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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食品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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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阶级!
我们吃的每粒米,每滴油,每叶菜,无不刻上阶级的烙印

http://photo.huanqiu.com/exclusive/2011-01/1462630.html

据新华社、长江日报报道,(伪)公安部公布破获团伙生产销售食用地沟油案件引起全国性舆论反响,有专家称我国每年逾200万吨地沟油返回餐桌。

  华农食品科技学院教授王承明专门从事油脂加工研究方向,他14日接受专访时表示,不可低估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及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

  王承明分析,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

  王承明说,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我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可见情况的严重性。有专家说,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为200万-300万吨,那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王承明说,地沟油查处一个重要的难点是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按食品学院的定义,废弃食用油都是地沟油;而原初的“地沟油”是指从地沟里掏出的食用油。更科学的标准,可能要综合定义,达不到食用油标准的食用油是地沟油。

  一般来说,经过高温的食用油很难再达到食用油标准,它会发生聚合反应、分解反应和引入重金属,炒过菜的油、抽油烟机壁凝结的油、烤鸭油、煎炸油都在此列;没有经过高温,如猪油过期变质,氧化,滋生微生物长霉,水解,也是地沟油。地沟油可以提炼到从外观色泽看上去和食用油一样,但其所含的多环芳烃、重金属、胆固醇对身体有很大危害,甚至致癌。

  为什么地沟油屡禁不止?王承明认为是利润空间所致,地沟油5000元左右一吨;而价格最低的大豆油,一吨价格在7000-8000元。由地沟油制成的生物柴油,因价格等原因销路不畅。因而,一个重要的防治手段是政府对于企业回收地沟油制备的生物柴油进行减免税或补贴,增强这些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其在回收地沟油时,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今年年初,王承明受访谈如何将地沟油变废为宝,采访内容作为提案提交全国(修正)“两会”。当时,他提出过几条建议,一是完善和更新食用油系列标准,从而杜绝地沟油回流到餐桌。另外,建立地沟油标准,从而为重罚餐馆将地沟油当作食用油提供依据。

  目前,(伪)公安部从浙江、山东等地查获的多份可疑“食用油”样本,正在陆续送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检测。经过试验,技术人员发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地沟油”经过几番处理,再依据现有食用油国标检测,指标上确实是“合格品”。第二,吸附剂等材料较便宜,提炼“地沟油”背后,确实存在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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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部分权力部门在山区建绿色基地种特供菜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16日12:48 新华网

  新华网杭州9月16日电(“新华视点”记者谢云挺、商意盈)最近有群众向“新华视点”记者反映,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真相到底如何,记者专程赴遂昌县进行了调查。

  优质农产品成为“特供菜”

  遂昌地处浙西南深山区,素有“林海仙县”之誉,近年来这个欠发达县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靠发展原生态精品农业声名鹊起。然而,与此不和谐的是,一些权力部门“小团体利益”的介入,使这一“富民工程”变了味。

  妙高镇仙岩村,位于大山深处海拔700多米的山腰,四周群山环抱、林木苍翠、景色迷人。知情人介绍,这个村庄就是一些部门选定的高山土猪“特供”基地之一。

  入村探访,记者了解到,当地农户养殖土猪由村委会创办的“妙高七山头土猪专业合作社”统一提供猪仔,统一养殖标准,统一收购,统一补贴。为了保证养殖质量,村委会规定每户农民养猪数量最多不能超过3头。

  今年88岁的翁炳瑞养了3头猪,老人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拿猪草,回来剁碎,用大锅煮熟后来喂。“一天喂3次,3头猪一天就能吃掉一大锅。”翁炳瑞说,除了吃猪草,还吃自己种的番薯、玉米、土豆、葛藤、葫芦。一头猪要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

  仙岩村委会主任翁金水介绍,一些部门、单位选择他们村作为定点,主要看中的是这里海拔高,空气好,环境好,能够保障土猪养殖的品质,并且对他们严守“土”法饲养,不喂合成饲料、不用激素和添加剂感到放心。翁金水说,现在每隔一天,村里都要给市里“直运”土猪,每次宰杀两头,并且连宰杀的猪血也要求一并送去。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养殖的土猪,因村庄周围有7个山头而得名“七山头土猪”。目前全村养这种原生态高山土猪的农户有350多家,主要供应一些部门、单位和高档酒店。

  除了土猪“特供”,遂昌县当地生产的绿色瓜果蔬菜,也被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看中。

  在海拔850多米的遂昌高坪乡高坪村,记者看到一箱箱印着“桃源尖”商标的小黄瓜正在包装启运。高坪村里高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包孙雄说,这批即将送往省城的小黄瓜都是原生态无污染的产品。目前,这种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的瓜果蔬菜已发展了60多亩,种植了四季豆、番茄、小辣椒、水果玉米等20来个品种。

