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一册（2）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一册（2）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章  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二节  处理罗瑞卿事件
        
    一、上海会议背靠背地揭发罗瑞卿的问题
    一九六五年二月底，罗瑞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
    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日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罗对杨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一九六五年五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
    叶剑英为了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
    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应该报毛、林后再做。但是罗瑞卿在部分与会者的要求下轻率地决定，撇开叶剑英，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并在会议简报上做了预告。
    叶剑英连同聂荣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
    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
    林彪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６３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
    一九六五年八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
    林彪主动说，这个总长尽在外面惹事，罗长子这人，他对你们不尊敬，我要不断地刮他鼻子。
    叶剑英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
    一九六五年十月底或是十一月初，在杭州，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电话通知杨成武，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杨去一下，并派车来接。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杨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问。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答。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杨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杨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杨即回疗养院。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叶剑英来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
    毛泽东要求林彪汇报罗瑞卿的情况，林彪藉口身体不好拒绝了。
    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
    一九六五年年十一月月四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
    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
    ×××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
    叶剑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北京了。
    几天后，×××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林彪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一九六六年全军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明年工作总的要求还是要继续突出政治，和今年的做法一样。具体有以下五项：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工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以上五项对各部门都是适用的。除这五项以外，机关有的搞军事训练，有的搞院校工作，有的搞施工生产，有的搞民兵三落实，有的搞军工生产和建设，有的搞国防科学研究，等等。各个部门的业务不同，重点可以不同，可以根据总的要求有增有减。但是，都必须突出政治，做好人的思想工作。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战备。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提高认识，提高自觉。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率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突出了政治，就会出好人好事；不突出政治，就会出坏人坏事。部队的工作，环节很多，抓住政治思想工作这一环，就把各种工作都带动起来了。几百万军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突出政治，不把思想工作搞好，不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思想传下去，怎么能搞得好！做好上述五项，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就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战备。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
    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叶群汇报的内容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
     毛泽东在听汇报中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对浙江省委负责人说：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六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其中一个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叶群。
    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周恩来主持小组会。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
    她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
    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
    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罗瑞卿到达上海，没有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实质上是被看管起来了。　　陈丕显对罗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
    罗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会上揭发的那些问题，他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　　军委会上决定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杨成武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杨成武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刘少奇说：“命令以后再下。”
    不久，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会议上，每个与会者都发言。
    邓小平对刘亚楼的揭发，说，死无对证。
    刘少奇也表示难以置信。
    朱德说：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说法，就是不能讲顶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到了顶峰就不能发展了。
    会议大量的是表态，也有揭发罗瑞卿工作作风上的问题，说他揽事太多，锋芒毕露，得罪了一些人。
    对于这些背对背的还有点同志式的批评，罗瑞卿都能接受，但他坚决不承认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毛泽东决定休会。
    邓小平主持最后的结束会议，说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就宣布散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五、领导有责。”“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
    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思想不通。
    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
    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
    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的批示
    总政治部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
    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
    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解放军报》社论
    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林彪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二、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至四月八日，中央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
    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会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
    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罗瑞卿在会上作检查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自己也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罗：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自杀。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第二阶段的会议，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一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谢富治说的这些内容，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但不能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
    一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
    第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法，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一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 二论突出政治》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三论突出政治》
    三、中共中央批转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X月X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XX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XX日，即在XX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一九六六年四月，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写信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
    彭真在这次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 ［66］ 268号）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贰、本节简论
    
    一、毛泽东对处理罗瑞卿事件的态度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从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对罗瑞卿的错误，毛泽东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而且是作为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来处理的。处理的方法是批评教育，并适当地调整工作岗位——免除现任职务，调到一个省去当省长。
    一九七一年“九。三事件”后，毛泽东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这里主要是指关于罗瑞卿反对林彪的问题。
    二、罗瑞卿在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他在许多问题上是紧跟刘少奇、邓小平的。
    我们还是来看看右派们是怎么说的。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中说：
    毛泽东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后来，毛泽东又肯定“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说明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
    罗瑞卿的“错误”主要是两条；第一，罗要夺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
    这就是说，右派们现在仍然承认，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罗瑞卿这些人是反对政治是第一、政治是统帅、突出政治的。毛泽东批判他们搞折中主义并不是无的放矢。
    “罗瑞卿事件”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看法，与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的看法有密切联系。这个时候撤换罗瑞卿，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部署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措施。换了总参谋长，就解决了一个兵权的具体实施的问题。
    三、一九七六年以后，罗瑞卿复出又紧跟邓小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矛头对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证明了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反毛泽东思想一边的。也证明了毛泽东当时撤换他的职务是正确的。
    
    2006年11月21日初稿
    2011年7月2日修改
    
    叁、本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
    最近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全面地检查和总结了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同志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问题。会议号召全军干部战士，要紧紧地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而斗争！为加强战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斗争！
    党和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政治从来就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斗争从来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毛主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林彪同志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正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我们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治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就是正确处理政治同军事、经济、技术以及其他业务的关系，在各项工作中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从而不断推进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动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因此，突出政治决不是一项任意的、局部性的、权宜性的政策，而是一项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根本措施。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事实正是这样。在我国，虽然私有制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但是，被推翻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资产阶级总是企图用他们的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社会，妄想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量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无时无刻不在散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就说明，阶级斗争还是严重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的。特别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更是此起彼伏，或明或暗，长期存在。我们只有突出政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积极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才能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如果我们不突出政治，不抓阶级斗争，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就会忘掉敌人，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就会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呀！
