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一册（1） [复制链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二卷第一册（1）
    第二篇  粉碎以刘少奇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章  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第一节  围绕批判《海瑞罢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本节资料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刊出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从１９５９年６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１９６１年，他又经过７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１５６９年夏到１５７０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２４万亩，有的说４０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１５８７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１６４４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６０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
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４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４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４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
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１５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
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１９５７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编者按：这篇文章把剧中的“退田”、“平冤狱”同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指出” 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文章指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文章指出:“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
    反对派进行反批评的主要理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捕风捉影地把京剧《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1961年的“单干风” 、“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才出现的“单干风” 、“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了。
    这种反批评只能哄骗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幼稚的人。在中国农村，集体化与单干风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难道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难道也仅仅存在于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吗？
    其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于《海瑞罢官》的政治要害并没有说得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就是海瑞。
    罢彭德怀的官总不是一九六0年以后的事吧！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以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无产阶级是旧世界的掘墓者，又是新世界的建设者，它肩负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责任。无产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不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就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
    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要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去汲取教训。历史的经验，可以启发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者正确地制定自己的战略、策略。无产阶级自己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指导当前革命运动的最宝贵的借鉴。
    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反映阶级斗争的历史，可以使人民群众和革命的新一代受到深刻的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历史上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一直是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勇敢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都是重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
    恩格斯这样就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⑴。
    毛泽东同志对待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态度，使我们特别感到亲切。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⑵"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⑶
    这些话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历史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一切轻视历史的观点，一切不愿意学习历史的观点，一切认为历史研究可有可无，或者认为历史教学可以取消的观点，都是不对的，都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说要重视历史，重视历史研究，并不是叫人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
    没有超阶级的历史研究。以往一切统治阶级，都是根据他们自己阶级的利贫来解释历史的。他们的阶级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那样地不调和，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那样地不一致，因此，他们不可能认识历史的真象，而且要歪曲历史真象。趴在历史故纸堆上，踏着前代历史学家的脚印，亦步亦趋地去进行历史研究，势必要变成前代历史学家的俘虏，替他们去宣扬那些陈旧的、与时代精神相背离的观点。
    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它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自己历史任务的，所以它对待历史的态度同历史上一切统治阶级根本不同。无产阶级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革命任务，而进行历史研究的。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没有这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的历史研究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历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恣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干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乱"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从秦朝以来的农民造反运动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⑷
    几千年来，帝王将相被历史学家们尽情地歌颂着，历史变成了他们庙堂里的赞歌。除了个别的思想家曾经悄悄地提出了一点怀疑以外，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但是无产阶级却以其伟大的革命气魄，对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社会"主宰"，投以蔑视的目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⑸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几千年来人们对帝王将相的迷信。
    多么严重的分歧啊！相同的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竟然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研究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没有"历史主义"，就要犯"否定一切'的"非历史主义"的错误。
    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怎么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因而必须要用一种"历史主义"来补偏救弊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里，怎么会有一种脱离了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呢？
    在历史主义的问题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对于历史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脱离了阶级对抗的自然发展过程，或者是把历史看作观念的发展过程，如此等等。无产阶级则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历史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从历史本身的矛盾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矛盾斗争过程，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其实在内容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在阶级社会里，离开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没有什么历史的发展。因此，那种脱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即那种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内容的"历史主义"，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根本谈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从历史本身的发展、斗争过程去观察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要求把历史事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里来作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种要求正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所具有的特色。因为作为人类文明史的阶级斗学历史，本来就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⑺这段话，清楚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本身就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溶为一体的。
    可见，运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研究历史，绝不会引向"否定一切"，引向"非历史主义"。企图用一种离开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来补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偏"，救无产阶级阶级观点之"弊"，那只能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如果因为有人没有正确掌握或者没有完全正确掌握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偏差和弊病，那就应该正确地去阐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正确运用，而不能把所谓偏差和弊病归罪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楚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是反对。
    对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有些人因为受旧观点的束缚，感到不习惯，有些人甚至报有反感。他们对于批判帝王将相不满，对于称赞农民起义不满，并且提出了一整套错误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封建地主只有处在没落、崩溃的阶段才是可以骂，可以反的；处在上升、发展阶段的封建地主，因为有进步作用，是不可以骂，不可以反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另一方面，他们认为农民也是私有者，愚昧、落后，不足以革命称之。在他们看来，农民的造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同样是封建主义的。于是，他们就觉得在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上，只有阶级观点是不行了，必须要用一种东西来补偏救弊了，所谓"历史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论坛的。
    其实，他们所要提倡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要摈弃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来，封建社会里最本质的关系，它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农民是被剥削阶级，地主是剥削阶级。封建社会初期出现的地主同后期的地主，在历史作用上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就其阶级本性而言，则是一样的。初期封建地主同样是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有剥削和压迫就有骂和反。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多少农民骂过地主，反过封建！陈胜、吴广、赤眉、铜马，揭竿而起，前仆后继，给了那个"美妙"的初期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从而推动了社会的继续前进。既然当时的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可以骂，可以反，为什么现在的无产阶级对他们就不可以骂，不可以反了呢？当然，我们所说的骂和反，不是空洞的辱骂和简单的否定，而是对他们剥削本质的具体分析和深刻批判。对于初期的封建地主就不许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什么阶级观点，什么历史主义呢？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并不妨碍无产阶级去承认他们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科学地分析和估价一种剥削制度的历史作用和它的阶级本质。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时候，曾经用最尖锐的语言，抨击了初期的资产阶级，说他们是像"狼一样"的血腥剥夺者。但是，也正是马克思最充分地估价了他们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骂初期的封建地主，反初期的封建地主，这也不妨碍我们去恰当地肯定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说："无产阶级敌视一切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一切表现，但是这种敌视并没有解除它应对资产阶级人士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的责任。"⑻这是无产阶级对待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的根本态度。
    我们从来不否定统治阶级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仅是初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帝王将相，只要他们之中哪一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活动中，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甚至只要他的活动在某一个方面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一些好的作用，我们都应该承认。我们承认清代末年光绪皇帝和其他维新变法人物的历史作用就是一例。但是，我们的这种承认，指的是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去对帝王将相进行恰当的历史评价，而不是一味给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的某些活动在客观上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或者在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我们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归根到底不过是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历史作用同人民群众相比，同那些站在历史火车头前面的伟大革命领袖人物相比，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只有人民群众以及那些真正的革命领袖人物，才是最值得我们去热烈歌颂的伟大英雄。我们承认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也同一切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一样，是人民群众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他们在为历史提供新东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残酷的压迫、剥削，而且是从统治者当前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在评述他们历史作用的时候，也应该对他们压迫和剥削的暴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当然，有时为了集中阐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着重评价他们的进步方面；对他们之中一些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应该根据他们全部的历史活动去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而不应该只就一点，随意苛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可以无原则地去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牵强附会地去赞美他们的文治武功，甚至为他们的历史罪过进行粉饰和辩解。
    有些人看到对帝王将相的研究中出了一些问题，便认为帝玉将相可以不去研实了。这是不对的。不仅帝王将相中少数杰出人物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就是他们之中最反动的人物，也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问题的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研究。《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一个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学的历史，要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就要对阶级矛盾的双方都进行研究。帝王将相或者其他反面人物是矛盾一方的代表，不很好研究他们，也就不能很好了解矛盾的另一方。历史学界在帝王将相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向上还存在着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研究的面前退却，而是要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做好这种研究。
    正如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和帝王将相一样，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
    封建社会的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存在着小私有者的缺点，例如狭隘、散漫、保守等等，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说的历史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赞成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铸他们，那样，不但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也否认了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作用的重要意义。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所分析的，农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阶级。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反抗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得只剩下一把锄头、两个肩膀的小私有者，现在在一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怎么竟然变成了同膏腴万顷、屋宇千间的封建贵族一样的私有者了呢？你看，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新贵族、新皇帝，他们的斗争纲领又是封建主义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存在着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呢？我们怎么可以设想，千千万万饥寒交迫、辗转沟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奴，当他们被迫起来同剥削、压迫他们的封建地主作生死斗争的时候，他们每个人所想的却是怎么让自己去变成那些正被大伙所反对的老爷们？存在决定意识。每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它所处的被剥削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必然产生反抗地主的思想，而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阶级，则只能产生压迫农民的思想。当然，封建社会的农民在某些方面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影响，所以在他们的斗争纲领里，常常有一些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东西；而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常常有革命领导成员向封建主义转化，或者革命领导权被地主阶级分子篡夺，以致使农民革命变成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这种历史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的，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缘故。至于农民革命斗争纲领里的一些反映封建思想的东西，同他们"均贫富"、"等贵贱"，"有田同耕"、"有饭同吃"的革命口号相比，毕竟不是主要的东西。所谓农民造反是为了升官发财等等，完全是对农民革命运动的歪曲。
    有一种意见，认为近几年来，人们写历史只写农民起义的一面，不写或者很少写帝王将相。这样，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变成了漆黑一团。
    这真是危言耸听。
    我们从来认为农民起义和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帝王将相的统治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两个方面，为了全面反映历史的真象，哪一面都是需要写的，所以问题不仅在于哪一面写多了、哪一面写少了，更重要的是，不管写哪一面，都要看为什么而写，怎样去写。比如，在写帝王将相历史的时候，仍然照着封建皇朝《实录》和《起居注》的样子，恣意地去描写皇帝的"龙颜"、后妃的"淑德"，以至于他们的祖坟风水，那么，这种历史即使写得不多，也是不对的；或者，在写农民起义历史的时候，仍然抱着封建士大夫的感情，用一种封建史学家的笔调，无端地去给农民英雄的脸上抹黑，那么，这种历史就是写多了，也是错误的。而且，如果一定要论写多写少的话，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对封建社会的历史主人--农民的历史倒确实是写得太少了。直到现在连一部农民革命的通史还没有人替他们写出来，怎么能说是只写农民起义了呢？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得也不是少了，而是有许多写得不正确。一些历史学家那么虔诚地把许多美丽的桂冠奉献在旧日封建统治者的面前，什么"英明的君主"，"圣贤的丞相"，"人们的救星"，"顶天立地的男子"，熙熙攘攘，热闹得很。这样的一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根本的问题不是什么写多了、写少了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起义的历史写多了，帝王将相的历史写少了，历史就会丧失光明，变成漆黑一团了呢？难道历史之光不是来自千百万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劳动人民，千百万高举着革命火把的革命群众？难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史只能从帝王将相那里去乞求一线的光明？为什么谁多写了一些农民起义的历史就有这样大的罪过呢？对于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这样的一种指责，不正是背离了无产阶级阶级观点的结果吗？
    对于历史研究中所谓非历史主义的批评，乍一看，是使人迷惑的。但是我们只要探究一下事实，就可以明白，原来近几年来，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歌颂帝王将相，否定农民运动的现象。这种非历史主义的出现，不是如同一些人所指责的，是因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多了，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缺少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⑼历史研究又何尝不如此。你看，有一些人本来企图用一些问题来证明研究历史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不行，结果这些问题却证明了研究历史绝对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会不会影响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从来就是拿阶级性会妨碍科学性的论调来反对我们。胡适是其中最卖力气的一个。他认为，研究历史要"超阶级"、"纯客观"，如果用上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就是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的这一套破烂货色，早就被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得破产了；但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在一部分人思想里依然没有消除，就是在解放以后，仍然有人拿这种理论来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一九六三年就有人公开提出不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历史的主张。关于历史研究中只有阶级观点不行，还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同这个历史研究中科学性和阶级性的老问题有关系的。
    要谈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首先就要谈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是什么，而历史研究又是怎样变成科学的。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性，无非是说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是可以认识的，但是一切剥削阶级，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都要受它所处的阶级地位的限制。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常常故意歪曲历史发展的真象。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⑽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通常还要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也不可能做到科学地、客观地去了解历史。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虽然有很多历史学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但是仍然是一堆没有规律的片断事实。历史研究在无产阶级的手里发生了伟大的变革，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应用于历史的考察中，从错踪复杂、迷乱混沌的历史现象中发现了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使历史研究变成了科学。
    为什么无产阶级能够把历史研究变成科学？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最先进的阶级，它亲自参加现代大生产的实践，人类文明和现代科学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赋于了无产阶级以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无产阶级又是现代社会最革命的阶级，它最受压迫、最受剥削，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它的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的利益同社会发展利益的一致性。正像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⑾世界上只有代表了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光明正大、无所畏惧地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实在过程。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完全是一致的。
    以"超阶级"、"纯客观"的态度去研究历史的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阶级性的客观主义理论，"超阶级"、"纯客观"的口号，不过是他们用来掩饰自己历史研究中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一种幌子。他们之所以要打着这种幌子，不过是用虚伪的面孔，来欺骗劳动人民，企图使劳动人民把他俩充满了资产阶级阶级性的东西，当做全民的、全社会的东西来接受。我们可以看一看事实。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忠贞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⑿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史学研究本身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人民抚育了我们，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民。为人民写历史，为革命写历史，一定要在思想上同客观主义划清界限，一定要摆脱他们的思想影响。
    历史研究从来是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的一个领域。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从来不放松对这个领域的控制。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历史观点是不会自动地从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撤走的。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高举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旗帜，勇敢地去占领和巩固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切阵地。
    我们的祖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优秀遗产的伟大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有着光荣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传统的伟大人民，我们的党是有着光辉革命历程和宝贵历史经验的伟大的党。在这样极端丰富的历史宝藏面前，我们还是小学生。让我们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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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英国状况评托马斯·\u21345X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650 页。
    ⑵《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第 2 版，第 8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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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第 2 版，第 522 页。
    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19 页。
    ⑸《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31 页。
    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2 页。
    ⑺《丢掉幻想，准备战争》。《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491 页。
    ⑻《旅顺口的陷落》。《列宁全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4 页。
    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459 页。
    ⑽《〈爱尔兰史〉的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573 页。
    ⑾《路德维希·\u36153X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版，第 353 页。
    ⑿胡适：《南宋初年的军费》。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各种意见的简介》
    编者按：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展开以来，一些报刊发表了文章，许多单位举行了座谈会。大家就《海瑞罢官》和海瑞的评价问题，各抒己见，热烈争论。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这出戏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这出戏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讨论也涉及对海瑞的评价问题。可以看出，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海瑞这个人的看法，分歧是很大的。这种分歧，牵涉到一系列的原则问题。为了便于进一步展开讨论，现将各种意见整理发表于后，以供参考。真理愈辩愈明。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展开讨论，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狂热地宣扬了封建的上层建筑，宣扬了阶级调和论和改良主义，在国家和法律问题上宣扬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通过揭露恶霸地主的罪恶，帮助人们认识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本质，而是用所谓除暴安良的故事情节，烘托“清官”、“王法”的伟大。《海瑞罢官》告诉人们，封建社会中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不用经过农民的革命斗争，只要有“海青天”一类的清官出现，就能得到解决，农民就能得救。《海瑞罢官》的思想基础，是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忠信孝悌、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硬要人们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这种美化地主阶级国家、提倡封建道德、宣传不要革命的戏，实际上是散布一种“合二而一”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吴晗同志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在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通过海瑞这个人物歌颂了刚正不阿、敢做敢为、向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现了人民的希望，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这出戏还表现了海瑞全心全意为贫苦农民服务，反对贪污浪费、减轻苛捐杂税、均衡贫民力役、力主建立廉洁清明的政治局面的精神。这些都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海瑞罢官》有没有反映历史真实？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明代中叶，这个封建王朝已经到了没落阶段，上层建筑腐朽之极，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海瑞罢官》一剧看来，封建制度似乎还是十分美好的，只是由于几个贪官污吏违法乱纪，才坏了事。只要把这些人去掉，就可以“长治久安”。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把广大农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农民反抗斗争已经不断出现。但在《海瑞罢官》这出戏里，人们所看到的农民，不过是一些只会叹息、流泪、怨命、哀求的人。他们没有一点斗志，没有一点力量，没有一点阶级仇恨。农民似乎是绝对不想斗争，也不可能靠自己的斗争来解放自己的。他们的命运只能靠向海瑞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叩头哀求来决定。相反的，在地主阶级内部，吴晗同志却大肆渲染他们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互为表里。历史上的海瑞曾和盘托出要徐阶退田的心意：“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正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替他掩饰这一点呢？《海瑞罢官》既对历史这种种歪曲，怎么能说这出戏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呢？
    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戏里用许多篇幅描写了地主对农民的欺凌、坏官对老百姓的压迫，这不正是反映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吗？而且，海瑞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还没有濒临崩溃，农民革命的烽火还没有燃烧成燎原之势，特别是江南一带，由于统治阶级驻有重兵，防范极严，农民的阶级觉悟还不高，革命力量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王法和青天，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海瑞所作的退田、除霸等事，史籍俱在，确有其事。《海瑞罢官》如实地描写了这些历史事实，怎么能说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呢？何况《海瑞罢官》是戏剧，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历史情况。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形象的？
    有些人认为：吴晗同志尽情地美化海瑞，把他塑造成一个“力除贪污行新政，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的代言人，值得“万家生佛把香烧”的穷苦人民的救星，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海瑞是封建皇室的一个地地道道的忠臣，是封建地主的代表。他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想缓和这个矛盾，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穷苦人民的救星呢？在与徐阶的斗争中，海瑞本来是一个失败者，他是被罢官撤职而离开江南的。然而，吴晗同志却臆造了一个处斩徐瑛的情节，把海瑞塑造成一个胜利者。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没有的，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臆造这样一个“胜利”，是为了粉饰海瑞的改良主义的失败，也是为了给海瑞的形象加上一个美丽的光环。不难看出，《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形象，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
    另一种意见认为：艺术是可以夸张的。海瑞确有“为民”的思想，也确实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事情。在海瑞的时代，为了人民而敢于同当时的权贵作斗争，是具有革命性的行为，海瑞是一个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把他的形象拔高一点，塑造成当时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代言人，并不过分。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海瑞把徐瑛处死这一情节确实是虚构的。但是艺术不等于生活，历史剧不等于历史教科书。作者在不违背人物思想本质的基础上，取舍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突出人物形象，加深对读者的感染，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作者对海瑞这个人物并没有一味歌颂，而是有分析的，戏中指明了海瑞的阶级局限性，指明了他的忠君思想，特别是最后受到革职处分，说明他的改良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
    《海瑞罢官》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罢官》这出戏写作于一九六○年，并于一九六一年出现在舞台上，这不是偶然的。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我们国家正遇到暂时的困难。有些人乘机吹起一股黑风，打起“为民请命”的旗号，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刮“单干风”和“翻案风”。而吴晗同志也在这时，在戏里对所谓“退田”、“平冤狱”，大肆宣扬。这出戏在当时实际上起到了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作用。有的意见认为：编写历史剧，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当然要和现实联系。《海瑞罢官》这个剧，要人们学习海瑞的“顶天立地”和“真男子”精神，都是有所指的，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借古讽今”，以发泄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海瑞罢官》的编写和演出，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确实做过“退田”、“平冤狱”的事情，并非捏造。这出戏写于一九六○年，不能说与一九六一年刮的“单干风”、“翻案风”有关。还有的意见说：吴晗的动机是好的，他满腔热情，想尽办法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出戏提倡了敢说敢为的精神，古为今用，开辟了历史研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新道路。
    海瑞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
    有的同志认为：海瑞这样的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他绝不会“站在农民一边”，“为民作主”，而是始终站在统治阶级一边，为统治阶级作主的。海瑞所谓的“为民”，实质上是为朝廷。海瑞上疏嘉靖，是在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情况下，给皇帝敲警钟。目的就是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以便使封建统治秩序牢固到“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的境地。他虽因上疏被捕，但在狱中得知嘉靖死去，却又终夜大哭，这充分说明了他的顽固的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谓“平冤狱”的问题，也要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封建官吏处理案件，只能根据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这种法律当然只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绝不可能出现根据地主阶级的法律，而为农民利益进行斗争的事情。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海瑞虽然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但他是同情人民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在应天巡抚任期内，坚决站在农民一边，主动迫使大地主退田。在地主豪强和农民打官司时，他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平反了不少冤狱。他关心民间疾苦，不畏强暴，连皇帝都敢批评。因此应当说，海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海瑞的所作所为起了什么作用？
    有些文章认为：海瑞所作的一些“兴利除弊”措施，本质上是替封建统治服务，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起了一定作用。海瑞搞退田的根本目的，是“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也就是为了增加明王朝的财政收入，反对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借以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海瑞修吴淞江，目的也在于为封建王朝增加剥削收益，在于“兴工救荒”，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至于所谓平反冤狱，所谓执法公平，从实质上也只是站在维护封建法定权利的基础上，力图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加以贯彻而已。海瑞的这些措施，也许给农民带来一些暂时利益，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措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即使有部分兑现，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例如所谓退田，就算有一部分退给农民，但由于明代土地兼并剧烈，农民收回的土地，也仍然会给地主兼并掉，这种措施根本不可能使“江南贫民”真正获得土地。
    另外一些意见认为，海瑞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不但效果是好的，而且动机也是好的。海瑞的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是要“为民父母”，要富国利民，这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有些意见认为：海瑞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他推行退田、治水、一条鞭法等措施，虽然主观动机是由于害怕阶级矛盾尖锐化会引起封建王朝被推翻的危险，因而要求统治者作些让步，借以缓和阶级矛盾；但是实行这些措施的客观效果，是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的。所以，海瑞还是值得赞扬的。
    “清官”的实质是什么？
    有些同志认为：象海瑞这种“清官”，只是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他们终究不能置身于封建地主和农民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外。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在于，“清官”力图使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限制在当时法定的范围之内；而贪官则只顾满足自己无穷的贪欲，肆意突破法定的剥削限度。清官“养鸡生蛋”，贪官“杀鸡取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谓“青天”，实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麻痹、愚弄劳动人民的幻象。统治阶级经常施展这套伎俩，来瓦解人民革命的斗志。劳动人民中有许多人对“青天”抱有幻想，这是可能的。这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觉悟，并且受了统治阶级的欺蒙的结果。
    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是应该歌颂的。清官总比贪官好，海瑞总比严嵩好。他的退田、除霸、均徭、修江等措施，总比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对人民生活和生产发展有利。人民群众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公正廉洁、不畏强暴的官吏却很爱戴。人民希望多出几个青天，海瑞就是这样的青天。广大人民对海瑞有良好的印象。在民间文学中，海瑞从来也都是正面人物。如果连清官都不歌颂，历史上还有什么可以歌颂的人物呢？也有一些意见认为：清官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有不同的作用。在阶级斗争已很激化、一个王朝已走向没落时，他们主要起了麻痹革命思想、破坏革命斗争的作用；而在阶级斗争还不十分尖锐、一个王朝尚未面临末日时，他们则主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在海瑞所处的时代，虽然许多地方已爆发了农民起义，但是苏、松一带还是比较平静的，朱明王朝也还没有到覆灭的前夕。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海瑞还是应该肯定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樵子的文章：《也谈海瑞和海瑞罢官》。
    读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觉得姚文元同志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不是运用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而是运用一种机械的形而上学观点。由此，便导致了否定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
    先谈海瑞。考其为人，有以下几个特点。一，直言敢谏，刚直不阿。上疏嘉靖，痛斥其种种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二，关心民生疾苦。在应天巡抚任内，施行过“一条鞭法”、轻徭、退田、治水等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制止豪强的兼并，发展生产，起过好的作用。三，作风廉洁朴素。在贿盗公行的明代中叶，他是一个较为难得的正派人。
    正因为他有这些特点，所以才在民间获得赞颂。但是，统治者们对他的态度，却是逮捕下狱，罢官闲置，你上疏，他弹劾，务必去之而后心甘。谁爱谁憎，了了分明。
    具体谈到退田，由于史料上未为我们开列明细账，我们很难判断究竟谁得利益较多。但是，贫苦农民是否一无所得，姚同志也提不出具体证据来。
    不错，海瑞“退田”的极终目的并不是反对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而是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但是必须看到，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帝王士大夫，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可能被迫地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反对土地过分集中和横征暴敛等搞法。海瑞的动机也不例外。正由于他要为皇上收拾民心，巩固根基，就不能不在一定限度内，给农民一点好处。姚同志说：“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这话很正确。可惜自相矛盾，即既然承认海瑞想缓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又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焦点──土地问题上，不给贫苦农民一点好处，只让中小地主独占其利，那末试问：矛盾何从缓和？远见何能体现？
    再谈治吴淞江，明明史实俱在，姚同志也企图一口否定，这表现了他的非科学态度。当然，海瑞治河是否进度有如此之快，是可研究的。但姚同志仅从当时的技术条件落后着眼，而看不到广大农民要求治水、发展生产的热望，显然不符合人的因素第一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然而，仅就海瑞这个历史人物而言，说是说非，问题还不大，但姚同志大有一笔抹杀一切历史人物的倾向，这便更应当研究了。
    不错，国家及其执政者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官吏就是地主阶级向农民阶级专政的代表。但是，历史现象是复杂多变的，牵涉到具体的人、事，并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解决得了问题的。试问：在统治阶级中，各个阶层、集团、个人之间，在压迫人民的策略、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是否还有促进与促退之分？开国“明主”与亡国昏君，忠臣与奸贼，“清官”与贪吏，是否还有是非之分、好坏之别呢？如果把李世民和秦二世，岳飞和秦桧，郑所南和吴伟业，史可法和洪承畴，都划上一个等号，称为“一丘之貉”，那能算得了是阶级分析呢？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一页）。研究历史人物也是如此。不把他们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不以条件、时间为转移，而抽象地谈论什么好和坏、是和非，那末，不是颂古非今，就是否定一切。
谈罢海瑞其人，附带谈谈《海瑞罢官》这出戏。
    一九六一年我有机会在北京看过演出，觉得很好。现在读了姚同志的文章，仔细一想，得到了不少启发。
    吴同志的剧本的确有较大的缺点。第一，虽然戏中也写了海瑞的出发点是“忠君爱国”等封建思想，但从其行动来看，未免太“现代化”了。一个封建官吏，决无那么高的“处处为百姓”的思想水平，吴同志确有美化古人之嫌。第二，把农民群众写得太消极，除了哭啼叫喊以外，一无作为。他们与海瑞对比，似乎就是英雄与群氓的关系了。吴同志为了美化海瑞，贬低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推动作用，是不好的。
    但姚同志说剧中写了“退田”、“平冤狱”，就是借古讽今，也未免太过火。本剧的主题是除霸。在封建社会里，地主恶霸的所作所为，不外乎霸占民田、奸淫妇女、草菅人命等等，抽掉了这些具体事件，霸也无从霸起。吴同志之写平冤狱、退田，明明是为了揭露徐阶父子和贪官污吏的罪行，是为了表现“除霸”这个主题的。姚同志硬把古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强牵在一起，指责吴同志是借此发泄对党的不满，指责他的这出戏是一株毒草，实在难于令人同意。
    据我的看法，就历史人物海瑞来说，他当然不能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但在当时的封建官僚中，不失为一个比较关心民生疾苦的好人。作为历史剧的《海瑞罢官》，存有较重大的缺点，但并没有如姚同志所指责的严重政治错误。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作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
    分析也不有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是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做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    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他虽然斗倒过几个权门巨富，但正像鲁迅所说，这等于替皇帝掐死几只填肥了的鸭子，掐出来的家私大部分还是落入头号地主皇帝的腰包，换上几只空肚鸭子，对人民也只有被吃得更凶。──这些，似乎已不难肯定。因为海瑞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所以今天不能把他抬得太高。要不然，就是把我们的创作水平降低到旧日海瑞戏的水平了。
    如果姚文元同志的批评基于这一点，归结到这一点，平心静气，实事求是，我想他对《海瑞罢官》的缺点以至错误，一定会提出比较公允的意见。可惜他的文章从这一点起步，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远远地奔到界外去了。而那界外的某一点，恐怕还是批评家为自己立在那里的目标，以便得出他那“一株毒草”的结论。
姚文元同志主要认为海瑞被塑造得一无缺点，成了农民的救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从剧本和戏看，这个海瑞明明是有缺点的。海瑞满口皇上，不就是他最致命的缺点吗？即如姚文元同志所说，海瑞被摘了印还聊以解嘲地口里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令人为他的精神胜利法哑然失笑，不也正是他的缺点吗？姚文元同志还说海瑞被写得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斗争，这不也正是海瑞的缺点吗？怎么能说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怎么能说作者要拿他来做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呢？
    至于戏上的农民把海瑞当作救星，不等于作者也把海瑞当作农民的救星。农民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这正表现了四百年前的农民在偶然满足了一点狭隘的经济要求和基本的人权要求之后的感激和喜悦，恰恰使今天的观众想到这些农民的好光景何等可怜，而且完全保不住。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农民有多少幸福。水平高一点的观众就能从而想到，这正是海瑞的改良主义在当时起着冲淡阶级矛盾的害处。
    姚文元同志在肯定了这出戏是这样那样塑造海瑞的以后，就得出了他的第一个结论：“一个假海瑞”。
    人物的真与假，在历史剧和现代剧里的要求是共通的，即要求艺术的真实。写现代剧不要求照抄生活，写历史剧也不要求照抄历史；写活人写古人都不要求替活人、古人照相。《海瑞罢官》不是连台本戏，因而只能要求以一点表现出了全体，或者只能要求这一点与海瑞的其他方面并无根本的矛盾。总而言之，这个海瑞是剧作者在大量历史素材面前，经过取舍扬弃，加以突出渲染创造出来的。为了成真，却确是弄假。
    在加工创造上，原作决非完善。批评家应该运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根据党的文艺政策，对吴晗同志的第一号作品进行细致的分析，把批评文章写到有助于这个作品的提高和第二号作品的生长。但是，姚文元同志不在此，他从一个假海瑞的结论出发，说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就要看看作者拿这个假海瑞来宣扬什么了。好像只要是一个真海瑞，就不产生宣扬什么的问题，而假海瑞呢，就一定是在宣扬要不得的东西了。于是他又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宣扬阶级调和论”！紧接着追问作者要人们向海瑞学习什么，而且马上替作者作主，说是学习退田，学习平冤狱，要么准是学习以傲骨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了。而照他看来，退田者，吴晗同志主张把今天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退给地主或农民也；平冤狱者，吴晗同志想为地富反坏右翻案也；吴晗同志的横眉呢，是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于是乎最后结论来了：“一株毒草”。好痛快！这篇批评文章不正是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的吗？
    文艺作品要人学习什么，未必决定于它的故事情节有些什么。《海瑞罢官》有退田和平冤狱两个情节，但是写海瑞而着眼于这两个情节是最不足为奇的。被徐阶并吞的土地，不管是原属于贫雇农还是原属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总是该退的吧？戏里的冤狱，总是该平的吧？海瑞是怎样跟土地兼并者和冤狱制造者进行斗争的呢？吴晗同志着力写了他用不畏权势、不计个人得失、刚直不阿的精神来进行这种斗争。我看作者要人学习的就是这种斗争精神，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在封建社会里极其难得的东西，有一些正是要到了社会主义时代才得以普遍发扬的，刚直不阿可以说就是其中之一。
    讲到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又有何不可？姚文元同志也说，官僚主义确实要反。是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长期斗争的内容难道应该排斥有关反官僚主义的文艺作品吗？这出戏不是触及了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吗？何况，学得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是也可以用来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活命主义的。
    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傲骨就是魏延后脑杓上的反骨。这实在太奇特了。看来，他从凡是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一定意在影射现实这个前提出发，联系一九六一年的“单干风”、“翻案风”，又套上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映出来这个客观规律，就轻而易举地把虽酝酿于一九五九年，却写成演出于一九六一年的《海瑞罢官》扔进这只染缸里去了。
    取材于历史的文艺作品，确有影射现实的东西。但是，无产阶级专政连牛鬼蛇神明目张胆的进攻都不怕，蝎蝎蜇蜇的含沙射影又何惧之有？而且影射也有区别。事实上，我们见过怀着阴暗心情的人，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对现实作恶意的影射，这种毒草，非拔不可；我们也见过一些作者，好心好意，但是胡里胡涂，也拿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不恰当的比喻，这种作品，大抵只要加以批评，对作者进行帮助就行。此外，出于善意，比喻虽然不百分之百地恰当，却可以起一定的惩前毖后、借古励今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出现过？有。今后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这样做，虽然这样的作品比之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是隔一层、差一点，无妨搁一搁，慢慢地来。
    历史的最大用处之一，就在于给后人当借鉴，接受祖先的经验或教训。中国的历史不是劳动人民写的，现有的史书本身很难直接起这个作用；旧日的历史剧和演义戏十之九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大多数不能原封不动地搬演，极少数可以整理的，整理起来也往往事倍功半，实不如新编。这就有待历史与戏剧两者皆在行的作者来考虑动手。这个工作，将来需要加以鼓励，现在也从未被人忘却。倘有批评家不分青红皂白，横加阻遏，吓得人不敢碰一碰，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剧的创作中，作家如何表现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鉴别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试金石。旧的历史剧，往往歪曲人民群众的形象，劳动人民在舞台上，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今天，在人民的时代，新的历史剧作家应该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表现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历史剧作家的使命。然而，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却从根本上歪曲了人民群众的形象。
    在《海瑞罢官》里，作者是把洪阿兰作为贫苦农民的代表来描写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是一个受压迫最深的人。她的丈夫被徐家气死，公公被贪官打死，女儿被徐瑛抢走。但在血海深仇面前，她不是极度愤恨，不是极力反抗，而只有哀求、痛哭、悲伤。她的反抗与仇恨不是随着苦难的加深而增长，而只知道“满腔悲愤唤苍天”，怨恨“人间难把是非辨”。
    洪阿兰在不幸中遇见了海瑞，好像遇见救星，跪在他脚下哀求：“青天大老爷！为民妇伸冤啊！”以至为他欢呼“公侯万代”，高唱赞歌。似乎除了海瑞之外，无论自己或别人都无法使她脱离苦难。
    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命运是悲惨的，她们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生活极端痛苦。但是她们并不甘愿忍受这种痛苦，有不少妇女还起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就在海瑞的时代，就有苗族妇女米鲁为首的农民军勇敢奋战，可是作者不愿意去描写人民的斗争，感兴趣的只是象洪阿兰这样软弱无力的形象。这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阶级偏见。
    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还歪曲丑化了农民的群像。在戏中的乡民也是胆小怕事的。当徐瑛调戏赵小兰时，他们只知道呼告：“天老爷要睁开眼，治治这坏蛋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拔刀相助”。当赵玉山被徐家恶棍打得昏死过去时，众乡民也只是无可奈何的叹息道：“这是什么世界！王法何在？天理何在？”当贪官王明友打死了赵玉山时，众乡民也无愤恨的表示，默默地抬着赵玉山的尸体回去。他们竟然说：“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似乎多说了一句不平的话，就作不成佃户，当不成奴隶，或者还会遭到赵玉山同样可怕的下场了。农民在作者笔下都成了自私自利，胆小如鼠，毫无斗志的可怜虫。他们虽然生活困苦，但不是十分愤恨贪官地主，只是埋怨自己穷人“命不该”。他们也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地位，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清官”。他们赞美海瑞是“公正为官”，“美政多端”，“明断公案”，能为“百姓伸冤诉苦”。当“海清天”说了几句好话以后，农民就喜于形色，连连叩头称谢：“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欢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他们一再叩头表示“感恩戴德”。在吴晗同志的笔下，农民群众就这样被描写成一群屈辱的奴隶，而不是一个反抗的阶级。
吴晗同志所以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是因为他对“谁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问题有错误的看法。他在剧本的“序”中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在吴晗看来，谁敢说谁敢做，谁就是历史的主人。皇帝敢杀老百姓，敢统治人民，皇帝是历史的主人。海瑞敢“骂皇帝”，敢与徐阶作斗争，海瑞就是历史的主人。
    正因为吴晗同志有这样的错误的历史观，所以他对于历史剧也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看法，说什么：“现在有一些历史剧都不适当地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一大群人民群众上了台，就算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写统治者在历史上的作用。这恐怕就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庸俗化了。”
    了解了吴晗同志对历史和对历史剧的看法以后，就不难理解在《海瑞罢官》里的农民群众，为什么都那样苍白无力，懦弱无能。庸俗地歪曲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正是吴晗及其《海瑞罢官》。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一四六──一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海瑞》一九六○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二二八──二三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的《北京文艺》，二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八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像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苦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从时间前后来说，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旷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抛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像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一，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一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③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④苏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第二，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⑤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⑥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⑦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⑧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谓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曰斗库，……曰粮长，……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⑨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
    据明史地理志苏州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四十九万一千五十四（公元一三九三）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弘治四年 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九（公元一四九一）口二百零四万八千九十七
    万历元年 户六十万七百五十（公元一五七三）口二百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松江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二十万五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十三
    万历元年 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十四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一三九三年到一五七三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这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据当时人纪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作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一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象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的人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办法。办法规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外官免半。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二丁。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⑩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一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明末温宝忠说过：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①①顾炎武也说：“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又沉痛地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接着说：“国计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那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①③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只有第三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明代的皇庄，公元一五一六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①④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①⑤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乡官。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六月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在督抚条约上说：“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日盛。”“江南民风刁伪。”①⑥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①⑦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①⑧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六八）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①⑨从公元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恰好十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⑸⑹）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盗卖田宅：凡盗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②⑩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他说：“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实卖文契耶！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②①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可见退得是不多的。退了没有？海瑞自己说：“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天理人心，不容泯灭。”②②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②③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一五七一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端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民靡焉＠①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②④隆庆四年三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出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海瑞自己说：“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②⑤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己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一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是指出这一点的。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根据一九六○年五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一户，松江府在一五七三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一五七八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退给谁呢？姚文元同志说：“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纪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隆庆五年七月庚午，蔡国熙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三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毛主席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⑥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②⑦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吴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自庚午（公元一五七○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中杨震崖（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我辈也。不亦哀哉！”②⑧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由此看来，第一，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第二，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第三，一五七○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一五六九、一五七○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采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但是，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史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二十万石。②⑨以后他又报告：“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实自初八日以后，人工方集。二月二十后渐收工，二十九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③⑩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③①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纪载。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③②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③高拱传：“阶子弟颇横行乡里。”③④李贽海瑞传：“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③⑤谈迁枣林杂俎：“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梁云龙说：“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③⑥黄秉石说：“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⑦谈迁说：“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⑧明史海瑞传也说：“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③⑨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末，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④⑩在谈骨气时也说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④①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④②这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第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第三，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我也曾说过：“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④③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没有写文章。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了。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来说，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一九六一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④④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没去想。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一九六○年写的，便自以为了事了。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④⑤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但我没有改，在一九六○年写完以后，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加序出单行本，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④⑥重读这一段，好像就是针对我的批评。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④⑦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查，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
    《人民日报》刊载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编者按语中要求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展开一次辩论。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又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根本问题。
    （一）《海瑞罢官》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
    把“清官”海瑞说成农民“救星”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在《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论文中，吴晗同志塑造了一个最高大的艺术形象，使用了大量最美丽、最崇敬的言词，歌颂了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好官”。历史上歌颂“清官”、“好官”的政治家、历史家和戏剧家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所用的颂词，不过是“清廉正直”、“明镜高悬”、“执法如山”、“爱民如子”之类。从来还没有一个人把对“清官”、“好官”的歌颂，提高到像吴晗同志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政治的、阶级的高度：
    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不怕封建官僚势力”；
    他“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
    他“同情贫农、中农，对大地主有反感”；“人民喜欢他，大地主反对他”；
“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
    他“站在人民方面，一生反对坏人坏事，从没有反对过好人好事”；
    他“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里，正当被冤屈的农民“满腔悲愤唤苍天”，唱着：“人间难把是非辨。天哪天！”的时候，海青天出来了。海青天一来，“抑恶扶良”，“济困扶危”，为农民申了冤，雪了恨，除了霸，退了田。于是，“众乡民”叩头：“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并且同唱：“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田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①
这就是吴晗同志塑造的作为农民“救星”的海青天的英雄形象！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英雄”、“救星”，他的力量从何而来呢？
    是从农民、市民那里来的吗？是依靠农民、市民的斗争来反抗封建官僚势力的吗？不是！在吴晗同志笔下，农民群众不过是供海瑞怜悯、施恩，又给海瑞叩头、烧香的道具而已。
    吴晗同志告诉我们：作为农民的“救星”，海瑞的力量是从皇帝那里来的，他是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的代表而有力量的，是凭借幕落时仍然举在手里的大印行事的。
    海瑞在剧本里一出场就向农民宣传“王法”，又反复地宣布自己的任务就是“整顿纪纲”、“整顿纲维”、“要申三尺皇家法”、“宪纲三尺重如山”。他是作为“皇朝大法”的执行者而成为农民的“救星”的。
    海瑞具有的一切“好的品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剧本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原来是因为海瑞的母亲从小给他“课诗书教忠孝非礼勿窥”，又经常地勉励他“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缘故；剧本中的海瑞也一再表白：“二十年寒窗下苦学文章，谈孔孟读诗书取法先王。”这就是海瑞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这样来歌颂海瑞、歌颂“清官”，难道不是通过歌颂封建阶级的英雄人物，狂热地歌颂了封建国家和法律，封建纲纪、礼教和道德，一句话，歌颂了封建制度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这样来描写海瑞，是想说明海瑞“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可是，问题在于，吴晗同志正是歌颂这一点，而不是批判、暴露这一点，人们从剧本中看到，正是这一点成了“清官”海瑞作为农民“救星”的力量之所在，而不是他的局限性之所在。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吴晗同志通过这种歌颂，硬要人们相信，最忠实、最严格地执行封建法律制度、遵守封建纲常道德的人，就是最代表人民利益的人。
    这样，我们便不能不认真地研究一下，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像海瑞这类“清官”，究竟是一种什么人物？他们究竟做过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又应当怎样来评价？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斗争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历来对“清官”的歌颂和宣传，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今天来歌颂和宣传“清官”，并且把他们打扮成农民的”救星”，究竟是什么意思？
    “清官”海瑞是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封建法律的维护者
    什么是“清官”？从来没有抽象的清与贪、好与坏；它们都是历史的、具体的。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对于判别清贪、好坏，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封建阶级的“清官”，他们“清”，就“清”在政治上忠于皇帝，忠于朝廷，忠于封建的法律制度，在思想上遵守封建的纲常道德，在经济上于合法剥削之外不贪或少贪非分之财。如此而已。作为封建阶级专政工具的官吏，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是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阵营，而同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相对立的。这是一条不容混淆的基本的阶级界限。
    当然，仅仅这一条界限还不能全部说明“清官”的本质特点。同是封建官吏，“清官”同“贪官”又有什么区别呢？同是封建阶级的成员，“清官”同他们所反对的“豪强恶霸”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封建的统治权利也是如此。封建阶级凭借法律的统治，总是同这个阶级的不法行为相伴随，它们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构成封建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两种形式。
    封建的法律，是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封建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的。这种法律赋予封建阶级的权利，不能不受到一定的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发展程度的制约。而剥削者贪婪无厌的本性，又总是不满足于法定范围内的利益，总是要超越一切法律限制，去追求更多更大的权利。历史上每一个统治阶级总要依赖本阶级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又从来没有哪一个剥削阶级会认真地遵守自己制定的统治规则。贪官污吏、恶霸豪强，贪婪地追求非法权利，干出种种不法行为，野蛮残酷地掠夺一切。他们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和普遍现象，是封建制度残酷本质的赤裸裸的表现。
    法定权利体现了封建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个压迫和剥削之神是用普遍法律形式的圣洁光轮装饰起来的，它仿佛凌驾于一切贫富贵贱之上，显示了不可侵犯的凛凛尊严。而不法行为则体现了封建阶级中的集团和个人的特殊的、眼前的利益，它像一头显露出狰狞本相的恶兽，一心要吞噬掉所能看得见的一切。
但是，不法行为的恶性泛滥，又会造成生产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使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可避免，使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也面临化为乌有的危险。为了防范和消除这种灾难，封建统治阶级中就不能不有一些“清官”出来，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的不法行为有所约束。在这种斗争中，“清官”有时也表现出维护本阶级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某种勇敢和魄力。
    一旦农民起来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革命的农民群众用实际行动完全冲破封建法律的樊笼，从根本上威胁封建阶级的统治，要消灭封建阶级的一切法定的和非法的权利。这对于忠实地维护封建制度的“清官”，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们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
    封建法律经常遭到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的破坏。在反对来自阶级外部的破坏和来自阶级内部的破坏的斗争中，“清官”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作为封建法律的维护者，他们的阶级本质，就暴露得更加清楚，更加鲜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清官”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一部分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对某些贪官恶霸的暴行有所裁抑。对这些，完全可以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但是，怎么能够混淆基本的阶级界限，把作为封建法律维护者的“清官”，打扮成站在农民立场的农民“救星”呢？
    根据以上的分析，对“清官”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爱民”等等的阶级实质，就很容易看清楚了。
    海瑞要豪强地主把非法占有的一部分土地退还给官府、中小地主、富农以至一部分农民，这种行动正是在土地问题上封建法定权利和非法权利长期冲突的一个反映。
    早在明太祖的时候，他就看到土地的大量投献对王朝的统治是不利的，曾经下令禁止皇亲功臣受献“田土山场窑冶”②。但是，兼并土地是封建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封建阶级，特别是权贵豪强，经常突破法规界限，通过投献、占夺等等手段，疯狂地掠夺田产。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皇帝和某些官僚不得不出来搞一通反投献和退田、限田。在明朝，皇帝诏令退田的事，屡见不鲜③。就是被海瑞“骂”过的嘉靖皇帝，也曾一再清查了王府和功臣的田产④。在海瑞要徐阶退田的前几年，徐阶也要别人退过田⑤。海瑞罢官后不久，被吴晗同志说成是“恨极了海瑞”的张居正，也主持发布一个命令：凡是王府功臣侵占受献的土地，“速改民田入籍，一体纳粮当差”⑥。
    有两个官僚对这种斗争的实质讲得很清楚。嘉靖初年的大学士杨一清说：近来投献之风太盛了，“民既失常业，非纳之死地，则驱而为盗”④。嘉靖中叶的给事中王鸣臣说：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宗室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贻累粮里”⑦。原来，投献和土地兼并盛行的结果，不但会引起农民的大规模反抗，而且连明王朝的赋税也收不到了。
    投献和反投献、兼并和退田，不过是那个时候同一个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反投献和退田，不过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调节措施，它并不改变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而且，尽管一再颁发命令，采取措施，究竟有多少兑现了，也是很可怀疑的。即使实现了一些，稍稍约束了一下权贵豪强过分的不法行为，也无非是为了维护明王朝征收赋税的法定权利，为了明王朝的“青春永驻”，为了整个地主阶级剥削利益的“万世长存”。在这里，农民究竟能得到多少好处，充其量也不过是象海瑞所说的“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⑧而已。
    对于这个目的，海瑞自己讲得很清楚。“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区区欲存翁（徐阶）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⑧这是一个封建忠臣和诤友的真实的自白。海瑞并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吴晗同志为什么倒要抹杀海瑞对皇帝的一片忠心和对朋友的一番好意，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站在农民立场，向封建官僚和黑暗势力进行的一场斗争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从嘉靖皇帝到徐阶、张居正，岂不都要跟在海瑞后面成群结队地“站到人民方面”来了吗？
    至于所谓“平冤狱”，作为司法行为，它的阶级实质是由它所依据的法律的阶级实质来决定的。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平冤狱”，也不过说他“执法持平”。他执的什么法？皇朝大法。执行体现地主阶级意志的封建法律，又哪能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持平”？所谓“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更是从何说起？顶多不过是在某些案件中，对贪官恶霸的过分的不法行为作了一点约束罢了。马克思说：“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末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官只能够丝毫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形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七八页）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去揭露封建法律虚伪的形式和镇压人民的职能，却要我们大家相信：根据封建法律也可以有“公正”的判决，可以使农民得救呢？
    海瑞不是总以“爱民”、“为民”自许吗？当时很多人不是都交口称赞他“爱民”、“为民”吗？这些难道都是假的？
    封建官吏关于“爱民”的自白，有的是虚假的，有的也不乏主观的真诚。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要从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实践去分析这种“爱民”的实质。地主阶级要长久统治下去，不能无视农民，因为农民既是掠夺的对象，又是威胁自己统治的力量。“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所谓“爱民”，无非想求得地主阶级邦国的安宁，这不过是同维护封建的法定剥削权利相适应的一种道德观念。人们可以并不觉察到隐藏在自己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的实质，因为这种观念在长期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复杂的途径而已经形成。他们只是现成地接受这种观念，以为自己的行动仅仅受这种观念的支配。可是“爱民”的观念和其他许多观念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构成为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的观念形态的体系。海瑞就说过“以下奉上，理所当然”，贵贱有别，务须“存体”⑧。在他那里，“爱民”“为民”的观念和“上下”“贵贱”的观念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当一些“矿徒穷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打破封建秩序的时候，海瑞就认为他们“罪不容诛”，下令“随即杀之”⑧。在这里，他的“爱民”的面纱就完全撕破，而显露出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相。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
    可是吴晗同志却宣称：这样的“爱”是古已有之的，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就有了，在“读圣贤书、行圣贤事”的海瑞那里就真正实行了。吴晗同志起劲地充当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爱”的说教者，他为什么不睁眼看看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能从地主老爷那儿得到什么样的“爱”呢？他们当了几千年的牛马，“不爱民”的老爷随时可以给他们一顿鞭打，而“爱民”的老爷也不过是掷给几束干草而已！
    （注：《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发表过星宇同志的《论“清官”》，这篇文章不指名地对吴晗同志在“清官”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认真的批评。文章对“清官”问题作了一些很好的分析。这里参照和采用了其中的一些论点。）
    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烟
    一九五一年，当着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学者，拍电影，写文章，狂热地歌颂武训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出了对于历史上的事物我们究竟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他说：“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如果说，电影《武训传》歌颂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的人物，是一种不能容忍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那末，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的“清官”海瑞，这样狂热地歌颂，并且把他说成是农民的“救星”，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对于“清官”，封建统治者从来是不吝笔墨，极力加以歌颂、鼓吹的。一部廿四史，把多少“清官”记入列传！在戏剧和小说里，又有多少“清官”被刻划为英雄！封建统治者热心提倡宣传“清官”，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宣传“清官”，不但不会触动封建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一根毫毛，相反地，倒是极大地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来巩固封建的统治。
    在这种宣传中，封建制度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被委之于几个贪官、恶霸个人的罪恶。而且，他们的贪、恶，被描写成并不是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反倒是他们违背、破坏了那据说是无比美妙、公平、纯洁的封建法律、纲纪、道德的原故。封建制度反倒由于“清官”、“好官”对贪官、恶霸的斗争而得到净化。
    在这种宣传中，社会的矛盾，被归结为“清官”与“贪官”的矛盾。“贪官”是损害人民利益的，“清官”是维护人民利益的；“贪官”是人民的灾星，“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消盼望“清官”出世，申张皇朝大法，力行封建道德，太平盛世就会出现，“好光景就在眼前”。还要什么革命！还要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
    这样，封建统治者对“清官”的歌颂，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
    封建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家、艺术家，千百年来在“清官”这个问题上向人民群众散布了种种谎言，造成了重重迷雾。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去揭穿这些迷雾，还它以本来的历史面目呢？还是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卖力地去歌颂封建时代的“清官”，歌颂以“清官”为化身的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继续帮助他们制造迷雾，并且用“马克思主义”把它装潢起来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舞台上的“清官”不同于历史上的“清官”，它是人民的幻想和愿望的化身，人民在“清官”的艺术形象中倾注了自己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歌颂这样的“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并且用这些理由为《海瑞罢官》辩护。这些理由，是完全站不住的。（⑺⑻）
    过去某些“清官”戏里的“清官”形象，是艺术的虚构，他们在舞台上做了一些历史上的“清官”所不可能做的大快人心的事情，的确反映了人民中某些人的幻想和愿望。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想和愿望呢？在封建时代，人民中间本来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幻想和愿望。一种是革命的、健康的、积极的、前进的幻想和愿望；另一种是落后的、软弱的、消极的、保守的幻想和愿望。后一种幻想，是弱者的命运。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着幻想，对虚伪的封建法律道德存在着幻想，并且把这种幻想在舞台上加以实现。这样，戏剧舞台上“清官”的形象越高大，封建法律、纲纪、道德就越是放射出耀眼的光辉，劳动人民也就越是苍白无力，阶级斗争也就越是黯然失色。就以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臆造的一个处斩相爷公子的情节来说吧，这种艺术处理，从政治效果看，无非是希望借舞台上一个恶霸的脑袋，在现实生活中赢得对封建法律、封建道德和封建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片掌声。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要批判旧时代的消极的幻想，用生气勃勃的革命战斗精神来消除这种幻想。如果说：在封建社会的某个时期中，一部分人民由于处在软弱的尚未觉悟的状态而产生了这种幻想，因而也产生了某些表达这种幻想的“清官”戏，那末，在今天，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地位和精神面貌都根本改变了，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早已摆脱了弱者的命运，那种奴隶的幻想已经一扫而光。在这个时候，写出《海瑞罢官》这样一出“清官”戏，又是反映什么人的愿望，倾注了什么人要反抗、要斗争的信念，又是要反抗什么、向谁作斗争呢？
    （二）《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
    宣扬封建毒素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海瑞罢官》在舞台上出现并且受到一批人的热烈赞扬，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情；它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是当时在艺术界和学术界喧嚣一时的一股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物。
    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一种思想、理论、倾向的出现，只要它引起社会的注目和反响，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那么，要理解它，就必须从社会生活中去发现它的根源，必须把它摆在现实的社会斗争中，看它起什么作用，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对谁有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所教导的、观察和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的现象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
    《海瑞罢官》的写成和演出，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那几年间，艺术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死人”统治的怪现象。戏剧方面最为突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完全占领了舞台。在学术研究中，响起了一片颂扬帝王将相、颂扬清官好官、颂扬一切封建阶级英雄人物、颂扬整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声浪。
    一九五八年以来，同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的革命高潮相配合，在学术界，对厚古薄今的倾向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的风气大发扬。一批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人，着手重新改写历史，力图把过去被统治阶级歪曲和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把人民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人。这个学术革命很是激怒了一些人。因为它触动到他们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深处，冲撞了他们感情上最熟悉、最珍贵的东西，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来了一个大反复、大反动。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潮流泛滥起来，利用我们检查和纠正学术革命中某些缺点的机会，把攻击的锋芒指向学术革命本身。
    在这股潮流中，吴晗同志以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斗士的姿态出现。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学术界高涨的革命风气视为洪水猛兽，指责它“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⑨，“这个苗头很不对头”，“必须坚决反对”⑩，总之是糟得很。他自以为身系史学的存亡绝续，“骨鲠在喉”⑩，非要出来讲话不可。他到处写文章，作报告，发表谈话，大声疾呼，要求恢复历史学的旧秩序，恢复帝王将相、清官好官在旧史学中的地位，恢复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他反对别人在历史和历史剧中“抬出人民群众来”⑨，宣传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帝王将相①①，“历史上的光明面”就在盛世的帝王将相；是这些帝王将相“养”出了“天下安佚”的“光明时代”①②，没有这些帝王将相，“历史上的光明面就丧失了”；尽写农民起义，“一片打倒声”，“历史几乎成为漆黑一团”⑩。他反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要求“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⑨，实际上就是根据古代官僚地主文人的意见去评价历史人物。他反对讲古人的局限性，认为这“不是合乎原则的”⑩，这样历史上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①③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要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认为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都可以“移用在今天”①④，“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①⑤。他特别连篇累牍地宣传海瑞这个封建时代的“清官”，企图把他树立为今人学习的标兵和榜样。因为“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①⑤，所以，吴晗同志不但起劲地写了许多文章，印了几本集子，而且“就是要破门而出”，“非破不可”①⑥，一定还要进入舞台这个阵地，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这样，就产生了《海瑞罢官》这个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吴晗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在艺术上的集中表现，是当时那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为什么这样一股反马克思主义的复古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对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和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宣传，在那个时候，忽然盛行起来？
    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反复，只能是社会生活中阶级斗争形势变动的反映。那个时候，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在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个反复，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发动了对社会主义的新的进攻。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积极鼓吹什么“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掀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舞台上和学术界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封建势力复辟活动相呼应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复辟活动，总是要借助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这是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本来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而中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结晶出来的封建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传统力量，它的影响、它的潜移默化的能力，是很大的。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它们能够而且必然结合为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联盟。用封建的意识形态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抗，就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辟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准备思想条件。
    借古非今的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代表作
    要了解《海瑞罢官》这个历史剧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什么作用，不仅要考察它对历史采取怎样的态度，宣传一种怎样的历史观点，更重要的是必须考察它所反映出来的对现实的态度，它表达和宣传一种怎样的政治观点。
