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并且危害极大，既往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深刻的教训。
从马克思主义诞生那一刻起，机会主义的思潮就时刻侵蚀着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理论精华正是从对机会主义的批判中产生的。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对待批判机会主义的做法并不相同，产生的结果也不相同，其中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吸取和借鉴。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机会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全面的，但是其批评很多并不是公开的批判，而是通过书信，也就是符合目前的调和者所主张的内部交流的方式。
仅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引用的马恩著作为例：
A、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表述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问题的最深刻的阐述之一：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段深刻的论述直到1907年即55年之后，才登载在新时代（第25年卷第2卷第164页上）。
B、1873年马恩驳斥蒲鲁东主义者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论文，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列宁引文内容：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 (1913—1914)第1册第40页）
C、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36年之后。
列宁引文内容：“……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注：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168。）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
D、国家与革命1964年版单行本第57页：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顺便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判断，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Unsere Ziele》）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议论：“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如此顽固地重复着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E、同是在该书57页，接下来的内容是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列宁写到：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10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此外，大家应该知道的是，《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在晚年写的一部伟大著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纲领性文件献。该书写于1875年4—5月，但直到1891年才公开出版。
上述列举的内容，对于批判和纠正共产党人对国家、对革命、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无疑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对于马恩来说，这些远不是全部的批判，其他被埋没很久的批判也许还有很多，甚至也许有到现在也没有公布的。
列举上述的内容，只是为了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至关重要的观点，尤其是对机会主义、对错误认识的批判，是通过没有公开的方式（这种没有公开也许存在当时当地的局限造成无法公开的可能性，这里仅指客观事实而言）进行的。
但是，正是这种没有公开，使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性的、精华的理论，被屏蔽在全体革命者的视线之外，使他们无法倾听到正确的声音，而只听到后来被证明是机会主义的单一的声音，也就失去了鉴别思考的机会，集体盲目地走向了对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弥漫欧洲的一个原因，至少是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修正主义思潮主宰了第二国际，使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支持了资产阶级的战争，让无产阶级充当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自相残杀。并且，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无法用革命的行动响应，去创造一个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欧洲。而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的正确理论能被广大革命群众认识并且理解和掌握的话，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是可以利用第一次大战的有利时机，展开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那样的话，很可能的是，当俄国的革命胜利之后，社会主义的浪潮会遍及欧洲，红色的旗帜变成了主流。
这， 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沉痛的必须鉴戒的教训吗？
二
列宁的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做法就是，毫不留情地、尖锐地、公开地进行了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机会主义尤其是改良主义的批判。
列宁所获得的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广泛评价和目前我们革命派得到的桂冠是一致的，都是激进派，或者说是极左派。
但是这些批判实际的效果呢？
由于列宁及时地作出批判（这些批判，包括了对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对考茨基，以及其他一些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各种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使俄国的革命者听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两种不同的声音，需要他们自己来鉴别，需要自己来学习和思考。这种学习和思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能够认清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和危害，并且在这种论战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理论认识和鉴别力，最终越来越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周围，并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不能不说，列宁对于机会主义尤其改良主义的公开的论战——批判，是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且，列宁的论战，还更加系统更加详细和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久被屏蔽的正确理论。
三
具体到中国的革命历程，目前对救党保国改良主义的论战，与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领导的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批判，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康有为梁启超的论调不就是现在的救党保国的论调吗？孙中山所主张的道路不正是在当时条件下暴力革命的道路吗？没有旧体制的被摧毁，怎么能有新世界的诞生？
这场论战进行了五年之久，最终革命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觉悟了群众，进行了组织准备。
没有这种公开的论战，就没有思想理论的一致，就不会有革命派的团结的前提。这是显而易见的。
四
目前的乌有之乡，无疑是泛左派阵营影响力最大的舆论平台。
由于对普通民众而言，民族主义是最容易引起兴趣的话题（每个中国人在内心里都有一种民族情结和通俗意义的爱国主义），而张宏良韩德强等恰恰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阐发对时事的评论的，因此最容易被接受。这样，他们便开始关注乌有之乡，并自然地认同这里的倾向性。
可是，在革命者的眼里，乌有之乡的错误倾向是很明显的，其做法也逐渐呈现排他性，反对改良主义批判二张的文章不被发表，甚至此种内容的跟帖评论也不放行，造成一种单一的声音。对于初步觉悟、还没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缺乏辨别能力的人而言，除了要跟着乌有的声音走而外，很难会自发地产生怀疑和深入思考。
这样一来，无疑的，就要使他们走一段弯路。使本可以早早成为革命者的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却走向了实际上的保皇道路。
他们需要不同的声音，需要这不同的声音来引起他们的思考和学习。只有他们的思考和学习，才能够走向马列毛主义的革命道路。
正是由于乌有之乡的影响力大，正是张宏良被认同的程度高，才说明他们错误的危害性大，对其批判的必要性才大。
我们批判的目的，不是对着二张一韩的个人，而是要争取跟着他们走的人的觉悟。
他们的觉悟，在阶级力量对比上的作用，是可以想见的。本来是跟着救党保国论跑的人，从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转变到反对救党保国坚决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立场，这难道不是在率先觉悟者中力量对比的一个可喜的变化吗？对于改变整个阶级力量对比不是可以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吗？
五
有人说，改良主义者毕竟为了改善人民的利益，我们的矛头不要对着他们，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统治阶级。
这是十分错误的观点。
没错，我们的敌人是统治阶级，我们的矛头要对准他们。但是改良主义者恰恰不让我们把矛头对准他们，恰恰让我们去顺应统治阶级的愿望，得到一点甜头就放弃根本的革命目标。他们其实比直接的明确的敌人更有害，所以，要想向着真正的革命目标进军，必须先行扫除干扰、破坏正确斗争方向的一切障碍，自然就要首先肃清改良主义——救党保国、保党救国论等的错误思潮的影响
综上，希望革命派的同志们在公开批判改良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的看法上取得一致，并且一致行动起来，争取对改良主义的完全胜利，在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二〇一一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