    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根本不同的，发展规律也不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是为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维护他们的剥削制度和阶级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就是靠剥削压迫吃饭，靠欺骗愚弄吃饭，靠物质刺激吃饭。他们是金钱挂帅，唯利是图，有了几万几十万，还要搞几百万几千万。他们只能那样做，而且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就完蛋了。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主义是广大群众的集体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就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怎样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我们要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但是，最主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人的觉悟提高了，毛泽东思想被广大群众掌握了，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样，我们的社会就会前进，就会发展。相反，如果象现代修正主义者那样，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突出资产阶级政治，不搞政治挂帅，而搞物质刺激，引导人们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和物质享受，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社会主义是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共产主义要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空前未有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好的幸福境地，也就是要最后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很远。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当是面向共产主义，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起来越近；而绝不能背向共产主义，扩大和加深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远。为了逐步缩小这些差别，使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是，首要的，最根本的，仍然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大地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向共产主义发展，一定要向着提高人民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方向发展。现代修正主义者口头讲的是共产主义，实际搞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拼命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这样，在他们那里，阶级分化加剧了，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扩大了。他们不是走向共产主义，而是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是无产阶级政治作统帅作灵魂，还是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作统帅作灵魂，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势力残余进行斗争，而且要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美帝国主义者，总是不甘心它在中国的失败，总是把高举反帝革命大旗的中国人民当作它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搞垮我们。它不仅妄图通过武装进攻，重新骑到我国人民的头上；而且妄图用“和平演变”的方法，使我们国家改变颜色。我们还应当看到，全世界还有广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为着谋求自己的解放，正在进行着英勇不屈的搏斗。胜利了的我国人民，不仅要随时准备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侵略阴谋和破坏活动，保卫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要积极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履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要遵循毛主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既做国内革命派，又做国际革命派。
    毛主席在《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合作化的问题。一个合作社是这样，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这样。突出政治，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正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的政治的保证。总之，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人的思想革命化，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大问题，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大问题。
    我军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我们担负着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任务。帝国主义和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把我军看作是他们的死对头，处心积虑地破坏和腐蚀我们。同时，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因此，我们更应当大力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让毛泽东思想在全体指战员的头脑里深深扎根，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保持和发扬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革命本色，胜利地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
    全军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不断提高突出政治的自觉性。我们要干一辈子革命，学习一辈子毛主席著作，突出一辈子政治！我们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走突出政治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谢富治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谢富治同志揭发材料摘述）
    
    我完全拥护中央这次会议对罗瑞卿的反党活动所作的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对于罗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拒绝党的教育，可耻地用自杀的背叛行为来同党对抗，我们十分愤慨。
    我们同罗瑞卿的篡军反党活动的斗争，是一场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及时地把这个危险的反党分子揭露出来，消除了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隐患，非常英明，非常正确。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是突出政治同单纯军事观点的斗争，是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个斗争，对于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保卫党的纯洁性，保卫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一九五八年，罗大搞“十无”，无论从他的言论来看，还是从他的行动来看，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罗在大搞“十无运动”中，同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大唱反调。他到处大放取消阶级斗争的谬论。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极力鼓吹和推行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之类的“十无运动”。他一再断言：只要一年、二年、三年，在我们社会里，就会出现百分之七十的“十无”乡、社，“十无”街道，“十无”机关、企业和学校。他甚至这样讲，只要一搞“十无运动”，上海就可以变成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的城市，广东也可以搞得连反动标语都没有了。他声称，这种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单位，还将“由百分之七十，一变，变到百分之八十，再一变，变到百分之九十，再从百分之九十变到百分之九十五。”好家伙，这个变法真快，真厉害，再过几天，就变成百分之百了。他要通过“十无运动”，一块一块地制造无反革命、无盗窃之类的“十无”地区、“十无”单位。这样，全国就都变成“十无”了。
    罗的“十无”谬论，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接着，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又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但是，罗却说什么几年之内就可以消灭阶级斗争，说什么“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了。”就在罗大搞“十无运动”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毛主席指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必须看到还有百分之五的“细菌”，中间派也可能变坏，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没有过几天，罗到了汉口，又继续散布“十无”谬论。他为了给自己的“十无”谬论辩护，竟然把苏修的东西搬来做论据。他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原因了。这就是说，只要搞了“十无”运动，我们的国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这难道还不是从老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吗？这难道不是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各种各色的牛鬼蛇神，这些都是毛主席指出的政治“细菌”。就是罗自己的家里，也有这样的“细菌”，有地主分子。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在我们这个存在着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怎么可能“十无”呢？赫鲁晓夫还只搞了一个“三无世界”，而罗却搞了一个“十无世界”，比赫鲁晓夫的“三无世界”还要多。可以说，他的“创造性”并不比赫鲁晓夫差一些。
    罗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后，接着又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消亡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他在华北地区政法片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专政的工具也是如此。”他说：“现在反革命消亡了一部分，政法工作自然也就会消亡一部分，反革命全部消亡了，政法工作也就会随之全部消亡。”按照罗的这种说法，专政消亡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国家政权就用不着了。国家消亡了，你那个公安部也就“无”了，还要公安部干什么呢？
    罗为了在几年之内消灭阶级斗争，取消专政，实现他的“十无世界”，竟然肆意破坏毛主席、中央的少捕政策。早在五一年的大镇反后期，毛主席就提出了少捕政策。多少年来，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我们在今后镇反工作中，注意不要过多捉人。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特别讲了一条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毛主席又一次指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可是，罗在大搞“十无运动”中，完全撇开了毛主席的少捕政策，大捕大捉，他只讲打击，不讲改造，只讲斗争，不讲分化，甚至歪曲总路线的精神，随心所欲地鼓吹多捕人、乱捕人。一九五八年二月，他在公安部的干部大会上说：“比如捉反革命，没有那么多不能乱捉，但按平常状态说，如果北京有五十个反革命，你捉二十个好，还是五十个都捉光好，还是只捉两个甚至一个都不捉，这里有‘多’的问题。”他又说：“北京现在还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有反革命，有刑事犯罪分子，要打扫干净，是三年扫干净，五年扫干净，十年扫干净，还是一年扫干净，这里就发生‘快’的问题。”同年六月，在他的考察报告中，公然说：“所谓多，就是有十个反革命，就应当抓十个，或者八、九个，而不是三、四个。”说穿了，他的所谓“多”，就是多捉人；所谓“快”，就是明天消灭阶级斗争。他就是用这种简单地捉人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阶级斗争问题，来代替艰苦的群众工作。他以为，只要把人捉起来，反革命破坏“无”了，刑事犯罪也“无”了，阶级斗争就熄灭了。
    罗大搞“十无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一九五八年这一年，就捉了××人，是大镇反以后捕人最多的一年，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和不应该捕的人，扩大了打击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十无”，助长了不少基层公安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特别在个别领导问题严重的地区，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大搞“十无”，一个时候，公安部门的手伸得很长，事揽得很多，造成干部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混乱。大搞“十无”，使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滋长了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大搞“十无”，在一些公安机关和公安人员中，一度大大发展了出风头、爱热闹、搞形式和浮夸的坏习气。这些恶果，在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延续到一九五九年甚至到一九六零年，并且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使得以后几年的公安工作，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来处理善后，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整顿政策和纪律，扭转干部的作风。
    罗在公安工作中大搞“十无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彻头彻尾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按照罗的谬论，我国的阶级斗争很快就要熄灭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就可以宣布取消了。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我们岂不是也变成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了吗？罗岂不是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起，走进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社会了吗？
    这样一套“十无”谬论，这样一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居然发生在罗这个当了十年公安部长、国家一个政法工作领导人的身上，这不是很难理解吗？其实，并不奇怪。这是在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在罗身上固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情不自禁的大暴发。这同他后来到了军委工作的时期，搞“大比武”，搞单纯军事观点，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一脉相承的。不论是“大比武”也好，“十无”也好，都是反对阶级斗争的。这同赫鲁晓夫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的“三无”、“两全”又有什么区别呢？正当我们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大辩论、大斗争的时候，罗搞这样一套，实质上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目无组织，目无纪律，个人专横，飞扬跋扈，这些恶劣品质，在罗的身上，是非常浓厚的，根深蒂固的。罗到军委工作以后，所以发展到猖狂地反对林彪同志，不是偶然的。林彪同志是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罗竟然以林彪同志为敌，以党为敌，这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恶性发作的结果。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就有很多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拿解放初期的一件事来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军委公安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时候，罗事前不请示毛主席、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原来由军委公安部指挥的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直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属公安部建制，并召开了公安部队干部的动员会。这件事，受到了毛主席、军委的批评。他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只当作一件手续不周的事，轻描淡写地给毛主席写了一个不到三百字的检讨。他说，改编时没有请求毛主席批准是不对的，但是，开个会说明公安部队的任务，动员大家努力和安心工作则是对的。在这里，罗丝毫没有触及个人抓权，特别是抓兵权的丑恶思想。接着，他就积极地抄袭苏联的经验，扩大边防武装，搞边防公安部队。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九五八年大搞“十无”。他上不请示毛主席、中央，下不同地方党委商量，也不提到党组来认真讨论，就擅自决定通报贵州省公安厅开展“十无运动”的报告，在全国公安工作中大吹大擂地推行“十无运动”。对于这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十无运动”，一些地方党委，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他却或明或暗地乱加指挥。
    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一贯搞“一言堂”，一长制，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他在公安部的十年时间，党组向中央、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向来是他一手包揽，很少让其他负责同志过问。他传达毛主席、中央的指示，也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东西。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对警卫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以及多次对罗本人的严格批评，他都没有向党组织作过真实详细的传达，更没有组织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讨论。罗这种欺上瞒下的手段，是对毛主席、中央实行封锁，对干部实行“愚民政策”。
    罗的上述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他一贯颠倒了个人同组织的关系。他是一个没有党性的人。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章的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个党的组织原则，在罗的心目中是根本不算数的。他一贯不服从领导，野心勃勃，浑身都是反骨。他完全够得上是一个“霸王”。这个人不但思想上没有入党，在组织上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罗在公安部工作期间，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原则，始终是动摇的、不坚决的，在不少问题上，都是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派的态度。
    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苏联斯大林时代和我国内战时期的肃反经验，纠正了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的错误，确立了党委领导的原则。从遵义会议到延安，从延安到全国解放，毛主席一贯强调党对于公安工作实行直接领导的重要意义。但是，罗根本没有党委领导的观念，对于公安系统的垂直领导，一直很感兴趣。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他说：“各级公安部门均实行党组制，公安部门党组受同级政府党组领导，同时在方针、政策、业务上又接受上级公安部门领导。”在这里，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党委领导，只是在末了说：“回去要向党委作报告，取得党委的支持。”在罗的心目中，党委领导只不过是对公安工作“支持”、“支持”而已。这种腔调，在他的言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一九五零年三月，罗公开要搞垂直领导，同苏联专家一唱一和，十分露骨。专家提出：“整个公安部的中心应该放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关系问题上。”罗立即把苏联专家的话接过来，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他说：“专家建议保卫工作应实行集中统一的垂直领导。我们认为，这种领导关系的建立，对于建设公安工作来说是必需的，但目前主客观条件均难做到，主要是干部不足，领导机构还不健全。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三至五年的努力”。这个错误主张，被毛主席、中央打回来了。在这个问题上，罗没有清算内战时期的错误，他不是用毛主席的党委领导的正确原则，去反对苏联专家的垂直领导的错误主张。相反地，他借苏联专家之口，来向毛主席、中央要求实行垂直领导。在军队保卫工作中，他也想建立独立系统。他曾经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有单独的保卫系统，那时候是早了一些，今天条件比较成熟，应开始考虑这一问题。”这还不是明明反对毛主席的党委领导的原则，想使垂直领导复辟吗？
    为了纠正不要党委领导的错误主张，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公安部的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非常尖锐地指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非常重要。毛主席在这里使用了“特别”、“实际”、“直接”、“危险”这八个非常有分量的字，在“实际上”三个字的下面，还打了着重点。可见党委领导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是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丢掉的。