    吴晗同志曾经说过：“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谕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①⑦。他似乎是用这段话来批评旧历史剧，实际上又何尝不是用来说明  自己的新编历史剧。
    哪一个历史剧没有它的时代背景和创作意图？哪一个历史剧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为而发？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为什么而发。不论剧本选择的是多么古老的题材，它终究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写的，是给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看的，是想要通过它向人们宣传一种思想，抒发一种感情，唤起一种反响，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一种作用。古往今来的历史剧，都是如此，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不例外。今天，我们对历史剧的要求同过去的不同：过去的作者往往为了现实的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不顾历史的真实，而今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剧作家，则必须努力把适应现实的革命需要，同对历史的严格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好地结合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几年中出现的新编历史剧，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在对现实的态度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有一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对现实生活是热爱的，拥护的，他们是从歌颂现实的感情出发，从鼓舞今天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出发去写历史剧，尽管他们的作品也不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在这个或那个观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些同志，他们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本来感情很淡薄，而沉醉在古代的东西中间，或者是在暂时经济困难而前经不住考验，在现实中看不清前途，因而就转向古代的东西，欣赏封建主义艺术，到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生活趣味。还有极少数人则不同，他们心中对社会主义积累了深刻的不满，在阶级斗争的一定环境和温度下，迸发出来了。他们写历史剧，是为了借古非今，用古人的口吐自己的心声，发泄不满，攻击现实。
    历史现象是无独有偶的。同《海瑞罢官》差不多同时，在舞台上还出现了《谢瑶环》①⑧和《李慧娘》①⑨。繁星同志为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写《海瑞罢官》的精神欢呼②⑩。史优即孟超同志立即响应，表示“在老兄们的带动之下”，“有不甘寂寞跃跃欲试之思”②①。果然，不久就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为了给《李慧娘》作“护法”，繁星同志又发表了著名的《有鬼无害论》②②。就在发表《李慧娘》的同一期《剧本》上，还发表了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物以类聚。这三个借古非今的戏，汇合在一起，集中地反映出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这里，重温一下一九五七年前后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当时资产阶级右派在文艺方面提出所谓要“写真实”，“揭露阴暗面”，“干预生活”。他们直接从反动的立场来观察和描写现实，诽谤和攻击社会主义。他们直接歌颂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英雄”。到了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不同，资产阶级进攻所采取的方式也变化了。这一次，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以写历史题材的方式出现，而把他们对现实的阴暗心理，灌注到对古代的描写中去。他们用古人的躯壳，去容纳他们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社会主义“英雄”的灵魂。在暂时的经济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攻面前，他们觉得天昏地暗了，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所以，《海瑞罢官》中唱出了“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谢瑶环》中唱出了“载舟之水也翻舟”。《李慧娘》中唱出了“时艰急草万言书”。船要翻了，时势艰难了，不久长了，这是他们对形势的感觉和估计。他们觉得是号召人们起来抗争的时候了。《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罢黜的清官，他“要为生民作主张”，“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不为强暴所屈”，“不怕杀身之祸”。《谢瑶环》塑造了一个遇害的女杰，她“为民请命”，“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李慧娘》塑造了一个复仇的厉鬼，她“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死后报仇冤”，“与一代豪势苦斗到底”。请看，这三个剧本，不但在精神上，甚至在语言上都是多么一致！“为民请命”，同当道的“强暴势力”作殊死斗争，成了它们共同的中心口号。他们又都特别声明，塑造这些“英雄”，是为了要“我们今天学习”②③，是要对今人发生深刻的“教育意义”①⑧，是“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①⑨，是要予读者或观众以“现实斗争的指导”②①，总之，是渴望唤起一种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抗现实的斗争。《李慧娘》中特别借“急草万言书”的太学生之口说：不要去骂那死人了，“还是对付这活着的”，“还要写到目前才是”。这不是作者的画龙点睛之笔吗？
    什么是“为民请命”呢？“为民请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是革命者的口号，在今天，更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呼声。今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人民作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还要谁去替他们请命呢？那些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的英雄，究竟是为谁请命，又是向谁请命？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不是站在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之中，而是站到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外面和对面，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向党请命，同党斗争，似乎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党，反而是他们，这样，他们究竟把自己摆到什么位置上去了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罢官”问题的现实政治含义。《海瑞罢官》这出戏，它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它的戏剧高潮在“罢官”。罢了官，杀一个人再走；罢了官，不能走得“灰溜溜”的；罢了官，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对一个被罢了官的冒充“为民请命”的“英雄”表达了极度的崇敬和无穷的怀恋。在这里，吴晗同志想要说明的究竟是什么呢？是要说明，“站在人民立场”、“为民请命”、“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就要落到“罢官”的下场吗？这种描写，对于历史上一个封建阶级的官吏，是荒谬绝伦的美化；对于现实，则只能是对那种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了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和同情。吴晗同志这样做，适合了什么人的需要，喊出了什么人的心声，充当了什么人的喉舌呢？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作斗争，总要在农民问题上大作文章，“为农民请命”是他们惯用的口号。这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地、富、反、坏讲话吗？不能。他们能够公开声言代表资产阶级剥削利益讲话吗？也不能。他们只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仿佛他们“忧的是灾黎苦”，同情和关怀的是农民的利益。他们诅咒社会主义改造给农民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如果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私有制被改造了，集体经济的公有制巩固和发展了，那么，资产阶级就彻底被孤立了。这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怎能善罢甘休呢？于是，他们挺身而出，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他们“不畏强暴”，要同无产阶级、同社会主义抗争。
    对于这样的冒充农民“救星”的反社会主义“英雄”，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还在一九五三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就有这样的“英雄”出来，叫嚷什么“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为“农民”鸣不平。一九五七年前后，在资产阶级右派准备和发动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之中也不乏这样的“英雄”，大嚷什么“农民生活苦”，并且刮起了一阵“合作化不行”，“不如单干好”的小台风。一九五九年，又来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英雄”，叫喊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发动新的进攻中，再一次跑出来这样的“英雄”，把农村情况说得一团漆黑，大肆宣传“单干优越”论，掀起了一股“单干风”。
这不是历史的滑稽剧吗？过去剥削农民、压迫农民，吸吮农民的膏血，把农民踩在九地之下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翻了身，走上了消灭剥削和逐步消灭穷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捍卫者，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了。
    这样，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农民问题上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看，从当时剧本写作和演出的实际背景看，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看，《海瑞罢官》在现实阶级斗争中起的是什么作用，不是很清楚吗？
    原来，在戏剧舞台上抬出一个历史人物，把他塑造为农民的“救星”，不过是反映了在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企图把自己装扮为农民的“救星”。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出来的，舞台上的海瑞是按照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在舞台上为罢了官的海瑞唱赞歌，不过是为现实生活中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遭受的失败表示惋惜和不平。至于历史上农民反对兼并、要求田地的题材，不过是被借用来表达今天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反对人民公社，要求恢复单干，恢复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愿望。在同一个时候，不但《海瑞罢官》大写“退田”，《谢瑶环》也大写“退田”，甚至《李慧娘》中也引用了“公田枉自害苍生”的诗句。这难道是偶然的现象吗？
吴晗同志也许会说，在《论海瑞》中不是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的确，在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大量宣传文字中，有过几句游离于他的全部宣传的主旨之外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词句。但是，这些词句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全部宣传的意图和倾向。以吴晗同志第一篇宣传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来说，这篇文章根本不讲海瑞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上，不讲这件事情的阶级实质，不讲海瑞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是这个封建阶级的优秀人物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行为，而是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以一骂为快，甚至说什么就是“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②④。请问，这种感情同什么人共鸣？吴晗同志还离开阶级分析，大力宣传一种抽象的“傲骨”精神和所谓“反乡愿”的态度，宣传“老来傲骨犹然在”，请问，这在现在又是同什么人的精神状态相符合，它的矛头指向哪里？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列宁说过：“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这个问题也许会使写某人传记的作者感到兴趣，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问题毕竟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历史和政治如何揭露这些集团和派别，如何透过它们‘也是社会主义’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揭露它们的资产阶级的实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五九页）
    在这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辩论中，透过“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词句，揭露这个新编历史剧所代表的思潮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后记：这篇文章完稿后，我们读到了吴晗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准备在详细研究吴晗同志这篇文章以后，和学术界的同志们一道，进一步同他进行讨论。
     作者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篇文章是由当时的中宣部主持写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学术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人民日报》编者按：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文汇报》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会上对吴晗同志的这篇自我批评和这场讨论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现将《文汇报》今年一月七日发表的座谈纪要节载于后。
＊ ＊ ＊
    周予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目前报纸的做法有一些问题还值得研究。我觉得这次讨论里究竟有多少问题，可以排排队，介绍一下。目前有些文章有许多重复的见解。建议今后讨论论点可以先排排队，把已发表的及时总结一下，再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一、戏剧和历史有关系，但关系究竟怎么样，可以讨论。二、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吗？
    学生中存在着贪官比清官好的问题。现在中学生也提出这个问题，中学教历史的教师苦在不知如何教法。中国封建社会便有三千年历史，阶级成份的变动也很大。因此，对封建社会的人物要作具体分析。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历史，那将要把世界上优秀的一部分文化淹没了。现在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倒不大注意了，敌人美帝国主义拼命在研究明史，日本也很注意中国史的研究，甚至在组织会社研究唐玄奘。将来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好取材外国资料了。
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我看了。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周谷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清官有没有，有的话与贪官是不是一丘之貉，是否比贪官更坏，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坏，一般不易接受，但是一定要说清官比贪官好，好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谁讲得清，因此这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还可拿出来辩论。
    第二，现在发表的文章还不是这篇驳那篇，还不够针锋相对，没有劲，不过瘾。
    第三，借此讨论之机会可以使历史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一些。例如，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可以研究一下，投献问题就是可以讨论的。投献不仅明代有，魏晋南北朝也可能有，不仅中国有，西欧也有“投奔”。中国的部曲、门生，故吏、食客等都可研究。中世纪的封建财产关系可以好好地研究一下，投献问题在世界各国似有共同性，有世界性，这些问题都可继续讨论。此外，现在海瑞问题在打歼灭战，当然歼灭战很好，能解决问题，但是也不要只打歼灭战，游击战也可以打一些。在海瑞讨论的同时也可搞些其他的题目，冷门也可让大家看看，冷门对某些读者来说不一定是冷门。海瑞的文章已经发表得很多了。我觉得讨论版面不必有一定的格局。那篇主动提出问题，就把那篇发头条。现在还需要不同意见针对性强些，我们看的人才过瘾。
    对于吴晗的文章，我没有好评。我对他的“自我批评”有批评，文中第二段是为自己辩护，至于清官评价问题，文中没有解决，只是说了清官、贪官一丘之貉，那么有什么好坏呢；第三段提出了不少问题是要人家给他解决。吴晗当初曾坚持历史剧要符合历史真实，但写《海瑞罢官》的剧本又不强调了，是自相矛盾了。
    蒋星煜（上海市文化局剧目工作室）：
    吴晗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对姚文元反批评。吴文好象处处对他自己一分为二，实际上割裂了动机和效果、政治和学术、世界观和历史观。文章第二段是骨子，但成立的可能性恐怕不存在。
    过去我也曾美化海瑞，考虑过清官问题。看来，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清，而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涵义，清官的对称包括酷吏、贪官、糊涂官。
    对这次《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二？有的说对反面人物不能一分为二。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有的说海瑞是两手，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修吴淞江是胡萝卜，衙门口枷七、八人是大棒。有的说现象和本质一分为二，海瑞现象上为人民服务，本质上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
    谭其骧（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
    《海瑞罢官》犯了很大错误，经过五十多天的讨论，成绩很大，对学术界很有好处，提高了大家的认识，使许多头脑糊涂的人受到教育，也包括我在内。现在要找赞成吴晗是对的人，怕很少了。何况吴晗已经站出来检讨，不管他检讨得够不够，深不深，有人再要拥护《海瑞罢官》，不大可能。其他问题，可以大放一下。
    清官问题，很值得讨论。清官，和贪官比较，是剥削少点好，还是多点好？压迫轻点好，还是重一点好？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即历史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外，在封建统治阶级范围内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物？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大家都肯定。此外和民族矛盾没有关系的封建人物，有没有值得肯定的？
再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海瑞又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有些人因为否定《瑞瑞罢官》，连海瑞这个人也根本否定了，其实两者不是一码事，应该分一分。
    最后，对吴晗的自我批评谈些看法。这篇文章看得很匆忙，没有很好看清楚。他说《论海瑞》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我弄不懂海瑞和反右倾有什么关系。吴晗的自我批评文章，大量篇幅是第二部分，它还是扭在退田、反霸上，没有对根本问题好好检查，检查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就以退田来讲，吴文还存在很多逻辑问题。吴晗这篇自我批评文章轻重倒置，不该把第二段写得那么长，成为主体，而对根本问题──站在什么阶级立场说话却避而不谈。
    刘大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虽说也承认了一些错误，但很不深刻。他是以辩解代替检查，以现象掩盖本质，而又前后矛盾，很难自圆其说。作者不仅仍旧宣扬了那些旧观点，还有不少地方，是用辩解来进行反批评。
    其次，对于文艺作品，首先要注意的是政治倾向问题。而作者在自我批评中，对于这个重要问题，只谈现象，不接触到本质，因而把动机和效果对立起来，把政治和学术割裂开来。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排了一张写作的时间表，无非是要读者相信，《海瑞罢官》与政治无关，没有什么目的性。但奇怪的是：他自己说他的《论海瑞》，是有政治动机的，是为反右倾机会主义而作（其实是为右倾机会主义者服务的），何以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海瑞罢官》，反而目的性“不清楚”，反而“糊涂”起来了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中说：写历史剧（也是指《海瑞罢官》），“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为了继承前人的斗争经验教训，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到古为今用。”但在自我批评中，他又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怎能叫人相信？他的《海瑞罢官》当然是有感而发，正如《人民日报》刊的方求同志文章所说，这反映了当时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吴晗同志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避而不谈；反而说，他的错误，“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他不仅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且还积极地参加了阶级斗争，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而已。至于他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他是站稳了的，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还有问题。这样把政治和学术完全割裂开来，也是错误的。
关于“清官”问题，大家都很注意。姚文元同志所提出来的“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从阶级界限来说，这是完全正确的。有人认为这就是对于历史人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我认为这只能是一种误解。首先承认“清官”、“贪官”在阶级本质上是同一的，作为封建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同一的，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就没有可以区别、可以评价的地方。对待历史上的具体人物，必须进行具体分析，首要的问题，是划清阶级界限。决不能把一个地主阶级的巡抚大官，说成是农民阶级的救星。近来大家常常谈到岳飞，其实他的问题，也并不简单。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河北一带的抗金义军，风起云涌。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抗金的形势下，岳飞同抗金义军取得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援，自己积极参加了抗金斗争，他在这一方面受到了人们的称赞。但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只归功于岳飞一人，那就完全错误了。同时，他又存在着忠君的封建道德的一面，这又是应当批判的。至于他在阶级斗争中，镇压杨么起义军，他在这里就完全成为农民阶级的敌人了。要把岳飞写成剧本，处理不当，同样是要犯错误的。
    关于“清官”问题，方求同志的文章谈得比较全面。我同意他这种看法。“清官”问题比较复杂，关心的人也很多，希望在今后讨论中，多发表几篇这方面的文章。
    李俊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任）：
    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要有区别的。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清官比贪官坏，也有道理，从革命者立场来看，贪官、恶霸好对付，所谓“清官”难对付。海瑞同开明绅士又不同，开明绅士在一定条件下有革命性一面。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在初期应肯定，海瑞在当时也是封建顽固派，不应肯定那么多。
    吴晗说有些人自封反对派，自封海瑞，不论他自己态度如何，可见总是这些人需要“海瑞”。吴晗写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适应了自命为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需要，起了他们所不能起的作用。
    吴晗称“有时候是清醒”，“有时候又糊涂”，是“合二而一”。他拿资料讲话，但“宁屈乡宦”可能不可能？吴晗的检讨实际是用死人的“资料”来和活人争辩，为自己辩解，这同真正的自我批评相差太远了。
    束世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自我批评文章的按语和发表姚文元文章时的第一个《编者按》有所不同，这次的完全针对吴晗，意思要把《海瑞罢官》这个剧本讨论透，别的问题慢慢来。
    吴晗的自我批评我越看越不对头。他先是排了张时间表。为什么排，就是准备赖账：《海瑞罢官》的剧本是一九六○年写的，不是影射现实。这是欲盖弥彰。他的《海瑞骂皇帝》骂的是谁？为什么要骂？这篇文章恰恰就是在右倾机会主义闹得凶的时候写的。我本来很原谅他，但他在自我批评中说自己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思想的问题，我就不相信他政治上靠得住。他说《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搞出来的，这倒可以说得通，我们也有这种情况，一面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在教书时却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吴晗也不比我们高明，他会自然而然地替资产阶级服务，他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而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的根本立场没有动，学术思想的错误根源正是由于政治立场的不稳，不能把两者分开。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是应该正视自己的问题。
    杨宽（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吴晗同志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隐蔽了创作的真正意图。他说自己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在他的《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海瑞罢官》中，哪里有真正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呢？吴晗又说写这个戏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搞古史的人“为古而古”的或者有之，但吴晗早就主张“古为今用”，写历史戏要着眼于“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写这个戏不能没有目的。
吴晗又把政治和学术的联系完全割裂开来，隐蔽了创作这戏的政治立场。吴晗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只是学术上的立场错了，难道说，一个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会有两个绝然不同的立场吗？
    吴晗为了坚持过去的错误，还进行了反批评。文章的第二部分完全是对姚文元的反批评。吴晗大谈其当时苏松地区的社会特殊化，认为那里“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也就是说，农民只是和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乡官有矛盾，不是和整个地主阶级有矛盾，这就严重歪曲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吴晗还说“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如果“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岂不是接受告状的“青天大老爷”成了处理和解决阶级矛盾的“公正人”了？把这样的告状看作阶级斗争，只能是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歪曲。实际上，告乡官夺产的主要是一般中小地主，不可能多数是农民的。就算告状是一种阶级斗争，在当时，无地的贫苦农民是大多数，有地被夺而去告状的农民只能是少数，这少数人去告状，就可以代表农民阶级的阶级斗争吗？当时当地广大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确很尖锐，主要是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而且已经发展到群众直接打击地主的斗争，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为什么吴晗视而不见呢？
    吴晗仍然坚持原有的错误观点，声称对“清官”的看法基本未变。说“清官”叫作“青天”，是“人民作了鉴定”。众所周知，封建社会里农民和地主阶级，就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对立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斗争，而吴晗却认为“清官”能够使得这两个对抗阶级的利益都“一致”。吴晗又说海瑞的“退田”，既符合封建王法，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如果王法真是既能维护地主利益，又能使农民有好处，那末，王法就成为“全民”的了，封建皇朝就成为“全民国家”了。总之，从这篇文章来看，吴晗的思想体系，本质上未有改变，名为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反批评，而且是在继续宣扬他的谬论。
    魏建猷（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有的同志提到必须抓住主要问题展开争论，分辨是非，不要扭在枝节问题上。这一点很重要，费太多力气去争辩一些枝节问题，是意义不大的。为了避免发生这类情况，对于某些枝节问题而自己又无甚把握的，不必轻下结论。例如：说退田中没有农民，吴淞江没有修，既没有说服力，也容易引起纠缠。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有许多是为自己辩护。文章的第一段，目的是在证明他写《海瑞罢官》及《论海瑞》等文章，都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阶级斗争形势无关，他是响应党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号召。这种机械地按时间排比，不论思想实质，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文章的第二段，占全篇分量二分之一，是全文的重点所在。他就许多具体问题反驳了对他的批评意见，但有些是自相矛盾的，如一面说退田没有效果，一面又竭力夸张退田的影响；有些是似是而非的，如说苏松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农民对地主的矛盾。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企图说明：（一）《海瑞罢官》是写了阶级斗争，因为写了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二）海瑞搞退田，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官的原则处理的，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宁可让乡官“屈一点”；（三）剧本曾强调了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只是把他突出过分了，才使读者观者会产生另一种理解。因此所谓忘记了阶级斗争，所谓阶级立场问题，就很难索解了。
    张家驹（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吴晗的自我批评写得很别别扭扭，许多地方自相矛盾。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他在为自己辩白。文章好像承认一些错误，但在具体分析中，却把这些错误都否定了。
    这篇文章有四大要点：
    一、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政治动机辩白，如排了个时间表，有关海瑞文章大都在一九六○年前后写的，那时还没有翻案风，单干风；《论海瑞》是为了配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动机很好，只是客观效果不好；又说自己的政治立场很稳，学术立场是资产阶级的，把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截然分开。
    二、否认《海瑞罢官》宣扬阶级调和论，剧本写了农民告状，这也是阶级斗争，退田是陪衬，除霸才是主题。
    三、强调清官的作用，自己对清官的看法是对的，这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都着重说明了这点。再一次重复了他以前的论点：清官所做的好事，和人民利益一致。也就是说，他对清官和海瑞的估价没有错。
    四、认为《海瑞罢官》对海瑞也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报圣恩、尊孔孟都已有批判，只是读者没有领会。
    吴晗就是从这四方面进行反批评的，其中很多论点都有问题。如说“刁民”都是农民，但在《万历野获篇》中，“刁顽”主要是指“秀才”之流。
    徐德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吴晗的观点立场基本没有变，这是我对他自我批评文章的看法。
    这里只说两点体会。
    第一，这场批判，对吴晗，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吴晗说自己二十多年来政治立场是稳的，只是学术立场有问题，把政治和学术分家。但他是明史专家，在学术上是独立思考的，一独立思考，旧东西就原封不动地出来了。我自己也有经验，有时自以为有研究的东西，独立思考发挥得最多，因此错误也最大。独立思考很重要，但必须以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为依据。政治与学术有密切联系，如果世界观不改造，不仅学术上会犯错误，也很难担保政治上不出问题。
    第二，评价历史人物最好是确定几条原则。这次学习、讨论中如果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也是世界观可由此得到一些改造。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陈向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主任）：
    吴晗的文章的题目称“自我批评”，但与内容对不起来。正如大家指出的，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我补充几点意见。他在《海瑞罢官》的序里和《论海瑞》的文章里都讲明是要古为今用的，可见写作是有目的的，他宣告得很清楚。吴晗现在却说是“为古而古”了。这个弯子是转不过来的。
    吴晗要我们学习海瑞敢于斗争的品质。但请问对立面是什么？谁是今天的嘉靖？谁是徐阶？谁是乡愿？读者有权要问。吴晗心中是有数的。吴晗自称写海瑞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方求同志说得好，这说法是和整篇文章游离的。其实他所要提倡的恰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是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么？
    吴晗又说，剧本改定以后的主题思想是“除霸”，“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在《海瑞罢官》中从头至尾写的是退田，讲退了田，有好日子过。杀徐瑛只是一个情节。情节是代替不了主题的。剧中退田的主题是非常鲜明的。即使就历史上的“退田”问题说来，海瑞要退的是违反王法的田，而大地主的田主要在王法保护下兼并、占有的，投献的田不过是违反王法占有的一部分。“退田”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结果是“贫者自贫”，“富者自富”。这个历史事实，吴晗不是不知道的。那末为什么要写这个宣传退了田才有好日子过的戏？可见为写戏而写戏，为古而古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这出戏的本质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是在借古讽今，是要把封建道德，封建思想、人物、制度都要继承下来。
    吴晗自称没有借古讽今，其实他是借古讽今的老手。他过去写过不少借古讽今的文章，在民主革命时起过一些作用。现在写的这类文章，立场没有变化，不过对象和方法不同罢了。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吴晗说，“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他的谦逊之辞，我看一点也没有忘记。
    吴晗在他“自我批评”的文章里，不谈写这出戏的真实目的和现实作用问题，只谈历史上的退田问题，历史上的海瑞的评价问题，想在这方面展开辩论。他说，我政治上的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不过把海瑞评价过高而已。问题真是这样么？
吴晗说，对海瑞，过去看不清楚，现在才知道他是个改良主义者。大家知道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潮。如果封建时代也有改良主义的话，那末海瑞是轮不到的。海瑞恰恰是最顽固，最保守，封建原则性最强，保卫王法最坚决的一个忠臣。说他是个改良主义者，这是一个独到的见解。
    看了吴晗写的剧本，这次又看了他的“自我批评”文章，我觉得里头有些重要问题还有大可讨论之处。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陆雨的文章：《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
    有的同志说，海瑞的“退田”是为了维护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平冤狱”是模糊了农民的斗争意志，是强化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这两件事都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我愿意谈点不同的意见。
    海瑞站在“民”一边向“官”作斗争是难能可贵的
    据历史记载，海瑞搞“退田”确有其事。官史也说他“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我们从“严厉”、“悉”、“或许”等字眼上可以看出，海瑞对这一斗争态度非常坚决，斗争的面也很广，采取的办法也比较灵活。海瑞文稿和其它记载都说，“退田”是为了“民产渐消”，制止“民产”流失到“官”的手里去。那末，海瑞的“退田”到底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呢？
    海瑞说的“民”是指没有做过“官”的人，即一般中小地主、富农和商人。在海瑞的目光里，这些“民”虽然有一些田产，然而他们与那批有权有势的“官”和“绅”比起来就是“弱者”，官绅向他们要“投献”，他们就“莫敢不与”。所以海瑞要为他们打抱不平。我们得想一想，海瑞本人是明朝的“官”，却站在“民”的一边向“官”作斗争，这究竟是微不足道的事呢，还是难能可贵的事呢？试问，历史上能有几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官吏敢于这样做呢？
    有的同志说，“退田”是骗人的把戏，徐阶本人不是也搞过“退田”吗？我认为徐阶搞的和海瑞搞的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徐阶是在景王朱圳死了以后才上奏一本，退了景王朱圳的田，这是轻而易举的；海瑞却是和徐阶经过了一场很久的坚决的无情的斗争，才使徐阶低头让步的。徐阶搞了“退田”，自己却占了更多的田，这说明徐阶的“退田”是企图捞一把政治资本，是“沽名钓誉”；海瑞却没有占过别人的田，这说明他是真正地为了“民”的利益。再者，徐阶搞退景王朱圳的田，还联系着当时宫廷、皇族夺权的倾轧；海瑞却没有夹杂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民产的流失。如果我们能结合他的其他政绩来考察，他的“退田”斗争确实是很叫人感动的。因此，徐阶和海瑞同样搞了退田，两者的价值却不能混为一谈。
    虽然海瑞代表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但是这是不是就算巩固了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的利益呢？我的意见是否定的。
    在明代后期土地大量兼并、阶级矛盾日趋严重的关头，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经济地位也非常不稳，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他们的土地。因此，他们随时可能分化到农民一边去。海瑞搞“退田”也确是使他们最受其惠，但这一斗争可以引起别的受压迫、受剥削阶层人们的同情。特别是“退田”斗争的展开，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进一步看清官僚地主依仗权势占夺田产的罪恶本质。因此，海瑞这一坚决的措施，是可以引起广大农民对他好感的。
    再者，由于中小地主和富农没有权势，缺乏经济上的保障，所以他们在那时不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应该被当时最有革命性的阶级──农民阶级看作是又有团结、又有限制的一定程度的联盟，可以结成共同对付当时最主要敌人──官僚地主和贪官污吏的统一战线，推翻封建独裁的朱姓王朝。在海瑞以后不久的李自成农民革命，不就是吸收过中小地主中的某些开明人物参加起义的吗？在这个意义上看，海瑞搞“退田”尽管是为了遏止“刁险”的“民风”和徐家的“百年安静”，但收到的客观作用却远远超越了他的主观意图。因此，要想从海瑞“退田”的阶级路线来否定他的功绩，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也不是“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
    既然海瑞的“退田”并不是与当时人民绝缘的行动，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取得人民拥护的，那么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里通过烘染和夸张的艺术手段，集中地写了这一斗争的场面，决不是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的。
    《海瑞罢官》是宣扬阶级调和吗？
    说到海瑞“平冤狱”的问题，我认为，海瑞绞死徐瑛一场固然是剧作者根据自己的愿望虚构出来的，但决不能无视海瑞其他许多“为民昭雪”而和权宦过不去的记载和传说。这些事实姑且不论，我们就谈谈这是不是美化地主阶级的法律这一原则问题吧。
    封建王朝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欺压农民的工具。而海瑞却把“民”的事看得非常认真，专门敢冒着风险向“强项”作这样的或那样的斗争。当时江南地方的“官”、“绅”确实对他非常讨厌。那末，《海瑞罢官》描写他“为民请命”、“断案如神”，也并不是十分不对的。如果单单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专政，那恐怕过于简单化了一点。
    我认为，仁政主义思想是儒家学说中最积极的部分。作为“清官”的海瑞，就具有这种思想。他在少年时就有“效君图上，以德政为本”的抱负。他这种思想就成了他一生斗争中最基本的力量，也就是他所以能成为“清官”的思想基础。农民或者其他一些受冤的人向他告状得到“昭雪”，这里起着根本作用的不是地主阶级的法律，而是海瑞这个具体的人，即海瑞的仁政主义思想。海瑞在受理冤案的时候，当然必先考虑的是这个案件会不会损害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也就是海瑞的阶级偏见和局限性。但结果是海瑞得罪了许多乡宦，而当时的“小民”却呼之为“青天”。这就说明海瑞行事客观后果和他主观意图、阶级本能发生了格格不入的矛盾。我认为，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和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确是海瑞的阶级要求，但当他处理到许许多多惊心触目的案件的时候，他的仁政主义思想和责任感就会占上风。这正好象我国历史上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一样，他们虽则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虽则有“致君于尧舜”的忠君思想，但当他们接触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创作素材就会联系到自身的痛苦经历，他们就会写出千古传诵的篇章。当然，在他们所留下的事迹和诗篇里仍有斑斑可寻的阶级痕迹，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当然，向“清官”跪下来告状，这不是当时农民的真正出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参加武装斗争的农民革命，彻底粉碎封建制度。但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至于《海瑞罢官》里夸大、虚构了这种“平冤狱”的描写，就是调和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还好，事实证明海瑞时代的农民没有中海瑞的“鬼计”。在海瑞死后五十多年，陕西的农民大革命就埋葬了这个封建集权的朱姓王朝。不然，海瑞真地要成为历史上千古罪人了！我觉得可以反问一下，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反而值得表扬的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是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我这样的反问并不是存心开玩笑，而只是为了更方便地说明对一个有民间影响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冷静、全面。
    否定海瑞和海瑞戏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有的同志说，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服务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海瑞只能是为地主阶级鞠躬尽瘁，任何封建时代的“清官”也都只能在这个阶级范围里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我又要反问一下，就算海瑞那样的“清官”跳不出他们的阶级圈子，那末歌颂海瑞的前朝后代的人民是不是也是出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呢？我认为，统治者内部“清”与“邪”的斗争，这不是偶然的现象，也不是单纯统治者的“内部问题”，而是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海瑞那个时代，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僚大地主手里，江南一带尤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统治者的对立日益加深，就促使统治者内部在对待土地、农民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也就出现了“清”（开明派）与“邪”（顽固派）的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和统治阶级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海瑞在这样的严重关头，起来说了一些公正的话，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措施（如修吴淞江），虽然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覆灭，但客观上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我们知道，在封建统治下农民虽然不满意封建剥削制度，但他们对现实却仍寄于无限的幻想。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封建剥削，但希望有“好皇帝”。那末，海瑞那样的“清官”，深受历来人们的传颂是可以理解的了。况且“清官”和“贪官”的斗争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最后悲惨遭遇是会对农民起一些教育作用的。这正告诉农民，“清官起来为他们做一些好事，却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赏。这也可以帮助广大农民认识封建统治的罪恶本质。可见出现“清官”和“贪官”的斗争，是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需要用显微镜般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用一句话说尽其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历来的“海瑞戏”之所以深入人心，经久不衰，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因素。说它有一定的人民性，也并非过誉。只看到海瑞效忠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一面，不透过“清”与“邪”的斗争而显露出来种种复杂的其它积极因素，因而得出地主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结论，就轻轻地一笔对海瑞和“海瑞戏”作了根本的否定，这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治学态度。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
    由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引起的一场大辩论，正在深入地展开。像《海瑞罢官》这样一种历史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的。和《海瑞罢官》相呼应，或者说在它“带动之下”，“不甘寂寞跃跃欲试”的孟超同志，发表了他的新编鬼戏《李慧娘》，田汉同志也同时树起了《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旗帜。这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当时一种反动的社会思潮在戏曲舞台上的表现。
    历史剧（包括传说题材的戏）作为一种艺术武器，从它的思想内容来看，都具有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历史剧既然是以历史作为它的题材，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观察、处理历史题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进行创作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呢，还是用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去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创作？
    第二，从古至今，所有的历史剧，都存在着对现实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历史剧来说，当然也必须看它反映什么样的思想，代表什么样的政治倾向；必须看它究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反对社会主义的？
    不管你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也好，或者是根据历史真实进行艺术虚构也好，也不管你多么隐晦曲折，今天的历史剧都不可能避开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好的历史剧，应当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和描写历史，同时又有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些历史剧，虽然并不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表现历史，但它却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有的还想借历史来歌颂今天，当然，由于对历史的看法不科学，它们对今天的歌颂也往往不恰当。至于《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这些剧本的作者，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歪曲历史真实，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同时又借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来攻击现实，诽谤现实，发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它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封建皇帝能代表人民利益吗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究竟是怎样粉墨登场扮演自己的角色的呢？这里，我们首先也要看看，作者是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反映历史的。
    《谢瑶环》，是从碗碗腔《女巡按》改编过来的，而《女巡按》又是根据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万福莲》改编的。《万福莲》是反对武则天的，《女巡按》把历史背景改到了唐中宗时期，变成反韦后专政的戏。田汉同志的新改本给武则天翻了案。他自己说，根本上的改动，是“把骂武则天的改为肯定武则天，却对她做一定批评”（《谢瑶环》：《小序》）。这样，也就完全改变了谢瑶环和武则天的关系──谢瑶环从反对武则天被改成执行武则天反对豪门贵族政策的亲信。
    根据剧本的情节，武则天统治后期，她的一些子侄近臣，违反了她一贯的政策，也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压榨人民，动摇了国家的根本，面临着“载舟之水也翻舟”的危险，这“使她非常愤怒”。用谢瑶环的话说，就是“自先朝推行均田制，近年来良法美意多废弛。豪门贵戚兼并土地，只逼得百姓颠沛流离。”而在江南破坏这“良法美意”的，又是武则天的“子侄”武三思的儿子武宏，近臣来俊臣的兄弟。这实际上是说，新豪门贵族破坏了武则天的政策，损害了武则天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戏剧冲突的焦点。所以当江南农民受不了豪门贵戚的压榨，“啸聚太湖”，举行起义的时候，在武则天的宫廷里就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梁王武三思认为，这是“唐室诸王余孽”造反，主张发兵征剿；尚仪院司籍女官谢瑶环则认为，起义军不过是被豪强兼并，逼得无路可走的“庄稼汉”，只要制止兼并，“招抚”“安置”，“使耕者得田饥得食”，那时节就会有“江南江北皆春意，笙歌一片颂明时”的太平盛世。
    武则天听从了谢瑶环的“忠谏”，肯定了她的“为民请命”，“所奏各节深合朕意”，并且派她巡按江南，还赐上方宝剑一口，亲下谕旨：“如有强占民田，鱼肉百姓者，虽豪门勋戚亦不宽贷”。最后虽然由于武则天听了谣言，举棋不定，被武三思、来俊臣乘机把谢瑶环谋杀了，但武则天却因而醒悟过来，打击了豪门贵族，杀了武宏和来俊臣，罢了武三思的官，并训斥他说：
    嘟！你明知朕生平痛恨豪门贵族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你却纵令你子胡作非为，走上豪门贵族的老路，使三吴百姓积怨朕躬，使兼并侵夺天下成风，动摇国家根本，如何容得！
    请看，这位皇帝对百姓是何等的“体贴”！真可谓嫉豪门贵族如仇。田汉同志“肯定”武则天的，就是她这种“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而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谢瑶环的“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所以能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也正是由于“谢瑶环身上体现着武则天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
    这样塑造武则天的形象，反映了作者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根据剧本的描写，在封建统治者中间，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武三思、来俊臣等豪门贵族，他们是“鱼肉百姓”的“贪婪”；另外一类人，他们却“超脱”于封建阶级的立场，为农民制定了可以带来“耕者得田饥得食”的“良法美意”，“一贯反对豪门贵族”，一贯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替被剥削的农民着想，维护被剥削农民的利益。这类人里，有“为民请命”者的封建官吏谢瑶环，而谢瑶环所以能“宁玉碎不求瓦全”，又是反映了武则天的“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精神”。那怕是农民已经起来“造反”，在他们看来，其“罪”也不在百姓，而是由于豪门贵族破坏了“法制”。只要“制止豪强严法制”，就可以恢复“笙歌一片颂明时”的盛世。在这里，封建社会的地主头子──皇帝，也被装扮成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是代表人民和豪门贵族进行斗争的“伟大人物”！作为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法制”，也变成了维护农民利益的“良法美意”了！
    请看，封建帝王成了农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样一来，一部历史还有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阶级斗争？还需要革命做什么？田汉同志极力歌颂谢瑶环按照武则天的意旨同豪门贵族作斗争，不是很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农民用不着起来斗争，只要等待皇帝把武三思、来俊臣之流的坏人铲除掉，农民就会得到“江南江北皆春意”的安乐生活；因为皇帝已经在那里维护他们的利益，替他们向豪门贵族进行斗争了，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呵！
    从历史事实来看，武则天是不是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的呢？不错，武则天的确曾经打击过李唐旧贵族，但她打击这些旧贵族，既不是为了铲除贵族经济，更不是为了维护人民利益，而是为了巩固她的武周新政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在打击旧贵族的同时，又扶植了大批武周新贵族。她赐予诸武亲王、郡王、公主的封邑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初唐以千户为限的旧制，她的爱女太平公主前后加封至三千户。他们自立小“朝廷”，贪残无厌，使“封户受困，甚于国赋”，还以剥削所得的大量封租营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在她统治时期，新的豪门贵族利用特权夺占人民田地的，也并不罕见。武攸绪“买田使人耕种”，她的男宠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强市人田”，强夺住宅、奴婢等，不可胜数，她的爱女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近甸膏腴”，大大发展了新贵族的经济。武则天消灭了一批异己的豪门贵族，这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制度的改变。封建社会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总是有一批旧的豪强倒下去，同时又起来一批新的豪强。武则天时代也是如此。田汉同志把武则天宣扬为站在人民的利益方面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连她的子侄近臣走上了豪门贵族的老路，她也豪不姑息，这完全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捏造。
    田汉同志所创造的武则天这个艺术形象，不但不符合武则天的情况，而且根本违背历史真实。一个封建皇帝怎么能够代表人民来反对“兼并土地、鱼肉百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呢？她的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她是站在那一个阶级立场上的？难道封建阶级的皇帝不是地主头子，不是最大的豪门贵族，反而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吗？难道武则天的“法制”不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产物，不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的工具，反而是代表农民镇压豪门贵族的工具吗？这里有什么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可言？有什么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观点可言？
    我们赞成重新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因为我们不赞成封建统治阶级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反对这个女皇帝；但是，如果把她描绘成居然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并借此达到散布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反动目的，那就不仅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在政治上站到同劳动人民敌对的立场上去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我们不能忘记，解放以后文艺界第一次重大的思想斗争──一九五一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正在进行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所有制。电影《武训传》却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把武训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奴才（后来他自己也变成了地主），美化成所谓“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的”“典型”，把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卑躬屈膝的投降主义、个人苦行，颂扬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些作者们是在鼓吹反动的历史观，鼓吹“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电影《武训传》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反动历史观，虽然受到了深刻的批判，但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只要社会上一出现适当温度的气候和土壤，它们仍然要卷土重来，而且有时候还可能变本加厉。如果说《武训传》是把一个向封建统治者卑躬屈膝的奴才，美化成“代表”贫苦农民的“伟大人物”；那么，《海瑞罢官》却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骨干、封建法制忠实维护者的海瑞，写成“站在农民立场”的代言人，颂扬成“万家生佛把香烧”的农民的“救星”。田汉同志的《谢瑶环》更进一步，在这里，不但“为民请命”的谢瑶环是人民的代言人，连皇帝武则天也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这是颠倒阶级关系，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美化帝王将相的极端反动的历史观点。
    “为民请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一方面颠倒了阶级关系，把封建皇帝武则天描写成一贯与豪门贵族作斗争的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另方面，又大力歌颂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大力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思想。那末，“为民请命”在历史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田汉同志对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这种歌颂美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观和历史观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在中国历史上，“为民请命”的思想和人物确乎是有的。“为民请命”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代表著作《孟子》一书，就反复宣传“民为贵，君为轻”，“保民而王”。我们知道，儒家的思想根本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它所主张的“保民”是从巩固封建政权的需要出发的“保民”，是符合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保民”。孟子一方面鼓吹“保民”，一方面又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制造“理论”根据。所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巩固封建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孟子以后的“为民请命”者，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无世无之。大体说来，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巩固封建剥削制度的“万世之基”，他们请求皇帝轻徭薄赋，适当减轻一些对人民的剥削，以安定社会，缓和阶级矛盾；第二种情况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请求皇帝相对地减轻一些对被压迫阶级的刑事处分，主张在一定的时期释放一些“囚犯”，平反一些“冤狱”，从而收到在政治上麻痹群众斗志的作用。第三种情况，是针对农民起义军的。他们请求皇帝减少“杀戮”，改用诱降、瓦解农民起义军的办法，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招抚”政策。例如南宋绍兴元年（一一三一）二月，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书给皇帝说：“至于江西‘土寇’，皆因朝廷号令无定，横敛不一，名色既多，贫民不能生，以至为‘寇’。……良民无辜，情实可悯。陛下自降宽诏，择其首领与补官，收隶军籍，而散遣其徒，使民还业，则江西之‘乱’可指日平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二）如果说一、二两种“为民请命”，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在不同程度上还带有一点改良主义的色彩，那末，第三种“为民请命”，即专门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更为反动的措施。
    以上所有的“为民请命”者的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是他们虽然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冒充代表人民利益以维护封建阶级统治。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为民请命”的口号被提出来，总是存在着这样的前提：皇帝昏庸无道，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所以在历史上，“为民请命”这个口号，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的口号，从来就只是一种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的口号。它所采取的方式，也从来不是革命的方式，而是叩头哀告，乞求统治阶级大发慈悲，给人民施舍“恩德”。它不是吊民伐罪，不是帮助人民打碎奴隶的枷锁，而是帮助人民“做稳奴隶”。这种办法，正如列宁所说，是“当做一种反对革命阶级但也多少改善这个阶级的处境，并以此防止统治阶级垮台的措施”。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可以根据不同的历史情况给予不同的历史评价，但是却不应当加以歌颂赞美，至于对待那种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为民请命”，就只能揭露它的反动作用，决不允许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这种毒辣手段也加以顶礼膜拜。
    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情况既然如此，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是属于那一类呢？毫无疑问，是属于上述“为民请命”的第三类，即它是旨在瓦解农民起义军的一种反动的“招抚”政策，也就是剧中人徐有功说的，是对农民起义军实行“釜底抽薪”。剧本里所描写的廷辩，就是辩论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作为共产党员的田汉同志，非但不去揭露批判这种“为民请命”的反动性，相反却玩弄了许多手法对它大加赞美和歌颂，让人们去同情“为民请命”的谢瑶环。究竟是“招抚”好，还是“镇压”好呢？谁都清楚，封建阶级的这两种策略只不过是“软”的一手和“硬”的一手的区别，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农民起义，所以这“软”、“硬”两手，都是反革命的策略，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的。不仅我们这样看，就连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也是这样看的。他们说：“今宜先剿后抚为定策，如果投戈弃甲，抱旗乞降，则剿之中亦自寓抚之意，而实以剿坚抚。如或狡诈复逞，聚掠不散，则抚之时亦自有剿之用，而不因抚废剿。”（《绥寇纪略》卷一）这里说的是“剿中有抚”和“抚中有剿”，不可“因抚废剿”。总之，是“剿”“抚”并用，“剿”“抚”一致。他们的这些话，不是把统治阶级对待起义农民的“剿”和“抚”两种策略的实质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么？从这些话里，不是至今我们还可以闻到封建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强烈的血腥味么！这样的两种策略，对于起义农民来说，还有什么“好”“坏”可分呢？然而田汉同志却认为是大有“好”“坏”可分的，他认为“招抚”比“镇压”好，“软”的一手比“硬”的一手好。他在剧本里大力赞扬了这“软”的一手，把主张实行“软”的一手的谢瑶环美化成“只要除万民苦，哪顾得一身安”，“誓要与三吴百姓惩贪婪”的“为民请命”者。实际上是大肆宣扬这“软”的“招抚”的一手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封建官吏，还是皇帝，只要主“抚”，就是“除万民苦”的“救星”。在这里，田汉同志不是公然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鼓吹统治阶级对付起义人民的“软”的一手的骗局，鼓吹旨在瓦解农民起义的反动的“为民请命”吗？一个共产党员的剧作家，居然歌颂起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反革命的策略来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政治观呢？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从哪里来的“覆舟”之感
    田汉同志的《谢瑶环》的反动性，绝不只是表现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阶级颠倒方面，也绝不只是表现在歌颂和宣扬了历史上的“为民请命”的反动思想上面，甚至可以说，这些还不是《谢瑶环》的主要问题。如上所说，所有的历史剧创作，都不是为了“僵尸的复活”，而是为了要在今天起现实作用。人们是这样看待历史剧，历史剧本身也具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是借古非今，或者是为了给今人以有益的历史经验，二者必居其一。孟超同志、吴晗同志不也都主张历史剧要“古为今用”、“为活人服务”吗？田汉同志更是反复地加以强调，他认为：“许多历史剧是为现代人写的……，它的矛头都是针对着当时的现实”，“任何文艺都是象征的东西，不可能不和当前现实相联系”，“历史剧照样可以反映当前现实斗争，也可能在一定情况下发挥强大的现实意义”，甚至连给谢瑶环安排一个悲剧的结局，田汉同志也是为了“按目前这样处理，教育意义较为深刻”的缘故。可见田汉同志写这个剧本，是有他现实的目的性的。
    那末，他这样写武则天，这样写谢瑶环，究竟是和什么“当前现实相联系”，“矛头”是针对什么，打算发挥怎样“强大的现实意义”呢？这个剧本在今天的阶级斗争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分析的。
    根据剧本的描写，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维护人民利益的武则天，在她的统治后期，由于沉醉在“铁柱铜盘颂大周”的“太平盛世”里，被“万千朱雀舞宫楼”、“彩凤祥麟朝冕旒”的景象搞得有点飘飘然了，她正在走上“官僚主义者”的道路，犯了一系列应当受到“批评”的错误：
    （一）她偏听偏信，使她的子侄近臣对她阳奉阴违，走上了她所一贯反对的豪门贵族的老路，“兼并土地，鱼肉百姓”，“逼得百姓颠沛流离，逃亡何止十之一”，害得百姓们“家破人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涂炭不堪”，“民不聊生”，引起了“一片怨苦之声”，“民怨沸腾”。
    （二）她好大喜功，铸造“颂德天枢”，征用民间铜铁，致使她的子侄近臣把老百姓的犁锄、锅瓮都征了来，如谢瑶环所说：“叫民家将犁锄献出，如何耕种，将锅瓮收去，怎样举火？”
    （三）她“喜爱巡游”，致使武三思这样的人“揽权收宠”，“以御用为名”，到处“侵占民产”，修建行宫，“浪费国库数千万两”。
    （四）她“宠信奸佞”，不肯“开张视听，采纳忠言”，致使来俊臣之流可以随意“残害忠良”。如来俊臣所说：“小官自理刑以来，犯官无有口供死在刑杖之下的却也不少，圣上也不甚过问”；“小官也曾这样杀过许多元勋上将，圣上不曾见责，何况一个小小的巡按。”这样就“害得忠良无下场”，搞得“志士寒心”，“无心用世”。
    一句话，因为武则天在她统治的后期，不再“了解”民间“疾苦”不再“采纳忠言”；她“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大有“载舟之水”要“翻舟”的危险。“覆舟”之感渗透着整个剧本的情节。因此，我们说武则天的“覆舟”之感，是田汉同志通过剧本所大力宣扬的一个重要思想。
    那末，究竟从哪里来的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呢？正像武则天根本就没有所谓“一贯与豪门贵族斗争”一样，武周统治后期的武则天，也根本没有产生过什么“覆舟”之感。相反的，她很陶醉于她的豪奢专断的腐烂生活，也很满意于她自己的“德政”，她曾自我吹嘘地说：“天下安佚，朕所养也”。田汉同志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历史事实，却为什么偏偏要反复地渲染她这种“莫须有”的“覆舟”之感呢？
    很明显，田汉同志这是“借戏言志”，有所感而发的。他是把自己今天的“感受”，披上了古人的外衣，实际上却是针对今天的现实。田汉同志表面上加给武则天的种种罪过，实际上是指桑骂槐，是对于社会主义现实的诬蔑。因此，田汉同志借武则天的形象所抒发的，实际上是他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一种“覆舟”之感，是他对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这样，人们就不禁要问，正当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下，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不断推向前进的时候，为什么在你的脑子里却忽然产生了“覆舟”之感呢？显然在田汉同志的心目中，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因而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了！他笔下的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又脱离了群众的武则天的政权，正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影射和攻击。他把无产阶级的政权，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虽然上面还不错，但是下面的干部则坏得不可收拾，草菅人民，“夺”地“抢”物，搞得一塌糊涂。总之，人民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完蛋了！“载舟之水要翻舟”，当时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样叫喊的。田汉同志恰好和他们唱了一个调子。那些鼓吹《谢瑶环》的评论家大谈这出戏“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你继续去思考戏里的思想”，热烈赞扬它的“现实教育意义”，和“时代感”，不正是暗示人们要从这方面去“联想”吗？
    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刻，一切牛鬼蛇神总是要暴露他们的真面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革命的洪流里混入了革命队伍，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鼠目寸光，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惕焉震惧”的阴暗心理，使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因而，只要在革命的道路上一出现风吹草动，只要党和人民遭到了一点困难，只要阶级敌人一嚣张，他们就认为社会主义之“舟”要翻了，共产党要垮台了，于是，按照他们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主观估计，有些人就赶紧跳下水去，参与“覆舟”的行动。另外有些人认为只有他是代表人民的，在这种形势估计下，他要代表人民说话，也来插上一手，举起“为民请命”的旗子，要求按照他们的主张，按照他们的方式，使社会主义改弦更张。这些人本来或者是站在人民头上，或者是一贯脱离人民的，今天却都借着人民的名义出来说话了，他们的目的是要改变社会主义道路，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条件。田汉同志自己就是一个活例证。一九五七年他不就曾经打起过“为民请命”的旗帜吗？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国内外阶级敌人疯狂进攻社会主义的时刻，他怎能不再产生“覆舟”之感，又怎肯自甘“寂寞”而不赶快加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合唱队中去呢？为什么《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的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发还田地”，要求“平反冤狱”，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
    既然武则天的“覆舟”之感，实际上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估计；那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自然也就是田汉同志对当时的阶级斗争所采取的一种行动。
    前面说过，历史上的“为民请命”从来就不是一种革命的思想，从来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在今天，“为民请命”就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因为，第一，“为民请命”，首先是认为今天已经“民不堪命”。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不下去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第二，他把党和政府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在他看来，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党和政府是压迫人民的，而他倒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因此需要他出来“为民请命”。谁都知道，在今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今天的人民群众决不需要任何人来为他们“请命”。今天感到“不堪命”的，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不下去的，与党和政府站在对立地位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和那些具有反社会主义思想情绪的人吗？因此，“为民请命”这种思想，在今天只能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以及所有对社会主义抱有仇恨情绪的人的一种反动呼声。事实上，田汉同志的“为民请命”所代表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些人。他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深入，资产阶级右派正在酝酿着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暗流的时候，就曾一马当先，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以《必须切实关心和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为题，发表了两篇恣意地歪曲和诬蔑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文章，恶毒地在戏剧界煽风点火，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鸣锣开道。田汉同志的这种活动，当时曾受到了应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改变自己的错误立场，反而形成了“忠而见疑”的阴暗心理，耿耿于怀。到了一九六一年，当我国人民遭到了暂时的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掀起了反华高潮，国内的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的时候，田汉同志长期压积在心头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和仇恨，便按捺不住地一齐迸发出来了。“为民请命，何罪之有？”他借武则天之口说出的这句话，正是田汉自己的话，是他对受到的批评的抗议和反攻。
    田汉同志坚持要给谢瑶环安排一个因为“为民请命”而遭杀害的悲剧结局，认为这样的结局“教育意义较为深刻”。那末，这个“教育意义”究竟是对谁说的呢？它的“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又是表现在哪里呢？说穿了，他是对党说的，田汉同志是企图用谢瑶环的死来警告党，并且企图向人们暗示，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干部已经完全腐败，即使上面的政策不错，也没有办法贯彻下去了，因而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就不得不“以死殉之”。
    田汉同志不仅通过谢瑶环的悲剧结局来表示他对党的警告，还通过袁行健这个人物进一步发出了对今天社会的控诉。谢瑶环为了“为民请命”而“牺牲”，袁行健则为了谢瑶环的死而出走。一个死了，一个走掉，这里面包含着田汉同志对今天社会现实的多么深刻的愤懑呵！
    田汉同志笔下的这位谢瑶环的“合作”者，也是被作为怀抱“安边报国，不负生平”壮志的“英雄”来描写的。在和谢瑶环结婚的晚上，他曾信誓旦旦：“与贤弟全不是等闲婚嫁，同生死共患难，报效邦家。”此后，他还曾为了实现谢瑶环的“安抚”太湖义军的“理想”而奔走，可是，当武则天杀了来俊臣、贬了武三思，接受了谢瑶环的“为民请命”，而且准备实行她的政治主张时，这位和谢瑶环“全不是等闲婚嫁”的“志同道合”者，却只记得谢瑶环的被害──“纵有丰碑高百丈，此恨绵绵天地长”，“瑶环一死，此心已碎”，给武则天留下了一个“警告”，就拂袖而走，“五湖烟水且盘桓”去了。他给武则天留下的“警告”是：“请她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戏也就在这里落幕，可以说这是全剧的画龙点睛之处。很明显，这就是田汉同志的所谓“较为深刻”的“教育意义”之所在。田汉同志的这两个理想中的“英雄”，用不同的形式体现了作者的“把矛头针对现实”的创作意图，他们融合一致，互为一体，作为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忠实代言人向现实“请命”，要求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改造党、改变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不听从他们的主张，那末，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就要起来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天下”就“从此多事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问一问田汉同志，你通过袁行健的嘴发出的咒骂：“宠信奸佞，残害忠良”，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什么是“忠良”？在今天，当然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党对于他们是一贯爱护、尊重、信任的。什么是“奸佞”？当然只能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等。而党对他们又是一贯坚持斗争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宠信”。可见，田汉同志所指的“忠良”和“奸佞”，和我们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在他看来，为党的事业而赤胆忠心坚持斗争的人是“奸佞”，党对他们的信任则是“宠信奸佞”；而被党和广大人民批判斗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还有他们这些站在党的对立面的“为民请命”者，则是“忠良”，党对他们的斗争，则是“残害忠良”。他声言，如果再要对他们斗争下去，那末，天下就要从此多事了！这显然是对党的威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控拆。请问田汉同志，即使对你心目中的那些所谓“忠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等，社会主义国家不仍然是采取教育改造的政策吗？什么时候“残害”过他们？你发出这种莫须有的“控诉”，分明是别有用心的诽谤。
    如果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是对因为要求“退田”而被“罢官”的今天的海瑞们表同情，唱颂歌，那末，田汉同志在《谢瑶环》里就公然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这就无怪乎有些评论者要大加称赞他的“胆识”了。原来他所写的“奸佞”和“忠良”都是实有所指的。拆穿了说，“忠良”就是他自己以及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因此，在这个戏里，谢瑶环就是田汉的化身，谢瑶环的“为民请命”也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谢瑶环“为民请命”的“悲剧”结局，也就是田汉和那些“为民请命”者的“悲愤”的发泄！
× × × ×
    当田汉同志的《谢瑶环》脱颖而出的时候，正是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加序出版的时候，而孟超同志的《李慧娘》也在这时发表。这样，在一九六一年七、八月间的剧坛上，便同时出现了三棵大毒草。这种现象，是历史的偶然吗？当然不是。归根结蒂，它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正是在这几年，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看到了我们遭遇到暂时的困难，就认为共产党要垮台了，社会主义的船要翻了，于是，一切牛鬼蛇神都钻了出来。在农村是封建文化大泛滥，地富反坏乘机进行活动，续家谱、修祠堂，十分猖狂。这种现象，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就在学术界、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相结合，向社会主义展开了新的进攻。在史学、哲学方面，大捧帝王将相，鼓吹封建道德，甚至还表演了拜孔的丑剧；在戏曲舞台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鬼戏大批出笼。有些人就兴高采烈，“破门而出”，亲手改编所谓“新历史剧”，妄图借古代的幽灵来宣传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
    《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这三出戏所以调子如此一致，都要退田、平反，都要“为民请命”，也正是当时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们通过所谓“骂皇帝”，反“权奸”，反“乡官”和歌颂“清官”，歌颂“清官”的“为民请命”──实际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者，来对党、对社会主义作斗争。而它的形式又是与复古主义结合起来的。“颂古”、“复古”是这个思潮的外衣，反党、反社会主义，则是这个思潮的内容。如果说《海瑞罢官》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海瑞的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抗议”，对被“罢官”者的支持；那末，《谢瑶环》就是通过对因为“为民请命”而死的谢瑶环的强烈歌颂，来表达作者对社会主义制度“残害忠良”的“控诉”。因此，“为民请命”这个口号，就成为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潮的集中表现形式。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敌对阶级必然采用的一种手段，因为如果他们不把自己装扮成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就没有资本来进行这一场斗争，但是不管他们怎样装扮，终究遮盖不了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时起时伏的，有时是很激烈尖锐的，而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是十分复杂的。不少同志由于没有彻底清除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意识，由于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不够，学习得不好（包括我们在内），缺乏辨别香花毒草的本领，这就给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艺以可乘之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又说：“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我们必须遵照这种精神积极参加斗争，必须把这一场大辩论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方史《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质疑》的文章：
    读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觉得姚文元同志有些批评是正确的，譬如剧本把海瑞描写得非常高大，甚至成了人民过好日子的“救星”，以及把人民描写得软弱无力，只会乞怜于“清官”等等。但是，对于姚文元同志的某些论点和提法，我还有一些疑问。
    怎样看历史上的“清官”？
    姚文元同志认为：“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不可能相反。”这岂不是说，只要是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的人物，不论他们是“清官”还是“贪官”，统统都是一号货色吗！？
    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种逻辑，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研究历史，“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呢？因为古人的地位，姚文元同志早给确定好了，都是半斤八两，一模一样。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清官”是地主阶级用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掩盖统治阶级本质的工具”，“是削弱农民的反抗”，“当作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照此看来，“清官”比起贪官来要更坏了。因为贪官污吏的残酷压迫会更快地引起农民的反抗，燃起农民起义的烈火，而“清官”的改良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削弱了农民的反抗，延长了统治阶级的寿命。可是，这会得出什么结论来呢？既然贪官污吏要比“清官”好，那么，且让历史上尽是贪婪暴虐的贪官污吏，而农民只好不停息地举行起义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农民的起义和斗争又不可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取得彻底胜利，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请问：照此办理，封建社会的生产如何发展？封建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又如何向前推进？
    抹杀“清官”的阶级本质，甚至把“清官”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救星”，显然是严重的原则的错误。但是，姚文元同志对“清官”、“贪官”一概而论，全盘否定，甚至把清官说得比贪官更坏，恐怕也是不正确的吧。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样的，对于封建社会里的“清官”，不也应该这样看吗？海瑞在当时抑制兼并，打击豪强，退田（姑且就按姚文元同志的“考证”，田是退给了中小地主和富农），平冤狱，修治吴淞江，难道对当时江南地区的人民和生产毫无好处吗？列宁在《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中说：“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进步的‘微小的努力’，决不等于完全否定局部的改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否定这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这就是它们能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改善”。姚文元同志对于海瑞的这些局部的改良，对于他所实行的一些“措施的某些（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好处”，为什么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地“完全否定”呢？
    古人某些精神要不要学习和继承？
    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刚直不阿”“不畏强暴”的精神“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我看，这个批评不符事实。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中没有这样讲过。相反，他在《论海瑞》一文中却清清楚楚地写道：海瑞的不屈不挠，言行一致，刚直不阿……等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这一点，姚文元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而且，姚文元同志还认为，古人的一些优秀品质，譬如“刚直不阿”，“不畏强暴”，“言行一致”，“敢于承认错误”等等，都有“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不能“抽象化”。其具体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刚直不阿，言行一致……”等等，都是隶属于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统应该摒弃，万万学不得（那怕是首先要进行批判，赋予它们新的含义）。难道古人就这么一无是处，没有一点值得学习和继承的东西吗？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而且，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要求我们“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对于这些，姚文元同志又该作何解释呢？
    海瑞当时是不是受到人民热爱？
    姚文元同志在自己论据不足时，就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凭主观想象进行推理，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以达到驳倒对方的目的。现举一例说明。史书上记载，海瑞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吴晗同志据此认为当时广大人民是尊敬和热爱海瑞的。姚文元同志为了驳倒这一点，证明海瑞并没有得到“真正广大人民”的尊敬和热爱，竟然作出如下的推理：“只要我们想一想，在解放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好一个“想一想……就知道……”！屈原是深受我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他投汩罗江自杀后，广大人民在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船（竞渡）、缚粽子来表示悼念。如果按照姚文元同志的这个“想一想”：在解放前（具体一点，古代）广大人民自己吃饭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闲情逸致去划龙船，那会有赢粮，而且还是上好的糯米扔到江里喂鱼呢？那么，岂不是“就知道”“那时候怀念、热爱屈原的人”，“决不是”“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么？岂不是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屈原并不受我国真正的“广大人民”的热爱吗！？
    显然，只要我们“想一想”，“就知道”姚文元同志这种立论是没有道理，站不住脚的！
    怎样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
    姚文元同志在他的文章的最后一段里，说什么《海瑞罢官》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等等。这种理解，不禁使人大吃一惊。姚文元同志并不是天真无知的小朋友，看了《三剑客》就拿起棒去格斗，难道看了《海瑞罢官》就要去扯着公社社长的衣襟闹“退田”，抱住法院院长的大腿要“平冤狱”？！
    姚文元同志认为分析一个作品，应该把它同当时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一点，我完全同意。可是，姚文元同志据此硬把《海瑞罢官》和“单干风”“翻案风”扯在一起，断定《海瑞罢官》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这恐怕有些不合情理。
    只要认真地把《海瑞罢官》读一读，想一想，就知道“退田”、“平冤狱”并不是该剧要表现的主要内容，而不过是借以渲染海瑞的部分情节而已。显然不能认为剧作者是要人们去学习“退田”“平冤狱”而去搞“单干”，闹“翻案”。退一步而论，《海瑞罢官》中尚有海瑞组织人民修吴淞江等情节，姚文元同志为什么不认为这是要人们在困难时期去兴修水利、防治天灾、克服困难呢？
    我觉得，《海瑞罢官》主要是渲染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作者在这方面，是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的，──拔高了海瑞，模糊了他的阶级本质，贬低了人民的斗争性等。）因此在困难时期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此剧理解为旨在启发、教育人们敢于坚持真理，克服困难，敢于同坏人坏事斗争，同阶级敌人斗争呢？
    对于这一点，姚文元同志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自己的主观臆断硬说成剧作者写剧的主观意旨，恐怕不是无产阶级应有的“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吧。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汉人的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提要：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辩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 ＊ ＊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文字很长，内容很杂，概括言之，它的基本精神是自我辩护，包含有反批评的成分，同时也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尽管这些在文章中不占主要地位，也没有作深入的批判，但承认了某些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吴晗同志的自我批评，不完全同意别人对他的批评，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的文章题为“自我批评”，实则以很大的力量作自我辩解、洗白和澄清，名不副实，文不对题，无怪乎有些同志很气愤了。
    最近，各报发表了不少对《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批评文章。这些文章中理由充足的部分，我们是同意的；理由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异议。这里谈几点意见和大家讨论。
    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
    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剧本，其真实的、具体的动机何在？他内心是如何想的？有些同志很急于要知道这一点。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虽然引述毛主席的话承认自己立场是有问题的，看来这个回答不能满足有些同志的要求。他们指责吴晗同志假装糊涂，自欺欺人，一定要他招认出“不可告人的目的”，交代当时是如何自觉地配合阶级敌人复辟活动的。究竟根据什么呢？无它，先从作品思想内容分析，联系彼时阶级斗争形势，引出作品客观效果，然后据效果而定动机是这个或那个，是谓动机和效果统一论。
    是的，我们是主张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我们对于动机和效果二者的关系的看法，既不要强调动机否认效果，也不要强调效果否认动机；既要同唯心论者划清界限，又要同机械唯物论者划清界限。我们应该用《海瑞罢官》在演出、发表的当时产生的社会效果，去检验吴晗同志的主观意图是否正确，或者说，他的心是否好。
    通过对剧本内容的分析，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宣扬了超阶级的国家观，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表现了吴晗同志错误的道德观、历史观等等，对退田、除霸、平冤狱和海瑞的“傲骨”的描写，在当时起了某种程度的配合阶级敌人进攻的作用。这就可以断定吴晗同志的主观动机是不好的，是有立场问题的。事实上，吴晗同志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往下再追问他的主观意图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吴晗同志的全部社会实践中拿出许多事实，进行周详的、严密的、具体的考察。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是作者有这个或那个动机，《海瑞罢官》的客观效果是配合了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吴晗的动机就一定是号召人们“退田”、“平冤狱”，搞反革命复辟活动。这样说，看起来倒也干净利落，方便省事，动机和效果绝对地统一起来了，但这样搞“统一”是形而上学的统一，是机械唯物论者轻率的作法。把问题弄得如此简单化、绝对化，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在文学上有所谓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的问题。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生活真实进行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创造的艺术形象的客观意义往往大于或超过他的主观意图。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等“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英国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第六八六页）。这不是说狄更斯等如何比当时的资产阶级学者高明多少倍，对那些政治和社会真理都认识到了，而是说他们的作品在再现现实生活时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获得了较大的客观意义，可以说是非作家意料之所及的。同样，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有他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决没有表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揭露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的主观意图，因为他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根本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一个今天的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读者能从中得出结论，认为《红楼梦》的思想意义里有一条是表现了封建社会灭亡的必然性的。很显然，我们不能说有这个效果，曹雪芹就一定有这个动机。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有很复杂的因素的，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等等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
    那么这样说，对吴晗同志的真正创作动机是否就不可知了呢？不，一方面固然要有待于吴晗同志自己去检查，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摆出吴晗同志全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材料进行分析，参照其作品的客观效果加以判断。不能单凭作品的客观效果下结论，那是既说服不了吴晗同志，也无法使读者心悦诚服的。总之，对这样关系重大而特别需要慎重的问题，批评者是不宜太武断的。
    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
    学术问题是不是政治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学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而政治又是经济的集中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学术必然要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学术领域内的斗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是分析学术问题的阶级实质的理论根据。这个道理吴晗同志是有些懂的，他没有认为《海瑞罢官》只是学术问题，而承认它在政治上客观效果是恶劣的，是一个政治性问题。
    问题在于，具体到每一个人，学术问题上错误是否都可以归结为政治立场的反动的表现？吴晗同志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一个人可以有截然对立的政治上的和学术思想的两种阶级立场，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也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但从全文看，吴晗同志所表达的意思多少可以触及，即是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但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思想深处还蕴藏着不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应该说，这是可以说得通的。虽然任何学术问题的错误最终都可以从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找到解释，但学术问题还是有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学术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可能是其反动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也可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还有怀疑所致，而且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想水平，与由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决定的泛滥于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某种思潮都有关系。
    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说：“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又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具有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政治立场同时由于不熟悉或怀疑马克思主义而在学术问题上犯错误的人是存在的。有人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在学术上便会作出与他的政治立场相适应的表现。”这个说法一般说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学术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但不能把问题绝对化，以为一个人的学术上的错误一定是其政治立场反动的表现。按这个逻辑推演下去，在现实生活中势必要把一些不是政治立场反动的人打到敌人那一边去，这对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
    有的同志虽然也同意不能把问题绝对化，同意生活中确有一些人犯这样或那样的学术上的错误，只是学术问题，但是断言吴晗同志是一个例外，说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足以使这种说法成立的真实凭据究竟有多少呢？光是吴晗同志前几年学术问题的一些言论和活动就能够使人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吗？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实际上，这种简单化的作法已经造成某种僵持局面，即一方面某些同志一口咬定吴晗同志对自己过去几年中所作所为的反动性很自觉，其政治立场是完全反动的，另一方面吴晗同志也不能被说服，坚持认为自己是不自觉的，政治立场是站稳了的，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值得我们认真考虑一下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同意姚文元同志的这一分析：“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它并不排除一个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的人在某种社会条件下不自觉地当了阶级敌人的义务兵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一个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阶级敌人乘机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可能性；既不排除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出来的必然性，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作家笔下反映出来的偶然性。它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通过对吴晗同志过去几年中宣传的错误的学术思想批判，应该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研究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是如何反映的，揭露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因而从中汲取深刻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坚决捍卫无产阶级思想阵地。我们认为，这才是我们头等重要的战斗任务，至于吴晗同志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是“真的不懂得”还是“假装不懂得”，似乎不必急于替他作结论。
    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
    我们认为，对于吴晗同志发表文章，承认某些错误，提出看法，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吴晗同志如果继续坚持他过去的意见，只要讲出理由，就应该深入研究，如果他提出了新的看法，也应该认真予以考虑。应该说，吴晗同志发表文章对讨论的深入开展是有好处的。
    现在有些同志动辄就说他的“自我批评”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进攻、新挑战，又拿不出很充足的证据来，这是无助于讨论的。我们认为，这个讨论还只是刚刚揭开序幕，离作结论还太早，谁是谁非大致上有个眉目了，但是涉及许多具体问题，如清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还远没有完全弄清楚，也没有在学术界取得一致的看法。吴晗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里提出的不少看法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有人说，他又宣扬了中、小地主和农民利益一致论，宣扬了统治阶级长远利益和被统治阶级当前利益一致论，宣扬了海瑞的“退田”给部分农民带来了好处，一言以蔽之曰：宣扬了阶级调和论。问题果真能作这样的概括吗？不能。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干脆把它抛弃了”，他说：“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这里，我们无意于作什么比拟，只是希望我们的批评者能重视对许多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解释，真正作到以理服人，不能压服。
    另外，对吴晗同志的文章的批评也要实事求是，错误的意见应该批评，正确的看法也要肯定。引用吴晗同志的原文，必须力求准确。有的同志在这方面注意得还不是很够的，断章取义，削足适履，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不顾作者的原意，随心所欲地加以肢解、硬凑，乍看起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经不起对证和推敲，这样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引证史料，尤其要有科学态度。已经有人指出某些同志引证同一资料里合乎自己论点的部分，抹杀掉不合自己论点的部分，这种手法也是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围绕《海瑞罢官》问题展开的这一场大辩论，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在思想界的反映，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而这一场斗争主要是以学术辩论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它要求我们既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又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在这方面，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我们的表率。马克思在他的名著《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中说：“每一种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都是我欢迎的。”他对论敌的意见，总是认真考虑，然后以充足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和极大的战斗力给予回击。我们应该好好地学习这种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场大辩论中不仅反击喧嚣一时的各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而且通过不同意见的交锋，解决多年来没有正确解决的许多问题，从而发展、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提高学术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造成一个同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的高涨形势相称的学术文化大繁荣、大兴盛、大提高的新局面。为此，当前对于吴晗同志的批评中的某种简单化倾向，不能不加以克服和防止。
    