  据了解,该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包孙雄说,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

  “特供”背后“花样”

  记者了解到,遂昌县制定了全省首个原生态农产品地方标准,目前,已创建了“黄泥岭土鸡”“七山头土猪”“建洋原生态稻米”“高坪土牛”“金竹山茶油”“湖山有机鱼”等40多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心基地,深受市场欢迎。

  这些基地在开发建设中得到了不少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对此山区群众心存感激。但群众反感的是,个别部门借助权力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利益。

  遂昌县农业部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对记者说,一些部门和有钱的大单位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会派人到一些山清水秀少污染的欠发达地区实地考察,与当地农产品基地对接,要求直接为机关提供高标准的安全农产品。但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利用政府权力和资源问题,外界一般很难知晓。

  他说,一些部门手中掌握着各种名目的资金。比如说农业部门有设施农业、生态循环、污染治理等各类项目资金,这些大类中又有很多子项目。资金要给谁、给多给少,上级部门有决定权。如果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部门可以通过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让其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等方式实现变相“补偿”,而部门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一些有钱的大单位,财大气粗,往往采取定点团购等方式来保障吃到安全放心食品。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每出栏一头土猪,村专业合作社收购价每公斤要比市场的普通饲料养的猪贵6元左右,并且农户还可获得每头猪200元的资金补贴。当地村民介绍,现在农户养一头土猪获利要比普通猪高出700元左右。

  村主任翁金水坦言,由于养殖土猪要重品质,数量不可能大规模增长,目前全村已发展养殖了1000多头土猪,也只能满足一些高档酒店和机关部门的特需供应。虽然村里在县城最大的中心菜场设了一处专卖摊位,每天却只能供应一头猪,不仅售价高,市民想买还得赶早集,否则很难买到。

  “特供”何时变“普供”?

  在遂昌走访调查,记者不仅发现这里拥有仙境般的风景,也感受到山区农民对发展绿色“精品农业”的热情。但对于当下高端安全食品“权贵化”的倾向,还是议论纷纷。

  浙江大学(微博)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市场需要的,是群众欢迎的。遂昌农民懂得重视发展高品质农产品,有利于提升山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找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政府应该大加鼓励和扶持。问题在于,在实施过程中,政府部门不能从中搞“特权”,把面向广大消费群众的绿色农产品基地变为少数人的“特供农场”,这不符合执政为民的理念。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让群众防不胜防,作为政府部门尤其监管部门,如果只顾保障自己吃好喝好,安全无忧,这样会不会把公众焦虑的食品安全监管置之于脑后?”在采访调查中,一些市民对此也表示担忧。

  杭州市退休职工张国光说,“特供”的重现和蔓延,无疑向公众传达了一些政府官员对市场食品安全不信任的信号。如果官员都信心不足,又哪有决心和动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人人都是平等的,百姓希望各级政府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源,解决好普通大众的食品安全问题,早日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吃上放心猪、安全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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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究竟谁来监管“地沟油”?

    公安机关近期破获的特大“地沟油”案件,揭开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黑色产业链,案件令人惊心,暴露出来的食用油监管机制的种种问题则令人揪心。

    地沟油问题被揭露出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伪)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为此出台《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但通过破获的案件人们惊讶地发现,生产“地沟油”的黑窝点披着正规工厂的外衣,并实现机械化规模生产,销售渠道更具隐蔽性,足见地沟油黑色经济链正越来越猖獗。

    “地沟油”制售从小作坊到大工厂的“产业升级”,反衬出监管机制和措施的缺失。在警方侦破的这起“地沟油”案件中,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零售等各个环节,都没有看到监管部门的身影。这样的监管缺失,加大了社会关于食用油安全的忧虑。

    “地沟油”猖獗暴露出属地监管的弊端。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按属地监管,跨地区监管在不少地方基本变成谁都不管。一旦“地沟油”产业链把不同环节放到不同区域,如从四川、浙江等地收购粗炼油,到山东等地进行深加工,销售到河南等地,“自扫门前雪”的监管就失去作用。

    打击“地沟油”黑色产业链,杜绝“地沟油”毒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是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责。公安机关近来破获这次特大案件足以表明,不管调查难度多大,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多强,只要顺应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呼声,找准工作努力方向,打击“地沟油”犯罪总会找到好办法。