    毛主席为什么这样强调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道理很明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切工作都必须由党委来领导。公安工作是搞阶级斗争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革命的工具，尤其需要强调党委领导。阶级斗争这么复杂，只有党中央才了解全国的情况，才能够掌握国家的全局；也只有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才了解地方的情况，才能够掌握地方的全局。公安机关必须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才能做好工作，才能避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毛主席曾经说过，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门垂直领导。如果公安工作实际实行垂直领导，就势必会重复我国内战时期的错误，重复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肃反工作上所犯的错误。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主席系统地总结了大镇反运动的经验，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上，亲自写了一条肃反的工作路线。毛主席特别强调了党委领导，第一句话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并且说：“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毛主席还强调说：“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
    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给了我们明确的指示，而且在实践上给我们作了示范。每一次大镇反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中央的亲自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条原则，我们党是十分鲜明的，毫不含糊的。在毛主席亲自动手改过的公安部的文件里，多次地强调加强党委领导的作用。既然毛主席、中央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公安工作上的党委领导，并且抓得这么紧，罗也总该有一点觉悟吧！，其实不然。他不仅对于执行党委领导不坚决，而且往往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抵制党委领导。在他的语言中，或者根本不提党委领导，或者降低和歪曲党委领导的作用。他不是强调党委对公安部门的实际的直接的领导，而常常东拉西扯，说什么党委领导的关键是结合中心，结合生产。说什么“同生产劳动结合得最密切，最妥善，也就是最好地贯彻了党委领导。”他虽然不再提出整个公安工作的垂直领导下，但还是要在业务工作上做点文章。一九五三年四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业务部门分工更加专业化，有的还要实行垂直领导。”在军队保卫工作方面，他又说什么“我们政治机关，不能把保卫机关当作政治部的一个一般部门来领导”，不能把“裁缝当做木匠使”。在日常工作中，他特别强调侦察工作要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这是他用来干扰党委领导的一个重要手法。
    罗对党委领导这个重大问题，始终是没有觉悟的，抵触的。由于毛主席、中央的批评和控制，他想在整个公安工作上搞垂直领导的企图，当然不能得到实现。但是，他总不死心。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灵魂深处，早就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是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指导思想。大镇反运动中，这条路线有了很大发展。毛主席特别强调要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罗在公安部工作的时期，不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他总是过高地估计同隐蔽的特务间谍的斗争，忽视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活动。他常常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位置，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解放初期，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这五个方面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毛主席、中央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发动群众，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一九五零年召开的几次全国性的业务会议上，罗把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说成是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他把秘密的侦察工作，当成为战胜敌人的主要手段。并且强调地说，不这样做，“就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大镇反运动结束以后，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城乡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罗在许多业务会议上，却不断地宣传镇反彻底了，公安工作应当转向以秘密侦察工作为主了。这个错误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他向中央写的一个东北考察报告中。他说：经过镇反运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已经消除了对人民政府的对抗和不满。“同我们作斗争的敌人，主要的已不再是五个方面较为暴露的反革命，而是隐蔽下来、伪装起来和被敌人不断派遣进来的间谍和特务。”他还说“公安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有一套严密的侦察工作。对于罗的这些错误论点，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公安工作的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专门工作必须与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防奸、反特的斗争相结合，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公安工作。罗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观点。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甚至说：加强隐蔽斗争，以侦察工作为主要手段的工作方针，“是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的工作纲领”。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主席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不久，中央就发动了内部肃反运动和社会镇反运动。就在这一年十二月，正当运动处在最紧张的阶段，罗在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又强调：”各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人和各个侦察部门，必须切实地掌握专案的侦察工作，一定要有专案的数字和破案的数字。不掌握专案，拿不出数字，搞不出战果和象样的经验，就是没有过关，就应当受到批评和指责。“其实，这个所谓过关的标准，发明权不是罗的，而是苏联的。苏联专家曾说：“我们公安工作的主要业务是专案侦察，专案侦察数目的多少与质量的好坏，是衡量公安干部水平与成绩的标准。”罗只不过比苏联专家讲得更神气更吓人而已。
    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镇压反革命要作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对多数反革命分子，要交给群众监督，依靠群众在劳动中改造他们。不久，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匈牙利反革命暴乱，鼓励了我国内部的反动阶级，牛鬼蛇神蠢蠢欲动，阶级斗争又有一次起伏。在这一年十二月召开的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又片面地强调，同隐蔽的特务间谍的斗争更加突出了，强调大力加强侦察工作。
    在罗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经常工作中，在一个时期，在一些干部中，好象做侦察工作就高人一等，做群众工作就没有出息。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干部之间，为了报成绩，有时互相争功，闹不团结。甚至上下级之间，也互相保密，互相封锁。在侦察工作中，又是单线活动多，在一个单位，往往一个领导干部管的案子，别的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搞得神乎其神。
    罗片面强调同隐蔽的特务间谍作斗争，把秘密的侦察工作摆在压倒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位置，推行神秘主义那一套东西，是完全脱离我国的阶级斗争和肃反斗争的实践的，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肃反路线的。
    毛主席说：“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的，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向着占人口的百分之四、五的反动阶级实行专政，没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起来专政，只靠公安机关和军队，是不行的。”毛主席还说：“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反革命分子，侦察、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党，依靠群众。”毛主席这些重要的指示，罗并没有认真执行。在罗的眼睛里，历来是只有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看不见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和破坏活动，看不见整个阶级斗争。在他的眼睛里，只有侦察工作是最重要的，侦察工作第一，群众工作是附属的。可以说，在罗的思想上，根本没有解决依靠谁、压迫谁的问题。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特务间谍作斗争，当然是重要的，特别是目前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联合大反华，我们不应当麻痹，也不应当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帝国主义特务间谍的危害是大的，但是，同国内的整个反动阶级残余势力比较，他们毕竟是少数。而且外部的特务间谍分子的破坏活动，也要通过我们国内的消极因素才有可能得逞。我们同这些特务间谍作斗争，同样必须依靠群众。侦察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手段，但从整个对敌斗争来讲，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大多数人专少数人的政，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我们敢于依靠大多数，也只能依靠大多数，决不能依靠少数，更用不着神神秘秘。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他们不能也不敢依靠大多数人，他们只能依靠少数人，鬼鬼祟祟搞神秘主义。我们的公安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必须是群众工作第一，不能搞神秘主义，这是阶级关系决定了的。
    我国的肃反工作，是毛主席、中央亲自领导的。几次带有决定性的镇反、肃反运动，都是在毛主席、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主要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日常工作，中央和各级党委也抓得很紧。整个公安工作，总的说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中央的群众肃反路线的。罗的那一套神秘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被毛主席、中央亲自指挥的镇反、肃反运动否定了。但是，每当运动一结束，他的神秘主义那一套又冒了出来，在日常的业务工作中，干扰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
    罗曾经吹嘘他的“十无运动”是群众运动，“为公安工作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开辟了新的局面”。这是对群众路线的歪曲。象“十无运动”这样一个完全错误的“运动”，怎么会有真正的群众路线呢？实际上，罗从来没有老老实地去做过群众工作，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群众工作。他的所谓群众运动，无非是把四类分子和一些有问题的人，甚至把一些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不遵守纪律的人，都集中起来，大搞集训，大搞社办劳教，还有什么大搞群众破案运动等等。他把两类矛盾混在一起，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不分主次，不分是公安工作应该管的，还是不应该管的，胡子眉毛一把抓，伤害好人，也放纵了敌人，脱离群众，损害了群众路线，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罗身上的神秘主义残余，有内战时期保卫工作错误的影响，解放之后，他又从苏联专家那里吸收了不少格伯乌的东西。苏联专家的大国沙文主义，触犯了他个人的尊严，他是抵抗的。他对苏联的神秘主义的东西，除了中央明确规定的党内不准搞侦察，不准搞美人计等等以外，在很多情况下，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总的说来，他身上的这些神秘主义，是从洋教条那里来的，也是剥削阶级的东西。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作为民主革命家来讲，在他身上也还有很多不纯的东西。他做任何事情，都以我字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转移。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他也不愿意改造。他把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统统带进社会主义来了，他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是不奇怪的。
    在我们党内出了罗这样一个反党分子，这是一件坏事。这是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一个客观存在，想避免它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党及时地揭发了罗的反党活动，粉碎了他的反党阴谋，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的军队，清除了罗这个反党分子，就更加坚强了。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世界上最革命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军委、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是我们党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通过同罗的斗争，全党更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分地利用这个大反面教员，教育干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资产阶级时刻在侵袭我们，特别是对于象罗这样一个标榜一贯正确、表面上很严肃的伪君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危险人物，永远提高警惕，永远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从公安工作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吸取的根本教训是：
    公安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是党在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工具。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党中央忠心耿耿，永远做党的驯服工具。永远不准在党内搞地下活动。永远不准背着党搞任何鬼事情。永远不准对党封锁消息。
    公安机关一定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当作最高指示，永远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全面地系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公安工作路线，建设毛泽东式的彻底革命化的公安工作。
    公安机关必须掌握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树立鲜明的阶级观点，坚定不移地站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彻底肃清罗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
    公安机关必须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贯彻执行党委领导的神圣原则，同一切破坏党委领导原则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自觉地维护党的利益，维护革命的利益，不被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所利用；发现了个人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就要彻底揭露，进行坚决的斗争。
    公安机关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彻底实行群众路线，树立坚强的群众观点，永远当人民的勤务员，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大多数，依靠群众做好工作，彻底肃清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任何时候也不做脱离群众的事情。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说，个人主义把高级干部害死了。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罗犯错误就证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个人主义或多或少地都存在，可以说，都存在着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斗争，而且天天在那里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种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许多干部中，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不见得都是完全解决了的。这种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想躲也躲不了。只有自觉地进行斗争，天天洗脸，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战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放松了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由不自觉发展到自觉，最后必然要向党伸手，搞个人野心。罗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大个人主义者。在他的身上，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已经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搞个人野心，搞反党活动。
    毛主席曾经说过，一切不老实的人，自以为聪明，其实都是愚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要靠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靠老老实实做工作，多做“笨事”，千万不能投机取巧，千万不能靠“聪明”办事。在这两个问题上，罗都是极不老实的。他既不老老实实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又不老老实实地深入群众，认真作调查研究，而是靠“聪明”办事，甚至看风行事，投机取巧。这是靠不住的，没有党性的，最后还不是栽斤头？！
    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不充分发扬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在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完全解决。毛主席近几年三番五次地、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深思，严肃对待。所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包括罗在内，都有不民主，搞“一言堂”的问题。毛主席最近说：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毛主席的这些话，语重心长，针对性很强。许多事实证明，一个领导干部，民主作风好，可以发挥多数人的积极性，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即使水平低一些，有了民主作风，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主席强调，高级干部要守纪律。罗是一个很不守本分，很不守纪律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十分警惕。我们不能只教育底下的干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更重要的是自己对毛主席、中央的指示，要带头执行，身教重于言教。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有时在日常工作中犯点错误是难免的，但是，在组织上不守本分，不守纪律，这种错误是不能容许的。