    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1966.02.12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
    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三日开了一天会。参加人有彭真、定一、康生、冷西，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共十一个同志。
    会上讨论的问题，及主要意见如下：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
    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已使思想界活跃起来了，盖子揭开了，成绩很大。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巩固、扩大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并且大大推动我们干部、学术工作者、广大工农群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把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在边争、边学中锻炼出一支又红又专的学术队伍，并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通过这场斗争和其他一系列工作（例如提倡工农兵学毛主席著作、工农兵学哲学等）不仅要进一步打破旧知识分子，实际是剥削阶级学术文化的垄断地位，而且要从此进入一个广大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首先是从他们中间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开始，并且随着工农群众文化的普及提高而向前发展。
    正因为如此，应当足够的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我们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长期坚持下去。
    （二）方针
    坚持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让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或摧毁他们。
    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容易完全弄清楚。我们在讨论中，要抓大是大非，首先要划清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两个主义（马列主义和反马列主义）的界限，并且弄清学术上带根本性的是非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地破）。我们在斗争中，认真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和进行学术研究，掌握大量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把学术向前推进。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团结大多数，反对少数，并且真正把极少数坚持不改、死抱住错误或反动观点不放的人孤立起来，逐步地摧毁反动的学术观点。
    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和稀泥，不要“不准革命”。不论他们是改还是不改，是真改还是假改，我们这样做，都比较有利。
    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这样，便于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并使我们的队伍在边争边学中成长、壮大起来。
    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过去参加演坏戏的演员，不要叫他们在这次争论中在报刊上公开检讨，他们的错误可以在另外的场合解决。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等报刊，原则上都可以发表讨论文章或摘要、简介，但要注意质量，注意简洁明了。
    （三）队伍
    五人小组和各省、市、区党委都要抓紧革命的学术工作队伍。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积极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
    我们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左派要相互帮助
    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提倡在分头研究的基础上，经过集体讨论，分工分头执笔，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重视在斗争中出现的优秀的青年作者，加以培养和帮助。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性、抵抗力。只要错误已经改正，或者决心改正就好。不要彼此揪住不放，妨碍对资产阶级学术的批判和自己的前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的办公室
    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同志组成。许立群同志为主任，胡绳同志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
    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里，曾为那些“骨鲠在喉”，“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的人，出了一个主意：“在戏上骂”。并且还提供了一个“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历史人物──海瑞。说也真巧，上海有一个专门借古人死人做文章的蒋星煜同志，也编造了一篇历史故事《南包公──海瑞》①，大棒“直言斥责昏君”的海刚峰。这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不久，一出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果然应声而出。蒋星煜同志不但为这个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还亲自参与设计，积极扶持他自己捏造出来的《南包公──海瑞》登上舞台。《海瑞上疏》不负倡导者们的期望，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
这出戏公演之后，受到某些人的大肆赞扬。有的说这个戏“具有足够的思想深度”②；有的称赞海瑞的形象“是典型的，也是具有时代精神”③的；还有的认为海瑞敢于“冒死向暴君作坚决的斗争”，这样的主题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海瑞敢于当面痛骂皇帝的风格，“更具有现实教育作用”④，“值得大大表扬”，“可为后世楷模”⑤。他们围着这台“有声有色的好戏”③吵吵嚷嚷，意思无非是说它骂得好，骂得痛快，骂得正是时候，要大家起而仿效。
    这样“有声有色”的“好戏”，倒是值得仔细研究一番的。
    《海瑞上疏》据说是根据海瑞给明朝嘉靖皇帝朱厚＠①上《治安疏》的故事铺衍而成的，但是在这个剧本里出现的海瑞形象，和那个向皇帝上《治安疏》的海瑞，完全是面目迥异的两个人物。
    《海瑞上疏》里的海瑞是一个敢于痛骂皇帝的“英雄”。他不但在背后骂，在家里骂，在朋友面前骂，而且敢于在上司面前骂，在写给皇帝的疏本里面骂，甚至在金殿之上，当着众人之面，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确实有一股疯狂的“骂”劲。他甚至于抱着这样的坚定信念：“只要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终有一日海晏河清”！剧本把海瑞周围的文武大臣，写成是三缄其口、明哲保身的“甘草”和“乡愿”，相形之下，海瑞更成了一个鹤立鸡群的不凡的“英雄”。
    至于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呢？关于这一点，吴晗同志说过，蒋星煜同志在他的《南包公──海瑞》里也明白地说过：因为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难”，“家家户户弄得干干净净”了，海瑞“想到人民的痛苦，终于下了决心”，“让昏君惊醒惊醒”。在蒋星煜同志的提示下，剧本的编导者抓住“家家户户，干干净净”大做文章，在海瑞与徐阶的对话里，描绘了一幅“民不聊生”的图画：
海瑞 你……可曾看见？
徐阶 看见什么？
海瑞 天灾人祸，遍地哀鸿！
徐阶 哦！
海瑞 你……可曾听见？
徐阶 听见什么？
海瑞 怨声载道，人人咒骂当今！
徐阶 禁声！禁声！
海瑞 若再等待，民无噍类矣！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戏里的海瑞便等不得了，他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骂。据他自称，骂皇帝正是为了拯救“海内受苦受难的百姓”，否则“又如何对得起四海苍生！”如此看来，剧本里的海瑞又成了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的“了不起的伟大”⑥人物了。
    然而，这样的海瑞形象，和那个向皇帝老子上《治安疏》的海瑞，又有什么相干呢？历史上的海瑞自己说，他之所以要向皇帝上疏，目的是为了“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⑦。也就是说，他上奏疏是从封建皇朝万岁万万岁这一最终目的出发的，根本不是象剧本所写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治安疏》里，海瑞除了肉麻地吹捧皇帝行过“德政”、“可为尧、舜”，颂扬皇帝是天下最“英武”、“仁恕”、“大度”的君王以外，他只是规劝了皇帝几句，委婉地指出“玄修无用”，希望皇帝“日视正朝”，并且反映了一些情况，说明天下不稳、“盗贼滋炽”（请看，他在这里倒是狠狠地骂了敢于反抗的农民）。所有这一切，包括《治安疏》中那句“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在内，不过是要唤起嘉靖帝的注意，要他“励精图治”，巩固封建统治，使“陛下之家”“磐石之也”⑦。这哪里是什么“骂”皇帝呢？他是爱皇帝唯恐不及哩！
    历史上的海瑞写《治安疏》，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向皇帝出谋献策，到了吴晗、蒋星煜同志的笔下却成了“骂皇帝”、“斥责昏君”，到了《海瑞上疏》，就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而且把这场“非常之痛快”的骂，说成是什么为了“受苦受难的百姓”而向皇帝作面对面的斗争。请看，剧本捏造了海瑞的“骂”词，他骂嘉靖“害百姓加捐添税”，“害百姓生计濒危”，“害百姓欲哭无泪”，“害百姓滥施淫威”，“害百姓流离颠沛”，“害百姓无家可归”。作者的笔锋轻轻一转，就把海瑞从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划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来了，使他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孝子，摇身一变而为洞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阶级论者。
    剧本的最后一幕，避而不写海瑞听说皇帝死去哭得把吃下去的饭都吐出来了的事实，让海瑞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他高举小雨伞一把，左右遮蔽簇拥在他周围的众百姓。大幕落下重又拉开，舞台上发生霍然巨变：在万道霞光的映照下，小雨伞变成盖天覆地、硕大无比的一把万民伞，海瑞擎住，老百姓个个躲在海瑞伞下，齐声歌唱：“青天海公，拯民水火中。白叟黄童，共仰贤吏风。……博得个千秋称颂，千秋称颂！”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在霞光与颂歌的烘托下，成了人民的“大救星”，成了“解除苍生数十年倒悬之苦”的“英雄”。《海瑞上疏》的编导者愈是精心地进行艺术设计，就愈加突出了这个戏的反动的政治观点。
    《海瑞上疏》的作者捏造出这样的一个“可为后世楷模”的“人民英雄”，究竟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呢？究竟对谁有利呢？究竟把矛头指向哪里呢？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把这个戏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进行考察。
    《海瑞上疏》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创作的。第一次上演于一九五九年九月。它向我们伟大的节日献了什么礼呢？请读一段“精采”的台词：“想今晚有多少大臣，正在那里，撰写青词贺表，歌功颂德，以博君王的欢心。那里晓得我海瑞，却在这里狠狠的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疏本呵！”这里流露了一种没落阶级的阴暗心理。正当全国人民在欢欣鼓舞地歌颂党、歌颂祖国的时候，它却偏偏反对“歌功颂德”，它究竟是在为什么人起草“这一道不中听的疏本”呢？在这出戏的创作过程中，正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国内形势，正如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那些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惊慌失措，他们眼看着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末日来临，发出了“家家皆净”的哀鸣，迫不及待地向无产阶级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修正主义者站在这个进攻的前头，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样的形势底下，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出现了。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出现了。《海瑞上疏》出现了。吴晗同志鼓动人们“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蒋星煜同志危言耸听地说：对于“病入膏盲”的人，“再吃甘草这种药无济于事，大黄、芒硝也许能救转来，我这一道奏本就是大黄、芒硝啊！”①《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他们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并且宣称：“圣上吃了数十年的甘草，以致病入膏盲，如今必须服用大黄、巴豆，使圣上大泻一场，将肺腑洗上一洗，方能起死回生也！”你看，他们之间的语言何等相似，他们之间的感情又何等相通。在这样的时刻，他们共同地鼓动人们勇敢地站出来“骂”，岂不是正好适应了一切反动势力的需要吗？（⑵⑶）
    因此，《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请看看海瑞与另一个官僚何以尚的几句台词：“嘉靖爷是不是暴君？”“自然是暴君！”“该不该骂？”“骂也骂得！”“骂得可好？”“骂得好！”“骂得痛快不痛快？”“你今天骂得痛快，明天杀头，也是痛快的呀！”一问一答，“好戏”做足，看来也真“痛快”！作者写到这里，一任感情流泻，真是得意忘形，什么也顾不得了。剧本结束时，还有几句特别“意味深长”的对白：
老者 来来来，我们躲在海青天雨伞下吧！
海瑞 呵呵！可惜我这把伞太小了！
施象清 有这样一把，也就难得的了哇！
海瑞 哈哈哈！
    你看，这个打着“为民作主”的旗号的海瑞，笑得多么得意，多么露骨！然而，他们笑得毕竟太早了。历史是无情的。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们终于彻底暴露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落得了“罢官”的下场。当然，他们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抛出一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一起，联成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逆流，因为它出现得比较早，它在吴晗的“全国一盘棋”中很自然地占着突出的地位。它为《海瑞罢官》打先锋，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先锋。因此，必须加以批判，把毒草变成肥料。
注：
①蒋星煜：《南包公──海瑞》，《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
②小捷：《（海瑞上本）（即（海瑞上疏））中的海瑞形象》，《解放日报》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③卫明：《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文汇报》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④徐以礼：《评京剧（海瑞上疏）》，《上海戏剧》一九五九年第二期。
⑤健夫：《周信芳初演京剧（海瑞上疏）》，《戏剧报》一九五九年第十九期。
⑥《海瑞上疏》前记。
⑦《治安疏》，《海瑞集》第二一七──二二一页。＊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徐肇庆的文章《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清官》
    提要：“清官”是当时人民拥护的，替老百姓办事的。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朝的当权派。说“清官”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是把政治理论与不变的数学公式等同起来。生搬硬套会犯教条主义错误。
＊ ＊ ＊
    自从《海瑞罢官》问题展开争辩以后，人们好象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封建时代，“清官”、“好官”都只能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清官”也好，贪官也好，本质上是一丘之貉。
    这一番话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千真万确的。那末，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争论不休呢？理由很简单，政治上的理论跟数学上的公式不同，在某些场合不是绝对不变的。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时，应该斟酌具体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点就在这里。明了这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以后，再来谈谈“清官”“好官”的概念吧。
    所谓“好坏”跟“快慢”一样，都是相对的概念。过去是快的，现在可能是慢的。同样，过去是好的，现在也可能是坏的。在封建王朝时代，人民不接触官员也罢了，假使非接触不可时，那末只有两类人物：一种是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还有一种是“奉公守法”的所谓“清官”。广大人民喜欢的，不用说是后一种。因此说“清官”、“好官”受到过去人民的拥护，这完全是科学的、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当然，这种“清官”、“好官”在目前看来，也成问题了，因为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不过，这并不等于当时人民的想法呀！假使广大人民不爱戴“清官”的话，那末他们倒会喜欢强凶霸道的贪官污吏吗？因此“好坏”问题，主要应该拿当时人民的选择标准来作决定，不能单凭我们目前的政治眼光来作判断。
    有人会说，“清官”既然为地主阶级服务，怎么会站在人民那一边呢？我认为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国地大人多，历史又很悠久，出个把象包公、海瑞之类的傻瓜，专门跟上司顶撞，替老百姓办事，那有什么稀奇呢？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谈谈罢，有些在反动政权里工作的官员，因为看不惯上司的胡作非为，激于义愤，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说，向“清官”跪下来告状不是办法，只有参加武装斗争，发动农民革命，粉碎封建制度，才有真正的出路。这几句话，初听起来倒很漂亮，却是值得研究的。首先，农民的出路问题，跟官员的“好坏”概念，根本是两回事。其次，陆雨同志说得很对，“不问当时种种复杂的条件，叫所有的农民都参加武装斗争，这恐怕不合实际情况的吧”（《（海瑞罢官）没有积极意义吗？》，《人民日报》今年一月十九日）。何况农民平时是不上衙门的，要见官员，一定是有重要事情急于要解决，现在轻描淡写地叫他们发动农民革命，不论是否成功，毕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况且那时候的农民军队，根本不可能接受过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最后即使革命成功，旧的王朝推翻，结果新的政权仍旧是一个封建王朝，地主阶级依然统治着广大人民。新的政权是否好一些呢？绝对不会。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是吃人的。我这一番话并不是说，过去的农民不应该去斗争，只不过一部历史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宣统末年，尽管大小起义事件有数百起，甚至数千起，但是搞来搞去，不过是这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罢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任你怎样争辩，也是无法推翻的。
    有人又说，“清官”、“好官”能够迷惑群众，削弱人民斗志，调和阶级矛盾，起了巩固封建王朝统治地位的作用，因此，应该严厉批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我完全同意陆雨同志的说法：“假使海瑞该受到这样的罪名的话，那末，那班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流反而值得表扬了。他们不会替百姓‘平冤狱’，也不会搞‘退田’，不会替老百姓做一件好事，只能做坏事，那他们倒唤醒了农民的斗志，起着削弱明朝政权的作用，这样，他们岂不是成了历史上的大功臣吗？”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何况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假使全国各地都是一批贪官污吏、豪门权贵之类，那也不成体统了。对于广大人民来说，这竟是利多害少呢，还是害多利少呢？即使人民天天斗争，月月起义，年年换朝代，也是好不了多少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历史上的所谓乱五代，那时候人民流浪各处，妻离子散，谈不上什么安居乐业。广大人民的情况不是好一些，反而是坏一些了。让我再来强调一下，我这一番话并不是叫过去的农民不要去革命，事实是我国极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诞生以前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农民群众又大多数是不识字的，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搞来搞去，始终跳不出封建王朝这个圈子。结果占便宜的还是地主阶级，吃亏的还是农民群众。现在叫广大人民不去向“清官”告状，却要来一个彻底革命，去争取自由，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在千百年以前，难道做得到吗？
    至于说“清官”、“好官”起了调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谁都知道“清官”、“好官”打击的对象，正是豪门权贵之类的大地主。他们实在是封建王朝的当权派。他们既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怎么可以说封建王朝的地位，反而来得巩固些呢？海瑞虽然把大地主的田地退还给中小地主，但是当权派的大地主受到沉重打击以后，整个地主阶级的地位，难道反而来得巩固吗？还有“清官”、“好官”对于广大人民，有时候也可能做出一些有利的事情来。冤狱案件中的受害人，难道都是一些中小地主和小商人吗？修桥铺路开河，难道对于广大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吗？因此，说“清官”、“好官”的所作所为，只能有利于地主阶级，只能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理论上是讲得通的，但跟实际情况核对以后，就站不住脚了。
    根据以上种种分析，我认为“清官”、“好官”在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千万不能闭着眼睛，空谈理论呀！应该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尊重客观事实，否则就是主观唯心论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者的讨论综述：《“清官”问题讨论中的几种意见》
    《人民日报》编者按：目前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中，许多文章涉及“清官”的评价问题。两年前，我国学术界也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若干文章。但是，至今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根本上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海瑞和其他有关历史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这就需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现将讨论中的各种主要意见综述于后，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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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清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
    什么是“清官”？有些同志认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就是政治上忠于封建制度，思想上恪守封建纲常道德，经济上不贪或者少贪非分之财。有人说：“清官”的“清”，是指“清廉、清正、清明”。
    有的同志对“清官”作广义的理解，把历史上凡是执行某些被认为是“进步的”、“改良的”政策的，实行变法和采取改革措施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以至抗击侵略的官吏，都称做“清官”、“好官”。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清官”？一些人认为，历史上根本没有“清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一、在封建社会里，所有官吏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他们对人民的剥削虽有程度的不同，但无官不贪，他们不可能一尘不染。二、“清官”和“贪官”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用来划分其内部人物的标准，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观念。我们不能拿它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三、封建统治阶级惯于使用欺骗和镇压两手来统治人民。为了适应本阶级的实际需要，他们往往把某些善于使用欺骗手法的官吏，有意识地美化、宣扬成所谓“循吏”、“良吏”和“清官”，当作政治标本。因此，“清官”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假象。
    另一些人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清官”，是一个客观历史事实。“清官”在我国古代阶级社会中一再出现，并被各个不同阶级所重视，这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和“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
    产生“清官”的历史条件是什么？有人说：“清官”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倡导者、拥护者和执行者。他们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而产生的。
    有的文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封建国家在应付基本阶级矛盾的同时，还要应付王室同豪强之间的尖锐矛盾，需要一些“循吏”、酷吏、“清官”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补充力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而恢张伦常礼教，宣扬德化仁政，以维护封建制度，此即所谓“清官”。
有些同志认为：封建剥削权利分裂为法定权利和法外权利（或习惯权利）。前者体现地主阶级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后者体现地主阶级特殊的、眼前的利益。豪强权贵常为了后者而肆意突破前者，以致激起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而当尖锐的阶级矛盾严重威胁封建统治时，封建统治必须进行自我调节──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以求延续自己的寿命。“清官”就是封建统治进行这种自我调节的工具。他们的所作所为，实质上都是为了维护法定权利，限制习惯权利。
    清官的阶级属性是什么？有些人认为，“清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他们的理由是：一、“清官”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又同情人民。他们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些措施既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又同广大人民的当前利益一致，甚至也不违背农民阶级的长远利益。二、“清官”的反权贵斗争是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事情，是历史上光明面同黑暗面的斗争。“清官”是封建黑暗统治中的一线光明，“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
    许多同志不同意上述论点。他们认为：封建官吏，无论“清”、“贪”、“好”、“坏”，就其阶级本质来看，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坚决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绝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清官”所谓的“爱民”纯粹是欺骗，其用意在于更多地剥削人民并瓦解革命。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绝不可能一致。不能以清、贪的对立来代替阶级的对立，抹煞封建社会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基本矛盾。
    也有的同志指出：“清官”的“爱民”，在主观上不乏真诚，这是由于他们对掩盖在自己的观点、情感后面的阶级利益可能毫无觉察的缘故。不能否认促使“清官”行动起来的这种观念冲动力，问题在于不应该停止在这种观念冲动力前面，而应该进一步探究这种观念冲动力怎么可能发生，隐藏在这些冲动力量后面的是什么。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么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
    讨论中普遍论及“清官”的历史作用是什么。有人认为：虽然“清官”只能局部地、暂时地促进生产发展，但是他们实行德治、仁政，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有利于生产。虽然“清官”对农民斗争起有麻痹作用，但是他们压抑豪强，毕竟打击了地主阶级最反动的部分，有利于农民斗争。因此总的说来，“清官”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与上述意见不同，有些同志认为：“清官”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增加封建王朝的收入，防止农民起义，巩固反动的生产关系，只是对地主阶级有利，根本谈不上对农民有什么好处，也谈不上促进生产发展，推动历史前进。
有的人说，“清官”的历史作用只是：美化封建政权，宣扬封建道德，散布对于“朝廷王法”的迷信，诱使人民做稳奴隶，不致拿起刀来闹革命。“清官”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利工具，封建秩序的忠实维护者，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卫道人，欺骗农民的王牌。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几种不同的“清官”类型：在封建王朝上升时期，“清官”是“圣君贤相”的得力助手。在封建统治已趋腐烂、而农民战争尚未大规模展开时，“清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是封建制度的自我调节工具。“清官”的反豪强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揭露封建制度的作用。但是“清官”从来是以失败告终的，“清官”的失败使人民对统治者的幻想破灭，有助于革命的发生。当封建统治秩序土崩瓦解、农民革命已如疾风暴雨时，“清官”则是对付农民起义的骗子和屠夫。
    “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
    有些同志提出，“清官”和贪官有没有区别？有的人认为：“清官”同豪强恶霸、贪官污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贪官是封建时代的糟粕，“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如果清、贪不分，则古人将一无是处，历史将成为漆黑一团。
有些同志说：封建官吏没有清、贪、好、坏之分，本质上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都是剥削、压迫农民的执行人。“清官”和贪官，只是封建政治的两种不同表象，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各有自己的行动特点罢了。一般说来，贪官追求封建地主阶级个人和集团的眼前利益，杀鸡取卵“清官”则着眼于本阶级的长远利益，养鸡生蛋。他们的区别绝非阶级的区别，只是压迫、剥削的重或更重、狠或更狠的区别，绝非剥削或不剥削、压迫或不压迫的区别。只有首先认识“清官”、贪官的相同本质，再看他们的区别，才有意义，才不致把“清官”同贪官的矛盾代替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
    另外一些同志认为提出“清官”与贪官谁好谁坏，这个命题就是不科学的。从根本立场上看，“清官”和贪官都是同人民对立的。“清官”的一切作为不可能超出封建统治所许可的范围。当揭露“清官”的反动本质和欺骗作用时，绝不能根据形式逻辑的推论，得出贪官污吏比“清官”好，暴行可以促进人民斗争的结论。因为这一说法不是从阶级观点分析问题，并且实质上把一切暴力都当作了进步的源泉，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归之于统治阶级，把历史上最黑暗的势力看作封建社会自己瓦解的内在动力。
    应该怎样评价“清官”？
    有人认为：评价“清官”应该根据当时当地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封建统治下，广大人民向往比较清明、宽大、廉洁的政治，因而拥护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清官”。“清官”体现了人民的理想，人民给予鉴定，叫做“青天”。“清官”在历史上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歌颂“清官”是中国人民的传统，否定“清官”在人民中是通不过的。
有些人说：封建社会根本没有被人民“拥护”的“清官”。人民从来不赞扬那些所谓的“清官”。“清官”这一称号不是农民鉴定的，而是地主阶级文人史家冒充农民给加上的。这些称号不代表当时农民的意见，甚至不代表当时的一般舆论。人民对这些所谓“清官”的鉴定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们今天对于这些所谓“清官”，应该全盘否定。
    另外一些同志指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才能对“清官”作出正确的评价。在封建社会，当人民还没有觉悟，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行动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时候，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对“清官”之类的政治现象存在幻想。这是一种落后、软弱、消极、保守的幻想。如果我们今天跟在“当时当地大多数”封建官僚和士大夫后面对“清官”进行歌颂，那是起了麻醉人民群众革命斗志的精神鸦片烟的作用。我们今天的任务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揭穿封建统治阶级装潢在“清官”身上的重重迷雾，消除那些过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落后、软弱、消极和保守的幻想，还他们以本来面目，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关锋 吴传启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道德论》    提要：吴晗同志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以及“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些正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核心和规范以及其他道德观念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因素。道德规范和法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不能把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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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驳吴晗同志的唯心主义道德来源论
    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是他主张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的理论前提。
    吴晗同志说：“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批判地吸取其中某些部分”；“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么，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创造了。问题是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再说道德》）
    照吴晗同志说来，历史上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是没有道德的，所以也就没有无产阶级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的问题。在另一个地方，他明白地说：“所谓阶级的道德也就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说道德》）这就是说，历史上只有统治阶级的道德，在道德领域里，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阶级斗争。
    照吴晗同志说来，无产阶级也是没有道德的，要使自己有道德，就必须“吸取”地主阶级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如果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那就是要“凭空创造”，而“凭空创造”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是无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来源；无产阶级既没有历史上劳动人民的道德可供批判继承，又不能从自己的阶级地位中吸取道德观念。
    一句话，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道德，道德来源于道德，观念来源于观念。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来源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恩格斯曾经说道：
    “如果近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从这上面，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依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①
    这也就是说，各个阶级的道德都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是从他们的社会实践和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照吴晗同志说来，恩格斯的观点就是应该被打倒的“凭空创造”论。请看，他所要反对的不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吗？
    二、吴晗同志要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
    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而这一些，正是地主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一再强调：“人之大伦，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又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历代的封建王朝，总是尽力宣传“忠”、“孝”、“节”，表彰忠臣、孝子、节妇，把他（她）们当作人的楷模，要大家当作榜样来学习。这一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和最高原则，也就是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地主阶级道德的其他规范，都是从这个核心派生出来的。
    礼、义、廉、耻是维护三纲、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主要道德范畴。《管子·牧民篇》说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里所谓的“国”就是封建王朝，就是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什么是“礼”呢？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讲得很清楚。《左传》上说：“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宋荣、尹文说：“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管子·心术上》）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郑玄说：“礼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别，明男女长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也。”（《孝经注》）司马光说：“何谓礼？纪纲是也。……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然后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资治通鉴》）什么是“义”呢？宋荣、尹文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孟子说：“义者，人之正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敬长，义也”，“无礼义，则上下乱”（《孟子》）。这就是说，“义”就是各个等级的人，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各自尽伦尽职，规规矩矩地行事，它是和忠君、敬上、孝悌密切联系的，所谓“以下事上，古之义也”，“义不可缺”，“理所当然”（《海瑞集》）。在封建社会里，仆人绝对地、无条件地忠于主人，叫做“义仆”，甚至把驯犬叫做“义犬”。什么是“廉”呢？朱熹说：“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孟子注》）尽管朱熹说得很抽象，但是同整个的封建道德体系联系起来看，就是严守封建法律、忠于王朝、忠于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所谓“不苟取”实质上也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东西。什么是“耻”呢？地主阶级认为不按着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纲常行事和思想，就是可耻的。孟子就说过：“羞恶之心，义也。”（《孟子》）可见，羞恶、羞耻，是以封建的礼义等等为基础的。
    封建道德的忠孝节义和礼义廉耻，完完全全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东西，其中没有任何超阶级的“元素”。可是，吴晗同志竟要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接受下来。
关于“忠”，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要继承封建道德的“忠”，说什么“过去要忠于君主，今天呢，难道不应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道德》）又说：“‘忠君’，是过去的道德观念，除了个别遗老外，今天没有人讲忠君了，是不是连带这个‘忠’字也应该否定呢？我看不应该。”（《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试问：有谁主张不要“这个‘忠’字”呢？人们在口头上，在文章里不是经常使用这个“忠”字吗？如果是为了保留这个“忠”字，那里用得着吴晗同志出来大声疾呼呢？
    试问：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道是从地主阶级道德的“忠”继承来的吗？不。地主阶级的“忠”要消灭反封建的运动，保卫地主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忠”则要打倒地主阶级及其道德观念。两者是完全相反的，这里没有丝毫的共同点。无产阶级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绝不是从地主阶级那里继承来的，而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非要破除封建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不可。
    吴晗同志说什么要保留“这个‘忠’字”，“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云云，不过是骗人的手法。表面看来，似乎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都舍掉了，然而这是假象。如果真的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完全舍掉，继承又从何谈起呢？在这里，他是利用“公众成见”来宣扬封建道德。由于封建道德的长期影响，对于封建道德破除得还远远不够彻底，在这种情况下，抽象地宣扬继承封建地主阶级的“忠”，就会使一些觉悟不高的人，不知不觉地想到去继承而不是破除旧道德的“忠”的内容。不仅如此，吴晗同志还作了具体交代，他说：今天的爱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忠”有历史继承关系，并且不是“两码子事”（见《三说道德》）。明明白白，这不是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阶级“忠”的内容吗？哪里只是要保留一个“忠”字呢？
    吴晗同志的手法不过是，把地主阶级“忠”的内容从前门赶出去，从后门悄悄地引进来。前者是假象，后者是本质。
    关于“孝”，吴晗同志说：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封建的“孝”，说什么“对父母要好，父母年老了，丧失劳动力了，子女难道不应该照顾父母？”（《说道德》）
无产阶级关于子女对父母的关系，以及照顾父母、赡养父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派生出来的。这里并没有从封建道德的“孝”继承什么东西。为了划清阶级界限，不使人们的观念模糊，我们根本不用“孝”这个词来表达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这一点，在革命同志之间早已成为习惯了。
    儿子对父亲绝对服从，所谓“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这是封建道德孝的根本原则。难道无产阶级要继承这条原则吗？共产主义者所要绝对服从的，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党的组织。共产党人是在阶级关系的前提下处理父子关系的，绝没有什么儿子对父亲的绝对服从。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按着这个道德教条，无产阶级战士为革命而流血牺牲，就是不孝，彻底摒弃“扬名声，显父母”，也是不孝。难道这个道德教条，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按着这个道德教条，革命者父母在而“远游”，以四海为家，就是不孝。对于这个道德教条，不也是应该完全摒弃吗？
    封建道德的孝认为，“子为父隐”是合乎道德的，否则就是不孝。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自己的父母犯了罪，必须揭发，就是犯了一般性的错误，也要采取批评的方法，尽可能地给以帮助。这跟“子为父隐”的封建孝道，不是截然相反吗？
    封建道德认为，绝后是最大的不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传宗接代是封建的最大孝道，并且只有男孩子才成，女孩子是不算数的。无产阶级对这种道德教条，当然只能唾弃。
    关于“节”，吴晗同志说，“不应理解为妇女守节的节”，而应该理解为有骨气，“我们的祖先是有骨气的，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见吴晗同志最近发表的《是革命，还是继承》），这“有骨气”，难道不应该继承吗？
    可是，吴晗同志所说的“我们的祖先”是谁呢？是哪个阶级呢？他在反对批判帝王将相的时候说：“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初步意见》）可见，吴晗同志所说的“祖先”就是帝王将相等地主阶级的人物，他要继承的“骨气”就是地主阶级的“骨气”。所谓“我们这一代的人更要有骨气”，就是说“我们”的骨气是地主阶级的骨气的扩大，而没有质上的任何区别。说穿了，这就是要更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立场；他所谓的“骨气”，就是他塑造的“海瑞”的敢骂，“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就是反社会主义的所谓“骨气”。
    关于礼义廉耻，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也必须继承。他说：“礼义廉耻中的礼，今天还是要的，人与人之间不能一点礼貌也没有，光着身子进电影院是不对的。有些青年人，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据说这样才叫做‘朴素’，这恐怕是缺乏礼的教育所致吧？”“义，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这不是很应该吗？”“廉，要不要廉洁？要不要爱护国家财物？……公私要分清楚，不可占用公家的东西，应该有这样的品德。耻，不好的事不要去做。旧时代的这些道德，我看都应该批判地继承应用于今天。”（《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请听，吴晗同志用封建道德的“礼”对我们进行说教了：如果不接受封建道德的“礼”，那就只能是野蛮的人，那是会“光着身子进电影院”的。吴晗同志禁不住破口大骂了。试问，有谁提倡不修边幅，头发留得好长，衣服脏极了，臭烘烘的，并把这叫做“朴素”呢？大概在吴晗眼里，劳动人民都臭烘烘的。他骂了我们一顿之后，把地主阶级的“礼”捧了出来，非要无产阶级接受不可。
    请问：革命的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彼此爱护，互相批评，难道是从封建道德的“义”继承来的吗？封建的“义”，有什么彼此爱护，互相批评吗？“士为知己者死”，倒是封建的“义”的一个内容，可是我们对它不是必须绝对摒弃吗？共产主义者只能为革命而死，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绝不能为什么“知己”、为任何个人和小集团而死。
    “爱护国家财产”，“公私分明，不占用公家的东西”，这是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中产生的，是从革命的利益引伸出来的，这种品德的普及是党的政治教育工作的结果。它决不是从地主阶级的道德教条中继承来的。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继承地主阶级的“廉”，就会盗窃国家财物、假公济私。难道这不是对无产阶级的诽谤吗？
    “不好的事不要去做”，难道是从封建的道德教条那里继承来的吗？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标准，耻辱与光荣也是这样。地主阶级认为坏的、可耻的事，我们则认为是好的、光荣的。无产阶级怎么能继承地主阶级“耻”这个道德教条呢？照吴晗同志的逻辑，无产阶级如果不接受这个道德教条，就要尽做坏事了！？
    在这里，吴晗同志采用的手法，是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贴上社会主义道德名词的标签。他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把封建的礼义廉耻打扮成似乎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东西，以便于推销它们。什么“批判地继承”啊，什么“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啊，什么“公私分明”、“爱护国家财产”啊，等等，都只不过是一些迷惑人的名词术语而已。
    关于资产阶级道德，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接受什么呢？他要无产阶级接受的，主要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而这一些恰恰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
    对于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吴晗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必须继承。他说：“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精打细算，多主赚钱，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第一重要原则？”
    请看，这不是明明要把为了赚钱的资产阶级经营原则也当作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原则、当作无产阶级道德吗？
    社会主义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群众服务，而决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社会主义企业在上述前提下也讲“利润”，也要力求厉行节约，提高劳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决不是把“多方赚钱”当作原则方针。商业工作者李素文同志说：“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身在柜台，胸怀全国，放眼世界”。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商业工作者的世界观和道德观。这种高尚品德难道是从“多方赚钱”的资产阶级道德观那里继承来的吗？不是，绝对不是。它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结果，它是和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斗争的结果。几年来，我们党领导企业职工在企业内部广泛地开展了两种经营思想的斗争，这是为了克服企业中残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的斗争，也是用共产主义世界观道德观教育人、改造人的斗争。吴晗同志却把资产阶级“多方赚钱”的所谓“道德”硬塞给无产阶级，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要无产阶级继承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要继承资产阶级的金钱道德；并且实质上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目的和经营方针，提倡钞票挂帅、利润挂帅。
    吴晗同志还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作为政治范畴和道德范畴，要无产阶级继承下来。他说：“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对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掌握了政权，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对人民是没有民主的，自由也是一样。这样，民主和自由也就变了质了。自从有了无产阶级之后，有了马列主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下来呢？”接着他也说，我们的民主、自由是人民的民主、人民的自由（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掩盖真相的词句），但是他却断言无产阶级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②
    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不仅在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之后，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他的思想家创造的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也是资产阶级的，绝没有一点全民的、超阶级的内容。在这个时候，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因为，这时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是争取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吴晗同志只谈资产阶级“兴起初期”民主、自由“反抗封建制度束缚”的一面避而不谈它们的资产阶级内容，它们欺骗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正是为了要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完全接受下来。
    资产阶级民主，无论作为政治制度来说，还是作为思想体系来说，对于劳动人民，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剥削者是陷阱和骗局”③。资产阶级民主作为政治制度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作为观念体系就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则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只把民主给予劳动人民以及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则实行专政。从道德观念方面来说，资产阶级认为用全民民主的口号欺骗人民是道德的，它们各个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民主的口号下，互相争权夺利，是道德的；无产阶级认为，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道德的人产，一定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很显然，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道德的，他们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互相倾轧，尔虞我诈，是道德的。我们认为，这是极其污浊、极不道德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只给予人民，绝不给予反动派。无产阶级认为，消灭资本、消灭剥削，不给它半点自由，是道德的，认为在人民内部，自由也是对纪律而言的，按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个原则行动，才是道德的。而反动派则骂我们没有自由，不要道德。请看，无产阶级的自由跟资产阶级的自由不是完全相反的吗？
    用剥削阶级的道德，改造无产阶级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吴晗同志的道德论的秘密。
    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摒弃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
    吴晗同志在论证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时说：“列宁不是说过吗？‘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这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再说道德》）
这是对列宁的极大歪曲。
    列宁总是把在剥削阶级社会里创造出来的文化一分为二。他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④，一种是反动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吴晗同志却在“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和资产阶级文化、地主阶级文化之间划上一个等号。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歪曲吗？
    在《列宁全集》第三一卷第二五三──二五四页，列宁论述马克思在创立共产主义理论的时候，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他指出：马克思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吴晗同志所引的列宁的那段话，就在二五四页上。从二五七页开始，列宁才开始论述道德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里对道德问题的全部论述，不但没有说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且说我们必须摒弃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并且指出，“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吴晗同志却假借列宁的名义说，无产阶级的道德来源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试问：吴晗同志的这种引证法又是哪一种道德道德呢？
    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学、文艺、哲学、经济学等等，我们当然要批判地继承，即如毛主席所说的，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但是，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却同上述思想遗产不同。经典作家都没说过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吴晗同志用“在广义的范畴来说，道德是属于文化范围的”来证明，无产阶级必须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这是徒劳的。广义地说，法权规范、法律也属于文化范畴，难道我们也要继承地主资产阶级，她要继承国民党反地动派的《六法全书》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其中就包括着打碎和完全摒弃资产阶级法律。
    在上层建筑中，道德观念、规范和哲学、经济学、文学艺术是有其不同的。哲学、经济学是对社会存在的抽象反映，文学艺术是用艺术形象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道德观念、规范和法权规范、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法律、法权规范，是由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成文法和习惯法），并且由暴力机关强制执行的；道德则通过社会舆论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道德观念、规范和法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道德教条都直接写在法律条文上。例如，《唐律》、《明律》规定，不忠、不孝、不节都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汉律》、《唐律》、《明律》规定：“亲亲得相着匿”、“亲属相为容隐”，这就是说，“子为父隐”之类的道德教条也就是法律。
    尽管道德和法律是有区别的，但是，它毕竟和法律一样，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剥削阶级的道德和法律，都是根据剥削阶级的意志而形成的、直接压迫劳动人民的行为规则；它的职能都是直接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因此，剥削阶级的道德和剥削阶级的法律一样，是根本不能继承的。
    吴晗同志除了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核心和主要规范以外，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道德观念要无产阶级继承。在这里，我们择其主要的讨论一下。
    吴晗同志要我们继承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孟子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吴晗同志引了这段话，要无产阶级继承，并且说，“在近、现代革命史中，也出现过符合这个标准的无数烈士和英雄人物”。
    请问：孟子所说的“道”，难道不是封建地主阶级之“道”吗？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以地主阶级之“道”为前提的，就是说，不论是富贵的引诱，贫贱的折磨，强力的压迫，决不改变实行地主阶级之“道”的精神，这就是所谓大丈夫的品德。这里表现的是地主阶级的顽固的党性。例如，现在一个地主阶级分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死要独行其道（即坚持地主阶级的立场）”，这不是十分反动的吗？这种所谓道德，怎么能有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呢？
    照吴晗同志的说法，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是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孟夫子思想教育的结果。这不是十分荒唐吗？我们有时候，也借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说明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这里绝不是说无产阶级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从孟子那里借用了语言资料。无产阶级战士的革命坚定性绝非来源于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而是在革命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形成的。
    吴晗同志在论证必须继承封建道德的时候，还说：“诚实、勤劳、勇敢、刻苦耐劳、雄心壮志这些美德，难道不都可以移用在今天？”
    试问：有什么抽象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吗？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实于地主阶级，对地主阶级诚实；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诚实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对党、对人民老老实实，如果在敌人的法庭上也“诚实”，那是出卖党的秘密的叛徒。地主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和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封建社会里，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被地主阶级颂扬为“忠勇可嘉”、道德高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地主阶级分子还讲他们那个阶级的“勇敢”，这就是顽固不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道德所讲的勇敢是在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所畏惧，在革命战争中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地主阶级的“雄心壮志”是万贯家财、荣华富贵或个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中国和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等等完全是具体的、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与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绝然对立，怎么能把地主阶级的“诚实”、“勇敢”、“雄心壮志”“移用在今天”？
    至于“勤劳”、“刻苦耐劳”，这根本不是地主阶级的道德。“勤劳”、“刻苦耐劳”总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地主阶级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他们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卑贱人做的事情，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勤劳”、“刻苦耐劳”的品德。吴晗同志把劳动人民才可能有的“勤劳”、“刻苦耐劳”的美德挂在地主阶级的头上，这不是露骨地宣传地主靠自己“勤劳节俭”起家吗？
    吴晗同志还宣传地主阶级的“刚直不阿”，把它说成超阶级的，硬要无产阶级接受。这也是完全骗人的。超阶级的“刚直不阿”是没有的。所谓“刚直不阿”，在地主那里，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坚持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个利益的原则，而不逢迎破坏这种原则的上司；如果说到无产阶级道德时，有限制的借用“刚直不阿”这个词汇，那么它指的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两者是极端相反的。无产阶级从革命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领导，这是应有的美德；而地主资产阶级却把这种美德骂为“阿”，骂为“逢迎拍马”。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不是就这样恶毒地攻击过我们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宣扬抽象的即故意掩盖其阶级内容的“刚直不阿”，只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世界上还没有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及其影响以前，是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道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甚至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对立已被遗忘了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之上的、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⑤
    吴晗同志利用人们还在使用的在历史上形成的语词、语言，掩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阶级性，把它说成“全民性”的东西，要人们把它接受下来。这完全是骗人的戏法。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到婚姻制度时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形成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又说，无产阶级的婚姻也是一夫一妻制。这两种一夫一妻制是不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恩格斯作了完全否定的回答。他说，在无产阶级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都除去了。“无产者的婚姻，决不是在一夫一妻制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而是就这个词的语源意义上说来，是一夫一妻制的。”⑥我们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原则。这就是必须把词的本来的意义即“历史意义”和“语源意义”区别开。这也就是说，语词、语言和它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所代表的意义，不是一码事。同一句语言，同一个语词，它的意义，它的社会内容，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那里，还往往是完全相反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⑦。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
    四、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是他的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是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贩卖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当吹捧“孔子”十分猖獗的时候，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硬要无产阶级继承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核心和主要规范，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其政治意义不是代表复辟资本主义的逆流，反对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很显然，吴晗同志的道德论，既是对一九五八年以来文化革命的“反动”，又是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无产阶级的斗争。
    从中国近代革命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史上可以看出，每一次封建道德的复辟活动，每一次复古尊孔运动，都是反动阶级政治复辟运动的先导，都是对前一次革命运动的反动。而当这种反动逆流受到揭露、批判之后，坏事就变成好事，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为革命的前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必须大力宣扬无产阶级的新道德，宣扬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无产阶级道德的发扬，同破除旧道德是分不开的。旧道德不破，新道德不立，旧道德不止，新道德不行，旧道德不塞，新道德不流。一句话，不坚决摒弃地主资产阶级的吃人道德，就不可能发扬无产阶级的高尚道德。另一方面，新道德的发扬和巩固，又将加速旧道德的最后死亡。
    目前在我国，共产主义道德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之下，抗拒了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道德的思想毒素，树立了以一心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这是扫除旧道德的基本的社会力量。
    新道德总是在同旧道德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道德形成的过程，也就是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道德的进一步发扬，必然伴随着同地主资产阶级道德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必将在这场斗争中，把自己的道德提高到更高的境界。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 林杰 阎长贵合写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近几年，我国史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潮流，冲击着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的旧史学。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向旧的、传统的历史观点展开了斗争。这样，就使得一些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史学方向的历史学家们如坐针毡，他们感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摇摇欲坠了，非起来抗争不可。
于是，史学领域里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起来了。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辩论，一直在进行着。这一次由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而展开的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让步政策”等问题的大论战，又为史学革命开创了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
    这一场大论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在史学领域里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史学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当前史学领域里的这场大论战，就是坚持还是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对待历史问题的论战，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论战。
    在史学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史学方向的一方，吴晗同志是一个挂帅的人物。此帅之外，还有一帅，这就是翦伯赞同志。
    长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自居的翦伯赞同志，就史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写了不少文章。这些文章被一些人认为是历史研究中带有指导性的文件。重要的有：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②
    其中特别是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系统地论述了他的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历史观点。这是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由于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颇具有迷惑人的作用。为了分清是非，辨明真理，就翦伯赞同志历史观点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认真进行一番讨论，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史学革命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历史主义”究竟是什么？
    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历史运动及其规律。他们把历史一会儿说成是偶然现象的堆积，一会儿说成是上帝的事先安排；一会儿说成是帝王将相的善良本性的发现，一会儿又说成是暴君的罪恶活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所以把历史歪曲成荒诞不经、混乱不堪的东西，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利益，使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客观地去观察历史事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揭露了历史的真相，发现了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这就是阶级斗争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斗争，不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日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迫使那些具有顽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历史学家，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方式。
翦伯赞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
    一九五二年，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所谓“历史主义”。但是，把“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大肆宣传，那是近几年来的事情。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到处宣传他的“历史主义”，要用所谓“历史主义”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翦伯赞同志为什么要大讲特讲“历史主义”呢？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有片面性，不能完全用它来解释历史。他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如果只有阶级观点而忘记了历史主义，就容易片面地否定一切；只有历史主义而忘记了阶级观点，就容易片面地肯定一切。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平的论断”。③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斗争观点排除在外的。
翦伯赞同志说，有的同志“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把“中国古代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古代史都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些同志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④
    说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把中国历史说成了“黑漆一团”，这是污蔑。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历史，把历史看做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会把历史说成是“罪恶堆积”。在翦伯赞同志看来，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评论历史人物，就是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就会把封建阶级的历史人物否定掉。
    “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⑤这是翦伯赞同志对阶级斗争观点的又一个攻击。
    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用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奴隶同奴隶主、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这种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历史现象。翦伯赞同志说，不行，如果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这个，历史就“太简单了，简单到任何矛盾也没有了”。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讲历史应该复杂一点，复杂到分不清阶级界限。他所以要大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要用这种矛盾来冲淡或者代替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
    翦伯赞同志给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的同志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虚无主义”、“非历史主义”、“简单化”、“片面性”、“否定一切”，等等。但是，最大的帽子还是“教条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翦伯赞同志却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大肆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来研究历史。他说：“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只讲普遍真理、一般原则，不结合自己历史的特点，这种教条主义”，“应该反对”⑥。
    翦伯赞同志讲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口头上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把阶级斗争观点除外。这是一种挖心战术。他所反对的恰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阶级斗争观点。
    翦伯赞同志把所谓“历史主义”奉为研究历史必须“严格”遵循的法则。其实，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破烂武器。翦伯赞同志不过是给它涂了一点金黄颜色，就拿来到处挥舞。