    建立一个各部门共管的网络,显得相当迫切。各职能部门如能资源共享,群策群力,对涉嫌制售“地沟油”的线索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同时充分调动社会群众积极性,设立专门的举报投诉平台,方便群众提供线索,打击地沟油的行动必将取得更为突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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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nt.163.com/10/1113/10/6LC4OBCK00032DGD.html

部分机关国企自己“种菜”吃(图)
2010-11-13 05:40:51 来源: 长江商报

现在网消息租一块地,雇上一些农民为本单位、本企业、个人或自发性的组织种植蔬菜、养殖家禽,在国内许多地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管理的自供方式,表达了对食品安全的深度忧虑。

教授自曝企业“雇人种菜”

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的博客里,一篇“国家机关自建农场”的博文被广泛跟帖和转载。文中提到何教授所到的几个省级国家机关,均有自己的生产基地。去年在西部某省机关食堂吃饭,陪同人员对他说:“我们的饭菜你放心吃,都是绿色食品。我们在农村租了几十亩地,雇农民种植,没有化肥,没有农药。”

据了解,何兵博文里的政府机关,还有大型国企、有实力的民企、金融机构以及一些自发的个人组织,这一模式还因口口相传和易于模仿,正在不同省、市、县及不同性质的机构和组织间广泛地复制。

各地企业“种菜”好几年

中石化中部某省级公司已经有这样一个庞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们供应副食品。而同处一城的该省电力公司正在效仿,后勤保障部门正在寻找一个足够大的生产基地,为企业员工们供菜。从该电力公司透露出来的消息是,要不惜成本做好这件涉及员工福利的大事。

广州十年前已经出现了这种模式。在广州的祈福新村,一位企业家将未开发的三期房产用地租了下来,雇人种菜直供一、二期已经入住的居民,这位企业家因此收入颇丰。对饮食颇为讲究的广州,从个人到企业再到机关单位都有类似现象。广州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老板对食品安全的特别关注,也租地雇人种菜供应本企业员工,节假日甚至将多余的菜作为礼品发给员工

同样的情况在北京和上海亦不少见。上海一家以金融、房地产为主的民营投资企业集团,在苏州开辟了400多亩地,接受部分会员客户的订单,以及供应公司高层日常用餐,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这一福利还没有覆盖到普通员工。

陕西省(伪)高院在离西安50公里的陕西高岭县租了30多亩地,雇了十几名农民帮该单位种菜已经有两年,这个生产基地供应的时令蔬菜目前已经供不应求。据了解,一些省级机关的环保部门亦在其列。

食品安全忧虑引发“种菜”

记者采访和暗访过程中发现,这一现象较为普遍地存在,原因在于社会群体之间的不信任加剧

多利农庄董事长张同贵说,他萌生自己搞农庄的想法,缘于看到很多农民种两块地:一块地生产出来的蔬菜用来卖到市场上,一块则供应自家人食用。这样一种做法为人和社会所知,即便两者菜品质量区别不大,也难免对购买者产生一种不良的心理暗示。鸡是45天长大的,猪是五个月长200斤的,菜原本40天一茬,现在25天一茬。化肥、农药残留,没有菜香味……仅凭直观和感性认识,加以常识判断,生产过程的安全就足以令人大打问号。据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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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蔬菜最干净的产地:特供有机菜可靠无污染
http://discover.news.163.com/11/0920/10/7ECU4ILQ000125LI.html

核心提示:这个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是专为(伪)政府机关生产有机蔬菜的,从来不对外销售,生产的蔬菜包括甜椒、洋葱、豆角、花菜等等;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上图:北京(伪)海关总署的蔬菜种植基地高达六英寸的围栏后面种植的各种有机蔬菜。“普通人是进不去的。”一个家住周边的邻居说。

一眼看上去,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围栏高达六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

68岁的李秀清(音译)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顺义区,家就住在农场的马路对面,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进去过,因为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据他描述,这个农场专门为政府机关生产有机蔬菜,从来不对外销售,生产的蔬菜包括甜椒、洋葱、豆角、花菜等等。

农场的大门上一直挂着写有“该农场资产属于北京海关蔬菜种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一名中国记者潜入该农场写了有关该农场内的有机食品的报道,报道称该农场生产的小黄瓜干净又卫生,摘下后无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拥有这样好的蔬菜种植基地都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像这样的有机农场似乎是非常隐秘的。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在中国,最上等的食品公司从不做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限量生产的那些优质产品实际上是专供中央机关和政府食堂等地方的相关精英阶层食用的,他们中有政府首脑,各国大使馆的官员等。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却受到了各种污染,吃得越来越不健康。肉里胆固醇超标,池塘里养的鱼是用避孕药催生的,牛奶更危险,为了让蛋白质含量达到标准,竟然在牛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有害添加剂。