    在上海会议期间，毛主席还说过，高级干部的问题，主要靠自觉。我们应该提高自觉性，经常用党性来约束自己，做工作要兢兢业业，特别是权力大了，就要更加谨慎，否则就容易犯错误，就会损害党的利益。幸运的是，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毛主席、中央又经常教导和警惕我们，使我们避免了许多错误；即使犯了一些错误，也容易得到纠正。如果一个人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工作越有成绩，就越容易骄傲；党越信任，就越容易翘尾巴；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不守本分。发展下去，这次不犯错误，下次也要犯错误。当然，错误有两类性质。一类是一般性的，这种错误往往是不自觉的，是认识问题；再一类是特殊的，一贯的，这种错误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根本立场问题。一个人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往往是从不自觉开始，如果不改正，就要发展到半自觉的直到完全自觉的犯错误。当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明明这条路走不通，他却偏偏要往那里去；明明前面是陷阱，他却偏偏要往里跳。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罗正是这样。他不是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放纵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致最后让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自己，利令智昏，当了反党分子的接班人，走上了反党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杨成武在中央（罗瑞卿）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的书面批判发言
    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杨成武同志揭发材料摘述）
    
    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的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罗瑞卿不但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最严重的是他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至于他工作上极不负责，作风上横行霸道，压制民主，愚弄群众，指手划脚，欺侮人，等等，就更不待言了。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凡是有野心的人，都是不老实的人，都是要进行投机活动，搞两面手法的人，都必然向党闹独立性，必然向党伸手，这是一个历史规律。罗瑞卿当然也不例外。
    现在，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问题分述如下：
    第一、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多年以来，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它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党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就是党中央、军委批准的作战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要事前请示，事后报告。林彪同志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这些精神，在军委多次颁布的海边防守则中都有明文规定。罗瑞卿对此不是不知道，不懂得，相反地他还常常以此为理由，批评过很多人，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他自己却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军委的这些规定。一九六×年×月，他对福州军区副参谋长肖剑飞同志讲，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罗的这些作法，不仅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党中央、军委规定的方针政策，而且是一个人私自布置的，总参有关副总长和有关业务部门对这件事毫无所闻，党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也没有人知道，直到福州军区请示如何执行罗瑞卿的这个指示时，才知道。党中央、军委认为罗瑞卿的这一做法是非常错误的，非常危险的。以后军委纠正了这个错误。
    第二、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
    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六月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九六二年六月曾两次指示说：“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一九六四年六月又进一步指示说：“民兵工作首先搞组织落实，要把民兵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一九六五年四月更进一步明确指示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是组织落实，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
    罗瑞卿对毛主席的指示却公开唱反调。他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一九六四年十月在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又进一步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思想落实，组织和军事才能落实”。“如果政治上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被坏人夺去了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就越会干坏事。所以，还是政治第一，要把关系搞清楚”。
    罗瑞卿这些讲法，不仅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而且是公开地“教训”起毛主席来了，指责毛主席把三落实的关系没有搞清楚。这是何等狂妄！
    第三、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
    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毛主席这个指示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是恢复我军传统体制，即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体制的大问题，是贯彻人民战争的大问题，也是使主力军能更好机动的大问题。罗瑞卿对这一指示，既不传达，也不布置执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总参有关副总长和业务部门谁也不知道。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两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拨出××个师，给沿海各省，同时对罗进行严厉批评之后，罗瑞卿才被迫布置。但他是怎么布置执行的呢？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他一方面推卸责任说：“主席在几年前就讲过了，就是没有落实，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当然，我们也考虑过，就是优柔寡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另一方面他又告诉大家，毛主席的指示还可以打折扣。他说：“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武装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罗瑞卿的这种做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可以拒不执行，可以马马虎虎，仅从军事纪律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第四、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略）
    第五、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
    一九六零年二月广州军委扩大会议，和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七千人大会时，林彪同志代表军委曾经多次明确提出，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的原则，宣布了军委常委各同志的分工，并说：“党的军委会组织了常委，重大问题集体讨论。”但是罗瑞卿不仅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的领导，还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
    （一）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如一九××年拟制的××协同作战计划，和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均未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罗瑞卿极力辩解说，军委常委的同志，外出的外出，开不成会。但这种辩解是无用的。处理这几件事时，恰好军委常委的多数同志都在北京。退一步说，即使军委常委同志不在北京，也应该在电话上或者派人或者亲自去请示报告。用这些话作为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也许罗瑞卿还会狡辩说，这些事都报告中央了，军委常委可以不必开会研究，同时当时忙得很，来不及向军委常委同志请示报告。但这种辩解也是无用的。那时罗瑞卿既然有时间去跳舞、钓鱼、看戏、看电影。接见文工团等等，难道军委常委同志报告一声就没有时间？都没有可能？都没有必要？退后一步说，即使事前来不及请示报告，事后也应该报告嘛！可是有些事，事后也没有报告。
    （二）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但一不合罗瑞卿的意，他就发脾气，顶回去。例如××年×月，军委常委开了会，讨论了中印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请他考虑决定。罗瑞卿听了以后就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显然这是公开地对抗军委常委。
    （三）罗瑞卿对军委常委各同志是很不尊重的，经常借题发挥，讽刺挖苦。当然，他对军委常委各同志不尊重的程度和表现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但不尊重是共同的。例如：
    ××年×月×日，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说：“军代表制度是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表现，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聂荣臻同志知道这件事后，曾于七月七日当面告诉他，“一个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七月、八月林彪同志也曾两次指示，他完全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军代表制度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然而××年×月×日，罗瑞卿在全国科技交流与保密工作会议筹备会上，却气势汹汹地说：“有人说取消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年×月，军委××会议结束后，作战部起草以军委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的综合报告稿中，曾提到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精神，在会议期间所作的许多重要指示，对大家正确理解毛主席指示的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启发很大，教育很深。这个报告草稿送罗瑞卿审查时，他要秘书邓汀同志告诉作战部说：“是军委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写这么多林副主席，不好。你们再考虑考虑。”作战部接到这个电话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还是应该写上。并认为，林彪同志再次强调突出政治和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两个问题必须具体写上。作战部写好后又送罗瑞卿审阅，他却又把“林彪同志”改为“我们”。稿退回后，作战部认为，“我们”两字太不确切，因为一定要突出政治和一定要有大预备队思想，这些观点本来就是林彪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强调提出的，而且有鲜明的针对性，为什么不能写呢？
    ××年×月，罗瑞卿在国防工业会议上攻击国防科委说：“我对国防科学技术工作想起了一副对联，‘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横额是‘一事无成’”。并且说，这横额是他儿子替他想的。实际上这也是对聂荣臻同志的恶毒攻击。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讨论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的工作，主席不大满意，当然，有些也是满意的”。“刘伯承是老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徐向前办过一件好事，即在草地时反对过张国焘要红军打红军的主张。”言外之意是徐向前同志除了这件事以外，再没有办过好事了。
    第六、封锁 罗瑞卿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林彪同志由于罗瑞卿长期进行封锁，从一九六一年起，曾对他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通气，希望他改正错误，但他仍然不改。许多重大问题，自己不报告不请示，也害怕和不准别人去报告，去请示。例如：
    （一）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对干部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说今后军队×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各同志，然后再上报党中央审批。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向罗瑞卿和军委办公会议以及总参、总政作了传达。但罗瑞卿对林彪同志的指示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罗瑞卿未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的名义上报中央书记处，等到中央书记处批了以后，才送给林彪同志传阅。事后，罗瑞卿还说，干部定级的报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不是政治性问题，不是原则问题，用不着一个一个请示。罗瑞卿的这种辩解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1）毛主席早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2）这些干部都是军队的高级负责干部，须要慎重考虑。（3）林彪同志刚刚打了招呼，罗瑞卿这样做是明知故犯的。（4）罗瑞卿事后说的这些话，也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二）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在谈到通气问题时，罗竟然向林彪同志说：“问题是在于做的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这是何等狂妄的态度，是他坚持封锁，毫无组织纪律观念的自供。
    （三）罗瑞卿经常以照顾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各位同志身体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若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打击。例如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同志由××去××之前在北京住了三天，罗瑞卿主动向×××同志打招呼说：“林总今天已到北京，身体不好，叶群同志在电话上和我说，林总什么人也不见。”并说：“我不去看林总了，你们也不要去。”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三日半夜，即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的前夜，杨成武同志看到最后决定原子弹爆炸时间的文件之后，将这份文件亲手签封，交作战部的参谋送到罗瑞卿的宿舍。罗瑞卿看过后，很不高兴地对作战部的参谋说：“不是讲过了吗？军委传阅文件我负责，总参范围传阅的文件由他（指杨成武同志）负责。他管总参内部文件就行了，又搞无效劳动。”足见罗瑞卿垄断和封锁到了何等程度！这里还要说明的是，罗瑞卿在原子弹爆炸的问题上捞了不少资本，但实际上他对原子弹爆炸的事是很不负责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他在济南看大比武。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等领导同志昼夜值班，他却照样睡他的大觉。
    （五）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罗瑞卿去林彪同志处，总理托他向林彪同志转达几个重要问题，他根本没有转达。林彪同志问他现在毛主席在什么地方？罗瑞卿说：“我不知道，只知道主席坐火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实际上他是刚刚在××送毛主席到××去的。
    （六）罗瑞卿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向来没有正式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过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同他个人的话搅在一起，使大家搞不清楚究竟哪些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个人的东西。
    第七、撤谎、造谣、挑拨、抵赖 罗瑞卿是一个最喜欢最善于撤谎、造谣、挑拨、抵赖的人。他已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例如：
    （一）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罗瑞卿在修改他在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时，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主席讲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我们长时间对这种说法迷惑不解，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所说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是就政治思想工作来说的，根本不涉及人的阶级关系问题。而且据我们所知，毛主席对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提法，是评价很高的。例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写给林彪、聂荣臻、萧华诸同志的信中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又明确地指示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个创造，这是个发现”。但我们过去却没有想到罗瑞卿竟敢假借毛主席的名义，也不便去查对。最近查对了一下，证明罗瑞卿说的这些话完全是假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些话，汪东兴同志也从未向他传过这些话。可见罗瑞卿是假借毛主席的名义，来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彪同志，并妄图以此来挑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阴谋。
    （二）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时，有一次对罗荣桓同志说：“主席横渡长江，我组织人做保卫工作，主席大发脾气，把我骂了一顿，说：我再也不愿见到你罗瑞卿。”罗说时还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显然，这是在罗荣桓同志面前，造毛主席的谣，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
    （三）罗瑞卿一九五六年曾到林彪同志处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因横渡长江和派警卫车等问题，毛主席批评了他。因此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林彪同志当即严厉批评了他。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未要他陪同，到××开会毛主席未让他一道坐飞机去，罗瑞卿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可见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是由来已久的。他和林彪同志谈这些事，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据说他对罗荣桓等同志也说过这些事。
    （四）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谈到《解放军报》办得不错时，别有用心地说：“毛主席不喜欢看《人民日报》，蒋介石也从来不看《中央日报》！显然，他把毛主席和蒋介石相提并论，是对毛主席的恶毒诽谤。
    （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党中央曾规定：罗瑞卿、萧华、杨成武三同志不能同时外出，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北京。但是一九六五年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都病了，在外地休养，只有罗瑞卿一个人在北京，而且在中印边境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罗瑞卿却跑了出去，先到广东，以后又到广西、云南，按照他的原定计划，还要在昆明住一个月，以后再到四川去。他对周总理和林彪同志却只说到广东，如有可能再到广西去一下，根本没有提过到云南和四川去的事。这不仅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规定，也欺骗了周总理和林彪同志。
    （六）罗瑞卿曾多次造谣、污蔑林彪同志，挑拨林彪同志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例如他先后向杨成武等同志说，罗荣桓同志病危的时候，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和挑拨。