    我们且不说现在世界上大谈“历史主义”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从历史上说，最早用“历史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是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克罗齐。他认为“唯一的实在性，就是流动性”，就是“精神”，并且宣称这就是“历史主义”。资产阶级的许多哲学派别，如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也都恶毒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坡培尔即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过份简单化的观点”，只“承认贫富之间的分歧始终具有基本的重要性”，“把一切政治冲突都错误地解释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而否认“教皇和皇帝之间的斗争”，否认“统治阶级内部分裂”。⑦臭名远扬的实用主义者杜威，他表面上也承认“历史是一个变化过程”，但他坚决反对历史变化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观点污蔑为“教条式的历史哲学”。⑧
    人们有理由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理论如出一辙，他同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观点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是站在一起的。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毛泽东同志一贯热情地歌颂历史上的农民，歌颂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⑨因此，怎样对待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个根本态度、根本立场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同志打着“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的幌子，不止一次地宣传：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⑩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并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并不是反对地主阶级。翦伯赞同志对历史上的农民，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观点，完全暴露了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请问：为什么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不是反对封建制度呢？难道封建压迫、剥削不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吗？为什么反对地主，不是反对地主阶级呢？难道地主阶级不就是由地主构成的吗？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制度就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制度。怎么能说，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呢？列宁说，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其目标“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阶级”①①。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时候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①②
    翦伯赞同志之所以要在封建压迫、剥削和封建制度之间，在地主和地主阶级之间划一条界限，就是为了证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这种观点是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歪曲和污蔑。
    毛泽东同志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①③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那么还有什么理由把它叫做革命呢？难道把它叫做改良不是更合适吗？
    所谓“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如果这句话，指的是有时农民起义借用王朝的名义来号召，就认为起义农民不反对封建的皇权主义，这是只看形式，不看实质。马克思曾经指出：“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①④难道对农民起义借用王朝来号召的现象不应当象这样地进行阶级分析吗？如果这句话，指的是起义农民没有自己的“主义”、自己的思想，这是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否认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列宁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①⑤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①⑥。请问：在封建社会里受剥削的农民，为什么不会产生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主义”呢？难道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赋”等等，不是和封建的皇权主义根本对立的吗？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性质，是由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决定的，而不是以当时农民是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作为依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发展成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当时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反对封建压迫、剥削，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就是反对地主阶级，农民认识到这一点是这样，认识不到这一点也是这样。
翦伯赞同志还说：“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①⑦。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例如，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跣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究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并兼”了地主的“田园甲第”。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战争发展的高峰。它在建立农民政权方面，也最典型。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在《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中说：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请问翦伯赞同志：如果农民只能建立封建性政权，你是否认为太平天国和清王朝一样是封建性的政权呢？
    封建社会的农民，以自己的生产活动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们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推动了历史发展，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前奏。正因为他们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地主阶级的革命性，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说法，封建社会的农民是不反对封建制度、不反对地主阶级的，没有革命性，那么，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怎么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呢？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翦伯赞同志一方面用他的“历史主义”歪曲和污蔑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革命；另一方面，又用他的“历史主义”大肆美化和歌颂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封建制度。
    一九五八年，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翦伯赞同志在这个革命运动面前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挺身而出，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成。
    翦伯赞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①⑧。这就是说，筑长城、开运河，虽然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但是秦始皇、隋炀帝是发动者和组织者，必须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功劳。
    毛泽东同志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①⑨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
    特别是像隋炀帝，连地主阶级的历史学家都不敢替他说好话，认为他“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①黔黎，俱充蛇豕之饵”。②⑩而翦伯赞同志竟把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皇帝当作挖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加以歌颂，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
    能不能够说由于隋炀帝是开运河的“发动者、组织者”，因而就应该把功劳写在他的账上，加以肯定、加以歌颂呢？当然不能。
    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把剥削阶级所兴修的水利、所创办的事业，都一律看待。但是，那些直接为剥削和压迫人民服务的工程，其政治目的必须坚决揭露。而翦伯赞同志完全掩盖了隋炀帝修运河的阶级本质，把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说成是给人民办好事，这是完全错误的。
    翦伯赞同志吹捧地主阶级的帝王将相还有一个理由，即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他说：“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于历史就反对它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只有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才能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②①
    这是什么“历史主义”呢？这就是反对阶级分析的“历史主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认为是从唐宋开始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在一八七一年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走向没落的。按照翦伯赞同志的观点，在唐宋以前，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巴黎公社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根本不能反对。谁如果反对，就是反“历史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唐宋前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如秦末农民起义、汉末黄巾起义等等，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反对新出现的封建制度。同样，巴黎公社以前的法国、英国、德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都是反对历史的发展，都是触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也许有人认为，翦伯赞同志美化帝王将相，似乎是有条件的，他只是歌颂历史上那些所谓对人民有功劳的帝王，只是歌颂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不是这样呢？不是。实际上，凡是地主、资产阶级，翦伯赞同志都是毫无例外地肯定。他指责所谓“非历史主义”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将相，即使要肯定他们，也得先骂他们几句，或者在肯定以后，又加以否定。好象不如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②②这就是说，对于帝王将相，即使要批判几句也不行，也不能既肯定又否定，只许向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而不准说半个“否”字。你看，他对帝王将相是多么爱护备至！
    翦伯赞同志歌颂帝王将相，有一个自以为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根据，就是：帝王将相用法律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利。他说：封建帝王的任务，“重要的是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而不是替个别的人民去伸冤”②③。这就是说，在翦伯赞同志看来，封建帝王不仅能够替“个别的人民”伸冤，而且能够用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
    封建帝王替人民伸冤，根据翦伯赞同志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当然的事。但是，且慢，请问帝王替人民究竟伸的什么冤？伸那个阶级的冤？历史上有这样的事吗？那怕有一件也算。什么是封建的法律制度呢？封建的法律制度就是维护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政治制度。要求帝王用地主阶级的法律制度去保障“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利，这到底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呢？这是把帝王及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法律都当作超阶级的偶象来崇拜。
    翦伯赞同志大叫要用“历史主义”去评价历史人物。其实，他不仅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去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美化帝王将相，而且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把国家和法当作调和阶级矛盾的工具来歌颂。
    是“让步政策”，还是反攻倒算？
    为了美化帝王将相，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为了贬低农民革命，否认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翦伯赞同志还一直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曾经对农民实行过减轻剥削和压迫的“让步政策”。
    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同志就提出了统治阶级对农民“让步”的理论。他在《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他说：“在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②④一九五六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合编了《中国历史概要》，大讲“让步政策”。最近几年，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在宣扬“让步政策”方面更有所发展。原来还只是说每次大的农民暴动以后，统治阶级“让步”，现在却是每次农民暴动，甚至连很不出名的小规模起义，他都说“也逼令统治者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措施”②⑤。很显然，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翦伯赞同志宣扬的“让步政策”理论，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不比不知道”。对古今中外的地主阶级我们也要做个比较。
    我们先看看现代阶级斗争的情况。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规模不能算不大吧，对统治阶级的震动不能算不重吧，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统治阶级对革命人民究竟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对此，我们许多革命老同志和革命群众还都记忆犹新。统治阶级加给革命人民的是屠刀、是牢狱，多少人死在统治阶级的屠刀之下，真是血流成河！多少人身陷囹圄，真是暗无天日！工农群众在革命中争得的一些权利，被统治阶级夺回去了，并且加重了负担。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⑥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统治阶级的“让步”和“让步政策”，只有变本加厉地进攻和反攻倒算，只有白色恐怖！
    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封建社会里的地主阶级。德国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规模很大、影响很深远的革命运动。这次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了什么政策呢？是“让步政策”吗？是“减轻压迫和剥削”吗？不是，一万个不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②⑦同样，在这里也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绝没有什么“让步政策”。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至于认为“让步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实行的，这就更加荒唐了。这岂不是说
农民阶级在革命中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在失败以后反而得到了吗？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极端仇视，坚决镇压。当农民革命失败以后，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绝不会有什么“让步”，更不会有什么“让步政策”。
    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实行的政策，是翦伯赞同志宣扬“让步政策”理论的第一个例子。他说：“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新的统治者刘邦，为了恢复封建秩序，不得不向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除秦苛法就是最好的说明。”②⑧
    翦伯赞同志所特别称道的“除秦苛法”，是不是对农民的“让步”呢？不是。
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这是“除秦苛法”吗？不。“约法三章”，所谓“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是保护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反对农民革命的法律，是刘邦背叛农民革命的标志。农民革命，“杀”地主阶级、“伤”地主阶级、“盗”地主阶级（财产），这犯的是那家的“法”？难道不是地主阶级的“法”！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它，反而歌颂它，这不是站在刘邦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革命吗？
“除秦苛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当时地主阶级用来诱骗人民，使之规规矩矩就地主阶级的法律之范的。地主阶级的法律是地主为农民准备的鞭子，它是专政的工具，绝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翦伯赞同志，不去揭露汉初法律的阶级实质，却一再宣传那所谓的“除秦苛法”，这不是在帮助地主阶级继续欺骗人民吗？
    翦伯赞同志说，由于汉初统治者实行了“让步政策”，到文景时代出现了“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的现象②⑨。这种描绘完全是从地主阶级御用历史学家粉饰太平的陈词滥调中抄来的。封建社会是地主的天堂，农民的地狱。地主阶级越富，农民阶级越穷。地主阶级的富是建立在农民阶级的白骨上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地主阶级国家的钱积得“贯朽而不可校”，粮食存得“腐败不可食”，农民仍然要卖儿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对这一点，连当时的一些统治者也不否认。晁错给汉文帝上奏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②，百＠②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③⑩翦伯赞同志对这些事实为什么讳莫如深呢？
    举一反三，以此例彼。翦伯赞同志所说的各个朝代统治者对农民实行的“让步政策”，都是对地主阶级的美化，对封建社会的歌颂。
    翦伯赞同志声称，他的“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理论的解释③①。不是，绝对不是。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翦伯赞同志却认为，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推动了历史发展，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有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才能表现出来。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翦伯赞同志却说，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怎么能说“让步政策”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解释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③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必须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同阶级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不能幻想反动统治阶级会对人民作什么“让步”，实行“让步政策”。革命的人民决不能对敌人抱有丝毫的幻想。
    结束语
    解放初期，在史学领域里，虽然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作了一些批判，但是，由于革命的史学工作队伍还在逐步形成过程中，批判的锋芒还不那么锐利。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猖狂进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大肆宣扬“史料即史学”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反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他们宣扬“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是为个人主义，为个人的名利而研究历史。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史学革命运动。这个革命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反以地形形色色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
这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革命批判精神得到了大发扬，旧的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
    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③③，革命史学的发展也决不是平静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决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
    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虽然经过斗争使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代表人物破产了，但是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又会登台演出。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间，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史学领域同其他领域一样，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以为有机可乘，他们就公开出台表演了。
    翦伯赞同志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冷嘲热讽，挖苦打击。他到处讲演，发表文章，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攻击史学革命。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
    翦伯赞同志对“以论带史”，即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大为不满。他说，“以论带史”的口号有片面性，“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③④他提出：“材料是知识的泉源”，“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上的知识是主要的。”③⑤这实际上就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史料即史学”的观点，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
    针对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观点，翦伯赞同志提出“政治是替经济服务的”，“经济是历史的骨干”，是“写历史的原则”③⑥。他指责有些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和历史学要结合实际以及古为今用等提法，几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并说“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③⑦
    翦伯赞同志特别反对史学工作者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他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奚落“为了站稳立场”的史学工作者，说“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③⑧。
    翦伯赞同志给史学革命竟然作了这样的总结：“总起来说，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③⑨
总起来说，翦伯赞同志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就是“二反二保”的纲领，即：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解释历史，反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保护“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的资产阶级历史观点，保护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农民革命的封建王朝史学体系。这条史学纲领的遮羞布，就是老掉了牙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
    这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
    为了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必须批判。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几年来，吴晗同志一直在狂热地进行着海瑞和“海瑞精神”的宣传。同志们对这样的宣传，一直是有意见、有议论的。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这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论战的序幕。
    象一块大石头投进了池潭，平静的水面沸腾了起来。一时间，海瑞问题变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吴晗同志在同志们的批评下，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同志如果真的能以自我批评做为自己进步的起点，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当人们仔细看了吴晗同志近两万字的自我批评文章以后，却不得不说，吴晗同志的检讨，态度是不老实的。正如许多同志所指出的，吴晗同志的检讨是个假检讨，不仅是个假检讨，而且是在假检讨的掩护下，向批评他的同志们进行反批评。我们从来认为，反批评是可以的、允许的，但是为什么要打着自我批评的旗帜？这是一种什么论战手法呢？
    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一下吴晗同志海瑞宣传的过程，对他的海瑞宣传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吴晗同志排出来的“时间表”，恰好说明了他狂热的海瑞宣传同阶级斗争形势的内在联系。他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劈头而来地为我们排出了一张他“研究海瑞”的“时间表”，从这张“时间表”开始，吴晗同志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辩护。
吴晗同志以为，“时间表”的烟幕能够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振振有词地说，我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党中央的庐山会议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是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的事；《海瑞罢官》是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也是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和“翻案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以前。好像它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①
    但是，吴晗同志竟然没有理会到，时间从来对于掩盖真理的人是不利的。不是有人说吗？不是别的，正是这张“时间表”，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招贴一样，明明白白地暴露了事情的真象。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把“谜”一般的“学术问题”的现实内容点破了。
    为什么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可是谁都知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一向是吴晗同志安身立命的基础、精神寄托的所在。他最反对骂皇帝，就在《海瑞骂皇帝》发表的前后，吴晗同志不是就写过许多为封建皇帝争地位、续家谱的文章吗？他认为，“在过去的历史时代里，在某项政治措施、工程建设或大规模的战争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谁？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领导、指挥了这些工作。……对这样的人应该肯定、表扬、歌颂。”②在那时，只要有谁少写了一笔封建帝王，马上便会遭到吴晗同志的严厉指责。他曾经感慨系之地说过，在我们的一些历史书籍中，“除秦始皇而外，对象汉武、唐宗、康熙、乾隆等这样比较全盛的时代的领导人物不写或很少描写，于是，历史上的光明面丧失了”。③他认为，历史上的很多皇帝，特别是那些所谓“全盛时代”的“领导人”，简直都是些保国安民、龙腾虎跃、“伟大”得了不得的“英雄”人物，他们是我们的“祖宗”，“不这样看，就会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④谁要是敢于随便对某个封建王朝的所谓“领导人”发一点不恭敬的议论，吴晗同志就要给以迎头痛击！他曾经不胜激愤地问道：“把我们的祖宗全说成是坏人，祖国的历史漆黑一团，我们全是坏人的子孙，……这有什么好处呢？”⑤可是，奇怪的是，如此一个坚决保卫皇帝尊严的历史学家，却突然写出了一篇尖酸、热辣的，号召人们以一种抽象的“勇敢”精神骂倒一切皇帝的文章。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说明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什么样的思想动向呢？
吴晗同志一定要辩白，我所谓的骂皇帝指的是骂“坏皇帝”，“好皇帝”是不可以骂的。
    “好皇帝”和“坏皇帝”是吴晗同志的概念，这种概念本身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就用吴晗同志自己的概念来说，他写的“骂皇帝”文章，也并不是什么骂“坏皇帝”。
    吴晗同志的文章，明明白白写着的是“骂皇帝”，而不是骂“坏皇帝”。文章第一句，就写道：“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这皇帝如果指的是“坏皇帝”，则逻辑不通。下面的什么皇帝的“避讳”啦、“缺笔”啦，当然指的也不都是“坏皇帝”。再往下，什么“徐世ｊì＠①只能叫徐ｊì＠①”啦，那指的不仅不是“坏皇帝”，而简直是吴晗同志奉之若神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了。以后的什么“贺后骂殿”啦，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啦，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啦，什么“宋太祖”啦，什么“小叔皇帝”啦，当然，指的更不是“坏皇帝”。至于吴晗同志后面写的海瑞骂皇帝，那只不过是他“骂皇帝”文章的一个小题目，大题目仍然是骂皇帝。更彻底地说，这里的大题目、小题目都是为了鼓吹一种更大的题目。这更大的题目则是发扬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骂骂也是好的“勇敢”精神。即是说，吴晗同志所说的“骂皇帝”，指的既不是“坏皇帝”，也不会是“好皇帝”。“醉翁之意不在酒”。吴晗同志不过是借着“骂皇帝”的名目，向当代的人们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来达到某种现实的目的而已。
    尽管吴晗同志是那样地喜欢讲“历史真实”，但是实用的需要，使他完全顾不得“历史真实”了。海瑞骂皇帝的故事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同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甚至连海瑞《治安疏》里本来没有的话，例如什么“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也生造出来了。这是为什么？⑥是吴晗同志不懂古文，翻译错了吗？不是，吴晗同志对于古文是熟悉得很的。那末，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给海瑞加上他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呢？不是别的，因为不如此就不能突出他所鼓吹的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吴晗同志反对在历史剧的舞台上给古人戴上眼镜，但是他自己却为无限忠于皇帝的古人，勾绘上了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虚假脸谱。
    有虚构，就有隐瞒。海瑞被皇帝关在监狱中，一天，狱吏请他吃饭，吃完了饭告诉他皇帝死了。海瑞一听这个消息，“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⑦这个故事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海瑞的真正“品格”，这才是历史上真正的海瑞“精神”。它比任何一种烦琐的考据都更加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的真海瑞究竟是在骂皇帝，还是在爱皇帝。可是尽管事情是那样的重要，那样的典型，而且是那样的准确无误，却只因为它不符合吴晗同志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所以就绝口不提了。这就是吴晗同志的“历史真实”！
    是一种什么原因，使吴晗同志这样毅然决然地不顾他一贯歌颂皇帝的立场，不顾他一向标榜的“历史真实”的口号，尽心竭力地向人们鼓吹他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呢？因为一种更高的需要，超过了吴晗同志一切其他的需要。
    什么是吴晗同志更高的需要呢？这就是吴晗同志在“时间表”里一点而破的，那个被党中央庐山会议胜利地粉碎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需要。
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阶级专政，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终结。资产阶级的力量存在着，地主、富农的力量存在着，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斗争，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经济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思想战线上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要为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披荆斩棘，作开路的先锋。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则要为资本主义的复辟道路摇旗呐喊，争生存的权利。
    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迈进，但是也有人对这样的革命运动极不满意，极不舒服。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寻找机会，向革命发动进攻。一九五九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遇到了暂时困难，国际上的各种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华的高潮，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也蠢然活动起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社会根源。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吴晗同志，正是适合这种社会思潮需要的代表。不是吗？在一九五九年，什么人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由极不舒服、极不满意，而极想一骂为快呢？什么人不仅自己极想一骂为快，而且更想鼓励别人也“勇敢”地出来骂一骂呢？这样一件小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就在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那个夏天，四川新繁县农村的一个生产队里，发生过这么一场小小的风波：水田里的禾苗茁壮地生长着，忽然来了一阵风雨，一些禾苗倒伏了。一个心中颇有一些牢骚和不满的家伙咕噜着说：“人背时，天也背时！”一个富农抓住话音：“龟儿子，象个张飞，敢说！”那个人得到了鼓励：“嘴长在我脑壳上，啥子不敢说？”这个富农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读过《明史》，不知道海瑞，乡下报纸少，大概也没看过吴晗同志“骂皇帝”的文章，但是他提倡的那个“张飞精神”同吴晗同志鼓吹的“海瑞精神”，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一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看做是祖国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突然一反常态，积极地、连历史事实都不顾地去为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振臂高呼呢？
    （二）今天，反动派已经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你那爱之如珍宝、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早已经进了历史博物馆，那末，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究竟是要人们去骂谁呢？
    （三）难道你所要引导人们去骂的那种抽象的“皇帝”，同今天当家做主的人民没有联系吗？同我们亲爱的党没有联系吗？难道你所鼓吹的那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敢”精神，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正在吴晗同志大力鼓吹一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的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们始而看风色，想骂而不敢骂，终而憋不住，破口大骂了起来，什么这个搞坏了，那个搞糟了。他们满以为时机大好，一骂就能骂出他们的天下来。多么猖狂，多么嚣张！岂知逆历史潮流的人，总是事与愿违。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声音同吴晗同志的声音是那样地相似？
    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在党中央庐山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两者怎么联系得上呢？
    我们知道，党中央庐山会议是一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会议，既然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那么在“反”以前，必然是已经有了右倾机会主义。事实上，吴晗同志文章发表的时候，正是社会上各种右倾机会主义言论开始出笼的时候，否则吴晗同志怎么能有资格在思想斗争的战线上做他们的代表呢？列宁说过，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代表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知识分子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远的不去说它了。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前两年，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知识分子费孝通，不是在天空出现一片乌云以前，就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吗？
    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同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同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
    《海瑞骂皇帝》之后，吴晗同志又写了《论海瑞》和《海瑞罢官》。
    《论海瑞》和《海瑞罢官》是《海瑞骂皇帝》的继续和发展，而不是它的终结和转变。
    吴晗同志不同意这样的批评，他在自我批评中，对这样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
他自己提问：“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然后答曰：
    第一，是为了“反右倾”。理由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他在《论海瑞》中，写了“不许可假冒海瑞，歪曲海瑞”一类“反右倾”的话。
第二，是“为古而古”。这一条是拿来为《海瑞罢官》辩护的。他说：“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吴晗同志颇以为，这两条理由可以堵塞天下的言路。
    恰恰相反，这样不成其为理由的辩护词，却会引出了好些文章，从而把关于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讨论，引向一个新的阶段。
    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在吴晗同志两条反批评的理由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吴晗同志自己说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发表的《论海瑞》，是为了“反右倾”的目的而写的。这目的性不是很清楚，很明确吗？为什么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而且也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却突然连目的性是什么都“不清楚”，都“糊涂”起来了呢？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主题的作品，怎么一个的目的性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明确；而另一个的目的性，却又是那样的“不清楚”，那样的“糊涂”了呢？一个“古为今用”得那样“好”，密切联系了“政治”，密切联系了“现实”。一个却变成了“为古而古”，“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问吴晗同志：这究竟是一种离奇的童话，还是一种严肃的自我批评！？
    原来这都是假话。什么“反右倾”，什么“为古而古”，统统不过是吴晗同志逃避错误、逃避批评，回避自己海瑞宣传中政治问题的一种遁词。
    是的，吴晗同志的《论海瑞》的确有一个“反右倾”的尾声。但是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反右倾”的尾声同吴晗同志整个文章，是不协调、不一致的。
    看来，这一段话不过是一段外加的、脱离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表面文章，它绝对不是发于吴晗同志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不是武断？不是。因为吴晗同志整个海瑞的宣传都是为着一种现实需要服务的。倾注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抒发了一种反党感情的、号召人们向一种抽象的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作品，怎么能是反右倾的、革命化的作品？脱离了吴晗同志整个文章主题的一个外加的小小结尾，掩盖不了吴晗同志海瑞宣传中的整个立场。
    外加的那种表面文章，在《海瑞罢官》里再也找不见了。吴晗同志再也不好继续拿这块美丽的面纱遮掩自己了。他只好说，他的《海瑞罢官》，是“为古而古”是“为写戏而写戏”。前后的矛盾，逻辑的混乱，都顾不得了。当初，吴晗同志写历史剧的时候，实用的需要超过了历史的真实，现在，写自我批评的时候，实用的需要又超过了现实的真实。
    毛泽东同志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六七页）超阶级的历史，为历史而历史；超阶级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这样的东西从来是没有的。吴晗同志过去的主张从来也不是这样。他从来都是主张“古为今用”，主张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的。
    “研究古，正是为今服务”。⑧
    研究历史人物，是为了拿历史人物来“教育今人”。⑨
    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⑩
    “历史实际是为当前实际服务的，不能把历史仅仅看成是过去的事情”。①①
    这些话都是吴晗同志以前经常说的。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
    例子很多。比如，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发表的《赵括和马谡》，谈的是“古”，“为”的是“今”，反的是“教条主义”。“自以为是，因而失败，害己、害人、误国的教训。时间虽然隔得很久了，今天来重温这些教训，看来还是有益的。”①②六月，发表的《反对“花法”》，也是“古为今用”的。“所谓‘花法’就是华而不实”，“在当前也还有其现实意义”。①③
    海瑞的宣传，当然也是“古为今用”的。这一点，他过去也是不隐讳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写海瑞是为了让“后人纪念和学习”①⑷，是为了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①⑤也就是说，是为今天的现实而发思古之幽情。“为古而古”，超政治、超现实的历史研究，从来不是吴晗同志的主张，吴晗同志也从来不是这样做的。
    历史小品和历史论文的“古为今用”，到底有局限性，而且引不起广大群众的注意，于是吴晗同志排除万难，“破门而出”地搞起戏剧来了，并且选择了群众喜闻乐见的京剧形式。由历史小品而历史论文，由历史论文而历史剧，吴晗同志的用心可谓良苦矣！今天怎么能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一句话，轻飘飘地把过去唯恐别人不知道的现实目的性一笔勾销呢？
    一九六一年一月，七易其稿的《海瑞罢官》在《北京文艺》上公开发表了。
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引言上明确地说，他写海瑞，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二月，北京京剧团上演了这出戏，全心全意拥戴吴晗同志的“老兄老弟”们欢喜若狂。他们为了一点暂时的成功而得意忘形。
    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组“细吹细打”的妙文。阴暗的心理，共鸣的心弦，都在这里流露出来了。
    自称为“老兄”的繁星同志，用他们之中最高的称誉──“我们的先师孔夫子”的榜样，称颂了他“老弟”“破门而出”的精神。这出戏是多么激动他的心啊！“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至于“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①⑥好个不用“细说”！但是，要是别人看不懂这出戏怎么办呢？岂不白费了功夫？为此，“老兄”象煞有介事地装起“糊涂”来了，他向“老弟”提出了好几个问题。人们懂得，提几个问题不过是一种文章的作法。
    吴晗同志对繁星同志的提问，报之以会心的微笑。他巧妙地回答了提问者巧妙的发问：
    “无论是历史书也罢，历史剧也罢，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也就是“古为今用”，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①⑦
    对提问者的假装“糊涂”，吴晗同志并非无意地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装什么“糊涂”！“我看，你一点也不糊涂，我所说的，我看，也都是你所想到的，不过，你在故弄玄虚，要我替你说出来而已。”接着，吴晗同志向对方将了一军：“你为何不破门而出呢？”
    此后的三个月，吴晗同志又在《论历史剧》一文中，再一次地阐明了历史剧“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等等理论。①⑧这些理论，可以看做是吴晗同志《海瑞罢官》戏剧创作的一个最好的总结。
    又三个月，他在一篇文章里又一次地谈了戏剧在“反映人们的痛苦、希望和要求，鼓励人们敢于斗争，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状”方面，对“今天也仍有它的现实意义。”①⑨
    吴晗同志怎么能这样健忘呢？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什么让今人“学习”啦，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啦，“不是为了死人，而且为了活人”啦，“以古讽今”、“古为今用”啦，“指桑骂槐”、“不容怀疑”啦，“反映人民痛苦”、“鼓励人们敢于斗争”啦，怎么今天一挨批评，就变成了“完全”是“为古而古”，“完全”是“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古为今用”“一点也没有想起过”了呢？以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们不是赞成孔夫子、孟夫子吗？我们对孔丘、孟轲的话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按你们说的，孔子的“强哉矫”，孟子的“大丈夫”，是这样吗？你们不是要人们学习“刚直不阿”、反对“乡愿”吗？什么叫“刚直不阿”？按之《说文》，“刚直不阿”者，不屈挠，不钩弯也。“刚直不阿”怎么可以转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子呢？什么叫“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②⑩孟子说：“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乡愿也。”②①反对“乡愿”，怎么能“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呢？
    一向反对“是今非古”②②，一向主张“写作”的“目的性要明确”，“要有所为而作”②③的吴晗同志，怎么会“为古而古”！煞费苦心，想过来、想过去，浇进了作者全部心血的《海瑞罢官》哪里会是“为写戏而写戏”！在他的剧本刚上演的时候，就有同志看出了他的剧本是有所为而发的。吴晗同志自己也说，当时曾经有人向他指出剧本的倾向不对。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以后，更多的人读了吴晗同志的剧本，人们说，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有人，呼之欲出”。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大谈其《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退田啦，除霸啦，“平冤狱”啦。其实“退田”也罢，“除霸”也罢，“平冤狱”也罢，都只不过是吴晗同志剧本的情节。吴晗同志哪里是在为三代冤仇的贫农洪阿兰一家鸣冤叫屈，他对“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②④的贫苦农民哪里会有这样的感情！实际上他是借着被污辱、被歪曲了的农民，来为他心目中被“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鸣冤叫屈。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也不是消极的“罢官”，主题思想应该是高于情节之上的东西。一个戏剧评论工作者说得好，吴晗同志剧本的主题思想是：“海青天，回来吧！”②⑤
    回来干什么，回来再干！这是积极的同“现实”斗争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地对“罢官”而去的“青天大老爷”发一点哀思。
    如果有人对这样的分析仍然抱有怀疑，那末，可以看看吴晗同志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海瑞罢官》的前言里，吴晗同志对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有一个“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说明，还能有什么怀疑吗？
    吴晗同志召唤的“海青天”，当然不是明朝的海瑞。因为《海瑞罢官》写的根本就不是明朝人海瑞。尽管吴晗同志过去曾经一再斩钉截铁地说过：“人物、事实都是虚构的，绝对不能算历史剧”，②⑥但是他还是为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所冲动，虚构了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海瑞罢官》，其主要情节“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次要情节“也都是虚构的”。
    那么，呼之欲出的戏中“人”是什么人？
    “回来吧！”的“海青天”又是谁？
    吴晗同志是最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只要把吴晗同志的戏剧放到吴晗同志所喜欢讲的每个历史剧都有它创作的“时代背景”②⑦上来考虑一下，问题也就可以清楚了。
    在吴晗同志写剧本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被人民“罢”了“官”呢？
    正是那一小撮以“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形式，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实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再起伏了。在六十年代的头三年里，国内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妄想利用连续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再一次地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牛鬼蛇神又一次地出笼了。
    《海瑞罢官》是第一批出场的牛鬼蛇神。
    联系当时社会上那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来看，《海瑞罢官》这出戏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不久以前被人民“罢”了“官”的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弹起“魂兮归来”的曲子，企图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他弹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音乐伴奏声中东山再起。这才是《海瑞罢官》的真正主题。
    “老来傲骨犹然在，岂肯折腰媚权臣”，“我海瑞丢乌纱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
    同志们想一想：所有这些都是按照什么人的性格，什么人的面貌描述的？而这样的描述，究竟是为谁服务？为谁鼓气？为谁张目？
    “破门而出”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繁星同志不是呐喊着再来一个“海瑞”吗？不止一个的“海瑞”，在吴晗同志的开场锣鼓声中，从“不甘寂寞跃跃欲试”，②⑧而梳装打扮，粉墨登场了。
    《李慧娘》和《谢瑶环》，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陆续出来了。正象马克思说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二一页）不同的是他们有的披着“姿质美丽”的画皮，有的披着“刚直不阿”的外衣。他们都企图完成吴晗同志所没有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一点，那末，请你说明：
    （一）为什么你一反过去坚决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构人物、情节的理论，整个虚构了一个并非历史剧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你那样处心积虑地为一种并非海瑞所有的抽象反抗精神大肆宣扬，目的何在？
    （二）《海瑞罢官》发表和上演以后，你号召人们从中“学习”，并且一再地说历史剧决不是“僵尸的复活”，“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人”，而是“以古讽今”“指桑骂槐”，这些究竟都是什么意思？
    （三）为什么你以前不断地讲《海瑞罢官》是“古为今用”，今天却突然变成了“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吴晗同志的“以古讽今”，“以古喻今”，所运用的无非是一种讽喻的手法，这种东西大家熟悉得很了。从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直到今天的吴晗、繁星、孟超，用的人太多了。难道吴晗同志以为就你们才懂得此中的奥妙？无限忠于革命的人民群众对于政治问题有着高度的敏感，他们永远要比自以为知识很多的文人学士们聪明得多！只手岂能掩尽天下人的耳目。
    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就所谓明朝的“清官”“兵部尚书（国防部长）”于谦的事迹，写了又一篇歪曲历史真实、鼓吹“刚直”精神的文章，②⑨文章里引了一句当时流行的歌谣：鹭鸶冰上走，何处觅鱼ｑｉǎｎ＠②？
    吴晗同志解释道：这鱼ｑｉǎｎ＠②说的就是于谦。从这件事情看，吴晗同志对于讽喻的手法不是很懂得，很明白吗？怎么问题到了自己的头上，就这般“糊涂”起来了呢？
    吴晗同志最害怕的是把他的《海瑞罢官》，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他在自我批评中不止一次地表示，我的剧本发表在社会上出现“单干风”、“翻案风”以前，我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预见到以后会出现“单干风”、“翻案风”呢？他这样地洗白自己与“单干风”、“翻案风”的关系，目的是摆脱掉他在思想上同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联系。其实，“单干风”指的不过是一种恢复个体经济的主张，吴晗同志在“退田”里所说的就是这一种主张。至于“翻案风”，大体上也是属于吴晗同志所写的“平冤狱”之类的东西，虽然我们和吴晗同志对于什么叫“冤”，看法是有根本不同的。这两股风，不是突然出现的，自从有了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它们就存在着，不过有时比较盛行一点罢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当时，有不少的人在国内问题上积极鼓吹什么‘三自一包’（指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包产到户）、‘单干风（指恢复个体经济）、‘自由化’、‘翻案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版，第十八页）可见早在吴晗同志动笔写《海瑞罢官》剧本的时候，即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社会上已经有了“单干风”、“翻案风”。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为了替自己的错误辩解，而否定历史的事实是不可以的。
    吴晗同志在写《海瑞罢官》的同时，还写了周忱《罢官》。什么周忱“被地主阶级攻击，罢官离开江南”，什么他一“罢官”，“农民完不起粮”，到处“逃亡”“饿死人”。什么人民怀念“好官”。③⑩同《海瑞罢官》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为什么就在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人民“罢”了“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竟然对“罢官”的题目这样有兴趣，这样情致绵绵？其中的关系，岂是几句辩护词洗白得了？
    当然，为吴晗同志辩护的也不乏其人。羽白同志就是其中最积极、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羽白同志说，姚文元同志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棵“借古讽今”的毒草，是对吴晗同志的一种“露骨的攻击”。并且认为这是一种缺乏“谦虚谨慎”态度的、“粗暴的”、“官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穿凿附会”的、“捕风捉影”的、“不够老实”的作风。他质问道：这样一来，谁还敢再写历史剧！“历史剧岂不要从此绝迹于舞台了吗？”③①有人也说，今后历史也没人敢写了。（⑸⑹）
羽白同志的指斥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说过，“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是吴晗同志戏剧创作的理论，《海瑞罢官》正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人家自己说过的话，作过的事，你辩之何益！
    “讽”的什么“今”呢？“讽”的当然是共产党之“今”，社会主义之“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讽”，是那样恶毒地“讽”。人家在那样恶毒地“讽今”，你还在那里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爱护备至地为之辩解，你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呢？真是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吗？也不然，反起维护革命利益的同志来，什么不“谦虚谨慎”啦，“粗暴”啦，“官僚主义”啦，“形而上学”啦，“不够老实”啦，气势汹汹，帽子一大堆，这又是一种什么风度呢？
至于从此不敢写历史、不敢写历史剧了，这不过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写什么样的历史和历史剧呢？
    “颂古非今”，“以古讽今”的毒草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过去有人写以后还会有人写，但是也得允许别人有批评的自由。
    歌颂帝王将相，传播剥削阶级道德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写了几千年了，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了，有人实在不愿意写，也好。
    歌颂劳动人民、发扬革命正气的历史和历史剧吗？这种历史和历史剧是要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带着毛泽东思想去写的，这样做，有些人又不愿意。
    那末，历史和历史剧是否真的象羽白同志所说的那样从此“绝迹”于人寰了呢？这种耽心又大可不必。人民的历史人民自己会来写的。革命的人们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为革命的利益，家庭可以丢弃，生命可以抛舍，赴刀山，下火海，万难不辞，写一写历史和历史剧，就会使他们害怕得扑倒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们的面前吗！
    贵族老爷们垄断文化，垄断历史的时代过去了，人民创造自己的文化，人民编写自己的历史的新时代来到了。一个贫雇农的女儿，都能够写出充满着阶级仇恨和强烈革命感情的家史，一个部队战士都能够写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的战斗故事，革命的人们怎么不敢写历史，怎么不敢写历史剧？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提高了我们许多人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了我们许多人的政治觉悟。我们有的人，有时对别人一句半句隐隐刺了自己的话很敏感，但是却偏偏对狂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不敏感，对改了装扮出场的牛鬼蛇神不敏感。什么原因呢？根本上还是因为缺乏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抗日战争中一个老同志看了《野百合花》和《三八节有感》，拍案而起，大呼一声：“这是反党！”反右派斗争中许多老工人听到“党天下”、“不自由”的谬论，义愤填膺，同声质问：“这是为什么？”这种鲜明、热烈的阶级感情和革命感情，是一个革命战士最宝贵的品质。我们革命的青年的一代，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把革命老一代最宝贵的品质承继下来。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是一句假话。《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这是吴晗同志对自己自我批评文章的一个概括。
    我们只要剖视一下吴晗同志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过程，就会明白吴晗同志这句话完全是一句假话。
    在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隐隐流动的时刻，以《海瑞骂皇帝》作为思想武器，为那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逆流兴波助澜的人，怎么会忘记了阶级斗争！
在困难的三年中，在人民群众反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以后，又以《海瑞罢官》作为思想武器，企图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并且极力号召人们向一种政治反对派精神学习的人，怎么能忘记了阶级斗争！
不会的！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它本身就是吴晗同志在思想战线上同我们进行的一场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反动。
    为了替自己“忘记了阶级斗争”的说法打掩护，吴晗同志口口声声地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一种同政治立场问题无干的学术问题。他说“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毛病”就出在“学术思想上”。
    有关吴晗同志各种问题的讨论中有些是学术问题。就是这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也是从属于政治的。但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却不能简单地以学术问题待之。
    通篇皆是骂、骂、骂的《海瑞骂皇帝》是学术问题吗？充满了夸张、虚构，以至于捏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小品文算什么学术问题？
    “借古讽今”、“指桑骂槐”的京戏《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吗？没有一点历史真实的，连台词和人物都是按照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面貌塑造的大毒草算什么学术问题？
    早已从学术的大门里“破门而出”了，早已脱掉了学术的外衣赤膊上阵了，还谈什么学术问题！
    这个问题提得好：
    吴晗同志为什么回避政治问题？③②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他在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还不知承认错误，但是再没有“照老样子”做。其实，吴晗同志在发表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以后又何尝罢手？在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这一类的文章和讲话又何止这一点。一九六二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吴晗同志同《北京日报》的记者纵论古今，大谈治史。吴晗同志谈的第一个题目便是“寻根究底”。寻什么“根”？究什么“底”？寻究的是“矛盾繁多”、“破绽百出”、“全是望风捕影”、“莫须有”的胡惟庸“里通”外国案。又是蜡烛，又是大刀，又是和尚，又是武士，讲得是那样津津有味。③③使人不解的是，向来以革命的历史学家自居的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二年积极地向人们宣扬这一场不义之争的案件呢？
    一篇在书橱里冷落了多年的《胡惟庸党案考》，突然在一九六二年受到吴晗同志如此这般地宠爱，在这次谈话里，变成了一个首先拿出来的赫赫然的重要题目。这是什么用意呢？
    “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时时给自己提出问题，并且跟踪追击……。”③④原来吴晗同志是在向我们树立一种时时以他那种“寻根究底”的精神去倒翻其他案件的榜样。
    别人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为“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张目，他说《海瑞罢官》写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这一次的一番谈话，总不是在“翻案风”“平冤狱”的叫嚣以前了吧！那末，正在一些人大肆叫嚣“平冤狱”，“翻案风”的时候，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一向主张历史问题要“与当前实际联系”的吴晗同志也在那里“纵论古今”大谈其“寻根究底”，倒翻古案，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胡惟庸案”谈话后的一个月，吴晗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悼念“生性质直”的斛律金的家族的文章。③⑤这里又讲了一个“全是望风捕影”的案件。文章的末了，吴晗同志对“封建帝王统治下良将忠臣”的命运，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个所谓“生性质直”的军人的命运，引起了吴晗同志这样的同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阶级感情的共鸣啊！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说，各地开展了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批评和讨论，“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这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吴晗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不痛下决心，彻底改造自己，是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我们希望吴晗同志能够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思想里见不得人的东西拿出来，不要回避政治问题，不要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要讳疾忌医。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五期刊载的关锋 林杰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六年曾经这样讥笑过当时德国的一个庸人、唯心主义者：“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①
    吴晗同志把他写《海瑞罢官》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受了他那套道德论的支配；大概他之所以陷入泥潭，也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不过，在吴晗同志这里，却不单是唯心主义，重要的是他耍了一个花招：回避政治问题，回避要害，把他的政治问题拉到所谓学术领域里去，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以便溜之大吉。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要寻求毒草的根源，必须到阶级斗争中去找。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大毒草，是代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们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是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的。他不是“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而是被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迷住”了。
    “你们拿大帽子压人！”──朋友们，不要发脾气，这里需要摆事实、讲道理，需要冷静的实事求是的辩论。请看看我们的分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驳不倒的，驳倒的就不是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随时修正自己的错误，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请反对的，不赞成的，不完全赞成的朋友们、同志们来反驳、批评。对完全反对的反驳，我们愿意争论，奉陪到底；对不完全赞成的批评意见，我们也愿意和同志们讨论。把我们的意见驳倒了，有根有据地证明我们的意见部分的错了，或者完全错了，我们愿意检讨。
    （一）欲盖弥彰，弄巧成拙
    在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提出尖锐的批评之后，吴晗同志急急忙忙地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②。在这篇所谓“自我批评”的文章里，表面上，吴晗同志给自己扣上一些空洞的帽子，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等等；实际上却歪曲事实，指东说西，多方掩盖，极力避开问题的实质，避开《海瑞罢官》的要害，并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还含沙射影地攻击从政治上批评他的同志。
    但是，事情出乎吴晗同志的“始料所及”。他的所谓“自我批评”，反而帮助了人们看清他的问题的要害，看清他歌颂海瑞的目的所在，看出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吴晗同志文章的第一节，小标题叫作《我为什么研究海瑞？》，在这个标题下，他把自己写的关于海瑞的文章，按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目的是为了“证明”《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年，跟“单干风”无关；可是这样一来，他自己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同庐山会议联系了起来，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吴晗同志为了掩护手臂，却把屁股露出来了。
    吴晗同志写道：“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他自己回答道：“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这段文章，非常值得注意。
    我们十分赞成，“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弄清楚吴晗同志为什么要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吴晗同志把《论海瑞》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他这篇文章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对这个说法，你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呢？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考察。既然，吴晗同志自己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所以我们的分析和批评也必须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一些我们在后面讨论；现在，我们还是先说他的“排队”。
    照理，既然是在《我为什么研究海瑞？》的标题下排队，就应该说一说每篇文章的写作目的，那怕是简略地说一说。可是对头一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却只写了“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一句话，请问吴晗同志，在那个时候，你不是一再说写历史文章必须“古为今用”吗？不是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吗？在现在，你不是说要“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吗？你这篇《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庐山会议前夕，究竟是怎样“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哪个阶级之用？要人们学习“海瑞”的哪些“好品德”？对此，你为什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然而，对于第二篇文章，即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的《论海瑞》，吴晗同志却大做起文章来了。他大讲而特讲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吴晗同志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一段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可是，关于这段话，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与他的全文是根本不协调的，完全是外加的。当时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称海瑞”；而《论海瑞》则极力歌颂海瑞，把反对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海瑞写成“人民的救星”，并要人们学习海瑞的所谓超阶级的“刚直不阿”、反对“乡愿”、“不屈服”的精神，这样的货色，竟会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岂不是海外奇谈！其实，《论海瑞》也是一株毒草，这一点，在本文第四节里再来分析。
    撒谎，总是不能自圆其说，总是破绽百出的。既然写《论海瑞》的时候是清醒的，是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是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对于紧跟着《论海瑞》、“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海瑞罢官》（这是吴晗同志自己说的，见《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也应该是清醒的，为政治服务的，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写的了。可是，不行，《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了，找不着辩护的借口。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在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忽然“糊涂”了，对它的现实意义“一点也没有想”了，忽然“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了！
    好吧，就让我们讨论讨论他的所谓“糊涂”、所谓“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
    让我们看看，吴晗同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时候，在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他自己说了些什么？
    （一）一九六○年，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说：今天的人们要学习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好品德”。
    （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出单行本时写的序言中说：“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按：指以退田为主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你看，当时吴晗同志自己出来证明，他写《海瑞罢官》的时候，对它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点也没有想”，而是曾“多次翻复”地想过。
    （三）《海瑞罢官》一上演，吴晗同志在《北京晚报》上借讨论历史剧之名大肆宣扬这出戏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写作目的讲得一清二楚。他说：“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们的启发作用，……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③
    （四）吴晗同志说：“作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戏剧艺术来看，历史剧和故事剧是必须有区别的。”──见吴晗《谈历史剧》。此文发表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文汇报》。据吴晗同志自己说：《海瑞罢官》就是在这个时候定稿的；那么，他写这个历史剧，当然是有意识地力求使它成为“教育人民的最好的工具”。
    （五）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的《文汇报》，又发表了《再谈历史剧》。他说：“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要使历史上……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请读者注意：吴晗同志是认为历史上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见他的《说道德》《再说道德》──引者注），特别是我们祖先艰苦朴素，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历史剧是有其重要作用和意义的。”又说：历史剧要“结合当前的实际要求”。这是在《海瑞罢官》上演后，吴晗同志踌躇满志的时候说的，这些话正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经验之谈和自我表白。
    （六）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论历史剧》。他说：正确的历史剧“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七）一九六一年《戏剧报》第九、十期合刊发表了吴晗同志的答记者问（五月十八日吴晗同志作答）。这篇答记者问，是以如下的导语开头的：“历史家吴晗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人们很大兴趣……。”在这篇答记者问中，吴晗同志大讲历史剧的古为今用。他说：历史剧的古为今用，就是“使观众从中汲取某些经验、教训，好的吸收，不好的引以为戒，达到鼓舞士气、加强斗志，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吸收古人的某些好的品质”。又说：“谁都会看戏，男女老幼，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都可以从历史剧受到教育。历史剧的作用是社会性的，是一种社会教育。”这也是吴晗同志写作《海瑞罢官》的自我表白。