在国有食品企业工作并发表过专著的高志勇(音译)直言,政府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吃得健康不健康,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都是吃特供食品的。

在中国,“特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高志勇说:领导人必须确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会有人污染他们的食物。

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特别的食品采购部门,该部门直属于国家安全机构,旨在向国家领导人供应和检验食品。其次,供应给中央和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食品也在质量和数量上被分为25个等级。

而现今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安全健康的食品的数量越来越有限,这些现状同样助长了整个为精英阶层特供食品的体系。

来自美国的PhelimKine指出,我们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能吃到那些安全可靠无污染的食物的,只有那些享受特供的政府官员们。

在北京,特供农场一般选址都在机场附近,那儿有钱的外籍人士非常多,还有很多国际学校。那儿属于北京的西北片,远离中心城市人多车堵的环境还有其排出的各种废气污染。

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最早是用来提供特供菜的,现在依旧是所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专为国宾宴会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伪)国务院有其专门的食品供应部门,哪怕只是一只咸鸭蛋,也是特供产品。

位于山东省的微山湖莲花食品集团的有关人员称:“我们已经为(伪)国务院特供近20年了,我们的产品供应总量相当有限,从来不在普通的超市卖场里销售。”

一些有机农场主称,当他们将产量有限的产品推向市场时也往往受到各方阻力。

延庆的一家有机乳品厂的老板王詹立(音译)说:“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向政府机关和有关单位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我们觉得让普罗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产品更加重要。”他的乳品厂是2006年拿到有机认证书的。

王詹立的奶制品厂取名绿色小院(Green Yard),其制作技术是从荷兰引进的。奶牛吃的草是不用农药的,工人们在无菌仓房里为奶牛挤奶,她们带着白色的帽子,看上去不太像女工,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

使用这种有机喂养方法,这些奶牛的产奶量只有普通奶牛的一半,这些牛奶显然是供不应求的。尤其是2008年爆出了三聚氰胺丑闻,毒奶粉导致六名婴儿致死,三十多万人受感染的新闻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有机乳品更成紧俏货。该乳品企业的经理说,其三分之二的产品是供应给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外交人员以及国际学校的。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产品进入少数涉外超市或健康食品商店售卖,标价是普通牛奶的近三倍。

“绿色小院”的总经理侯学军说:“我们国家不像瑞士,我们国家人口太庞大,要想每个人都吃到有机食品是不现实的。”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某些精英阶层拥有特权产生民愤,这种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特供现象一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一家广州本土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了有关海关农场的消息。报纸一出,有关部门立即禁止了该报对此事件做进一步报道,并且将该文章从《南方周末》的网页上删除了。

海关总署出面澄清说这个农场并非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签了一个十年期从该农场采购蔬菜的期约。

海关总署发言人冯丽静说:“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能有一个固定的蔬菜供应商,其次,现在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签了这个期约,我们可以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蔬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只去年一年,中国就发生了几十件令人作呕的食品安全丑闻。上个月,中国西部地区又有11人由于食用了添加了防冻剂的醋而死亡。每一件新的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都迅速提升了公众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度。

尽管有机食品商店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越来越多见,但是价格非常高。一些中国家庭非常渴望以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购买到干净的食物,他们开始寻找属于他们的特供渠道,即形成一个家庭合作机制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食物。

一个北京的家庭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样解释说:“首先,有机食品的供应量是相当有限的。其次,并非每一个农民都懂得如何进行有机种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建一座农场的费用也太高昂,是很难承受的。”这位负责人去年组建了一个由一百个家庭组成的合作社从农户手里直接购买食品。

刘女士是一位四岁女孩的母亲,经过三聚氰胺污染奶粉的事件后,她认为:“你虽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所谓的有机食品,但是我对这些产品也不太信任,因为我知道很多都是假货。”

中国的体育代表队已经明令禁止运动员食用猪肉,因为双氯醇胺(clenbuterol)这种常见但是非法的类固醇常常被用来饲养猪,而吃了这样的猪肉后,往往无法通过药检。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去年被国际柔道联合会禁赛,原因是药检不合格。不过这则禁令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又被取消了,因为她说她从未注射过双氯醇胺。

柔道教练吴伟峰说:“现在我们会对食品进行预检,我们比过去更加谨慎了。我们只从那些经过政府审批的有机农场采购猪肉。”

某商业杂志披露,大多数供应权贵阶层的猪肉都经过北京第二商业局的检验,其附属的子公司每年在位于河北省的农场宰杀约五万头生猪。

这家杂志同时披露,这些猪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场的经理说的那样,有时候,养猪也是关乎政治的事情。(本文来源:东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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