    （七）一九六五年五月，邱创成、方强等同志调到工业部工作时，罗瑞卿一方面告诉总政干部部门研究他们的转业问题，一方面又在军委办公会议第二百五十次会议讨论总政根据他的指示所写的报告时说：“这些人的转业问题，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愿转的就转，不愿转的可以不转。”实际上林彪同志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第八、伸手 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材料中清清楚楚地看出来：
    （一）一九六四年国庆节后，罗瑞卿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到干部问题时，公开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他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屋子后，还在走廊里说“不要挡路！”
    （二）刘亚楼同志说，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七、八日，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对刘亚楼同志说：“没有想到这个人（指林彪同志），又东山再起了！”可见林彪同志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是很不高兴的，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这时，罗瑞卿知道再继续逼林彪同志“让贤”不行了，就马上改变手法，故意向刘亚楼同志说：“我这次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总。”并托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先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和“跟定了”林彪同志。林彪同志表示：“应该是跟毛主席、党中央，我一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对自己有信心。我万一犯了错误，你可以走开，不但是你，就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一样要他们走开，因为多一个革命的总比少一个革命的好。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也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并要他改正以前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还批评罗瑞卿，不应该和刘亚楼同志去谈那些不应该谈的话。罗瑞卿通过刘亚楼和自己亲自向林彪同志讲的这些话，完全是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以便为通过刘亚楼同志劝林彪同志让权创造条件。这完全是权术，罗瑞卿二月二十三日上午讲了更加相信更加拥护林彪同志的话，下午坐飞机一到广州，就又对林彪同志大造谣言了。如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等问题上对林彪同志进行的造谣污蔑，都是罗瑞卿到广州后说的。
    （三）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五日，罗瑞卿要刘亚楼同志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是：（1）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2）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去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4）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去管。刘亚楼同志并对叶群同志讲，“罗总长说只要你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叶群同志当即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样大的问题，你和我讲是不合适的。你要说，请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说好了。”叶群同志回家后，立即把刘亚楼同志说的四条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二月十九日，刘亚楼同志到林彪同志处，亲自向林彪同志又说了上述第四条意见的大意。要林彪同志多尊重罗，更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要罗去管。林彪同志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说明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和恶劣倾向，以及几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并说“罗是没有改造的地主阶级，我是贫农的儿子，我太单纯了。”这次谈话长达三个小时左右。临走时，刘亚楼同志又向林彪同志建议说，对罗暂时还要忍耐一下，但必须提高警惕。过了几天，刘亚楼同志又把叶群同志找了去，边哭边说：“我上了罗瑞卿的当，被他玩圆了。前几天我讲的那些意见统统收回，我错了。”叶群同志回家后，又把刘亚楼同志的这些意见报告了林彪同志。
    （四）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杨成武同志到上海去看刘亚楼同志病的时候，刘亚楼同志已几天不吃饭了，脾气特别大。我劝他好好休养，刘亚楼同志脾气很大地说：“姓罗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家伙！我上了他的当，我什么都给林总讲了。我再不上他的当了。”杨成武同志当时还劝刘亚楼同志说，你不要急躁，希望你好好养病，把病养好。刘亚楼同志的气特别大。
    （五）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
    一九六五年五月××下午，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军委××会议的全体同志。在接见之前，罗瑞卿曾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在接见中，罗瑞卿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这些问题，事前罗瑞卿并未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完全是“突然袭击”。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本来，罗瑞卿所提出的合并军区、把兵种领导机关变成总参谋部业务部门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意见，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一情况罗瑞卿非常清楚，但他不仅不坚决贯彻执行，向各军区强加军委××会议的同志作解释说服，反而有计划地，别有用心地向中央常委和林彪同志出难题。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这是一个阴谋。也许罗瑞卿会辩解说，我是利用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向党中央请示嘛！但这是无用的。（1）你既然知道主席和林彪同志不同意这些意见，为什么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中去提？（2）你即使要提，为什么不先向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请示，得到同意以后再提？（3）你即使请示中央常委，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
    第九、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是活着的马克思、列宁，他不仅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进到新的高峰。毛泽东思想，就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要兴旺，要靠毛泽东思想。世界革命要胜利，也要靠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公认的真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什么态度，是革命或反革命，是真革命或假革命，是真共产党员或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是衡量共产党员党性的首要标志。我们对国际革命运动，最重要最有效的援助是支援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武器、弹药、物资和金钱。我们每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都应该热爱她，坚信她，依靠她，学习她，宣传她，实现她，保卫她。但是罗瑞卿却相反，他反对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例如：
    他不同意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关于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后，罗瑞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苏州对林彪同志说：“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他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在讨论再版《毛主席语录》前言时，总政在前言中写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难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内部讲还可以，对外讲不行。”这样，他就把上面一句话去掉了。在讨论中他还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也不能这样提，对外国影响不好。”一九六五年七月，《解放军报》社论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被罗瑞卿统统改掉了。
    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括有毛主席“个人天才”的因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讨论林彪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稿时，叶群同志提出，稿中“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的意思不完备，应加上“个人天才”的因素。罗瑞卿不同意这个意见，并说：“现在没有人再敢提个人天才了！”坚持不准写上。
    他不同意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在民兵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许多地区已经开展起来，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罗瑞卿却不同意这样做法，在军委办公会议修改民兵工作会议纪要时，罗瑞卿主张民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只能发动，不能组织。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军委办公会议第九次扩大会议上他又讲：“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
    他不同意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参常委扩大会议正在批判萧向荣不准向外国人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时，罗瑞卿要秘书打电话给主持总参常委扩大会议的王新亭同志说，“林副主席讲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是对我们自己说的，对外国讲要‘策略’一点。”实际上，他就是不同意向外国人讲这四句话。
    以上事实，分析说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是由来已久的。这些事都是有人证物证的。
    事实胜于雄辩。现在揭发出来的材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一、罗瑞卿擅自决定大比武，极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是他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他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我们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以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军队。
    二、为什么说罗瑞卿推行的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这不仅从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中可以看出来，而且还可以从其它许多方面看出来。为了明显起见，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在军队建设问题上：
    三、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中各项工作必须突出政治，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人的因素、政治思想的因素是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军事要服从政治。罗瑞卿却反对突出政治，削弱政治工作，搞什么单纯军事技术的大比武，说什么反对“空头政治家”，说什么军事政治并重，或者宣扬什么政治和业务的辩证关系，等等。实际上是要政治服从军事。
    四、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军队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只能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罗瑞卿却妄图把军队和党对立起来，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指示，他可以不执行，唱反调。或者阳奉阴违。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个人独断。显然，他是向党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在他看来，军队乃是他向党伸手的工具。
    五、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军队要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实行群众路线，实行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罗瑞卿则处处搞个人独断。对上不尊重，对下无民主，对人对事不讲原则，常常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一言堂，训斥人，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完全破坏了党和军队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
    六、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的体制应该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军队的体制应该服从人民战争的要求。罗瑞卿则只看到主力军，而对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极不关心。
    七、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军三大纪律的第一条。罗瑞卿则破坏纪律，不听指挥。
    八、在作战问题上：（略）
    九、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告诉我们，人民军队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一切军事行动，首先要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考虑，要服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政治统帅军事。罗瑞卿则是单纯地从军事上、从战术技术上考虑问题，他对东南沿海作战的错误指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十、从上述两条路线的比较中，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按照罗瑞卿这样的军事路线去办，我们的军队，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就会变质。就会变成一支愚昧无知的，只懂得单纯军事技术的，只懂得盲目服从官长命令的资产阶级职业军队。就会变成个人野心家的工具。革命的军队就会变成反动的军队。这是何等危险的大事呵！当然，我们的军队是毛泽东同志亲手缔造和培育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是有坚强政治工作传统的革命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伟大军队，罗瑞卿要想实现他的篡军反党阴谋，是绝对办不到的。
    十一、罗瑞卿是一个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很多问题上，他不是按党的原则办事，而是投机，看风使舵。凡是对他有利可图，有名可占，有权可夺的事，他就抢着干。什么接见呀！照相呀！登报呀！抢版面呀！写文章呀！发表演说呀！大比武呀！“工作归口”呀！等等，他特别积极，特别感兴趣。但当某件事对他不利，或者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他就推卸责任，嫁祸于人。别人只能受他驱使，为他抬轿子，决不能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决不能说一个不字。他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唯我论者。
    十二、罗瑞卿是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是一颗“定时炸弹”。他近几年来之所以特别仇视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并不是他和林彪同志有什么私仇宿怨，而是由于他的地主阶级本能和个人野心所驱使的，他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篡军反党的突破口。因为林彪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在军内、党内有高度威望的领导者，又是罗瑞卿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行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罗瑞卿要搞野心，就非攻击林彪同志不可，他妄想把林彪同志攻倒。如果能够把林彪同志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以落入他手，而且为他进一步篡党篡国做好了准备。因此，他反对林彪同志就是篡军，就是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他不仅集中力量攻击林彪同志，还直接反对毛主席。他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对毛主席的怀疑不满，对毛主席指示的对抗，对毛主席的造谣污蔑，和对党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攻击，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党分子。毛主席反复地教导我们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要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煽动来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这是不许可的。无论那年，无论那个时候，都是不许可的，绝对不许可的。”
    十三、罗瑞卿篡军反党活动的特点是打着红旗造反。他的主要理论是折中主义，也就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他的主要手法是阴谋权术。他反对突出政治的几篇讲话，是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观点，到处都是阴阳话，从形式上看是正面的，实际上是反面的；看起来好象是辩证法，实际上是诡辩论；猛然一听好象是全局观点，仔细一想都是折中主义。至于他的言行，那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罗瑞卿为什么要这样转弯抹角呢？这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世界革命斗争空前高涨的时代，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时代，是人民的无产阶级觉悟空前提高的时代。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极高，罗瑞卿知道，在这个时代，要公开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和林彪同志，马上就会身败名裂。因此，只好把自己装扮起来，打着红旗造反，或者象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说的，甚至是“跪着造反”。但也正因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它的欺骗性就更大，危害性也更大，因为“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所以，更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十四、罗瑞卿犯错误是偶然的吗？不。他犯错误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
    十五、首先，罗瑞卿是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他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资产阶级思想在他脑子里是很深的。为了个人得权得势，他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