    （八）一九五九年底，就在吴晗同志将动手写《海瑞罢官》时，他也明白地说：历史剧必须“收到教育的最好效果”，并且承认自己过去“也常常……‘指桑骂槐’。”④
    上述种种，都是吴晗同志亲口讲出来，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
    不仅吴晗同志自己这么说，就是在《海瑞罢官》上演时，大肆吹捧《海瑞罢官》的吴晗同志的朋友，对这出戏的现实意义，也是很清楚，并且极力设法宣传。他们同吴晗同志称兄道弟，庆贺《海瑞罢官》的出笼，竞相宣传《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繁星说：《海瑞罢官》是“新鲜好戏”，因此“赶戏场、挑座位”，“一面看，一面脑子里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至于脑子里“转个不停”的是什么，不便于“细说”，只好“私下去讨论”⑤。史优（即孟超）说：《海瑞罢官》“极令人兴奋”，它所塑造的人物“生动感人的出现在舞台上”，“予读者或观众以历史教育和现实斗争的指导”⑥。方三也说：《海瑞罢官》“给观众以精神上的感染和滋养”⑦。邓允建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现在又开辟了一条古为今用的“新途径”⑧。
    想当年，吴晗同志及其支持者，神气得很，他们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法，大肆宣扬《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惟恐读者和观众不懂得它的借古讽今的春秋笔法。而今天，吴晗同志却来了个急转弯。黑墨落在白纸上，斧头也砍不掉。可是吴晗同志竟不顾自己说过的话，抹煞事实，装起糊涂来了，说什么“古为今用”的问题，“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艺术“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海瑞罢官》没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
    吴晗同志咒骂自己“糊涂”，狠狠地指责自己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请读者同志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时汉人同志不是反对说吴晗同志假装糊涂吗⑨，那么请他就我们所摆的上述事实进行分析和反驳，证明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确是糊涂，确是“完全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吧！我们的讨论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徒托空言的抽象议论，虽然“其言甚辩”、“其声甚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吴晗同志，你不是说，《海瑞罢官》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论海瑞》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吗？你不是说，写历史、历史剧，写海瑞、《海瑞罢官》，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培养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吗？这是多么正确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所谓“大丈夫精神”，挺身而出，正面地辩护自己的观点，反而说当时“糊涂”了，忘记了“古为今用”，“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
    我们说：这是在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骗人把戏；这是因为他心虚胆怯，心中有鬼，心里有着不可告人的东西。时汉人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看法，那么请他摆事实、讲道理，对上述种种作出合理的解释。依我们看来，那是不可能的。
    历史毕竟不可以由吴晗同志任意涂抹。历史是无情的。谁如果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终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的历史是由个人来写的。但是，个人写下的历史，却不能按照他个人的意志而更改。吴晗同志当然也不能改变已经写下的他自己的历史。历史将向人民作证，谁个忠诚，谁个虚伪，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谁真正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吴晗同志完全没有忘记“古为今用”，没有“脱离政治”，问题在于，他的“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他的“今”是资产阶级。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复辟逆流，实质上都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今天他之所以对为什么写《海瑞骂皇帝》一字不提，噤若寒蝉，所以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没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其秘密也就在这里。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
    （二）《海瑞骂皇帝》的居心何在？
    《海瑞骂皇帝》⑩单取一个“骂”字。吴晗同志究竟是骂谁呢？
    如果是真正研究海瑞上疏的那段历史，就应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海瑞为什么要“骂”皇帝，指出海瑞“骂”皇帝的阶级内容（那怕是分析得不好，甚至有错误呢！）。但是，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却完全是另一种写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一字不提，既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揭露地主阶级本身的矛盾，甚至连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情况都没有具体说。通篇只写一个“骂”字，从头“骂”到底。翻来复去强调“骂得痛快”，什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因为皇帝不能骂，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什么“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等等。
    吴晗同志为了“骂得痛快”，根本改铸了历史，也改铸了海瑞。
    海瑞骂皇帝，这句话本身就是歪曲历史的。海瑞向皇帝上的《治安疏》，从本质上说是劝皇帝、爱皇帝、对皇帝的谏诤、批评是有的，并且有些话很尖锐，但实质上还是贯彻一个“忠”字，而不是骂，更不是什么“骂得痛快”。
    海瑞上《治安疏》的目的，正象《治安疏》中所说的，是在于“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因此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疏中对嘉靖皇帝朱厚ｃōｎｇ＠①有不少批评；但是即使在批评的时候，海瑞的敬爱之心仍跃然纸上。他首先歌颂朱厚ｃōｎｇ＠①“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说他“即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太平指日可期”，“高汉文帝远甚（即比汉文帝高多了）”。继而又替朱厚ｃōｎｇ＠①辩解，说“格非而归之正，诸臣责也，岂以圣人而绝无过举哉？”意思是说，皇帝有错不算什么，圣人也是有过错的，问题在于“无一人为陛下正言”，并指责大臣说：“诸臣欺君之罪大矣！”
    从头至尾，贯彻在《治安疏》中的是“忠”字。海瑞由于“受国恩厚矣”，而“请执有犯无隐之义”，虽有所犯，但都是逆耳的忠言。这一点，连朱厚ｃōｎｇ＠①也是清楚的。朱厚ｃōｎｇ＠①在看了《治安疏》之后，感情很复杂：初览，“怒甚，抵其章于地。已，复取置御案，日再三读，为感动太息，称有比干之忠。”①①又秘密地对徐阶说：“瑞言是也，朕久病，大不如曩者，安能视朝。”①②朱厚ｃōｎｇ＠①知道海瑞的忠心，海瑞也深深知道朱家王朝对他的厚意。海瑞后来在追述这段故事时说：“当是之时，即蒙陛下念臣一点赤忱，虽冒出位妄言之罪，实存忠君报国之心，特命左右侍臣传谕刑部及锦衣卫官，毋加重刑，留臣后用。"①③在海瑞死时，万历皇帝朱翊钧赐谥“忠介”，表彰他对朱家王朝的忠贞。
    海瑞对明王朝的赤胆忠心，在他听到朱厚ｃōｎｇ＠①死讯时，表现得更为突出。《明史》本传记载：“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闻状，以瑞且见用，设酒馔款之。瑞自疑当赴西市（即被处死），恣饮啖不顾，主事因附耳语，宫车适晏驾（皇帝死了），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上距海瑞不远的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极力赞叹海瑞这种“忠臣心事”。他说：“噫！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
    几百年来，海瑞之所以受到地主阶级的颂扬，是由于海瑞的“忠臣心事”，是由于海瑞对皇帝的“真忠”，而决不是如吴晗同志所说的由于对皇帝的“真骂”，由于他“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
    以熟悉明史著称的吴晗同志，不但把海瑞对地主阶级的忠贞隐瞒了，而且连朱厚ｃōｎｇ＠①死时海瑞哭皇帝的故事也隐瞒了。
    吴晗同志在《海瑞骂皇帝》一文中，来了这么一段：“《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所载治安疏，是经过修史的人的删节的”；然后，他全部引用何乔远的《名山藏》海瑞传的资料。其实不仅《明史》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经过删节，《名山藏》海瑞传所载的《治安疏》也是经过删节的。就这一点说，二者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名山藏》海瑞传没有海瑞哭皇帝一段。海瑞哭皇帝是海瑞上疏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吴晗同志写历史文章，向来是重于故事情节的，可是他这回却一反其多年习惯，对海瑞哭皇帝这样的“动人”的故事情节，无论在一九五九年写的《海瑞骂皇帝》上，还是在一九六一年修改出版的《海瑞的故事》上，都只字不提。居心何在，难道不是很清楚吗？吴晗同志不过是要借已死的海瑞之口来“骂得痛快”，宣扬抽象的“敢骂”，进行煽动；如果写上海瑞哭皇帝这一节，就会使读者想到海瑞是忠于他自己的阶级的，忠于他自己阶级的领袖的；那样就不能收到吴晗同志所预期的效果了。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不用《明史·海瑞传》的一个原因。
    吴晗同志既不用《明史》所录《治安疏》，也不用《治安疏》原文。吴晗同志注明，《海瑞骂皇帝》所述《治安疏》上的话，是根据《名山藏》上的《治安疏》翻译的。细心的读者如果把二者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吴晗同志所翻译的文字同《名山藏》所载《治安疏》，牛头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茬口。有的是东一句西一句拼凑起来的，有的完全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作者任意添加的。例如：
吴文：“你比汉文帝怎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玄修，……滥给人官做……”这一段和《名山藏》原文大有出入。“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滥给人官做”，这都是原文没有的。
    吴文“你要知道玄修无益”这一段，篡改、删削不少。最后一句，《名山藏》原文是：“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尧舜禹汤文武之域，使诸臣亦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吴晗同志则写作“洗数十年君道之误，做些好事才是”，在把《海瑞骂皇帝》编入《海瑞的故事》中时，竟然改作：“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吴文：“一意玄修，……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主要的是修醮，……”这一大段，歪曲得最不象话。《名山藏》原文是：“陛下之误，大端在修醮”，意思是说，“陛下的错误，主要在修醮”，并没有“你的错误太多了”这个意思。“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一句，纯属捏造。《名山藏》上下原文是：“诸臣所言，或不免己私，或不详审，挠乱政事，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谓陛下是己拒谏，执陛下一二事之不当，亿陛下千百事之尽然，陷误陛下终于不释，诸臣欺君之罪大矣！”海瑞这段话的大意是讲，臣子们自己有私心，挠乱政事，不合于陛下的意思，遂说陛下自以为是，拒绝谏劝。抓住陛下一两件不恰当的事，臆造陛下所有的事都这样，陷误陛下，臣子们欺君之罪太大了！吴晗同志竟斩头去尾，挖取“是己拒谏”四个字，译成“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这真是“偷天换日”的妙计。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死抱住《名山藏》呢？《丘海二公集》是很容易见到的一本书，这本书上所载海瑞《治安疏》是全文，是第一手资料；《名山藏》所载《治安疏》是据全文摘录的，是第二手资料，但是这本书很不容易找到。向来强调第一手资料的吴晗同志，却偏偏不用第一手资料，而用摘录的第二手资料。他的用意是，以为人们没有见到《名山藏》，会认为那些骂人的话，虽然《丘海二公集》中没有（或者意思不同），《名山藏》上一定是有的，一定是那样记载的。这就是吴晗同志引用《名山藏》的又一个原因。
    现在我们总算懂得，吴晗同志在当时为什么那样大肆宣传他自己绝对忠于史料、历史剧必须“处处有本，字字有据”的真意了。这是要制造一种神话，仿佛凡吴晗同志所写的，都是有根有据的，你们不必怀疑，不要查对，而要绝对地相信。这样，吴晗同志就可以很放手地歪曲历史、走私放毒了。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骂皇帝》完完全全是歪曲历史、经过精心编制的一篇骂人文章。吴晗同志的“运思独苦”之处在于，既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了人，又使人觉得似乎是那位已经死了好几百年的海瑞在骂皇帝。
    剥开《海瑞骂皇帝》的外衣，就露出了狰狞的面目，《海瑞骂皇帝》是通过海瑞之口来骂现在的人。
    图穷匕首见。真正骂人，“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应读作“非常之恶毒”）的是吴晗同志。
    吴晗同志究竟骂谁呢？他骂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骂的是我们敬爱的党中央。
    吴晗同志发表《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当庐山会议前夕。那时，外国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在疯狂地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恶毒地辱骂我们党。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反映到了党内来；那时，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中国人民无限热爱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会议上，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公开向党进攻，疯狂地辱骂我们党了。
    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编造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很显然，这篇文章的社会作用，是配合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鼓励牛鬼蛇神骂党“骂得痛快”；鼓励他们大骂而特骂，说“同情”和“支持”他们骂的“到处都是”。《海瑞骂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文章；今天，只要没有偏见，又认真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是不难看出它的反动的政治性的。
    旧剧每出大将，要打“急急风”的锣鼓来助威；《海瑞骂皇帝》，就是给要出场的右倾机会主义“大将”打“急急风”的锣鼓助威的。──吴晗同志当时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论斗争说来不是重要的。阶级斗争的规律，促使人们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出来为这个阶级或者为那个阶级说话，如“骨鲠在喉”，非吐出来不可。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
    紧跟着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上海出了一出“海瑞骂皇帝”的戏：《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同志执笔）。对于这出戏，丁学雷同志分析得好。他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正蓬勃发展，我们大举向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疯狂地咒骂和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疯狂地咒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海瑞上疏》出现了，真的“在戏上骂”了。《海瑞上疏》的编导者，在吴晗同志《海瑞骂皇帝》的指点之下，“索性号召‘忠义之士，不惜性命，敢说敢言，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海瑞上疏》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情绪和愿望。这个戏创作的时候，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当嚣张的时刻，因而剧本里也很反映了某些人的‘痛快淋漓’和‘洋洋自得’的神气。”①④我们认为，这篇文章是写得很好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说，丁学雷同志对于《海瑞上疏》的分析和批评对不对呢？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唱之于前，《海瑞上疏》和之于后，一唱一和，两者如出一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不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不是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又是什么呢？如果说不是，那就请讲出道理来吧。
    俗话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吴晗同志也是这样。吴晗同志自己说过：“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人的启发作用”。他在庐山会议前夕，写海瑞就是着眼于海瑞敢于骂的方面对于“人们的启发作用”，即“启发”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骂我们的党和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又着眼于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这个方面来“启发”人了。让我们剥开皮来看看他苦心经营的《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吧。
    （三）《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
    《海瑞罢官》①⑤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就是“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不丧气、不屈服的所谓高尚品德，给今天的所谓“海瑞”们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当然，一出坏戏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作者的用意是多方面的。《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正确地指出的，它是当时牛鬼蛇神开始刮起的“单干风”、“翻案风”的反映，它起着鼓吹“单干风”、“翻案风”的作用。从吴晗同志的主要用意来说，从剧本的主要思想来看，从吹捧这出戏的文章来看，《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则是“罢官”。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说明中写道：“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当时人民因为他做了好事，拥护他，歌颂他。……（海瑞）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在这里，他把《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已经点得明明白白了。
    从戏剧本身来看，吴晗同志是紧紧地围绕着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展开的。
    《海瑞罢官》是紧接着《海瑞骂皇帝》之后写的。海瑞一出场，就通过郑愉的口说：海瑞“把皇上骂苦了，皇上大怒，要问他斩罪”，“海瑞关在天牢，受尽了刑罚。到皇上驾崩，才被赦出狱”。吴晗同志再一次歌颂海瑞的敢于“骂”的精神，真正做到了“在戏上骂骂，痛快一下也是好的”。
    在“骂”的同时，剧本就替“罢官”写了伏笔。乡民丙歌唱海瑞在淳安时的德政，唱词的最后一句点了一下主题：“调官去赢得了百姓心酸。”剧情越向前发展，剧本的主题思想也就更清楚。第五场《母训》中，作者借海瑞母亲的嘴，完全亮明了主题思想：“媳妇啊，你丈夫为官清正，刚直知名，纵然罢官坐牢，还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这正是他的好处哪。”又对海瑞说：“纵说你有蹉跌被人倾陷，回琼岛饱看那绿水青山。”第七场《求情》中，作者通过徐阶向海瑞替儿子求情，特意虚构了一场海瑞同徐阶的所谓面对面的斗争，以便进一步刻划出一个不怕丢官，丢了官仍不屈服的“英雄”形象：
    “徐阶：（唱）得罪了众乡官同心较量，只怕你乌纱帽戴不久长。
    海瑞：哼！哼！哈哈，哈哈！乌纱帽吗？海瑞死都不怕，何况区区一顶乌纱帽！喏！喏！（取下乌纱帽）……徐太师，纱帽在此，纱帽在此：海瑞不只做官，还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朝旨一下，立刻归田。……（唱）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
    “罢官”这个主题思想，“画龙点睛”是点在最后一场《罢官》上。《罢官》是全剧的最高峰。在这一场，吴晗同志不惜笔墨，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寄托在“海瑞”身上。《罢官》这最后一场戏表达了四层意思：
    第一，为“海瑞”辩理，说“海瑞”罢官是被人“阴谋倾陷”，气昂昂地唱出“将我罢职理不公”！
    第二，对被罢了官的“海瑞”，寄以无限的同情。通过“海瑞”唱出：“海瑞罢官姓名香”；并且在闭幕时，幕后合唱：“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这是一首出自作者肺腑的诗。千万条相思牵系着作者的心，多么缠绵悱恻的感情？！“万家生佛把香烧”，多么崇敬虔诚的“深情”！“天寒地冻风萧萧”，又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气候啊？！这样的“佳句”，作者不把自己的整个身心融入到“剧”（剧者，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阶级斗争也）中去，是写不出来的。
    第三，剧本还大叫被罢官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即卷土重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笔。这里喊出了：“海青天回来吧！”
    第四，为了突出海瑞罢官之后的不屈精神，作者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把被罢了官的海瑞打扮成胜利的英雄，而不致走得“灰溜溜的”。
    吴晗同志曾经十分得意地叙述最后一场写作的经过，他说：“故事的收场”，“原来几稿”，“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同戴凤翔、徐阶“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⑸⑹）编造这个收场，被罢了官的海瑞已经是够威风的了。但是，吴晗同志说，这样收场，还是叫“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怎样才能走得不灰溜溜的呢？脑子一转，计上心来：要杀他几个再走；于是，吴晗同志便“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有人提意见说，如果“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不是更有戏吗？不，戏是要服从政治的，所以吴晗同志决不采取。他说：不杀人而走，“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不杀几个人再走，出不了“怨气”，也不能表现“丢了官并不屈服”的所谓“海瑞”精神。
    《海瑞罢官》演出时，吴晗同志的朋友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并且一再赞扬剧本的主题思想鲜明。方三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明确”，“我们看到了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的鲜明形象”①⑥。
    《海瑞罢官》的捧场者们还直接点明，最后一场《罢官》是剧本主题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们绘声绘色地说：“最后一场‘罢官’是戏的高潮，冲突达到饱和点，海瑞坚定地传令处决徐瑛和王明友，泰然举起官印办移交，徐阶、戴凤翔愕然不知所措。这时幕布徐徐合拢，戏就戛然中止。这个场面形象鲜明，思想鲜明，整个舞台成为一幅动人的画象，而从这幅画象中表现了海瑞的最可贵的品德，总结了剧本的主题。”①⑦另一位《海瑞罢官》的捧场者则说：“最后一场”，“海瑞举起了大印，他的个人官宦前途完结了，他坚持的正义却胜利了。这个严肃的又愁又喜的结尾，是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的；它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这种处理手法，作者可算运思独苦”①⑧。
    《海瑞罢官》的主题就是“罢官”，这是铁案如山，吴晗同志是赖不了的。
吴晗同志为了突出“罢官”这个主题，还不惜捏造历史。
    吴晗同志曾经宣称，“事实没有根据”是不能“叫历史剧”的①⑨。但是，他在《海瑞罢官》中，为了主题思想的需要，却把自己的“理论”忘得一干二净。
历史上，海瑞根本没有杀过徐阶的儿子。替吴晗同志辩护的人说，这是艺术“虚构”。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艺术虚构。艺术虚构不能违反历史真实。即从《海瑞罢官》一剧来看，海瑞是不可能按法杀死徐阶的儿子的。封建法律以严格区别尊卑等级、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特权为前提，它公开规定王公官僚贵族犯法须经“八议”＊，不与庶人同罪。只有属于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才不受“八议”保护。徐阶属于“八议”之列。按明律规定：“凡应八议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孙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明律还有“存留养亲”的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罪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②⑩对于徐瑛，是必须按照这两条处理的，因此完全可以免判死刑。在《海瑞罢官》中还说明：徐阶“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如此，当然应按明律“存留养亲”的规定，不判徐瑛死刑。
    历史事实是，在地主阶级特别是官僚贵族同农民打官司时，封建法律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特权，决不可能为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地主，更不会杀死一品宰相的儿子。海瑞杀死徐瑛，从史实上讲，没有；从封建法律看，不可能。可是吴晗同志为了使海瑞不致走得“灰溜溜的”，杀几个人出出怨气，便下定决心，歪曲历史。
    根据历史，海瑞被罢官之后，确是“灰溜溜的”，“弄得无法下台”。当时吏部批复戴凤翔的疏说：“海瑞志大才疏，宜改两京他秩。”②①海瑞自己也说：“臣气体原弱，从来疾病相仍。古人称五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目今疾气交作，血气益虚，……外强中惫，衰弱为甚”，“恳恩曲赐归田以延残喘”②②。说海瑞是什么“昂然挺立的英雄”，“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是纯粹为了“主题”需要而捏造出来的。
    总之，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吴晗同志是不惜一切手段的。
    事情似乎有些奇怪：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时，为了突出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这个主题思想，那样地不择手段，主题思想表现得那么鲜明，在一九六○年十一月《海瑞罢官》完稿时，还特别声明《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罢官”；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的序中，又煞有介事地议论起《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来了。他说：《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原来是退田，“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但是，他又唠唠叨叨地解释自己为什么写海瑞“罢官”的理由。
    请问吴晗同志：
    （一）《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你在一九六○年不是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吗？不是明明白白地说，《海瑞罢官》就是歌颂海瑞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吗？为什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又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呢？
    （二）既然说主题是除霸，为什么又不厌其烦地诉说写“罢官”的理由呢？
这是故弄玄虚。吴晗同志越是掩盖，就越是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
    我们知道，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总要通过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主题思想，就是作者通过作品歌颂什么，反对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作者总是力求把作品的主题思想鲜明地表达出来；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反对社会主义的作品，它的作者却一方面要设法使读者懂得作品的主题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掩盖自己的主题思想。《海瑞罢官》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吴晗同志一方面力图向观众宣传自己的主题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的剧起作用；另一方面，又闪烁其词，大摆迷魂阵，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一个时期里迷惑一些人，识不破他反社会主义的老底，以便招摇上市。
    吴晗同志是很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在序中，故意恍惚其词，说什么主题思想是除霸。但是，剧本明明叫《海瑞罢官》，而不是《海瑞除霸》。于是，他编造了一些“理由”，说什么海瑞一生事迹都已有了剧本了，非写海瑞任应天巡抚时“罢官”这段事不可。
    这是经不起一驳的。除霸只是剧本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主题思想。通过故事情节所宣扬的中心思想，才是主题思想。假如真的是宣扬海瑞什么“除霸”精神，那么，据吴晗同志的研究，海瑞在兴国时确曾除了二霸，判了原兵部尚书的侄子张豹、张魁的刑（按：退职兵部尚书的侄子不在“八议”之列），故事情节也很生动，问题是这次“除霸”，海瑞胜利了，没有“罢官”。写这段故事不行吗？以除霸为主题，这不是好题材吗？不是也就用不着挖空心思，歪曲历史，让海瑞不灰溜溜的吗？不行，因为那是不能实现作者的意图的，不能达到赞美、歌颂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序中，对它的主题思想遮遮掩掩，并且制造非写海瑞“罢官”那段故事不可的“理由”，这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心里有鬼，表明他写《海瑞罢官》这出戏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经过庐山会议，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官之后，有些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不服气的，在我们遭受暂时经济困难期间，还有人力图翻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庐山会议前夕写了《海瑞骂皇帝》，为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急急风”锣鼓的吴晗同志，又写了《海瑞罢官》。说穿了，《海瑞罢官》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赞美和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鼓吹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居官重整纪纲”，即篡夺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
    总之，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就是这样“为活人服务”的。
    吴晗同志说，他的“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不错，是站稳了的；但是，他站稳了的是资产阶级的立场。
    （四）戳破吴晗同志的“护身符”──《论海瑞》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我们分析了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再看他的《论海瑞》究竟是什么货色，也就容易明白了。
《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据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写于九月十七日。这时，庐山会议刚结束。在庐山会议上，“自命海瑞”、攻击并辱骂我们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被击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早先满以为可以胜利；但是，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失败了。就在这时，写过《海瑞骂皇帝》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的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论海瑞》。
吴晗同志现在抬出了《论海瑞》尾巴上的几句话，说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我们说，尾巴上那几句话是外加的，与全文思想根本不协调。分析一下他的全文，这一点就非常明白了。
    《论海瑞》写了些什么呢？
    除了把地主阶级的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救星这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观点以外，着重地宣传了以下几点：
    （一）继续《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骂”的思想，宣传（比较隐蔽了）所谓敢骂的“海瑞精神”。这里虽然没有用“骂”字（因为是在庐山会议之后），而说海瑞“写信给嘉靖皇帝，提出严厉批评”。但是仍然本着《海瑞骂皇帝》的精神，歪曲海瑞上疏，对《治安疏》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实质一字不提，把《治安疏》中所说的臣下误以为“陛下是己拒谏”，照样歪曲为海瑞骂皇帝“自以为是，拒绝批评”。
    （二）从形式上看，这是一篇全面地给海瑞写传记的文章，但是仍然跟《海瑞骂皇帝》一样，对嘉靖死后，海瑞哭皇帝的“动人”故事一字不提，而用“嘉靖帝死后，海瑞被释出狱”一语带过。
    （三）这篇文章大反所谓“乡愿”。如说：“海瑞所反对的乡愿，凡事调停，自居中间，逃避斗争，不肯批评人，遇风转舵，作事圆滑，总留有后路，不肯负责任做好事，也怕坏事沾了边，好比中药里的甘草，什么病都可以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坏不了。”又说：“他（海瑞）一生最恨的人是……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这种人他叫做乡愿，客气一点叫甘草”。后来曲六乙同志捧《海瑞罢官》的文章题目《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就是从这里来的。
    吴晗同志为什么不嫌重复，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反“乡愿”，让人们学习所谓海瑞的这种反“乡愿”精神呢？
    是反对自由主义吗？不是。如果是反对自由主义，毛主席有《反对自由主义》的著名文章，为什么不宣传这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思想加以发挥，而要借死人海瑞来说话泥？这是因为《反对自由主义》旗帜鲜明，党性明确；不可能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乡愿”一词是可以迷惑人的。吴晗同志把海瑞的反“乡愿”抽去其阶级内容，把它伪造成超阶级的东西，抛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前提，借死人来宣传“超阶级”的反乡愿，就既可以出“怨气”，又可以为右倾机会主义服务。结合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看，结合他的《论海瑞》全文来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四）开始宣传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为人们歌颂、赞扬（虽然不象《海瑞罢官》那么集中，那么明显）。例如，他说：“内外夹攻”，“硬把海瑞赶出了巡抚衙门”；“海瑞罢职了，贼没全擒到，反而丢了官，这是海瑞所没有预料到的”；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他恨极了，但他“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海瑞“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是“他也还是被一部分人所歌颂的、赞扬的”，“有些青年人仰慕他，以为是当代伟人”。
    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里，隐瞒了海瑞对自己的阶级、对皇帝的忠贞；它所突出的“海瑞”精神，就是超阶级地办“好事”，“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这篇文章里，字面上改成了“严厉批评皇帝”）；反对“乡愿”；罢了官不气馁，不屈服，并且得到了人们的歌颂赞扬的大丈夫精神。吴晗同志突出海瑞的这些“好品质”并要我们学习，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并且说“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请问：在庐山会议之后，在我们党打败企图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罢了他们的官之后，吴晗同志抛开大是大非的前提，要我们“学习和提倡”所谓“超阶级”的“为民请命”，“敢于骂皇帝”，反对乡愿，丢了官不屈服的海瑞精神，并且要“充分的发扬”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屈，要人们同情他们，为他们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可能辩解说：我说过“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啊！是的，这话说过；可是“在社会内容上”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吴晗同志没有说；他接着说的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战士叫做“海瑞”，然而他宣扬的海瑞精神，如前边所说，他是作了规定的。那么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海瑞”，实际上就只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海瑞”了。所谓今天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上的不同”，这个不同只能是：历史上的海瑞忠于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巩固现存秩序──封建秩序；吴晗同志的今天的“海瑞”，则是反对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秩序──社会主义，恢复旧秩序──复辟资本主义。
    这样看来，尾巴上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完全是外加的，就更加明显了。
的确，如吴晗同志自己所说，《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同《论海瑞》一样，《海瑞罢官》里有“骂”，有“罢”，有“反乡愿”（这一点在《海瑞罢官》中也是很突出的）。不过，《论海瑞》比较隐晦；《海瑞罢官》则十分露骨，并且特别突出地宣扬“失败了再干”，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所谓“海瑞”精神，要人们学习。这是因为政治气候不同的缘故。
    吴晗同志硬把《论海瑞》说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来，倒是从反面点明了《论海瑞》及《海瑞罢官》等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联系，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吴晗同志的一位友人周予同先生，也看出来了。
周予同先生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他的认错不是假的。但是文中有些奇怪，反右倾怎么会联想到海瑞上面去的？他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吴晗是好人，是‘清官’，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②③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许不大懂得周先生的意思。周先生是说：吴晗的“政治”警惕性太差了，他根本就不应该说什么右倾不右倾之类政治性的问题，只装糊涂，当作纯学术问题就得了；你这么一说，岂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因此，周先生叹息说：吴晗的“政治敏感性到哪里去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
    其实，周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吴晗同志说《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这固然是泄露了“天机”；但是周先生这么一指点，就更进一步泄露了“天机”，而且周先生还以吴晗同志的老朋友的身分证明：吴晗同志是“爽直”的好人，是刚直不阿的“清官”，这岂不是说，吴晗同志本人也就是“海瑞”式的人物了吗（自然是当代“海瑞”）？
    （五）《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说，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②④
    吴晗同志就是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我们同他的斗争，既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又是政治方面的阶级斗争。这一点，如果回忆一下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就一目了然。
    吴晗同志写《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呢？
    一九五七年我们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取得了政治战线上的重大胜利之后，全国掀起了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大办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在生产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时，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文化战线上，也展开了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各条战线上，向旧制度、旧传统、旧观念、旧习惯进行挑战。在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进攻面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企图进行反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右倾机会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乘机在党内煽风点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恶毒的进攻。他们自称为海瑞，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污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咒骂群众的革命干劲是“升虚火”、“发高烧”，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咒骂群众的革命能动精神是主观唯心主义，咒骂我们伟大的党，污蔑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狂妄地要我们党立即改正错误。
    但是，右倾机会主义那些骂人的话，是不能公开拿到报纸上来的。要把那些骂人的话发表出来，就需要化装一番。“化装师”，总是会应运而生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决定的。正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场了。吴晗同志的这篇骂人文章，实质上是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灵魂塞到“海瑞”这具僵尸中去，借死人之口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要说的话。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庐山举行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给右倾机会主义者以坚决有力的反击。全会指出：“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从一开始，就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但是他们可耻地失败了。”“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敌对分子还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继续诽谤和破坏，但是这只能激起全国人民更加高涨的革命干劲，只能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加强团结，坚持总路线的光辉旗帜，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全会还特别指出：右倾机会主义者“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八中全会最后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奋勇前进②⑤。
    在八中全会之后，我们党和国家的若干领导人发表了文章，《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这些文章和社论，坚决捍卫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开地指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反对总路线的阴谋，驳斥了他们的谬论。
    全会之后，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之下，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毫无疑问，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重大打击。顽固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对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寄以无限的同情，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怀念，希望他们能够复辟，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救命大恩人，青天大老爷。尽管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退却了；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则歌颂他们是刚直不阿的真汉子，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把他们塑造成为“胜利的英雄”。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由于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我国遭受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复辟，地主富农企图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大闹续家谱，有些地方投机倒把活动很猖狂，刮起了一阵“单干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企图翻案，刮起了一股“翻案风”。
    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冲动之下，吴晗同志抱定“非干到底不可”的决心，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同我们党的八中全会精神是根本对立的。被“罢官”的“海瑞”是谁，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来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化身。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口，唱出“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通过剧本，唱出了地主资产阶级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去思牵心千万条”的无限情意；大叫“再居官重整纪纲”，鼓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继续同我们党作斗争，为他们的翻案活动制造舆论。
    吴晗同志还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展开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在历史科学领域，举起了四面黑旗，这就是：保护帝王将相，不准批判；保护为帝王将相写家谱的封建皇朝史学体系，不准打破；反对大写农民战争、歌颂农民战争，极力贬低劳动人民的作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就是一切，说什么“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他还祭起了三个“法宝”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攻击史学革命：一个“法宝”，叫作“反对‘左’倾”，只要你批判帝王将相，批判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去打破封建皇朝史学体系，就是“左倾”，就应该打倒；一个“法宝”叫作“非历史主义”，你批判帝王将相是非历史主义，肯定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也是非历史主义，统统要不得；一个“法宝”叫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放空炮，你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历史，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放空炮，非反掉不可。在道德观念领域里，吴晗同志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无产阶级不接受地主资产阶级道德，就是“凭空创造”，就不可能有道德；把地主资产阶级道德说成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来源，并且是唯一来源。他硬要无产阶级把“家谱”续到地主资产阶级那里去。实质上，这既是对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党在历史研究领域和道德观念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又是为当时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提供理论武器。
    这难道都是偶然的吗？不是，这是两个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一种表现，一个组成部分；上述吴晗同志的一切，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代表而出现的。
    就拿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来说，不仅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要求，反映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心声，而且在思想界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接着就有人起而应和，按照《海瑞骂皇帝》的精神、题材写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一上演就有那么一些人出来大捧其场。这难道不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在思想界出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潮吗？如果说不是，那么在当时思想界有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呢？又到哪里去找这种斗争、去找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作呢？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上演，他的同道又是轰的一声出来为之捧场、为之宣传；在《海瑞罢官》的带动之下，接着又出现了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又是一些人出来写文章叫好、宣传，为它“作护法”。大家都认为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的代表；为什么起了带头作用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试问：阶级分析方法在这里还灵不灵呢？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晗同志的“巧言善辩”所迷惑，千万不要上当啊！
    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对于任何东西，必须放在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分析其阶级实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阶级立场支配人们的行动。吴晗同志由于资产阶级立场的支配，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候，他的毒草是非放不行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骨鲠在喉”非“把它写出来”不可②⑥。
根据上述分析，完全可以肯定：
    一、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所说的，什么“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忘记了阶级斗争”，思想“糊涂”等等，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他的头脑“很清醒”，他以古讽今，积极向无产阶级、向党、向人民进行阶级斗争。
    二、吴晗同志歌颂海瑞，实质上是歌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三、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吴晗同志实际上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我们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骂时，他就骂；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时，他就歌颂被“罢”而不屈服，并且同时在历史科学领域和道德领域，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当我们批判时，他就装糊涂，力图避开政治，企图混过去，并且还来了个“回马枪”，对姚文元等同志进行攻击。由此可见，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 ＊ ＊
    吴晗同志，为吴晗辩护的同志，你们认为我们的分析怎么样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你们站出来把你们的反对理由摆一摆吧，你们把我们驳倒了，我们自认晦气；如果不说话，那可对你们不利，社会舆论就会以为你们默认了，没有道理可说了。
    真正的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不管是何等牛鬼蛇神，不管是披上大红袍的“青天大老爷”，是化装为美女的谢瑶环，还是面目狰狞的厉鬼李慧娘……决吓不倒革命的人民，也骗不了革命的人民。
    历史上，常常有些不自量力的“英雄”，妄图阻挡革命的洪流，或者向革命的洪流泼脏水、丢垃圾，企图搞混革命的清流，或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企图混淆阵线。但是，一泻千里的革命怒涛，却把它们席卷而去，吞没了它们，最多只是溅起几点泡沫而已。
    千钧雷声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行看云雨过去，旭日当空，人民的历史又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方求的文章：不能回避要害问题──评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提要：《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吴晗同志通过他的作品，把政治的赞美、同情和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英雄”的身上，而把政治的烂泥、污秽、谴责和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论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挑战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 ＊ ＊
    我们研究了吴晗同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我们同意思彤同志对它的评价：这是一个挑战。①
    你们批评我的《海瑞罢官》和关于海瑞的文章么？我的这出戏和有关文章，是“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以后写的！是响应这个会议的“伟大的号召”写的！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写的！
    这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性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一件好事。
    没有这个挑战，我们有些同志还在那里天真烂漫地抱怨：为什么要把对《海瑞罢官》的批评扯到政治上去呀，这样岂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了呀，如此等等，纠缠不清。有了这个挑战，这些同志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了，吴晗同志无论在他过去写《海瑞罢官》的时候，还是在他现在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的时候，都是尖锐地从政治上提出问题的，我们这些同志怎么反倒把政治、把阶级斗争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而把这一切都当作是什么与政治无干的纯粹“学术问题”呢？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劝读者认真地看看吴晗同志的所谓“自我批评”。读读这样的文章，是很能帮助我们把塞了的鼻子开通起来，增长对世事的见识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
    这篇文章的奇特处在哪里呢？
    奇就奇在自称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却硬要把自己写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作，说成是响应党的“伟大的号召”的作品；奇就奇在分明是为那种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帜、同党斗争、遭到失败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其他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唱颂歌，却硬要把这说成是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事物的逻辑走向吴晗同志愿望的反面。吴晗同志从政治上提出新的挑战，恰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问题的政治本质。最近发表的戚本禹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和关锋、林杰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对《海瑞罢官》等作品的反动政治本质，作了透辟的分析，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
    吴晗同志在他的挑战中从政治上提出了几条什么样的理由呢？我们把它一一剥开来看一看。
    （一）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一条理由是，他在《论海瑞》这篇文章中，明明说过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在《论海瑞》这篇文章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是有过几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判断一种宣传、一种思想的实质，不能仅仅根据个别的词句。如果把《论海瑞》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词句，放到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中加以考察，把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放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加以考察，那么，事情就很清楚：这些词句，是游离于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全部宣传主旨以外的附加的东西，是同他的全部宣传主旨格格不入并且以后不再被提起的东西。现在吴晗同志煞有介事地把这些根本不是他的本意的词句，强调地提了出来，无非是为了混淆视听，欺骗读者而已。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的宣传，开始于《海瑞骂皇帝》，归结到《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那是什么时候？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常活跃，大放厥词，在各个角落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阴一句、阳一句地进行咒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写出了《海瑞骂皇帝》这篇文章。在文章里，他把忠于皇帝的封建官吏海瑞，打扮成“站在人民方面”而反对皇帝的“反对派”，把海瑞为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向皇帝直言进谏的举动，说成是为人民利益着想，代人民群众说话，当面“骂”皇帝的革命行为。这种描写，同历史上的海瑞风马牛不相及；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则只能是为了给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反对派”树立一个“榜样”，要他们从这里吸取“精神力量”，假冒海瑞，去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击败了，他们假冒海瑞、假冒人民代言人的政治面貌被揭露了，他们的头目被撤了职、“罢”了“官”了。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没有改悔，而在积蓄力量，窥测时机。果然，没有过多久，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势力，同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相呼应，配合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联合反华，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新的进攻。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历时经年，修改七次，在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与演出。这个剧本的主题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力辩，剧本的主题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企图用这种纠缠来转移人们的视线。其实，退田也好，除霸也好，都是它的情节；所有这些情节，又都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剧本的题目上点明了的“罢官”。一个“退田”、“除霸”、“要为生民作主张”的农民“救星”被“罢”了“官”，一个“站在人民方面”、“为民请命”、同当道“强暴”作无畏斗争的“英雄”被“罢”了“官”，这就是吴晗同志竭力想要向读者和观众说明的主题思想。这难道是对历史的描写吗？对历史上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作这样荒谬绝伦的美化是可以设想的吗？不，这是借古人的衣冠来改扮活人的躯体，是借历史的题材来抒发对现实的愤懑，是借舞台的阵地来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英雄”表示支持、惋惜和不平。
    一“骂”一“罢”。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前公开给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敲边鼓，一个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公开给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士气。这就是吴晗同志几年来有关海瑞的全部宣传的现实政治含义。这就是这种宣传同当时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的真实政治关系。
    所以，《海瑞罢官》的要害在政治问题上，政治问题的要害又在“罢官”问题上。通过“罢官”，吴晗同志力图把他的主人公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的高大艺术形象。他把“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人民疾苦的代言人”的政治头衔安放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烂泥、污秽涂抹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同情倾注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各种政治的谴责、咒骂抛洒到党的身上；他把自己的政治希望寄托在被“罢”了“官”的“英雄”身上，而把决绝、失望的情感宣泄在党的身上。吴晗同志无限愤慨地说：“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②请看，这里表达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对一时一事的不满，而是希望通过“英雄”被“罢官”的描写，对“这年头”、这世道，也就是从总体上、从根本上对党和党所领导的当前这个革命时代，提出谴责。这就是《海瑞罢官》力图向人们宣传，并且力图唤起某种人的共鸣的极其阴暗、极其反动的政治感情。
    宣传“退田”当然是很重要的政治问题，但是同“罢官”相比，“退田”是居于从属地位的。“退田”是被罢了官的“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对“罢官”的描写所表达的政治感情，则是一种更深、更广的政治概括。
    吴晗同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根本不触及《海瑞罢官》的这个现实政治含义，极力回避这个要害问题，反而要把它打扮成“响应庐山会议号召”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作品，这算是一种怎样的“自我批评”呢？
    （二）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二条理由是，他的关于海瑞的宣传文字，“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从时间上讲，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年刮起的“翻案风”、“单干风”沾不着边，“把剧本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那是别人的事。
    吴晗同志是历史学家。他以一个史学教授的姿态跑来教导我们，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时候，要把它们割成一个一个碎片，当作一件一件没有来由、没有历史、没有发生发展过程的孤立的事情，然后他再耍一通年代考证的花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真实的历史联系掩盖起来，这不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史学的骗人方法么？
    可是，藏了头来又露尾。吴晗同志竭力想把《海瑞罢官》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翻案风”的联系隐藏起来，却没有想到，反而把它同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罢官”的联系暴露了出来。抓住了这个要害就使我们对《海瑞罢官》同“翻案风”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刻、更清楚的理解。
    什么是“翻案风”？“翻案风”首先是一些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一切历史过程都是在对立的斗争中前进的。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就会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失败，就会有一部分不肯悔改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不甘心失败，力图挽救他们的失败。吴晗同志要求人们学习他的海瑞“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赞扬他的海瑞“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精神，盼望他的海瑞“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一些人那里，翻案的意图是伴随定案而俱来的，是在定案以后就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是一种隐伏的潜流，或者只有零星的发动。什么时候能够刮起一阵“翻案风”，那是取决于各种历史条件的综合的。要理解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翻案风”，首先要把它看作是对一九五九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一种反动，看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年就已经存在的潜流在新的条件下的涌出和发展。把《海瑞罢官》的写作、发表、演出和出版，摆在这样的历史联系中一看，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不就很清楚了吗？“写成于一九六○年十一月”云云，又能为吴晗同志作怎样的辩解呢？
    至于鼓吹“单干”“退田”，作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反党反人民“英雄”的政治纲领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由来已久的事情。集体化，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它的对立物的单干，是农村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十几年来，有过几番起伏。冒充农民“救星”，打起“为农民请命”的旗帜，反对合作化（一九五八年以后是反对公社化），是历次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惯用方法。这些并不是一九六一年以后的新发明，吴晗同志怎么能够装糊涂，说他在一九六○年十一月都概不知晓呢？
    这里还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文艺作品究竟怎样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新闻报道记录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具体事件，它的出现只能在事件发生以后。文艺作品反映阶级动向和社会思潮，是以全部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为背景的，它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同于对具体事件的新闻记录的。文艺是阶级的敏锐的感觉器官，它能察觉社会生活中潜流的激荡，能感应酝酿中的变动的来临。文艺是阶级的喉舌，它把阶级的心声呼喊出来，不仅是阶级变动的回响，而且往往是阶级变动的先声和伴唱。文艺是阶级斗争的风信鸡，它能指示风向，当风刚刚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革命的文艺是这样，反动的文艺也是这样。请看看我们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历史，几乎每一次资产阶级进攻的风浪，都是首先从文艺方面显出征兆，发出信号，并且有文艺来推波助澜。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五七年五、六月；文艺界右派的“电影的锣鼓”敲起在年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三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进攻，高潮在庐山会议上；《海瑞骂皇帝》发表在会议的前夕。最近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进攻，高潮在一九六一、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写成、演出和发表在一九六○年末或一九六一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一个时间表，不是清楚地说明了文艺敏锐地、能动地反映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吗？
    所以，一方面在舞台上为被罢了官的“英雄”唱颂歌，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刮起一阵“翻案风”；一方面在舞台上大喊大叫要“退田”，另一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刮起一阵“单干风”──这样两个方面的现象，大约同时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出现，互相呼应，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彼此无关的事情。它们同是我国阶级斗争历史发展和当前变动的产物，同受一个阶级斗争起伏规律的支配，从社会思潮来说，前者是能动地反映后者，并且为后者服务的。
    （三）
    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三条理由是，他写《海瑞罢官》的目的性，“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
    这里，吴晗同志调转了笔锋，拣起了资产阶级的陈词滥调。可是，这块破烂的盾牌，又怎能帮助吴晗同志把问题的要害掩护起来呢？
    而且，我们记得，在写作和演出《海瑞罢官》的时候，吴晗同志的腔调跟现是很不相同的。
    就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序和前言里，吴晗同志明明白白地交代，他是反复考虑了剧本主题的“现实意义”，并且认为他写的海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③。
    当《海瑞罢官》开始上演，一些人称兄道弟地为他捧场的时候，吴晗同志踌躇满志，在答谢别人祝贺的公开信里，又清清楚楚地声明，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这是“不容有任何怀疑”的④。
    在谈历史剧的一系列文章里，吴晗同志也一再宣传，“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今人学习”，“过去的某些时代精神有助于今天的需要”⑤，要“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古为今用”⑥。
    在关于学习历史的许多文章和讲话里，吴晗同志更是反复地讲解：“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取得过去时代的知识和经验，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⑦；“不是脱离政治的科学，而是政治性很强的科学”；“不是为死人服务，而是为活人服务，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明天”⑧。
    吴晗同志还特别公开宣告过自己写文章的主张：“目的性要清楚”，“要有所为而作”，“无所‘为’的文章，尽管文理通顺，语气连贯，但是内容空洞，只能归入废话一栏，以不写为好”⑨。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请看，这些话说得何等斩钉截铁！那里是“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古为今用的原则”！那里有丝毫“目的性不清楚”！又那里有片刻“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曾几何时，吴晗同志变了一副面孔。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是时势不同了。在当时，吴晗同志认为气候适宜，所以当他用“古”为反社会主义的现实政治服务的时候，他是那样热心地宣传“古为今用”，生怕有些人不懂得它的现实用意；而到了今天，当这种现实政治的反社会主义实质被揭穿并且受到批判的时候，他觉得气候不对了，所以赶忙装出一副糊涂样子，说什么那时候他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生怕人们捉住它的现实用意，击中它的政治要害。可是，当日的吴晗同志在反驳今日的吴晗同志。我们究竟相信那一个吴晗同志才是呢？在百家争鸣中，我们欢迎严肃的自我批评，我们也欢迎严肃的自我辩护和反批评。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们谎言呢？
    世界上从来没有为文艺的文艺、为学术的学术。文艺和学术总是从属于政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政治，所以，无产阶级的文艺和学术，从来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极少数人服务而反对绝大多数人的，所以，为这种政治服务的文艺和学术，往往要向人们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是这样。思想战线的斗争历史告诉我们，当你听到有人高谈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等等的时候，你必须当心，这里面有鬼。吴晗同志“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的辩词，又一次印证了人们的这一条政治经验。
    （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吴晗同志拿出来的第四条理由，他说：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政治上的阶级立场”，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是体现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在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中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来考验的。请问吴晗同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你写出和发表了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的宣传文字，这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现在，你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但不从政治上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它说成是响应党的号召的作品，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还有，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在学术界，你打出一面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向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学术文化革命猖狂反扑，妄图扭转社会主义学术文化革命的车轮，使之走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学术文化复辟的道路，这又是在政治上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呢？
    吴晗同志很以他的“二十多年”自诩。在这里，我们无意于评论吴晗同志二十多年来的政治历史。我们只想指出，二十多年来，革命在前进，从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又一步一步地深入。随着革命的不断前进，革命者的队伍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也不断发生重新分化和改组，这是革命深入的必然结果。能不能随着革命的前进，不断改造自己，跟上革命的步伐，这对每一个革命者都是极其严肃的问题。革命历史不能给任何人在政治上打包票，这只能取决于人们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自我改造的自觉、决心与实践。没有思想改造的自觉，那么，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就一定要反映出来，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这样，他们就一定会在阶级斗争的这个关头或者那个关头同党、同社会主义、同革命的新发展发生深刻的冲突。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路程的这个站口或者那个站口同党分手，甚至走到同党对抗的方面，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昔日的左翼变成今日的右翼，难道是少见的事情吗？资产阶级特别希望寻找这样的人做他们的代言人，因为他们曾经是左翼，有政治资本和群众影响，能够起老右翼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挂着左翼的招牌，实际上成了右翼拥戴的新首领，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中充当了急先锋。
    斯大林同志说过：“革命的威力也表现在它不对‘名人’打躬作揖，而要他们为它服务，如果他们不愿意向它学习，那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全集第三卷第三七○页）
    彻底放下架子，向革命学习，向工农兵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从政治立场、世界观到感情深处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这是一切不愿意被革命抛到九霄云外去的人们应当选择的唯一道路。
    