    十六、其次，目前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是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进行大较量的时期。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进行拚命挣扎，正在拚命搞反华大合唱，把它们的战略主要矛头指向中国，我国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这些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自然要反映到党内军内来。我们越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越是要突出政治，阶级敌人就越害怕，越感到没有藏身之地，就越要挣扎，越要反抗。罗瑞卿近几年来之所以拚命地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拚命地搞篡军反党活动，就是这个道理。
    十七、再次，罗瑞卿很可能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近几年来，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对军队的无比关怀和大力支持，由于全军同志的共同努力，由于大学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四好运动等，军队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主席、党中央又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罗瑞卿就贪天之功为已功，把解放军工作成绩的功劳完全挂在他的账上。加上近几年来他的名望越来越大，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集中，不仅军队归他管，国防工业归他管，而且很多地方工作，党的工作，他也乱加干涉。不仅国内的事他可以管，国际上的事他也很有说话和插手的机会。因此，他很可能自以为很高明，自以为了不得，自以为很有本钱，于是就迫不及待地向党伸手，公然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了。真是利令智昏！其实，他完全打错了算盘。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谁敢搞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
    十八、罗瑞卿的错误，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军反党的错误，是阴谋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罪行。我们和他的斗争，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斗争，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上的斗争，不是对某一个偶然犯错误者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革命利益，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颠覆反颠覆、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无情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与罗瑞卿进行斗争，彻底粉碎他的阴谋诡计，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维护党的利益而奋斗。我们党和军队，我们的革命事业，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之后，一定会更加兴旺，飞跃前进。坏事必将变为好事。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又受到一次最深刻、最主动、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认真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全心全意地当一辈子老实人，当一辈子党的驯服工具，这是最重要、最急迫的任务。
    
    一九六六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一论突出政治》
    突出不突出政治，是一个方向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向共产主义前进还是让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好些同志来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期间里，或者是没有认真想过，或者是没有想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建设当然是发展社会主义，那里还有什么方向问题呢？其实，这些同志不了解，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搞建设，首先是靠政治。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什么事情都搞不好。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又说：“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的基础，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地主占有土地，用来剥削农民；资产阶级占有工厂、矿山等一切生产资料，用来剥削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是集中表现了这种经济上剥削和反对剥削的关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它的人剥削人的经济制度，运用国家机器来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被统治阶级要推翻剥削制度，建立合乎本阶级利益的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依靠自己的政权，来建立、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封建主义经济，在奴隶社会中就产生了，但是只有在封建阶级推翻了奴隶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中就产生了，但是，也只有在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制度以后，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同于奴隶制经济、封建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不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而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
    列宁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
    这就是说，任何阶级社会，都是突出政治的。不是突出这个阶级的政治，就是突出那个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要靠政治来给它开辟道路，靠政治来保护它和发展它。政治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更加要求突出政治。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改变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制度就已经完善、已经巩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我们所以强调突出政治，自觉地抓阶级斗争，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发展规律提出来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远未结束。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及其它反动阶级，总是继续企图复辟，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篡夺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他们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念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等勾结起来，不断进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种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阴谋活动。这些现象，都表明了在经济战线上并非万事大吉，而是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倒退，长此下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在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内部，在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内部，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还存在着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这类矛盾，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及时加以解决，就会扩大，甚至有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
    在旧社会里，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而代之以普通劳动者之间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新的关系，并不能随着所有制的改变而自动地建立起来。旧的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管理制度，从外国照搬照抄过来的框框，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习惯势力，都阻碍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新型关系特别集中表现在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上。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绝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党和国家的干部同群众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应该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之中，而绝不能有任何特权。要完全实现这一点，就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严格实行社会主义原则，从制度上、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以彻底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关系。否则，干部就有可能利用职权，使自己特殊化，多吃多占，甚至贪污盗窃，侵占别人的劳动果实，以至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破坏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就是由于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利用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改变了按劳分配的制度，以至使工矿企业和集体农庄都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逐步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成徒有其名的外壳，实质上蜕化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这种变相的剥削和被剥削的生产关系，就形成了新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基础。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逐步建立和发展人与人在生产和劳动中的新型关系，防止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里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一场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之后，阶级敌人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首先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优势。由于还存在着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文学艺术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势力，甚至还统治着某些地方和单位。阶级敌人就企图利用这些条件，在社会主义内部推行“和平演变”。如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抓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就势必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听任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毒流泛滥。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人的头脑里，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必然去占领。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打退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不断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思想阵地。只有这样，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克服以至最后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出一代新人，保证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大大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必须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这是一个很长时期的历史任务。如果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采取有效的革命措施，不逐步缩小这些差别，反而扩大这些差别，那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势必是向资本主义倒退。要缩小这些差别，首先就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大大发展生产力。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使我们不能不严肃地考虑：怎样才能避免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呢？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解决的极其重大的问题。鉴于苏联的教训，我们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我们的劳动政策、分配政策、教育政策、文化艺术政策、干部政策、对外政策等等，我们的各行各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军事、公安、文教卫生、外交、党务等等部门的工作，都必须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利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建立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工矿区的政策，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同逐步缩小三大差别有关的。任何一项缩小三大差别的措施的实行，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社会上旧势力的反对。同这种旧势力作斗争，实质上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不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不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势力，那末，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就会扩大，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泛滥，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半途而废。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就向全党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对全党的这个告诫。
    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具有突出政治的优良传统。早在三十多年前，在我们党建立起第一支工农红军和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明确指出政治统帅军事。从那时以来，毛泽东同志一贯地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更其如此。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目前，全国出现的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和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新高潮，也正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结果。
    一切部门、各个战线的工作同志，都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支援世界革命，并且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目前，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正在展开关于政治和业务关系的大讨论。各级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这次讨论，都能够真正懂得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的真理，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事事时时坚持政治挂帅，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社论《政治统帅业务： 二论突出政治》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是突出政治，把政治摆在首要地位，还是轻视政治，把业务摆在首要地位？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总是企图复辟。在生产斗争中，在科学实验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文艺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方面），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凭借他们的“业务知识”，装出一副超然的“不问政治”的样子，散布种种重业务、轻政治的谬论，麻痹群众，篡夺业务工作的领导权，把业务工作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我们的一些同志，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认识不清，往往迷信资产阶级专家，迷信资产阶级教授，重业务，轻政治，自觉或不自觉地滋长起单纯技术观点，埋头业务，不问政治，使业务工作迷失方向，以至滑到邪路上去。如果不突出政治，不以政治统帅业务，不克服我们一些同志的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不同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领导权的企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前进，就会遭到严重的危害。
    那末，政治和业务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政治是方向，业务是实现政治方向的手段或技术。政治统帅业务，业务从属于政治，服务于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业务是第二位的。这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的事实。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的一切业务都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项业务活动，都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了巩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制度。由于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力图把这种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掩盖起来，把它的业务说成是同政治无关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来欺骗人民群众。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业务都从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我们的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其它业务活动，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是个根本方向问题。各项业务工作，都必须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脱离这个方向，违背这个方向。