    一九六六年四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周克的文章：《海瑞的骂与哭》
    提要：海瑞骂皇帝实是爱皇帝。吴晗同志歪曲历史真实，吹捧海瑞的“骂”，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吴晗同志曾写过一篇《海瑞骂皇帝》，他说：“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至于骂皇帝，那是没有听说过的。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查《明史·海瑞传》的记载，其中并没有说他骂过皇帝，却说他哭皇帝，“终夜不绝声”。
    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篡改历史呢？这里包藏着极其恶毒的政治阴谋。说穿了，就是借海瑞“骂”皇帝之名，来骂党、骂社会主义。为了彻底揭穿吴晗同志这一卑劣伎俩，让我们把历史事实摆一摆。
    吴晗同志说海瑞“骂”过皇帝，其根据是海瑞上嘉靖的《治安疏》，因此我们不能不研究一下《治安疏》的内容。从“治安”二字便可以知道他上疏的目的。海瑞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就是认为要维持封建统治的百年大计，必须从两方面努力，一是最高统治者的君，一是执行政策的臣，君要正君道，臣要尽臣职。在《治安疏》里，他要求皇帝正君道时，先对嘉靖吹捧一番，说嘉靖“天质英断，睿识绝人”，上之可以赶上尧、舜、禹、汤、文、武，下之亦可以超越汉光武、唐太宗等。同时又指出嘉靖的许多缺点，说“陛下之误多矣”，如“赋役增常”，“礼佛日甚”，“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数行推广事例，名爵滥矣”。又引老百姓的话，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云云。吴晗同志认为这是“海瑞骂皇帝最厉害的几句话”，从中得出了“海瑞骂皇帝”的结论。
    海瑞为什么要上“治安疏”？据他说，是“受国恩厚矣”，所以才“披肝胆为陛下言之”。他为了维护明朝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惜“冒死”进言。因此，有人说海瑞的“治安疏”是爱皇帝，并没有骂皇帝。当然，要说海瑞没有骂过几句，也不尽然，甚至有几句却乎骂得很厉害。但这种“骂正”是出于爱，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所以嘉靖处罚海瑞时，下的命令说海瑞“詈主毁君，不臣悖道”（《世宗嘉靖实录》卷五五五），把他关进监狱，拟处以死刑。然而，他背地里却夸奖海瑞，把他比作殷朝的大忠臣比干。
    海瑞上《治安疏》完全出于“忠君报国之心”，目的是维护朱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明朝皇帝深切了解海瑞的心情，认为他的动机是好的，主观是真诚的。所以明朝皇帝并没有辜负海瑞的“忠心”、“赤忱”，重用他为应天巡抚。当时地主阶级文人，对于海瑞的忠诚也是一致地赞扬不已。
在封建时代，每个朝代都有极言敢谏之臣，为皇帝出谋献策以巩固他们的阶级利益。对皇帝上《治安疏》，痛论当时天下大事，在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海瑞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而吴晗同志竟把海瑞对其主子的效忠表现，颠倒过来说成是“骂”皇帝，岂不荒谬。
    至于海瑞是怎样哭皇帝的呢？海瑞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忠心耿耿向嘉靖上疏，嘉靖反而把他关进监狱。按常理说，海瑞对于嘉靖是没有什么好感的，至少是受了委屈的。当狱吏告诉他，嘉靖已死，他即将被释放并有希望被重用时，按一般封建官吏来说，他是应该感到高兴的。然而，海瑞却并没有高兴喜悦，反而伤心痛哭。这该如何解释呢？根据海瑞生平的言论和行动，海瑞对明朝统治阶级抱着无限忠诚，对嘉靖寄予极大希望。他的信念是对他的封建皇朝及皇帝尽忠，虽死而无怨。他坚决维护封建阶级利益，所以他并没有因为出狱而高兴。嘉靖虽然处罚过他，但他认为嘉靖一死，可能影响统治者的政权，可能使稳定的政局动荡不安，如再出一个象明武宗正德（嘉靖的哥哥，死后无子，嘉靖以藩王入京继位）那样昏乱的皇帝，则更将动摇朱明王朝的国本。所以海瑞之哭，是为他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及封建王朝的兴衰而哭。这就更证明了海瑞是封建王朝中最忠实的奴才。我们评论海瑞，对他哭皇帝这一幕应该特别重视，仔细分析。海瑞所表现的特殊面貌，确是古代封建社会中所称道的所谓“忠臣孝子”的坚韧精神，这完全可以说明海瑞是个什么人。
    海瑞的面貌和本质表现得如此清楚。海瑞从他的阶级情感出发，从他的封建道德出发，他对嘉靖的忠诚爱戴，对封建制度的坚决维持，是始终如一的。所以他的“骂”与爱是一致的，“骂”与哭也是一致的。
    吴晗同志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并不注意海瑞是不是骂，而只取敢骂不敢骂。他说只有海瑞骂过皇帝，并且骂得很痛快。意思说谁也不敢骂皇帝，而海瑞敢了，因此赞扬海瑞“真是铮铮一汉子”。吴晗同志这样提法，这样拍手称快，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历史事实是十分清楚的，以明史“专家”著称的吴晗同志心里也是明白的。那末，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肆意篡改历史呢？这是偶然的错误吗？不！只要提一提吴晗同志写作、发表《海瑞骂皇帝》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其用意就暴露了。在吴晗同志大肆歌颂海瑞骂皇帝的时候，正是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利用我国面临暂时困难的时机，配合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华大合唱，向党向人民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者骂党、骂社会主义、骂三面红旗。吴晗同志也大写文章，鼓吹“骂”，宣扬海瑞对皇帝“骂得非常之痛快”。吴晗同志的文章，实际上是为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拍手叫好，大鼓坏劲。
    