    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摆在第一位，就是要保证各项业务工作都沿着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前进，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是要保证各项业务工作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保证党对各项业务工作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在各项业务活动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就是要在各项业务活动中，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这种倾向会使各项业务工作迷失方向，违背党的方针政策，脱离党的领导，使业务工作没有灵魂，毫无生气，冷冷清清，死死板板。在这种情况下，各项业务工作不仅不能发展，而且会走上背离社会主义的邪路。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地反复地同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进行斗争。这是当前突出政治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这是因为，如果政治不落实到业务上，不同业务相结合，那末，政治就会落空，政治目的就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政治就失去了统帅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就会占领业务的阵地。我们在不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要努力造就各个方面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努力学习科学知识，钻研生产技术，做好各项业务工作。那种以为强调突出政治，就可以放松业务、不抓生产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但是，目前各项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忽视政治的倾向，是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业务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都成为那些反对政治挂帅的人攻击突出政治的借口。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提高警惕。
    必须了解，政治和业务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决定业务的方向和性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治又要落实到业务上，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我们必须注意把业务和政治结合起来。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政治和业务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以红带专，又红又专。这就是政治和业务的正确关系。
    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分子，惯于骂我们共产党人“靠政治吃饭”、“靠政治起家”。这些老爷们和先生们骂对了。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共产党开始成立的那天起，我们就公开声明我们是搞政治的，是搞阶级斗争的。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领导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这就是搞政治，这就是搞阶级斗争。就在那时候，我们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发展生产，办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一切事业，都是靠突出政治，以政治统帅业务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实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并且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等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所有这些都是搞政治，都是搞阶级斗争。我们正是通过突出政治，狠抓阶级斗争，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进一步强调突出政治，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些事实都证明，我们必须突出政治，用政治统帅业务，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须如此。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认为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结束了，忽视事实上还存在着的敌我矛盾和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不去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不把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如果认为“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在实际工作中就会产生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产生强迫命令等脱离群众的作风；那末，其结果就会使得各色各样没有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以所谓“专家”、“学者”的面貌出现，混进各种业务部门，窃取某些地方和某些单位的领导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在“经济第一”、“技术第一”、“业务第一”、“专家第一”等口号下，依靠大批以“专家”、“学者”自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霸占了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岗位，打着“建设共产主义”的招牌，把各项工作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严重的历史教训。
    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攻击我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不懂科学，不懂技术，说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把文艺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科学技术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拒绝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同我们实行形式上的合作，一有空子可钻，就破门而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事实表明，如果我们放松了警惕，不突出政治，不坚持政治统帅业务，那末，我们的各项业务工作就有可能变成资产阶级实行复辟的工具，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半途而废，我国人民就会遭到绝大的灾难。这是我们需要时刻注意、认真对待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永远突出政治，把政治摆在首要地位，把业务摆在从属地位。一方面，要坚决防止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篡夺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权；另一方面，要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突出政治、政治统帅业务的重大意义，努力使自己沿着以红带专、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怎样正确看待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每个人的大事。有的同志由于认识不清，不了解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性，把两者看成是各自孤立的，互不联系的。他们错误地认为，突出政治是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事，是党委书记的事；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县长、厂长、公社社长、技术人员等，只要抓好业务就行了。他们不懂得，各项工作都是政治和业务的统一。既没有无政治的业务，也没有无业务的政治。任何业务，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任何政治，都要通过一定的业务来实现。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认为政治和业务可以互相分离，这是根本违反客观实际，因而是错误的。政治部门和行政、技术部门，搞政治工作的同志和搞行政、技术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具体工作上有所分工，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不仅如此，进行这些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都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都要做人的思想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无论做那项工作，都必须坚持突出政治。离开政治去做行政、技术工作，不仅行政、技术工作做不好，而且会使人埋到业务堆里去，迷失方向，走上邪路。以任何借口把政治和业务割裂开来，推卸突出政治的责任，都是不对的。
    政治和业务既然是统一的，那末，能不能说业务好就是政治好呢？不能。政治是统帅业务的，是灵魂，政治好了，就会认真钻研业务，业务也就一定能好。但是业务并不等于政治。有些同志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工作上也能暂时作出某种成绩，但是如果政治不过硬，他们的业务能力就难以继续提高，他们的工作成绩就不能巩固，就不能持久。由于政治上不过硬，这些同志往往不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的或本单位的利益出发办事，甚至投机取巧，不择手段，损人利己，违反党的政策。这些同志如果自恃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忽视政治，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发展下去，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因之，绝对不能脱离政治去谈什么业务好。强调业务好就是政治好的人，实际上是要取消政治。
    有些同志认为，政治重要，业务也重要，半斤对八两。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前面已经说过，政治是统帅。政治和业务，当然不能平起平坐，不能轮流坐庄。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把政治摆在第一位，而不应当把业务摆在第一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当抓业务。问题在于必须坚持政治挂帅，如果脱离政治，只抓业务，业务就不能真正抓好，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机会主义。犯折衷主义错误的人，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人反对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阳奉阴违，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借口政治和业务同等重要，以业务取代政治。对这样的人，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有的同志由于错误地把政治看成是完成业务的手段，有时强调一下，有时就把政治丢掉了；闲时还讲一下政治，忙时就顾不上要政治了。这是对突出政治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把突出政治看作是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完成业务工作的根本之道。也有的同志由于对突出政治的意义认识不清，在工作中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他们不是把政治看成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南，而是空喊政治挂帅，实际上陷入事务主义的泥坑。所有这些，都是极其有害的，应当切实纠正。
    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政治和业务关系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大讨论，必将进一步促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弄清政治和业务的相互关系。我们一定要坚持突出政治，坚持政治统帅业务，坚持突出政治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学会从政治出发去抓军事，抓农业，抓工业，抓财贸，抓文化教育，抓科学技术，抓一切工作。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三论突出政治》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个伟大事业，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突出政治的根本问题。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才能使革命人民有明确坚定的政治方向，永远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也才能使革命人民在实践中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不断胜利。
    人的一切行动，都受着一定思想的支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不是受这个阶级思想的支配，就是受那个阶级思想的支配。革命的人民为了实现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改造主观世界，用革命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革命理论作为革命行动的指南。
    无产阶级从一个“自在的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唯一思想武器。列宁和斯大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和壮大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一系列的国家里，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的战斗的学说，它是随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了空前的大发展，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没有碰到的或者没有解决的一系列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在，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把共产主义的理想变为现实，怎样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怎样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毛泽东同志总结和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丰富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的核心的问题，抓住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抓住了对立统一这个最根本的规律，全面地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彻底地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实践中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国内问题上，也在国际问题上，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也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毛泽东同志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特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要大抓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关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论，都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同志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以及军事学说等方面，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
    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掌握了人民群众，就能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我们党四十五年的历史中，凡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会迷失方向，出现“左”的和右的错误；而一旦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就能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国际斗争的实践也同样证明：正因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现代教条主义的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斗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实践的检验，经历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成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极其宝贵的共同财富。在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思想正发生着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的影响。
    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就是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抓阶级斗争，搞革命，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也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争取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新胜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里既包括国内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包括同大自然的斗争，也包括我们自身的改造。而指导我们进行这一伟大斗争的革命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最锐利的武器。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首先是不断地促进我们的思想革命化。只有思想不断地革命化，我们才能够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比较正确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使我们能够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为世界人民的大多数服务。
    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指出明确的政治方向，使我们能够用阶级观点分析复杂的形势，坚持阶级斗争，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懂得，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就能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发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规律性，形成正确的思想、计划、方案，又根据正确的思想、计划、方案去行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
    毛泽东思想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因此，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时候，又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从实际情况出发，掌握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不断地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要提高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工作水平，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突出政治，解决政治和业务、政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真正认识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一切工作中，都要狠抓“四个第一”，狠抓活思想。要切实纠正那种只抓业务，不问政治，只重视生产指标和技术措施，不重视阶级斗争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必须认识，我们的一切工作，如果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不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就势必走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广大工农兵自觉地直接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锐利武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一分为二”、“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等哲学思想，在广大群众中深入人心，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各个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去。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反复学，反复用，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突出政治，坚持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了周恩来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罗瑞卿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受了委屈，各方面为自己辩护，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的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指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还有天高的吗？难道没有更高了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再敢提个人天才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解释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登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借口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贯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却胡说：“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倾向，想搞单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不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问题。”
    罗瑞卿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却在五八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令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把苏修的东西拿来做依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的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仍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又接着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熄灭论，1958年x月，他就公开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灭，专政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不清）在开始消灭。”毛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在新疆地区反对苏联搞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要做具体分析”，一九六二年x月x日，xx地区的暴乱事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x军区在x（看不清）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进行民族xx（看不清），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却阻挠和反对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既不布置执行，也不……（漏）竟然拖了近三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二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拔出xx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这时才被迫去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指出：“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部队结合起来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主席的指示还是被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xx、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另外赋于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随后是讲政治。罗瑞卿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越坏，被坏人夺去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在这里好像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罗瑞卿多次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强调，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出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搞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应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对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并没有要他陪，到xx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敌视、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力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是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没有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和军委训练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了在比赛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的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加xx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品质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建军思想，建军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室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竭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在高等军事院校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的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观点，而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政治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搞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那里有这种政治。”“一定要明确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就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作战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亡党亡国”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以后，五项都遭到罗瑞卿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地位。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年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最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罗瑞卿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再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的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X年X月X日私自指示福建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罗瑞卿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要回去。如一九XX年拟制的XX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缅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X月，军委常委开会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当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同志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要XXX决定。他听了汇报后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X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室会议上，竟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队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军总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
    林彪、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的主张，多次主张，多次提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有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所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这个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就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罗瑞卿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是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东西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那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些是他自己的东西。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后，曾对他多次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正确指示，今后军队七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长的任免，要请示报告军委各同志，然后再报上级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名义报中央书记处。罗瑞卿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和打击。
    罗瑞卿是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言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给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争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自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宣扬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是彭恨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工作时他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跟了上去。当时，彭德怀表示反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瑞卿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过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是一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在军委工作的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的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倒装成很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略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虽然入党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罗瑞卿对于培养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对待他的公务员殷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殷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之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犹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很有感情，甚至把反革命的地主岳父，窝藏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X月X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XX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XX日，即在XX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不但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加调查研究，乱加批评指示和黑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好检讨为借口，要求先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脱落几句），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不择手段，作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觉察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断然地采取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后，又召开了支持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粉碎了他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对罗瑞卿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后，坏事将转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
    中央工作组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发 ［66］ 268号）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十三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二、研究资料

    二00五年十月，炎黄春秋杂志第十期刊载陈　虹的文章《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一　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　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　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　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　　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    五　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　　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来得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　　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的。　　会议在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怀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　　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　　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吗？　　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查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　　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　　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　　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　　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　　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12月11日下午2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　　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问题。　　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　　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很吃惊。他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　　会议是15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是了解的。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　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　　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我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　　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12月12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心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　　21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　　成武同志：　　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　　叶剑英12月22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　　七　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　　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填了一阕词，表示婉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长绝。　　八　“跳楼事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　　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　　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全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　　九　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14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的：                            百亩庭中半自苔 ，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3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3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机非把你搞掉不可！（作者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责任编辑　吴　思）
    
    2011年8月25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