    一九六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本报编辑：《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人民日报》编者按：自《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以来，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些文章指出：吴晗同志写的《海瑞罢官》及其他有关海瑞的文章，都是全心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的。《海瑞罢官》的主题思想是同情、赞扬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激励他们“失败了再干”；这出戏鼓吹“退田”、“平冤狱”，煽动“单干风”、“翻案风”。《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除本报已经发表的以外，现将一些文章有关这方面的论点摘编于后。
    吴晗同志全力支持右倾机会主义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助威、鼓气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个期间，吴晗同志宣扬所谓“海瑞”精神，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其意图究竟是什么呢？
    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把他关于海瑞的文章，按照写作时间排了一个队。他排这个队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姚文元同志对他的政治批评，说他的《海瑞罢官》写于一九六○年，跟“单干风”无关。然而弄巧反拙，本想掩护耳朵，却露出了屁股。吴晗同志把他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跟一九五九年八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联系了起来；这一下子泄露了“天机”。
    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者自称海瑞，恶毒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社会主义；庐山会议之后，我们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同志歪曲海瑞上疏，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之后，又煞费苦心地花了一年的时间，歪曲历史写了《海瑞罢官》。吴晗同志自己说：历史和历史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而是为活人服务；怎么为活人服务？答曰：“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是的，在庐山会议之前，吴晗同志着眼于海瑞的，是骂皇帝；其意图就是给向党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擂鼓助威，好比旧戏出“大将”以前乐队奏的“急急风”。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着眼于海瑞的，是“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不灰溜溜的；很显然，这是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干劲，要他们“失败了再干”，而且还盼望着“海瑞”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见《海瑞罢官》剧本）哩！
     （关锋：《此地无银三百两！》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
    用“为民请命”替右倾机会主义者涂脂抹粉
    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年，我国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出现了暂时的困难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大活跃起来，他们完全撇开客观的因素，幸灾乐祸地诅咒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就在一九五九年的六月十六日，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借古讽今，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势相配合。他在这篇文章中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真有人骂了，却也痛快”；又说什么“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吴晗同志说这些话是为了什么呢？难道能说不是借古骂今吗，难道能说不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那种反党活动拍手称快，为他们撑腰打气吗？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领导群众运动的党，却打着“为民请命”、捍卫农民利益的幌子，以农民利益的“保护者”自居，把自己打扮成农民的“救星”。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剥下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披着的这层“为民请命”的画皮，使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这时吴晗同志又情急了，就赶紧在《论海瑞》《海瑞罢官》中大作文章，虚构了一个海瑞的高大形象，美化所谓“为民请命”的“英雄”。他说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的”；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他的“作为是对农民，特别对贫农、中农是有利的”；他为了农民的利益，“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吴晗同志对海瑞的这种精心刻划，无非是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穿上海瑞的服装，借海瑞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涂脂抹粉，并鼓动人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喝采。
    （马泽民、王锐生：《“海瑞”是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给右倾机会主义者提供的标本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竭力炫耀《论海瑞》这篇文章，说它“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为什么吴晗同志要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抬出《论海瑞》这篇文章来炫耀？那是因为，他说他的《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既然我吴晗写《论海瑞》的动机不坏，写《海瑞罢官》的动机当然也是不坏的。
    那末，且看《论海瑞》中着重渲染和宣扬的又是些什么东西：
    海瑞是“不怕大官，敢顶大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 他“卵翼穷民”，“站在农民一边”，“是当时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
    海瑞“是大丈夫，是古往今来一个真男子”；他痛心“现在医国的只一味甘草，处世的只两字乡愿”；
    海瑞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民穷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为第一之害”；
    海瑞“意主于利民”，“为百姓痛哭”，“为百姓长太息”；
    海瑞“痛斥当时的社会风气”，“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他“曾经遭受攻击、排挤、辱骂，坐过牢，丢过官”，但他“是当代伟人”。
    我们要问吴晗同志：今天全国人民早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你号召学习海瑞“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究竟要向谁去说话呢？你号召学习海瑞做“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究竟哪些人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的人”呢？你号召学习海瑞“把全生命投入战斗”，不怕坐牢丢官，究竟是要叫谁不怕坐牢丢官而去向谁战斗？很明显，吴晗同志写《论海瑞》的真正意图是在于借海瑞的躯壳，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起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
    很显然，《论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创作意图及其“为了活人服务”的目的是一样的。同样是浸透了对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情绪，表露了他的阴暗心理；同样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气，为他们唱赞歌。
    （吴文治：《不能用这样的自我批评回避政治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
    鼓励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精神”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我党向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会后不久，吴晗同志发表了《论海瑞》，大谈海瑞的“为民做主”的思想，大力赞扬“敢顶大官的小官，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的小官”，大谈“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并且说：“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吴晗同志所提倡的海瑞精神，在当时的确起了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赞扬和鼓励的作用。
    紧接着，在一九五九年底他又“破门而出”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要“破门而出”呢？这是因为吴晗同志看到了“戏剧的作用是远远超过书本的”，所以要占有舞台阵地使古人的“好品德”“深入人心”（见吴晗《再谈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产生，绝不是吴晗同志自己所说的“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期间，正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被人民识破，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被罢了“官”的时候。在吴晗同志看来，右倾机会主义者是由于“为民请命”而罢了“官”的，所以同情他们，为他们鸣不平，而且还鼓励他们“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希望右倾机会主义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
    （卢文辉、王悦：《吴晗同志为谁请命》，见《辽宁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日）
    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
    吴晗同志把他有关文章的写作时间介绍了一下，认为《论海瑞》写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后，是响应党的号召，“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又说所有的文章“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表明他的《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无关。
    就以吴晗同志介绍的写作时间来说，也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事实是，除了《海瑞骂皇帝》发表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之前以外，还有《海瑞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清官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北京日报》。这三篇歌颂海瑞的文章都写于八届八中全会之前，显然不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而《论海瑞》是在上述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其政治观点、历史观点跟上述三篇文章完全一致，那么请问：这篇文章的写作动机，为什么突然变成反右倾机会主义？
    由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我国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国内的阶级敌人以为有机可乘，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极力鼓吹“单干风”、“翻案风”，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几年中，吴晗同志写文章、编剧本，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海瑞，而且又是狂热地鼓吹海瑞的“退田”“平冤狱”，狂热地鼓吹海瑞的“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这不是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张目吗？不是为失败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鼓气吗？事实就是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了的。
（黄祖良 林铁民 蔡景康：《反动的政治动机是隐瞒不住的》，见《福建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招魂
    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塑造的“英雄”形象
    当右倾机会主义者遭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一败涂地的时候，吴晗同志给他们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要他们罢了官，也“心胸开朗”，说什么“纵然丢官不见谅，清名千古永流芳”。《海瑞罢官》的前几稿中还有这样一句话：“这年头，越是好官，越要丢官。”在《海瑞罢官》里，吴晗同志发泄了。他对党和人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极为不满，认为他们是“好官”，为他们的“罢官”喊冤叫屈，打“抱不平”。《海瑞罢官》不但是为被人民所唾弃而“罢官”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而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等待有朝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也就是要他们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到底。“海瑞”实实在在是一个顽固到底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英雄”形象。
    所谓“退田”、“除霸”、“罢官”，在现实生活里，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其核心在于“罢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叫嚷的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就是要“退田”。他们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把我们的伟大事业和我们的干部队伍说成“黑漆一团”，因此叫嚣“除霸”，“除害先除当道狼”，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英雄”的“退田”和“除霸”的进攻失败了，被撤职了，但还妄想卷土重来，这就是“罢官”的真谛。事实很清楚，吴晗同志正是接过右倾机会主义手里的武器，再把它磨光擦亮，用来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这就是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贯穿的一条黑线。吴晗同志现在打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幌子，不是欲盖弥彰吗？
    历史对于一切不愿意投身革命潮流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总是无情的。吴晗同志从民主革命时期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的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所以当他的未曾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越来越同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矛盾的时候，在一次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就站到了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一方面，同右倾机会主义“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同地富反坏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澄宇：《（海瑞罢官）为谁唱赞歌？》见《北京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八日）
    为“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鸣不平
    吴晗同志为了掩饰他的动机，竭力把动机和效果分开。他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列了一个从《海瑞骂皇帝》到《海瑞罢官》的写作时间表；对这种用意，我们是能懂得的，那是在用写作时间和主题等等，竭力辩白《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不看文章的写作时间还罢，一看文章的写作时间，真相就大白于天下，恰好暴露了吴晗同志写作的政治动机。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庐山会议前夕，这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在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污蔑三面红旗，辱骂群众运动。而正当这时，吴晗同志写了《海瑞骂皇帝》，极力赞扬一种抽象的“骂皇帝”的勇气和胆量。试问，选择这一个时间，写这样的文章，岂不是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紧紧相呼应吗？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反击，他们的反党面目暴露无遗，完全陷于孤立。这时候，吴晗同志就迫不及待地赶写了《论海瑞》，竭力宣传“为民请命”和抽象的“傲骨精神”，据他说这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但在我们看来，事情决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其用意明明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同党同人民对抗到底。一九五九年年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吴晗同志又于此时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动笔赶写《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主题，据吴晗同志说不是退田，而是除霸。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剧本的主题是“罢官”，是对那些自称“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反党反人民的“英雄”，寄予了无限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出主意。要他们象海瑞那样，罢了官，也决不善罢甘休，也不能走得灰溜溜的。
    这样一个写作时间表，这些文章和剧本的这种主题思想，说明什么呢？它告诉我们，吴晗同志是在用海瑞的幽灵，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为一切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表同情，抱冤屈，鸣不平，出谋划策，撑腰打气。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破门而出，支持“不怕丢官”的“英雄”
    吴晗同志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有的人还为它大加吹捧，大书特书。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还记得，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在我国经济遭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国内阶级敌人又一次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就在这种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攻击党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六月，正是庐山会议前夕，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反对总路线，辱骂群众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抛出了他的《海瑞骂皇帝》，歌颂海瑞谩骂皇帝的“大无畏”精神，说海瑞“骂”嘉靖“家家穷得干干净净，没有钱用”，是“骂得非常痛快”，这难道会是偶然巧合，不是有所为而发的吗？一九五九年年底，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到彻底失败，有些人被罢了官免了职的时候，吴晗同志又不惜“破门而出”，赶写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海瑞描绘成一个“为民请命”“不怕丢官”的英雄。这一切不正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吗？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别的解释呢？
    （王希曾、杨寿堪：《为什么要歌颂（海瑞骂皇帝）？》见《北京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
    鼓吹右倾机会主义者卷土重来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着暂时的困难。这时候，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演出反华大合唱。在国内，一小撮牛鬼蛇神正在蠢蠢而动，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出“为人民利益”的幌子，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攻击三面红旗。他们的进攻，遭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的坚决反击。
    不迟不早，吴晗同志在这时写出了《海瑞罢官》。并在《海瑞罢官》的序里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的确，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把一个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维护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忠仆，美化、歌颂为一个“站在农民一边”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因而被“罢”了官的英雄形象。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一文里，介绍写《海瑞罢官》的体会时说“写这个人，演这个人……不是为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为什么样的活人服务？说穿了就是替当时假冒代表农民利益、叫嚣要“单干”、“平反冤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要他们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失败了再干”，“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卷土重量来。吴晗同志通过对海瑞的美化、歌颂，寄托了自己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情，发泄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深刻不满。从《海瑞罢官》演出和出版后的社会效果来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吴晗同志在他的《海瑞罢官》中，假借海瑞之名，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我们说：它是一株大毒草！
    （杨光楣：《（海瑞罢官）究竟在宣扬什么？》见《云南日报》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为“单干”、“翻案”煽风点火 大肆叫嚣“退田”、“平冤狱”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不仅不承认《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反而说是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事实不容抵赖。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尖锐复杂。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了反华大合唱。国内，首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出来反对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接着，社会上又吹起了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主张把公社的土地分给个人，实行“包产到户”，要求给地富反坏平反“冤狱”。作为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拿起文艺的武器，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思想。吴晗同志不仅没有这样做，相反倒“破门而出”，写了《海瑞罢官》，来火上加油。我们的人民振臂高呼：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万岁！《海瑞罢官》所表现的却是：清官、王法、封建主义万岁！（洪阿兰：“青天大老爷为民雪恨，公侯万代”。）通过海瑞的口大唱：“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作者并把海瑞描写成了一个专门搞“退田”“平反冤狱”的“为民请命”的“不怕死”的“英雄”，百般颂赞。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广大农民群众早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敌人，报了仇、伸了冤，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海瑞罢官》中的这样一些描写，究竟是在替谁说话、为谁服务、对谁有利，不是很清楚吗？
    （李衍柱：《布历史的迷雾，唱时代的反调》，见《文艺报》一九六六年第一期）
    煽动牛鬼蛇神兴风作浪
    从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间，吴晗同志在历次思想斗争中都异常沉默，甚至连批判胡适思想这样同他有特殊关系的斗争，都没有发言。但是，从一九五九年起，吴晗同志却突然开始活跃起来，“大写特写”。他从《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一直到“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三年间就写了大小文章将近一百五十篇。是什么使吴晗同志这么“难受”，“非写不可”？他又写了些什么呢？他着重描写的是：“乡官强暴百姓穷，如狼似虎田野空”，“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接着，他从封建文化的武库里捡起了一件破烂法宝，祭将起来。这就是“为民作主”，鼓励人们“告状”。《海瑞罢官》，就是吴晗同志宣扬“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的宣言书。吴晗同志的文章，是助长当时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掀起“翻案风”的一把火。事实正是这样。在《海瑞罢官》剧本发表后，上海有个特务的家属，就递了一份要求“平冤狱”的“状纸”，上面公然写道：“在现世除非海瑞重生，方能超雪，否则就此埋送。”这不就是吴晗同志的新“告状”论的现实政治意义么？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我们的这些分析，希望他能够把自己的观点说得更清楚些，究竟该怎样理解这种“新”理论。
    （罗思鼎：《论“告状”》，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一日）
    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大写“退田”，宣传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把它作为一种农民的天堂、理想生活来宣扬，这是什么意思呢？且不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剥削阶级自动把田“退”给农民的事情，而农民就是有了土地，就真能过好日子吗？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破天荒地做了土地的主人。但是，如果广大农民仅仅停留在分得土地，而不进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走集体化、人民公社的道路，我国广大农民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保持小农私有经济还会有利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卷土重来。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鼓吹什么农民有了土地就有美好光景，那就决不是在为农民说话，恰恰是违背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为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妄想服务。而在一九六一年前后出现单干风的情况下来鼓吹这种主张，那就更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徐公持、周铜：《（海瑞罢官）散布了反社会主义的毒素》，见《工人日报》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
    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在我们国家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吴晗同志正是在这个时候“破门而出”，不但通过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且通过杂文、学术论文、历史故事等等，突出地歌颂海瑞的所谓“好品德”和“斗争精神”；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宣扬封建道德，要把封建道德“古为今用”，“移用在今天”、“应用于今天”；正是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维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反对“是今非古”（《灯下集》六五页）；正是在这个时候“骨鲠在喉”（《学习集》二七三页），非“把它写出来”不可，等等。所有这些是偶然的吗？不，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吴晗同志的“破门而出”，“坚持到底”，关键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是目的性“不清楚”的“糊涂”在作怪吗？是“为古而古”在作怪吗？当然不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创作这个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张目，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说：“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同上）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吴传启：《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为了什么？》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
    妄想拆社会主义的台，走资本主义道路
    吴晗同志竭力使人相信：《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的话，也只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是十足的自欺欺人的话！那些站在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人，他们虽也在学术领域内做文章，而干的却是以学术作为保护色，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当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这是他从史学领域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进而至于更加明目张胆地，扩大阵地，煽风点火，要拆社会主义的台。试问吴晗同志：在阶级斗争大反复的那几年内，你这样狂热，搞出这样一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难道是学术问题？能说不是政治问题？
    吴晗同志说，他“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这完全是假话。从吴晗同志这些年的一贯活动看，他不但没有脱离政治，没有脱离现实，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嗅觉的、很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一回事的人。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他搞的是资产阶级政治，而不是无产阶级政治。
    （史绍宾：《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的几个问题》，见《光明日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一年左右，国际上出现了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他们千方百计地美化美帝国主义，说什么美国垄断集团，也有“明智”派呀，宣扬“三和”投降路线；在国内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乘机蠢动，他们趁我们国家由于自然灾害在经济上受到了暂时的困难，企图复辟倒算。吴晗同志正是选择这个时机，有计划、有目的地大写而特写海瑞，大讲而特讲海瑞，说什么海瑞是大“清官”，应当肯定，应当歌颂啊，什么海瑞是“被压抑、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啊，什么海瑞是人民心目中的“好官”啊，是值得研究与学习啊，这究竟适应什么人的需要，不是很明显吗？
    我们绝对不能上吴晗同志阶级调和论的当，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把他“借古讽今”反社会主义的面貌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海瑞罢官》决不单纯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性问题。它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吴晗同志是希望我们工人阶级能跟着海瑞跑，替那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失去了自由的地富反坏分子摇旗呐喊。
    既然吴晗同志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为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向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发动进攻，那末，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工人同志应该予以坚决的、有力的回击。
    （陈阿发：《只是学术上的错误吗？》见《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三月一日）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评论员文章：《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划时代的大事》
    几个月来，学术界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令人特别兴奋的是，广大工农兵群众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斗争。最近，很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发议论，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他们说，这场大论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我们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解放军战士，不能不管，不能不问，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阶级斗争，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赢得这场大论战的彻底胜利。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使这场大论战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广大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创举。在旧社会里，不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术论坛完全是被一小撮封建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所垄断的，他们搞学术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工农大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加学术工作的可能。人们一提起学术，一提起理论，总认为这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事情。我国人民革命胜利了，工农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做了主人，也要做文化的主人。剥削阶级垄断文化学术的丧钟敲响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工农兵群众直接登上学术论坛的时代也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件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事实证明，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强大武器，不仅能够用它改进自己的工作，而且能够用它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一切革命者都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知识分子，却感到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快要完蛋了，于是制造种种借口反对工农兵参加学术批判。他们摆出贵族老爷式的态度，说什么，“不读完二十四史，就没有资格评价历史人物。”说什么，“工农兵不懂历史！”在他们看来，工农兵群众没有资格在学术问题上发言。
    工农兵群众对这种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他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读过地主阶级写的二十四史，但是，我们有毛主席的著作，我们有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我们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厂史、社史。有了这些，我们就能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一切骗人的谬论彻底驳倒。
    完全正确！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的最强大武器，革命斗争的实践和“四史”是驳斥剥削阶级邪说的有力根据。
说“工农兵不懂历史”。我们倒要问问，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是谁不懂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①地主阶级文人和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历史，歪曲阶级斗争的真相，掩盖阶级斗争的事实，完全抹杀劳动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一味歌颂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统治者。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完全被颠倒了。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即使能把二十四史倒背如流，也不能算懂得历史。
    什么人才真正懂得历史呢？不是那些把二十四史奉为金科玉律的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们，而是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革命干部。
    工人，贫农下中农，他们记得自己的悲惨的家史，他们熟悉自己的村史、厂史。在这些历史里，有剥削，有反剥削，有压迫，有反压迫，充满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曾经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才最懂得阶级斗争的历史。
工农兵群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大地提高了阶级觉悟，所以他们嗅觉灵敏，眼光锐利，对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分得最清，看得最明。本刊这一期发表的工农兵群众学术批判座谈会的材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工农兵群众参加学术批判的重要特点，就是突出政治。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把党和社会主义看作是自己命根子的工农兵群众，对吴晗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狡猾手段，都能看出来，嗅出来，一语道破他们的反动的政治目的。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即使对比较复杂的学术问题，也能够发表深刻的正确的意见。他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讲了许多知识分子没有讲也讲不出来的革命的科学的道理。他们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本质，三言两语把道理讲得明白透彻。
    所谓“清官”问题，曾经迷惑了许多人。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的家史和村史、厂史，证实了旧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清官”。他们说，“哪有猫儿不吃荤，哪有官儿不贪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谓“清官”完全是地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编造出来的。
    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学界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观念。而工农兵群众一听吴晗、翦伯赞宣扬“让步政策”的谬论，就明确指出这完全是歪曲历史事实。他们说：“狗走千里要吃粪，狼走千里要吃人”，地主阶级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现在地主被我们打倒了，还象“屋檐上的洋葱，叶焦根烂心不死”，不肯“让步”，怎么能够想象地主阶级在农民革命失败后却对农民采取什么“让步政策”呢？
在所谓道德继承问题上，地主资产阶级学者把剥削阶级的道德说得美妙的很。而工农兵群众却用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控诉了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是吃人的道德，是“不杀穷人不富”的道德。他说，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没有一点好东西。
    看！工农兵的阶级观点多么明确，旗帜多么鲜明，道理讲得多么透彻。
在我们整个革命事业中，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里的斗争，要靠工农兵；文化革命，文化战线上兴无灭资的斗争，也要靠工农兵。工农兵群众不仅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主力，也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主力。没有工农兵群众的参加，任何革命都不会取得彻底胜利。只有依靠工农兵群众，发动工农兵群众，才能保证把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挖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子。
    在文化革命中同在其他领域的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②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在当前的学术批判中，再一次证明，知识分子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和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同工农兵群众一道进行战斗，才能在文化革命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工农兵群众参加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一定能够取得文化革命的彻底胜利。
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年版，第一四九一页。
②《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四六页。＊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三日转载）

    二、研究资料
     《从上海拉开的文革序幕》

                         ·李　逊·

    〔原文发表于《炎黄春秋》２０１０年第三期，发表时的标题为《〈海瑞罢官
〉，尚未披露的史实》，有删节。——作者〕


    ◇　江青破门而出

    
    １９６３年２月，春节刚过不久，正是春寒料峭。江青裹着一身寒气，从北京
来到上海。

    
    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后，江青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她虽然挂着两个普通职务：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国务院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但因为是毛泽东夫人，谁对她都十分尊重。

    
    过去江青来上海，大多治病或休养，很少接触生活圈子以外的人，偶尔外出，也很保密。每次她来，陈丕显、曹荻秋等上海地方负责人总要去看望，礼仪相待。但这次江青来上海却一改以往深居简出习惯，经常找人谈话或外出看戏。

  
    以上是当时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３０年后的回忆，写出上海市委领导人对即将
破门而出的江青的感觉。〔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江青是来进行“京剧革命”的。江青对陈丕显说，因她建议，文化部发出通知，准备１９６４年在北京举办京剧现代戏汇演。她要上海文化局组织人员，将《智取威虎山》和《海港的早晨》改编为现代京剧，参加汇演。

    
    接待江青的一直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１９６４年４月柯庆施患肺癌，手术后身体虚弱，往广州疗养。江青向柯庆施要助手，柯庆施向她推荐已经担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据张春桥妻子文静后来回忆，江青提出要找几个人帮助她改戏。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先后推荐夏征农、石西民去，江青和他们谈谈，都不满意，结果都退回来了。
后来叫张春桥去了。张一心一意扑在江青交给他的改戏任务上。江青很满意，两个人很谈得来，而且关系越来越密切。〔转引自未刊稿《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上海文革史料编纂小组１９９４年未刊稿。〕

    
    １９６５年４月９日，柯庆施逝世。以后江青来上海就由接任市委书记的陈丕显接待。

    
    陈丕显与江青关系原本一直不错，建国初期，江青有一阵来上海，就住在陈丕显家。自１９６３年以后江青来上海次数多了，陈丕显感到江青越来越难伺候。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但江青对衣食住行十分挑剔，使接待费用无法压在中央规定标准线下。毛泽东得知，要求属下迁就自己妻子。一次，毛泽东很认真地对陈丕显承认江青有缺点有毛病，但又说：“如果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头上，我来付好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陈丕显只能不看僧面看佛面，小心应付江青，不敢出纰漏。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江青的京戏改革非常支持，要什么给什么，还指定张春桥
具体协助江青。张为江青记录和整理讲话，向剧团传达和贯彻她的意见。１９６３
年１２月，张春桥升任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仍全身心扑在江青的京剧改革上，得到江青欣赏和信任。


    ◇　上海与北京的南北两个海瑞

    
    １９６５年初，江青又来上海。此行两个目的，一是修改京剧《林海雪原》，后来成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二是物色人选批判《海瑞罢官》。前一个行
动在党内高层公开，后一个行动则十分诡秘。

  
    《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毛泽东对海瑞作出赞扬后写出的一个剧本。剧中的海瑞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臣，生性耿直清廉，敢为老百姓讲话，因上书批评皇帝被罢官。

    
    还是在１９５９年初，毛泽东在看了湘剧《生死牌》，因戏中有海瑞，毛于是将《明史·海瑞传》找来看。１９５９年４月间，毛泽东曾经几次讲话提倡干部要学海瑞，要敢讲真话。４月５日，毛泽东讲到明朝的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故事：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
多少。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
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

    
    毛泽东对海瑞的评价由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向文艺界作了传达。一时海瑞戏在全国遍地开花，各个剧种争演海瑞。其中以上海和北京的海瑞最有影响。

    
    上海的海瑞戏名《海瑞上疏》，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建议写的。周扬在毛关于海瑞讲话的几天后，在上海约见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和上海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建议他们写海瑞戏。上海京剧院经过讨论，成立了创作组。剧本完成后，上海京剧院调集强大演出阵容，主要角色都由一流京剧演员饰演，周信芳任导演并饰主角海瑞。经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意，９月３０日，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作为国庆十周年重点剧目，在上海天蟾舞台首场献演。演出后好评如潮。周信芳又带队去北京演出，同样获得好评。

    
    北京的海瑞戏由吴晗撰写。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中共中央另一个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一回北京就去找吴晗，希望吴晗根据毛的讲话写文章介绍海瑞，吴晗便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１９６０年３月又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后改名《海瑞罢官》。１９６０年底公演后，毛泽东在家里接见海瑞的饰演者著名京剧表演家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当场清唱海瑞，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将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引自虞云国《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读〈怀念吴晗〉》，上海《东方早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
１６日〕

    
    上海、北京，南北两个海瑞，由南北两位最杰出的京剧表演大师饰演，成为全国同时期的海瑞戏中最有影响、最具光彩的艺术形象。〔以上资料引自《南北“海瑞”引发的大冤案》，沈鸿鑫著，载于《世纪》２００７年第１期，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

    
    但其实，就在吴晗撰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时，毛泽东自己提倡海瑞精神没有几个月，他对海瑞的态度又改变了。因为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看《海瑞传》后，真的以身试法当了海瑞。于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８月１６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
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毛泽东传》〕

毛泽东的这番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话，胡乔木很快告诉了吴晗，吴晗赶紧在自己刚写好的《论海瑞》一文中，加上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歪曲海瑞的话。

    
    吴晗的补丁没起作用。１９６２年３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北京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看后，让停演。剧团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打探停演原因。过了好长时间，才传出消息说江青认为此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不准再演。

    
    １９６２年９月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结束不久，江青去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４位正副部长陆定一、林默涵、周扬、齐燕铭，要他们对《海瑞罢官》开展批判，被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当场拒绝，别的部长也都不同意。

江青又去找北京青年文艺评论家李希凡。李希凡５０年代曾因批判《红楼梦》研究权威俞平伯《红楼梦简论》，引起过毛泽东注意，成为文坛新星。江青派专车将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小时，说应该注意《海瑞罢官》，这出戏有问题。但李希凡就是不接翎子。他后来对人说，他当时觉得江青将吴晗剧本和“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就不表态，装糊涂。〔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
瑞罢官〉批判》，载于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编辑出版
〕

    
    江青转将目光投向上海。


    ◇　柯庆施与批判《海瑞罢官》

    
    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是柯庆施。不过，此时的柯已身患绝症。他１９６４年３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４月２０日做手术，６月初出院，７月１４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去北戴河休养，９月１８日离开北戴河去北京，１０月２３日离开北京去广州疗养，直至１９６５年４月去世，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这个日程表全部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览》２００３年第９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以及庆施的女儿柯六六著：《爸爸的身影》，载于中共党
史出版社２００９《红星照耀的家庭》〕

    
    江青找李希凡的时间，李希凡自己回忆是在１９６４年，有材料说，是在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这个时间引自余焕椿所著《文革前的人民日报》，载于《百年潮》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中共党史学会主办〕大会召开时间是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至７月３１日，而在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回忆录中，江青告诉他，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是１９６４年下半年。两个时间吻合。由此可推江青是在１９６４年６、７月间找李希凡，未达目的，再找柯庆施，时间应该迟于６、７月。

    
    江青具体何时找的柯庆施？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９日下午，毛泽东夫妻俩在北戴河登门探望病中柯庆施，见面时间半小时。同年国庆节，柯庆施在北京参加一系列国庆活动，１０月２３日离开北京去广州。〔这两个时间引自《爸爸柯庆施在上海
的岁月》〕

    
    由此可推，江青找李希凡遭婉拒后，再找柯庆施，应该是在北戴河或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时。不过此时柯庆施已经离开上海。

    
    江青在上海找到姚文元。有人说姚文元是柯庆施推荐给江青的。已经不在上海的柯庆施如果推荐，也只能是提个名而已。

    
    有回忆录说，柯庆施在北戴河修养期间，曾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交代张春桥“让姚文元全脱产，为江青同志写文章”。〔这是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所著《我的文革岁月》中说的，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陈小津在此文中还回忆说，这句话是当时在场的人记在笔记本上，文革结束后“主持审判的工作人员都看到过这句话”，但陈小津没有具体注明此话的出处〕柯庆施是否“专门将张春桥叫去北戴河”？据说，张春桥１９６４年夏天去北戴河，是因为谭震林夫人提出现代京剧不错，建议请毛泽东观看一次，于是让张春桥带队去北戴河。１９６４年夏天
毛泽东在北戴河，直至８月２０日回北京。〔这个日期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
３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中的１３４９页和１３５５页〕７月１７日和８月１１日
，毛泽东先后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后一个活动柯庆施也出席，陪同毛观看。〔引自《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８日和８月１１日新闻报道，不过报道没有说毛是在哪里观看的。〕

    
    如果毛泽东是在北戴河看的戏，如果确实是张春桥带领演出队去北戴河，那张春桥去北戴河见柯庆施，应该是顺便而非专程，探望病中的上级，也是人之常情。而作为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柯庆施，毛泽东夫人上门要求支持，又怎能推卸。江青的“柯老大力支持”之说，很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夸大之词。

    
    即使柯庆施曾经要求张春桥支持江青批判《海瑞罢官》，柯的支持大概只止于此。因为柯庆施此时已经不再主持上海工作，甚至从此没回上海。身患绝症的他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实质性参与。据跟随柯的机要秘书说，柯庆施离开上海去外地疗养，直至１９６５年４月去世，外出养病期间，从未接到过上海方面任何关于批判《
海瑞罢官》的文件和电话；〔转引自邓伟志著《如何评价柯庆施》，载于《党史纵
览》２００３年第９期，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而且，《海瑞罢官》所谓要害问题“罢官”，至１９６５年才提出，彼时柯已去世多时。

  
    当时，这种批判很多，连比吴晗地位更高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也因其“合二而一”的哲学思想在挨批判。柯庆施即使支持，也只是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安排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夫人要求的事宜。如果说有什么超出共产党行事规则的地方，那是毛泽东让夫人越界插手党务，应该不予理睬，但柯庆施包括全党，无人敢这样做。

    
    张春桥当时是市委分管宣传口的书记，具体负责批判《海瑞罢官》，从市委书记的工作分工来说，名正言顺。他与江青结帮是后来的事情。

    
    张春桥认真完成江青交办的事，甚至还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套《明史》。当时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起兴趣。

    
    柯庆施逝世后，江青又找续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她对陈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李希凡不接受，才来上海。她还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她要陈丕显也支持她。〔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　柯庆施对张春桥上升起了关键作用

    
    １９６５年４月柯庆施去世时，张春桥也已经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江青到上海都与张春桥联系。

    
    柯庆施资格很老，才５０多岁就被称为“柯老”，连比他大９岁的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他，而且据说还是毛泽东首先这样称呼。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毅调任中央，柯被从江苏省委调来上海接任，后又兼上海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

在上海干部中，对柯庆施始终有两种不同评价。有人对柯反感，认为他“左”，霸道，喜欢揣摩和迎合毛泽东的心事；有人对柯尊崇，认为他有能力，对干部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也严格，尤其在上海经济建设方面功不可没。

    
    柯庆施工作严谨，对干部要求十分严格，批评部下毫不留情，甚至让人下不来台。他不但工作上对干部严格要求，生活上也反对干部特殊化。他自己生活简朴，也要求手下与民共苦。１９５８年，上海落成一批工人新村，柯要求市委所有领导干部，除年岁大的以及正在患病者，全部搬出花园洋房或公寓，去工人新村与工人为邻。他自己首先于１９５９年春节前带头搬入东庙二村，那是地处上海西南的工人住宅群，都是简易建筑，条件比花园洋房差得多。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上海高级干部全都入住条件好的花园洋房或公寓，柯庆施提出搬出这些房子，显然是希望与老百姓缩短距离。１９６０年初，柯庆施搬往康平路上的爱棠公寓，据说是因为在东庙二村办公不便。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十分倚重柯庆施，因为柯抓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令他们都满意。上海本来就是全国最大最重要的轻重工业以及科研基地，柯在上海十年，上海
经济发展继续领先全国，工业总产值十年翻番。在文化方面，柯１９６３年提出戏剧舞台要“大写十三年”，即写共产党执政后十三年，得到毛赞赏。１９６３年５月，柯又组织撰写《“有鬼无害”论》，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撰写初稿，张春桥修改。文章矛头对着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文章真正组织者是江青。

    
    柯在党内地位上升很快，１９５８年５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６５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逝世后，被谥为“毛主席的好学生”，随之而来的文革，以对柯庆施的态度划线，伤害了不少干部。

    
    张春桥的提升，与柯庆施不无关系。

    
    张春桥是山东巨野人，生于１９１７年，１９３５年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同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那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长。共产党执政后，张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又任社长兼总编辑
。柯庆施１９５４年调任上海时，张春桥已经被免去上海所有职务，正将被调离上海。起因是张未经请示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还打算点名批判上海副市长潘汉年，被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和谭政林发现制止，并拟将他调离上海；与此同时，南京《新华日报》总编杨永直已经被调往上海准备作为张春桥的接替。但柯庆施最终还是留下了张春桥。〔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

    
    和张春桥长期共事的当年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张春桥的印象是：平时不苟言笑，遇到重大问题从不先表态，总要察言观色、掌握火候和时机。一旦事情出现了波折，他很快就能把态度调整好，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城府很深，阳一套阴一套，不好合作。〔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不苟言笑是几乎所有和他有过交往人的印象。张春桥不与人往来，除了布置工作，不与人多说话，更别说聊天，即使办公室门对门。如当时的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办公室在他办公室对门，他来不和李聊天。李对他的印象是“高深莫测”，“阴”。〔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办公厅秘书的长李家齐２００９年对笔者的回忆
〕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很深，于是张春桥给几乎所有人留下“阴”的感觉。就连后来和张春桥一个阵营的毛远新，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向他询问对张春桥的看法时，也说对张“往往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有点阴”。〔转引自江青文革初期的秘书阎长贵著《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载于《问史求信集》第４１８
页，王广宇著，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

    
    张春桥给市委干部的另一个印象是比较“左”。例如６０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上海市委为了活跃市场，打算开放自由贸易市场。决策前先向区、县负责干部征求意见。但作为市委领导的张春桥，会议一开始，下面干部还没有发表观点，便首先发言表示反对。吓得有的区委干部不敢再谈自己的看法。〔李家齐回忆〕

    
    张春桥的生活很简朴。长期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徐景贤文革后回忆，张春桥总穿着一条藏青色旧呢裤，屁股上打着两块补钉也不以为意。文革以前，他几次和上海一些党员老作家们春节期间到几位市委书记家拜年。别的书记家多少有些摆设，有的墙上还挂着字画之类，招待客人时总有些拿得出的食品；唯独张春桥家陈设简单，且只有两盘花生招待客人。

    
    张春桥出名是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柯庆施去参加当年８月北戴河会议，回来后，告诉张春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赞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对１９４９年后实行八级工资制所造成的等级差别表示不满，怀念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柯庆施将毛的想法告诉张春桥，张根据毛的这些话，写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发表在《解放》杂志６月号上，《解放》是上海市委在大跃进中创办的理论刊物。

    
    张春桥对经济是外行，他这篇文章算不上论文，充其量只能算是政论文。因与毛想法合拍，受到毛赞赏。那年被毛泽东赏识的，还有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他写的是批判形象思维文章。

    
    张春桥的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出党内和学界大讨论。毛泽东也因此知道张春桥的名字。同年１０月，毛泽东点名要张春桥和陈伯达一起去河南遂平碴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考察。毛开始注意张。

    
    这年年底，张春桥被提为上海市委常委。在讨论此事时，市委中有人提出张春桥妻子文静有叛徒问题，被柯庆施当场打断，说此事不要再提。柯庆施不搞家属株连，显示其胆识，更显示他对张的器重。

    
    张春桥的工作主要就是直接抓一些重点创作，帮柯庆施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为柯庆施起草各种报告、文件和讲话，被称为“不管部部长”。

    
    １９６４年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调北京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张春桥接任分管文教的上海市委书记，兼任市委宣传部长。


    ◇　“金棍子”姚文元

    
    江青找李希凡写文章，李希凡婉言拒绝。李希凡毕竟大学科班出身，多少还从学术层面考虑问题。姚文元是机关干部，习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至于学术层面能否自圆其说，考虑不多。他曾对人比较自己与李希凡的差别：“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这个自我分析所透露出姚文元“表层的谦虚和深层的自豪”，给当年到听这话者很深的印象。〔引自胡锡涛《“南姚北李”与〈海瑞罢官〉批判》〕

姚文元资格比李希凡老。

    
    姚文元生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共产党执政前，１９４８年时还是中学生的他，便已加入中共地下党。１９５８年，柯庆施点名将姚文元调往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１９６１年底，《解放》半月刊停刊，经张春桥提名柯庆施同意，姚文元被调往中共上海市委党报《解放日报》社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一个有名气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文革前已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多本文集。他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以及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曾经引起毛泽东注意。这是柯庆施将他调往《解放》半月刊的原因。

    
    在文化圈内，姚文元口碑不太好，被称作“棍子”。因为他文艺思想核心，就是反对文学固有的人文关怀，艾青、巴金、丁玲，这些著名文化人都挨过姚文元的批判。文化界和新闻媒体对执政党的态度，是姚文元特别敏感的，捕捉此类信息，是他的特长。他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就是这种敏感的产物。又例如，姚文元曾对人说，１９６１年纪念辛亥革命５０周年时，又是开会，又是出纪念文集；可１９６１年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４０周年，却冷冷清清。你想过没有，这是为什么？！〔这话是姚文元对王知常说的。转引自李逊、金光耀、金大陆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６日对王知常的访谈〕

    
    姚文元的“棍子文章”，如果只是个人观点，也应该有存在权利，因为只是一家之言。但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姚文元的“棍子文章”成为党的棍子，挨棍子者没有辩解商榷余地，更不用说反驳和批判。据说江青因此称赞他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不过，生活中的姚文元不像他的文风那样咄咄逼人。他个子不高，胖胖的，才三十多岁便已谢顶；他不喜欢说话，少言寡语，不苟言笑，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给人印象老实甚至木讷；他独往独来，与周围人除了工作，几乎没有私人交往，与人谈话只谈正题，正题之外从不谈一句私事；他为人随和，很少与人起争执，写作班的青年喜欢开他玩笑，他嗫嚅着不知如何回嘴，但也不生气；他生活随便，外套可以穿到油光鉴亮仍不换洗，书包里吃剩的油条大饼可以放到发出异味，被人掏出，方才发觉；办公室抽屉里，稿费和废稿纸混在一起，幸亏同事发现后帮他清点出来；他会郑重其事请人吃饭，但请吃的却只是碗阳春面。姚文元的这种特性一直保持到后来，直到他去中央后，仍是不盛气凌人，但仍是不苟言笑，不谈任何私事。给人印象，姚文元完全是个政治人，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工作写作学习，不谙人情世故。后来给他当助手的朱永嘉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讲话很谨慎，没有一句题外的闲话。这是我对姚文元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以后一直也没有改变”。

    
    他的棍子文章，虽然有揣摩局势投当局所好之嫌，但这是当时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文化界的潮流和大趋势，包括吴晗写《海瑞罢官》，张春桥写《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都是唯毛泽东所思为思，唯共产党所想为想。人们觉得应该站在党的一边，和党与领袖保持一致，唯恐跟不上。事实上，姚文元当时也是个理想主义青年。姚文元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又：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引文
中的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引自姚文元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１日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
，载于《古迹善本》中国嘉德２００９秋季拍卖会照相彩印本，Lot3051方氏珍
藏，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当时，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刊登在６月的《解放》杂志上不久，一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全国性的讨论刚展开。姚文元以不要稿费的行为，表明自己的价值取向。可能以后，姚文元还是拿过稿费，但至少，姚文元当初写这封不要稿费的信时是真诚的。后来，到１９６４年上海市委写作班成立后，写作班的一帮青年也提出不要稿费，和姚文元的做法一样。

    
    在阅读爱好上，姚文元特别喜欢科普和科幻读物。写《海底两万里》等著作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写《陶威尔斯教授的头颅》等著作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
别利亚耶夫，等等的作品，都是他的最爱和收藏。十几年后，当文革结束，姚文元被关押判刑，他在写交代之余，写出三本著作，都是关于人类的科学认识史的。一本是人类对天体形成的认识发展史，一本是人类对地球的认识发展史，还有一本是人类对生命的认识发展史。都是献给妻子金英的，他们夫妻俩感情笃深。一生以写作文艺批评和政治批判为己任的姚文元，最后的写作却是“天、地、人”的形成，显示了他的某种无奈，也显示他对科学领域的由衷爱好。只是时代将他塑造成棍子，他自己也选择棍子人生。这是历史的缩影。

    
    １９６５年３月的一天，姚文元上午刚到《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来了，要他马上去一次。姚文元要向报社打招呼，张春桥说不必，随便找个理由，此事要保密。姚文元到了指定地点，进门见到张春桥和另一个中年妇女正等他。经张春桥介绍才知道她就是江青，是江青要找他。江青要姚文元撰写文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临走，交给他一本１９６１年第１期《北京文艺》，上面刊登着吴晗剧本。〔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０８－０６－０４　出版。作者王文正当时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姚文元当时兼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编委。接到写作任务后的４月，正值华东局《未定文稿》与市委写作班对换办公场所，《未定文稿》从原来丁香花园搬入宛平路１１号。姚文元办公室在三楼，他让工作人员搬入两张大写字台，他喜欢大台子，可以随意摊开资料。他当时人事关系还在《解放日报》社文艺部，张春桥替他向《解放日报》社请长假，报社“五一”节以后的稿子他都不看了。所以，姚文元应该是从１９６５年５月以后开始正式动笔写作。彼时柯庆施已经去世。〔
姚文元是从“内刊”搬入宛平路１１号后开始正式着手写作，朱永嘉对笔者回忆过；与姚文元当时一个办公室的吴锡涛也曾对邓伟志这样回忆过，转引自邓伟志著《
如何评价柯庆施》〕

    
    姚文元对明史不熟，江青又催得紧，姚文元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

    
    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是组长。毛泽东说写《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时有一个班子，其实只有两个人：写文章的姚文元和帮他查材料的朱永嘉。姚文元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将文稿给朱永嘉看，只是经常向朱永嘉询问具体史实。朱永嘉最初给他找的资料就是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还有吴晗的《论海瑞》。都是作为正面资料给姚文元参考，因为吴晗是明史权威。他没有想到姚文元的批判对象正是吴晗。

    
    第一稿５、６月间出来；朱永嘉直到９月间，才第一次看到稿子，那已经是第八稿。

    
    姚文元在写作班办公楼写作，写作班的朱永嘉又被抽去当其助手。为防止行动泄露，张春桥通过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告诫文艺组，不要上二楼历史组的办公室串门，不要过问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


    ◇　张春桥动笔前要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

    
    毛泽东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对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批判《海瑞罢官》他起初不知道：“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但江青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毛泽东在审阅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时，删去了“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句。〔引自《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此文作者是江青在文革中的秘书阎长贵，《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出版〕

    
    毛泽东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的参与？让后人费尽猜详。

    
    在开始批判前，张春桥有些顾虑。海瑞戏是在毛泽东提倡下写的，批判海瑞戏，毛是否同意。张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六四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周良霄、顾菊英编著，香港新大陆出版社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出版〕

    
    毛泽东一口否定自己曾经提倡过海瑞精神，江青和张春桥没有了顾虑。

    究竟批判哪个海瑞，上海的，还是北京的？“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５月６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

    
    张春桥所说的“我们”，究竟是他和江青，还是再加上毛泽东？不得而知。暂存疑。不过，张春桥说他让江青向毛泽东询问是否可以批判《海瑞罢官》，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张春桥和姚文元动笔之前，是通过江青向毛泽东请示过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

    
    而且，１９６６年４月４日，上海市委宣传部起草《五个月来对〈海瑞罢官〉
批判情况的汇报提纲》，“曹荻秋和杨永直等一伙在讨论中闭口不提毛主席的亲自指导”，张春桥“当即严肃指出”：最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领导，从文章开始到重要关键，主席都给了明确的指示和支持。〔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编印〕

    
    而且，早在张春桥通过江青询问毛泽东之前，江青找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个部长要他们批判《海瑞罢官》遭拒绝后，毛泽东指示将《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３９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虽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但毛泽东此举足以证明，他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和真正推手。〔这３９个
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可供批判的《文学艺术资料》，很多文章都提及，虽然笔者始终没有查到原始资料的出处，但是在“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１９６７年１２月编辑的《天翻地复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事记〔１９６３．９—１９６７．１０〕》中的１９６４年７至９月中，有记载
。转引自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２００６年第二版〕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出来是１９６５年６月间。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江青后来说，张春桥每次去见她，都装着是为样板戏的事。


    ◇　上海市委与批判《海瑞罢官》

    
    一至六稿是张春桥与姚文元搞的，都没有给市委看过，直到七稿时才给市委看。〔这是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３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上海“红革会”及“工总司”代表时的谈话中说的。不过，陈丕显的回忆说是第八稿。笔者认为作为当事人的张春桥在文革中的回忆更可靠。〕

    
    柯庆施是上海市委领导，江青从一开始就没瞒着柯庆施。柯庆施去世后，江青又马上告诉了继任的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说，开始他一直不知道此事，直到柯庆施逝世，江青才告诉继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他，她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批判《
海瑞罢官》的一些情况，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和姚文元。陈丕显回忆，江青就是这时告诉他说，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陈丕显也能支持她。江青还一再交代陈丕显要保密，陈觉得蹊跷，但也没有太当回事，“心想不就是篇批判文章，大概江青想出风头，先保密，发表时一鸣惊人”。〔以上江青的话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柯庆施１９６５年４月去世，柯逝世后江青即将事情告诉陈丕显。而姚文元是５月开始动笔的，也就是说，姚文元开始动笔时，陈丕显已经知道姚文元在为江青写文章了。虽然文章的一至六稿都没有给上海市委其他领导看，但至少从姚文元开始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起，上海市委不是不知道。

    
    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也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组织姚文元建立班子在上海写，没有背着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张春桥是作为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代表来组织文章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能不执行吗？当时是执行的，还是光荣的。毛主席对上海市委是信任的，寄予希望的。并没有把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市委分开”。〔引自《王力反思录》
第７５６页，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

    
    不过，整个写作过程确实搞得很神秘。姚文元的底稿送去市委印刷厂排版印刷时，全都是密封，直接送车间，没有任何手续。而通常，市委文件必须送市委秘书长批后才能送印。〔李家齐回忆〕

    
    ９月，陈丕显要去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行前，张春桥将姚文元文稿交他，让带给在北京的江青。陈丕显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稿子。

陈丕显回忆说，自己带稿子去北京时，一路心中不安。因为江青在上海秘密组织写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却又不准上海对北京方面打招呼，这会影响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关系，也不符合共产党组织原则。

    
    到北京，陈丕显将稿子交给江青，又将自己的顾虑告诉同去开会的华东局书记魏文伯，魏也觉此事不妥。两人商量半天，觉得最好找个机会向周恩来或陈毅汇报。

    
    没等他们汇报，毛泽东已向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透露自己要批判吴晗的打算。那是在会上，毛泽东忽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正当与会者对毛这句话费猜详，毛又转向彭真，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被毛泽东突如其来问话问住，楞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

    
    陈丕显于是认为毛泽东向彭真发问，一是征求意见，二是打招呼。魏文伯也这样认为。会后，他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我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
暴的中心》〕

    
    文章发表前，张春桥提出要听听学术界意见，于是于１１月５日和７日由《文汇报》社出面开了两次座谈会。

    
    第一次座谈会对象是党内专家。上海社科院院长李培南提了些意见，内容尖锐。这个发言后来几次被张春桥点名，李以后被打倒与此不无关系。

    
    第二次是党外专家会议，参加者有史学界权威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以《文汇报》社名义在泰兴路的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文汇报》总编辑陈虞孙主持会议。

    
    陈守实、谭其骧、周予同以及周谷城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与姚文元的助手朱永嘉同事。陈守实教授还是朱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和吴晗关系比较好。两位教授家都在复旦校园。朱此时已经知道姚文元文章背景是江青和毛泽东，担心两位教授言多必失，会前找机会向他们打招呼，说文章有来头，会上发言小心。所以，谭和陈在会上讲话很谨慎。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家在市区，直接从家去参加会议，朱永嘉没有机会向他们打招呼。

    
    不知就里的周予同在会上为吴晗打抱不平，说吴晗是个好人，不能这样给他戴帽；周谷城也发言不同意姚文元观点，虽然说得比较婉转。会上大多数人都非常同情吴晗，尤其反对姚文元文章第四部分，认为硬把吴晗剧本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太牵强武断。〔以上材料引自传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
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编印〕
    张春桥收去会议原始记录，写进会议简报，直接报毛泽东。

    
    不久文革全面发动，周予同和周谷城两位教授成为上海报纸点名的８个“反动学术权威”中的两个。


    ◇　上海市委讨论姚文元文章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８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的文章。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１６５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着，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没好好看文章，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情，你要好好抓好！”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戴什么帽子妥当？”姚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答：“看事实吧！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在场的朱永嘉当时觉得杨的意思，是要姚文元考虑文章分寸，不同意这样批判吴晗。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参加会议的朱永嘉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议给他印象是开得松松垮垮。陈丕显、曹荻秋他们似乎没太把文章当回事。

    
    曹荻秋此前曾经提出姚文牵强附会不实事求是，而且后来对张春桥再送去的修改搞根本不看，张几次催问看法，曹都没回答。〔引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
记曹荻秋同志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斗争》，糜欣祥著，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
５３辑，中国人民政治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３月出版〕这次因是市委书记处讨论，曹才又仔细看一遍。

    
    看样子市委领导干部们都以为姚文元只是批判吴晗的剧本。１９４９年后这种批判太多，尤其６０年代以后，今天批判著名哲学家冯定，明天批判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一会儿批判经济学泰斗孙冶方，一会儿又批判史学权威周谷城。上海市委干部们可能以为这次批判和那些批判差不多，批判一阵子，职务上调动
一下就结束了。

    
    即使上海市委领导觉察到什么，也无法明说。此时，毛泽东已决定发表姚文，上海市委对文章有什么态度，根本无力回天。

    
    姚文元的文章，“市委改了四稿”。〔这是曹荻秋说的。转引自传单：《在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上海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队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编印〕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主张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招呼没打成。〔引自《陈丕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材料
摘编》，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
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会”宣传组，１９６７年５月〕

    
    曹荻秋后来承认说，上海市委那时非常为难：考虑过同北京的关系，事实上是同彭真的关系问题。打不打招呼，不打不好，怕彭真被动；打了招呼，主席不同意，又怎么办？书记处都是反反复复讨论过好几次。〔曹荻秋的这段话引自１９６７年１月８日“红卫兵上海大专院校革委会”与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的《红卫战报》第１６期，《砸烂反对毛主席的上海市
委》，作者是“市委文革小组办公室革命造反派代表”〕

    
    张春桥也说过，同北京市委的关系是他当时的顾虑之一：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九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张春桥１９６６年５月６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疯狂、扭
曲与堕落的年代》〕

    
    不过，张春桥自己在姚文发表前，还是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打了个招呼。他和邓拓是老同事，张１９４９年前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时，邓拓是社长兼总编，张的上级，张当时是理论部主任。张春桥说：“我和邓拓是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这话张春桥对陈丕显和朱永嘉都说过。〔引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所以，如果说当时保密得滴水不漏，上海市委除张春桥外都蒙在鼓里，有点言过其实。如前所叙述，首先，上海市委从姚文元开始写文章时就知道，而且文章也经由上海市委集体讨论；其二，毛泽东在姚文发表前，向彭真透露过要批判吴晗；其三，张春桥曾向邓拓打过招呼，邓拓应该会告诉吴晗。

    
    本来，新闻报刊应该有批评当政者的权利和自由，但是，１９４９年后这类批评根本不被允许。批判有一定职级的党或行政干部，必须经由相关部门允许，这是中共中央自己制定的程序，也即“组织原则”。所以，即使是毛泽东在讲话时向彭真提了一下，彭真并不认为这样就是通知北京市委，他后来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彭真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由，因为就在姚文元发文章批判北京副市长吴晗这一年，１９６５年上半年，中央曾两次发文规定报上点名要经过中宣部，还要求学术批判不要戴帽子。
    
    定稿后的文章，毛泽东“看了三遍，认为基本还可以”。〔毛泽东１９６７年
５月１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
《文汇报》头版发表。第二天，《解放日报》全文转载。

    
    文章首先登在《文汇报》上。这是张春桥的主意，他认为文章刊登在这张非党报上，首先不会引起人们猜测，因为这份民间报纸过去也发表过一些学术争论文章；其次这张上海报纸在全国特别是知识界拥有广泛读者，可以通过对姚文元文章的争论，将知识界同情或同意吴晗观点者都牵出来，便于以后进行更大规模批判。江青同意了。〔引自《以共和国名义判决》〕

    
    文章发表那天，姚文元自己不知道。１１月１０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接电话，是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还向姚文元表示祝贺。〔这是姚文元家人告诉别人的的〕

〔注：本文为作者正在撰写中的《上海文革时期的群众运动》（暂名）第一章的上半部分〕

    
2006年11月19日初稿
2011年6月29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